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若悬河：演讲的技巧(修订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礼权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口若悬河：演讲的技巧(修订版)试读：

编辑寄语

本书系著名修辞学家、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历史小说家，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礼权博士所著，2004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作为“中华语言魅力丛书”之一种出版，深受学术界好评与认同，已故著名语言学家、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陈建民先生曾专门撰文评论道：读王力、吕叔湘先生的著述，领会的深浅是自己的水平问题，根本不存在读不懂的感觉。而今，为什么一些不见经传的人写的文章，我们却完全读不懂呢？是自己理解能力退步了呢？还是年轻人的文风有问题了呢？久思不得其解，最终想到了西方哲学家叔本华说过的一段名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比把一个普通的道理讲得让很多人不懂更容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比把一个深刻的道理讲得让很多人都懂更难的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令人读不懂的著作与文章，并不是因为它见解多么高深，而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和新意，就只好借那些令人弄不懂的新名词新术语和曲里拐弯、绕来绕去的表达方式叫人感到莫测高深。而读了吴礼权教授的这套丛书，感觉则完全不同。他的书中所提出的观点，所总结的语言表达规律与技巧，都是他长期研究的心得，内容比较扎实。还有书中百分之八九十的篇幅都是作者自己博览群书，从古今各类典籍中找来的典型而生动的例证和紧扣这些例证的具体分析。他的行文有口语之活泼明快、流转自如之长，无口语之破碎繁复、节奏缓慢之短，这得益于作者多年研究口语修辞炼就的功夫。可以说，作者这三本书无论是学术见解还是学术资料，都是“硬通货”。正因为作者书中有“硬通货”，加之作者本身就是研究语言学与修辞学有成就的专家，所以作者在书中对他所要表述的学术见解，所要向读者传达的研究心得，所要传授的语言表达的相关技巧、规律等知识，往往都能找到恰当的语言表述方式，将深奥的学理浅易化，将枯燥的理论生动化，真正达到了作者预期的学术著作平易化的写作目标。书中引到的古代文献并不少，所讲的学理并不浅，但是在作者笔下，古奥的文言例证并没有成为读者阅读的障碍，艰深的理论与学理阐释并没有使读者觉得乏味，反而觉得生动、浅易。因为作者善于用现代生动的语言化解古奥的文言，在不着痕迹的叙述中就把文言例证的故事及所涉及的典故解说得明明白白。这样，读者不仅获得了知识，也同时感受到一种阅读的快慰。因此，只要读者对此三书略略通览，便能感受到其可读性强的特点。可以说，他的文章是按叔本华的话身体力行的，绝无传统意义上的“学究气”，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深奥学理浅易化”“平淡情事艺术化”的一种全新的境界，凸显出年轻一代学者的独特魅力与崭新风采。（《语言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展示——评〈中华语言魅力丛书〉》，载《语言文字应用》2004年第4期）

本书除了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读书界更是受到了广泛好评，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语言类著作。2005年获吉林省长白山优秀图书一等奖（吉林省政府奖），2006年被评为吉林省首届“新华杯”读书节读者最喜爱的十种吉版图书，2007年被评为吉林省新闻出版奖图书精品奖。——暨南大学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

引言：演讲无处不在，演讲需要技巧

这是麦克米兰石油公司副总裁迈克斯·艾萨克松在一次演讲开头所说的一段话。美国政治家丹尼尔·韦伯斯特将口才的重要性提得这样高，我们中国人乍一听，一定以为这是过于夸张了。其实，这是不了解情况。中国古代的圣哲早就有类似的话，他们甚至比洋人更看重口才的重要性。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哲就说过一句名言：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周易·系辞上》）

这话的意思很明白，要推动社会前进和变革，靠的就是嘴巴。也就是要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要会说，才能促使人们觉醒，认识到改革社会、进行社会革命的意义并最终推动社会的进步。

还记得孔夫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周易·系辞上》）

这话的意思也不难懂，它是说君子（也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上流社会人士）会说话与不会说话的分别可大了：即使是在屋子里所说的话，如果说得好，影响就要远播千里之外（在古代，资讯不通，交通不便，一句话能传播千里实在是非常了不得的事），其对身边人的影响当然就更不用提了；反之，即使是在非公开场合的屋子里，一句话说得不好，则负面效应往往也要传播千里之外，近身之处的恶劣影响自然不用说了。孔子这话的意思，用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大白话来说，叫作：“好话不出门，坏话传千里。”道理说得真是透彻！

大家都知道，《周易》很古奥，绝大多数中国人是读不懂的。所以，上述那番话，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但是，孔子下面这句话则是很多中国人都晓得的，相信很多中学语文老师都曾把它搬出来教训过学生：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这话意思是说，说话说得没文采，说得不精彩，没什么水平，那是传播不远的。也就是说，说得不好，话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不能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指南，最起码不能算名言。孔子的这句话，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话说得不好，说得没水准，说了也是白说，一点作用也没有。可见，话说得好与不好，干系是很大的！

历史演进到战国末期，大思想家荀子对口才的重要性认识得更清楚、更充分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战国时代是群雄并起、豪杰辈出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思想学术最为活跃的年头，“百家争鸣”就是那时代的事。那个时代，最令人回味的是“嘴巴”的作用特别大。那年头，只要你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你就算是默默无闻的穷书生，也能一夜之间声名鹊起，从九地之下蹿升到九天之上，高官得做，骏马任骑，荣华富贵，自然不在话下，甚至可以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大人。能不能做上大官，一展平生的抱负志向，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关键就看你的嘴上功夫了。那时代，中国的诸侯国多，出国又不要办护照和签证，周游列国是一件十分平常的易事。只要你能说动一个国家的国王，让他信任你，觉得你行，立马就可以封你个大官，丞相也是可以做的。广为中国人所知晓的大名人苏秦，就是靠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由一介穷书生做到了燕国的丞相，最终还挂了六国相印，合纵攻秦。还有他的弟弟苏代，也是一个“名嘴”。他说动燕昭王联秦伐齐的历史功绩，一直载于史册。荀子生活于这样一个游说成风、名嘴辈出并风云不可一世的战国时代，因此对于口才的重要性，自然比历史上的任何贤哲都要看得更清楚。所以他有感而发，说了这样两句名言：言语之美，穆穆皇皇。（《荀子·大略》）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荀子·非相》）

两句话都说得浅显易懂，用不着解释。其主旨都是说明“美辞”的独特作用，将话说得好的意义阐述得十分清楚。

到了西汉末年，大学问家、思想家刘向还专门著书立说，在总结了先秦至西汉时代有关言语表达与治国安邦的密切关系的种种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的观点，而且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说苑·善说》）

可见，刘向作为一个思想家与历史学家，对“善说”的重要性认识得何等清晰！南朝梁代的大文学理论家刘勰，则更将“善说”的意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文心雕龙·论说》）

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夸张了，其实熟悉中国历史者就会知道，它没有夸张，是事实。比方说我们在本套丛书的第二本《能说会道：说话的艺术》中所谈到的春秋时代郑文公的大臣烛之武，在“春秋五霸”的二霸秦穆公、晋文公联合出兵包围郑国而欲灭之的情形下，以三寸不烂之舌，竟然说得秦穆公退兵，解散与晋国的联合阵线，并反过来与郑国结盟，且留军驻守郑国，迫使晋国知难而退，使弱小得一夕就可被灭亡的郑国竟然不费一兵一卒而退了两个超级大国的联合作战部队，保得郑国国家安全无纤毫之忧。由此一例，便可知刘勰没有吹牛，他说的是事实，口才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确确实实是非同小可的。

不过，中国人重视的“口才”，传统上多是重在游说、说服、论辩等方面，面向的是单个的特定对象，如国君、上司或论辩对手等。而西方人重视的“口才”则主要指面向公众的演讲方面。这与西方自古希腊时代就已开始的民主、法律制度相关，他们重视政治演讲和法庭辩论，由此养成了重视面向公众的演讲风气。在西方，不重视演讲方面的口才几乎是不可能的。由此想起美国所有中学生都信奉的一句话：未来的美国，让不会演讲的人走开！

熟知美国情况的人都知道，这话一点也不算夸张。因为群众性演讲是美国教育系统的一个重要特色，小学生“在二三年级，就被指定开始作些简短的演练，整个小学教育，学生经常被指名当众说话。按照这种方法，学生得到普通演讲基本的直接实践，他们学习首先提出话题，然后论述这个话题，最后简要复述所论要点，得出结论”。到了中学、大学，校园里的各种学生自发演讲活动，其热闹场面自然就不用提了。美国历届总统，有哪一个不是中学特别是大学校园中的演讲高手和活跃分子？欧洲的情况与美国当然是差不多，因为整个西方世界本来就有着相似的政治制度与文化背景。我们中国人最敬仰、最熟悉的革命导师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特别喜欢演讲且长于演讲的“名嘴”和“说林高手”，他们的雄辩魅力与口若悬河的演讲才华，都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

由于中国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与西方各国有着很大的差异，演讲的风气没有那么盛，演讲的历史也没有那么悠久。但是，进入近代的中国，由于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演讲的风气渐盛。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由于政治变革与政治革命的需要，诸如拥护“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变法的政治领袖，主张资产阶级革命与民主共和的孙中山、宋教仁等资产阶级革命家，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等风云人物，都是极有魅力的演讲大师，对于推动中国演讲风气的养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另外，“五四”运动之后，诸如胡适、鲁迅、徐志摩、闻一多等文学家，蔡元培、马寅初、陶行知等教育家，其演讲的魅力与影响对进一步养成中国社会的演讲风气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这个大家都清楚得很，不用我再从头细说了。至于20世纪80年代陡然兴起的中国演讲飓风，因为年代较近，很多人都是有着亲历感的，自然更是不在话下了。

可以说，现在的中国，演讲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演讲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回避不了的现实。无论你是政治家、外交家，还是军事家；是官员领导，还是平头百姓；是吃开口饭的主儿如教师、律师、节目主持人之类，还是在公众面前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找不到多少说话机会的普罗大众，都是不能不演讲或说一辈子都不演讲的。可以说，现代的中国与现代的西方社会一样，一个人要想回避演讲，或演讲时不注重演讲技巧，那是几乎不能立足于这个社会的，换句话说，你根本就无法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里生存下去。

读者诸君，你千万别以为我这是“自神其说”，张皇夸大。如果你一定要这样想，那我只好跟您“掏心窝儿”地说句心里话了。笔者不是演讲家，也不是以专讲演讲学糊口的职业教师，更不是以研究演讲学为专业的演讲学研究家，我何必要“自神其说”？因为我安身立命的“学说”根本就不在演讲学这方面，所以我“张皇夸大”演讲的意义实在没有必要。笔者之所以要写这本书，只是因为对坊间讲演讲的所谓“著作”实在看不下去了，出于一个学者的良心，想对演讲学陈述一下自己的见解而已。

演讲到底跟我们每个人有多大的关系，在生活中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不妨看看以下我所要展示的事实。如果读者诸君觉得演讲确实与自己有关系，也有意义，那么就要重视演讲，学习一点演讲中要注意的技巧。看看本书所总结概括的规律，也许会有所裨益。

一、政治家的说服力：孙中山认为“日本妓女地位高”

对政治家，我们大家都很神往，无论是他（她）高瞻远瞩的深邃眼光、着眼全局的阔大胸襟、万众瞩目的社会地位，还是他（她）风神潇洒、从容优雅的风度风范，都是令人敬佩艳羡的！但是，有一个基本条件他（她）必须满足，那就是要有侃侃而谈、口若悬河的演讲口才。没有这一点，他（她）就成不了政治家。我们何曾见过一个从不开口演讲的政治家，或一开口就漏洞百出的政治家？如果是这样，他（她）肯定不是政治家，即使他（她）自己爬上或被别人抬上政治家的地位，最终也是做不成政治家的。因为政治家不仅需要政治智慧，更要具备一种将其政治理念表达出来并为公众所接受的语言能力与语言艺术。也就是说，政治家必须将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方针方略、思想主张推广给民众，这样他（她）才可能实现其政治抱负与治国目标。因此，一流的口才，雄辩的说服力，就成为一个政治家立足政坛并有所作为的“看家法宝”。假设要当一个革命政治家，那么不演讲或不会演讲，他的政治生命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对于那些还要担负宣传革命使命的政治家来说，是否具备超强口才和雄辩的说服力则是他（她）能否成功的关键之关键。不是吗？南洋爪哇有一个财产超过千万的华侨富翁。一次他外出访友，因未带夜间通行证，怕被荷兰巡捕查获，只得花钱请一个日本妓女送自己回家。日本妓女虽然很穷，但是她的祖国很强盛，所以她的地位高，行动也自由。这个中国人虽然很富，但他的祖国不强盛，所以他的地位还不如日本的一个妓女。如果国家灭亡了，我们到处都要受气，不但自己受气，子子孙孙都要受气啊！

这是孙中山先生早年在海外宣传革命的一次演讲中的一段话，它所具有的强大说服力和对听众心灵的震撼力都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孙中山先生的演讲为何具有这等深厚的魅力呢？这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善于表达，演讲极富技巧。他没有直接向听众宣示其所要表达的意旨：“祖国是你们华侨的坚强后盾，如果祖国不强大、很疲弱，你们即使在海外他人的国度挣了钱，经济上是富人，但仍然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政治和经济上不能与其他人有平等权的化外之民，生命和财产也不能有保障，不仅自己，甚至子子孙孙都永远摆脱不了受气还要受侮辱的悲惨命运。只有祖国强了，我们的华侨同胞才能在海外他人的国度有地位，挺起腰板做人。因此，我们华侨同胞应该深明大义，支持我们国内的同胞和革命党人革命，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推翻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建设民主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这样讲，当然道理说得很透彻，意思也说得极为明白。但是，效果并不一定很好。因为不能深深打动听众的心，不能以理服人。中国有句名言：“事实胜于雄辩。”理论是灰色的，道理往往也是空洞的，只有事实最能说明问题，让人不得不信服。孙中山先生长期从事革命活动，对海外华侨进行革命宣传，寻求他们的支持，所以最了解他们的心理。因此，他采用了“援事说理”的策略，先讲了一个南洋爪哇的华侨同胞虽然有千万财富，晚上却不敢出门，反而要花钱请日本妓女来做自己的保护人的故事。妓女的地位之低是众所周知的，况且还是一个身在异国的妓女，其地位之低就更可想而知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地位极低的日本妓女，她的地位反而要高于中国的千万富翁。这又说明什么呢？这不都是因为日本妓女背后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中国富翁背后则是无法倚靠的腐败贫弱的清王朝吗？一下子就说到了海外华侨的伤心处，触及了他们心灵深处的难言的痛。这怎么能让这些海外华侨同胞不感慨呢？有这样一个现实事例作铺垫引渡，华侨听众们自然立即就能明白并信服孙中山先生援事所要说明的道理：“日本妓女虽然很穷，但是她的祖国很强盛，所以她的地位高，行动也自由。这个中国人虽然很富，但他的祖国不强盛，所以他的地位还不如日本的一个妓女。如果国家灭亡了，我们到处都要受气，不但自己受气，子子孙孙都要受气啊！”从而深刻地领悟到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祖国强，个人才能强；祖国强大了，华侨才能在海外有地位。而要祖国强、华侨在海外有地位，华侨就应该主动支持国内同胞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人的革命事业。可以说，孙中山先生在那么艰难的情形下，最终能够革命成功，建立起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究其原因，除了他坚强的意志与高尚的人格魅力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宣传革命的演讲技巧非常高明，演讲效果极好。试想，如果他不善于演讲，不能把话说到广大华侨的心坎里，说得富于鼓动性，说得深具说服力，就不可能获得广大生活于海外、寄人篱下、生活异常艰辛的华侨同胞的理解支持，并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血汗钱、活命钱捐献出来支持国内的革命活动和革命武装起义。而没有这些身居海外的广大爱国华侨同胞的广泛支持，革命要想取得成功谈何容易！

说到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善于演讲，这里笔者想起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当初竞选总统时在一次电视演讲中的一段演讲词：我既尊敬布什先生在白宫期间的为国操劳，又希望选民能鼓起勇气，敢于更新，接受更佳人选。

这是克林顿在最后一次与当时既是在任总统又是下一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老乔治·布什决定性的电视辩论中，面对全美国的所有电视观众所说的一番话。我们都知道，克林顿有一句名言，叫作“命运与口才紧密相连”。因为他有这样一种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在最后一次与老布什的电视辩论演讲中就格外小心措辞了。众所周知，当时老布什是在任总统，手里掌握着丰厚的竞选资源，同时他在任内结束了冷战，领导并打赢了海湾战争，因此他当时的威望可谓如日中天。只是当时美国经济开始下滑，算是老布什的软肋。而克林顿当时只是一个在边远小州阿肯色州干了十二年的州长，且“花边新闻”不断。因此，无论是资历声望，还是个人私德方面，克林顿都逊色老布什很多。克林顿的聪明之处，就如中国古代兵法所言的“知己知彼”。因此，他不攻击老布什的工作和私德，以免遭受老布什以牙还牙的更猛烈的攻击，而是先赞扬老布什任内为美国所做的工作，“尊敬布什先生在白宫期间的为国操劳”，使老布什心里舒坦，使全美国的电视观众都觉得自己有风度。等到老布什和广大电视观众都在舒坦之时，他话锋一转，“希望选民能鼓起勇气，敢于更新，接受更佳人选”，表意婉转高妙，弦外有音，暗示广大选民：老布什只是一个坐守现状的平庸之辈，他不能带给美国人民新的美好生活，现在经济下滑就是明证；美国人民如果想改变现状，争取好的生活前景，就只有选择敢于创新、年轻有朝气的克林顿，只有他才是入主白宫的最佳人选，你们就选我克林顿当总统吧！如此简洁而高妙的演讲，无论是竞争者老布什，还是广大的电视观众都是无法挑出毛病的，贬低了对方，夸扬了自己，却又显得含蓄礼貌，让人不得不佩服。因此，他能最终克敌制胜，由一个僻远之乡的穷小子一跃当上美国的总统，且是两任，这不能不归功于他了得的嘴上功夫！

由上述中外二例，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政治家，他有没有演讲天才，有没有高超的能够说服广大公众的演讲技巧，是很关键的一个条件。

二、外交家的幽默感：陈毅“从此不怕帝国主义”

做政治家当然不容易，那么当外交家怎么样？那活儿也不轻松！人所共知，外交家是代表国家说话的，是一个国家对外交往的喉舌。因此，他必然要常常发表演讲，而且是在国际外交场合。如果他的发言与演讲不讲究技巧，说得不好或不妥当，那么结果就是造成国际政治或外交风波，后果的严重性自然可以想见。因此，没有足够的语言智慧，没有高超的演讲技巧，一般还是不要当外交家为宜。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不是问题，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以美辞出名的，有很多杰出的“行人”（外交家）名嘴。现代更是以名嘴而著称的外交家辈出的时代。不是吗？20世纪60年代，陈毅外长出访亚洲某佛教国家，在公众欢迎集会上，一位宗教界长老向陈毅外长赠献了一尊佛像。陈毅外长虔诚而高兴地捧过佛像，即兴致谢道：“靠老佛爷保佑，从此我再也不怕帝国主义了。”语音未落，全场大笑。

这段文字所载的陈毅妙语致谢的片断，生动地再现了元帅出身的新中国外长杰出的语言智慧与高超的演讲技巧。

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自然是不相信什么神佛，也不信任何宗教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尊重任何国家与任何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那位亚洲佛教国家的长老大概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宗教的态度，他只是以自己的习惯与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所以他就以一尊佛像来赠送给这位来自中国的尊贵客人——新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以此表达他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友好之情，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既然长老是出于一种尊敬与友好的用意来赠送佛像，那么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外交使节，陈毅自然应该致答谢辞，作一种外交上的答谢演讲。可是，陈毅作为新中国的外交部部长，同时又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的共产党员，如何作答谢演讲，就很考验他的技巧。他可以说：“长老，谢谢您的好意，也谢谢贵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使节我应该代表我国政府对您及贵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表示感谢，我非常高兴地接受您奉赠的佛像；但是，我个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无神论者，不信神不信教，信仰信念都不允许我接受这尊佛像，敬请谅解！”如果这样作答谢演讲，也是非常礼貌的，是实话实说，态度诚恳。可是，这演讲词如果真的这样发表，那长老的面子肯定过不去，结果不仅会拂逆了长老及其国家全体佛教徒的心意，伤了他们的自尊心，更拂逆了所在国政府及全体信教与不信教民众的心意，伤了他们全国人民的自尊心。这样，两国的友好关系就会受到影响，外交关系就会受损，后果是可以想见的。但是，我们的陈毅元帅真是文武全才，他对于这样难堪而不易应付的场面，竟然谈笑风生，一句话就解决了常人难以解决的外交难题。他突破常人的思维方式，不直接表达所要表达的意思，而是采用“避实就虚”的语言策略，说：“靠老佛爷保佑，从此我再也不怕帝国主义了。”这话说得妙，虚虚实实，可以理解为是真话，即承认佛教的神圣和老佛爷的神灵广大，“感谢你们对中国人民的祝福与佛爷对中国人民的福佑盛意”，也可以理解为是一句幽默的话，因为佛像能否有吓阻帝国主义的神奇力量，谁都心知肚明，所以全场大笑。但陈毅的笑话传达出来的不是对佛的不敬，而是另暗含一层深意：“佛像能否发挥福佑中国的神异力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奉赠这尊佛像表达了长老您及贵国佛教界人士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我们非常感谢！”陈毅元帅这种举重若轻、谈笑风生的演讲风范，不仅显现了他个人独特的诗人气质，更凸显了新中国一代外交家的杰出语言智慧与高超的演讲水平，令人不得不由衷地感佩！

三、军事家的攻心术：张治中有“夫人可以作证”

在一般人看来，军事家不比政治家和外交家，是用不着什么嘴上功夫的，动手操刀拿枪就是了，耍嘴皮子干什么？其实，错了！操刀拿枪、动手动脚，那只是士兵及普通军事指挥员的作为。要做一个军事家，就不是那么简单了，除了会冲锋陷阵、排兵布阵，还要训练和教育各级将领、进行军事动员等，这就得上场演讲，要具备一定的语言智慧和演讲技巧，否则就没法成为一名军事家。不是吗？张治中在南京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时，看到学校的校风很坏，有些学生甚至常去南京秦淮河一带逛妓院，他很是生气。一天，张治中对他夫人洪希厚说：“明天军校开会，请你去参加。”夫人说：“军校开会，与我井水不犯河水，我去干啥？”张治中风趣地说：“夫人去坐镇嘛！请你支持我开好这个会。”到了开会那天，学生们见讲台上坐着个相貌平平，衣着朴素，态度又忸怩不安的家庭妇女，都感到很诧异，便相互小声议论起来。这时张治中走到台前摆摆手，开始了他的讲话：“今天开会，我与同学们只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因为当了官，有钱有势了，就胡搞乱来。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人花天酒地、灯红酒绿，这不好，无视军校的纪律，不爱护个人的名誉。讲起来，论军衔，我比你们高，论薪饷，我比你们多，可是我没有这样的行为。你们看——”他用手一指台上坐着的洪希厚，“这位就是我夫人……”听到这里，学生们有点乱了，有的窃窃私语，有的交头接耳，有人意外地张大嘴巴，都急于想听下面的内容。张治中接着说：“我夫人其貌不扬，又没文化，可我爱她，我俩结婚二十多年了，感情一直很好，从未口角。她操劳家务，教育子女，为我分担重任，成了我事业上的助手，我心中感激她，从未嫌弃她。我的一生未逛过妓院，没有娶小老婆的想法，也未搞过女人。这，她可以作证。”台下寂静无声。张治中停了一会儿又说：“有人劝我说，当了大官，可以改组内阁（指另娶一房夫人）。我就告诉他，我改组，封我老婆什么官？几个孩子又怎么安排呢？他们没有妈妈行吗？我没有左右手行吗？我决定不但不改组，反而加强我的内阁——这，我的夫人更可以作证。”听到这里，人们都屏住呼吸，想继续听下去，连一根针掉到地上也可以听到。可是张治中却戛然煞住：“我的话完了。”自这以后，军校的纪律果然大为好转了，而张治中的“请我夫人作证”也就成了佳话流传开来。

上文中所提到的张治中将军，相信很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他原名本尧，字文白，系安徽巢县（即今巢湖市）人。毕业于河北保定军校第三期，是国民党的重要将领。国民革命时期，曾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起，历任国民党第五军军长、第四路军总指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第九集团军总司令。1937年7月日寇侵占平津后，又于同年8月13日大举进攻上海，张治中率领驻守上海的第九集团军奋起抵抗，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并由此拉开了近四个月的惨烈的淞沪抗战的序幕。抗日战争期间，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主张国共谈判、和平建国，并于1946年代表国民党参加军事调处三人小组。1949年1月，蒋介石在发动内战失败后被迫下野，李宗仁为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前往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谈判。谈判结束后，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国内和平协定。蒋介石获悉协定内容后，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结果因为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国内和平宣告无望。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出于对张治中人身安全的考虑，挽留他在北平，没让他再回南京，以免“再对不起一位张将军”（前一位张将军张学良因为“西安事变”后送蒋介石回南京就一去不回，一生遭囚禁）。同年，张治中应邀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由张治中的经历可以看出，他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军事家。

上面的一段演讲故事，说的就是张治中将军在抗日战争之前担任国民党政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期间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军队一向腐败，各级军官生活作风一塌糊涂。但是，让张治中想象不到的是，在培养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竟然有很多学生也免不了这种滋生于国民党军队中的腐败恶习，光天化日之下去南京秦淮河逛妓院。作为军校的教育长，张治中当然不能忍容这种腐败的恶习在军校存在。因此，就有了上面张治中对学员所作的那通演讲。按照常规，教育长对军校学生的演讲就是训话，直陈本意，痛骂痛斥一顿也就结束了。可是，张治中没有这样简单化地处理，因为他深知这样简单地训斥是毫无效果的。所以他就采取了一种“现身说法”的演讲策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洁身自好来与学生们的放荡腐败作对比，并且请出自己其貌不扬的夫人坐在讲台上，说一段自己的清白经历，就请夫人当场作证。而且讲演中以“改组内阁”比作升官后换老婆云云，也很幽默生动，严肃之中有诙谐。摆事实，讲道理，情感真挚，语重心长，很有人情味。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势，高尚的人格魅力与深具亲和力、说服力的语言，自然让那些逛妓院的学生相形相比而惭愧不已，从而从灵魂深处受到触动，不得不为他们的“长官”张治中将军的一番话而深受感动，听从其劝解教训，并痛下决心改邪归正。如果张治中将军不讲究演讲的技巧，只是采用国民党军队一般将领那种简单粗暴的教训方式来作演讲，那么就不会有当时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那种少见的好校风了。可见，当将军容易，当军事家不易，没有嘴上功夫，不善于演讲同样不行。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就不难发现，国民党军队之所以腐败不堪一击，除了众所周知的一系列客观原因外，它的军队思想工作乏力无效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像张治中将军那样善于做思想工作、有演讲技巧的将领，在国民党军队中其实是很少的。

四、做官者的理由：团委书记“推动我的事业”

当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当然要会演讲，他们都是大官，权重位高，责任所在，不得不演讲，不得不讲究演讲的技巧。那么，做一般的党政官员如何？同样也是要演讲的。因为你要召集别人开会讲话，或被人邀请会上讲话，都不能逃避演讲。只是与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等高官相比，你演讲面对的公众对象有所不同、范围要小些而已。但是，既然要演讲或免不了要演讲，那么就要讲究技巧，不然没有效果，工作就不会有成绩；工作没有成绩，将来就会有碍升迁，仕途就不会顺利。所以，就是当一般的官，你也得演讲，而且得会演讲。我们都知道，现在做官的行情与以前大不相同了。以前是组织上看中了，通过考察，觉得合格了，就提拔上去。现在则有新变化，很多党政官员的职位是要通过竞聘上岗的，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拔制度来操作。除了笔试外，还有面试考察，这就是竞职演讲。很多人下笔万言，写起来洋洋洒洒，可是说起来就语无伦次、言不达意了。这样，做了党政领导后又如何开展工作呢？所以，竞职演讲是一种非常科学的考察项目，也是时代进步的要求。既然时代进步要求我们的党政官员必须具备演讲的基本能力，那么除非你不愿效力于国家的党政机关，否则你就非得通过演讲这一关不可。不是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无论准备多么充分，关键还是看临场发挥。我抽的是第5个上场，那么前面几个选手的发言我就无法听到，但是第5个上场，要是还千篇一律地以自我介绍开始，肯定效果不好，于是我想起了美国大科学家富兰克林有句名言，我就用它来开了头，一上台就说：“富兰克林有句名言：‘推动你的事业，不要让你的事业来推动你。’今天，我正是为推动我的事业而来！”一言既出，即赢得了听众的掌声，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开篇明义，吸引了听众，为我后面的演讲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这是一位青年的“夫子自道”，讲的是自己竞选北京矿务局团委副书记的经过。这位青年之所以在众多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最终能够竞选成功，靠的就是他成功的演讲。其中，他的开场白尤其成功，一开口就让他成功了一半。

我们都知道，竞聘党政领导岗位的演讲都回避不了阐述自己竞聘这一岗位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对于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很难陈述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有一种“做官就是为了发财、荣华富贵”的偏见，好像任何人要做官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一样，因此不像西方人那样坦然地、正大光明地标榜自己做官是“为了能有机会替公众服务”。其实，除了极个别的干部有私心外，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有为民服务的事业心才走上领导岗位的。因此，我们的干部也完全应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从政是为民服务。大概因为中国人性格比较内向，这句话很多人说不出口。上面那位演讲竞职的青年，在说明自己这次竞聘团委副书记的理由时，表达了这层意思，但说得很有技巧，所以效果很好。他引用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的民主主义者和杰出的科学家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的名言来说明自己此次竞职的原因。富兰克林是大家都知道的世界名人，1731年建立美国第一个巡回图书馆，1749年襄助创办美国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参加反英斗争，当选为第二届大陆会议代表，并参加起草《独立宣言》。1776—1785年出使法国，1778年缔结法美同盟。1787年为制宪会议代表，主张废除奴隶制度。在科学方面，他对研究大气电方面有杰出贡献，还曾发明了避雷针。正是因为富兰克林有着权威身份，他的名言又为全世界人所信服，因此，演讲者引用富兰克林的话就对听众和评委有特别强的说服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一种语言心理，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想说服别人，往往可以引权威者的言论作开头，然后就此引申发挥，得出自己的结论，让人不得不信服。事实上，这种方法非常有效，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只要别人能提出权威者的言论来，我们往往就情不自禁地信服了他的话。就连小孩子都会这一套。他们要说服别的小孩子时，往往会说“老师怎么怎么说”、“妈妈怎么怎么说”，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老师”、“妈妈”都是权威，他们的话小孩子不能不信。小孩子心目中有一个共识：“老师”、“妈妈”都不会骗人，是世界上最可信赖的人，他们的话当然正确无疑。而我们成人，则往往引格言、谚语、名人或圣人的话来说明问题、说服他人。这也是因为我们心目中有一个共识，认为这些话是无需讨论验证、不可怀疑的“公理”，因此自然就有说服力。这种说服的方法虽然极其平常，但极为有效。因此，那位演讲竞职的青年搬出富兰克林的话，无疑是有力的，它首先就从心理上征服了听众和评委。其次，他所引的话非常巧妙，且贴切自然，含蓄婉转地说明了自己竞职的理由：他竞职求官是为了推动事业，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这话不仅表现了演讲者报效国家人民的赤诚之心，也展现了新一代中国青年坦荡的胸怀，令人感动。因此，他能最终竞聘成功当属意料中的事。

可见，要当官其实也是需要演讲天才的，求官也需要说出充足的理由才行。

五、生意人的说辞：市长要“雨婆婆做媒”

大家都清楚，现在中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早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我们今天的当务之急。全国人民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现在大家都很重视也很喜欢做生意。做生意好啊，来钱快啊！但是，要做好生意也不容易。你要做好生意，就要会吆喝。说得文雅点、时尚点，叫作会宣传、会策划、会打广告战。比方说，上海的大街小巷的商贩都会说这么一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还有邻近复旦大学的上海五角场地摊上，小贩叫卖牙签，也有词儿：“要想生活好，牙签少不了！”这些吆喝就是演讲，因为它是面向公众的说话。

还有，大家也清楚，中国人做生意喜欢在酒席上成交。内行人都知道，要想做成买卖，不喝酒是不行的。而一喝酒，没有词儿也是不行的。也就是说，喝酒要说话，不能喝闷酒。喝闷酒做不了生意。比方说劝对方喝酒，说“感情深，一口闷”之类，就是以前流行的酒席上的演讲词。不过，这种酒席上的祝酒词现在不行了，太土了，是小生意人的口气。现在中国的经济要走向国际。我们都加入WTO了，自然要做国际大买卖。做大买卖，就要开国际酒会，那祝酒词可不是闹着玩的，要够水平！既要做成生意，又要显示自己的修养以及优雅、幽默的演讲口才，那样才能把生意越做越大，那才叫总裁的派。否则，在国际上，人家不带你玩。

我们发展外向型经济，早在参加WTO之前就开始操练了。所以国际酒会上的祝酒词，中国人早就会了。酒席上的演讲，中国人也是一把好刷子，不会输给外国人的。不是吗？女士们，先生们：中国人宴会上的习惯是先致辞后吃饭，这样做的好处是把该办的事办完，沉住气、不慌不忙地吃；而欧洲人是吃起来以后再讲话，今天我是入乡随俗——吃饱了再说。（笑，鼓掌）今天，我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了许多新朋友，并且一起庆祝我们的签字仪式。刚才，佐尔格和我谈到，在德国，结婚遇到下雨预示着会有好兆头。那么开普勒市长1985年访问铜陵时适逢下雨；今天我们签字，雨婆婆又再度光临；如果说协议标志着一种结合的话，这雨将是我们两市的好兆头！（笑，鼓掌）在此，我再一次邀请马尔巴赫人访问铜陵（热烈鼓掌）。希望大家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在许多人眼里，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我相信，凡是和我们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受到，中国人是多么的生动。（笑声）最后，让我端起这金色的葡萄酒，在席勒的故乡，用他的著名诗歌《欢乐颂》里的一段话，为我们已经签订的盟约干杯！——“巩固这个神圣的团体，凭着这金色的美酒起誓；对于盟约要矢志不移，凭星空的审判者起誓。”

这是20世纪80年代末安徽省铜陵市市长汪洋在德国马尔巴赫市一次晚宴上的祝酒词。这个酒宴上的祝酒演讲是有水准的，清楚地显示了中国的市长也是一个很好的生意人，且是一个很会演讲的生意人。

仔细分析一下这个酒宴上的演讲，我们会发现它的高明之处有三：首先，在开场白部分，把中国人与德国人在酒宴时说话与吃饭的顺序作了一个对比，这种对比出人意料，因而一下子就搞活了宴会的气氛，显示了中国人的幽默，让德国人开了眼界。接着，演讲者又以德国民间所说的“结婚遇到下雨预示着有好兆头”，回忆德国开普勒市市长访问铜陵时遇雨的往事，并对比当天两市经济合作协议签字时再次下雨的此情此景，说明“这雨将是我们两市的好兆头”。比得自然，比得生动，善于借景生情，表达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愿望，令德国人不得不佩服中国市长演讲时即兴而发的语言机智！最后，利用举杯的机会，以当时所在的德国著名文学家席勒的故乡和所喝的金色葡萄酒来作由头“说事”，巧妙而自然地引用席勒的著名诗歌《欢乐颂》来作干杯词，十分切合情景。利用所引的歌词来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愿：加强两市合作，遵守签订的合作盟约，把合作矢志不移地坚持下去。表意婉转，感情诚恳，但态度不卑不亢，展现了中国人在国际合作方面的态度与风度，让西方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中国人。

可见，做生意特别是做国际生意，不会演讲是不行的。而演讲不好，更是不行的。因为那不仅是生意成败问题，也不仅是个人面子问题，还有国家形象与国际影响的问题。所以，做生意特别是做国际生意的人，不管他是以政府官员的身份代表国家做生意，还是以个人名义做民间生意，都是要有演讲天才的，都是需要讲究演讲技巧的。

六、作家的生花妙语：公刘祝酒说“钢轨”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这类人，就是他（她）写起文章来妙笔生花、文采斐然，可是当要他（她）说话时，则往往言不达意、令人失望。记得有位学术界的前辈跟我讲起一个故事，说一位著名大学的一级教授，学术著作不仅写得体大思精，而且文笔也非常美。很多学子读了他的著作都感佩得不得了，想象他一定很会说话，肯定是个妙语生花、妙趣横生的主儿。可是，当有一次他与新入学的大学生见面并发表欢迎词时，不仅没有妙语生花，而且说出的话连语法也不通，更遑论修辞了。结果，他的欢迎词便长久被学生传为笑谈。这种情况还不是个别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果你是教师，你会发现你的学生中既会说又会写的人不是很多，而说写只有一样较好的反而是占了多数。比方说，那些平时能说会道的学生，写起作文来却常常令老师大感头痛；而那些作文写得较好的，平时却是木讷得很，不善于说话。我不是作家，对于作家的情况不太熟悉。但也偶尔无意间与一些作家有所接触，发现作家中也存在这种说写不平衡的现象。如果大家对中国现代文坛比较熟悉，也会发现这种现象，一些大作家或名头特大的作家在公众面前的讲话，都会让他们的读者感到失望的。当然，作家中也有写得好，说得更美的。因此，这样的作家就特别受到大家的佩服了。不是吗？尊敬的市长先生、议员先生，尊敬的S基金会理事，女士们，先生们：当我们度过了非常充实、非常多彩、非常愉快的白昼之后，又赶来出席诸位举行的如此盛大的鸡尾酒会，我们感到不胜荣幸。正如刚才主人在欢迎词中谈到的，我们也意外地注意到了一个巧合：几乎在中国作家代表团抵达汉诺威的同时，中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先生和贵国外交部部长根舍先生在波恩举行了友好会谈。这个巧合寓意深长，它告诉人们，除了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外交，还有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外交，二者并行不悖，如同火车赖以前进的两条钢轨一般。今天晚上的SchBeel，就是人民外交的波恩，另一个波恩。（鼓掌）而且，我还要补充一句，这种人民外交是任何政府部长级官员们之间的握手言欢所不能取代的。（鼓掌）诸位代表着SchBeel、下萨克森州和联邦德国的人民，我们则代表着中国人民。假如我说，人民与人民是兄弟，我相信，诸位必定欣然点头。因此，在中国人民和德国人民之间，从不存在任何猜忌、矛盾和敌意。事实就是如此。（鼓掌）……现在，我提议，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向我们好客的德国主人，向德国主人令人羡慕的金羊毛敬酒，干杯！（热烈鼓掌，欢呼）

这是诗人公刘20世纪80年代在当时的西德出席有地方政府官员、议会议员和S基金会理事参加的一次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访德的宴会上所作的祝酒词。

这番演讲，不仅很得体，而且很生动。特别是演讲者公刘借当时中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访问德国并与德国外交部部长根舍进行友好会谈的特定情景而加以引申生发，并抓住中国作家代表团抵达汉诺威与中国外长吴学谦抵达波恩的时间上的一致性来展开联想。由此，把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西德的民间性质与吴学谦访问西德的官方性质比作铁道的两根“钢轨”，由此生动地说明了民间外交与官方外交一样有其缺一不可的重要性，从而形象而婉转地表达了希望加强中国与西德民间外交包括作家之间的互相交流的意愿。演讲词不仅具有高度的政治色彩，也包含了浓厚的友好情感，令德意志联邦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愿意发展两国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的态度有了明确而形象的理解。由公刘的这番演讲词，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派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重要意义，而公刘的一番演讲，则真切地显示了诗人不凡的演讲才华，确实当得起中德友好使者的角色，也显示了作家应有的演讲水平。

七、老师的三寸之舌：教师致辞“三不祝”

有人说：“教师是阳光下最崇高的职业。”是不是如此，我自己是教师，就不表态了。但是，我可以表态的是，教师是一种典型的吃开口饭的职业。因此，教师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善于表达。如果不善于表达，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不应该从事这个职业的。因为道理很简单，你不善于表达，你的课就讲不清楚；而课讲不清楚，学生不易于接受，就学不到应该学到的知识、掌握应该掌握的基本功。那么，你作为教师就有一种误人子弟的嫌疑。

大家心里都清楚，在中国，教师自古以来都是被人在口头上予以特别尊敬的一个群体。但是实际上，世俗者的心里并不这样想，世俗者一般最看重的是三个字——“权”、“钱”、“名”。教师一般说来与这三个字沾不上多大的边（当然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一些名牌大学的大牌教授，不说三个字都有，起码“名”、“钱”二字是有的。但这毕竟是极少数人）。有了“权”，便可以受人尊敬，这是自然的，因为有很多人要求你嘛；有了“钱”，他可以过得很好，况且现代社会处于最是讲经济的时代，钱可以换来想要的东西，甚至包括“权”和“名”（这个大家都知道，耳闻目睹不在少数，看看报纸的社会新闻版都清楚了），这也容易引发世俗者的尊敬；有了“名”，自然就能借此赚到很多钱，甚至“名”太大，也是有人会请你做个什么官儿的，起码校官、公司的官是可以做到的。因此，“名人”也是能够受到很多人的尊敬的。不说别的，就拿歌星来说吧，如果唱得真是出了大名，那出场受歌迷万众狂热的欢迎声势，简直连国家元首也要甘拜下风、自叹弗如了。

由于教师与上面的三个字不沾边，所以唯一能受人尊敬的就是要把课教好，受他所教的学生尊敬，那也是一种成就感。因此，教师要想获取别人的尊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会演讲。因为讲课也是一种专门的演讲，是面对几十乃至几百学生的说话活动。一般说来，除讲课以外，教师很少有面对学生以外的社会公众演讲的机会，原因很简单，他与“权”、“钱”、“名”三个字不沾边，谁要请你演讲？当然，有时候教师也能获得这种演讲的荣耀。但是，一旦获得了这样的机会，教师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讲得精彩。否则，你就更没地位、更没面子了。因为社会公众认为，教师善于说话是本分。因此，你要是说不好，那大家就认为你很“菜”，以后就更不把你当回事了。所以，做教师的，如果得到对学生以外的社会公众演讲的机会，一定要讲出水平，最起码要盖过一般的官员、老板、各界名人的基本水平。那么，有没有这个可能呢？我可以负责任、也是很自豪地告诉你：一般说来绝没问题！不是吗？同志们：你们是新进机关的年轻一代干部，今天我理应向你们表示祝贺，但是好话太多会使人忘乎所以。为了国家大业，也为了你们自己，我今天想“反其道而行之”，还望各位谅解。一不祝你们万事如意。世上如意的事很少，你们事事如意，必定有人不如意。你们作为未来的掌权者，首先应该尝尝不如意的滋味，才能体谅千千万万民众的不如意，才不会在以后的工作中使别人本来如意的事情变成不如意。为官的当为民着想，唯其如此，我们的社会上才会有更多的人如意。二不祝你们官运亨通。世上官少民多，这有限的官位应该让给有能力、有作为的人。你们应该靠自己的真本事去争取，那种拍马屁、靠关系而官运亨通的人是社会所不齿的。我衷心地希望这些不正之风不要在你们身上再蔓延下去了。三不祝你们一切顺利。我们都知道，现在办一件事很难，扯皮现象屡见不鲜，官僚主义早已成为社会公害。因此我建议你们在掌权之前首先去尝尝这些艰苦，才会在以后的工作中提高自己的责任感和办事效率。未来的中国靠你们，希望在你们身上不要再出现新的官僚主义，不要再人为地给别人增添麻烦。——这就是我今天对你们最深切的祝福！

这是一位老师在省干部培训班开学典礼上的致辞，一听就让人觉得非常有水平！

首先，按照常规的思路，致辞类演讲都是说些祝愿的话，而这位老师却没有一个“祝愿”吉利的词语；这就突破了受众——一群特别的学生（将来的高官）的心理预期，让人始料不及。这种演讲虽然不能使这些未来高官们的心里很愉快，却有引人思索回味、促人反省的独特效果，最起码能让他们觉得这位演讲的老师有与众不同的个人魅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其次，这位演讲的老师在表达方式上也有创新。他没有采用常规的正面“寄语”、“希望”的形式，以“一希望你们不要如何如何”、“二希望你们不要如何如何”、“三希望你们不要如何如何”等肯定句式来表达，而是采用否定式表达，说“一不祝你们万事如意”、“二不祝你们官运亨通”、“三不祝你们一切顺利”，让人跌破眼镜。但是，这样的“惊人之语”提出之后，他都能逐条加以解释，说出如此说的理由，让人信服，觉得语重心长。令这些未来的高官们不得不觉得老师的“祝语”真是“祝语”，是对他们今后的人生与工作大有助益的金玉良言，不得不打心眼里感激这位外冷内热的老师的善意与殷切之情。这种“反弹琵琶”式的演讲技巧，实是一种独特的创造，有着始料不及的独特效果。所以，它能在演讲界流播，被人津津乐道。可见，教师之所以能吃开口饭，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毕竟有常人所不及的语言修养及演讲技巧！

八、证婚语的韵味：钱钟书解说“真善美”

古人有一种说法：“人生有四大快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其中，把结婚摆在了四大快事的第一位，可见结婚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既然结婚是人生第一大快事，自然也是人生的第一大要事，因此中国人对于订婚、结婚都是特别隆重其事的。订婚、结婚都要有非常正规、隆重的仪式。而举行仪式，自然要有人出来讲话。这种场合的讲话自然就是演讲了，因为这毕竟是对参加仪式的众人说话，不是自言自语。

因为这种订婚或结婚的仪式都是特别隆重的，在这种场合演讲或说话不容易，除了讲话人要有德望外，还要有说话的技巧，说得当事人及当事人的亲属高兴，也要让参加仪式的所有嘉宾分享快乐，觉得他说得好、说得妙，说得满堂喝彩才行。这确实不容易！但是，这等难事，对于真有演讲或说话天才的人来说，还是难不倒他的。不是吗？1942年，作家周而复与王女士在上海结婚，新娘是医院的护士。周而复请钱钟书当证婚人，由于他俩交情深厚，钱钟书欣然同意。在婚礼上，钱钟书致辞说：“新郎是搞文学的，文学讲究美；新娘是搞科学的，科学讲究真。真与美的结合，自然就善。”这段精彩的祝辞，被传为佳话。（段名贵《名人的幽默》）

这则故事中提到的新郎周而复，相信不少人都知道，他就是那位写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大文豪。而新娘王女士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其实她也是一位非常了不得的人物，她就是那位以写《陪读夫人》而红遍全国的上海著名女作家王周生的婆婆。王周生曾写过一篇深情的文字，叫作《婆婆今年八十一》（现收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王周生散文集《爱似深沉的海》中）。其中，略略讲到她婆婆（也就是上文说到的王女士）的生平：我的婆婆王郓，今年八十一，……七十岁开始学法语，每天清晨对着收音机念念有词，没过多久，凭着英文基础，她竟能看懂法文名著。她的英文功底很好，词汇量很丰富，看英文原版书像我们看中文书一样。可是，只要我们问她一个她还不十分明了的问题，哪怕冬天睡在被窝里，她也要起来查字典或语法书。离休后她参加编写医学词典，常常为一个词钻研至深夜。……看着婆婆那刻苦勤奋、永不疲倦的样子，很难想象她曾经是苏州城里一个书香门第人家的大家闺秀，一个娇弱的小姐，她曾经有过十分坎坷的经历。婆婆的父亲王佩诤是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大学教授。“文化大革命”中，数万册藏书被一卡车一卡车地抄走，批斗和殴打最终使他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婆婆受过良好的教育，三年燕京大学，两年协和医学院。抗战开始，苏州失守，她和家人逃到上海，在一个中学里教了三个月书，后来又在女成。对方是个贫穷的学生，她不管这些。他让她看译报上发表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让她看《东方》杂志发表的他的小说，她爱他敬佩他。有一天他告诉她，他要离开上海去延安。虽然她不太懂延安西安，但是她从《论持久战》中看到了共产党的希望，只要他去的地方，她总觉得很好。于是一对情侣，一个去了革命圣地，一个留在上海久久地等待。1942年4月的一天，他突然回到上海，母亲终于同意他们的婚事，由钱钟书先生证婚，他俩举行订婚仪式。钱先生预言：“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文学家；一个真一个美，这桩婚姻是真善美！”带着订婚后的欣喜，他们一起来到北平结婚，在那里，度过了他们的新婚之夜。而后，她决定跟随他到延安，到天涯海角。……

到延安之后的王郓女士，先在延安中央医院做小儿科医生，后到重庆新华日报社担任医生，并时常给周恩来同志看病。解放初期，在北京香山任中央门诊部主任，为中央领导人如朱德等看病。“文革”中与许多老干部一样受冲击，被打入牛棚，被批斗。“文革”结束后，出任上海市医学情报研究所所长。可见，王郓女士确是非同寻常的女性。

新郎和新娘都是了不得的人物，证婚人钱钟书先生也是不得了的人物。他的证婚词只有三句话（两种版本说法不同，但意思一样，且都是三句话），结合当事人的职业特点，医生讲科学的真，作家追求文学的美，由此引申出“一个真一个美，这桩婚姻是真善美”的妙语，既是赞扬又是祝贺，妙语天成，简洁明了。同时，又与订婚仪式上的气氛格调特别切合，所以被人长久传播，以至于出了许多不同的记录版本。

九、公祭词的境界：邹韬奋一句话语祭鲁迅

南宋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学家文天祥有两句传诵千古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是啊，谁没有个死呢？一个人，无论是伟大还是卑琐，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百姓，都要面对死亡这一结局，这是自然规律。只是伟大的人物，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益的人，他死了人们会永远怀念他歌颂他；小人物死了，人们很快就忘了他；而恶人坏蛋死了，人们会拍手称快。

但是，不管是上述哪一类人，他们死了，他的亲属都会举行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追悼仪式。而举行追悼仪式，就会有人出来致辞，说些悼念的好话。这种场合的说话也是演讲的一种，叫作丧祭演讲。即使死者是个坏蛋，也需要在安葬时有人出来为他说几句好听的话，这是社会习惯所使然，中外皆然。说到这里，想起一个笑话：小城有个风俗：一个人死了，没有人致悼词是不许下葬的。人们惯于在悼词中讲些过分夸奖死者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一次，一个恶棍死了，他的尸体摆了两天两夜，因为找不到能为他说好话的人而未能下葬。第三天，才有一位车夫愿意为他致悼词。在坟地上，车夫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知道死者是谁：一个小偷，一个骗子，一个嗜酒成性的家伙。但是，同他的两个儿子相比，他可真算得上是一位圣人君子了！”（文雅编《世界五千年幽默总集》外国卷）

这当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笑话。但是，这个笑话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是人死了总要举行一个悼念仪式，二是举行悼念仪式时总要为死者说几句好话。这两点可以说在任何民族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知道，给坏人或小人物致悼词比较简单，顶多说几句无关紧要的、廉价的好话，大家也不会计较，不会有人出来较真。但是，要是给大人物或名人致悼词，说起话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这“盖棺论定”的话太难说了。如何评价死者，不仅关乎死者亲属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道义问题。有些重要的大人物的悼词，那得国家有关高层慎重讨论才能定稿的，这个大家都知道。

虽然话这么说，但也有特别会说话的人，对于这等难题他能解决得游刃有余。不是吗？1936年10月10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在公祭鲁迅的大会上，著名的出版家邹韬奋只发表了一句话的演说：“今天天色不早，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段名贵《名人的幽默》）

说到鲁迅，大家都知道他在中国文化界、文学界、教育界、思想界的独特地位。因此，对于鲁迅这样特殊的人物，要在公祭大会上演讲致辞，实在是非常难开口的。可是，当时中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出版家、政论家邹韬奋竟然只说了一句话：“今天天色不早，我愿用一句话来纪念先生：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这句话一说，大家都认为得体、高妙，并引为经典，长期被人传诵。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说得非常有技巧。一来因为公祭时间已晚，不便多说。即使时间不晚，在这种仪式上演讲也是以简短为宜。二来对于鲁迅先生，确实不是几句话可以评价得了的。与其一时说不清、说不好，倒不如不多说，所以选择说一句话反而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三来演讲者运用了对比与词语变序的表达策略，说“许多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抓住重点，从人格上突出称颂了鲁迅伟大的人格魅力与硬骨头精神，这是对鲁迅最高的评价。因此，这一句话的公祭词可谓是言简意深，高妙精辟！

十、找饭碗的陈说词：司机求职两句话

上面说了那么多，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演讲无处不在，演讲需要技巧。也许有人要站出来反驳我了：“这话是不假，但是演讲与我没关系！”

如果您这样说，那您就错了。我不管您是多大岁数，我都要说您几句了，您先别怪我，先听我说。如果您说：“我既不想当政治家、外交家或军事家，也不想竞聘官员，更不想当名人，我要演讲干什么？”如果您这样说，我没话说。

但是，我又要问您一句：“您即使是个毫无社会地位的平头百姓，那您有儿女吧？有亲朋好友吧？假使您的儿女结婚，您老能不在仪式上说几句话？如果您一说话，那么您就是演讲了，而且我肯定您还想说得好点，也就是说要讲究点演讲的技巧呢！再假使，您的亲友中有人亡故了，您得参加葬礼吧。如果您虽然位不高但年高，他们要您出来说几句话，您能不说吗？您一说，您这就是在作葬礼演讲了，而且我肯定您会认真讲，讲究技巧，决不会信口开河的。”

假使您说：“这些场合的讲话我完全可以推辞掉，找别人代替。”那么，我又要问您一句了：“您要吃饭吗？您要吃饭，您就得找饭碗，也就是找工作。您能说不吃饭，不找工作吗？不会吧！如果您要找工作，那么对不起，您就得演讲，而且要讲究演讲技巧，否则这饭碗就拿不到。要知道现在是市场经济，是竞争的时代，找工作要面试，要演讲说出您应聘这个岗位的理由。说得好，您才可能有工作，否则，对不起，您老家里凉快去吧！”

我说得不对吗？现实是最好的回答，请看下面的例子吧：某中学为了体现用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从校领导、教师到勤杂人员全部实行竞争上岗。为了节省开支，原来的两部小车只留用一部，因此司机也只能用一个。原来的两名小车司机甲与乙也只好通过竞争来决定谁上岗。甲、乙两名司机的驾驶技术、年龄、文凭都不相上下，竞争上岗就只好通过演讲这一形式进行，以评委打分的结果为准。演讲的这天上午，司机甲手持讲稿上台后，从当前的形势、思想认识以及本人的打算等方面讲得头头是道，演讲足足花了三十分钟的时间。轮到司机乙演讲时，他空着手、步伐从容地登上讲台，双目环顾四周后，从容不迫地说：“尊敬的领导，各位老师：干我们这一行的，我总结出两点，归纳起来也就两句话，那就是‘吃得喝不得，听得说不得’。我以前是这样做的，如果这次学校仍能聘用我，我将继续严格按照这两点做下去。谢谢！”不足一分钟的演讲，赢得了全场听众的掌声。结果，司机甲被淘汰，司机乙获胜上岗。

我们都知道，现在当小车司机已经不是一份很好的差事了，给领导开小车要起早贪黑、随叫随到，不仅行动没有自由，说话也不自由。万一偶尔听到了一些不该听到的话，也得憋在心里，不能乱说出去，否则就要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工作也就有问题了。如果您是一位好喝一口的人，您得忍住了，千万不能开戒喝酒，这既有违交通规则，又危及领导的生命安全。就是这样的一个并不特别好的职业，现在也不易找了。因为中国人实在太多，工作岗位实在有限，大家只好本着平等竞争的原则，在用人单位的“公平、公正、公开”三原则下，用自己的嘴巴去争取了。

上面故事中的甲、乙二司机就是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被逼走上他们以前从未想过的演讲台，凭着自己的嘴上功夫，由评委考察评分而决定取舍的。结果，甲司机丢了饭碗，而乙司机幸运地获得了这一份难得的工作岗位。那么，何以如此呢？甲司机精心准备了讲稿，从当前形势、思想认识讲到个人今后的打算，讲得头头是道，讲得好辛苦，结果却没被录用，他冤吗？似乎不能这么说，游戏规则规定由评委投票决定，评出来的结果当然是公正的。说乙司机幸运，似乎也不妥当。因为他确实讲得好，他把话说到了评委们的心坎里去了。他说：“干我们这一行的，我总结出两点，归纳起来也就两句话，那就是‘吃得喝不得，听得说不得’。我以前是这样做的，如果这次学校仍能聘用我，我将继续严格按照这两点做下去。”说到了点子上，说到问题的本质上去了。开车嘛，不喝酒，保证行车安全；不多话，让领导安心，就此两条就够了，开车与当前形势与个人认识有何关涉？在表达上，乙司机也有技巧，他总结当司机的基本条件：“吃得喝不得，听得说不得。”概括精当，形式齐整，说起来朗朗上口，评委听进去也容易记住，当然印象就深，感觉就好。因此，他在竞争中胜出是理所当然的。

听完了这个现实中活生生的故事，谁还能说自己可以一辈子不演讲、演讲时不需要讲究演讲技巧？

第一章 演讲的基本原则：技巧的技巧

只要有过演讲或听过演讲的经验，都会直觉地感悟到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演讲技巧有千千万万，但演讲有三条最基本的原则是所有演讲者都必须遵循的。这三条基本原则，便是“用词须平易”、“造句须简约”、“结篇须短悍”。这三条原则看起来平常，似乎算不上什么演讲的技巧，但恰恰这三条才是演讲最大的技巧，可以说是演讲技巧的技巧。

众所周知，演讲是面对公众的演说，听众的文化层次、文化背景也是多种多样的，演讲者的演说必须保证所有听众都能听得明白，理解其中的意思。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演讲者就只能在选词择语时努力做到平易通俗了。说得具体点，就是要使用口语词，少用或不用生僻难懂的文言词、书卷气较重的书面语词或文学色彩较浓的词语；只要不妨碍理解接受，民间生动活泼的俗语俗词也可以适当使用，但地域色彩较浓的方言词应该慎重使用（除非是面对清一色的某一方言区听众演讲），以免造成理解上的障碍，从而影响了听众接受的效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有这样的经验：常常见到有些学问很大的学者或很会写作的大作家，说起话来却效果极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们习惯于且善于运用书面语词写作，不熟悉或不善于使用口语词，所以当他们面对公众说话时，一时找不到恰切的口语词来表达，只好用他们熟悉且习惯的书面语词来表达。要知道，说话是凭口直言，话一出口，转瞬即逝，不同于阅读书面的东西，没明白意思还可以回过去再看一遍。因此，只有使用平易通俗的词语才能使听众接受起来比较容易，容易理解其意义。演讲者所说的每句话的意思都被听众理解了，演讲者所要达到的演讲目标自然就实现了。试想，对于演讲者来说，还有什么比听众听懂了自己的演讲内容、明白了自己所宣示的演讲意旨更重要的呢？对于这一点，西方人似乎懂得很透彻。在西方国家，演讲者为了更好、更大限度地保证自己的演讲能被广大听众所理解，“往往避免使用生僻、难懂的词汇，从而使演讲通俗易懂。据英国语言学家统计，近代西方著名英语演讲在用词方面，小词（即常用词和六个字母以下的短词）占70％至80％，不常用的词汇以及一些来自拉丁语、希腊语、法语的难词仅占20％左右，因此许多英语初学者都喜欢将近代著名的英语演讲作为其自学材料”。西方演讲者注重“小词”在演讲中的使用，和我们上面所强调的要尽可能地使用平易通俗的口语词是一个性质。

我们也知道，演讲直面的是听众。演讲者凭口，听众凭耳。除此，别无所依凭（当然现在情况不同了，很多人演讲时会运用多媒体如PPT辅助）。因此，除了用词要平易通俗外，演讲时使用的句子也要简约。说得具体点，就是要尽量使用短句子、结构简单的句子，绝不能使用那种字数多的长句、层次关系复杂的复句。如果运用了这种长句或复句，在演讲者转瞬即逝的语流中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听众对演讲者所说的谓语动词与宾语的对应关系还没弄清，或对复句的偏句与正句之间的前后关系还没反应过来，演讲者已经讲到后面去了。结果，就会造成听众总是跟不上演讲者的思路，不能完整地掌握演讲者演讲的全部内容；或者虽然勉强跟上了演讲者的思路，却感到听得太吃力、太紧张，那他的听讲就成了一种不愉快或痛苦的情感折磨。试想，这样的演讲能够有什么效果呢？因此，有经验、真正懂得演讲技巧的人，他们在演讲时一定会注重使用短句或结构简单的单句，还有一些省略句、无主句、独词句等。一定需要用到复句才能达意时，也尽量避免使用关系复杂的多重复句，或将复杂的复句化解成多个单句来表达。在这方面，西方人似乎也懂得更多些。记得贾影在《近代西方著名演讲的语言特点》一文中就曾举过可以印证我们上面所说的意思的西方演讲的例证：“短句所含字数少，结构简单，有的甚至是无主语或独词句，这可以使演讲铿锵有力、活泼生动，还能造成跳跃起伏、节奏明快的听觉效果。英国政治家查尔斯·福克斯于1794年发表的《自由就是秩序》的演讲就是以短句开头的：‘自由是利剑，自由是力量。’两个铿锵有力的短句，开门见山，立即吸引了在场的听众。同样是关于自由，美国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于1775年3月发表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著名演讲，驳斥向英国殖民主义者妥协的主张，号召人们为自由而战斗，他是用几个短句结尾的：‘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做，但对我来说，不自由，毋宁死！’短短几句话，斩钉截铁，掷地有声，犹如嘹亮的战斗号角，唤起北美殖民地人民拿起武器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决心。从此‘不自由，毋宁死’就成了鼓舞受压迫人民为自由、独立而战的口号。”由此，我们可以见到演讲中造句简约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技巧。

除了“用词须平易”、“造句须简约”两个原则外，演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需要遵循，这就是篇幅上要短小精悍，绝不能长篇大论，更不能作“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的言之无物、内容空洞的所谓“演讲”。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注意力的维持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人的注意力就会涣散，接受效果或工作效果就要受到影响。一般来说，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大多数人都能维持注意力的集中。比方说，我们大中小学的课程安排，一般都设定一节课为45分钟。这其实是教育学家根据心理学原理而制定的，有其科学理据在其中的。而国外如日本一节课为90分钟，我是在日本做过教授的，有切身体会，不仅课程的后半段时间学生易于走神，做老师的也感到疲乏，在学生情绪的感染下更加不能提高教学效率。演讲如教师上课一样，听众与学生一样，注意力的保持是取得好的接受效果的关键所在。因此，演讲者的演讲必须在一小时内结束（除有特别的内容或有特别情趣的话题），否则演讲效果必然不好。如果不遵循这一演讲的基本原则，还想听众对你的演讲有好的反应，其实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很多人比较讲究给人面子，就算演讲者的演讲不精彩，或因演讲时间过长而听得疲倦了，往往仍然留在现场坚持到演讲结束，最后还假惺惺地礼节性地给鼓个掌。这是中国人厚道的做法，如果换成西方人，那情形就不一样了，因为“西方社会开放，风气自由，如果听众对演讲失去耐心，不会为了礼貌而留在现场耐心地等候结束。因此演讲者必须努力将演讲控制在听众的耐心范围之内，因此近代西方著名演讲较少长篇大论、繁冗巨制，而多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之作。例如美国总统华盛顿在1793年3月4日发表的第二次就职演讲，全文一共只有5个句子，133个单词。又如林肯于1863年11月19日发表的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全文也仅有10个句子，275个单词，还不到3分钟。”对于演讲所须遵循的“结篇短悍”的原则，记得美国的演讲学家佩吉·努南曾在其所著《演讲致胜要诀——美国前总统里根演讲的专职撰稿人经验谈》一书中对此说得更直观：“演讲不要超过20分钟。这一点看起来似乎难以相信：越是重要的内容，越需要用更短的时间去表达它。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葛底斯堡演讲，只用了三分钟的时间。请记住美国前副总统休伯特·汉佛莱的妻子对她丈夫的劝告：‘一次流芳百世的演讲不能是冗长不堪的。’”我想，这话对所有的演讲者都是有启发的。

一、用词平易：章太炎放言“我是神经病”

这是章太炎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东渡日本，在日本留学界及民党欢迎会席上的演讲词。（见徐一士著《一士类稿》一书中的《谈章炳麟》一文）

章太炎其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名人，他的弟子鲁迅曾在《名人与名言》一文中评说：“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案：所谓“小学”指中国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传统学问，“小学的大师”即我们所常说的“国学大师”是也）又评说太炎先生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但是，从言语行事来看，章太炎又可谓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大奇人。他早年师从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的作者）“精研故训，博考事实”。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廷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章太炎被严酷的现实所唤醒，毅然走出书斋，先参与康梁维新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与孙中山先生相晤，由主张变法转变为倾向革命，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因宣传革命，被监禁于上海‘西牢’三年，1906年6月获释出狱，同盟会派员迎接赴日。7月15日，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欢迎章太炎，他发表《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辞》，宣扬革命，洋溢着爱国热情，其中最精彩的惊人之说，是自认是神经病”。他自认是神经病的理由，在《演说辞》中说得很清楚。我们一听这番话，便知章太炎其实并不是神经病，他所说的“神经病”，是指敢说敢做、百折不回的志士仁人所应具备的品质。虽说章太炎其实不是“神经病”，但他的很多言语行事却是够奇的了。据说，他在日本时，日本警方循例要他填张表格，他于“职业”栏填“圣人”，“出身”栏填“私生子”。于此可见，章太炎的言行真是有些独具一格。

章太炎虽然是个革命的先觉，思想非常激进，言语行为也是特立独行的，但是，由于是研究旧学（“小学”）出身的缘故，他在对待语言方面却是异常的保守，在“五四”时代他还是极力反对白话文的重要人物，以致他的弟子鲁迅在《名人与名言》一文中也毫不隐瞒自己对这位老师的不满，说：“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可是，这样一个极力反对白话文的人，在东京的演讲中却没有使用一个文言词或艰深古奥的书卷语词，通篇都是鲜活通俗的大白话。由这一点，可见他也不是“神经病”。他脑子清楚得很，面对那么多留学生和革命党人演讲，为了推行他的政治理念，“革命就要有超乎寻常的毅力和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坚定意志，要像精神病人那样想常人不敢想、做常人不敢做的大事业”，故而他不仅以“正意反说”、自称“神经病”的表达方式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还一以贯之地遵循了“用词平易”的原则，以平白通俗的大白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使听众听来易懂易理解，好接受，有如拉家常、聊闲天，在亲切自然的气氛下布达了自己所要宣传的政治理念。有这等演讲技巧的人，他可能是“神经病”吗？

章太炎是“五四”时代反对白话文的代表人物，他演讲时尚知道遵循“用词平易”的原则，那么“五四”时代引领新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的领袖人物胡适自然就不用说了。他更是把这一演讲原则也是最大的演讲技巧运用到了极致，请听他是如何对听众讲《诗经》的：中国从前的文字没有完全做到记录语言的职务；往往在一句话里面把许多虚字去掉了。《尚书·商盘》、《周诰》为什么不好懂？就是因为当初记录时，没有把虚字记录下来，变成电报式的文字。现在打电报，为了省钱，把“的”、“呢”、“吗”等虚字去掉。古代的文字记载所有过简的毛病，不是省钱，而是因为记录的工具——文字不完全。大概文字初用的时候，单有实字——名词、代名词，没有虚字。实字是骨干，虚字是血脉、精神。骨干重要，血脉更重要。所以古时的文字，不容易把一个人讲的话很完全地记录下来。到了春秋时代，文字有了进步，开始有说话的完全记录。最早最好的说话记录，是《诗经》。《诗经》里的《大雅》、《周颂》，文字还不十分完全。但是《国风》全部和《小雅》一部分，是民间歌唱的文字；因为实在太好了，所以记录的人把实字、虚字通通记录下来了。如“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表示口气的“也”字都写出来了。又如“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你看看，耳环带红的好，还是带白的好？又带什么花咧？把一个漂亮的小姐问他爱人的神态，通通表现出来了。这是记录文字的一个好榜样。（胡适《传记文学》）

这是胡适1953年1月12日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所作的一次演讲中的部分内容，原载于1953年1月13日台北《中央日报》、《公论报》等报刊之上。

大家都知道，《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所用的语言是三千多年前的先秦时代的语言。如何把《诗经》中所表现的思想和它的文学特色、文学价值告诉听众，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读过大学中文系的人都会知道，讲《诗经》的老师讲得多吃力，学生听得又多吃力。可是，你听听胡适讲《诗经》，你觉得听不懂吗？你觉得听起来吃力吗？完全没有，他讲得是那么朴质无华，却又风趣生动，谁会觉得《诗经》是那么难懂？相反，听众听来只有一种感觉：古奥的先秦作品竟然有那等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应该好好学习！

由此可见，即使是最艰深的学问，只要演讲者能够遵循“用词平易”的原则，讲得通俗易懂，也是可以娓娓动听、令听众觉得兴味盎然的。关键就看演讲者有没有那等语言功力，能否把“用词平易”这一演讲技巧运用得好，并发挥最大的作用。

二、造句简约：梁启超痛快淋漓说“人权”

这是梁启超于1922年1月6日所作的一篇讲演的片断。这篇演讲不仅全面地阐述了世界上“人权”与“女权”运动的演进历史，而且饱含激情地对“人权”特别是“女权”运动进行了热烈的讴歌。即使我们今天读到这篇演讲词，也会不禁情绪为之一振，感到气势特别壮烈，令人仿佛置身于当时的演讲现场，情不自禁地随着演讲者的情绪而心潮逐浪高，为人类人权与女权运动的兴起与成功而感到欢欣鼓舞。

那么，梁启超的这通演讲何以有如此独特的魅力呢？其实，说穿了也很简单，一是它用词通俗平易，符合我们上面所说的演讲所应遵循的第一条原则“用词平易”。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篇讲演辞中讲演者梁启超所用词语绝大多数是口语中使用频率高的常用词、通用词而力避书卷气很浓的语词或生涩古奥的文言词，如说“包在里头”而不说“包涵于内”，说“糊涂”而不说“困惑”，说“照实说”而不说“秉直言”，说“考诸君一考”而不说“请教一下诸君”，说“慢慢”而不说“逐渐”等，其他如“看见”、“题目”、“不通”、“连”、“这样”、“起来”、“着急”、“出来”、“眼睛”、“鼻子”、“怪事”、“了不得”、“喇叭”、“爆竹”、“老祖宗”、“热烘烘”、“滴眼泪”、“关她们的事”等语词，都是日常口语使用频率极高的。这些使用频率高的日常口语常用词、通用语的大量选用，使讲演显得亲切有味，易于接受。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演讲者使用了大量的短句，除了“凡天地间‘圆颅方趾横目睿心’的动物自然都是人”等极少数因为有引语成分包括在内而加长的长句外，绝大多数句子都没有超过15字或20字。复句方面，层次关系复杂的多重复句很少见。这种短句居多、结构简单的单句和层次关系简明的复句占多数的句子比例格局，就使整个演讲显得干净利落、节奏明快，特别能凸显出演讲者那种高昂的情感情绪，适合于宣泄演讲者那壮怀激烈的情感情绪。尤其是其中“啊，啊！了不得，了不得！人类心力发动起来，什么东西也挡他不住。‘一！二！三！开步走！’‘走！走！走！’走到18世纪末年，在法国巴黎城轰地放出一声大炮来：《人权宣言》！好呀好呀！我们一齐来！属地么，要自治；阶级么，要废除；选举么，要普遍。黑奴农奴么，要解放。19世纪全个欧洲、全个美洲热烘烘闹了一百年，闹的就是这一件事。吹喇叭，放爆竹，吃干杯。成功！凯旋！人权万岁！从前只有皇帝是人，贵族是人，僧侣是人，如今我们也和他们一样，不算人的都算人了，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凡叫做人的，都恢复他们资格了。人权万岁！万万岁！”这一段，大量无主句、独词句的使用，相信听过的人都会永世难忘的。虽然我们今天都无缘亲历演讲者演讲时的那种情境，不能一睹演讲者当时那种慷慨激昂的风采，但仅从这段演讲词本身，我们读来也会热血沸腾的，情不自禁地会随着那明快的节奏而发生身心的律动，为人类人权运动的胜利而欢呼，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

也许大家会说，梁启超是革命家，容易激动，所以好用短句表达激动的情绪。那么，我举一个思想深沉的思想家鲁迅为例，他总不容易激动吧；他又是文学家，总应该喜欢长句表达吧。然而，事实到底如何呢？我们不妨看一段他的演讲吧：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宋朝唱完了，进来做皇帝的是蒙古人——元朝。那么，宋朝的老调子也该随着宋朝完结了罢，不，元朝人起初看不起中国人，后来却觉得我们的老调子，倒也新奇，渐渐生了羡慕，因此元人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调子来了，一直到灭亡。这个时候，进来的是明太祖。元朝的老调子，到此应该唱完了罢，可是也还没有唱完。明太祖又觉得还有些意趣，就又教大家接着唱下去。什么八股咧，道学咧，和社会、百姓都不相干，就只向着那条过去的旧路走，一直到明亡。清朝又是外国人。中国的老调子，在新来的外国主人的眼里又见得新鲜了，于是又唱下去。还是八股、考试，做古文、看古书。但是清朝完结，已经有十六年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们到后来，倒也略略有些觉悟，曾经想从外国学一点新法来补救，然而已经太迟，来不及了。（鲁迅《老调子已经唱完》）

这是鲁迅1927年2月19日在香港青年会所作的演讲的片断，也是一篇有关中国思想文化的学术演讲。演讲者鲁迅从容讲来，丝毫无情绪激昂的表现，但也都是运用短句、层次关系非常简明的复句，讲得温文尔雅，却又含义深刻而发人深省。可见，一篇好的演讲不管是讲什么内容、表现什么情绪，都无一不注重“造句简约”的技巧。

三、结篇短悍：胡适言简意赅述“自由”

这是胡适1949年3月送妻子江冬秀去台湾，在台湾作短暂逗留时，27日在台北市中山堂所作的一次演讲（由黄谷辛记录，原载1949年3月28日台湾《新生报》）。这次演讲及其演讲的内容，我们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立即便知其真意所在。他是在说古讽今，批评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压制民主自由思想。因为大家都知道，胡适是以中国“自由主义大师”而自居的。

这是一篇非常专业的学术讲演，但是我们今天一读这篇讲演稿，就可以想见当时胡适演讲时一定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因为，这篇学术演讲除了符合我们前面两节所说的两个演讲基本原则“用词平易”、“造句简约”外，还突出地体现了演讲的第三个基本原则——“结篇短悍”。按常理，学术演讲可以突破一般演讲的限制，完全可以在篇幅上长一些，胡适却只用了1725个字就把中国三千多年的“自由主义”传统以及今天人民需要争取“自由”的意义讲得极为透彻，上下几千年，娓娓道来，条理清晰，听来十分亲切有味。那么，胡适为什么讲这样大的一个题目却只讲了1725个字呢？难道他的学养不足、肚子里没货，讲不出什么内容才讲得这么短？还是他不善于演讲，怕讲多了反而露了丑？我想，说别人大概大家未必了解，但胡适的背景中国人很少有不了解的。记得胡适是这样概括自己的：哲学是职业，历史是训练，文学是娱乐，演讲是爱好。由他这句话，我们便知，胡适不是学养不足、肚子里没货，更不是不会演讲，而是他真正懂得演讲的真谛、懂得演讲的技巧。他在美国那种热衷于演讲的国度里浸淫了那么多年，又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做中国驻美大使四年，为了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支持，他上在罗斯福总统和美国的国会议员、政界要人面前游说演讲，下向美国各界民众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巡回演讲数千场，那种独特的魅力是美国人乃至世界各国人民都有口皆碑的。因此，可以说胡适是真正的演讲大家，他对演讲技巧的把握自然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因此，他讲了这一个大题目，且是作了认真准备的，却只讲了1725个字，是他谙于演讲技巧与真谛的表现。因为他真正懂得听众的心理，任何内容的演讲都不能时间过长，特别是学术演讲由于内容上的专业性，趣味性要受到很大限制，因此演讲时间更不能过长，否则听众心理就要疲乏，听讲的注意力就会因之而涣散，结果演讲的接受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正是因为胡适懂得这种演讲的基本原则，也是演讲最大的技巧，所以他选择了用1725字来完成这个演讲，在听众注意力能够保持最佳状态的时效内言简意赅地把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认真研究过胡适的全部数百万字的演讲稿，就会发现胡适绝大部分的演讲都是篇制很短的。如果是专门的学术演讲，需要长篇大论，他往往采用分多次演讲的方式来完成，道理也就在这里。

学术演讲本来是可以篇幅较长的，可是像胡适这样有演讲经验和演讲智慧的人还要特意讲得篇幅短小，那么，其他类型的演讲要想取得好的效果，自然就更应该遵循“结篇短悍”的原则了。可以说，俺们中国人都是聪明人，不仅大学者胡适懂得演讲应该遵循“结篇短悍”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农民兄弟也是深谙此道的。不是吗？请看下面一个真实的故事：湘南某村正在进行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五位候选人依次在台上进行竞选村委主任的演讲，老郭最后一位上场。大家原以为他也会和其他四位候选人一样发表“施政纲领”，但出乎意料，他的演讲全文如下：“我只讲两句话。第一句，如果大家选我干，我一定玩命干，好好干，干好这三年。第二句，如果大家不选我，我屋里还有两万斤谷，四百只鸭，每年也有两万块钱的收入。我讲的完了。”质朴的语言，赢来在场村民一片会心的笑声。在此后的投票选举中，老郭以得票最多顺利当选。

我们知道，竞选官职是一件大事，每一位候选人都会特别重视，并精心准备，抓住竞选演说的机会把自己参加竞选的理由以及“施政纲领”大谈特谈一番，以期获得选民的赞同并争取他们的一票。

村委主任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既然有五位候选人出马竞选，可见他们还是很重视的。当前四位候选人都按常规作了较长篇幅的演讲后，不意轮到这位姓郭的农民老哥最后上台演讲时，却并不珍惜他应有的演讲时间，好好讲讲他的竞选理由及“施政纲领”，而是只讲了两句话：“第一句，如果大家选我干，我一定玩命干，好好干，干好这三年。第二句，如果大家不选我，我屋里还有两万斤谷，四百只鸭，每年也有两万块钱的收入。我讲的完了。”前一句表明了自己若能当选后的决心，语气坚定，让人觉得他的话讲得实在！后一句表明自己对于落选的达观态度，同时向大家暗示：他是个能人，不当也能过好日子。这隐含的语意绵里藏针，告诉大家不选他当村委主任，不利的是广大村民，而不是他个人。两句话不多，却句句说到要害上，弦外有音。这样好的演讲，怎么能不打动人心呢？他怎么可能不当选呢？

记得台湾学者沈谦教授曾在一次讲演中说过一句很有意味的话：“说话的多少与地位的高低成反比，说话速度的快慢也与地位的高低成反比。官越大，说的话越少；官越大，说话的速度越慢。”这话，您仔细想想还真是正确无疑呢！不是吗？官大，他就不能乱说话，祸从口出，言多必失，为保住乌纱帽还是少说为妙，说得越少越安全；官大，责任就大，说话就要负责，必须想着说，不能信口开河，所以说话越慢越保险。

上面我们所说到的那位郭老哥，他能当选是有道理的。根据沈教授的“定律”，他是适合做官的，其他四位话太多，本身就不具备做官的条件。当村官要的是实干，说话的机会是不多的。因此，就应该让像郭老哥那样说话少的人当官。如果没有官可做，按照沈教授的“定律”也是可以争取到地位的。在公众场合演讲，尽量少说话，说得短，说得精悍，自然就会精彩、得体，给人以好感，有好感，不就有地位了吗？请看下面的故事：1991年11月，中国电影的最高奖“金鸡奖”与“百花奖”在北京同时揭晓。著名演员李雪健因主演《焦裕禄》的主角焦裕禄，而同获这两个大奖的“最佳男主角”。李雪健在获奖后致辞时说：“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他话音刚停，全场掌声雷动。

这个故事之所以被人称道传播，就是因为事主李雪健作答谢演讲时说得短悍，话不多却很精彩，令人回味。既体现了他谦虚的美德和低调为人的作风，又表达了自己对评委和广大观众的谢意，让评委和广大观众听了觉得心里舒服，觉得这奖给对人了。如果按常规说话，说了一大套，如自己演这个角色的体会、辛苦等，一定会越说越糟。在广大观众心中地位就会大大降低。

第二章 演讲起首的技巧

起首（即开头）对于一篇演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俗话说：“千丈的绳子，还要从头搓起。”为什么起首就那么重要呢？这是有心理学理据的。记得大学学心理学时，老师讲过这样一个心理学实验：将一组20个左右的没有规律的字母或符号放在一起，让受验者在十分之一秒看完。然后，让他说出他所看到的字母或符号。结果，往往很多人都能说出摆在开头和结尾的那个字母或符号，而对中间部分的绝大多数字母或符号都没有印象。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这又可以从心理学上找出理据。因为受验者看到第一个字母或符号时，没有受到“前摄抑制”（即先前的记忆负担）的干扰。说得更具体点，就是受验者在受验开始后，看到第一个字母或符号之前记忆中没有别的记忆负担，因此比较容易一下子就把首先进入眼帘的字母或符号记住了。而后续的第二第三位或更后位的字母或符号，因为有了第一个首先进入记忆的字母或符号的“前摄抑制”作用，就不易被记住而在脑海中留下印象。最后一个字母或符号易于被记住，是因为受验者在记忆最后一个字母或符号时，没有“后摄抑制”（即没有后来追加的记忆负担）的干扰（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讲“结尾”时将专门论述）。

除了心理学实验上的理由可以让我们明白起首的重要性以外，日常的生活经验也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比方说，一个人给你的第一印象特别好，那么你首先从情感上就接受了他，接下来你们就有可能谈得很投机，你可能自觉不自觉、自愿不自愿地就接受了他提出的一些你本不可能接受的要求，他的目的就达到了。那么，他为什么能那么容易地达到目的呢？他给你的第一印象特别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演讲的起首，其实也与上述的这个比方相似。如果您的演讲开头开得好，那么听众可能因此在情感上就先有了一种崇拜感，无意识地产生了一种愿意继续听下去的欲望。即使讲到中间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因为先入为主的好印象在心理上占了主导地位，听众就可能消解了对您的苛刻要求，还是愿意继续听您说下去。反之，如果您开头开得很糟糕，听众一下子从心理上就彻底否定了您。先入为主的不良印象占据了其心理上的主导地位，即使您接下来讲得再精彩也难以完全弥补了，这就必然会使您的演讲效果大打折扣。因此，有经验、成功的演讲者首先就在演讲的起首上狠下功夫，讲究起首的技巧，以期先声夺人，一下子抓住听众的心，从而让听众成为他虔诚的听众。

下面我们介绍几种比较成功而常用的起首技巧，希望读者诸君能从中受到些启发，并能举一反三，从而使您今后的演讲更成功，由此开创您健康、快乐、充满希望的人生！

一、引言入题：胡适的“三个畜生”

这是胡适1952年12月6日在台湾大学所作的学术演讲中的开头一段，原载于1952年12月7日台北《中央日报》、《新生报》。

我们知道，胡适喜欢考据，且自认为自己有“考据癖”。考据特别重视材料，当然同时也注重方法的科学。众所周知，胡适在中国古典小说及《水经注》等史籍的考证方面有杰出贡献，一是因为他材料搜寻的功夫极好，二是他的研究方法十分科学，所以他的成绩才那么大。因此，在他心目中材料与方法是最重要的。为此他在这篇演讲的后面部分举了国外著名学者如赫胥黎等人的例子，以及自己考证《水经注》的研究经验，说明了材料与方法并重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他这篇演讲的主旨是要向听众——台湾大学的师生们说明：研究学问必须注重科学方法和充分的材料证据，这样才能作出成就。但是，他在演讲的开头却没有用自己的话直接这样说明，而是先引了三百多年前英国大哲学家培根的话来说明。这是运用了“引言入题”的策略，以权威者的名言先声夺人地阐明了自己所要宣示的演讲主旨，借他人之嘴来表达自己心中所欲表达的思想与主张。

我们知道，人都有一种心理，就是对于名人或权威人士非常崇拜，对他们的话也特别信服。因此，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就会不自觉地借重名人或权威人士的话来说服别人。事实证明，这种“引言说服”的语言策略是十分有效的。演讲是一种面向公众的说话活动，如果演讲者要向听众宣传自己的一种思想或主张，推广自己的思想或理念，采用“引言说服”的策略，引用名人或大家都信服的权威人士的话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效果是最好的。如果在演讲的开头就采用这一语言表达策略，则既能产生巨大的说服力，还能有一种先声夺人的效果，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征服了听众，使自己所欲宣示的思想或理念以一种先入为主的方式进入听众的心里，然后再加以具体地说明论证，一步步地彻底征服听众。胡适在此演讲中用培根的三个比喻来开场，正是“引言入题”式策略的巧妙运用，它不仅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因为所引的培根之言本身是一个生动的比喻，这又使听众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喜爱的愉悦情绪，更易于接受演讲者胡适所欲宣示的治学理念与方法：“注重材料和方法才是最好的治学之道，才能取得学术研究上的成功。”胡适曾多次作类似于此篇的演讲，多次引用到培根的这个比喻，这说明他是在有意识地运用“引言说服”的策略。“引言入题”在演讲中的运用，不仅具有一种先声夺人的说服力，有时还能由此及彼，使演讲者在“引言”的基础上得以引申发挥，自然而然地阐明个人对于某一问题的看法，同样具有说服力：沈从文说，他在读一本小书，同时在读一本大书。这本大书，就是社会。当我们读完小书跨出校门，走向社会，就要花很多时间，读这本大书。这本大书非常繁杂，非常丰富，非常精彩。很难说，该怎么读这本书；很难判断，怎样才算读通了这本书。读书的本质就是质疑，无论是读小书还是大书，都要“切问而近思”，提倡独立思考，反对人云亦云。我们喜欢说，今天你们以复旦为荣，明天复旦以你们为荣。能成为学术泰斗、成功人士、社会栋梁，复旦当然引以为荣。但不是人人都能创造丰功伟绩，在平凡岗位上作出贡献，照样阳光灿烂，复旦同样为我们骄傲。杜鲁门当选总统，有人问她母亲，是否以自己儿子为荣，母亲说：“是的。不过，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让我骄傲。他现在正在地里挖土豆。”社会这本大书之所以难读，是因为一次成功，往往伴随十次、百次失败。面临失败，能无所畏惧的，大凡都是心高志远。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更使复旦引以为荣。只要一辈子读书，读小书，同时也读一本大书，只要质疑过、奋斗过、追求过，就是母校的骄傲。（周鲁卫《什么是母校的骄傲》）

这是留美博士、复旦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周鲁卫教授在2003年7月复旦大学研究生网上毕业典礼上所发表的演讲词。

读上面一段演讲词，我们会发现演讲者周鲁卫教授引用作家沈从文的话，并不是为了引用他的话来说明人应该“读两本书”，一本是书本的“书”，一本是“社会的书”，即既要注重书本知识的学习，也要注意在社会中学习一切应该学习的东西，而是为了自然引渡到演讲者自己所要表达的主题上：读书本的“书”，做学术研究上的栋梁固然好；离开学校后读“社会”这本更加“繁杂”的“书”，读好它，并为社会作出贡献，不论做哪一行，都是有益的。由此，再自然推衍出自己最终所要表达的理念：“只要一辈子读书，读小书，同时也读一本大书，只要质疑过、奋斗过、追求过，就是母校的骄傲。”引言说理有力，引申发挥得也很自然，诚为巧妙的演讲起首模式。

二、引事入题：金庸“兰亭挥毫，北大讲学”

这是金庸在北京大学所作的一篇演讲的开头部分，读来颇是亲切有味，让人仿佛置身于演讲现场。

众所周知，北京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能在北京大学讲坛上作万众瞩目的演讲，是一种荣耀。但是，没有学术上的独到见解，一般人是根本不敢登上北大讲席的。金庸是中国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他的武侠小说写得出神入化，中国人很少有不爱读的。不仅有大、中学生看得入迷，甚至识字不到2000个的小学生或实际水平不到小学毕业的半文盲也是人手一册，读得津津有味。虽然金庸的武侠小说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如此之甚，但作者金庸毕竟是学养深厚的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理心态是心明如镜的，他知道写小说与做学问是两回事，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是重视学问而轻视创作的，这种心理在高等学府可能更严重一些。正是因为一般人有这种心态，金庸自己也知道个中缘由，所以他非常明智地在作学术演讲之前，先作了一番谦虚的开场白。

这个开场白是讲自己的一个故事：“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那里的人让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八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那么，他说这个故事干什么呢？这是在“引事入题”，目的是要导出他下面想要说的这样一番话：“班门弄斧很狂妄，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这次到北大，说好要作两次演讲，我自己写了十六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赋诗……’在大诗人杜甫家里题诗，第四句是‘北大讲学’。”不难看出，这番话实际上是婉转地表明了这样一层意思：我在兰亭书圣王羲之写字的地方写字，就像在鲁班门前弄大斧，实在是太狂妄了；现在又到北大这等中国一流的大学来讲学，就像到中国诗圣杜甫的家里题诗一样，实在是不自量力了。这种比喻，表达形式上显得新颖生动、幽默风趣；在表意上则别具婉转含蓄的韵味，凸显了演讲者谦虚低调的谦谦君子之风度。这样好的表态与表达，即使他真的讲得不好，或在北大师生面前说了外行话，听众首先在心理上就先期予以了谅解，就好比一个人做错了事，在别人还未提出批评之前，他已经巧妙地求饶了一样，别人就无法再提出批评了。再说，以金庸的学养与渊博的历史知识，他又是有备而来，怎么可能说外行话呢？正因为如此，待到听众听完他的精彩演讲，就会更加佩服他的才学，更加敬仰他谦虚谨慎的高尚人格。金庸这番演讲的开头，之所以被人广泛传诵，并有许多不同版本，也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演讲起首确有技巧，他采用的“引事入题”的技巧确实在演讲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引事入题”作为一种演讲起首的技巧，在实际演讲活动中常常被人使用，而且都能产生很好的效果：几年前，北京体育界、文艺界开联谊会，讨论到中国的足球运动。著名交响乐指挥家李德伦兴冲冲赶来，即兴“侃”起来：“我今年71岁，刚才我上五楼啊，基本上是一口气跑上来的。到了最后一层，我怕进来喘，不好说话，就稍等了一下。我体重116斤，您试试看，您能背一个一百来斤的口袋上来，爬五层楼，您怎么着，有我这么快吗？不见得会比我快。（众笑）我靠的是什么呢？是踢足球。”（众大笑）

这是我国著名交响乐指挥家李德伦在一次联谊会上的演讲起首，也是运用了“引事入题”的策略，由自己作为一名71岁的老人而一气爬上五楼参加联谊会的事来作引子，说明自己的身体好。

那么，他为什么身体这么好呢？在自问“我靠的是什么呢”一句后，就自然导入他要说的答案：“是踢足球。”由此，把演讲切入本次联谊会“讨论中国的足球运动”的主题上来。这种开场起首，不仅生动活泼，而且显得自然幽默，与联谊会演讲需要体现轻松活泼的娱乐气氛相协调，所以引得众人大笑。听众大笑，这就说明这演讲的起首是成功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