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文明对话：刘智对贾米思想的诠释(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慧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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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文明对话：刘智对贾米思想的诠释试读：

上海市Ⅰ类高峰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建设项目成果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智库建设项目成果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软实力比较研究基地建设项目成果

上海外国语大学亚非特色专业建设项目成果

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区域国别研究中心项目成果第一章研究的主旨与现实意义第一节研究题旨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一 古丝绸之路上中外文明对话的历史经验

两千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架设了古丝绸之路这座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在驼铃声中，东起长安、西达罗马的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沟通与交流。“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后来的地理大发现即新航路的开拓一样，都是世界性的两大文明交往之路，都是人类史发展的阶段性的标志”，张骞的伟业不仅“凿开”了政治军事和商旅通道，更重要的是促成了沿线各国、各民族人文交流，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接触与碰撞。

古丝绸之路既是一条通商互信、经济合作之路，也是一条文明对话之路。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将丝绸之路称为“求道之路”。他在《丝绸之路史研究》一书中写道：“丝绸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在这条路的末端部分曾经产生了美索米达文明、埃及文明、花拉子模文明、印度河文明、中国文明等许多古代文明；丝绸之路是东西文明的桥梁，出现在丝绸之路各地的文化，依靠商队传播至东西各地，同时又接受着各种不同的文化，促进了各地的文明。”沿着这条东西交通动脉，中华民族进入到世界文明交往体系中，中华文明与其他类型的文明实现了“时空双维上的文明接触”。在历时两千多年，跨越七千多公里的时空维度上，中华文明以和平、包容、开放的方式与世界各民族的不同文明进行着物质、精神两个层面的交流。“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汉唐风。”古代的中西贸易往来以丝绸为开端，物质文化交流可谓丝绸之路上最基本的文化交流形式。中国的丝织品、茶叶、瓷器传往西域各国的同时，来自西亚、中亚的香料、宝石、良马、药材、地毯等物品也流入中国。除了传统的实物贸易，中国的四大发明与先进的工艺技术也被大量西传。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带去了铸铁、缫丝、灌溉技术，促进了西域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烤烟、蚕桑技术、医学、火药、指南针、造纸术等也先后传到中亚、伊朗、埃及等地，随后传入欧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功不可没。多元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通常是作为一个综合文化体进行传播的。随着物质文化的深入接触，物质文化蕴含的精神内涵与人员交往带来的不同文化习俗的碰撞，使精神、制度文化层面的交流成为必然。来自西域的乐舞、杂技、服饰、艺术、宗教逐渐进入中国，文人墨客的诗文中大量提及胡乐、胡服、胡舞、胡饰与胡笛，在中国史书及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精神层面的交流中最重要的是宗教文化的交流与影响。宗教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古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和各民族信仰的宗教，几乎包含了所有的世界性宗教，具有多元并存、和平相处的特点，它们随着商业贸易进行传播，丝绸之路上风尘仆仆的商人则是最初的传播者。以位居陆上丝路枢纽的新疆为例，“历史上，除自然崇拜和萨满教外，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天主教、道教和伊斯兰教都曾流行于新疆地区，其中佛教和伊斯兰教传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最深”。

正是宗教的流传与交往，促进了中外民众信仰生活的相遇和融通，赋予这条商道经久不衰的精神之魂。公元前1世纪的佛教东传，开始了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有着筚路蓝缕之功的众多中国僧人如法显、玄奘先后踏上西行求法之路，与鸠摩罗什、真谛、支娄迦讖等印度、西域僧人的东行传法相呼应，促成了印度与中华文化的互动。到唐代，中国佛教传统的八大宗派，其中六个宗派都是在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形成，由此而逐步传播到中国各地，对中国本土的传统儒学、道教产生重要的影响。丝绸之路的西端是世界三大一神教的发源地，这一地区宗教格局的时空变迁，不仅直接影响到“西方宗教演变的轨迹，而且沿着丝绸之路辐射，并在丝绸之路的东端生根开花”。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最初在唐朝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聚集在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等港口，进行商品贸易。元朝时的蒙古西征从陆地丝绸之路将大批西亚和中亚的穆斯林带回中国，促成沿途穆斯林民族的东迁，形成了“元时回回遍天下”的盛况。犹太人在唐代甚至更早就已来中国经商，他们多经中亚陆路来华，亦有从海上丝绸之路经西亚、印度等地转道来华者，至宋代已有关于开封地区犹太人侨居的史料记载。基督教最初以景教的身份传入中国，建于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描述了唐贞观九年（635年）波斯主教阿罗本从叙利亚沿海上丝绸之路来中国传教的经历。丝绸之路这一沟通东西方的动脉，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将曾广泛流传于中亚和西亚的诸如拜火教、摩尼教等宗教文化带入中国，至今在中国境内可以看到它们的文化遗存。外域宗教东传入华的同时，中国化的佛教以及本土的儒学、道教、民间信仰等也经丝绸之路向日本、朝鲜、东南亚地区传播。宗教的传播与交流改变了丝路沿线的文明格局，商业交流承载的文化传播使沿线不同的文明成果碰撞、磨合，又反过来促进了丝路贸易和沿线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不同文明的相遇有冲突、竞争、对话、融合等方式，但古丝绸之路更多见证的是不同文明、不同宗教和合共生的状态。回溯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交流历史，尽管在某个地域、某个时期，可能会出现某一种宗教作为主导，在碰撞中产生矛盾或者冲突，但总体上不同宗教之间持有的是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彼此接纳。和平是丝路繁荣的基础，在伊斯兰化之前的西域和中亚，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和萨满教等多种宗教和平共处，作为丝绸之路枢纽和重镇的吐鲁番曾经活跃着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种不同的宗教，是多种宗教文化汇聚与融合的典例。东汉班超（32～102）出使西域时期，贵霜王迦尼色迦为佛教的护法名王，但今天出土的贵霜古钱币却刻印着印度教湿婆、佛教佛陀、希腊神祇、太阳神等不同宗教的神灵，“这种宗教诸说之混合局面，这种广阔的思想自由，都反映了四种不同宗教的合流……”

超越民族、语言、宗教和文化对立的交流一直是丝绸之路的显著特征，在丝路沿线，各大宗教思想相互吸收与影响。基督教的发展受到犹太教、祆教和佛教的影响，教义与思想中包含了古波斯宗教观念和佛教的术语与教理。摩尼教是糅合基督教、古巴比伦古代宗教、希腊神秘哲学、波斯祆教、印度宗教思想的结果。同时，基督教和犹太教思想是伊斯兰教兴起的重要思想渊源，伴随着阿拉伯帝国对西亚、中亚的征服，希腊、埃及、波斯、印度文化交融，丰富了伊斯兰文化的内容。作为古丝绸之路上影响最深的宗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其长期流行的过程中，与各地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本土融合的方式，逐渐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与艺术。佛教在中国、东南亚、东亚、南亚次大陆等不同地域形成不同教派，佛教经典的传授与翻译，建筑、雕塑、绘画以及音乐舞蹈等艺术方式都各呈其本土熏染的特点。伊斯兰教也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吸收了各地的文化特质，呈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波斯—伊斯兰文化、突厥—伊斯兰文化、中国伊斯兰文化等多元的文化面貌。如此一来，丝绸之路已经被视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沟通”和“交流”，也塑造了一种人文精神，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二 文明对话构建了一部辉煌的中华文明史

当我们注目于历史上丝绸之路各文明的交流方式时，事实上已经揭开了中华文明史的构建之源。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言，中华文明是一种对话文明。对话不仅存在于中华文明内部的各个民族之间，也是中华文明与外部异质文明相遇时的伟大传统。

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周围的民族，最终形成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体。今天被称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正是来源于数千年间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整合。“中华文明的组成，既包括定居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较早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华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少数民族文明。”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四次民族大融合。春秋战国时期见证了中国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主要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源自炎帝、黄帝部落融合东夷部落形成的华夏部落联盟，以农耕为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通过诸国内部各民族的交往以及对周围东夷、南蛮、北狄、西戎的征战，以周制的礼仪文化和农耕的生活方式，融合这些少数民族，促成其逐步华夏化，进而推动了中国的主体民族——华夏民族（汉族）的形成。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一方面，随着匈奴、羯、鲜卑、氐、羌的“五胡内迁”，以北魏孝文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采取汉化政策，加强自己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另一方面，汉族人纷纷内迁南下，与长江流域各民族融合，促成南北文化相互学习，扩大了中原文明的范围，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第三次民族融合是在宋辽金元时期，以汉人外迁和胡人南流的双向迁徙、民族杂居为特点。辽金长期统治北方地区，部分中原汉人因战乱北迁至边疆城市与草原地区，与当地的汉人、少数民族一起共同推动了该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契丹、女真、党项等少数民族纷至沓来，与汉人杂居通婚，改用汉姓，提倡儒学。至元末，定居中原的契丹和女真人已被视为“汉人”，“契丹”作为民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蒙古人统一中国，建立元朝，不仅促使汉蒙交融空前发展，更带来大量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中亚各族迁入中国，与汉、蒙、维吾尔等民族长期杂居相处，互通婚姻，最终为中华民族大家庭贡献了一个新成员——回族。由满族人建立的清王朝实现了该民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融合，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大批满族人迁入山海关内，亦有大量汉族人迁居关外，形成满汉交错杂居的状况。同时，清政府还加强了对散居在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的统一管理，促进了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巩固。由上可见，在统一、分裂的反复交替中，各不同民族从未停止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补，汉民族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相对先进发达的政治经济体制，包容广博的文化，成为吸引和凝聚不同文化的核心。总体而言，不同民族文化的整合模式可以概括为“以中原华夏文明为核心，核心向周围扩散，周围向核心趋同，核心与周围互相补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正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合力造就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显然，中华文明在形成过程中自带了尊重与包容不同文化的基因，不仅体现在本土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吸纳与互鉴，还体现在与域外异质文明的交流与对话中。汉代以降，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文化和近代西方文明在中国渐次传播，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进而逐渐与中华文明相融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其中佛教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刻的异质文明。

西汉时期，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在随后的两百多年里，佛教与中国的本土文化从对抗走向适应，到南北朝时期，在中华大地上广泛传播开来，发展到隋唐时期，则进入鼎盛状态。一方面，大量佛经传入中国，并被译成汉文；另一方面，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条件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出现了独有的佛家流派，尤其是禅宗。这时的佛教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中。它在进入中国后，一步一步与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观念相结合，同时向中国文化奉献了新的内容。最终，中国佛教和儒学、道教一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撑，当三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就此确立。

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达到了巅峰。“如果说汉代丝绸之路引发了各国之间互相接触的强烈愿望，那么到了隋唐这一愿望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唐代都城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展示舞台。丝绸之路西端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流传，正是隋唐统治者再度振兴及延伸陆上丝绸之路，开通草原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成果，隋唐的都城长安会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商人、僧侣与学者，呈现出“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景。这些外国人在长安依照自己的信仰建立起寺院。聂斯脱利派教会传入中国后被称作景教，该教会在中国建造的教堂，又被称为大秦寺、波斯寺。建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义宁坊大秦寺中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景教在中国的流行传播情况。中国史称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为祆教、拜火教，唐代定居长安的祆教徒们在唐代的长安坊间建有四座祆祠，受到唐政府的保护。摩尼教从中亚传入中国，被称为明教、明尊教。关于摩尼教何时进入中国，学术界尚有争议，但唐武则天时期摩尼教已经可以在中国公开合法传播是公认的。此后唐代宗时期，摩尼教被允许在长安设置寺院，并赐额“大云光明”。伊斯兰教创立于7世纪初，很快便随着阿拉伯、波斯商人传入了中国。值得关注的是，扎根在唐代长安的外来宗教不管它们在源地处于何种恩怨中，在这里都得以和睦相处、互不冲突。隋唐时期对各种宗教的容纳与接受，是统治者的政治远见，为中国造就了“文化融合的多元格局，并汇集为开创新时代的动力，最终形成了以隋唐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文化圈”。由此，脱胎于文明对话与融合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亦有吸纳异质文化的能力和胸怀，故我们可以看到大唐盛世时的长安“胡化之风”，丝绸之路上流传的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景教等宗教信徒大量生活在长安坊间，宋元时期的泉州多民族多种宗教文化和睦相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居住区、寺庙、街道、旅馆、库房”，“他们既不像刺桐人那样吃东西，也不遵循他们的习俗习惯，每种民族的人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泉州遗存的石刻涉及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印度教、佛教、道教以及诸民间信仰，正是中外文明对话融合的证明。通过吸纳与融合，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异质文明因素进入中国文化，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最终造就了海纳百川、内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三 “一带一路”新丝路战略中文明对话的现实意义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汉朝军事需要和东西方商贸往来的现实需求的产物，促进了沿线商贸的繁荣，带来了欧亚文明间的交流，为多种宗教的世界性传播提供了途径与舞台。更重要的是，古丝绸之路讲述了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认识中国的轨迹，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人们从未中断过在这个舞台上的交流与交融。

近年来，国际社会，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纷纷寻求复兴与重建丝绸之路的计划，其中包括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1997年），印度、俄罗斯、伊朗的“北南走廊”计划（2000年），联合国的“丝绸之路复兴计划”（2008年），美国的“新丝路计划”（2011年），俄罗斯的“新丝绸之路”（2011年），伊朗的“钢铁丝绸之路”（2011年），哈萨克斯坦的“新丝绸之路项目”（2012年），韩国的“欧亚倡议”（2013年）等。这些以互联互通为共同诉求的复兴计划均有鲜明的经济需求，以及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上的安全需求。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的构想。该构想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合作内容，通过“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在地域上则贯连了两个国际经济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涵盖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及欧洲部分地区。显然，中国“一带一路”的构想是“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强调合作共赢的战略。其中，具有深厚历史积淀与延续性的丝路文化交流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一环。《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为实现民心相通的基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其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均阐述了“弘扬丝路精神，促进文明互鉴”的理念。2014年6月，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促进文明互鉴。”同年11月，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他提出“中国支持不同文明和宗教对话，鼓励加强各国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在2015年博鳌论坛年会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具体阐述了“迈向命运共同体”的途径，其中一条便是“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因为“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可见，“一带一路”在倡议之初，人文交流和文明对话就已经被视为构想与实践的重要环节。

其次，文化交流是实现民心相通的关键。“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几十个不同类型的国家，数十亿人口，是多民族、多种文明汇集之地，也是世界上重要的宗教传播区。今天，作为各文明精神基础的宗教依然是影响沿线各国及地区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国际社会冲突矛盾爆发的因素。古丝绸之路曾经提供了多元文化和谐共处、互学互鉴、共同发展的宝贵经验，当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时，首先需要建立的是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与信任。“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文化标志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集体人格和精神价值，它以超越时空、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在国家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中。可见，国家、地区间的任何合作都必然以文化上的相互理解为基础与纽带，而实现互谅共识的有效途径便是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

关于“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发挥文化的作用，前文化部部长蔡武提出“文化先行”的策略。他在发表于《求是》杂志的署名文章中提到：“我们应当坚持文化先行，通过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这是因为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发展”，“有助于夯实我国同沿线国家合作的民意基础”，“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如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激烈的宗教矛盾和文化冲突已经是各国相互合作的最大阻碍，只有继承与弘扬古丝绸之路所展现的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以文化交流和互鉴的方式，在文明的差异性中寻求共同的认知与价值理念，才有可能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实现民族间的互信，搭建起一个凝聚社会与民众共同参与的协商平台。第二节研究的基本阐释框架一 重点研究问题（1）以古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为视角，探讨外来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模式是本研究的出发点。中华文明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不同地域的文明以及不同民族的文明，在交往过程中整合为一体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古丝绸之路是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基本通道，也是中外文化连接的主要纽带和相互交融的重要平台。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外域宗教，在中国本土与传统的中国文化展开了一场场“文明的对话”，从激烈碰撞到磨合、融合，互相宽容沟通，最终达到共存，甚至发展为中华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在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近千年的相互容纳与融合后，实现了本土化，诞生了中国少数民族回族和独有的中国伊斯兰文化思想体系。在这两种文明进行对话的历史过程中，有一个被称为“回儒”的群体做出了不懈的尝试与卓越的贡献。他们便是明清时期以汉语著述的方式讨论、翻译伊斯兰教经典的中国穆斯林学者。这个以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马联元等为代表的学者群体，或用汉语著书立说，阐述和宣传伊斯兰教义、教法、教史，或将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伊斯兰教经籍原典翻译成汉语。他们在著述或翻译过程中，以原典为蓝本，吸取中国宋明理学的思想，运用儒家学说的概念、范畴、语词与表述方式，创制了崭新的“汉克塔布”话语体系，这种伊斯兰哲学与传统中国哲学的碰撞与融通的学术方法被称为“以儒释经”。“以儒释经”的文化实践在学理上促成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同时也创造了中华文明与外来异质文明相遇时如何进行对话的一个成功模式，并在社会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的对话方面提供了历史示范。（2）以明清“以儒释经”的文化实践为切入点，揭示这个学者群体如何进行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融通是本研究的关键所在。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解答几个问题：“以儒释经”的文化实践者拥有怎样的身份认知与学术背景？他们为什么选择汉文进行著述与翻译，为什么使用儒家学说的概念与术语来阐释伊斯兰教的经典？以伊斯兰思想、哲学为基本内容的汉文译著文本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中国儒学传统，尤其宋明理学以来的哲学思想成分和合理因素？这些学者如何在写作与翻译过程中，有选择地向汉文化界介绍伊斯兰文化丰富内容，而规避明显的分歧？显然，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对文本的研读和比较分析才能获得解答。

在这场明末清初中国穆斯林学者与传统儒学进行的对话中，刘智（生卒年不详）被公认为汉文著译的巅峰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著述类别、数量和系统性、完整性无人可比，更重要的是他赋予了伊斯兰教更广阔的汉语哲学语境。他以自己在学术上的努力令儒家学者对伊斯兰文化有所了解，甚至改观，帮助穆斯林学者在中国主流文化圈树立了新的形象。努拉丁·阿卜杜拉赫曼·贾米（Nūr al-Din‘Abd al-Raḥman Jāmi，1414～1492）是著名的波斯伊斯兰教长老，他的哲学著作在中国穆斯林社会影响颇深，其中两部阐述伊斯兰教苏非哲学核心学说照明学说和“存在单一”论的作品：《艾什尔吐·来麦尔特》和《勒瓦一合》被中国穆斯林学者广为传译，并且成为刘智哲学体系与宇宙观的核心。通过对比贾米的《勒瓦一合》原文与刘智的译本《真境昭微》，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种文化语境的不同和中国穆斯林汉文译著者为两种文明的融通所作的努力与贡献。（3）总结历史经验，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提供借鉴是研究的主要意义。“以儒诠经”这场文明对话带来的历史遗产是极其珍贵的。刘智和其他穆斯林汉文译著者为伊斯兰教在儒学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文化环境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努力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宗教通常都具有排他性，刘智等穆斯林学者带着“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的包容心态，以协调、会通的方式主动让中国的伊斯兰教进入传统文化社会，适应中国社会的整体氛围，推动中国伊斯兰教哲学的发展，这个时期甚至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那么，文明之间的接触是否一定会带来强烈的矛盾冲突？刘智等穆斯林学者已经通过他们的著述方式展示给我们一个伊斯兰和儒学对话的范例。事实上，对他们译著的探讨，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了解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谐共存的关键，另一方面也为研究儒家思想与其他文明的互动，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借鉴。在中国这样一个族群多样、文化多样的社会环境中，借助文明对话的途径实现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认同是各民族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样，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解决文化冲突与矛盾提供了思路。二 基本内容（1）时代背景与人物背景研究。刘智与贾米这两位时隔几百年、跨越几千公里的学者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通过两者的著述和译文建立了学术与思想上的联系。本书以波斯苏非典籍从中亚到中国内地的传播途径与方式为切入点，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与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汉文译著活动的文化动因，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出刘智与贾米哲学思想的渊源。从中亚到中国内地，从15世纪到17世纪，贾米的作品从创作到最终被翻译成汉文，经历了三个阶段：贾米作品在中亚苏非学者中的传播，作品传入中国，以及作品在中国穆斯林学者中的流传，这三个阶段解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穆斯林学者选择贾米？当我们分析刘智的生活轨迹、思想渊源和作品情况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作品中，所以随着刘智所生活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和本人生平的揭示，刘智创作的动机、理念程式和资料选择的原因也一一得以展现。（2）贾米作品对刘智思想的影响研究。伊斯兰哲学是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贾米作为伊斯兰哲学中神秘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其哲学思想通过著述为中国穆斯林学者所了解，并对他们的思想产生重大的影响。贾米作品中在中国流传最广的是《艾什尔吐·来麦尔特》和《勒瓦一合》，这两部著述分别是对苏非神秘主义哲学中的照明学说和“存在单一”论的集中阐释。刘智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述《天方性理》中。《天方性理》的核心是宇宙论和心性理论，主要论述伊斯兰教关于宇宙起源、“大世界”（整体世界）与“小世界”（人）的关系，以及人如何通过心性功修复归真主等问题，描述了一个由起始到复归的环状动态。刘智自称《天方性理》“本经”乃“集诸经而成一经也，其文见六大部经中”，这六大部经中就包括了贾米的这两部作品。由此，贾米作品对刘智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刘智的宇宙观和心性观的深刻影响。（3）《勒瓦一合》和《真境昭微》的文本比较研究。通过对两个文本结构、版本、内容和术语上的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首先，刘智采取了以“格义”为主的翻译方式。在文本对比过程中，本书重点关注刘智“真有”、“真宰”、“理”、“义”、“道”、“太极”、“无极”等术语的伊斯兰教内涵与儒学、佛学、道家来源，以及“体用”、“理气”、“克己”、“浑化”等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概念对苏非哲学理念的解释。刘智对中国传统宗教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借鉴吸收，不仅是其知识背景的自觉运用，更是由于宋明理学与伊斯兰精神在思辨领域的部分趋同与契合。其次，以刘智为代表的穆斯林汉文译著者坚持伊斯兰本位思想，在类似无神论的新儒家形而上学理念和中国传统的偶像崇拜中找到一条折中之路来阐释真主化生万物的过程，以此来解决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定义“真主”概念的难题。他们在将伊斯兰教义同儒、释、道文化进行对比的过程中，采用以我为主、求同存异的方法。最后，刘智在翻译过程中谨慎处理苏非神秘主义对真主拟人化的表述的同时，选择苏非思想中的宇宙论、本体论与认识论等思辨内容时，会避免苏非的功修细则，以免引起教内争议。总体上，两个文本的对比让我们从细节处认识了“汉克塔布”学术话语体系和中国伊斯兰教哲学体系。（4）探讨明清时代“以儒诠经”文化实践对当代跨文明对话的启示。通过对贾米与刘智思想联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首先，成功的文明对话要求对话者必须拥有相互尊重、包容互鉴的开放心态与胸怀，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所说：“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持有“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心态的刘智是他所处时代相当罕见的对不同宗教哲学持如此包容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包容心态来自文化自觉。中国穆斯林学者与生俱有两种文化纽带：来自“天方”的血统文化和中国的本土文化，“他们既坚持文化传统的自我叙述具有优先性和正当性，并申认自身文化的价值地位；同时又以自己的文本经典话语来论证、辩护、支持‘他文化’的合法性的一面”。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其次，还包括了对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可见，只有对话者拥有文化自觉，对话才能顺利实现。最后，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的汉文译著清晰反映了译著者们在处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时采用了“不同而和”的理念与“和而不同”的策略。“不同而和”是面对两种不同的文明，寻求它们之间可以契合与融合的层面作为对话的基础。人类社会中的各个文明，都是在相互交往中发展起来的，除了存在各自的特性外，必然有从相互间的影响中孕育出来的共性，即共同的价值认同。伊斯兰教哲学关于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关系的宇宙观、认识论和人生观与中国传统哲学有许多契合之处，这也是两者在思辨领域得以融通的基础之一。“和而不同”即“求同存异”。刘智等穆斯林学者在用汉文阐释伊斯兰教哲学思想、翻译伊斯兰教经典时，虽然用儒、释、道概念来进行比附，但坚守伊斯兰本位思想，尽可能采取一种折中的方式来解决重大分歧。刘智等人的理念和策略放诸今天不同文明间对话这个更广的范围仍然有意义，一方面，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和对话的基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另一方面，在坚守底线的同时，抱着“真理各表，和而不同”的准则，坚持对其他文明的尊重与欣赏，努力维护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与繁荣。三 研究方法与内容框架

本书立足于跨学科的视野，以文本对比为主体内容，涉猎宗教学、语文学、传播学等多学科领域，主要研究方法有：（1）采用史料与文献研究方法，对贾米与刘智的生平、作品和思想进行综合分析。系统描述“以儒诠经”翻译活动的历史和文化现象，探讨文本翻译的外在因素，如文化、宗教背景与翻译活动模式。（2）采用比较方法和语料库研究方法来分析文本。通过对原作与译本的比较，找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的翻译策略，以及这种策略背后译者的个人思维方式和文化立场。同时在文本分析中，选择合适的语料库（如术语、概念）进行对比分析，更细微、具体地探究译者的翻译语言选择倾向和文化心理。（3）采用比较宗教学的研究方法，对比伊斯兰教尤其是苏非神秘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一些观念与术语上的融通与不同之处。由于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发展出足以涵盖中国儒、释、道和伊斯兰教四教的宗教比较分析架构，本书还是以文本中出现的术语为主进行比较和分析。（4）重视对原始文献的参考与引用。关于贾米和刘智的作品，除了《勒瓦一合》的4个波斯文版本的文本和《真境昭微》石刻本外，还收集和参考了贾米的诗歌集，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原本。此外，在阐释中国经学教育和伊斯兰文本情况时，以赵灿的《经学系传谱》为主要参考文献；在进行宗教比较时，参阅了中国伊斯兰教文献中王岱舆的《正教真诠》和《清真大学》，中国儒学经典中的《论语》，朱熹的《朱子语类》、《四书章句集注》、《朱文公全集》，以及《陆九渊集》等原始文献。

总之，本书立足于通过文本对比来研究两位时隔几百年、跨越几千公里的穆斯林学者之间的思想联系，并将这种思想上的影响置于丝绸之路人文交流的背景之下，探讨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对话会通的成功模式，以及对今天文明对话的借鉴意义。本书研究内容的主体框架如图1-1所示。图1-1 贾米作品对刘智思想影响的分析框架第三节研究的基础理论解析

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王岱舆、刘智为代表的明清伊斯兰学者的“以儒诠经”被西方学术界视为伊斯兰教和儒家文明对话——回儒对话的实践典范而开始受到关注。当时，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对话以及全球范围内各种民族文化间对话的展开，面对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观点，美国学者杜维明与伊斯兰学者赛义德·侯赛因·纳赛尔于1995年发起了伊斯兰教、儒家“文明对话”的学术会议。1995年在吉隆坡召开的“伊斯兰—儒家对话”国际会议上，美国学者杜维明与村田幸子（Sachiko Murata）第一次得知中国明清伊斯兰学者用汉语表达伊斯兰思想的著述。此后，村田幸子、齐提克（William Chittick）夫妇和杜维明在该领域进行合作研究。2000年，村田幸子出版了著作《苏非之光的汉文折射》（Chinese Gleams of Sufi Light）。该书介绍了汉语语境中的伊斯兰思想以及王岱舆的《清真大学》和刘智的《真境昭微》。由于村田幸子夫妇的语言能力和伊斯兰学术背景，该学术成果为西方学界的中国伊斯兰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2009年，村田幸子又出版了专门研究刘智思想和《天方性理》的《刘智的天方学——儒家语境下的伊斯兰思想》一书。该书还将《天方性理》全本翻译成英文。她和其他世界著名学者合作撰写的专著是研究中国回儒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

西方学界对明清伊斯兰学者汉文著述的关注和兴趣带动了中国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以杜维明为代表的学者先后倡导哈佛大学与南京大学、云南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等国内高校和科研单位，多次联合召开了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如2002年8月8～10日，在南京大学召开了由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共同主办的“文明对话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为“文明对话的动力与障碍”、“中国历史上的‘回儒对话’”和“文明对话的前景和展望”；2005年11月18～21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了由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南京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文化对话与文化自觉——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明末清初回回思想家的文化渊源”、“清代回回思想家研究”、“大众层面的文化对话”、“伊斯兰世界与全球文明对话”四个议题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2006年6月16～18日，在云南昆明由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南京大学、云南大学联合主办召开了“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主要论题为“文明对话的全球意义”、“全球发展中的东亚知识”、“本土文化与文化创新”；2010年6月11～14日，在南京大学由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南京大学联合主办召开了以“文化理解与文化对话的百年进程”为主题的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会议围绕“宗教与中国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回儒对话”、“伊斯兰在中国的发展”、“文明对话的理论探索”、“文明对话的前瞻”、“文化理解与文化对话的百年历程”六个专题展开。可见，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将对明清中国穆斯林汉文译著的研究重点置于回儒对话的视角之下。文明冲突论和文明对话论这两种基本的文明观为历史文本、文献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为人文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学术研究路径。

文明冲突论的倡导者是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教授。他于1993年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推出了国际政治的新视角——“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文明最重要的内容是人类的宗教信仰，他把多样性的世界文明从宗教的维度划分成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提出冷战后文化和文明的认同将取代传统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成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基础，并预言文明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未来的战斗线就是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文明冲突将以两种形式发生，一种是不同文明的主要核心国家之间的冲突，另一种是不同文明的邻邦或同一国家之内具有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信仰的族群或集团之间在文明断层线上的冲突。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理论中，对当今世界正处于上升势头的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充满了忧虑，“儒家社会和伊斯兰社会则试图扩大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抵制和用均势来平衡西方”。亨廷顿的理论是以强调文化差异的根本性为基础的，他强调异质文明之间的对立和不可调和，却忽略了文明的同一性和融合性，并武断地将西方和非西方文明尤其是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置于永久性的对立状态。2001年“9·11”事件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被视为一个不祥的预言。“文明对话论”也注意到了异质文明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但它强调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假如文明冲突，文明之间的抗衡、抗争、矛盾增加，那么对话更为必要”。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是最早倡导文明对话的学者。早在1969年，他与来自德国、中国香港、日本和伊斯兰国家的学者共同进行文明对话的研究，此后，文明对话便成为他学术研究的重点。1990年他出任夏威夷东西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时，明确提出要重点发展文明对话的项目。杜维明认为，文明对话的前提是承认“世界的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承认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和差别。“没有平等，对话就缺乏共同的基础，没有差别，对话就没有必要。”“基督教精神、犹太教思想、伊斯兰哲学和希腊哲学，不仅一向是而且在未来的世纪中仍将是人类的主要智慧来源。而其他生存方式，如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不仅在当代世界显示着同样活力，而且很可能会继续保持繁荣。”这是文明对话的共识基础，而文明对话的伦理基础是“具有共同命运的人类大家庭中不同传统所内含的共同价值，包括人性、互惠性、信任、自由、正义、理性、同情、法律观念、礼仪精神、权利和责任意识等。文明对话需要人类的智慧，拒斥任何宗教的、文化的、民族或种族的固执、偏见、仇恨和暴力”，从而寻找到一种对文化多元性保持尊重的相处之道。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处理不同文化间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共美、天下大同”，这是文明对话的最高理想。1997年，时任伊朗总统哈塔米首先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倡导文明对话，提出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文明间的对话”，以促进伊朗与各国的友好关系。1998年，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人类的历史是自由的历史，不同文明之间应进行对话而不是冲突，人类文明的提升“都是以不同社会间和不同文明间对话为条件的”，“全力以赴使对话制度化，以对话和理解代替敌视与对抗”。哈塔米以对话代替对抗，放弃权力逻辑和冷战思维的主张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联合国采纳他的建议，将2001年定为“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年”。文明对话成为20世纪宗教界和学术界关注并热议的话题。

近年来，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于不同文明间的关系，中国强调“文明互鉴”的理念，亦有学者称之为“文明互鉴论”，并将其定位为以文明交流互鉴为特征的中国文明观。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对文明之间的互鉴做了全面深刻的阐释。他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演讲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互鉴论”作为中国的文明观，其核心是文明交流互鉴取代“文明对抗”和“文明冲突”，它以承认与正视文明多样性为逻辑起点，以“和而不同”为准则，强调以相互间的借鉴学习来培育共同语言，增进理解。可见，“文明互鉴”相较于“文明对话”，更意在“文明之间主动地、内在地相互学习的意愿和努力”，所以，互鉴既是对话的思路，也可以看作对话的一种有效方式。不同的文明只有在对话中实现互鉴，才能促进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与人民和谐相处。

回儒对话是“文明对话论域在中华文明的语境中开辟的一个全新学术领域”。它的意义在于不仅从新的宗教哲学和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诠释这个历史事件和伊斯兰学者们的历史贡献，更重要的是“以他们的思想智慧为资源，更好地进行时代性理解，从而超越文化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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