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梓奕荣轩
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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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那些胡同儿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老北京那些胡同儿
作者：梓奕荣轩
排版：中国铁道出版社
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5
ISBN：978-7-113-19331-7
本书由中国铁道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言
Prreface
漫话京城胡同
北京城的胡同，光那些千奇百怪的称呼就让人眼花缭乱，更何况那些曲曲折折、形形色色的风貌？它们总是那么包罗万象。名字听起来很随意，一眼望过去，既不惊艳，也不时尚，更不富丽堂皇，却又令人忍不住暗生好奇，不觉地去咂摸，久久地玩味一番。也许，这些古老的胡同以及它们的名字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它们就隐藏在某个毫不经意的旮旯里。
不过，说到“胡同”这个词儿，差不多可以说算是北京人的无聊发明。
其他地方，不论是北方，还是江南水乡，不论是大都市，还是小乡镇，人们只会叫街道、过道、弄堂、小巷，只有北京人称之为“胡同”这么个“叽里咕噜”的、不知所云的名字。
然而，这个词并不是汉人的称呼。因为，这个词大约是从元朝兴起的。那时候，北京城开始幸运地轮到了担任京城的地位。蒙古人统治下，蒙汉混居，“胡同”这个词是汉人谐音叫过来的，久而久之，就成了汉语词汇大家庭里的一员。
不过，有专家精心考证，“胡同”一词的含义并非那么简单，而是有以下三种意思。
第一，在蒙古语、突厥语、满语中，胡同是水井的意思。以前，大家吃水靠挖井。老百姓以某口水井聚居起来，因而水井就成了那条街巷的代名词。所以，胡同原来指的是巷子里的水井。
第二，胡同指的是城镇。蒙古语中，人们管城镇叫“浩特”。蒙古人统治北京后，就按照自己的习惯，把这里的城镇叫“浩特”。进而，“浩特”被叫转音，变成“火弄”，或“弄通”，进而又演变成“弄堂、胡同”。
第三，是个政治口号的简称。元朝人统治天下后，操着“胡人大统”这个政治口号，向被统治阶层的百姓“洗脑”。于是乎，这个政治口号被简称为“胡同”。
这三重意思都有其合理之处，但作者姑且比较认同第一条，应该没什么较真的人抬杠。其实，大家只要知道胡同现在指的是街巷就行了，“打破砂锅纹（问）到底”，也没啥意思。
要说世上最接地气的，大约就是那些小街道了。它们每天都会被老百姓踩在脚底下。对于北京人来说，就是胡同了。自然，这些胡同的名称最具生活气息，也最能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如此一来这些胡同的取名也是相当有讲究的
北京人似乎忒讲究走路，对自己脚下的条条胡同，大都有个有趣的名儿，不是叫起来图顺口儿，就是听起来很形象。
比如，看看这些名儿：细长的叫竹竿胡同，扁长的称扁担胡同，两头粗细相差很大的叫小喇叭胡同。此外，还有什么耳朵眼胡同、笤帚胡同、罗圈胡同、椅子圈胡同，等等。
再比如，根据北京土语的儿化音，于是一连串的称呼就这样叫起来了：背阴儿胡同、取灯儿胡同、闷葫芦罐儿胡同、帽儿胡同、菊儿胡同、罗儿胡同、鸦儿胡同、雨儿胡同、上儿胡同、盆儿胡同、井儿胡同等。听听，多顺耳。
俗话说：“早上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于是乎，另有一些胡同就取材于生活，如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盐店胡同酱坊胡同、醋章胡同、茶儿胡同等。大约，这些胡同里驻扎着老百的日常集市。
另外，还有以寺庙命名的，也有一长串：正觉寺胡同、观音寺胡同、方居寺胡同，等等。这说明，在旧时代，北京城的和尚庙不少，香火旺，求佛拜神的香客们是很普遍的。
当然世上啥事都不是那么整齐划一也并非北京的所有胡同都叫胡同。个别的也正儿八经地叫某某街，某某巷子。比如，大名鼎鼎的王府井大街、琉璃厂大街、国子监街、烟袋斜街、苏州街、法源里等。这些应该最初多是汉人称呼的，所以才没有上胡同的“道儿”。但是，它们依然属于北京胡同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
因此说，北京城的胡同数量多得吓人。但要说具体数字，恐怕每一个人不一定能说上来。老一辈的大爷们，他们可能会念着口诀说：“大胡同三千六，小胡同如牛毛。”
那么，大小胡同加起来，恐怕也得上万了。
当然，北京的胡同数量是变化的，随着时代不同而变迁。最初它兴起于北京城兴建之初，据史书记载：“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大致就是说，大胡同接近三十条，小胡同则将近四百条。大小胡同加起来，也就四百来条。
到了明朝尤其是在朱棣篡位后愣是把京城大老远地从南京城挪到北京城来，之后的京城就更是兴旺发达了。据说，这时的胡同巷子大约有1170多条，而其中直接以胡同命名的，就有459条。可见，胡同数量直线上升，不用说，北京城的规模也在辐射式扩大。
再到“扎辫子”的清王朝。据记录，康乾盛世的时候，北京城的胡同巷子达2077条，其中直接以胡同命名的就有978条。
还没完，还有民国的记录。没想到在这个乱世，北京胡同依旧在增长。据一位日本人在对北京城的考察中，记录民国时北京共有3300多条胡同，比清王朝增加了1000多条。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据记载，北京城区的胡同达4550多条。到了20世纪末，北京的胡同巷子的确切数字为6029条，其中以胡同命名的达1320多条。
胡同的不断增多，直接在暗示北京城的人口在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北京城的规模在不断拓展。如今，它作为国际大都市，那些胡同自然而然成了流淌在北京城里的大大小小的血管。甭管是静脉、动脉，还是毛细血管。
总归一句话：胡同，是北京城里的一条条血管。京城胡同的“老祖宗”——寿命最长的砖塔胡同
一坛酒封存得越久就越香醇，一个玩意儿历经的时代越久，就能毫不客气地享有古董的身份和地位。比如北京城的胡同，那可是历经了几百年的古典岁月，穿越到了今天这个新科技时代。
然而，要说京城的胡同，现在眼睛能看到，双脚能踩到的，不是清代的，也就是明代的，要碰上元代的胡同，那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
不过，还真有这么一条老得掉牙的胡同，它就是砖塔胡同。
也正因为年代久远，这条胡同所经历的岁月最长，从它身上流传的故事自然比其他胡同更为精彩，也更传奇。
其实，任何代代相传的东西，都铁定有它们的祖师爷。木匠们的祖师爷鲁班，佛教禅宗的祖师爷达摩先生。北京城的胡同，也有自己的祖师爷，幸好它还“健在”。
据说，它是从前元朝京城——大都所有29条胡同中唯一留存下来的胡同。据专门人士推测，砖塔胡同的年龄，至今已有700多岁的高龄。它是老北京最具沧桑的老古董。不过，还不能说它是古董，它依然居住和生活着现代老百姓，还没有沦为旅游景点的悲催下场。
它坐落在西城区，在西四牌楼附近，西四丁字路口以西。这是在北京中心罕见的一条胡同，而且至今还算完整，尽管拆迁的消息频频传来。
话不虚传，既然叫“砖塔胡同”，少不了跟砖塔沾边儿。
没错儿，砖塔胡同里就高高地耸立着一座青砖古塔，这也正是它的名字的出处。从外形上看，这座古塔是从原七级后加高到九级的密檐砖塔。从身世来看，这座古塔非同小可，它跟元朝一位高僧有关。
这位高僧叫万松老人。他老人家可是当年的一代名臣耶律楚材的恩师。这座砖塔是耶律楚材专门给恩师建造的葬骨塔。
这位万松老人，年轻剃度时，法名叫行秀。本来是河南洛阳人。15岁的时候，这个外地小伙子跑到了河北邢台，在那里的一座净土寺里削发断尘，成了小沙弥。不过，别小瞧人家，这个小沙弥是极有慧根的。
10年间，聪颖过人的行秀就读完了寺里的所有佛经，并且了悟人生，洞察万世。于是他开始云游四方，成为一名云游僧。之后，云游得累了，也想找个安居之处，他来到了河北磁县的大明寺。在那里，他被雪岩满禅师相中，继承了衣钵，专攻禅学一门。
若干年后，他的禅学相当精进。当初的净土宗沙弥，此时的行秀已成为禅宗的大禅师。但是，这位禅师没有忘本，他清楚自己当初踏入佛门之地，永远是那座净土寺。
于是，他在晚年返回到了母寺——地处邢台的净土寺。在寺里，他建造了一座万松轩，安居其中，并自号为“万松野老”。除了在万松轩中打坐禅修外，他还时常在寺内进行布坛说法，吸引了大批的弟子以及寺外不少普通听众。
由此，外边的人们，都尊称他为“万松老人”。
万松老人的名声传出去没多久，他就受到燕京金国领导人——金章宗的盛情邀请。金章宗崇仰佛法，是个谦虚好学的学生。于是，万松老人只身来到了燕京（也就是当时的北京），向这位领导人说法，并受到金章宗的极力赞赏。
不过，金国的气数太短，没过十年，就被蒙古人给收拾了。北京城也就成了蒙古人的地盘，同时也成了元朝的京城——大都。
时代变了，领导人变了，京城的名儿也变了，但是万松老人的佛法没变。他身居空门，一心弘扬佛法，普度众生。
近水楼台，元朝的一干君臣得知京城有位高僧，佛法无边，难免心动，想要见识一番。于是，元世祖忽必烈、名臣耶律楚材等人，纷纷投身于万松老人的门下，时常向他老人家参学，一学就是三年。
万松老人的地位差不多相当于元朝的“护国法师”。
他给君臣讲经说法，告诫他们要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切勿乱施暴政，乃至祸国殃民。在君臣这些俗家弟子中，耶律楚材算是最好学的一个，也是最敬重他老人家的一个。据说耶律楚材闲来无事时，每当拜望这位禅师后，都有幸聆听万松老人操琴一曲。在耶律楚材的建议下，元世祖将承华殿的一张琴与《悲风》琴谱赠给了万松老人。
几年后，这位禅宗法师溘然圆寂。
为了纪念恩师，在元世祖的授意下，耶律楚材为万松老人筑造了一座朴素别致的青砖葬骨塔。
紧邻砖塔北边原来是一排民居，对面则是空地。此后若干年后，这座塔渐渐无人问津。不知什么时候，有一些人在对面倚塔建屋，越来越多，在以后还有人开起了酒肆饭店，渐渐热闹起来。于是，一条胡同就这样形成了。随之，这条胡同就被人们称为“砖塔胡同”。
有点可笑的是，没想到，这座砖塔竟还成了胡同里那些酒肆伙计们磨刀的地方。只要菜刀钝了，他们常常就会来到塔下，在青色砖塔上磨刀霍霍。
到了明朝，有位云游僧，名叫乐庵，从江南一路来到京城。一天，当他走到胡同里，遇见这座砖塔，顿时幡然醒悟。他通过募捐买下了这座砖塔，并进行了一番装修。此后，他便长居在砖塔里，守护了大半生。
等到这位和尚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后，这座砖塔也就没有了主人，渐渐荒芜，破旧不堪。幸好在清朝乾隆年间，因乾隆帝的恻隐之心，从而得以重修。
民国十六年（1927年），有人在塔的北侧设了一道小门，并在门檐上书写“元万松老人塔”五个字。由此，后人才大致清楚这座塔的来历。
当然，这条胡同跟砖塔差不多历经了同样的岁月。但是，这条胡同自有它自己的生活范儿。据说，元明清三代，砖塔胡同一直都是京城娱乐中心之一。由此，砖塔胡同的名气也是格外的响亮。
这条胡同，除了酒肆饭店外，每天还有热闹的戏曲杂剧。当时的酒肆里通常都会设有这种娱乐节目，用来吸引招徕顾客。
元朝流行杂剧，明朝流行传奇剧，到了清朝就是京剧了。这条胡同里，那些戏院与酒肆基本连在一块。人们一边喝酒，一边听戏，好不优哉。
不过，当时的戏院并不叫戏院，而叫勾栏。勾栏是个统称，它内设戏台、戏房、神楼和腰棚。一座规模较大的勾栏，差不多能容纳数千人看戏。这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普通电影院了。
同时，由于这条砖塔胡同的影响力，附近的几条胡同——口袋胡同、钱串胡同、玉带胡同等，也都搞起了自己的戏班和勾栏，致使以砖塔胡同为中心的这个圈子，拥有戏院不下30家，整天价锣鼓喧天，曲艺连连。
到了大明王朝，官府机构专门在东城设立了教坊司，拨专款大搞戏曲音乐建设。于是，在那里很快兴起了几条本司胡同和演乐胡同。在官方的竞争和排挤下，由此，砖塔胡同一带才渐渐丧失了从前的喧嚣热闹。
位于砖塔胡同旁的砖塔寺，现为正阳书局
到了满清王朝，砖塔胡同的身份突然变了。它被军事机构——机营占据，不幸沦为了右翼汉军排枪队的驻扎营地。军营也需要娱乐，也需要文艺团。于是乎，这条胡同因为它的娱乐传统，歌舞曲艺一度复兴，热闹异常。
然而，到了1900年，古老的北京城连遭劫难。先是义和团运动像蘑菇云一般爆发，军营失利，砖塔胡同被义和团的英雄好汉们选为作战阵地，方便进攻对面的西什库教堂。由此，这条胡同沦为战场。
接着是，八国联军狼狈为奸，联合起来入侵北京城，洗劫圆明园，甚至连那些胡同都不放过。众多胡同破坏严重，百姓遭殃。不得已，胡同里的那些戏班乐户们纷纷逃往家乡，生存第一嘛。
打那以后，砖塔胡同就寂寞了，变成了一条平静的居民区。
从前的唯一留存，只有那座万松老人砖塔，尽管它已是经过多次翻修。
当然，历史时常会有巧合。到了民国，砖塔胡同竟也有大名人住进来，其中就有鲁迅先生。
在这之前，鲁迅跟弟弟周作人兄弟两家几口人在八道湾住在一起，不幸的是，两个兄弟之间闹矛盾，鲁迅净身出户。于是他带着老娘和老婆搬到了这条砖塔胡同的61号（如今已拆迁）。
这个四合院子总共大约20多平方米，3间房子，鲁迅就住在北房，东西两间留给两个女人。堂屋里摆了一张八仙桌，则是吃饭会客的地方。
砖塔胡同里的关帝庙
他就在胡同61号北屋里安静地写作。跟八道湾相比，这边的条件的确苦多了。此时的鲁迅贫病交加，心情自然很差。然而鲁迅还是完成了不少名作，比如他编定的《中国小说史略》下卷，以及小说名篇《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等。
鲁迅一边写作，一边瞅着找环境好些的房子。搞写作嘛，环境好了，心情才能好；心情好了，才能发挥好。
于是，在这条砖塔胡同住了仅仅9个月，鲁迅就带着家人迫不及待地搬走了。1924年5月，他们离开了砖塔胡同，搬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
大约20年后，另一位作家也搬进了这条砖塔胡同。他叫张恨水，是当时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作家的代表人物。
总之一句话，砖塔胡同作为北京城最古老的一条巷子，曾经也一度是北京城的娱乐中心，也曾见证过一些文人作家的艰苦生活，它是一面不可磨灭的古镜，照耀了多少世纪的人世沧桑。皇城根下的人气集聚地——面目全非的金鱼胡同
北京胡同中，要说如今最不幸的一个，恐怕就属金鱼胡同了。
当一条古老胡同变成一条沥青马路时，恐怕这是一件悲催的事儿。金鱼胡同，如今被人们改叫为“金宝街”，变成了一系列名车汇集的场所。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是与时俱进，还是堕落？谁也说不清。
不过，稍有记忆的老北京大爷、大婶、大妈、大伯们，只要“一倒窖子”，都会将从前的金鱼胡同数说得一清二楚，就像是那条逝去的胡同历历在目。
金鱼胡同就在当年紫禁城的跟前，东城区。据说，明朝时它归属澄清坊。到了清朝，归属镶白旗。
它的具体位置在灯市口大街南侧，差不多呈东西走向。几个邻居分别是：东边的东单北大街，西边的王府井大街，南边的校尉胡同，北边的西堂子胡同。
金鱼胡同标志牌
现在的金鱼胡同
金鱼胡同就应该有金鱼吧，但是别介，这条胡同并没什么金鱼、银鱼，也不是鱼肉市场。
据说很早时候，这条胡同是一条金银铺子。所以，人们就白话叫为“金银胡同”。等到金银铺子渐渐绝迹时，后来人们也忘了来源，还以为是“金鱼胡同”呢。这样叫着叫着，金鱼胡同的名字就叫起来。
至少在民国时，金鱼胡同的西口有两个繁华地段，一个是东安市场，一个是吉祥剧院，当时都是热闹的场所。
相对而言，东口则显得高贵一些，因为那是王公大臣的府邸。清末大学士那桐就把自己的私家园林建在这里，人们俗称“那家花园”。据说，那家花园的面积，就占了东口的四分之一胡同。可见，那桐的豪宅多么气派，多么有意境。
提到大学士那桐，自然得有一点儿故事。
那桐可不是个小人物，他还曾受邀给清华园亲笔题名呢。他的身份头衔就有一长串：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并兼任过京师步军统领和管理工巡局事务，都是非同小可的职位。
他自然不是汉人，而是满洲人，叶赫那拉氏，隶属内务府满洲镶黄旗人。由于他富有政治才干，而且还擅长诗文，好金石书画，是难得的才子，由此被誉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其他二人分别是荣庆、端方。当时他们三人被戏称为：大荣、小那、端老四。
据说，他们三人是光绪初期政治行情最被看好的三名中生代干部。
然而，谁也很难想象，作为军机大臣的那桐，却是个超级戏迷，十足的京剧迷。不用说，他经常去地方就是胡同西口的吉祥剧院。
说到这位清廷重臣，有点不可思议的是，他是个十足的“追星族”。他位居决策中枢，如同宰相，人称“那相”，谁不敬畏。然而，那桐只要一遇到某个京剧演员，竟然会立马忘掉自己的架子，忘掉自己堂堂“那相”身份，连连向人家示好，甚至鞠躬行礼。有时为了能见名角一面，不惜低声下气，甘愿步行登门奉礼。让人听了真是目瞪口呆。
就有那么一次，庆亲王奕劻在自家府邸里办堂会，为自己心爱的福晋庆祝生日派对。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受邀献艺。
名角登门，自然连庆亲王都不敢怠慢，亲自出门迎迓。
进屋后，庆亲王跟谭鑫培提议说：“谭老板，能不能请您今天为在下唱个双出？”
谭鑫培一听，开玩笑地说：“行啊，但得有哪个大臣给我磕个头啊？”
这时候庆亲王张口结舌，面有难色。
叵料，今天道贺的军机大臣那桐就在庆亲王府上，在旁边听到他们的对话。这时，只见那桐双膝跪地，一脸诚恳地表示：“还请谭老板赏个脸！”
谭鑫培简直吓了一跳，连忙答应。自然，那天他唱了“双出”。等到谭鑫培演出结束时，那桐竟还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朝台上不断作揖，连连赞叹不已。
这件事很快就传出去，这位军机大臣却毫不在意，更不觉得丢脸，反以为荣。这位戏迷果然是被京剧“俘虏”了。正是有了这样痴迷京剧的高官，京城的戏剧界才更加精彩纷呈，烜赫一时。
可惜的是，等到改革开放后，1988年，和平宾馆、王府饭店要扩建，半条金鱼胡同被毫不留情地拆去。随之，那家花园也拆了，不见踪影。
不过，跟今天宽阔的马路相比，当年的金鱼胡同也就两丈宽些，两侧都是清一色的古老槐树，春天一到，满胡同的洁白槐花，染香了每家每户。
胡同路面，铺的是小石头渣子，下雨下雪可以防滑。不过，谁穿的布鞋底子太薄，走在上面，难免会硌脚心。当然，那些坐轿子的人是不碍事的。
没有那些大官路过令人回避时，整个胡同里通常都是热闹的，到处有跑街吆喝的：剃头的、拉洋片的、卖风车的、卖臭豆腐的等。
金鱼胡同还有一种稀奇古怪的酒铺。虽说是酒铺，但跟一般的酒店大不相同，它很简陋，但看起来很粗犷，不过是大酒缸而已，临街而设。那里没有桌子，只有几口被埋在土里半截的大缸，上面扣着大号木盖。
顾客想喝酒了，就把它当桌子。既能喝酒，还能在上面下棋。生意还不错。
说实在话，金鱼胡同的繁华热闹，同时也跟“邻居”王府井大街有瓜葛。至少，可以说，它的人气是从王府井大街那边借来的。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它跟王府井大街气氛不一样，人们逛腻了王府井，自然而然，就溜达到金鱼胡同。
金鱼胡同的西口角是一家银行，差不多能与古玩店隔道相望。
西口的东安市场，不仅仅是卖菜，还卖各种玩意儿，杂七杂八的，甚至还有扯着灰白布弄杂耍的、说相声的，大受平头老百姓围观，时常很火。
一过东安市场北门，就能看到吉祥剧场。不过，虽说吉祥剧院名气大，但它里面并不怎么十分宽敞，面积不大，并且设备简陋。
白天黑夜都会有节目，清朝在电影诞生之前，这里也就是演演京剧评戏曲艺之类的节目。到了民国和新中国，有了电影，吉祥剧院里面就开始上演电影。通常虽然演的不是首轮，而是二轮三轮的片子，但也会受到观众的相当捧场。
以前唱京剧的地方，渐渐变成新时代的电影院了。
此外，胡同中部的路南还有一座和尚寺，名叫“贤良寺”，据说为清代北京城的“内八刹”之一。这座贤良寺的历史不算早，但也不算晚。早在清雍正年间就已兴建，不过最初不在金鱼胡同，而在校尉胡同的西边。贤良寺的前身正是怡亲王府邸。
到了乾隆年间，这座寺院才被移建到金鱼胡同来，但规模好像缩小了。
由于这座贤良寺距离皇城也就丈八儿远，乘马坐轿子不过十来分钟，因而那些外省官员来京城办事，或者见皇帝面儿，基本就把这里当作下榻的旅馆。
当时，那些官员把这叫做“庙寓”，住起来倒也清净。据说，大名鼎鼎的李鸿章就曾在这里一度居住办公，操持国家政务。
那时候，李鸿章虽然开府保定、天津，但他却是以文华殿大学士的身份而居相国之位，比起那桐，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鸿章时常外出，身边必定会有一百名身穿灰呢窄袖衣，肩扛洋枪的淮军卫队簇拥着，作为护驾前导，由此导致贤良寺门前冠盖如云，大为风光。“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不得不代表满清朝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中俄密约》，由此被中国老百姓指责，同时他被罢去直隶总督的职务，仅仅挂着大学士和总理衙门大臣的空头衔，只能在京城里养老赋闲。
再之后，1901年爆发“庚子之乱”，李鸿章奉命从两广总督任上来京，与各国公使谈判和约，也都住在金鱼胡同这边的贤良寺。
贤良寺几乎都快成了李鸿章的私人别墅了。
可惜的是，如今的贤良寺原建筑大多都不存在了，只能留给大爷、大妈们慢慢回想了。
这些过往的零星琐事，在如今的金宝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明显踪影了。新潮的年轻人都以为这条街原本就是马路，没有什么历史。但是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他们可记得，那些胡同的旮旮旯旯，也许都扎根在他们的脑海里。
它是一条人气儿很旺的城根胡同。胡同有它的煊赫一时的风光，有它的平凡故事，也有多少人的脚印从那条胡同中溜达过。然而，如今它的确已面目全非。也许，它终于“过气”了，变成了新街。具有浪漫气质的旮旯地——来历曲折的细管胡同
在北京东城区的西北部，有一条很不起眼的巷子，人们管它叫细管胡同。它东起东四北大街，西到北剪子巷，不怎么宽，全长也就几百米。
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细管胡同，从前有个怪名儿——油罐胡同。说起这个胡同名儿，它的来历简直曲折得要命。
早在大明朝时，细管胡同属于教忠坊区域，不过当时它跟现在大不一样，仅仅只有西边半截，东边不算。因为东边是另一条胡同，那儿有几座古水塘，所以叫水塘胡同。那里有个朝廷铸钱厂，叫宝泉局，相当于大明朝的国家中央银行。
这么贵重的地方，自然非同小可，一般人是不允许随便来的。
到了大清朝，这块地盘属于镶黄旗管辖。东边那条水塘胡同，被人们叫着叫着，就叫转音了，竟成了水塔胡同。但是那儿并没有什么水塔，只有干涸的水塘。再后来，据说那个水塘也不见了。
就在水塔胡同的东边儿，水塘胡同的南边，又形成了一条非常个性的巷子，口儿小，肚儿大，简直像一个油罐。因而人们才把它叫油罐胡同。
到了1947年，不知怎么，北京人又叫转音了，把西边的“水塔胡同”叫成“水獭胡同”，把东边的“油罐胡同”叫成了“细管胡同”。当然，这两条胡同没有相连通，只是两个相邻的巷子。
再到后来，1965年政府整顿时，把这两个胡同打通，连在一起，再加上旁边的那段元善里，从而统称细管胡同，这也就是今天的巷子。
可见，这条胡同曾变了多少花样，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有了今天的名儿。
就在这条胡同里，在新中国成立那会儿，竟也出了个大名人，是音乐界的。说起来，没人不知道的，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田汉。
位于细管胡同的田汉故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就是出自他的笔下。
田汉作为歌词作家，当年就住在细管胡同9号院。不过，这都是他来北京以后的事儿了。在来北京之前，他还是个“南国诗人”呢。
田汉原名叫田寿昌，是个湖南人。他在当年报考修业中学时，才改名为田汉。1916年，他去了日本东洋，仅仅为了留学。在日本，他认识了另一位大文人，他就是郭沫若。两人很快产生了共鸣，一起合作组织了“创造社”。
在日本待了6年，田汉终于回国了。他回到了上海。田汉这名字，听起来跟庄稼汉似的，但是他骨子里是个浪漫文人。他一心要搞艺术。没多久，这两口子办了一个文学刊物——《南国》。
说起这个半月刊的刊名，田汉是从王维的那首五绝《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中得来的。他向来很喜欢这首短短的绝句。
自打办了这个《南国》刊物，他这个领头人自我陶醉地自诩为“南国诗人”。然而，田汉并非自吹自擂。
1926年，一位具有浪漫气质的“红色女郎”飘然降临到了田汉身边。这个浪漫女郎名叫安娥，是个才华横溢的才女，同时也是个共产党员。她之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上过学，回来后搞地下工作。
她之所以突然能来到田汉身边，是有一个秘密任务，就是希望把田汉——上海戏剧界的“田老大”——拉进共产党的阵营。
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就更别说是文人作家了。看来上级派这么个浪漫女郎，在策略上是完全正确的。
才子佳人是绝配，更何况安娥也是个大才女，她曾经为《渔光曲》《卖报歌》作词呢。这下，两个兴趣相近的才子很快就黏在一起了。
没多久两人相恋，接着就步入了婚姻殿堂。
当然，安娥当初的秘密任务，也早就顺利完成了，这位田老大果然毫不费劲地站到了共产党阵营，就在上海，他与丁玲等人一起秘密成为共产党员。据说，当时的瞿秋白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他们的入党仪式。
从此，田汉成了共产党的文艺工作者，经常为电影进行填词作曲。没想到，他一发不可收拾，几年间写了脍炙人口的许多歌词，如《毕业歌》《开矿歌》《天涯歌女》《梅娘曲》等，都是他的杰作。当然，作为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就更不用说了。
由此，田汉的名气红遍整个北京，连他的好友徐悲鸿这位大画家，也忍不住站出来夸赞：“垂死之病夫偏有强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里乃有田汉之呼声。其音猛烈雄壮，闻其节调，当知此人之必不死，其民族之必不亡。”
正因为这两人的私人友谊，田汉有了一个新的任务。
1948年底，他来到西柏坡，上级派他秘密进入北京城，就是为了说服徐悲鸿留在北平。结果不用说，田汉一出马，徐悲鸿不走了。
新中国成立三年多，中央也关心起这位共产党中的词作家了。据说，在总理周恩来的批示下，政府特意给田汉夫妻分配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就在细管胡同9号四合院。
其实，早在20年代，这座四合院是一对姓迟的兄弟，盖建的两座宅子。到了1949年，这座四合院被两兄弟卖给了人民法院。
如今，政府掏钱，田汉夫妇免费搬了进来，他们就住在里院，让秘书住在外院。
打这以后，田汉就在这条胡同里继续自己的创作。他的头衔不小，担任上了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以及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
不过，田汉对局长没什么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戏曲。他决定在戏曲文艺上做出自己的成绩。就在1958年，为了纪念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田汉苦心孤诣，特意创作了12场的话剧《关汉卿》。这算是话剧界的作家传记作品，表现了关汉卿一生不畏权贵的高大形象。
据说，最脍炙人口传遍大江南北的，当属其中的《蝶双飞》：
将碧血，写忠烈，作厉鬼，除逆贼。这血儿啊，化做黄河扬子浪千叠，长与英雄共魂魄！
……提什么黄泉无店宿忠魂，争说道青山有幸埋芳洁。俺与你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床死同穴；待来年遍地杜鹃花，看风前汉卿四姐双飞蝶。相永好，不言别！
再之后，田汉依旧保持着创作热情，再度完成了另一部宏大的历史剧《文成公主》。由此，这两部作品成了田汉晚年的戏剧双璧。
然而，住在细管胡同的田汉，虽说经历过轰轰烈烈的一生，但在人生的末尾却是相当悲惨的。
先是在1965年，在北京政治风云的席卷下，田汉遭到下放，被“发配”到了顺义县牛栏山去劳动。不过，这位老剧作家并没有多少抱怨，而是希望能体验体验农村生活。
一年后，他才回到了细管胡同。
然而，好景不长，他再次遭到厄运。1966年冬的某个晚上，一伙人冲进了细管胡同，田汉被抓走了。
由于年事已高，这位老剧作家经不起折腾，加上原来糖尿病、肾病和心脏病统统爆发，田汉一病不起。他被及时送到了301医院的“将军楼”。
然而，他已经快不行了，时常处于昏迷状态，很少清醒。几天后，这位老剧作家就蓦然撒手人寰。据说，当时医院的广播里正放着《毕业歌》，那是他本人曾经作的词。
四年后，一场特大的唐山地震爆发，田汉的妻子安娥被安置在细管胡同6号的防震棚里。不幸的是，这位当年的浪漫女郎摔了一跤，竟也离开了人世。也许，一对词作家夫妇终于可以在黄泉相见了。
70年代，细管胡同9号曾一度作为集体宿舍。但是如今，这儿是田汉的故居，成了文物保护对象。人们走到这儿，也许耳边总能回响那首《义勇军进行曲》的乐声。
说了细管胡同，不得不提一下另一个有些相似的胡同，就是小喇叭胡同。
细管胡同
这个小喇叭胡同，位于宣武区东南部。西起大喇叭胡同，南至永安路，呈曲尺形。此胡同南宽北窄，状如喇叭，由而得名。
可以说，小喇叭胡同称得上名副其实的“细管胡同”了，因为它才是北京最窄的胡同之一，中段纤细，只有六十二厘米，仅可单人通过。清代的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中还特意给它取了个雅号：“明开夜合胡同。”意思就说这胡同因为幽深隐蔽，很难被人们发现。
那它为什么叫小喇叭胡同呢？因为它的西边还有一条与之相对应的大喇叭胡同，北起荣光胡同，南到永安路。为了区分开来，所以才称其为小喇叭胡同。
到了民国时不知是谁过于无聊竟给这两条胡同改了名儿将大喇叭胡同称为“大腊八胡同”，小喇叭胡同称为“小腊八胡同”。然而，这个“喇叭”，跟传统的“腊八”又有什么瓜葛呢？要寻宝就去“古玩镇地”——墨香四溢的琉璃厂大街
北京胡同里，名气响当当的却不叫胡同，偏偏叫“大街”，至少有两个。一个是王府井大街，另一个就是琉璃厂大街。
一个跟井有关，一个跟厂有关。
作为北京人儿，谁要是没去过这两条胡同，差不多就被认为是土鳖。
不过，琉璃厂大街上有的并不仅仅是琉璃，在那里几乎啥玩意儿都有，尤其是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那是一条有名的古玩街，历代字画、陶瓷、玉器、青铜器等，总之只要是值钱的、古旧的东西，在那条大街上几乎都能瞄到。
即使有上百年的老店，今天都还保留着。这些店铺差不多都成了古董了，如槐荫山房、茹古斋、古艺斋、瑞成斋、萃文阁、一得阁、李福寿笔庄等。不过，其他大多都是经过翻修重建的，是“二手货”了。
不管咋说，这是一条忒稀罕的文化街，一般人平时不会碰到，如今大伙儿，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都奔着高科技、电子产品去了，哪有几个“90后”去逛古玩街哩。
自然，上古玩街的，大都是些有特殊爱好的群体，还有一些猎奇中国传统文化的洋人。洋人徜徉在古玩街上，是不是有一种土洋结合的感觉？
但是要对没去过的人讲说，得大致说说它的方位：地处北京和平门外，西至原宣武区的南北柳巷，东至延寿寺街。不长，全长也就不到一公里。
要说琉璃厂大街的长远历史，最初的它原来仅仅是一个村子！大概是在金辽之际，这里叫“海王村”。相比城区，这里只是个偏僻的郊外。
一直到了元代，由于政府的政策，才改变了这个村子的命运。
蒙古人喜欢汉人烧的陶瓷，用来建造建筑物和烧制日常生活用品。于是乎，元朝中央政府下令在京城郊外开设官方烧窑厂，即俗称的“官窑”。海王村负责烧制琉璃瓦。
这大概也是琉璃厂的最初的由来。
到了明代，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大老远地迁到北京，北京城要求修建内城，也就是紫禁城，包括大量的宫殿。不用说，特殊建设时期，官窑的规模自然要升级扩大。
据说，当时朝廷的工部（即大致相当今天的国家水利建设部）一下子整了五大工厂。而琉璃厂便是当年五大工厂之一。
然而，这时的琉璃厂还地处城外，并没有在城内。
到了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4年），当北京外城建起来后，琉璃厂也被拉扯进城区，再也不是郊外，更不是最初的那个村庄了。琉璃厂已成了北京城区的一部分了。
正因为“身份”提高，地位的改观，琉璃厂也就不适合烧制官窑了，否则会严重影响“市容”的嘛。而烧制琉璃瓦的窑厂则迁到了现在的门头沟区的一个村庄，那个村也就改名为琉璃渠村。
尽管琉璃厂已经不烧窑了，但它的历史过往依然留存，因而它的名字也就留下来了。原来用来烧窑的地方也就变成了一条正宗的胡同。按照北京人的习惯应该叫琉璃胡同啥的，但是也许这里的汉人聚集多，它也就被叫成“琉璃厂大街”了。
然而，最初这条大街也就是一条普通的胡同，跟其他的胡同并没有多大区别。说得过一点，也就是一条平庸的大街而已。
这条胡同能拥有文化街的身份，那得等到大清朝的时候。
顺治年间，官方颁布了一条政策——“满汉分城居住”。不用说，满人自然要占据中心地界嘛。根据规定，内城属于满人居住，外城则留给汉人居住。
话说琉璃厂刚好在外城的西边，根据新政策，许多汉族官员也就随之住在这里。而且，全国各地的会馆也大都建在这一带，这儿成了外地人的集聚地。
清王朝每年举行科举考试，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全国各地的考生就像洪水暴发一样，一起向北京城涌来。当年准备参加考试的举人们，不约而同都集中在琉璃厂大街这一带。除了有会馆，这里住房租金便宜，而且给考生们提供笔墨纸砚。那会儿学生都用这些玩意儿（俗称文房四宝），钢笔、中性笔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正因为大量的汉族官员与各地考生时常来逛书市，一下子导致原本在明朝还一度热闹红火的前门、灯市口、地坛以及西城的城隍庙等一系列书市，统统都转移到琉璃厂这条大街上来。一时间，这条大街成了名噪一时的“京都雅游之所”。
此外，无利不动嘛，各地的书商也纷纷来这里摆书摊，开书屋，设书房。这条大街上的各种店铺里，几乎都会出售各类书籍（除了文化古籍，自然不少是科举参考书、冲刺卷子、模拟试题之类的），以及各种考试用具（至于那些作弊用具，估计也有）。
读书人聚集的地方，自然充满了书卷文化气氛。也正是有了这些应试的读书人，才给这条胡同增添了一道浓厚的墨香。
前段日子还是普通市井，如今一下子成了独一无二的书市，而且是京城最大的书市。也正是因为先有了书市，之后，一些书画古玩也跟着凑热闹，在这个书市里分一杯羹。
果然没错，没用几年，这个书市再度变成了古玩街，书籍只是其中的一种，尤其是罕见的稀世古籍。
到了清朝末年，原来的琉璃厂位置上升起了一座师范学堂，这也正是如今师大附中的前身。为了纪念早已消失的海王村，学堂以南又建了一座海王村公园。公园基本都是闲人的休闲之地，因而这里也成了琉璃厂集市的中心。
到了民国，这条街新建了一座和平门，修了一条新华街。这条街的划分，导致原来的琉璃厂文化街变成了今天的两个：东琉璃厂和西琉璃厂。
琉璃厂东街
琉璃厂西街
不管是东琉璃厂还是西琉璃厂，它们都售有文房四宝。但是各种笔墨店都有个特点，就是大多以人名出名的，如“李福寿”“吴文魁”“李玉田”等，其中的“戴月轩”更为著名，据说是湖笔的正宗。但外行人也很难弄清楚底细。
其中的“清秘阁”应该算得上是琉璃厂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南纸店了，虽说主打卖纸张，但各种文房四宝也是应有尽有。
另外需要一提的是，如今驰名的“一得阁”墨汁厂也在这里。据说，这个墨汁厂最早建于清朝同治年间，已有一百余年历史。但是很少有人清楚这个“一得阁”的来历。
相传该厂创始人名叫谢松岱，是个书生。早年因为进京赶考屡试不中，后来索性做起了生意。他想起考场上研墨时费力的情景，就想怎样使用现成的墨汁免去研墨之苦。因此他研制出一种墨汁，在琉璃厂开了一间专营墨汁的店铺，很受顾客欢迎，生意兴隆，于是他写了一副对联：
一艺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书。“一得阁”店名，就是取了上、下联的头一个字，“一”和“得”。因店铺是二层小楼，颇有“阁”的意思，就起了“一得阁”的店名，店主还自己亲笔题牌匾悬于门前。
由于“一得阁”墨汁具有书写流利，墨迹光华发亮，易干易裱，耐水耐晒不退色，不洇纸等特点，堪为文房四宝中的佳品，因此受到书画家欢迎，驰名至今。
尤其作为西琉璃厂，这是个有相当光荣的标志。当年的三大书局可是国内外响当当的。不论是中华书局，还是商务印书馆，抑或是世界书局，都是国内一流的书店，没有哪个铁杆读者不知道。至今的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依然是汉语书店的翘楚。
当然，除了那些书店，琉璃厂大街上最琳琅满目的，就是那些古玩铺子。
不过，那时候，古玩还不叫古玩，而叫“骨董”，就是现在所说的古董。到了后来，兴起了一批古董玩家，才有了时髦的叫法：古玩。
虽说中国有一句话叫“玩物丧志”，但是，那是玩古玩的人却属于雅玩之人。只有那些整天找乐子的浅薄之人，才会导致玩物丧志而无所进取。
所谓雅玩，即真正懂得玩古玩的人，用之来养志，养浩然之志，而非丧志；寻求雅趣，而非寻找庸俗之趣，甚至还有一些人会从中引发古之幽思。这些都不是俗人能玩得出来的。
如今，当你漫步在琉璃厂大街上，很难想象当年这里只是一条土了吧唧的泥土路。街道两旁的店铺都像是弓着腰，很是低矮。店里自然没有收银台，但书屋店铺里的壁上必定都会张挂着古色古香的对联。
富有古典文化气息的对联绝对是琉璃厂大街的一道风景。
据说，当年这条胡同上的对联鳞次栉比，甚至还影响到周围的居民呢。就在琉璃厂东口，就有那么一家，门前赫然挂着一副对联：“琉璃掩映春堆厂，杨梅横斜香满街。”前句说的是琉璃厂，后句则说的是杨梅竹斜街。这户人家在杨梅竹斜街西口，这才有了这样的下联，值得人良久玩味。
不过，大多数这些对联几乎都跟书有关，不信你听听：“有关国家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万事莫如为善乐，百花争比读书香”；“得好友来如对月，有奇书读胜看花”；“养心莫善寡欲，至乐无如读书”；……
据说，当年在民国之初，琉璃厂大街各家店铺都在做着一件疯狂的事儿——那就是争抢张大千的画。
名家书画自然是各家店里瞩目的对象，大家都以张挂为荣，也都会拿某一件稀世古玩作为自己的镇店之宝。这无异于是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也是做广告宣传。
有了争抢，就有了竞赛。那时，人们把它叫“赛窗帘”，又叫“窗展”。在这趟子竞赛中，“荣宝斋”夺了个头魁，赢得了大批围观的人们。这个也有个叫法，叫“立游”。
而张大千的所有画作，不论尺幅，都会在“赛窗帘”里展出，竟导致这条大街水泄不通。
据说，还有某个文人为此写了一首《竹枝词》：“新春渲染赛春帘，北溥南张等素缣。荣宝斋前权驻足，立游真较卧游甜。”
这些对联书画无不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的这条古玩街上的盛景。当然，如今这条大街依然魅力不减，虽然不再那么“疯狂”，却仍是一个现代都市的“雅游之所”。
谁说不是呢！没文化的巷子无异于马路——高等学府扎堆的国子监街
提到成贤街，估计北京市民没几个知道它在哪儿。但是一说起国子监街，地道的北京人恐怕没有不知道的，甚至连三岁毛孩子都会指着说那答、那答。
没错，成贤街就是国子监街，国子监街就是成贤街。成贤街是它的大名，国子监街不过是它的俗名罢了。
这是一条历史文化名街。
比起如今那些神马美食街、古玩街、步行街来，国子监街有自己厚重的文化底蕴。它至少算是北京胡同的一枚中华文化名片。
在北京城的东北角，有一条矗立着4座彩绘牌楼的古老街巷。街口有一块沧桑的下马石，为汉白玉砌成，并且上面用6种文字镌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这八个字。
这几行文字无疑彰显着，在伟大的文化面前，任何人都需要放低身段，保持谦虚。所有人都仅仅是学生，没有资格享有特权。
这就是国子监街的风度。
早在古代，不是流传这么一句嘛，“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最高贵的事儿，读书是最有出息的职业，其他三百六十行统统让路。
读书人是尊贵的。
这是一条弥漫着儒雅文化的古老胡同，充满书香气息的中华文化街。古典的雅致，高贵的气质，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些都属于国子监街。
在北京所有的胡同中，这是一条最具学识素养的古街，最值得骄傲的胡同。其他胡同与之相比，几乎是苍白的，简直就跟马路没啥差别，因为它们没有这等儒雅文化的积淀。
虽然说，北京也有不少的民俗文化街，不过，如果要仔细嗅辨，大多不是没有文化味儿，就是商业气息过浓，怎么也进不了文化街的大雅之堂。除了国子监街。
北京城毕竟是元、明、清三朝的首都，它既拥有一系列“俗”文化，也拥有一大批“雅”文化。而高雅文化街的代表，非国子监街莫属。
据说，在首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投票角逐中，大名鼎鼎的王府井大街都不幸落榜，而具有700年历史的北京国子监街不负众望，顺利入选全国十大文化名街。它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以及不可抵挡的魅力。由此，它也成了北京胡同中的佼佼者。
仅仅从外观看，这条街内与众不同的就是，那些充满着古色古香的古建筑群。不仅仅如此，他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在于它拥有两座独特标志性的机构，一座是国子监，一座是孔庙。
这两者无疑都跟文化有关。国子监也就是太学，属于古代官方的最高学府，当年的学子学有所成就可直接做官。
可以说，历代多少国家栋梁都是从这里出产的。
孔庙自然是高等学府都要祭拜的祖师爷。孔子是儒学的祖师，伟大的教育家，后世所有的读书人自然而然都是他老人家的学生。他们必须集体定时向这位老人家的遗像虔诚祭拜。于是乎，孔庙也就成为国子监旁不可缺少的一道风景。这也完全符合古代的“左庙右学”的官方传统。
国子监街地处东城区，在雍和宫大街与安定门内大街之间，东西走向。
这条街的寿命够老的，跟砖塔胡同差不多，大约在元朝初年就开始形成了。只不过似乎还没有给取名。元朝政府对读书人并不怎么尊重，对汉人的孔子也不咋感冒，估计，这条街里也许还没有什么孔庙。
但是到了明朝就不一样了，明朝是汉人的天下，明朝政府从南京搬迁到北京后，北京从此就稳稳地成了首都，占据了京城的地位。
于是乎，也是在明朝，这条街才正式有了传承国学的国子监和孔庙，由此它也就被人们直接呼之为“国子监孔庙”。
到了清朝，虽说也是满人的天下，但满人注重学习和继承汉文化，依然把孔子和儒学文化列为官方教育机构的核心。因而，国子监与孔庙依旧巍然矗立，致使这条胡同依旧散发着传统的文化气质。
不过，清朝给这条胡同另换了个新名儿，叫“成贤街”。这是它的正式名字，听起来也够古雅。
民国之后，封建政府完全歇菜了。原属官方的封建教育机构也就废弃了，但是古建筑还都在，在老百姓的口中，它又被俗称为“国子监胡同”，以至在新中国，1965年，它被官方认证为“国子监街”。听名字，大家也都知道这条胡同有一座国子监。
北京国子监街孔庙大成门
前面说过，国子监街有四座牌楼。其实，它也是北京所有胡同中，唯一列有古代牌楼的胡同，格外与众不同。
这四座牌楼原本都是木牌楼，两旁还有4根斜撑的戗柱。可惜的是，清末民初战乱年代里，牌楼损坏太厉害了，以防倒塌，民国年间得到过一次大修，因而如今变成了钢筋水泥结构。这多少有些美中不足。
其中，东西两个街口各有一座牌楼，上额题有“成贤街”三字。另外两座牌楼则立在国子监附近，左右各一座，上额题有“国子监”三字。
在各个朝代，能在国子监上学的读书人自然非同一般，那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当然，这座机构里少不了有不少干部子弟们。古代特权阶级嘛，难免。
国子监街两旁多排列着低矮的四合院民居，灰墙灰瓦，却很整洁。门是个例外，都被改成了清一色的朱红色，忒亮眼。几家排场大些的双扇大宅门，朱红门扇上往往会油着一副古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外人一看，这家必定曾是书香世家。同时，这无疑更增加了这条胡同的古色古香。这是那些山寨版的仿古街压根儿无法相提并论的。
令我们今天有点难解的是，国子监的最高长官不叫校长，也不叫监长，而是另一个怪不咧咧的名儿：祭酒。不知道这个名字最初是谁的创意，这跟国子监不挨啊，也跟喝酒没瓜葛嘛。总之，在古代，人家就那么叫的。
据说，元代的大学者许衡，就曾在这座国子监里担任过祭酒。还据说，他当年亲手植下的那棵柏树还活着，算下来已经好几百年了。
至于孔庙，又据说是元大德年间建造的，历时四年。不过，今天的孔庙并非元朝的作品，不知什么时候，可能在元朝灭亡时，孔庙也跟着消失了。到了明朝永乐皇帝时，又在原址上重建了一座。到了清朝乾隆朝，孔庙经过一番“整容”，被换成了黄色琉璃瓦。
孔庙里，除了那些国子监的学生们定时祭拜孔夫子之外，各朝的皇帝也都要祭拜。此外，孔庙里还有进士碑林，上刻有历届进士名单。这个原本应该放在国子监里的，却被移到了孔庙里，暗示所有的进士都是孔子的有出息的学生。
元、明、清三代下来，孔庙里总共有198座石碑，刻有5万多名进士的名字。其中赫赫有名的，如袁崇焕、曾国藩都在其上。
孔庙内还有不少参天古柏，大成殿西侧就有一棵特殊的柏树。传说，明朝的一代奸相严嵩曾胆大包天，替代皇帝来祭拜孔子。当他走到这个柏树下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突然被树枝掀掉了官帽，露出了奸相的秃脑袋。
于是乎，人们纷纷流传说，这棵柏树是棵神树，能察觉严嵩是个奸臣。由此，它被人们称为“锄奸柏”。
其实，除了孔庙里有柏树，整条国子监街两旁同样矗立着参天的古柏和槐树，每到夏季，枝叶繁茂，互相交织，浓浓的绿阴几乎完全遮蔽了这条胡同，在这里徜徉漫步，是倍儿凉爽的。
位于国子监街的国子监牌楼
这条胡同里，除了孔庙，还有其他几座古庙。一座是祭祀唐代大文豪韩愈的韩文公祠，不想竟也被人们当作土地庙供奉，一庙两用。另一座是西口附近的火神庙，如今已沦为民居，但从临街山门上那些精美的浮雕可以生出遐想，当年的火神庙香火鼎盛的场面。火神庙的东边，还有一座则是祭祀灶王的灶君庙。它们同样都是国子监街的传统文化标牌。
此外，胡同里还有一些文物遗迹。如国子监对面就有砖砌的一字影壁，是复建的。孔庙对面则是一座宽大的玻璃八字影壁。影壁也叫照壁，是中华古典居室的一种独特建筑。
据说，地处路北的箭厂胡同，就是当年国子监的学生们在上体育课时专门学习骑马射箭的场所。
不管怎么样，这条古老胡同仍然留下了历史的诸多印记，它依然令我们看到从前的一些令人神往的面貌。它的确传承过中华的儒雅文化与伟大文明，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名副其实地，它是北京城里一处无可争议的国学圣地。
说到国子监街，不得不提另一条胡同——贡院胡同。可以说，国子监跟贡院都跟古代读书相关，而这两条胡同都弥漫着国学书香。
在古代，国子监是太学的地方，相当于官方大学；而贡院则是科举考试的地方，相当于官方考场。当然，这两个地方没在一块。
贡院胡同位于通州区西北部，旧城东北部，北大街中段东侧。东自天后宫胡同，西到北大街，与贡院前街组成“丁”字形。由于从前的贡院在此设立，胡同因此得名。
不过，这个地方最初并不是贡院，而是监察院的衙署。在明朝嘉靖七年（1528年），巡按御史吴仲来到通州区，主持重修通惠河及大运河北端码头石坝、土坝等大型水利工程时，在这里设立了衙署，大致位置就在旧城北大街之东侧，从而历为巡漕御史在通州的办公所。
到了清朝初年，这里被改成了乡试场所，通永道所辖通州、蓟州、三河、武清、宝坻、香河、宁河及霸昌道所属涿州、霸州、昌平州、良乡、文安、大城、东安、永清、固安、顺义、密云、房山、保定、怀柔、平谷等二十二州、县生员（秀才）每三年都会在这里参加乡试。考中者称为举人，然后就可以进入京城参加会试，考取贡士。正因为由此，这里便被称为“试院”。
如果来自各州县的生员在这个试院考试而升入北京国子监读书，那么就身价倍增，成为贡生。贡生的意思就是将人才贡献给皇帝，故而试院又称为“贡院”。久而久之，就在贡院的两侧，以及正前形成了两条书生密集的热闹街巷，横向的叫“贡院胡同”，纵向的叫“贡院前街”。
胡同的偏东部北侧的地方，就是当年贡院的旧址。不幸的是，清朝康熙十八年（1679年），通州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整个贡院的厅堂号舍全部倒塌，毁于一旦。
还好在三年后，大约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当地的知州于成龙组织人力、物力，重新复建了一所贡院，后来又经过乾隆、道光、同治、光绪诸朝的不断重修，规模不小。可以说，在整个华北，通州贡院的规模仅次于北京试院。
到了清朝末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从天津入侵北京，途中侵占了通州，烧杀淫掠，致使那座贡院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3年后，就在贡院的废墟上设立了通州官立小学堂。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这个学堂改为河北省立通县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校，俗称“贡院小学”。
而今，在那条胡同里，曾经的清代贡院只有北围墙仅仅留下了残骸。
除了贡院胡同外，北京还有一个胡同，叫按院胡同。按院跟贡院都属于古代政府机构，贡院是考试的地方，而按院则是监察院的公署。
按院胡同位于西城区中南部。东起太平桥大街，西到复兴门北顺城街。明代的时候，胡同里设有巡按察院衙署，大致就位于胡同的东端北侧，占地面积不小。因而《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称之为“巡按公署”。到了满清之后，这个地方变成了按院公署。按即巡按，院即察院。
按院胡同以北是学院胡同。据《万历沈志》记载，明代时胡同里曾有提学察院衙署。入清后据此称“学院胡同”。按院胡同以及其北的学院、屯绢，再北的松鹤胡同、半截胡同、松柏胡同、烟筒胡同等，西段均已拆除用来建造新楼，泛称金融街。而原来的按院胡同及其北的胡同只剩下东段，早已面目全非了。
相传，按院胡同里住过很多近代史上的大人物，五号大院里曾住过新中国第一任人民银行行长南汉辰，他家的车库门正对着人来人往的胡同。自打南汉辰搬走之后，最高法院院长江华便住了进去。再后来，这个大宅沦落为大杂院，成了当地百姓的聚集地。
还有一个传说：北京有一种稀有的枣树，只有两三棵，而其中一棵就曾生长在按院胡同。可惜的是，自从按院胡同被拆除后，那棵枣树也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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