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思和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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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步集试读：
序：三十年治学生活回顾
元旦刚过，我应香港岭南大学邀请，前往讲学。临行前，胡中行教授美意嘉言，赋诗七律一首：信有橐驼植树才，栋梁满目足徘徊。一言屡屡成新说，百事欣欣赖总裁。独步香江凌浩荡，回眸南岭秀崔嵬。相交却似深庭院，过尽曲廊堂庑开。读后感慨良久。“文革”劫后，高考恢复，我是七七级，中行兄是七八级，我们同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又是同年留校任教。三十年来，教书育人，陶冶万物，疲惫有加。而中行兄性情潇洒，心存别趣，沉醉于古典文学，热衷于诗词唱和，怡然成风。新世纪以来，我任中文系系主任，中行兄任系工会主席，携手推进系务改革，扩大教师民主权益，配合协调，相得益彰。念及此，心存感激，依原韵酬答中行兄：丁巳运甦戊午才，百墟兴废忍徘徊。钧陶万物心生累，笔走华年意别裁。独舞广寒非止境，群山览小仰崔嵬。相交如水看平淡，未到深流逐浪开。四联八句，不但寄托我与中行兄情谊，也触及三十年来个人治学生活之实践。
丙辰年（1976），高天陨石，唐山地震，三巨头相继辞世，四人帮一朝覆灭，中国劫难期过，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丁巳年（1977）恢复高考，荒废十年的青年学子跃跃欲试，起运复苏，理想重生。是年百废待兴，罗网欲破，高考工作拖延到戊午年（1978）春结束，新生入学。暑假又举行第二届高考，新生9月入学上课。七七、七八两级同年入学，1982年同年毕业，仅半年之差。四年大学学制，远胜寒窗十年。大学之大，既非大楼之谓，也非大师之谓，关键在于有大气象。教书育人，立德在先。有大气象关注胸中，犹如天火传播人间，人类由燧人氏起，脱离鸟兽群类，走上文明进化之路；对青年学子而言，大学乃启蒙袪魅之圣地，思想解放之起步。大气象来自大师的讲习，来自图书文献的无禁区阅读，更来自思想的自由交锋和锐意探索，一代精英荟萃聚散，自成传统。当时学界尚未流行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说，但复旦校歌词（刘大白先生作）早有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政罗教网无羁绊。精义已经凝聚其中。
转眼三十年过去，复旦出版社策划选题，邀约一批三十年前考进高校，走上治学道路的人文学者，各编一本自选集，要求从自己的三十年著述中，按编年体形式，每年选入一至两篇作品，以反映学者当时的思考和写作实况，借此呈现个人三十年的治学轨迹；汇合起来，又是三十年人文学科发展的蔚然大观。我颇喜其题，自己以往的文集也一向是编年集成，找文章并不困难，几经增删，欣然编成。限于篇幅，每年所作文章入选一篇为限，个别年份选录两篇。敝帚自珍，只因是文字流淌着三十年自家生命激荡痕迹；献芹乡豪，自以为学术担当起读书人天下公器薪火传承。书既编成，稿已交付，然而心猿意马，难以平静。按体例要求，作者须写一篇长文，对三十年人生旅程作一小结。欣然命笔，依据所列篇目，略记如下。一、1978—1981：丁巳运甦戊午才，百墟兴废忍徘徊
我生于1954年，“文革”浩劫降临，正适小学毕业。全国废除高考制度，连同所有考试，伦常倾覆，全民骚乱，昔日学校点滴培养的正面理想轰然崩溃。我没有接受完整的中学教育，惟在市井民间受到自发教育和文化熏陶，人生理想尚在蒙昧阶段。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官方文化开始复苏，正面是号召全民学习马列，从反先验论到强调实践，从马列国家学说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以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想教育；负面是用政治批判运动影射党内斗争，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读《水浒》，学鲁迅等等，撇开政治谋略，其正负两面都为新一轮文化转型提供了知识准备。70年代，因偶然机缘，我加入上海市卢湾区图书馆书评小组，参与编辑《图书馆工作》杂志和各种学习写作活动。屈指算来，大约是十七岁前后有了读书的自觉，开始了朦胧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观的追求。1974年在淮海街道图书馆工作。“文革”后期的学习运动，虽然离不开中共党内高层的权力争斗，但对于百姓阶层，尤其是青年人的成长却有另外一种意义。我个人成长的经验体会，那时期有两方面的学习为后来学术工作打下基础：一是马列原著的学习，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欧洲哲学史、马列主义国家学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剖析（《资本论》）以及社会主义道德理想的学习，这些理论学说对于认识全球化经济趋势和中国社会发展趋势，认识当前社会经济危机、社会矛盾与问题所在，以及如何建设现代国家的公民道德等方面，仍有尖锐意义；二是对鲁迅的普遍性的强调，今天学习鲁迅是把鲁迅视为某种特例，当时则把鲁迅著作作为普遍意义的读本，在读鲁迅中培养反叛精神和怀疑眼光，以及傲视世俗傲视权威的启蒙立场，这对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有启迪作用。真正学习鲁迅的人，是不会迷信权威，对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也会保持警惕。
时代完成了一个轮回。“文革”始于废除高考制度，结束后又恢复高考，文化考试制度成了时代兴亡的标志。我从小学毕业生直接进入高等学府，开始接受中断十二年之久的正规教育，走上自觉的治学之路。现在想来，大学给以我很多方面的资源，最宝贵的就是一种大气象的彰显。也许并不是所有复旦人都能感受这种气象，但如果不进复旦，我可能走的是另外一种道路。首先是复旦校园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文系产生了“伤痕”文学，直接把我引向当代文学批评的道路；其次是复旦拥有贾植芳这样的人生导师，直接引导我对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自觉实践；三是复旦的学术气氛鼓励我与李辉合作研究巴金，开始了新的人格理想培养。我的人生初步阶段就是这样在复旦大学自由自在的学术空气中完成的。这个阶段我仿佛是一只深埋在土中的蛹，生命被裹在天地自然之中，拼命吸吮土里的营养、树根的汁液以及承受阳光雨露的照拂滋润。有良师榜样的前头引路，有志同道合的密友鼓励，人生复又有何求？
人生养蛹的阶段应该更长些，上溯到少年时代也不为早。但本书体例规定是总结三十年旅程，当从1978年算起，以编年形式选入三篇，前两篇与当时的文学创作思潮有关，第三篇初步进入学术研究。关于“伤痕”文学，通常文学史都以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1977年11月）为起点，我以为不然。如把它与王蒙的小说《最宝贵的》比较，两者路数非常相似，《班主任》应属于反思文学。反思文学需要有正面的理想人物（或者由作家自己来担任）表达主流信念，并用理性来思考当下社会的种种弊害。而“伤痕”文学没有正面的理想人物，忏悔才是人物（或作家）的内心情结，以此表达出对历史的绝望。正因为绝望，才会触犯当时的文艺教条，才会引起轩然大波。准确地说，这一创作思潮是以卢新华的《伤痕》（1978年8月）为起点的。新华君与我同列复旦大学中文七七级，而且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人。新华君以《伤痕》为题创作小说刊于宿舍壁报，引发课堂上热烈争论。我读之心中久久不释，写了《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予以声援，后来新华君的《伤痕》与我的评论先后发表于《文汇报》，这是我在大学期间发表的第一篇评论文章。之所以要强调“真实”，因为当时主流现实主义理论强调的所谓“生活本质”，是一种先验论，排斥了从实践中发现生活真实，5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胡风就是在这个陷阱里遭遇灭顶之灾。第二年，我参加了由《光明日报》副刊发起的关于刘心武的小说《醒来吧，弟弟》的讨论，这部小说概念化的毛病（文艺创作概念化是哲学上先验论的投射）依然严重，充斥了所谓“人生理想”的说教。我指出刘心武小说的概念化，试图分清《伤痕》反映的伤痕文学的真实观与《班主任》开始的反思文学的真实观之间的差异。但这些差异，我当时只是朦胧意识到，没有清楚地给以理论阐释。我在卢湾区图书馆初学评论，教科书是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还是教条主义的一套，文笔用词都留下了当时痕迹。进复旦以后，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才让我慢慢摆脱意识形态话语，走上了独立思考自由写作的道路。二十年后，我主编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才把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之间的差别，从理论上给以分清。但起点正是大学最初两年的学习成绩。
大二年级，与同班李辉一起攻读巴金文集。李辉小我三岁，天资聪慧，个性活泼，我们从合作研究巴金开始，三十年来相互支持，在推动巴金胡风研究、编撰火凤凰丛书、探索知识分子的实践上，总是站在一起，时间是友谊的最好见证。为什么研究巴金成为我的学术起步？我的动机是想探讨：巴金作为一个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作家，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逐渐走到思想与创作前列，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这涉及到一个与传统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不一样的叙述系统，从巴金的激进自由主义创作进入文学史，再整合到鲁迅——胡风的左翼文艺传统，是我后来研究文学史的一个基本思路和方法。我对巴金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发生兴趣，因为读过马恩原著与学习过国际共运史知识，藉借了思想解放运动，稍微变换思维定势，无政府主义就不是难以接受的理论思潮，它的乌托邦理想以及打破国家机器的学说，站在弱势群体一边的边缘立场，以及培养人性化伦理的个人修身理念，都给以我深刻影响。巴金称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为“一个人格的发展”，我后来写巴金传时也用了“人格的发展”为题，同样，我自己的人格发展中也吸收了无政府主义学说的许多营养，这是我必须表示感激的。我们的合作研究得到了贾植芳先生的具体指导和支持，我们的第一篇论文写出来，讨论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否有进步性，与延边大学的李多文老师的视点进行商榷。文章由贾先生推荐给《文学评论》编辑部的王信老师，后又经过陈骏涛老师的编辑，建议我们改写成一封读者来信，压缩到六千字，于1980年第3期正式刊出。巴金先生读到了这篇文章，明确支持我们的观点。这是我们与《文学评论》杂志有了联系，追随贾先生和巴金先生的道路的开始，也是我的学术道路的开始。二、1982—1989：钧陶万物心生累，笔走华年意别裁
大学毕业于1982年1月。我毕业后就结婚成家，等到2月开学正式工作，我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我父亲长年在外地工作，客死他乡，我少年失怙，与母亲在贫寒中长大，现在终于单独挑起家庭之梁，欣欣然不能自已，何况职业理想，时间有闲，妻子勤勉贤惠，老母爱护有加，是年二十八岁，人生开端顺畅，故特意录两篇散文纪念我的父母。《中秋》是应天津《散文》杂志编辑谢大光先生来复旦约稿而写，时间是1980年；《母亲的手》写于1982年而发表于1983年，为应和我的人生故事，现在特意列入1981年和1982年的目录。
中国社会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山雨欲来，两极分化，高校的青年教师都遭遇了经济实力不足、住房条件困难、政治阴晴不定、人生几度波折，同辈人纷纷选择出国，跳槽，下海，不断变换社会身份以谋求更大发展。而我顽冥不化，沉醉于自己的教学科研中乐此不疲。我自幼崇尚教育工作，做一个讲台上的老师是从小的理想；稍长后读鲁迅和马列，向往的是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中有所担当；学习现代文学助长了启蒙的价值观念，鲁迅胡风巴金一路的知识分子道路对我有吸引力，周作人沈从文老舍一路风格也让我喜欢，我一生道路走得比较踏实，因为有先贤为榜样，不为世俗潮流所动。但最重要的，还是我身边有贾植芳先生直接的人格榜样。记得当年问一位家庭背景很好、妻子在国外求学的朋友为什么不出国谋求新的道路，他回答简单，父亲年纪大了，不能离开。我闻之震撼，在一个人心惶乱的时代，往往几句最简单的话就可以安定人生。我在先生身边度过了三十年，一直有这样一种倚赖高堂之感，由此坚定自己的人生信念。先生一生经历磨难无数，极具人生智慧，总是在我的人生关键时刻揭示事物真相，每每一说中的。我之所以能在几度动荡中避开凶险，安然无事，与他老人家的指点有关。念及此不由感激涕零。
我们这一代人在学术上刚刚起步时，遇到了思想解放运动，陈旧教条土崩瓦解，新锐学说风靡一时，学术新人的大胆探索得到了时代风气的鼓励。我在这八年中主要工作是教书和研究现代文学。且说研究，留校后与李辉继续合作研究巴金，完成《巴金论稿》，198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十章，其中四章以单篇论文形式刊发于《文学评论》杂志或丛刊，王信老师与陈骏涛老师在我们成长道路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令人怀念的还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编辑廖宗宣先生，他编发了我的《论巴金的文艺思想》一文，这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后来还被评选为优秀大学生论文编入专集。但在审稿时，不知什么原因竟受到上峰斥责，经廖先生力排众议才刊发出来，他含糊其辞地把这件事告诉我，但没有说明真正原因，只说你以后的字迹要写得规范些。这篇论文发表于丛刊的1982年第4期，刊物印刷流程缓慢，脱期严重，正式印出来已经是第二年的四五月份了。所以我把它列为1983年的作品，与前一年的散文的顺序颠倒过来。1984年所列的翻译文章也是经廖先生之手刊发的。这是研究巴金的副产品，当时我们阅读了不少外文资料，也尝试翻译过一些篇什。我重视这两篇文章是因为廖宗宣先生已经去世多年，一直没有机会向他表示敬意。还有一个小小原因，十多年后，这同一家刊物又一次刊发了凡宰特致巴金的信，当然是新译的，忘了是译者还是编者，按语说这篇通信是第一次译成中文。我读后心里有些怃然，廖先生已经不在，现在的编辑连自己的刊物曾经发表过的内容也不知道了。《巴金论稿》以后，我的研究目标转向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当时受李泽厚先生的影响，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后记中，描绘了中国20世纪六代知识分子发展轨迹，给了我全新的视角。我想把它引进文学史研究，这样必然要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打通，把20世纪文学视为一个整体。自50年代始，现代文学学科已经初具规模，各高校中文系不仅开设相关课程，编写文学史教材，还建立了现代文学教研室。“文革”后，1949年以来的当代文学也有了三十年（1949—1979）历史，又延伸到80年代，这段时期的文学虽然贫瘠，但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学仍然获得了官方保护，于是，现代文学学科里派生出当代文学，不少高校中文系建立了当代文学教研室。复旦中文系在80年代初就有教师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参与发起编撰当代文学史教材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潘旭澜教授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后来成为这一领域的标志性成果。但是复旦中文系从未分过现当代专业，我留校任教，起初为非中文专业的学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一学期的课程，包括现当代文学六十年，要求教师完整掌握现当代文学史，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80年代中期，刘再复先生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任上呼吁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革新，大量引进西方科学理论来指导文学研究，即所谓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三论”，有力地冲破传统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式。1984年的杭州会议、1985年的厦门会议、扬州会议等，都推动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鼓励文学研究者从“文革”和清除精神污染的阴影里走出来，冲破思想牢笼。1985年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都是繁荣的一年。我参加了由《上海文学》杂志与杭州《西湖》杂志联合举办的杭州会议，与会者热烈讨论文学创作的新探索，现代主义思潮和文化寻根思潮都获得赞扬。我在会上的发言后来整理为《中国新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一文，刊于《上海文学》1985年第7期。第二年，我在厦门会议上受到新方法论的刺激，结合文学史的教学经验，发表了《新文学研究中的整体观》，刊于《复旦学报》1985年5月的第3期。同年5月由现代文学学会在北京万寿寺举行现代文学青年学者创新座谈会，我以此题发言，与北京大学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联合发言《论20世纪中国文学》遥相呼应，我们都主张打通现当代文学，把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完整地寻找和发现20世纪文学发展的规律和教训。两个会议引出了我的两篇文章，都是以“五四”新文学传统为参照来论述当代文学的经验教训，由此形成我第二个研究系列，陆续写出《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忏悔意识》等七篇系列论文，编成第二本著作《中国新文学整体观》，198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并未完成，我以后陆陆续续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理论问题，一直延续迄今，该书也不断补充增订，先后有过两次增订本，篇幅越来越厚，内容也越来越多，成为我探索文学史理论的代表著作。《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决定了我的学术研究的基本经纬。一是把20世纪中国文学史作为整体来研究，不断发现文学史上的新问题，并努力通过理论探索给以新的解释；二是关注当下文学的新现象，关注中国新文学传统与现实结合发展的最大可能性。2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我的学术研究的经，当下文学的批评和研究是我的学术视野的纬，在这纬度上我尽力扩大研究领域，对台港文学，世界华文文学，中外文学比较，甚至外国文学等等，我都尽可能地去学习，逐渐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我留校任教后还有一个学习任务，就是中文系领导安排我担任贾植芳先生的工作助手，协助他编辑国家社科六五规划项目的子项目《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的资料汇编工作。贾先生通英日两门外语，复出后接受了组建比较文学学科的工作，我一直跟随他从事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他退休后，我担任了比较文学教研室主任与学科带头人，近二十年。《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里有多个章节都反映了我在中外文学关系上的探索。《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出版后，吴中杰老师对我说，你现在写研究论文没有什么困难了，而且已经不愁发表，但这样写下去，你会慢慢地进入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不断重复，对自己挑战不大。我听后很感动，决心停止“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模式的论文写作，继续开拓一些新的领域。我拟定一些新的计划：一是继续研究当代文学，主要是对当下文学的批评；二是研究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文学，拟名为“当代文化与文学论纲”的系列论文；第三就是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拟的题目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20世纪文学。这三个题目后来都没有最后完成，但也一直断断续续地伴随着我的治学生活。经过这样一些学习与探索，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原来作为中文二级学科的现代文学的基本框架与文学史理论都存在严重的局限。1949年大陆建立新政权，需要一整套意识形态来解释新政权的合法性，而现代文学学科正是起到这样一种功能，王瑶先生、丁易先生、张毕来先生等前辈首创以新民主主义理论来规范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基本框架和理论基础。三十年来，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史观严重干扰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尤其在“文革”中，现代文学变成了一部“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的伪史。拨乱反正，实事求是，重新把这门学科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重写文学史”。“文革”后，上海的文学理论建设与评论队伍始终是活跃的，其核心是《上海文学》的理论版负责人李子云女士，她有深厚的文艺高层的背景，也有细腻的艺术感受和理论敏感，在她的悉心培养下，一批青年评论家聚集在《上海文学》周围，发挥了一个批评群体的作用。80年代中期，《上海文论》诞生，又多了一个理论刊物，主编是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徐俊西先生，他曾经为重新解释恩格斯的典型理论与极“左”派发生过激烈笔战。上海理论界老一代有王元化、钱谷融、徐中玉等前辈，如参天大树挡风遮雨，中年一代有李子云、徐俊西、潘旭澜、吴中杰等学者，如中流砥柱守先待后，两代人前后衔接，上海理论界虽有曲折，但气象顺畅，极“左”势力始终未能兴风作浪，青年一代的成长格外顺利。1988年徐俊西先生约我与王晓明教授商谈如何办好刊物，由此产生了“重写文学史”的设想。编辑部主任毛时安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三人就开始了“重写文学史”的专栏设置。这个栏目办了一年有半，发表一批观点新颖、不失尖锐的文章，学术界影响益增。然而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过后，被迫偃旗息鼓，半道而废。
这八年，我的学术研究是朝着由点到面，由简到繁，由理论到实践的方向进行学习探索，基本是在书斋里的劳动。当时居住条件差，面西窗，冬寒暑热，难以抵挡。我在厨房里放一张小桌，读书写字，安然做一个庖中君子，大多数文章都是在厨房里写出来的。身体不断发胖，可能就是过多吸收了厨房油腻的缘故。有朋友嘲笑我出身于里弄生产组，做学问有如小生产作坊的平庸，胸无大志也不够浪漫。我承认这一切，但不认为是缺点，就如土中之蛹化蝶飞翔前必然有一段吭哧吭哧的破茧阶段，破茧是很实际的劳动，没有这个阶段，未来很难飞得高远。1989年那一年特意选了两篇，一篇是自诉“重写文学史”的动机，另一篇是提交中国社科院举办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会议的论文，《“五四”与当代——对一种学术萎缩现象的断想》，从这篇论文中可以看出，我对“五四”的启蒙思潮已经开始反思，这是我的学术思想的一个变化，是时在风波前夕，知识分子的启蒙激情正达沸点。三、1990—2000：独舞广寒非止境，群山览小仰崔嵬
八九风波后，知识分子理想和热情受到严重挫伤，朋友星散，意气消沉。但对于学过一点现代史，读过一点鲁迅的人，应该知道这样的逆转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倒是可以藉此教训，少一些迷狂，多一些清醒。当时曾与友人作彻夜长谈，以为鲁迅晚年拒绝出国而坚守故土，赖有三个条件：一是要对中国社会有充分的认识；二是要有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三要有一个积极良好的小环境。有此三条件而成就了晚年鲁迅；无此三条件则牺牲了谭嗣同。明白这一点，一部现代文学史就不再是过去的文本，而是流淌过我们身体的传统之大河，我对一切历史皆谓当代史的说法有了更加深切的理解。以后两年，虽非百无聊赖，实也无事可做，埋头学习德语，重新阅读二周文章。90年代头两年选了几篇小文，或是读外国名著笔记，或是学习二周文章，颇有当年心迹。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迅速转型，一时间风起云涌，泥沙俱下，经济成为一切运动的杠杆和一切事物的标准，社会伦理遭遇根本性颠覆，人文学科迅速边缘化，知识贬值，人心浮动。知识界惶惶不可终日，文人下海从商，时见诸于报端。究其根源，从知识者自身立场来反省，还是因为长期国家体制束缚下的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失落，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于世的能力和责任，对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缺乏追问。于是，由王晓明等人发起的人文精神寻思的大讨论于1993、1994两年蔓延，我参与其间，这是与王晓明教授的第二次联袂行动。如前诗所言，我一向少有单独追求个人功名的兴趣，偏喜师生好友集体追求某种理想事业。我有恩师良友，学生群芳，以赖学术传统营造良好的小环境，声气相求，以沫相濡。从与李辉合作研究巴金到与晓明联袂行动，以及主持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出任中文系主任等，都体现了我一贯的追求。其时各人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并不相同，对于市场经济的后果认识也不一致。知识界第一次在没有官方的旨意下引发激烈争论，文学领域爆发的“二王”、“二张”之争，反映了社会大变革前夕意识形态领域的敏感回应。可惜这些讨论的发起是在文学界而不是在思想界更不是在经济界，文学自然是感情成分大于理性精神。但无论如何，这是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的自觉实践，提倡人文精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以后的道路上，知识分子如何进一步发挥自觉的力量和参与。我的思考又回到了“五四”时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第一次从天而降，只不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统治了中国几十年，导致我们这一代人缺少历史见识，才会张皇失措。遥想19世纪末，知识分子从传统士大夫阶级转型而来，一开始就思考了如何在现代社会安身立命的问题，张元济等人从事出版弘扬学术，蔡元培等人占据讲堂宣传新说，严复等人埋头著译靠版税谋生，鲁迅周作人等终身写作为生，成为现代媒体的独立撰稿人，前辈们为我们树立的榜样，首先就是要确立庙堂以外的民间岗位；民间岗位包含了精神岗位和现实岗位，这是现代知识分子转型成功的基本标志。这些个人体会我曾经写成多篇论文给以阐述，本书收录的《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转型中的三种价值取向》和《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通信》都是其中的相关论述。
这期间我主要的一项工作是着手建立火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与李辉、王晓明等学者联手，相继推出《火凤凰新批评文丛》、《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火凤凰文库》、《逼近世纪末人文书系》等大型理论丛书，我把它视为一种知识分子理想的实践。前两种丛书的作者中有一批年轻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他们主要聚集在上海高校，刚刚完成研究生的学业，人生和事业都处在起步阶段，丛书及时推出了他们的学术著作，不但坚定了他们对自己学术前途的信心，而且有利于上海高校建立起多个青年学术梯队。至今为止，全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学者队伍，上海始终是最整齐，也是最稳定的。后两种丛书的作者是凝聚了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薪火相传的精神，领衔的是巴金、贾植芳、邵燕祥、于光远、李锐等著名作家、学者和政论家，为充斥着软性的、时尚的、娱乐的读物市场注入了一股鲜明特色的人文力量。这方面的文章限于篇幅我没有收录，但在《民间与现代都市文化》中有一节专门分析了现代读物的问题，多少与这方面的追求和探索有点关系。
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领域也在深刻反思，有了与学术界相呼应的同步思考。王安忆首先发表《叔叔的故事》，反思80年代的社会发展的教训，她提出了一个问题：战胜儿子的父亲有何幸福可言？张承志隐身西北回民宗教，书写哲合忍耶七代教宗的事迹，集成《心灵史》一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张炜身居山东海边，自觉融入野地，在迅速发展的社会以外寻找如何安身立命的途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抒发了民间的天地自然之情。贾平凹则以颓废之情欲望之身，混迹市井民间，以藏污纳垢的态度创作《废都》，表达对世事的绝望。这些作品在90年代初都是以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回应了时代。接着，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文学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批新生代作家毅然与传统决绝断裂，形成了新的先锋文学；而另一批更年轻的作家完全融入物质社会之中，放任自身的欲望和肉体，形成了本土的另类文学……传统文学史所描绘的线性发展的轨迹被打断，90年代文学出现了无名状态——一种多元而混乱的状态。我很有趣味地追寻当下文学的变幻，努力揭示新的创作的生长点，并且企图从理论上给以解释。我与张新颖、郜元宝和李振声一起编辑多卷本的《逼近世纪末小说选》，以及我每年为这个选本写的长序，都有所涉及这些方面。1996年度入选的《碎片中的历史》就是某篇长序中的一部分，此外，1992年和1998年入选的两篇文章，正是分别对当代作家张炜和王安忆的创作的评论和分析。
对于文学史的研究也在深入进行中。“重写文学史”提出以后，我一直打算写一部由自己独特体会贯穿的20世纪文学史，但是呼吁容易动手难，一旦着手，无数问题纷沓而来。尤其是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禁区凛冽，障碍峥嵘，我决定先掉过头来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当代文学，为此，相继提出民间文化形态，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等文学史理论探索，扩大研究空间，丰富对那一时期创作的理解。这些概念的内涵都是在我与我的研究生们反复讨论、磨砺和切磋中形成的，往往是我率先提出，我的学生接下去深入研究，如王光东对民间理论的探究，刘志荣对潜在写作的研究，都比我当初提出的理论概念要深入得多。这也是我的培养研究生的基本途径。这些理论探索的成果最终集结成一部由我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一个由我主持的国家社科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史理论创新探索》系列丛书。
最后一项是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这项工作成绩最少，但在2000年总算完成了“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理论课题，命题已提出多年，只是没有引起关注。是年《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主编谢天振先生力推该命题，为此，先由编辑部筹划开研讨会，发表不同意见，后开专栏讨论，意在引起争鸣，专栏经营了整整两年，编辑部专门约我作文回答有关批评意见。这本来都是杂志社有意策划，也鼓励了我把长期的思考写了出来。其研究理论的实在意义不在于理论能否讲得头头是道，而在于能否运用到具体的文学研究中给以检践。我曾经用以分析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与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之对应关系，又研究“五四”新文学的先锋性与西方先锋文学的对应关系，“世界性因素”的研究方法比传统的影响研究方法更具有合理性。这是我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所做的工作。
另，这一阶段中，我的生活轨迹发生了一点变化，就是有了频繁访学的机会。1988年第一次去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学者四个月，研究课题是港台文学之外来影响，得到了卢玮銮教授的指导，她不仅以研究香港文学的丰富资料开拓我的知识结构，还热情介绍我结识了一批来自台湾的新锐诗人和学者，我与他们年纪相仿，彼此没有太大成见，有一见如故之感。这是我接触台湾文学的开始。1995年我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在台湾文学专家松永正义先生的书斋里，翻阅大量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期刊和书籍。适时两岸民间文化交流开始，1996年应诗人梅新之邀，第一次去台湾参加中央日报举办的百年中国文学研讨会，有幸结识海外学者王德威教授。经王教授的推荐，翌年我再次去台湾，作为联合报系访问学者在台一月，拜访许多老作家，结识许多新朋友，他们对我研究台湾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提供了很多善意的帮助，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空间。本书选录的《凤凰·鳄鱼·吸血鬼——试论台湾文学创作中的几个同性恋意象》，就是当年提交台师大举办的解禁以来台湾文学研讨会的论文。1998年，我应韩国瑞南财团邀请，任首尔大学访问学者，与韩国学者开始了多种合作计划。2000年，应唐小兵教授之邀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
这阶段，我的学术工作还是沿着当代文学批评、20世纪文学史研究以及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三个方向。我自《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以后，除了写过一本巴金传记和一本巴金研究史的综述以外，发表的都是论文、随笔和散文，收录在戊辰年（1988）到己卯年（1999）的编年体论文集中，分为《笔走龙蛇》《马蹄声声碎》《羊骚与猴骚》《鸡鸣风雨》《犬耕集》《豕突集》《写在子夜》《牛后文录》《谈虎谈兔》九种。最后一本于2000年出版。四、2001—：相交如水看平淡，未到深流逐浪开
新世纪开始，在我的个人生命旅途中，还是有一些因缘发生。胡中行兄的诗里最后一联是：相交却似深庭院，过尽曲廊堂庑开。大约是说我为人拘谨，不善交往，交友之道看似狭窄，实如庭院深深，曲廊狭窄而堂庑实大。我的酬答虽有应酬的意思，但也包含了这一阶段的生命痛感。以前二十多年来，人微言轻，埋头学习，没有什么是非缠身，虽然发表文章招来争论，重写文学史和人文精神讨论引起风波，但学术为天下公器，于公于私都在朗朗晴空之下，环境虽有压力，友朋或有误解，但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发生，反之，朋友间还增长了抗压的情谊。然而这看似平淡的一切，均是因为人生之旅未到深流，无从体会而已。
2001年，我受学校委托，接受中文系主任之职。自1978年进复旦求学迄今，二十余年过去，学校领导与中文系师长都对我有恩有义，在近知天命之年，为学校与师长略尽绵力报答知遇，也是理所当然。此后九年，我与我的同事一起战战兢兢地做好中文系的各项工作：推行原典精读课程改革，实行民主系务，广延人才建设学科等等，不遗余力。当初，中文系老主任章培恒先生曾告诫我：人文学科如滑坡，复旦中文系也不例外，你要让它尽量滑得慢些，就是上善。四年过后，章先生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建系八十周年纪念册》作序，欣然称道：“我们固然为已有的成就而欢欣鼓舞，更为即将到来的新的巨大发展而无限振奋。在中文系最近几年的工作中，这种新的发展已经有其征兆。”这是对我的工作的最大鼓励。章先生对我耳提面命，时时教导；王水照先生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事事提携；裘锡圭先生率团队加盟复旦，提升了中文学科的学术声誉。中文系风调雨顺，蒸蒸日上，2007年，复旦中文学科被教育部评为国家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名列前沿。其中甘苦，寸心自知。
2003年，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委托我接受《上海文学》主编之职。当时刊物面临经济亏损，市场清淡，我感念前任主编周介人先生为刊物鞠躬尽瘁，以及本人曾经受惠于《上海文学》培养提携，故而愿意在刊物困难时期为之尽力。任职三年，力主发扬西部文学精神，引进海外文学联盟机制，走通两仪，独立文舍，促使文学杂志与文学批评成为上海之城市文化标记。然而，此番于时尚相违，于人性相昧，启蒙奋发，讼争不断，曲高和寡，毁誉参半。前者论鲁迅晚年之三条件，今我昧于世情，少有知音，唯坚忍不拔之心有之，唯任劳任怨之行有之，故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作为自励。卸任以后，常常自省，权益在手，低者谋取名利为私人，高者鞠躬尽瘁为理想，而理想一旦失信于众，好高骛远，反为众人误解，峣者易折，皎者易污，不行之理想与个人谋私利，当同等视之。此项所获，应列为人生教训。三年文字，编入《海藻集》行世。
新世纪以来，学术研究较多关注当代文学创作，努力用世界性因素的眼光分析当代重要作品，在阎连科、张炜的小说研究中提出了来自古希腊的恶魔型因素，在莫言、余华小说的分析中引出了拉伯雷的民间狂欢因素，在贾平凹的小说解读中探讨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文学因素。新世纪的文学创作发生了一次新的飞跃，中生代作家集体发挥了良好的竞技状态，我趁着水涨船高，借了创作的水势，发表一批有自己见解的论文，共同参与新世纪文学建设。2002年起，参与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举办的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的终评委工作，2006年起，参与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世界华文文学红楼梦长篇小说奖的决审评委。此外，主要工作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历经十年，几近杀青。导论部分提出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为先锋运动，分出先锋与常态两种文学史发展轨迹，这是描述现代文学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也将是我主编现代文学史初稿的主要探索目标。
2002年，母亲仙逝。惨痛之际，辑成新编年体论文集《草心集》行世，谓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之意，寄托哀思。2005年，巴金老人以百二高龄仙逝，写《从鲁迅到巴金——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系列论文，以志纪念。2008年，恩师贾植芳先生以九二高龄仙逝，写《我心中的贾植芳先生》系列论文，表述感恩。长者已逝，我再次经受少年失怙的惨痛经验，吟五律一首：天恸泰岳颓，两度失尊亲。雨露长年尽，薪传几代人。铁窗锁铁骨，仁爱宅仁心。仰面先生在，雁行示遗音。先生生前常教诲说要把人字写端正，这个意思如大雁飞行铭刻于天云之际，时时发人深省，催人自新。由此豁然明白，自己已经到了无依无恃的时刻，真的知达天命了。
三十年并非历史终结，生命之火还会继续燃烧，更何况，人生之旅与治学之旅一样，迷茫困顿总与努力追求相伴随，其中甘苦不是区区文章所能道尽。2008年9月，偶有小恙，决定结束十多年的染黑发史，还原一头飞雪白发，吟成七律一首：从此青春长别去，敢听白发唱黄鸡。残花已报秋风早，蝉树何贪夏日西。心事常牵诗与酒，头颅早悔大王旗。曾经不识愁滋味，闲对镜人诵岳词。
2009年1月28日完稿于香港岭南校园是日，己丑春节初三，实有五十五岁
一九七八
纪事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学子踊跃入闱应试。翌年春，始录取进入高校。我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四年中，基础课程有：文艺概论（吴中杰先生）、现代文学作品选（邓逸群先生等）、古代文学作品选（颜应伯、殷海国先生）、现代汉语（金路先生）、古代汉语（周斌武先生）、古代文学史（顾易生、王运熙、陈允吉、李平先生）、现代文学史（潘旭澜、苏兴良、任秀兰先生）、当代文学史（陆士清、唐金海先生）、外国文学史（夏仲翼、翁义钦先生）、写作（秦耕先生）等。选修课记忆中有红楼梦研究（应必诚先生）、鲁迅研究（陈鸣树先生）、港台文学研究（陆士清先生）等。
在现代文学作品选的课上，教师讲解《祝福》引发同学卢新华创作小说《伤痕》，师生中引起激烈争论。8月13日《文汇报》发表《伤痕》，旋即掀起“伤痕文学”的思潮。我发表支持《伤痕》的文章，开始关注当代文学批评。
下半学期，被迫害的“胡风分子”贾植芳先生从印刷厂回中文系资料室劳动，我有幸拜见先生，并结下终生的师生缘。
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政治路线。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论《伤痕》
读完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心中激起强烈的感受。文艺园地中一株引人注目的新花破土而出了，小说所包含的社会内容和独到的艺术构思深深地吸引着我。《伤痕》摈弃了概念化的陈词滥调，它没有回避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与事件，而是抓住了“生活本身的样板”中某一方面，不加掩饰地把它表现出来。作者在描写王晓华母女间的生离死别，她与苏小林爱情生活的悲欢离合等情节时，倾注了深刻的社会内容，有力地控诉了“四人帮”对老干部和青年一代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摧残，形象地概括了广大革命干部、劳动人民在“四人帮”法西斯淫威下所经受的苦难。王晓华在“四人帮”散布的反动“血统论”的环境下，企图用与母亲与家庭决裂的代价来换取新的生活权利，可是，从上海到辽宁，“叛徒”妈妈这一精神包袱始终像魔影一样，时时在她人生道路上出现，不断地把她所努力吹起的希望泡沫戳得粉碎。这一悲剧性的遭遇以及在主人公心理上相应产生的变化，都真实地反映了“四人帮”横行时遭受迫害而要求上进的青年人的精神状态。像王晓华这样的青年的遭遇，当时社会上并不少见。我认识一个主观上很要求进步的朋友，就是因为父亲是所谓“走资派”，甚至连报名到黑龙江去插队落户都遭到拒绝，因为“谁知道你到那儿去会不会叛国投敌！”对一个新时代的青年来说，精神上最痛苦的就是想跟上时代而硬被人拒之门外，想生活得有意义而反被生活所鄙弃。作者抓住了这样的情节来揭露“四人帮”的罪恶，是真实而深刻的。
这儿，我们不难看出，王晓华这个人物是典型的。所谓“典型”，它是指能够反映社会生活本质规律的某些方面的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红楼梦》没有写农民起义，《阿Q正传》只塑造了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可是它们都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本质的某些方面，所以，我们不能把社会本质理解得过于狭隘、单一、僵化，也不能像“四人帮”那样，规定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典型。文艺创作可以反映广大人民同“四人帮”作斗争的方面；也可以反映“四人帮”残酷迫害人民的方面。敢于同“四人帮”作斗争的英雄人物固然具有典型意义，对人民群众有教育鼓舞作用，而追求革命却受到“四人帮”愚弄、最后在惨痛教训中觉悟过来的王晓华，也同样是—个当代青年的典型。现实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四人帮”反动本质认识不透，却受到“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残酷迫害，把这些人的遭遇表现出来，不同样对人民群众有教育启发作用吗？
为了使作品起到这样的作用，作者在构思上是用了一番苦心的。“四人帮”被粉碎了，他们强加在老干部头上的诬陷之词推翻了，母亲的沉冤得到昭雪，离家九年的女儿又回到了上海，故事到这儿似乎可以结束了。可是，作者没有按一般思路把她们引向“大团圆”，而是笔锋一转，又展开了另一场悲剧：满怀喜悦的女儿回到家里，等待她的却是母亲去世的噩耗，受尽迫害的母亲始终爱着自己的女儿，却没有来得及与女儿见上最后一面！奇峰突起的构思，在这儿产生了揪人心肺的艺术效果。这一悲剧性的结尾是人为的安排吗？不，它与小说的情节发展是相吻合相一致的。这里包含了作者独特的构思，而它来自生活的真实。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异常尖锐、严酷的阶级斗争为这种悲剧性的艺术构思提供了现实基础。它深刻地告诉人们：“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但他们的反革命路线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有些甚至是无法弥补的。这样，小说把读者对“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危害性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的深度。
跟目前文艺创作中还存在的那些概念化的作品相对照，《伤痕》从表达思想主题到艺术构思都是成功的。
原载《文汇报》1978年8月22日一九七九
纪事
继续在中文系学习。在贾植芳先生的指导下，与同学李辉一起研读巴金著述文献，以及国际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文献。陆续阅读奥尔格·朗的《巴金和他的著作：两个革命之间的中国青年》、李欧梵的《中国作家的浪漫一代》、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海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论著，逐渐打开了对现代文学的理解视阈。
开始撰写研究巴金的论文，继续参与当代文学批评。发表评论《思考·生活·概念化》（载《光明日报》4月3日，被《新华文摘》转载）；《捍卫诚实的权力——读〈重放的鲜花〉》（载《读书》第8期）等。参加《上海文学》的青年评论队伍活动。思考·生活·概念化
李慰饴的《思考，但别忘了文学……》一文，对刘心武的两篇小说提出意见，指出他的小说存在着“缺乏真实的生活感和完整的艺术形象”的毛病，是值得注意的。但李慰饴把概念化归咎于作者的“思考”却可以商榷。
文艺创作，有一个对生活从感性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要求作者对生活现象加以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如果没有这种理性的思考，那大量感性材料尽管生动，富有个性，也不过是一堆表面、片面的孤立现象，不能反映出事物的本质，也不能使作品达到一定的思想深度。
一个优秀的文学家同时又总是一个思想家，他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通过作品“把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和答案告诉读者。”李慰饴把这一点作为刘心武“把小说的作用一般地简单化了”的根源，也是缺乏分析的。作品的优劣不在于作者是否把自己的思考答案告诉读者，问题是如何告诉？是用鲜明的个性化的形象来表达，还是通过作者外在的议论？如果是前者，那不仅允许，而且往往是一部小说成功的基础。
我们从刘心武作品中也可看到，他在粉碎“四人帮”后塑造出谢惠敏、宋宝琦、亚梅、彭晓雷等艺术形象，从全国文艺创作界来看是比较早，而且也是比较成功的。这正是作者认真观察，分析了生活中大量的谢、宋之类的原型，并把这些人物作为一种社会典型来加以剖析，考察他们的社会意义，指出他们身上的病根，所有这一切，不都是思考的结果吗？
我并不讳言刘心武的某些小说确实存在概念化的现象，但这不是思考的结果，而是由于离开了生活实际，或者违背了生活本身的发展逻辑。这一点，李慰饴恰恰没有谈到。作品的概念化，往往是作者对所写的生活缺乏深入具体的了解和研究，他们从一些抽象的理论出发，来图解生活，编造人物；或者离开了生活实际情况，从主观愿望出发，塑造一些想象中的完人。刘心武小说中的这种毛病，也正是因为没有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继续深入地思考下去，没有从现实生活的本身去寻找正确的答案，而是靠虚幻的形象来图解。概念化较严重的是《爱情的位置》中孟小羽和陆玉春的恋爱。作者接触了大量像亚梅这样的人物，有感于这种“只讲结婚，不讲爱情”的社会现象，思考了青年应该如何正确对待爱情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就表现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但对于问题的答案，作者却没有从现实生活中大量青年男女的实际的经济状况和心理状态去概括（这本身就是一种思考过程）。他既想解答这个青年们关心的问题，又唯恐让他的爱情“样板”沾上可恶的世俗气，结果只能虚构出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如果作者能继续深入思考下去，他一定会想到：这种凌驾于物质基础之上的虚无缥缈的爱情，圣洁自然是无话可说的，可又能在生活中激起多少青年的共鸣？又有多少青年能仿效？这篇小说揭示的问题是尖锐的，能吸引很多青年注目。可是回答问题却又如此苍白无力，这不正是由于他没有彻底、深入地思考的缘故吗？
从刘心武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倾向。一方面作者对现实生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严肃、认真地思考着许多社会现象和有关国家民族前途的重大问题，这种思考导致他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构思人物和情节，成为他小说中最能激动人心的一部分。可另一方面，他为了避免自己的作品被人说成是“暴露黑暗”、“伤痕文学”，因此极力用一些四平八稳的模式套住自己锋利的解剖刀。人们看《班主任》，感到震动的是他刻画了谢惠敏和宋宝琦，提出了“救救孩子”的口号，但这两个生动的形象始终被藏在一个并不生动的张俊石的背后；在《爱情的位置》中，人们感触较深的是亚梅和魏师傅两种各不相同的对爱情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可是对这两种态度的艺术分析却又被孟小羽的大段说教挤在壁角里。这样，挑剔是没法挑剔了，可文字不得不变得冗长和不自然，影响了作品的效果。
这么说，自然不是不要作者塑造英雄形象或正面人物，问题在于从有限的篇幅中塑造出饱满的形象，必须从生活的实际出发，表现出有血有肉的个性来。这正是刘心武小说的不足之处。
总之，刘心武的小说的主要成就，来自于他的思考，思考与文学并不对立，文学创作本身需要思考。而我认为作者所要警惕的，倒是：“思考，可别离开了生活。”
原载《光明日报》1979年4月3日一九八〇
纪事
本年，继续研读巴金文献资料，与李辉合作撰写的第一篇讨论巴金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关系的论文《怎样认识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经贾植芳先生推荐，刊于《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这篇论文发表鼓励了我们朝着研究巴金和现代文学的方向发展。
开始与李辉合作撰写巴金研究系列论文。怎样认识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编辑同志：《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发表的李多文同志《试论巴金的世界观与早期创作》一文，批判了以往在巴金研究中的极左倾向，无疑是必要的。但作者在论述中不适当地否认、缩小了无政府主义对巴金的影响（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对此，我们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并与作者商榷。一、巴金早期的主要思想是不是无政府主义？
李多文反复论证的一点，就是巴金早期思想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我们的意见则相反。从巴金的早期活动和著作来看，他的世界观是复杂的，有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等思想起着作用，但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无政府主义。
巴金对他的信仰是直言不讳的。“五四”时期，巴金怀着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仇恨，迫切向西方寻找思想武器。在那个时候，无论无政府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意义都是一样的。他读过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还给当时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青年》(1)杂志编辑陈独秀写过信，要求给他指出生活道路，但没有得到回信。后来他又向无政府主义团体写信索书，并从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等人(2)的小册子里发现了一个“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就这样，他信仰了这个学说，并自称是“安那其主义者”。
生活中的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体现出来，巴金最初接受无政府主义，似乎是盲目选择生活道路的结果。但其中包含着一个重要事实：无政府主义的某些思想迎合了像巴金这样出身于封建家庭，憎恨黑暗，朦胧地渴望光明的少年的胃口。我们从他早期著作中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攻击现存制度的狂热情绪，它描绘的“各尽所能，尽取所需”的理想图景，以及它追求极端的个性解放，都对巴金产生了很大影响。
巴金早期的生活道路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在成为作家以前，就写了大量文章宣传安那其学说，仅就他在1937年以前翻译的单行本出版著作来看，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余种中有十七种是与安那其有关的。当然，这些翻译以及巴金早期的活动主要是反抗现存社会制度和封建专制主义，巴金是用无政府主义作为他反封建的武器的。
巴金早期主导思想是无政府主义，还表现在他不仅仅接受了这个学说的反封建因素，而且接受了它的整个思想，包括一部分消极、反动的因素。这就使巴金早期在异常猛烈地攻击封建军阀的同时，对马列主义和苏俄苏维埃政权缺乏理解和认识。过去林彪、“四人帮”曾利用这一点对作家进行了令人发指的迫害，使人至今记忆犹新。但在彻底清算极左路线的今天，是否应该连这些事实都否认掉，作出相反的评价呢？我们觉得，历史的问题，只能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它说明了旧时代青年寻找真理的艰巨和曲折，也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巴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自己的信仰和没有同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发生关系。可是李多文却回避了这一点，甚至断言：“在某些问题上，巴金不但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相悖，而且与马列主义相近。”对此，他提出两点论据：一、巴金没有同“一切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把“农村公社理想化”；二、巴金主张“反抗”和“革命运动”。
关于“农村公社”的理想，是俄国社会经济特有的产物（西欧也有，但不典型）。在俄国农奴制崩溃后，一部分贵族革命者如赫尔岑等把兴趣转向带有原始公社残余的农村公社所有制，把农民看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也宣传过这个思想。但这并非是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在中国没有“农村公社”的经济基础，而且无政府主义也有各种派别，各种改造社会的理想方案。巴金即使不以此为理想，也不能说他就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关于斗争方式问题。无政府主义除了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一派外，一般并不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反抗。巴枯宁一生就参加了多次起义，宣扬“互助”的克鲁泡特金也认为：“问题不在于避免革命，而在于如何以最低限度的内乱、最少的受难者、与最低限度的相互仇恨(3)而达到最大的效果。”可见他并不反对暴力。巴金的作品中，宣传反抗、革命，鼓吹阶级斗争，构成了主要基调，这是他对现实有较深的认识，但不能证明他与马列主义“相近”。列宁早就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4)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巴金早期著作中并未赞同过。
李多文的另一个论点说巴金没有接受无政府主义的策略思想，也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除了斗争方式以外，其他如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分配方式等问题，尽管中国当时还是民主革命，但经过十月革命的俄国就在邻旁，那儿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正在开始实行“按劳分配”，然而巴金对它是不理解的。应该指出，巴金早期在研究安那其运动时，确实对安那其的某些策略如健全组织、恐怖活动等问题提出过批评，但都是站在安那其的立场上进行的。他多次说自己的作品与信仰有“冲突”，这也不是否定安那其，而是批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坏习惯”。
李多文根据巴金反封建这一事实，认为巴金早期的主要思想是民主主义。实际上，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政府主义也起到了反封建的作用。它同民主主义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从广义上讲，它们在反封建上是一致的。但民主主义产生于18世纪的西欧，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民主主义者鼓吹人权和自由平等，承认私有制，他们的理想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体制；而无政府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主要是代表了资本主义竞争过程中破产了的小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的利益和愿望，它否定一切国家形式，主要是否定资产阶级的国家体制，憧憬所谓“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五四”时期，我国有不少民主主义者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也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投入民主主义革命，但这两者毕竟还是有区别的。我们看巴金早期的作品，无论是政治社会理想，还是鼓吹革命的方式，都说明他早期思想基本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当然，巴金早期受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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