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俄）玛丽·瓦西里奇科夫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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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记忆：逃离悲恸之地试读：
译序
关于《柏林记忆》
1940年1月至12月
1941年1月至6月
1941年7月至1943年7月断章
1943年7月至12月
1944年1月至7月18日
1944年7月19日至9月
1945年1月至9月
尾声
后记
玛丽（“蜜丝”）·瓦西里奇科夫——以后的彼得·哈恩登夫人——1917年出生于圣彼得堡，是伊拉瑞恩·瓦西里奇科夫公爵与公爵夫人的第四个孩子。他们全家在1919年离开俄国，蜜丝成长于德国、法国和立陶宛，大革命前蜜丝的父族在立陶宛拥有产业。“二战”后，她生活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1978年在伦敦逝世。
她仿佛具有传奇动物的特质，永远让人猜不透……自由地高高翱翔在所有人和事物之上。当然，其实这有点悲哀，也近乎神秘……——亚当·冯·特罗特·祖·佐尔兹在写给妻子克拉瑞塔的信中这样描写蜜丝
在不智之举发生的那些时代
最杰出的头颅被利斧砍下……——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费尔《莫阿比特十四行诗·同道者》译序
我个人本来对历史不甚热衷，若涉及战争及军武，更是兴趣缺缺，不过却觉得这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部分）的第一手目击记录可读性极高。因为这本书把历史与战争还原到最原始、最真实，也是最吸引我的“个人层次”上，将所有历史人物“人性化”，所有历史事件“私人化”，因此，读来“人味儿”十足，同时又像研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对那次影响现代文明最重要的全球性事件之一印象深刻。
本书最特别之处，要数作者“蜜丝”的观察角度。首先，她的身份是一位落难的白俄女爵，因此，她的日记等于在侧写整个欧洲贵族文化/文明的死亡，叙述了这个荣衣锦食的社会阶级不仅在战争中丧失世袭的产业，其人口也因男性参战后大量阵亡、被俘而受到严重损失，同时，年轻一代亦在“质”的方面（诸如素养、风度等）显著退步。富贵浮云，曾经显赫的，不可避免地式微，读来难免要与优秀贵族的女主角一同替这批朱门人物的家道中落慨叹；然而以大时代的角度来看，这个从“特权”到“民主”的过渡，却是必然的世界潮流走向，或许这也是两次欧战对欧洲唯一的好处吧！
其次，大战期间，蜜丝生活在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的上流社会——外交界及国际大都会知识分子圈内，因此，她看得到许多轴心国内一些可爱，甚至高贵的人物，也看得到同盟国许多不公平，甚至冷酷不仁的作为，更目睹、亲身经历了一般德国人民因为战争所面对的恐惧以及所忍受的痛苦。德国各大城市遭受盟军轰炸，死伤人数与物质损失远甚于同盟国。战争末期，经苏军及盟军反攻占领后，百姓痛失家园，大量难民颠沛流离。逃难途中，妇女遭强暴及死亡人数以百万计。为战争付出最惨痛代价的总是人民；德国人也苦，也可怜，却因为他们是战争发起国的国民，便无权诉苦，无权得到同情。透过本书，让我们这些持有受害者心态的战胜国国民换个角度，看到同样是人类同胞的轴心国国民曾经受过的苦，这一点弥足珍贵。
此外，作者另有一项特出之处，即她叙事的声音、语气，也就是她个人的性格特质。书评人加尔布雷斯说得好：“……我们再也找不到另一份文献，能以这般无与伦比的平静及优雅，面对如此残酷又丑陋的现实。”蜜丝似乎是个典型的摩羯座：长相与个性都讨人喜欢，喜欢交游广阔的生活，交际手段也十分灵活；生性保守踏实、冷静沉着，能保持超然，内心却承载深沉的怜悯，而且很能吃苦。不过，我觉得她最重要的一项生存利器，亦即这本书最吸引人的特质，却是她个人低调、含蓄却极犀利的幽默感。面对种种人性的扭曲、邪恶以及这么多巨大的伤恸，我想这份幽默感不仅是她个人，也是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唯一的救赎。
接着，我想提醒读者一点，虽然本书可读性极高，也很容易阅读，但必须先克服一件事：浩繁的欧洲地名及人名！我想象大部分读者都跟我一样，对欧洲（尤其是东欧）的地名，不如对亚洲及北美洲来得熟悉，因此，看到层出不穷的陌生地名时，脑袋里多半一片空白，若您手边能准备一份原文（或英文）的欧洲地图（包括俄国）会更好。
至于书中的人名，更是令人眼花缭乱。欧洲贵族经过数世纪的交叉联姻，似乎形成了一个不分国籍的独立社会阶级，一旦生在这个阶级之中，整个欧洲的贵族体系立即自动跟你产生了关联。蜜丝在书中提及的数量惊人的亲朋好友，几乎全来自权贵家族，不仅每个人都有头衔，如王子、公主、伯爵……而且姓名都极复杂冗长，名字、教名有两三个不说，就连姓氏都常用破折号附带家族的封邑（地）名。英国人讥嘲贵族常有“双枪管的复姓”（double-barreled last name），本书中的贵族扛着“多枪管复姓”的大有人在。幸好蜜丝极少使用全名，多半只直呼小名（昵称）及单姓，将袭位及类似冯、祖、德等后面拖拉的家族封地全省了。若能搞清楚蜜丝的周围人物和彼此的关系，读起来肯定较能进入情况，增加许多乐趣。
最后，我要再次坦承自己对战争史及军武少有研究，同时亦不懂欧洲语系，翻译时，多蒙谙德、法语的朋友协助，不过，相信仍在翻译专有名词上犯下不少错误，在此先请各方专家包涵，不吝指正。唐嘉慧关于《柏林记忆》[1]
这本日记的作者，玛丽（“蜜丝”）·瓦西里奇科夫于1917年1月11日生于俄国圣彼得堡，1978年8月12日因白血病病逝于伦敦。
她在家里五个小孩中排行老四（第三个女儿），父母为伊拉瑞恩[2]公爵及莉蒂亚女爵。1919年春天，他们夫妇离开俄国，蜜丝以难民身份在德国长大，赴法国读书。因为俄国大革命之前，父亲的家族在立陶宛（1918—1940年间为独立共和国）拥有产业，蜜丝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曾在该地的英国公使馆做过一段时间的秘书。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蜜丝和二姐塔蒂阿娜（后为梅特涅公爵夫人）身在德国。她们到母亲童年玩伴奥尔加·皮克勒伯爵夫人位于西里西亚的乡间别墅“弗里德兰城堡”过暑假，其他的家人则分散世界各地——父母及弟弟乔治（“乔吉”）住在立陶宛，姐姐伊连娜住在罗马，27岁的长兄亚历山大则因肺结核于该年早些时候死于瑞士。
20世纪30年代早期，全球经济萧条，外国人几乎不可能在西方民主国家申请到工作证，唯独法西斯意大利和（更有甚者）纳粹德国因大规模营造公共土木事业及重整军备，才能让（像瓦氏姐妹这样）具有特殊工作技能却无国籍的人谋职活口。1940年1月，两姐妹遂迁往柏林求职。蜜丝的日记从她俩抵达德国首都后开始。开战后的第一个冬天，除了停电与食物配给吃紧之外，生活出奇地“正常”，只有在4月德国入侵丹麦及挪威之后，随战争而来的恐怖及道德困境才逐渐渗透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终至主宰一切。
因为德国缺乏语言人才，蜜丝虽不是公民，却很快先在德国广播电台找到了一份工作，后转至外交部情报司上班；在那里和一群后来[3]积极参与著名“七月密谋”的反纳粹核心人士共事。蜜丝对于施陶芬贝格伯爵暗杀希特勒失败，以及接下来的恐怖统治（她有好几位密友及同事因此身亡）的详细日记，成为至今对该次事件唯一的一份目击记录。待她终于逃出遭轰炸的柏林荒城之后，又在盟军轰炸下的维也纳医院里担任护士，度过大战的最后几个月。
蜜丝极爱写日记，每天都用打字机将一天大事打出来，只有几篇较长的事件描述，如1943年11月的柏林轰炸，是她随后补上的。她用自小熟悉的英文写作，打好后逐页保存在她办公室的档案柜内，就藏在公文之间，每当页数积得太厚，便带回家找个地方藏起来。偶尔也会藏在她正巧去度假的乡村别墅里。刚开始一切都很公开，她的老板会说：“好了，蜜丝，把你的日记收起来，干点儿正经事！”经过“七月密谋”之后，她才变得比较谨慎：那个时期的日记全用一种私人的速记法写成，战后她才转写出来。
尽管因为轰炸连续搬了几次家，且在战争结束时仓促逃离围城维也纳，但她的大部分日记，包括最重要的几个历史片段，竟然都保存了下来；残缺的只有1941年、1942年及1943年初这几个部分——有些被刻意摧毁，有些则遗失了。
大战结束后不久，蜜丝打出了速记部分的全文，并将其余日记重打一份。这一份日记保存了25年，直到1976年，蜜丝在亲友鼓励下，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决定将它公之于世。原文删减更动处极少，修改的部分多因语言或编辑问题，或是替姓名缩写加上全名，因为她坚信，倘若自己的日记果真具有任何价值，乃因记载的当时原无意出版，所以每个字都发自内心，全无掩饰虚矫。她觉得日记中的目击记录及当下的情绪反应才是最真实的，若为了顾全自己的颜面或其他人的感觉，以后明显可看出掺假，甚至筛检，那就失去意义了。
定稿后的第三份日记，是蜜丝在她临终前几个星期才完成的。
出版整理我姐姐蜜丝的稿件期间，最让我感到欣慰的，便是在搜集与查证背景资料、消息来源及照片时，不论向谁求助，不论对方是否认识蜜丝本人，都立刻得到全力的配合（有时也包括热忱的款待）。对某些人来说，这意味着必须勾起某些回忆，无论这些人在那个黑暗时代所坚持的政治立场及所作所为多么令人景仰，回忆仍令人伤痛，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他们的宽宏大度。
对我帮助最大的人，首推伊丽莎白（“西西”）·安德拉西伯爵夫人（原维尔切克女伯爵）。她告诉我大战尾声最后那几个星期与蜜丝共度生活的细节，替姐姐的回忆录做了最重要的补遗。接着我要感谢克拉瑞塔·冯·特罗特·祖·佐尔兹博士，她是蜜丝的密友，也是在蜜丝临终前几周唯一看过整份完稿的人。之后，她不遗余力地协助我，并允许我摘录其先夫亚当写给她的信件。然后我要感谢哈索·冯·埃茨多夫博士给我的鼓励，他写的介绍和个人回忆都对我帮助极大。
感谢康登霍维伯爵钜细靡遗地审稿，他的出版经验丰富，对现代史博学多闻，又与许多书中人物有私交，对本书贡献极大。住在波恩的布莱修斯博士，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及盟军政策专家，对德国反纳粹运动尤其了若指掌，对我所加的历史注解多所指正。
在此同时要特别感谢布鲁克—谢泼德及《星期日电报》的编辑们，是他们率先将蜜丝及她的日记介绍给英国读者。
感谢蜜丝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哈恩登不惮其烦准备完整的人名索引。
感谢埃利斯太太及凯恩太太耐心替我们打字。
感谢以下机构职员给我的协助：伦敦歌德学院、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我的研究工作大多在该馆完成）、伦敦威纳图书馆、波恩德国外交部情报司、科布伦茨联邦参议院资料馆以及柏林美国资料中心。乔治·瓦西里奇科夫1985年4月记于伦敦战争之初的蜜丝1940年1月至12月弗里德兰城堡 1月1日，星期一
奥尔加·皮克勒、塔蒂阿娜和我待在弗里德兰城堡度过一个安静的新年。我们打开装饰圣诞树的小灯，往一碗水里滴熔蜡和熔铅算命。我们期望母亲和乔吉随时可能从立陶宛搬来，他们已经讲了好几次，却没有行动。午夜时分，全村钟声一齐鸣响。我们探出窗外聆听——这是新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新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9月1日开战时，立陶宛——当时
蜜丝的父母及弟弟乔治仍住在那里——仍是个独立的共和国，
不过，却在9月28日签订的“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此为莫洛
托夫与里宾特洛甫于8月23日签订之互不侵犯条约之续约）中被
秘密划入苏联势力范围。苏联红军自10月10日开始进驻几个重
要城市及空军机场。从那时开始，蜜丝的家人就一直准备逃往西
欧。柏林1月3日，星期三
我们带着11件行李，包括一台留声机，前往柏林。早晨5点出发[4]时，天色仍一片漆黑，别墅管家开车送我们到奥珀伦。奥尔加·皮克勒借给我们足够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费，在这段时期内我们必须找到工作。塔蒂阿娜已经写信给杰克·比姆——去年春天她在美国大使馆认识的男孩。我们在考纳斯英国公使馆工作过的资历或许有用。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紧接着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向
美国宣战之后，美国大使馆才撤出柏林。
火车拥挤不堪，我们站在列车通廊里。幸好有两名士兵替我们抬行李，否则绝对挤不上车。抵达柏林时已迟了三个小时。塔蒂阿娜一踏进皮克勒夫妇好心借给我们暂住的公寓，就开始打电话给朋友，这[5]让我们俩都觉得安心一点。位于利岑贝格街与库达姆大街交叉口的这栋公寓极大，但奥尔加要求我们别请外人来打扫，因为屋内有许多贵重物品，所以我们只用一间卧室、一间浴室和厨房，其他部分都用床单罩起来。1月4日，星期四
白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涂黑窗户上，因为从去年9月开战，这栋房子就没人住过。1月6日，星期六
穿好衣服后，我们大胆钻进屋外的黑夜中，很幸运在库达姆大街[6]上拦到计程车，愿意载我们去蒂尔加滕区外围的智利大使馆参加舞会。主人莫尔拉在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曾派驻马德里担任大使，尽管智利政府亲共和派，大使馆却收容了3000多名会遭到枪决的人，有些人藏在使馆里长达三年，睡在地板上、楼梯上，挤得到处都是。莫尔拉不理会来自共和政府的压力，没有交出一个人。同一时期，斯图亚特王族的后裔，阿尔巴公爵的兄弟向英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却遭到礼貌的拒绝，随后被捕处决。相较之下，莫尔拉的表现更令人钦佩。
舞会成功极了，仿佛战前一般。刚开始我还担心认识的人不多，很快却发现很多人去年冬天就见过面（蜜丝曾在1938—1939年冬天来柏林探望塔蒂阿娜）。初次见面的包括维尔切克姐妹，两人都非常漂亮，而且装扮入时。她们的父亲是德国派驻巴黎的最后一任大使；哥哥汉西和他可爱的新娘西吉·冯·拉费特也在场。还有很多朋友，像是罗尼·克拉里——非常英俊，刚从鲁汶大学毕业，一口地道的英语。这对我来说是一大解脱，因为我的德文还不太溜。在场的年轻男士多半来自柏林市郊的克拉普尼兹军官学校。稍晚，智利红歌星罗西塔·塞拉诺献唱，对着年仅19岁的小埃迪·弗雷德猛叫“俊美的朋友”，让他好不受用！我们好久没跳舞了，一直玩到凌晨5点才回家，一票人全挤进一位名叫卡蒂埃的比利时外交官的车里，他是维尔切克家族的朋友。1月7日，星期日
我们仍在费力找工作，并决定不求助朋友而直接找在商业界的熟人。1月8日，星期一
下午去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面谈。他颇友善，而且立刻让我们考试，因为没有心理准备，我们很紧张。他唤人推出两台打字机，还送来速记本，然后用极重的口音、极快的速度口述了一长串，我们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最糟糕的是，我们俩最后交出来的信，内容居然不一致！他表示一有空缺就会打电话给我们，但我们不能等太久，这段时间内若找得到别的工作，非接不可。很不幸，大部分国际贸易都已停摆，柏林没有一家公司需要会说法语或英语的秘书。1月11日，星期四
今天是我的23岁生日。汉西·维尔切克的未婚妻，西吉·拉费特来家里喝茶；她真是个窈窕淑女，很多人都说她是“典型的德国美女”。晚上赖因哈德·施皮兹带我们去看电影，然后去一家名叫“西罗”的夜总会喝香槟、听现场演奏，现在公共场所已禁止跳舞。1月13日，星期六
母亲和乔吉在天蒙蒙亮时抵达。已经一年多没看到乔吉了，他还是老样子，非常迷人，对母亲很体贴。母亲看起来疲惫不堪，身体很差。立陶宛逐渐苏维埃化，他们经历了些很可怕的事，早就该离开了。父亲决定暂时留下，因为他在等着做一笔很大的生意。1月14日，星期日
我们把母亲和乔吉安置在皮克勒家的公寓里，省下住旅馆的钱——他俩身上加起来只有40元！我们又尚未找到工作，财务状况凄惨。他们想留在这里，无疑大错特错：这里天气寒冷，食物不够，政治状况又极不稳定。我们试着劝他们去罗马，母亲在那儿有很多朋友，城里又有大群白俄移民；她若待在这里一定会很寂寞，因为除了随战争范围如油渍般扩大，数目不断锐减的各大使馆驻派人员之外，柏林毫无家庭生活情趣可言。现在城内全是年轻单身汉，年龄都和我们差不多，不是军人，便是上班族，每天晚上泡夜总会。伊连娜已在罗马安定下来，就算只考虑气候这一项因素，生活也会舒服很多，况且一等到我们找到工作，便可定期寄钱过去。1月15日，星期一
政府新法令：只有星期六及星期日才准洗澡！真糟糕，住在大城市里这么脏，而且泡澡是少数几种保暖的方法。1月17日，星期三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陪家人。母亲的精神很脆弱，亚历山大死后，她受了不少苦，现在症状陆续出现。1月18日，星期四
乔吉胃口奇大，食粮（我们从弗里德兰带来的一些牛油和香肠）正迅速消失，令我们更加觉得他们应该去罗马。他若留在这里一定很快就会营养不良。感谢老天，至少意大利尚未参战，也还没实施食物配给。1月19日，星期五
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在德国新闻广播电台英语部门上班，或许能帮我找份工作。我们现在愈来愈焦急，美国大使馆一直没下文，又不能去烦人家。家人来投奔后，我们已濒临破产，仅剩的钱也在迅速消失中。我们去见过法本化学工业公司的一个人，可惜他们需要一个德文速记很强的人，这方面我们俩都不拿手。德国新闻广播电台等于是德国的BBC。蜜丝进去之后，曾经
在未来的联邦德国总理基辛格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1月22日，星期一
今天我去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在腓特烈街的办公室，花一个早上听英文口述打字。这是我第一次接受测验，非常简单，只测验速度。他们说会再通知我。那个地方像个疯人院，为了配合新闻播报时间，每个人做事都像火烧屁股。我碰到在捷克出生的前世界网球冠军罗德里克·门策尔，他可能成为我未来的同事。1月27日，星期六
塔蒂阿娜在弗雷德双胞胎姐妹家认识一名男士，建议她去他的办公室上班——德国外交部的一个部门，他们需要法文流利的人。这里的朋友大多劝我们别去美国大使馆工作，身为外国人，我们或许早已受到盖世太保的监视。德国现在又和苏联友好，我们是白俄人，已经够糟了，而且以前我们还替英国公使馆工作过。现在我们这么穷，不论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都非接不可。美国大使馆仍毫无音讯。
前几天在朋友家，有人介绍我认识柏林最有名的女主人，冯·德克森太太。她用手撩过我的头发——令我生厌——然后问我们是白俄还是赤俄，如果是后者，“你们便是我们的敌人！”令我颇为惊讶，德国和苏联现在不是亲热得很吗？！1月29日，星期一
今天我们俩都开始正式上班：我进德国广播电台，塔蒂阿娜进外交部情报司。我的办公室群龙无首，每个人都在发号施令，不过听说帝国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博士是最后做决策的人。我们俩的薪水都是300马克：扣掉110马克的税，还剩下190马克。必须凑合着过。1月30日，星期二[7]
我的第一项工作是抄录有关英国经济战大臣罗尼·克罗斯的冗长故事；战前塔蒂阿娜去英国时正好住他家。我的直属上司E先生蓄了一撮非常巨大的仁丹胡，似乎大半辈子都住在英国，他太太也和我们在同一间办公室内工作，两人都是中年人，显然是个大麻烦。他整天口述文件，多半是诽谤文章，错综复杂，到最后常变得无法理解。德国人若外国语文学得好，通常就会变成这样。我从早上7点一直打字打到下午5点，纸一抽出打字机，E先生便对着纸猛敲，纠正错误。这份工作还有人上夜班，日以继夜地进行。蜜丝为了顾念某些人物的生还家属，少数情况下人名只用缩
写，不过这些人都不具政治色彩。
今天美国大使馆终于打电话通知有工作了，两份薪水都比我们现在拿得多，可惜太迟了。2月13日，星期二
母亲和乔吉今早离开，去西里西亚探望奥尔加·皮克勒。我们希望他们能在那里待久一点，恢复元气后再前往罗马。2月14日，星期三
最近很少看到塔蒂阿娜，我每天早上5：30起床，下午6点左右才回家。每天通车进城的时间十分漫长。塔蒂阿娜从早上10点工作到晚上8点，还经常加班。2月22日，星期四
经过两天的煎熬，今天收到一个已付费的包裹，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真是非常幸运。3月2日，星期六
今晚巴西人举办一场盛大的鸡尾酒会。大使住在城郊。我不喜欢看到美丽的俄国圣像挂在留声机上，这些外国人着迷于搜藏圣像，随处乱挂，令我们这些东正教教徒大为震惊。我提早离开，结果在回家的路上迷了路。
艾许文·祖尔·利珀—比斯特费尔德从齐格菲防线（盟军替德国在1938—1940年间所修筑，大致与法国著名的马其诺防线平行的碉堡及据点网的名字。后来因为一首英国通俗歌曲《我们将在齐格菲防线上晒衣服》而声名大噪）归来。3月3日，星期日
早上俄国教堂内的圣诗唱得美极了。通常星期天我仍需上班，做完礼拜待在家里弹钢琴，四周围绕奥尔加·皮克勒鬼气森森、覆罩家具的床单。3月4日，星期一
我感冒严重，决定这几天晚上都待在家里。塔蒂阿娜每天晚上都出去，认识了一大票西线上的男孩。3月12日，星期二
正从西里西亚赴罗马途中的母亲从维也纳打电话来，说乔吉不见了。火车停进小站时他去检查行李，没想到工作人员趁他不注意，把行李车厢卸下来挂到另一截火车上，现在他正随行李驶往华沙。两个人的车票都在他身上，他没有护照，口袋里只有五马克。母亲只好满怀希望地在维也纳等他。3月13日，星期三
去参加弗雷德家的派对。我到的时候，只有双胞胎姐妹埃达（“迪基”）和卡门（“西塔”）在，她们陪我在浴室里整理头发、聊天，很骄傲地拿西班牙内战时期雅各将军及莫斯卡多将军的信给我看；那时她们替驻守西班牙的德国秃鹰军团担任护士。现今世界名流她俩全认识，包括教宗本人。这是她们的嗜好。德国秃鹰军团是德国空军的一支单位，加上一些地面部队于
1936年组成，使命为帮助西班牙内战的民族主义者，其中还包
括专业的医护人员。3月14日，星期四
下午陪艾拉·皮克勒去埃琳娜·柏纳索家。她虽在俄国出生，却完全不懂俄文，父母看起来倒像百分之百的俄国人。她的丈夫阿戈斯蒂诺在这里的意大利大使馆工作。稍后，一大群意大利女士来串门，显然每个人都在为戈林元帅的新生宝宝织小衣服，有点太肉麻了吧！3月16日，星期六
海伦·比龙来喝茶，我们在弗里德兰及这里的男主人卡尔—弗里德里希·皮克勒也来了。他一如往常，非常乐观，认为战争将在圣灵降临节前结束。虽然他对我们一直很好，但我总觉得在他面前就是不太自在。
后来，大家移师到邻居阿加·冯·菲尔斯滕贝格家里，她开了香槟。3月18日，星期一
今天放假，睡到11点，然后去塔蒂阿娜办公室找她，一起吃午餐。午后，我们走到仍是一片冬日景致的蒂尔加滕区内散步。傍晚去参加丹麦大使德·威特夫妇开的盛大派对。3月20日，星期三
今晚我们俩都很早上床。法国总理达拉第辞职了。达拉第曾三度出任法国总理，最后一任的任期为1938—
1940年（同时兼任陆军部长），曾在慕尼黑协定中扮演关键性角
色。继任者为其政敌雷诺（1878—1966）。3月22日，星期五
今天是复活节前的星期五，我却仍得上班，忙得头昏脑胀，连续打字九个小时。我的老板E先生见我快昏倒了，拿出一瓶荷兰杜松子酒，虽然能够提神，却非常难喝。他和他老婆整天吵架。看他们这样，我坚决反对夫妻共事。我不喜欢他，与他保持距离。不过有一次他俩刚吵完一架，他探出窗口去透气，我却有股想把他推下去的冲动。现在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和我上同一个班次，经常打照面，每次觉得快受不了他们夫妻时，我们便轮流躲到打字机后面。办公室已迁到夏洛特街上的另一栋建筑内，老板们因此不必整天听戈培尔唠叨。以前部长先生每隔一个钟头就会召见他们一次，现在只能在电话里口沫横飞……
回家时已精疲力竭。3月25日，星期一
今天放一整天假。塔蒂阿娜和我去波茨坦玩。天气好极了，我从来没去过那个可爱的驻防小城，柏林完全缺乏那种魅力。回柏林时，正好赶上一场白俄哥萨克“黑海”演奏会，极为成功。德国人很喜欢这类玩意儿。3月26日，星期二
和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一起吃午餐。她非常风趣，办公室里有她真好。通常在街上或餐厅里，我们都用英语交谈，从来没有人反对。3月28日，星期四
罗马来信，报告母亲与乔吉平安抵达，只是有些东西在威尼斯被[8]偷了，包括母亲一直保存的俄国沙皇时代艺术品，像是法贝热的珐琅相框等。此外，乔吉装衣服的行李被人用空箱掉了包。他们的冒险经历似乎永无止境。3月29日，星期五
到克莱道夫的绍姆堡—利珀府邸吃晚餐，客人只有几位。餐后，普鲁士奥古斯特—威廉王子——他已60多岁，是前普鲁士皇帝的第四个儿子——在炉火前讲了许多过去有趣的故事。3月31日，星期日
与朋友到“罗马”吃晚餐，现在意大利餐厅极受欢迎，因为意大利面有营养，又不需要用粮票。4月1日，星期一
今天放假，逛街购物。这年头“购物”基本上就是购买食物。每样东西都需配给，而且每家店都大排长龙。晚上和塔蒂阿娜去汉斯·冯·弗洛托家晚餐。汉斯因为经营一间防御武器工厂，至今未被征召，仍是平民身份。4月2日，星期二
和意大利使馆空军武官马里奥·加斯佩里去看电影，然后去罗马餐厅。他有一辆全新的菲亚特跑车，就跟一台无线电报机一样小，昵[9]称“托波里诺”！太久没坐小汽车，感觉好怪。4月3日，星期三
10点才进办公室。现在工作时数不再那么长，因为换班次数较频繁。今天拿到第一份独立翻译的稿件——或许是因为老板度假去了——主题为经济。上早班的人有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我和一位外交部调来的年轻人。他脾气很好，英文说得不太顺，所以我们得带着他。这点他心里明白，所以对我们很尊重。大家相处融洽，更让我意识到跟E先生共事的压力。听说他度假回来将升任新闻总编辑，想让我做他的私人秘书。我宁愿辞职！4月4日，星期四
每天我们都会接到一份BBC及其他外国广播电台新闻报道的逐字监听记录，全盖有“最高机密”（streng geheim）的戳记；每份的颜色又因“机密”程度不同而异，粉红色最机密。读起来很有意思。住在德国的人除了报上登的消息（实在有限），对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浑然不觉，我们电台却是例外。今天下午从外交部调来的那位同事，午餐后进办公室脸色惨白，原来他把这样的一份文件忘在餐厅里了。这个罪名可不小，要砍头的——用斧头砍！（咱们领袖的最新发明）——这把他吓坏了，忙不迭奔回外交部去“坦白”。纳粹德国的处决方式一般都用迷你断头台，但碰上特殊案件（如叛国罪），希特勒命令仿效中世纪用斧头砍头。4月9日，星期二
今天德军占领丹麦并入侵挪威，害我们忙得要死，因为必须想些正当理由向世界其他国家交代。无数备忘录因此在办公室内往返，讨论该怎么处理。回家时我发高烧。马里奥·加斯佩里打电话来，他和其他武官才刚从齐格菲防线视察回来。占领丹麦及挪威的这场“西线战争”原本不在希特勒计划之
内，但德国必须仰赖瑞典的铁矿，且须经由挪威北部纳尔维克港
输出；而且也想防止盟军参战后，效法第一次世界大战通过丹麦、
挪威两国控制大西洋，对德国进行经济封锁。盟军为了同样的理
由，自1939年秋天便公开喊话，将先发制人，进击北欧，协助
遭受苏联攻击的芬兰。德军突袭时，盟军正前往挪威途中。丹麦在一天之内便被攻占，直到战争结束，一直是德国的保
护国。挪威则抵抗到6月，其间盟军数度企图守住挪威北部的据
点，都没有成功。德军对西欧发动攻势之后，盟军撤出，挪威被
占领，国王哈康七世（HaakonⅦ）逃到英国，成立流亡政府。这场战争是希特勒在占领波兰后的第二次重要胜利；他因此
保住了瑞典的铁矿资源（持续到战争结束），波罗的海则成为德
国的内陆湖。德军现在站稳脚跟，蠢蠢欲动，觊觎从北角到阿尔
卑斯山脉的整个欧洲。4月10日，星期三
今天早上我发烧烧到39.5℃。4月11日，星期四
塔蒂阿娜也被传染了！早上她被盖世太保盘问了很久——他们对我们跟罗马通信感到好奇——中午便从办公室回家，立刻上床休息。两边办公室都不断有人打电话来；他们既担心，又焦躁、生气。4月12日，星期五
继续感冒！两人都觉得很虚弱。4月13日，星期六
医生要我再休息五天，让我大松一口气！像我们这样营养不良的人，一旦感冒对心脏很不好。4月14日，星期日
英军登陆挪威。4月16日，星期二
在卢茨·哈德根家晚餐；又是男孩比女孩多出许多，这似乎已成了常态。维提·沙夫戈奇突然出现，本来他正打算经俄国赴美国，但盖世太保却驳回他的外交任务，老远把他从莫斯科召回来。现在他准备入伍。4月17日，星期三
复活节采购。替乔吉买了一条抢眼的领带，不需配给票。
认识一位名叫哈索·冯·埃茨多夫的人，听说他既聪明又可靠，我倒觉得他有点呆板，不过普鲁士人通常都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放松。目前他在外交部担任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的联络官。埃茨多夫博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重伤，退役后于
1928年进入外交界服务，连续派驻东京及罗马。蜜丝认识他
时，他正担任外交部与参谋长哈尔德（他反对希特勒的侵略计
划）上将之间的联络官及大使馆顾问。埃茨多夫与多位立场同哈
尔德一致的高级将领亲近，企图说服他们采取行动。然而西欧各
国在大战爆发前采取姑息政策，加上大战刚开始希特勒连连奏
捷，这两项因素有效地削弱了所有反希特勒派的势力。4月20日，星期六，棕树节
早上我们半正式地去晋见普鲁士的路易—斐迪南王子的妻子基拉。他是皇储的次子，她则是罗曼诺夫家族少数生还者的大家长，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大公爵的女儿。她有两个小宝宝。4月22日，星期一
母亲得了腿部血栓症，卧病在床，令人忧心。
我们彻底断食。教会顾及战时营养不良的情况普遍存在，准许我们不断食，但我们的食物本来就少，又想多存点粮票过复活节。4月23日，星期二
上教堂。4月24日，星期三
上教堂。4月25日，星期四
今晚在教堂里，依惯例阅读“十二福音书”。4月26日，星期五
刻意断食到今天，我们俩都处于半饿死状态。4月27日，星期六
两边办公室都特准我们上教堂告解及领受圣餐。晨间弥撒持续到2点。午夜弥撒在俄国大教堂内举行，但人太多，我们被挤到街上。然后我们到迪基·埃尔茨家和一群朋友聚会，玩到早上5点才散。我们已经好久没出去玩了。埃氏兄弟是奥地利人，产业在南斯拉夫。迪基是唯一没被动员的人。4月28日，星期日
复活节。我们去波茨坦，巧遇普鲁士布尔夏德王子的父亲，奥斯卡王子；他也是先皇帝的儿子之一，是位身穿红金俊挺制服的老绅士。[10]
我们做了一道复活节奶渣糕，可口极了，非常得意，因为材料缺得厉害。
战争开始后许多必需品几乎完全消失，我的办公室内因此出现一个极滑稽的现象：近来老板们不停抱怨卫生纸消耗量神秘大增，起先他们认为职员一定得了某种新型的传染性痢疾，但几星期下来，耗损量不见下降，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每个人上厕所时都撕下十倍的卫生纸，偷偷带回家。于是上面发布了一道新规定：所有职员必须到“中央核发处”领取每天所需的卫生纸！5月2日，星期四
英国首相张伯伦宣布弃守挪威；情势急转直下，令这里的人大为震惊，因为很多德国人其实私底下还是挺佩服英国人的。5月4日，星期六
参加了一个盛大的外交官接待会。外交部的职员现在都得穿一套很难看的制服——深蓝色，加上一条白色宽皮带。自助餐宴席极丰盛，但没人敢露出馋相，率先去拿。
广播电台现在来了一位非常怪异的同事，姓伊利恩，每天都穿得破破烂烂，戴副厚眼镜。他持美国护照，在芬兰出生，大半辈子待在西藏，和喇嘛住在一起——他吹嘘说他从来不洗澡——虽然他薪水领得不少，但他现在也从不洗澡，对其他人来说是个酷刑！偶尔他会教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和我讲几句简单的藏语。5月7日，星期二
刚拿到一份机密新闻——莫洛托夫要求德国政府别支持柏林的俄国教会，因为教会领导人对苏维埃不友善！
胡乱吃完一顿晚餐——小圆面包、酸乳酪、热茶和果酱。现在买酸乳酪尚不需受限制，于是成为我们在家里的主食，偶尔配上水煮燕麦粥。每个人每月大约分到一罐果酱，牛油太珍贵，根本维持不了多久。塔蒂阿娜提议在厨房餐桌上轮流挂上“早餐”、“午餐”、“晚餐”牌，加以辨识，因为食物内容基本上完全一样。我有一位荷兰籍送牛奶的朋友，偶尔他会从“孕妇”存货中留一瓶牛奶给我。可惜他马上就要回荷兰了。有时下班后还得大排长龙，只为买一小块跟指头差不多大的乳酪，令我绝望。幸好店里的人态度都很友善，还有笑容。5月9日，星期四
晚上加班，然后去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家，认识一位大家都叫他C.C.的冯·普菲尔先生。派对是为荷兰大使美丽的夫人尼尼·德·威特举行的。5月10日，星期五
德军进驻比利时及荷兰。但昨晚尼尼·德·威特在派对里却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我从办公室打电话给塔蒂阿娜，决定一起吃午餐，讨论事情。情势发展令人震惊，这意味着“假战”已结束。安特卫普已遭德军轰炸，盟军则炸了布莱斯高地区的弗莱堡，两地死伤人数都很多。巴黎弃守，张伯伦辞职，现在首相是丘吉尔，和盟军达成和平协议可能完全没指望了。
去阿托利科（即将离开的意大利大使）宅邸参加送别晚会。每人都一副苦瓜脸。战争结束后，大家才知道轰炸布莱斯高地区的弗莱堡的不是
盟军，而是纳粹空军；后者将该城错认为莱茵河另一岸的法国城
市。希特勒一直不相信法国，尤其是英国，会为波兰参战。维持“假战”（盟军对开战后西线无战事、头一个冬季的称呼）的那几
个月，盟军由于缺乏明确的参战策略（主要因为英法之间的歧
见），加上德国大众天真的想法（大多数人根本不希望开战），
德国境内一直存在一种错觉——蜜丝亦不能免俗：只要流血不
太多，达成和平协议仍有可能。1939—1940年间的冬天，对峙
双方的确有许多具有影响力的集团纷纷进行试探，企图找出彼此
都能接受的停战方法。但德军从5月9日、10日的夜间开始，对中立国荷兰及比利
时进行大规模部队空降。5月15日，大批德国武装部队已穿越阿
登高地森林，进入比利时南部，接着突破法国国界，很快向西抵
达海边，将盟军部队一切为二，逼迫北方的驻军（包括英国远征
军）撤出比利时，退回英吉利海峡。荷兰军队于5月15日投降；
5月27日，比利时亦然。6月3日，最后一艘英国战舰离开敦刻尔
克。6月14日，巴黎沦陷；6月25日，法国签署休战协议，将三
分之二的国土交由德国控制，剩下三分之一由贝当元帅统治，形
成所谓“维希政府”。5月11日，星期六
安托瓦内特·冯·克罗伊及卢卢·冯·克罗伊来看我们，两姐妹都非常漂亮。她们的母亲是丹麦及美国混血，父亲则是法国、比利时、德国混血的公爵。这年头有这样的背景可不好过。5月13日，星期一
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休假了，想把所有的假存起来，去波希米亚特普利茨探望克拉里家族。自从在威尼斯分手后，一直没见面。想让塔蒂阿娜也认识他们。
普鲁士布尔夏德王子从科隆写信给她，他正奔赴前线途中。5月16日，星期四
昨天德军发动大规模攻势，令人失眠。5月17日，星期五
我不断提醒现在的老板我打算去特普利茨，祈祷在我的努力渗透下，他终将接受这个事实。5月19日，星期日
晚上在弗雷德双胞胎姐妹的厨房里吃意大利面。瑞士大使馆新任武官提诺·索达提不断来电话，他说德军随时可能入侵瑞士。5月20日，星期一
我的上司E先生今天回来上班，皮肤晒伤，怒气冲天，只见他气急败坏地转来转去，不停吼叫：“猪！一群猪猡！”——想必指的是我们。因为我们趁他不在时，发动了一次“宫廷革命”——越级报告。大老板冯·维茨莱本先生甚至把我叫去，问我是否真的“到处下最后通牒”？！幸好E先生人缘极差，我们胜利了！
塔蒂阿娜加薪了。我的薪水继续封冻，令人气恼。5月22日，星期三
新任意大利大使阿尔菲耶里办了一场招待会。马克斯·绍姆堡—利珀突然出现；他刚从那慕尔回来，带回前线的第一手消息。弗里德里希·冯·施图姆已阵亡，他母亲也来参加招待会，却没人敢告诉她。5月25日，星期六
塔蒂阿娜和我早晨7点出发，前往特普利茨，克拉里家族在波希米亚的城堡。坐在计程车上，我突然不确定自己是否关了厨房的电炉，但立刻就忘了这回事儿。迎接我们的人是阿尔菲·克拉里（他是母亲的远房表兄弟）和他的姐妹伊莉莎莱克斯·德·贝耶—拉图尔；她先生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比利时主席。随后我们去探望阿尔菲的母亲泰瑞斯——非常美的一位老太太，原为金斯基女伯爵；萨金特曾经替她画过肖像，那幅画现在就挂在她后方。特普利茨 5月26日，星期日
基督圣体节。大家都去教堂，祈祷游行队伍由阿尔菲·克拉里率领，他走在神父的后面。我们在窗户后面观看。他们一直没有在法国作战的两个大儿子罗尼及马库斯的消息，现在留在家里的只有16岁[11]的小儿子查理。他看起来像极了哈罗德·劳埃德。他把地毯卷起来，并表演踢踏舞给我们看，他的舞跳得极好。（后来查理·克拉里被征召入伍，1944年在南斯拉夫战场上阵亡。）5月27日，星期一
莉蒂·克拉里从来不提她的两个儿子，但她昨天在教堂里哭了。艾菲看起来满腹忧思。今天我们一起玩桥牌，晚上塔蒂阿娜先行离开，我要再待几天。我们去城里观光。彼得大帝曾经来此地治过一次病，因为特普利茨的矿泉温泉浴非常有名。
普鲁士皇储的长子，威廉王子，今天在布鲁塞尔一家医院去世，死因是他13日肺部、胃部所受的伤。5月28日，星期二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今天宣布投降。伊莉莎莱克斯·德·贝耶—拉图尔很高兴，因为她希望因此能拯救许多比利时人的性命。
莉蒂的两个大儿子终于来信。罗尼的军团俘虏了他们的法国表弟。阿尔菲已决定该如何通知他的家人。阿尔菲仍固守19世纪式的理想爱国主义，似乎跟现实脱了节。
今天我们看了一段轰炸鹿特丹的新闻纪录片，好惨！让人替巴黎不寒而栗。德国在与荷兰进行投降协商期间，纳粹空军竟轰炸鹿特丹，
犯下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昂贵的错误。轰炸机队没有看到
德国陆军发射的警告照明弹，几乎将大半个城市夷为平地，不过
死伤人数（盟军宣传部宣称高达2.5万至3万）其实只有814人。
即使如此，轰炸鹿特丹仍成为纳粹残酷不仁的典型例证，加上后
来对英国各城镇的轰炸，逐渐改变了英国大众的想法，开始赞成
对德国城市进行无差别轰炸，造成远胜过盟国阵营的受害人数。柏林 5月29日，星期三
塔蒂阿娜回家时我已上床。她对我大发脾气，因为她从特普利茨回来时，发现炉子插头没拔，结果铁圈烧穿了台架，幸好掉在了铁炉上。可是三天后，塔蒂阿娜进门时，一道火焰已窜上墙壁。我惭愧得无地自容。万一皮克勒家的公寓着火，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今天威廉王子的葬礼在波茨坦举行，听说王室安排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5月30日，星期四
在柏纳索家吃了一顿安静丰盛的晚餐。奥古斯汀诺强烈反对法西斯主义，而且不像他的很多同事，他是最勇于直言的。他预言整个欧洲都将面对悲惨的命运。6月2日，星期日
昨天领薪水，我们去逛街。每到月底，我们似乎都穷得一毛不剩；薪水少得可怜，也难怪！我们俩现在加起来总共赚450马克，100马克寄给罗马的家人，另外100马克还债；200马克买食物、付交通费等，最后剩下50马克做我们俩的个人花费、买衣服、付邮资等等。不过这个月我省下足够的钱，可以买下我几个月前看上的一件连衣裙。同时，我也省下足够的衣服配给票，但店主人居然忘了跟我要！
今晚洗了个澡。现在盆浴也受限制，所以这是大事一桩。6月3日，星期一
巴黎今天首次遭到轰炸。德军正式宣布他们在西线上的损失——1万人死亡、8000人失踪（可能已死亡）。目前盟军俘虏已多达120万人。6月6日，星期四
阿加·菲尔斯滕贝格的兄弟葛菲拿到一个英勇荣誉假，被送去军官学校受训。虽然他从未服过兵役，却显然表现得像位英雄，获颁铁十字勋章及肩章。然而他却痛恨战争，战前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巴黎。6月9日，星期日
佩勒姆·G.伍德豪斯在阿布维尔附近打高尔夫球时被俘。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要他为英国战俘编一份报纸，所以把他带来柏林。大战爆发时，伍德豪斯（英国国民，却长期住在美国）及其
妻住在勒图凯的房子里，正准备逃往西欧，却被德军捉住。他以
敌方外国居民的身份被拘留，后来在美国官方（当时尚未参战）
要求下被释放。柏林的美国广播电台说服他为美国听众制作五集
录音，描述自己的经历，内容机智俏皮，隐隐嘲讽德国人，但完
全不具政治色彩。然而，因为他使用了德国的广播频道，已犯了
技术上的通敌罪，在英国造成极大的骚动，英国方面因此建议他
最好永远不要回国。
下午下班后，几位匈牙利朋友开车来接我去海尔格—李·绍姆堡家里，大家躺在太阳下。葛菲·菲尔斯滕贝格也在场，看起来形容枯槁，仿佛疲累不堪，几乎无法参与谈话。艾许文·利珀已被军方撤职，因为他哥哥，即荷兰女王威廉明娜之夫伯恩哈德亲王，也与女王一起逃往了英国。其实或许这样反而救了艾许文一命，但他仍然很气愤；他很爱他的部下，和他们一起经历过波兰及法国战役，现在他觉得自己遭到驱逐，无家可归。更糟的是，他们家族的产业都在他哥哥名下，肯定会被没收。6月10日，星期一
普鲁士布尔夏德王子非常愤怒，他表兄弟威廉阵亡之后，所有德国男性皇族都被调离前线，“勉强留下”担任参谋工作。这些人全是出色的军人，希特勒不希望他们战功彪炳，获得“不健康的声望”。
昨天盟军弃守纳尔维克，挪威投降。今天下午墨索里尼宣布意大利参战，此举不仅愚蠢，而且极不漂亮——赶在法国战役最后关头，“凯旋”进驻法国南部！6月12日，星期三
谣传巴黎将抗战，但愿不是真的，因为这样并不能改变任何事。6月13日，星期四
和C.C.普菲尔去戏院看格林德根斯演的《菲耶斯科》。这是难得的享受，现在戏票难求，总是全部卖光，不然就保留给休假的军人。散场后，我们到一家小餐厅吃点心，讨论战事。C.C.很聪明，不认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基本上颇悲观。6月14日，星期五
巴黎今天投降，怪的是柏林的反应出奇冷淡，毫无庆祝的气氛。6月15日，星期六
谣传法国签订了投降协定。
晚上我们与西吉·拉费特和朋友去格林瓦尔德公园划船，然后围坐在花园旁。奥古斯汀诺·柏纳索突然出现，把我们拉到一旁耳语道：“苏联刚刚吞并了立陶宛！”但父亲仍在那里！我们立刻回家，花一整个晚上与外交部可能帮得上忙的人联络。结果每个人都再三推托，生怕破坏了他们和苏维埃的“和谐关系”。6月16日，星期日
塔蒂阿娜再一次尝试向外交部求援，普鲁士布尔夏德王子则陪我上教堂。他也在设法及时拯救我父亲。6月17日，星期一
连续几晚无法入眠。传闻立陶宛总统斯梅托纳及大部分内阁部长已越过德国边境逃跑。自1926年起便以温和独裁姿态统治立陶宛的斯梅托纳总
统，成功逃到美国，死于1944年。虽然德苏在1939年9月28日签订的秘密协约里，将立陶宛划
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但希特勒并未同意苏联直接吞并立陶宛。
莫斯科紧跟着拿下罗马尼亚占领的比萨拉比亚及布科维纳北部（苏联空军因此可以就近攻击德国的主要油田普洛耶什蒂）。希
特勒认为此乃背信之举，因此他只有一个选择：实现他长久的梦
想——征服苏联。
艾伯特·埃尔茨刚打电话来说，贝当元帅代表法国签订了投降协定；法国内阁似乎已树倒猢狲散。经过两个月的抵抗，这个结果令人不敢置信。6月18日，星期二
德国神速占领了法国。C.C.普菲尔和普鲁士布尔夏德王子已通过“德国军事情报局”的奥斯特上校打听我父亲的消息，但至今仍无下文。出生于阿尔萨斯的奥斯特上校（1888—1945，后升少将）
是一位出色且勇敢的将领，并坚决反对纳粹。他在军事情报局局
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授权下，使该局成为反纳粹人士的庇护地。
大战初期，他曾（可能在卡纳里斯默许下）将希特勒的入侵计划
泄露给丹麦、挪威、荷兰及比利时的情报局。1943年，几名受
他保护的人纷纷被捕，他遭撤职；军中反抗势力由奥尔布里希特
上将及冯·施陶芬贝格上校重组。“七月密谋”发生后，奥斯特被
逮捕处决，主要因为德国人对留记录有狂热。奥斯特的司机泄露
了他们的藏身之处，盖世太保便迅速地处决了他。1945年4月9
日，他和卡纳里斯一起在弗洛森比格集中营内被绞死。6月19日，星期三
蒂尔曼斯一家从立陶宛抵达柏林。德籍俄裔的他们是立陶宛的重量级工业家族。苏联入侵前两小时，德国公使策希林和我以前的上司——英国公使普雷斯顿同时警告他们，劝他们立刻离开。但他们持有德国护照的儿子决定留下，希望能保住一些产业。6月20日，星期四
今晚回家时，发现父亲从东普鲁士的提尔西特寄来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安全抵达”，并要求汇给他来柏林的路费。6月21日，星期五
和路易莎·维尔切克与普鲁士布尔夏德王子去C.C.普菲尔家吃螯虾大餐，然后布尔夏德违法地开他的车送我们回家。正准备睡觉时，空袭警报响起，我们下楼坐在阶梯上和门房聊天，他同时兼任空袭守卫。后来听说炸弹都投在波茨坦附近，柏林是安全的。6月22日，星期六
晚上在提诺·索达提家度过。广播宣布西线休战，然后播放“让我们一齐祷告……”那首歌。在场每个人都严厉批评意大利在“生米煮成熟饭”后，才对法国发动攻击。6月24日，星期一
和一群意大利朋友去加托夫晚餐。我提早回家，其他人赶赴某意大利外交官美籍妻子开的派对。我觉得大家面对法国目前的情势却这样享乐，似乎不太成体统。6月25日，星期二
回家后发现父亲居然到了。经过这番波折，他看起来精神仍然很好。现在他全部的家当只剩下刮胡用具、两条脏手帕和一件衬衫。感谢奥斯特上校预先安排，父亲在抵达德国国境后受到边防警察的礼遇，他甚至被给了路费。不过在那之前很惊险，他躲藏在旧产业的树林内，靠着过去常来偷猎的村人帮助，趁夜深人静越过边境线。整段路非常辛苦，因为现在是盛夏，林下灌木丛极干燥，踩上去会发出很大的声响。苏联军队占领立陶宛时，蜜丝的父亲在旧都维尔纽斯；
1939年秋天波兰解体时，该城才由苏联归还立陶宛。他赶搭头一班火车返回居住的考纳斯，当晚寄住朋友家，然
后连家都没回，便搭乘蒸汽船沿尼曼河而下，抵达瓦西里奇科夫
家族旧产业所在的尤尔巴尔卡斯。瓦氏家族一直受到当地居民的
爱戴，他很快便找到愿偷偷带他越过德国边界的向导，而且几名
向导正好以前经常在他的树林内“打猎”。抵达德国后，他本想
付钱酬谢那些人，他们却一口回绝说：“以前你还住在这里的时
候，我们就已经领过很多次酬劳了！”7月1日，星期一
下班后，到路易莎·维尔切克与塔蒂阿娜位于劳赫街上、曾是捷克公使馆的办公室去找她们。路易莎的上司乔赛亚斯·冯·兰曹是位外交官，人很好，以前被派驻过丹麦及美国。他很有幽默感，这点对他帮助很大，因为路易莎擅长写打油诗取笑办公室内的同事，常戏弄他。他请我们喝烈酒，气氛非常轻松自在。7月2日，星期二
和奥托·冯·俾斯麦、柏纳索夫妇、海伦·比龙及一位来自瑞典公使馆的年轻外交官冯·海尔格共进晚餐，然后在他靠近蒂尔加滕区的公寓里消磨了一整个晚上。他家摆满了玮致活装饰品，这种时候岂不危险？奥托·冯·俾斯麦王子（1897—1975）是“铁血宰相”俾斯麦
的长孙，初出道时是国会的右派议员（弟弟戈特弗里德则是纳粹
党代表），后来转而从事外交，驻派斯德哥尔摩及伦敦，于1940
年至1943年达到事业巅峰，担任罗马德国大使馆的公使顾问。
战后他重返政坛，在波恩联邦政府任职了一段时间。7月7日，星期日
塔蒂阿娜、路易莎·维尔切克和我，应邀到意大利大使位于柏林近郊万湖的宅邸内“游泳”；原来这是为迎接外交部长齐亚诺特别办的派对。他来柏林参加甫在利比亚空难身亡的巴尔博空军元帅的追悼会。
为了这个派对，大使馆似乎把柏林最漂亮的女孩全请来了，男士却没有一位是我们认识的。齐亚诺的随从都不起眼，唯独顾问团长德艾耶塔例外。整件事非常可疑，滂沱大雨中一群人乘坐汽艇在万湖城里兜来兜去。回宅邸后，我们三人决定一叫到车就回家，可是等到该向主人致谢及道别时，却发现他和齐亚诺关在黑暗的房间里，和柏林城内最轻浮的两位女士跳贴面舞，而今天竟然是政府规定的哀悼日！离开时我们都觉得很恶心，路易莎甚至向父亲抱怨。7月11日，星期四
办公室那位外交部来的年轻同事开派对，邀请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和我去。凯蒂娅相信他也邀请了贝利—斯图尔特。他是一名英国军官，几年前泄露了一些情报给德国，被关进伦敦塔一阵子，现在住在柏林。我请凯蒂娅转告那位同事我不想去，因为我不想认识那个人。结果他非常生气，表示贝利—斯图尔特是他见过的“最正直的英国人”！我忍不住回嘴说，可能他认识的英国人不多，而且如果他说的没错，那么上帝得救救英国国王了！他因为“我的愚蠢”，威胁将取消派对。我最后还是去了，整晚看别人玩扑克牌。其他时候我们的关系倒还好。
我们的老板E先生被分派到一间属于他自己的小办公室里，从此再没出现过。7月12日，星期五
今晚比伦贝格夫妇在达勒姆办了一个小型的派对。比伦贝格是汉堡来的律师，身高超过两米，极英俊，肤色像一位印度大君。他娶了一位迷人的英国女孩，克丽斯特贝尔，好像是诺思克利夫爵士的侄女。他们有两个男孩，大的7岁，因为学校老师骂英国人都是“猪”，愤而抗议，竟然被开除了。他们夫妇想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决定让她带小孩去阿尔卑斯山的提洛尔住，等战争结束。这对夫妇人很好。比伦贝格的大学同学亚当·冯·特罗特·祖·佐尔兹也在场；我只在兰曹的办公室见过他一面。他的眼睛非常特别。亚当·冯·特罗特·祖·佐尔兹（1909—1944）的父亲是前普鲁
士教育部长，祖母为美国人，亦是美国第一任司法部长约翰·杰
伊的曾孙女。特罗特先后在慕尼黑大学、哥廷根大学及柏林大学
就读，接着获得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罗德奖学金。毕业后在
德国当了一段时间的律师，1937—1938年间赴美国及中国各地
旅行。1939年，他回到英国，在阿斯特家族及洛锡安爵士推荐
下，与张伯伦首相及外交部长哈里法克斯会面。1939年9月（欧
战已开始），他接受“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邀请，重返美国。无
论他去哪里，见任何外交家，都会提倡某些人认为立场模棱两可
的主张，即反对希特勒，鼓励反纳粹运动，但尊重德国的国家利
益。当时，任何有关德国爱国主义的表态（特罗特也和所有反纳
粹人士一样，非常爱国）都会招来怀疑，某些盟国集团因此厌恶
特罗特。1940年他途经西伯利亚返回德国，加入纳粹党作为掩
护，进入外交部工作。该机构有一大群反纳粹积极人士，以两位
资深官员——科尔特兄弟——为首脑。后来特罗特的同事海夫
腾终于将他带进毛奇伯爵所主持的“克莱稍集团”，即反纳粹运
动及策划德国未来前途最重要的智囊团。每次出国他都代表该集
团传话（他出国次数相当频繁），一直与盟国朋友保持联络。战后，克丽斯特贝尔·比伦贝格亦出书描述她自己的经历，
见畅销书《逝去的自我》（The Past is Myself，London：
Chatto&Windus，1968）。7月13日，星期六
我陪塔蒂阿娜去见盖世太保，见我们的人非常可憎。我们的身份问题愈来愈棘手，德国人认为我们的立陶宛护照已失效，因为苏联已兼并波罗的海东岸诸国，现在要求这些国家的国民一律重新申请苏联公民身份，我们当然不可能照办！7月14日，星期日
今晚爸爸的一位前俄国海军英雄（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朋友克洛特男爵和米夏·布特涅夫来家里。后者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俄国青年，逃出俄国占领的波兰东部之后，和兄弟姐妹躲在华沙的一个地窖里整整一个冬天。他的父亲被遣送回苏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年前他才因为俄国大革命逃离俄国！米夏带着他姐妹7岁的孪生小孩。孩子们倒颇受礼遇，因为他们是在美国出生的。7月16日，星期二
保罗·默茨在飞经比利时上空时阵亡。他是我们去年夏天在西里西亚认识的一位年轻德国空军军官，入伍前把他的狗“雪莉”交给了我们。来柏林不可能带狗，所以我们把雪莉送到一个农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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