作者：盖凯程
出版社：西南财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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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冲击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危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认知研究试读：
前言
2003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古典经济学领军人物，理性预期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在主席发言中非常高调地宣称：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克服，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现任美联储主席、时任美联储理事，以研究1929年大萧条而闻名经济学界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在他热情洋溢的《大缓和》的演讲中同样高调地宣称，在现有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框架下，商业（经济）周期作为一个大麻烦已经解决了，顶多只会出现一点小麻烦，“当今世界经济已进入大稳定时代”。话音刚落，万里晴空一声霹雳，一次次高烈度的经济金融大地震让全世界摇晃不已，震中位于头牌资本主义国家——美国，震源则在于以“完美市场经济假说”为中心思想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时至今日，全世界仍处在艰难的“灾后重建”过程中。
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差点将整个世界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然而一个世纪的时间未到，另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经济危机再次席卷全球。对这两次世纪性的经济大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有一个生动绝妙的比喻：“那就像一种曾经引发致命瘟疫的病菌，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它已被现代医学征服，但它又以另一种形式重现了，而且这一次它对多种常用抗生素都产生了抗体。”
回首人类社会经济危机史，自1825年英国首次爆发全国性的工业危机以来，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从此结伴而行。1836年、1847—1848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经济危机如同羊角风一样时不时地发作困扰着资本主义，不时打断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其中，1873年危机是19世纪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经济危机，它几乎直接改变了资本主义的航向，自由资本主义自此被垄断资本主义取而代之。进入20世纪，经济危机仍如影随形，1900—1903年、1907年、1920—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周期性的危机频发。1929—1933年世界大危机则是其中破坏性最大的一次，它改变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认知，重塑了人们关于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危机依然频发，而且具备了一些新的特点：①危机频繁，周期缩短。19世纪，经济危机大约每10年发作一次，20世纪上半叶，经济危机大约每7～8年发作一次。而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美、日、德、法、英等国平均再生产周期大概为5年。如美国先后于1948—1949年、1953年、1957年、1960年、1969年、1973—1975年、1980—1982年、1990年和2007年先后爆发九次经济危机。②经济危机的同期性和同频性。二战后经济一体化和资本主义体系全球化进程加快使得经济危机的传染性大大增强，同期同频特征愈益明显。例如1957—1958年、1973—1975年、1980—1982年经济危机皆由一国引发而后迅速蔓延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国，发展成为世界性经济危机。进入21世纪，随着资本的国际一体化大大加快，2008年金融危机更是几乎蔓延至世界每一个角落，除了少数仍隔绝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特殊国家，如朝鲜、缅甸等，大多数国家都被卷入其中。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当前的美国经济金融危机只不过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延续。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匆匆宣布危机已经结束。然而，事实在于，时至今日，世界经济在总体上远未达到危机前的水平。危机仍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形式延伸、扩展、深化，并不断再生和酝酿新的危机，继诱发欧洲债务危机后，又相继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引发新的一系列并发症。受国际金融、经济和债务危机蔓延的影响，印度、巴西、俄罗斯乃至中国经济增长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认为，这一场危机将至少持续到2018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表示，她预计欧洲经济在2021年之前不会有好转，欧洲需要十年时间来整顿经济，走出债务危机。对于现在究竟是“危机后时代”还是“后危机时代”仍存巨大争议，这需要历史和经济数据进一步的检验。更重要的事情是对这一场百年一遇的大危机进行深刻的反思。
在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史上，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屡见不鲜。危机往往直观地暴露出既有主流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存在的真空区。一次次严重经济危机往往成为经济学认知转折和经济理论创新的契机。“1929年的‘大萧条’红了凯恩斯经济学，19世纪70年代‘大滞胀’火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那这次金融危机呢？”与历史上的“大萧条”一样，这场危机也是对现有的经济学主流理论一次巨型而真实的社会实验。每一次严重危机都促使人们重新省察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起学者们对经济学的反思和经济思想史上的科学革命，同时孕育经济学的新范式，本次令世界经济至今未能恢复元气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不例外。“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不断演变和深化，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经济思想，经济学和全部社会科学正酝酿革命性变化。”经济金融危机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发起了严峻挑战，主流经济学范式式微将是后危机时代的课题，范式危机使得研究如何拓展现代经济学范式的转化空间和保证其生命力极为重要。
从理论上说，经济理论作为一个整体逻辑体系要不断接受实践检验，而现代经济学范式一经形成再未随时代变化而进行过整体范式变迁，稳定的范式导致了理论创新惰性：在既定范式支配下，只要现有逻辑体系和方法论原则能够在一定经济分析工具帮助下合理地解释经济现象，这种范式就会得到认可和维护。即使经济分析的结论和现实并不相符，人们也不会怀疑范式本身是否出现了危机，而是通过修正自身对范式认识和理解的偏差，将反常的经济现象勉强纳入到既定范式所蕴含的逻辑和理论空间中，进而去维护旧范式。现在这一研究格局必将随着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而改变。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真实世界的重大危机总是伴随着学术领域的巨大变化。倡导并践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并影响着全球经济，凸显了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及其危机予以剖析的重要性。“各学派的思想演化与那时发生的大事件之间奇特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各种经济观点的对决结果。”在反思主流经济学范式和经济理论的本质性缺陷的过程中，应对危机灵活自如的中国及其发展模式必然引起学界的重新审视，促使我们去寻找和提炼与中国成功模式之间极具内在张力的理论逻辑，继而将金融危机转化为增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认同度的现实驱动力。
如何以金融危机冲击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危机为理论演进的契机，赋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新时代背景下的逻辑穿透力、理论想象力和现实解释力以增进其范式认同度，是本书的一条研究主线。本书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坚持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来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基本思路和技术路线如图1：图1 本书基本思路和技术路线图
本书的核心思想如下：（1）经济学思想演进和学科知识增长的背后伴随着经济学范式的不断转换，因此，我们重点说明经济学范式转换与演进的思想与历史逻辑：从科学哲学的角度阐释哲学方法论导向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关联性；从经济危机史的角度寻找现实世界冲击与经济学理论演变的契合点。（2）根据库恩的科学革命结构，常规理论时期经济学主要受外在社会目的性动力支配出现在范式框架内，经济学目标的选择推动着经济学发展。而我们将重点在理论层面上阐明在非常规时期——以经济金融危机为视角——在经济学系统内在确定性动力和随机性动力耦合的非线性作用下，经济学系统的演化必然出现不适应范式的偶然发现或反常现象，即经济学系统内的“随机性涨落”。这些随机性涨落随着金融危机的演化被放大为巨涨巨落时就会导致范式的变革。（3）在金融危机和后危机时代，“反思”“复古”“重构”三个关键词成为经济学范式演进的主要特征：在“反思”中，重点以金融危机为武器，以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硬核”为靶器，有的放矢地分析其范式危机；在“复古”中，重点是重新审视对本次危机有所触及的非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要点；在“重构”中，重点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认可为核心，充分考虑从中国发展的成功素材中去提炼并吸纳其理论精华。
本书的主要观点如下：（1）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危机是增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认同度的绝佳时机，金融危机彰显了马克思范式超越时空的逻辑穿透力、理论想象力和现实解释力，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认同的现实驱动。（2）在经济学思想发展和理论演进的脉络中存在着一个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动态模式，其背后的内生性逻辑是方法论逻辑，外生性逻辑是经济危机逻辑。这一动态模式在金融危机的新时代背景下正在接受进一步的验证和展开。（3）方法论是经济学成熟与稳定的先导和标志，经济学思想的变革也首先从方法论开始。经济学方法论与科学哲学间具有内在的思想一致性和同态一体化的演进趋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认同的方法论含义是在新的方法论基础上构建理论体系，方向是以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统摄科学主义、历史主义、达尔文主义和复杂性科学，回归经济学的马克思传统，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进行创造性融合。（4）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逻辑困惑和现实悖论暴露无遗。例如个体理性选择与社会群体理性的缺失、“均衡假设”与金融市场的结构耗散、经济理论模型的共时性结构与虚拟资本市场的历时性结构、稳定性偏好的逻辑刚性与金融经济运行体系复杂多变的逻辑弹性、均衡静态分析与经济金融体系运行的非平衡性和非线性；计量分析方法对长期稳态数据的依赖与危机冲击下经济金融数据的突变等。（5）在中国经济学范式的重建过程中，须以马克思经济学的观念范式为基础，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要素，体用结合，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承和西方经济学的超越，最终在规则范式和操作范式上完成转型经济理论的建构。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思想的形成，凝结了著者多年来的一些思考。从攻读博士期间，著者就开始思索这一重要的学术命题，并形成了一些前期成果。在此基础上，借助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0YJC710016）（含阶段性成果）的支撑，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体系。但这一研究并未结束，恰恰相反，它是著者未来学术生涯的一个新的起点。感谢课题组（10YJC710016）成员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国家税务总局党校经济学教研室张景华副教授对本书的建议、支持和参与。感谢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李霞湘老师的辛勤付出。盖凯程2014年10月15日晚于蓉城金沙园第一章范式与经济学范式：科学哲学与经济学的同态一体化一、范式与科学研究纲领（一）范式与科学革命“范式”（paradigm, ）一词源自希腊语“Paradeig-ma”，又称为“规范”，意指“模型”。在科学哲学史上，“范式”由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学者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借用语言学而首创，并在其1962年出版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中进行了系统梳理、深入阐述和理论建构。在库恩的范式理论里，范式是最核心的概念，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一种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的集成，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科学共同体的共同承诺或约定，是科学共同体的共有范例和普遍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并因此在心理上形成科学研究的共同信念：“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其特点表现为：①公认性；②整体性；③可模仿性。
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1965）依据库恩范式的内涵特点，从概念外延的视角将范式提炼出三种类型：（1）观念范式。作为一种信念和范式最核心的部分，观念范式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在此，范式被看作一套根据特有的价值观念而形成的关于外部世界的信念，反映“科学共同体”所普遍认同的特定体系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稳定且不易变的假说、判断和思维等的基本规定。（2）规则范式。这是在观念范式基础上衍生出的稳定但可变的假设、术语、概念、公理、定律、规则、程序等规则系统和约定集合。作为范式的“硬核”和社会学范式，它反映了一种科学传统、习惯以及被“科学共同体”普遍接受的特定的理论诉求。（3）操作范式。这是一个解决疑难所持的符号、语汇、注解、模型、范例等具体的表达方式，作为范式的“外壳”和人工构造范式，它反映了“科学共同体”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和工具。
在上述范式类型的层次结构中，观念范式是核心和基础，规则范式是中间结构，操作范式是外围。观念范式决定着规则范式和操作范式的逻辑演绎空间。观念范式的变化，意味着全部范式系统的格式塔转换。如果对范式系统的层次结构进行更进一步的概括和提炼，我们会发现，库恩的范式理论其实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范式就是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范式又是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其中在方法论意义层面上，它又可具体细化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樊纲（1995）曾在在方法论意义上给范式下了一个定义，即“在某一学科内被一批理论家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库恩的“范式”核心用意在于评定科学成就标准、塑造科学变革的信念并依此揭示科学理论发展的规律性及其本质。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思想中，范式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任何一门科学领域的发展成熟的标志和先导，库恩（1962）所说的“常规科学的公认成就”即范式。当一门学科的全部或部分研究者形成了统一范式，该学科即进入常规科学时期。当科学家们拥有了共同的理论框架，才能去接受吸收并同化由观察和实验所提供的材料进而充实和发展该理论框架。库恩认为，如果没有范式，科学就无法开展活动。而一旦形成范式，“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与此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
库恩（1962）把科学发展分为“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革命”三个基本阶段。在库恩看来，科学的发展是通过新旧范式转换而实现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如下：起先，是“具有一个范式和致力于解谜的常规科学；随后，是严重的反常，引发危机；最终，由于新范式的诞生，危机得以平息。科学的发展循依着：范式形成——常规科学——反常——危机——新范式的形成——常规科学……的轨迹。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是一个类似于进化的演化与革命、积累和创新、连续与间断的统一的进程。科学家们“不再追求一门旧科学对我们目前优势地位的永恒贡献，而是尽力展示出那门科学在它盛行时代的历史整体性”。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共同体遵循统一的范式进行科学研究以解决问题和疑难。作为一项连续高度累积性的事业，常规科学的“解谜”活动的目的在于稳定地拓展科学知识的精度和广度。通常而言，常规科学越成功，则越意味着科学发现缺乏新颖性。新的科学发现源于意识到反常，即意识到“……自然界总是以某种方法违反支配常规科学的范式所做的预测”。一个稳定的范式如果无法提供解决问题的适当方式，疑难不能及时有效解决时，就出现了理论范式的危机，“危机是新理论出现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原有范式趋弱和认同度下降的必然结果就是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范式转换的过程通常由某一例外事件引起，为了纠正例外（Anomalous）事件引致的问题，研究者改变工具设定，尝试新的政策工具，对反常和例外事件进行扩展性的探索，通过调整现有范式，以解释“反常”问题，然而努力无效而引发政策失败（policy failure），进而打击既定的旧的范式，就会促使人们去寻找新范式，以期修正政策。这种转换直到经过调整后的范式理论使得反常和例外变成与预测相符时为止。
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转换，传统的范式向新的范式过渡就是科学革命。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了现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时，科学革命随之而生，人们通过尝试用竞争性的理论取而代之，进而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解决过去解决不了的疑难，从而产生新的范式。当然在具体实现过程中，这一转换是非常困难的一次格式塔转换——范式的转换表面上看只牵涉理论框架、研究趋向和分析工具的调整，但实质上它还关系到研究信念、价值信仰和世界观的改变：“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科学）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科学）革命之后就变成了兔子。”——在固有的世界观支配和价值思维惯性的驱动下，科学家通常会竭力抵制新出现的理论范式，通过种种自我适应性调整来巩固既有范式的稳定性，进而维护千疮百孔的旧范式。因此，范式转换的难度丝毫不亚于改变一个信徒的宗教信仰：“改换所效忠的范式是一种不能被迫的改宗经历。”
库恩的范式理论从科学哲学史的视角深深刻画了在科学发展的带动下人类从认识论到世界观全方位跃迁的历程。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我们看到，科学（家）之所以为科学（家），正是基于范式的存在。科学的发展是以科学革命即范式的新旧交替形式进行的，每一次范式转换既是科学知识体系的重建，更是科学世界观与科学信仰的重构。科学革命的积极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它提升了知识体系在描述世界、认识自然、解释现实的精确度，更重要的是它凸显了以科学家为代表的人类自身内在价值观念和实践标准的进步。（二）科学研究纲领：硬核与防护带
在批判继承库恩范式理论和波普尔证伪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著名科学哲学家伊里姆·拉卡托斯（1978）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一书中提出了另外一种科学哲学理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我主张典型的描述重大科学成就的单位不是孤立的假说，而是一个研究纲领……成熟科学是由研究纲领构成的。”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研究纲领是一组内在逻辑体系严谨、结构严密且内洽的科学理论系统：“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都是研究纲领，它们各有一个受到顽强保护的独特的硬核，各有自己较为灵活的保护带，并且各有自己精心考虑的解题手段。”
在拉卡托斯（1978）看来，理论是极具“韧性”的，作为一个整体结构——由硬核、辅助保护带以及方法论机制（正、反面启发法）等组成——所有理论“之遭受反驳是与生而来、随死而去的”。换言之，拉卡托斯的核心思想是：理论的韧度使其具备足够的能力抵御来自经验事实的挑战，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能偶让使整个理论体系不断得到调整、发展和升华，而非轻而易举地被证伪。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理论构成如下：①研究纲领的中心由最基本和最核心的理论基石构成为硬核（hard core）。作为坚韧的、不可动摇、无可辩驳的核心，硬核如人的心脏一般，既规定了科学研究纲领的性质、特征和边界，更规定着科学研究纲领发展的方向和命运：“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硬核’上有明显区别。”拉卡托斯（1978）认为，这一硬核具有不可反驳性，反驳硬核就是反驳整个研究纲领，摒弃硬核就是摒弃整个研究纲领。②围绕在硬核周围的各种辅助性假设构成为理论防护带（protective held），表示当理论假说被经验验证时可以向外延伸，而当遭到反驳时可以向内收缩的部分。辅助性假说围绕理论内核形成了一个保护带，保护带的伸缩空间和弹性可在很大程度上承受和消解理论（即科学研究纲领）与经验事实不一致时承受检验的压力，通过对防护带进行调整乃至更换来保护硬核：“正是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③科学研究纲领的方法论机制。拉卡托斯认为科学研究纲领由两种方法论规则构成：一些规则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启发法），另一些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正面启发法）。所谓反面启示法，规定了理论不应该做什么，其核心原则是不准放弃或修改硬核，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反面禁止性规定；所谓正面启发法，则指出了理论应该做什么，这是一种通过鼓励科学家修改或完善辅助性假设，以丰富、完善和发展整个研究纲领的鼓励性规定。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概念是受库恩范式概念的启发而提出的。但拉卡托斯认为自己的科学研究纲领不同于库恩范式理论的是，库恩处理科学连续性的概念体系是基于社会心理学，而科学研究纲领的概念体系则是规范的。在科学研究纲领里，如果说硬核是母理论，那么作为一个完成的理论链条，防护带（辅助性假设）就构成为其子课题，起着充分地表达硬核和保护硬核的作用。硬核与防护带双方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依赖。
库恩将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解读为范式的交替与转换，而拉卡托斯则将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描绘为科学研究纲领的成长：“假设我们有两个竞争的研究纲领，一个是进步的，而另一个是退化的，科学家们倾向于参加进步的纲领，这就是科学革命的基本原理。”拉卡托斯对于科学的发展给予了更大的宽容度：“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并不提供即时的合理性。必须宽厚地对待年轻的纲领：研究纲领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开始发展并成为经验上进步的纲领”。他对波普尔证伪主义“通过反驳很快地扼杀一个纲领”轻易而草率地判定研究纲领死刑的方法论进行了批评，认为否定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的依据并非经验事实的反常，而是基于出现一个更进步的研究纲领。当既有研究纲领与现实世界的经验事实并不相符时，科学家的理性选择不应当是急于将其抛弃，而是通过调整辅助性假设消除反常：“科学家列举出反常，但只要他的研究纲领不减势头，他大可不理睬它们。决定他的问题选择的……不是反常。……只要辅助假说保护带的业经证认的经验内容在增加，就不许‘反驳’将谬误传导到硬核。”据此，拉卡托斯明确给出了研究纲领进步或退化的核心标准在于它的理论预见性：如果防护带经过调整后研究纲领的理论增长预见了它的经验增长，换言之，只要它继续不断地成功预测新颖的事实（进步的问题转换），那么它就是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如果防护带经过调整后研究纲领的理论增长落后于经验增长，也就是说它无法继续相当成功地预见新的事实（“退化的问题转换”），那么它就是一个停滞的研究纲领。此时，当研究纲领导致了“退化的问题转换”，就不得不被淘汰或“暂时搁置”:“……我们坚持，如果纲领不再能预见新颖的事实，可能就必须放弃其硬核；……硬核……崩溃的原因纯粹……主要是逻辑的和经验的原因。”
在拉卡托斯的科研研究纲领成长模式中，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不断取代退化了的研究纲领的过程，科学的革命实际上就是旧纲领因缺乏预见力而退化，新纲领因富有预见力而进步，从而由进步的研究纲领替代退化的研究纲领：在一个研究纲领内部，一个理论只能被一个更好的理论所淘汰。拉卡托斯（1978）认为，任何研究纲领都会退化，而且任何成功的科学研究纲领都有一个由进化而退化的演变过程。他同时还认为判断一个研究纲领是否真正退化只能在事后得知，要断定一个研究纲领是否对另一个研究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是非常困难的，人只能事后“聪明”。二、经济学的“范式嵌入”与“拉卡托斯吻合”（一）经济学的“范式嵌入”
从方法论意义上说，经济学范式并非是在库恩提出范式这个概念以后才存在的，而是有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范式”的理论指向显然是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数学、天文学等。库恩本人也并不认同将范式一词运用于经济学中。因为在库恩看来，缺乏常规科学所必须具备的公理化形式的经济学距离真正的科学距离尚远。但“范式”一词一经提出，便成为哲学、科学史乃至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并最终被引入到了经济学中，成为框范经济学科学性的一个重要的标尺。范式的理论范式、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于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具有恒久的魅力，范式之于经济学具有相当的概念的内洽性和逻辑的一致性，赋予了经济学以高度的规范性，并使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如科学一般的普适性。
范式与经济学的适溶性在1871年经济学边际革命和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对经济学的改造得以彰显。之后经济学的“范式嵌入”趋势随着经济学自然科学化倾向趋强而不断强化。Peter Urbach曾在《帕尔格雷夫大辞典》中特别指出，“经济学作为一种范式，最重要的恐怕要数边际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主观效用价值论以及随之而来的边际分析方法。”科学的共通性和科学发展的本质规律驱使经济学家戮力构造经济研究领域内相对独立的范式，并由此形成了经济学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范式所凝练的基本理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及其分析工具的支撑，搭建起了现代经济学的精美恢宏的理论框架，塑造了现代经济学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显学地位。
就经济学范式的内涵规定性而言，我们知道范式作为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规则，既是特定学科理论的概念体系、基本模型及由此衍生的约定集合，又是特定学科内人们借以交流而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技术手段等等的综合体。它既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同时它还是指方法论，即一整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由此我们可以推演引申出经济学范式的范畴：经济学范式是在一定世界观和价值信念的支配下，经济学家对经济世界和经济研究领域的基本判断以及由此衍生的经济概念体系、基本模型、研究方法和工具等。更进一步地说，经济学范式既是一种经济学家看待经济世界的信仰，又是一种理论约定的集合，还是一种思维表达的方法，即在经济研究领域通行的应用工具、符号和辅助条件等操作规式。
就经济学范式的外延的规定性而言，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和思想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具体的范式并未超出和脱离经济学的共同理论范式范围，但由于各自构造路径、理论要素、研究对象、概念体系、检验标准、逻辑结构、研究方法和解释方式等的内容特质、地位作用和联结形式的不同，导致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大相径庭。
在边际革命和马歇尔综合分析之后，主流的经济学家开始从这个一般方法中选出一部分用以构造其独立的范式，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范式。主观效用论和边际分析方法迅速成为主流经济学者们共同的分析工具，也由此推动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形成。宏观经济学内部也有相对立的构造范式：既有市场出清假设基础上的古典宏观政治经济学，也有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范式。我们所说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由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和对马歇尔过程分析进行了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组成，当代主要以萨缪尔森等的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为代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对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规律以及经济系统的历史性、整体性和社会性的分析，催育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这一范式遵循“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生产价格论”的基本逻辑结构，以科学抽象法、矛盾分析法、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法作为其遵循的基本的方法论原则。林岗、张宇（2006）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其方法论原则构成为如下命题：①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②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经济行为；③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④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⑤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基于中国当下经济学界的思想架构、现时语境和思维习惯，更基于西方经济学各思想流派发展与融合的程度，在西方经济学的思想阵营里，我们通常并不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进行明确的区分，“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指向既包括微观经济学，亦包括宏观经济学，两大经济学分析框架共同构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以宏观经济学为例，宏观经济学内部学派繁多，如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理性预期主义、供给主义甚至新制度主义等，但是这些学派的理论范式边界并不十分清晰，因为从根本上说，这些学派尽管其分析框架、研究对象乃至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但其核心观念范式和价值信念都在于相信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必然（区别在于短期或长期）趋于最优的市场均衡。同时，由于新古典范式和凯恩斯范式的某些假设对立，结论迥异，我们的分析又会根据理论建构的实际需要给予具体区分。
更进一步地，如果用范式系统的层次结构——观念范式、规则范式与操作范式——对经济学进行范式解构和理论建构，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范式是一个基于经济世界里人们的基本行为假定，围绕经济效率这个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等为内容，以成本收益供求平衡分析、边际成本与效用分析、利益矛盾分析方法等合而为一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具体而言：（1）作为哲学层面上的元范式和一整套发生于特有的价值观念而形成的关于经济运行世界的信念，观念范式反映了经济学家这个“科学共同体”所普遍认同的有关经济体系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经济学理论体系里，它是最核心和最基本的理论规定。例如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萨伊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以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其理论构造中，“看不见的手”如上帝般无所不能是其心中不言而喻的理想规定和不可动摇的价值判断，人性自私且亘古不变基础上衍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其理论体系中最稳定且不易变的假说和思维的基本规定，是经济学逻辑建构的起点，是经济学大厦的基石。与之对应，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念范式里，由人性并未不变而是“历史地变化着”衍生的“社会经济人假设”成为其理论推演的逻辑起点。就观念范式而言，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立既是世界观的对立，更是人性观的对立。（2）作为中间结构，规则范式在观念范式基础上衍生，作为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范式，它反映了一种经济学传统、习惯以及能够被经济学家这个“科学共同体”所普遍接受的理论诉求，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与经济学观念范式稳定而不变的特性相比，经济学规则范式里的假设、术语、概念公理化定律等理论约定集合虽然稳定但是可以随着经济世界的实践变化而进行相应调整和变化。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里亚当·斯密的二元劳动价值论、大卫·李嘉图的一元劳动价值论、庸俗政治经济学里的客观效用价值论（即生产成本理论或生产费用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等。就现代经济学的规则范式而言，关于经济学范式的分析框架及其研究方法，田国强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一文中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行了系统而精炼的概括。在他看来，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虽各不相同，但研究经济问题的分析框架必须取得一致和规范。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包括：①界定经济环境；②设定行为假设；③给出制度安排；④选择均衡结果；⑤进行评估比较。在他看来，任何一篇逻辑清楚、层次分明、论证合理的经济学论文，都是对这五部分进行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填空式写作。（3）操作范式。操作范式作为范式系统层次结构的外围环节和人工构造范式，是经济学家们解释现实经济世界、解答经济问题和疑难所持有的工具箱和表达方式。工具箱内的工具有经济模型、图解、数学公式、范例、实验、符号等，反映了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的研究平台、参照系、度量标准、分析工具等。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威廉·配第为代表的经验归纳法，亚当·斯密基于经验归纳法和抽象演绎法的结合而形成的历史描述法和抽象演绎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具体而抽象、由感性而理性、由复杂而简单、由现象而本质的研究方法和由抽象而具体、由理性而感性、由简单而复杂、由本质而现象的叙述方法相统一的科学抽象法，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等等。现代经济学方法论意义上的操作范式则包括“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提供分析工具，注意经济理论的适应范围，区分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重要性，以及弄清数学与现代经济学的关系等”。
经济学范式的思想逻辑的对应上，在上述范式系统的层次结构中：观念范式是经济学的核心基石，由人们对于经济世界价值观念的基本判断或基础假设所构成，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价值观；规则范式是经济学的中间结构，反映着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空间，其逻辑演绎空间的大小由观念范式供给并受其决定；操作范式是经济学的“外壳”，是规则范式在实践中的运用方式、具体分析和特例的“综合体”。三者共同构成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理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观念范式、规则范式和操作范式的经济学逻辑演绎空间吸引着一大批坚定的拥趸和信仰者，并且为追随的后来者留下无限制重组的研究空间和待解决的疑难问题，由此而奠定种种经济学的流派、思想，并在各自的范式逻辑演绎空间里开枝散叶，传宗接代，不断发展出新的经济理论，经济学也因此而枝繁叶茂、成就斐然，成为一门规模庞大、分支众多、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二）经济学的“拉卡托斯吻合”
1．西方经济学的“拉卡托斯吻合”
就科学结构本身而言，拉卡托斯的分析比库恩更进一步。他认为范式包括硬核和防护带两部分，硬核是不可动摇、无可辩驳的事实，防护带则表示当理论假说被经验验证时可以向外延伸，而当遭到反驳时可以向内收缩的部分。“防护带”的收缩并不影响范式的稳定性，“硬核”要素的改变则意味着新范式的出现。
自马歇尔以来形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硬核主要包括：理性经济人、效率、均衡解、稳定性偏好（最优化），等等。保护带则主要包括：经济主体面临的市场环境是充分竞争；经济主体面临的是无摩擦（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经济主体面临的未来世界是确定的；经济主体拥有的信息是完全信息；等等。
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硬核里，支配经济学家们的一个核心信念或终极信仰是：自由市场制度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能够选择的唯一的最有效的制度，是“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哈耶克语），供给主动创造需求，供求自然均衡，从经济运行的总的或长期趋势来说，最终必然会自动趋向最优的市场均衡。
人的行为方式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根本和理论硬核，它假设市场经济的所有参与者都是理性经济人——每个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经济决策主体既是自私的，又是充满理性的。在利己之心的驱使下，每个人会自觉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对消费者而言就是用自己有限的收入最大限度地追求效用最大化，对生产厂商而言就是在给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选择最佳的投入产出组合以追求利润最大化，对要素所有者而言就是追求收入最大化，对政府而言则是追求目标决策最优化。理性经济人假设来源于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之研究》的一个核心思想：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理性经济人是一个为了分析问题而构建的工具性假设，通过抽掉不相关因素而力图形成一个可控制的分析环境，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描述性向分析性、从真实人向符号人的转化过程，时至今日，它已然成为西方经济学图腾。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硬核的整体演绎图景和理想状态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而资源却是稀缺的，无限的欲望与稀缺的资源构成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对基本矛盾，经济学的产生正是基于这对矛盾，即研究如何用稀缺的资源去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欲望，正如莱昂内尔·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的经典定义：“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资源有效配置给相互竞争的用途的科学。”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由市场机制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由选择自动调节对资源实现的配置，实现经济效率即帕累托最优状态，这是衡量一切经济活动的标准。与“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帕累托最优”等相互呼应的则是均衡范畴——特定的经济变量在一系列经济力量的相互制约下所达到的一种相对静止并缺乏内在“变革倾向”的一种状态。在微观经济分析中，市场均衡可以分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这既是自由市场经济自主运行的归宿，也是衡量理性经济人是否“高效率”地实现了资源最优配置和效用最大化的重要尺度。
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阵营内部不同理论流派的分歧不在于理论范式的“硬核”，而在于“防护带”。经济学中，存在着大量的辅助性假设：利润最大化、完美信息、传递性偏好、收益递减、理性预期、完全竞争市场、给定的偏好与技术以及制度框架等。充分竞争假设的“防护带”首先由琼·罗伯逊和张伯伦的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理论打破，正如罗伯逊夫人在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宣称：“经济学家们因受了完全竞争在他们体系中的逻辑主导地位的错误指引，……竟误认为，完全竞争在现实世界中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罗宾逊和张伯伦认为，有必要抛弃完全竞争假设，而转向垄断分析，由此实现了经济学的一大进步。
罗纳德·科斯的“交易成本”则表明现实世界中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打破了现实世界无摩擦或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论证了新古典经济学运作的制度基础的全新命题，释解了最优化思维不适宜理解制度多样性的问题，并由此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
凯恩斯基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认为预期将改变经济的均衡位置，指出预期的变化是影响总供求进而导致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的决定性因素。凯恩斯把不确定性带到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位置上，将之前主流经济学视作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内生化，从而实现了经济理论发展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针对凯恩斯以来关于未来不确定性的假说，经济学家试图用完全信息假设将未来的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即假设虽然未来不确定，但是经济主体通过理性预期，将原来不确定条件下的经济决策转化为通过一定概率进行选择的确定性决策，以此为新的“防护带”来应对未来不确定的现实冲击。例如小罗伯特·卢卡斯开创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即理性预期学派通过进一步修改经济人行为假设，将凯恩斯的“适应性预期”发展为“理性预期”：经济人会有意识地收集一切与自己经济活动有关的经济信息，并对此作出最合理的反应。对理性预期学派而言，预期是内生于模型中并能用经济学的理论进行解释的，因此，预期就能被确定作出。
但是，完全信息假设仍然与现实世界严重脱节，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主流经济学的“防护带”再次收缩，以信息不对称作为新的假设前提，提出了“信息成本”概念，建构信息经济学。但正如Famer指出的，主流经济学范式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的同时，仍然隐含着一个假设前提：只要经济主体愿意付出足够的信息成本费，就可以获得完全信息，从而把基于不确定性基础上的人的认知能力不足转化为信息成本约束。但是完全信息向不完全信息假设的收缩并未将主流经济学内部的分歧完全统一起来。
综上，在“科学研究纲领”的意义上，我们看到了经济学的“拉卡托斯吻合”：主流经济学范式通过对一系列假设前提向现实的还原，不断收缩其防护带，来保护其硬核，主流经济学摆脱了一次又一次的理论范式危机，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自身范式转换的空间和生命力。在西方经济学范式的硬核与防护带里，正如拉卡托斯所说，防护带的收缩是正面启示，目的不是推翻硬核，而是保护硬核。我们看到，诸如新制度经济学、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最初以主流经济学的反对者面貌出现，最终却又归宗于与主流阵营之内。比如科斯将价格理论引入对制度问题的考察，从而将新古典经济学的适用范围推至极致。
此外，在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可以看到拉卡托斯关于科学预见力与“F扭曲”——假设无关紧要，预测即是一切——的高度契合。经济学方法论在弗里德曼那里被提炼为：它的最终目标是要发展一种“假说”，能够对尚未被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理的和有意义的预测。如同通过地球仪来认识复杂的地球一样，在弗里得曼看来，假设的“现实性”并不是检验假说合理性的标准。在真正重要和伟大的假说中，其假设往往“是一种粗略的、不十分精确的、描述性的表述，而且，一般说来，某一理论越是杰出，其假设越是超越现实”。如果假设与现实背驰，并不能成为否定理论的存在性的理由，而通过一些假设的铺垫往往使我们走得更远。例如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现实的社会中，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市场类型。但是完全竞争却有存在的意义，因为从分析完全竞争市场的模型中，可以得到关于市场机制和资源配置的一些基本原理。因此，假设的“真实性”并不是问题。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拉卡托斯吻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及其理论分析框架的生命力根植于各概念、范畴之间较强的逻辑关系，它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变化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在马克思的经济视阈里，在具体——抽象——具体的经济学思维运动行程中，贯穿于始终的一个基本理念是强调逻辑演绎和理论建构必须以现实社会作为最大公理性前提嵌入其中：“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一定要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在方法论意义上，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一个最坚实的理论“硬核”。
对人性的演绎和人的行为假设同样也构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根基和理论硬核。但是，西方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假设为“理性经济人”——在《资本论》的论述里，“理性经济人”即资本的人格化：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最大化——在马克思看来，这一概念是用来掩盖剩余价值剥削的实质的。这一教条表面来自斯密，实则源自边沁“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对于这种从“效用原则”中虚构人的本性的做法，马克思讽刺道：“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同样的，如果要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从科学研究纲领的角度来解读的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通过种种辅助性假设来构筑其理论体系的防护带的。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证伪主义大师波普也特别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上是一种方法，是十分正确的。……谁要评判马克思主义，他就必须把它作为一种方法来深究和批评，也就是说，他必须以方法论的标准来衡量它。”理解这一点，既是避免走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教旨主义”的保证，更是避免轻易而草率地得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伪科学”结论的关键。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纲领，遵循科学发展规律的理论轨迹。例如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是基于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的现实提出的，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特征是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因此，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里，通过假设生产技术和资本有机构成各年不变来考察纯粹的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在这个理论模型里，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前提条件决定了并不存在两大部类的增长孰快孰慢的问题。后来，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中基于变化了的社会条件——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具备了内涵扩大再生产的特征——收缩了马克思的这一“防护带”，即将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水平提高这一变量引入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中，从而得出了“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得更快”的结论，生产资料有限增长并非是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颠覆，而是更进一步的展开和证明。再如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学说里，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是市场充分竞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资本的转移和自由流动引致了利润平均化，即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现实对理论的冲击使得马克思“充分竞争”假设这一防护带随之收缩。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用垄断分析代替了竞争分析，引申出垄断利润、垄断价格和垄断价格与价值的背离。修改辅助性假设，收缩防护带，非但没有颠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反而更进一步地保护和发展了价值规律这一理论硬核。同样，在今天“劳动价值论的深化与发展”这一命题的实质也是通过修改马克思传统劳动价值论的防护带——结合变化了的社会条件，将马克思“舍象”掉的非物质生产领域及其生产和交换方式作为分析的内生变量，进而丰富劳动的内涵，拓展劳动的外延——来保护“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理论硬核。举例来说，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含义是工人的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这是基于当时的古典企业形态——企业资本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是合一的——下对资本家和工人角色的厘定而得出的正确结论。在古典企业形态里，资本家兼具投资者和管理者双重身份，但最主要的身份角色是投资者而非管理者，因此通过理论假设将其管理者的身份从理论分析中剥离出来不予分析。但在今天，古典企业走向现代企业，企业资本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发生了分离，管理层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从原有的结构中独立出来，而管理者付出的管理劳动也因此必须被重视，劳动价值论因此得到了升华和发展。再如，马克思关于社会总资本运动的社会再生产模型是建立在一国封闭经济体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其理论模型推演的结论适用于一国范围以内。在今天，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全球扩张，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使得我们必须去甄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假设前提条件的调适性，在拓展其分析条件的前提下扩展其理论模型的厚度和深度。而这种扩展将赋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广阔的创新空间。第二章经济学范式转化与发展的动态模式：基于危机冲击的视角一、经济学发展的动态模式：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
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结构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里，我们可以将经济学的发展看作一个范式转换与研究纲领成长的过程。与其他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的成长类似，经济学的发展是通过新旧范式的转换而实现的，而经济学说史上的经济学革命的实质就是旧的经济学范式转换为新的经济学范式，因此经济学的动态发展模式是：经济学家这个科学共同体遵循其公认的范式从事经济学研究，解决疑难经济问题。当既有的经济学范式解释不了现实世界的问题，旧范式就会遭到抛弃，新范式取而代之，新旧范式转换的“经济学革命”由此而生，如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等。因此，经济学范式危机是指经济学学科领域内人们基于经济实践对理论的冲击而不再接受至少是部分拒绝原来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假设和定理的现象。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危机是经济学新理论出现所必需的前提条件”。而通过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我们知道不能轻易地依据现实经济世界的反常而随意判定一种经济学范式的死刑，而应通过调整辅助性假设消除来自于现实经济世界的反常，而当某一经济学范式不再具有对新颖的事实的预见力，作为一个退化的研究纲领，它将被新的经济学研究纲领所取代。
在经济学思想史发展过程中，经济学范式的形成与演变几经曲折，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再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过程，是经济学范式形成的过程，即由前科学向常规科学发展的过程。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国富论》是经济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也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正如台湾著名经济学者熊秉元所评价的：亚当·斯密的地位像是神一样，人们已经把亚当·斯密当成判别是非的指标。《国富论》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他的市场经济会由“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的理论为经济学研究奠定了一个公认的观念范式，构筑了一个包括货币、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工资、利润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概念、范畴以及分工学说、价值理论、分配学说等在内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和学科框架，构筑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规则范式，其现象描述法和抽象演绎法的方法论则为后来者提供了公认的操作范式。从《国富论》被广泛接受的程度和理论逻辑的演绎程度上看，其理论实质上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学范式系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李嘉图、西斯蒙第、萨伊、穆勒等是斯密的追随者，他们循依斯密的观念范式和理论硬核——市场之手万能，不断在外围构筑经济学的规则范式和操作范式，拓展经济学的防护带。这其中的常规科学发展的公认成就和典范莫过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的萨伊定律，其核心思想——资本主义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出现就业不足——是对斯密市场万能论的展开和阐释。与《共产党宣言》同年出版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被誉为“19世纪下半期西方国家一本无可争议的经济学的圣经”，总结了从亚当·斯密起到19世纪中叶经济学发展的过程，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更奠定了萨伊定律在古典学派的理论基础和在经济理论中的主宰地位。至此，经济学已然取得了“常规科学的公认成就”，即形成了稳定统一的范式，标志着经济学领域发展具有了成熟度。
然而，正如《科学革命的结构》所指出的，“危机是新理论出现所必需的前提条件”。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孪生物。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如同羊角风一样，时不时地打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周期，危机的发生带有明显的约10年一次的规律性， 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和1900年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较大的经济危机。危机的频繁规律性爆发及其带来的破坏性效应使得人们开始质疑“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供求自动平衡”的萨伊定律，进而质疑“市场无形之手万能”。在经济学家这个科学共同体内部，经济危机这种例外（Anomalous）和反常使得斯密、萨伊、穆勒等构筑的貌似坚不可摧的主流范式的认同度开始下降，范式趋弱。从范式转换的角度看，这引发了两个方面的后果：
第一个方面的后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诞生。斯密主流范式趋弱和认同度下降的结果引致了范式的转换和新的竞争性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这是经济学思想发展和范式演进过程中一次最彻底、最纯粹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通过明确区分价值和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进而通过对亚当·斯密“二元劳动价值论”和大卫·李嘉图“一元劳动价值论”的改造和超越，马克思建构起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依此原创性地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分析框架亦即规则范式的替换；通过唯物辩证法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将资本主义定义为经济危机发生的制度基础的制度变量内生化，在批判了同时期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实现了对传统经济学的方法论改造和研究工具即操作范式的调整和升级；更重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强有力支撑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主流经济学的价值信仰和世界观，实现了经济学范式的“格式塔”转换。
第二个方面的后果是主流范式阵营内部的反思与自我调整：边际革命和马歇尔综合。边际革命并非真正意义的范式革命，原因在于其革命的特征主要是分析工具意义上的而非观念范式意义上的。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和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分别引入了“效用”概念与边际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方法的广泛应用使经济学的方法论范式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面对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古典经济学既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更无法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边际学派放弃从劳动价值论和生产费用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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