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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赢椿 主编

出版社：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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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肉试读：

熏

半饥半饱，支离破碎，星星点点，一知半解，或许正是我们这代人的神伤与不甘。

对肥肉的憧憬是一个长长的梦，这隔年的记忆如今抖落出来，以飨今天那些『不知肉滋味』的读者们一笑。

小时候妈妈亲手做的拌饭菜，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与生命紧密相依的人世间最最美妙的回忆。

人是会醉的，人是会变的，人是会老的，肉是不腻的。

补脑药

朋友要我写吃

肥肉

肥肉者也，在我记忆里，多为文人雅士所不齿。改革开放之初，我借职务之便，常去香港。借便，除了去苏浙同乡会大嚼之外，就是买些谈饮食的书回来。最早接受的是陈存仁医师的著作，以后越看越多。他们的书里，当然不全盘否定肥肉，但引述了许多我此前不知的前哲明训，如：《左传》：“肉食者鄙”。

苏东坡：“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林语堂：“中国人惰性重，就是因为吃猪肉的影响，外国人蛮性重，就是吃牛肉的影响。”

这些话当然一点吓不倒我。这首先是我在那时挺不看重海外。经过“反右”、“大跃进”、“文革”，我辈又是承命出去“指导”工作的，何尝把海外文化人看在眼里。大家只要看我写的当年在香港如何把“XO”当成绍兴花雕而大上其当的故事便可知。更主要的，我有自己好吃肥肉的亲身体验。从一九四五到一九五一年，我在上海为工作佣，处境十分凄惨。那时，唯一可快朵颐的，是为客人收拾餐桌上的残余时忽然见到余下的肥猪肉，估计大司务会赏给我辈下人，快何如之。更高兴的是，为了赶着上夜校，吃不上晚餐，在法租界太平桥边的小摊上吃一碗“阳春面”。有时想奢侈一番，来碗“大肉面”。这块大肉下去，去霞飞路俄国老师那里学俄语，或去五马路格致中学附设补习班学习收发报时，都会效率特别高。晚上在格致中学学习收发报，窗外多是妓院，声色犬马，呼幺喝六，我那时悬念，他们所吃的也无非只是红烧肥肉而已，不然哪来那么大玩劲。

五十年代后来北京参加工作，月薪二十八元，吃肥肉少些。我当然不守清规，会悄悄去小饭馆，但在那里找到的肉只是“木须肉”，虽然也能解馋，总引不起此前生涯的美妙回忆。后来在小摊上发现一味“炒肝”，其中有肥肠，稍可补肥肉的不足。限于那时的经济、政治条件，始终没勇气去大饭馆名正言顺地点一份大肥肉。直到一九六一年，老婆怀孕，亟需营养，我们相约在北海的仿膳酒楼好歹吃了一顿像样的红烧肉。三年困难时期，物价吓人。两人一餐所费，计巨资人民币壹拾大圆。归来不敢声张，因为恰好有对同业夫妇，当年居然在酒楼饱嚼一餐，耗资四十元，党内口头通报批评。我当时刚入党，自然不敢声张自己的丑事。幸好那天没有碰到任何熟人。

后来自己当上一个部门小头头，又加上改革开放，当然肆行无忌。但是敢于畅言自己爱吃肥肉，根本上还是得力于革命领袖的教导。在这方面，当年传说的很多，见到的最完整的如下一些：“肥猪肉是补脑药。”“红烧猪肉是一道好菜，百吃不厌。有人却不赞成我吃，认为脂肪太多，对身体不利，不让我天天吃，只同意隔几天吃一回，解解馋。这是清规戒律。革命者，对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脂肪呢！吃下去，综合消化，转化为大便，排泄出去，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怕什么！”

又据说，这里所说“有人却不赞成我吃”，这“有人”指的就是江青。据说江青认为吃肥猪肉的是“乡巴佬”。

我辈老头儿，当年赶时髦、干革命太过分了，直到现在做事还离不开“语录”。当然，有些语录不讲了，但有些还要挂在嘴边。例如我喜欢动不动就教育年轻人“忆苦思甜”。有人对现状这不满，那不满，我火起来就要让他们想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苦，看看“和谐社会”之甜。至于老人家关于肥肉的语录，当然是我多年来牢记不忘的。

现在有些女士忌食肥肉，怕变胖。读到过我所敬爱的女作家李碧华一段名言：“如果世上没有男人，女人根本无须在乎体重。”

我作为男人，很奇怪这议论。六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当小厮，所见美女极少是减肥的。现在，我常去北京的一些上海饭馆吃饭，那里墙上挂满了上海当年的月份牌，其中所绘美女都是肥肥的。不过现在美女不吃肥肉这一特点，我倒常利用来为自己谋好处。在“娃哈哈”吃东坡肉，有女士在场，我往往把上面的肥肉先分出来，夹在自己盘里，殷勤地招待女士们吃下面的瘦肉或者干笋。不少女士认为我善体贴，不知道我在谋私利。当然，一旦不如此，我每见女士们把肥肉夹在盘里掷掉，也实在懊伤不止。

我的喜好肥肉，与伟大领袖当然还稍有不同。现在“毛家菜”饭馆里专做“毛氏红烧肉”，想必所来有自，但我往往并不满足。我喜欢的是上海的“好婆烧肉”，因为它增了甜味。这味菜到了北京，可能因为人们不解何为“好婆”，改名“老外婆红烧肉”。我常去东华门附近“石库门酒家”品尝此味。在北京的皇城脚下，离伟大领袖办公处不出一二里路，“石库门”这名称又容易让我想起“一大”其地（我一闭眼就想得起法租界白来尼蒙马浪路上那一排石库门房子，因为那是我从太平桥出来上夜校的必经之途，据说当年“一大”就在附近），在那里一尝“好婆”烧的肥肉，这怎么会不让人补脑子呢？肥肉[出版家]钟叔河

肥肉好像只属于猪。人们也吃肥牛、肥羊、肥鸡，吃时却不见有猪这样厚这样油的肥肉。这种肥肉如今已很少人吃，但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却是求之不得的美食。那时的我已成右派，父亲则仍为“民主人士”，每月还能凭券去某处食堂买一份“特供菜”。我去买时，总想要买肥的，越肥越好。

有回风闻特供“扎肉”，此本长沙名菜，系将“肥搭精”的大块肋条肉用席草扎紧，酱煮极烂而成。这次因为肋条肉不够，遂以净肥肉充之。老先生们择肥而噬的心情迫切，来者极多，都按规定先坐好位子，连食堂旁边放旧桌椅的杂屋也坐满了。黄兴的儿子黄一欧时已七十多岁，进了杂屋却没坐上椅子，只好坐在屋角的酱油坛子上。谁知坛子的口并未盖妥，及至肥肉到手后，黄老先生起身，叨陪末座的我才发现，他的白衬衫背后一截已被酱油浸湿，颜色跟真正的酱煮扎肉差不多了。

幸运得很，我买得的也是一块净肥肉。肥肉不易着色，煮成了半透明的浅黄，很像烟熏腊肉的厚肥膘，更是诱人，加上油香扑鼻，害得我直吞口水。一路小跑着回家，老母已将三人的“计划饭”蒸好，熟肉本无须再下锅，匆匆分切成片，每月一次的家庭会餐立即开始了。母亲细声细气讲了几句：“真没见过这样的扎肉，无皮无骨，也不见一点精的。”父亲却满心欢喜：“肥搭精哪有这净肥肉香，精肉还会嵌牙齿哩，没有骨头更好，可食部分不是还多了一点吗？”

这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块肥肉，真香。

在“文革”中蹭饭

肥耷耷、油腻腻、浮囊囊、白呼呼这一连串形容

肥肉

然而对于生活在六七十年代的我们却是另一番心境，肥肉真可谓月月盼日日盼的“北斗星”。六十年代初天灾人祸，造成全国大饥荒，但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还有一个月二两油和少许蛋肉配给，这要比一些灾区挖草根、树皮、咽糠菜的农民兄弟强百倍。不过少量的供给满足不了体内体外循环的需求，人们仍然缺油水。肉铺里最受欢迎的是肥肉，肉皮炸完挂在阴凉处，待春节吃；肥肉部分炸油，可留着慢慢用；油渣可即刻炒菜吃。一食三吃，一举三得，全部装进肚里，没一点浪费。家里有海外关系的，就盼着装有一听猪油的邮包，令邻里垂涎欲滴，羡慕不已。当然这等事仅限于“文革”之前，“文革”时期有海外关系的人早被红卫兵小将从政治上到肉体上将你下油锅“煎炸”了无数遍，身上这仅剩的脂肪早就烤干了。

一九六八年，我在毛主席发出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之前，为逃离遭遇无穷无尽批斗迫害的家庭，远赴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战天斗地”去了。

在我看来，那时的军垦农场绝非饥荒之地，经五十年代转业官兵卧薪尝胆，艰苦创业，已开垦出一片片肥沃的黑土，并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粮仓。我们有口粮，还有每月三十二元钱的工资，这比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要好得多。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粮为纲，经济作物有限制地种植，副食品供应极为不足。我们虽有馒头、窝窝头、棒子面等填饱肚子，但碗里仍缺荤腥。生产队里饲养有限的猪，要等大的节假日才开杀戒，平日里基本是土豆白菜酱油汤。当时我们那里盛行这样的顺口溜：“汤、汤、汤，革命的汤，兵团战士爱喝汤，早上喝汤迎朝阳，中午喝汤暖心房，晚上喝汤照月亮。汤，革命的汤。”所以上伙房，汤管够，却不长膘。

我因为有画画的小能耐，经常被领导叫去写条标语，画幅宣传画，布置个会场。那时学习班特多，“斗私批修学习班”“毛泽东思想讲用会”“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会”“批斗反动路线捍卫毛泽东革命路线誓师大会”等等，五花八门，而这些活动都要美化妆点。我从生产队混到团部，又从团部混到师部，开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开会的次数越来越多，开会的级别越来越高，开会时蹭饭的人越来越多，我就是属于借宣传布置会场之名，蹭会议饭之实（这种会议饭也称作会餐吧，也正是这类会议的真正亮点）。大食堂里放着几十张大圆桌，每桌十来个人，围成一圈，人头簇拥，沸沸扬扬，再残酷的斗争内容，再严肃的政治主题，只要从会场转入饭场，磁场阴阳全部转换，人们本能的脸相、吃相、生态相暴露无遗。

菜谈不上精致，但够分量（虽是物资匮乏的年代，为了讲政治，保障会议伙食，后勤部门什么方法都会想出来），一大盘一大盘的猪皮冻、溜肉段、烩肥肠，一大盆一大盆的猪肉炖粉条、酸菜汆白肉。只听得耳边“飕飕”的风声，是左邻右舍的食客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动筷速度促使空气流动加快的声音。扫荡在瞬间就完成，人们满头大汗、目不转睛地等待第二轮的围剿，随之又掀起第二拨“飕飕”的筷子疾风。

餐桌上凡带点荤腥的，数分钟内点滴不剩。菜香味、杂烟味、汗臭味蒸腾着一股股史无前例的洪流。菜盘一轮轮上，桌上一次次空荡荡，但谁也没有走的意思，人们还在等待一部重头戏——“酥白肉”上场（这是由一块块纯粹的肥油肉夹着肥生猪油，裹上鸡蛋面放在油里煎炸，然后撒上白糖的菜肴）。伴随着人们发自丹田“噢——”的欢呼声，只见一大盘金山白雪般的酥白肉端了上来。风声起，那一块块硕大的肥肉塞进嘴里，轻轻一咬，一股像酒心巧克力一般的猪油顷刻溢满喉头，顾不得烫得直咧嘴，这热猪油顺着食管往下流，一路滋润了全身缺油失灵的内脏器官的所有部件，使蠕动的胃肠得以正常运转，这是一种何等的满足感。肥肉宴结束了，人们抹去油汪汪的嘴边油渣，继续去批判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铲除产生资本主义温床的苗。

托毛主席的福，在白菜汤整日灌肚的日日月月，让我有机会借宣传服务之名，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饭菜之实，享用那美味无比的大肥肉。

今天想想，当年这样多少带有一点苦涩和痛楚。好在一切都过去了，我有幸赶上改革开放的时代，希望耳边那“飕飕的风”成为渐渐消失的回忆。欲上肉铺又驻足，低头盘算手中的钱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人吃顿肉是件大事。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还有吃不起肉的家庭。——薛冰肥肉[作家]赵本夫

我对肥肉的记忆是温暖的。

尽管我不怎么能吃肥肉。

少年时代，常听大人们说，谁谁能吃三斤肥肉，谁谁能吃五斤肥肉。父亲说过，年轻时和人打赌，他一个人吃下过十几斤的猪头。猪头上大多也是肥肉，能吃这么多吗？这在今天的人看来，简直不可想象。但那是个饥饿的年代，饥饿的年代多出大饭量的人。我有一位本家老爷，一顿饭能吃二十八个窝头。那可是四两一个的窝头。类似的例子，每个村都有不少。加上肚子里没油水，一顿吃下一个猪头，算不得特别稀罕。当时大多数男人都能做到。我参加工作后，在县委宣传部，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了。有一位副部长，就特别能吃肥肉，而且只爱吃肥肉。用他的话说，爱吃肥肉的人讲究“肉吃满腮”。就是那种很肥很大的“方子肉”，一块起码有二三两，用筷子“端”起来，颤颤地送进嘴里，吃得满嘴流油。我亲眼见他吃过两大碗，大概也有三斤多，就像吃豆腐一样吃进去了。他说这只是解解馋，并不尽兴。

现在下饭店，如果点一道红烧肉，大家还是有些兴奋，筷子拿在手里，却不敢伸出去，只是鼓励别人：“来一块，美容呢！”其实这肉已出过油，并不肥腻了，但大家还是有些望而生畏。终于有人伸出筷子，左挑右拣，挑一块小的送进嘴里，引得一片笑声。每每看到这种场景，便会勾起一些回忆。虽然肥肉已经渐渐退出今天的生活，但我还是喜欢那种烧得红亮红亮的“方子肉”，看上去好像有一层包浆，古色古香，记录着那个贫困年代的一点暖色。肥肉[作家]苏童

我记忆中最早的美食，是苏州一家工厂食堂里的红烧块肉。

那家生产高频瓷的工厂远离苏州城区，但我有三个舅舅都在那家工厂工作。其中有个四舅，家眷都在老家，一个人住在工厂宿舍里。小时候每隔几个月，我会跟随我大舅或者三舅，到城北的公路边搭乘工厂的班车，去看望我的四舅。我每次都很期待这样的旅行，一方面瓷厂遍地都有酷似玩具的瓷品可捡，另一方面的原因纯属嘴馋，我最喜欢吃的是瓷厂食堂里的红烧块肉。

食堂的菜谱抄在一块大黑板上，红烧块肉通常写在第一排，有点领衔主演的味道。价格是五分钱还是八分钱，现在记不清了，反正不会超出一毛钱。那红烧块肉取材于猪肉肋条，其形其状不同于家庭主妇们小锅烹制的红烧肉，食堂师傅把肉切成严格的长条形，虽然厚度大概只得一厘米多，但由于长度和宽度都很可观，看上去面积便也很可观。这样一块肉，通常以肥肉为主瘦肉为辅，红烧过后浑然一体，显得晶莹剔透仪态万方。它是食堂里唯一有资格享受精美包装的一道菜，每一块肉配以一丛碧绿的青菜，用赭红色的小陶钵隆重地盛放，一个个摊在长长的料理桌上。我至今记得在瓷厂食堂里踮脚窥望陶钵的心情，唯恐排队的人太多，它们突然消失不见。在我看来，那些陶钵里隐藏着一片美味的天堂。

十八岁离开苏州之前，我心目中的所有美食其实都与肥肉有关。我后来喜欢的苏式酱汁肉和苏式白肉都极具地方风味，无论是老字号的陆稿荐出品，还是其他老店新铺甚至是私人作坊出品，所选材料必然是肥肉占主导地位，肥肉少了，我会怀疑它的口味是否正宗。我一直不是很喜欢蹄髈肉，因为我固执地认为，瘦精精的猪腿肉最难出味儿。一块猪肉，无论怎么烹制，肥肉都是它的灵魂。

我不是一个美食家，只能勉强算个肉食主义者，多少年来走南闯北，我最尊重的餐桌通常都端上了“肉”，那些餐桌的主人大多与我相仿，对肥肉有着白头偕老的深厚情谊。在杭州和徐州，我吃到了最正宗的令人怀古的东坡肉；在长沙湘潭一带，我品尝过光辉灿烂的毛氏红烧肉；在绍兴，我吃到了咸香可口的梅干菜焖肉；在苏北兴化，当地的咸猪头肉成为了我对这个地方最美好的记忆。最大的惊喜则是来自一个好友家的餐桌，每次去她家做客，都能吃到她家钟点工特制的红烧肉。这几乎是一个奇迹，那个来自安徽的中年妇女，总体说来厨艺平平，独独把那一碗红烧肉做得出神入化。

朋友圈里现在很少人嗜好肥肉了，据观察一部分人是从小不爱肥肉，还有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健康饮食的缘故，担心肥肉进肚后血脂与胆固醇会像水银柱一样升高。不知为什么，我对后一类朋友充满了怜悯，我若批判他们无趣，他们一定骂我无知，但我认为餐桌放弃肥肉，就像文学放弃诗歌，放弃的都是传统，这其实不一定是健康的事情。

黑吃“四寸膘”

不是黑道故事，是我在苏北农村插队时吃肥肉的故事。

那年头中国的最大特色，就是折腾。农村自不能例外，每逢冬季农闲，从生产队往上，层层要兴修水利，农民叫扒河；而公社以至县里组织的大工程，叫扒大河。往往是前任书记开沟，后任书记便筑堤，所以年年不得闲。扒大河很苦，指标是硬的，通常每人每天两方土，不是从河底取土挑到河岸上，就是从平地取土挑到堤顶上，非强劳动力不能胜任。至于风雪交加、天寒地冻之类，都不在话下了。如我之辈无依无靠的知青，年年争着去扒大河，并非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好了世界观，而是扒大河不用自带口粮，全吃公家的，可以节省下一冬的吃食，开春再填肚子。物质决定意识，口粮短缺决定了我们的奋不顾身。

扒大河工地上，不但可以放开肚皮吃饭，而且工程胜利结束时，还有一顿大肉作为庆功宴，这就归到我们的正题上来了。总在头十天前，民工们就开始兴奋，收工后躺在窝棚里馋涎欲滴地讨论，今年的这顿肉，会是“四寸膘”还是“五寸膘”，也就是肥肉，农民叫白肉，厚度起码得在四寸以上。熬了一年的肚皮，早已没有半点油水，非此不能杀渴。然后便是催促伙头军，趁早到食品站去看好了猪，不要把肥猪肉让别人抢去了。其实伙夫同样心急，天天吃饭时都会向大家汇报，今天杀的猪毛重几何，膘厚几寸。终于有一天，伙夫把肉背回来了，所有的人都围上去，看、摸、掂、嗅，拃开手指量，四寸五还是四寸八地计较，性急的索性伸出舌头去舔一口，冰碴子把舌条划出血痕，还自以为捞到了油水。本队的看饱了，还要派代表溜到邻队的伙房里去，与人家的肉作比较。得胜的一方，在工地上可以自豪地取笑对方，从白肉的厚薄攀扯到对方的工程进度、个人的气力大小直至性能力的高低。失利的一方，不免要埋怨本队的伙夫艺不如人，明年怎么也不能再用他；赌咒发誓，明年的白肉，一定不能再输给别的队。总之肉还没吃到嘴，精神上的享受已经丰富而多彩。

吃肉的日子终于到了，那是比过年还要激动人心的时刻。须知过年是吃自己的，而现在是吃公家的，公私不能不分明。傍晚时分，整个工地上都弥漫着猪肉的浓香，人人都沉醉在即将到来的幸福之中。验工结束了，工具收拢了，行装打好了，天色黑尽了，只等吃完肉就可以上路回家了，吃肉的庆典也就开始了。全队十几个民工，人手一双长竹筷，一只大海碗，在桌边团团围定，伙夫连肉带汤，盛在一只大瓦盆里，端到桌子中间放好。闪烁的煤油灯下，切成巴掌大的白肉，油光闪亮，浮满在汤面上，微微旋动，虽是寒冬腊月，也不见热气腾起。队长放开喉咙大声吼：“看好了？”众人应和：“看好了！”重复到三遍，队长一声令下：“吹灯！”伙夫“噗”地吹熄了煤油灯。

灯熄就是无声的信号。十几双筷子一齐伸进了肉盆。只听得噼噼啪啪，叮叮当当，嘘嘘哗哗，也就三五分钟的时间，只剩下了筷子刮过瓦盆底的嘶啦声了。那是意犹未足、心有不甘的人在继续奋斗。待到一切都静了下来，队长才开声问：“都吃好了？”话音里带着心满意足的慵懒。

七零八落的声音回复：“好了！”“上灯！”

煤油灯点亮，十几双眼睛齐刷刷落向盆里，都不相信黑地里能把肉块捞得那么干净。但事实胜过雄辩，盆里确实只剩下了清溜溜的油汤。

每个人都表示自己吃得十分痛快，至少大家的嘴唇上都有油光。这就是黑吃的妙处了。如果是在明处，你快了我慢了，你多了我少了，必然生出矛盾，埋下怨怼，公家花了钱还落不了好；就是让队长去分，也会有大小厚薄轻重的计较，免不了抱怨他偏心。当时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而绝对平均是神仙也难办到的。这顿庆功宴要想吃得皆大欢喜，黑吃无疑是最好的办法。汤足饭饱之后，民工们会忍不住夸口炫耀，说自己吃了几块又几块，谁也不会承认自己吃少了，因为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你吃少了，吃不到，只能说明你无能；而按他们报出的数量，肯定远远高于队里所买的那块肉。

当然，黑吃也是有技巧的，初次参加扒大河的人，一块肉都吃不到，也是常事。这技巧就是，下手的时候，筷子一定要平着伸进汤盆，因为肥肉都浮在汤面上，一挑就是几块；如果直着筷子下去，就很难夹住油滑的肥肉。一经点破，相信大家都能明白。我肯把这个技巧透露给大家，是相信那个特殊的时代绝不会再回来，保藏着这屠龙之技，也无用武之地了。“宗祠自昔皆肃穆”，并不妨碍它成为杀猪的现场。古人祭祖少不了猪头三牲，宗祠杀猪或许也算告慰祖宗：儿孙后辈现在有肉吃了。——薛冰

肉票的样子

一九六四年，我四年级，快到元旦了，天气已冷。

那年头，由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买什么都要计划，都要凭票，粮票、布票、香烟票，自然也少不了肉票。这些票每月下旬统一发放，要去居委会领取。因为元旦的票会比平时多，这个期待特别迫切，所以印象很深。

下午放学的路上，我去居委会领了全家下个月的全部票券，沿着河边的路回家，一路走一路数着这些票，每一张票都让我马上联想到那些米啊肉啊，那种对票证的感情，就是最动听的歌也唱不出来。

一阵风吹来，手一松，两张肉票被吹走了，肉票被吹到河里，顺水漂去，眼看就要沉下去了。

我想也没想，把其他票塞进书包，脱了外衣，跳进冰冷的河里，追了十几米，在两张票沉下去之前抓到了它们。

爬上岸，被风吹得好冷，正好路边是一个糖坊，就是加工冶糖的小工厂，我知道那里有个锅炉房，烧锅炉的师傅也认识我。我就贴在锅炉边，小心翼翼地把肉票放在炉边，自己也站在炉边烘衣服。

一会儿，肉票慢慢干了，有点皱。我把肉票夹在书里，用力压平，穿上烘干的衣服，高高兴兴回家了。

后来，搬家了，那个糖坊拆了，再也没去过那条童年的老街，只是在脑海的深处，还记得那条河，记得冬水的寒冷，记得肉票的样子……

关于肥肉的历史记忆

小时候，总想长大了做一个屠夫，杀猪，能顿顿吃大肥肉，嘴上整天油光光的——油光光地在田野上走，在村子里走，在人前走，特别是在那些嘴唇焦干、目光饥饿、瘦骨伶仃的孩子们面前走。

在村子里，一个杀猪的屠夫竟是有很高地位的人，人们得奉承他，巴结他，得小心翼翼地看他的脸色。你要是让他厌烦了，恼火了，愤怒了，从此就很难再吃到好肉了。所谓的好肉，就是肥肉多瘦肉少的那种肉，厚厚的一长条肥肉上，只有矮矮的一溜瘦肉，七分白三分红，很漂亮。

那是一个全民渴望肥肉的年代。

土地干焦焦的，肠胃干焦焦的，心干焦焦的，甚至连灵魂都干焦焦的，像深秋时大风中胡乱滚动着的枯叶，它们互相摩擦，发出同样干焦焦的声音。天干焦焦的，风干焦焦的，空气干焦焦的，甚至连雨都干焦焦的。这是一个正在被风化的世界，一切都已成干土，只要一揉搓，就立即变成随风飘去的粉尘。“油水”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词，是大词，是感叹词。摇摇晃晃地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身体扁扁地躺在用干草铺就的床上，干瘪的心想着的是流淌的油水，是枯肠焦胃的滋润。肥肉是花，是歌，是太阳。

一家人总要积蓄、酝酿很长很长时间，几近绝望了，才能咬牙豁出去割一块肉。小时候，对肉的盼望是全心全意的，专注的，虔诚的。在敲定了下一次吃肉的日子之后，就会日以继夜地死死咬住这个日子，一寸时间一寸时间地在心中数着。总怕大人反悔，因此会不时向他们强调着这个日子，告诉他们还剩多少天就要到吃肉的日子了。平时，即使吃饭也是半饥半饱，更何况吃肉！记得我都念高中了，一个月的伙食费才一块五毛钱，一天五分钱，早晚是咸菜，中午是咸菜汤，上面漂几滴油花。终于等到吃肉的日子，其实并不能保证你尽情地享受，有些时候，它带有很大的象征性——每个人分小小的一两块。于是，那时候，肥肉就显得弥足珍贵了——花同样的钱，瘦肉解决缺油的能力就远不及肥肉，只有肥肉才具有镇压馋涎的威力。肥肉的杀伤力，是那个时代公认的。那个时代，肥肉是美，最高的美。厚厚的肥膘，像玉，羊脂玉，十分晶莹，像下了很久之后已经变得十分干净的雪。凝脂，是用来形容美人的，而凝脂不过就是肥油，而肥肉是可以炼成肥油的。等肥油冷却下来一凝脂，就成了最令人神往的美质。

肥肉吃到了嘴里，于是它爆炸了！等待多时、只有肥肉独有的油香，立即放射至你的全身，乃至你的灵魂。你，一块几乎干涸的土地，在甘霖中复苏，并陶醉。后来，你终于平静下来，像一只帆船懒洋洋地停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上，没有了前行的心思，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已获得，什么样的风景都已见过，心满意足了。

而一个屠夫，直接关系到你对肥肉愿望的满足。这是他的权力。

村里只有一个屠夫，管着方圆四五里地的人的吃肉大事。姓李，高个，颧骨突出，眼窝深陷，皮肤黝黑，像南亚人。络腮胡子，又浓又密。大人小孩都叫他“大毛胡子”，当然只能背后叫。他既杀猪，又卖肉，出身于屠夫世家，杀猪水平超绝。将一头猪翻倒，再将它四爪捆绑，然后抬上架子，打开布卷，取出尺长尖刀，猛一下插入它的心脏，热血立即哗啦喷出，等那猪一命呜呼，再将它从架子上翻落在地，吹气，沸水褪毛，开肠破肚，一气呵成，堪称艺术，无人匹敌。卖肉的功夫也很好，问好你要多少钱的或是要多少斤两，就在你还在打量那案上的猪肉时，刀起刀落，已经将你要的这一份肉切出，然后过秤，十有八九就是你要的分量，最多也就是秤高秤低罢了。拿了肉的人，回家大可不必再用自家的秤核准。此人，一年四季总冰着脸。因为，他不必要向人微笑，更没有必要向人谦恭地、奉承地笑。无论是杀猪的刀还是卖肉的刀，都是那个时代的权力象征。

当他将半扇猪肉像贵妇人围一条长毛雪貂围脖般围在他的脖子上，一手抓住猪的一只后腿，一手抓着猪的一只前腿，迈着大步，哧咚哧咚地穿过田野时，所有见着他的人都会向他很热情甚至很谦卑地打着招呼，尽管他们知道，他们热乎乎地打了招呼，他未必会给你一个回应。但还是要打这个招呼的，因为，他是一个卖肉的人。你虽然不能总吃肉，但终究还是要吃肉的。正是吃肉的机会并不多，因此，就希望吃一次像一次样，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全看大毛胡子的心情了。准确一点儿的说法是，就看他能不能多切一些肥肉少切一些瘦肉给你了。

吃肉的质量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让大毛胡子高兴、快活，能在刀下生情，似乎比较困难，但得罪大毛胡子，或是让大毛胡子不快，刀下无情，却又似乎很容易。你积蓄了、酝酿了许久，才终于来吃这一顿肉，但他就是不让你如愿吃到你想吃到的肉。这或许是你在给人递烟时没注意到他而没有给他递烟，或许是你们同时走到了桥头而你忘记了先让他过去，或许是他一大早去杀猪，你正巧到门外上茅房，而你竟在撒尿的时候客气地问了个“你早呀”，他看到了你的手当时放在了什么不恰当的地方，觉得你侮辱了他……你在不经意间犯下了种种错误，后果就是你吃不到你想吃到的肉。也许，你什么也没有得罪他，但他就是不乐意你，烦你，你也还是吃不到你想吃的肉。你看着那块已经切下的没有足够肥肉的肉，心里不能接受，脸上略露不快，或是迟疑着没有立即接过来，他要么说一声“要不要？不要拉倒”，然后将那块肉扔到了肉案上，要么什么话也不说，就将肉扔到肉案上。你要么就连声说“要！要！我要”；要么就没完没了地尴尬地站着，结果是后来给你切了一块你更不中意的肉；要么就是肉都卖光了，你吃肉的计划破灭了。由于谁都想吃到想吃的肉，而谁都想吃到的肉是有限的，因此，当大毛胡子背着半扇猪肉还走在田野上时，这天准备实现吃肉计划的人早早就来到他家等候着了。等大毛胡子将半扇猪肉扔到了肉案上后，所有的人都不吭声，只是用眼睛仔细地审视着肉案上的肉，他们默默地，却在心中用力地比较着哪个部位的肉才是最理想的肉，等切过几块到了你想要的那个部位时，刚才还在装着好像仅仅是闲看的你，立即上去说：“给我切二斤。”但你看到的情形是，同时有几个人说他要那个部位。当这些人开始争执时，大毛胡子咣当将切肉的大刀扔在了肉案上。买肉，买到了你满意的肉，心里很高兴，但许多时候你会感到很压抑。

若是你提了一块长条的肥膘肉走在路上，引过许多欣赏的目光，听到有人赞美说“膘好！好肉啊”的时候，你就觉得你今天是个大赢家。而若是你提了一坨没有光泽的瘦肉走在路上，别人不给予赞美之词时，你就觉得你今天是很失败的，低着头赶紧走路，要不顺手掐一张荷叶将那肉包上。

最好的最值得人赞美的肉，是那种肥膘有“一拃厚”的肉：“哎呀，今天的肉膘真肥啊！一拃厚！”在说这句话时，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张开食指和大拇指，并举起来，好像是冲着天空的一把手枪在向暴民们发出警告。

我们家是属于那种能吃到肥膘“一拃厚”的人家。屠夫、校长，都是这地方上重要的人物，不同的是，校长——

我的父亲，是让人敬畏的人，而屠夫——大毛胡子，仅仅是让人畏的人。由于我父亲在这个地方上的地位，加上我父亲乃至我全家，对大毛胡子都很有礼（我从不叫他“大毛胡子”，而叫他“毛胡子大爷”，他很喜欢这个称呼，我一叫，他就笑，很受用的样子），他对我们家从来就是特别关照的。每逢他背回半扇肥膘“一拃厚”的肉，就会在将肉放到肉案上后，跑到大河边上，冲着对面的学校喊道：“校长，今天的肉好！”他从不用一种夸张的、感叹的语气说肥膘有“一拃厚”，这在他看来，是一种不确切的说法，别人可以说，他不可以说，再说，这也不符合他“死性”的脾气。如果我们家恰逢在那一天可以执行吃肉的计划，就由我的母亲站在大河边上说要多少斤两的肉。我们家从不参加割肉的竞争，等肉案空了，人都散尽，我母亲或者是我，才带着已经准备好的钱去取早已切下的那块好肉。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块肉总是挂在从房梁上垂下来的一个弯曲得很好看的钩子上。有晚来的人，进了屋子，瞄一眼空空的肉案，再抬头观赏一番房梁上的这块肉，知道是大毛胡子留给谁家的，绝不再说买肉的事，只是一番感叹：“一块多好的肉！”临了，总还要补充一句：“肥膘一拃厚！”

这样的肉，尽管难得一吃，还是一直吃到我离开老家到北京上大学。

到了北京之后，吃肉的问题依然未能得到缓解，对肥肉的渴望依然那样的旺盛和不可抑制。许多往事，今天说起，让后来的人发笑——

那年，我们大队人马（有两千多师生）到北京南郊的大兴的一片荒地上开荒种地，后来我们十几个同学又被派到附近的一个叫“西枣林”的贫穷村庄搞调查，住在了老百姓的家中，白天下地与农民一起劳动，晚上串门搞采访，一天只休息五六个小时，身体消耗极大，而伙食极差。村里派了一个人，为我们烧饭，伙食标准比在学校要低得多，为的是在农民们面前不搞特殊化。实际上，我们比农民吃得还要差许多，也比我在老家时吃得差许多。

一天三顿见不到一星儿荤腥，一个多月过去了，就清汤白菜，连油花儿都没有。硬邦邦的窝窝头，实在难以下咽，就在嘴里嚼来嚼去，我们几个男生就互相看着对方的喉结在一下子一下子地上下错动。我觉得它们很像一台机器上正在有节奏地运动着的一个个小小的机关。这天夜里，我感到十分的饥荒，心里干焦干焦的，翻来覆去难以成眠，月光像一张闪光的大饼挂在天上，我的眼睛枉然地睁着，慌慌地听着夜的脚步声。这时，对面的床上，我最好的朋友小一轻轻问我：“曹文轩，你在想什么？”我歪过脑袋：“我在想肥肉！”他在从窗外流进来的月光下小声地咯咯咯地笑起来。我问他：“你在想什么？”他说：“我不告诉你！”我小声地说：“你不是在想女孩，就一定也是在想肥肉！”他说：“滚蛋！”我就将身子向他床的方向挪了挪，朝他咯咯咯地笑。不远处的几个同样没有睡着的同学，就很烦地说：“曹文轩，白天就吃几个窝窝头，你哪来的精神，还不睡觉！”

第二天晚上，临睡觉之前，小一跑到门口，往门外的黑暗里张望了一阵，转身将门关紧，又将窗帘拉上，弯腰从床下拿出一个用废报纸包着的东西，然后将睡在这间屋子里的四位同学叫到一起，慢慢地将报纸打开——“罐头！”“罐头！”

我们同时叫了起来，小一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小声点儿！”他将一个玻璃罐头高高地举在裸露着的灯泡下，让我们欣赏着。

灯光下的玻璃瓶发出多刺的光芒。里头是一块块竖着的整齐地码着的猪肉，它们紧紧地挨着，像一支在走圆场的队伍。

小一高个，胳膊也长，他举着罐头瓶，并慢慢地转动着：“我在村里的小商店买的，是从十几只罐头里挑出来的，尽是肥肉！”“肥肉！肥肉！……”我仿佛听到所有在场的人在心中不住地叫着。

接下来，我们开始打开这个罐头，头碰头，细细品味着。吃完之后，我们轮流着开始喝汤，直到将汤喝得干干净净。最后，小一还是将瓶子举起放在唇边，仰起脖子，很耐心地等着里面还有可能流出的残液。他终于等到了一滴，然后心满意足地舔了舔舌头。他将罐头又用报纸包好，塞到了床下，然后，神情庄重地说：“对谁也不能说我们吃了罐头！”我们都向他肯定地点了点头。我们谁都知道，吃罐头是严重有悖于当时的具体语境的。

我们没有擦嘴，让肥肉特有的那样一种油腻的感觉停留在我们已多日不沾油水的嘴唇上。

这天，住在另一户人家的一个同学来我们这里传达学校的一个通知，才一进屋，就将鼻子皱了起来，然后，像一只狗那样在屋里嗅着，一边嗅，一边说：“猪肉罐头味！”

小一说：“神经病！”

我们也都说：“神经病！”

那个同学看了我们每个人的脸，用手指着我们：“你吃猪肉罐头了！”

他将身子弯了下来，伸长脖子，使劲嗅着。

我们就不断地说：“神经病！”

他终于将脑袋伸到了床下，好在床下一片黑暗，他什么也看不见。最终，他在我们一片“神经病”的骂声中总算放弃了寻找，向我们传达了学校的一个通知后，疑疑惑惑地走了，一边走一边还在嘟囔：“我都闻到了，就是猪肉罐头的味道……”

这个同学闻到罐头味的那一天，距我们吃罐头的时间已经相隔八天之久……

读书期间，回过几次家，那时的农村，情况已稍有改善，吃肉的机会也稍微多了一些。大毛胡子惦记我，知道我回来了，就会隔三岔五地在大河那边喊：“校长，今天的肉好！”然后对走过的人说：“校长家文轩喜欢吃肥肉……”每次回家，总能吃上几次肉。不久，当我们从南郊荒地回到学校时，吃肉的次数也已经明显增加，对肥肉的欲望开始有所减弱。一九七六年夏天，却再一次经历了肥肉的煎熬——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不久，北京大学派出上千名师生到唐山参加抗震救灾。十几辆卡车和大轿子车，一路颠簸，将我们运送到了实际上已经根本不存在了的唐山。在唐山，北京大学除了有许多诸如“与灾区人们共患难”的口号之外，还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决不给灾区人们增添一份负担！”那意思就是，我们即使有钱，也不得在唐山消费，一分也不行。所有给养都是由北京大学从北京城运到唐山，学校车队的几辆卡车，昼夜不停地颠簸在北京与唐山相连的道路上，而那时的道路已经被地震严重破坏，往来一趟很不容易，况且余震不断，不时有桥梁再度坍塌或道路再度损坏的消息，维持上千号人的生活，极度困难，经常发生粮油短缺的情况。至于吃鱼吃肉，那就是我们的奢望了，况且，在那样一种家破人亡、一片废墟的情景中大吃大喝也不合适。我们要下矿，要帮助清理废墟，要深入医院、矿山采访写报告文学，在饥一顿饱一顿的状况下，一天一天地疲惫下来，一天一天地瘦弱下来，眼睛也一天天地亮了起来，是那种具有贼光的亮。想吃肉的欲望，想吃肥肉的欲望，一天一天地，像盛夏的禾苗轰隆隆地生长着，尽管空气里散发着腐烂的尸体气味，令人有呕吐的感觉，但吃肉的欲望并没有因此有所消弱。

就在众人嘴里要淡出鸟来时，学校车队历经千难万险，运来了一车猪肉，伙食房马上接下这批猪肉，开始为我们这些早已面有菜色的师生制作红烧肉。当伙食房里的肉味以压倒性优势将腐尸的气息打压下去时，我们一个个欢笑颜开地望着从简陋的烟囱里袅袅升起的炊烟，觉得那烟里也有肉味。

这一回很过瘾，每人可以分得一钵纯粹的肉。

但吃了这顿肉，就不知猴年马月再吃肉了。因此，很多人不想大快朵颐只图一时痛快，吃得很有节制，慢慢地吃，慢慢地尝，反正都是自己的，也没有人跟你抢。有个上海同学，吃得很精细，并且他说服了自己，将一顿的肉分成两顿吃，中午一顿，晚上一顿。先吃瘦肉，再吃肥肉，把过大瘾的时间放在最后。等我们这帮寅吃卯粮没有计划的人将钵中的肉吃得干干净净、已没有任何吃肉欲望地洗刷钵子时，他的钵子里还有不少清一色的肥肉。他双手端着钵子，特意在我们面前走过，那意思是说：你们这帮家伙，都是一些不会过日子的人！

我们都有点儿后悔自己的贪婪。

那位上海同学将这些肉很细心地在钵子里整理了一下，然后爬上上铺，将钵子放在头顶上方的小小书架上，然后，就躺在床上开始学校规定的一个小时午休。

吃了肥肉的人是很容易困的（我一直以为肥肉是醉人的），不一会儿我们都昏昏入睡。就在大家睡得正香时，一次特大的余震来了。顷刻间，临时搭建的地震房激烈摇晃并激烈颤抖起来。就在大家的大呼小叫之中，那位上海同学忽发一声惊呼，大家扭头看他时，就见那只钵子不偏不倚地倒扣在他的脸上。大家一时忘了地震的恐惧，都大笑起来。他抹了抹脸，下意识地舔了舔流淌到嘴边的肉汁。在他那张被肉汁弄得模模糊糊的脸上，我们依然看出了一脸的懊恼。

直到晚上吃饭，他还在唠叨：“早知道，我就中午都吃了……”

那时，我们谁也不会想到，多少年后，吃肥肉竟会是一种有勇气的行为，是好汉才干的事情。现在，一盆切得很讲究的方肉端上桌来了，就觉得那是一个危险所在，是陷阱，是地雷。吃一块时，脸上的表情有英勇就义的意思。若是桌上有妇女，男人就说：“吃一块，肥肉是美容的。”彼此都知道这是骗人的，是男女之间的一个游戏。

我的孩子一度比较瘦弱，就想让他吃一点肥肉，但这是需要收买的，吃一块肥肉五块钱，后来上升到十块钱，再后来，就是天价，他也不吃了。有朋友告诉我，他的女儿一看见肥肉，竟然控制不住地发抖，说那肥肉会动，是一条颤颤巍巍的虫子。

至于说到大毛胡子，十年前见到他时，就已垂垂老矣，但老人还以卖肉为生，因为他的儿子们不肯养他。而如今，这地方上，包括他的两个儿子在内，已经有好几个屠夫和卖肉的了。他们都把肉案子摆到人来人往的桥头上，进入了暗暗的却是无情的竞争状态。我每次回家，若是我自己去买肉，就一定直奔老人的肉案，若是母亲或是妹妹们去买肉，我就一定会叮嘱他们：“买毛胡子大爷的！”

如今肥肉成了让人讨厌的东西，连猪的品种都在改良，改良成只长瘦肉不长肥肉的猪。这种猪肉总是让人生疑。

在桥头转悠时，一次，我见过一个年轻人嫌老人割给他的肉肥肉太多，很不高兴地将那块肉又咕咚一声扔回到老人的肉案上，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

背已驼得很厉害的老人，没有一点儿脾气，一双早已僵硬的手在油腻的围裙上搓了又搓，尴尬地朝我笑笑……这该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景象了，市场上已经有了无须凭票供应的猪肉，但远不够充足，故而引起抢购。有肉可抢，较之无肉供应，已是历史性的进步。——薛冰

革命肥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饥饿感觉却永远同样：饿是疼！

我们这一代人，最刻骨的记忆，大约就是饥饿了。六十年代初，遭遇了持续三年的大饥荒，城乡处处是营养不良面黄肌瘦有气无力的人，树皮草根也被挖去果腹，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饥饿成为全国人民的绝对恐惧。

而我个人对于饥饿的感受，却来得复杂得多。原因很简单：我们家族的全体成年人，出于护犊的本能，一方面省出自己口粮，一方面不惜动用几辈人积累的家底，确保他们后代能够吃饱饭。对于个别重点孩子，还保证了优质营养。我有幸成为这个重点孩子。幼小的我，以自己良好的长势和聪明秀丽，被家族挑选了出来。祖父辈以他们深厚的爱和希望，每天守候我，在我吃饭之前，哄走或者赶开别的孩子，喂我吃鸡蛋或者肉食。且他们还固执又悲壮地坚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培养和教育，大家闺秀的细嚼慢咽温文尔雅被始终贯彻执行。贪馋的饕餮相被我外公外婆毫不留情地杜绝。他们坚信饕餮相就是穷相和贱相，那会导致子孙后代的卑贱和猥琐，将世代受穷。所以……所以我不懂饥饿。

当全国人民普遍饥饿的年代，幼小的我并不饥饿。当我最初具有他者意识的时候，万分震惊地发现一个瘦弱的邻居小女孩子，在婚宴的餐桌上，抢了一大片粉蒸肉，她把肥嘟嘟的肉片飞快地埋进她的饭里，夺口而吃，吃得勇猛无畏，眼睛贼亮，额头冒汗，满脸放出幸福光彩。而我，从来还不知道肥肉有这么好吃！意识一旦发生，灵魂的不安很快降临，一种冷酷的现实摆在我的面前，那就是：我和大家不一样！我不在“大家”里面！我，一个孩子，以一己的渺小和微弱，面对着大多数人的嫉妒和排斥！我惶恐了，我警醒了，我开始思想了。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又恰好来临，特权阶层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猛烈批判。吃肥肉的小女孩摇身一变，成为我们小学生中最具有革命性的红小兵；而我沦为人皆不耻的黑五类子女。我怎么可以不羞愧？饥饿的道德力量是这样的强大，肥肉与瘦肉自然前者是革命的而后者是保守的腐朽的修正主义的。我开始反感自己的家族而羡慕穷孩子和他们的饥饿感。我渴望以那种饥饿感去体验吃肥肉的小女孩的快乐和幸福。我渴望成为中国人民和革命群众的一员。那年代，凡以穷人的名义，以社会公平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以瘦骨嶙峋的保尔·柯察金的名义，以在监狱里顽强绝食的刘思扬的名义，以饥饿困顿双目炯炯的牛虻的名义，都足以让我青春的热血激荡和沸腾。终于，盼望已久的时候到来，我高中毕业了，我迫不及待地写了大红的决心书张贴出去，积极要求立刻奔赴农村，绝对不要再做无聊的温室花朵。

正是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满足了我对肥肉之香的渴望。作为一名知青，我获得了自我革命的强大理由，可以坚决拒绝家长的汇款，坚持与广大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于是很快，饥饿就上身了。原来我自己一年到头的辛苦劳动，不足以获得报酬。除了国家规定的知青口粮之外，我再没有任何钱去购买任何食品。日复一日的超强体力劳动与正在生长的身体使得饥饿感飞快地加强加深和加重。我终于知晓了饥饿的秘密。但也正是由于饥饿，我归队了。大家接纳了我。我成为了广大知青的一员。我成为了人民。每当男知青要去偷鸡摸狗，他们会叫我烧灶膛。大家的叫唤让我如此温暖和感恩。

人生盛事是突然来临的。进了腊月，到快过年了，有一天，突然听说大队要杀猪！而且要请我们几个没有提前回家坚守农村战斗岗位的知青到大队部去，和干部一起吃肉迎接革命新春并以资鼓励。头一天的夜饭，我们就故意没有吃饱，留下空腹去迎接美好明天。翌日早上，红日东升，我们几人就迎着朝阳早早跑到了大队部。在大队部整整一天，我亲睹了紧张的杀猪以及分配猪肉以及架起大锅烹煮猪肉的全过程。大队部里外人山人海，民兵持枪维持秩序，干部或严肃地反剪手臂发出指示，或一手叉腰和蔼可亲。杀猪佬人手不够，除了专业屠夫还有业余杀手，是大队赤脚医生，他在血腥场面中闹出许多笑话。好家伙啊，那一番张牙舞爪，人嘶猪嚎，真是气势磅礴，蔚为壮观，让我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平静。夜幕降临，我手里捧上了一大碗萝卜煮肉！我用筷子夹起一片厚厚的肥肉，只见肉片微微颤动膘光四射喜气洋洋。那个吃肥肉的小女孩，唰唰地穿越时空来到我眼前，令我浑身发抖，热泪满眶。我低头咬了一口，竟然中邪一般耳鸣不已，脑子里隆隆有声，奇异的肉香五味翻涌。这一年我十八岁，我终于体验了那小女孩的香甜与幸福。那一天我发现了一个真理：肥肉真好吃！

下雪了，在乡村的土屋里猫冬。用当年的晚稻新米，蒸出水光油滑的白米饭，切一把小葱葱花，撒一抹子细盐，最后小心翼翼拧开罐头瓶子，用筷子挑一小坨白花花的猪油——这是那一天大队书记给予知青的奖赏。将这一小坨猪油插进热气腾腾的新米饭里，和着葱花与细盐，轻轻地搅拌搅拌，送一口到嘴里：刹那间，山清水秀风和日丽世界变得如此可爱！

后来，慢慢地，我还是更习惯吃瘦肉。慢慢地，连猪肉都少吃起来。慢慢地，我还是更喜欢离群索居。我踽踽独行在人群之外自得其乐，人民那个问题早已不复存在。革命也不再可以随意地让我热血沸腾。谁以谁的名义举起任何旗帜，都无法动摇我的心旌。唯有肥肉那浓烈的油腻的香，从此无法淡去。因为想念，每年总有一两次，我还是要做做红烧肉的。带皮的五花肉，肥肉部分不能太少，炖得酥软颤抖，色红如醉枣，质地晶莹又剔透，含到嘴里就化，吃一口便忍不住要拍案惊奇，道：好！

三块肥肉

大会战、小会战、中会战，打擂台，放卫星，插红旗、拔白旗，大竞赛、小竞赛，擂台赛，班级赛、小组赛、个人赛……这名目繁多、大大小小的会战和赛事，已让头顶星星去上工、身披月光才收工的战三秋（秋收、秋翻、秋种）的“小将”们个个筋疲力尽了。这些小将是新疆建设兵团某团子弟学校的四、五、六年级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拾棉花，把大朵大朵在戈壁绿洲上培育出的优质长棉绒，从棉秆上采下来，由工人压成上百斤的大包，送到棉纺厂织布。

学生与职工一样，每人每天的定额是50千克（据说，学生年纪小，没有腰，眼快，手快，拾得比大人快，所以定额与职工一样）。由统计员拿大喇叭在田里广播每人每天完成定额的百分比，由此决定谁的战绩大。完成定额150%以上的，可以拿到在白纸上印黑字的奖状；完成定额170%的，可以拿到白纸上印红字的奖状；完成定额200%以上的，可以得到一个小本本作为奖励。频繁的赛事和繁重、紧张的劳动，加上肚子前吊着的沉重的拾花包（采的棉花先装在拾花包里，等采满一大包，才能倒在地头的筐子里），使许多同学都直不起腰了。在打饭时，有些同学都是撅屁股躬腰，身子成了直角，腰疼得直咧嘴，有些女生眼里含着泪花。渐渐地，两样奖品对同学们失去了吸引力。原因有二，一是实在干不动了，二是那奖状擦屁股太硬，写钢笔字又不吸水。而小本本的纸又太粗糙，写钢笔字时老“下蛋”（钢笔掉水）。

一天上午，统计员用喇叭喊出一个惊人的消息，“今天会战的奖品是‘红烧肉’，第一名奖励一斤肉，第二名奖励七两肉，第三名奖励四两肉”。统计员喊了几遍后，便在扁担的一头用草绳挂上三块大小不一的肥肉，并在空中挥舞了几下，然后插到了地头。三块肥肉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在蓝天的衬托下，闪闪发光，肉皮红亮，肥膏白亮，不带骨头，太阳一晒，还往下滴着油。

每天两顿玉米发糕加煮白菜，晚上摸黑吃不知什么瓜的“瓜菜代”（无粮食，只有瓜和菜做的粥）的少男少女们，看着这三块肉，口水都流下来了。

黄桂英是河南逃荒来新疆的，她年龄最大，已十五岁了，个子也大，虽然学习不好，但干活是一把好手，外号穆桂英，比赛她总是第一。她首先欢呼起来，那块大的肉她要稳吃。其余两块，几个男生跃跃欲试。我只有咽口水的份了。因为我完成定额已经不容易了，连我羡慕的擦屁股太硬的奖状也从未得到过一张。

我每拾满一包棉花去往地头筐里倒的时候，都忍不住在肥肉前站一小会儿，那肉香味儿是那么诱人。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伸出手指刮了一下肥肉，然后迅速跑开，躲到棉花地里吮吸着沾了油的手指，咸咸的，感觉真好。我发现，每一个去往地头筐里倒棉花的同学都会像我一样，在肥肉面前站上一小会儿，他们可能和我一样馋吧！

晚上统计战绩时，统计员发现，挂在地头的肉少了一块，是七两的那块。

用几块砖头垒成的领奖台上，站着拾棉能手黄桂英，手里捧着她想要的那块肉。在老师和领导批评是谁偷吃了第二名的那块肉的同时，黄桂英腼腆地、迫不及待地背过身去，当她骄傲地、美滋滋地再转过身的时候，手里捧着的肉没了。我看见她的嘴在微弱的灯光下闪着油光。

丁丁哭了，因为丁丁今天得了第三名，那四两肥肉被第二名吃了，丁丁只得了一张奖状。

统计员说，小同学，别哭了，过几天是中秋节，地头还要挂月饼呢，争取吃月饼！有人悄悄说，肯定是玉米做的。

丁丁和同学们盼望的地头挂月饼始终没有出现，因为上级领导说，那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物质刺激”。

饥饿年代的肥肉传奇

对

肥肉

梦境是美好的，却是虚无的，但那时我却宁愿享受这虚无，并执著地相信它的真实，因为这美好的虚无总比现实的饥饿能够得到一点心灵的慰藉。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于是，对肥肉的向往成了人们的普遍追求，肥肉也因此变得身价陡增。那时有人去北京出差，总要给别人带很多东西。带什么？带肥肉。“去北京吗？给捎二斤肉来，要肥的！”一人捎二斤，出差的人回来时就会超负荷。因此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话：出差的像头驴，重驮满载走千里。又有传言曰：北京卖肉的最怕东北人，把东北人称之为东北虎，见东北人来了就把肉藏起来，因为他们得首先保证供应北京人。

我家也曾请人捎过肉，当然是肥肉。不过我几乎从未吃过真正意义上的肥肉，因为肥肉捎到家便被母亲消灭了。先是切成碎块，然后倒进烧热了的大铁锅里，随着嗞啦啦的一阵响，肥肉块变成了油，熬到一定的火候，母亲停止烧火，待锅里的油凉了用笊篱捞出油索子，将油一勺一勺地舀到坛子里。这被液化了的肥肉是用来炒菜用的，每次放一小勺，油索子剁碎后包包子，所以，这来自首都北京的珍贵的肥肉我从来没有完整地吃过，吃到的只是它的另一种形态。

另外还有一种并非肥肉的“肥肉”让我记忆犹深，这就是榆树皮。贮木场有的是大木头，其中不少山榆木。山榆木皮很厚，是当时我们林区百姓主要的代食品。我每次回家都要和弟弟们一起去剥榆树皮。有一个专用小铲子，是将一段钢筋的一端砸扁成铲状，再淬火磨快，铲榆树皮最好使。山榆木的树皮有两层，外面那一层是老皮，不能吃，回来后要剥掉，剩下那一层是嫩的，也很厚。我们林区人一般是把它晒干，磨成面，掺点面烙饼吃。我们小孩子都喜欢生嚼，挺顶饿。我带回学校的榆树皮是经我加工过的，就是将那嫩的一层切成一块块小方块或长方块，像肥肉块一样。我并不是刻意要把它做成肥肉块状，而是做成之后产生了这样的联想。我当时特陶醉这联想，因为它大大地提高了这榆树皮的品位，也增加了我在嚼榆树皮时的快感。于是，我像对珍贵的肥肉块一样把它们包成数包，留着一块一块慢慢吃。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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