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来以礼（精）(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戴燕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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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以礼（精）试读：

自序

这是日本作家中村稔的一首诗，名字叫《风筝》，我很喜欢。因为那只看似静止的风筝，不但承载了四面八方吹来的风，负有万钧之力，同时也承载了时光的流逝，经历沧海桑田。奇怪的是，每次读起这首诗的日语原文，不知为什么，在我脑子里常常出现的是另外一个画面，那画面是从谢灵运“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登池上楼》）的诗句里化生出来的。我还不由自主地会联想到《庄子》中“绝云气，负青天”、“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大概是大鹏也好，潜虬、飞鸿也罢，都和中村稔的风筝一样，有一种默然的却是不可移易的超自然力量。

这可真是一种无可救药的“分裂”的阅读。日本的风筝，与中国的大鹏、潜虬和飞鸿当然不同，首先风筝只是一个普普通通、日常可见的东西，不曾像大鹏、潜虬、飞鸿它们被渲染夸饰，被赋予了神性。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它们之间的差异也相当明显。说起来，自从大学毕业论文选定了与日本有一点关系的题目，我的读书与写作，大概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和日本。中国和日本，就仿佛两个并置的坐标，相互对照、相互牵连，有时候浑然一体、难分彼此，更多的时候，中国是我观察日本的起点，而日本是我反思中国的契机。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就是我在这些年陆陆续续写下的有关中国和日本的随笔及评论。由于大多是为报刊所写，长长短短，几乎都是为了配合当初版面的要求。至于内容，拉拉杂杂，则要比篇幅更加散漫、参差，虽然万变不离其宗，说来说去，围绕的还都是书。这里面，大部分文字与日本的中国学有关，但偶尔也涉及别国的汉学。还有一部分谈论的中国的书，有关乎文学史的，也有零星的学术断想。唯一与书无关的似乎只有《枇杷树》，这原是给一些朋友的信，在这里第一次正式发表。

还是在学生时代，读到过中野重治的一篇很短的散文《菊花》，散文的全部，是一个爱花的大叔田所冬吉的独白。据大叔说，他曾有过泛爱一切花儿、尤爱“那开在原野、路边上的花儿”的少年时代，长大后有了自己“亲手培育秧苗、眼看它开出花儿来”的想法，却由于“第一没有买这些秧苗的钱，第二便是买了秧苗，也没有栽种的土地，第三即使有了土地，又没有浇水和搞遮阳设备的时间”，始终未能实现，结果“只要是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去夜店的花房看看花儿，或在路边上看着道旁的花朵，就很感欣慰了”，及至后来进监狱，守着母亲送来的菊花，看它们仅靠一点点的水和阳光，就芳香浓郁，花瓣如象牙般美丽，才恍然明白：“无论到了怎样的环境，就在那里依靠自己的全部力量生存下去，这就是花儿的心灵，是花儿的生命。”虽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按照大叔的说法，他对花儿的感情及认知并不相同，可是有一点让人惊讶的地方，就是在谈到各种各样的花儿以及自己油然而生的感想时，他丝毫没有流露出一丁点儿厚此薄彼的态度。这种随遇而安、坦白淡定的心理，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讲“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的“三种之境界”，也就是从“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第一境，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第二境，再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第三境，在如此的层层递进、步步提升中表现出来的紧张心情，是有多么的不同。田所冬吉大叔，他莫不是怀有一颗视众生平等、万物齐一的慈悲心？

以上《菊花》的引文，出自我年轻时发表的译文，稚嫩的文字，现在回头去看，恐怕完全负担不起中野重治的成熟、深重的灵魂。不过文学有文学的好处，它有着极为纤细、柔软的敏感的神经，原本就可以做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因此对我而言，与其说是在做翻译，不如说是借由中野重治的笔，轻轻地触碰到“日本的心”。

就像那些花儿一样，我相信书也有自己的心灵，有自己的生命。这样说来，读书就是读心，为书而写就是作生命的交换。不管书写用的哪一种文字，不管作者生活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心其实很容易沟通弥合，而生命也都有同样宝贵的价值。

是以为序。2012年11月30日于光华楼附：中村稔《凧》夜明けの空は風がふいて乾いていた風がふきつけて凧がうごかなかったうごかないのではなかった空の高みにたえず舞い颶ろうとしているのだったじじつたえず舞い颶っているのだったほそい紐で地上に繋がれていたから風をこらえながら風にのってこまかに平均をたもっているのだったああ記憶のそこに沈みゆく沼地があり滅び去った都市があり人人がうちひしがれていてそしてその上の空は乾いていた……風がふきつけて凧がうごかなかったうごかないのではなかった空の高みに鳴っている唸りは聞きとりにくかったが

京都寻书记

看过近代前辈往日本访书的故事，也看过他们访回的珍贵书籍，记得住的是泡在艰苦和辛酸里的一丝欣慰，却怎么也想不出踱进书铺的杨守敬、董康们穿的是袍褂还是洋装，是拖了一根长长的惹人眼的发辫，还是剪了“革命党”的短头？我试着揣摩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欲从邻国找回旧日光荣梦想，借一脉文化重振山河的心境，却好像很难体会到那种“礼失求诸野”的心情。因此所谓寻书，对我来说，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兴亡继绝的意义，充其量不过是观个东洋景罢了。一

在日本逛书店可和在中国不同，日本的书极贵，不大可能由着性子去买，我去书店往往是为了一饱眼福。出版物种类太多，绝大部分进不了大学的专业图书馆，一些流行通俗读物，也不在收藏之列，逛书店可以弥补在图书馆看书的这份不足。

书店是开架的，只要架上没贴“请不要久留”的纸条，就可以呆一会儿，抽出想看的书，静静地翻看。书和杂志分开，书的摆法同国内一样，以学科分类，进门便找得到想去的地方。稍大的书店有近期出版和畅销读物的专柜，还有一些特别的角落，集中摆着名作家的新旧作品。我最初见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的几乎全部著作，就是在京都四条的淳古堂书店，书排在一楼专放比较受一般文化人欢迎的书的书架上，旁边插着印有作者姓名的醒目字牌。当时看不到有人来买这些书，因为他的小说并不容易读。后来他获奖的消息使新闻界大为兴奋，电视记者追着行人采访，被问到的人几乎都答，不好意思，没看过他的著作，也证明了大江的作品本不在雅俗共赏之列。据说文学界是准备了他得奖的，但拿不准哪一年，被认为有希望得奖的另一位作家安部公房，却已成了古人。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尽管买者星稀，书店还是把他的书仍然归于流行或待流行一类。看了NHK赶做的讲述其父子故事的片子，下决心破例买一本小说即他的《个人的体验》时，不过两三天工夫，各个书店为他设置的角落就已经豁然腾空了。趁着京都大学生协新书店开业，我一早急忙赶去，抢到手的只是较早出版的《性的人间》一册文库本而已。京都的樱花季京都大学时钟台

淳古堂是京都最大的书店，书的种类多，新书进得也快，在京都繁华的四条街上，人进人出，摩肩擦踵，去过两次以后就发觉这里只适合走马观花，瞧个热闹，却不大可以站定了慢慢细看。从四条到三条这一带黄金地段的不少书店都是这样，买书方便，看书却不方便，如果想细看的话，不如去那些离市中心稍远的地方，找一间门面稍小的书店钻进去，那里边顾客不多，不会有人不停地在身边挤来挤去，也不用担心呆久了妨碍别的读者。

这样的书店不算少，京都北边高野川附近，离我住处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家，叫丸山书店。丸山书店开在一片新式住宅区中间的商业街上，卖些谈不上学术和专门的普通书籍，从近期的新闻、电视、漫画、求职杂志到旅游手册地图、主妇持家必读，从流行诗集小说到佛道气功相术，从中小学教材到儿童不宜看的相集，种类相当齐全。这一家书店大概比较适合一般读者的口味，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所以我从来没看它冷清过。闲来蹙进书店，有点像逛北京的书摊，东摸摸，西翻翻，便能对世态人心有一点感受。我最喜欢丸山书店的地方，还在于它二十四小时营业，就像那些方便顾客从不关门的日夜商店，灯火长明。有一天晚上书正念到兴头上，遇到两个难解的词，手里的辞书不够用，于是想到去丸山书店看看，在那里查完辞典又翻书，看钟时已经凌晨两点。

有了这回经验，我往丸山书店去得更勤，即便不看书，也要看看书架上添了新书没有，渐渐地也能发现什么样的书销得快，什么样的书不大有人买。后来我还养成了夜晚散步到书店的习惯，看到深夜的书店里多是背着大书包骑车路过的男生，轻轻走进来轻轻翻一会儿漫画或者体育杂志然后离开。我从这家书店明白了许多事情，但独有一样却始终迷一样搞不懂，就是足球啦篮球啦一类的体育杂志为什么全归男人看？书架上立着“给女性”、“给男性”的小纸牌，正如楚河汉界把女性读者和男性读者面对面截然分在两边，我虽然好奇，也壮不起胆子越过界线去探探面向男性的杂志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只好老老实实看那些专门编给妇女少女的、涂满幸运与不幸爱情婚姻故事的漫画以及印着五颜六色和食样式的杂志。

1994年恰逢京都建都第一千二百年，书店里有关京都以往现今的漂亮书籍眼看着日益增多。元旦那天，照例人们要往神社去，大街小巷的商店全休息了，唯独丸山书店店门大敞，里边比平常还多了些聚精会神看漫画的小孩儿。我翻开满是京都四季景物的图册，浏览过枫叶遍地的永观堂、樱花夹岸的鸭川、秋夜静默的岚山和先斗町盛妆的艺妓，读完了新年的第一本书。

丸山书店只是一个街区的普通书店，提它的名字，除了附近居民似乎没几个人知道，像这样的书店，在京都不知有多少。跟京都大学一街之隔有家两层楼的小书店，看上去并不起眼，却有特别好的人缘。到京都不久的一个礼拜天，木津祐子女士带我去看能的演出，就约在那家书店门口见面。我到得稍早，想刚好可以先逛书店，结果在观剧之前先看了一本关于能的书，是增田正造编的半图半文的《能的造型》，心里边渐渐涨满美妙的期盼。木津女士告诉我，京大的人都爱在这里约会见面，免得等不到人的人心焦。以后又有几次与人约在这家书店，觉得比站在商店门厅、坐在咖啡店里等人都要舒服。

京都的书店极多，如果连百货商店卖书的柜台也算上的话，差不多走个三步五步就见得到。二三十米大小一间房屋，靠墙围一转书架，中间再立一排或是两排，空地狭窄得走过人背后务必要道“对不起”，这样推开门便一览无余的小书店，算得京都最寻常的街景。不知道它们是不是都做过人们的约会地点，不过当我逛多了书店，也发现肯定有一些书店不便滞留太久，倒不是因为怕它里面的通俗小说加儿童漫画不耐看，搞不好加上色情的“污染”眼目，而是因为在小店老板视线的一直“关照”下，很难有勇气连着把几本书的前言后记都看完，然后一毛不拔，从容离去。也许应了“做贼心虚”的话，反正遇上这类小书店，我从不泡蘑菇，看一眼就走。

说起来，逛书店的方法也好比读书，用得着精读和泛读两种，有的书店可以一趟趟去，观察它一天天进书的变化，有的书店则只可以拿它来作其他书店的参照，证明它和别家共有大宗相同的书。如今的书籍比不了模特身上的时装尊贵，需要批量生产以飨大众，书店于是变不出更多花样，出这个门进那个门，冲着你的全是大同小异的书脊，不同的只有收银台后面老板的那张脸，可是那张脸也多半无声无息，在寂静中传播更加寂静的空气。

记得从前有日本人逛北京的琉璃厂，逛完以后感慨万千，他以为这里离前门的八大胡同不远，过足了书瘾再去享倚红偎翠的艳福，怕就是文人一生的梦魂所系了。八大胡同已成旧迹空留香艳传闻早不消说，所谓逛琉璃厂，今人也恐怕再难体验到那份书香间漫步神游的悠闲惬意。相比之下，在京都逛书店倒真当得那个“逛”字写出的心情，有点像女人逛商店，不必怀了非买不可的决心，也不必躲懒错过冷清的店门，这样走不过半条街，就能够对时尚心中有数，同时暗中衡量一下自己的品味，即便两手空空而返也觉得不虚此行。

我在京都的时候，最爱做的事便是沿街逛一家家书店，而许多意外的收获，也就在这串街走店的功课中一点点积攒起来了。二

如果说从京都大学的图书馆看得见京大校风的话，逛书店则帮我嗅出整座城市的味道。可是，只去卖新书的地方还不够，新书把每个城市的面目弄成了一个模样，倘要寻出真正属于京都的趣味，恐怕非逛旧书店不可。

京都的旧书店也很多，逛不胜逛，我曾经拿到过一张它们的分布地图，最终也没能按图索骥全部走完。旧书店一般都缺少堂皇的门面，门前一堆面目不甚整齐的书，上竖“古本一百元一册”的招牌，往往就是它的标志。走过这廉价的书摊，由不得人心不动，俯身去看可有合意的，看中看不中之后又都不自觉地要往门里边钻。

所谓旧书店，卖的也并不是什么年代久远的珍稀版本，同现在开在各地的中国书店一样，多的是早几年几十年顶多上百年前的印刷品，当然它们在研究者收藏家眼中也自有价值。然而，我逛旧书店的时候却总丢不掉实用俗气的念头，就是看看会不会拣着“便宜”。最便宜的东西毫无疑问是小说诗歌，尤其未入名流不见经传之作，看到这些时限一过便落得降价处理无人要的书，就会明白文学等同于消费品的道理，而一部文学史实在只算得上“点将录”。大概印刷过多的缘故，有些图册也便宜，在我去学校的路上，曾经有一家书店将一套1970年代印制的、兼有东西古典名作的美术史图册堆在门前地上放了很久，图画照片都清晰，又有很好的函套，标价才三百块钱一册。我本来极想挑有关日本的几册买下来，但考虑到运输的费用必将这书的价钱又涨回去，就犹豫起来。

出于专业习惯，泡旧书店，我比较有兴趣看那里的研究中国学的著作。在京都的时候，正好赶上一本号称以其家族中的三代女性为线索，写出了中国女人命运的纪实体小说出版，据说发行量惊人。我猜想这肯定是历来研究中国学的学者遭遇不上的好运气，从书店年复一年不变的摆设上，就能想象到研究者们穷毕生精力写出的书，不知最后等得到几位读者光临。不过让人安慰的是，这些寂寞无闻的学者著作，却比那小说贵得多而且从不“处分”（日语，意即减价）。

自从江户政府迁都东京以后，京都变成故都，京都的人文学风从此不敌东京趋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我总觉得在这里研究中国学，对传统仿佛比较在意，旧书店里那些被束之高阁的中国学研究经典，因此都有一副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派头。比如一套1968年出版的《铃木大拙全集》，能用原价买下，曾让我着实得意了几天，可是，到东京的神田神保町走一趟就立刻傻眼，那里的铃木大拙打了对折。还有内藤湖南、津田左右吉这些东洋学大师，都那么随意地插在东一处西一处，完全不像我在京都看见的凛然排作一阵，决不低首廉价出卖自己的样子。我惊讶地问京大的平田昌司先生，是不是京都的老板懂学术，因为他们专给好书加价。而京都人主张买新书旧书都要去东京，是不是也在欺负东京店老板的“不学无术”？一西一东、一前一后两个首都，果然是京都联系着过去的、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而东京联系着现代的、西化的日本吗？樱花初开的日子到过东京以后，再逛京都的旧书店，不觉间竟淡泊了“功利”之心，忘记拣便宜的事情，每当看见那使人心痒难耐的好书和它们居高不下的价格，反过来居然得着一份心理补偿，欣欣然以为“学术的尊严”在这里不仅仅是幻觉了。

从京大校门出去，过马路，便看到并排的两家旧书店，每天有学生进进出出，人流不断，我去学校的时候很方便就去了那里。这两家店门外有时候放一些旧的漂亮的贺年卡与画着和服美人的图片，非常好看，可它们卖的书却不甚稀奇，几乎全是看着眼熟的文库本和旧教材，不过这些对专业人士来说谈不上学术的普通书籍，在我这个外行又兼外国人的眼里一样不失魅力。我曾经有幸从中捡到20世纪初久保天随编写的《支那文学史》教材，那时候我正为各种各样的文学史书着迷。

而说到文学史，日本真正是中国的写作老师。据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早年开中国文学史课，用的课本就是摹仿日本的大学教材编写而成的。当久保天随这本书在异域出版的时候，由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文学史却还寥寥无几。这位当年享名甚高的汉学家后来死于台北，他的书已经很久没人去读，也很少听人再提他的名字，我是在跑了差不多半年的旧书店后才偶然遇到这书的，书价竟意想不到的便宜。为此我对那两家书店有了相当的好感，同时更加地羡慕人家的学校旁边有旧书店可去。日本许多大学的周围都有这样的旧书店，像东京早稻田大学边上的一条旧书店街还很有名，它们同散布在校园边上的一间间咖啡屋快餐店一起构成的校区景象，是使我把这异域风景同记忆中北京的母校区别开来的标记之一。

旧书店在京都这个城市里星罗棋布，不像东京大致集中一处，可以一气逛完。要想过一把痛痛快快看旧书的瘾，就要等到书市开张、“古本祭”（日本的传统节日一般叫“祭”，古本祭直译过来就是旧书节）的时候。在日本，大的百货店一般会有一层“催市场”，专卖廉价物品，东京的旧书市有时就开在那里。但是京都不一样，京都的旧书市到底别具一格，它不在商业区，而是办在寺庙、神社，正和这个城市的风格一样有古雅的情趣。

春天往下鸭神社去，夏天往黑谷神社去，秋天往百万遍的知恩寺去，远远的路上就望得见蔽日浓阴间引路的蓝色旗帜。神社和寺庙远避都市繁华，又有书店难得的敞亮，嗅着空气里飘动的树木的清香和翻开书籍时扑面而来的纸墨粉尘，一摊摊看下去，实在是一份难得的享受。每个季节我都期待着书市，书市一开，立刻赶去，尽兴浏览，尽力搜寻，如果碰巧发现中意的书顺便买下，当然如获至宝，万分开心。

逛书市的好处是比较容易有所发现，我记得自己就从来没有一次白去的。1940年，日本的财团法人国际振兴会组织过一次国际性的日本文化研究的有奖征文活动，当时有七位中国人的论文入选，后来编为《日本文化研究》第一卷出版，记得我在旧书市上看到它时，心中突然涌出异样的感觉。书上照片里的年轻作者们早已不知去向，他们的老式发型老式西装，也像他们过时的议论一样成了不再流行的“古董”，可是与那五十年前的陌生人之间被尘封的隐没不见的联系，却在这一瞬被牵动起来。往事如烟，生活里的故事原来的确比书中事更加费解也更加有趣。“古本祭”为时一周，最后半天必定大拍卖，这是书市惯有的压轴戏，在卖主一声高过一声的吆喝中，书价一跌再跌，买书的人也一拥而上。可是别以为就拣得到便宜。我赶上过一次最后的大处理，先拿五百块钱买个袋子，然后尽管装，装满为止。那一天我兴高采烈足足捡了一包，回家后才知道尽是看完后必丢不值得保存的，一本特意挑选的《格言的花束》，原以为该有日本特色，没想到辑的多为西人言语，和往日看惯的中国人所编无异，叫我联想起“放之四海皆准”这句名言。

京都的神社、寺庙都有很长的历史，看那里古树参天，木质建筑经日晒风吹由白色变为褐色，使人不禁发思古之幽情。“古本祭”办在这里，情调气氛两相适宜。我骑着自行车，穿过京都的一条条小街小巷，忽然觉得不知什么时候起，受这个古都气氛的影响，自己也喜欢上了怀旧，喜欢怀旧时的沧桑、温馨气味。我甚至变得要从旧书旧画，从遥不可及的过去留下的痕迹中一一追寻京都的来历，才会觉得今天的这个城市真实可亲。

从前念书，闻西人黑格尔称中国人有摆谈历史的癖好，深以为是，但从未想到这癖好会遗传在自己身上，到这时，我才渐渐看清了自己偏爱向历史刨根问底的不折不扣的中国人的面貌。我敢肯定，是那些旧书使我与京都亲近起来的，而我每一次试图去解开京都的疑问，那答案也一定是在旧书店里找到的。三

去京都之前，我心中其实早存着一个疑问，就是那里的同行从何处买他们需要的书籍？根据国内得到的经验，研究外国的学者最大的难处莫过于得不到外国书这一点。我想知道京都人怎样解决他们的问题。

京都有两处卖中文书的地方，一个叫朋友书店，一个叫中文书店，都在京都北部的左京区，从京都大学往北白川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去，或是相反，走20分钟的路，正好经过它们。中文书店临街，位置尚好，朋友书店窝在街后边吉田山坡上，有点儿背，但听说它们的生意都不坏，名声亦佳，正可以用一句老话形容：酒香不怕巷子深。知恩寺的秋之“古本祭”（2010年，苏枕书摄影）朋友书店（苏枕书摄影）

朋友书店的老板姓土江，开书店几十年了，卖中文书，也卖日文书，多数是与中国学研究有关的，年深日久，在学术圈子里结下了善缘。据我所知，从京都所在地的关西地区往南一直到九州的半个日本岛上，凡是这一行的人，都买过土江家的书。像这样一个上阵全靠父子兵的私家书店，经营到这一步，谈何容易。朋友书店之所以吸引到读者对它忠心耿耿，大约有这样两个原因：

第一是占了有利地形，虽然不当街，不是热闹所在，可挨着学校和研究所，比临街更优越。京都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和京都大学几十年来都是关西中国学研究的中心，那里的图书馆藏书丰富，研究班、报告会举办频繁且受人瞩目，经常有邻近地区的学者赶来查资料或参加学术活动，每来一趟顺便就会往朋友书店看一看。土江本来没打算从别人身上赚钱，他等的就是这些个常来常往的老顾客，所以躲在街背后也没关系，正寻个门前清静。

再说第二个原因，那就不归地利而是要讲讲人缘了。我在京都大学访学的时候，隔一两天就会见朋友书店的人到研究室来送书，送书人面目清秀、西装笔挺，肩上扛重重的一只大纸箱，挨个敲门。起初我想不到这便是老土江的儿子，后来熟一点，知道他的任务是出外勤，每天开车去学校、研究所或人家里送书。小土江到过中国，知道中国的书店根本不用这么辛苦费事，他似乎感慨在日本生意不好做。不过我告诉他，从前中国的书店也是要派伙计往教授家跑的，现在不必跑，是现在的读书人没有消受这份服务的福气。听完我的玩笑话，他也笑了。

朋友书店不仅殷勤上门，对老主顾，他们还有一种优惠办法，就是允许赊账，书可以先拿去用，年终发奖金时记得交钱来就行。比如京大的学生一年级买的书，拖延到毕业时结账也没关系。这一条，我想对天下的读书人都是天大的诱惑，因为他们发财的时候少却一刻不能没有书看。

土江父子的体贴和情义得到的最高回报，就是获得了他们照顾过的人对朋友书店一心一意的支持，这些人不管在京都还是到了别的地方，往往数十年不间断地从这里买书。本部设在东京，也以出版、经销有关东方学的书籍为主的东方书店，在京都、大阪也开有分店，可是提起京都，他们的人就摇头，说那里是朋友的地盘，东方打不进去。京都人特别重情义，东京人说。记得在汇集了名家之作的一本吉川幸次郎的纪念集里，看到过老土江写的一篇文章，讲述他对这位大学者的景仰与他们之间不寻常的交往关系，读来让人羡慕，更让人感动。买书卖书人之间的这种厚谊自然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而基于相互信任相互照应心理结成的使双方受惠的关系，也当然经久不变、源远流长。

朋友书店定期给读者寄送自己印制的书目，看到书目就不必花时间上书店选书。我买书的时候，却喜欢自己爬吉田山坡，因为正可以借此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把店里的书全看个够，额外地过一把逛书店的瘾头。交上书单不久，小土江果然将书送到家里，其中一部分还是麻烦他们从别处调来的，因为京大中文研的教授预先打了招呼，他们又送给我一点折扣。

同土江父子打了几次交道，我终于明白即使是从专业人士苛刻的眼光来看，讲朋友书店是一个非常好的、水准高的书店，也并非言过其实，因为它不光服务周到，进书的品味也是一流。它的架上不但摆着经典名著长销书供人随时挑选，也有最新出版的学术著作报告目前情况，日文版书如此，中文版书也是如此。有些中国出版的专业好书，印数极少，甚至在北京都不曾见到，这里却有卖。它进书的速度之快，更令我们这些东游之人万分诧异，国内还没有上市的，在这里反能买到，是颠倒了的“时间差”。难怪人在国内时并不一定就消息灵通，即便京沪两地也常感各自隔绝。京都虽然算不上交通、通信最发达的现代城市，可是有了朋友书店，就能够大体掌握日本和中国大陆的专业书讯，并且迅速买到需要看的书籍。在获取情报这一点上，我常以为异国的同行比我们幸运得多。

朋友书店的中文书多从大陆进口，要找台湾出版的书则必须去中文书店。中文书店的经营策略看来也以服务于中国学家为主，进的书专业性都很强，不过偶而它也卖卖畅销书。中文书店的背后其实是中文出版社，出版社大约与本地学界联系密切，影印或排印的中文书籍在选材上尤具特色。兆光在店里买到过一部《禅林象器笺》，是列为柳田圣山主编的“禅学丛书”之一种影印出版的，旧籍新印，因为它曾经并且至今仍然大有用处。我想中文书店和中文出版社的关系就是所谓的“前店后厂”了，以销带产，以产供销，其规模虽然远不能与大出版社相比，但面对同样为数不多的中国学者市场，也恰恰合适。

出版社在自己的店里售书和书店有余力自己做书卖，都好在省去中间环节，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朋友书店也如此利用它联络的学者自己编印了一些书。但是能够这样做的前提，必须是宪法保障出版自由，不设检查官，否则的话，像朋友、中文这两家小书店，恐怕连买书号的资格都不具备。

除了这两家，京都还有一处也卖中文书的地方，叫弘文堂，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书店，现在主要卖旧书。弘文堂曾经资助过一个近代有名的杂志《支那学》的出版，这个杂志曾经第一次载文正面介绍胡适等人和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学界吹进一阵新风。我慕名随川合康三教授而去，看到它的确有很不错的收藏，可是那一天店里的冷清也令我印象深刻。后来几次路过，都见它的门紧紧锁闭，门玻璃后面掩着白色的布幔，仿佛连往日的风采一同深深地掩藏了起来。

可是，京都昔日的风采依然那么使人憧憬迷恋，住在京都的日子里，百思不殆、百谈不厌的话题，莫过于京都还是不是罗振玉、王国维来时的旧模样。当年他们逃难在此，却能安下心来研究学问，是因为在这里反而听得到熟悉的乡音，而这乡音正可以抚慰他们难以平复的思乡之情吗？到京都以后，自然就明白他们的确有过很多很多研究中国学的日本朋友，以及这些朋友曾经给予了他们怎样的精神和物质支持。而使我吃惊的是，研究中国学的人至今仍有那么多。

我想，那样众多的研究者、爱好者，肯定是中文书书店得以存续的非同寻常的基础，然而，这句话不知道可不可以反过来说。如今的出版社、出版物多得叫人目不暇接，倘若没有书店来替我们接收归纳、分流引导，恐怕我们会走上迷途，茫然失所。因而书店的作用决不是仅仅给我们提供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场所，它在给读者输送营养的同时，甚至影响了读者的生命进程。这样的情形，在先贤前辈的学术生涯中呈现得本不算少，只是不知道可不可以照此解释京都的中国学研究界与朋友书店、中文书店和弘文堂的关系，并且把这样与读者关系密切的书店，算作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期待。

去日本的外国人都难忘这样一种风景：电车上的人，不分男女老幼、同行不同行，全都无言无语，安静地低头看书。我把这个印象说给日本朋友听，朋友大笑：你知不知道他们看的也许是漫画？为什么包着封皮？为了遮人耳目。暑假快要来了，电视新闻发表统计数字，说眼下的中小学生只看漫画不读字书了，还说连大人们也未必具有对漫画的特殊免疫力。过了暑假回到北京，又听说在风靡过台湾宝岛之后，可爱的机器猫、樱桃小丸子也将勇登大陆。会不会连日本电车上的风景也一起进口来？

漫画也罢，其他也罢，我希望的是，在我每天要搭的电车上也坐满读书的乘客。之所以有这样的愿望，是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势必也要出许多许多的书、开许多许多的店来照顾这些读者，还有到那时候，天天遛弯儿逛书店就肯定不再是奢侈的梦想，而我们更不必费了很多周折，漂洋过海去享受逛书店的快乐。

对中国文化的乡愁

1937年冬，也就是卢沟桥事件发生不久，吉川幸次郎在北京见到了周作人。

那时的周作人，已经发表了不少关于日本文化的研究，在中国，算得上为数不多的“知日派”，然而，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在他看来是“明净直”的民族，它对待中国，为什么只有“黑暗污秽歪曲”，只有离奇的“恶意”，比照历年来的考察，周作人觉得还是谜一样的不可解（周作人《日本管窥之四》）。前去看望他的吉川幸次郎直率地指出：那是因为你的研究，太注重日本文化里的中国部分了。你把注意力放在了平安时代、江户末期和明治的一部分文人身上，看到的就只是日本“文”的一面，而没有“武”的一面，可是在日本的历史上，比如镰仓时期，便是“武”的代表（吉川幸次郎《外国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见到周作人的时候，吉川幸次郎还只是京都大学的一名年轻的中国文学讲师，九年以前，他曾到中国留学，在北京住了三年。而自从1911年结束长达六年的留日生活归国之后，周作人虽然也在北京大学开着日本文学的课，可是他的涉猎范围早已经远远超出了日本。1937年，正是中日关系紧张到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迫于时局，周作人无奈地匆匆放弃他的“日本管窥”，但不同的是，吉川幸次郎却跟不少日本的汉学家一样，愈来愈感觉到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紧迫性。一退一进之间，这两人截然不同的取向，也仿佛象征着近代以来的中国和日本相互观望时的姿态。

近代以后的日本，就像人所共知的，不仅在地缘政治上与中国渐行渐远，用明治（1867—1910）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福沢谕吉的话来说，中国和朝鲜，都成了日本在亚洲的“恶友”（福泽谕吉《脱亚论》）。在西洋文明的冲击和感染之下，尤其经过甲午之战（1894—1895）、对俄战争（1904—1905），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并从清朝和俄国手中接掌了对朝鲜的权力，势力直达中国东北，中华帝国的形象轰然坍塌，日本一跃而为亚洲强大的新兴帝国。正所谓攻守之势易转，普通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骤然改变，对上千年来浸淫其中的中国文化，也产生了厌恶、鄙夷的心情。

汉学家的地位自然一落千丈。而远的，不必说到大化革新，就是不久前的江户（1603—1868）时代，情况也还那么不同。尽管德川政府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令一般汉学家都无缘接触到现实中的中国，可是借由文献典籍抑或中、朝使者，人们仍有机会认识中国，研习中国传统的文化。某种意义上讲，汉学既是关于中国的学问，也是日本的学问。比如朱子学就被幕府和一些藩主奉为官方之学，曾经占有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又比如赖山阳那样有名的日本史家，也能写一手典雅的汉诗，像他的这一首《岳飞》：“唾手燕云志已空，两河百郡虏尘重。西湖赢得坟三尺，留与游人认宋封。”（《山阳诗钞》卷二）就几乎没有留下所谓“和臭”（按：“无和臭”，是江户时代对汉诗的一种很高的评价）。然而，19世纪后期的开国，却让日本在从此怀上绵绵不绝的“脱亚入欧”梦想的同时，渐渐淡却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正像曾以“杂种文化”来形况日本的加藤周一所说，当西洋的一切都成为理想，日本也就“一边倒”地从中国掉头彻底转向了西洋（加藤周一《日本人的外国观》，载氏著《杂种文化》）。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汉学，于是无可避免地遭遇了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命运，汉学家们则发觉自己忽然变成了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里的无声无息的退隐之士，变成了“无用的长物”。吉川幸次郎（1904—1980）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形势，就好像近代中国打开国门后的“西潮”澎湃的情形，浪涛滚滚，把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卷入到一个新的现代世界。吉川幸次郎虽然比周作人小了大约有二十岁，但他身处日本全面追求现代西方文明的大的转折时期，跟周作人那一代受过“新文化”洗礼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心情其实有一些相似，也就是说，潮流当前，他们在文化立场上，往往首先选择的，都是与自己的传统文化及修养相去甚远、代表了现代与先进的西方。他们一心一意地接受西方的观念、趣味和潮流，就连在专业领域，也竭尽全力去同西方接轨。

大多数日本的汉学家似乎都已经看得非常明白，在这个时代，唯有同西方接轨，才是“预流”，才能保全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且提升汉学研究的价值，也才能在日本近代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当中，继续取得发言的资格。曾是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在他“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自传《西潮》中这样写道：“我们吃过炮弹的苦头，因而也就对炮弹发生兴趣。一旦我们学会制造炮弹，报仇雪耻的机会就来了。”这一段道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心声的自白，也恰好反映了日本近代汉学家的心路历程。

同西方接轨，就日本的近代汉学而言，可以举两个比较为人熟知的例子。

我们知道，明治初期，一些富有汉学修养的家庭或私塾在教授子弟时，仍以研读中国原典为主，四书五经而外，又有《史记》、唐宋八大家等等，比如讲中国历史，就常用到曾先之编写的《十八史略》。可是到了明治二十年代左右，有“东洋史”创始人之称的那珂通世等人倡议历史教学的改革，主张弃用《十八史略》之类的汉文文献，而使用那珂通世自己编写的《支那通史》。在此之后，中国史的讲授思路和研究方法便大为改观。据说《支那通史》编到宋代以后，那珂通世就表示，向来被我们当作历史线索和基本史料用的《元史》等虚构太多，不足为据，现在需要把西方学者关于西域的研究补充进来，因为西域既包括在蒙古民族广泛的活动区域之内，也是东、西两个世界的重要连结点。引入西方的文献及其研究，正是中国史发展至东洋史的一个重要契机。稍后，桑原隲藏编写《中等东洋史》，在中国这一部分，把殷周（上古）称作“汉族膨胀时代”、秦汉六朝唐（中古）称作“汉族优势时代”，把五代宋元明（近古）称作“蒙古最盛时代”、清代（近世）称作“欧人东渐时代”，也是从中古时代起，就将历史叙述的重心移到了汉族与塞外各民族的冲突上面。

在东洋史的这样一个架构之下，当蒙古、突厥、女真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也被整编进来的时候，传统中国史所关注的发生在中国内地的兴衰流变，便再难以成为历史叙述的脉络和焦点。像桑原隲藏的《中等东洋史》里，还包括有印度、中亚，就是说这个东洋史，覆盖了几乎整个亚洲，而这样一来，中国史，无论如何也只能占到其中的一个部分。换句话说，一旦“东洋”这个区域性的概念，代替民族国家，成为历史叙述的单位，“中国”无疑会从这种历史的叙述中慢慢淡出。

发生在甲午战争前后的这样一种学术方向的转移，当然有它十分现实的背景。对于国力迅速增强的日本来讲，重建亚洲新秩序以对抗西方列强，包括走所谓“日支提携”的路线，已成迫在眉睫的事情。在这种形势之下，对中国的现状及其历史，都需要在更广阔的亚洲视野甚或世界格局下面重做研判。1910年前后，东京大学确定由国史、西洋史和东洋史构成史学学科，这一历史学科目的划分，就清楚地反映了近代日本的世界观以及它的自我定位，同时也标志着从中国史到东洋史的学科转型终至完成。

如果说上述的转变，主要发生在历史学领域，那么，明治时代研究中国思想和文学的人喜欢讨论“中国人是怎样的”、“中国文明的传统如何”一类的问题，究其实，也是要对中国的现状及历史做一番新的解读和评价，而之所以对此产生兴趣，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有必要将这些问题，纳入到一个以西方的价值观念为主体的解释系统中去。比如在日本出版的首部《日本文学史》里，我们就常常看到，作者是以比较的口吻，谈及日本文学优美、中国文学雄壮，而西洋文学精致等等结论的（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合著《日本文学史》）。在汉学家早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书，如藤田丰八的《先秦文学》里，对主要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及其创作文学所做性质的判断，如说：汉民族有排他性而使种族纯粹，却也阻止了别国文学的侵入，崇古而使其文学多拟古，却也妨碍了俗文学的发展，重亲情而使其叙事文学贫弱、重实用而使其虚构文学不能发达；中原的土地辽阔却引致其文学的夸张，也缺乏精致的思想和研究的态度，因而失去进步的机会，等等，所依循的，也基本上是来自西方的一种现代化叙事模式。

传统的看法还都以为中国文学的正统当然是诗文，即使是在日本，汉诗文与和歌也一直被视为文学的主流。可是近代以来的日本知识分子跑到欧洲去一看，大都市的剧场既是上流社会的集会场所，也是国家仪式举行的场地，戏剧在西方的社会生活中原来有着那么重要的地位，回过头来，于是就想到要在东洋“发现”剧场和戏剧。中国文学史脉络中的戏曲，因此也就是在明治时代，由幸田露伴、笹川临风这样一批既兼通中国与日本文学，又善于融合西方理论的学者最早发掘出来的。戏曲的发现，不但瓦解了很久以来人们对中国文学的一种认知，更是颠覆了传统里比如雅俗等等重要的文化观念。

具有颠覆性的成果，还包括了像白鸟库吉的《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在质疑尧舜禹的历史存在、挑战传统汉学家的中国上古史观的同时，依靠西方的科学史学的方法，白鸟库吉也将对中国传统史料的不信任推到了极点。又像桑原隲藏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吃人风俗、宫崎市定论说中国历来的奢侈风气，也都是在一种相当宏大的现实关怀之下，于传统的历史叙述及历史文献之外，另辟蹊径，重新构造出一副别样的中国风景的。

在这样一个风气里面，近代以来的日本汉学界特别流行一种看法，那就是与其到中国留学，不如去德国、法国和英国取经。早在明治后期，为改革日本汉学的教学和研究，写有《北京笼城日记》并做过京师大学堂教习的东京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吉就曾受命赴德国进修。到了几十年后，石田干之助在国内出版《欧人的支那研究》一书，详述欧洲古代以来的汉学的形成和发展，依然大受欢迎。很多人还都明白，要想涉足敦煌学或是其他关乎西域的学问，要想研究中西交通史，就得掌握西域的语言并熟悉西方的典籍文献，这样的话，就一定要去西方学习。

向西方学习的，不只有语言，也不只是他们在处理文献资料上的科学手段，还包括有田野调查的方法，也就是到中国来做实地考察。近代西方兴起的社会学人类学风气给日本汉学家带来相当的刺激，感慨于源自传教士传统的西方学者不满足于了解文献中国而深入内地调查实际中国的精神，他们把足蹈中国内地、耳闻中国语言、阅读中国新作的方法，称作用“活的眼睛”看中国。由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支持、白鸟库吉负责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室，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在当时，它不仅频繁组织在中国的大规模调查活动，也的确收集到庞大的资料报告。而直到二战结束以前，由于往来出入几无限制，一般从事汉学研究的人，大都有机会游历中国。

发生在东洋史学、中国文学史学领域的上述变化，大概已可以说明，在日本汉学超越自身传统、追随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西方的影响，究竟起到了多少作用。而伴随这一“西化”过程产生出来的另一趋势，是在许多日本汉学家的心底也渐渐生出一种对抗的乃至于压倒的意识，即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心理。

早在明治时代，做过东京大学校长的井上哲次郎就宣称，欧洲的东洋研究特别是有关日本和中国的部分毕竟幼稚，因而研究东洋史不仅是日本人的责任，也是日本人可以迅速战胜欧洲的一项事业。他赞扬古城贞吉的《中国文学史》，就是将其比作文学史学中的陈胜、吴广，认为此书有揭竿而起、填补学术空白之效。与井上哲次郎的心情一样，白鸟库吉也曾激愤地把西洋学者在东洋学领域的执先鞭，说成是跟东洋人在政治上的被侵略被蹂躏完全同等的耻辱，大有战而胜之的意志与决心。

而当师夷之长技即对西方汉学有所认识之后，日本汉学家果然得出一个普遍的看法，那就是西方人解读汉文的能力毕竟有限，不大容易做到博览多识、融会贯通，难免常常因臆断而陷入谬误。在这一点上，日本汉学界其实很有优势，因为日本长期受中华文化的熏染，一般学者都有深厚的底蕴，足可与西方人一较短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问题，要由日本人来解决，“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仍能在一些日本的汉学家身上看到一种特别的自信，他们相信自己是结合了东西文化的特点、兼有传统与现代之长的一群。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在基本文献资料的掌握上胜过西方，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自己在研究手段的更新上，领先中国一步。关于后者，吉川幸次郎曾经举例说，中国文学的历史及美学特征，就是在西洋方法的启发下才作出理论化的阐述的，在这一问题上，日本人的研究无疑先于中国人。

1937年底的吉川幸次郎，或许也就是因为如此，才在周作人的面前表现出了那么样的自信和坦率。二《对中国文化的乡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选译的，就是在近代这样一个由东向西的大变动时期，仍然保有深厚的传统汉学的修养，可是视野已扩大到东洋甚至世界上，同时又有过留学或游历中国的实际经验的这样一些日本汉学家的随笔。

书名取自吉川幸次郎写的一篇随笔的题目，这个题目，曾经也用在吉川幸次郎的一个个人随笔集上。在为那本同样取名为“对中国的乡愁”的小册子所写《解说》中，对这样一个题目，贝塚茂树有一段注解式的说明，他说：“吉川幸次郎氏为这个随笔集取名“对中国的乡愁”，乡愁一词，在他的意识中，我想这时是与一般人理解的乡愁完全不同的。它与学子对于偶然邂逅的巴黎、瑞士怀有的那种乡愁，或许有同样的内涵。它指的是在法国留学的人回忆起巴黎的留学时代，在瑞士的旅行者回忆起攀登阿尔卑斯山时的情景，在那时表现出的一种感情。这个乡愁，不过是借用来说明终归为异邦之人的日本留学生、旅行者对待异乡的情感，是超出了这个词的本意的。”（吉川幸次郎《中国への乡愁·解说》）强调“乡愁”的“乡”，已非“故乡”之意，却不过是人生中偶然停过的一站，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寄望于中文世界的读者应当明了的。

简单介绍入选者的经历。

青木正儿（1887—1964），1911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的中国文学科，他的父亲，据说就是一位颇有汉学修养和中国趣味的医生。他的兴趣最早是在元代戏曲上，也是最早把胡适、鲁迅代表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介绍给日本汉学界的人。早年主要研究中国的文学艺术，写有《支那近世戏曲史》、《清代文学评论史》等，涉及到诗文戏曲、绘画音乐、宗教民俗等众多领域，晚年则集中在名物学上，往往结合实物训释文献所见事物的名称，也涉及到居住饮食、舆服工艺等诸多内容，著有《中华名物考》一书。他1922至1924年考察过中国，写有《江南春》的游记。

石田干之助（1891—1975），1916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的史学科。翌年到中国东北等地作学术调查，同时负责为岩崎久弥收购北京王府井的莫里森文库也就是后来的东洋文库，以后长期主持该文库的工作。莫里森文库以收藏有关中国的欧文书籍而闻名，这与他的学术兴趣始终在东西交通史上相当吻合。前面提到他写有《欧人的支那研究》一书，曾经多次印刷，影响很大，随后发表的《欧米的支那研究》仍然好评如潮。他还有另外一部《长安之春》的著作，描写唐代长安这一国际性大都市的种种风情面貌，迄今都是公认的东洋学名著。他是小说家芥川龙之介的朋友，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杜子春》，据说便是根据他提供的素材写成的。

仓石武四郎（1897—1975），1921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科，同年即到中国的上海、宁波等地旅行了一个月，随后转到京都大学读研究生。1928至1930年在北京期间，与胡适、鲁迅等众多中国学者相往来，见于他用汉语写作的《述学宅日记》。回国后，先后在京都大学、东京大学讲授清朝的小学和音韵学，同时致力于中国语的普及教育，著有《中国语五十年》，并参与编写了《岩波日中辞典》。1954年、1960年又随学术考察团重访中国的北京、上海、广东等地。

宫崎市定（1901—1995），1925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的史学科。他在大学时代，就对拥有古老文化的汉族与北方朴素游牧民族的关系甚为留意，这或许就是他后来写作《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论》一文与《东洋的素朴主义民族和文明主义社会》一书的最初思考。大学毕业前夕，他曾参加文部省的学生考察团来到南中国的上海、广东等地，1932年，又曾以军人身份在上海附近驻扎过三个月。1936年前往巴黎留学两年。他主要研究宋史、中国制度史和社会经济史，涉猎广泛，著述极为丰富，岩波书店为他出版的全集多达二十四卷。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毕业于京都大学的中国语学文学专业。他在中学毕业的那一年（1923）寒假，就第一次游览了中国的上海、苏州、南京等地，1928—1931年读研究生时，又在北京留学三年，1937年、1975年和1979年都曾短期访问中国。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的文学和经学，但在专业性的研究与学院式的教学之外，也非常热心地推动中国文学在日本社会大众间的普及，这为他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他的代表作有《元杂剧研究》、《新唐诗选》、《杜甫诗注》等，岩波书店为他出版的全集计有三十多卷。

汤川秀树（1907—1981）和小川环树（1910—1993）是一对亲兄弟，1930年代相继毕业于京都大学。他们的父亲小川琢治（1870—1941）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上很有造诣。兄弟中，还有一个贝塚茂树（1904—1987），也是中国古代史的专家，1928年曾与吉川幸次郎同往中国。小川环树1934年4月到北京留学，次年转至江南，在上海的内山书店，多次与鲁迅会面。1981年4月为调查吴语再访北京、南京、苏州、上海。他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学、语言学。汤川秀树虽非汉学学者，他的专业是物理学，是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但由于他自幼受到良好的传统汉学的教育，后来写下过大量的谈论东西文化的随笔，颇能反映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文化修养，这里因此也收入他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三篇随笔。三

选编和翻译这样一个带有学术性的随笔集，是多年前就有的计划。

我和贺圣遂先生本来的专业都是中国古典文学，跟日本并无关系，但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前后，学界好像曾经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认为日本的汉学尤其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典学的水准很高，而那恰好是我们先后进入到不同的大学，又在大致相同的理由之下，被劝说着学了日语的时候。此后的数十年里，我们在各自不同的工作环境里，不断接触到日本汉学家的研究论著。

日本汉学家的论著，上个世纪以来，以中文翻译或介绍的，已有不少。不过，就我们日常浏览、阅读的范围来看，那也还是吉光片羽，尚不足以使中文世界的读者一窥其全貌。特别由于向来译介的，多为专业性较强的论著，这种不知有意抑或无意的选择，有时更在读者中间留下对日本汉学的片面印象。记得当初我们自己也曾接受过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就是误以为日本汉学家的所长，仅仅在编资料、搞考证这一方面，下的是死硬笨的工夫，做的是静止沉闷狭窄的学问。直到后来阅历渐增，才如“行山阴道上”，“山川之美，应接不暇”，发现日本汉学实在比想象中的丰富许多，包括那些精细碎琐的考据和悉心编制的索引，原来都联系着时代的变迁、政治的演化以及与之相伴的学术的转移。

我们相信，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历史的和现实的背景，才使日本汉学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荣誉，并且绵延至今，仍然保持它的活力。我们也愿意把自己历年来的阅读经验贡献出来，与读者诸君分享，选译这些学术性的随笔，是我们的第一步。

关于选和译，这里要稍作说明。

首先，受限于我们自己的学力、阅历，也为国内的日文书籍严重不足所限——这后一点，数十年前即为吉川幸次郎所察觉，他说，研究日本学的中国人最先遇到的困难就是日本书籍难求，又批评日本政府和有识之士对此漠不关心。研究日本如此，何况研究日本的汉学。而这种情况，数十年来竟一无改变——我们认真读到过的日本汉学著作，也许只可用沧海一粟来形容，因此这一次的选，虽然尽可能地避免了“拣到篮里就是菜”，但也还是达不到理想中的真正“普选”。不过就在有限的条件下面，我们也设定了若干选的原则：一是为了体现近代以来日本汉学的上述重大变化，入选的作者，基本上都生活在明治、大正、昭和时期。二是尽量选择论题不俗、篇幅适中、文字清畅的较有可读性的札记随笔，这既是为了照顾读者的兴趣，也是尝试从另一角度反映日本汉学的活泼、有趣的一面。三是选文力求避开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以免去必要的却也可能是复杂的背景解释等等。

其次，我们选录的这些学术性的随笔，例如石田干之助、吉川幸次郎、汤川秀树等人的作品，即使在日语世界里，也是为人称道的，所以翻译它们，是对我们的专业知识和中文表达能力的考验，为此我们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希望最后呈现在这里的译文，既能少失掉原作的精神，又能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在中文的世界里，也可以独自成篇。

点滴书外事

读完吉川幸次郎的这本《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首先想到的，却是些书外的事情。

1967年，吉川幸次郎即将从京都大学退休，就要去过他的“学院外的儒者生活”，他要求早年的弟子高桥和巳回母校，而此时的高桥和巳已经是名满日本的新锐小说家了。高桥和巳的小说常常写到那些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中间被搞得身心分裂的学院知识分子，现在他却要听从师命，尝试去过边教中国古典文学边写小说的另类学院生活了。回校后不久，他便替吉川博士编选了这本集子。《我心匪石》，东京新潮社1967年初版、1970年第十八版

从1950年代初选择进入中国文学专业到这一年的春天，高桥和巳也是第一次有机会到中国访问。短短两周，对从广州到北京的所经之地、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情物态，他都有相当细致的感受，这段时间写下的随笔，就题名作“新的长城”。到了秋天，他又出版了一部新的小说《我心匪石》。

高桥和巳的小说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没有一丁点儿日本传统的“私小说”的味道，所涉多为国家、社会、政治的大问题；二是使用了相当多的汉语语汇，被人称为文言式的或儒家、法家式的。高桥自己就说他很喜欢这样夹杂了汉文的硬朗的文风，而作为二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也无法不对1950、1960年代的日本社会和政治抱一份特殊的热情。这份热情，甚至也投射在他对中国文学的学术研究当中。高桥和巳曾借着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的话题说过：历经磨难而仍能对社会怀抱热情，不具备这种意志的人，就没有资格创作文学，也没有资格研究学问。这仿佛便是他自己的写照。在有关陆机、李商隐、王士祯的一系列论文中，许多人注意到，那些对中国诗人的处境与心情的描述，其实都来自于他对自己时代的体验，是他自己的内心的流露。

转眼便是1968年，日本也迎来了学生运动的季节，高桥和巳无意间卷入其中，以一个助教授的身份，却站到了学校绝大多数教授的对立面。理论思考与政治判断力之间的矛盾、无关利害的思想与日常伦理之间的冲突，都使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我解体”。1970年春，迫于种种压力和严重的病情，他辞去了京都大学的教职，翌年病逝，年仅三十九岁。

在高桥和巳的葬礼上，吉川幸次郎说，自己曾对高桥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不止当个作家，更成为一个好的学者，如夏目漱石，但恐怕正是自己如此的期望加重了他的负担，使他得病、早逝。吉川幸次郎与高桥和巳间的师生情谊，已为学术界的一段佳话，有人后来还设想过，高桥和巳所继承的如果不是吉川的学风，而是其他什么人的，那可能会令他走上另外一条精神之路。然而高桥和巳自己却说，还在大学里上吉川博士“杜甫私记”课的时候，就已经深为其魅力所倾倒了。

吉川幸次郎的魅力，即使在他留存于今的文字里边，也能够感受得到。这种魅力，当然不仅仅出自他渊博的学问和那一口漂亮的京腔，更缘于他在谈学论道时所表现出的非凡的自信。那是基于一种对学术的始终不渝的信念，既化作一种人格境界，也化作一种道德的力量，在《中国诗史》的“解说”里，高桥和巳这样写着。也许更加难得的是，这种学术自信，还是在历史的逆境中千锤百炼出来的。

吉川幸次郎时常说，中国文学是他的学术研究对象，可是，更是具有普遍价值的、属于全人类的文学。中国文学中对于普遍人类的那种关注、那种人道主义精神，中国文学家对待社会的那份责任感，是过去的、也是未来的日本文学发展的一种资源。他倡议日本的青年要读一些中国书籍，他说，不是教他们站在狭隘的立场，从中学习中国的或东洋的思想，而是要他们吸取其中具有普世意义的东西。二次大战以后，他强调说，以乐观为基调的、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谅解和宽容的中国文化，较之倡导个性的欧洲文化，尤其值得日本学习。

怀着对中国文学的这样的信念，吉川幸次郎每每越过京都大学的围墙，给报纸写随笔，在电台作演讲，用尽可能的方式，向学院外的普通读者介绍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1950年代前半期，他与诗人三好达治合作，先是出版了一本《新唐诗选》，后又与法国文学研究家桑原武夫合作出版了《新唐诗选续篇》，这两个选本完全改变了唐诗在日本读者心目中的一贯印象，散发着新鲜的时代气息，这两个选本也使“吉川幸次郎”的名字远远超出中国学的学界范围，而为一般日本人所知晓。在1969年致历史学家贝塚茂树的一封信中，吉川幸次郎曾经感慨地写道：由非专业人士写下的谈论中国文学的著作，往往比专业学者的著作更有用，也更有趣，因为非专业人士所表达的，倒恰恰是在专业学者那里难以看见的对于人类“乡关何处”的关怀。作为一个穿“经”入“集”的训练有素的专业学者，他的眼光并不止于学校的有限的领域。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理想，使得吉川幸次郎十分看重高桥和巳，看重他的小说家的才华，那是具备了驰骋于专业内外的能力的一种证明。也许在高桥和巳身上，吉川幸次郎还看到了一种更为熟悉的东西，那便是他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发现过也赞扬过的，对于常识的或说是多数人的暴力的反抗。在20世纪的日本，即使只在学术界为中国文学的研究争一席之地，已经相当艰难，更不要说培养出一大批中国文学的读者或追随者，可是让人更感窘迫的现实也正在于此：如果缺乏广泛的读者群，那又会使中国文学学者更加丧失在学界的竞争力。京都大学几十年来所树立的中国学的独特声誉和地位，在吉川幸次郎这里，丝毫不存在毁弃的理由，虽然他这一代中国学学者所要应付的局面，已经是复杂得不能再复杂，但他仍然一点不失信心地面向社会大众普及中国文学，他的意图，仿佛是要唤回人们对中国文学的兴趣，然后再借由大众的兴趣来推进中国文学的专业研究。

所以选中高桥和巳来做这样一份特殊事业的继任者，并不是吉川幸次郎的判断出了差错，从《中国诗史》的选文以及附在全书之末的“解说”来看，高桥和巳也的确与他心意相通，只不过就像中国文学的命运已经由不得人来把握一样，上天也没有给高桥和巳更多的时日。《论语》中有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的记载，吉川幸次郎曾对此赞赏有加，他说这一连串的叹息，生动地写出了对自然和人生一直抱有乐观信念的孔子的内心的动摇，正是《论语》最值得玩味的地方。题为《新的恸哭——孔子与天》的这篇文字发表于1961年，后来也收入了《中国诗史》一书，那时候，他自然想不到日后也将遭遇类似的一恸。

高桥和巳在《中国诗史》的“解说”中提示道：要了解吉川博士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及其文学史观，就必须要了解他的人格。对于吉川幸次郎，这恐怕算得上是知己之言，而对于我们，这也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提醒。

顺便说说我的经验或叫作偏见。我总以为哪怕作为一个专业读者，在阅读国外出版的中国学研究著作的时候，对无论是著作者本人的情况，还是著作者所面对读（听）者的情况，最好也都要能去探知一二。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著作者本人的情况当中，最好还要将其对所研究事物的态度乃至对中国的态度一并包括进去，这样讲，在“作者已经死了”的现时代，一定会有鼓吹出身论乃至政治决定论的嫌疑，可是大量的事实摆在那里，不如此观察，就永远也搞不懂诸如选题的动机、所采用方法的依据和结论的效用等等貌似纯学术的问题。另外，之所以说最好还应弄明白著作者面对读（听）者的情况，那是因为读（听）者的知识背景、教养程度和文化价值取向，往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著作的切入角度和论述深度，好的学者总能照顾到其读（听）者的要求。而大多数国外中国学家的著作，首先是为他自己国家的读者而写的，所以译成汉字之后，有些也不见得恰好就对上了我们的胃口。

关于吉川幸次郎，我们曾经谈论过很多，但是关于高桥和巳，在这些年陆续搜集到一部分有关他的资料之后，我觉得依然所知太少，即便只把他看作一个并不遥远的异域的同行，我们还要不要重新翻拣出他的那些谈论中国问题的论文、随笔和那些与中国没有直接关联的小说？今天的我们又该怎样去解读他那个时代的日本中国学？不过离题已经太远，就此打住。

遇见高桥和巳

初见“高桥和巳”这个名字，是1990年代初，那时，距离他去世已有二十多年。在京都大学文学部与吉田山遥遥相望的一间办公室，摆满了典籍文献的环室书架上，竖立着一套东京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的十册本《高桥和巳作品集》（1970年5月初版）。那还是在已经被拆掉的文学部老楼，宽廊大柱，厚厚的暗红色墙壁，在浓荫覆盖之下隐隐地泛着帝国时代的余晖。几年前（本文写于2011年）再回去看，旧楼早已不复存在，原址上新修的文学部大楼，造型、颜色、格局都与时俱进。

起初，是颇有些惊讶。高桥和巳曾在京都大学的中国语学文学研究室这个始建于1906年的日本最著名的汉学研究及教学机构里任过教职，可是，他的名字却从未出现在我们熟悉的中国学家的系谱里。他又是享誉一时的作家，可是，当他的同代人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的小说，即使在日本，也几乎无人问津。我后来陆陆续续淘得他的一部分论文、小说和随笔，都是在东京、京都和大阪等地的旧书店里。

绝非籍籍无名之辈，却又似乎被遗忘了很久很久，这样一个人，引起我极大的好奇心。

我这一代人，真正有机会接触到专业性的学术研究，大多是在1978年以后。那时候，在与中国古代相关的领域，最为大家看重的就是日本中国学，很多人都希望借助日本学界讲究实证的长处来矫正我们自己在多年的意识形态控制下养成的空疏学风，日本学者在文献考据乃至于索引编制方面的成绩，因此备受赞扬并常常被我们所汲取。这种带有偏向性的评价，可能到今天也没有多大改观，但是久而久之，面对看不尽用不完的那些日本杂志和书籍，我开始有些迷茫，时常在想：呈现为高度专业性、技术化的这些为人称道的论著，它们真的就只是些文献、数据的累积，只是在客观、冷静地就事论事，而丝毫不涉及时代、立场以及情感等等与人相关的因素？我们在评论与利用它们的时候，也真的就可以把它们与作者本人一刀两断地切割开来？

就是在极度困惑的这个阶段，我遇见了高桥和巳。

他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作家，他的世界里，既有古典中国，也有现代日本，他的著作里，既有严谨的科学论文，也有富于想像力的小说与锋芒直露的随笔。他的十册本的作品集，展现的是古典中国与现代日本的相互交错、理性论证与感性抒发的相互激荡，因此从他身上，是能够透过冰冷的文字，穿越时间、地域的阻隔，触摸到日本中国学的脉动，并了解它的过往历史、现实处境以及要解决的问题的。高桥和巳（1931—1971）

高桥和巳一生短暂，1931年出生，1971年即去世。去世时，作为学者，他的学术之路刚刚展开，作为文学家，他创作上的影响力也才逐渐散发。但是，他所经历的短短三十九年却极不寻常。他出生那年的“九一八”事变，让日本走上了长达十五年的侵华战争之路，他进中学那年，他的家乡大阪遭遇到盟军空袭，一夜间大半化为废墟……他的青少年时代，恰好经历了日本从二战前的繁荣跌落到战争时期的萧条、战后再度复苏的曲折过程。1949年他考进京都大学，赶上美国占领当局强制下的日本大学改制，1967年他重回母校执教，又陷入日本各地的“大学纷争”……前后大约二十年的校园创作、研究及教学生涯，由此也不那么单纯。如此随着时代而跌宕起伏的一生，令高桥和巳时常处于他所谓“极限”的、“临界”的状态（《极限と日常》），这对于生长在1960—1990年代的中国、同样经历过时代风暴的我，有很强烈的共鸣。

据说高桥和巳清秀俊朗、风度迷人，不过照片上的他，脸上时常挂着酸涩、拘谨的表情。他有一个“苦恼教祖”的名号（埴谷高雄《苦恼教の始祖》），由他留下的文字看，这些苦恼，无不跟时代、社会有关（参见远藤周作在《一度だけ会った高桥氏》）），但仿佛越是热烈地拥抱时代和社会，越是与时代和社会隔膜，产生鸿沟，以致彻底孤立，最后自我解体（高桥たか子《高桥和巳と作家としての私》）。“孤立无援的思想”，他的一部随笔集，就是以此为题。成为小说家

高桥和巳有名，首先是因为他的小说。

1962年，他的《悲之器》出版，一炮而红，获文艺奖，改编成电视剧播出。接下来，他的小说《散华》、《我心匪石》也都改编成了电视剧或广播剧，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创作力旺盛得惊人，从1952年在同人刊物上开始发表处女作《捨子物语》，到1971年去世，十九年间，他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还有《忧郁的党派》、《邪宗门》、《堕落》、《日本的恶灵》等。

评论家说他写的都是“破灭”的故事（野间宏《新しい二つの破灭物语》），《悲之器》便很有代表性。小说写的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学者，正值壮年，事业达到巅峰，却为了一点很小的家庭纠纷，而声名狼藉，一败涂地，被彻底击垮的过程。

男主人公法学博士正木典膳是东京某大学法学部的名教授，兼任最高检察院的检察官，既是学术界的领袖，也是司法界的权威。妻子静枝是他恩师的侄女，儿子在北海道大学读研究生，女儿嫁给银行家住关西，家庭圆满，如锦上添花。但不幸的是，六年前静枝得了癌症，典膳的经济学家弟弟向他推荐了米山みぎ到他家里帮忙。米山曾是女校家政科的一名职员，丈夫原是陆军，死于“卢沟桥事变”，孩子也因病而死。孤身一人的她来照顾静枝和这个家，帮典膳解了后顾之忧，带来很大安慰，但与此同时，她也和典膳发生了不该有的关系。静枝死后，米山并没有马上离开，不过她发现典膳将要再婚的对象，是年轻的栗谷清子，这时，她便一纸诉状将典膳告上了法庭。

小说就在这突然到来的变故中，由典膳的自我陈述开始：因为一篇新闻报道，我开始地位不稳，这很遗憾，却是事实。如果不出任何意外，一步步建立起来的名誉和社会地位不曾坍塌，现在的我，仍然是司法界的一个重要人物，而这也并不会给我——一个大学教授——造成额外的精神负担。新闻是这样报道的：因妻子患喉癌去世，某大学法学部教授正木典膳（五十五岁）与家政妇长期过着不正常的生活。最近，在友人、最高法院审判员冈崎雄二郎的介绍下，他正筹划着同某大学名誉教授、名誉市民栗谷文藏文学博士的女儿栗谷清子（二十七岁）再婚。但是，家政妇米山みぎ（四十五岁）却向地方法院突然提出了针对其不法行为的诉讼，要求赔偿自己的损失（慰谢费六十五万日元）。这篇报道的下面，是家政妇米山みぎ的照片，还有用极其愤怒的语言讲述的一个女人如何被践踏、受到非人对待的命运。几天后，针对这一事件，报纸又陆续刊登出曾经的杂谈家与妇女评论家的对话、农家主妇的来信、所谓进步文化人的短评。某周刊杂志抓住我在回答是否把家政妇当成娼妓的提问时，说到“大概我是爱米山みぎ的”这一口误，强迫我的再婚对象栗谷清子给予评论。然而，最令我感到崩溃的还是在下一个月的综合杂志上，刊登了我的小弟弟、东京都内中央教区某天主教教会神父正木规典的弹劾文章……

在法院裁判之前，由于媒体的介入，正木典膳先已被卷入舆论的漩涡。米山みぎ，一个战争受害者、失去孩子的母亲，一个饱受命运捉弄、走投无路的弱女子，她的一连串不幸遭遇，经过媒体的不断曝光和持续渲染，尖刀般地刺痛了读者大众的心，激起了包括典膳亲友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无限同情。对典膳，则是毫不犹豫的一片谴责的声音。在公众眼里，典膳原本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成功典范，几近完美。名牌大学教授的身份，让他看起来好像现代理性与知识的化身，最高检察院检察官的身份，让他看起来又好像国家秩序与社会正义的化身，仅此两点，已经造成他与米山间的社会地位悬隔，可谓有天壤之别。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典膳，却恰恰由于小人物米山的一纸诉状而被拉下神坛，被撕开了私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一面。那不仅仅是以强凌弱的一面，还是受制于人性的弱点而与道德法律相违背的一面。典膳一向令人高山仰止的形象瞬间崩塌，他的生活变得一团糟，完全失去了控制。

一个在大学里构建和传播现代理性、现代知识，并将它们运用于国家法律的制定及执行，可以说是掌握了现代社会的精神命脉与一般人生杀大权的法学权威，忽然之间悬崖落马，威信扫地，要听凭法院和媒体、听凭家政妇以及社会大众的意志来裁定他的过去与未来，小说描写这种命运和权力的大逆转，虽不乏同情，却也带有很强的讽刺意味。它似乎是要说明依照法律建立起来的所谓日本现代社会，不过是张一捅就破的窗户纸，只有表面的秩序与尊严，而依照现代知识、现代理性建立起来的道德与价值观念，实际上也极其脆弱、虚伪，轻而易举就能颠覆。

法律与人情、学术世界与私人生活，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了高桥和巳对由理性和法律所构筑的现代社会怀有很深的疑虑。有评论家分析，《悲之器》的故事以东京为背景，它的原型却是作家的母校京都大学，正木典膳这个悲剧人物，有三分之一是根据其老师吉川幸次郎塑造的（梅原猛在《高桥和巳の人间》里说，这是桑原武夫的意见）。然而，我却更愿意相信高桥和巳自己的解释。他说，因为自己在二战当中与二战结束后受到的教育，代表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这两种彼此冲突的价值观，在他这一代人心中时常交战，让他们处于精神上的矛盾、分裂状态。尽管在占领当局的命令之下，战后的教科书，有些地方被墨涂黑，可是，这并不等于过去的岁月随之无影无踪。“假如我内心的矛盾能够因此而消解，从此过上悠然自得的生活，那就不会有小说家的我”，高桥和巳说。在这个意义上，《悲之器》也是一部日本的“精神史”（《我の小说作法》）。

在另外一部小说《堕落》里面，高桥和巳讲述的也是一个类似的故事。小说主人公青木隆造在沈阳参加过所谓“满洲国”的建设，战后，他投身慈善事业，在神户郊外办了一个专门收养混血儿的兼爱园，因为工作勤奋，受到表彰。但是，就在受到表彰的当晚，他却接连强奸了两名女性，然后出逃，游山玩水，把奖金挥霍一空，最后因为杀人入狱。

高桥和巳是二次大战中生长的一代。这一代人，一生下来，呼吸的就是饥饿、暴力与极权政治的空气，小小年纪，便在连续不断的军事训练、工厂动员包括空袭当中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战后，经济衰退、占领体制、犯罪等问题接踵而至，饥饿和暴力仍不能免（小松左京《我の世代》，载梅原猛、小松左京编《高桥和巳の文学とその世界》）。危机重重，生死一线，这让他们不但要时刻面对生死、善恶、正邪以及对国家忠诚与否之类的重大问题，有一种对社会的反省、批判态度，同时在内心深处，也产生了深重的悲凉、荒漠的感觉，就像《堕落》里的青木在获奖之后反而倍感空虚，因为他把青春和理想都献给了曾经的“满洲国”，所以自打从“满洲”回来，他的人生便只剩下虚无，徒具形骸而已，也可以说极端虚伪。

高桥和巳在妻子、也是作家的高桥たか子眼里，就是日本的“虚无僧”。虚无僧的修行方式是身穿黑衣、戴着遮颜的斗笠，挨门挨户吹奏尺八，那忧伤的音乐，就仿佛他们寂寞心情的诉说。当日本从败战的措手不及的混乱中苏醒，怀抱希望一点一点向前迈进的时候，她说高桥和巳却是深陷在“绝望”之中，他的作品，写的都是关于绝望（《虚无僧》，载高桥たか子著《高桥和巳の思い出》）。“绝望”的情绪，当然是与痛苦的战争记忆以及战后持续不断的反省有关，而高桥和巳这一代人的反省，又远远不止于对战争本身，由此向前，更要一路追寻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他们认为，是明治维新以来举国上下一力追随欧美，走上近代化道路，才导致了对中国的轻蔑，进而发动侵略战争，最后以失败告终，因此，败战的根本原因，是要归咎于对近代化亦即欧化的义无反顾的追求。高桥和巳曾说：我们的祖辈、父辈向德国去学习法制和官僚机构，向法国去学习自由民权的思想，向俄罗斯去学习文学，却偏偏忘记了离我们最近、和我们怀有同样苦恼的国度，不曾去关注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进程（《文学者にみる视野脱落》）。在一篇涉及到对同样是出身于中国文学专业、同样是作家的武田泰淳的评论文章中，他除了赞扬武田泰淳能够本着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批判日本主流思想界在战中及战后都对日本给中国带来灾难这一点视若无睹，还特别指出在近代日本精神的构造中，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缺少从中国这一维度出发去思考所谓近代化的问题（《日中文化の交点——武田泰淳》）。

从反思日本的战争、近代化开始，高桥和巳对与之相关的中国问题越来越投入，他的小说也染上很强的中国文学的气质。《捨子物语》、《我心匪石》……像这些小说的题目，就带有浓厚的中国色彩，《我心匪石》的题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便直接取自《诗经》里的一篇《邶风·柏舟》。再由这些小说的内容几乎都不脱离政治来看，他的文学趣味，同他所理解的“言志”的中国文学也实在颇为接近。竹内好说他是杜甫而不是李白，固然指他个性的复杂、深沉（竹内好《醉翁对话》），但也可以说他的小说在追踪与反映时代方面，与有“诗史”之称的杜甫的诗歌异曲同工。他是脱离了日本历来以情感为中心的“私小说”的叙述传统的，他的作品，不但理论性极强，还因为频繁使用汉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汉文调”，简单明快，铿锵有力。是驹田信二所说“硬派的、儒家的或法家的”风格（驹田信二《高桥和巳との私事》）。成为教师、学者

高桥和巳属于青少年时期吃过苦的一代人。这一代人，色川大吉说，当战争结束，摆脱了饥饿贫困，他们内心的物欲，便转化成了工作的动力。高桥和巳患癌症去世以后，吉川幸次郎在为这个得意弟子撰写的哀辞中，盛赞他是魏晋时代嵇康、吕安一流人物，也像他素所敬仰的六朝诗人陆机、谢灵运、鲍照、范晔一样，才华高迈，只可惜死于非常！另一方面，吉川幸次郎也检讨自己：一直对高桥和巳怀有很高的期待，希望他能像夏目漱石一样，做个有学问的作家，这无疑给他带来巨大的压力（吉川幸次郎《高桥和巳哀辞》）。

十八岁的高桥和巳考进京都大学时，他的愿望是要当一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家（《诗の绊——吉川幸次郎“随想集”のため》），这也是许多年来日本文学青年梦想的延续。然而，当1950年代已是不可逆转的西化大潮底下，有一股反西化、反近代的潜流，伴随着对败战的反思，在暗自涌动。受这股潜流的吸引，高桥和巳把目光投向了东方文学特别是弱小民族的文学，他当然也不想把自己局限在日本文学的狭小范围，于是，选择了相对冷僻的中国文学专业。

中国文学在日本有过众所周知的辉煌历史，至少从唐代以来，就有不少中国的文学作品传入日本，与日本文学融合而成日本文学史的一部分。然而，这尽享殊荣的历史，到了明治维新时代便嘎然而止，引入欧美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变成日本文学与学术界的潮流，中国的诗文作品愈来愈退到边缘，慢慢演变成少数爱好者怀旧、吟味的对象。二战结束后，随着对于自身的近代化过程的反思，日本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才又有了审视中国的兴趣，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热情也时而增温。

高桥和巳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他参加过由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监制、岩波书店在1950—1970年代陆续出版的“中国诗人选集”的编撰，编过李商隐、王士祯两个人的诗集。他也认为现在的日本的确又到了重返中国古典的时候，原因是：第一，明治维新以来，从欧洲移入的许多理论和概念，大都与日本本土产生的观念脱节，比如说我们在大学里讲的政治学、经济学，就是一套书面化、理想化的东西，与日本现实社会里真正通行的那一套权谋、智术，就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但后者，却可以在中国的子书、史书里随时随地找到。所以不读中国书，就无法理解现代日本，也无从知晓生活在泰平之世的现代日本人，为什么心理上却总处于“战国时代”。第二，今天的日本，也到了一个文化上的重要转型期，因为战前、战中的日本，一度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否定了自己的传统，在文化上便成了一个空架子，十分地空虚起来，所以现在回归中国文化，无疑于魂归故里，是在寻根。而能否回到中国的传统上去，也决定了日本在西化的滚滚大潮中，能否坚守自我，从而生生不息。本着这一信念，高桥和巳也主张今天再去读中国文学、读日本汉诗文，都不能带着复古、怀旧的目的，要把中国文学当成“世界文学”的一环，要明白中国文学的价值完全等同于欧美文学（《中国古典翻译热》）。

高桥和巳的看法，我相信有不少是从吉川幸次郎那儿来，事实上，恰是与吉川幸次郎的相遇，才让他鼓起以中国文学为研究方向的勇气和热情。吉川幸次郎是他学业上与精神上的导师。这个以像中国人一样穿衣说话、思考写作而闻名的中国学家，对他早年留学过的中国、尤其是古典中国，抱了极大的热诚乃至于认同，他的学生无不深受其感染，虽然对于高桥和巳这一代日本的中国学者来说，在1972年与日本恢复邦交之前，一衣带水的中国是那么遥远，中国文学也已变成陌生的、彻头彻尾的异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好像没有丝毫的关系。

从大学起到博士论文的写作阶段，高桥和巳一直专攻六朝文学，他选的题目，都是有关《文心雕龙》、谢灵运、颜延之、陆机的，毕业后，他又陆续发表了关于司马迁、潘岳、江淹的论文。六朝文学的研究，自狩野直喜、铃木虎雄以来，在京都大学已成为一个传统，他的这些论文，用为《捨子物语》初版本题过签的小川环树的评价来说，是既敏锐、新颖，又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我の悔恨——高桥和巳君を悼む》）。他先是在大阪、京都的一些学校兼课，接着去了东京的明治大学，继而返母校任教，这期间，差不多都是在教书、写论文。六朝诗人、唐代的李商隐和清代的王士祯以外，他还写下大量的随笔、札记、评论，纵论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学，从《史记》、汉赋到鲁迅、丁玲，从儒家到辛亥革命。

中国文学，在高桥和巳看来，主要是“言志”的文学。所谓“言志”，又常常是关涉国家、政治和道德这一类的大事，这也是它同日本占主流的抒情文学间的最大差别。日本文学包括近代日本文学都是擅长表达“私情”亦即人的内心情感的，因此，高桥和巳说：日本文人以为思想就是思想，和文学本来就不是一回事情。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起到过推动作用的诸如人道主义、进化论、社会主义等等的思想，都是从国外进来，由少数知识阶级先行掌握，再将它们中的一部分自上而下地落实到制度里面。所以，凡提到思想，在人头脑里首先反映出来的，就是德意志观念或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些坚硬的、冰冷的、权威感十足的东西。然而，日本近代文学的主流，恰恰是对像法学精英之流的现代社会主宰抱着极大反感的，视之为“入世”官僚，都是“俗物”。而一般的文人也总以为自己属于“不遇”之才，这一来，他们就把思想也排除在文学之外了（《志ある文学》）。

与日本主流的文学观不同，高桥和巳因为接受了中国文学的“言志”说，便深信“有心则有志，有语言则有文学”，同时主张“文学之美”固为文学所有，但文学还有高于追求“文学之美”的目标。他既能从“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的诗句中，体味到阮籍的哀伤，又能从《大人先生传》的论述里，感受到阮籍的豪迈。正是诗和文所各自表达的悲观与乐观的交织，他说才成就了阮籍诗人兼哲学家的非凡和高度（《作家の行动について》）。

他从汉魏间文学史的流变当中，也观察到政治之于文学的影响力。他认为尽管政治过多地干预文学，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的确经常成为文学的助力。试想如果汉赋的作者不懂得“靡丽之赋，劝百讽一”，没有在娱乐性的大赋里头加入政治性的讽谏，他们近于倡优的宫廷文人的地位如何能得到提高？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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