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云云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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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上的中国试读：
前言
在最近阅读的一本书页上，看见一位国外评论家阿丹姆·威尔奇出语惊人：21世纪将是陶瓷艺术的世纪。
这话让我惊讶。然而细想之下，却不无道理。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种从属于泥与火的艺术就进入了人类的文明发展进程，远远早于纸、墨、笔。从原始陶器到中国明清瓷器、世界当代陶艺，这种手工艺术始终记录和反映着社会发展的风貌。今天的陶瓷材料、工艺技术和烧成方法已因科技的进步而变得无比丰富，陶瓷材料成为艺术家们创作观念的载体，完全可以将各种可能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而且，在看重和追求自身价值的今天，陶艺最有可能成为人们自娱自乐的艺术创作，从而一跃成为大众艺术。有时我会突发奇想：在这个瓷之古国，如果陶艺成为流行文化，犹如书法渗透五千年的华夏，犹如诗歌在唐代成为社交礼仪，中国的风情民俗会不会重新变得丰沛妖娆？
中国陶瓷走到今天，还单纯得仅仅是工艺美术吗？世界已经变了，中国也在变。西方的当代陶艺，早已具备了探索性、批判性、前卫性等特征，成为当代艺术的一部分。中国呢？这个号称瓷之国，以瓷贯穿了千年文化史，曾经将瓷器制作工艺发挥到巅峰状态的文化古国，“瓷”这个极其美丽的单音节名词，仍然只能是工匠们精雕细琢以供皇亲贵族们显示富足安逸的器物吗？
显然不是。
人生若微尘，却有一颗善感w的心，所以有了文化。陶瓷理当是中国文化的经典代表。
春江水暖，水流是慢慢暖和起来的，因此有“春江水暖鸭先知”之说。
春江解冻之前，仍然有寒风料峭，树叶飘零，大地看上去因此灰蒙。这有点像今天的景德镇。因为历史和现实的种种缘由，景德镇陶瓷业发展也有了许多让外人曲解的负面风声。不可否认，这些风声是真实掠过这片土地的，但却并不影响春天的来临。上篇世纪窑火——个性、情感和陶瓷媒介引子
自古以来，景德镇就是一座移民城市。景德镇每一次的发展机遇中，都会有大批的外乡人涌入。近代著名的“珠山八友”就大多是曾经的“瓷客”：如领军人物王琦，父亲是贩盐船户，少年时随父亲在水上生活，后来跟着一位捏塑面人的师傅学艺，17岁来到景德镇，才发现自己捏面人的手艺，不过是为进入这座城市而准备的；王大凡，出生鄱阳县皇岗村，因家贫在店铺里学徒，后随姐夫来到景德镇，在姐姐开的红店（绘瓷的店面俗称红店）里学艺；邓碧珊，余干人，父亲是铁匠，他本是清末秀才，科举废除后，1913年来到景德镇瓷业学堂任教；毕伯涛，安徽歙县人，亦是清末秀才，科举废除后，来到景德镇以寺庙抄经与作画为生，后由纸画转向瓷画……
但因为手工艺自古未成为中国文化主流，除了近代的“珠山八友”，历史上几乎没有几位艺人能够留下他们的史料。无数外乡人来到这里，无人知道他们的姓氏名号，却为景德镇这座千年瓷都支撑起最庞大最牢固的地基。
当现代陶瓷艺术真正成为个人情感的媒介时，这种状况就彻底改变了。第一章二十年前，时光碎片中的他们1
1990年，北京火车站。一个年轻人提着一硕大的蛇皮袋走下了从江西开到京城的火车硬座车厢。虽然他长得斯斯文文，可鼓鼓的蛇皮袋还是让他更像个“个体户”。“个体户”是上世纪80年代初产生的新名词，更早些时候，他们的存在是不被允许的，是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另类人。虽然中国社会到了此时，已经允许个体户的存在，对于商品流通中的“投机倒把”也已网开一面，但他还是被高度警惕的安检人员拦了下来，要求他打开蛇皮袋接受检查。年轻人只好将袋子解开，只见袋里装着两件类似古文物的陶瓷，还有一辆手推车。这太奇怪了！安检人员说，请你跟我们走一趟，你这是在走私文物。年轻人赶快掏出一些证件，试图证明这只是自己的作品，着急的他又拿出一些文件，证明自己是来参加一个国际陶瓷研讨会，很费了一番周折，才终于被安检放行。
那时的他，迷于敦煌之美，迷于中国古陶瓷之美，这也在他的陶瓷作品中表现出来。当时的中国现代陶瓷，虽然由韩美林、周国桢、姚永康等艺术大家将设计理念带入了传统陶瓷工艺，但与国外陶艺界联系很少，理论和资讯都十分缺失，基本上还处于“贫血”的状况。不过，却正是他的这组“向古人致敬”的作品，在京城举办的第一届北京国际陶瓷研讨会上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机遇。他的作品引起一些外国陶艺家的关注，不久，他受到邀请，赴美游学，从此从景德镇走向世界陶瓷的舞台；几年过后的1996年，他从外面的世界回到景德镇，开始费尽心血创建当时被人诟病后来闻名遐迩的三宝国际陶艺村……这个年轻人叫李见深，“文革”后恢复高考的78级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生。他的老师周国桢、姚永康教授，都是景德镇首屈一指、独树一帜的陶瓷雕塑大家。入学之前，李见深画油画，当时他已是江西省有点名气的青年油画家，与后来大名鼎鼎的陈丹青同为画友，对陶瓷的理解是他家父辈从前在九江做陶瓷生意时收藏的不少瓶瓶罐罐。现在想来都是无比珍贵的文物，但少年时代家里搬家时，他看见那堆精美无比的陶瓷被当作“四旧”丢弃。不过，在陶瓷学院学习期间，受老一辈陶艺大师的影响，他开始爱上了现代陶瓷，并雄心勃勃地走上了自己的陶瓷艺术之旅。烧窑古窑窑门景德镇著名的古窑房外景煤烧隧道窑2
1991年，本书中的另一个小人物，广西柳江龙邓屯韦木匠的儿子韦毛华14岁了。夏天放学回家，他就在村口的水塘泡着，泡烦了，就从塘底捞一把泥出来捏小车玩。爷爷和父亲都是木工，常年在外，他因此获得了更多自由。韦毛华上中学时，家里在镇上开了家木匠铺，主要给人打家具。家具背板一般也得上漆，为了省油漆，会画一些画儿的韦毛华用电烙铁在木板上作画，什么竹子啊，花草啊，虾啊，都烙到了家具上。这下可不得了，烙画家具在当地大受欢迎，生意出奇的好，而他们自己不但省了油漆钱，每件家具还能多卖50到100元。农村的孩子长大了就得帮家里干活，毕竟生计是第一位的。虽然韦毛华还想上学，上高中、上大学，但他的父亲不愿意他再上，要他帮家里赚钱。韦毛华没办法，只好辍学开始了干活养家的劳动生涯。
1996年，正是李见深开始在景德镇寻找地儿创建陶艺村的时候，木匠的儿子韦毛华因为忍受不了千篇一律的生活和劳作，正在私自离家出走，坐上了前往广东佛山的长途汽车。这一年，他才19岁，第一次出远门，根本不知道佛山在哪里，只知道自己有个叔叔退伍到了佛山，也许他能帮自己找到一份喜欢的工作。上了车，他对司机说，我不知佛山在哪儿，到了那地方，你记得要把我放下来。车刚进佛山，司机就说，佛山到了。谁知下车一问，下车的地方离市中心还远得很。天刚蒙蒙亮，19岁的韦毛华很懂事，他想，叔叔也许还没上班，等到9点以后再打电话吧。
他只背了一个旧书包，也不知道该去哪，只好迷惘地沿一条河边的路漫无边际地信步走去，结果走到了一家生产“公仔”的陶瓷厂……3
出生于上海一幢小洋楼里的周光真，当然从没有听过广西柳州龙邓屯这个地名。直到现在，他也没见过韦毛华，只是听说过他。他当年出生的位于番禺路215号的这幢洋楼，曾是日伪时期上海市长陈公博的别墅。周光真的祖父周志钧，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进入北洋政府主持的天津造币总厂，时年16岁，从学于意大利造币设计、雕刻名师鲁奇·乔治，成为中国造币界第一代雕刻技师，先后受聘于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天津造币总厂、南京国民政府的上海造币总厂，曾是1949年以前上海中央造币总厂唯一的首席雕刻技师、总工程师。不过，在周光真很小的时候，家里就已经沦落为底层了。全家早已搬离了小洋楼挤进了公房。父亲在1958年的运动中投河自尽，丢下年轻的妻子和三个幼小的孩子：哥哥7岁，周光真5岁，弟弟才出生几天。周光真对祖父的记忆，是一张照片加上外婆的述说；对父亲的记忆，便是当全家一起走亲戚时，高高个子的爸爸往往是独自找个僻静处看书。
当广西农家孩子韦毛华还在家乡小镇上跟着父亲学木匠手艺时，1989年8月18日，上海一家小集体玩具工厂的工人周光真，坐上了从上海飞往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的飞机，单程机票是向朋友们借钱买的，当飞机离开地面，外滩和黄浦江越来越远时，家世坎坷的周光真心情难以形容：是身处云霄胸怀壮志？还是既满怀憧憬又忐忑不安？过去的一切如影随形，但什么是未来？恐怕将是无法解答的谜。他此行是将成为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德鲁斯分校陶艺专业的研究生，他没有正式的中国大学文凭，却凭自学的实力考上了美国大学的研究生，获得了几千美元的奖学金，但这肯定远远不够。他已了解到，当地一年大约需要一万美元的生活费用，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几乎是个天文数字。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政府规定每个留学生仅可在中国银行兑换32美元，还要在护照上盖上一个“美元已换”的印章。上飞机时，他的钱夹里仅有在亲友帮助下凑的数十美元，行李箱里，仅有一些衣物和四十多本美术书籍。在德鲁斯，他没有任何熟识的朋友，只是在洛杉矶上飞机前，一位上海的朋友与他的导师在电话里联系了一下，请导师能去机场接他。
德鲁斯是一座人口仅九万多的小城市，位于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苏比利湖湖畔，湖的对岸就是加拿大。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是早年北欧移民的后裔。周光真下飞机时大约是下午四点，地处北纬47度，纬度类似中国黑龙江的德鲁斯看上去已经是黄昏时光了，灰蒙蒙的，机场很小，他是机场大厅里唯一的东方人，不像今天，哪怕是美国最偏僻的地方，也能看见中国人的身影，所以，接机的导师一眼就认出了他……
1991年的春季，临近毕业的周光真在美国当地一家画廊举办了一次个人艺术展览，两家当地电视台在当晚播出了采访他的节目。不过毕业典礼举办的那天下午，他参加完典礼仪式就匆匆脱下黑色礼服，赶到他打工挣钱的餐馆系上白围裙开始洗盘子活儿，这是当年中国留学生的常态。不像今天的美国，当然也有很多穷学生，不过更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开着豪车，呼朋唤友，用起老爸们的钱来出手阔绰，让美国人看得目瞪口呆。4
就在周光真举办个展的那个春季，安徽祁门县粮食局仓库21岁的保管员郑云一，无意间读到报纸上关于北京圆明园画家村的报道，尽管尽是争议和指责，却让他激动万分！原来，还有一种生活可以这样过！原来，想当艺术家还可以走这样的路！那些报道就像指路的明灯，照亮了这个年轻人曾经痛苦彷徨的心。几乎没有经过多少思想斗争，他就做出了一生中最勇敢也最鲁莽的决定：放弃正式工作，去北京画家村圆梦！他深知这个决定会在家中引起轩然大波。他要辞的可是正式工，是父亲千辛万苦为自己解决的人生饭碗。要知道，在上世纪90年代，得到一份铁饭碗的工作，将从此象征着此人可以有保障地体面活下去，他会是县城女孩子们追逐的对象，也是自家老人们将来的依靠。他这一砸，就再没有回头路可走。
郑云一选择了和单位，和父母均不辞而别。他将粮库的账目清理后列表放在桌上，连同一封语词坚定的辞职信。可以想见，这场辞职风波在单位，在家庭，无疑是像发生了一次9级地震。
从1991年只身赴京至1995年画家村被强迫遣散，郑云一这个来自古徽州小县城的年轻人，和中国当代最先锋的艺术家群落，和一大群来自中国各地，怀抱各种理念和梦幻的年轻人，一同挤进圆明园附近一个叫做福缘门的小村，村里的破旧红砖房，一间一间成为年轻画家的栖身之处，他们喝酒，画画，间或卖画，过着穷困潦倒而狂放自在的日子，云一混迹其间，像吸水的海绵一样，吸收着身边各类的艺术元素，眼界大开，心境大开，直到现在，云一还认为，除去童年，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最充实的时光……5
郑云一辞职去北京圆明园画家村圆梦时，南昌少女刘晓玉还是个中学生。晓玉的父亲刘品三先生是省博物馆的考古专家，那时正专心致志地研究吉州窑。那时的专家远没有后来那么牛逼，晓玉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家里还住着筒子楼，父亲竟然异想天开地在公共厨房建了一个小小的窑炉，想来烧他的一些陶瓷复古作品，结果遭到全体邻居反对而被拆除。还好父亲有一位老朋友在省工艺美术研究所当了领导，出于同情心，开“后门”让父亲到所里的窑炉去试验。中学生刘晓玉常常看见父亲出出进进都挎个篮子，篮子里装着他用于吉州窑复古试验的宝贝。后来，父亲单位同意在省博物馆后院建了一个简单的窑，晓玉记得当时来了一位日本女留学生，跟着父亲在那个简单的窑坊里学习做陶瓷，画青花。就在那时，刘晓玉开始喜欢上父亲的工作了，她想，就连日本人都来向父亲学习，自己以后不学是不是太可惜了……6
公元1990年之后，在改革开放中摸爬滚打了十年的中国，即将进入一个特殊的年代。此时的中国社会开始从80年代的国门渐开，思想解放，雄心勃勃，慷慨激昂，走向躁动不安，迷茫徘徊；转型的痛苦和碰撞，社会的彷徨与追问，成为上世纪90年代极其特殊的时代标签。
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本篇中将要叙述的人物，作为后来的艺术家人群，有的已在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原本就属于天性敏感而活跃的一支；有的才刚刚开始自己的人生道路，还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中国的地域太大了，不同社会各类阶层错综缠绕，因而本篇中的人物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就从这里开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因为出身不同，生存环境各异，看似在社会大潮中正朝着不同的流向四方散开，而且将渐行渐远。
李见深、韦毛华、周光真、郑云一、刘晓玉，本来是走在各自的生活之轨，却在一个新世纪正要开始的时候，同时被时代和命运挟裹，渐渐又从不同的方向聚集到一座古城，那座古城从宋代开始就窑火云天，千年不熄，而此时，也正处在改革的迷茫和阵痛中。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十大国营瓷厂说散就散，无数曾为职业自豪了大半辈子的工人遭遇下岗……一位曾经下岗的国营瓷厂粉彩女工后来对我说，当时，感到这一行再也没有出路了，孩子们都不让他们再学艺了。
可是，他们却来了。第二章郑云一：青花和色釉里的乡愁郑云一，1970年生于安徽祁门。技校毕业后曾在县城粮食局工作，因酷爱绘画而辞职一度成为“北漂”。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安徽省工艺美术学会陶瓷研发中心主任，安徽省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景德镇云一艺术空间主持人。一
我认识云一很久了。2007年我刚到官庄，就有人对我说，你弟弟的青花画得很不错呢。我挺纳闷，什么时候我在官庄有了一个兄弟？后来才知道，被人“册封”的弟弟叫郑云一，与我的名字只差一个字，而且就住在我的对面。人家看见我门前挂的招牌，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是姐弟了。
云一却真的一口一个老姐叫我了。
1970年，郑云一出生于安徽祁门县渚口村。云一说，他至今也没弄明白，他当年在村里读的幼儿班，为什么叫红二班？比他大一点的小孩子所待的班为什么又叫红一班？我说，可能全称是红小兵一班，红小兵二班吧？这种称谓，在20世纪70年代竟流行在远离省城，自古文韵悠长的徽州乡村，今天听起来的确有点怪异，当时却是全中国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云一的老家，是黄山脚下的一个古村，离祁门县城三四十里地，始建于唐朝。村景亦如诗中所云：绿树村边合，溪水村头绕。黄牛白鹭，景色如画。但这都是云一后来回味中的影像。当时四五岁的孩童印象最深处，是村里树上挂的大喇叭常常大声播放“批林批孔”，是每个小孩子都会发一杆红缨枪，木头做的，老师领着他们一帮娃娃，排队扛着红缨枪，齐声大喊“一二一，打倒孔老二！”。老师是村里人，可孔老二是谁，老师没有说过，小孩子们哪里清楚，个个觉得神秘得很。于是晚上，在屋边草丛里，村童们玩游戏，都用木棍往石头缝草丛里捅扎，怕有孔老二藏在黑暗中。顽皮的云一觉得有趣，此时便会趁着黑幕拉开嗓门怪叫：孔老二来啦！就像说鬼来了一样，所有小孩子立刻吓掉了魂似的一窝蜂地逃散。云一工作室，浸染着沉郁的乡愁工作室一角郑云一作品之《家园》，60cm×60cm郑云一作品之《上学》，60cm×60cm
云一当时虽小，却很浑，坏点子特多，母亲管不住他。例如他不懂“批孔”是什么，可一听大喇叭广播，就会指着邻居小女孩子的脸做怪相吓唬她：鼻孔！鼻孔！把小女孩吓得大哭。
二哥对妈说，让小弟跟我去读书吧，你可省心，我还可以亲自教他。如果不是二哥这一决定，云一也不知道，他还会是今天的云一吗？
云一坦承，他跟着二哥在山里读小学的那五年，是人生基础最重要的五年，他最终能感受艺术之美的启蒙，便在这里完成，这也成为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多年以后云一几次动念想重回旧地，却始终不敢成行，因为他知道，最美好的回忆只能留藏在心底。
云一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丈夫虽在县城工作，她却一直待在老家，生了六个孩子，云一最小。二哥高中毕业后，因为舅舅曾是国民党军官，1949年去了台湾，所以他没资格考大学，只好在祁门东坑深山里的村庄当了民办教师。学校在东坑山顶一座早就没有香火的旧庙里，只有二哥一位老师。一间教室，五个班级，五个班级总共十几个学生，所有课程都是二哥一人教。老师的宿舍、厨房都在教室旁边，用水挑山泉，烧饭捡柴火。
云一被二哥带到了祁门东坑的山顶小学。对他来说，这是命运的恩赐。
太阳落山前，其他学生都回家了，只有云一跟着二哥住在庙里。落日余晖下，山鸟在树梢盘旋，不知名的动物有时一闪而过。山里很寂静，没有红缨枪，云一也无伴可玩。他开始想象着把身边万物当成玩伴，自娱自乐。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四周的山林草花，太阳月光，石头小虫，竟然都是如此的美，仿佛有生命一般，让他好生喜欢，于是他找来纸笔，开始兴奋地在纸上涂抹。他把他所见的，喜欢的一切，都画在纸上。他觉得，他眼中的这些，比二哥笔记本上红旗飘飘的插图，“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插图，更好看更有趣。
二哥喜欢读书。他的藏书不多，却还有些是线装书。二哥虽不懂绘画，却懂得什么是教育。见云一喜欢画，便挤出微薄的工资，给他买来纸笔和颜料，还有当时少见的连环画。于是，在深山里的少年云一，在二哥的庇护下拥有了一个丰厚的童年。这场童年，除了读书，还有山有水，有花有草，有天有地，唯独没有红缨枪和大喇叭。在沉静安宁的大山中，在大自然的潜移默化下，云一比别的孩子多了一点对美的敏感和认知。
这种认知，开始影响他的人生。直到多年以后，他才悟出，这番童年时代在大自然中的美育，对他的一生有多么重要。
他不知什么叫写生，却把身边的一切喜爱都画在纸上，他也不知什么叫临摹，不过照着二哥送给他的连环画画小人儿，他会按照内心的喜欢改造他们的模样，这种游戏给了他无穷的乐趣。在东坑深山里跟着二哥读小学的五年间，云一把画画当成了自己沉迷其间的唯一娱乐。
有时，他跟着二哥回到母亲所在的渚口村。村里还有一些空置的老房子，房主因种种原因已离村几十年，乡里乡亲的，谁也不会去动它们。云一钻进窗去，在阁楼上，在木柜里，他常常会有意外的发现：有时是角落里一条围巾，虽然落满灰尘，却织满云一从未见过的美丽图案；有时是一堆贴上封条的破旧老书，上面的文字云一半懂不懂，却很新奇，和他的课本大不一样。他会偷偷拿走一两本旧书，看不懂的就问二哥，二哥就教他一些文言文的常识。这些书中，他印象最深的是《浮生六记》和《闲情偶寄》。这些读不懂或只能部分读懂的古籍，会将时间深处的声音带入云一的梦境。很多年后，郑云一在景德镇官庄他的陶瓷工作室，以“闲云偶寄”的篆书印文，来装饰自己工作室的墙壁。二
转眼，云一长成少年，进了县城中学读初中。他的绘画才能，在新的学校让美术老师惊讶。不过，老师却常常呵斥他，因为他的绘画没有任何规矩。老师是中规中矩的人，对这个孩子是又爱又恨，他看不惯云一信笔涂鸦，浪费自己的才能，他在教授云一素描和水彩时，也试图纠正云一的想象力。如今，老师和他早成为忘年的朋友，说起当年，彼此依然又爱又恨。
而当时的云一，正处于青少年时代的叛逆期。县城中学丰富多彩的生活，开始吞噬他纯净简单的思维。绘画不再是心灵的盛宴，他开始享受绘画带给他的虚荣；背着画夹走在县城的街上，他感到神气和得意，他忘了山林鸟鸣，忘了朝阳晨曦。在同学们羡慕和妒忌的眼神中，他觉得自己虽然来自贫困的山中，却完全有资格昂首挺胸，因为他的绘画是如此的出众，高年级同学也没有谁能超过他。他开始知道了中国和世界上的一些艺术大家，如徐悲鸿，如毕加索。他幻想自己有朝一日能让老师和同学大吃一惊。
少年心事，天大地大。
第一场打击很快就来了，初中毕业，他没能考取高中，只能进一所普通技校。他突然发现自己不过是生活中的无名小卒，一个谁也不会关注的乡村少年，前途无着，艺术的梦也开始黯淡。
1986年技校毕业，父亲托人把他安排到县土地局当了一名土地详查员。此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帷幕轰轰烈烈拉开之际，百废待举的中国，开始进行曾被长期搁置的全国土地普查，此项工作繁复庞杂，需要大量工作人员，云一只是一名临时工。由于童年养成的习惯，他会在单调的环境里寻找人生乐趣，在这里，他学会了观察植被和裸岩。没有那些丰富的植被和奇形怪状的裸岩，云一无法记住枯燥无味的测量数字。
在这个岗位只工作了一年，天性自由的云一就待不住了。他在父亲的咆哮和母亲的无奈叹气中坚定地辞了职，南下广东，17岁的少年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闯荡。
当时，深圳和蛇口都是内地小城话题里比较神秘的地方，富裕凶险而充满机会。他跟着别人去倒腾服装，在深圳和蛇口批发便宜的“洋装”，回到县城晚上去“练摊”，生意竟然奇好。那些时髦的衣裳，吸引了小县城里爱美的人群。当时中国城镇还没有城管这一说，只有工商局的人会来收税。12块一件批发来的大衣，可以卖到80元。有时一晚可卖出十来件。很快，年纪轻轻的他就成为“万元户”；有了钱，一帮小混混跟着称他为“老大”。摆摊一般选择在晚上，政府不太干涉，但需要“抢摊”占位，云一不知不觉中步入县城里的“江湖”。“江湖”是一个非常中国的词，直接的词意是江与湖，暗指的却是凶险莫测，前途未明的另类生活。云一内心并不快乐。他开始抽烟喝酒打架，成为父亲眼中的“逆子”。艺术离他越来越远，仅仅成为他排遣情绪时的工具。有时候，他会怀念度过童年的山顶小学，那些安宁美丽的日子，那些在纸上随心所欲的图画，他会回想老宅的青砖灰瓦和马头墙檐，回味在荒芜破败的无人阁楼上阅读古书的某一情节。他不知道人生有何意义，他就这样混下去有何意义。
当时的社会对练摊者是另眼相看的，“个体户”是一个人人皆知的贬义词。为了儿子的前途，在粮食局工作的父亲想尽种种办法，终于让云一进了公家的单位：1989年，他成为县粮食局的正式职工，先当付粮员，后来又成为仓库保管员，在当时，这可是一份让人人都羡慕的稳定工作啊。这个让父母头痛的孩子，应当从此安分下来，娶妻生子，像大多数中国百姓一样，过上安稳而普通的日子。
如果不是中国社会正处在特殊的转型期，如果不是一场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著名艺术事件，年轻的云一会不会就像父亲一样，一辈子待在县粮食局做他的仓库保管员，从此忘了人生梦想，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小职员？
答案是如此的迷离，因为社会也是如此的不确定。我们所知道的事实却是：1991年春季，县粮食局仓库保管员郑云一无意间读到报纸上关于北京圆明园画家村的报道，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道。
也许，今天的读者知道北京有宋庄，有798，可知道当年圆明园画家村的已经不多了。更不知道正是圆明园画家村的先锋崛起和悲壮遣散，才有了后来的宋庄和已遍布全国的文化产业创意园。
对于年轻的读者来说，有必要回顾一下这段中国艺术史上的往事：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些先后毕业于北京各大艺术院校的学生，放弃国家的分配，以“盲流”身份寄住在圆明园附近的娄斗桥一带，成了京城较早的一拨流浪艺术家。年轻导演吴文光独立拍摄的电影《流浪北京》1990年问世，记录了当时这些人的部分生活状态。他们那种自由择业的勇气，撼动了户籍制度的基石，为后来更多的艺术家流浪北京、选择自由职业牵线搭桥作了某种索引。尤其是他们均寄住在圆明园附近，以此为创作与生活的根据地，因此也成了“圆明园画家村”的最早雏形。1990年，曾经参与报道京城流浪艺术家的《中国美术报》原工作人员田彬、丁方等人，从报社撤退出来，与方力钧、伊灵等艺术家一起迁到了圆明园附近的福缘门村画画，从而形成了一个艺术家聚集的中心。这就是“圆明园画家村”的历史序幕。此后，随着序幕的拉开，越来越多的流浪艺术家纷至沓来，也吸引了许多媒体的关注，“圆明园画家村”的称呼便不胫而走，渐渐成为一个文化象征。
艺术家最早聚集到福缘门区域的共同原因是这里可以租到相对便宜的大房子，而且邻近的高校使得日常生活相对容易应付。
对于从事架上绘画创作的艺术家来说，一定空间的工作室是其从事艺术创作的必要条件，一般的公寓房或者相对狭小的空间都无法承受这个需求。当时绝大多数来到圆明园画家村的艺术家，都是脱离了先前的体制内生存机会，以外地人的身份到北京寻求发展，经济条件的制约使得他们只能选择当时城乡结合地的农民房。而福缘门周边荒废的昔日皇家园林所呈现出的原生态的景色，无意中又契合了艺术家们心中的“巴比松”情结。
其实，从来没有上过艺术院校的云一，虽然也断断续续地学习了油画技巧和中国画，却并没有认真想到过要做一个艺术家，绘画是他的一种生存状态。只是童年期养成的自由率性，中国乡间文化里一息尚存的人文滋养，使他本能地被这种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生活所吸引。
2013年的秋天，在景德镇工作室的茶桌上，他对自己当年的出走毫不后悔，对曾经的画家村生活充满眷恋：“那才是真正的人生，充满艺术的生命和生活！”三
我知道当年在福缘门村，能真正靠卖画为生的艺术家并不多，何况云一这样一个既无文凭又无人脉的外乡人。我问他，怎么解决生活问题呢？
秋光中，手端茶盏的云一诡秘一笑：开始靠原先攒的钱，后来靠卖菜。
我一愣，卖菜？随即回过味来：云一，17岁时便南下广东，走过江湖啊！贩菜卖菜，对农村出生的他来说是轻车熟路。“当时福缘门村处在北大、清华、人大三所名校的交合处，出于人们生活的需要，在这里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半遮半掩的早市，说是早市，其实相当于现在古玩市场的“鬼市”，因为凌晨4点半就开始了交易，6点天亮以后就基本结束了。我晚上12点骑三轮车到大钟寺批发市场去进一批菜，主要是冬瓜、西红柿、辣椒和茄子，也有一些绿叶菜，然后4点半再带到早市上卖，一星期卖一两次，其中的差价足以让我维持在画家村生活的开销。”
当然，那是一种最低成本的生活，例如租用的床板是用砖头架起来的，例如喝的酒都是劣质酒。如果不是年轻的艺术家们为这个村落带来了阳光和希望，在云一眼中，这座依托京城，命名福缘门的村子，丑陋得根本无法与自己的家乡相比。从村南口进入，不到三米宽的街，像北方常见的那种农户的住房，参差不齐，毫无规律和美感地拥挤在一起。老家的任何一幢房屋，都被设计得具有无比美感，而福缘门则像是到处乱搭的违章建筑，东一间西一幢破破烂烂的红砖房，住满了操各种口音的外地人。当时福缘门区域的几乎每一户民房都有一位至多位艺术家租住，许多房主甚至一再缩小自己的居住面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出租给艺术家。
可是进驻这里的人群，与郑云一在小县城里身边的人群大不一样，他们强烈吸引了他，云一自己也租屋画画，也看他们画画，还和他们吵架争论，吃着与老家米粮蔬菜根本无法比滋味的老茄子，炸酱面，云一竟然乐不思蜀。
究竟有多少艺术家曾经在圆明园画家村生活过，到目前为止没有定论。对于一些原本就具备创作实力，具有独立观点的艺术家来说，圆明园画家村只是其逃离当时的社会体制，进行自由创作的一个场所。对于更为年轻的艺术家来说，在这种自由洒脱的生活方式和氛围中，更适宜探寻适合自身的艺术样式。20多年后的今天，我在电脑上搜索圆明园画家村的资料，有这样的一段记述：“圆明园画家村位于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福海南岸，绮春园的西北。其在行政划分上属于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街道办事处福缘门居委会所辖区域。福缘门具体位置是——‘东至一零一中学西墙，西至一亩园，南至达园宾馆，北至圆明园；占地面积47公顷；建筑面积58156平方米；403户；居民人数1114；建成时间于1949年前。’《海淀区地名录》出版于1996年12月，当时福缘门区域的拆迁改造工程尚未开始，因而其提供的地理和行政区信息符合圆明园画家村存在期间的状况。“画家村存在期间，其所在区域包括：挂甲屯，福缘门西村、福缘门和南府新村，另外还包括当时已经荒芜尚未恢复的圆明园福海西侧九州岛清晏、曲院风荷、碧桐书院、天然图画等景观区域，艺术家们称之为‘林子里’，当时的画家村毗邻圆明园遗址公园、达园宾馆、东北义园、一零一中学，中国的两所著名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近在咫尺。“圆明园画家村周边诸多著名的人文地标决定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进而使其成为上世纪90年代初期政府清理整顿外地流动人口的对象……”（熊焰《圆明园画家村之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意义》）
1995年秋，政府勒令艺术家们搬离福缘门区域，之后的若干次的“收容遣送”，是圆明园画家村解体的直接原因，反映了当时社会包容性的欠缺。圆明园画家村解体之后，各种规模和形式的艺术家聚集地遍布全国各地。它们的存在和蓬勃发展是曾经存在过的圆明园画家村的意义所在。
圆明园画家村是中国第一个自发形成的艺术家聚居地，存续虽然短暂，但是它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了中国一代艺术家心中永远的乌托邦。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介绍圆明园画家村，一方面，因为郑云一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艺术家郑云一，和他在圆明园画家村的经历有关；二是今天外来艺术家纷纷聚集景德镇已颇具规模，大环境不同，艺术家的境遇和追求也大不相同了。我想让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对比。四
画家村解体后，云一回到了安徽老家。他曾经幻想以生命作画，自觉内心强大，但现实却使他沮丧和空虚。为了生计，他在屯溪开过大排档；又凭着一技之长，在宏村卖画为生。2005年结婚之后，在休宁旅游区租了个小竹楼做小买卖兼卖画。他老婆胡艳秀回忆那段日子说，那时真是很苦，冬天，雪花就能从竹楼窗缝门缝里飘进来。但北京之行打开了云一的眼界，此时的他不再是一个仅凭天赋作画的少年人了，他有了一些气味相投的朋友，互相往来谈论艺术见解；他也开始大量读书，开始关注古籍善本，有了钱便深入乡间去采风写生。徽州的乡土民居，人文气息便在一次次的采风写生中感动着他，只是那时云一不知道，它们日后都将在自己的青花瓷上完成定格。
在宏村的时候，郑云一认识了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几位老师，他们带陶院学生在古村落写生，常到云一的小画廊去喝茶。这些老师中，有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李菊生等大名鼎鼎的教授，老师们欣赏云一的才气和灵性，鼓动他去景德镇发展。于是有那么几年，云一就像候鸟，每年会在景德镇待上一两个月。
2007年，云一带着妻子胡艳秀，正式来到景德镇生活。艳秀说，开始的日子很难，每个月她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余钱都用来投入陶瓷，烧坏的，砸了的，每月都有不少。后来云一成为安徽华教集团签约艺术家，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不过，很快他就不干了，因为签约艺术家在解决生活的同时，也失去了创作的自由。现在，他只兼任着该集团的艺术顾问，为集团正在做的合肥非物质文化遗产园提供一些文化元素。
云一说，陶瓷艺术不像国画、油画能直抒胸臆，它必须考虑工艺。不解决工艺本身，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就与内心追求达不到一致。云一用了很长时间，研究成型，研究烧成，不过他的目标很明确：所有的技法，最后都将回归绘画本身。他只想以陶瓷作为媒介，以绘画为手段，来传达他内心的世界。
这一点，他和他的朋友、诗人马策有过争执。马策认为画家不应有思想，通灵才对。云一则认为画家应该有独立思想，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质疑，都应贯穿到绘画中去。其实，他俩都有共同点，那就是艺术是应当有依托的。其实，我看云一的瓷画，尤其是他的青花作品，充满性灵的追求。景德镇著名的评论家黄茂军说过：“云一努力是在真正传承景德镇陶瓷的骨血，那就是将传统中国人钟爱的字画与一种器皿的双剑合璧——景德镇陶瓷走到今天这个境界，和当年“新安画派”的画师加盟有很大的关系，这和陈曼生加盟紫砂壶制作类似，如果没有“曼生十八式”，宜兴紫砂哪有今天这样的雍容气象？同样，我们很难想象没有“新安画派”加盟的景德镇陶瓷，会是怎样一种“素面朝天”的模样？云一在景德镇的驻扎，俨然一段历史的重现。”
我告诉云一我想写他时，他正忙着为年底在北京国家大戏院的戏曲人物瓷画展览准备作品。他说你来吧，我在龚氏瓷板坊，我们边画边聊。作坊里照旧是一箱零乱的空酒瓶，这是他的老习惯了，一瓶啤酒，一杯茶，一支烟，画凡笔画，喝一口酒，烟就夹在手指间，他的瓷板画，不打小稿，情绪来了，直接上笔。因为他正画着《岳家庄》里的岳飞和岳云，他就和我谈起古代现代父与子的关系，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我们又比较了一下历史的其他事件，唯独没有谈艺术。
云一的戏曲人物瓷画展览策划人是李冬君和刘刚夫妇。他们俩是历史学者，云一的朋友，也是昆曲发烧友。我读过他们夫妇合著的历史学术著作《文化的江山》，真是一本观点独到的好书。云一最初画戏曲人物也与他俩有关。有一年，李冬君夫妇请云一到苏州去听昆曲，听着听着，云一就有了强烈的表达欲望。回来他画了一批以戏曲人物为主题的作品，不过都是借戏发挥，趣味横生。虽然酷爱昆曲的李冬君认为他应当画得更唯美一点，但云一只想画在他心中有所触动的部分。他这次的作品，也是一样，每幅作品，都有题外话。如《阴阳河》：世界真太小了，只需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鱼藏剑》：大乘经说：杀了一人，能救众生，这就是菩萨行。
可见云一并不打算做世外高人，他总想弄明白一些这世界上的事情。艺术家，都应当是真性情的人，有话就要说，想画就要画。
该说说云一的青花和色釉了。
当云一落脚在景德镇时，他就明白自己终于找到了一种述说方式，来表达中年生命里悠然沉郁的乡愁，那就是青花色釉瓷。在青与白之间，在朴实无华的色釉窑变中，徽州民居的马头墙洒满了斑驳的月光，江南三月的细雨，十月的秋阳，滋润着初春的水田晚秋的米谷；老屋院里的大枣树下，晃动着祖父祖母的身影，缭绕着平淡温暖的时光。在这些青色迷离的背景里，开裆裤的孩童在奔跑哭闹，兰花衫的少女在含情浅笑，抽烟斗的中年人，牵着水牛走在田埂上；还有卧在古井边的老狗，是不是正在寂寞地怀念着往日的时光……“正月一个礼，二月一个宵，三月清明节，四月谷雨中，五月端午节，六月绿豆香，七月过七夕，八月中秋会，九月九重阳，十月做衣裳，今年著，明年补，后年赤屁股……”
云一的徽州青花，是他自己的精神家园；他有幸在童年身处即将颓圮的旧江南风景中，并在少年时代汲取了幸存于乡间的精神元素。他笔下的青花和色釉读之会让人心醉，亦让人心碎，皆因他为失去田园的中国，留下了最后的音响。第三章李见深与三宝：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李见深，国际著名陶艺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协会成员、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客座教授、景德镇三宝国际陶艺村创始人。一
平常的日子，这里太安静了。我小心地推开院子的木门，古旧的门发出吱呀的响声。这种响声，离我们的记忆已经很远了。就像面对人去楼空的古典中国，早已无迹可寻时，突然听见有人在水边诵读《浮生六记》，那种感觉，似乎像雾霾中升起的梦。
但这个小院，这个人，连同院边的溪水，却是一种结结实实的存在。
鹅鸭在溪边叫唤着。院子左侧，有一排砖木结构的老房子，那是李见深的工作间。他系着围布，正坐在轱辘机前忙活，地上，架子上，有刚拉成的瓶瓶罐罐的泥坯。这几乎是他每天都要干的活。看起来，他更像个工匠而不像学者。我想，也许这正是他所希望的生活状态。三宝展厅李见深雕塑作品新官窑作品之一
这十多年里，他除了做陶，出席国际会议，创作交流，演讲，授课外，还有几件最喜欢的事：制笔，下厨，与朋友们喝茶。
毛笔是国粹，厨艺是国粹，品茗更是国粹。这个人和他的生活方式，整个就像国粹的集合体。
中国文化离不开毛笔。浙江湖州，安徽泾县，江西文港都是以制笔而闻名天下的。十多年前，李见深去江西文港拍了一个纪录片《笔王》，讲述了以制作大笔巨笔为生的王家严一家三口以及笔村的风土人情。利用那次机会，他认真地了解了传统的制笔工艺，还拜王家严为师，练习制笔手艺。自那以后，制笔渐成他的乐事。
十几年间，他在加拿大东端大西洋边，在美国西部大峡谷边上，在澳州黄金沙滩，在瑞士日内瓦湖岸的石块间，在任何去的地方收集制笔的枝干，浮木，加上密苏里黄鼠尾，三宝初春的竹根，纽约上州猎手奉送的公鹿尾毛，景德镇三宝乡村路边的羊毛，牛毛，马毛，兔毛，统统凑集起来，按自己的想法做成了一件件独具个人风格的毛笔，或自用，或送友人。
他在三宝养鸡养鸭，有空时还做饭做菜。他说，这是自幼帮母亲下厨的影响。几年前领着一帮老外在贵州转山，到了洛香，撞上赶场，他跳下车，一头钻进熙熙攘攘的人丛里。看见一身着暗蓝色苗装的老太太蹲在地上，手扶两只竹笼，里面是一窝自家孵抱的小鸡！问了价，付了钱，一手提着一个竹笼兴致勃勃回到州府。一打听，飞机不让乘，火车不让坐，只有搭长途汽车回家了，十五个小时，伴着二笼小鸡回到三宝。
数月后，一帮贵州的鸡居然在三宝找到了自己的家。
半年后，小鸡渐长成大鸡，一只芦花公鸡最跳眼。白色羽毛间夹着黑花，一直长到脚下，走起来像两把刷子在地上扫动。
第二年，几只母鸡相继孵了几窝蛋，开始成为三宝土生土长的居民。
有一年过年前，一只母鸭不见了。阿姨顺溪水上下找了几遍，没见踪迹。那年春节李见深独守青山空屋，与一黄狗大宝为伴，喂鸡赶鹅做饭制陶。正月初三中午，暖暖的阳光洒进房间，从窗外溪边传来阵阵清亮鸭叫声，寻声而去竟在溪中看到了消失多天的鸭！移步溪旁，靠近一看，密厚宽大的竹叶丛下有一窝蛋！原来如此！趁着鸭子寻食，他赶紧把鸭窝的蛋换了一大半土鸡蛋。
知道为什么吗？三宝村里没养公鸭。
李见深喝的三宝茶，是野生的，大多长在屋后山林中，院前坡地上，溪边的草丛里。枝不壮，叶稀疏，东一丛，西一株。
十多年前，他搬进三宝，在保留原村之中建了陶艺村，原住户大多搬走了，只剩下一户老两口与他为邻。老头种地养牛，老太喂鸡做饭。
每到清明前后，三宝山间细雨绵绵，山色蒙蒙，云起雾移，是野茶长枝吐芽的佳期。这个季节，老太便领着专程回娘家的女儿上山采茶。采回的茶就晾放在自家土屋前的晒场上，在暖暖的太阳下收湿晒青。当晚，全家上阵，点燃柴灶，洗净铁锅，入茶锅内，文火揉搓，一直到深夜。
十多年来，老太一直为他提供春茶，从一斤十几元开始到一百多元。后来老头去世了，是倒在自家菜园地里的。老太仍带着女儿，小孙女在春季采茶做茶。这茶特别耐泡，持续时间长，下滚水汤色清透不失青，与朋友围坐溪边，观远山近水，扯南北东西，一壶茶能待一帮客。农家自制的茶清新，纯正，形态自然，色呈暗绿。偶尔还会带几分柴烟的香气。相比之下，市场上几百上千的茶，不叫茶了。
李见深活在他的性情中，也活在日渐式微的传统文化中。
其实，相比其他人，李见深是极正统的当代科班出身的陶艺家。从景德镇陶瓷学院本科读到美国阿弗雷德大学的陶瓷学硕士，东西方的陶瓷理念、陶瓷工艺都接触过了，加上扎实的油画功底和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及人脉，他本可以选择做一名所谓纯粹的艺术家，在当代艺术品收藏市场鱼龙混杂的热流中，他可以光明正大轻轻松松潇潇洒洒地挣钱，可他不，他选择了一条另类的路。
他当农夫，当建筑设计师，当纪录片导演，当工匠，最终的目的，是做一名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播者和护卫者。
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是不同的。大多数人会选择尽可能轻松地过日子，少数人会选择听从内心，无论人生会变得如何艰难。否则，就没有文化，没有文明和进步，没有今天人类所有已取得的成就。
李见深为景德镇拍过一个片子，叫《景德镇：我在中国的家》。看了这部片子，直想叫人落泪。
那是李见深心中的家。在海外游历，对故乡的情感会浓缩成最难忘的画面。所以，李见深当年只是扛着镜头在故乡记录自己的内心所见，不加任何修饰，没有多余的解说，这才真实而动情。
李见深还曾为加拿大路易斯堡国家遗址公园进行过中国明清瓷片的还原修复工作。1961年，加拿大政府在修复重建路易斯堡国家遗址公园时，发掘出土了六万多件中国古代青花瓷碎片，这些青花瓷是中国明末清初时运到北美当时最繁华的港口城市路易斯堡的，曾经是这座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这座遗址公园的所有建筑和用具都依照从前的样式复原了，唯有青花瓷碎片令当地政府束手无策。上世纪90年代初，正在加拿大讲学的李见深在一次展览中看到其中两件较为完整的青花瓷片，一碟一碗，均绘着一少女荡着秋千，那清纯的笑容，那清雅的画面，一下子就把李见深的心给温暖了。当他了解到这些碎片的历史和加拿大政府面对它们的无奈时，自告奋勇担当起了修复古瓷片的任务。
他带着其中两块碎片回到景德镇，与工匠们一起研究奋斗了三年，完全按原样原工艺复制出一千件青花瓷器。当这些瓷器运到路易斯堡时，全加拿大都轰动了。李见深接受了各种媒体的采访，成了当地的名人。
也许就在那时候，李见深开始思索此生怎样才能为博大精深的中国陶瓷文化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二
1996年，李见深从国外回到景德镇，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陶瓷艺术国际交流中心。他在景德镇考察了很多地方，最后选择了竟成镇三宝村一个叫四家里的山凹。
山坳里仍然有一条残存的长长青石板路，石板上被岁月碾压的独轮车痕清晰可见。从前这里盛产瓷石，一车一车的瓷石原料就是用独轮车运出，而沿着这条路下去，是埋没千年的一座又一座的唐宋瓷窑址。
四家里是三宝纵深处的一个小小地名，三宝与湖田同属竟成镇。湖田正是景德镇青白瓷（又名影青）的发源地，而湖田窑也是宋代八大名窑之一。
三宝一带，从宋代到明代七百年间，是景德镇瓷土原料的主要矿产地。从今天的三宝陶艺村再往里面走，仍然还有一座当代瓷矿厂。如今作为全国重点文物遗址的湖田古窑窑址，当年只是这一带成百座影青窑中的其中一座。如果看了李见深当年拍摄的《景德镇：我在中国的家》，就可明白李见深选择三宝，也是因为骨子里对故乡和瓷的依恋不舍。
李见深说，古人真是太了不起了，没有任何仪器，他们怎么就知道这山底下有瓷石？而且还发明了用水碓将这瓷石变成泥，再烧成瓷器。三宝的先民用水碓作为动力，粉碎瓷石来做制瓷的原料，二十四小时的不停运转，完全依靠自然的力。瓷石放在碓臼里粉碎，再经过沉淀和淘洗风干，最后做成一块块的瓷土砖备用，这砖有个专门的名词，叫“（dǔn）子”。
在李见深的记忆中，三宝在十几年前还有很多古老的水碓沿溪分布，现在所剩已经不多了，因为粉碎瓷石已经有了大型的机械设备。这种延续了千年的生产工具，在水流的冲击下发出的声声“嘭嘭”之音，是景德镇陶瓷业中最具有美感的记忆。李见深，就是想在这里留住景德镇最传统的文化。
1998年，由李见深和景德镇荣誉市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协会原副主席韦恩·海格比，原雕塑瓷厂厂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远长，景德镇陶瓷学院前院长秦锡麟等人发起，并在景德镇市政府支持下，三宝国际陶艺村正式成立。2000年，景德镇三宝陶艺研修院正式对外开放，它为千年瓷都搭建起一座沟通世界的桥梁。第二年，在景德镇千年庆典活动中，三宝村作为国际交流部门迎来了各国艺术家，他们在这里为景德镇庆典大展纷纷准备着自己的作品。美国陶艺家芭芭拉和以色列陶艺家海尔德举办了自己的作品展，芭芭拉为自己的作品展取名为《醉》。是啊，在陶瓷的发源地举办自己的陶瓷作品展，确实会让人心醉。而海尔德的作品展名为“三宝印象”。她说，她每到一地，一般要一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对当地产生印象，可在三宝才一个月，就有了非常深刻的感受，她将这些感受融入她的作品中。一些十分平常的物件，粗土匣钵，青瓦碎瓷叠放在一起，成为她的“三宝印象”。有趣的是，有一位美国油画家来到三宝，创作了一幅油画，在用浓郁的色彩描绘的青山绿水间，粘贴了一些碎裂的瓷片，画作取名也叫《三宝印象》。青山，绿水，农耕陶作，其间流淌千年的陶瓷文化，成为三宝的象征，其实也是中国陶瓷文化的象征。毋庸置疑，若要让外国人感受中国五千年文化，瓷器和瓷器制作的环境、过程绝对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在这个富有中国传统色彩的地方，从此有一批又一批国外陶艺家进驻，近距离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国陶瓷文化，常住和建立工作室的有近五百人。他们在这里创作的作品，为景德镇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文化语言，同时，受到环境的浸染，也会呈现出很多中国元素。三
早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李见深，后来在美国获得陶艺硕士学位，又在加拿大、意大利等地从事中西方文化交流活动，足迹踏遍世界各地。央视拍摄的一档节目中，这样评价李见深：他是当今最具创造力的陶瓷艺术家之一，同时也是一名纪录片导演，是一名建筑设计师，或许，还是一名农夫。
走进三宝陶艺村，你眼睛看到的东西就是一种美。李见深曾说过，新城谁都会造，老城却不是人能够再造的。但人的痕迹，文化的痕迹都与建筑有关。如果一个地方没有留下过去建筑的痕迹，那此地还能有什么味道呢？
李见深十几年前买下的这几幢农宅，这几幢用土墙、木头建起来的老房子，虽然几经扩建，依然保留着“干打垒”筑成的土院墙，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从院子里穿过。李见深将一切保持原状，又将它们一步步扩展改造成老式农宅似的陶瓷作坊院落。三宝柴窑创建于2000年，一直到今天整整烧了十多年。从小型柴窑到馒头窑、龙窑，再到阶梯窑，当手工制陶已经成为了工业化产品时代的一种奢望，三宝村却是要把这种奢望回归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去。揉泥、拉坯、利坯、上釉、烧制等传统手工技艺，成就了三宝村特殊生活方式。当然，它也有自己的独特的现代气息，例如李见深会让每一位来访的陶艺家进行“签门”活动，院落里大大小小的木门上，各种笔迹各种语言的签名越来越多，见证了三宝的成长。因为门多，每年春节，李见深都会为自己写上几副对联，他戏称为“歪对子”，这些对子往往别出心裁，既道出了三宝独特的人文环境，也凸现出主人的幽默情怀。例如有副对子为“五花八门门门有戏，东窑西窑窑窑出宝”，横批“进进出出”，既指出窑进窑，也指今天的三宝陶艺村人来人往的场景。
也有些对联，源于生活中的人与事。十多年前，淘艺村刚起步，友人黄春茂、黄焕义大力协助，而李见深一年间大多在彼岸，只有年边回归与大家团圆，趁年兴他作了一副对联表达心情：一李二黄三宝东烧西烧窑好
还有一年一批欧洲艺术家在三宝驻村创作，外出西安参观十几天，返途中，都很开心地说，回家了。于是李见深写了一联：入秋一日三分寒，进屋一刻茶饭香。
对于喜欢下厨的李见深来说，也少不了为三宝的饭菜写对子：青菜萝卜三宝鸭好吃，香菇土鸡蒜腊肉味香。
假以时日，这些对子，或许能成为一种独特的三宝文化。
李见深曾经离开过景德镇，但也许正是这段离开，让他对景德镇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欧美各国游走，他越来越明白了景德镇独一无二的价值：这是一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延续一千年还在完全依照传统方式制作瓷器的城市，它是一座活着的人类手工文化和陶瓷文化博物馆，是活着的化石。很多地方在没有文化的地方生硬地打造出“文化”来，可景德镇遍地是宝，却被忽略。就在景德镇千年庆典的那一年4月，还发生了一件令瓷都人尴尬的事：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陶瓷协会将“中国瓷都”的称号授予了广东潮州。其实，近几年遍布全国的各类行业评比，其间的荒诞成分有不少可以载入新版《世说新语》。而对于景德镇来说，名号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未来如何守护住这遍地是宝的古城，如何让历史不至于在我们手中停滞和消失。
说这座城市遍地是宝一点也不夸张。且不说龙珠阁地底深埋的宝藏，眼中可见的风景中，景德镇郊外从唐宋到明清的古窑包，换在别处每一座都可申请历史文物保护；城中幽深处的陶瓷作坊，居然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古老的生产方式：民窑独有的家庭式作坊和明代开始兴起并促进了景德镇陶瓷业大发展的流水线工坊；有着窑火旧痕迹的窑砖头房，还真不知道哪块砖已沉浸了千年岁月；那些充满传说，与陶瓷有关的小巷——龙缸弄，斗富巷……还有其他城市少见的打铁铺，篾匠铺，木匠铺……它们存在至今，是因为制作陶瓷生产工具仍然需要它们：淘泥用的渣扒，拍泥用的木槌……表面看起来，它们陈旧，落后，与现代工业格格不入，可骨子里却保存着农耕陶作原生态的散漫和悠闲。这恰恰是景德镇今天最大的财富之一。令人忧心的是，在无休止的城建中，它们消逝的速度正在加快。
据说在景德镇古玩市场，李见深是个最受欢迎的买主，因为他常常会买走一些没人要的东西，时间长了，小贩们都知道李见深想要什么。马灯，旧木柜，铁皮桶、土布等无人问津的老物，他都会出手。正是这些东西，让李见深在三宝陶艺村慢慢恢复了中国传统原生态的陶瓷生产场景，屋内的陈设也是村民们从前一直使用着的生产、生活器具。后来不断扩建的村落，其主体材料很多是李见深“捡”来的。他的学生们，常常被派到城市的垃圾场中，将那些在拆除旧房时被人丢弃的老砖、石块、木头用车子拖回来，在李见深眼中，这些又老又旧的建筑材料有时间的留痕，有新材料不可替代的岁月之美。涂房的泥是就地取材，垒房的石头就在山边。以至后来周边的农民对李见深开玩笑说，你这陶艺村，不过是些泥巴，木头，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只能哄哄老外罢了。
李见深不会去指责农民的短浅，中国农民的文化处境决定了他们的生存艺术。但李见深对于那些有意无意破坏景德镇传统之美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对政府某些部门的不作为更是直言不讳地批评。正因为太爱景德镇的家园之美，他才在长达十多年的造村行动中，将最初的冲动和想法，一步步完整起来。瓷片，黄泥，石块，窑砖，传统的木结构与青山相依，竹林与流水相融会，对于寻找传统精神和生活方式的人来说，李见深的三宝村是一个完美的选择。
清晨走进三宝村，山门上风铃叮当响，青山就在眼前，清碧的溪水就在脚下，幽深的院落里，客人的到来惊起一阵鸡鸣狗吠；这里的人门也开始工作，陆续响起各类实用器具的声响。
对于三宝村来说，重要的不是它的田园诗境，而是每年都有各种肤色的“老外”陶艺家，来陶艺村里创作、交流、访问。思想和艺术在这里相互碰撞，使这个小小的山村成为国际交流的平台。所以，李见深的三宝村，既体现了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也充满了对现代精神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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