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秋雨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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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无疆试读：
余秋雨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1-01
ISBN：9787535461957
本书由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余秋雨
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人。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经由教育文化界的多次民意测验和专家推举，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考察并阐释中华文明诸多被埋没的重要遗址。这些遗址由此受到保护和弘扬，他也被公认为当代中国重新梳理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所写作品，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风，追摹者众多。
二十世纪末，又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人类最重要的文明故地，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一系列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作为国际间唯一亲身完成这种穿越的人文教授，及时判断了新一轮恐怖主义的发生地，准确预言了欧洲不同国家的经济危局，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在这过程中所写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在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以高层级的思考性作品，持续二十年创造了惊人的畅销奇迹。直至二〇一〇年一月，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扬子晚报》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在全国各省青年学生中票选“谁是您最喜爱的当代作家”，仍名列第一，且遥遥领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自二〇〇二年起，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讲授“中华宏观文化史”、“中外文化对比史”等课题，广受好评。二〇〇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最近几年，兼任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奠基教授、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陈羽）
自序
这本书，是《千年一叹》的续篇。
初一看，“续”得有点勉强。因为这分明是截然相反的两组人间风景。你看，一边是，又一场沙漠风景蒙住了壕堑后面的零乱枪口，枪口边上是惶恐而又无望的眼神；另一边是，湿漉漉的精雅街道上漂浮着慵懒的咖啡香味，几辈子的社会理想似乎都已经在这里完满了结。
除了这样的强烈对比外，还有更刺激的对比。天眼有记：今日沙漠壕堑处，正是人类文明的奠基之地；而今日湿漉漉的街道，当时还是茫茫荒原。
怎么会这样？最不符合逻辑的地方，一定埋藏着最深刻的逻辑。
其实我原先并不打算把它们对比在一起的，而是只想以数千年对比数千年，在沙漠壕堑中思考中华文化的生命力。这种对比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殊死历险，却使我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感。我一路逃奔一路推进，一路讲述一路写作，通过凤凰卫视的转播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我在路上并不知道这种影响，直到二十世纪最后几天，亚洲一个国家的媒体官员带着翻译赶到半路上堵截我，说我已被他们国家选为“世界十大跨世纪”的“十人”之一，我才大吃一惊。我问，其他九人都是世界级的政要大亨，为什么放进了我？他回答道：“是你一步一步地告诉了世界，人类最辉煌的文明故地大多已被恐怖主义控制，而你自己又恰恰代表着另一种古文明。”
我带着这种文化自豪感穿过喜马拉雅山回到国内，没想到，每个城市的报刊亭上都悬挂着诽谤我的文章。一开始我以为是一股陡起陡灭的狂风恶浪，后来发现，那些一眼就能识破的谣言只要有人制造出来，就立即在中国变成铜铸铁浇，十几年都破除不了。这就给我企图重新评价中华文化的热忱，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是啊，在浩瀚的中华文化中，谁想寻找一种机制来阻止谣言和诽谤吗？没门；谁想寻找某种程序来惩罚诬陷和毁损吗？还是没门。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因此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
回想起来，至少从屈原、司马迁、嵇康开始，两千年间所有比较重要的文人几乎没有一个例外，全都挣扎在谣言和诽谤中无法脱身。他们只要走了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说了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获得了别人没有获得过的成就和名声，立即就成为群起围啄的目标，而且无人救援。于是，整部中华文化史，也就成了“整人”和“被整”的历史。
感谢一切造谣者、诽谤者、起哄者，他们在中华文化中永远不受谴责的洋洋得意，纠正了我对中华文化过于光明的读解。于是，我决定寻找另一种对比坐标。
可以找美国，但它太年轻，缺少年代上的可比性，更何况它太霸道，缺少平等对话的可能；也可以找日本，但它太小，缺少体量上的可比性，更何况它与中国的历史恩怨太深，缺少平等对话所需要的安静。那么，只能是欧洲了。
我的这个想法，又一次与凤凰卫视一拍即合。于是，重新出发。我考察了欧洲九十六座城市，这是连欧洲学者也很难做到的事。与《千年一叹》所记述的那次行程不同，这次考察除了在西班牙北部受到民族武装势力的小小惊吓，在德国受到“新纳粹”的某种骚扰外，基本上都平安无虞。也没再遇到什么食宿困难，可以比较从容地读读写写，这就是这本《行者无疆》的由来。
我说过，《千年一叹》的不少篇目是在命悬一线之际赶写出来的，因此舍不得删削和修改；那么，相比之下，对《行者无疆》就不必那么疼惜了。一路上写了很多，删改起来也就比较严苛。
在欧洲漫游期间，惊讶不多，思考很多。惊讶不多的原因，是我曾经花费多年的时间钻研过欧洲从古希腊开始的历史文化，几乎已经到了沉溺的地步。我在心里早就熟知的那些精神老宅，那些神圣长髯，那些黄铜般的哲言，那些被黑色披风所裹卷的诗情。但是，这一切在以前都是风干了的记忆碎片，现在眼见它们衍伸成一种综合生态弥漫在街市间的时候，我不能不深深思考。它们为什么是这样？中国为什么是那样？
从美第奇家族的府邸到巴黎现代的咖啡馆，从一所所几百年历史的大学到北欧海盗的转型地，我一直在比较着中华文明的缺失。它的公民意识、心灵秩序、法制教育、创造思维，一次次使我陷入一种整体羞惭。但是，走得远了，看得多了，我也发现了欧洲的忧虑。早年过于精致的社会设计成了一种面对现代挑战的体制性负担，以往远航万里的雄心壮志成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心理狭隘，高福利的公平理想成了制约经济发展的沉重滞力……总之，许多一直令我们仰慕不置的高塔，已经敲起了越来越多的警钟，有时钟声还有点凄厉。
当然，我也要把这种感受表述出来。于是，以中华文化为中介，《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也就连贯了起来。《行者无疆》第一版的正版，已经销售了一百多万册。曾经有人告诉我，很多到欧洲旅行的中国人，身边都会带这一本书。有一次在欧洲的一辆载满各地中国人的大型游览车上，一位导游说，谁没有带《行者无疆》的请举手，结果举手的只有两位。这件事让我亦喜亦忧，喜不必说，所忧者，是要让大家明白，此书作为导游读物很不合格。
这次修订，删去了三分之一篇幅，文字也有较大的改动，使之更加干净。二〇〇一年九月成书，二〇一一年五月改定新版，并重写此序
第一卷 南欧
南方的毁灭
一考察欧洲第一站，居然是面对一场大灾难。我知道，这个行程一定是深刻的，因为人类的历史也是一个从灾难开始的宗教寓言。
所谓“终极思考”，其实有一半也就是“灾难思考”。因此，灾难的废墟，是帮助我们摆脱日常平庸的课堂。
世上发生过一些集体死亡、霎时毁灭的情景，例如地震、海啸和原子弹袭击。这类情景，毁灭得过于彻底，使人难于对毁灭前后进行具体的对比。庞贝的毁灭是由于火山灰的堆积，连火山熔浆都未曾光临，于是千余年后发掘出来，竟然街道、店铺、庭院、雕塑一应俱全。不仅如此，街石间的车辙水沟、面包房里的种种器皿、妓院里的淫荡字画、私宅中的诡异密室，全都表明人们刚刚离开，立即就要回来。
谁知回来的却是我们，简直是仙窟千载、黄粱一梦。二
使我久久驻足的是那两个剧场，一大一小。大剧场是露天座位，可容四五千观众；小剧场有顶盖，可容千余观众。这两个剧场外面，有广场和柱廊。广场上的树现在又长得很大，绿森森地让人忘记毁灭曾经发生，只以为剧场里正在演戏，观众都进去了。
在欧洲戏剧史上，我对罗马的戏剧评价不高，平时在课堂上总以罗马戏剧来反衬希腊戏剧。但是站在庞贝的剧场，我就不忍心这样想了。他们当时在这里演的，有塞内加的悲剧，有米南德的喜剧，有很世俗的闹剧、哑剧、歌舞剧，也有一些高雅诗人戴着面具朗诵自己的新作。今天我在两个剧场的环形座位上方分别走了一遍，知道出事那天，这里没有演出。
我们说那天出事的时候没有演出，是因为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们在清理火山灰的凝结物时没有在这里见到可认定为观众的大批“人形模壳”。
什么叫“人形模壳”呢？当时被火山灰掩埋的人群，留下了他们死亡前的挣扎形体，火山灰冷却凝固时也就成了这些形体的铸模硬壳。人体很快腐烂了，但铸模硬壳还在，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一旦发现这种人形模壳，就用一根管子把石膏浆缓缓注入，结果剥去模壳，人们就看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连最细微的皮肤皱纹、血管脉络都显现得清清楚楚。这个办法是当时庞贝古城挖掘工作的主持者费奥莱里（G. Fiorelli）发明的，使我们能够看到一批生命与死神搏斗的最后状态。
在一个瓦罐制造工场，有一个工人的人体抱肩蹲地，显然是在承受窒息的晕眩。他没有倒地，只想蹲一蹲，憩一会儿就起来。谁知这一蹲就蹲了一千多年。更让他惊讶的是，重见天日之时，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变成了自己的作品，都成了硬邦邦的石头。
记得马克·吐温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在这里见过一具挺立着的庞贝人遗体，非常感动。那是一个士兵，在城门口身披甲胄屹立在岗位上，至死都不挪步。我没有见到这位士兵的人体模型，算起来马克·吐温来的时候庞贝古城只开挖了一小半，费奥莱里为模壳注石膏浆的方法还没有发明，因此他见到的应该是一具骨骼。
马克·吐温除了感动之外也有生气的时候。庞贝城的石材路上有深深的车辙，他走路时把脚陷进去了，绊了一下。他由此发火，断言这路在出事之前已经很久没有整修了，责任在城市的道路管理部门。这个推断使他见到死亡者的遗骨也不悲伤了，因为任何一个死亡者都有可能是道路管理人员。
我觉得马克·吐温的这种推断过于鲁莽。石材路一般都不会因为有了车辙就立即更换，有经验的驾车人也不会害怕这些车辙。从庞贝古城的道路整体状况看，有关管理人员还算尽职。马克·吐温把自己偶然陷脚的原因推给他们，连他们惨死了也不原谅，过分了。
比马克·吐温更为过分的指责，出自一大批虚伪的道德学家。他们凭着道听途说，想象这座城市的生活非常奢侈糜烂，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奢侈糜烂的证据是公共浴室、私家宅院、妓院和不少春宫画。其实在我看来，这里呈现的是古罗马城市的寻常生态，在整体上还比较收敛。歌德一七八七年三月十一日到达这里，他在当天的笔记里写道：庞贝又小又窄，出乎参观者的意料。街道虽然很直，边上也有人行道，不过都很狭窄。房屋矮小而且没有窗户，房间仅靠开向庭院或室外走廊的门采光。一些公共建筑物、城门口的长凳、神庙，以及附近的一座别墅，小得根本不像是建筑物，反而像是模型或娃娃屋。但这些房间、通道和走廊，全都装饰着图画，望之赏心悦目。墙上都是壁画，画得很细腻，可惜多已毁损。《意大利之行》
我也有歌德的这种感觉，但这里包含着某种错觉。我们平时去看正在建筑中的楼房地基，也会惊讶每个房间为什么如此之小。其实这是因为室内空间尚未形成，只拿着一个个房间的地基面积与无垠的天地去比，当然显得狭窄。庞贝废墟的多数民房遗迹也成了这种开放式的地基，因此就有了歌德的这番惊讶。后来他进入了那些比较完整、又有器物装饰的房间后感觉就不同了，说：“庞贝的屋子和房间看似狭窄，却仿佛又很宽广。”
法国史学家泰纳（Taine）比歌德早来二十多年，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生活享受远不如我们现在这样舒适多样，这样多彩多姿。”从时间上说，几乎所有断言庞贝城因奢侈糜烂而受到上帝惩罚的道德评论家们，都是在泰纳之后，甚至在歌德之后才出现的。当然，他们也没有心思去阅读泰纳和歌德的文章。
我鄙视一切嘲笑受难者的人。我怀疑，当某种灾难哪一天也降落到他们头上，他们会做什么。三
庞贝城灾难降临之时，处处闪烁着人性之光。除了马克·吐温提到的那位城门卫士，除了那些“人形模壳”表现出的保护儿童和老人的姿态之外，我心中最高大的人性形象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他就是《自然史》的作者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
称他老普林尼，是因为还有一位小普林尼（Gaius Plinius Caecilius），是他的外甥，后来又收为养子。这位小普林尼是罗马帝国历史上著名的散文作家。罗马的散文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书信，这种传统是由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发端的，小普林尼承袭这一传统，成了写漂亮书信的高手。几年前我在《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一书中读到小普林尼写的一封信，其中提到了老普林尼牺牲的过程。
老普林尼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又是当时意大利的一位重要官员，庞贝灾难发生时他担任意大利西海岸司令（又称地中海舰队司令）。真不知道他长达三十七卷的巨著《自然史》和其他百余卷的著作是怎么抽空完成的。
据小普林尼信中记述，出事那天中午，老普林尼听说天空出现了一片奇怪的云，便穿上靴子登高观察，看了一会儿便以科学家的敏感断定事情重要，立即吩咐手下备船朝怪云的方向驶去，以便就近观察。
但刚要出门，就收到了维苏威火山附近居民要求救援的信。他当机立断放弃科学观察，命令所有的船只都赶到灾区去救人，他自己的船一马当先。烫人的火山灰、燃烧过的碎石越来越多地掉落在船上，领航员建议回去，老普林尼却说：“勇敢的人会有好运。”他命令再去救人。作为舰队司令，他主要营救逃在海上或躲在岸边的人。
他抱着瑟瑟发抖的朋友们，不断安慰，为了让他们镇静下来，自己满面笑容，洗澡、吃饭，把维苏威火山的爆发解释为由炉火引起的火灾。最后，他号召大家去海滩，因为那里随时可以坐船逃离，但到了海滩一看，火山的爆发引起了大海发狂，根本无法行船。
大家坐在海滩上，头上缚着枕头，以免被碎石伤害。但是，火焰越来越大，硫磺味越来越浓，人们开始慌乱奔逃，却不知逃到哪里去。就在这时，老普林尼突然倒地，他被火山灰和浓烟窒息而死，终年五十六岁。
小普林尼那年十八岁，竟然侥幸逃出来了。这封信是二十五年之后写的，那时他已经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幸好他写这封信，使后人看到了那场灾难唯一亲历者的叙述。四
我对这位因窒息而闭眼的老普林尼深深关注，原因之一是他在欧洲较早地看到了中国。
我没有读过他的《自然史》，据《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一书介绍，老普林尼已经写到中国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也”。他当时把中国人叫成“赛里斯人”。
他说这句话的时间是那么早，比马可·波罗来华早了一千二百年，比利玛窦来华早了一千五百年。他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中国人的这些特点的呢？我想，大概是几度转说，被他打听到了。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会筛选和分析，最后竟然筛选出了“举止温厚”这个概念，把儒家学说的基本特征和农耕文明的不事远征，都包括在里边了。
他写《自然史》的时代，在中国，王充在写《论衡》，班固在写《汉书》。庞贝灾难发生的那一年，班固参加了在白虎观讨论五经的会议，后来就有了著名的《白虎通义》。“举止温厚”的王充、班固他们不知道，在非常遥远的西方，有人投来关注的目光。但那副目光不久在轰隆轰隆的大灾难中埋葬，埋葬的地方叫庞贝。
罗马假日
一世上有很多美好的词汇，可以分配给欧洲各个城市，例如精致、浑朴、繁丽、古典、新锐、宁谧、舒适、神秘、壮观、肃穆……
只有一个词，各个城市都不会争，只让它静静安踞在并不明亮的高位上，留给那座唯一的城市。
这个词叫伟大，这座城市叫罗马。
伟大是一种隐隐然的气象，从每一扇旧窗溢出，从每一块古砖溢出，从每一道雕纹溢出，从每一束老藤溢出。但是，其他城市也有旧窗，也有古砖，也有雕纹，也有老藤，为什么却乖乖地自认与伟大无缘？
罗马的伟大，在于每一个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遗留，每一项遗留都有意气昂扬的姿态，每一个姿态都经过艺术巨匠的设计，每一个设计都构成了前后左右的和谐，每一种和谐都使时间和空间安详对视，每一回对视都让其他城市自愧弗如，知趣避过。
因此，罗马的伟大是一种永恒的典范。欧洲其他城市的历代设计者，连梦中都有一个影影绰绰的罗马。二
我第一次去罗马，约了一帮友人，请蒋宪阳先生带队。他原本是上海的男高音歌唱家，因热爱意大利美声唱法而定居罗马多年。他先开车到德国接我们，然后经卢森堡、法国、摩纳哥去意大利，一路上见到雕塑、宫殿无数，但只要我们较长时间地驻足仰望，他就竖起一根手指轻轻摇动，说：“不！不！要看罗马的，那才是源头。”我们笑他过分，他便以更自信的微笑回答，不再说话。但是一进罗马就反过来了，沉默的是我们，大家确实被一种无以言喻的气势所统慑，而他则越来越活跃。
今天我再次叩访罗马，伙伴们听了我的介绍都精神抖擞，只想好好地领受一座真正伟大的城市。但是，谁能想到，最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伙伴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呆看半晌，便回过头来看我，像是在询问怎么回事，但他们立即发现，我比他们更慌神。
原来，眼前的罗马几乎是一座空城！
这怎么可能？
家家商店大门紧闭，条条街道没有行人。
千年城门敞然洞开，门内门外阒寂无声。城门口也有持剑的卫兵，但那是雕塑，铜肩上站着一对活鸽子。
即便全城市民倾巢出征，也不会如此安静。即便罗马帝国惨遭血洗，也不会如此死寂。
当然偶尔也从街角冒出几个行人，但一看即知也是像我们这样的外国来访者，而不是城市的主人。好不容易见到两位老者从一间屋门里走出来，连忙停车询问，才知，昨天开始了长假期，大家全都休假去了。据说，五千八百万意大利人，这两天已有三千万到了国外。
如此的人数比例我很难相信，但是后来住进旅馆后看到，电视台和报纸都这么说。
历来罗马只做大事。我站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想，这宽阔的路，这高大的门，这斑驳的楼，曾经见过多少整齐的人群大进大出啊，今天，这些人群的后代浩荡离去，大大方方地把一座空城留给我们，留给全然不知来路的陌生人，真是大手笔。
在中国新疆，我见过被古人突然遗弃的交河古城和高昌古城，走在那些颓屋残墙间已经惊恐莫名。我知道那种荒废日久的空城很美，却总是不敢留在黄昏之后，不是怕盗贼，而是怕气氛。试想，如果整整一座西域空城没有一点动静，月光朦胧，朔风凄厉，脑畔又浮出喜多郎的乐句，断断续续，巫幻森森，而你又只有一个人，这该如何消受？
今天在眼前的，是一座更加古老却未曾荒废的庞大空城。没有人就没有了年代，它突然变得很不具体。那些本来为了召集人群、俯视人群、笑傲人群、号令人群的建筑物怎么也没有想到哪一天会失去人群，于是便傲然于空虚，雄伟于枉然。
营造如此空静之境的，是罗马市民自己。这才猛然记起，一路上确有那么多奇怪的车辆逆着我们离城而去。有的拖着有卧室和厨炊设备的房车，有的在车顶上绑着游艇，有的甚至还拖着小型滑翔机。总之，他们是彻彻底底地休假去了。三
何谓彻彻底底地休假？
在观念上，这里体现了把个体休闲权利看得至高无上的欧洲人生哲学。中国人刻苦耐劳，偶尔也休假，但那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欧洲人反过来，认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为了休假。因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杂务中断，使焦灼凝冻，使肢体回归，使亲伦重现。也就是说，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种观念融化了西方的个人权利、回归自然等等主干性原则，很容易广泛普及、深入人心，甚至走向极端。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有次中国领导人访问罗马，计划做了几个月，但当领导人到达前一星期，意大利方面的计划负责人突然不见了，把大家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只得重新开始计划。奇怪的是，他们那方的人员只着急不生气，因为那个负责人的突然不见有一个神圣的理由：休假去了。
我们很多企业家和官员其实也有假期，而且也能选择一个不受干扰的风景胜地。然而可惜的是，他们放不下身份。于是，一到休假地立即用电话疏通全部公私网络，甚至还要与当地的相关机构一一接上关系。结果可想而知，电话之频、访客之多、宴请之盛，往往超过未曾休假之时，没过几天已在心里盘算，什么时候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四
那么多罗马人到国外休假，我想主要是去了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南部。意大利人的经济状况在整体上比法国、德国差得多，比西班牙好一点，他们在外应该是比较节俭的一群。欧洲人出国旅游一般不喜欢摆阔，多数人还愿意选择艰苦方式来测试自己的心力和体力，这与我们一路上常见的那些腰包鼓鼓、成群结队、不断购物的亚洲旅行者很不一样。
那天我们去东海岸的圣乔治港，经过一个小镇，见到有一位白发老者阻拦我们，硬要请我们到附近一家海味小馆吃饭。理由是他曾多次到过中国，现在正在这个小镇的别墅里度假。
跟着他，我们也就顺便逛了一下小镇。小镇确实很小，没有一栋豪华建筑，全是一排排由白石、水泥、木板建造的普通住房，也没有特别的风景和古迹，整个儿是一派灰白色的朴素。
大概走了十分钟路，我们就见到了那家海味小馆。老人不说别的，先让我们坐下，一人上一碗海鲜面条。
那碗面条有什么奥妙？我们带着悬念开始下口。面条居然是中国式的，不是意大利面食，大汤，很清，上面覆盖着厚厚一层小贝壳的肉，近似于中国沿海常吃的“海瓜子”。这种小贝壳的肉吃到嘴里，酥软而又韧性，鲜美无比，和着面条、汤汁一起咽下，真是一大享受。老人看着我们的表情放心地一笑，开始讲话。
他的第一句话是：“现在我已向你们说清我在这个小镇买别墅的原因，这面条，全意大利数这里做得最好。”说完，他才举起酒杯，正式表示对我们的欢迎。
我们感谢过后，问起他曾多次去过中国的事。
他的回答使我们大吃一惊，他去中国的身份是意大利的外贸部长、邮电部长和参议员！这就是说，坐在我们对面的白发老人是真正的大人物。
今天他非常不愿意在自己担任过的职务上说太多的话，因为他在休假。
他努力要把拦住我们的原因，缩小为个人原因和临时原因。他说，妻子是一个诗人，现在正在别墅里写诗，但别墅太小，他怕干扰妻子，便出来蹓跶，遇到了我们的车队。
告别老人后，我们又行走在小镇灰白的街道上了。我想，这样的小镇，对所有被公务所累的人都有吸引力和消解力。它有能力藏龙卧虎，更有能力使他们忘记自己是龙是虎。这种忘记，让许多渐渐走向非我的人物走向自我，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赤诚的真人。因此，小镇的伟力就像休假的伟力，不可低估。
那么罗马，你的每一次空城，必然都会带来一次人格人性上的重大增补。
兴亡象牙白
一一见到元老院的废墟，我就想起恺撒——他在这里遇刺。那天他好像在演讲吧？被刺了二十三刀，最后伤痕累累地倒在庞培塑像面前。
我低头细看脚下，猜测他流血倒下的地方。这地方一定很小，一个倒下的男人的躯体，再也不可能伟岸，黯然蜷曲于房舍一角。但是当他未倒之时，实在是气吞万里，不仅统治现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比利时，而且波及德国莱茵河流域和英国南部。他还为追杀政敌庞培赶到埃及，与埃及女王生有一子，然后又横扫地中海沿岸。
但是，放纵的结果只能是收敛，挥洒的结果只能是服从。就连恺撒，也不能例外。当他以死亡完成最彻底的收敛和服从之后，他的继承者、养子屋大维又来了一次大放纵、大挥洒，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三洲，把地中海当做了内湖。
我有幸几乎走遍了恺撒和屋大维的庞大罗马帝国属地，不管是在欧洲、亚洲还是非洲。在那里，经常可以看到早已残损的古罗马遗迹，一看就气势非凡。我相信，当茫茫大地还处于蒙昧和野蛮阶段的时候，罗马的征服，虽然也总是以残酷为先导，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文明的征服。
伟大见胜于空间，是气势；伟大见胜于时间，是韵味。古罗马除气势外还有足够的韵味，你看那个纵横万里的恺撒，居然留下了八卷《高卢战记》，其中七卷是他亲自所写，最后一卷由部将补撰。这部著作为统帅等级的文学写作开了个好头，直到二十世纪人们读到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时，还能远远记起。
恺撒让我们看到，那些连最大胆文人的想象力也无法抵达的艰险传奇，由于亲自经历而叙述得平静流畅；那些在残酷搏斗中无奈缺失、在长途军旅中苦苦盼望，因由营帐炬火下的笔画来弥补，变得加倍优雅。
罗马的韵味倾倒过无数远远近近的后代。例如莎士比亚就写了《尤利乌斯·恺撒》、《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等历史剧，把古罗马黄金时代的一些重要人物一一刻画，令人难忘。尤其是后一部，几乎写出了天地间最有空间跨度、最具历史重量的爱情悲剧。
既然提到了安东尼，那么我要说，这位痴情将军有一件事令人不快，那就是他对西塞罗太残忍了。西塞罗是他的政敌，但毕竟是古罗马最优秀的散文家，安东尼怎忍心，割了他的头颅带回家欣赏，然后又长久悬挂在他平日演讲的场所，让众人参观。正因为这个举动，我对安东尼后来失去爱情、失去朋友、失去战争而不得不自刎的结局，没有太多的惋惜。二
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上的皇帝总是有好有坏，不必刻意美化和遮掩，但也有极少数皇帝，坏到人们不愿再提起。
尼禄（Nero Clandius Caesar）这个名字，我早有关注，但一到罗马就被一种好心情所裹卷，生怕被这个名字破坏掉，因此一直避讳着。今天去斗兽场，听说前面就是尼禄“金宫”遗址，心想终于没有避开。
我以前关注他，与讲课有关。我讲授的《观众审美心理学》里有一个艰深的课题：尼禄在日常生活中杀人不眨眼，一到剧场里看悲剧却感动得流泪不止，这是为什么？人们很容易猜测是以虚情假意欺骗民众，但他的至高地位否定了他有欺骗的必要。这个课题关及人类深层心理结构的探索，我的历届学生都不会忘记。
说尼禄杀人不眨眼，实在是说轻了，因为这会把他混同于一般的暴君。他杀的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妻子、弟弟和老师，听起来简直毛骨悚然。
当然这种杀戮与宫闱阴谋有关，例如他的母亲确实也不是什么好人，我们且不去细论；让我愤怒的是，公元六十四年一场连续多日的大火把罗马城大半烧掉，这个皇帝居然欣喜地观赏，还对着大火放声高唱。火灾过后为了抑制民愤，胡乱捕了一些“嫌疑犯”处死，而处死的手段又残忍得让人不知如何转述。例如把那些“嫌疑犯”当做“活火炬”慢慢点燃，或蒙上兽皮让群犬一点点撕裂。
这样一个人，居然迷醉希腊文化，迷醉到忍不住要亲自登台表演。甚至，当他发现罗马人对他的表演不够推崇，居然花了一年时间在希腊从事专业演出！一个人的艺术和人品很可能完全是两回事，尼禄就是一个极端化的例子。
如果说，一个国家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人格灾难，那么，尼禄十余年的统治也像那年在他眼前燃烧的大火，对罗马的损害非常严重。人们由此产生的对于罗马的幻灭感、碎裂感、虚假感，无异于局部的国破家亡。惊人的光辉和惊人的无耻同根而生，浓烈的芬芳和浓烈的恶臭相邻而居，尼禄使罗马有了自己的阴影。所幸的是，不是尼禄消化了罗马，而是罗马消化了尼禄。三
罗马帝国最终灭亡于公元四七六年，最后一位皇帝叫罗慕洛斯·奥古斯都。当代瑞士出生的剧作家迪伦马特写过一部《罗慕洛斯大帝》，颇为精彩。几年前曾有一些记者要我评点二十世纪最优秀的剧作，我点了它。
在迪伦马特笔下，罗慕洛斯面对日耳曼人的兵临城下，毫不惊慌，悠然养鸡。他容忍大臣们裹卷国库财物逃奔，容忍无耻之徒诱骗自己家人，简直没有半点人格力量，令人生厌。但越看到后来越明白，他其实是一位洞悉历史的智者。如果大车必然要倒，却试图去扶持，反而会成为历史的障碍；如果历史已无意于罗马，励精图治就会成为一种反动。于是，他以促成罗马帝国的败亡来顺应历史。他太了解罗马，知道一切均已无救。
但是，作为战胜者的日耳曼国王更有苦衷。他来攻打罗马，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他没有儿子，按传统规矩只能让侄子接班，但这个侄子是一个年轻的野心家和伪君子。国王既已看穿又别无良策，只能通过攻打来投靠罗慕洛斯，看看有没有另一种传位的办法。
于是，败亡者因知道必败而成了世界的审判者，胜利者因别有原因而浑身无奈。
由此联想到，人类历史上的多少胜败，掩盖了大量的反面文章。
我认为这是最高层次的喜剧，也是最高层次的历史剧。
跳开虚构的艺术，回到真实，我又低头俯视脚下。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这里立即荒凉。不久，甚至连人影也看不到了，成了一个彻底的废墟。野草、冷月、断柱、残石，除了遗忘还是遗忘。
文艺复兴时大家对希腊、罗马又产生兴趣，但对希腊、罗马的实址又不以为然。文艺复兴需要兴建各种建筑，缺少建筑材料，这里堆积着大量古代的象牙白石材，于是一次次搬运和挖掘，没有倒塌的建筑则为了取材而拆毁。
考古发掘，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
难得这片废墟，经历如此磨难，至今威势犹在。
在一千多年野草冷月的夜夜秘语中，它们没有把自己的身份降低，没有把自己的故事说歪。四
今天的罗马，仍然是大片的象牙白。只不过象牙白不再纯净，斑斑驳驳地透露着自己吓人的辈分。后代的建筑当然不少，却都恭恭敬敬地退过一边，努力在体态上与前辈保持一致。结果，构成了一种让人不敢小觑的传代强势，这便是今日罗马的气氛。
就在写这篇笔记的三小时前，我坐在一个长满罗马松的缓坡上俯瞰全城。应该是掌灯时分了，但罗马城灯光不多，有些黯淡。正想寻找原因，左边走来一位散步的长者。
正像巴黎的女性在气度上胜过男性，罗马男人在风范上胜过女性，尤其是头发灰白却尚未衰老的男人，简直如雕塑一般。更喜欢他们无遮无拦的热情，连与陌生人打招呼都像老友重逢，爽爽朗朗。此刻我就与这位长者聊上了，我立即问他，罗马夜间，为什么不能稍稍明亮一点？“先生平常住在哪个城市？”他问。“上海。”我说。
他一听就笑了，似乎找到了我问题的由来。他说：“哈，我刚去过。上海这些年的变化之大，举世少有，但是……”他略略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不要太美国。”
细问之下，才知他主要是指新建筑的风格和夜间灯光，那么，也算回答了我的问题。
他把头转向灯光黯淡的罗马，说：“一座城市既然有了历史的光辉，就不必再用灯光来制造明亮。”
我从心里承认，这种说法非常大气。不幸的是，正是这种说法，消解了他刚刚对美国和上海的批评，变成了自相矛盾。因为与罗马一比，美国和上海的历史都太短了。它们没有资格怀抱着几千年的安详，在黑暗中入梦。它们必须点亮灯光，夜以继日地书写今天的历史。
老人不知道，当时真正与罗马城并肩立世的，是长安。但现在西安晚上的灯光，也比罗马明亮。西安不端元老的架势，因此充满活力，却也确实少了一份罗马的派头。
点燃亚平宁
从罗马向东，路边有许多灰褐色的高墙，围住了一座座巨大的宅院。
高墙没有坍塌，却已颓弛，剥落严重。砖石间虬出的枯藤，木门上贴满的干苔，使整个院子成了一个庞大的远年文物。
里边还会有人住吗？
欧洲多怪事。一位外交家告诉我，有时偶尔遇到一个衣着随便的先生，谈得投机，成了朋友，几度交往后被邀请到他家坐坐，谁知一到他家大吃一惊，不由得睁大眼睛重新打量起他来，原来他拥有整整一座十八世纪的古典庄园！
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先生，因此一路观察着每个门庭，看到稍稍整齐一点的，便猜测会是一位什么样的先生住在里边。
但我知道，所谓“稍稍整齐一点”的感觉往往出错。在欧洲，对于古代的遗迹大多不做外部修缮，而只是暗中加固。因此，那种看似危险的颓弛，可能早已无虞。
果然，一路上那么多老门，倒是最破败的那一扇，开了。
我们正想看看门内的废苑景象，谁知一辆最时髦的焦黄色加长敞篷跑车，从里边开了出来。
这样的反差让我们目瞪口呆，更何况车上坐着两位典型的意大利美女。
跑车轻轻地拐到街道上，在我们的前方悠然驰去，我们的车队跟在它的后面。跑车很快驶上了山路，两位美女长长的金发忽忽飘起，很像两簇舞动的火焰。
焦黄的跑车托着金发的火焰变成了一具通体透亮的火炬，像是执意要点燃亚平宁山脉。但是一路行去青山漠然，岩石漠然，树丛漠然，跑车生气似的蹿上了盘山公路。
金发终于飘到了云底，正巧这时黄昏降临，白云底缘一溜金光，它真的被点着了。
于是，整个亚平宁山脉一片灿烂。
我想，果然不能小看了欧洲破旧的院落，似病似死间，也可能豁然洞开，惊鸿一瞥，执掌起满天晚霞。
霞光下，再也分不清何是古代，何是现代，何是破败，何是美艳，何是人间，何是自然。
寻常威尼斯
一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旅客，都愿意到威尼斯来呢？
论风景，它说不上雄伟也说不上秀丽；说古迹，它虽然保存不少却大多上不了等级；说美食，说特产，虽可列举几样却也不能见胜于欧洲各地。那么，究竟凭什么？
我觉得，主要是凭它特别的生态景观。
首先，它身在现代居然没有车马之喧。一切交通只靠船楫和步行，因此它的城市经络便是河道和小巷。这种水城别处也有，却没有它纯粹。
其次，这座纯粹的水城紧贴大海，曾经是世界的门户、欧洲的重心、地中海的霸主。甚至一度，还是自由的营地、人才的仓库、教廷的异数。它的昔日光辉，都留下了遗迹，这使历史成为河岸景观。旅客行船阅读历史，就像不太用功的中学生，读得粗疏、质感、轻松。
再次，它拥挤着密密层层的商市，却没有低层次摊贩的喧闹。一个个门面那么狭小又那么典雅，轻手轻脚进入，只见店主人以嘴角的微笑做欢迎后就不再看你，任你选择或离开，这种气氛十分迷人。
……
不幸的是，正是这些优点，给它带来了祸害。
小巷只能让它这么小着；老楼只能让它在水边浸着；那么多人来来往往，也只能让一艘艘小船解缆系缆地麻烦着；白天临海气势不凡，黑夜只能让狂恶的海潮一次次威胁着；区区的旅游收入当然抵不过拦海大坝的筑造费用，也抵不过治理污染、维修危房的支出，也只能让议员、学者、市民们一次次呼吁着。
大家都注意到，墙上的警戒线表明，近三十年来，海潮淹城已经一百余次。运河边被污水浸泡的很多老屋，早已是风烛残年、岌岌可危。弯曲的小河道已经发出阵阵恶臭，偏僻的小巷道也秽气扑鼻。
威尼斯因过于出色而不得不任劳任怨。
好心人一直在呼吁同情弱者，却又总是把出色者归入强者之列，似乎天生不属于同情范围。其实，世间多数出色者都因众人的分享、争抢、排泄而成了最弱的弱者，威尼斯就是最好的例证。
我习惯于在威尼斯小巷中长时间漫步，看着各家各户紧闭的小门，心里充满同情。抬头一望，这些楼房连窗户也不开，但又有多种迹象透露，里面住着人。关窗，只是怕街上的喧嚣。这些本地住家，在世界旅客的狂潮中，平日是如何出门、如何购物的呢？家里的年轻人可能去上班了，那么老年人呢？我们闻到小河小港的恶臭可以拔脚逃离，他们呢？二
我对威尼斯的小巷小门特别关注，还有一个特殊原因。
一个与我们中国关系密切的人物从这儿走出。
当然，我是说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他的游记是真是伪，国际学术界一直有争议，而且必将继续争论下去。没有引起争议的是：一定有过这个人，一个熟悉东方的旅行家，而且肯定是威尼斯人。
关于他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反对派和肯定派都拿出过很有力度的证据。例如，反对派认为，他游记中写到的参与攻打襄阳，时间不符；任过扬州总管，情理不符，又史料无据。肯定派则认为，他对元大都和卢沟桥的细致描绘，对刺杀阿合马事件的准确叙述，不可能只凭道听途说。我在读过各种资料后认为，他确实来过中国，只是在传记中夸张了他游历的范围、身份和深度。
他原本只是一个放达的旅行家，而不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写游记，并不是他出游的目的，事先也没有想过，因此后来的回忆往往是随兴而说。其实这样的旅行家，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路的艰辛使他们不得不用夸张的口气来为自己和伙伴鼓气，随处的栖宿使他们不得不以激情的大话来广交朋友，日子一长便成习惯，有时甚至把自己也给搞糊涂了，听他们说旅行故事总要打几分折扣。因此，我们不能把马可·波罗的游记当做历史学者或地理学者的考察笔记来审读。
当然这中间还应考虑到民族的差别。意大利人至今要比英国人、德国人随意。随意就有漏洞，但漏洞不能反证事情的不存在。不管怎么说，这位随意顺兴、夸大其词的旅行家其实非常可爱。正是这份可爱，使他兴致勃勃地完成了极其艰难的历史之旅。
尽管游记有很多缺点，但一旦问世就已远远超越一人一事，成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梦想底本，也成了他们一次次冒险出发的生命诱惑。后来哥伦布、达伽马等人的伟大航海，都是以这部传记为起点的，船长们在狂风恶浪之间还在一遍遍阅读。三
成天吵闹的威尼斯也有安静的时候。
我想起一件往事。
两年前我在一个夜晚到达，坐班车式渡船，经过十几个停靠站，终点是一个小岛，我订的旅馆在岛上。这时西天还有一脉最后的余光，运河边的房子点起了灯，灯光映在河水里，安静而不冷落。
灯光分两种，一种是沿河咖啡座的照明，一种是照射那些古建筑的泛光。船行过几站，咖啡座已渐渐关闭，只剩下了泛光。这些泛光不亮，使那些古建筑有点像勉强登台的老人，知道自己已经不适合这样亮相。浸泡在水里的房子在白天融入了熙熙攘攘的大景观，不容易形成凝视的焦点，此刻夜幕删除了它们的背景，灯光凸现了它们的颓唐。本来白天与我们相对而视，此刻我们躲进了黑暗，只剩下它们的孤伤。
班车式渡船一站站停泊，乘客很多。细细一看几乎都不是游客，而是本地居民，现在才是他们的时间，出来活动了。踩踏着游人们抛下的垃圾污秽，他们从水道深处的小巷里出来，走过几座小桥来到码头，准备坐船去看望两站之外的父母亲，或者到广场某个没有关门的小店铺去购买一些生活用品。
开始下雨了，船上乘客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五六个，都与我一样住在小岛。进入大河道了，雨越下越大，已呈滂沱之势，我在担忧，到了小岛怎么办？怎样才能冒雨摸黑，找到那家旅馆？
雨中吹来的海风，又湿又凉，我眯着眼睛向着黑森森的海水张望，这是亚得里亚海，对岸，是麻烦重重的克罗地亚。
登岸后凉雨如注，我又没有伞，只得躲在屋檐下。后来看到屋檐与屋檐之间可走出一条路来，便挨着墙壁慢慢向前，遇到没屋檐的地方抱头跑几步。此刻我不想立即找旅馆，而是想找一家餐馆，肚子实在很饿，而在这样的深更半夜，旅馆肯定不再供应饮食。但环视雨幕，不见灯光人影，只听海潮轰鸣。
不知挨到哪家屋檐，抬头一看，远处分明有一盏红灯。立即飞奔而去，一脚进门，果然是一家中国餐厅！
何方华夏儿女，把餐厅开到这小小的海岛上，半夜也不关门？我喘了一口气，开口便问。
回答是，浙江温州乐清。四
莎士比亚写过一部戏叫《威尼斯商人》，这使很多没来过威尼斯的观众也对这里的商人产生了某种定见。
我在这里见到了很多的威尼斯商人，总的感觉是本分、老实、文雅，毫无奸诈之气。
最难忘的，是一个卖面具的威尼斯商人。
意大利的假面喜剧本是我研究的对象，也知道中心在威尼斯，因此那天在海边看到一个面具摊贩，便兴奋莫名，狠狠地欣赏一阵后便挑挑拣拣选出几副，问明了价钱准备付款。
摊贩主人已经年老，脸部轮廓分明，别有一份庄重。刚才我欣赏假面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反应，甚至也没有向我点头，只是自顾自地把一具具假面拿下来，看来看去再挂上。当我从他刚刚挂上的假面中取下两具，他突然惊异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等我把全部选中的几具拿到他眼前，他终于笑着朝我点了点头，意思是：“内行！”
正在这时，一个会说意大利语的朋友过来了，他问清我准备购买这几个假面，便转身与老人攀谈起来。老人一听他流利的意大利语很高兴，但听了几句，眼睛从我朋友的脸上移开，搁下原先准备包装的假面，去摆弄其他货品了。
我连忙问朋友怎么回事，朋友说，正在讨价还价，他不让步。我说，那就按照原来的价钱吧，并不贵。朋友在犹豫，我就自己用英语与老人说。
但是，我一再说“照原价吧”，老人只轻轻说了一声“不”，便不再回头。
朋友说，这真是犟脾气。
但我知道真实的原因。老人是假面制作艺术家，刚才看我的挑选，以为遇到了知音，一讨价还价，他因突然失望而伤心。
这便是依然流淌着罗马血液的意大利人。自己知道在做小买卖，做大做小无所谓，是贫是富也不经心，只想守住那一点自尊。
去一家店，推门进去坐着一个老人，你看了几件货品后小心问了一句：“能不能便宜一点？”他的回答是抬手一指，说：“门在那里。”
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这正是他们支付的代价，有人说，也是他们人格的悲剧。
身在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全世界旅客来来往往，要设法赚点大钱并不困难，但是他们不想。店是祖辈传下的，半关着门，不希望有太多的顾客进来，因为这是早就定下的规模，不会穷，也不会富，正合适，穷了富了都是负担。
欧洲生活的平和、厚重、恬淡，部分地与此有关。
如果说是悲剧，我对这种悲剧有点尊敬。
稀释但丁
佛罗伦萨像个老人，睡得早。几年前我和几位朋友驱车几百公里深夜抵达，大街上一切商店都已关门，只能在小巷间穿来穿去寻找那种熬夜的小餐馆。脚下永远是磨得发滑的硬石，幽幽地反射着远处高墙上的铁皮街灯。两边的高墙靠得很近，露出窄窄的夜空，月光惨淡，酷似远年的铜版画。路越来越窄，灯越来越暗，脚步越来越响又悄悄放轻，既怕骚扰哪位失眠者，又怕惊醒一个中世纪。
终于，在前边小巷转弯处，见到一个站着的矮小人影，纹丝不动，如泥塑木雕。走近一看，是一位日本男人，顺着他的目光往前打量，原来他在凝视着一栋老楼，楼房右墙上方垂着一幅布幔，上书“但丁故居”字样。
但丁就是从这里走出。他空旷的脚步踩踏在昨夜和今晨的交界线上，使后来一切早醒的人们都能朦胧记起。
这次来佛罗伦萨，七转八转又转到了故居前，当然不再是黑夜，可以从边门进入，一层层、一间间地细细参观。
但丁在青年时代常常由此离家，到各处求学，早早地成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又眷恋着佛罗伦萨，不愿离开太久。这里有他心中所爱而又早逝的比阿特丽（Beatrice），更有新兴的共和政权。三十岁参加佛罗伦萨的共和政权，三十五岁时甚至成为六名执政长官之一，但由于站在新兴商人利益一方反对教皇干涉，很快就被夺权的当局驱逐，后来又被缺席判处死刑。
被驱逐那天，但丁也应该是在深夜或清晨离开的吧？小巷中的马蹄声响得突然，百叶窗里有几位老妇人在疑惑地张望。放逐他的是一座他不愿离开的城市，他当然不能选择在白天。
被判处死刑后的但丁在流亡地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不仅写出了学术著作《飨宴》、《论俗语》和《帝制论》，而且开始了伟大史诗《神曲》的创作，他背着死刑的十字架而成了历史巨人。
佛罗伦萨当局传信给他，说如果能够忏悔，就能给予赦免。忏悔？但丁一声冷笑，佛罗伦萨当局于一三一五年又一次判处他死刑。
但丁回不了心中深爱的城市了，只能在黑夜的睡梦和白天的痴想中怀念。最后，五十六岁客死异乡。佛罗伦萨就这样失去了但丁，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失去，后世崇拜者总是顺口把这座城市与这位诗人紧紧地连在一起，例如马克思在引用但丁诗句时就不提他的名字，只说“佛罗伦萨大诗人”，全然合成一体，拉也拉不开。
佛罗伦萨终究是佛罗伦萨，它排斥但丁的时间并不长。我在科西莫·美第奇的住所见到过但丁临终时的脸模拓坯，被供奉得如同神灵。科西莫可称之为佛罗伦萨历史上伟大的统治者，那么，他的供奉也代表着整座城市的心意。
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件小事。但丁最后是在佛罗伦萨东北部的城市拉文纳去世的，于是也就安葬在那里了。佛罗伦萨多么希望把他的墓葬隆重请回，但拉文纳怎么会放？于是两城商定，但丁墓前设一盏长明灯，灯油由佛罗伦萨提供。一盏灯的灯油能有多少呢？但佛罗伦萨执意把这一粒光亮、一丝温暖，永久地供奉在受委屈的游子身旁。
不仅如此，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Santa Croce）安置着很多本地重要人物的灵柩和灵位，大门口却只有一座塑像压阵，那便是但丁。
但丁塑像为纯白色，一派清瘦忧郁，却又不具体，并非世间所常见。我无法解读凝冻在他表情里的一切，只见每次都有很多鸽子停落在塑像上，两种白色相依相融。很快鸽子振翅飞动，飞向四周各条小巷，像是在把艰难的但丁，稀释化解开去。
城市的符咒
一第一次来佛罗伦萨时就对一件事深感奇怪，那就是走来走去总也摆脱不了这几个字母：MEDICI。像符咒，像标号，镌在门首，写在墙面，刻在地下，真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躲来躲去躲不开。昨天写但丁，就没有躲开。
这是一个家族的名称，中文译法多种多样，我就选用“美第奇”吧。看得出来，现在佛罗伦萨当局并不想张扬这个家族，不愿意把各国旅人纷至沓来的理由归诸一个门户。但是，旅人们只要用心稍细，便能发现要想避讳某种事实十分困难。
全城向旅人开放的几座大教堂中，居然有四座是美第奇家族的家庭礼拜堂；明明说是去参观当年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国政厅，看来看去竟看到了什么“族祖”的画像、“夫人”的房间，原来国政厅就是他们的家。
更惊人的是那家闻名世界的乌菲齐美术馆，据一种显然夸张的说法，西方美术史上最重要的画几乎有一半藏在这里。但是，我们一到五楼的陈列室门口却看到了一圈美第奇家族历代祖先的雕像，一问，整个美术馆原本就是他们家族的事务所，那些画也是他们几世纪来尽力收集的，直到美第奇家族的末代传人安娜·玛丽亚，才捐赠给佛罗伦萨市。
好像也有别的富豪之家想与这个家族一比高下。例如十五世纪佛罗伦萨的银行家皮提（Luca Pitti）曾建造了一所规模浩大的宅院，请来设计的恰恰是与美第奇家族关系密切的设计大师布鲁纳莱斯基，明显要与美第奇家族共分威势。但遗憾的是，皮提家族正由于这座宅院的巨额开支而渐渐败落，这座宅院也就由美第奇家族买下，并成为主要住所。美第奇家族长期住在这里又不更改“皮提宅院”之名，看似照顾了对手的名声，实际上却加倍证明了自己的胜利。
一个家族长久地笼罩一座城市，这不太奇怪，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城市当时正恰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难道，像文艺复兴这样一个改变了人类命运的伟大运动，也与这个家族息息相关？答案是肯定的。
因此，我决定，这次在佛罗伦萨要留驻较长时间，仔细研究一下美第奇家族。有关这个家族的文字资料，以前我也读过一些，但在这里，条条街道都是读本，随时都可以遇到老师。我深信这种留驻是值得的，因为这个家族收藏着太多“欧洲的秘密”。
美第奇家族非常富有。祖先原是托斯卡纳的农民，做药商发财，进而开办银行而渐渐成为欧洲最大的银行家。他们在银行中运用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复式簿记法，效率大大提高，金融业务快速发展，还为罗马教会管理财政。十五世纪中后期，这个家族又在政治上统治佛罗伦萨六十年。这六十年，既是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又是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
在我看来，美第奇家族对文艺复兴的支持，有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巨额资金，二是行政权力，三是鉴识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为什么呢？
第一，文艺复兴雷霆惊人、万人翘首，是由许多作品来撑持的，这些作品不管是壮丽的建筑还是巨幅的壁画，都耗费不菲，远不是艺术家本身所能应付。因此，美第奇家族的资金注入，至关重要；
第二，文艺复兴毕竟又是一场挑战，一系列全新的观念和行为，势必引来广泛反弹，构成对一个个创新者的包围。这就需要权力的保护了，而美第奇家族又正巧具备了这种权力，给很多艺术家一种安全感；
第三，美第奇家族是靠什么来确定资助和保护对象的？靠他们的鉴识能力。这种鉴识能力既包括对古希腊文化的熟知，又包括对新时代文化的敏感。他们通过设立柏拉图学园、雕塑学校和图书馆，从欧洲各地揽集人才，使佛罗伦萨市民的文化水准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实在难能可贵，因为世界各国历来也会出现一些热衷于艺术的财富集团和权力集团，却每每因鉴识能力低下而贻笑大方。
美第奇家族从这三方面一使劲，在佛罗伦萨造成了一种民众性的文化崇拜。这对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声势的形成，都极其重要。
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我反复自省：为什么自己与美第奇家族无怨无仇，却从一开始就在心理上怀疑他们对文艺复兴的巨大影响呢？这也许与中国的某种传统观念有关。中国的民间艺术家和文人艺术家历来以蔑视权贵为荣，以出入权门为耻；而与他们同时存在的宫廷艺术家，则比较彻底地成了应命的工具，描富吟贵、歌功颂德。这两个极端之间，几乎没有中间地带。我们似乎很难想象当年佛罗伦萨的那些艺术大师，居然没有陷入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端，大大方方地出入权门却又未曾成为工具。
美第奇家族总的说来比较尊重创作自由。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艺术选择，例如那位著名的罗伦佐·美第奇非常欣赏米开朗琪罗而对达·芬奇却比较漠然，而他的儿子对米开朗琪罗也有点冷漠。但这一些都无改于这个家族对艺术群体的整体护惜。米开朗琪罗十四岁就被这个家族赏识培养，长大后怀着报恩之心为他们做了不少事，也曾支持过市民反抗美第奇家族的斗争，对此美第奇家族也没有怎么为难他。
由美第奇家族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显贵、官僚、豪绅，一涉足艺术文化，因此常常奢侈在高墙内，毁弃在隔代间，难于积累成实实在在的社会精神财富，让全民共享。二
光天化日之下的巨大身躯，必然会带出同样巨大的阴影。我在考察过程中渐渐发现，美第奇家族后来遇到的麻烦，更具有哲学意义。因此，不妨多讲几句。
美第奇家族一开始还比较靠近平民，但一旦掌权就难免与平民对立，这个悖论首先被那位科西莫·美第奇（Cosimo Medici）敏感到了。科西莫当时采取的办法是淡化掌权的名义，强化市民的身份，只在幕后控制政局。
在美第奇家族中可以与科西莫相提并论的是他的孙子罗伦佐（Lorenzo Medici）。罗伦佐当政时年纪还轻，不再采取祖父那种谨慎低调的掌权方式，而是果断勇猛、雄才大略。一四八〇年罗马教皇联合那不勒斯威胁佛罗伦萨，罗伦佐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居然只身南行，到那不勒斯谈判，顷刻间化敌为友，成为欧洲外交史上的美谈。
这样一位统治者必然是自信而强势的，市民们一直以他为骄傲，但时间一长，彼此都觉得有点异常。政治便是这样，低调维持平静，强势带来危机，最辉煌的收获季节必然也是多事之秋，聪明的罗伦佐很快就领悟到了这一点。他进退有度，愿意分出更多的时间讨论古希腊哲学，也写了不少伤感的诗，例如，我们可以用中国古诗的风格翻译一首：灼灼岁序，恰似晨露。今朝欢愉，明日何处？
罗伦佐遇到过很多对手，而最大的对手却是他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市民。市民是善于厌倦的，何况佛罗伦萨已风气初开、思想活跃，很难长时间地皈伏于一个家庭的统治。如果说美第奇家族亲手倡导了这种风气，那么，正是这种风气要反过来质疑这个家族。
我在市中心著名的老桥上方，看到一种奇怪的旧建筑，似房似廊，贯穿闹市，却密封紧闭，只开一些小窗。询问一位导游，他说，这是美第奇家族穿行于不同住处间的走道。他们不会像旧式贵族官僚那样戒备森严地在官道上通过，但又不敢毫无遮拦地与市民并肩而行。
罗伦佐奇怪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都向一家修道院涌去，而柏拉图学园早已门可罗雀。
市民是去听修道院院长萨伏纳洛拉（Savonarola）讲道的，讲道的内容是批判佛罗伦萨城里的奢侈之风、腐败之气，认为这完全背离了基督精神。这样的讲道契合市民的切身感受，很有鼓动力，而更让人震撼的是，萨伏纳洛拉指名道姓地批判了美第奇家族和罗伦佐本人，而且自诩有预言能力，警告佛罗伦萨如果不改邪归正，必定有灾难降临。于是，佛罗伦萨市民以敬佩和惊慌的心情聚集在他周围，他以宗教净化和社会批判这两条路，成了世俗市民的精神领袖。后来法国入侵、局势混乱，他也就被市民选为执政，取代了美第奇家族。
这从政治角度来看，市民通过选举推翻了一个家族专制，这一个民主行为，但从整体文明上看却正恰相反。政治模式和文明模式，在这件事情上南辕北辙。萨伏纳洛拉实行的，是宗教极端主义和禁欲主义。例如市民们原来听他演讲中批判美第奇家族的奢侈时，觉得大快人心，现在美第奇家族已倒，那么对不起，请所有市民把家里可能保存的奢侈品全部交出来，当众焚毁。他不仅一切娱乐被禁止，连正常的结婚也不受鼓励，全面禁欲，其严厉程度，不但在佛罗伦萨历史上，而且在意大利历史上也是从七世纪之后从未有过。文艺复兴中涌现的许多艺术作品，也被看成是不道德的东西，大批投入火海。于是，一座生气勃勃的城市，转眼成了文化上的死城。
佛罗伦萨市民对于自己用“民主”方式“造”出来的这种结果，当然更加不能容忍，他们以比厌倦美第奇家族更快的速度厌倦了萨伏纳洛拉。萨伏纳洛拉以往针对别人的演讲又为自己设置了陷阱。例如，既然他说能被烈火焚毁的一切都是魔鬼，那么市民就想看看他自己承受烈火焚烧而不毁的奇迹。正好他所宣扬的宗教极端主义对罗马教皇也持谴责态度，教皇也就反过来判他一个“异端”，在美第奇家族宅院门口的塞诺里亚广场上执行火刑把他烧死。现在这个广场的喷泉附近地上还有一块青铜圆基，石碑说明，这是萨伏纳洛拉被烧的地点。我蹲下身来仔细观看。
这块小小的铜基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伤疤，两种历史力量一种立足民主一种立足文明在这里撕拉出血淋淋的裂痕。这个裂痕，也是欧洲公民社会的一个“两难”。而任何“两难”，一旦暴露，都是拐点。今天的游人几乎都不会注意到它，只顾兴高采烈地踩踏着它，抬头看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塑。
萨伏纳洛拉在中国史学界的评价差距很大，大陆有人把他说成是被反动势力杀害的民主斗士，台湾有人把他说成是“妖僧”，这两种说法我都不敢苟同。看到过他的画像，黑布包头，眼有异光，瘦颊丰唇，可以想象他在修道院当众抨击文艺复兴中的佛罗伦萨时，一定很有感染力。
萨伏纳洛拉事件使佛罗伦萨市民的水平有点提高，他们开始以比较冷静的态度来对待美第奇家族。但自从罗伦佐去世之后，佛罗伦萨再也没有出现过强有力的统治者，长期陷于内乱和衰落之中。美第奇家族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又下过一次台，后来还是一直把握着这座城市的统治权，直到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因家族无嗣而自然退出。
一座城市，一个家族，一场运动，一堆伤疤，就这样缠缠绕绕、时断时续地绾接了一段重要的历史。
大师与小人
一在圣十字教堂米开朗琪罗的灵柩前我想，文艺复兴运动退潮的标志，应该是米开朗琪罗之死吧？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那我就不能仅仅把他看做是一个雕塑家和画家了。因此，我决定在佛罗伦萨再留驻几天，一次次去他的故居，读各种资料。我渐渐明白，一个辉煌时代的代表者也会遇到人格困境，而他的人格困境，很可能正是这个时代失去辉煌的标志。
米开朗琪罗死在罗马，享年八十九岁。比之于达·芬奇死于六十多岁，拉斐尔死于三十多岁，实在是高寿。他与他们两人的关系曾出现过一些尴尬，但他们都已在四十多年前去世，他一人承受了四十多年缺少高层次朋友和对手的无限孤独。
记得那时，已经画出了《最后的晚餐》的达·芬奇回到佛罗伦萨时是何等荣耀，年轻气盛的米开朗琪罗曾经公开冲撞过他。后来米开朗琪罗发现达·芬奇为佛罗伦萨国政厅画壁画的报酬是一万金币，而自己雕刻《大卫》的报酬是四百金币，心中不平，表示也要画一幅壁画来与达·芬奇较量。这种众目睽睽下的比赛，时时引发不愉快的事情。例如这期间有人用石块投掷陈放于广场上的《大卫》，立即被想象成受达·芬奇指使，使达·芬奇不知如何洗刷。
但是大师毕竟是大师，米开朗琪罗刚想把比赛的那幅壁画从纸稿上画到墙上，却被教皇召到了罗马。等他后来回到佛罗伦萨，发觉达·芬奇早已因别的原因中止壁画而远走他乡。他在达·芬奇留下的壁画遗迹前大为震动，因为他能理解全部笔触间的稀世伟大。照理，此时的他，已经没有竞争地获得了单独完成壁画的机会，但达·芬奇已走，自己再画还有什么意思？他也停止了。于是，两位大师重新用温和的目光远远地互相打量，霎时和解。
拉斐尔比米开朗琪罗年轻八岁，对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艺术都非常崇拜。但他是当时主持圣彼得大教堂工程的著名建筑师布拉曼特的同乡和远亲，布拉曼特对米开朗琪罗不无嫉妒，结果使拉斐尔一度也成了米开朗琪罗心理上的对立面。米开朗琪罗怀疑，教皇硬要他这个雕刻家在西斯廷教堂的顶棚作大型壁画，很可能是布拉曼特和拉斐尔出的坏主意，目的是让他出丑。他作这幅壁画时拒绝别人参观，但很快发现有人在夜间进来过，一查，又是布拉曼特和拉斐尔，这使他非常气恼。其实拉斐尔是来虔诚学习的，当米开朗琪罗这幅名为《创世纪》的壁画完成后，拉斐尔站在壁画前由衷地说：“米开朗琪罗用上帝一样的天才，创造出了这个世纪！”
布拉曼特只主持圣彼得大教堂工程八年便去世了，拉斐尔继位。可惜他那么年轻工作了六年也去世了，奇怪的是，另一位建筑师刚刚接手又去世。教廷百般无奈，最后只好去请七十二岁高龄的米开朗琪罗主持其事。
米开朗琪罗觉得自己只是雕刻家，由于布拉曼特别有用心的推荐不得已成了画家，却又怎能在这么苍老的晚年再来变成一个建筑师，更何况要接手的是布拉曼特的工作！因此几度拒绝。后来实在推不过，就提出要改变布拉曼特的方案才能考虑，教廷也居然同意。但是，当他用挑剔的目光一遍遍审视布拉曼特的设计方案后，不得不惊呼：谁想否定这么精彩的方案，一定是疯子！
这声惊呼，是从艺术良知发出的。真心的艺术家之间可以互不服气，可以心存芥蒂，但一到作品之前，大多能尽释前嫌。一种被提炼成审美形式的高贵人格，迟早会互相确认。二
米开朗琪罗晚年的苦恼，在于再也遇不到这种等级的互相对峙和确认，迎面而来的尽是一些被他称作“卑鄙造谣者”的小人群体。
请不要小看小人，他们是种种伟大的消解者。消解的速度，远远超过当初的建设。
从米开朗琪罗给侄儿的那些书信看，直到临死之前他还在受小人们的折磨。他们的名字，现在还能从史料中查到。我们有时傻想，年近九十而又名震全欧的艺术大师，为什么还会在乎这些卑鄙的造谣者呢？看了资料才知道，这些人在当时都具有一定的话语权，还有一定的运作能力，而谣言的内容无论是教皇还是民众都一时很难分辨。其中最恼火的是有关工程的谣言，不断预言米开朗琪罗正在建造的那个教堂大穹顶已留下很严重的技术后果而必定坍塌。这在当时无法验证，却能破坏建造者的心绪，可能一气而中止工程，而中止又正恰是造谣者的目的，好让自己来接手穹顶。
那天我正好读了这些资料，便要去圣彼得大教堂前参加一个盛大典礼，看到连教皇都出来了。但我的心思却一直驻定于蓝天下的那个穹顶，想着几百年前米开朗琪罗有口难辩的愤怒。
其实米开朗琪罗的这种麻烦，在他完成杰作《最后的审判》时就遇到了。那时大师年近古稀，突然发现这种看似卑琐的对手比他经历过的各种危难还要凶险。
当时有个威尼斯的讽刺作家叫阿雷提诺，兼做两项职业谋生，一项是受人雇佣写诽谤文章，领取佣金；另一项是向艺术家无偿索取作品，如遭拒绝则立即发表攻击性杂文。
这两项职业，其实都是由文化小人变成了文化杀手。第一项是雇佣性文化杀手，第二项是报复性文化杀手。他在当时十分强大，因为一幅壁画一画几年，他的杂文一天几篇，攻守严重失衡；更因为他的诽谤和攻击持续不断，而且发表得很有规律，结果几乎所有的名人、艺术家都非常怕他，他也就顺顺当当地获得了大量的金钱和其他利益。
这次他向米开朗琪罗索要画稿，未能如愿，便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说米开朗琪罗拿了教皇的大堆黄金而没有画成像样的东西，是骗子和强盗，品行不端。米开朗琪罗虽然非常生气却没有理会，阿雷提诺便进一步以传单的方式指责《最后的审判》伤风败俗，“有路德教派的思想”——这个指控在当时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幸好教皇没怎么在意。
像一切以评论家身份出现的小人一样，阿雷提诺竭力想把一个艺术家拉到政治审判和道德审判的被告席上。即使最后没有成功，他也搅乱了社会注意力。连当时为米开朗琪罗辩护的人们也没有发现：《最后的审判》在人物刻画和构图上已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告别。这是大师花了整整六年时间，白天黑夜艰难探索的结果，谁知一问世就被恶浊的喧哗所掩盖。
大师想探索的命题，还有很多，他时时想从新的起跑线上起步，但小人们的诽谤使他不得不一次次痛苦地为自己本想放弃的东西辩护。他多么想重新成为一个赤子继续探求艺术的本义，但四周的一切使他只能穿上重重的盔甲，戴上厚厚的面罩。社会气氛已经无法帮助他成为一个轻松的创造者，这正表明文艺复兴的大潮已开始消退。
一五六四年二月十八日，大师临终前对站在自己面前的红衣主教说：“我对艺术刚刚有点入门，却要死了。我正打算创作自己真正的作品呢！”
大师的亲属只有一个不成器的侄子。这个侄子草草地把大师的遗体捆成一个货物模样，从罗马运回佛罗伦萨，完成了遗嘱。
我想，如果没有那些小人，让米开朗琪罗的后半辈子不是长期地陷于苦闷、挣扎之中，而是“创作自己真正的作品”，那么，欧洲的文艺复兴必将会更精彩，全人类的美好图像也必将会更完整。因此，我不能不再一次强烈地领悟：历来糟践人类文明最严重的人，不是暴君，不是强盗，而是围绕在创造者身边的小人。
围啄的鸡群
一伽利略赶在米开朗琪罗去世前三天出生，仿佛故意来连接一个时代：文艺复兴基本完成，近代科学开始奠基。
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内的名人灵柩，进门右首第一位是米开朗琪罗，左首第二位是伽利略，也像是一种近距离的呼应和交接。
但是，这种呼应和交接，两边都充满悲剧气氛。伽利略的遭遇比米开朗琪罗更惨，证明人类的前进步伐，跨得越大就越艰辛。
我给自己立下一个限制，不能把这次考察变成对一个个历史人物的回顾。除了美第奇家族和米开朗琪罗，我只允许再加一个意大利人，不再多加了。这个人就是伽利略。
严格说起来伽利略应该算是比萨人。在比萨出生，在比萨求学，又在比萨大学任教。据说他曾在比萨斜塔上做过一个自由落体的实验，现在有人经过考证认为这个实验没有做过，但世界各国旅人仍然愿意把那座斜塔当做他的纪念碑。
但是，他的灵柩却安置在佛罗伦萨。
这是因为，佛罗伦萨对伽利略有恩，而且是大恩。
那年罗马教廷通知七十高龄的伽利略到罗马受审，伽利略因患严重关节炎无法长途坐马车，请求就近在佛罗伦萨受审，但教廷不许。年轻的佛罗伦萨大公费迪南二世派出一乘轿子送伽利略前往，而在罗马第一个迎接这位“罪人”的，是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尼科利尼，尼科利尼还邀请伽利略住在自己寓所里。
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佛罗伦萨能在自己的地盘里保护伽利略已经不易，没想到它居然伸出长长的手臂，把这种保护追随到教廷所在的罗马。
年迈的科学家对世事天真未凿。他困惑地问尼科利尼：“为什么我的很多朋友以前很支持我，现在一看风头不对都起劲地攻击我？我对他们做错了什么吗？”
尼科利尼笑着回答：“您对人性的了解，远不如对天体的了解。您的名声太大，这就是原因。”
伽利略不解。尼科利尼又说：“小时候见到一群小鸡狠命地围啄一只流血的鸡，我惊恐地问奶妈怎么回事，奶妈说，鸡和人一样，只要发现一只比较出色又遭到了麻烦，便联合起来把它啄死。”
伽利略睁大眼睛听着，茫然不解又若有所悟。
这场围啄的中心活动，是要伽利略读一份“忏悔书”。连他的女儿出于对他生命安全的考虑也来劝他忏悔，他拒绝。但到最后，经过宗教裁判所的“严厉考验”，他还是“忏悔”了。“忏悔”在罗马，而在佛罗伦萨，费迪南二世却说：“我只有一个伽利略。”二
伽利略的忏悔，是跪在地上做的。忏悔的中心内容，是他曾在著作中认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并且运动着。这位患有严重关节炎的古稀老人下跪时一定十分困难，当终于跪到地上之后，他又一次感知了地球。据他的学生文钦卓·比维亚尼回忆，他读完忏悔词后还叹息般地嘀咕了一句：“然而此刻地球还是在转动！”
他在当时当地是否真的说了这句话，我们还没有看到除比维亚尼一人回忆之外的其他证据。我们能看到的那份忏悔词是老人逐字逐句大声宣读的，当时曾散发到整个基督教世界。
忏悔书中最让人伤心的一段话，是他不仅承认自己有“异端嫌疑”，而且向教廷保证：……当我听到有谁受异端迷惑有异端嫌疑时，我保证一定向神圣法庭、宗教裁判员或地点最近的主教报告。
这样的话无疑是一种最残酷的人格自戕，因为此间的伽利略已经不是一个忏悔者，而是“自愿”要成为一个告密的鹰犬。
伽利略为什么作这个选择？历来各国思想界有过多次痛苦的讨论。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有一个令人费解的说法：伽利略“因为自己有理，而不得不请求宽恕”。
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伽利略传》里把这位科学家的忏悔写成一个人格悖论，即他在科学上是巨人，在人格上却并不伟大；但布莱希特认为也有别的多种可能，例如他的一位学生凭借着他所写的一部著作证明，老师很可能是故意避开人生的直线在走一条曲线，因为没有先前的忏悔就没有后来的著作。
不管伽利略是自恃有理，还是故意走曲线，忏悔的后果总的说来是可怕的。就个人而言，多年囚禁，终身监控，女儿先他九年而死，他后来又双目失明，在彻底的黑暗中熬过了最后五年；就整体而言，诚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这个案件“结束了意大利的科学，科学在意大利历经几个世纪未能复苏”。
事情很大，但我总觉得伽利略的心理崩溃与尼科利尼向他讲了“鸡群围啄”的原理有关。
既然友情如此虚假，他宁肯面对敌人，用一纸自辱的忏悔来惩罚背叛的“鸡群”和失察的自己。这相当于用污泥涂脸，求得寂寞与安静。
文艺复兴虽然以理想方式提出了“人”的问题，却还远没有建立一个基本的人格环境。因此科学文化的近代化无从起步，这就给以后一批批人文主义大师留出了有待回答的大课题。
流浪的本义
一每一座城市都会有一个主题，往往用一条中心大街来表现。是尊古？是创新？是倚山？是凭海？……
巴塞罗那的主题很明确，是流浪。
全城最主要位置上的那条大街。就叫流浪者大街，叫得干脆利落。它的正式名字应该是兰布拉大街，很少有人知道。
这条大街是逛不厌的，我先是和伙伴们一起逛，不过瘾，再独个儿慢慢逛，逛完，再急急地拉伙伴们去看我发现的好去处。伙伴们也各自发现了一些，一一带领过去，结果来回走了无数遍，腰酸腿疼而游兴未减。于是相约，晚饭后再来，看它夜间是什么模样，大不了狠狠逛它个通宵。
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在这里卖艺卖物，抖出百般花样，使尽各种心智，实在是好玩极了。
我也想过，世上的商街也都在卖艺卖物，司空见惯，为什么这里特别吸引人？
首先，这里浑然融和，主客不分。不分当地人和外来人，不分西班牙人和外国人，不分东方人和西方人，大家都是流浪者，也不分严格意义上的卖者和买者，只是像“卖者”和“买者”一样开心晃荡。
其次，这里洋溢着艺术气氛。所有的卖家多半不是真正的商人，是昨天和明天的行者。只因今天缺钱，便在这里稍稍闹腾。主要不是闹腾资金和商品，而是手艺和演技，因此又和艺术衔接在一起，光鲜夺目，绝招纷呈，就像过节一般。
第三，这里笼罩着文明秩序。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规范，在这里出现的一切，必须干净、文雅、礼貌、美观，不涉恶浊，不重招徕，大家都自尊自爱，心照不宣。这就使它与我们常见的喧闹划出了界限，具备了国际旅游质素。
……
这些特点，在我看来，全都体现了世间一切优秀流浪者的素质。他们的谋生能力，开阔心境，自控风范，物化为一条长廊。其实，这也是一切远行者的进修学校。
我一直认为，正常意义上的远行者总是人世间的佼佼者。他们天天都可能遭遇意外，时时都需要面对未知，如果没有比较健全的人格，只能半途而返。
有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监、互猜互损之中，有人则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之间。因此，在我眼中，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流浪者大街，也就是开通者大街，快乐者大街。二
巴塞罗那流浪者大街的中间一段，是表演艺术家的活动天地。有的在做真人雕塑，有的在演滑稽小品。
真人雕塑在欧洲很多城市都有，人们因为看惯了普通雕塑，形成了视觉惯性，突然看到这几尊雕塑有点异样，总会由吃惊而兴奋。很多行人会与“雕塑”并肩拍张照，“雕塑”会与你拉手、搂肩。拍完照片，你就应该往脚前的帽子里扔点钱。
有的旅客小气，不与“雕塑”并肩、握手，就站在边上，让他作为街景拍张照，以为可以不付钱。这种“偷拍客”在这里有点麻烦。快门一响，“雕塑”警觉，一看有一个小姐快速离去的背影，就会从基座上跳下来去追赶。于是，一尊埃及法老金塑在边追边喊一名满脸通红的金发女郎，一座浑身洁白的希腊伟男石雕在阻拦一名黑发黑衫的亚洲女士，这情景实在好玩，往往引得周围一片欢呼。
无论是金塑还是石雕都笑容可掬，语气间毫无谴责：“小姐，我能不能再与你照一张？”小姐当然连忙给钱，“雕塑”收下后还满口客气：“其实这倒不必。”
只有一宗表演我看不明白。一口华丽的棺材，盖子打开了，里面躺着一位化了妆的男演员，做死亡状，脸上画着浓重的泪痕。棺材上挂着一张纸，用西班牙文写着一排诗句，我怀疑是莎士比亚某剧中的一个片断，但哪一个剧呢？想了半天无法对位。棺材旁坐着一位女性，显然是演员的妻子，她脚下有一个皮袋，过往行人丢下的钱币很多。
从演员的呼吸状态看，他显然是睡着了。睡着而能比那些活蹦乱跳的卖艺人赚更多的钱，也真有本事。三
流浪者大街的东端直通地中海，逛街劳累后我想吹吹风，便向海边走去。
海边是一个广场，中间有一柱高塔，直插云端。高塔底部，有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尔女王的雕像。高塔顶部，还有一尊立像。
这会是谁呢？连堂堂国王和女王都在那么低下的部位守护着他，难道他是上帝？
云在他身边飘荡，他全然不理，只抬头放眼，注视远方。
我立即猜出来了，只能是他，哥伦布。
一问，果然。
我看了看整体形势，这座哥伦布高塔，正与流浪者大街连成一直线。那么，这位航海家也就成了大街上全体流浪者的领头人。或者说，他是这里的第一流浪者。
其实岂止在这里。他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浪者。
为了争取流浪，他在各国政府间寻找支持。支持他的，就是现在蹲坐在他脚下的皇家夫妻。
他发现了一片大陆，于是走进了历史。但他至死都不清楚，自己发现的究竟是什么大陆。
哥伦布表明了流浪的本性：不问脚下，只问前方。四
从哥伦布，我理解了巴塞罗那的另一位大师：高迪。
我以前对高迪知之甚少。让我震动的，是他建造圣家族大教堂的业绩。
他接受这项工程时才三十岁，造了四十四年，才造成一个外立面。在外立面完工庆典前的两个星期，他因车祸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到今天，正好又过了七十四年，他的学生在继续造，还没有造好。对此，巴塞罗那的市民着急了，向市政当局请愿，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参加这个教堂的落成典礼。于是市政当局决定加快步伐，估计二十年后能够完成。
那么，这个教堂建造至今，已历时一百四十八年，再过二十年是一百六十八年。
这种怪异而又宏伟的行为方式，使我想起流浪者的本性：不问脚下，只问前方。
我到那个教堂的工程现场整整看了一天。高迪的杰作如灵峰，如怪树，如仙窟，累累叠叠、淋淋漓漓地结体成庄严。后续工程至今密布着脚手架，延续着高迪饱满的创作醉态又背离了他，以挺展的线条、干净的变形构建成一种新的伟大。
由此也深深地佩服巴塞罗那市民，他们竟然在一百四十几年之后才产生焦急，这是多大的宽容和耐心。今天的焦急不是抱怨高迪和他的学生，而是抱怨自己有限的生命。
为了弥补以前对高迪的无知，我这次几乎追踪到了他在城里留下的每一个足迹。细细打听，步步追问，凡有所闻，立即赶去。
他终生未娶，即便年老，也把自己的居所打扮成童话世界。每一把椅子，每一张桌子，每一面镜子，只要人手可以搓捏的，他都要搓捏一番，绝不放过。他最躲避的是常规化定型，因此每做一事都从常规出走，从定型逃离，连一椅一桌都进入了流浪。
高迪于一九三六年死于车祸，当时缺少图像传媒，路人不认识倒地的老人是谁，把他送到了医院，抢救无效又送到了停尸房。但是，几天之后，“高迪之城”终于发现找不到高迪了，才慌张起来，四处查访，最后，全城长叹一声，知道了真相。
人们来到他的故居，才发现，他的床竟如此之小。
这时大家似乎最终醒悟，一个真正的流浪者，只需要一张行军床。
只因它特别忠厚
西班牙到处都是斗牛场，有的气势雄伟，有的古朴陈旧。
但无论如何，我不喜欢斗牛。
牛为人类劳累了多少年，直到最后还被人吃掉，这大概是世间最不公平的事。记得儿时在乡间看杀牛，牛被捆绑后默默地流出大滴的眼泪。于是一群孩子大喊大叫，挺身去阻拦杀牛人的手。当然最终被阻拦的不是杀牛人而是孩子，来阻拦的大人并不叱骂，也都在轻轻摇头。
从驱使多年到一朝割食，便是眼开眼闭的忘恩负义，这且罢了，却又偏偏围出一个斗牛场去激怒它、刺痛它、煽惑它，极力营造杀死它的借口。一切恶性场面都是谁设计、谁布置、谁安排的？却硬要把生死搏斗的起因推到牛的头上，似乎是疯狂的牛角逼得斗牛士不得不下手。
人的智力高，牛又不会申辩，在这种先天的不公平中，即使产生了英雄，也不会是人，只能是牛。但是，人却杀害了它，还冒充英雄。世间英雄，真该为此而提袖遮羞。
再退一步，杀就杀了吧，却又聚集起那么多人起哄，用阵阵呼喊来掩盖血腥阴谋。
有人辩解，说这是一种剥除了道义逻辑的生命力比赛，不该苛求。
要比赛生命力为什么不去找更为雄健的狮子老虎？专门与牛过不去，只因它特别忠厚。
小巷老门
西班牙的一半风情，在弗拉门戈舞里蕴藏。
入夜，城市平静了，小巷子幽幽延伸。我们徒步去找一个地方，走着走着连带路的朋友也疑惑起来：路名不错，门牌号码已经接近，为什么还这么阒寂无声？
要找的门牌号码，挂在一扇老式木门上，门关着。用指背轻叩三下，门开了，是一个瘦小的男人。我们说已经来过电话预订，他客气地弯腰把我们迎入。
进门有一堵很旧的木墙挡眼，地方只容转身。但转身就看到了木墙背后的景象，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
一个很大的场子，已经坐了一二百人。大家都围着一张张桌子在喝酒，谈话声很小，桌上烛光抖抖，气氛有点神秘。场子内侧有舞台，所有的人都是来看一个家庭舞蹈团演出的，包括我们在内。这是他们家庭的私房，所以躲得那么隐秘，塞得那么拥挤，一门之外，竟毫无印迹。
舞台灯光转亮，演出开始了。
娉娉婷婷出来三个年轻女郎，一个温和，一个辛辣，一个略略倾向另类，都极其美丽，估计是这个家庭的女儿和小媳妇。她们上场一派端庄，像刚刚参加过开学典礼，或结伴去做礼拜。突然，其中一个如旋风初起，云翼惊展，舞起来了，别的两位便让到一边。舞者完全不看四周，只是低头敛目，如深沉自省，却把手臂和身体展动成了九天魔魅，风驰电掣。
但恰恰在怎么也想不到的瞬间，她骤然停止，提裙鹤立。应该有一丝笑容露脸，却没有，只以超常的肃静抵赖刚才的一切，使全场观众眨着眼睛怀疑自己：这样雅淑懦弱的女郎怎么会去急速旋转呢？
瘦削的男子一脸愁楚，一出场就把自己的脚步加速成夏季的雨点，像要把一身烫热霎时泻光。他应该是这个家庭的小儿子，家庭遗传使他有了如此矫健的步数。
静静地，仪态万方，一个中年女子上场，她应该是这家的大媳妇。同样的奔放在她这儿归结为圣洁，同样的激越在她这儿转化为思考。最后她终于笑了，与年轻的舞者结束时谁也不笑不同，只有她敢笑，但笑容里分明有三分嘲讽隐藏。她是在嘲讽别人还是在嘲讽自己？她是在嘲讽世界还是在嘲讽舞蹈？不知道。只知道有这三分嘲讽，这舞蹈便超尘脱俗，进入了可以平视千山的成熟之道。
舞台边上一直站着一个胖老汉，一看便知是家长，正在监督演出的全过程。没想到大媳妇刚退场，他老人家却走到了舞台中央。以为要发表讲话，却没有，只见他突然提起西服下摆，轻轻舞动起来。身体过于肥硬，难于快速转动，但他有一股气，凝结得非常厚重，略略施展只觉得举手投足连带千钧，却又毫无躁烈，悠悠地旋动出了男人的妩媚、老人的幽默。这位最不像舞者的舞者怎么着都行，年岁让他的一举一动全都成了生命的古典魔术。
高潮是老太太的出场。这是真正的台柱、今晚的灵魂，尽管她过于肥胖又过于苍老。
老太太一出场便不怒自威，台上所有的演员都虔诚地站在一边注视着她，包括那位胖老汉，她的夫君。连后台几个工作人员也齐刷刷地端立台角，一看便知这是他们家庭的最高仪式。刚才的满台舞姿全由老太太一点一点传授，此刻宗师出马，万籁俱静。
老太太脸上，没有女儿式的平静，没有儿子似的愁楚，没有大媳妇的嘲讽，也没有胖老汉的幽默，她只是微微蹙眉又毫无表情，任何表情对她都显得有点世俗。她的一招一式，这是他们天天面对的经典，却又似乎永远不可企及。
耳边有人在说：整个西班牙已经很少有人能像她这样，下肢如此剧烈地舞动而上身没有半点摇摆。
老太太终于舞毕，在满场的掌声中，他们全家一起进入舞蹈状态，来为今晚的演出收尾。但奇怪的是，每个舞者并不互相交流呼应，也不在乎台下观众，各自如入无人之境，因此找不到预料中的欢乐、甜媚、感谢和道别。有的只是炽烈的高傲、流动的孤独、忧郁的奔放。
观众至此，已经意识不到这是沉沉黑夜中一条小巷中的家庭舞会，只觉得满屋闪闪的烛影，已全然变成安达卢西亚著名的阳光。
在西班牙南部，阳光、夜色、晨曦、暮霭，大半从舞者的身体迸出，留下小半才是自然天象。
死前细妆
在很长一个时期，西班牙人成批地到一个废弃的宫苑门口久久排队。好不容易放进去一批，便在荒草、瓦砾中艰难行走，去寻找一座座神秘的庭院。后来，欧洲人也来排队了，美国人也来排队了，有些著名作家还想方设法在里边住一阵，全然不怕无月的黑夜野猫和碎瓦一起堕落在荒草间，而手边又摸不到烛台。
一年年下来，有关当局终于下决心，投入漫长的时间和大笔的经费来清理这个宫苑。刚清理完，立即被公认为世界第一流名胜。当年康有为先生旅行欧洲，特地辛辛苦苦到西班牙南部来看它，看完写诗惊叹它的土木建筑水平，我们中国很难比得上。
这便是阿汗拉布拉宫。
今天我们一行来到这里，首先惊诧它的巨大。一层层进去，对于能否在一天之内走完它，已失去信心。
我带了好几本这个宫苑的地图，因此不会迷失于路线。但我相信，很多游人会被它的历史图像，迷失得糊里糊涂。
这事说来话长，早在公元八世纪，也就是中国李白、杜甫的时代，一部分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从北非西部渡海进入现在的西班牙地区，建立政权，史称“摩尔人”。到十五世纪，摩尔人统治这方土地已经七百多年，早已血缘相混、语言相融，他们压根儿没有怀疑过统治的合理性。只有早年的历史记载才告诉他们，自己的祖先当初是如何从北非漂泊过来。
然而，西班牙人没有忘记。他们从很早就开始酝酿着收复失地的运动。是这个运动提醒了摩尔人，事情有点麻烦。当时摩尔人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比西班牙人强大，因此即使感到麻烦也有恃无恐。但那种深埋于土地深处的种子，有的是时间。
一百年、一百年地悄悄过去，北方的政治势力此起彼伏，收复失地的运动渐渐拥有了自己的领袖和据点。最后，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军事行为。摩尔人终于发现，自己已被包围，包围圈越缩越小，不可突围。
最明智的方案是自动离开。但他们并不是刚刚来了几十年，还能找到出发的地点，而是早就在这里代代生根，已经不知道天底下何处可回。于是我们看到，当年，雄健得不受地域限制的祖先留下了一批没有地域安身的子孙，凄怨动人，着实可怜。
最惊人的事情，是西班牙人打下了南方的绝大多数地方，只剩下格拉纳达一座孤城，而这场包围居然延续了两百多年！
历史学家们提出过很多理由解释这场包围延续如此久远的原因，而我感兴趣的，则是这两百多年间两方面的文化心理走向。
摩尔人当然开过很多会议，动过很多脑筋，想过很多活路，但在无数次失败后不得不承认，这是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最后一个王朝。这种绝望在开始阶段是悲痛和激愤的，但由于时间拖得太长，渐渐趋于平静。而绝望中的平静，总是美丽的。
阿汗拉布拉宫，就是在绝望的平静中完成的精雕细刻。因此，它的一切讲究都不是为了传代，更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进入了一种无实利目的的终极境界。
我想，最准确的比喻应该是死前细妆。知道死期已临，却还有一点时间，自己仍然精力充沛、耳聪目明，于是就细细妆扮起来。早已不在乎明日，不在乎观者，不在乎评论，一切只给自己看，把最精微的心思投注其间。
什么时候，包围的敌军会把这一切烧毁、砸碎呢？
这个时间很可能是明天，也可能再过百年。不管了，只顾一点点建造，一点点雕刻。这种心绪在世界各个宫殿间我都没有体会过，唯有在这里体会了。
那么，且来看看城外。
数百年收复失地运动的悲壮，先驱者抛掷生命的历史，使包围者们对格拉纳达城有一种潜在的敬畏。其实已经很容易攻下，但还是谋划长久，发兵数万，甚至御驾亲征。
亲征的御驾是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尔女王，他们的联姻推动了西班牙的统一，现在剩下格拉纳达是统一的最后障碍了。在这件大事上，伊莎贝尔充分展现了她惊人的魄力和才智。一方面利用格拉纳达王国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各个击破；一方面又动员各地力量投入战争，甚至为了军费不惜典押自己的金银首饰。更令人佩服的是，在如此繁忙的前线营帐里，她还接见了一位希望获得远航支持的意大利人，他就是哥伦布。
此时，在格拉纳达城内，雕梁画栋正簇拥着一个年轻的皇帝，他叫阿卜迪拉，有些中国书翻译成阿蒂儿，更显其小。他父亲因爱上了一位基督徒而被废黜，自己即位后就面临着不可收拾的危局。父皇的荒唐在于用爱情背叛了政治，明明满城人民要他举起宗教的旗帜来对抗城外，因为此外再也没有别的旗帜可举，而他却把爱交给了城外的宗教。阿卜迪拉不知道父亲这么做究竟是算和解、突围，还是投降，只可怜自己不明不白地当上了替罪羔羊。但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父亲，他对自己的职责也就认真不起来了。
这一切决定了阿卜迪拉的最终选择：弃城投降。因此费迪南和伊莎贝尔的密密层层的营帐顷刻失效。西班牙人认为这是上帝赐予的奇迹，数万人听到消息后立即齐刷刷地跪于城下谢恩，而实际上，真正需要感谢一声的倒是那位明智的年轻君王。他不可能力挽狂澜，但如果头脑不清，或想摆弄几个英勇的身段，也完全有可能导致对峙双方大量生灵死亡。
年轻的皇帝找了一个边门出宫，走到远处一个山岗上又回头眺望，不禁暗暗垂泪。据说他母亲当时在边上说：“哭吧，孩子，一个男子汉守不住自己的功业，应该流一点眼泪！”
一个王朝，一段历史，居然结束得这样平和。因此，连阿汗拉布拉宫里最细微的花纹，直到今天还在完好无损地微笑。
那一天，是一四九二年一月二日。
半年之后，哥伦布的远航船队出发。西班牙开始谋求自己新的形象。
历史上有一个说法，年轻的皇帝阿卜迪拉弃城出走时对胜利者提出一个条件，把他出走的那扇边门立即用墙砖封上。我在宫墙四周细细寻找，想找到那扇被封住的门，但宫墙太长，我又缺少线索，连一点可疑的痕迹都没有找到。
古老的窄街
塞维利亚，为什么一提这个地名，我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兴奋？
在十六、十七世纪，它是世界第一大港，这是原因。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文学作品。
最容易想到的是塞万提斯。他在这里度过青年时代，很多街道和房屋的名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他是西班牙作家，这还不算奇怪。奇怪的是，一些并非西班牙籍的世界文学大师，特别喜欢把自己的主角的活动场所，选定在塞维利亚。
法国作家博马舍写了《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那位机敏可爱的理发师叫费加罗，于是后来又有了《费加罗的婚礼》。全世界的观众从笑声中想象着这个城市的古老街道。
英国诗人拜伦写了《唐璜》，开门见山便是：他生在塞维利亚，一座有趣的城市，那地方出名的是橘子和女人——没有见过这座城市的人真是可怜……
那么，唐璜这个贵族公子的风流和热情，在读者心目中也就成了塞维利亚的性格。
当然还要提到法国作家梅里美。他把妖丽、邪恶而又自由的吉卜赛姑娘卡门，也安排到了塞维利亚，结果又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异样的气氛。
这一切，确实是塞维利亚使我们兴奋的原因。但是，原因之上应该还有原因。为什么这些异国文学大师，都会把自己最钟爱的奇特人物放心地交付给塞维利亚？
这是受天意操纵的灵感，艰深难问。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前去感受，尽管这座城市现在已经并不重要。
在它非常重要的时代修建的雄伟城堡，看到了。作为第一大港所保存的哥伦布的种种遗物，看到了。多种多样的精致花园，包括阿拉伯式花园、文艺复兴式花园、英国式花园和现代花园，也看到了。但是，我更喜欢那些古老的窄街。几百年未曾改变，应该与塞万提斯、博马舍、拜伦、梅里美见到的没有太大差别。一圈一圈，纵横交错，一脚进去，半天转不出来。
窄街窄到什么程度？
左边楼墙上的古老路灯，从右边楼房的阳台上伸手就可以点着。但此刻天还未暗，用不着火，倒是一束斜阳把两边窗口的鲜花都点燃了，两番鲜亮，近在咫尺。等斜阳一收，路灯就亮了。
一排小桌沿街排列，行人须侧身才能通过。张张桌前座无虚席，而且人人都神采奕奕。西班牙人有一个长长的午休，于是一天也就变成了两天，现在正是同一日期下的第二天的黄金时段。他们乐呵呵地坐着笑着，吃着喝着。端走了盘碟，桌上还闪亮着透明的红醋和橄榄油。不管是阳光还是灯光，都把它们映照成宝石水晶一般。
男女侍者个个俊美，端着餐盘哼着歌。他们要在小桌边飞动，又要为川流不息的行人让路，既不撞翻餐盘也不丢失礼貌，扭来扭去当做了一种自享的舞蹈。座位上的外国游人，已经从他们的腰身眉眼间寻找出费加罗的影子，甚至还会猜测，哪个是复活的卡门？哪个是回乡的唐璜？
现在我已略略理解了文学大师们的地点选择。塞维利亚，因奇异的历史，因多民族的组合，因理性的薄弱和感官的丰裕，因一个个艺术灵魂的居住和流浪，使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弹性。
这里没有固定主题，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这里从来不设范本，人人都是艺术典型；
这里的神秘并不阴暗，几乎近于透明；
这里的欢乐毫不羼假，比忧伤还要认真。
贝壳未碎
小城萨拉曼卡十分紧凑。不管你怎么走，只要找得到中间像一个方形老城堡似的市政广场，怎么也迷不了路。
但是，对于欧洲小城，千万不能这么套近乎。你以为已经了如指掌，实际上恐怕连边沿都没有摸着。
萨拉曼卡真正的亮点，是那所著名的大学。
萨拉曼卡大学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我曾在一本历史书上读到，哥伦布出发远航前，曾特地来到萨拉曼卡，与几位博学的修士探讨，这些修士，当时多数就是萨拉曼卡大学的教授。那么，小小的萨拉曼卡，早在哥伦布时代就已经是学术研究中心。
哥伦布到这里来的具体行迹已经找不到参证，但我愿意带着冒险家出发前的心境在这些安适的街道间走走。想的是，安适如何怂恿了冒险，小街如何觊觎着大海。
正这么走着，我发现天色不早，黄昏已临，准备找一个旅馆住下，却突然停步。因为在一个街口我看到了一幢古老的巨大建筑，浑身是古朴的土黄，但满墙却雕满了贝壳！对大海的渴望，竟然展现得如此气派。我连忙拉住两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打听，他们说，这楼就叫贝壳屋，建于十五世纪末，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我在心底暗暗一算，那正是哥伦布准备出发的年代。
贝壳屋有台阶可上，无人阻拦。进去几步就是一个洞窟般的大厅，四周矗立着巨大而密集的古柱。此时天色已暗，大厅古柱间更是阴气森森，像是不小心误入了一个酋长的巢穴，一个恐怖的王府。但我心里明白，这王府的名称就叫时间。
大厅有二楼，是长长的回廊，那里倒是泛出一些光来，使我还能在大厅古柱间辨别物象、轻步踩踏。
左前方有了灯光，越近越亮，也开始有人。终于走进了一间有现代设施的厅室，看那文字标牌，原来是到了萨拉曼卡大学的公共图书馆。伸头一望，有不少学生在书库翻阅。至此我才明白过来，刚才穿越的古柱森森的贝壳屋，就是这个图书馆的门廊。
那么，这个图书馆也实在太排场了。
哥伦布当年一定会来到这里。萨拉曼卡大学不大，贝壳屋当时新建，他没有不来的道理。这个航海迷一见满墙的贝壳，一定笑逐颜开了吧？
五百多年来贝壳未碎、古柱未倒，本是一个奇迹。然而，更大的奇迹是：五百多年后它们仍然不以自身的资格让人供奉，只是默默地支撑在一起做了大学图书馆的门廊。就像一代元勋已经须发皓然，还乐呵呵地为孩子们看家护院。
我猜想，大学当局做这番设计，是要让所有的青年学生每天走一走这道门廊。但是，不知有多少学生能够体会其间的象征。今天图书馆里的任何一本书都比不上墙上贝壳的年岁，因此，灯光明亮的现代书库只是白沫一闪。人类求知的道路仍然如古柱下无灯的恐怖，老墙上对水的渴念。
等着吧，当今天自以为是的学者们全部退出历史，这满墙的贝壳仍然不会破碎。
我的窗下
里斯本西去三十公里有危崖临海，大西洋冷雾迷茫。这里的正式地名叫罗卡角，俗称欧洲之角，因为这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点。
风很大，从大西洋吹来，几乎噎得人不能呼吸。海边竖立着一座石碑，上有十字架，碑文是葡萄牙古代诗人卡蒙斯写的句子：大地在此结束，沧海由此开始。
我在石碑背风的一面躲了一会儿风，眯眼看着大西洋，身心立即移到五百年前，全然理解了当年葡萄牙航海家们的心思。海的诱惑太大了，对“结束”和“开始”的怀疑太大了，对破解怀疑的渴望太大了。
据我过去在阅读中留下的粗浅印象，对于近代航海事业，葡萄牙觉悟最早。那时德国、意大利还在封建割据，英国、法国还无心问鼎新的航道，而葡萄牙、西班牙的航海技术却有了长足的进步。与西班牙相比，葡萄牙王室里又出现了一代代真正痴迷航海的专家，如亨利亲王、阿方索五世、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我相信葡萄牙王室的航海专家们曾一次次来到罗卡角，在这海风雨雾间思考着远行的路线。作为“热身赛”，他们已经亲自率队航行过非洲。他们的最终目标，与当时绝大多数欧洲航海家一样，都是《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的中国。
今天我在这里又找到了新的证据。罗卡角南方不远处，正是古代王室的居住地，一代王朝就在这山崖上思念着海那边的东方。怎么才能航行过去呢？葡萄牙王室中的航海专家已有初步的判断。他们认为，应该从罗卡角向南，到达非洲海域后仍然向南，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后再折向东。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遇到了哥伦布。哥伦布决定横渡大西洋去寻找马可·波罗的脚印，希望获得葡萄牙王室的资助。葡萄牙王室太内行了，一听就觉得方向有误，未予支持。哥伦布转而向西班牙王室求援，伊莎贝尔女王支持了他。
结果，葡萄牙由于太内行而失去了哥伦布，而哥伦布也因为没有理会葡萄牙王室的意见而失去了马可·波罗。他横渡大西洋果然没有找到东方，却歪打正着，找到了美洲。
然而，心里发酸的葡萄牙王室仍在暗想，尽管哥伦布已经名动天下，东方，还应该是一个目标。
五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果然按照南下折东的路线，准确地找到了印度。他回来时，葡萄牙人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他带回来的财富，是远征队全部费用的六十倍，其中宝石和香料让欧洲人眼花缭乱，一时的影响，超过了哥伦布。二十年后，葡萄牙人麦哲伦奉西班牙政府之命干脆把地球绕了一圈，但他没有回来。
无论是达·伽马还是麦哲伦，都还没有进入《马可·波罗游记》里描写的世界。这总于心不甘，于是，葡萄牙还是一心要从海上寻找中国。
我在这里看到一份资料，提及葡萄牙国王在一五〇八年二月派出一个叫塞夸拉的人率领船队到马六甲，要他在那里打听：中国有多大？中国人长多高？勇敢还是怯懦？信奉什么宗教？使用什么兵器？
有趣的是，国王特别向远征船队下令，不准向中国人挑衅，不准夺取中国人的战利品。显然，他对神秘的中国保留着太多的敬畏。
几年后又派出一个叫皮莱斯的人来侦探。皮莱斯的情报抄本现在已经发现，他说中国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夺取全中国。
中国地方官员没有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互相都在小心翼翼地窥探。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后要借住，借住后也缴税缴租；中国官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做坏事，特地在他们的借住地外面筑了一道城墙，把握关闸大权，定期开闸卖一点食物给他们。这种情景，居然也维持了几百年，说明双方心气都比较平和。
我对这种尚未发展成恶性事件时的对峙，很感兴趣，因为这里边最容易看出文化差异。
葡萄牙人把自己当做是发现者，而又认为发现者便是占领者，只不过一时慑于中华帝国的宏大，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嚣张罢了。
中国官员开始好像没有把他们的来到太当一回事，这与传统观念对“番夷”的理解有关。后来发生一些事，也处处表现出因妄自尊大和闭塞无知所造成的可笑。最令我心痛的，是当时中国官方对第一批翻译人员的荒唐制裁，居然把他们看成是“私通番夷者”而一一处死，真是愚昧。
但是，历史终于朝着恶性的方向走去了。鸦片战争之后，葡萄牙看到中国在英国的炮火前一败涂地，便趁火打劫，单方面宣布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跃而成为欺侮中国的西方列强中的一员。其实它与中国已经打了几百年交道，而当时自己的国势也已经衰落，竟然一变而成为这个形象，有点不大光彩。
在葡萄牙图书馆翻阅的资料中，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细节是，葡萄牙人最早抵达中国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达的地点是屯门外的伶仃岛，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对面；第二个细节是，他们正式与中国的行政机构取得联系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点在南头关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既然你们那么早就来到我的窗下，那么，我也理应来看看你们出发的码头。好像，我来得太晚了。
他们的麻烦
葡萄牙人喜欢用白色的小石块铺设城市的人行道。里斯本老城人行道的石块，已被岁月磨成陈年骨牌。沿骨牌走去，是陡坡盘绕的山道，这样的山道上居然还在行驶有轨电车。
山道很窄，有轨电车几乎从路边民房的门口擦过，民房陈旧而简陋，门开处伸出一头，是一位老者，黑发黄肤，恰似中国早年的账房先生，但细看并非中国人。
骨牌铺成的盘山道很滑，亏得那些电车没有滑下来，陈旧的民房没有滑下来。我们已经爬得气喘吁吁，终于到了山顶，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古城堡。
古城堡气势雄伟，居高临海，显然是守扼国家的门卫。罗马时代就在了，后来一再成为兵家必争的目标。最近一次辉煌纪录，是圣乔治王子一五八〇年在这里领导抗击西班牙入侵者。抗击很英勇，在其他地方已经失守的情况下，这个城堡还固守了半年之久。
一算年代，那时中国明代的地方官员正在澳门筑墙限制葡萄牙人活动，而葡萄牙人又已开始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当时中国并不衰弱，但与这些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地方官员完全不知道，葡萄牙人自己的国家主权已成为严重问题。
我顺着城堡的石梯上上下下，一次次鸟瞰着里斯本，心想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如果只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葡萄牙人是有阴谋地一步步要吞食澳门；但是联想到里斯本的历史，就会知道他们未必如此从容。
你看，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印度后返回里斯本才六年，葡萄牙人刚刚在享受发现东方的荣耀，一场大瘟疫笼罩了里斯本。当时他们在马六甲的远航船队正开始探询中国的情报，但更焦急的是探询远方亲友在瘟疫中的安危。据我们现在知道的当时里斯本疫情，可以推测船队成员探询到的亲友消息一定凶多吉少。
瘟疫刚过不久，里斯本又发生大地震。第一次，正是他们的船队要求停泊于澳门的时候；第二次，则是他们要求上岸搭棚暂住的年代。
说得再近一点，十八世纪中期的里斯本更大的地震至今仍保持着欧洲最大地震的纪录，里斯本数万个建筑只剩下几千。就算他们在澳门问题上嚣张起来的十九世纪，里斯本也更是一刻不宁。英国欺侮中国是后来的事，对葡萄牙的欺侮却长久得多了，而法国又来插一脚，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攻入里斯本，葡萄牙王室整个儿逃到了巴西，此时这个航海国家留给世间的只是一个最可怜的逃难景象，处境远比当时的中国朝廷狼狈。后来一再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又一次次地陷于失败，整个葡萄牙在外侮内乱中一步步衰竭。
中国人哪里晓得眼前的“葡夷”身后发生了那么多灾难，我们在为澳门的主权与他们摩擦，而他们自己却一次次差点成了亡国奴，欲哭无泪。可能少数接近他们的中国官员会稍稍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他们一会儿态度强蛮，一会儿又脆弱可怜；一会儿忙乱不堪，一会儿又在那里长吁短叹……
在信息远未畅通的年代，遥远的距离是一层厚厚的遮盖。现在遮盖揭开了，才发现远年的账本竟如此怪诞。怪诞中也包含着常理：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很可能正在承受着远比别人严重的灾难，但人们总习惯把麻烦的制造者看得过于强悍。
古本江先生
一半个世纪前，里斯本的一家老旅馆里住进了一位神秘的外国老人。他深居简出，拒绝拍照，只过着纯粹而孤独的日子。
老人走过很多地方，偶尔落脚这里。他在厚厚的窗帘后面观察街道，体察市情，他一路都在准备做一个决定。没有人知道这个决定的内容，而他，则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发布这个决定。
葡萄牙，里斯本，老旅馆，对这位老人而言都没有根脉维系，也没有情缘牵扯。他本该悠然而过，无印无迹，但他终于住下了，再也舍不得离开。
他知道，自己已经慢慢地走近那个决定。
连他自己也惊讶，怎么会是这里。
直到他去世人们才知道，一个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世界级文化基金会，将在这里成立，纯资产十八亿美金。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他的名字，就叫古本江（Calouste Sarkis Gulbenkian，1869—1955）。
从此，在文化版图上，葡萄牙将不再是原来的葡萄牙，里斯本也将不再是原来的里斯本。二
古本江先生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
原来，他是波斯湾石油开采的早期推动者。他探明波斯湾石油贮藏丰富，又深知石油在二十世纪的重大意义，便风尘仆仆地周游列国，苦口婆心地动员他们开采。如果动员产生了效果，他又会帮助设计开采规模，联系国际市场。他的报酬，每项开采计划中都占有百分之五的股份。后来干脆成为定例，大家都叫他“百分之五先生”。
百分之五的比例乍看不大，但试想波斯湾的石油有多少，二十世纪对石油的需求有多少，在如此庞大的财富洪流中把百分之五归入一个人门下，如何了得。
古本江先生面对自己的巨额资产想做几件事。一是推动教育事业，二是推动艺术事业，三是推动科学事业，四是推动慈善事业。这四项事业已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要实行这四项事业，必须设立一个基金会。不管从哪个方面看，葡萄牙的里斯本并不具备设立的资格，但古本江先生看中了这里的朴实、安宁和好客。
有了古本江基金会，素来贫困的葡萄牙不仅自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大笔文化教育经费，而且也成了国际文化资助的重心。在世界很多城市，都有古本江基金会的办事处、科研所、文化中心、图书馆，连巴黎、伦敦也不例外，而总部却在里斯本。这是一种多大的文化气势。
希望这件事，能对世间一切有心于文化建设的市长们有所启发——
文化无界，流荡天下，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浓度，主要取决于它的吸引力，而不是生产力；
文化吸引力的产生，未必大师云集，学派丛生。一时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城市，万不可在这方面拔苗助长，只须认真打理环境。适合文化人居住，又适合文化流通的环境，其实也就是健康、宁静的人情环境；
在真正的大文化落脚生根之前，虚张声势地夸张自己城市已有的一些文化牌号，反而会对流荡无驻的文化实力产生排斥。因此，好心的市长们在向可能进入的文化人介绍本市“文化优势”的时候，其实正是在推拒他们。这并非文人相轻，同行相斥，而是任何成气候的文化人都有自身独立性，不愿沦为已有牌号的附庸。古本江先生选中里斯本，至少一半，是由于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空灵”；
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设是机制，是气氛，是吐纳关系，而不是一堆已有的名字和作品。三
古本江基金会大厦矗立在古本江公园里，占地不小，设备先进，我们去时正在进行翻修。大厦正门右侧的花坛里，竖立着古本江先生的塑像。塑像是面对街道的，前面有卫护栏，不能靠近。
我站在街道上端详着他的塑像，心思立即飞到了前些年去过的波斯湾。那里本是古文明的滋生地，现在早已破落得不成样子，而多数灾难，又与争夺石油有关。我在巴比伦遗址中见到过几千年前铺设的沥青路残迹，可见古文明的创造者们也发现了石油。但他们无法预料，这种地下的液体将会点燃起无穷无尽的战火，结果，连同古文明一起被世人耻笑。
今天才知，仅仅通过一个人，那片古老而悲凉的土地还拿出过百分之五的气力，滋养着现代文明。
又想起了他的孤独。里斯本的老旅馆，闭门谢客的外国老人，不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文化，竟然由一副苍老的肩头承担着。
像走私犯，像逃亡者，一路躲闪，一路暗访，只想寻找着一个托付地，来阐明自己生命的文化含义。
古本江先生终于阐明了，顺便也阐明了波斯湾的文化含义。
第二卷 中欧
仁者乐山
一从意大利到奥地利，也就是从南欧进入了中欧。
意大利当然很有看头，但家业太老，角落太多，管家们已经不怎么上心了。奥地利则不同，处处干净精致。同样一座小城，在意大利，必定是懒洋洋地展示年岁，让游人们来轻步踩踏、声声惊叹；在奥地利，则一定把头面收拾得齐整光鲜，着意于今天，着意于眼前。
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并不古老却很有文化。一百多年前已经有旅行家作出评语：“在维也纳，抬头低头都是文化。”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褒是贬，但好像是明褒实贬。因为一切展示性的文化堆积得过于密集，实在让人劳累。接下去的一个评语倒是明贬实褒：“住在维也纳，天天想离开却很难离开。”这句评语的最佳例证是贝多芬，他在一城之内居然搬了八十多次家，八十多次都没有离开，可见维也纳也真有一些魔力。
时至今日，太重的文化负担使它陷入太多程式化的纪念聚集，因此显得沉闷而困倦。中国人刚刚开始热衷的“金色大厅音乐会”之类，也已开始失去生命力。奥地利人明白这一点，因此早已开始了对维也纳的背叛。
奥地利的当代风采，在维也纳之外。应该走远一点去寻找，走到那些山区农村，走到因斯布鲁克到萨尔茨堡、林茨的山路间。寻找时，有小路应该尽量走小路，能停下逗留一会儿当然更好。二
奥地利的山区使我疑惑起来：自己究竟是喜欢山，还是喜欢水？
这里所说的“喜欢”，不是指偶尔游观，而是指长期居息。无论是临水还是倚山，都会有一些不方便，甚至还会引来一些大灾难，但相比之下，山间的麻烦更多。从外面看是好好一座山，住到了它的岙窝里很快就会感到闭塞、坎坷、芜杂，这种生态图像与水边正恰相反。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以前对居息环境的梦想，也大多与水有关。
但是，眼前的奥地利，却让我惊讶不已。
首先是图像的净化。满山满坡都是地毯般的绒草，或者是一片片整齐的森林，色调和谐统一，单纯明丽，把种种芜杂都抹去了。这也就抹去了山地对人们的心理堵塞，留下了开阔气韵。海边的优势，也不过如此吧？但它又比海边宁静和安全。
其次是人迹的收敛。整治草地和森林的当然是人力，但人的痕迹却完全隐潜，只让自然力全姿全态地出台。所有的农舍，不是原木色，就是灰褐色，或是深黑色，不再有别的色彩。在形态上也追求原生态，再好的建筑看上去也像是山民的板屋和茅寮，绝不会炫华斗奇，甘愿被自然掩埋。这种情景与中国农村大异其趣。中国民众总是企图在大地上留下强烈的人为印迹，贫困时涂画一些标语口号，富裕时搭建出艳俗的房舍。奥地利告诉我们，人类只有收敛自我，才能享受最完美的自然。
在奥地利的山区农村，看不到那些自以为热爱自然、却又在损害自然的别墅和度假村。很多城里人不知道，当他们“回归自然”的时候，实际上蚕食了山区农村的美学生态。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中一定也有很多城里人居住，他们显然谦逊得多，要回归自然首先把自己“回归”了，回归成一个散淡的村野之人，如雨入湖，不分彼此。三
在奥地利，想起了中国古代的山水哲学。
孔子对于山水，并无厚此薄彼，说过八个字：“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这里的“乐”字，古代读“要”，一个已经死了的读音。但是我觉得这八个字很有现代美学价值，应该活下去。
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视野开阔、通达远近、崇尚流变，这一点，早已被历史证明。由这样的文明产生的机敏、应时、锐进、开通等等品质也就是所谓“智”；与此相对比，山地文明则会以敦厚淳朴、安然自足、万古不移的形态给我们带来定力，这就是所谓“仁”。
其实，整个人生，也就是平衡于山、水之间。
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
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
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们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
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山地的哲学是不知日月。
正因为如此，我想，一个人年轻时可以观海弄潮、择流而居，到了老年，则不妨在山地落脚。四
此刻我正站在因斯布鲁克的山间小镇塞费尔德（Seefeld）的路口，打量着迷人的山居生态。
那些农舍门前全是鲜花，门口坐着一堆堆红脸白须、衣着入时的老人。他们无所事事，却无落寞表情，不像在思考什么，也不东张西望。与我们目光相遇，便展开一脸微笑，又不期待你有太多的回应。
也有不少中年人和青年人在居住。我左边这家，妻子刚刚开了一辆白色的小车进来，丈夫又骑着摩托出去了。但他们的小车和摩托都掩藏在屋后，不是怕失窃，倒是怕这种现代化的物件窃走浑厚风光。妻子乐呵呵地在屋前劈柴，新劈的木柴已经垒成一堵漂亮的矮墙。
现在是八月，山风已呼呼作响。可以想见，冬季在这里会很寒冷。这些木柴那时将在烟筒里变作白云，从屋顶飘出。积雪的大山会以一种安静的银白来迎接这种飘动的银白，然后两种银白在半空中相融相依。
突然有几个彩色的飞点划破这两种银白，那是人们在滑雪。
悬崖上的废弃
一萨尔茨堡，瓢泼大雨。
打伞走过一条小路，向一个标志性城堡走去。
中欧山区的雨，怎么会下得这样大？雨帘中隐隐约约看到很多雕塑，但无法从伞中伸出头来细看。它们的庄严安详被雨一淋，显得有点滑稽。是人家不方便的时候，不看也罢。
到了城堡门口，就需要攀援古老的旋转楼梯。古城堡两边圆桶形的部位，就是楼梯的所在。楼梯越转越小，越转越高，到大家都头昏眼花的时分，终于有了一个小门。侧身进入，居然金碧辉煌，明亮宽敞。原来，大主教离群索居在一个天堂般的所在。
后来，主教下山了，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于是，古城堡快速地走入了历史，升格为古迹，让人毫无畏惧地仰望，汗流浃背地攀登。
我喜欢这种攀登。瞻仰古迹，如果一步踏入就一目了然，太令人遗憾了。
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大雨中的泥泞，历史是悬崖上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地进入。二
这座城堡好大。
造得这样大，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又最说不出口的一个原因是，大主教考沙赫与老百姓关系不好，不愿出门，也不敢出门。
这很好笑：因自闭而雄伟，因胆怯而庞大。
还有更好笑的呢。
这个城堡中曾经囚禁过另一位大主教，他的名字叫迪特利希。理由是他违反教规，公开拥有情人——这还不好笑，好笑的是，他与情人生下了十五个子女！
这位拥有十五个私生子的大主教被囚禁的当天，这座城堡也就成了全城嘲讽的目标。民众抬头便笑，从此把仰视和俯视全然混淆。
萨尔茨堡再也严肃不起来了。
大主教西提库斯下山后更加调皮捣蛋，居然在露天宴会桌边的贵宾座椅上，偷偷地挖了喷水泉眼，待到礼仪庄重的时刻，命人悄悄打开。这时他要欣赏的不是客人们的狼狈，而是客人们的故作镇静。
他一定不能捧腹大笑，因为这会使客人们故作镇静的时间缩短。他还要竭力使每一个客人感到，此刻满裆湿透的只是自己，无关他人。他会找一些特别严肃的话题与客人一一交谈，甚至还会探讨宗教的精奥。
在这之前，他还会在客人的选择上动很多脑筋，特别要选那些道貌岸然的端方之士。
可笑的不是主教里边有另类，而是另类做了大主教。三
可笑的事情那么多，最后终于登峰造极。萨尔茨堡的修道院墓地中，有一排并列的七个墓碑，传说安葬着当地一个石匠的七个妻子。但也有争议，说石匠本人也在里边。
本来这很普通，不值得游人来参观，但这里却成了热闹的旅游点，原因是石匠妻子们的死因太离奇。
居然是，一个个都被石匠胳肢，奇痒难忍，大笑而死！
石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胳肢自己的妻子呢？如果是一种谋杀手段，那实在太残酷了，有何必要？
如果是闺房取乐，失手一人已经离谱，怎么可能接二连三？
总之，无论是哪一种可能，都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为什么游客们都愿意兴高采烈地到这里来呢？大家在那些墓碑前想到的，是一群女人笑得气也喘不过来的颠倒神态，而拒绝去追索什么“死亡档案”，这又是什么原因？
我想，主要是因为人人都会死，也都会笑，却从来没有想过可以笑于死，死于笑。
辛苦人生，谁能抗拒得了这种出入生死的大笑？于是也就删去了背后隐藏的种种问号。
民间的世俗故事历来不讲严格逻辑，所以天真烂漫，所以稚拙怪诞，所以强蛮有趣。
萨尔茨堡虽然美艳惊人却长期寂寞。记得一位德国学者说过，直到十八世纪后期——当时伟大的旅行者几乎没有人经过萨尔茨堡，因为除了光彩的建筑和美丽的田园风光之外，再没有什么可吸引人的了。伟大的生活不在这里，而是在另外的世界。政治中心在维也纳、巴黎、伦敦、圣彼得堡，在米兰、罗马、那不勒斯……
正因为自己不重要，别人又不来，萨尔茨堡人就与他们的主教大人一起闹着笑着，自成日月。四
我好不容易攀上来的这个庞大的城堡，历届主教修修停停、不断扩充，到完工已拖到一七五六年。我没有读到过城堡落成典仪的记述，估计不太隆重。因为当任主教的目光已投注山下。
但是，主教的一位乐师却在家里庆祝着另一件喜事，他的儿子正好在这一年年初出生，取名为沃尔夫冈·莫扎特。
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比那个城堡的落成重要千倍。
我读过莫扎特的多种传记，它们立场各不相同，内容颇多抵牾，但是，没有一部传记怀疑他的稀世伟大，也没有一部传记不是哀氛回绕、催人泪下。
那也就是说，萨尔茨堡终于问鼎伟大，于是也就开始告别那种世俗笑闹。
一座城市就这样快速地改变了自己的坐标，于是也改变了生活气氛和美学格调。五
有一种传记说，莫扎特三十五岁在维也纳去世，出殡那天没有音乐，没有亲人，只有漫天大雪，刺骨寒风，一个掘墓老人把那口薄木棺材埋进了贫民墓坑。几天之后，他病弱的妻子从外地赶来寻找，找不到墓碑，只能去问看墓老人：“您知道他们把我丈夫埋在哪儿了吗？他叫莫扎特。”
看墓老人说：“莫扎特？没听说过。”
这样的结局发生在维也纳，没有一个萨尔茨堡人能读得下去，也没有哪个国家、哪座城市的音乐爱好者能读得下去。
但是，另一种传记曾经让我五雷轰顶。原来，主要责任就在这个“病弱的妻子”身上，她是造成莫扎特一生悲剧的祸根。这种传记的作者查阅了各种账簿、信件、笔记、文稿之后作出判断，莫扎特其实一直不缺钱，甚至可以说报酬优渥，只是由于妻子的贪婪和算计，家庭经济变得一团糟。即便他的出殡，也收到大量捐赠，是妻子决定“高度节俭”。妻子来到墓地并不是几天之后，而是隔了整整十七年，还是迫于外界查询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还有材料证明，这个妻子不仅毁了莫扎特，甚至还祸及莫扎特的父母和姐姐，致使最爱面子的老莫扎特只能在萨尔茨堡人的嘲讽中苦度晚年。
如果后一种传记是真实的，那么萨尔茨堡应该是在沉思：一个伟大的音乐生命，为何如此拙于情感选择？一个撼人的精神系统，为何陷落于邪恶陷阱不可自拔？他孩童般的无知，如何通达艺术上的高度成熟？他内心的创伤，为何没有倾覆他的乐章？……
萨尔茨堡正在惶愧，却传来了晚年歌德的声音：莫扎特现象是十八世纪永远无法理解的谜。
我这次来，听他们引述最多的，是爱因斯坦的一个问答。问：爱因斯坦先生，请问，死亡对您意味着什么？答：意味着不能再听莫扎特。六
一座素来调皮笑闹的城市，只是由于一个人的出生和离去，陡然加添如许深沉，我不知道这对萨尔茨堡的普通市民来说，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荣誉剥夺轻松，名声增加烦恼，这对一个人和对一个城市都是一样。今天的萨尔茨堡不得不满面笑容地一次次承办规模巨大的世界音乐活动，为了方便外人购置礼品，大量的品牌标徽都是莫扎特，连酒瓶和巧克力盒上，也都是他孩子气十足的彩色头像。这便使我警觉，一种高层文化的过度张扬，也会使广大民众失去审美自主，使世俗文化失去原创活力。
欧洲文化，大师辈出，经典如云，这本是好事，但反过来，却致使世俗文化整体黯淡，生命激情日趋疲沓，失落了太多的天真稚拙、浑朴野趣。这是我一路看到的欧洲文化的大毛病。在奥地利，大如维也纳，小如萨尔茨堡，都是这样。为此，我不禁又想念起这座城市在莫扎特出现前的那些闹剧。
醉意秘藏
布达佩斯东北一百多公里，有一个叫埃盖尔的小城。去前就知道，那里有两个五百年前的遗物，一是当年抗击土耳其人的古城堡，二是至今还没有废弃的大酒窖。
匈牙利朋友说，如果我们不想在那个小城夜宿，就无法把这两个地方都看全。那么，选哪一个呢？“酒窖。”我说。“那城堡有很多动人的故事，譬如，最后在那里抗击土耳其人的，只剩下了女人。酒窖，可没有这样英勇的故事。”匈牙利朋友怕我们后悔。“酒窖。”我说。
我知道英勇的城堡值得一看，但那样的故事已经看得太多，因此更想看看大地深处的秘密。
酒窖的进口处，现在是一家酒厂。厂长听说来了中国客人，连忙赶来，也不多说什么，扬手要工作人员把厚厚的窖门打开。
大家刚进门，就被一股阴阴的凉气裹卷住了。这种发自地底的凉气是那么巨大，与周围黝暗的光线、看不到头的石灰岩洞组合在一起，委实让人却步。三位容易感冒的伙伴打了一阵寒噤后慌忙退出，我们几个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凉气弥散全身，然后提起精神往前走。
一排排绵延无际的酒桶出现了，桶上都标着年代。两旁时时出现一些独立的窖室，铁栅栏门锁着，贮存着一些特殊年代的酒中珍品。空气中的酒香越来越浓，酒窖里的长巷也越来越深。终于看到头了，快步走过去，谁知一转弯又是漫延无际。
厂长在一旁平静地说：“我们才走了不到一公里。现在一共启用了三公里，其实，整个酒窖全长十五公里。尚未启用的十二公里，会慢慢清理。”
这些平静的数字使我们很不平静。
正这么没完没了地走着，厂长已站定在一个窖室边，伸手示意要我们进去。这个窖室很长，没有酒桶，只有一溜长桌，两边放着几十把椅子。长桌和椅子全由粗重的原木打造，不刨不漆，却已被岁月磨成了发亮的深褐色。厂长说，这是品酒室。
我们依次入座，有一个年轻的侍者上来，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放一只高脚玻璃酒杯，铺一方暗红的餐巾。看来，我们得品酒。
年轻侍者又上来了，在长桌上等距离摆开四个陶桶。我们以为那便是酒，伸头一看，桶是空的，不知何用。也不问，只待主人用行动来解谜。
这时，窖室门口出现了一个面无表情的光头男子，年龄在中年和老年之间，不看谁，也不打招呼，双手捧着一个很大的玻璃壶，里边装了半壶琥珀红的酒。他走到桌边，端正站立，像在等待什么。
厂长坐在长桌一端，离这个光头男子有一点距离，此时便远远地瞭了玻璃壶一眼，随即报出了这酒的年份、浓度和葡萄产地。厂长话音刚落，光头男子霎时从伫立状态复活，立即给我们每个人斟酒。他斟酒时仍然面无表情，但那小心翼翼的姿态表现出了对酒的无上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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