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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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秘闻（八）试读：
内容提要
在我的印象中，历史是枯燥无味的，可是历史真的像我们在学校知道的历史吗？历史真的是我们在党史公众媒体中知道的历史吗？正史往往惨杂了太多的人为因素，当然稗官野史也不是没有人为的因素。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真正的历史，那就只好回到当时，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有在读完正史以后，再看一下野史，或许可以发现不同的内容。
第一章 原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披露庐山会议内幕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这就是在中共党史上意义非凡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作为这次不寻常会议的保卫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邬吉成的回忆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观察了整个会议的过程，以及那些为置身其中的高层领袖无暇关顾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却是反映第三次庐山会议全貌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
林彪批准在庐山修建飞机场
当中共中央确定下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地点后，汪东兴即召集中央办公厅的有关部门开会，布置会务事项，主要是两大块：一是秘书工作；一是警卫和服务工作。
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属两个不同的建制，警卫局属中央办公厅，同时也是公安部的九局；中央警卫团则属总参建制。
1969年10月，经中央批准两单位正式合并为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办公厅的各局也都改称了处。这样一来，汪东兴成为警卫处的党委书记、处长，同时是中央警卫团的最高首长，但他始终没有挂过中央警卫团团长或政委的头衔。原来警卫处的副处长都成了警卫团副团长或副政委；原来警卫团团长、政委、副团长或副政委，亦成为警卫处的副处长，以致警卫处除处长汪东兴外，有16位副处长。
机构变动后，原警卫局的警卫一、二处，合并为警卫值班室，下设一科，即中南海科；二科，即钓鱼台科。邬吉成是警卫处的副处长、警卫团的副团长、警卫值班室的副主任。
在1970年7月2日的会议上，汪东兴对九届二中全会的警卫和服务工作进行了部署。
会务工作部署完毕，汪东兴就随毛泽东先期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在北京具体组织已经开始的会议会务前期准备工作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和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
汪东兴曾在会前上了一趟庐山，检查打前站的工作情况。他上山到准备安排毛泽东入住的庐林一号，发现住所上边的山顶正轰隆隆炸石头，汪东兴问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
程世清说是在修飞机场。“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汪东兴感到意外。“这块地方大，飞机起降比较安全。”“你们在这里修飞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是军委批准的。”汪东兴马上追问：“你是什么时间接到的命令？”“前天刚收到。”
汪东兴到施工现场看了一下，见工程已经完成过半。他对程世清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的住所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
返回毛泽东身边时，汪东兴将此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问修机场的命令是谁下的，汪东兴也不知道。“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毛泽东吩咐。
周恩来马上追问总参谋长黄永胜。黄永胜说因为到庐山开会有许多老同志，坐汽车走那么长时间盘山公路不行，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飞机，所以要修个小停机坪，并说这件事报告了林彪。
周恩来打电话告诉汪东兴，修飞机场一事，是林彪批准的。汪东兴随即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九·一三事件”后，有把修庐山飞机场和林彪篡党夺权阴谋相联系的说法。邬吉成颇不以为然：“开九届二中全会时，我到那个机场看过，就那么一点点大。修了以后谁都知道，也不是什么秘密工程。我推想修机场大概有两个作用：一个是为了传送个紧急文件；一个是为防备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如老同志突发病症，需要抢救什么的。”
江青让邬吉成下山了解毛泽东安全保卫问题
九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日期是8月23日。要求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们到庐山报到的时间，是18、19、20日三天。
政治局成员中，毛泽东7月就到了浙江省的杭州，所以他是从那里乘专列去的九江。
林彪的出行，中央办公厅的警卫部门没有管。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为五个组，于8月19日在北京的西郊机场登机。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是第一组；朱德、叶剑英和陈伯达是第二组；董必武、康生和李作鹏是第三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是第四组；第五组的吴法宪、邱会作，也是在这一天走的。
留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黄永胜、纪登奎，负责主持军委和中央政府的工作，他们是在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判陈伯达后，才和李德生、李先念换班上山的；谢富治则因病请了假。
由于九江的飞机场比较小，像伊尔—14、子爵号这样的当时算是大型的飞机无法降落，所以乘机赴会的政治局委员们，都先到达安徽安庆机场，换乘安—24型小飞机，再前往九江机场。他们在九江的机场下飞机后，换乘汽车上山。
邬吉成是随第四小组乘机到的九江。江青上庐山，住的是过去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美庐。毛泽东在第一、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都住在这里。
她刚安顿下来，就问邬吉成：“主席上山了没有？”邬吉成是和她一同上的山，对毛泽东的行动不掌握，就回答说：“还没有听到主席已经上山的消息。”江青吩咐：“那你现在就乘汽车下山到九江，找吴法宪了解主席什么时候上山，要特别注意有没有安全问题。”
邬吉成当即乘车下山，到九江宾馆找到吴法宪。吴法宪先是告诉他：“主席已经上山了，安全没有问题。”随后又说了一声：“我也不知道。”邬吉成立即折回山上，与警卫值班室一联系，那边说：“你下山的时候，主席已经在庐山水库游泳啦。”
因为毛泽东的安全警卫，是汪东兴直接领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具体负责的，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过问的。但邬吉成负责着江青的警卫，江青吩咐的事情，他不能不办理，结果瞎折腾了一通。
李钊、邬吉成、刘兰荪是内部警卫班子的负责人，主要担负会场和会议活动的警卫。毛泽东住的庐林一号的警卫，由警卫团的一中队负责；林彪住处则由二中队负责。
每有会议召开，当会场内外的警卫布置就绪，李钊、邬吉成等就来到现场值班。他们总是在毛泽东等政治局常委到来前，到庐山礼堂前后检查警卫落实情况。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常委到来时，他就护送着他们走进礼堂。
五常委进礼堂后，邬吉成就留在外面巡视。会议结束，五常委出礼堂时，邬吉成就马上回到南侧小门边，一直护送着他们上各自的轿车。
在9号别墅秘密开了两天“批陈会”
在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林彪突然抢先发言，为设国家主席造势；在当晚周恩来主持的各大区召集人会议上，吴法宪的各组听林彪讲话录音、展开讨论提议得到附和，改变了会议议程；24日，陈伯达要求打印和分发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论天才的语录；部分上当受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联名给毛泽东、林彪写信，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25日，第六号简报（华北组二号简报）印发，毛泽东开始反击，制止对林彪讲话的讨论，停发六号简报，要求吴法宪等作检查，写出《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评陈伯达。
邬吉成记得开幕的那天下午，会议进行的时间不长。因为林彪的突然发言，占去了一个半小时，打乱了原定的议程，使毛泽东不悦。原来的两位主要报告人周恩来、康生，都以有材料下发，大家可以看材料的寥寥数语，把报告给省略了。五常委从南侧小门出来时，守候在那里的邬吉成、刘兰荪，看见毛泽东拉着脸，好像不高兴的样子。
接着，是在毛泽东宣布停止开会期间，周恩来寓所分外“热闹”。周恩来住的是编号为“9”的别墅，最初的拥有者是美国传教士苏曼，40年代中期，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为“调解”国共两党冲突，在蒋介石、周恩来之间穿梭，曾“八上庐山”，都是住的这座别墅。
在那两天的下午和晚上，周恩来都在自己住的别墅小会议室召开政治局会议，每次都开得时间挺长，要求严格警卫，谁也不让进。邬吉成后来才知道，那是在批评陈伯达。
每当9号别墅的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必去庐林一号毛泽东的住所。庐山别名云雾山，在七八月间，傍晚以后到次日上午10点，山腰之上多被大雾笼罩，一两米开外就不见路径。从9号别墅到庐林一号，大约有三里路的样子，周恩来每次都是乘车往返，为了安全行驶，李钊、邬吉成只好派人手提马灯，在汽车的前面引路。还有一次夜间11点多，毛泽东要请叶剑英到他那里去，也逢云雾弥漫。这次就是派刘兰荪等同志手提马灯，在轿车前边领的路。
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发表之后，对陈伯达的批评转成批判。再开大会时，原先主席台上常委的席位，一下从五位就变成了四位。就在邬吉成惊异之际，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向他打招呼：“让你们的警卫多注意一下陈伯达，别出什么事情。他的情况要多汇报。”
邬吉成问：“怎么啦，有什么情况吗？”“情况嘛，有些复杂，总之你们提高警惕就是啦。”
他随即和负责陈伯达警卫的孙凤山打了招呼：“对陈伯达跟紧点，别出问题。”而他自己有时看见陈伯达独自一人转悠时，也随之跟着走一段。
此时此刻，邬吉成发现陈伯达不发脾气了，否则他又会说他是小小老百姓，不需要警卫跟着。而且这时他的情绪神态，和刚上山时有很大差异，隐隐约约露出几分消沉和颓丧。
有一次，陈伯达散步去了含鄱口，孙凤山在他身边跟随。走到含鄱亭，孙凤山听陈伯达长叹一声，像是对他，也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上庐山，我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喽。”当时孙凤山还没听出他话中有话，直到会议后期陈伯达挨批在庐山已经不成为秘密。
6号简报编发汪东兴发言，毛泽东很生气
当吴法宪关于放林彪讲话录音、组织小组讨论的提议被采纳后，汪东兴参加了华北小组的讨论。陈伯达也来到这个小组，他作了极富煽动性的发言，配合林彪集团鼓吹“天才论”，以实现在修宪中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目标。
陈伯达的蛊惑发言把绝大多数人的激愤挑了起来，特别是他“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一语，加上他手舞足蹈的表演，使汪东兴也热血沸腾了。
汪东兴随之表态拥护林彪的讲话：“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
早在第三次庐山会议准备时期，毛泽东就多次谈到，不主张设立国家主席，自己也不当这个主席。有些相关的谈话，还是让汪东兴向其他中央负责同志传达的。
可林彪的讲话，陈伯达的煽动，用汪东兴的话说，是“没有识破他的阴谋，凭着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就火冒三丈被他煽动起来了。”
偏偏这些话都被编进了全会的第六号简报，而且还“把别人发言的内容与我发言的内容混在一起，以我的名义刊登了出来”。汪东兴的回忆说这些文字在刊发前，没有给他过目。
这份简报毛泽东马上就看到了，他立即把汪东兴召了去。“看到六号简报了吗？”毛泽东见面就问。“刚看到。”汪东兴还没想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已经来过了。”毛泽东所说的他们，是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紧接着，毛泽东的口吻严厉起来：“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当毛泽东用你的职务称呼你的时候，你的情况就有些不妙了，这一点汪东兴早有体会。
汪东兴解释：“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反问：“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毛泽东的批评，使汪东兴心里非常难受，他感觉自己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信任”。
一天，参与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王海容、唐闻生，在碰见邬吉成时打招呼，说江西省的同志送到庐林一号一些瓷器。她们因工作常在毛泽东身边，与从事警卫工作的邬吉成比较熟悉，就特意问邬吉成想不想买一些，如果想，就赶快到庐林一号去挑选。
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很有名，邬吉成到庐林一号王海容、唐闻生那里，买了点小酒盅、小碟子。孰料一回到办公的楼里，就接到汪东兴电话，把他一通好训：“庐林一号那边的工作不归你管，谁叫你跑到那边去的？去干什么了？”
对汪东兴劈头盖脸的指责，邬吉成很纳闷。直到后来听说汪东兴在华北小组会议上犯了错误受到毛泽东批评，做了检讨，他才醒悟到，汪东兴动肝火大概与当时心情不佳有关。
九届二中全会是9月6日结束的，大概是7日或8日晚上8时，在会议办公驻地的邬吉成，看见叶群带领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四员大将，到美庐探访江青，表示敬意。邬吉成分析，这种政治性的拜访，和庐山会议出现的较量有关；也表明林家和江青的关系非比寻常，直到1971年8月，江青还在《解放军画报》上发表林彪读毛主席著作的照片。
在下庐山之前，邬吉成和担任警卫的部分干部，去了周恩来的住所，在院子、前厅，和周恩来、邓颖超及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合影，“留下一份永远的纪念”。
9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庐山礼堂，应全会的服务人员的请求，接见了为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也一起照了相。照完相，毛泽东遂乘车离开庐山。
第二章 贺龙元帅蒙冤受害始末
1980年12月，在“两案”（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中，法庭对吴法宪秉承林彪旨意，诬陷、迫害贺龙元帅一事进行了法庭调查。
吴法宪承认，1966年8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听取他对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情况汇报时，林彪对他说：“你们这个会贺龙插手了。贺龙这个人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要警惕和防备他夺你的权。”林彪随即让吴法宪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9月3日，吴法宪将写好的材料送给林彪。
9月2日，林彪还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不要只高兴罗瑞卿倒了，要注意贺龙，这个人是罗瑞卿的后台。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他插手海军的问题尽快写个材料交给我。”像吴法宪一样，李作鹏当然也遵旨照办。
9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把林彪送来的诬告信，当面交给了贺龙。信中说：“贺龙有一条黑线在部队搞夺权活动。”对此，贺龙既痛苦又气愤。毛泽东对贺龙说：“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林彪为什么策动吴法宪、李作鹏诬告贺龙呢？表面上看，吴、李是林彪线上的大将。实际上，是因为贺龙对林彪通过吴法宪、李作鹏搞派别活动有了正面冲突。
1965年底，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罗瑞卿被罢官。林彪欲借口抓“罗瑞卿分子”，搞掉一批不听他使唤的干部。于是，吴法宪、李作鹏分头在空军、海军开始行动。1966年7月初，他们反映的问题到了刘少奇、邓小平案头。刘、邓很快指示中央军委去空军、海军调查解决问题。
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常委会讨论海军问题时，贺龙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要搞阴谋嘛！”
7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讨论空军问题时，贺龙严厉地批评吴法宪：“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
与会的老帅们均站在贺龙一边。林彪自知情况不妙，马上以退为进：“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但目前的班子以不动为好。”
贺龙不为所动：“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些调整嘛！”
矛头明确指向了林彪的爱将吴法宪、李作鹏。这无疑触到了林彪的敏感神经。早在林彪因病“休养”期间，贺龙曾代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贺龙撇开林彪“突出政治”的做法，与罗瑞卿一起轰轰烈烈搞起了全军“大比武”，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林彪惟恐代理工作的贺龙占去他的位置，便将与贺龙想法一致的罗瑞卿搞下了台，让贺龙瞧瞧颜色。哪知耿直的贺龙根本不吃林彪那一套，看不惯他就要发言反对。
在延安时代，毛泽东曾向贺龙谈到过林彪其人。毛泽东说，长征期间，林彪表面上承认他的领导，背地里却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更换中央领导人；林彪爱出风头，不能顾大局。林彪得知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后，一直耿耿于怀。林彪还担心，他在1937年1月写给贺龙的一张纸条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当年国共合作抗日的时候，蒋介石曾于1937年1月在洛阳召集第二战区军官会议，林彪、贺龙等几位八路军师长随同朱德、彭德怀去出席会议。林彪曾给贺龙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蒋介石是有抗战决心的，我们回部队后可吹吹风。”
此时，林彪觉得对他知根知底的贺龙已成为他阴谋篡权的障碍，因此积极策动吴、李诬告贺龙。同时，“志同道合”的夫人叶群也策动了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诬告贺龙。
9月5日、6日接连两天，叶群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拉着宋治国窃窃私语。此后，宋治国将一张小桌放在了西大厅一个少人注意的角落，并找来纸和笔，伏案作起文章来。宋治国写完四封揭发信后，亲自送往叶群办公室。
叶群接信后很高兴，且故意当着办公室秘书的面问宋治国：“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可靠？是，我们送上去；不是呢，就不送了。”宋治国当然明白叶群的意思，忙说：“当然可靠，我写的都是事实，我负完全的责任。”叶群为将事情搞成铁案，又让办公室的秘书专门写了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
宋治国的“材料”写道：“罗瑞卿家里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叶群之所以这么做，除了与林彪保持共同行动之外，还与贺龙夫人薛明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揭发过叶群有关。叶群抗战初期在南京国民党电台当过播音员，参加过国民党CC系举办的演讲比赛，并与CC系的外围组织有过来往。这段历史被薛明揭发后，叶群一直记恨在心。
而1967年2月14日，武汉市财贸干部外语教员晏章炎的一封诬告信，让林彪等人如获至宝。信中说：“1933年，（在湘鄂西的）贺龙主动要求投降。蒋（介石）派熊贡卿去后，贺龙要求当军长，蒋介石只同意让他当师长，贺龙嫌官小没有谈成。怕事情暴露，为了灭口把熊贡卿杀了。”
6月13日，林彪、叶群派人到武汉进行了调查。调查人员发现了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此事给党中央的专门报告。报告中说：“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发觉和揭露来人之阴谋，认为这是侮辱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尽管该报告与晏章炎的说法完全相反，但在调查人员的授意下，晏章炎又写了一份与上次内容完全相同的所谓“揭发”材料。这个晏章炎就是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
7月12日，该材料以贺龙“通敌未遂”上报中共中央。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发言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另外，1968年3月，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贺龙早年的“亲笔信”交给了参事室，并提出要向周总理报告，和周总理本人单独谈。事情的起因是：3月20日，驻国务院参事室军代表王炳辉召集参事室造反队负责人开会，布置发动参事们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历史问题。在3月25日的参事全体会议上，王炳辉进行了动员。之后，就有了李仲公提交的材料。参事室接到材料后，感觉此事非同小可，当即向总理联络员郑凯做了电话汇报，郑要求将原信马上送到总理办公室。
现在看来，周总理当时可能受到这两封信的影响。1967年1月11日，周总理秘密安排贺龙夫妇、其子贺鹏飞和警卫参谋杨青成住进了西花厅。9天后，贺龙一行被送到了北京西山国务院管理局属下的一处招待所。临行前，周总理与李富春一起同贺龙谈了一次话。周总理讲道：“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
贺龙当时很生气，几次想说话，但周总理为保护他，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总理最后说：“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秋天接你回来”是周总理对贺龙的承诺。按周总理的性格，他不会忘记对战友的诺言。而周总理为何食言呢？这可以在总理后来的言行中找到端倪。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下令重新调查李仲公提交的“贺龙求降信”的真伪。经过艰难的调查取证，1974年9月23日得出结论：“求降信”所用纸墨是1940年以后出产的，也就是说，李仲公1968年春交出的两封信是伪造的。当时调查人员曾建议“处理”李仲公，周总理说：“把调查结果告诉他，就能把他吓死。算了，他已经八十多了。”
1975年6月9日，即贺龙去世六周年那天。周总理一见到薛明就大声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说完，热泪长流。
可以说周总理是受了李仲公的蒙蔽，而李仲公这个人为什么要陷害贺龙呢？这里面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原因。历史上，1927年3月，叛变革命前的蒋介石曾经派时任其秘书长的李仲公到武汉“拉拢”贺龙，而贺龙先是佯装有兴趣与蒋联络，待李真的透露底牌时，却将李仲公抓了起来，甚至要把他枪毙。但蒋介石当时并没公开反共，考虑到各方关系，贺龙将李转押给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总指挥唐生智。唐生智将李放掉了。现实上，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李仲公曾跑到中南海找相熟的周总理伸手要官，想当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对他说，你有想法可以提出来，但中央要统筹考虑。得不到肯定答复后，李仲公耍起赖来，纠缠不休。总理忽然想起，他听贺龙说起过李仲公。于是，打电话将贺龙叫到了中南海总理办公室。
贺龙一进门，周恩来便指着李仲公说：“贺胡子，你认识他吗？”贺龙听说此人正在跑官，一见李仲公已明白了七八分，当即接口说：“认识么，老朋友了。”贺龙看周总理一眼又说：“李先生，那年在武汉，我送你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怎么就走了呢？”李仲公尴尬难言，“嗯啊哪”地起身告辞。
后来，李仲公只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但他对贺龙一直耿耿于怀。“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号召揭发贺龙，他便自行伪造了贺龙向蒋介石的乞降信，诬陷贺龙。
1969年4月的九大，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党纲。一天，贺龙用手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照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可惜，两个月后的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含恨离开了这个世界。直到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才专门发布文件，为蒙冤去世的贺龙恢复了名誉。
新书披露中美撞机事件曾有三种解决方案
中国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原驻法大使吴建民的新书《外交案例》近日正式出版发行，披露中国在处理中美撞机事件等重大外交事件中鲜为人知的内幕故事。
希拉克码头亲自迎接胡锦涛
书中披露2003年6月，胡锦涛接任中国国家主席仅两个月，便在其首次外访，即南方国家领导人与八国集团领导对话会议上，得到各国领导人赞誉，称他为领导中国的合适人选。
书中说，该次会议，由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亲自到码头迎接的国家领导人，只有胡主席一人，这是非常破例的。胡主席与会，是对法国很大的支持，希拉克非常高兴。据说他还提前一刻钟到达码头。胡锦涛在对话会上第一个发言，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希拉克十分感谢胡锦涛对会议成功所作出的贡献。
撞机事件曾有三解决方案
书中披露，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后，中方曾有人机都不放、人机同时放、先放人后放机三种方案。中央在4月2日最终确定了人机分离的原则。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如果此时把美国24个人扣在中国时间太长，会引起美国民众的强烈反感；第二，美国的复活节（4月20日）即将来临，这在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如果到那时美机组人员还不能与其家人团聚，也会造成美国民众对我的反感，对我国的外交斗争会造成不利影响。”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经过一系列的外交行动，4月11日下午，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向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递交了关于美国军用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的致歉信。4月12日清晨美飞机载着24名美国飞行员回国，7月3日晚美国军用侦察机经拆卸后由俄罗斯运输机运离中国并于次日抵达夏威夷，撞机事件终于画上了句号。撞机事件后，中方要求美方向中国支付100万美元赔偿费用，但美国只同意支付34567美元，遭到中方断然拒绝。吴建民在书中写道，撞机事件的赔偿问题至今仍是一个悬案，尚未解决。“但是人、机一走，中美之间的危机就缓解了。”
中国政府对“9·11”反应迅速
吴建民在书中还披露，在“9·11”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同样面临三种选择：静观、不表态；静观各方反应和动向后再表态；以最快的速度谴责恐怖主义。中国政府选择了第三种。江泽民主席在距第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仅仅五小时即与布什总统通电话谴责这一恐怖主义事件，中国政府的反应迅速、及时、正确，尤其是两国元首间的电话往来，对于稳定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影响深远。在“9·11”事件发生后仅一年内，中美元首就进行了三次会谈，两国关系趋于稳定。
据称希特勒曾制订太空殖民计划统治宇宙
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引发美苏两国的太空竞赛。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早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就制订了详尽的太空殖民计划，企图实现雅利安人对世界及宇宙的统治。最近，德国国家电视台揭开了那段尘封的往事。
规避《凡尔赛条约》研发火箭
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对德国作战飞机、坦克、大炮和机枪等军事装备做出了严格的限制，为了规避这些限制，德国陆军急切想找到一种新的超级武器系统。当时，德国陆军炮兵局研究与发展部主任贝克尔十分看好研发火箭。而德国国内也活跃着一支火箭爱好者组成的团体，这也为陆军的选择提供了依据。
1929年秋，贝克尔领导研究与发展部开始探索喷气推进火箭的可行性。年轻的多恩伯格上尉被指派负责具体研究工作。他们在柏林附近陆军的库莫斯道夫炮兵试验场暂借一处场所，开展研究工作。1932年，贝克尔又从德国星际航行协会招聘了冯？布劳恩、内贝尔、克劳斯-里德尔以及瓦尔特-里德尔等科学家。在这些人的努力下，德国人很快研发出了第一枚试验火箭A-1及其改进型A-2。1933年，A-2火箭在试验时，达到了2400米的飞行高度。
此时，由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行残酷的种族迫害，先后有2000多位犹太科学家和工程师离开德国移居美国，这使得希特勒的“铀计划”由于人才不足陷入困境。在戈林的游说下，加上希特勒早就着迷于中国北宋的火箭技术，这位纳粹帝国的元首决定把研制火箭放在首要地位。在希特勒的支持下，从1937年到1940年，纳粹德国在研发大型火箭方面花费了5.5亿马克。
从研发火箭到“太空殖民”
1939年3月，希特勒第一次会见了冯-布劳恩等科学家。希特勒对眼前这位眼界开阔的科学家颇为赞赏，特别是谈到“太空殖民”等想法时，两人一拍即合。
于是，一份详尽的太空计划正式出台了：在发展运载炸弹的火箭基础上，研制军事间谍卫星。随后是发射载人飞船，最终目标是要在月球上建立永久基地，以解决日耳曼民族的资源能源和生存空间等问题。希特勒还希望以月球为中转站，把德国人送到火星乃至更遥远的太空中。希特勒宣称，这将是日耳曼民族一次“信心上的飞跃”。为了支持这一计划，希特勒授予冯？布劳恩“荣誉教授”称号，并亲自下令，成立佩纳明德基地进行太空研究。该基地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实验室。德国最优秀的物理、化学、航空等领域的科学家也云集此地。仅仅一年时间，德国人就进行了25次运载火箭的发射，试验了3种制导系统，取得了显著进步，为A-4火箭的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2年10月，德国人把一枚A4火箭发射到了距离地球表面100公里外的太空。不久，另外一种飞航式火箭也研发成功，这种火箭后来被命名为V-1导弹。V-1导弹是现代巡航导弹的前身，重约22公斤，弹长约8米，飞行高度为2000米，可携带850公斤重的弹头，平均射程达到240公里。随后，德军又开始在荷兰和比利时等地用可移动发射装置发射V-2导弹，以打击伦敦、巴黎等地的目标。在整个二战期间，德军总共发射了2.4万枚V-1导弹和3200枚V-2导弹，伦敦有近9000人、比利时有6000多人死于导弹攻击。
虽然当时纳粹德国已开始受到盟军强有力的夹击，但德国国内还是掀起了一股太空热潮。政府部门组织各地青少年学习太空知识，相关的太空训练营也层出不穷。随着德国火箭技术的提高，希特勒希望德国能发射卫星上天，布置一张卫星网，把地球上的国家“一网打尽”。同时，开辟太空基地，在太空基地进行资源开采，建立殖民地。当然也要进行人种繁殖，以实现人种净化，最终达到雅利安人对世界及宇宙的统治。希姆莱费尽心机编造了一个亚特兰蒂斯神话，称德国人是最优秀民族的后裔。希姆莱坚信有一个超级人种从太空来到地球，落户于亚特兰蒂斯并创造了先进的文明。希特勒信以为真，希望太空计划最终能培育出“日耳曼太空人”。
1945年2月，佩纳明德基地把载有科学家劳尔？施特莱舍的太空舱用火箭成功发射到地球轨道。经过短暂飞行后，太空舱降落到日本海中。劳尔后来称，战争结束后，他因担心“知道太多”而遭到追杀，一直隐藏在东欧境内。直到1961年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首次进入太空后，他才站出来宣布：他才是人类进行太空探索的第一人，但当时他无法提供足够的材料证明自己的说法。
太空殖民梦破碎
随着德军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希特勒的太空梦被彻底击碎。德国战败投降后，给希特勒进行太空计划研发的科学家大多被美苏两国所网罗。其中，冯-布劳恩前往美国，继续实施希特勒时的太空计划。1969年，他领导研制的“土星号”巨型火箭，将第一艘载人飞船“阿波罗11号”送上月球。另有一些德国科学家为苏联的航空航天事业效力。苏联人还把德军没来得及发射的大量V-2导弹运回国内。
里根贴身保镖：26年前我为总统挡子弹
据报道，1981年3月30日，美国前总统里根入主白宫不久，就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外遭枪手连开6枪行刺。但关键时刻，密勤局保镖蒂姆·麦卡锡不顾一切地挺身挡在里根前面，结果自己被击中胸部后倒地，令里根得以大难不死。事隔26年后，麦卡锡首次接受采访，回忆了当时惊心动魄的一幕。令人敬佩的是，尽管舍身忘死的麦卡锡被美国人视为英雄，但他仅仅谦虚地表示，挡子弹只是他受训后的“本能反应”，而不是他特别勇敢。
凶手1.5秒内连开6枪
据报道，1981年3月30日下午2点25分，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刚刚参加完一个建筑工会组织的集会，准备起身离开华盛顿希尔顿饭店。他在蒂姆·麦卡锡等4名密勤局保镖的簇拥下走到停在饭店门口的防弹林肯轿车旁，向慕名而来的群众挥手致意，并不时对记者们的提问作出回答。但谁也不曾想到，枪手约翰·欣克利突然冲出人群向总统连开6枪，4个人应声倒地。
麦卡锡回忆说：“那天本来是很普通的一天，因为先遣部门已经将各种保安工作安排得很好。总统演讲结束后，一起离开酒店，我们几个保镖按照惯例，形成阵队形式围绕在他的周围。但就在里根准备进入他的防弹轿车的时候，枪手约翰·欣克利突然冲上前，在1.5秒之内向里根连开6枪。”
危急关头舍身忘死
麦卡锡称：“第一颗子弹击中了白宫新闻秘书詹姆斯·布雷迪左眼上方的前额，他应声倒地；第二颗子弹擦过副总参谋长迈克尔·迪弗的肩头。第三颗子弹打中警察托马斯的颈部，他被人群挤倒在地。与此同时，最贴近里根的密情局侍卫长杰里·帕尔一把将里根推进轿车，用自己的身体掩护总统。”
当时除了里根的贴身护卫外，现场的所有警察和军方士兵都吓坏了，每个人都四处躲避子弹。但令人敬佩的是，当时录像显示，第四声枪响时，麦卡锡不顾一切地挺身挡在总统面前，结果自己被击中胸部后倒地。这“玩命一挡”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五颗子弹打在了总统乘坐的轿车的防弹玻璃上。尽管第六颗子弹仍从打开的车门射入车内，但却只击中了里根的左腋下，穿透肺部，停在心脏附近，令他逃过一死。
自谦只是“本能反应”
这起总统刺杀案震惊了世界，而舍身忘死为总统挡子弹的麦卡锡也顿时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众所周知，通常一般人听到枪声的本能反应是躲避，但麦卡锡却冲到了总统的面前，这无疑需要惊人的勇气和胆量。但在接受采访时，麦卡锡只是谦虚地称，那只是他受训后的“本能反应”，当时他脑中只有一个念头：用身体去挡住子弹。
他说：“如果你重新观看当时的画面，就会发现很多人——包括军警在内——大家都俯身找掩护，因为那是他们接受的训练，他们只是做应该做的事情而已。在密勤局，我们接受的训练就是掩护和疏散总统。为了保护总统，你必须尽量增大自己的身体面积挡在总统面前，而不是蹲下。因此坦白地说，这可能跟勇敢与否无关，而更多的是跟我在训练后的本能反应有关。除了我之外，那天还有许多其他特工也参与了挽救总统生命。”
被里根视为“救命恩人”
鲜为人知的是，尽管麦卡锡此前就一直为里根当保镖，但直到里根遇刺那天为止，他还几乎没有与里根有过任何交流。不过，自那天之后，里根就将麦卡锡视为“救命恩人”，并与他在同一家医院接受了手术，但麦卡锡最终比里根提前出院。当里根终于康复后，他和第一夫人南希立即邀请麦卡锡一家前往白宫，当面谢恩。麦卡锡说：“我和里根总统进行了十分愉快的谈话，但那时只有我2岁和4岁的孩子不停地在白宫里乱窜，他们压根就不理解这次会面的重大意义。”
但令麦卡锡伤感的是，由于里根晚年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他将所有往事都忘记得一干二净。
第三章 60年前元旦最轰动的国内新闻
陈香梅与陈纳德的婚姻虽然是在1947年即抗战结束后三年的事，但却是在惨烈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孕育出的一朵灿烂的爱之花。当时出版的杂志封面上，陈香梅与陈纳德凭窗而立，相拥热吻，浪漫温馨的气息扑面而来，场面颇似好莱坞老电影中的浪漫场景。图片下面的说明是：“飞虎将军陈纳德与女记者陈香梅蜜月中之热情场面。”
陈香梅与陈纳德的婚礼举行于1947年12月21日，第二天中美各大报刊纷纷报道这“喜结良缘”，并且登载了陈纳德亲吻东方美人陈香梅的照片。这是当年圣诞节和元旦期间最具轰动性的特大新闻。
下面就要说到“千里姻缘一线牵”的佳话了。
陈香梅1925年6月23日生于北京。父亲陈应荣年少出国，在英、美受教育，得过英国牛津大学法学博士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当过教授、编辑、外交家；母亲廖香词也在英、法、意读过书，读的是音乐和绘画。陈香梅的外祖父廖凤舒与廖仲恺是亲兄弟，当过中国驻古巴公使和日本大使。
陈香梅从小喜爱文学，英文基础很好。陈家共有六个女孩，她排行老二。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1937年“七七事变”后，她随全家流亡香港；四年后香港被日军占领，她在母亲去世、父亲远在美国任职的情况下，和姐姐一起带着小妹妹们跟随流亡队伍跋涉几千里，经澳门、广州、桂林、重庆，展转来到昆明。在美国的父亲闻之后，要她们姐妹六个去美国学习，只有陈香梅婉言谢绝了。照她的说法：“我不能在祖国受难时离开她。我要工作，要尽我对祖国的责任。”
1944年，陈香梅加入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成为中央社的第一位女记者，她曾在1945年前后出版了第一本散文与诗《遥远的梦》和第一本小说集《寸草心》。
凭着她熟练的英语和良好的素质，她被派往采访飞虎将军陈纳德她对陈纳德将军的采访，为他们后来的传奇故事埋下了伏笔。
抗战胜利后，陈香梅调往上海中央通讯社工作。而陈纳德将军回到美国后又重返中国，在上海成立了中美合作的民航空运公司。他们重逢了，从相知、相爱到相依，终于在1947年圣诞节前夕在上海虹桥举行了婚礼。那一年，陈纳德54岁，陈香梅23岁。他们的联姻成了历史的佳话。
1949年，陈香梅（这时随丈夫姓 ANNA C.CHENNAULT）跟从陈纳德的民航公司撤离大陆，迁居台湾。她专事写作，并协助陈纳德将军撰写回忆录《一个斗士的自述》。此间十年，她在短、长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上颇丰。
陈香梅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虽然以陈纳德将军的夫人而自豪，却不愿只是依仗于陈纳德的名声，而要开创自己的事业。
1958年7月18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会批准晋升陈纳德为中将。1958年7月27日，陈纳德不幸病逝，终年63岁。美国以最隆重的军礼将这位二战英雄安葬于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墓碑正面是英文墓志铭，镌刻着他所获得的各种奖章；背面是用中文写的“陈纳德将军之墓”，这是阿灵顿公墓里面唯一的中文文字。
35岁的遗孀陈香梅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于1960年移居美国华盛顿。在这里，她从头开始，孤身奋斗，站住了脚跟。她曾入乔治亚城大学工作，并师从特别教授学习演讲术；她以个人经历和中国生活为题，在全美巡回演讲；她用英文写的《一千个春天》在纽约出版后成了畅销书，一年之内发行20版。
有人问她：怎样处理和陈纳德那段感人至深的爱情？她现在的私人感情如何？陈香梅非常爽快地回答：“和陈纳德相爱的十年，是我们都深爱对方的十年。我再也不会结婚。可是我有自己的感情生活，因为生活有很多乐趣。”
陈香梅说：“虽然我以陈纳德将军夫人为荣，但我更以陈香梅个人能靠自己的努力而创造了自己的天空为傲，更以在白人的天下无畏无忧地和他们比高下为傲……”
她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进军政界、商界，终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30多年来，从肯尼迪到克林顿，先后八位总统都对她委以重任。
1963年，她受肯尼迪总统委任到白宫工作，成为第一位进入白宫的华裔。1964年，她在华府参加支持高华德参议员竞选总统委员会发起人委员会，开始进入华人参政的主流社会。
1967年，她被尼克松委任为全美妇女支持尼克松竞选总统委员会主席，并兼任亚洲事务顾问；尼克松获胜后，她于1968年被任为共和党行政委员和财务副主席。1970年，她担任飞虎航空公司副总裁，为美国航空公司第一位女副总裁；并加入美国大银行，为第一位亚裔董事。
1972年，她被选为全美七十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陈香梅享有“中美民间大使”之美誉。她曾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和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作出过积极贡献。1980年，她作为里根的亲善大使到中国大陆和台湾访问，在两岸之间积极沟通，促进了两岸交流。她说：“只要中国人能扬眉吐气，我心愿已足！”
1980年，她出任白宫出口委员会副主席，并两度被选为美国共和党少数民族全国主席，是共和党亚裔委员会主席。
1989年，布什总统上台后，她继任总统府白宫学者委员会委员。
1991年，她出任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美国内政部环保委员会委员、美中航运总裁。
她对养育过她的中国一脉情深，为中国的发展不遗余力。她是中国海外交流协会顾问，中华全国妇联名誉顾问，中国国家旅游局特别顾问，陈香梅教育基金会董事长。还是北京师范大学、沈阳东工大学等院校的客座教授。
陈香梅著有《往事知多少》、《留云借月》、《一千个春天》、《陈香梅的散文与诗》、《迷》、《追逸曲》、《春秋岁月》、《春水东流》等中英文著作四十余部。
陈香梅为改善中美关系，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辗转交往于各国元首与政要之间，被世人誉为“和平天使”。1981年元旦，她作为里根总统的特使，在钓鱼台受到了邓小平的会见与宴请。
这一次，她带来了里根总统给邓小平的亲笔信，此信告诉中方，他将继续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对台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让中国政府放心！
邓小平见信很高兴，当宾主共同迈入宴会厅时，他坚持让陈香梅坐在有数名参议员参加的美方代表团的首席。并且风趣地说：“美国有100个参议员，但全世界只有一个陈香梅！”
第四章 毛泽东暗地珍藏毛岸英衣物20余年
毛泽东的堂侄毛岸平在绒绣工艺师的指导下为绣像启绣第一针。
记者 陈飞 林俊 刘炬 摄影
毛泽东喜欢戏曲、相声，也爱好登山、游泳和打乒乓球；他嗜好抽烟，吃饭离不开辣椒，更喜欢韶山冲的野菜——马齿苋。昨日，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14周年纪念日，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沙市委宣传部、湖南韶山管理局出品，长沙电视台等单位摄制的20集电视文献纪录片《长风——毛泽东遗物的故事》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开机。该片将通过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馆藏毛泽东遗物，再现毛泽东生前日常生活以及丰富的情感世界，预计于2008年底制作完成。
遗物背后的动人故事
担任《长风——毛泽东遗物的故事》总撰稿的，是因电视剧《恰同学少年》而名声大振的编剧黄晖。他告诉记者，电视剧《恰同学少年》正是在3年前的同一天、同一地点举行了开机仪式。《恰同学少年》讲述的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故事，相对来讲时间比较集中，而这部纪录片则是通过遗物还原毛泽东的一生。
黄晖向记者介绍了收集到的许多动人故事。“纪录片的一集将围绕一套特殊的遗物展开。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后，留下了两件棉衣、一双袜子、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毛泽东平时对个人生活物品基本不上心，可他却瞒着所有人，把毛岸英的这些衣物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身边，悄悄地珍藏了20多年，这期间他曾多次搬家，但身边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些衣物。一直到1990年，工作人员整理毛泽东遗物时才发现。通过这些遗物，人们能够体会到毛泽东和毛岸英深厚的父子情。”“毛泽东很喜欢爬山，一次工作人员顺手从路旁砍了一根竹棍作为毛泽东的拐杖，他特别喜欢，很多人想送给他更好的，但毛泽东一直都用着这根自制的粗糙拐杖。他喜欢抽烟，但每次火柴用完后火柴盒从不扔掉，因为盒上的磷皮还能继续刮火柴，因此身边工作人员特意从火柴厂定制不带盒子的‘裸’火柴。”
很多遗物将首次展现
摄制方表示，以往关于毛泽东的纪录片多反映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的历史功绩，表现了历史浪潮中的领袖形象。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他是儿子、是兄长、是父亲，也是学生和老师，是同志、战友、长者和亲人。一个有情亦有爱、有个人好恶的毛泽东始终没有在纪录片中得到全方位的还原与再现，《长风——毛泽东遗物的故事》希望能尽力填补这一空白。
据悉，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现有馆藏遗物6000多件，纪录片将从这些遗物中选出100余件，充分挖掘遗物背后的故事，并以毛泽东情感为线索，归类分为亲情、乡土情、雅趣闲情、平民情、家国情等五个篇章，以小见大，以平凡的遗物故事凸现伟人的高尚情操和品格魅力。其中，很多遗物属首次向世人展现，其背后的故事鲜为人知。该片总编导是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厂长李春武，曾执导纪录片《走近毛泽东》，他说，“重点在于‘遗物的故事’上，通过点滴累积最终成为一个伟人的故事，而且是大家所不熟悉的故事。”
缅怀1
铜像广场：万人同唱《东方红》
本报韶山讯（记者刘炬林俊陈飞）昨日上午，韶山毛泽东同志铜像广场花如海，人如潮，《东方红》的歌声响彻云霄，湖南省委省政府、毛主席亲属及社会各界人士共万余人，怀着对毛主席的深深敬意和无限怀念聚集在这里，向主席铜像敬献花篮，唱响《东方红》，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4周年。“毛主席，人民世世代代怀念您！”《东方红》的音乐声响起，在韶山少年合唱队的领唱下，现场万余人都随着旋律放声高唱那首在心中回荡了千百遍的颂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缅怀2《伟大领袖毛泽东》绒绣像启绣
本报韶山讯（记者刘炬林俊陈飞）昨日下午，《伟大领袖毛泽东》绒绣像启绣仪式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举行。毛泽东堂侄毛岸平在绒绣工艺师的指导下为绣像启绣第一针。这件精美的手工艺品，将在明年毛泽东诞辰115周年时完成，届时，它也将成为毛泽东文艺馆落成后的首批展品。《伟大领袖毛泽东》绒绣像是恒源祥集团运用优秀的传统工艺绒绣，为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绣像系列的最后一幅。该作品高160厘米、宽140厘米，以1964年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照片为蓝本重新创作。从2005年起，恒源祥启动了这一绒绣系列工程，现已完成了邓小平、陈云、朱德的绣像。另外，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的绣像也已启绣。
缅怀3
师生纪念伟人畅谈青春责任
本报讯（通讯员彭世文李璀记者徐媛）昨日，在湖南大学东方红广场和岳麓书院，湖南大学的师生和《恰同学少年》主创人员一起朗诵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并向毛主席像敬献了花圈，以独特的方式缅怀先烈，纪念毛泽东诞辰114周年。《恰同学少年》的导演龚若飞、编剧黄晖与湖大师生分享了《恰同学少年》的创作过程，并以其内容为依托，对教育、青春和社会责任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曾参与该剧拍摄的湖大学子张论和陈功则回忆了他们在剧组的拍摄经历，并畅谈拍摄过程中“与毛主席共度青年时期”的收获和作为当代大学生对毛主席的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情。
缅怀4
湘绣《毛主席1974年在省委招待所》揭幕
本报讯（记者田芳）为纪念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湖南省湘绣研究所研制的绣像《毛主席1974年在省委招待所》昨日在省委九所宾馆六号楼举行了揭幕仪式。省委接待办和九所宾馆的领导、工作人员以及曾经在九所宾馆工作过的离退休老同志参加了揭幕仪式。《毛主席1974年在省委招待所》这幅绣像表现了毛主席晚年回到故乡，入住省委招待所，与工作人员在一起的场景。绣像由湖南省湘绣研究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艳根据一张旧照片重新着色再创作而成，莫雪美等6名中级工艺美术师刺绣，历时9个月绣制完成，耗费工时13000个。绣面上，主席端坐，与旁立的工作人员亲切交谈，充满轻松愉快的气氛。
俄媒披露溥仪被苏军俘获内幕：疑被日本人出卖
最近，俄罗斯《人物》杂志刊登了有关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两篇文章，一篇谈到了溥仪当时是如何被苏军俘虏的，另一篇则由历史的当事人——溥仪被俘虏后的俄语翻译格奥尔基·佩尔米亚科夫披露了溥仪被苏军俘虏后的一些情况。文中说法仅供读者参考，至于是否属实，有待进一步求证。
——编者
1945年8月19日凌晨，苏联军队俘虏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当时，日本天皇裕仁已经于4天前（8月15日）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元帅下令停止太平洋战场上的一切对日作战。而苏联军队已于8月9日以摧枯拉朽之势攻人了被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地区，日本的溃败已成定局。
第五章 美国各界如何评论上甘岭战役
1952年的抗美援朝战场呈现了敌我双方僵持不下的态势，10月14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向我发动了一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以上甘岭地区（金化以北的铁三角一带高地）为主要进攻目标的“金化攻势”（代号为“摊牌行动”）。此次进攻是由美军著名“山地战专家”、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精心策划并一手实施的。
为争夺两个连的阵地，范弗里特的“摊牌”输得肝肠欲断，“5天就可以达到目的”的豪言壮语成为战争史上的又一大笑柄。一年多前还是李奇微眼中美军“救命恩人”的炮火优势，在志愿军的智慧与顽强面前低下了头。
激烈的战争过后，人们总会习惯性地回头。是什么原因使得炮火弱势的志愿军勇往直前？美国人没有算对的牌究竟是什么？当初“摊牌”的时候，“联合国军”可曾算出他们会失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评述志愿军坑道斗争“血岭”战斗和毗邻的“伤心岭”上的战斗也许是迄今为止最为残酷、最为紧张的战斗。这些战斗需要我们消耗极大的体力，需要我们具有无限的耐心和勇气。步兵象印第安人那样作战，他们在山坡上匍匐前进，吃力地拖带着自己的步枪、弹药以及迫击炮弹。有时，他们还被迫抵近敌人进行爆破，迫使敌人钻出地下工事。
敌人以东方人所特有的顽强精神奋力加固他们在山上的工事。有时他们深知依靠人力来挖掘从山下的反斜面一直通到正斜面的坑道，以便在遭到空袭和炮击时能撤离正斜面阵地，躲进空袭火力或重型榴弹炮火力难以打击的反斜面工事内。敌人构筑的坑道有时长达3000英尺。这样，他们既能迅速躲避轰炸，又能很快向前运动抗击地面进攻。通常，前斜面的坑道出口都经过精心巧妙的伪装，必须很仔细地观察才能发现这些出口。
铁三角一带的高地。范弗里特预计以200人为代价，可在5天内实现目标。但第10军从10月14日发起进攻，在共产党猛烈抵抗下苦战了好多个星期，使美国和南朝鲜付出了9000人的代价，共产党死伤达1.9万人之多。
在战斗于11月18日逐渐停下来时，联合国军的阵地只略略有点微小改善，而损失却太大太大了。直接进攻敌军主阵地，实现一点有限目标无异于枉费心机。为把共产党从准备已久的主要防御阵地引出来，第8骑兵团于10月15日在元山以南约25英里的东海岸进行了一次两栖登陆佯攻。但共产党不入圈套，结果这次佯攻遭到了很大失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
乐观地准许了范弗里特“摊牌”的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沮丧地说：“金化攻势”是“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我们死伤的人数在8000以上，大部分为大韩民国之官兵，得不偿失……我认为这次作战是失败的。”
第六章 揭秘我国首次授衔幕后花絮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十大元帅从此载入共和国史册。不过，首次授衔也给世人留下了几个疑问：林彪、刘伯承、叶剑英为何没有出席授衔仪式？毛泽东为何拒绝大元帅的军衔？为何没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授衔？……
1.没军衔，与朝军联手抗美有不便
1950年7月4日，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的罗荣桓说：总干部管理部在进行军衔、奖励的准备工作。同年9月，朱德总司令在总干部管理部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军衔制度，尽量争取在第二年的服装上把军阶标出来。”
1950年12月30日，总干部管理部把筹备军衔列为该部在1951年的任务。不过，由于受抗美援朝的影响，该工作暂时停止，但这更坚定了中央军委实行军衔制的决心。因为在中朝军队的协同作战中，朝鲜人民军有军衔，而我军无军衔，这在确定指挥关系上带来了诸多不便。
1951年8月，时任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表示：“规定职务识别，在目前战斗中已感必要。”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彭德怀说，由于长期无官阶的制度，一时评定官阶是困难的，目前宜采取过渡办法。
1951年10月，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展开干部评级工作。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治病，中央决定留他在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彭德怀对干部评级的工作抓得很紧，当年基本结束。
2.苏联顾问帮着出主意
1952年冬，总干部管理部讨论军衔的等级设置，请总政、总后、军务部和苏联顾问卡苏林等对军衔工作进行了研究，设计出几套方案。初步计划军衔分6等20级，除准上将外，基本与苏联的军衔一致。
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7月全军实行军衔制度（后中央军委决定延迟）。”1月20日，总干部管理部下发《关于军衔鉴定工作的指示》，规定军衔鉴定的内容、基本要求及进行的方法。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954年实施军队改革的决议，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四大制度：征兵制、薪金制、军衔制、勋章奖章制。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为适应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
1954年2月17日，中央军委成立军衔实施委员会，由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为主任，第三副总参谋长黄克诚、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为副主任。
1954年10月21日，在第三次中央军委会议上，确定1955年开始实行军衔制，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大改革。中央军委任命宋任穷为总干部管理部第一副部长，协助部长罗荣桓，负责授衔和颁发勋章、奖章等。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军官军衔分5等15级。因为苏联顾问建议，根据他们的经验，首次授衔应尽量压低，所以评定军衔的标准相对较严。
3.邓小平坚持不当元帅
1955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公布。元帅分大元帅和元帅两种，大元帅军衔的五角星有一圈麦穗，元帅军衔则是黄底国徽和五角星。
8月下旬，毛泽东对彭德怀和罗荣桓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表示不参加评定军衔。从1954年9月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看，12位中央军委委员中，除了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元帅。如果刘少奇、周恩来拒绝被授元帅还可以理解的话，邓小平在军中挂名，无论如何应该是元帅吧？但由于邓小平的坚持，他没有被授予元帅军衔。
4.周恩来主张陈毅当元帅
1954年9月，作为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邓小平一样，挂着中央军委委员的名，但已经完全转业。比照邓小平，陈毅也是不应该授衔的。
元帅和大将的人选由中央书记处提名，中央政治局审定。周恩来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他从北戴河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苏联的布尔加宁在地方工作，也有元帅衔，平时不穿军服，必要时再穿。由于周恩来的建议，于是陈毅穿上了元帅服。
1955年9月2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元帅的标准：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领导战役军团作战，建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可以授予元帅军衔。
5.三名元帅缺席授衔仪式，而非两名
1955年9月16日，周恩来将十大元帅的名单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年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1955年10月1日实施军衔制，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元帅军衔。”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的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元帅授衔典礼。毛泽东将元帅命令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授予朱德等七位元帅，林彪、刘伯承、叶剑英三人缺席。当时重病的林彪正在青岛疗养，刘伯承身体不好，又忙于军事学院的种种事务，分别请了假。
近年来，很多记述授衔、授勋典礼的文章、书籍都采用了“八大元帅”出席授衔典礼的说法。有的文章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叶剑英在授勋现场的幽默谈吐。
然而，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据曾在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中央军委决定1955年下半年在辽东半岛举行大型抗登陆演习，由叶剑英担任总指挥。由于这是解放后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叶剑英8月就到大连紧张筹备，所以走不开。为此，叶剑英特地向中央写报告，表示不能参加典礼。经中央军委批准，工作人员代叶剑英领了元帅服。
6.林彪资历倒数第二
十大元帅平均年龄57岁，年龄最小的林彪只有48岁。
位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1928年4月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支武装红四军的军长。1930年，他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中，朱德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位列第二的彭德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朱德。他先后担任红三军团司令员，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从平江暴动到抗美援朝，彭德怀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作战，授衔时他正在主持军委工作。
位列第三的林彪在红军时期就擅长打仗。他接朱德的班，从红四军军长升到红一军团司令员。长征中他率领的部队一直保护着毛泽东和党中央，毛泽东提名他当红军大学校长。抗日战争中，他出任115师师长，指挥平型关大捷。解放战争中，他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率领第四野战军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在元帅中他资历倒数第二，但战功第一。
7.罗荣桓读过大学，学历最高
刘伯承曾留学苏联，长征时任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129师师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解放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他在军事学术上有很高造诣，对中国军队正规化的影响最大。
贺龙是南昌起义总指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120师师长，晋绥军区司令员，解放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陈毅是唯一没有参加长征的元帅，红军长征时，他留在南方领导游击战争。后来，他先后担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后出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罗荣桓在元帅中学历最高，读过大学。红军时期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东北野战军政委，第四野战军第一政委，与林彪搭档，解放了东北和华北。解放后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徐向前，黄埔一期毕业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聂荣臻曾到法国勤工俭学，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他先后任红一军团政委，115师副师长，华北军区司令员。解放后，他担任北京市市长，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防科委主任。
叶剑英，黄埔军校的筹建者之一，军事生涯仅次于朱德和刘伯承。长征中他接替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解放战争中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总参谋长。解放后，他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国防部部长。
军衔制度是解放军迈向正规化的重要一步。不过，到了1964年11月，中央办公会议讨论同意军衔薪金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取消军衔制度。因为当时认为军衔制“不利于干部和士兵打成一片”。1988年，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军衔制，但是没有设元帅和大将的军衔。
清朝服饰等级森严妓女不许穿裙子
自19世纪始，世界范围的生产力发展、技术进步和科技产品的问世，不仅引发了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本质变革，同时也全面、深入地影响到中国公众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的一百年间，作为大都市的北京，自然成为多种文化交汇的中心。尤其近几十年来，北京百姓日常的衣、食、住、行，以及文化、娱乐各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无论是范围还是程度，都远远超出封建社会上千年的变化，令人应接不暇。
今年，开放的北京即将迎来奥运会，在此，我们推出这组《北京城市生活百年回顾（1900—2000）》系列稿件，希望能为海外读者的北京记忆或者北京印象增添一些来自历史的风情。
服饰虽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物品，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却标志了一个国家或地方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与文化思潮。
1644年清兵入关后，曾在全国实行极为严厉的剃发政策，满族的服饰风俗借助军事与政治的力量，在神州大地迅速传播开来。在封建社会，服饰紧密联系着每个人的身份与社会等级。服装的式样、颜色、质地必须符合穿用者身份的高低贵贱。清代男子的服装，以袍、褂、袄、衫、裤为主。皇室、百官和黎民百姓在袍服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下摆开衩的数目上。皇室用四衩，官员开两衩，百姓不开衩。服饰的穿用时间和场合也有严格的规定，如五品以上官员穿貂裘，必须于每年的冬至月（农历十一月）初一统一换穿，俗称“翻褂子”。每年农历三月百官换戴凉帽，八月换戴暖帽，届时要由礼部奏请，皇帝降旨一律换戴。
长袍马褂为清代男子最常用的服饰之一，与之搭配的是布靴和瓜皮帽。满族青年女子着旗装，其坎肩为一字式，中年妇女着旗袍。汉族妇女的服装组配，一般是袄、褂、裙和披风。诗书礼仪之家，小姑娘长到13岁必须穿裙子。只穿裤不穿裙者，一般是侍婢和乡下劳动妇女，此外，妓女是不穿裙子的，只穿裤子，这是良家妇女与青楼女子在服饰上的根本区别。
19世纪，帝国主义的炮舰强行打开了清朝国门，为了“变法图强”，大量中国青年留学欧美和日本，从此，近代西方思想与科学技术大量传到中国。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直接表现，在中国的社会上层和占风气之先的学界，首先出现了服饰改革行动。1898年，光绪皇帝实行“新政”。康有为等人提出的变法主张中，就包括改变传统服装和满式发型的内容，即所谓“断发易服”。变法失败了，服饰改革也就流产了。有人甚至认为，变法失败的原因是没有首先剪辫子。在他们心里，服饰的变化是革命的开始。
留学生到了国外，很快剪掉了辫子，穿起了洋装。直到宣统三年十月辛亥（1911年12月7日），清政府终于松了口：“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发。”此时武昌起义已经发生，中华民国元年也即将到来了。
第七章 毛岸英牺牲并非彭德怀不听毛泽东命令
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及其夫人韩桂馨口述、邸延生执笔，撰写了一书《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新华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这部书的其他部分且不去探究，但其中关于毛岸英入朝和不幸罹难的原因背离真实。《历史的真言》把毛岸英的罹难，归罪于彭德怀拒不执行毛泽东要他转移司令部驻地的电令。我在抗美援朝期间任志愿军总部参谋，随彭德怀同志工作；1986年离休后曾参加《彭德怀传》的编审工作，对抗美援朝的那段历史比较了解。据我所知毛泽东并没有发过这一电报指令。《历史的真言》第495页至496页载：
1950年11月23日，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接到苏联方面发来的一封密码电报，告知美军近日将派飞机轰炸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提醒中国方面提高警惕、预做防备。
聂荣臻急忙赶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向毛泽东报告了苏联的电报。毛泽东指示说：“立刻给彭德怀发电报，要他转移司令部！敌情变化无常，要防患于未然！”“是！”聂荣臻答应后离去，即刻给彭德怀发电报了。
11月24日下午，毛泽东又亲自拟写了一封电报，用“AAAA”加急形式发了出去，提醒彭德怀近日将有敌机轰炸，要他设法将志愿军总部转移了。
彭德怀悲痛万分，悲痛中深深懊悔自己没有按照聂荣臻的提醒和毛泽东的电示急速将志愿军总部转移了。
第501页载：
毛泽东得知志愿军总部被炸后，“这个彭德怀！”毛泽东生气地说，“我拍了电报让他转移的么！……”
读者阅到此自然会认为毛岸英的牺牲是由于彭德怀未遵从毛泽东的电令及时转移总部驻地而招致挨炸，使毛岸英本可避免牺牲而最终却未能逃脱。责任在于彭德怀。
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密码电报是核心机密。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从事译电和接触密码电报的工作人员都须经过严格审查。电报的阅看、回收、归档每一环节都有严格、严密的纪律和签字程序。电报按年月顺序编号，机要部门随时对收回的电报清点，倘发现缺号立即追查，如丢失则立即报告最高首长，务必彻底追查到底。遗失电报的当事人，不仅本人要受到严肃处理，当事人的直属一、二层上级也要受到必要的处分和处置。志愿军司令部收到的电报及发电都是总结战史的第一手珍贵资料。朝鲜停战后，军委在沈阳组织一批干部总结志愿军作战经验，使用了志司的全部电报。上世纪50年代写出了初稿后，电报上交军委机要局存档。总结文件保存在军事科学院。彭德怀对总结稿作了审查，题写了书名。邓华具体主持编写。庐山会议后，总结被封存。上世纪80年代，军科院战史部重新编写志愿军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史，并于1990年9月公开出版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书。至此，人们可到军委档案馆、中央档案馆查阅文电史料。因时限已过，大部分电报失去机密性，可以公开引用或全文发表。军事科学院掌握了当年志司的全部电报，按年度月份编号齐全没有缺号。
从1950年11月下旬的23日、24日志司的收电中翻找，根本没有所谓11月23日聂荣臻告转移的电报，23日没有北京的来电。24日确有毛泽东来电，但电文中丝毫没有讲为防轰炸应转移司令部的字句。该电全文如下：
关于准备随时扑灭空降敌人给彭德怀等的电报（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彭、邓、朴、洪，并告高贺：（一）你们本日七时的作战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照此执行。（二）请你们充分注意敌人降落伞部队在我后方降落，应控制必要武装力量及汽车在你们及后勤部手里，准备随时扑灭这些空降敌人。敌人已有一组谍报人员在云山以东地区降落，并称正向鸭绿江边移动，请注意扑灭。（三）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四）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五）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毛泽东
十一月廿四日廿二时半
毛泽东的上述电报已全文编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685页，公之于世。所谓聂荣臻11月23日、毛泽东11月24日两次告彭德怀转移司令部的电报纯属子虚乌有。
即使毛泽东当时确有电令彭德怀转移驻地的电报，李银桥也不可阅看，也不可能听到。因进入中央机关的干部、战士都进行保密守则教育。不该自己阅看的文电不阅，不该自己知道的秘密事项不探问，首长和别人谈机密时躲开。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两位机要秘书徐业夫是老机要工作者，罗光禄是军事干部。徐、罗秘书绝不会把电报给李银桥看，因这是违反保密纪律的。李银桥当年不可能看到电报，也不可能听到军事机密。那么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李银桥口述回忆录时认为需向中央和军委档案馆查阅某些文电，以他的身份当有批准的可能。但可以肯定他和执笔人并没有寻查当年的历史文献。
彭德怀在毛岸英遇难后，在11月25日16时向军委发了电报。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收到电报后，首先送给周恩来阅。周恩来阅后在电报上批“刘（少奇）、朱（德）：因主席这两天身体不好，故未给他看”。37天后，1951年1月2日周恩来交代叶子龙把志司电报送给毛泽东。据《叶子龙回忆录》（第196页至198页）载：“周恩来说：‘不要瞒了，总瞒着也不是办法，报告主席吧！’我拿着电报走进毛泽东办公室，他正在沙发上看报纸。我小声叫了一声‘主席’，然后把电报交给他……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三四分钟，他的头埋得很深。当他抬起头时，我看到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脸色非常难看。他向我摆了摆手说：‘战争么！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对岸英牺牲一事及毛泽东当时的情况，多年来各种媒体作了大量渲染，说法不一。实际情况如上述……”
第八章 新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的代食品：用麦秆做馒头
1956年到1961年，全国缺粮从农村蔓延到城市，一场由中央发动，各级代食品领导小组指挥，全民参与的代食品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这些特殊的食品，在从精神上缓解人们对饥饿的恐惧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它在填充肚皮方面的作用更大。“粮食多了怎么办”
随着1958年春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粮食高产卫星频频上天，似乎吃粮问题已经完全解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领导人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在农村公社食堂中曾出现了放开肚皮吃饭的号召，同时国家增加了粮食出口。
事实上，当时许多地方不仅缺粮问题依然存在，而且相当严重。云南省在1958年春夏之间就有70多个县市出现严重缺粮问题。几个月之后，全国粮食不够吃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到1960年，全国缺粮问题不仅没有丝毫缓解，而且从农村蔓延到了城市。
肚子吃不饱，群众难免怪话连篇，以表达不满情绪。陕西群众说：“人民公社好，粗茶淡饭吃不饱”，“食堂光汤，吃了心慌，做活没劲，吃饭嚷仗”，“过去粮食打的少，还够吃，现在粮食打多了，却不给人吃够，政府不知道把粮食用到哪里去了！”面对极度缺粮的现状和群众的怪话与疑惑，政府不可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但出于种种考虑，各种媒体一面一如继往地宣传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和大跃进的伟大成就，一面以群众对粮食的消费水平提高和城镇人口增加等原因对缺粮现象进行解释。《人民日报》在1960年8月25日的社论《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中认为：“在过去十年中，我国农业是逐步增长的，特别是1958年和1959年，增长的速度更快……但是，我国原来的农业水平很落后，而解放以来，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要却增长很快”，因为“凡是能参加劳动的人一般都参加了劳动，工人和农民全年都在积极地劳动，食量大为增加；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成立以后，原来的贫农、下中农的口粮已提高到中农的水平；近三年来城市工矿区人口增加了两千万左右；工业用粮也增加很大；农业基本建设队伍很大，去冬今春参加水利建设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七千多万人，他们的口粮比一般农民多。”
解释与宣传是针对思想认识的，并不能有效地缓解现实的吃饭问题。因此，在通过媒体对缺粮问题进行解释的同时，政府不得不采取“低标准，瓜菜代”的措施。也就是一方面降低城乡人口的吃粮标准，一方面大力生产瓜果、蔬菜和代食品。
由于代食品的生产不像瓜菜生产那样要受土地面积和生长期的双重制约，因此中央对依靠代食品缓解粮食问题寄予很高的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小范围的试验，到1960年11月，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通知》，一场由中央发动，各级代食品领导小组指挥，全民参与的代食品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让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所谓代食品，是指人们用于充饥，但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等。自古以来，人们在灾荒年代都有采集、食用代食品的习惯。三年困难时期，在全国性严重缺粮的情况下，中央人民政府发动全国人民采集和生产代食品，而且由各级党委成立了代食品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指挥和领导各地群众研究、试验、开发、生产、收集代食品的活动。
国家在代食品进行宣传时，尽量不提代食品是“度荒”、“救灾”的产物，而将代食品的生产宣传成对农产品的“综合利用”及“人民公社的新发明”等等。河南将群众利用玉米皮制作代食品的举动说成是“人民公社喜事多”，并且编成歌谣：“大跃进，喜事多，玉米皮做出优质馍，不仅香甜又美口，营养价值真不错”。
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如水稻、小麦、大麦、玉米、高粱等的叶、秆、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稻谷壳等，以及薯类作物的叶、茎、根等；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三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
利用麦秸、油菜秸秆、谷壳、豆秆、豆壳、玉米根、玉米秆、玉米包皮、玉米芯、高粱秆等制作淀粉。《人民日报》1960年7月6日发表评论员文章《综合利用潜力无穷》：据广西河池县试验，一百斤麦秸可能制成湿淀粉六七十斤；这种淀粉掺和一些面粉和米粉，可以制成馒头、花卷、烙饼和面条，质量和面粉做的一样。
在各种农作物中，玉米在制造代食品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不仅从玉米粒上脱下来的玉米皮是上乘的代食品，而且玉米叶、秆、根，甚至玉米棒的包皮及芯都可以用来制作代食品。因此，三年困难时期各级政府大力提倡种玉米，《人民日报》也在1960年春的相关报道中不断提升玉米的地位，把它从“饲料之王”，提到“杂粮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粮地位”。
以甘薯的茎叶、木薯的块根、芭蕉芋的根作为代食品。在正常年份，人们食用的是甘薯的块根，茎和叶用作饲料。三年困难时期，甘薯的茎和叶也被作为食品推广。《人民日报》也称甘薯全身是宝：薯叶摘下来洗净晾干，就可当菜，或是掺饭吃；薯叶尖、叶柄放在开水中一烫，加盐腌一天，即可做干菜。
南方的广西等地大种“费工少、成本低”的木薯，用它的块根和叶做成食品。云南等省对主要产于当地、产量大、平时作为猪饲料的芭蕉芋的充饥功能十分重视，《云南日报》多次介绍，称之为“地下粮食”、“人吃的好粮食”，说它含有大量的淀粉和糖分，吃起来味道甜美，可单独食用或掺拌饭吃，还可用来制出可口的馒头、包子、点心、凉粉等。
在政府的宣传上，农作物类代食品的生产是对农作物废料的“综合利用”，野生代食品的采集则是“让更多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我国的野生植物资源种类多、分布广，有许多可以为人类所利用。夏、秋季节，许多野生植物生长成熟，采集它们并制成代食品对于缓解缺粮问题有一定作用，因此，1959年秋，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入发动群众广泛采集和充分利用野生植物的指示》，号召各地开展一个“小秋收”运动，上山采集野生植物资源。《人民日报》在报导各地“小秋收”情况的同时，也于1959年11月30日发表社论《赶快加工利用野生植物》，进一步推动“小秋收”活动。各地党委纷纷响应，把“小秋收”运动列为党在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建立了领导机构，竭力动员劳动力潜力，或利用农事间隙全民出动，划片包干，或组织“小秋收”专业队，分期上山，野生植物熟一批收一批。
1960年夏季，一些地区总结上一年搞“小秋收”的经验，组织群众到荒野去采摘成熟的野生植物。中央对这一“小夏收”活动非常赞许，《人民日报》及时地发表了社论《让更多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8月10日）对已经在黑龙江等地取得初步成果的“小夏收”予以推广，并要求各地同时为“小秋收”做准备。
为了配合“小夏收”、“小秋收”，《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对多种野生植物资源进行了图片或文字介绍。据《人民日报》介绍，每百斤橡子可提取橡子粉30—50斤，经过水或碳酸纳溶液浸提，除去单宁，即可食用；“橡子粉的淀粉含量虽略低于大米和面粉，蛋白质含量也较低，但橡子粉中含有17种氨基酸，其中包括有人体所不能合成而必须从食物中摄取的8种氨基酸。”
据《农业技术》对沙枣的介绍：主要分布在甘肃、新疆、青海、陕西、山西、内蒙古等省，以甘肃省最多；沙枣的果实生吃、熟吃和混在主食中都很可口；沙枣面可以蒸馍、作饼、作面条，还可以作糕点、果酱、酱油、糖、酒和醋等副食品，每百斤沙枣可产沙枣面38斤左右；沙枣的嫩叶煮熟可以当菜吃。
三年困难时期，小球藻一直是政府相当看好的代食品，这大概与小球藻不与农作物争地、易培育、生长快等因素有关。《人民日报》最初对小球藻的宣传却是以培养猪饲料为名的，直到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才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该社论还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酱等食品，清香可口；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婴儿，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
此后各媒体有关小球藻的报道主要讲它食用营养价值如何之高。《云南日报》报道“人吃了小球藻以后，最突出的效果是精神好，在一般的情况下，经常定量吃小球藻，体重就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有些地方用小球藻做糕点、糖果、菜肴、藻酱等食品，质高味美，清香可口。有的地方给体质病弱的人吃小球藻，病人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人们称小球藻为‘水中猪肉’、‘植物牛奶’、‘人造鸡蛋’。”这些报道，使许多人对小球藻在度过困难中将起到的作用无比憧憬。
胡乔木看了这些报道后上书毛泽东，建议在全国推广小球藻。毛泽东于1960年10月27日将胡乔木的信批转全国，要求全面推广小球藻。很快，全国掀起了生产小球藻的热潮，农村、城市纷纷建池、沤人畜粪便以培养小球藻。与此同时，推广小球藻培育方法的图书纷纷出版，仅1961年就出版了《国外小球藻的试验和研究》、《小球藻生产知识》、《小球藻生产技术问答》等。
合成类代食品的生产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大范围推广的难度较大，一般先由科研部门试验，再把成功的经验向各地介绍。陕西省科学分院和陕西科技大学试验以萝卜、红薯取代琼脂、葡萄糖为培养基的人造肉生产技术，陕西省大荔农校以粗制淀粉加玉米叶粉培养链孢霉的技术，以及西安化学研究所利用农村土炕培养人造肉的方法成功之后，陕西省委代食品领导小组迅速地于1961年1月向各地介绍这一经验。
缓解了人们对饥饿的恐惧
应该说，代食品对缓解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缺粮问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农村尤为突出。当时广大农民的口粮标准极低，1960陕南汉中地区年平均每人每天的口粮按原粮计算，一些平川县区的大队为半斤，丘陵地区只有4.1两。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农户的口粮仅仅靠精打细算、多吃瓜菜根本难以果腹，因此用农作物的根、秸、叶等生产的粗制代食品和利用“小夏收”、“小秋收”采集的野生植物制作的代食品有效地填补了粮食上的不足。汉中地区的多数平川社队按1斤代食品、3斤青菜、5两原粮安排群众每日生活，丘陵地带的社队每人每日约吃2.5两荞花、稗谷、包谷皮、榆树叶等代食品。
不过，农村食用的粗制代食品因口感粗糙、味道奇怪而难以下咽，正如有人记载的困难时期赴农村参加整社的工作组成员吃由蕃茄秆、茄子秆、包谷秆、红苕藤混合在一起推磨成粉做成的代食品馍馍后的感受：“听说发馍馍，三人笑开颜；人均三四个，生活大改善；渴望多少日，饱餐将实现。馍馍端上桌，三人互谦让；拿在手中看，有似马粪状；送进嘴里尝，怪味满口腔。一口咬过后，二口嘴难张；狠心咬三口，呕吐倒胃肠；感谢造物主，有此大犒赏”。
然而，在农民眼里，能有代食品果腹已经很不错了。陕西就有农民将榆树皮磨成面掺些粮食做成熟食后高价出售，获利最少的也赚到150元，最多的一户获利竟达到500元之多。
且不说代食品有没有营养、是不是有食用价值，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代食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饥饿感，对人们从精神上战胜饥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经历过严重饥饿的人都知道，腹中无物的空荡荡的感觉使人心慌神乱，可以为了任何一丁点能够入口的东西去拼命。代食品的使用对处于饥饿中的人们来说，似乎看到了一线战胜饥饿的希望，有助于缓解因饥饿而导致的精神上的极度紧张。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各级政府部门对代食品的安全问题比较重视，一些出版社也配合代食品生产工作出版了不少有关鉴定和防止代食品中毒的书籍，但由于人们饥不择食，在对一些代食品的性质不太了解的情况下，没有经过试验就食用，因而中毒现象此起彼伏。1960年5月31日至6月10日陕西洋县谢村公社有五个管区先后发生食用枇杷籽致18人中毒的现象；洛南县有个食堂1960年因食用蓖麻叶以致58人中毒；商洛专区从1960年12月2日至21日这20天的时间内，连续发生六起代食品中毒的事故，共294人中毒。
在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在救灾度荒方面起到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它在从精神上缓解人们对饥饿的恐惧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它在填充肚皮方面的作用更大一些。
第九章 贺龙元帅蒙冤受害始末
1980年12月，在“两案”（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中，法庭对吴法宪秉承林彪旨意，诬陷、迫害贺龙元帅一事进行了法庭调查。
吴法宪承认，1966年8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听取他对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情况汇报时，林彪对他说：“你们这个会贺龙插手了。贺龙这个人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要警惕和防备他夺你的权。”林彪随即让吴法宪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9月3日，吴法宪将写好的材料送给林彪。
9月2日，林彪还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不要只高兴罗瑞卿倒了，要注意贺龙，这个人是罗瑞卿的后台。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他插手海军的问题尽快写个材料交给我。”像吴法宪一样，李作鹏当然也遵旨照办。
9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把林彪送来的诬告信，当面交给了贺龙。信中说：“贺龙有一条黑线在部队搞夺权活动。”对此，贺龙既痛苦又气愤。毛泽东对贺龙说：“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林彪为什么策动吴法宪、李作鹏诬告贺龙呢？表面上看，吴、李是林彪线上的大将。实际上，是因为贺龙对林彪通过吴法宪、李作鹏搞派别活动有了正面冲突。
1965年底，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罗瑞卿被罢官。林彪欲借口抓“罗瑞卿分子”，搞掉一批不听他使唤的干部。于是，吴法宪、李作鹏分头在空军、海军开始行动。1966年7月初，他们反映的问题到了刘少奇、邓小平案头。刘、邓很快指示中央军委去空军、海军调查解决问题。
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常委会讨论海军问题时，贺龙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要搞阴谋嘛！”
7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讨论空军问题时，贺龙严厉地批评吴法宪：“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
与会的老帅们均站在贺龙一边。林彪自知情况不妙，马上以退为进：“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但目前的班子以不动为好。”
贺龙不为所动：“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些调整嘛！”
矛头明确指向了林彪的爱将吴法宪、李作鹏。这无疑触到了林彪的敏感神经。早在林彪因病“休养”期间，贺龙曾代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贺龙撇开林彪“突出政治”的做法，与罗瑞卿一起轰轰烈烈搞起了全军“大比武”，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林彪惟恐代理工作的贺龙占去他的位置，便将与贺龙想法一致的罗瑞卿搞下了台，让贺龙瞧瞧颜色。哪知耿直的贺龙根本不吃林彪那一套，看不惯他就要发言反对。
在延安时代，毛泽东曾向贺龙谈到过林彪其人。毛泽东说，长征期间，林彪表面上承认他的领导，背地里却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更换中央领导人；林彪爱出风头，不能顾大局。林彪得知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后，一直耿耿于怀。林彪还担心，他在1937年1月写给贺龙的一张纸条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当年国共合作抗日的时候，蒋介石曾于1937年1月在洛阳召集第二战区军官会议，林彪、贺龙等几位八路军师长随同朱德、彭德怀去出席会议。林彪曾给贺龙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蒋介石是有抗战决心的，我们回部队后可吹吹风。”
此时，林彪觉得对他知根知底的贺龙已成为他阴谋篡权的障碍，因此积极策动吴、李诬告贺龙。同时，“志同道合”的夫人叶群也策动了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诬告贺龙。
9月5日、6日接连两天，叶群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拉着宋治国窃窃私语。此后，宋治国将一张小桌放在了西大厅一个少人注意的角落，并找来纸和笔，伏案作起文章来。宋治国写完四封揭发信后，亲自送往叶群办公室。
叶群接信后很高兴，且故意当着办公室秘书的面问宋治国：“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可靠？是，我们送上去；不是呢，就不送了。”宋治国当然明白叶群的意思，忙说：“当然可靠，我写的都是事实，我负完全的责任。”叶群为将事情搞成铁案，又让办公室的秘书专门写了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
宋治国的“材料”写道：“罗瑞卿家里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叶群之所以这么做，除了与林彪保持共同行动之外，还与贺龙夫人薛明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揭发过叶群有关。叶群抗战初期在南京国民党电台当过播音员，参加过国民党CC系举办的演讲比赛，并与CC系的外围组织有过来往。这段历史被薛明揭发后，叶群一直记恨在心。
而1967年2月14日，武汉市财贸干部外语教员晏章炎的一封诬告信，让林彪等人如获至宝。信中说：“1933年，（在湘鄂西的）贺龙主动要求投降。蒋（介石）派熊贡卿去后，贺龙要求当军长，蒋介石只同意让他当师长，贺龙嫌官小没有谈成。怕事情暴露，为了灭口把熊贡卿杀了。”
6月13日，林彪、叶群派人到武汉进行了调查。调查人员发现了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此事给党中央的专门报告。报告中说：“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发觉和揭露来人之阴谋，认为这是侮辱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尽管该报告与晏章炎的说法完全相反，但在调查人员的授意下，晏章炎又写了一份与上次内容完全相同的所谓“揭发”材料。这个晏章炎就是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
7月12日，该材料以贺龙“通敌未遂”上报中共中央。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发言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另外，1968年3月，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贺龙早年的“亲笔信”交给了参事室，并提出要向周总理报告，和周总理本人单独谈。事情的起因是：3月20日，驻国务院参事室军代表王炳辉召集参事室造反队负责人开会，布置发动参事们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历史问题。在3月25日的参事全体会议上，王炳辉进行了动员。之后，就有了李仲公提交的材料。参事室接到材料后，感觉此事非同小可，当即向总理联络员郑凯做了电话汇报，郑要求将原信马上送到总理办公室。
现在看来，周总理当时可能受到这两封信的影响。1967年1月11日，周总理秘密安排贺龙夫妇、其子贺鹏飞和警卫参谋杨青成住进了西花厅。9天后，贺龙一行被送到了北京西山国务院管理局属下的一处招待所。临行前，周总理与李富春一起同贺龙谈了一次话。周总理讲道：“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
贺龙当时很生气，几次想说话，但周总理为保护他，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总理最后说：“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秋天接你回来”是周总理对贺龙的承诺。按周总理的性格，他不会忘记对战友的诺言。而周总理为何食言呢？这可以在总理后来的言行中找到端倪。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下令重新调查李仲公提交的“贺龙求降信”的真伪。经过艰难的调查取证，1974年9月23日得出结论：“求降信”所用纸墨是1940年以后出产的，也就是说，李仲公1968年春交出的两封信是伪造的。当时调查人员曾建议“处理”李仲公，周总理说：“把调查结果告诉他，就能把他吓死。算了，他已经八十多了。”
1975年6月9日，即贺龙去世六周年那天。周总理一见到薛明就大声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说完，热泪长流。
可以说周总理是受了李仲公的蒙蔽，而李仲公这个人为什么要陷害贺龙呢？这里面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原因。历史上，1927年3月，叛变革命前的蒋介石曾经派时任其秘书长的李仲公到武汉“拉拢”贺龙，而贺龙先是佯装有兴趣与蒋联络，待李真的透露底牌时，却将李仲公抓了起来，甚至要把他枪毙。但蒋介石当时并没公开反共，考虑到各方关系，贺龙将李转押给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总指挥唐生智。唐生智将李放掉了。现实上，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李仲公曾跑到中南海找相熟的周总理伸手要官，想当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对他说，你有想法可以提出来，但中央要统筹考虑。得不到肯定答复后，李仲公耍起赖来，纠缠不休。总理忽然想起，他听贺龙说起过李仲公。于是，打电话将贺龙叫到了中南海总理办公室。
贺龙一进门，周恩来便指着李仲公说：“贺胡子，你认识他吗？”贺龙听说此人正在跑官，一见李仲公已明白了七八分，当即接口说：“认识么，老朋友了。”贺龙看周总理一眼又说：“李先生，那年在武汉，我送你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怎么就走了呢？”李仲公尴尬难言，“嗯啊哪”地起身告辞。
后来，李仲公只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但他对贺龙一直耿耿于怀。“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号召揭发贺龙，他便自行伪造了贺龙向蒋介石的乞降信，诬陷贺龙。
1969年4月的九大，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党纲。一天，贺龙用手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照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可惜，两个月后的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含恨离开了这个世界。直到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才专门发布文件，为蒙冤去世的贺龙恢复了名誉。
第十章 揭秘第一次国共合作
苏联介入中国国民革命，成为支持国民党的国际力量。孙中山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推出联俄联共的发展方针。但国共两党政见不同，摩擦不断，苏联的军事援助基本上落入了国民党手中。孙中山去世后，苏联对国民党北伐计划的干预引发了“三二〇”事变。新上台不久的蒋介石，利用北伐战争使国民党获得了摆脱苏联和中共的重要资本。莫斯科的“五月指示”是国共分家的信号。
苏联的援助，给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以前所未有的壮大和成功。尽管，按照苏联模式改组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不满和摩擦，但是，孙中山看得很清楚，苏联是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帮手。孙中山没有料到，他的强势在相当程度上阻遏了莫斯科对国民党前途的左右；而他的去世，则使莫斯科必欲引导国民党前进方向的努力和国民党内部的反抗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孙中山逝世后发生在国民党内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都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情况。苏联帮助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同时也大大加速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彻底分裂。
孙中山的联苏容共政策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改组。国民党改组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实行了容纳共产党，即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社会长达几十年的基本政治格局。而这一政策的提出和推动，自然又是莫斯科在起作用。
中共从成立之日起，就主张以列宁主义为宗旨，以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张本，强调要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通过下层无产的劳动阶级对整个上层剥削阶级进行革命，根本铲除造成社会分配贫富不均的私有制度。（《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等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页。）因此，中共一大所通过的党纲，也开章明义地说明了它在中国革命的目标，即剥夺资本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它坚决主张不能与资产阶级妥协与合作。（《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557页。）
但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明显地对这个还只有五十几人的小组织的前景表示怀疑。在他看来，苏俄如果不能同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起来，在中国将一事无成；中共如果不能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起来，不可能有多少前途。（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100—101、62、75页。）马林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在1922年正式通过决议承认自己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同意将自己的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中去，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1922年9月初，经张继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了国民党。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间，李云汉根据国民党公务部交际日记，断定为1922年2月上旬。但据李大钊自述，当为1922年孙中山在沪期间。因据马林笔记，李大钊8-9月间曾来上海参加讨论决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杭州西湖会议，会后即有陈独秀等入党之事发生，故此判断李之入党当与陈独秀大约同时。（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57页；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90页。）次年6月中共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赞同党内合作原则的决议。随后，约有400余中共党员和相当一部分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了国民党。
还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就被授予了相当重要的职务。如孙中山一接受陈独秀等入党，就指定其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马林记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1922年10月14日；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4、92页。）进而，陈独秀被指定为参议，林伯渠被指定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则就任宣传部干事。（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35-136，138页。）鲍罗廷来后，在他所负责的各项工作中，共产党人更是积极参与其中。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及青年团这时总人数虽然只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2%，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却占到了全体代表人数的10%。代表大会上新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就占到了将近25%。在2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中共党员；在17名候补委员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中共党员。同样，在会后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在一个秘书处和六个部中占据了两个部长（组织部、农民部）和三个实际为副部长的秘书（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的席位，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决定设立一处八部，但调查部和军事部暂缓成立。秘书处及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等为中共党员。同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还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发言权。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三人，廖仲恺、戴季陶为国民党员，谭平山为中共党员。特别是把秘书处和组织部交给中共党员来负责，更显示出孙中山这时对两党间这种合作方式以及对中共作用的高度肯定态度。这种情况反过来也促使中共党团员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
在中共各地党团员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在一大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区、省、市、县各级党部，开始大量发展党员。仅北京执行部一年时间就发展国民党员上万人。但与此同时，中共组织的发展却陷于停滞。据中共广州党组织报告，在广州的中共干部总共只有30多人。国民党一大前，广州12个区只组织起12个国民党支部，一大后已成立了9个区委，64个支部，拥有党员7780多人。中共在5个区委和13个支部中担任重要工作，人数却没有增加。结果中共党员总是忙于大量国民党方面的事务性工作，抽不出时间来做自己党的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一大时，党员50余人；1922年7月二大时，党员195人，一年增加近3倍；1923年6月三大时，党员432人，一年增加一倍多。此后至1924年5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召开，即国民党改组前后一年时间，党员基本上没有增加，一些地方还明显减少。（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7页。关于1924年5月扩大执委会时的数字，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56、262、266、275、277页。）
对于中共的这种努力，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看来，显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他们甚至或多或少地相信：“国民党所以必需共产党者，以其可以藉手共产党对于广大群众得以组织之、操持之。”“盖国民党之发展，纯恃共产党于其工作之中予以各种之协助也。”（《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民国二十七年），转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第779、785页。）但是，以共产党发展的牺牲为代价，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看来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明确提出：关于工人阶级究竟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成为民族革命力量，还是应当直接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应当尽快得到解决。（《维经斯基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工作报告》，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Netherlands，1991，pp.864—866）.
1924年5月，维经斯基受命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支持孙中山、肯定国民党一大重要意义等问题上，维经斯基没有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根据维经斯基的观点，会议对国民党的性质，以及国民党内的矛盾，得出了相当激进的结论。这包括：第一，认定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必然趋于妥协，故其内部的左右派斗争不可避免。第二，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减杀国民党右翼势力，不仅要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而且要设法改变自己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过于强调集中和一致的缺点，以利于开展对右派的公开斗争。第三，“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不能帮助国民党设立各种工会或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全体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第四，必须将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因为“民主主义的政党内，阶级利益的调和不但不能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而且足以使之减少”。此会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称国民党为“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而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介绍此次会议时则称，此会“谓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分别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30—233、237、243—244、253页。）
恰在此时，围绕着中苏建交谈判及其外蒙古等权益问题，国共两党之间发生了矛盾。一些共产党员为强调北京政府拖延承认苏联的无理性，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北京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态度，提出外蒙古理当享有民族自治甚至是独立的权利。而一些国民党人对此大加反对，发表文章评论，不仅批评以北京政府为谈判对象，而且激烈抨击共产党人身为国民党员，却“维护俄国人的利益”，要求予以严惩。（有关争论可参见1924年3-4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施存统、李春蕃、沈玄庐等人的文章。并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3年，第300—301页。）孙中山对此也公开表示了不满的态度。（转见《瞿秋白致鲍罗廷信》，1924年4月5日，《瞿秋白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21—522页。）
中共党员的地位在国民党内的迅速蹿升，并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国民党各地组织发展的权柄，原本就受到众多因改组而倍感失落的国民党老党员的强烈不满。中共5月扩大会议之后对国民党态度的日趋激进，再加上苏联政府一面表示援助国民党，一面却和国民党所反对的北京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这就更让那些不满的国民党人抓住口实了。
6月，国民党人从上海得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抄本，并找到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等中共党内文件。他们当即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质问道：“俄国对中国革命，究取何种态度”，是只支持国民党，还是同时坚持扶助共产党“双方并进”？在他们看来，“俄国对中国革命政策，将由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操纵左右也”。对此，鲍罗廷毫不含糊地答复说：国共两党原本即“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照目前情况，“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党中分派，“诚可致国民党死命”。但“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他声称：“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年6月25日，孙武霞等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0—312页。）
国共两党之间的这次围绕着中苏建交问题而展开的摩擦，最终导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讨论国民党中监委联属的弹劾共党案。尽管最终鲍罗廷通过提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处理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之间有关事宜，来解决类似摩擦，化解了此一危机，但国民党内对苏联顾问及对共产党戒备、甚至敌视的倾向却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由于紧接着发生的广州商团反叛事件，和苏联援助的第一批武器运抵黄埔，国民党内对苏联的怀疑迅速得以缓和。这一次苏联运来了8000支带有刺刀的步枪和400万发子弹，足够装备一个师的兵力。而黄埔军校的学生兵这时才只有3个连，因此，这批武器不仅装备了第一支国民党的军队，而且还被用来装备了广州市的警备部队和工人纠察队。这样一来，广州的商团武装当然不是对手，迅速被剿平了。此后，到北伐战争开始，苏联又接连数次运送大批武器弹药给国民党人。包括日本来复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俄国来复枪14000支，子弹800万发；各种机枪90挺，各种炮24门，总价值将近300万卢布。（转见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济南：黄河出版社1998年，第153-154页。）事实上，正是由于莫斯科分别提供经费或贷款来帮助创办黄埔军校、中央银行和支持国民党改组，提供武器弹药装备其军队，已知除1923年5月莫斯科正式批准的200万卢布援款外，为帮助建立黄埔军校莫斯科出资270万中国元，为帮助稳定广州财政建立中央银行提供贷款1000万中国元。（参见韦慕庭：《孙逸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148-209页；《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539页。）国民党人才得以在粤、滇、桂等诸多小军阀虎视眈眈下，在广州牢牢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孙中山对此看得十分清楚。在多年向列强求援失败之后，孙中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真正援助他的国家，这无疑是他坚定地实行联合苏联政策的关键所在。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突然发动北京兵变，一举推翻了直系掌控的北京政府，电邀孙中山等共同进京，成立全国和解政府。孙中山在鲍罗廷的推动下，欣然应允，并立即停止北伐准备，动身北上。不意行至天津即因肝病爆发而致病重。
孙中山对此番与苏联合作的满意和对今后国民党依赖苏联援助的重视，即使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显露无遗。他在留下的遗嘱中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甚至还专门留下了致苏联政府的遗书。内称：“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状况之羁缚。为达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第十一章 毛岸英牺牲并非彭德怀不听毛泽东命令
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及其夫人韩桂馨口述、邸延生执笔，撰写了一书《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新华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这部书的其他部分且不去探究，但其中关于毛岸英入朝和不幸罹难的原因背离真实。《历史的真言》把毛岸英的罹难，归罪于彭德怀拒不执行毛泽东要他转移司令部驻地的电令。我在抗美援朝期间任志愿军总部参谋，随彭德怀同志工作；1986年离休后曾参加《彭德怀传》的编审工作，对抗美援朝的那段历史比较了解。据我所知毛泽东并没有发过这一电报指令。《历史的真言》第495页至496页载：
1950年11月23日，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接到苏联方面发来的一封密码电报，告知美军近日将派飞机轰炸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提醒中国方面提高警惕、预做防备。
聂荣臻急忙赶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向毛泽东报告了苏联的电报。毛泽东指示说：“立刻给彭德怀发电报，要他转移司令部！敌情变化无常，要防患于未然！”“是！”聂荣臻答应后离去，即刻给彭德怀发电报了。
11月24日下午，毛泽东又亲自拟写了一封电报，用“AAAA”加急形式发了出去，提醒彭德怀近日将有敌机轰炸，要他设法将志愿军总部转移了。
彭德怀悲痛万分，悲痛中深深懊悔自己没有按照聂荣臻的提醒和毛泽东的电示急速将志愿军总部转移了。
第501页载：
毛泽东得知志愿军总部被炸后，“这个彭德怀！”毛泽东生气地说，“我拍了电报让他转移的么！……”
读者阅到此自然会认为毛岸英的牺牲是由于彭德怀未遵从毛泽东的电令及时转移总部驻地而招致挨炸，使毛岸英本可避免牺牲而最终却未能逃脱。责任在于彭德怀。
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密码电报是核心机密。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从事译电和接触密码电报的工作人员都须经过严格审查。电报的阅看、回收、归档每一环节都有严格、严密的纪律和签字程序。电报按年月顺序编号，机要部门随时对收回的电报清点，倘发现缺号立即追查，如丢失则立即报告最高首长，务必彻底追查到底。遗失电报的当事人，不仅本人要受到严肃处理，当事人的直属一、二层上级也要受到必要的处分和处置。志愿军司令部收到的电报及发电都是总结战史的第一手珍贵资料。朝鲜停战后，军委在沈阳组织一批干部总结志愿军作战经验，使用了志司的全部电报。上世纪50年代写出了初稿后，电报上交军委机要局存档。总结文件保存在军事科学院。彭德怀对总结稿作了审查，题写了书名。邓华具体主持编写。庐山会议后，总结被封存。上世纪80年代，军科院战史部重新编写志愿军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史，并于1990年9月公开出版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书。至此，人们可到军委档案馆、中央档案馆查阅文电史料。因时限已过，大部分电报失去机密性，可以公开引用或全文发表。军事科学院掌握了当年志司的全部电报，按年度月份编号齐全没有缺号。
从1950年11月下旬的23日、24日志司的收电中翻找，根本没有所谓11月23日聂荣臻告转移的电报，23日没有北京的来电。24日确有毛泽东来电，但电文中丝毫没有讲为防轰炸应转移司令部的字句。该电全文如下：
关于准备随时扑灭空降敌人给彭德怀等的电报（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彭、邓、朴、洪，并告高贺：（一）你们本日七时的作战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照此执行。（二）请你们充分注意敌人降落伞部队在我后方降落，应控制必要武装力量及汽车在你们及后勤部手里，准备随时扑灭这些空降敌人。敌人已有一组谍报人员在云山以东地区降落，并称正向鸭绿江边移动，请注意扑灭。（三）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四）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五）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毛泽东
十一月廿四日廿二时半
毛泽东的上述电报已全文编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685页，公之于世。所谓聂荣臻11月23日、毛泽东11月24日两次告彭德怀转移司令部的电报纯属子虚乌有。
即使毛泽东当时确有电令彭德怀转移驻地的电报，李银桥也不可阅看，也不可能听到。因进入中央机关的干部、战士都进行保密守则教育。不该自己阅看的文电不阅，不该自己知道的秘密事项不探问，首长和别人谈机密时躲开。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两位机要秘书徐业夫是老机要工作者，罗光禄是军事干部。徐、罗秘书绝不会把电报给李银桥看，因这是违反保密纪律的。李银桥当年不可能看到电报，也不可能听到军事机密。那么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李银桥口述回忆录时认为需向中央和军委档案馆查阅某些文电，以他的身份当有批准的可能。但可以肯定他和执笔人并没有寻查当年的历史文献。
彭德怀在毛岸英遇难后，在11月25日16时向军委发了电报。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收到电报后，首先送给周恩来阅。周恩来阅后在电报上批“刘（少奇）、朱（德）：因主席这两天身体不好，故未给他看”。37天后，1951年1月2日周恩来交代叶子龙把志司电报送给毛泽东。据《叶子龙回忆录》（第196页至198页）载：“周恩来说：‘不要瞒了，总瞒着也不是办法，报告主席吧！’我拿着电报走进毛泽东办公室，他正在沙发上看报纸。我小声叫了一声‘主席’，然后把电报交给他……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三四分钟，他的头埋得很深。当他抬起头时，我看到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脸色非常难看。他向我摆了摆手说：‘战争么！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对岸英牺牲一事及毛泽东当时的情况，多年来各种媒体作了大量渲染，说法不一。实际情况如上述……”
新中国第一位烈士是张学良秘书
在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战斗的历程中，无数先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那么新中国第一张烈属证颁给了谁呢？
近日，本报记者终于揭开了这个谜底：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张“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的就是辽宁凤城人丛德滋烈士的家属，现在，这张证书保存在他的女儿丛丹在甘肃兰州的家中。
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笔在这个证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盖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印。这个简单的只是一张纸片的证书，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折叠的页面早就发黄，边角也有些破损了，但在它的背后，却有着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毕业于东北大学的丛德滋曾经是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后来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在1942年牺牲；在见到烈士的女儿丛丹后，邓小平叮嘱她“以后有什么事就直接跟我说”……
面对记者的采访，丛丹说，希望有一天这张烈属证能够回到她父亲的家乡，让家乡人了解她父亲那段不寻常的历史。
张学良的机要秘书
1942年4月19日，在国民党兰州大沙沟秘密监狱，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被秘密杀害，年仅32岁。他就是丛德滋。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从他女儿丛丹的口中，才了解到了丛德滋烈士生前风云跌宕的一生，但是由于他一直进行的是秘密地下工作，所以关于他的资料十分有限，很难了解他工作的详细经过。他的女儿丛丹穷数十年之功也只能从丛德滋的老战友那里收集到关于她父亲的一些简短回忆。
1910年10月，丛德滋出生在辽宁省凤城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他在凤城第二师范求学时期开始就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1933年，丛德滋从东北大学毕业以后，被介绍到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领导机关——国民党政府军北平分会政训处工作。1934年，为了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丛德滋开始在一些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卖国投降和内战行径，不久就被国民党以“共党嫌疑人”的罪名逮捕，羁押于武汉行营，这是他第一次入狱。
直到这年9月，在张学良将军亲自过问下，丛德滋才被释放，出狱后他就被安排在东北军总部办公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
最早刊发西安事变经过
随着东北军被蒋介石调到西北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丛德滋也随军到了西安。他在西安创办了《西北向报》刊物，团结了一大批进步力量。“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夜，国民党陕西《西京日报》更名为西安《解放日报》，丛德滋出任总编辑，而正是《解放日报》最早刊发了张学良兵谏蒋介石的经过和张、杨“八项主张”。西安事变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联合办公厅，丛德滋负责特种宣传组工作。
在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囚禁后，根据斗争需要，丛德滋被党组织秘密转移到西北，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同志介绍到兰州，由谢觉哉同志直接领导，在兰州地区抗日救国会负责宣传，并创办了民众通讯社，亲任社长。
在狱中敌人向他下了毒
1938年秋，经谢觉哉和伍修权同志介绍，中共中央直接批准丛德滋为中共特别党员，并任命他为中央军委情报部甘肃特派员，从事隐蔽战线工作。在谢觉哉同志的安排下，丛德滋打入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任政治部主任曾扩清的秘书。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曾扩清找丛德滋谈话，态度十分反常，丛德滋预感到敌人已经怀疑他是中共秘密党员。1941年1月20日，敌人将丛德滋秘密逮捕，关押在兰州郊外大沙沟秘密监狱的一口井中。
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各种酷刑，后来把他关在站着伸不直腰、躺着伸不开腿的小铁笼子中。在他入狱后，党组织多方营救，但均未获成功。张学良的老师莫德惠也曾派人前往重庆向蒋介石说情，也被蒋介石拒绝。
1942年4月19日，丛德滋发高烧，要求一直不给他水喝的敌人给他碗水。敌人看他病的太严重，就给了他一碗下了毒药的污水……在丛德滋中毒身亡后，敌人将他的遗体扔在了白塔山下一个破窑洞里。当时党内不少同志和他的生前好友冒着敌特监视的危险将他的遗体装殓后，葬在了兰州郊区五省义园墓区。解放后，党和政府将其遗骨移至兰州华林山烈士陵园。
第一号烈属证送到家
丛德滋牺牲时，丛丹才三岁，但是到1951年她还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丛德滋。她说，那年春天，兰州市政府组织人员敲锣打鼓将这张烈属证送到家里，并在门口挂上“革命烈属”的牌子时，她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那时她叫高锦明，弟弟叫高锦茂。那天晚上，她的母亲王竹青才向两个孩子讲述了他们的身世。并立即决定将他们的名字重新恢复为丛德滋当年起的丛丹、丛甘，以安慰丛德滋的在天之灵。丛丹说，就在那一天，她忽然感到自己长大了。
根据丛丹的介绍，解放后，中央军委联络处多方打听丛德滋烈士一家的下落。尤其是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更是不忘丛德滋这位早逝的革命战友留下的孤儿寡母。谢老经过许多努力，得知丛德滋的遗属在兰州时，他马上亲自写信给王竹青询问情况。为了证实丛德滋的两个孩子还活着，谢觉哉还特意叮嘱拍一张照片寄给他。
于是，王竹青领着丛丹和丛甘去兰州葆真照相馆照了一张两寸黑白照片寄给谢老。谢老从照片上看到两个可爱的孩子衣着破旧，丛丹的脚趾都露在鞋外面时，心里很难过。
当1950年冬天，中央开始落实烈士遗属的政治待遇时，谢觉哉想到了与自己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丛德滋，立刻把丛德滋烈士遗属的有关情况上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汇报后说，在“西安事变”时，他就知道丛德滋。于是，毛主席亲笔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00001号烈属证”。
丛丹说，她没有问过谢老为什么会把这第一号烈属证发给她家，谢老也没有说起过。
难忘跟“邓伯伯”的见面
1977年10月，带着给被诬为“苏修特务”的父亲平反昭雪的心愿，丛丹专程到了北京。就是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令丛丹终生难忘。
一天傍晚，丛丹陪伍修权夫妇在院子里散步时，伍老说领她去见一个人，于是，丛丹跟着伍老来到了另一个四合院。一进门，令丛丹吃惊的是，穿着白色短袖、一脸慈祥的邓小平正站在院子中间。伍老走上前去对邓小平说：“今天我给你带来了一位小客人，她就是丛德滋的女儿。”小平同志走过来握住了丛丹的手，上下打量了一阵后，说：“你长得真像你父亲。”一听小平同志的话，丛丹再也忍不住，“哇”地一声哭起来，直到走进屋里，她还在哭，就像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终于看见了自己的亲人一样。卓琳抚着丛丹的肩头安慰说，孩子，别难过。但小平同志却说：“你别劝，就让孩子哭个痛快。”
邓小平同志是1937年与丛德滋在山西认识的。“八一三”事变后，丛德滋曾经到山西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在八路军总部与邓小平等一起共事，并任八路军115师团级文职干部。小平同志不仅详细询问了丛丹一家这些年的生活情况，关切地询问她加入党组织没有，而且以自己的经历鼓励她要经得起挫折。临出门时，小平同志还不忘给丛丹留下地址，说：“孩子，以后有什么事就直接跟我说。”虽然从那以后丛丹再也没有见过“邓伯伯”，但是她说那次会面她终生难忘。
丛丹说，父亲东北大学毕业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但是从他留下的诗文中，可以看出父亲对老家的眷恋之情。所以，她愿意将父亲的遗物捐献给辽宁省，让她的父亲能够魂归故里，“他也该回家看看了。”
第十二章 八路军小战士让末代贵妃失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仓皇出逃，把家眷丢在通化临江的大栗子沟煤矿，其中有“皇后”婉容、“贵人”李玉琴、溥杰妻子嵯峨浩、溥仪的乳母以及族人和太监侍女共百十号人。几经周折，这些人在临江遇上了八路军。从临江到通化再到长春，她们在八路军部队里整整呆了半年，尤其是由平民女孩成为“贵人”的李玉琴，又一次经历了不平凡人生的重大转折。
一个小战士要求贵妃给织件毛衣
溥仪在伪满皇宫宣读完“退位诏书”，如丧考妣的捱到8月16日，当晚在发表一番“训谕”之后，带着其弟弟溥杰并三妹夫、五妹夫及一帮族侄、随从，乘飞机离开刚刚落脚两天的临江大栗子沟煤矿，在准备逃往日本的过程中，在辽通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虏。“皇后”婉容、“贵人”李玉琴、溥杰的妻子嵯峨浩及太监侍女百余号人被丢在了大栗子沟这个与朝鲜一江之隔的深山老林里。内眷们在极度恐慌中度过了百来天，后在管事严江桐的周旋下，花钱请来国民党杂牌军队将她们护送回了临江县城。
一天临江县四周响起了枪炮声，经过两天的战斗，八路军开进了临江大街，临江解放了。
临江刚解放的那段时间，出于好奇，经常有些新参军的战士背着部队领导去看“娘娘”。婉容是个鸦片鬼，且患有精神病，形容枯槁，看了的战士都很失望，便转而去看“贵人”李玉琴。当时李玉琴正好17岁，出落得像一支花。开始时李玉琴很不适应。渐渐地，李玉琴胆大了些，有时候还同来看她的战士说上几句。有个小战士很有趣，头天来看李玉琴的时候愣愣地站了好半天也没说一句话，临走的时候才轻声地问李玉琴，她身上的毛衣是谁织的，李玉琴说是自己织的。第二天，那个战士又来了，这一次，他站在门口对着李玉琴说：“你能给我织一件毛衣吗？”小战士的这个请求可吓坏了李玉琴。按照宫里的规矩，“贵人”是不能跟除溥仪之外的男性说话的，更不用说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织毛衣了。当晚，李玉琴就找到溥仪的二姐，这个二姐是溥仪给李玉琴安排的宫中礼仪老师。李玉琴刚把话说完，溥仪二姐就劈头盖脑地一顿斥责，说她不守宫里规矩。李玉琴悻悻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担心那个战士来找她织毛衣，幸好那个小战士以后再也没来找过她，直到她们离开临江。
贵妃与八路军官兵同桌吃饭
1945年的农历腊月中旬，八路军先后把李玉琴、婉容、嵯峨浩母女、溥仪的乳母及伪宫的部分重要人员送到了通化，把一些想回家的太监宫女和一般职员在临江就地解散了。这样一来，原来百十号人的队伍就只剩下一半了。在通化的八路军司令部里，部队的领导很热情地接待了她们，并给她们安排了住处，还送给李玉琴一条上等香烟，给婉容一块烟土。生活上，给婉容安排的是病号饭，安排李玉琴每天到楼下与八路军官兵一起用餐，其余人等在食堂打饭吃。对于男女同桌吃饭，李玉琴很不习惯，端了碗就往一边躲。看到这些，每天与李玉琴同桌的一位八路军姓刘的科长就对她说，八路军男女平等，一起工作，一块吃饭，一同娱乐，并交代照顾李玉琴的随身宫女敬喜要细心照料她。当他听说李玉琴等人住在八路军里有不安全的感觉，马上在几个女眷住处的门外设置了岗哨。时间长了，李玉琴渐渐感到八路军是一支很好的队伍，每次吃完饭就主动想和大家多呆一会，她认为他们“当官的没当官的架子，而且对小兵是那么和善；小兵在长官面前也随便说说笑笑，真好像一家人，根本看不出官兵区别……此前不敢想象会有这么好的军队。”后来，刘科长又给李玉琴介绍了一位姓杨的女科长。杨科长为人极为热情真诚，性格也极其温和，她常给李玉琴讲共产党闹革命的目的，讲八路军和老百姓鱼水情深的故事，分析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原因。渐渐的，李玉琴开始对自己“贵人”的身份产生了动摇，对自己从一个平民女孩变成“贵人”这段经历开始思索。
一个八路军小战士让贵妃失眠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玉琴逐渐喜欢上了八路军部队，也渐渐放下了“贵人”的架子。她喜欢跟八路军部队里的年轻人一起玩，学会了打扑克，下跳棋，甚至跟大家一起学会了打腰鼓，还跟那个收发室的女八路学会了解放区的进步歌曲。李玉琴的嗓子好，唱歌很动听，每当大家聚在一块或者有什么高兴事的时候，都鼓掌让她来一首，李玉琴也大大方方的就唱上一曲，这无疑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日子。她越来越感到革命队伍里的乐趣和温暖。
特别是当刘科长指着那个女收发员说：“你看到她没有？共产党主张的就是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她自己找的对象，俩口子恩恩爱爱，又都在革命队伍里工作，多有意思。”那个女收发员是李玉琴的朋友，她的丈夫30来岁，很帅气的样子，也在一个部队里工作，俩人时常趁人少的时候嘻嘻哈哈的。听到刘科长这样一说，李玉琴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悲哀，刘科长这番话，对她的震动很大。她在自己的回忆里写到“再看看我自己，皇上比我大二十岁，身体还有缺陷；虽然在宫里时还不十分明白，但隐隐约约似乎觉得他不正常；我不敢想，更不敢问。更何况跟他在一起一点平等也没有。”
有一次，李玉琴因病没下楼吃饭，刘科长就叫厨房给做了病号饭，还特意吩咐李玉琴的随身宫女敬喜按时给她吃药。过了两天，李玉琴的病好了，当她从楼上走下来时，大家都来问长问短，这让李玉琴又一次感受到了革命队伍大家庭的温暖。尤其是那个小文书，跟李玉琴一般大，他身材模样都很好，李玉琴常跟他们几个一起玩，他每次见到李玉琴都会脸红。等大家都问候过了，他才红着脸走上去问：“你的病好了吗？”看到对方的眼神和窘迫，李玉琴也害羞地低下头轻声答道：“好了，谢谢！”有一次，李玉琴与收发员、小文书等几个人在一起唱歌，唱完了就哈哈大笑，收发员说李玉琴笑的声音很好听，唱歌更好听，就建议她参军当文艺兵。这时小文书就轻声对着李玉琴说：“等你参军以后，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玩了。”李玉琴当时脸都红了。李玉琴在后来的回忆里写到“他很聪明，什么都会玩，字也写得好，他这样一说，我心里就七上八下，不知道如何是好。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
何长工司令员让贵妃参加文艺兵
李玉琴等人在八路军的队伍里不知不觉就到了1946年春节。
除夕晚饭过后，刘科长找到李玉琴，说何长工司令员要见她，让她一个人去。跟刘科长一起来的那位同志把李玉琴领到何长工同志家里时，那里已经坐了好几位八路军干部战士。何长工夫妇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玉琴。李玉琴刚到一会，溥杰的妻子嵯峨浩也在一位同志的陪同下到了。何司令员的妻子拉她们一起坐下，不停地往两人手里塞糖、水果、花生，请她们抽烟、喝茶。何长工关切地问李玉琴，娘家还有什么人，都做什么工作，入宫前后和宫里其他一些人的情况。李玉琴一一作了回答，并说自己人宫后家里并没得到溥仪的半点好处，父亲仍然做厨师。听完李玉琴的介绍，何长工对李玉琴说：“你和溥仪不是一个阶级，他是皇帝，你是穷孩子。选你进去不过是做他的玩具，皇帝能把一个穷孩子当回事吗？”而嵯峨浩一直很害怕的样子，不吃东西，也很少讲话，问一句答一句。李玉琴却一点也不怯场，说话时常引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看到嵯峨浩的样子，李玉琴还安慰她不要怕，说八路军只杀坏人，没有糟践中国人的日本人是不会被杀的。
何长工又给李玉琴和嵯峨浩介绍了许多中共领导人的事迹，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还有抗日英雄杨靖宇的故事，这些革命领袖是李玉琴以前从未听人说过的。何长工夫妇爱怜地对李玉琴说：“你本来是穷人家的孩子，被骗人宫也是迫不得已……溥仪当傀儡皇帝，跟着日本人干了不少坏事，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罪人了。”何长工夫妇动员李玉琴与溥仪划清界限，要她趁年轻，勇敢地摆脱溥仪的阴影，参加八路军。何长工司令员打量着李玉琴说：“你的条件，当个文艺兵很合适。”
在与何长工夫妇交谈的过程中，李玉琴还不习惯别人说溥仪不好，惹得何长工夫妇和在场的同志都笑了起来。不管李玉琴怎么说，何长工夫妇也不生气，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帮她提高认识。一晃三个多小时过去了，临别的时候，何长工夫妇送给李玉琴和嵯峨浩每人一大包糖果瓜子。
一次战斗中，贵妃受伤了
1946年正月初一，关押在八路军通化司令部的日本战俘举行暴动，从凌晨五六点钟起，“噼里啪啦”的枪声就响个不停。住在通化司令部的末代“后宫”们觉察到危险就在周围，纷纷穿衣起床想跑出屋外。为了安全起见，八路军的战士早已守在门外，并对屋里的人喊话，说外面危险，命令屋里的人一律不准出来。天亮以后，枪声才渐渐稀少下来。突然，一发炮弹刚好打在司令部办公楼对面的房顶上，炮弹爆炸过后紧接着就传出一阵悲痛欲绝的哭声，几个八路军战士立即朝那边奔去，有人喊，二嬷不行了！住在司令部办公楼二楼的末代“皇妃”李玉琴一直担心住在对面楼里的“皇后”和溥仪的乳母（二嬷），听到喊声便站起来贴着玻璃窗户朝对面望。这时远处一枪打来，啪啦一声，玻璃被打破了，李玉琴顿时满脸是血，这下可急坏了侍女敬喜。敬喜一拉门就跑到走廊上大喊起来：“快来人啦！贵人受伤了！”一队八路军抢救员很快把李玉琴抬到了后楼。何长工司令员派出自己的卫生员来给李玉琴包扎，稍后还在战俘中请了一个日本医生一起会诊。那位日本医生说“贵人”脸上没有弹片，修养几天就会好的。实际上这块弹片在李玉琴脸上一直隐藏到1966年才被发现取出。战斗很快结束了。溥仪的乳母二嬷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皇后”婉容精神受到刺激，病情更加恶化，李玉琴脸部受伤，其他人并无大碍。
这一次战斗过后不久，八路军就把所有住在司令部的溥仪家眷和部下统一安排在一栋楼里，实行食品供给制，让所有的人不要再分奴才和主子，大家轮流干活做饭。李玉琴不仅自己动手劈柴做饭，还主动照顾重病的婉容，为她洗被褥，按时喂药。李玉琴的这些变化得到了八路军干部的多次表扬和肯定，而对于伪满一些顽固分子来说，李玉琴的劳动无疑乱了纲常，就连一个太监也冷嘲热讽地对李玉琴说：“贵人真能干，以后回到宫里可以自己做饭了。”
要和皇帝离婚，贵妃声泪俱下
1946年4月，长春迎来了“四·一四”解放，李玉琴和伪满内眷旧属被八路军送回了长春，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员被先行遣散。而李玉琴等主要内眷必须有一定程序才能妥善安置，所以李玉琴随八路军到长春后并没有被通知马上回家。在部队住了几天后，几位八路军干部集体找她谈了话。这一次谈话的人已经不是通化的那几个干部了，他们说话的语气很尖锐，态度也更坚决，目的就是要李玉琴写声明，表明立场，与溥仪离婚，同汉奸划清界线。他们说只要写了声明就可以送她回娘家，重新回到人民大众中去。不管部队的同志如何晓之以礼动之以情，李玉琴就是不答应，末了她一边大哭一边说：“我曾经发过誓，好女不嫁二夫郎，我怎么能离婚呢？我就是不同意！”几位八路军干部只得作罢。
第二天，八路军干部又来找李玉琴谈话，而且还把李玉琴的父亲叫了来。几位干部说，只要李玉琴写个离婚声明，就可以跟他父亲回家了。李玉琴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厨师，也是受封建礼教毒害很深的人。他对八路军干部说：“当初我们不愿意让她进宫，是皇上硬要去的，现在她已经是皇上的人了，叫我怎么办才好呢？”还是跟着李玉琴父亲一起去的一个亲戚有些文化，他看八路军态度很坚决，就说：“那就离婚回家吧。”李玉琴顷刻泪流满面，大哭道：“皇上在难中，我怎么能丢下他呢！”弄得八路军干部面面相觑。经过八路军干部反复教育和那位亲戚的哀求，李玉琴才一边哭一边很不情愿地写了“离婚声明”。临走的时候她从溥俭手里讨要了一件溥仪的皮大衣作纪念。
李玉琴离开部队的时候，嵯峨浩已经被送回了日本，其余大部分人员都已经散尽，她只到婉容的床前去跟她告别。婉容虽然脑子不很清晰，但似乎也预感到了这是一场生死离别，她带着哭腔的嘴里发出了“哦哦呵呵”的声音，而李玉琴则流着眼泪无声地离开了部队。部队的同志要求李玉琴把婉容带走，但李玉琴考虑到家里住房和生活条件及其他原因，没有答应下来。后来婉容在跟随八路军转战的过程中死在了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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