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袁泉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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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试读：

青春的文治武功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生于1882年12月18日。他6岁入塾读书，13岁中秀才，15岁入湖南时务学堂。这个年轻人的道路几乎一帆风顺。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他被江西、湖南、广西等地的巡抚聘任，但他并没有在成功的道路上忘乎所以。他没有拒绝跟敏感分子如老资格的革命家黄兴联系。也就是说，他没有被社会精英地位所异化，而是对国家社会大道念兹在兹。他没有像大多数海归那样言必称海外，而是总结上几代人的经验，可以说他做的返本开新工作，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1915年，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称帝。此时，无论革命家孙中山、黄兴，还是改良派政治家梁启超都没有实力反对。年轻的蔡锷孤身犯险，他逃离北京，去云南说动实力派唐继尧们组成护国军，起义讨袁。

蔡锷护卫共和国体的奇功历来为人称道。但在我看来，如果他能够理解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的制衡用心，他就不会跟老师梁启超一样为袁世凯利用。他就不会重蹈孙中山、黄兴他们的覆辙，有名无实，有名望而无实力实权。

固然，蔡锷“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登高一呼，使得护国运动不同于二次革命，出乎意料地顺利。袁世凯众叛亲离，从群望所归的位置跌落。蔡锷称“袁氏诡诈阴险”、“袁氏叛逆”。此后的宣言、文告中列数袁的罪状，斥其为叛逆、“国贼”、“谋杀凶犯”。在袁世凯撤消帝制后，蔡锷通电指出“其狡猾无耻，实堪痛恨”，要大家别轻信袁世凯。这大概是有所觉悟的至痛语。

蔡锷在二次革命期间明确说，一旦袁世凯称皇帝，他就反袁。这种设定使得护国运动即使成功也大打折扣，被侮辱戏弄过一次的共和国体再也没有恢复到孙中山、袁世凯揖让总统时的气象，实力派拥兵自重。但蔡锷已经看不到他的护国运动带来的影响，他的病已是很重了，他自题联说：“才若晨星，国如累棋，希合而支持，乃聚而歼绝；君等饮弹，我亦吞炭，与生也废弃，宁死也芬芳。”

1916年11月8日，34岁的蔡锷在日本福冈病逝。这个年轻的后生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第一位享受国葬殊荣的革命元勋。二

本书作者袁泉先生系蔡公后人，虽然行文偶有时髦却也极为得体，以学术的严谨心态夹以个人认知，为我们再现了蔡锷先生的伟大功行。蔡锷短暂的一生乃是青春沉潜并发扬蹈厉的一生，他因青春而辉煌。他的一生几乎是我们这个老大文明古国现代新生的隐喻，以青春之理想推动文明，而不幸夭折其中。我们中国文明新生，正需要青春的血泪、生命以献祭。清末民初，这样的青春人祭何止千万，从邹容、陈天华，到林觉民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到蔡锷……正是因为这些青春的呐喊、奋斗，我们中国才摇摇晃晃地把脚步踏入了现代性的门槛。

蔡锷没看到军阀乱政的局面，他走得清白，并成为后来者不可企及的高标。陶菊隐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

他的文采风流也每每为人称道。他写过这样的对联：“淡泊明志，夙夜在公。”他跟朱德也合作过雪山关联：“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作西蜀千年屏障，会当秋登绝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他挽黄兴的对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这些都可圈可点。

还有他跟小凤仙的英雄美人故事也流传百年。据说他被袁世凯羁靡在北京时，无所事事，内心烦闷，便去八大胡同排遣，然后在那里遇到了名妓小凤仙。小凤仙识英雄，重英雄，两人心生爱意。据说，他逃离北京也是得小凤仙帮助。蔡锷为小凤仙写下对联：“此地之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明珠。”“不信美人终薄命，从来侠女出风尘。”小凤仙为蔡锷写下挽联：“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十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尽管本书作者考证史实，指出他跟小凤仙之间并无其事，但人们乐意把美人风流加诸松坡先生。

比较起来，在青春夭折的革命者中间，蔡锷的病逝可能是最为人痛惜的。因为他能文能武，他的人格、气象足以经天纬地，只是历史没有给予他太多的机会。但他短暂的一生已经展示出足够的密度、温度、力度，这样的人无论认知、立场和行为如何，都会从风从雨，并影响他人。李宗仁、白崇禧、朱德这些国共名将都出于他的门下，朱德称他“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

人们称赞蔡锷“是真革命之先觉，乃敢特立而独行”。他确实有湖南人的倔强，并有着今人难以想象的国家社会人格。蒋百里在他死后说：“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为恨。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他的好友丁怀瑾则用行动来怀念蔡的遗志——功成不居，长揖归田。蔡东渡前，丁任四川富顺县长，闻蔡噩耗即辞官，闭门著书，常以蔡的人格和抱负勉励其家人子女，并称道蔡是真正开天辟地的人物。古人说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可是蔡却打破了此例，不论是友是敌，是新是旧，莫不对他由衷称道，理由很简单：蔡以天下为己任，却不以天下为己。

蔡锷英年早逝，让人为其流星般璀璨的一生感怀不已。有人甚至说，若能假以年月，蔡锷定能成为拿破仑所说的那种“为欧人之大敌的”东方兵略家。但这种假设只是历史的假设。我们今天谈论蔡锷，则确实可以理解，一个年轻人一旦发愿举意，是可以在短暂一生里成全自己也改变历史的。三

较之先人，袁泉先生也许不幸得多，他一出生就注定了终生残疾，没有进过学校，一切全凭自学。但他在先人事迹的激励、启迪和感召下，居然成为作家。通览本书之后，我才略知他的生活状态。让我尤其感动而惊讶的是，年轻的袁泉先生的言路和思路在我读来毫无扞格之处，行文时有的性情、意气和练达也让我多有会心。我想，虽然年轻，袁泉先生却比一般人多经历了时间的沉潜磨洗，因而能够为我们贡献出这样一本叙述蔡锷先生行迹的大著。

这是一部值得信任的著作，也是一部值得致敬的著作。我把读袁泉先生之书所得以及自己平时思考缕述如上，愿与读者分享。蔡锷先生、袁泉先生都在艰难困苦的情形里成就了自己，他们都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能做好什么。他们的青春光彩既给了我们这些庸言庸行者以安慰，也给了我们启迪。

是为序。2010年12月写于北京

第一章 “军人模范，国民模范”——一个被对手敬仰的将军

铁血良将 一代风流

说到民国初年的将军，人们最多想起的可能是段祺瑞、冯国璋，他们是北洋集团的“哼哈二将”，一个做过总理、执政，一个当过副总统、代总统；或者还会想到“辫帅”张勋，尽管因复辟闹剧声名狼藉，但臭得也让人难以忘记；还有“秀才将军”吴佩孚，做“讨逆军总司令”的时候，他的大头像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成为中国享此殊荣的第一人；当然，还有上述四人的顶头上司、北洋集团的龙头老大袁世凯，不过此人活脱就是一个近代版的曹操，人们挂在嘴上更多的是“袁总统”，而非“袁将军”。那么，不知道有多少人还会想起，曾经给不可一世、窃据天下的袁世凯当头一棒，使之遭遇政治上的滑铁卢并因此一命呜呼的那个人。此人有太多理由值得被永久铭记，不仅因为他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从而挽救了中华民国，还因为他身上无可比拟的传奇色彩。

他，就是年轻的蔡锷将军。

说到蔡锷，也许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和小凤仙那一段英雄美人的故事。但将军的传奇何止于此。看看蔡将军的照片，清秀儒雅，玉树临风，这翩翩书生竟身着戎装，手按军刀，着实让人惊奇。而更叫人叹服的，是他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一度被称为“东亚将星摇篮”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令日本军界“惊艳”；是他年仅29岁即领导新军推翻清朝在云南的统治，出任云南都督；是他在非难和质疑、威胁和利诱下，始终坚持原则，在横议中镇定自若，在压力下刚直不弯；是他在国家存亡之秋，在那些横眉立目、虎背熊腰的将军们纷纷缩头观望时，毅然肩负起保卫民国的重担，抛名利、弃生死，慷慨赴难。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而传奇的蔡锷将军。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出征前留影，其时已患肺病。

这个被袁世凯誉为“文武兼资，一时无两”的湖南英杰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亲睦乡蒋家冲（今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若从星座说，属射手座。射手座的人忠心、爱国、守法、大方而无拘无束、精力充沛，性格上诚实、坦白而值得信任。用这些特点勾勒蔡将军的轮廓，大致不虚。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亲睦乡蒋家冲（今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蔡锷出生的地方。

这个“精力充沛”的农家子弟13岁就考中秀才，17岁东渡日本求学，18岁时立志弃文习武并改名为“锷”，21岁以一介文弱书生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陆士”在日本赫赫有名，以训练方法残忍著称，从这里走出的名将不计其数。身体瘦弱的蔡锷和同样瘦弱的同学蒋方震不但没有被魔鬼训练压垮，而且成绩还名列前茅，他俩和同学张孝准被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时下的网络名人、畅销书作家萨苏先生对此做过一番精彩的描述，尽管有些夸张，与事实出入不小（本书第四章中有详述），但可以肯定的是，蒋、蔡、张三位中国士官生的顽强精神和杰出表现，不仅为疲弱不振的祖国争了光，也得到了日本军界的认可和尊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09年，华夏土地被一片一片地割让、租借出去的时候，正在广西练兵的蔡锷就明确提出：中国要想真正取得独立、自由，重树大国尊严，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入侵的帝国主义国家；为达此目的，就必须普及军事教育，加紧练兵，把中国从怕打仗、打败仗的国家变成敢打仗、打胜仗的国家。而且，蔡锷还锁定了两个假想敌：一个是盘踞在中南半岛、对中国西南虎视眈眈的法国，一个是东面崛起的强邻日本，并为此制订了《越南用兵计划》和《对日作战计划》。事实证明了蔡锷的判断，30年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也因战胜日本而重新获得大国地位。所憾蔡将军英年早逝，未见这一幕。若天假以年，给这位壮志铁血的将军延寿几十载，他必将投入那场悲壮的全面抗战，实现他击败外敌的夙愿。而蔡锷若能与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安藤利吉这些早年“陆士”的同学时隔30余载后为了各自的国家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相信也将是一段值得玩味的历史吧。

蔡锷身边名家、名流、名将无数，在这些人当中，蔡锷与三个人的关系特别引人注目。

一个是文化巨匠梁启超。

风云际会让梁启超和蔡锷成为一对师徒，他们在护国运动中把各自的潜能发挥到极致，联手扳倒了袁世凯这座大山，在史上传为一段佳话。

因有这样一位学术上的名师，蔡锷具备了渊深的学养，比之一般武将，在精神气质上更加高贵儒雅。因有这样一位行动上的高足，原本已在政坛被边缘化、只能挥笔摇舌做一策士的梁启超，靠着自己的宣传鼓动，更靠着蔡锷奋不顾身的拼争角力，终于完成了再造民国的盖世奇功，于国于民于己都做出了最好的交代。

梁启超深爱此徒，蔡锷病逝后，他率弟梁启勋，女梁思顺、子梁思成祭奠亡灵时无比悲痛地说：“天不欲使我复有所建树，曷为降罚不于吾躬而于吾徒？……吾松坡乎！吾松坡乎！汝胡忍自洁而不我俱？”

一个是乱世枭雄袁世凯。

一般人都会认为蔡锷和袁世凯是一对政敌，他们最后确实走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但那是后话。两人的渊源可追溯到清朝。

梁启超说蔡锷赴日留学前袁世凯曾借给他一千大洋助学，也算是帮过蔡锷一把。袁世凯年长蔡锷23岁，当蔡锷还只是个四处借贷的穷学生时，袁世凯已贵为工部右侍郎。其实，袁世凯并未见到蔡锷，他并不知道这笔钱会落到蔡锷手里（下一章详述此事），也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一个不知名的湖南后生17年后会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蔡锷学成归国后，袁世凯欣赏他的见识和才干，便希望笼络帐下，为己所用。两人之间还有一件趣事。1913年10月，蔡锷奉调进京，刚到北京时，他着军服觐见袁世凯，袁世凯送给他一件做工考究的大氅，亲切地说以后见面不必拘礼再着正装，穿这个就可以。第二次在中南海召见蔡锷，袁世凯耍了个心眼，叫上自己的将官们一同见面，而且要求大家都着军装，自己也穿上大元帅服，就这样等着穿便装的蔡锷。这一招曾经用在浙江都督朱瑞身上，身着马褂的朱瑞被着装整肃的袁世凯一通训话，尴尬得汗流浃背。不料，这一次计不得酬，出现在眼前的蔡锷依然是军服、马靴、手套、勋章一样不少。一个回合下来，老袁明白，这个年轻的南方军人极为严谨自持，很难搞定。

袁世凯不但没能征服蔡锷，最终还被他击败。1915年，袁世凯即将称帝时，蔡锷经过一番暗战巧计脱身，从袁世凯眼皮底下消失，回到云南发动起义。老袁得知蔡锷已经脱离自己掌控时顿足长叹：“我一生算计人无数，不想却被人算计！”

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所谓的京城名妓小凤仙。

蔡将军和小凤仙的故事是人们的一个兴奋点，根据这段姻缘演绎的小说、戏曲和影视剧不计其数，以至于有人坚定地认为凤仙姑娘就是将军之妻，至少是妾。这是艺术的胜利。不可否认，以蔡将军之文武兼备、清秀俊朗，身边再伴一位倾国倾城的奇女子，实在是理想中的绝配。而蔡锷与小凤仙又确有来往，相信他们互相爱慕，小凤仙因这份爱舍生忘死地把将军护送出京，完成护国大业，岂不是把真、善、美推向了极致？

完美的故事总免不了有臆想的成分，约略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事实没有这么理想化，至少小凤仙不是将军之妻，连妾都不是。

那么，小凤仙到底是怎样一个女子？她和蔡将军的感情深不深？她究竟有没有帮助蔡将军逃离虎口？

这些人、这些事、这些谜，后面的章节都将一一详述和解析。无论是对历史感兴趣的人，还是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或是对传奇感兴趣的人，都将从蔡将军的故事里得到自己想了解的东西。

勇为道义献身的护国军神

1929年成立的中国青年党党魁曾琦这样评价蔡锷：“松坡是近世很少见的一个完人，他既有德又有才，既通武又能文。他更着重实行，与世界上一般专门好说大话的人不同。他一生的事业，就是对智、仁、勇三个字下的注解。西洋人常常讥笑中国没有为主义而抗争的人，而护国战争终于让他们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的人在。蔡公死后，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新派还是旧派，年老还是年幼，大家都一齐哀痛、悼惜，这就是蔡公的精诚感人之处。”

蔡锷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他很少慷慨激昂地倡言革命，不会轻易表露心迹，他更看重的是实际效果。在广西任职时，他的沉稳曾遭头角峥嵘的同盟会员误解，他们发动驱蔡风潮，硬是把在广西新军苦心经营五年的蔡锷赶走了。受了这样的委屈，年轻的蔡锷也未有丝毫改变。离开广西后，蔡锷到云南担任新军协统。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员、见习排长黄毓英来找蔡锷大谈革命，希望他表态。蔡锷告诫说：“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不久，在重九之夜，蔡锷以总指挥的身份带领革命官兵举行起义，一夜之间占领省城昆明，宣告云南独立。

这样一个人，在日日叫卖革命、咀嚼革命的年代里，一度被历史遗忘。在革命者的谱系中，那些暗杀封建朝臣和反动军阀未遂的刺客们都要远远排在他前面。可是，真正改变历史进程的终究是实干家。

民国成立后，蔡锷主政云南。为改变云南财政拮据的局面，蔡锷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举措：整顿经济，开办银行，调整税率，设立审计厅，裁撤冗员，遣散军队，倡办教育，大兴实业。他还两次带头减薪，把自己的月薪从600元减到60元，只相当于一个营长，这在全国各省中是绝无仅有的。蔡锷在都督任上只干了短短一年半时间，却使云南财政大为改观，不但不再像清朝那样需要中央拨款支援，反而还支援中央数十万元。要知道，这样的经济奇迹还是在组织滇军援川、援黔、援藏，负担了可观的军费开支的情况下取得的。蔡锷的能力由此让全国上下刮目相看。1913年，蔡锷奉调入京，离开昆明前，士绅民众欲建生祠感念其恩德，蔡锷劝止，把立祠的钱款全部赈济灾民。

1915年，袁世凯行将称帝，蔡锷义无反顾地抛下老母幼子和有孕在身的夫人，踏上反抗帝制的险途。他说不能让中国人再卑躬屈膝，他发誓要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

袁世凯恢复帝制后，蔡锷在云南起义，亲率护国军第一军出征四川。蔡锷统领的第一军总数不过7000人，而军费只领得1万，子弹平均每人300发——严格来说，根本无法作战。再看看蔡锷的对手：袁世凯派出的征滇军总司令是心腹爱将、陆军第三师师长、虎威将军曹锟，后来成为直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第四任大总统；曹锟麾下进抵四川直接与蔡锷对垒的是皖系军阀巨头、陆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还有吴佩孚、冯玉祥等人。这些已成名和未成名的大将们都在战场上和蔡锷厮杀过，他们的总兵力是4.5万人。0.7万对抗4.5万，这就是护国军的战斗形势，而且，北洋军队的装备还是冠绝全国的。对蔡锷和他的部队来说，一场苦战、恶战在所难免。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蔡锷毕竟是一代军事家，越是艰苦的战争越能表现出他高超的军事素养。他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和灵活机动的战法，多次取得以少战多的胜利。护国军的战线不断推进，不仅极大鼓舞了护国军的士气，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普遍尊敬和同情，而且打击了袁军初进川时的嚣张气焰，使北洋阵营内部进一步分裂。老袁愤极，他质问曹锟、张敬尧：“战报称滇黔军队加起来还不满万人，以所发子弹计，用一千粒子弹打一个敌兵都能消灭干净了，怎么会越打越多？”

气急败坏的袁世凯命令湖南地方官查抄蔡锷家产，得到的报告是“查蔡锷本籍，无一椽之屋，无立锥之地，其母现尚寄食乡人家，实无财产之可查封”。身为经界局督办、管理着全国土地的蔡锷却不曾利用职务之便给自己谋得哪怕一处地产。这是袁世凯无法想象也理解不了的。

两军鏖战数月，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护国军的伤亡比北洋军少得多。号称北洋常胜军的第七师第六旅被杀得长官中只剩一个营长，张敬尧后来在停战议和时说，再打下去，我这个师长都当不成了。

然而，累月的苦战也彻底拖垮了蔡将军的带病之躯。他研究部署作战计划，给各方发电痛陈利害争取支持，“平均每日睡觉睡不到三个钟头，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沙硬吞，他在万分艰难、万分危险中能够令全体将官兵卒个个都愿意和他同生同死，他经过几回以少击众之后，敌人便不敢和他争锋，只打算靠着人多困死他，饿死他。到后来，他的军队几乎连半饱都得不着了，然而没有一个人想着退却，都说我们跟着蔡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人格而战，蔡将军死在哪里，我们也都欢欣鼓舞地死在哪里”。可以说，蔡将军是用自己的人格力量感染和支撑着这支义军，燃烧自己的生命为全体同胞争人格。

1916年3月，迫于西南方面的军事压力和国内外一致声讨，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制，两个月后，忧惧交煎的袁世凯死在新华宫。袁贼既去，中央任命蔡锷为四川省长兼督军，领益武将军衔。这个职务显然是过渡性质的，目的是让蔡锷凭自己的号召力收拾西南残局。

护国讨袁，各方均有贡献，特别是滇、黔、桂三省，如何协调三方，又如何安抚战地四川，使得西南四省彼此相安，除蔡锷外似无第二人选。因为蔡锷在他的根据地云南已威名素著，护国战争爆发后，贵州和广西先后景从，而战争中蔡锷对四川军民又悉心保护，在川大得民心，他的民望甚高，足以服众。更重要的是，蔡锷没有乘机扩军张势的野心，所以在分配利益时会公平处置。

但蔡锷本人却无心问政，本已患病的身体被连续半年的艰苦征战彻底拖散了架，他请求辞职就医。中央不许，蔡锷只好强打精神进驻成都履职。

早在前线停战、护国阵营和北洋阵营为袁世凯的去留展开政治博弈时，蔡锷就在写给如夫人潘蕙英的信里说：“大局稍定，争权夺利者必蜂拥以出。予素厌见此等伤心惨目之情状，不如及早避去之为得。一俟局势略定，即当抽身引退，或避居林泉，或游海外；为疗病计，以适国外为佳。”又在发给云南都督唐继尧、贵州都督刘显世和护国军右翼总司令戴戡的电报中写道：“所谓善后问题者俱易解决，唯关于个人之权利加减问题最易为梗。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对这段话每字加圈，又批注云：“松公所以功成身退，原因全在此。在起义前都已与同仁痛言之。惜此等语绝非号称伟人志士者所愿闻也。”蔡锷已下定决心，他的功成身退就是要给那些“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要兑现自己事前许下的“功成不在朝，失败不亡命”的诺言。

但蔡锷并非就此弃国家于不顾。在进驻成都前一天，他对刘显世说出了心里话：“弟之思退，一以偿夙愿，一以病躯难胜繁剧，亟须趁时疗治，俾免哑废。……弟常谓治蜀非十年以上不能收效。……殊盛业也，而弟意甚漠然。北军朴勇耐劳为全国冠，惜少国家思想与军人智能，得贤将领以董率改造之，确可植国军之基础。弟甚欲置身彼中，为此后改良之导线，然刻病未能也。”蔡锷说，和治蜀相比，他更愿意训练和改造北方军队，使之成为未来国家军队的基础，可惜沉疴缠身，实在是有心无力。

经过多次请求，中央终于批准蔡锷暂时挂冠休养。段祺瑞力邀蔡锷北上，并表示愿以国务总理一席相让。但蔡锷去意已决，坚持赴日就医。

蔡锷率军抵达成都时，他嗓音沙哑已不能成声。勉力视事几天，整编川军后，蔡锷便辞职准备赴日就医。他本拟由蒋方震出任总参议兼代督军，但蒋更愿以总参议身份陪蔡锷东渡。川中军民也极力挽留，甚至有人烧着香拦在路上不让蔡锷走。

1916年8月9日，在四川督军兼省长任上仅视事十天的蔡锷扶病离蓉。上万成都民众聚集到望江楼送别，祷祝将军早日痊愈，再回来治蜀，做诸葛武侯第二。面对川人的殷殷期待，蔡锷也写下了情真意切的《告别蜀中父老文》，并传诵一时，其中最后写道：锷行矣，幸谢邦人，勉佐后贤，共济艰难。锷也一苇东航，日日俯视江水，共证此心，虽谓锷犹未去蜀可也。

三个月后，蔡将军仙逝于日本福冈。弥留之际对好友蒋方震说：我早晚要和你分手了，没能死在对外作战的沙场上是我的遗憾，我死后一定要薄葬。并授遗训以告国人：护国军抵成都后留影，前排居中执帽者即为蔡锷。（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督军、戴省长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蒋方震在给总统黎元洪的电报中写道：“一年以来，恶衣菲食以伤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向使蔡公早自知为肺疾，而身不与军旅，自可厚摄其生，以终其天年。乃以亢健之身心，值国家之多难，处僻远则觅医无从，自在军旅则调摄无方，无非为今日致死之因。是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而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于边徼为遗恨，其情可哀，其志尤可念也。伏念我大总统闻颦思将，崇报懋功，而立功各省亦将追念前劳，敷陈遗绩，则饰终盛典，自足为国史之光。”

国会议决，为蔡锷举行国葬仪式，蔡公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蔡公长逝后，国内政界、军界、商界、学界，各地名士以至普通市民，纷纷敬献挽联，痛悼再造共和的国家英雄蔡松坡。其中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的挽联写道：“军人模范，国民模范；自由精神，共和精神。”上联是对蔡公品行的褒赞，下联是对蔡公节操的概括。民间更把蔡将军奉为“再造共和第一人”和“护国军神”。

蔡公的精神无论对上位者还是下位者，都是一笔财富。对下位者来说，坚持理想、坚持信念、坚持原则，保持独立意志，不趋炎附势，学习这些做人的基本准则，即使不出大名、赚大钱，也足以令人敬重和感动，不愧为人亦不枉此生。对上位者而言，蔡公之淡泊名利、夙夜为公，足以镜鉴。而更可贵的是，蔡公不做既得利益者，为了信仰，不惜舍名弃利，捐生赴死，用生命完成了一种永恒。

蔡公戮力而为的不只是推翻帝制、保住共和，更是给国人一种勇气——我们可以也应该用生命去捍卫我们的信仰、理想和尊严。拥有这种勇气的民族是勇敢而高贵的，拥有这种勇气的国家是充满希望的。

第二章 以狂士、烈士、死士为师

天赋异禀，初承师恩

1897年，法国人开始制造口径75毫米的大炮；世界上第一艘现代意义上的潜艇在美国问世；踩着中国的肩膀强势崛起为亚洲第一强国并且做着“脱亚入欧”美梦的日本，正在军事、外交战场的节节胜利中欢庆明治维新30周年；而屡屡吞下战败、割地、赔款苦果的大清帝国，却在隳败的泥淖中越陷越深——英国通过《西江通商条约》进一步侵蚀滇、桂两省，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也就是这一年，15岁的蔡锷只身徒步150公里奔赴省城长沙求学。当时谁都不会想到，这个身不高、体不壮的乡村少年，14年后会成为名动一时的革命元勋和云南都督，19年后更成为扛起护国大旗、拯救共和的国家英雄。

大凡英雄伟人都会有一些童年逸事，以佐证他们天赋异秉、自幼不凡，蔡锷也不例外。

蔡家兄弟三人，蔡锷居长，父母自然对他期望甚殷。蔡父正陵原是个裁缝，蔡锷5岁时举家迁居武冈州黄板桥（今邵阳市洞口县山门镇）。在武冈，正陵当过店员，开过私塾，做过小买卖。蔡母王氏则以磨豆腐和做针线活为生。位于洞口县山门镇的蔡锷公馆。

蔡锷6岁由父亲发蒙，开始识字读书。不久，进入刘辉阁家的私塾，跟着一位叫张介寿的先生学习，10岁就把四书五经全部读完，还能写出像样的文章。儿子的记忆力和领悟力令父亲惊异。但一个普通的农家毕竟清苦，没钱买书也买不到书。蔡锷就向亲友打听，听说谁家有书，哪怕在几十里外他也要走去借阅。人家不外借，他就把书抄下来，或者做笔记写心得。

蔡锷的刻苦没有白费。1892年，10岁的蔡锷应县试，被同乡名士樊锥看中。当得知这个伢崽聪明好学而家里又供不起，樊锥就主动向蔡父提出：“我愿帮你教他，一切费用完全由我负担。你子即我子，我一定好好教育，期成大器。”樊锥是个维新派，他教学生要摒弃八股（光绪下诏改“八股取士”之制是在6年以后），多读史籍，强调经世致用。在他的教育下，蔡锷学业大进，13岁赴院试，一举考中了秀才。

相传正陵携子上宝庆府赶考，在府城里经过一家店铺，蔡锷对着一面画着福禄寿三星的镜屏伫立观看，久久不去。老板听说这小孩是来赶考的，不觉一惊，想考考他，就说：“小相公，这镜屏你喜欢吗？我出个对子，倘能对上，便把镜屏送你。”老板出的上联是“福禄寿三星拱照”，蔡锷对了个“公侯伯一品当朝”，老板连声称赞，把镜屏送给了蔡锷。进考场时，蔡锷因为个子小骑在父亲肩上，主考的学政江标看到便说“子将父作马”，蔡锷马上对道“父望子成龙”。考完试蔡锷在院中赏花，顺手摘了一枝，不想又被江标发现，学政大人指着他笑道：“小学生暗藏春色。”蔡锷躬身谢曰：“大主考明察秋毫。”

这些故事无法确证，权当民间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蔡锷幼年早慧，在同龄人中是出类拔萃的。13岁就中了秀才，按说这样的功名对一个农家子弟来说已是莫大的荣耀，然而蔡锷显然不满足于此，他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受老师樊锥的影响，国家、民族、危亡、前途……这些现代观念和时代责任，激荡和撞击着少年的心。

蔡锷生长的宝庆地处湘西，这里山高木秀，土厚水深，又毗邻苗、瑶、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民风淳朴剽劲，自有一种敢想敢为的气质在。清朝中后期，从宝庆走出了好几位时代精英。较早的是地理学家魏源，一部《海国图志》提醒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又涌现出刘长佑、刘坤一等湘军骁将。他们表现出宝庆人胸怀天下的宏大气魄、倔犟不屈的刚烈秉性和勇于任事的使命意识。先辈的精神基因也被樊锥和蔡锷传承下来。

樊锥比蔡锷大10岁，曾就读于长沙著名的城南书院，用现在的标准看，属于出身名牌学府的知识精英。这位先生也确有精英气质，他学问大，不媚俗，坚持自己的立场，为了心中的真理敢于和所有人唱对台戏。他思想激进，崇尚西学，不仅主张言论自由、妇女放足，更力倡民权、平等和立宪，要求将“一切用人行政，付之国会议院”。这些“疯狂”的想法使他成了守旧派眼中离经叛道的“乱民”，他们说樊锥“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把他逐出了长沙，并布告全省。用他的同窗苏舆的话说，即便活剐了他都死有余辜！樊锥不只是“乱民”，还是个“怪物”。某年他的一个学生赴乡试，考试前忽得妻子亡故的噩耗，甚是悲痛，樊锥闻讯却放声大笑说：“他从此可以专心读书啦！”

言归前叙。1897年秋，蔡锷随樊锥到长沙参加秋闱，不第，随后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时务学堂第一班。

关于蔡锷投考时务学堂的事，史家多有误传。比如谢本书先生《蔡锷传》中记载：“（1898年4月）年仅16岁的蔡锷为督学徐仁铸所推荐，由宝庆徒步数百里到长沙，考入湖南时务学堂，名列第三，成为时务学堂第一班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人。”时务学堂筹办于1897年初，是年9月，趁省内各地学子赶赴秋试之机，倡导新学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发布了《时务学堂招考示》，一时间应试者达4000人之多。时务学堂共招考三次，第一次在1897年9月24日，从4000多应试者中录取40人，11月29日开学。所以，蔡锷如果是时务学堂第一期学员，肯定是1897年入学的，而1898年4月是第二期学生入学的时间。

曾业英先生在增订版《蔡锷集》的前言中写道：“1897年9月，经湖南新任学政徐仁铸推荐，（蔡锷）以优异成绩考入官绅合作培养新政人才的长沙时务学堂第一班。”曾先生虽纠正了蔡锷入学时间的错误，却沿袭了另一个错误。据《湖南近150年史事日志》记载，徐仁铸是1897年8月28日被朝廷任命为湖南学政的，但他12月才到任，而此时蔡锷已经入学了。

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被迫停办，师生们逃的逃，散的散。蔡锷和同乡好友石陶钧没有被风浪吓退而跑回老家去，这对少年已经把求学立业、闯荡天下当做不变的志向。于是他们跟随老师樊锥去了武汉，想进两湖书院继续学习，却被拒之门外，因为他们是“维新余孽”。樊锥随即拜谒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刘念及乡情，暂时收留了他们。樊锥陈词激烈，劝刘坤一排满兴汉，割据一方，刘不敢久留这枚定时炸弹，建议樊锥等人留洋考察，并函介北京袁世凯。樊锥遂北上，蔡锷则又漂泊到上海，考入南洋公学。

此时袁世凯比较接近维新人士，对樊锥客气得很。于是樊锥又劝袁效仿骆宾王檄讨武则天，暗指讨伐慈禧太后，还赠诗勉励袁世凯学习祖先袁绍兴汉割据。袁世凯何等机敏谨慎，马上赠给樊锥一笔巨款，送他出国，如送瘟神。樊锥把这笔钱分赠给几位学生，一人一千，这就是后来梁启超提到的袁世凯出资助蔡锷留洋的事。

此后数年，樊锥留学东瀛、办报沪上、起义长沙，可谓风风火火。1904年，在东京成城学校高等军政科就读的樊锥在操练骑术时坠马受伤。当时正在士官学校学习的蔡锷每到周日必往医院陪护，端水送药，帮老师缮写书信文稿。1907年，樊锥应时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蔡锷的邀请到广西陆军小学堂任教，冬季因病返湘，第二年春殁于宝庆。樊锥死时仅36岁，既无子女又无地产，真正是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

在很多人眼里，樊锥是个危险分子。但对蔡锷来说，樊锥对自己恩重如山，亦师亦父。如果没有樊锥的提携关照，没有樊锥分文不取地悉心培养，蔡锷恐怕也不能从聪颖伶俐的孩童成长为志向远大的少年。而对他影响更加深刻和深远的，是老师坚持真理的独立人格和拯民济世的责任感。无论哪个时代，拥有这两种特质的，都必定是大写的人。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同在广西时，樊锥主张武装革命，而几乎掌握了广西新军所有军权的蔡锷则力持稳健，对樊锥的建议未予采纳，他没有因感念师恩而迁就老师。面对这个镜子般能照出自己的学生，樊锥应该很欣慰吧。

尊敬归尊敬，小节处尽可言听计从，但临大事时绝对就事论事，不为私人关系所左右。这种公私分明的耿直，若干年后蔡锷的另一位老师梁启超也领教了一回。不过，这是后话了。

血的教训

应该说，身为湖南人，是蔡锷的一桩幸事。

1894年甲午海战，大清国败给日本。次年春，正在京城会试的18省举人闻听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自此将高悬太阳旗，迅即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组织下联署《上今上皇帝书》，要求变法图强，史称“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标志着维新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但各级官员对这场由知识分子主导的革新运动并不热心。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极少数同情变法的地方大员，在他的荫庇下，湖南的维新人士得以放手大干，收获出累累果实，时务学堂便是其中之一。

时务学堂建在今天长沙市开福区中山西路三贵街口，由湖南维新派领袖谭嗣同发起创办。学堂总理（校长）为湖南凤凰人、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这位学堂总理16年后还一度出任过内阁总理，还请来维新派核心骨干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湖南维新名士唐才常和康有为的弟子韩文举、欧榘甲等人任分教习，这套班子可谓阵容强大。时务学堂部分教员合影（右二为唐才常）。

时务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座新式学堂，授课内容除了旧学堂必修的经史子集，还包括外国历史、西方政治和法律以及数学和自然科学，算是维新派推行教育改革的试点单位了。在这里，幸运的蔡锷得以系统地吸收新知识，接受新思维，开拓了眼界和胸怀。而他的资才也被更高阶层的维新人士发现和重视，就是在这里，蔡锷结识了他一生的师友梁启超。不过，在时务学堂就读不足一年间，给蔡锷情感冲击最大的，当属谭嗣同。

谭嗣同是清末四公子之一，其父谭继洵曾任湖南巡抚、湖广总督。这位“高干子弟”自幼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不仅写得一手漂亮文章，还拜“大刀王五”王正谊为师，长于剑术，有侠义之心。饱学、有才、习武、出身名门，这些便是谭嗣同热心政治、藐视权威、锐意求变且舍生忘死的坚实基础。

19世纪末，大清帝国已被东西列强打得一败涂地。当此时，谭嗣同说，若此国终不能治，则不如加速其乱，以求能治者。在大乱中求大治，此种言论，虽一般改良人士亦不敢言。谭嗣同虽未在时务学堂任职，但以他这种大开大合、大鸣大放的豪迈性情，在学生们中间是不会缺少感召力的。1898年8月，谭嗣同奉旨入京议政，得到了觐见皇上、面陈变法大计的机会。可以想见，时务学堂的师生们必是额首称庆、欢欣鼓舞。岂料此去竟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仅仅一个月的光景，光绪被囚，百日维新走到了尽头，刚被御赐四品章京衔的谭嗣同只能以死相抗，希冀用自己的鲜血冲击万马齐喑的麻木与死寂。

梁启超的《谭嗣同传》中记载，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后，光绪身边的维新派岌岌可危，谭嗣同劝梁启超去日本避难，而他自己却在家里“以待捕者”。谭嗣同说：“没有出走者，无以图将来，没有牺牲者，无以报圣主。”于是两人“一抱而别”——这四个字何等悲壮！谭嗣同被捕前一天，日本志士前来营救，先生坚拒：“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据说围观者数以万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谭嗣同被五花大绑，但神色从容。谭嗣同把刑场当成人生最后的舞台，面对万名京城观众，他的谢幕语是16个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完全有时间走脱，但他主动引颈就戮。其实，在奉命进京临行时，他就给妻子留下话：“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他还对学生说：“我不病，谁当病者！”在中国，变法是不容易的，他早已做好失败的准备，即使失败，也要留得壮名在，所以，他把流血牺牲看成是变法维新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蔡锷和同学们惊闻谭老师问斩的消息，有如五雷轰顶。紧接着时务学堂也被封，师生们不得不各奔东西，星散四方。谭嗣同的死未必能使守旧派转念、蒙昧者觉醒，却让刚刚走出山乡的蔡锷第一次对政治斗争的严酷有了切肤之感。同时也使他明白，欲成大事者必先立下必死之志，只有把生死置之度外，才有勇气和胆识融入奔腾汹涌的历史洪流，才能像谭先生那样在大难时奋起，在壮烈中涅槃。

经过一年的凄风苦雨、辗转颠沛，1899年夏，暂栖上海的蔡锷终于接到亡命日本的梁启超的召唤，于是在唐才常的帮助下，用袁世凯发的“遣散费”东渡扶桑。

变法夭折后，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会并不甘心失败，他们酝酿展开一场勤王运动——所谓“勤王”，便是肃清后党，即慈禧太后及其党羽，归政光绪。为此，保皇会成员全体出动，筹集资金，发展力量。梁启超在檀香山奔走联络，半年内光是信就写了几百封。唐才常则往返于中日之间，负责主持长江一带活动。他先在上海秘密成立正气会（旋即改名自立会），又派人到汉口设立机关，组织自立军，策划武力勤王。

自立会为了壮大力量，和长江中下游的一些秘密会党打成一片，他们设山堂、发票证，康有为、唐才常当上了副龙头，梁启超也成了总堂大爷。这些名号与康、梁等人的身份极不相符，但在官方路径打不通的情况下，为了联合更多的民间力量救皇上、救中国，也只好先“匪”起来。据说会员人数很快就突破了10万。

1900年夏，慈禧太后宣布向11国宣战随即又逃之夭夭。自立会认为这是可乘之机，于是在上海召开“中国议会”，宣布不承认政府。唐才常带着一批学生来到汉口，他们计划在这里起事，迫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湖南独立，继而北伐幽燕。但对张之洞来说，此举显然太出格也太冒险，侦知此事后他马上布下罗网，决定先发制人。

此时蔡锷也在国内。

据唐才常之弟唐才质回忆，到日本后，蔡锷已有学习陆军的打算。但看到同学们都跟随老师唐才常回国活动，特别是他们抵沪后还来信说“吾辈这次归国，勤王讨贼，志在为六君子和南学会死难先烈复仇，倘有不测，尚希尔辈继承吾等之志以雪恨……”蔡锷看后“心不自安”，于是也悄悄返国来到汉口。蔡锷的老师之一、与谭嗣同并称为“浏阳二杰”的唐才常（1867—1900）。

但唐才常对这位学生并不欢迎，也许是看他年纪尚小难当重任，也许是惜他才气过人不应轻蹈水火，总之是打发蔡锷去联络前军统领黄忠浩共同起事。其时驻军汉阳的黄忠浩并未响应起义，他把蔡锷强留在自己家里，不放他再去汉口。

唐才常原定8月22日起事，之前一天，一个化装成剃头匠的密探在泉陆巷发现有几个人形迹可疑，立即报告，抓获了四个自立会成员，方知党人将有大举动。于是张之洞勾结英国领事，迅速包围了设在汉口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和码头等处，捕获唐才常等20余人，押到营务处审讯。唐才常的供词说：“因中国时事日坏，故效日本覆幕举动，以保皇上复权。今既败露，有死而已。”其余被捕者皆呼速杀。当夜二更押至大朝街紫阳湖畔斩首，一同殉难者共11人。

因黄忠浩的保护，蔡锷躲过了一场血雨腥风，得以越过师友的尸身继续前行。

当一次次慷慨的生离变成悲壮的永诀，当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化作冥间的凝视，不满18岁的蔡锷没有被打击摧垮。多思善辩的他变得更沉静，更坚定。

他更清醒地认识到，要扭转中国的败局，仅凭一腔热血难以奏功。这个教训是老师和同学们用高贵的头颅换来的，何其沉重！何其宝贵！

从这时起他更名为“锷”，取刀剑锋刃之意，矢志从戎习武，用更强有力的手段改变自己和国家的命运。

从此，中国少了一位文士，多了一名军人——一名兼具狂士、烈士、死士精神的职业军人。

第三章 文化巨匠与军人楷模

从“革命”到“反革命”

说到蔡锷的老师，梁启超是绕不过去的，不仅要说，还要专辟一个章节来单说。

梁启超的称号很多，一方面，他是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毕生著述超过千万字，是中国学术界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另一方面，他是政治活动家、演说家，用他自己的话说还是亡命家。这个精力极其旺盛的人，这个清末民初一度执改良派牛耳的人，这个被誉为“言论界骄子”、“舆论界权威”和“领袖名流”的人，一生在海内外演讲无数，到了晚年又做起教书匠，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他的学生——无论是入室弟子、课堂学生，还是讲坛听众——可谓数不胜数。而他的第一爱徒，则非蔡锷莫属。

1916年底，蔡锷的灵柩从日本运抵上海，梁启超在公祭大会上致悼词时泣不成声。此后，梁启超的书房“饮冰室”中一直悬挂着这位弟子的遗像。这份哀思与深情，旁人实难体会。蔡锷去世后，为了缅怀他高尚的精神，照顾他年幼的子女，梁启超还发起创立了松坡图书馆（主馆设在北海公园快雪堂，诗人徐志摩还曾担任过松坡图书馆外交部的英文秘书）和蔡公遗孤教养协会。

梁、蔡二人的关系，早期是师生，中期乃同僚，后期则为战友。作为师生，他们相亲相敬；作为同僚，他们共生共荣；作为战友，他们同进同退。尽管某些手段和方法不尽相同，但深情厚谊贯穿始终。同样的信念，同样的期许，把他们紧紧连在一起。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后有“康梁”之称；梁启超收徒蔡锷，史存“梁蔡”之誉。

梁启超和蔡锷初识于时务学堂，牵起这份缘的是创办学堂的几位湖南维新人士，其中谭嗣同出力最大。时务学堂初建，想邀请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当时梁启超正在上海担任维新派机关报《时务报》的主笔，谭嗣同怕他们不放人，就给该报总经理汪康年去信说：“我怕您不肯放梁先生来湖南，我打算亲自去上海恳求，如果您还不答应，我不惜跟您翻脸也一定要把梁先生抢过来，与其这样，不如您送个人情算了。”【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这信实在有点“死皮赖脸”，然诚心可感。一个月后，24岁的梁启超到了长沙，受到新旧两派的热烈欢迎，实在因为他名头太响，而且才学也足以服人。但让旧派人物惊愕的是，这位梁大才子出人意料地激进。

梁启超后来回忆，当时学科的设置“殊简陋，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乐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也就是说，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成天关在一起大谈当朝的坏政治，把历朝历代的学问、学者骂一个遍。那绝对是一种点火就着的气氛。

摘两条教习们的批语便可略窥一二：“后世为臣者不明以臣佐君之义，皆是为民作用，而遂甘为奴隶妇孺，至于国破时仅以一死塞责，后世遂目为忠臣，二千年之锢蔽牢不可破。”【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今日欲求变化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

学生们放假时把作业带回了家，如此大逆不道的荒谬言论便被外间知晓，“于是全湘哗然”，守旧分子拼命攻击。亏得此时光绪还亲政，中国有一片除旧向新的天，所以时务学堂还能勉强撑下去。不过也有险情。梁启超的康门师弟狄葆贤在《任公先生事略》里说，梁启超去湖南前曾与同仁商议如何推进维新变法，当时梁力主采用急进方式实行彻底改革，同行的教习们依此重新改定了课本，其中不乏激进之语。后来湖南守旧乡绅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听到，便以此为据，指时务学堂为乱党巢窟，打算采取行动。幸好巡抚陈宝箴闻风先动，连夜派人通知梁启超，临时撤换了课本，才躲过一劫。可见，虽搞了30多年的洋务，虽有地方大员保驾，但学习起西法来还是战战兢兢的，步子稍大一点，背上“乱党”的罪名，就要呜呼哀哉了。

梁启超在他的名著《清代学术概论》里提到：“已而嗣同与遵宪、熊希龄等，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启超主讲席，唐才常等为助教，启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1900年，李、林二人皆从唐才常在汉口殉难】这时梁启超已注意到蔡锷的才华，而在一起读经论史的研习中，梁启超也给予这位“年纪最小”的“高才生”重要的启蒙和指导。

比如在研读《公羊春秋》时，蔡锷在札记中写道：“《春秋》非改制度之书，用制度之书也。……如视其书为改制度之书，视其人为改制度之人，则孔子不能逃僭越之罪矣。”【曾业英：《蔡锷集》第3页】梁启超对这种认识提出了批评，说“此论犹属似是而非”。他指出，孔子是主张改制的，“制度者，无一时而变当改者也。西人惟时时改之，是以强；中国惟终古不改，是以弱。……夫天下之事理、制度，亦问其当与不当而已，不问其出于何人也。苟其当也，虽樵夫、牧竖之言，犹为有功而可采矣。”【曾业英：《蔡锷集》第4—5页】这段话提醒蔡锷，国家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制度也必须相应地更新，否则就要落后，就会束缚自己；同时，论政议事不能有等级观念。这些教诲对日后蔡锷的思想发展施加了方向性的影响。

1899年蔡锷和同学们初到日本，梁启超回忆：“他们来了之后，我在日本小石川区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子，我们十几个人打地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那时的生活，物质方面虽然很苦，但是我们精神方面异常快乐，觉得比在长沙时还好。”【梁启超：《蔡松坡遗事》】这样摩肘而习、抵足而眠的亲密时光长达9个月。自立军起义失败，蔡锷二度赴日后，投考陆军之心益坚。梁启超笑言，你一个文弱书生，担得起军事重任吗？蔡锷的回答掷地有声：“只须先生为我想办法，得学陆军。将来不做一个有名军人，不算先生门生！”

在梁启超的帮助下，蔡锷进入东京成城学校（1903年更名为振武学校）学习，学费来自投稿和译著的报酬。在此期间，梁启超于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大力宣传推介西方新思想新学说，反响极为热烈。《新民丛报》书影。

当时，梁启超邀请蔡锷做办报的助手，担任襄笔政，蔡锷也以“奋翮生”的笔名积极投稿；之前梁启超主持《清议报》时，蔡锷就曾以“蔡孟博”、“奋翮生”、“衡南劫火仙”等笔名发表文章，并一度担当“瀛海纵谈”的专栏作者【曾业英：《蔡锷与〈清议报〉》】。可以说，梁启超给了蔡锷一个锻炼的机会，也为他提供了展现自我的舞台。蔡锷留学时代的名篇《军国民篇》即首发在《新民丛报》这块带有启蒙意义的舆论阵地上。《军国民篇》刊出后，日本人河边半五郎把它和刊登在《民报》上的蒋方震的《军国民之教育》合订出版，10年间再版6次，可见蔡锷和蒋方震在日本的影响力。

在成城学校就读的一年多时间里，蔡锷还与旅日湘人创立了湖南编译社和游学编译社，设立了留学会馆，在校内建立了校友会。在他们的刊物《游学译编》上，蔡锷以“湖南留学生同上”为落款，发表了《致湖南士绅诸公书》。在这篇算是公开信的文章里，蔡锷用大量篇幅介绍了日本改革的经验，最后敦促湖南当局“集巨款开译局”，移民风、启民智，为除旧履新做好准备。由于此时清廷已开始推行新政，所以蔡锷的诉求没有遭冷遇，湖南官绅各界开始重视和瞩目这个作者。

1903年5月蔡锷从成城学校结业后，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先到仙台骑兵联队实习了四个多月，随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1904年10月，蔡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这之后，梁启超就在横滨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独立战争”，即《新民丛报》和《民报》就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孰优孰劣展开的耗时一年多的著名论战。之所以说“独立战争”，是因为梁启超孤军作战，对手则是章炳麟、胡汉民、汪兆铭等一干革命派喉舌。

其实，在蔡锷等人刚到日本时，梁启超和革命派人士有过一段“蜜月期”。据很早就跟随孙中山奔走革命的冯自由回忆，1899年春夏间，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在私邸款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欲撮合革命党和保皇党联合。晤谈的效果不错，两派人士商定，合并之后推戴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副之。随后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劝保皇到底的老师“息影林泉，自娱晚景”。但梁启超毕竟不能代表保皇派，要谈合并，终须康有为点头才是。而两派宗旨不同，一边是要保皇，一边是要倒皇，实在缺乏合作基础。1900年3月至4月间，孙中山的友人宫崎寅藏自告奋勇准备赴新加坡谒见康有为，劝其改弦更张，转投革命阵营。结果他刚到新加坡还没见着康有为，就被警方拘捕，原因是康有为的门徒散布言论说宫崎是来刺杀康有为的。此后两派误会龃龉日多，合作之事全然无望了。

如果说时务学堂时期的梁启超告诉学生“孔子是改制的”尚且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一脉相承的话，那么庚子年（1900）之后的梁启超已经渐渐走出了“康氏王国”，力图在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上树起自己的旗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写道：“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清代思想家们死抱孔教不放的做法已经让他反感，“戴震全属西洋思想，而必自谓出孔子；康有为之大同，空前创获，而必自谓出孔子”，他们全是“托古”。梁启超指出：“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1902年春，保皇党人见慈禧还銮北京后仍无变法的诚意和决心，便纷纷提出“革命”、“自立”主张，梁启超是其中声音最响的。

梁启超30岁之前的几年，是他一生中最“革命”的时候。不久，由于耳闻目睹国内学校和留学生以传播革命之名频闹风潮，破坏一切的风气随无限制的自由平等意识滋生蔓延，梁启超犹豫了。这时，他在《新民丛报》上只谈改变政体，慎言“驱除鞑虏”。

更大的转变在1903年游历美洲之后。梁启超在旧金山专门对当地华人做了一番调研，他认为华人有五长，“一爱乡心甚盛，二不肯同化于外人，三义侠颇重，四冒险艰苦，五勤俭信”；又有三短，“一无政治能力，二保守心太重，三无高尚之目的”。返抵日本后，梁氏言论大变，将“革命排满”束之高阁，转而倾心君主立宪。这便是他“独立战争”的由来。

以1906年至1907年的这场论战为标志，中国新兴知识分子内部形成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野，此后十几年中，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思想、言论等各方面展开了全方位的角逐。而梁启超经此一战也声威大振，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和同情者，俨然成为改良派（民国前称“立宪派”）的言论先驱和精神领袖。

需要说明的是，1906年后的梁启超之所以不再被冠以“保皇派”的头衔而成为“立宪派”，是因为他的君主立宪重点不在“君主”而在“立宪”。革命、立宪两派的终极目标其实并无二致，都是建立立宪政体，实现民主理想，其不同在于方式方法。梁启超忧虑的是，中国已沦为东西列强的次殖民地，还存在被瓜分的巨大危险，一旦因大面积革命而出现乱局，外国势力乘机插手，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不如暂时保留帝位，用宪法架空皇权，只要去除了独裁统治，中国就有希望；如果将来能把皇帝换成总统自然最好，否则，英国式的虚君共和也未尝不可。而革命派向往的是，推翻清廷皇帝就能完成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双重任务，何乐而不为？要知道，在当时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的头脑中，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他们坚信，只有汉人掌握最高权力，中国才能获得民主和解放。

已经回国的蔡锷没有机会加入这场论争，仅从他在这个时期的言行看，他至少不是激进革命派。

从回国到辛亥革命爆发，七年间蔡锷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和云南的新军中供职，他没有宣传、组织过革命，有时甚至回避革命党，以至于1910年愤怒的同盟会员们发动驱蔡风潮，把他赶出了广西。

蔡锷在广西经营新军五年，其间，他创办了测绘学堂、陆军小学和测量局，巡行了边塞，完成了《越南要塞图说》（又名《越南用兵计划》）和《桂边要塞图说》二书。蔡锷在广西加紧练兵，加强了新军建设，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他的学生中最有名的是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他们后来都成为国民党军队里的高级将领，人称“桂系三巨头”），提高了官兵素质。1909年，蔡锷向友人石陶钧道出练兵主旨：“一、为求中国独立自由，必须战胜至少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以此为最高目的；二、为达此目的，必须全国一致；三、广西必须为把握全国之枢纽，为完成此事，要密切团结新人。”【蔡端：《蔡锷集》第31页】

这些都与革命无关，但有什么不对呢？蔡锷选择做一名军人，军人的职责不就是保卫国土、保护人民吗？在蔡锷这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个“国”不仅是政治意义之“国”，同时更是地理意义和民族意义之“国”，是祖国。

但蔡锷决不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武夫，时务学堂的熏陶，特别是留学四年接受新思想的洗礼，早给了他宽阔的视野和前瞻的目光，民主、共和，每一个向往进步的人都不会拒绝。暂时不革命不等于永远不革命，更不等于反对革命。经历过戊戌年和庚子年两次变故的蔡锷早已明白，革命者必须冷静、务实、审时度势，切忌狂热和盲动。这是就革命能否成功而言。另一方面，现时的中国还要考虑“革命成本”的问题。正如蔡锷后来一直强调的，中国必须保持统一，不能乱，不能分裂。也就是说，蔡锷支持有条件的革命，反对无条件的革命。

1911年保路运动在南方点燃了革命火种，云南的革命党人也摩拳擦掌。同盟会员黄毓英找到时任第37协协统的蔡锷大谈革命，并让他表态。蔡锷说：“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这个“时机”就是革命成本，包括民众心理、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等，对这些要做出清晰的判断，有了把握再出手，以期出手必中。

1911年10月30日，蔡锷领导新军仅用一夜时间便控制了省城昆明，宣布云南脱离清政府而独立，没有引起民众恐慌和社会动荡，在南方起义各省中是最安定的。

蔡锷终于还是革命了，没有像梁启超那样排斥革命，但他对革命的谨慎态度，以及在起义中禁止屠杀满人、强调民族平等，这些还是和老师合拍的。1902年，梁启超首创了“中华民族”这个词，且说明它指的是生长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所有民族，这种民族大融合、大团结的思想，对蔡锷影响甚大。

一起“受骗”？

革命就是打破原有秩序，暂时的变乱是避免不了的。从武昌首义、南方各省群起响应到清帝颁诏退位的四个月，就是中国政坛重新洗牌的变乱期。这时候梁启超乘船到了大连，准备进京辅政，他此行的目的是“和袁，慰革，逼满，服汉”，最终促成君主立宪。但短短几天里，“形势刻刻改变，在东时之理想及沿途所策划，大半不能行”【梁启超致女儿思顺信中语，见《梁启超年谱长编》】。梁启超本想联络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但有人告诉他，蓝欲拥梁在奉天独立，此举甚拂梁意，于是梁启超迅即返日。

这时蔡锷是何态度呢？云南独立后，蔡锷马上派军援川，促其独立。又组织4000人的部队，由唐继尧率领出师北伐。蔡锷还致电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提醒他不要被袁世凯愚弄，敦促其“长驱北伐，直捣虏廷”。而当南北议和结束，公推袁世凯出任大总统时，蔡锷亦表赞成，立刻服膺北洋政府。这些表现让人很难判断他究属孙阵营还是袁阵营，但这也正是蔡锷的一贯作风——只认事，不对人，不作任何个人和团体的附庸。因为他是军人，军人和军队只能为国家而战。之前坚持北伐，为的是尽快结束南北对峙，恢复统一；而在统一之后，要做的当然就是维护和服从。

梁、蔡师徒同具高度的国家认同感，都强调“统一”、“集权”，反对中国实行联邦制。但他们身份有异，关注点也必然不同。作为政界人士的梁启超十分在意政体，因为它关系到政治结构、权力分配、行政运作、舆论民心等诸多方面，也直接影响个人的政治定位和政治空间。而作为军界人士的蔡锷则更关心国家的统一、国土的完整、国权的保障和社会的稳定，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后，这些是最重要的，政体次之，首脑又次。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中华民国从此进入北洋时代。半年后，经过包括蔡锷在内的朋党积极策划、推动和安排，梁启超在朝野上下一片欢迎声中高调返国，又一次踏上中断了13年的政治旅程。袁世凯当选大总统的明信片。

此时活动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是三股力量：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北洋派掌握着行政主导权，又具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故有恃无恐，虽然口头上遵从约法，但在他们眼里，革命派和改良派不过是饰物和工具而已。而在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政治蓝图中，民主政治的常态就是政党执政，由军人集团接掌政权只是非常时期的过渡，待局面稳定之后必然取而代之，因此他们都为后北洋时代的权力分配积极行动起来，忙于建党、组党，说白了就是划分政治疆域。但这三股力量又不是泾渭分明的，穿梭其间的许多政治人物思想复杂、背景复杂，他们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牵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压、排挤、笼络、感化、威逼、诱骗……五花八门的手段都能派上用场。

1913年2月，中华民国首届国会选举结果公布，以革命派之同盟会为主体组成的国民党获得了多数席位。5月，志在一搏的改良派人士整合力量，将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以期在国会中形成对国民党的有力制衡，避免一党独大（当时有不少人希望效仿美国的两党制）。进步党以副总统黎元洪为理事长，9名理事中梁启超位列第一。谁都知道，黎元洪只是挂名，实际党魁就是梁启超。

进步党还设有23位名誉理事，蔡锷也名列其中。此前，于1912年4月成立的统一共和党还曾推举蔡锷担任总干事。但蔡锷对参与党事并不热心，或者说保持着高度谨慎，因为这有悖于他一贯坚持的“军人不党”原则。早在袁总统刚就任时，蔡锷就准备给他和孙中山致电，表示“集会结社自由，为文明国通例，惟军人入会，各国多有限制。……至如政治集会，似不宜以统兵大员为之，诚恐因政见不同，遂至以武力盾其后，反足以劫持公论，而破坏和平”【《蔡松坡集》第502—503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但未发出。两个月后，蔡锷又致电袁世凯和各省都督，详细陈说了军人入党的流弊：“一、加入政党后势必分心，不能专注于整军经武、巩固国防；二、若在党争中使用武力，必将导致国家混乱、政治倒退；三、如果部队中官兵分属不同党派，必然影响指挥、破坏团结。”

这是蔡锷的倡议，也是他的声明，此后不久他就退出了统一共和党（此党后并入国民党）。关于进步党一事，蔡锷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前以置身军籍，故于统一共和党合并时宣告脱党。今承吾师指命为名誉理事，义又不得即辞，惟有勉从诸公之后，为默示之承认而已。”【《蔡锷集》第933页】这个头衔有名而无实，梁启超也知道蔡锷不会用手中的军权为进步党谋利，这是老师对学生的眷顾，也是学生对老师的襄赞，有一种默契在。不过，即使只是个“名誉”，蔡锷也很快把它辞去了。

十个史家里有九个半会说蔡锷同情进步党，这没错。但蔡锷的“同情”仅限于语言和文字，而没有使用更有力的手段。这就是蔡锷的政治操守，“不滥用权力”是他始终坚持的原则。但有些史家却指责他的行为支持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的确，袁世凯后来是反动了，而且被武力推翻了，而且推翻他的正是蔡锷，但这不意味着从他刚就任大总统起就必须积蓄武力推翻他。当时，无论革命派抑或立宪派，都全心致力于政党政治，准备在遵从约法和法律的前提下采取和平手段影响舆论、争取民心，最终在国会及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其实是最文明、最理性的选择。后来护国运动颠覆了袁世凯，北伐战争扫荡了北洋军阀，这无疑都是进步的，但不能因此就蔑视民初政治人物们的民主实践。历史发展总有一个过程，中国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历程也注定是艰难和曲折的。所谓尊重历史，就是以更宽宏的态度尊重先人们做出的选择。

30岁出头的梁启超在与革命派激辩时，已经表现出史家特有的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和敬畏。他说革命必致大乱，而收拾乱局者必是强人，所以革命的直接结果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民主只能通过这种专制的过渡方能慢慢养成，与其在变乱中求专制，不如在稳定中求专制。对病入膏肓的中国，到底是下西医猛药好还是用中医调理好，这一争论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抛开谁对谁错不论，显而易见的是，梁启超比一般的革命派更“老于世故”。十年后的梁启超当然更老成，他不迷信武力，但也不忽视军事实力和军界人士在这个过渡时期的重要性。蔡锷是他学生中唯一的“有名军人”，当然也是他政治伙伴中独特而关键的一员。

1913年8月，在梁启超的帮助下，蔡锷辞去了滇督一职，奉调进京。关于此事，梁启超的记述是：“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为休息休息。他前后写了十几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帮他忙把官辞掉……”【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

虽说是蔡锷主动要求来京，但亦深合梁意，如若蔡锷跻身中枢掌握实权，不仅个人得以实现抱负，对梁氏施展拳脚也将大有裨益。梁启超为此积极活动，据说袁世凯表示，可以让蔡松坡来中央组阁，也可以调去湖南。6月中旬梁启超即致电蔡锷，言道：“总理一席，人望在君，时事艰难，何不来京一行，共商大政。”【曾业英：《蔡锷集》第933页】这年10月，蔡锷抵达北京，袁世凯没有给他总理一职，但优礼有加。蔡锷和梁启超在京畿度过了他们相携共处的最后两年。

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日本立即对德宣战，以便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蔡锷和梁启超数度觐见袁世凯，主张对德宣战，收回被德国强租的胶州湾，避免日军入侵。但袁世凯力持中立，只是劝告交战国限制战区，勿及远东。这哪里挡得住强盗的利爪？日军强行登陆山东半岛，向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的德军发起进攻。袁世凯则株守中立，一让再让。忍无可忍的梁启超在参政院会议上向总统提出政治质问案，经由参政蔡锷等人附议，要求袁世凯就日本军队在中国国土上长驱直入“究竟有无凭据”、政府有没有责任保护人民等问题做出答复。参政院全票通过了该案，并向日本和英国政府提出抗议。

眼见袁世凯软弱可欺，日方得寸进尺，进一步向袁氏递交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大肆索取在华利益。在获悉“二十一条”的内容后，梁启超显露了“言论界骄子”的风范，他在京城报章上连发数文，痛快淋漓地揭露了日本人的阴谋和无耻嘴脸。

日本人说出兵山东是帮助中国“保全”领土，反指中国没有诚意。梁启超说，连五尺小童都知道，德国正在欧洲打得不可开交，日本果欲帮助中国，为什么不在赶走德军后立即撤兵，这不是侵略又是什么？对梁启超的反击，日本报纸骂他“忘恩负义”。梁启超说：当年日本政府保护我，不是因为我是一名爱国者吗？难道日本人希望我用“引外人以扰乱祖国”来报恩吗？接着，又有日本大报登载“特大新闻”称“德国散二十余万打拉贿买中国各报”，“北京报馆二十余家，尽为德使所教唆”。梁启超愤极，将之视为对中国人人格的侮辱。他说，20万元不算巨款，如果日本人认定中国舆论可以被金钱操纵，那就拿出数倍于20万的钞票试试吧。他警告日本，不要“以第二之朝鲜视我中国”，“我国虽积弱已甚，而国民常自觉其国必能岿然立于大地，历劫不磨，此殆成为一种信仰，深铭刻于人人心目中”，“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

当“二十一条”内容公布后，梁启超表示，日本如欲“吞灭中国”，即使当局屈服，人民也不会屈服，中国人宁可同归于尽，也不会任人欺侮宰割！如此铮铮豪言，今天仍令人热血沸腾。

作为军事将领的蔡锷，抵京后不久即与蒋方震、张绍曾、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经常聚会研讨各种军事问题，制订军事计划，还请来外国军事专家做演讲，以期加强军事教育，提高中国的军事学术水平，为建设国防及未来与敌国交战提供理论准备。在日方逼迫日紧时，蔡锷曾在参政院慷慨陈词一个多小时，要求拒绝“二十一条”。他又迅速拟订了一份秘密的对日作战计划，面呈袁世凯，促其痛下必战之志。

但梁启超的激昂言论和蔡锷的具体策划对袁世凯来说都没用，他是铁了心要对日媾和的。于是，他只在幕僚面前半真半假地抹了一把眼泪，就在“二十一条”上签了字。

很多史家众口一辞，都说梁启超和蔡锷曾经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拥袁，他们一条有力的证据就是梁氏《护国之役回顾谈》里的一段话，说他和蔡锷“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此话不足采信。《护国之役回顾谈》是1922年梁启超在南京学界的一篇讲话，浅白、生动，因其语言逻辑是通俗的。而事实上，以梁、蔡二人的政治素养和政治经验，对袁世凯的背景、性格、心态、特点等等不可能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和把握。他们并非投靠谁、依附谁；相反，他们是以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主体的，谁更有利于实现这种主张就同谁合作。政治家从来都深谙合纵连横之道，为了更大的目标，暂且搁置分歧，同心协力，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不胜枚举。近者，国共两党以国家前途和民族大义为重而三度握手便是最好的佐证。

梁启超和蔡锷都强调“强有力之政府”的重要性，只有政府有力，才能统一国家、稳定秩序、凝聚民心、伸张国权，使中国摆脱次殖民地的地位，彻底独立和解放，而这也是国家真正实现民主、自由的前提条件。如果深陷在党派斗争的固定思维里，仅用“拥袁”二字理解梁、蔡的行为，未免过于狭隘了。从1911年袁世凯重新出山开始，梁启超多次给他写信，大谈统御之道。此举可谓里外不是人，袁世凯并未因此亲近梁启超，待之以诚；而时人和后人又多诟之以“甘当袁世凯策士”，语含藐视。然梁无错，错只在袁，若后者真能按前者提示的那样去做，中华民国或可多一个英明的领袖，少一个叛国的独夫，那实在是民族之幸，国家之福。

一出双簧戏

1915年的袁世凯在独裁道路上越走越远，对外无意保国，对内无力安民，致使国权沦丧、民气消沉，他已经不能担负梁启超和蔡锷期望他肩起的重任了。

这时的梁启超避居天津，离已经散发腐臭的袁党远远的。而蔡锷呢，表面上很平静，作为全国经界局督办，他组织人力编写完成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和《各国经界纪要》两书。但在给友人曾广轼的信中他还是吐露了心声：“兄（蔡锷自称）之地位，以普通眼光看之，似达矣，究于国家何尝有丝毫之裨补？……主峰（指袁世凯）曾语兄：交涉完（指中日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此言若信，诚吾国无疆之福，兄誓以血诚报之；如仍旧贯，则惟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斯时厂中司事（该信主要商谈在湖南开办企业之事），能容兄一席否？”【曾业英：《蔡锷集》第1135—1136页】

一个誓以血诚报国的将军，被逼得打算回老家去办实业，着实无奈。但历史不会冷落他。一个人只要有英雄壮志，只要甘于燃烧自己，就注定会发光，会闪耀。

很快，袁世凯就下了一个大决心，但不是决心发奋图强、一雪国耻，而是决心去做孤家寡人。8月10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应该恢复君主制。8月14日，“学术团体”筹安会在北京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挂牌成立，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幌子策划变更国体。帝制之鼓噪一时甚嚣尘上。

几天后，“舆论界权威”梁启超出手了，发表了他的著名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他讥讽古德诺的言论“无意中与我十年旧论同其牙慧，特其透辟精悍尚不及我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耳”！梁启超说，自辛亥革命以来，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摧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如此反复无常，我们凭什么“敢保证国体一变之后，而宪政即可实行而无障？如其不然，则仍是单纯之君主论，非君主立宪论也。既非君主立宪，则其为君主专制，自无待言”。

梁启超一语道破天机：袁世凯不过是借君主立宪之名，行君主专制之实，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人、任何法律能限制他的权力恶性膨胀，谁也不能天真地指望他在当皇帝后还能推行立宪民主。一句话：袁世凯已经失信于民。

虽然此时袁世凯口头上还拒绝称帝，但梁启超和蔡锷——不只他们，政界几乎所有人都看得出，此乃惺惺作态。在梁启超发表文章之前，他已与蔡锷在天津密议，师徒二人达成了共识：值此危难关头，在国内已无政治力量能够阻止袁氏称帝的情况下（“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军事地盘完全被北洋军队占据，元气大伤），必须把拯救民国的重任担在自己肩上。蔡锷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于是商定：梁启超在舆论界发难，要公开，意在用言论抵抗帝制；蔡锷在军界发动，要秘密，意在用武力挽救民国。两人的行动一明一暗，表面上分道扬镳。

就这样，梁启超和蔡锷“定策于恶网四布之中，冒险于海天万里以外”。他们立誓豁出命去也要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他们相约功成不在朝，兵败不亡命。一个33岁的将军，一个42岁的文士，他们决定把性命交给国家。

11月以后，蔡锷和梁启超先后以就医为名离开京津，一个万里间关奔赴西南，在这片国内唯一没有被北洋势力直接控制的地区举兵发难；一个落脚东南，试图说服北洋重臣冯国璋在江苏独立，策应西南义举。在此期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了帝位。

12月23日，云南方面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取消帝制、惩办祸首，袁世凯未予理睬。25日，唐继尧、蔡锷等人通电全国，宣告云南独立，并号召天下共讨国贼。以捍卫共和为目的的护国战争就此爆发，而作为起义先声的这两则通电均出自梁启超手笔。

梁、蔡师徒铁肩担道义，携手赴国难，传为一段历史佳话。但他们在护国期间，意见并不完全统一。梁启超希望蔡锷回滇后重执都督大印，掌握地方大政，以为长远之计，云南的军官们也多持此议，他们对在反袁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唐继尧早已不满。而此时，蔡锷表现出他的真性情——正直、刚毅、勇敢、无私。他拒绝留守，坚持要带兵出征。他不愿被人戳脊梁说回云南是来抢都督之位的；而且，他也不放心让首鼠两端的唐继尧去打这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一仗。尽管蔡锷正患肺病，虚弱而疲惫，身体条件已不允许他投入艰苦的行军作战。战争中，蔡锷在写给夫人的家书中又表示，大功告成后，争权夺利者必蜂拥而出，自己决心引退，决不在朝。

蔡锷特别看重护国战争的性质和意义，要用实际行动维护它的正义性和纯洁性。袁世凯死后，西南战局进入善后阶段时，唐继尧忽然进兵川黔，欲扩大地盘，并派员来到前线知会蔡锷。蔡锷义正辞严地说：“论私，唐都督要锷头颅，锷亦必割掷与之。论公，锷不能让过五步！吾人以义始，而不以义终。锷方敝屣利禄洁身引退，以昭示天下；而观都督，当敌我血战之际，不肯加一兵一矢，今战事告一段落，乃麾兵前进。人将谓锷狐媚以取天下，谲诈以骗国人！唐都督知我个性，如不明令停止前进，即溅血以谢同袍！”【周庆余：《蔡松坡与云南起义的真相》，见《湖南文献》第九卷第三期】

蔡锷努力维护的不仅是自己的清誉，更是无数护国烈士的清誉。蔡锷要让时人和后人知道，护国军是在为共和流血牺牲，决不是为一己之私，国家需要的是这样的战士。

今天，仍有个别人指斥蔡锷为“挑动内战第一人”，若将军有闻，不知何感。也许只能对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也许什么都不必说，因为，大音希声，大爱无言。

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蔡锷去意已决，加之沉疴缠身，到成都勉强视事一周即辞职准备就医。当时，国务总理段祺瑞迭电敦请到京治病，愿以总理一职相让，后又内定为参谋总长兼湖北督军，让蔡锷坐镇中原。但蔡锷一律拒绝，决然东渡日本，而这一去，也就永远告别了他挚爱的祖国。仅两个月后，将军即病逝福冈。

蔡锷灵柩回国后，北京、上海、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纷纷举行隆重的公祭大会，痛悼这位再造共和的“护国军神”。梁启超出席上海追悼会，做了一次“泣不成声”的演讲。现在市场上很流行所谓“成功秘籍”，不知这些书里有没有提过这篇演讲。此文平易、真挚，又句句实在，现撷数语于下：

大家学习蔡公要学什么？“第一，要学学问，方能有受教育做伟事。第二，须心地好。因蔡公心地光明，毫无权利思想，致能丰功伟业。……蔡公常言，人以良心为第一命，令良心一坏，则凡事皆废。窃愿国人念之。第三，蔡公行事坚强不挠，处己接物心如一，世人能步其后尘，不慕荣利，不贪虚名，凡百职事，能不论大小，保持责守，自能为社会所欢迎。第四，蔡公做事非常谨慎，人家做事十分中非有七、八分，五、六分希望者不肯去做。惟蔡则不然，他希望甚大。……凡百作事，全在精神谨细缜密，不致失败。故以最短时间而能成就恢复共和之大功。第五，他立志甚坚，无论公私各事，非达到目的不止。平居以孟子天降大任一节佩诵最深，故其处事勇往直前，不畏困难。”勤于学习，光明磊落，严谨认真，意志坚定，不计名利，勇于实干，这就是蔡锷成功的秘诀。

梁启超挽蔡锷有两联很有名，一联是“吾见子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天未丧斯文而忍丧此贤耶”；另一联是私祭时写的，“知所恶有甚于死者，非夫人之恸而谁为”。

永失爱徒是梁启超一生中最大的伤痛，而这又岂止是任公先生一人之痛呢！

第四章 瘦弱的士官生

“中国士官三杰”之谜

蔡锷与日本有不解之缘，弱冠之年负笈东渡，34岁客逝福冈。日本之于蔡锷，既是老师，也是敌人。蔡锷对日本的感情是复杂的。在这里，他获得了新思想和新身份，同时也感受到大刺激和大危机。日本的开放、进步、强盛和生机勃勃益发反衬出中国的封闭、落后、颓败和死气沉沉；更不难想象的是，在充斥着武士道精神和帝国自豪感的军校、军营里，那些在军国主义思想洗礼中成长起来的日本军人们将以何种态度对待来自中国的学生——那种就算想掩饰都掩饰不去的优越感，想克制都克制不住的蔑视心理，以及他们发自内心的统治全亚洲、把中国变成独属于大日本帝国之殖民地的强烈愿望。无论在理智上还是情感上，蔡锷都有足够的理由把日本当做祖国未来的假想敌。

向瞧不起自己的人学习，需要坚忍和毅力。“师夷长技以制夷”，没有宽阔的胸襟和咬牙的坚持是做不来的。这时候，自尊只能用实际行动来体现。

根据日本学者镰田和宏1987年的研究成果，蔡锷于1901年12月17日考入东京成城学校，1903年5月毕业，7月24日加入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同年12月1日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1904年10月24日毕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址，当年的东京府市谷台，今天的东京都新宿区市谷本村町。

起初对蔡锷从戎并不看好的梁启超也许没有想到，这个学生从军校毕业时继续了以往一贯的好成绩，不论习文习武，他都名列前茅。蔡锷和密友蒋方震、同乡张孝准由于在这一期的学生中出类拔萃，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关于此事，萨苏先生在《气要高，骨要硬——蒋百里将军侧记》一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记述：1906年毕业的时候……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准。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代，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准得了第五。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场面重演。

说到蒋方震，时下已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他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岳父，早年和蔡锷一起考入“陆士”，后来又留学德国，为德军统帅兴登堡元帅所赏识，舌战过墨索里尼。陆军出身的蒋方震还对艺术有精深的研究，他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是我国第一部在这一领域的学术著作，一度被列为大学教材。萨苏先生这段文字确实提气，然而却与事实不符。

第一，时间不对。蒋方震、蔡锷、张孝准于1904年同期毕业，这是有许多史料证明的，未见有“1906年”之说。而根据“陆士”资料，1905年3月和11月有两批共1283名士官生毕业（可能是为了应付日俄战争），1906年则根本没有毕业生。第二，陆军士官学校创立于1885年，招收中国学生始于1900年，1904年毕业的这批学生，日本算法是第16期，中国算法是第3期。所以，第三，说第16期的蒋方震和蔡锷打败了第9期（第9期早于1897年11月就毕业了）的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等人（小矶国昭毕业于第12期，这是一个节外生枝的错误）就成了关公战秦琼。第四，蒋方震虽是步兵科的，而蔡锷却是骑兵科的，张孝准是工兵科的，他俩不可能参加步兵科学生的毕业典礼。蔡锷密友、钱学森的岳父蒋方震（1882—1938），既是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又是一位研究欧洲文艺复兴史的学者。

当然，与蔡锷等人同期的日本同学中同样不乏赫赫有名的人物，名头最大的当属曾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后来向中方递交投降书的陆军大将冈村宁次，还有“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之一、日军的特务头子、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侵华日军参谋长、陆军大将板垣征四郎，最后一任台湾总督、陆军大将安藤利吉。

翻阅蔡锷的传记，重要的当事人和见证人蒋方震、梁启超的文章中都没有这些扬眉吐气的回忆；蔡锷长子蔡端所编《蔡锷集》，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被誉为邵阳活字典的陈新宪所著《蔡锷年谱》，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蔡锷传记，也都没有类似记载。和蔡锷一起在日本学习的唐才质（唐才常之弟）在《追忆蔡松坡先生》一文中说：“蔡、蒋二君，是士官学校第三期学生，毕业成绩，皆极优秀。在日本百余学生之中，百里名列第一，松坡大致第五。”胡平生之《梁蔡师生与护国之役》也证实了此说，他写道：“据任公回忆，蒋方震全校第一名，松坡似为第五名。”

所谓“中国士官三杰”之说，似应理解为当期中国学生中的佼佼者。蒋、蔡、张三人成绩突出，超过了很多日本学生，而且被他们超过的日本学生中还不乏后来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这是事实。但因此便说“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也有些耸人听闻了。

蔡、蒋二公都是文人从军，他们为了军事救国，不惜苦己心志、劳己筋骨、饿己体肤、空乏己身。这种献身精神，不是那些走投无路才加入军籍又靠着积累战功和培植势力逐步成为将领、军头的人可比的。这种献身精神，比“天皇赐刀”和“士官三杰”更值得被记住，更值得被敬服。而有着远大理想和高洁情怀的蔡、蒋二公，也注定必将成为中国顶尖的军事人才。

“师夷之技”的成果——《军国民篇》

当时很多中国留学生乐于将精神与身体合二为一地去追求充分的自由。而遍观有关蔡锷的史料，均不见有类似记载。对蔡锷有一定了解的人，无一例外地说他俭朴、勤奋、严谨、自重。如果套用胡汉民的话，蔡锷留学日本也只干了两件事，一是学习军事，二是译著和撰文。学习军事是蔡锷的本职工作，习武并非一时头脑发热，“做有名军人”是他对老师梁启超立下的誓言；而笔耕不辍则是出于两个目的——为封闭落后的祖国灌输先进思想，同时也为自己挣来稿费以贴补生活和学习之用。

蔡锷立志习武后进的第一所学校东京成城学校成立于1900年，创办人是儿玉秀雄伯爵，地址在今天东京的新宿区河田町。最初它只是一所普通的四年制中学，为适应日益增多的中国留学生的需要，开设了日语补习班，然后又利用相邻的振武学堂的设施和师资，增设了高等军事科，就此变成了留学生们的军事预科学校。

就读成城期间，蔡锷和旅日湘人一起创办湖南编译社和游学编译社，印行刊物《游学译编》，推介新知识新思想；又发起组织了校友会和中国留学生会馆。在成立成城校友会的倡议书中，蔡锷写道：“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人人得有自主之权。”

成城学校高等军事科的学制为15个月，蔡锷从入学到结业却花了18个月。镰田和宏的解释是这期间蔡锷因回国而被勒令退学，后来复学读完的。陈新宪的《蔡锷年谱》中记载，1903年初，也就是进入成城一年之后，“蔡锷趁寒假携带《游学译编》回国，奔走于苏、鄂、湘省，为湖南编辑社募股，并组建上海、长沙分销处”，可能因事逾期未归。关于此节，1903年春蔡锷在给颜昌峣的信中也有提及，他说自己去冬“由沙市经常德、长沙、湘潭各地，获晤邃庵（戴展诚，留日学生，归国后曾任广西天和县知县、京师大学堂教务提调）、皙子（即著名策士杨度）诸人。……译社股项，拟招十万金”。这些史料缝隙中的细节说明，蔡锷在留学之余，还在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既沉稳又活跃。

这一时期，蔡锷除了在报刊上发表时评，还编译了6万余字的《支那现势论》和4万余字的《国际公法志》。前者乃法国人对当时中国经济、外交的细致观察和分析，包括如何经营中国的通商口岸，以便攫取更大的利益；后者是对国际法的详细介绍，由上海广智书局印行。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该报连载了蔡锷的长篇文章《军国民篇》，这对蔡锷来说是一件大事。

甲午海战，中国受挫于日本，中国从政界到知识界开始真正意识到，大海东面那个“蕞尔小国”已经全面超越了自己，从而不得不认真考虑师之东夷的议题。彼时的日本成了中国吸收西学最大的窗口，成了一座“主义商店”，西方的各种思潮在这里胪列杂陈，军国民主义便是其中之一。《鲁迅全集·坟》中有一篇《寡妇主义》，开头便说：“范源濂先生（范源濂，字静生，湖南湘乡人，和蔡锷一起就读于时务学堂，同为梁启超弟子，1912年曾任教育总长）是现在许多青年所钦仰的，各人有各人的意思，我当然无从推度那些缘由。但我个人所叹服的，是在他当前清光绪末年，首先发明了‘速成师范’。一门学术而可以速成，迂执的先生们也许要觉得离奇罢。殊不知那时中国正闹着‘教育荒’，所以这正是一宗急赈的款子。半年以后，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师资就不在少数了，还带着教育上的各种主义，如军国民主义、尊王攘夷主义之类。”人民文学版《鲁迅全集》为“军国民主义”所作的注释是：“军国民主义，也叫军国主义。它主张扩充军备，使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为对外扩张的军事目的服务；从‘明治维新’时开始，日本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便合力推行军国主义的教育。”

其实不对。军国民主义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德国，最初是一种体育思想，主张把军事训练运用到学校的体育教学中，把学生直接练成士兵。《军国民篇》中写道：“军国民主义，昔滥觞于希腊之斯巴达，汪洋于近世诸大强国。欧西人士，即妇孺之脑质中，亦莫不深受此义。盖其国家以此为全国国民之普通教育，国民以奉斯主义为终身莫大之义务。”说明这是一种教育思想，和军国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军国民教育由德国传入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再由蔡锷等留学生介绍到中国，推崇并实践者亦不乏其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甫一上任就提出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作为学校教育方针。蔡总长提出的“德智军美”的教育宗旨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孔昭绶所秉承，1916年秋，这位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的孔校长在湖南一师成立了一支学生志愿军，为国内一大创举。他在致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的《呈试办学生课外志愿军文》中陈述了办学生军的四个理由：“一遵照教育部令，宜实施军国民教育也”，“一应世界潮流，宜采用军国民主义也”，“一感受国家刺激，宜提倡尚武精神也”，“一注重师范教育，铸成青年中国，为异日实行征兵之准备也”。《军国民篇》的一大要义就是“全民皆兵”的思想。蔡锷指出，中国处在这个战事频仍的世界上，要想保全独立自主，就必须实行义务兵役制，提倡全民皆兵；既如此，则军队的素质就取决于全民的素质，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就必须提高国人的战斗力，先培养出精神和体魄皆强健不羁的国民——“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蔡锷的创造性贡献在于把军事救国和教育救国结合在了一起。

中国人敢不敢战、善不善战，也许很难形成统一的认识，因为中华民族走过了太长的路，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风骨性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在开疆拓土、戍边卫国的奋争中有过辉煌的战史，中国人对战略战术的研究，对武器装备的开发，不输给任何一个国家，甚至一度走在世界的前列。正因祖国曾经独步寰宇，眼看着她只五六十年的光景便国土分崩，尊严扫地，受尽欺侮和蹂躏，蔡锷才更感屈辱和痛心。他认为中国要重新站起来，先须“大声以呼之，大力以摇之”，要猛醒，要改变自己的精神气质，不能再麻木沉沦下去。

被誉为日本宪政之神的尾崎行雄曾有一篇《支那处分案》，其中写道：“今日中国之连战连败者，其近因虽多，而其远因实在支那人之性情也。”又说：“清兵之战也，莫不携有旌旗、雨具、锣鼓、提灯等件，骤见之实堪骇异，苟知战者，其不携此无用之长物必矣。”他还总结了中国注定不可能腾飞的几种原因：一是“支那民族之性情习惯，尚文好利，非尚武好战”；二是“以尚文好利之民，虽积节制训练之功，亦不能匹敌尚武民族”；三是“支那人乏道义心，上下交欺，恬不可怪，毕竟不能举节制训练之实”；四是“支那无固有之军器，其所谓军器者，非杀人器而吓人器也”；五是“既无军器，故无战争之理。支那人之所谓战者，不过旗鼓竞争会而已耳”。

一句话，中国人不会打仗也打不了仗。而遭此群雄逐鹿、弱肉强食之乱世，一个国家如果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就只有被奴役的份了。这就是那个世界的规则，没有公理可讲，更不可能指望谁心慈手软。没时间诅咒和悲叹，要应付残酷的掠夺和绞杀，中国就必须自省，反思自己何以如此孱弱。

蔡锷认为，原因第一在教育：东西各强国从小学教育开始就在有意识地保护儿童活泼好动的天性，培养他们的勇敢气质和独立精神。而中国人从小就被三纲五常的说教压抑着，被繁文缛节的陈规束缚着。“欧美诸邦之教育，在陶铸青年之才力，使之将来足备一军国民之资格。中国之教育，在摧残青年之才力，使之将来足备一奴隶之资格。”奴隶同勇士互搏，绵羊与雄狮相斗，岂有不败之理？

第二在学派：西方人信教，基督教博爱坚强，佛教勘破生死、绝利弃欲，这些宗教都可以铸就弘毅尚武的国民。而中国无宗教，只有学派，一个是孔派，一个是老派。中国古代许多大儒，都是披着孔子的外衣，承着老子的魂魄。民风受此影响，也尽是奉仁义礼智之名，行退避无为之道。

第三在文学：中国的诗词，悲恻怆凉的多，慷慨激昂的少，黯然销魂的多，气壮山河的少；中国的小说，“非才子则佳人，非狐则妖，非鬼则神，或离奇怪诞，或淫亵鄙俚……其思想皆不出野蛮时代之范围”。

第四在风俗：军人是干什么的？就是“捐死生，绝利欲，弃人生之所乐，而就人生之所苦，断一人之私，而济一国之公”。在日本，军人在社会上受到无比的尊敬和爱戴，青年无不以入伍为荣。而在旧中国，“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语妇孺皆知，一个人不到混不下去的地步是不会跑到军队里的。军人的社会地位和荣誉感在中外有天壤之别。

第五在体魄：外国人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中国人则相反，男人抽大烟，女人裹小脚，颓废荒淫，自我摧残。

第六在武器：中国人四千年前就有了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四千年后差不多还在用这些东西。尾崎行雄说中国人几千年都没发明出一种可以一击而杀人的武器，便是尚文不尚武的明证。

第七在声音：今中国则唯有喇叭金鼓，以为号令指挥之具，而无所谓军乐。兵卒之所唱歌，不过俚曲淫词，而无所谓军歌。没有军乐军歌，部队就无法及时有效地提高士气，以“俚曲淫词”取乐，只会涣散军心，消泯斗志。

第八在国势：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中国的历史，统一多于变乱，安定多于动荡；国人长期自给自足，享受安逸，在崇尚和平的同时也少了血性和雄心。

此文成于一百年前，但蔡锷提出的某些问题，今天仍处在争论和探索中——比如教育，比如学派，比如文学，比如风俗。说到底就是：我们能否恰当地融合东西文化而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军国民篇》还用了很大篇幅谈及“近世列国之军备”。其中以1900年入侵中国的八国为例，兹列表如下：

各国陆海军费与人口比例列表如下：

文章指出，“由是观之，以中国人口之数而计，则现役陆军员应得四百万众，战时人员应在两千万以上”；而在军费方面，仅以列强中人均负担军费最少的日本（人均负担近0.44元）来要求中国，“每年军费当在一百七十兆元（1.7亿元）以上”。

不妨再制一表，以便更直观。

如上表所示，几大国中，德国和法国的常规陆军占总人口的比例最高，超过了1％，其他几国也差不多，只有日本少一些；而常规军队与战时军队的比例，法国是1∶11，德国和奥匈帝国是1∶6左右，日本是1∶3。参照这些军事强国的大致比例，取中间值，诚如蔡锷所言，中国4亿民众，应该保持不少于400万的常备军，战时军队以5倍计，应为2000万人。

而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又如何？甲午战争（1894年）时，中国的常备陆海军为80余万，接近俄国，常规军队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0.2％，这一时期的军费开支每年基本保持在6000万两。与同期的亚洲新贵日本相比，无论是军队总兵力还是军费支出，中国都要远胜之。但为什么会受辱于日本呢？问题就出在“软件”上。

当此危难之际，蔡锷大声疾呼，要铸造一种能够适应时代潮流的、全新的民族精神，他称之为“国魂”。国魂者，在蔡锷看来，是日本的所谓“大和魂”，是美国的以“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为口号的门罗主义，是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而中国的国魂又将被赋予怎样的口号和内涵呢？蔡锷没有提出，不过，今天的有识之士们再来填补这个空白，依然具有时代意义。

反清还是救国？

1903年4月8日，沙俄没有按照《交收东三省条约》的规定开始第二期撤兵，反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无理要求，中国人再受刺激，群起反俄。29日，500多个留日学生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与俄军作战，当即有200余人签名参加。5月2日，留日学生在东京锦辉馆开会，把拒俄义勇队更名为学生军，由士官生蓝天蔚担任队长，下分三个区队，每个区队又设四个小分队，每小队约10人，每天进行操练，随时准备开赴东北前线。蔡锷就是学生军的教练之一。不过很快，日本政府就在清政府的要求下强令解散了学生军。

7月24日，蔡锷加入仙台骑兵第二联队，这是陆军士官学校的规定，凡被该校录取的学生都要先去联队当兵实习。《蔡锷年谱》说：“蔡锷这时已有‘神枪手’之誉，在仙台联队骑马射击，百发百中。此时每周星期日清晨必赴大森湾练兵场，担任‘射击教范’的讲授。每次登场，陈天华、陈汝翼（即陈整）、方声涛、刘幸刚等必簇拥之。”

陈天华，就是那个写《猛回头》和《警世钟》的陈天华，每个周末“簇拥”着比自己小7岁的蔡锷去练习射击。而蔡锷回国一年之后，陈天华就在他们练过射击的大森湾投海自沉了。

同样都是满腔热血全心报国的青年，有的选择活着奋斗，有的选择以死抗争。生命是宝贵的，所以后者的泪枯血尽往往能够感天动地；而那些勇于承担、默默前行的人，付出的也许比一条性命更多，更重。“不惧死”固然了不起，但某些时候，“不畏生”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毅力。

1903年12月1日，蔡锷正式成为陆军士官学校的一员。至于为什么要学骑兵，蔡锷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可能和他10岁之前在刘家念私塾时爱骑马有关系。有一次老秀才刘辉阁骑马去镇上，小蔡锷请求同往，刘秀才就把他抱上马走了一遭。这之后，只要刘秀才不在家，蔡锷就约上伙伴跨上马儿驰骋山野。刘秀才得知后把马鞍藏了起来，没想到还是挡不住几个小活宝，他们骑上马照样出去飞奔，没有鞍子就抓紧马鬃，夹紧马肚，骑术倒越练越精了。

关于蔡锷在士官学校学习生活的记载少之又少，只说他非常刻苦。“陆士”最初采用法国式的军事教育，1892年聘请德国少校麦克尔担任顾问，改用德国军事体制，训练以残忍著称。为了让自己单薄的身体强壮起来，蔡锷拼命苦练。据说他能长时间地骑马和游泳。这虽然只是初级军事学校，但课目相当齐全，有战术学、战争史、军制学、兵器学、射击学、航空学、筑城学、交通学、测绘学、卫生学、教育学、马学、军队教育、一般教育和外国语，可见日本军事教育之完备。蔡锷的学科（理论）成绩尤为突出，但术科（技艺）方面开始困难很大。因为身体瘦弱，力量不足，翻杠、跳高、跳远等成绩均不及格。为此，他以王夫之的名句“六经自我开生面，七尺从天岂活埋”自励，发奋苦练，直至让日本师生刮目相看。

1904年10月，一身戎装的蔡锷从学校毕业，意气风发地踏上了回国效力之路。当时的形势，为国家效力事实上就是为清廷效力。而此时，日本的广大中国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已经被“仇满”怒火烧得滚烫，他们把满人称为“狗和山羊”，称为“五百万披兽皮挂号角的劣等民族”。可想而知，蔡锷所为遭讽挨骂是必然的，但外界的压力没有影响他的决定。蔡锷毕业照（摄于1904年10月）。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1902年4月，章炳麟等人倡议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在他们看来，中国早在1660年随着朱由榔南明政权的灭亡就已经不存在了。蔡锷没有参加，有人替他签了个名，他听说后立即要求去掉。

新中国成立后，集中一批“过来人”组稿完成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中有一篇章士钊的文章《疏〈黄帝魂〉》，其中提到留学日本的向往革命的中国学生们分为两派：一派激进张扬，嬉笑怒骂口无遮拦；另一派则谨言慎行，不轻易表露心迹，蔡松坡即属此类。1904年蔡锷回国途中道经上海，受邀加入了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爱国协会。章士钊时任副会长，他说蔡锷“戎装莅盟，佩剑锵然”，态度之庄严，令他60年都一直难忘。“佩剑锵然”的蔡锷回到了疲病交加的祖国，他一肩担着民主共和的远大理想，一肩担着整军经武的现实需要，走上了独木桥。桥的两侧，一边是革命同志的殷切召唤，一边是朝廷官僚的极力拉拢。在孰轻孰重的抉择和新派旧派的纠缠中，如何平衡而稳健地走下去并且完成被时代赋予的双重使命，是20岁出头的蔡锷即将面对的考验。

第五章 广西练兵

“澹泊明志，夙夜在公”

中华五千年史上的至痛至辱，莫过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败衄。首都为八个国家的军队所占领，皇城遭洗劫，皇家园林被烧成断壁残垣。遭此浩劫的大清国已属名存实亡，朝廷只是个摆设，民族的凝聚力已荡然无存。1901年清廷始行新政，羊都丢光了才想起补牢。

新政的一大任务是筹饷练兵，全国各地大练新军，像蔡锷这样的新式军事人才一时炙手可热。回国后的一年间，蔡锷先后在江西和湖南新军中短期任职。1905年夏，广西巡抚李经羲上奏朝廷，请调蔡锷赴桂任职；与此同时，刚调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也奏调蔡锷去奉天——蔡锷写《致湖南士绅诸公书》时，赵尔巽是湖南巡抚，因此对这个湖湘英俊有所了解。湖南巡抚端方眼见两省都来挖墙脚，也奏请留任蔡锷。蔡锷此时被三方追逐。

还是李经羲求贤心切，他致电赵尔巽和端方，说广西地处边陲，国防意义重要，且封闭落后，急需人才编练新军，请二位大人高抬贵手。蔡锷当然也要做一番比较——湖南虽为故土，但端方毕竟是满人（端方本为汉人，姓陶），限制必定很多；奉天呢，虽比广西局面更大，但那是大清龙脉，要想在清皇室的老巢开辟一片新天地，谈何容易；而广西则较少束缚，加之李经羲又如此倚重，相比湖南和奉天，或许这里更易展布。于是蔡锷辞去湖南的官职，偕十几个学生一起去了广西。一到广西，蔡锷就被任命为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又兼随营学堂总理官，还兼巡抚部院总参谋官和测绘学堂堂长。不过按照蔡锷自己的说法，是“经桂抚数次电调，情难峻却，偶来桂游历，遂被羁留”。

当时各地办新政的劲头都很足，其招兵买马之势，就像当今的欧洲足球市场，大大小小的俱乐部都竭尽所能地伸手抢人，瓜分人才资源。广西自然也不落人后，那里建起了一批新式学堂，有法政学堂、典狱学堂、农林学堂、警察学堂、测绘学堂、优级师范等；也网罗了一批新式人才，除了蔡锷，比较知名的还有庄蕴宽（辛亥革命时期曾任代理江苏都督）、钮永建（蒋介石执政初期的国民政府秘书长、江苏省主席）、李书城（参加过武昌起义，解放后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孙孟戟（1913年曾任安徽都督）、尹昌衡（辛亥革命时期擒杀四川总督赵尔丰，出任四川都督）、赵恒惕（1920年至1926年间湖南军政领导人）、蒋尊簋（民国时期浙江都督，上将衔陆军中将）等人。而在他们中间，蔡锷最突出。

蔡锷在广西一干就是五年多，在这个边陲省份，他最大的抱负是整军经武、巩固国防，是以在建设新军、培养军事人才方面着力颇多，且初见成效。但他的工作自始至终都无法顺利开展。一方面是治军之难，另一方面，还有高层的人事斗争。蔡锷在南宁寓所大书“澹泊明志，夙夜在公”八个字自勉，实际工作中他也确实做到了兢兢业业、大公无私，于边省军事多有贡献。然而难以想象的是，他埋头苦干了五年，到最后却被各方排挤到几乎无处容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从头到尾把蔡锷在广西的复杂经历大致梳理一遍。

1905年夏，蔡锷应邀赴桂，时任两广巡防营统领的郭人漳派专员迎迓，殷勤备至。蔡、郭二人初次见面，相谈甚欢。可让蔡锷想不到的是，两人的关系很快降至冰点，冷却的速度比广西的冬天来得还快。

郭人漳也是湖南人，其父郭松林乃晚清名将，初随湘军曾国荃部，后从李鸿章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官至湖北提督，47岁时死于任上，朝廷还为其建专祠，封谥号。人漳则蒙父荫，官拜山西道台，后因贪污去职。李经羲是李鸿章的侄子，因着这层关系，就把郭人漳带到广西做统领。李对于郭，既是上司，又是尊长，耳提面命，时有教诲。蔡锷到桂后，工作认真，任事积极，自非官宦子弟、举止轻浮的郭人漳可比。于是，李经羲便常以蔡松坡为榜样教育郭人漳。郭表面唯唯，心实嫉之，暗地里对蔡锷多所掣肘。

李经羲不久即去职，朝廷派来的新巡抚林绍年到任，这位曾因力阻慈禧挪用海军军费整修颐和园而名声大噪的前御史，对新政却不甚热心。当郭人漳的部下反映军中弊端时，林抚不但不为所动，还劝诫说郭乃将门子弟，才气甚好，不可误会。这期间，黄兴潜入广西发展革命事业，欲运动郭人漳。郭素浮夸，好谈新政，所以对黄兴等人竟也来者不拒，还在黄兴的主持下加入了同盟会。

1907年春，广东钦州（钦州现属广西）民众因抗捐与官府对峙。一直希望在广东策动武装起义的孙中山看准时机，准备联合抗捐民众大干一场。郭人漳奉命领兵平乱，黄兴立即前往联络，意在与郭里应外合。9月5日，起义军占领钦州西南面的属县防城，斩杀知县，公布同盟会纲领，继而进攻钦州城。而这时，驻扎在城里的郭人漳却按兵未动，黄兴也下落不明，致使起义计划夭折。此事，同盟会员谭人凤在《石叟牌词》中有详细记载。他说钦州提督秦炳直事前已察觉郭人漳有异动，便将郭兵尽遣出城，另派心腹带队巡城，戒备甚严。感到不妙的黄兴立即遁走，郭亦不敢再动。对此，谭人凤并没有苛责郭人漳。

这年的阴历年底，壮志未已的黄兴策划再次发难，苦于缺少枪支弹药，又派谭人凤去联络郭人漳，郭满口答应。待一切安排妥当，黄兴忽避走内地，几个携带军用品的广西陆军学生也在镇南关被扣留。怕受连累的郭人漳马上悬赏缉拿谭人凤，又召回派驻越南与革命党人通消息的王德润，杀之以灭口。

起初，黄兴成功争取到郭人漳入盟，当是快事一桩，因为他手下有人有枪，加入革命行列，当然是一大利好。几件事下来，方知此人只是个嘴上豪杰，徒慕虚名，做起事来首鼠两端、胆小而自私。认清一个人需要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又需要付出代价。郭人漳为自保而出卖同志，却还没到出卖革命的地步。确切地说，郭人漳是一个人品不佳的革命者，而同盟会中人品不佳的，也不止他一人。

郭人漳是同盟会员，那蔡锷是不是呢？这个问题，史学界尚有争论。但老资格的同盟会员林虎（广西陆川人，1905年任广西新军管带，之后相继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解放后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在《我参加辛亥革命的经过》一文中却说：1906年秘密来到桂林联络新军的黄兴“见形势恶劣，即将平日物色认为同志的九人，由他主盟加入同盟会，九人为：蔡锷、赵声、郭人漳、胡毅生、雷飚、杨尊任、杨祖时、卢慈佛和我”。白崇禧的老师、广西同盟会员李任仁（广西临桂人，1910年加入同盟会。1930年代任广西省教育厅长，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1949年9月，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广西省副省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等职），后撰文《同盟会在桂林、平乐的活动和广西宣布独立的回忆》，也证实“经黄克强在桂林吸收的同盟会会员，主要有郭人漳、蔡锷、赵声、林虎、雷飚、胡毅生等人”。被黄兴派往广西开展革命活动的何遂和耿毅也有相应的说法。何遂在《辛亥革命亲历纪实》中说：“在香港同盟会总部见到了赵声和黄兴。黄兴告诉我们说：‘南宁讲武堂总办蔡锷也是革命同志。’他给了我们一封介绍信，要我们多与蔡锷联系。”而耿毅在《辛亥革命在广西》中讲得更直接：“何遂等由边防调查回桂的路上，曾经越南的海防到香港，找到了同盟会的主持者赵声和黄兴，黄兴说南宁讲武堂总办蔡松坡也是同盟会的会员，可多与他联系。”这些是来自正面的确认，还有来自反面的证据——袁世凯的高级幕僚张一麐（曾任袁世凯的机要局长、总统府秘书长）在《五十年来国事丛谈》中披露了1907年北洋幕府搜集的各地重要同盟会员的黑名单，其中广西方面三人为郭人漳、蔡锷和钮永建，并在蔡锷的名字后面用括号注明“以军国民会员入会，与郭不睦”。广西治军时期的蔡锷。

据雷飚说，1906年，“与郭不睦”的蔡锷曾有借彰德观操（1906年10月，清廷在河南彰德举行南北新军会操，蔡锷参加观摩，并被选派为中央评判官）之机一去不返的打算。对蔡锷来说，郭人漳虽为同事但难以合作，虽为同志却不可信任；头上还压着一个典型的旧式官僚巡抚林绍年，岂不憋闷！操演结束后，蔡锷和几位士官同学一起进京考察军事，一位满人贵族欲留蔡锷任禁卫军标统。蔡锷没有答应，因为于整军经武、建设国防没有任何裨益，徒做官而已。蔡锷在北京逗留月余，这时林绍年来电催他回去创办陆军小学堂。于是，蔡锷踏上归程，又去续写他的居桂日记了（蔡锷在广西期间写有大量日记，可惜后来全部佚失）。

1907年，广西布政使张鸣岐接替林绍年担任巡抚。张鸣岐曾是李经羲的重要幕僚，在桂多年，深知蔡锷的才干。甫一上任，便倚重蔡锷，编练新军、整顿边务等奏折多由蔡锷起草。这年春天，张鸣岐奏请朝廷委任蔡锷为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着手创办学校。在广西的近代军事史上，这是比组建新军更重要的大事。因为这座学校为广西乃至中国发现和培养了几位赫赫有名的战将，后来的“桂系三雄”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皆出于此。

陆军小学堂是初级军事学校，招生范围是15岁以上、18岁以下的青少年。为了鼓励学生报考，学校待遇甚优——除了免费提供膳食、服装、靴袜、书籍和文具，每月还提供助学津贴，而且升学和就业都有保障。第一期一招生，就有千余人来应试。

因台儿庄大捷为中国战史写下辉煌一笔的李宗仁，是广西陆小第三期学员。对陆小的情况以及蔡锷的风采，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得非常详尽。他说：“全校有新式楼房十余幢，另有礼堂一所。学生的宿舍和课堂分建在大操场的两侧，学堂办公厅和礼堂则建于操场的两端。十分庄严宽敞。当时校方的教官和各部门主持人，多半是新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留学生。他们都穿着非常整洁鲜明、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足上穿着长统皮靴，光可鉴人。腰间更挂着一柄明亮的指挥刀，在校内走动时，这柄刀总是拖在地上。因而他们走起路来，刀声靴声，铿锵悦耳，威风凛凛，使我们刚自乡下出来的农家子弟看到了真是羡慕万分。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对他更是敬若神明。蔡氏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一表堂堂。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常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

作为第一任总办，蔡锷对陆小着力甚大。在他看来，学校培养的不仅是军事人才，更应该是积极向上、堪为表率的有为青年。陆小第一期开办仓促，就把巡防营过去的兵舍作为校舍，房屋破败，因离河太远，用水也有困难。蔡锷便勘察多地，最后把文昌门外、漓江右岸一片荒地作为新校址，不仅风景宜人，而且便于饮水和游泳。他还亲自规划、监督施工。去学校视察时，蔡锷经常下厨房检查伙食情况，要求老师和学生同桌共餐，以增进师生感情，避免搞特殊化。蔡锷对经办学生服装、内务的人员监督极严，所购物品必须保质保量。学生们夏天穿咔叽布制服，冬天穿厚呢制服，皮靴、布鞋、棉衣、棉裤、内衣等也是一应俱全。为了增强学生们的体质，蔡锷还在公务之余带领他们练习器械操、下漓江游泳，他在单杠上翻“大车轮”和潜水的功夫都让学生们竖大拇指。在蔡锷的影响下，陆小的学生们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着装整洁、纪律严明，一时为社会所称许。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升入湖北陆军第三中学，考试成绩居各省之首。而且每次期考也总是来自广西陆小的学生名列第一。

看到蔡锷工作如此得力，张鸣岐自然更加信任，又派给他一堆官职。1908年，蔡锷到南宁担任广西新编常备军第一标（相当于团）标统。1909年又被派往龙州接掌讲武堂。按照清廷的建军计划，广西应该建立新军第25镇（新军军制，镇是战略基本单位，一个镇12512人，相当于师），后因广东新军第26镇起义，遭镇压后被遣散，第25镇编成后便移驻广东，广西另立一个混成协（相当于旅），委任蔡锷为协统，兼领学兵营营长。这是1910年的事，自此，蔡锷已成为广西新军的最高长官。

然而，这些都是表面的。在这几年中，蔡锷几度萌生退意。看看他给友人的书信，对其隐衷可略知一二。

1907年5月31日致陈绍祖函：“此间官、学二界均异常欢迎，诸事尚属顺手。唯孤掌难鸣，诸友皆不我助，殊无意味。且此间财政异常支拙，军事难望大有起色。虽张公（张鸣岐）极相信任，但无米之炊，即巧媳亦所难堪耳。张公现拟竭力整顿实业，以裕财源，但亦不敢放手做去。盖一则无人，亦则恐余款用罄，苟无急效，则势难支撑下去。广西前途颇不易易，弟于此间唯力所能及之事，无不尽力而已。”广西是穷省，全年税收才300万两出头，行政开支都有困难，遑论建军，只能靠邻省协济勉强维持。没钱办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908年夏，广西巡警学堂总办曾广轼突然离桂，确切地说是逃遁。曾广轼乃湖南新化人，亦曾留日，是蔡锷密友，情同手足，据说蔡锷生前写给曾广轼的信在“百通以上”。曾广轼之突然离桂，雷飚说是被郭人漳谋害。曾走后，蔡锷写信给他说：“别仅一星期，恍如匝月，以想念綦切，故觉为日之久也。……闻某已通电东西大府，将不利于足下……唯某既已大施鬼蜮伎俩，似非可以隐忍了结。鄙意以为宜行揭禀东西两院，并控之京部……索兴大闹一场，灭此朝食，为国家可除去一不忠不孝之人，为社会斩伐一人妖，实为功德无量。”若依雷飚之说，则信中这个“某”恐怕就是郭人漳了。蔡锷称之为人妖，必欲除之而后快，可知已是怒极。

1909年赴龙州接办讲武堂，又是一番考验。蔡锷自己说：堂内“丑态怪状，罄竹难书……数月以来，心力交瘁……前此学兵营聚众殴官，围赌杀人之事，层见叠出者，今则震慑于军箭军棍之下，不复萌故态矣。前此之全营出操之士兵，不过数人乃至数十人者，今则适成反比例矣（改革学兵营，尤为困难，以一日而撤换官长至廿余人之多，仅留一排长。裁散兵丁二百余人，而毫无声息，亦云幸矣）。可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于办事大有效力也”。为了制伏学兵营的痞子们，不得不动用“军箭军棍”；为了严明军纪，一天能撤换20多个军官，裁掉200多个士兵。没当过兵的人可能很难想象，蔡锷做出这些决定时需要多大的气势，又要冒多大的风险。开除了200多个士兵（而且肯定是兵痞）而没有发生哗变，蔡锷直称幸运。没有点“不怕死”的精神，很难有这样的魄力。

在此期间，蔡锷还在龙州成立了武德会，提倡军人武德化，后改为秘密组织“建国团”。在蔡锷看来，进行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军人应成为骨干力量，因为他们是被武装起来的，组织纪律性强，有物质优势和作战能力，行动起来更易得手；所要做的，是提高军人的觉悟，去除忠君思想，灌输以民主共和为核心理念的国家意识。但蔡锷面对的对象，恐怕与他的理想还有一段距离。讲武堂的学生都是巡防营统领陆荣廷和济字营统领龙济光手下营级以下的官兵，属绿营兵，跋扈散漫，积习难改。

这年秋天，蔡锷在给曾广轼的信中写道：“决意将讲武堂一差辞去，足以稍轻负担，亦足以藏拙也。内外各友劝兄（蔡锷自称）捐一头衔道也者需万金，踊跃为兄投股者颇不乏其人。此事虽无谓，然居此傀儡场中，亦未尝毫无裨益，拟姑一试……”

只言片语，已道出失望与落寞。尽管他兼任的职务超过十个，可谓权倾一时，但职务越多，压力就越大，怨怼就越深，付出的心力和承受的委屈是外人无从体会的。从23岁到28岁，这五年蔡锷对中国的权力圈有了深切的体会：官场如泥淖，纵使你心气再高、才能再大、勇气再足，仅凭一己之力也不可能变泥潭为清池。试图通过改造军人来改造国民，何其难也！

旧官吏虽然乐见新气象，但决不容忍出乱子，因此所改者也不过皮毛而已；而且他们关注的不只是你的实绩，还要看你的言谈和作派，“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崇尚趋同，厌恶差异，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

那些军人们呢，因为从入伍那天起就没有接受严格的军纪教育，早已贪懒成性。更糟的是，获得了权力（哪怕只是一点）就要滥用，以享受利益和快感（炫耀自己比没有这点权力的人高一等级），这种等级社会的副产品已经深入人心。所以，那些本该严守纪律、扶国翊民的军人实际上变成了耀武扬威、祸害百姓的地痞，说服教育已经没用，只能严责甚至除名。这不是蔡锷喜欢使用的手段，他强调军人之间应该互敬互爱、亲如手足，这样上了战场才能统一意志，不至各自为战。杖责或开除虽然针对的只是违纪官兵，但从人情角度看，也难免影响团结。然除此竟无他法。

压力还不止于此。就在蔡锷努力改变旧风气、开创新局面以至于“心力交瘁”时，不料来自革命阵营的怀疑和打击又扑面而至。1910年，新旧两派势力竟联起手来夹攻蔡锷了。

驱蔡风潮

蔡锷究竟是不是同盟会员，暂且不论；即便不是，至少也是“革命同志”。而当耿毅和何遂揣着黄兴的介绍信满怀希望来联络这位同志时，却发现他“表面的样子没有什么革命的味道”，对他们的会面要求也置之不理。于是便想，这家伙是梁启超弟子，估计是个立宪派。

蔡锷有意与同盟会员保持距离，想来原因有二：一是黄兴离开广西前曾经嘱咐“各自分开，各立基础”；二是这些革命青年热情有余，稳健不足。比如，浙江人吕公望（护国战争时在浙江宣布独立，被推为浙江督军兼省长）和尹昌衡等人在桂林创办《指南月刊》，大造革命声势，被巡警道胡铭查封。他们遂改出《南风报》，宗旨依旧，还在封面插图的竹叶里暗暗画出“民族革命”几个字，只出了一期又被叫停。他们又改出《南报》。胡铭便约见吕公望，以同乡之谊劝其自动收手，免得把脑袋拼上。

何遂还有这样一段回忆：他和耿毅在香港见过黄兴后乘船回桂林时，碰上吕公望，吕惊魂未定地告诉他们，王孝缜等几个同志都跑路了，“你们走后，这些人发了狂，把什么都泄露了，险些儿掉了脑袋”。有一次，巡抚张鸣岐请王孝缜、尹昌衡等几个人吃饭，酒酣耳热之际，尹昌衡脱口而出：“要想中国复兴，满清是不能存在的。”老练的张鸣岐笑道：“大家不用顾虑，畅所欲言好了。”然后拿出几支新购的手枪给大家传看，王孝缜酒后兴起，接过枪来连放数响，把天花板打了好几个洞。心惊胆战的张鸣岐马上拍掌喝彩，连称“壮士”。这些人走后，张督抚当然不会手软，捕拿的捕拿，驱逐的驱逐。

写下这段回忆的何遂也不得了，他在广西干部学堂当队长时，有一天在操场上对学员们大谈革命，说到激昂处，一指场中天桥，高呼道：“有志革命者，可跳此天桥，以示勇敢！”于是学员们纷纷“勇敢”地跳桥，摔伤腿脚也在所不惜。闹出这么大动静，干部学堂当然也就成了当局重点监控的对象。

革命青年们的冲天豪情显然与蔡锷的谨慎沉静格格不入，甚至产生误解。实际上，各个历史时期的许多革命青年都曾犯过幼稚病，他们总以为只要献身革命，就必定是指天画地、昂扬激奋的，不能理解和认同革命者还可以有其他的形态。

1910年，广西新军由原来的一标扩充为一个混成协，部队需要大量中下级军官，一些留日的士官生和同盟会员便前来充任。同盟会员们本已对蔡锷不满，加之科班出身的士官生们在军中的地位又普遍比他们高，这不满几乎到了仇怨的地步。在他们看来，蔡锷刻意打压革命派，是盲人都看得出的事实。而随着张鸣岐升任两广总督离开广西，执掌桂军权柄的蔡锷更加孤立，那些早已对这个外乡人深怀忌惮的当地官绅认为时机已到，个个摩拳擦掌。此时的蔡锷已经结结实实坐到火药桶上，导火索的点燃只是时间问题了。

由于原本要建的镇改成了混成协，干部学堂培养的军官有一批就要裁撤，蔡锷决定考试甄选，成绩好的留下，差的分流。结果，录取的120多人中，湖南籍的军官占了大多数，广西的只有30多个。于是何遂等人指责蔡锷偏袒同乡，排挤本地人，利用同盟会的组织系统发动了一场驱蔡风潮。

这个夏天好不热闹，一时间，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堂罢课，学兵营罢操。过去曾几次请求调离广西的蔡锷这时倒不打算走了，他拒绝被诬。针锋相对的结果是局面进一步恶化，同盟会又动员师范学堂和法政学堂罢课、商会罢市，又联络各学堂、商会、报馆向护理巡抚魏景桐请愿，要求赶走蔡锷。所有忌恨蔡锷的人这时全冒出来了，谘议局议长、副议长和议员联名弹劾蔡锷。蔡锷的部下们愤愤不平，有人打算采取激烈手段，被蔡锷制止了，他只以议员干涉军务于理不合，电请中央派员查办。

于是北京军咨处委派广东督练公所总办吴锡永赴桂彻查。经过详查，吴向军咨处报告说：“调查该堂学生成绩表及试卷，再三详核，剔退各生尚无不公之处。唯查内有湘籍学生宾心亚一名，按其品行国文分数均应剔退而仍留堂。湘桂连界，湘人寓桂本多于他省。采访舆论，蔡总办锷平日于用人之间，不免稍重乡情，似亦在所难免；加以该省素有排斥外籍之习，遂不惜借端发作，捏砌多款禀讦蔡锷，欲其必去而甘心。但细查所指各节，大半诬枉抉嫌，毫无实据，应请免议。至桂省议员越权干涉军事，与议院法要领有违，应请奏明，加以限制，以儆将来。”

虽然中央指派的调查官员证明了蔡锷的清白，但护理巡抚魏景桐还是劝蔡锷离开，因为他也是湖南人，留下蔡锷，他怕“驱蔡”会变成“驱魏”。加之云贵总督李经羲之前数次诚邀，蔡锷决定离桂赴滇。蔡锷在广西干了五年，尽心倾力，竭己所能，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广西“毫未吃半点冤枉饭”。

离桂前，蔡锷还专门宴请了何遂等人，对他们说：“你们念过苏东坡的《留侯论》吗？所谓‘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当成大事！”“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可以视为蔡锷的一种修养吧。

蔡锷的几本传记关于任职广西这一段，多言其治军之功，这当然是他也是广西的骄傲，不可忽略；但记录一个知识分子从军治政的艰辛与无奈，同样也很有价值。当远大理想被国民性格和集体意识打了折扣，是修正理想以适应现实，还是改造现实去实现理想，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统治阶层和知识阶层一直在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居桂五载，对蔡锷是一次考验——身处泥潭，最简单省力的自存之道就是同流合污，而且为了避免猜忌，蔡锷已经做到“表面的样子没有什么革命的味道”，但也只是“表面的样子”，他始终是独立的。精神独立的人有强大的自我意志，知道自己和别人不同，不会被违背自己原则的风气同化，这份坚持在官场中尤为难得。同时，五年的艰辛也是一种历练——学着同各色人等合作，学着征服那些顽劣分子，学着面对纷乱不受干扰、面对危险保持镇定，学着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学着在高远的理想中融进现实的考量，让自己更务实，而务实精神恰恰是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尚付阙如的。

一句话，广西的经历让蔡锷有本领和信心迎接更严峻的挑战。

第六章 于无声处听惊雷——另类革命家

蔡锷会革命吗？

1911年3月，云贵总督李经羲终于把他的“终结者”蔡锷请到了云南。

其实，蔡锷本不想来云南的。早在1910年年初，李经羲就已发出邀请。当时蔡锷说：“滇中军事较桂省尤难，基础已坏，欲挽回补救，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奏功。”但一年后，广西既已待不下去，老领导李经羲又诚意相邀，也只能勉力为之。

1907年，满人锡良由四川总督调任云贵总督时，带了不少川人去云南巡防部队任职，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混成协，以陈宧为协统。后来混成协扩编为新军第19镇，北洋系崔祥奎充统制，带来北洋军官百余人。到李经羲任云贵总督时，仍重用一大批北洋军官。蔡锷所谓“基础已坏”，不知是否暗指滇军已被效忠朝廷的北洋系控制。

1911年年初，崔祥奎年老请辞，统制虚位。第19镇下辖第37、38两协以及马标（相当于团）、炮标、工程营、辎重营和机枪营。崔祥奎挂冠后，第37协协统王振畿、第38协协统钟麟同、总督署总参议靳云鹏都有可能入主第19镇，且三人皆北洋出身，接任顺理成章。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蔡锷恰于此时到滇，王、钟、靳当然紧张。初到云南的蔡锷。

蔡锷到滇后，广西议员依然不肯罢手，他们致函云南谘议局，大意是蔡锷这个人有问题，不能用。据说蔡锷开始很气，后来也想开了，说：“既俯仰无愧，何恤人言？予将来若能于吾国有所建树，则彼等今日之抨击，适凑成予个人历史上之佳话，复何庸计较。”

加上北洋派的排挤，种种因素使蔡锷到昆明后迟迟没有位置，每天就待在教练处里编兵书、写计划，著名的《曾胡治兵语录》即成于此时。

经过李经羲的斡旋协调，四个月后第19镇的高级长官才算各就各位。背景深厚的钟麟同挤掉资格更老、声望更高、能力更强却“朝中无人”的王振畿出任镇统，王不甘居钟之下，调任督署参议，由蔡锷接掌第37协。这种安排，李经羲和北洋系各有所得。

蔡锷所在的第37协有第73、74两标，第73标标统丁锦是段祺瑞保荐、随靳云鹏来滇的一个文人，不懂军事且冥顽不化；第74标标统罗佩金乃世家子弟，日本“陆士”第6期毕业生，他手下三个营，第一营管带唐继尧、第二营管带刘存厚都是“陆士”第6期学员，第三营管带雷飚是蔡锷的学生和部下，追随蔡锷从湖南到广西又来到云南，可谓嫡系。所以，第74标是蔡锷所倚重的，他尤其欣赏唐继尧。当时新军军官薪饷甚丰，各营管带除了正薪，还有公费银150两，唐继尧全部用在官兵身上，毫无保留。他任第一营管带时间不长，因宣扬民族主义被解除兵权，调到讲武堂当监督。唐继尧给蔡锷印象颇佳，以至于民国二年（1913）蔡锷离滇赴京时，力排众议保举在起义军官中年资靠后的唐继尧接任云南都督，他对唐继尧的评价是“活泼勇敢，名利心比较淡泊”。当然，唐继尧后来的剧变是蔡锷始料未及的。

此时的云南和其他各省一样，遍地都是革命的种子。新军中的革命派数不胜数，同盟会已经把支部建在了讲武堂，像唐继尧这样的激进分子，虽被调离军营，但在讲武堂同样可以释放他的爆炸力。讲武堂的学员们甚至比新军官兵走得更远，革命就像他们阔别已久的亲人、恋人、情人，他们天天想、天天盼，恨不得下一秒钟就投进革命的怀抱。

为了建立完备的军事教育体系，清政府创办了各级军校，作为一种补充，又要求各地新军开设讲武堂，在短期内快速培养军队急需的干部。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于1909年，次年总办高尔登离任，此后讲武堂就变成了同盟会的阵地，从总办到监督、提调直至各兵科科长、各班班长，清一色全是同盟会员。钟、王、靳等人当然看不惯，没少在李经羲面前说坏话。提学使叶尔恺也说：“讲武堂多革命党，虎大伤人。”但蔡锷等人却多有袒护，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又手段灵活，而且李经羲也不欲北洋派过于得势，于是讲武堂就在争议声中继续“活”下去。1910年讲武堂第一期学员毕业，李经羲亲自到堂颁发结业证书并发表讲话，但因体弱声小，只好让他并不喜欢的“急进派”李根源代替发言。李对学员们说：“总督说，对于云贵总督可以不做，而讲武堂不能不办。”“急进派”李根源时时不忘向学员们灌输革命思想，不怕他们太革命，就怕他们不革命。有一次他对学员们训话说：“我看见有个学生的作文里有‘忠君’言论，我不放心，来对你们讲讲，当年假设李自成成功，又何尝不是君？其余的话，我不说你们也明白。”在当时，这种种族革命的暗示，比革新、立宪乃至共和更“反动”。

讲武堂学生每次去野外进行实弹训练，每人15发子弹，教官限令只能打5发，其余10发保存起来以备革命之需。

第37协司令部和讲武堂同在洪化府内（今翠湖西路承华圃），但蔡锷从不到堂和学生讲话。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中文和日文书籍，有些书，学生可以借出去看”，还有很多报纸，“这些报纸大声疾呼，猛烈攻击各种各样的帝制派，主张武力推翻清廷。蔡锷虽然准许学生在他的办公室里阅览这些报纸，却从不表露自己的意见。不仅如此，就是对于清廷也从来没有不满之意”。工作之外，蔡锷“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冷静、稳健、隐退”。在北洋系和士官生的竞争中，蔡锷看似不偏不倚，保持中立，这种姿态使他在为士官生辩解时显得更有说服力，他的沉稳态度和调和立场也深得李经羲赞许。蔡锷实际上成了革命派的保护伞。云南讲武堂中的同盟会员。

说到底，大清王朝气数已尽。为了跟上世界潮流，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结果却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王朝的叛逆；为了自卫，编练新式军队，结果新军官兵们却拿起武器向旧势力开火。大清国就像一座危房，虽然修修补补还勉强撑着，但地基腐烂、栋梁疏松，而想要推倒重建的又大有人在，所以摧枯拉朽就只待时机了。

20世纪初，清政府下令要推行新政，但又疑心重重，搞了个皇族内阁，不带汉人玩，因此愈形孤立，几乎彻底被汉人抛弃，因为连那些想拉他们一把的汉人都爱莫能助。从那时起，清廷就开始深陷于此起彼伏的武装暴动和政治暗杀，疲于应付。战战兢兢熬过十载，躲过一支支明枪、一道道暗箭，没想到因为铁路翻了船。

1911年5月，清政府在英、美、德、法四国的压力下，将铁路干线的修筑权全部收归国有，以便借与外国。而此时，粤汉、川汉铁路的部分路段已开始由民间动工兴建，湘、鄂、川、粤四省许多绅商民众都已参股筑路。清廷强行将铁路收归国有，已经侵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且背后还有帝国主义作祟，更激起民族主义情绪。长沙市民率先集会，湖南境内万余铁路工人示威。紧接着，湖北、四川、广东也闻风而动。四川的保路运动声势最大，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成立保路同志会，各府州县又陆续建立分会，入会者骤达数十万人。后在同盟会的参与下组织了保路同志军。清廷急派驻藏大臣赵尔丰转任四川总督，控制川局。赵氏是个狠角色，他到成都后，立刻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命军警射杀请愿群众，查封铁路公司，取缔各地保路同志会。“赵屠户”的强力弹压反而激起四川人民更激烈的反抗。

8月，四川保路之声传到云南，各种小道消息铺天盖地。第74标管带、川人刘存厚为了营造革命氛围，向报馆透风说赵尔丰伏诛、各司道遭逐，四川已经独立，一时搅得风生水起。李经羲、钟麟同马上发子弹给第73标和机枪营、宪兵营，令其暗中戒备由士官生担任长官的第74标和炮标，城内也开始戒严。

革命风暴近在眼前，讲武堂师生也跃跃欲试，准备乘10月9日李经羲参加特别班毕业式时行刺，但炮标管带谢汝翼极言不可。于是革命军官开始酝酿发动一场大规模起义。

10月10日，武昌起义震动了全国，云南革命党人意志更坚。16日晚，刘存厚、唐继尧、殷承、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诸人在刘存厚的寓所开会策划起事。他们认为协统蔡锷、第74标标统罗佩金、第三营管带雷飚、工程营管带韩凤楼、机枪营管带李凤楼、炮标的两个管带刘云峰和谢汝翼等12人皆可联络共同革命。

其时蔡锷刚从宜良回到昆明，应邀参加了19日的第二次会议。这次密会议定联系可靠官兵，在部队中建立小团体，作为起义的骨干力量。六天后，蔡锷、唐继尧、刘存厚、沈汪度、殷承、张子贞、雷飚七人在萧家巷刘存厚家召开第四次会议。殷承提出云南举义应从缓，因为军心尚不统一，一旦乱起来，会给外强干涉的借口，可俟全局大定后再行事。一向稳静的蔡锷这时却坚定地说：“云南宜速举，为西南各省倡；纵武汉失败，滇中亦可于半年之内整顿军备，进退裕如。在此数月之中，川黔可以得手，得此三省以与满清争衡，胜负亦未可决。”至于外人干涉，以大势计，不足为虑。众人多数赞成，其议乃决。此时，窗外电闪雷鸣，天公仿佛应和着义士们的雄心。就在这个雨夜，七个人歃血立盟，将写有“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誓言的白纸焚化后调于酒中，分饮以结同心。

而一年前，蔡锷却因“表面的样子没有什么革命的味道”被赶出广西。临行前，他请发动驱蔡风潮的何遂、耿毅吃饭，席间对他们说：“你们何苦撵我，你们是革命党，我比你们资格更老。你们太年青，浑身带刺儿，不小心将来难免杀身之祸。我在此尚可为你们敷衍，我走后你们更需自爱，千万不可拔苗助长。”事实上，1905年蔡锷刚到广西时就曾购买了一批枪械，欲乘布政使余诚格为母贺寿时起事，后因形格势禁，计划搁浅，那批军火便密送给宝庆的革命党人藏用。1907年，黄兴扮作和尚，化名张愚成潜赴广西与蔡锷密会，事后“张和尚”去镇南关发动起义，蔡锷又派岳森运去一批武器。所以蔡锷对何遂们说“我比你们资格更老”。

武昌首义后，靳云鹏曾进言李经羲，说蔡锷实系革命首领，宜早去之以安军心。李经羲怒曰：“此次武昌起义全系鄂省当局仓皇失措操切过甚所致，吾滇宜镇静处置，使之潜然默化为妥，不可再事操切以坏大事。”靳云鹏碰了一鼻子灰。

实际上，蔡锷的隐晦态度一时也让云南的革命派摸不着头脑，不仅他会不会支持革命成了个问题，甚至他会不会破坏革命都有人怀疑。所以第一次密会没有邀请他，是殷承力荐，又以人格担保，大家才同意让蔡锷参加进来。

一夜换新天

再回到暗潮汹涌的云南。大事已定，接下来就要推举一个领导者。罗佩金、殷承、李根源认为云南的革命自应由云南人领导；而雷飚、刘存厚、唐继尧、李鸿祥、谢汝翼五个管带加上讲武堂监督沈汪度则一致拥戴蔡锷，因为蔡锷是“陆士”三期毕业，资格最老，又是协统，军阶最高，而且他有才干、有眼光，堪当大任。这一派军官人多势众，于是公推蔡锷为起义总指挥。10月28日的第五次秘密会议不仅推选出总指挥，还确定了起义时间。

此前，李经羲怕新军起义，不发子弹，后来蔡锷等人借口为防暴动要进行演习，每个士兵领取了五发子弹。刘存厚说：“各部队大部分枪支是新式五子枪，每支只领存子弹五发，应先设法领子弹，起义要缓期。”刚接李经羲命令即将去外地招兵的李鸿祥说：“李经羲已用调虎离山计，我们不能缓期，非急速行动不可。”而排长黄毓英更是“热血欲喷”：“别人不干，我就单个干！”“活泼勇敢”的唐继尧也随声附和。于是蔡锷决定，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夜里3点举行起义，众皆赞成。接着就筹划一些具体事项：届时讲武堂学员将打开昆明城的北门和小西门，迎接起义部队入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北地区归第73标占领，主攻目标是军械局和五华山；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南地区归第74标占领，重点攻击南城外巡防营、南门城楼及督署、藩署、盐署等各衙门；起义部队口令是“军”（军械局）、“总”（总督署），军帽上一律附白袋，以资辨认。

次日，蔡锷即前往城南巫家坝第74标本部坐镇指挥。讲武堂学生们也行动起来，收集砍城门的工具。陆军小学的学生也在南城公园秘密集会，同盟决死。各部队则忙着领取子弹。

九月初九这天一大早，排长邓泰中忽然向刘存厚报告，说昨天领的子弹全是九子弹，新式五子枪根本没法用，肯定是钟麟同搞鬼。莫非钟麟同已有觉察？正惊疑间，集合号突然响起，传令兵说钟统制已到营外，刘存厚只好集合队伍出迎。

钟麟同向官兵喊话说：“我已得到确报，今夜有匪作乱攻城，将谋革命，尔等如发觉有妄言革命者来报，本统制见官加一级，赏银200两！”接着，他又到第74标本部集合中高级军官说：“谣传今夜巫家坝军队将作乱，你们看如何？”蔡锷回答：“此处军队保无此事。”又试探道：“但天时人事现已如此，何不劝李督办自行宣布独立？”钟麟同声色俱厉：“该统领且莫乱讲！你我吃皇爵禄，当保皇恩。要云南独立，非二十三省中那二十二省俱已独立方可；否则，纵有二十一省独立，我都不肯。你可莫乱说独立！”据说钟麟同这个人杀气腾腾的，不知说这番话时是否也满含杀气。

钟走后，刘存厚忙向蔡锷报告子弹不合用，且钟麟同已有防备，不如展期到明夜举事。蔡锷认可。刘存厚又进城去见讲武堂监督唐继尧，唐说此事已通报各方面，若改期恐怕机密尽泄。二人商议，认为还是应该如期举义。接着去见机枪营管带李凤楼，李把守备警戒计划交给他，并保证机枪营将悉数赴义。刘存厚回到巫家坝，此时已是下午5点，他找人撬开军械库检查，发现还是有一些五子弹。但毕竟不够充足，遂派人去城南巡防营游说，讲明利害，晓以大义，争取助我，至少保持中立，这样就可以少消耗一些弹药。

晚上7点，蔡锷召集刘存厚、雷飚、刘云峰、庾恩旸、罗佩金、谢汝翼、李凤楼、唐继尧等军官开会，做最后部署：一、第74标第一营临时管带唐继尧率所部（附炮兵第一营之炮6门）由南门进攻督署；二、第74标第二营管带刘存厚率所部（附炮兵第二营之炮6门、机关枪8尊）扑灭财神庙之巡防第二、四营后占领南城，援助唐营攻击督署；三、第74标第三营管带雷飚率所部随蔡为预备队，布置于城内江南会馆附近；四、其余之机关枪由李凤楼配布南城外各要隘，以防敌军外来袭击。

会议未毕，炮标统带韩建铎命人来请谢汝翼去议事。韩素与部属不和，所部军官有意击之。蔡锷念其为士官同学，是个人才，若一并消灭未免可惜，便邀他来第74标本部。韩建铎到后，蔡锷拿出手枪对着他，用日语说：“今晚动作。”韩问何事，蔡锷说“革命”。韩说“时机未到”，蔡锷说：“此时不问时机到不到，只问君同意不同意。”韩建铎表示同意，蔡锷遂留之于本部。

恰在这时，大概8点半，北校场突然响起枪声，第73标第三营出了事。原来排长黄毓英、王秉钧、文鸿逵正领着士兵悄悄抬子弹，却被值日队官（连长）唐元良发现，唐上前盘问，几个人口角起来。管带李鸿祥听到，把唐元良拉进自己营房，告诉他今晚要起义。唐一听说“起义”，吓得脸发白，腿发抖，说不出话，因为他是靳云鹏的亲戚，生怕起义军革了他的命。李鸿祥正在争取他，外面就响起枪声，起义士兵击毙了阻止他们开箱取武器的北洋队官安焕章。李鸿祥出来看，几个士兵发现他身后跟着唐元良，一时怒气，也把唐一枪撂倒，另一个赶来的北洋督队官（副营长）薛树仁也中弹毙命。李鸿祥手下五个北洋系军官，几分钟内就消灭了三个。

这时营盘成了热锅，士兵们纷纷冲出营房，喊打喊杀。李鸿祥下令吹号集合队伍，这时第一营管带成维铮、第二营管带齐世杰两名北洋军官已经逃跑，李鸿祥指定马为麟和刘祖武代管两营，三营官兵整装集合后便向北城门进发。途中他们击溃了丁锦的卫队，剪断大东门电报电话局的电线，又杀掉北门守兵，冲进了城。此时还不到10点，李鸿祥派排长杨秀林去城南巫家坝报信，催促第74标和炮标赶快行动，自己则领兵攻打军械局。

10时许，蔡锷得到探报，说城中火光冲天，知是第73标所为。事已至此，不容再耽搁，于是集合步、炮两标军官，蔡锷、罗佩金、刘存厚、谢汝翼等人来到队前。蔡锷发表宣言说：“钟统制疑本协及炮标目兵将作乱，今日已有命令到协，饬我限今夜将枪、炮机柄收缴后再行严加惩办。我辈军人无辜受累。满清专制数百年，纪纲不振，政以贿成，四万万同胞如坐涂炭。现在武昌首义，四处响应，皆欲扫除专制，复我民权，我辈军人何莫非国民一分子？与其被疑缴械，徒手待戮，何如持此利器同起义军，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山河，兴我汉室！果能如此，诚汉族之荣，军界之光也。”言毕，所有人都举手三呼“革命军万岁”。刘存厚当即宣布，公推蔡协统为临时革命军总司令。军官们又三呼“万岁”。有士兵押来两个满族军官，欲杀之祭旗，被蔡锷制止。蔡锷说：“吾辈今日此举，为倾倒满清恶劣政府，不宜戕杀其个人。汉、满、蒙、回、藏皆属同胞，应一律看待。”他还特别叮嘱进攻督署的部队，要留心保护好李经羲和他的家眷。誓师后，军官们各回本队，再集合士兵布置任务，分发子弹。午夜12点半，步炮两标由蔡锷率领从巫家坝出发，直扑昆明城。

蔡锷领军行抵大东门外，恰与钟麟同调来增援的马标队伍遭遇。蔡锷急中生智，上前和标统田书年等军官握手，嘱其带队巡防城外四周，严防匪类。田书年被镇住，眼看兵力也不占优势，既然蔡锷不打，索性大家都装糊涂，于是令旗一挥，领着他的马队出城去了。

第73标的攻击重点军械局是块硬骨头，整整打了一夜。军械局围墙又高又厚，大铁门牢不可破，四角还配置了格林炮，200名守军凭借充足的弹药和坚实的屏障负隅顽抗。本来李根源以为凭着和守将的交情可以劝降，他下令暂停进攻，和李鸿祥一起走到大门口，大声呼唤袁应甫，回答他的却是一枚炮弹，幸亏李鸿祥躲得快，否则当场就做了炮灰。激烈的战斗就此打响了。格林炮把铁门击穿一个大洞，炮弹不断从火洞里射出，阻遏起义军的攻势。有人建议火攻，于是从附近居民家里要来破布和烂被褥，裹成一堆浇上火油，掷到大铁门边。大门在熊熊大火中轰然倒下，守军急忙堆集木柴燃烧，利用火势树起一道火墙；又把格林炮架设到更有利的位置上，织起一道火力网，对起义军的威胁反而更大了。

蔡锷入城后即在江南会馆设立总指挥部，坐镇指挥调度。经过一夜激战，南城的巡防营和宪兵队均投诚，起义军占领盐署、大东门等处，只剩军械局、五华山第19镇司令部和总督署尚未攻下。

军械局方面，就在僵持难下时，谢汝翼率炮兵驰援。他们从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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