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岳文厚等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增长的革命试读：
前言
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面对中国发展新起点，面向全球增长新蓝图，必须供给侧和需求端协同发力，加快新旧增长动力转换。提高增长的效能，实现增长的革命，关键在人，尤其是人才。
在人才引领的创新时代，“互联网+”日益渗透，生产呈现“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消费出现“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竞争表现为“国际化、生态化、差异化”，经济强调“高效率创造、高水平增长、高附加值效益”，发展动力源于知识、智力、技术和人才等要素。
站在绿色和谐的时代高度，以让生活更美好为尺度，结合人的幅度、城的宽度、市的密度、业的维度，我们思辨可能路径，考量战略策略。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大量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增长的革命，依靠和依托于人才的开发、开放。经过反复的利弊分析、对比思考、价值衡量，综合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我们提出了构建创新生态链的人才增长发展模式。
人才引领增长的革命，要树立新的资源观，要突破原有的发展路径，要打造新的开放平台，要完善新的服务环境，要实现“两个引领”——国际引领和智慧引领。以全球化的视野定位产业、资本、科技、服务，通过用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人才链、产业链、资本链、文化链的深度融合。
开启改革发展创时代，迎接人才的美好春天。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为中国的创新崛起、世界的增长进步提供新的视角，发挥知识的力量、文化的作用。
由衷感谢支持我们研究、写作、实践的领导和专家。书中有大量案例出自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中国人才科学研究基金、人才港研究院的调研成果。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等部委相关领导对调研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积极协调，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湖南、湖北、天津、河北、四川、陕西、云南、贵州、宁夏、辽宁、黑龙江等省市或自治区，特别是深圳、珠海等地的组织、科技等部门，以及中关村、前海、浦东等改革先行区都精心安排了调研，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国家发改委、工信部、教育部、国资委、银监会、澳门人才发展委员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国创投协会、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新华网、《中国培训》、星华智本、广东省创新人才促进会、华大基因、光启研究院、滴滴出行、福田集团、360集团、湖畔大学、惠普大学、盛世众创、荣盛发展、国美集团、神州长城、北科建集团等单位也启发了本书的创作，在此一并致谢。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以及秘书长庄亮、刘伟一直关心本书的出版，宁夏工商联主席刘金虎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心血，中国人才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金星华及赵晖、李小涛、李涛、胥和平、周久才、王通讯、徐晓林、欧阳进、姚丽、沈荣华、桂昭明、李国斌、赵海宽、王凤莲、狄娜、谢日荣、王辉耀、罗旭、郭银星等领导和专家从专业视角对书稿提出了诚恳的建议，王宇、肖赞、袁夏岚（暨南大学）、胡元姣（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杭建、王真等同志积极参与了本书的写作和修订，书中关于日本“诺贝尔现象”的论述参考了孟庆枢教授的观点，郑之杰、徐井宏、孔凡仪、吴伟鹏、耿建明、胡陆军、马书彦、王广发、刘循序、毛大庆、杨柳、宋晔、朱晓波、陈略、王木辉、李新忠、刘永文、李海棠、胡振林、张静、卢大波、曹海涛、刘峰、邵英浩等同志也对本书的创作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特别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策划编辑马斌女士，是她出众的才华和严谨的态度促成了本书的顺利出版。对大家的无私奉献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时新事异，碍于有限的学识和感知力，以及未来社会的无限可能性，本书还有诸多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指正。岳文厚2017年2月第一篇 疑惑：钱更难赚了？第一章 日新月异的大时代第一节 新经济动了谁的奶酪
2012年以来，中国传统制造业困难重重，破产、倒闭、跑路时有发生，虽然说“倒闭潮”有些夸张，但不得不承认和面对的是，以劳动密集型、制造加工业为主的传统行业最先受到了新经济的冲击，尤其是传统制造加工业。缺人、缺技术、缺钱、没市场，旧的、落后的产业式微，必然伴随着新的经济业态的诞生，新经济应运而生。
那么，新经济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又会带来什么机遇？
新经济的覆盖面很广泛，内涵很丰富，它涉及一、二、三产业，不仅仅是指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以及电子商务等新兴服务业和新业态，也包括工业当中的智能制造、大规模的定制化生产等，还涉及第一产业当中有利于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股份合作社，以及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等。
新经济可以看作是经济运行方式中的创新因素。新经济“新”就新在同时强调了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两方面的“新”，而不只涉及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也就是说，不管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都可以借助新技术、新人才，开创新的发展模式。
新经济为传统企业创新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制造等技术创新，激发传统行业产生新的商业模式，也使得资源配置更加高效，企业生产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新兴的行业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射出了传统行业的弊病，看似对传统行业进行“剿杀”，实则是传统行业转型的良机。
当然，新事物要想被大众接受，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有的企业觉得生存更难了，钱更难赚了，认为是新经济抢了它们的“前途”和“钱途”。但是，另外一大批创业者却认为最坏的时代便是最好的时代，他们利用新的技术、新的理念，在新经济时代玩得风生水起。
所以，新经济并没有抢走谁的“奶酪”，传统行业“举步维艰”只是市场经济下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和经济转型共同助推的结果。这种更新换代是伴随着阵痛的，对企业而言，转型就有希望；对人而言，学习新技能、改变陈旧观念才能成为新时代需要的人才。新时代 新坐标第二节 从有限到无限
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摆脱传统的增长模式，急需寻找新的动力源泉。世界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业态。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了《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互联网对生产力与增长的影响》报告，提出了iGDP的概念，即互联网经济占GDP的比重。报告认为，2010年，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只占GDP的3.3%，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到了2013年，中国的iGDP指数升至4.4%，已经达到全球领先国家的水平。来自三胜产业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互联网经济规模在2.3万亿美元左右，到2020年，或将达到10.45万亿美元。2015~2020年全球互联网行业经济规模预测见图1-1。图1-1 2015~2020年全球互联网行业经济规模预测
数据来源：三胜产业研究中心。
另一组更具体的数字也可以说明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据统计，中国互联网企业市值规模迅速扩大，互联网相关上市企业328家，市值规模达7.85万亿元，相当于中国股市总市值的25.6%。目前，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4家上市公司进入全球互联网公司10强，华为、蚂蚁金服、小米等非上市公司进入全球前20强。阿里巴巴集团在纽交所上市两周年，便登顶亚洲所有上市公司市值首位，从核心电商，到支付与金融、大数据、云计算、大文娱、智能物流网络，阿里巴巴在十年间造就了一个“商业帝国”。
阿里巴巴为中国新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驱动力，马云受联合国邀请出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青年创业和小企业特别顾问，这也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自1964年成立以来，第一次聘请此类顾问。有媒体将此次任命视为“中国新经济的荣耀”。
传统产业，尤其是加工制造业，大多是依靠“人口红利”发展起来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人口红利”一旦消失，这些产业必然最先遭受重创。相反，依托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发展起来的新经济产业，有着无限的发展潜能和机遇，不仅发展迅速，还走向了世界，成为中国新经济的代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经济时代验证了什么叫“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所以，不管对企业还是对个人，新经济所带来的机会，都是无限的。第二章 曾被忽略的资源第一节 “人口红利”摊薄
据统计，近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累计减少2000万，2016年继续下降，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导致人工成本上升、产业转移和技术替代劳动成为未来的趋势。2012~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情况见图2-1。图2-1 2012~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的时候达到峰值9.25亿人，2012年比2011年减少345万，这是劳动年龄人口的首次下降。2012年开始逐年下降，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371万，2015年减少487万。
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共同完成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预测，未来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供给减少、劳动参与率下降和年龄结构加速老化的复杂局面。报告称，我国劳动力人口规模从2010年的7.57亿增加到2012年的7.64亿，然后将持续减少到2030年的6.27亿。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劳动力人口规模还将继续增加，而农村劳动力人口规模还将继续减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人口红利。为了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国家出台了很多鼓励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发展的政策，这使中国在短期内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为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简单地说，人口红利指的是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上的好处可以称为“直接的人口红利”。另外，由于抚养比下降，家庭储蓄可能会上升，社会上能够用于固定资本投资以及教育投资的钱也可能增加，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称为“间接的人口红利”。不过人口红利是不可持续的：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延长，最终会导致老年人口占比增加，使得抚养比停止下降，转而上升。事实上，中国在2013年已经到达了抚养比的最低谷，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开始转为所谓的“人口负债”。
那么，人口红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过去数十年的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对GDP的贡献量和贡献率均呈持续增长的趋势。各种不同的估算认为人口红利对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中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5%~25%。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曾测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人口红利。但复旦大学教授王丰与夏威夷大学教授安德鲁·梅森的联合研究发现，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在15%左右。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友华在其200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进入21世纪后，中国每年实现的GDP中，人口红利的贡献份额已超过10%。到2006年时，人口红利因素对当年GDP的贡献量达到28178.61亿元，占当年GDP的比例高达13.36%。
不管学界对数字的争议如何，人口红利减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将是中国接下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5年，中国人口总量为13.67亿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2亿人，占总人口的16.1%。0~15岁的少儿人口2.4亿人，占比为17.6%。中国虽然仍是一个人口大国，但是人口结构扭曲，快速老龄化与严重少子化并存，劳动年龄人口老化，远远算不上一个人口强国。中国老龄化趋势见图2-2。图2-2 中国老龄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人口红利是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年增长率之差，它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蔡昉教授分析，2013~2015年前后为中国人口红利的转折点，从这时起，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将使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
众多数据表明，人口红利并非免费的午餐。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加速了中国的人口结构转变，使中国提前进入人口红利阶段。但是，它来得快去得也快，严格的人口控制使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加快，人口红利也因此而加速消失。
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不可避免地下滑，这就需要调整相应的政策和策略，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面对人口新常态，有学者提出了三个新举措来应对。一是迅速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有效增加出生人口，甚至放开对三孩以上生育的限制。二是通过进一步打通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升人口对于经济的促动作用，也就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三是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质量。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中国正在经历这一无法逆转的重大转变。与其无奈地叹息人口红利的消逝，不如立即采取行动，通过相关改革，努力释放人口作为消费和生产主体的潜力，实现人口与经济的良性互动。第二节 人才增长的牵引力一、人才红利“人口红利”渐行渐远，劳动力人口大规模缩减和结构老化正在影响中国经济转型。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主要从人口数量角度考察人口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忽视了素质、结构与分布等人口构成要素的变化对它的影响。
我们提出了“人才红利”的概念。
传统的“人口红利”，是人口数量红利。“人才红利”是新型的“人口红利”，是人口质量红利。从基础教育的普及到高等教育的扩大，带来人口质量红利的兴起。受教育人口数量突飞猛进，劳动人口中大学生占比逐年上升。比较中美两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发现，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加速追赶美国。历史上成功的追赶案例中，经济增长的追赶均以人力资本的追赶为先导。
借鉴美国经验对比发现，在过去的中国，无论是高科技产业还是整体的科技发展，都缺乏重要的自主创新，主要原因就是缺乏专业的科研人员。中国近五年科研人员年平均增长率为20%，人口质量红利愈加明显。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人才全球化流动配置趋势进一步增强，人才国际化问题更加突出，发达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吸引人才，引领产业发展趋向，使人才竞争日益激烈。
人才还是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引领力量。经济发展对人才总量的弹性系数为12.8，即人才总量每增长1%，拉动经济发展128%。世界银行通过对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的分类测算，提出了“国民财富新标准”。新标准指出，全世界人力资本、土地资本和货币资本三者的构成比例约为64∶20∶16，也就是人才资本是全球国民财富中最大的财富。199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贝克尔提出，发达国家的资本75%以上是人才资本，而不是实物资本。
将能够创造效益的知识、技能、经验等人才资源，经过精心的开发和筹划，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形成主要推动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将人的作用从“人力”上升到“人才资源”“人才强国”战略高度，是人们认识上的一种飞跃，它不仅解释了一些物质资源匮乏的国家，如物质资源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日本、德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原因，而且表明了“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
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就是创造新型人口红利，人才红利是支撑未来数十年经济增长的关键。二、以人才引领增长
经过3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经济正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正在由“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因而主要由人口质量决定的科技创新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人口红利拐点的出现，也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支撑条件发生了变化，今后更加要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技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目前，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上升最先冲击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产业结构升级最迫切的是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从依靠人力投入转向依靠创新，创造新型人口红利，探寻新的经济增长点。
相较于传统的人口红利，新型人口红利强调的是人的“质量”。说到人力资源的“质量”，则绕不开教育。
进入新世纪，我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农村教育得到加强，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可以说，无论是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还是受教育人口的数量和比重，都是空前的。
经过十几年的大力推进，国家在教育上的投入开始产生效应。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素质，我国正在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2001~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见图2-3。
数据表明，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从2001年的114万，涨至2015年的749万，15年间上涨了557%。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今天，大学生不再是稀缺资源。
教育水平提高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将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高素质的动力源。人才引领增长，是一种绵延不断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开发这一增长方式，足以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创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图2-3 2001~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第二篇 颠覆：投资于人第三章 大国增长的秘密第一节 美国：超级大国的“再工业化”之路
美国占据经济霸主地位已超过140年，不但总量第一，而且质量优良，引领着时代的发展趋向。美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增长基础，以金融资本为增长动力，控制着世界重要资源的产出和流向，掌握着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制定着高科技的发展标准。一、确保下一场制造业革命会在美国爆发
2012年，在美国重要的汽车及运输设备产地俄亥俄州一个废弃仓库里，美国第一家聚焦制造业创新和研究的科研机构诞生，专攻3D打印技术。很多人相信，3D打印技术的发展将会在制造业内形成一场革命。随后，奥巴马又宣布将再建造3个同类型的研发基地，且要求国会和白宫一道，努力在全美建造包含15个研发基地的研发网络，以“确保下一场制造业革命在美国爆发”。
3D打印是美国政府“再工业化”战略的其中一环。20世纪后期，美国金融业突飞猛进，制造业大量外迁。次贷危机爆发彻底暴露了这种模式的弊端：资本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占主导，重要制造业日趋空心化，经济系统稳定性受到严重威胁。2010年，美国政府正式启动“再工业化”，瞄准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所带来的机遇，在新能源、信息、生物、航天、新材料、3D打印等高端制造业、新兴产业领域进行前沿技术创新的扶持，进行“互联网+工业”的新科技革命，其重点是大数据与云计算。
再工业化成效初现。
据统计，自2010年2月以来，制造业已为美国人创造了53万个就业岗位，实现连续31个月增长，创过去近25年以来最佳表现，其中多为高新尖端技术就业机会。美国总统自豪地宣布：“卡特彼勒公司正在把工作机会从日本迁回美国，福特正在把就业机会从墨西哥转回美国，苹果也将在美国本土重新开始生产Mac电脑。”
哈佛大学一项关于美国制造业的研究表明，1950年美国制造业占其GDP的比例为27%，为美国总就业做出31%的贡献。到2010年，这两个比例已分别下降至12%和9%。今天，制造业的比例已回升至15%，未来制造业就业机会将会随着大企业回迁而前景更加明朗。二、持续两个世纪的人才战略
任何革命化的技术突破，都需要数以万计的人才支撑。19世纪初还是殖民地和农业国的美国，通过棉纺织业的大发展，通过北方铁路修建、重工业的起飞，到1880年，工业产值超过英、德两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1894年，美国的工业产值相当于整个欧洲工业产值的一半。至今，美国仍在持续增长，其霸主地位无人能撼动。一个仅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何以有如此能耐？
美国的持续增长、创新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索洛分析了1909~1949年30年间美国经济增长数据，得出如下结论：劳动增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7.9%，资本增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1.1%，其余51%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库尔分析了世界上主要工业化国家近100年的经济发展数据，其结果表明，科技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7%。舒尔茨则认为应有40%来自于人力资本的作用。丹尼森通过研究1929~1959年美国科技政策所带来的经济绩效，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的22.9%来自这一阶段美国教育发展的推动。莱迪亚通过对1989~1999年欧洲经济数据的研究，发现在充分的知识源支撑条件下，科技政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是卓有成效的。理查德和山姆通过研究1991~1999年美国部分地区的数据发现，工程师与科技人才数量、地区精英劳动力指数和专利技术产出率、完整的社会结构层次划分呈现正相关……这近乎持续100年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认为科技和人才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原因。（一）全球人才的高地
据统计，1999年，在美国工业界工作的1/3的科学与工程博士是外国出生的，外国出生的计算机科学家的比率达50%，工程师的比率超过50%。自1901年诺贝尔奖诞生起至今的800多名获奖者中，来自美国的有300多位，占了近40%。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硅谷约300万人口中，亚裔人数超过60万。其中，近60%成年人的学历超过白人和美籍西班牙人等，拥有大学以上的高学历。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约25%的外国留学生学成后定居美国，被纳入美国国家人才库；在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外来人士约占1/5；在美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3出生在国外。美国一直以开放的移民体系和包容的多元文化吸引世界优秀人才。
1.利用战争机遇引进创新型人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采取了敞开大门迎接欧洲技术人才移民的政策，其中接收了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航天工业专家冯·卡门、核物理学家费米等科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精心部署并执行“阿尔索斯”计划，派出数千名随军技术人员前往德国物色人才。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和日本又趁机挖走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9万多名科技专家。
2.通过移民政策吸引创新型人才
1952年的移民法是战后美国第一个吸引技术移民的重要法律。1965年，移民法的修订使得移民者的素质普遍提高。1990年的移民法体现了美国对科技人才的高度重视，对技术类移民的优先权做了明确分配。2006年6月6日，联合国发布《世界移民报告》称：2005年，全球移民人数达到1.9亿人，在这近2亿的全球移民中，其中近1/5的移民流入了美国。
除此之外，美国还设立了各种国家奖励项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了许多荣誉奖励，如“总统青年科学家奖”“总统工程创造奖”“国家技术奖”等，获奖者可拿到高达50万美元的奖金，但规定凡获得上述奖项者，必须是美国公民或持有“绿卡”者。如获奖候选人是外籍学者，基金会会主动帮助其办理“绿卡”或“入籍”手续。
3.利用非移民签证引进人才
美国目前涉及科技人才和教育人才流动的签证是工作类签证，即H-1B、L1、O1、TN，以及学生和交换类签证F1、J1。在这些签证持有者中蕴涵着巨大的创新型人才资源，尽管签证持有者只能暂时居住在美国，但却是日后获得在美国永久居住权及美国公民身份的潜在人群。目前至少有约150万以上H-1B持有者在美国工作，他们是美国技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4.吸引大量的留学生来美留学
美国设立多种奖助学金为留学生提供资助，每年美国对外国留学生投资多达25亿美元。留学生在美国高校毕业后，这些人很多成为美国科技界的中坚骨干力量。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清华大学毕业的科学与工程人才80%被吸引到美国，北京大学工科毕业的学生76%被吸引到美国，在美毕业的中国博士生85%留在了美国。（二）没有斯坦福，就没有硅谷
美国历来把做强教育作为实现战略意图的保障，重视一流人才培养。1981年以来，美国大学获诺贝尔奖人数占世界大学获此奖总人数的77%。
从素质教育阶段一直持续到高等教育阶段，根据人才的成长规律和成长阶段，美国实行了高效的、有针对性的开发教育策略。
研究型大学是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甚至世界知识创新体系的核心，是知识生产的源头。1993~1996年世界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经济学奖等35名获得者中，有23名来自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约占获奖者总数的66%；1995~1996年16名美国国家科学奖获得者中，有14名来自研究型大学，约占获奖者总数的88%。据1993年的统计显示，研究型大学授予了全美国80%的博士学位、40%的硕士学位、30%的学士学位。
1930年，德国科学家冯·卡门来到美国，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带了一批研究生，进而带动了整个美国的航空工业，使其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洛杉矶地区。
1940年，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特曼洞悉了世界变化发展的新趋势，认为一个地区经济的繁荣将取决于教育和科研的兴旺，于是决定建立科学园，动员电机工程系的研究生制造仪器，开发公司，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硅谷。（三）最有力的人才保障
联邦政府重视人才开发，对科研、教育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持续加强的。1993年，美国的R&D投入为1658.49亿美元，1999年为2470亿美元，到2000年，研发投入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占44%，是第二位日本的3倍。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将2009财年研发预算增加到1471亿美元，将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的约1200亿美元投向科技领域，并宣布将把美国GDP的3%投入研究和创新。
对教育的投入更是如此。1990年，美国教育开支达到3530亿美元，占GDP的6.8%，首次超过军费开支。此后，美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一直维持在GDP总量7%~10%的水平上，成为世界上教育经费支出最多的国家。
美国政府的税收激励政策，对支持基础性科学研究起了很大作用。1986年美国制定的《国内税收法》规定，一切商业性公司和机构，如果其从事研发活动的经费同以前相比有所增加的话，则该公司或机构即可获得相当于新增值20%的退税。
美国对创新环境的营造力度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于1915年成立，并发布了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聘任制的原则声明，明确提出保护学术自由的原则。在美国，有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对知识产权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保护，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产业化。三、创业家的美国梦
从工业化到信息化，从知识经济到共享经济，美国的企业发挥着新经济发展主力军作用，企业家在推动着增长的革命。可以说，美国强大的经济增长，催生与依托于一大批企业，依托于大批优秀的企业家和强大的企业家精神。德鲁克曾经指出，美国经济发展主要来源于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
美国具有深厚的创业精神土壤，从西进运动开始就奠定了美利坚是一个敢于冒险、敢于创业的国度。有研究显示，美国18~24岁的青年人，创业率居发达国家首位。美国科技研发领域，约有75%的科技创新项目由企业主导完成，77%的科研人员分布在企业，企业的科研经费占据美国科研经费总量的71%。在美国，中小企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约占企业总数的99.7%，占所有企业收入的40%，在整个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谷歌、Facebook、微软等企业发展迅速，为美国创造着巨大的财富。这些企业都是支撑美国持续快速发展的“脊梁”。美国《商业周刊》评选出来的2010年度“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50强”，微软、苹果和谷歌位列三甲。曾执掌社交牛耳的谷歌，构建了以搜索为主的网络帝国。谷歌由建立互联网搜索引擎起家，最终研发出谷歌电邮、谷歌地球、谷歌翻译、谷歌新闻、谷歌桌面、谷歌社交网站、谷歌手机等一系列产品，市值已经高达近万亿美元。
美国创新企业的发展有集聚的特征和优势，形成了高新技术的园区化发展模式。迅速崛起的以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北卡三角园（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科技园）为代表的高科技园区，成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交汇点。
拥有大量人才，大学科研、国家军事订单和风险资本非常活跃，这些正是迅速崛起的美国科技园重要的相似之处。在这些功能区域里，起初以斯坦福、伯克利和加州理工等世界著名大学为依托，创办的微型高技术公司，经过数年发展后，很多已成长为世界500强企业。比如，从硅谷走出的思科、英特尔、惠普、苹果、谷歌等。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在世界著名大学“生根”、在科技园区“发芽”、在资本市场“成长”的高新技术企业，成为活跃美国经济的重要引擎。
在美国硅谷有着“活着就是为了工作”的生活观，美国的企业家信奉：活着就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一个时代。创新、竞争、冒险、奉献的企业家精神孕育了股神巴菲特仅2012年一年就捐了30.9亿美元和全球首善比尔·盖茨曾经捐款280亿美元的奇迹。
正是这种自由、竞争、开放的意识，崇尚平等自由的文化，吸引了众多慕名者去这片土地实现自己开创事业的梦想。第二节 德国：曾经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
说起“德国制造”，我们立刻会想到西门子、奔驰、宝马、汉高、阿迪达斯等诸多品牌，“德国制造”是享誉全球的高品质产品的代名词。然而，我们都忘了，德国制造业曾背负着一段屈辱。
1887年8月，全球工业霸主英国其议会通过了对《商标法》的修改，规定所有从德国出口到英国或其殖民地的产品都须注明“德国制造”，以区分产品优劣。“德国制造”实际上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
然而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至今“德国制造”却成了质量和信誉的代名词。德国位处欧洲中部，既无地缘优势，也无资源禀赋，却能在100余年的时间里数度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并在21世纪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切呢？一、双轨制教育，培养“工匠”
众所周知，“德国制造”的优势在于它的质量、它解决问题的专有技术、它优秀的售后服务。德国企业发展的产品一般都是具有世界领先水平、高难度、别国一时无法制造出来的产品。德国30%以上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都是没有竞争对手的独家产品。德国人生产的工业制造品，大到挖地铁的掘进机，小到文秘工作中的订书机，从质量上讲都是世界第一。
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来自德国的“双轨制”教育。
自19世纪德国教育学家洪堡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教育大纲后，德国涌现出一批影响延续至今的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文学者。教育使得德国国民科学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文盲率降低到欧美各国的最低水平，还培养出一大批像西门子那样的集企业家、科学家和工程师于一身的优秀人才，获得了发电机、电炉、煤气发动机、电车、合成染料等一系列重大发明，一度使德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
德国的教育具有明显的“双轨制”特色，即职业教育的整个过程都在学校与企业或工厂的合作中进行，这种半学半工体制使得德国的企业工人在所在领域素质很高，并且不断进步与提升，同时使得学生具备超强的动手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种形式的教育使德国精益求精的精神得以传承与发扬。
通过大规模、系统化的“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德国创造了质量型的人口红利优势，培养了庞大的高素质熟练技术工人队伍和工程师队伍。双轨制职业教育即由学校和企业联合培养，培训中将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相结合，培训结束后通过考试即成为工业、商业和手工业需要的合格技工。职业教育制度是德国制造业产品质量优良的根本保证。
创新学习是一种科学育人的理念。德国政府对学校采取不干涉的政策，每所学校在教育创新方面都具有很大的空间，它们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设定自身的培养目标与教学方针。
德国一贯重视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德国双轨制教育模式将主要培养目标设定为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和终身教育的需要。学校的主要任务不仅是解决学生知识上的疑难，还要给学生创造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机会和环境，为学生能够快速融入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德国政府认为，传统的中小学课程更为偏重传统专业知识的传授，无法跟上日益变化的时代与创新的核心理念。因此，双轨制教育模式对学生的知识结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加大培养基础性、关键性技能的相关课程数量，增添有关科学价值教育的课程，使学生能够形成现代化的职业素质。
工业化初期，德国一方面积极引进英国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努力发展教育，以尽快提高国民文化素质，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早在18世纪末期，德国就确立了所有6~13周岁的儿童都应该接受普通教育的原则。1825年，普鲁士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到19世纪60年代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7.5%，基本实现了普及教育。与此同时，各邦（州）政府还兴办了多种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和职工补习学校。在普通中学中，增设了自然科学课程；在高等学校中，贯彻教育、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方针。
可以说，德国大学的教育体制，为培养新型人才和社会精英，营造了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20世纪以后，德国大学把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引进学校，大学开始全面介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成为多功能的场所。
德国教育界人士一直认为，优秀人才应该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而不是急功近利的政策所能催化出来的。二、没有物美价廉
1993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质疑西门子的企业价值观为什么不是利润。西门子公司中最后一位西门子家族成员彼得·冯·西门子回答说：“我们德国人有自己的经济学。我们德国人的经济学就追求两点：第一，生产过程的和谐与安全；第二，高科技产品的实用性。这才是企业生产的灵魂，而不是什么利润最大化。企业运作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事实上，遵守企业道德、精益求精制造产品，是我们德国企业与生俱来的天职和义务！”
坚持专注、精益求精已经融入德国的文化之中。德国制造具有安全可靠、精良制造的美名，体现着德国人专注、踏实可靠的民族文化及对产品质量精益求精的追求。德国制造业者可几十年、几百年专注于某一产品领域，力求在此领域做到最强。德国很多中小企业为百年老店，占据着细分行业50%甚至90%的市场份额。德国企业非常重视产品质量，强烈的质量意识已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并深深植根于广大员工心目之中。如大众公司在企业中树立精益求精的质量理念，西门子公司“以新取胜，以质取胜”的理念使其立于不败之地。
德国一直坚持制造业立国。在1830年开始工业革命之际，即确立了制造业在国家经济中的核心地位。100多年来，无论是战争、战后重建，还是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德国制造业始终是国家振兴的中流砥柱。即使是在西方其他国家竞相发展金融创新时，德国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制造业的产品质量与技术水平的提高上，使德国具备了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坚实产业基础。
德国的增长，注重制造业的质量，坚持质量为先。德国产品质量享誉世界，成为其保持强劲国际竞争力的保障。德国提升制造业产品质量的做法包括：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标准、认证等制度体系；形成产品质量事前管理、事中监控、事后处理的一整套程序；建立严格的产品质量监管体系，通过企业自我检测、独立中介机构检验检测、政府检验检测层层把关；建立配套的标准、检测、认证中介服务体系，提供公平、公正的服务等。
工业化时代，行业标准就是制空权。对质量的坚持，使德国工业标准成为典范。截至1998年年底，德国标准化学会共制定发布了2.5万个标准，每年大约制定1500个标准，其中80%以上已为欧洲各国所采用。
德国政府和企业界对自身的比较优势有较清醒的认识，在研发、创新方面始终处于高水平，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完备的、鼓励创新的法律环境，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为企业的创新提供激励和必要的约束。研发投入占国内产值的2.5%，企业研发投入中近95%来自制造业，其中研发投入最多的正是德国国际竞争力最强的领域。65%的中小企业参与研发活动，40%的中小企业有专门的研发部门，比例均为欧洲最高。积极促进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使技术创新向产业转化。
如今，德国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工业化改革，“工业4.0”战略是德国“国家高科技战略”的一部分。2006年和2010年，德国政府分别提出了《德国高科技战略2006~2009》和《德国高科技战略2020》两个全国性的高科技政策，旨在提高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2011年，德国发布政府报告《未来图景“工业4.0”》。
德国制造将继续引领行业标准。第三节 日本：全球瞩目的诺贝尔现象
2016年10月3日傍晚，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名誉教授大隅良典（Yoshinori Ohsumi）因“发现了细胞自噬机制”而独享这一殊荣。至此，日本已有23人荣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含两名日裔美籍物理学奖得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驻日盟军司令部技术顾问、美国著名学者E. A.阿克曼博士在对日本经过实地考察和研究后曾预言：今后30年中，如果日本人口只达1亿左右，而且外国能始终向它提供有关的资金援助，那么根据它的自然资源条件，日本将有可能恢复到战前1930~1934年的生活水平；在没有海外援助的情况下，将只能逐渐沿着仅仅可以维持生存的水平发展。
然而战后日本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如阿克曼所料，不仅出现了经济发展的日本奇迹，甚至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随后虽然经济发展持续疲软，但一直是世界最为强劲的经济体。而且在科学、教育领域还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创新人才，取得了大批重要的科学发展和技术发明成果。
从汤川秀树1949年首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到2016年日本大学已经培养了2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自然科学领域有23位科学家获奖。尤为突出的是，日本在迈入21世纪的最初16年里，平均每年获得1枚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奖牌，将过去的诺贝尔奖强国——英国、德国、法国远远甩在身后，其独有的诺贝尔奖井喷现象令国际社会惊叹不已。
这个奇迹来自哪里？一、一次成功的教育改革
1947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对教育理念、学校制度、课程教学等多方面进行改革。明治维新之后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被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取代。教科书中多了包含尊重人权与个性、世界合作与和谐的国际知名文学作品，少了孝道忠诚、个人必须服从国家的道德规范。这被认为是日本政府的第二次教育改革。
为了使大学培养出能够为社会所用的人才，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先后就义务教育、医学教育、特殊教育、私立学校教育、教科书制度、短期大学制度、教师培养制度等诸多问题向文部省提出了多份咨询报告。
1963年1月，中央教育审查会议向文部省提出了“关于改善大学教育”的咨询报告。这份报告提出扩大教育规模、增设理科类的高等教育机构、充分保障大学的财政状况等建议。以此为起点，日本大学教育开始了高速发展。
大学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大众化。大学数量大幅增加，1960~1970年间，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的总数从525所增加到921所，增加了75%。大学生数量大幅增加，1970年的在校生数量为168.5万，而10年前这一数据仅为71万。广泛普遍的高等教育为大幅度提高公民科学素养奠定了基础。
日本大学的学科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加大了对理工类人才的需求，工程类学生的比例从1960年的15.4%上升到1970年的21.1%，人文学科类学生的比例则从1960年的15.4%下降到1970年的12.7%。
教育经费的增长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明显特征。日本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到1977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8.02%。同时，高等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也稳步上升，从1960年的13.4%上升到了1970年的16.9%，中间有些年份甚至超过了18%。
第二次教育改革是卓有成效的。
日本的大学教师获得了更多研究自由，以及稳定的经费支撑，学生有了更多参与科学研究的机会和科学研究训练，这也是日本诺贝尔奖集中于几个大学的原因之一。根据汤森路透的数据，1982年日本在5个科学领域中发表的论文数量为12534篇，仅次于发表数量为33744篇的美国，位列世界第二，而当年世界总论文发表数量仅为121739篇。
教育改革带来的科技发展，以及培养出的大批高质量的专门人才，特别是理工科人才，让日本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期，历经10余年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二、活跃的产学研合作“中京工业地带”是世界知名的汽车工业都市圈，由名古屋市与丰田市等城市一起形成。名古屋大学便坐落于其中。
1990年，名古屋大学便设立了和企业合作的“共同研究中心”，研究室和研究器材与企业共同使用，积极推进了产学研合作。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是开展产学合作研究的一个典范。他非常重视国家之间、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的交流合作。“虽然日本当时在许多领域已经具有比较高的论文引用频率，但是产生强烈影响的研究并不多，因此，需要借助产业界来使研究成果走向应用，以扩大研究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这就要求大学高度重视产学合作。”在此种理念之下，野依良治和高砂香料工业、帝人株式会社等产业界合作伙伴开展协同创新，最终在不对称合成反应领域取得了重大科技突破。
名古屋大学渡边副校长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名古屋大学所在的制造业发达的名古屋地区，有丰田汽车等集团，应该说名古屋大学的工学和产业界联系最为密切，开展产学研合作是一个重要内容。”
在高等教育经费受限，日美“技术摩擦”加剧的情况下，产学研合作在日本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北海道大学、东北大学等日本国立大学也都建立了产学合作研究机构，开展合作研究。譬如，东京大学小柴昌俊主持的神冈探测器项目就离不开企业的大力支持；田中耕一获奖更表明日本的企业通过开展产学研合作已具备了做出诺贝尔奖级科技突破的实力。
产学研合作让日本的学界和产业界实现互惠双赢，大幅度地提升了大学和企业科技创新的能力。三、科研经费投入持续增长
1960年，日本在制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时，还制定了与此目标相呼应的“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提出要力争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研。这个2%的目标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不久即告达成，而我国2015年科研与发展经费投入也达到2.07%。日本20世纪70年代初的研发投入强度就接近我国今天的水准。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研发费投入占国民收入及GNP之比见图3-1。图3-1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研发费投入占国民收入及GNP之比
资料来源：news.sina.com.cn/pl/2016-10-05/doc-ifxwkzyh4231591.shtml。
尽管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但到1975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总额还是达到2.62万亿日元，占国民收入的2.11%，超过了法、英两国的研发经费总额，步入科技大国的行列。
主要国家研发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推移见图3-2。图3-2 主要国家研发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推移
资料来源：news.sina.com.cn/pl/2016-10-05/doc-ifxwkzyh4231591.shtml。
而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除去泡沫经济破裂之初的三四年，日本的研发费投入强度一直处于不断攀升的态势。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面对着严峻的经济形势，日本政府也丝毫没有降低科研投入。以20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梶田隆章主持的超级神冈探测器为例，该探测器始建于1991年，耗资约104亿日元。2000年以后的日本诺贝尔奖得主的获奖研究成果大都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取得的。这一时期，日本研发费投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提高到2%，并且以每年10%~20%的增幅迅速增长。四、“50年30个诺贝尔奖”计划
1995年，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法律——《科学技术基本法》，这个效力“介于宪法和专门法之间”的法律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口号，并将其作为基本国策。1996年，日本内阁依据上述基本法制订了一个为期五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1年3月，又推出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明确提出日本在21世纪前50年里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在当年10月日本科学家野依良志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后，日本重申了这一目标，并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内设立了“研究联络中心”。
50年30个诺贝尔奖目标的提出，遭到了包括诺贝尔奖基金委员的质疑。不管这一计划究竟带有多少功利的目的，可以确定的是，日本的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仍然在3%以上，明显高于美、德、法等国。日本政府仍然十分重视本国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过去的16年里，这个计划展示了惊人的完成度，在不到1/3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一半的进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