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真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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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化地图-申江往事试读：
作者简介
潘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国作协会员、上海作协理事，高级记者，获2009年上海长江新闻奖。近著《文化人生》《心动苏州河》《蓝色评论》《金石铁笔仁者寿·高式熊》《上海记忆》等。
内容提要
黄浦，得名于黄浦江。
黄浦区境绝大部分地域在唐代中叶已成陆，是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一部分。区境自唐天宝十年至宋代隶属华亭县，至元代隶属上海县。1843年上海开埠，境内地区成为英、法等国的租界。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以黄浦江名建立了最早的黄浦区。1949年后，该区域区划几经调整。2000年，原黄浦区、南市区撤销，建立新的黄浦区。2011年，原黄浦区、卢湾区撤销，建立新的黄浦区。
老黄浦的开埠文化、老卢湾的殖民文化、老南市的老城厢文化，融合而成今天最具上海韵味的黄浦文化。
了解黄浦的过去，才能知晓上海是怎么回事。《申江往事》，带你感受这个城市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序一重绘海派文化的地理版图柴俊勇
海派文化的地理版图究竟能画多大？
有人说，海派文化的兴起，源自上海170余年前的开埠……而从有关史料来看，四千年前即有一支河南东部移民迁徙上海，进而促使中原文化导入江南地区的这类文化融合的现象，或早已经为这个六千年前成陆的地域的文化，种下了“海派”的基因。而今天的海派文化，除了其发源地——上海以外，正在以Shanghai-style的文化姿态，影响着江苏、浙江、安徽乃至全国和海外……
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她背靠的是历史悠久的长江文明，前方则是浩瀚无垠的海洋文明，加上其是中国海岸线的南北中心点，地理优势可谓得天独厚。五方杂处，东西交融，既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融汇着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精华，又凭籍了开埠百余年的历史进程，吸纳了多国文化质素的上海，久而久之造就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与特有的文化性格。
上海境内的每个区或多或少都保留了能体现海派文化特色的原汁原味的历史遗存，同时，仍在不断积累、沉淀着和兴起海派文化的新思潮、新创造、新成就，同时海派文化亦正在向世界吞吐着印有上海印记的品牌、文学、影视、科技、医疗、教育……这些真实而鲜活的文化现象，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关于海派文化的整体研究，整理海派文化的历史渊源，重绘海派文化的地理版图，描摹海派文化的未来走向，奠定了充满活力、赋予意义的源泉基础。
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指出：虹口是海派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弘扬海派文化品格……加快建设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是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制定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表述。该“建议”对海派文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以“海派文化＋”的方式，以弘扬“品格”为基调，揭开了五年“加快建设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序幕。在中共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中，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则进一步描绘了上海作为“人文之城”的未来愿景——“中外文化交相辉映，现代和传统文明兼收并蓄，建筑是可阅读的，街区是适合漫步的，公园是最宜休憩的，市民是尊法诚信文明的，城市始终是有温度的”。在此不久前，市领导指出：“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力气保留、保护更多历史建筑，保留、保护更多成片历史建筑风貌区”“精心保护历史文脉、用心留存文化记忆”以及“以城市更新全新理念推进旧改”从“拆、改、留并举，以拆为主”，转换到“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同时“努力改善旧区居民的居住条件”。这似乎是对“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城市有温度”等的一种实践指南。“文化”必须具备传承性、渗透性、共识性、延续性，“四性”缺一不可。海派文化以“开放包容、中西合璧、多元交融，精耕细作”的文化特征与品格，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上海人，也向全国和世界展示上海独特的文化品格。“上海要在2040年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必须把文化发展放在城市功能和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位置。未来城市不会仅凭科技、制造业或金融等单一的优势立市，而是主要表现为线上与线下、技术与实业、传统与创新、过去和未来的融合、功能综合，市民精气神展示等特征，背后则是文化在起推动作用乃至决定性作用。文化大都市建设任重道远，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对外开放桥头堡，在文化建设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在未来五年以及未来很长时间内，上海文化建设始终要体现国际水准、中国特色、上海精神，以此推动上海成为一座有底蕴、有质感、有脉搏的，传承过去、面向未来的人文之城。”
我们“弘扬海派文化品格”，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与世界优秀文化深度融合与创新的作用与作为，要的是海派文化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渗透上海的未来发展；要的是市民如何具备海派文化品格，提升文化素养，展现城市精神的点点滴滴，要的是在中国文化日趋开放的环境下如何展现中国“远东第一大都市”的魅力，让来到上海的移民与游客喜欢上海、融入海派文化……
我们感到，源远流长的海派文化内涵丰富，作用领域广泛，对于推动建设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意义重大。弘扬海派文化，必须绘制好海派文化的地理版图，只有让人们更多地了解身边的上海，才能更加爱上海这座城市。而要真正做到这点，必须充分发挥上海各区的资源优势和基础作用，发挥民间对于海派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并鼓励社会力量以各种形式参与共同推动海派文化的传承发展。同时，进一步完善政府在培育、发展海派文化方面的政策扶持与工作举措。
此番编辑出版的“海派文化地图”丛书，由市政协领导和相关专委会共同牵头，并得到了各区政协的大力支持。丛书共分为17卷，其中16卷分别介绍16个区的海派文化资源特色和与海派文化有关的知名人物等，每一卷，将结合各区地域特色，阐述海派文化在区境内的发源、流布、传承、发展、复兴的历史轨迹和地理分布，说明海派文化的作用领域和对今世的意义。1卷则为上海海派文化地图丛书的精选集。
希望这套丛书，能让市民与游客更多地发现和体验身边的海派文化，在品读书卷和行走城市之间，领略上海的都市风情和日新月异的变化，发现上海和海派文化的魅力。2017年7月18日（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上海开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首席教授）序二说海派文化特质熊月之
依山多仁，傍水常智，乡处者多厚重，城居者常机灵，环境移人塑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近代上海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作用，由一个普通沿海县城，迅速成长为中国特大都市。其政治架构一市三治，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各行其政，各司其法，互不统属，为寰宇之内绝无仅有。其经济体量异常巨大，工业、外贸、金融常占全国一半以上，人口众多且结构独特，五方杂处，中外混处，且流动频繁，既不同于荒僻的乡村山寨，不同于西安、北京等内地城市，也不同于广州、福州等沿海城市。与此相一致，其文化亦戛戛独造，出类拔萃，居民行事风格、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每每卓尔不群，与众不同，惹来路过者、访问者、风闻者、研究者一阵又一阵评论，或赞叹，或羡慕，或讥刺，或诅咒，或兼而有之，关键词都是：海派！海派！
海指上海，海派即上海流派。以地名作为地域文化流派之名，使其名实一体，与他处相区分，本是人们讨论、研究地域文化之惯例，古人即有南派、北派之区分，明清以来又有岭南、燕北、浙东、湘西等说法，其内涵多无褒无贬。惟海派之名诞生于近代，所涉城市为内涵极其复杂、褒贬不一的上海，故“海派”之名自始即颇多歧义。海派书画、海派京剧、海派服饰、海派文人，其抑扬意味在各领域并不一致。但是，寻根溯源，综核名实，异彩纷呈之海派表象背后，确乎有其统一的海派内核。任伯年等人的写实通俗画，吴友如等人的社会风情画，郑曼陀、杭稚英等人的月份牌广告，刘海粟的使用人体模特儿，周信芳等人的改良京剧、连台本戏、机关布景，刘雪庵等人所作风靡一时的《何日君再来》《夜来香》等歌曲，《礼拜六》等报纸期刊连载的言情小说、黑幕小说，凸显女性曲线的旗袍，适应复杂人群口味的改良菜肴，既吸收江南民居内涵、又适应集约型利用土地要求的石库门建筑，表现形式各有不同，或为绘画、戏曲，或为音乐、文学，或为服饰、饮食、建筑，但都有以下四个共同点，即趋利性或商业性、世俗性或大众性、灵活性或多变性、开放性或世界性。最根本的一点是趋利性，其他大众性、灵活性与开放性的基础仍是趋利。因为趋利，所以绘画要迎合普通买主的胃口，画通俗、写实等喜闻乐见的内容，画时装美女、麒麟送子、八仙过海。因为趋利，所以要改良各地移到上海的菜肴，改造各地传入上海的戏曲，以适应来自五湖四海移民的需要。因为趋利，所以要写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小说、歌曲，要演有趣好看、吊人胃口的连台本戏，写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连载小说。因为趋利，所以房屋既要让居住者舒适，又要提高得房率，使大房东、二房东更多获利，联排式便广受欢迎。因为趋利，所以要不断花样翻新，不断追逐世界潮流，不断制造时尚。于是，美术、音乐、戏曲、小说等文学艺术不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文以载道的工具，房屋也不能如乡村那么宏阔气派，而要适应市场、迎合市场、创造市场、扩大市场。
通过趋利性、世俗性、灵活性与开放性所反映出来的海派文化，其本质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高度集聚、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根本途径、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需要为旨趣的城市文化。
海派文化不限于上海，但以上海为早、为多、为甚，其影响也以上海为圆心，一圈一圈向外扩散开去。海派文化之形成，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有两点，一是江南文化，二是移民人口。
江南自唐代以后，就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其经济结构、文化风格，有不同于北方的鲜明特点：其一，重商，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商人地位大为提高。宋代以后，棉、丝、盐、茶在江南经济中已占有相当高比例。明代江南，已经形成一个多样化、商品化和专业化、有着充分市场机会的经济结构。宋代以后，江南地区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顺序，实质上已经变成士-商-农-工，亦儒亦商、商儒合一家族在江南所在多有。元代以后，江南与国际市场已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其二，市民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反映追求声色货利的小说、传奇、歌谣、戏曲长盛不衰，《三言》《二拍》等公开言情言性的小说多为江南文人所作，所表现的思想、格调与官方倡导的意识形态大异其趣。其三，行为偏离正统。不守传统规矩，逾分越矩，讲究吃穿，讲究排场，奢侈成风，追求新奇，在江南已是普遍现象，上海地区尤为突出。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明代上海陆家嘴人陆楫，竟然专作奢侈有益论，系统论述传统的崇俭恶奢观念并不正确，认为禁奢崇俭并不能使民富裕，而适度奢侈倒能促进经济繁荣，对于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这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一朵瑰丽的奇葩。上海本为江南一部分，近代上海人虽说来自全国各地，但绝大部分来自江南。所以，上海文化底色就是江南文化。
近代上海城市人口80%以上来自全国各地，还有一部分来自外国。本地人口少，移民人口多，便使得本地文化对由移民带来的外地文化排斥力、同化力不强，这为外来移民在上海立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这一移民社会呈现高度的异质性、匿名性、流动性与密集性。在这里，传统熟人社会士绅对人们的道德约束机制荡然无存，个人能力的释放获得空前的自由与巨大的空间。晚清竹枝词中有一句话：“一入夷场官不禁”，其实，不光“官不禁”，民也不禁。于是，个人安身立命的资本便主要是能力而不是家世，维系人际关系的便主要是契约而不是人情。于是，重利、竞争、好学、崇洋、灵活、多变、守法、包容等，便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成为海派文化的重要符号。
还在民国时期，已有学者将海派文化作为上海城市文化的综合指称，高度肯定海派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正面价值，认为上海在引进新思想、引导新潮流、引领现代化方面，担当了领导中国前进的“头脑”角色：“一切新兴的东西，物质的，精神的，都由上海发动，然后推到全国去。虽然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发源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发难于广东，可是上海仍是中国工、商、经济、文化、出版界的中心。从物质文化方面看，从非物质文化方面看，上海都是中(1)国的头脑。”还有学者认为，“在文化上，上海和西洋文明接触密切，所以洋化气味较重，同时由于历次政治革命的激动，文化革新运动也随之勃发，所以海派的文化作风是好谈西洋文物，崇尚创新立
(2)异”，认为“做上海人是值得骄傲的，因为上海一切开风气之先，今后中国需要新的建设和新的作风，而在上海首先创导这种新建设和(2)新作风”。人们还对海派文化如何扬长避短、创新发展进行了讨论，(2)提出“培养我们的海派新风气，发挥我们海派的新力量”。
江南文化本是魏晋以后由南方吴越文化吸收、融合了北方中原文化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而海派文化则是由江南文化吸收、融合了西方文化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乡村与城市等相互联系的背景下看海派文化，可以清晰地看出，海派文化是中国的南北文化结晶品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化合物，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海派文化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点都不过分。
任何文化都兼具地域性与时代性。海派文化在不同时期，虽有一以贯之的内涵，也在不断地新陈代谢，有因袭，有创获，有损有益。不断地损益、代谢、嬗变，正是海派文化保持青春活力的根本特性。2015年，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上海要“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吸收世界文化精华、弘扬海派文化品格”，将上海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这是一个立意高远的愿景，也是一个涉及很广、难度很高的宏大课题。海派文化既涉及观念形态，也涉及物质层面，涉及文化创造、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弘扬的前提是调查、梳理、研究。“海派文化地图”丛书，定位于可供新老上海人和国内外游人自助行走的海派文化体验全书，为上海传承传播海派文化发挥积极作用。按区域分卷，述其特点，明其流变；既有基于历史文献的理性分析，也有得自当下调查的新鲜知识。执笔者均为长期生活于上海、沉潜于上海文化研究、学养丰厚的作家，所作内容丰富，风格清新，文笔生动，加以图片精美，令人一旦展阅，便不忍释手。
可以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新老上海人了解上海、熟悉上海，一定会起到导航指路的作用；在海派文化研究史上，也一定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是为序。2017年7月21日（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1) 高植：《在上海》，《大上海》半月刊，1934年第1期。(2) 姜豪：《海派新作风的培养》，《上海十日》，1946年第2期。外滩：上海近代城市的起点
在1843年开埠前，上海就已不是落后的小渔村了。作为海运和江运的重要港口，上海繁荣得比较早，明清时期发展更迅速，有“江南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美誉。不过，直到鸦片战争开放“五口通商”，中国第一个租界出现，上海始终停留于传统的内向型经济，最繁华的地方是远离港口的老城厢及城外的东南。
而毗邻港口的地方，还是大片荒芜的浅滩，沿滩仅有一条曲折、狭窄的泥路，那是几百年来船夫拉纤踩出来的纤道。第一艘抵达上海的外国商船，就在此下锚。1846年，英国领事馆落成。这是上海第一幢欧式建筑
这纤道，便是外滩最早的路。
为什么叫外滩呢？上海地名的用词中，习惯把河流的上游叫作“里”，河流的下游叫作“外”。以陆家嘴为界，黄浦江上游称为“里黄浦”，下游称为“外黄浦”。里黄浦的河滩叫作“里黄浦滩”，简称“里滩”；外黄浦的滩地就叫作“外黄浦滩”，简称“外滩”。另一种说法：因置身于城厢之外，当时的上海人不屑地称之为“外滩”，几乎等同于“乡下”。不管怎么说，外滩，即白渡桥至金陵东路的这一段黄浦滩，是上海都市的最初轮廓线。
上海开埠，首任英国领事巴富尔抵达后，先是租上海人家的私房办公。不想，招来没见过外国人的远近邻居围观，房东甚至售票让人参观洋房客，他只好集资向上海道台买地建领署。宫慕久道台就把那片荒滩及附近小渔村李家场一带百余亩土地给了他。
1845年，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签署开辟上海租界的条约——《上海租地章程》，把外滩以西的830亩土地划为英租界，双方按章程“商定地价”。次年，上海第一幢欧式建筑——英国领事馆落成。
1848年，临黄浦江的纤道被改造成18米宽的马路，马路东侧建有码头、堆栈、本行和船厂。外资银行、商行、总会、报社则在西侧开始云集，外滩（The Bund）迅速成为全国乃至远东的金融、贸易中心。在这“东方华尔街”拥有一小块土地，是财富的标志，更是荣誉的象征。1928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外滩
以外滩为起点，上海近代城市发展起来。
城市化的进程，从外滩到南京路，从九江路以北到九江路以南，俗称“夷场”的英租界让中国人惊叹。看不尽的洋楼高耸云霄，门窗铜环铁栏，玻璃五光十色，街巷四通八达……“沪上风光尽足夸，门开新北更繁华。出城便判华夷界，一抹平沙大道斜。”（《竹枝词》）(1)1900年的外滩
1868年，工部局在苏州河与黄浦江交界处填滩建起公共花园（Public Garden）。园内有草坪、灌木丛、乔木、木制长椅，后来又陆续有了音乐亭、煤气灯、电灯、假山、喷水池、雕塑等，成为在沪外侨重要的社交场所。每年夏秋之交，工部局管弦乐队在音乐亭举行露天音乐晚会。花园东侧还建了黄浦江水位观测亭。建园的资金，来自公共娱乐场（即跑马厅）基金会。鉴于公共花园是非营利性的公众游憩场所，上海道台准予发给道契并免除押租，但每年须收土地税。这年8月8日，公园正式对外国人开放。
此后，经常有华人抗议外滩公园只对外国人开放。1886年5月4日起，公园总算让华人凭券入场。但不久，洋人就抱怨中国人入园人数太多了，而且还有人在入园券上做手脚。这时，工部局正准备再次填滩扩展公园，遭上海道反对。最后，经谈判，将苏州河边一片河滩改建为华人可以随便进的公园。1890年12月，华人公园正式开放，但比起外滩公园差多了。直到1928年6月1日，工部局才宣布：外滩公园向所有华人开放。19世纪中后叶的外滩公园鸟瞰
有一段公案至今未决：几代中国人从小被历史教科书告知，这座上海最早的欧式花园门口曾挂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公共花园园规
1994年，上海史研究者薛理勇在《世纪》杂志撰文披露，50年代上海市历史与建设博物馆为配合上海史展览，制作了中英文对照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展出，引起社会轰动，牌子的故事广为流传。他认为，一些老人亲眼见过的不是外滩公园门口的牌子，而是博物馆里的牌子。后来，作家陈丹燕、上海史学者熊月之以各自的研究，“证伪”了牌子的存在。目前能看到的租界公园游园须知中，有“仅对外国社群开放”“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华人不得入内”等，是否有人据此演绎出了那块牌子呢？1876年的外滩
可是，《上海园林志》却记录了曹聚仁、桂祖良、苏步青、周而复、陈岱孙等名家的证言，都说亲眼见过那块牌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 唐振常《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上海研究论丛》第7辑，1992年“上海之根”淡井庙
上海从前有句俗谚：“先有淡井庙，后有上海城。”淡井庙在哪里？很久以来，不为人所知。
直到前些年，上海文管部门专家考察了瑞金宾馆中留存的宋代文物遗迹，认定那就是史载的“上海之根”淡井庙的局部遗址。考证下来，最有价值的是一块上刻“奉宪勘立张尚书墓界淡井庙立”的石碑，现已被收藏；还有一些四角立石柱、大象面石雕像等，很可能为清代翻修时所添。清嘉庆《上海县志》收的上海县全境图（局部），标注了淡井庙
淡井庙始建于南宋末年的淡井村。淡井村，顾名思义跟水质有关。原来，上海由于靠海，包括地下水的各处水质都普遍偏咸，要打出一口淡水井颇费周折，当先民们终于觅得淡水井源时，就在此周围建村落户，自然形成了淡井村。当年，百姓为感水井滋养之恩，在淡井村里修建了一座庙，就称淡井庙。传说庙中淡水井的水能治某些疾病，因此明代初年前，这里的香火非常旺。
关于这个庙，除了上述民间说法，还有官方的版本：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朝中央政府把上海镇从华亭县划出，设上海县，标志着上海建城之始。明永乐二年（1404年），坐落在县中心方浜北岸祀奉汉代大将军霍光庙的行祠金山神庙，被上海知县张守约改建为上海城隍庙，祀奉秦裕伯。因城隍老爷曾被抬来巡查，夜宿于此，淡井庙便算上海城隍在城厢外的行宫了，后人称之为老城隍。如此说来，论资历，淡井庙比上海城隍庙要早数百年呢。据清嘉庆《上海县志》记载：“淡井庙，庙有井，味淡。至元《嘉禾志》东塘邮置有‘淡井铺’，亦以此名。在西门外，宋时建为华亭城隍行殿。元时权奉县城(1)皇神于此。”庙内井水味甘，而上海淡水井甚为罕见，因此这城隍行宫又被称为淡井庙。1909年刊行于上海的《图画日报》，曾长期连载“上海之建筑”。由此可知，淡井庙为晚清上海的名胜古迹
淡井庙最初由道士主持，释道皆备。清康雍年间，由道观改为佛寺，长期以来为剃度派传承。庙门原有“宋建淡井庙”石横匾。上海城隍神秦裕伯的祖父秦知柔为秦家迁居上海的始祖，夫妇合葬于淡井庙后，与秦家有交往的大书法家、画家、诗人赵孟頫为之题碣“元处士节孝先生秦公之墓”。
1914年后，这一片被划入法租界，庙前开辟了马路，周边建起了弄堂房子，成为人口密集的住宅区，庙中香火重又兴盛。民国时期，淡井庙曾被评为“上海第一古迹”。
1927年，跑马总会董事、英国人亨利•马立斯的儿子戈登•马立斯，出资建造英国庄园式别墅（今瑞金宾馆），将部分淡井庙圈入（今遗址处），庙堂依然独立在外。
庙中建筑经历代住持翻修、续建，1930年代那次还得到黄金荣、杜月笙等的资助。多年修缮，方渐成规模，1937年完成最后重建，占地4.67亩，跨今永嘉路南北，后殿为宫殿式木结构两层楼房，中有天井，两旁圆形拱门分别刻有“珠林”“金地”。瑞金宾馆后花园深藏的宋代淡井庙部分遗迹
庙里曾有一棵宋代大树，民国时遭雷劈烧毁，留下残躯，当时的报纸专门报道过这一新闻。1950年代初，这里还香火不断……
1958年，街道福利工厂性质的华侨胶木工场、淡井庙小学在淡井庙内开办。到了“文革”，淡井庙除大佛像等由上海市佛教协会收管外，殿房全部改建，前殿成了上海华侨电子电器厂压机车间，后殿变为区淮海少年之家，楼上住进居民……瑞金宾馆花园里的淡水井
老人们记得，直至1990年代前，第一口淡水井还在永嘉路12号，瑞金南路永嘉路附近的许多住宅院子里都有淡水井的踪迹。1997年初，淡井庙被全部拆除。上海最早的城隍庙，就此灰飞烟灭。
除了瑞金宾馆内少许遗迹外，淡井庙几乎没有留存影像资料。文管部门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征集相关文献资料。当年在瑞金宾馆隔壁瑞南小学上学的孩子写下回忆：走进学校大门，便是一块空地，这里以前应该是庙宇大殿前安置香炉的地方。空地的东西北三面被两层庙宇式建筑围着，全是木质结构，看似宏伟，但暗红色的油漆斑斑驳驳，真有些“古刹”的风采……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历史掌故，只知道学校原来是一座庙，校舍有着非常典型的庙宇风格，大礼堂就是少了四大天王的“天王殿”，而教室是以前和尚念经的“功课房”……1996年，瑞南小学里的淡井庙遗迹(1) 嘉庆《上海县志》，清嘉庆19年（1814年）在十六铺读上海航运史
一切源于清乾隆年间的恢复海运。上海这一“江海通津”的要地，日渐成为中国沿海运输和贸易的中心。当年远东最大的码头——十六铺（今南外滩），码头、仓库历史文化遗存众多，简直是一部上海航运史。1915至1918年间，南市公共码头改建，自大码头起，迤南经洞庭山码头、保泰码头、万聚码头、久大码头、新码头、生义码头、竹行码头、王家码头、万裕码头、公义码头，至永顺码头止，全部向江内放宽约7到10米，填高后砌成混凝土驳岸。图为王家码头“江海通津”胜景中，大沙船超过500吨，小沙船可行于江河
嘉庆《上海县志》中有上海县城街道图，读来有趣：东门外沿黄浦江，有“会馆码头”“竹行码头”“大码头”“新码头”“王家码头”“董家渡码头”。这些码头西面直至城墙下，是按行业分类的一条条专业街市，如“内篾竹街”“外篾竹街”“豆市街”“花衣街”“咸瓜街”等。可见，嘉庆年间，这里已是江南地区的一个大码头。“十六铺”这一地名，首次出现于清同治年间，原是清政府上海县治为综合治理所设机构，专门处理社会民刑琐事、征收赋税。上海县城厢内外的商号，建立起一种联保联防的“铺”。其中，以十六铺的区域面积最大，包括上海县城大东门外，西至城濠，东至黄浦江，北至小东门大街与法租界接壤，南至万裕码头街及王家码头街的广大区域。
十六铺的诸多码头，以“金利源”最著名。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福建漳州人郭振斋来上海，开设万丰沙船号，经营南北海运业务。为停泊船只，他在十六铺的黄浦江边建造简易码头，号称“金利源码头”，寓意“财源利达通四海”。1890年代中期，十六铺北端的新开河一带，海味商号聚商成市1930年的大达码头十六铺北端法租界招商局金利源码头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洋人、洋行纷至沓来。1862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在十六铺北首（今上海港客运站码头）租地，建造旗昌轮船码头，合并了金利源码头。但在外企旗昌轮船码头中，大股东却是华人巨商顾福昌等。顾福昌是在上海发迹最早的南浔丝商、上海丝业会馆董事。顾福昌病逝后，好友徐有珂撰墓志铭道：“其卒也，花旗国领事馆命挂半旗，此为外国隆礼也。”
一度为上海滩新兴轮船业No.1的旗昌轮船公司，竞争不过1872年洋务派兴办的轮船招商局，被分期收购，金利源码头一道并入招商局。轮船招商局同时又将华商金姓四码头并入招商局，统一定名“金利源码头”，又名招商局南栈、招商局第三码头。1937年，码头被转让给美商伟力韩公司，易名“罗斯福码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码头，易名“江西码头”。1945年，码头由招商局收回，改回“招商局第三码头”。1949年收归国有，易名“中国人民驳船公司第三码头”。1952年，终于定名“十六铺码头”。上海地区沙船北上的历史，早在元代就开始了。沙船业的兴起，是后来上海港发展成国际大港的基础。图为高樯林立的十六铺港口
当年，船商们为争揽业务而竞相压价，外籍船只也来抢夺生意，矛盾丛生乃至械斗。为调解同业间的纠纷，确保“肥水不外流”，上海、崇明、南通籍沙船业商行成立了船商会馆。由船商集资，置地、建造商船会馆。1715年竣工的会馆，1764年原大殿重修、增建。会馆正殿供奉航海保护神天后，所以商船会馆也叫“天后宫”。这个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会馆，就在会馆街38号。
外马路仓库——黄浦江边唯一一座以木结构为特征的仓库，曾是上海滩大亨黄金荣的私家粮库，所以也叫“黄金荣仓库”。建造于1927年、近4000平方米的这座仓库，有着罕见的双顶、山墙结构，6米多高的木结构横梁形成尖顶结构，建筑由近100根木桩支撑，外墙由45厘米厚的砖头砌成，坚固又私密。仓库的楼梯台阶非常人性化——仅12厘米高，便于身负重荷的搬运工轻松上楼。一部旧式的开放式动力货式垂直电梯，是当初用来搬运沉重货物的。虽经近80年的风雨，黄金荣仓库仍保存完好。十六铺码头，工人正在装运粮食
1904年，南通实业家张謇曾在十六铺创办大达轮埠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民办轮船公司。1907年，宁波巨商虞洽卿也在十六铺创办宁绍轮船公司。从此，江浙两省大批乘客由十六铺码头进入上海，在这座大都会安居乐业，很快成为第一代“新上海人”。
大达轮埠公司、宁绍轮船公司旧址早已湮没于岁月变迁。不过，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发掘的资料显示：当年，面对前途未知的犹太难民，各国轮船公司只肯卖出双程船票的时候，虞洽卿与泰米那齐合资的中意轮船公司不乘人之危，就卖单程船票，帮助逃往上海的犹太人顺利抵达。没有留下旧址，留下了一段佳话。江南制造局：中国造船工业诞生地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外形似龙脊梁的中国船舶馆给中外游客留下深刻印象。这座上海世博会最大的企业馆，是在江南造船厂的原址上建立起来的，而黄浦江西岸1.35平方公里的世博园区就坐落在江南厂原厂区。掌管江南制造局的李鸿章
江南造船厂的前身，便是1865年由曾国藩规划创建、李鸿章掌管的江南制造总局。诞生于一个半世纪前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洋务运动”中的江南制造局，是中国首家民族工业企业、中国近代船舶工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当时，留美归来的容闳提出：“中国一定要开办工厂，自己制造机器！”这正合曾国藩的心意。曾国藩早就认定，购买外国船炮是“长驾远驭第一要务”，但不是单纯地买，买来了得寻觅“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于是，他委派容闳往美国，购买“制造机器之机器”。
办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记铁厂正待价而沽。这厂不但能造枪炮，还能造轮船，曾卖了不少军火给清政府。有个被革职的海关通事愿拿出4万两银子以为自己赎罪，李鸿章又让海关拨借2万两银子，凑足资金买下了铁厂；再并入上海丁日昌、韩殿甲的洋炮局，组成江南制造局。1865年9月，江南制造局成立。两江总督李鸿章在禀报朝廷的奏折中写道：“正名办物，以绝洋人觊觎。”不久，容闳奉命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办的100余台机器运回上海，立即被解赴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实力又大大加强了。江南制造局于光绪元年设立枪子厂
1867年，因虹口已成美国租界，美方不允许中国人在租界内生产军火，江南制造局无奈，于当年9月在高昌庙征地70亩，建成汽炉厂、机器厂、洋枪厂、火箭厂等，厂房林立，规模令人惊叹。很快，江南制造局造出的开花炮、田鸡炮和一些仿制的洋枪被用于对付捻军，威力强大。
为制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兵轮，曾国藩奏请将海关的一成洋税作为江南制造局轮船制造专用经费，雇佣洋工匠，配置数百华工协助、学习。曾国藩、李鸿章还将徐寿派到局门，主持兵轮的设计建造。
一年后，江南制造总局造出了中国近代的第一艘机器动力兵船——长185尺，宽29.2尺，马力392匹，载重600吨；船身由坚木制成，虽然内部机器是修整的洋人旧货，但汽炉和船壳都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
曾国藩为之命名“恬吉”，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之义（后来为避光绪讳，改名“惠吉”号）。“恬吉”下水试航那天，整个上海轰动了，浦江两岸观者如潮。此后几乎每一年，江南制造局都有一艘新船下水，“操江”“测海”“威靖”“海安”“驭远”“金瓯”，其中最大的达1900马力，载重2800吨。李鸿章曾在给朝廷的奏折里骄傲宣称，这些船在外国属于二等，但在中国已属于头等的了。中国近代第一艘机器动力兵船“惠吉”号清末的江南制造局大门1900年，江南制造局转运炮具1935年9月28日，“平海”号巡洋舰下水
江南制造局不断扩充，先后建有十几个分厂，雇用工兵2800人，制造枪炮、弹药、轮船、机器，在同治年间为全东亚最大的兵工厂，提升了清朝的军事力量及重工业生产。江南制造局甚至还设有自己的翻译馆、广方言馆及工艺学堂等文化教育机构，介绍西方知识、培养语言和科技人才，译书达160种，内容以军事科技为主，旁及地理、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翻译水准被认为超过晚清数十年其他翻译书籍的质量，对当时知识分子吸收西方知识影响深远。江南制造局职员合影
晚清杰出思想家、政论家王韬对李鸿章及其创办的江南制造局有过这样的描述：“时艰甫定，庶事创兴。于是密防御，精器械，讲艺术，一切西学，无不具举。辟向来未有之成规，操百世自强之胜券，骎骎乎驰域外之观。由前言之，则地为之也；由后言之，则人为之(1)也。”其中的“人为”，主要指李鸿章集团对江南制造局创办和发展的作用。
然而，甲午海战后，江南制造局因经费短缺而无力造船、修船，致使船坞长期荒废。清廷批准将造修船部分从江南制造局划分出来，船坞单独建制，实行商务化经营，史称“局坞分家”。1905年夏，江南船坞成立，隶属海军，由前英商和丰造船厂经理R. B. Mauchan负责经营。从1905到1911年，江南船坞造船多达136艘，第一年就把借支的20万两开办费全部还清了。1911年后，江南船坞更名为江南造船所，迎来长达25年的黄金岁月。(1) 徐锋华《李鸿章与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的崛起》，《东方早报》2014年5月27日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可是，它发行的钞票上却签着洋人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先后在中国开设了20多家银行，几乎垄断了全国的国际汇兑业务和国内的金融市场，传统的钱庄、票号业根本无力抗衡，中国的经济命脉被英、法、德、日、俄等国操控着。中国必须兴办自己的银行了。
时任清政府铁路总办的盛宣怀，在向外国银行借款造铁路的过程中，醒悟到“铁路之利远而薄，银行之利近而厚，欲银行铁路并举方有把握”。他给清廷写奏折，陈述兴办银行的宗旨是“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很快，总理衙门一纸密函批准了他的申请。中国通商银行创始人盛宣怀
盛宣怀是洋务派代表人物，有“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的美誉，与11项“中国第一”相关：创办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家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第一家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创办中国红十字会。1897年5月，招商局发起创立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1897年5月27日，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商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黄浦路挂牌。创办人、大股东是宁波商人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等。通商银行名为商办，实际上是奉旨设立的官商；规定“权归总董，利归股商”，其实大权由盛宣怀独揽。中国通商银行的一个显著特点，用另一位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的话说，就是“不官不商，亦官亦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由于当时上海的外国银行资本多雄厚，通商银行一开始就额定集资500万两白银，终于打破外资银行的垄断，中国近代信贷事业从此开始。中国通商银行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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