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拼图(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荆方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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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拼图试读：

整理旧照片时，我惊讶地发现，年轻，竟然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时光如剑，将回忆斩成碎片，那曾经鲜活、美丽的过往，渐渐隐入岁月最幽深处，日久年深无法探问，最终被彻底遗忘。君不见，豪华壮阔的高尔夫球场，已经侵占了儿时玩弹球、跳皮筋的小院；满衣柜的羊绒真丝纯麻，已经掩埋了那件压在箱底一直舍不得穿的条绒裤子；电影院里甜滋滋的美式焦糖小米花，已经替代了那“嘭嘭”作响的破旧爆米花机里崩出来的粗大米花。红尘滚滚，有多少温暖被时间冷淡？白云苍狗，有多少纯真被弃之脑后？有太多次，我们不敢面对镜中的自己，因为我们不敢确定这个被山珍海味浸泡得脑满肠肥、面目模糊的人，是否就是当年那个没有肉吃、却整天精力旺盛、活得兴致勃勃的孩子？

这些藏进记忆最深处的碎片，被我一一拾起，擦去尘埃，重新镶嵌，做成一张光阴的拼图。只希望在每个慵懒的午后、每个无眠的夏夜、每个忙碌的间隙，你能够静心坐下，独自徜徉在这个时光的隧道里，在片片拼图上认出那个当年的自己，那个穿着补丁裤、戴着红领巾的小豁牙子，他曾经笑得那么灿烂。1.天安门前留个影

我此生学会的第一首歌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只有四句歌词，名字还占了一句，朗朗上口，反复咏唱。小时候，我最敬仰的人是毛主席，最想去的地方是天安门。

那时候交通不便，也不可能有旅游这种事。普通人要想去北京，除了偶然的寻亲访友，就只有工作出差的机会。大多数中国人几乎一生也没有去过北京。但一有机会踏上北京的土地，千方百计、排除万难也要去天安门前照一张相。那时候谁家也没有几张照片，家庭成员的所有相片基本就镶在大大小小的镜框里，挂在墙上。而很多家的镜框里，都有一张在天安门前的留影。这不仅是一种时尚，也代表某种殊荣——我们家曾有人离毛主席这样近。

天安门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是敬爱的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它是全中国老百姓朝思暮想的精神家园，是所有中国人一生的朝圣之地。对于出远门来说，每个中国人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北京，去北京最大的目的就是去看看天安门。几年前我去西藏，看到许多藏人不惜变卖家产凑足旅费，用一年或几年的时间，一步一跪的来到拉萨大昭寺门前，只为进寺庙磕一个长头，往酥油灯里添一注酥油。在大昭寺广场经幡缭绕的喧嚣中，他们肃穆而安详，自豪和骄傲，不由得让我想起若干年前在天安门前留影的人们。2.公共大澡堂

七十年代洗澡要去公共大澡堂。那时候妇女们去大澡堂洗澡，总是拖儿带女，洗完这个洗那个，男孩七岁前都归母亲带着洗。淋浴喷头少，人多，大人叫，孩子哭，我每次走进女澡堂就会感到头晕眼花、胸闷气短。但妈妈说我第一次去公共澡堂洗澡，却表现得相当淡定。

那年我不到两岁，妈妈带着我和姐姐一起去洗澡。妈妈给我洗完就给姐姐洗。我百无聊赖地独自在角落里玩水，身边是各种林立的大腿和硕大的屁股。这时候我发现地上有几颗瓜子壳，是那种大黑西瓜子壳，于是我捡起一颗，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贴了上去，瓜子壳吸饱了水，一贴就中。当妈妈终于给姐姐洗完，一回头，发现我身边那些雪白的大腿和屁股上，零零星星地长着硕大的“黑痦子”，再看一旁的我，正一丝不苟地往那些屁股和大腿上贴“黑痦子”。那些被贴的妇女们不是忙着搓泥，就是忙着照料孩子，根本没发现我的“艺术作品”。妈妈又气又笑，没敢声张，将我拉过来就抱出了澡堂。临出澡堂子前，我最后回头看一眼我的作品，随着那些女人的动作，“黑痦子”纷纷掉落，只有一个给同伴搓澡的妇女，后脊梁上的“黑痦子”随着身体的起伏，高低闪现，非常惹眼。3.二瘪花生

开封盛产花生，开封人也爱极了花生，即便在严厉打击投机倒把的年代里，开封的大街小巷依然游荡着买花生的小贩们，他们躲在小巷深处、大树后面，优哉游哉地做着小本生意。

现在各种花生多如牛毛，麻辣味的、奶油味的、椒盐味的，但只有一种花生是现在找不到而只有过去才有的，这就是二瘪花生。在过去，卖花生小贩的篮子里只有三种花生：第一，五香花生米，是带咸味的炒花生米，最贵最好，相当于花生里的“高富帅”，家长一般不买给孩子当零食，那是大人们的下酒菜。第二，带壳炒熟的花生，这种花生家长会买来给孩子当零食吃。最便宜最差的，是二瘪，顾名思义，这是果仁不够饱满、发育不良的花生，是从正常花生里挑出来的“穷矮丑”，二瘪也是带壳炒熟，但分量轻，价格便宜，一毛钱买一堆。这种花生北京人叫“半空儿”。

虽然二瘪是“穷矮丑”，但我偏爱吃它。因为它的果仁比较干瘪，跟香脆的大花生比，别有一种劲道，后味还有点甜，而且油分不多，吃多了不腻。但现在市场上再也看不到二瘪花生了，不知道是因为花生品种改良，生出来的都是“高帅富”，从基因上消灭了“穷矮丑”？还是条件好了，“穷矮丑”不配走进人间，都拿去喂猪了？4.亚非拉人民手挽手

小时候对于外国的概念，除了天天挂在嘴边的苏修和美帝，就是亚非拉阶级兄弟。亚非拉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我并不知道，我只是迷迷糊糊地知道在非常遥远的地方，住着一群跟我们长得不一样的人，他们那里也有帝国主义，他们备受压迫欺凌，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非常需要我们去解救和帮助。

报纸和广播里经常出现老挝、柬埔寨、坦桑尼亚、津巴布韦等等地名，这些拗口的地名让我感到熟悉和踏实，因为它代表着友好和亲密。在这个虎狼环伺的世界上，只有亚非拉兄弟跟我们是一条心。你看，纪录片上亚非拉国家的领导们来我国访问时，他们面带谦恭的微笑，身体前倾四十五度，以鞠躬的姿势捧住我们领袖的手，与此同时，我们的领袖无一例外地挺胸抬头，右手微微前伸，脸上带着慈祥、悲悯的微笑。每当看到这些画面我总是由衷地想：唉，他们真是太弱小、太可怜了，很需要我们去帮助和解放。

多年后我才明白，当年支撑这些“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谦恭和友好的，是我们从自己牙缝里节省下来细米白面。而这些过着悲惨生活的、需要我们解救和援助的亚非拉兄弟，其实一点也不悲惨，过的日子甚至比我们还舒适。5.表哥表妹情谊深

现在都是四二一家庭，一个孩子身边围绕四个老人两个年轻人，众星捧月一般。而我们小时候是倒四二一：一个大人带几个孩子，大一点的孩子还要负责带更小的孩子。

我出生在六十年代，正是中国生育高峰期，我们家族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有好几个，姥姥和奶奶照顾孩子的档期被排得满满的，轮到我就没档期了。所以我一断奶就被送进保姆家，直到3岁上幼儿园。脱离母亲的庇护在保姆家，使我养成了强悍、泼辣的性格。两岁那年妈妈带着我和姐姐去北京看望姥姥，当时姥姥正照看着跟我同年的小表哥，于是将我和表哥两个人放在同一辆小竹车里让我们自己玩，让比我们大六岁的姐姐看管我们俩。一天晚上舅妈来接表哥，发现表哥的脸蛋上有一个半圆形的红印子，就问表哥怎么回事，表哥嘴笨，不会说。后来舅妈认定这是牙印，而且确定是我咬的。妈妈不以为然，问作为看护的姐姐牙印是怎么回事？姐姐却一问三不知。

第二天，妈妈把我和表哥放在竹车里，自己在离竹车很近的地方洗衣服，顺便听着竹车的动静。一会竹车里传来尖利的哭声，妈妈一个箭步冲过去，只见我正用一只手拧住表哥的脸蛋，另一只手去抢他怀里的橡皮鸭子。妈妈立刻将痛哭的表哥抱出我的魔爪，再找作为看护的姐姐，她早跑得没影自己玩去了。6.我跟自行车的恩怨

七十年代我家有一辆永久牌二八自行车，这是全家最值钱的物品，不亚于现在家庭里的宝马汽车。每周日爸爸都骑上“宝马”带我去兜风，那时候每家都好几个孩子，大人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基本不带孩子出去游玩，所以每周日的兜风让全院孩子羡慕得眼睛发红。

后来爸爸去了五七干校，每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没时间也没心思带我去兜风了。院子里的孩子看着不再趾高气扬的我，都充满了幸灾乐祸的快乐，郁闷的我走到院子里，一眼看到高大沉默的自行车，气不打一处来，我跑到自行车跟前怒吼：“你这个破车！”同时抬脚踹向它，自行车被我一踹失去了平衡，向我倒了下来，二八加重自行车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庞然大物，我吓傻了，忘记了躲避，自行车直挺挺向我砸过来，因为我站在自行车侧面中间位置，正好是大梁的下面，奇迹发生了，自行车倒下来的时候，我下意识一缩脖，大梁擦过我的头皮，我正好被圈在大梁和斜梁构成的三角区里，所以除了头皮被大梁擦得生疼外，我没有受伤。但我受了巨大惊吓，摸着脑袋，站在自行车三根梁构成的三角区里哇哇大哭！

有了这次教训，我再也不敢跟自行车较量了，没有大人陪伴，绝不敢靠近这个钢铁怪侠半步。7.童星梦

我小时候有过一次出名的机会，但只是因为我太馋，跟机遇失之交臂。那年市防疫站要拍一组宣传夏季饮食卫生的照片做成宣传画，需要一个孩子做模特。

妈妈带我去见了摄影师，摄影师一眼就看中了白胖、憨厚的我，让我做了几个表情，他都很满意，于是带我走进拍摄的房间。我一进拍摄房间眼睛立刻直了——桌子上堆满了水果，苹果、鸭梨、杏子，还有昂贵的香蕉！那时候水果是非常珍贵的奢侈品，只有电影里的资本家和女特务桌子上才会摆满娇艳欲滴的果盘，我家平常除了两分钱一斤的西瓜外，一年也吃不上几次水果。我撕下了憨厚的面纱，露出一脸馋相。摄影师反复启发我托腮、微笑、歪头，他累得一头大汗，我却置若罔闻，直勾勾盯着那一堆水果，看都不看他一眼。无奈之下，他将妈妈叫进来开导我，妈妈进来一看，就知道了问题所在，她把我拉出房间小声哄我：要是将照片拍好，就能吃一只香蕉。我领会错了她的意思，当第二次进入那个堆满水果的房间时，我直接要求吃香蕉，摄影师说不行，我满腔压抑终于爆发，大哭起来。拍摄只能取消，换上了另一个替补的小男孩。

宣传画最终印刷出来，贴满了大街小巷，妈妈和我每次看到宣传画里笑容灿烂的小男孩，她都恨铁不成钢的狠瞪我一眼。8.烤红薯饼

小时候粮食短缺，每家的粮本上除了大米白面外，都有一些配给的粗粮。开封盛产红薯，所以我家配给的粗粮就是红薯面。红薯面就是将红薯晒干、磨成面粉，这种面粉带有很浓郁的红薯香和红薯的甜。按现在的说法，是纯天然粗纤维健康食品。

红薯饼是我小时候自制的零食里比较豪华的一种。所以只有在冬天，家里所有的孩子都放寒假的了，外面又天寒地冻没什么好玩的，姐姐就会带领我们在屋子的炉子上烤红薯饼吃。烤红薯饼的饼铛很奇特，是厚铁铸就的，面积只有乒乓球拍子那么大，双面的，每面都像乒乓球拍子一样有一个手柄。烤制红薯饼的时候，取适量红薯面加水和好，面要和的稍软一些。在饼铛上抹上一层非常薄的猪油，然后揪下核桃大的一块红薯面团，在手里团圆了，放进饼铛中央，把饼铛合上，双面用力夹紧，饼铛里的面团就被夹成薄薄的一片面饼，拿着手柄将饼铛放在炉火口上来回翻烤，大约几十秒，红薯薄饼就熟了，一股红薯的甜香和面粉烤制的焦香，顺着饼铛的缝隙飘出，催人口水。红薯饼带着红薯浓浓的香味，又香又甜，薄脆、轻盈，比现在卖的蛋卷好吃多了。外面冰天雪地，屋里孩子围着火炉烙红薯饼，烙一张，吃一张，又好吃又好玩，又解闷儿又解馋，那境界真是赛过神仙。9.炒面

这里说的炒面，是把干面粉放在锅里，文火炒熟，吃的时候兑入滚开水搅拌均匀即可，别看做法、吃法都简陋，在七十年代的中国，炒面很是流行。

记得我家院子里家家都常备炒面，吃的时候，想喝稀的多冲点水，就变成粥一样，想当饭吃就少冲水，炒面变成一块淡褐色面团，用筷子挑着吃。院子里有一家，父母有时候中午不想做饭，就给孩子们一人冲一碗炒面，中午开饭时，他家几个孩子一人端一碗褐色面团，在院子里溜达着吃。我家炒面装在一个密封的饼干盒子里，吃的时候用勺子挖一勺出来，加白糖或者红糖，冲成稀粥一样的糊糊，喝起来很香甜。但我家不常吃炒面，更不把炒面当饭吃。大户人家出身的奶奶在那种年代也很讲究生活品质，她说炒面吃多了胃酸，大便干燥，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炒面不能当饭吃。

后来我知道，七十年代党中央要求人民“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在这样的政治导向下，炒面作为易保存、好携带的方便食品，家家必备。所以我的同龄人中不乏有小时候吃炒面伤了胃，以至于现在看到炒面就泛酸水的。而我因为有奶奶的庇护，至今还把炒面当美味，吃起北京稻香村的加了核桃、花生、芝麻的油炒面，还是津津有味。10.垃圾分类

现在提倡垃圾分类，把可以利用的废品跟垃圾区别开，便于废品收回再使用。其实在我们小时候，每一个孩子都是最好的垃圾分类员。那时候大人很少给孩子零用钱，很多孩子零用钱的来源就是卖废品的收入。他们像小贼一样盯着家里快用完的牙膏、快喝完的酒瓶、过期的报纸，绝不会让任何一样可以换钱的东西丢进垃圾箱。

一般情况下，父母对孩子的这种行为都是默许的，因为这是培养孩子勤俭节约的好方法，另外也能增加孩子的收入，一举两得。其实那时候每家的废品都少得可怜，要指望自己家的废品卖钱来充实自己的小金库太不可能了。于是像我这样财迷心窍的孩子，就会把好事变坏事。有一次我将家里没用完的牙膏挤进下水道，把酱油倒进花盆，然后把牙膏皮、空酱油瓶卖给收购站，父母发现后将我胖揍一顿，从那以后禁止我靠近酱油瓶子。

这种情况下，很多“有办法”的孩子就学会了广开财源。我们住的家属院紧挨着办公区，我们院有的孩子就在晚上用弹弓打碎办公楼的玻璃窗，然后把碎玻璃收集起来拉到废品收购站，换成钱买花生吃。那些日子里，我们经常坐在办公楼边的草地上，一边吃着买碎玻璃换来的花生，一边看着后勤科的人爬上爬下地安装玻璃窗。11.两条大辫子

建国以后，中国女人的美丽长时间被两条乌黑发亮的大辫子左右，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破四旧”时很多辫子被剪掉，红卫兵时还以短发为美，但民间审美里的漂亮女人一直都有两条大辫子，女孩子仍旧以留辫子为美。那时候说起美女，人们经常一脸羡慕地说：啧啧，那两条大辫子啊！

那时候说的大辫子必须是齐腰长，或者垂到臀部的，短至肩背的辫子不叫大辫子。留着大辫子的女人走起路来，随着腰肢和臀部的摆动，辫子荡漾其间，给女人灵秀的曲线添加一种动感，偶尔将辫梢一甩回眸一笑，那种俏皮和风情更让人目眩神迷。

我认为“两条大辫子”的审美取向，比时下流行的“白富美”的审美取向要科学、健康。“白”是不能风吹日晒，再加上精心化妆弄出来的；“富”则意味着出入有车、四体不勤。而有了“富”，“美”也就是美容整形医院的一道小菜而已。但“两条大辫子”则涵盖了健康、美丽和勤快诸多因素，肾气主毛发，一个身体不好的人很难拥有乌黑发亮的头发，这就是自然和健康的标志。而在那个没有洗发水、护发素的年代，长头发每一次洗头都是一项繁琐的工程，每天清晨梳头编辫子，再尝试一些新鲜的编辫子方法，也是需要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的，所以留着大辫子的女孩子都被锻炼得心灵手巧还很勤快。12.大强和李二梅

在三十多年前，中国人除了对党和领袖的敬仰，流露其他任何感情都是被鄙视的，被认为是意志薄弱、没出息的表现，连男女之情也一样。那种压抑的气氛里，爱情反而带有一种别样的倔强和隽永，让人难忘。而现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恩爱要靠“秀”，感情就像表演，演员都是人来疯，没有观众就演不下去。

当年我家前院里有个姑娘叫李二梅，后院有个小伙叫大强。有一个晚上我出去倒尿盆儿，无意中撞见李二梅站在门柱的阴影里和大强聊天，大强站在老槐树下，两人之间隔着三米的距离。大强似乎正在说什么烦心事，李二梅低声劝慰着他，两人声音很低，但很温柔、很知心。我当时惊讶极了，以我当时的智商我并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只是惊讶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人，在院子里相遇也像陌生人一样淡淡打招呼、匆匆擦肩而过，但他们私下竟然这么亲密！

后来，大强结婚了，新娘不是李二梅。婚礼的时候李二梅突然消失，听说回乡下了，等到李二梅再回到院子，她依然有说有笑，但我发现她笑起来嘴往下撇，像哭一样难看。很快她也结了婚，搬出了院子。几年后我再次见到他们是在胡同口，远远看见他们在胡同口相遇，当时四周没人，但他们没有说话，淡漠地点点头、擦肩而过，就像真正的陌路人。13.闺蜜合影

物质匮乏的时期照片是奢侈品，除非遇到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才会去照相馆。每个家庭的镜框里都镶满了周岁照、毕业照、结婚照、全家福等等具有重要意义的照片。如果说这些照片像一个百花园，那么闺蜜合影就像一朵不起眼的小野花——意义远没有其他照片那么重大，但随处可见、不可或缺。老一辈人拿出黑白老相片，总会指着其中一张满是年轻面孔的相片，充满感情地说：“这是我当年最要好的朋友。”我妈妈和姑姑们的相册里都有这样的闺蜜合影，有学生时代的、有知青时代的、也有工作以后的，姑娘们穿着当时最时髦的衣裙，带着甜美的笑容，亲密地排列在一起，让相机表达她们对友谊的珍惜。每次看到这些照片，我都感觉那昔日的快乐穿越时光扑面而来，绚丽的青春透过黑白相纸跃然眼前。

现在照相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了，但我惊讶地发觉，我并没有一张像样的照片记录那些和我分享心事、分享寂寞、分享甜蜜的闺蜜们。有道是：流水的情人，铁打的闺蜜。如果有机会重新来过，我会跟我的闺蜜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去照相馆照一组艺术照，让最好的摄影技术见证这比亲情更持久、比爱情更坚贞的友情。14.国营酒吧

奶奶家胡同口有个国营小商店，小商店供应着方圆几条胡同的油盐酱醋，偶尔卖一些凭票供应的鸡蛋，算是最奢侈的东西了。除此之外，它还有个很有趣的生意：卖散白酒。柜台上常年放着几个黑色的大瓦缸，缸口塞着一个红布盖子，缸边放着一摞黑色的粗瓷小碗，酒客站在柜台前，往柜台上拍出一毛钱，售货员就拿一个打酒的小提子，伸到大瓦缸里提出一提子白酒，倒进粗瓷小碗，一提子正好装满一小碗，是一两酒。那时候饭馆少之又少，且饭菜差、价格贵，还要看服务员脸色，除非有重大外事活动，平时没人去饭馆。这种小商店没有酒菜卖，而且环境狭小，酒客都是站着喝，但酒客络绎不绝，就因为小商店酒价低廉，店小不欺客，售货员跟酒客们都是街坊，大家边喝边聊，一两酒下肚，筋骨疏松了，烦心事也聊没了。这些站着喝酒的酒客们都是体力劳动者，白天干活，晚上下班来这里喝一口儿。他们大多生活窘迫，没钱买更贵的酒，这种散装白酒劲儿大，俗称“一毛儿蒙”，只花一毛钱就能把人整蒙了，所以深受广大蓝领的喜爱。

现在塔基拉、伏特加被制成五颜六色的鸡尾酒卖给小资们，其实这些酒在外国是体力劳动者最爱喝的，而他们也是站着喝，喝的时候既没有果盘儿鱿鱼丝、也没有真皮吧椅和乐队，和装在黑瓷大瓦缸里的“一毛儿蒙”是一样滴。15.粮本儿

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不知道粮本儿为何物？但在三十年前，粮本儿是生活中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仅此于户口本，比银行卡、身份证还重要。那时候每个城市人吃的粮食都靠国家定量供应，这个量就写在粮本上，定量标准按照性别、年龄和工作划分，任你是高官还是平民都是这个定量标准，粮本面前人人平等。那时候城里人被称为“吃商品粮的”，指的就是凭粮本卖粮吃；调动工作时光工作关系调过来还不行，还要把粮食关系调过来，有了粮本才算真正落户。光有钱买不到粮食，有粮本才能买到粮食，还能换到粮票。

我特别喜欢跟着奶奶去粮站买粮，粮站里的大木箱子里装着各种粮食，空气中也弥漫着一股粮食的香味。粮本和钱递上去，划掉该买的定量，售货员就用大撮斗撮起面粉过称，称完后将撮斗送到不锈钢漏斗上，一抬撮斗，雪白的面粉顺漏斗轰然而下流入撑开的面袋里，一切如行云流水般妥帖。有一次买粮，我光顾着趁售货员不注意抓木箱子里的面粉玩，忘记奶奶嘱咐我将柜台上的粮本拿好。回家后发现粮本弄丢了，全家都慌了，沿路找到粮店，但粮店已关门下班。那一夜奶奶彻夜未眠，嘴上起了一嘴的水泡。第二天粮店开门，粮本被找到，全家如蒙大赦。那粮本里还夹着买粮剩的三块七毛钱，可以买三十多斤白面，是成年人一个月的粮食定量。16.电影的黄金时代

开封有三家大型电影院，名字分别叫人民电影院、解放电影院、工人电影院。就像当年最大的照相馆都叫光明，最繁华的街道都叫中山路一样，这三个电影院的名字在全国每个城市都有。

六七十年代是电影的黄金时代，上至八十老太太，下至没上学的娃娃，有谁没进过电影院没看过电影呢？小青年谈恋爱确定关系，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两人一起去看过电影了，电影院光线暗，恋人们拉个手儿、亲个嘴儿易如反掌，所以谈恋爱的都喜欢去电影院。电影票十分便宜，一毛五一张，无论进口片还是国产片，饶是这样，很多机关单位还经常包场，或者发免费票给职工。那时候的电影院只有一个厅，一天只放一个电影，循环放映。电影厅分楼上楼下，能容纳上千人，今天很难想象的情景是，上千人被电影感染而一起哭泣、一起鼓掌、一起尖叫的场景，那时候电影院每天都上演这样的场景。每到一场好电影降临城市，电影院售票窗口就会排起长队，下班路过的人一看到这长长的队伍，就知道有好电影可看了，消息迅速传遍城市的每个角落，全城的人都在谈论这个电影：看了的人谈论情节，没看的人研究怎么弄票。

改革开放后电影院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大厅改成小厅，硬座椅改成了软沙发，但看客寥寥。有一次我进去看了一场，没演完时我习惯性站起来准备退场，一站起来才发现放映厅连我才十个人，我蓦然发现这不是千人大厅，不会遇到汹涌的散场人潮了，于是重新坐下安静地看到结尾。17.铁杆影迷

奶奶家胡同里有一个少年，名字叫黑皮，黑皮是铁杆影迷，那些年上演的电影每部片子他都看了五遍以上，所有台词他都背得滚瓜烂熟，并应用到生活中去。中午放学回家，他一进门就问她姐：“花姑娘，我滴，米西米西！”他妈劈头给他一巴掌，他捂着脑袋逃到屋外，边跑边说：“老太婆，你滴良心大大滴坏了！”有一次他爸拿着扫帚追打他，他领着几个男孩在前面狂跑，突然他爸爸被绊了一下摔倒在地，手里的扫帚掉了，他一看大喜，对那几个惊魂未定的男孩说：“弟兄们不要怕，共军没子弹了！”那些男孩放下心来，就指着他爸对他说：“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黑皮得意地走过去，要拉他爸起来，他爸趁他走近，一鞋底甩在他屁股上，打得“张军长”哇哇惨叫。黑皮是王心刚的铁杆粉丝，他最喜欢模仿《侦察兵》里王心刚检阅炮兵的场景，他将我们一群小屁孩集合在一起，排成一队，他带着一双从他爸爸那儿偷出来的白色劳保线手套，挺胸叠肚走近我们，伸手摸一下我们手里拿着的扫帚把，学着王心刚的样子拉长声音说：“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哒？”

若干年后，有一次路过工人电影院，看到黑皮在电影院门口哄儿子进电影院看电影，他儿子挣扎着死活不进，大声说：“我讨厌看电影！我要去玩碰碰车！”18.小反动

文革是个因言获罪的年代，政治禁忌多如牛毛，提到领袖和党的时候更要千万小心，因为不知道哪句就踩到雷区。

我从小就是个二货，还有点缺心眼儿。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学校组织看电影，每场电影前都会加演纪录片，那天纪录片放的是毛主席接见非洲某国领导人，当时已经是一九七三年，画面里的毛主席大腹便便，眼袋下垂，看着衰老的他，我突然想起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毛主席会死吗？”那时候我还不太明白死亡，但我知道死亡意味着永远不能再见面。想到这里我不禁为这位老人悲伤起来。一不留神说出口：“毛主席会死吗？”这一句话被旁边的小朋友听到了，他们立刻像麻雀一样瓜噪起来，用小手点着我的头：“小反动小反动小反动！”我们的动静惊动了后排的老师，好在当时电影正式开始，老师忙着看电影所以不耐烦地吹了一下哨子，制止了瓜噪并没有深究，事后也没人向老师汇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但我回家一说，把妈妈和奶奶吓得半死，幼儿园要是知道这件事，批斗会是肯定少不了的，说不定还会把我打成小反革命。妈妈命令我在家装病，好几天没敢去幼儿园，看看没什么动静，才恢复我正常去幼儿园。

我这个乌鸦嘴一语成箴，三年后伟大领袖果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当时那个哭啊，边哭边想：毛主席，你真的会死啊？19.铲仇

我小时候始终有两个遗憾，一是我弟弟七岁前在北京，我在家变成了最小的一个，这让我在弟妹成群的同学们中间鹤立鸡群，很不适应。二是我上面不是哥哥是姐姐，这使我面临肢体冲突必须自己出马，而不能威胁性地警告对方：“你等着！我回家告诉我哥！”

一年级时候，我们班经常有同学没有完成作业，他们告诉老师：我弟弟昨天把我作业本撕了！老师恨恨地瞪他们一眼，什么惩罚也没有；家长会时他们告诉老师：我妈在家照看我二妹不能来，让我奶奶来了。谁都知道奶奶爷爷参加家长会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跟他们比我太不幸了，作业本没人撕；家长会父母从不缺席，开完会回家一顿胖揍是免不了的。

我弟弟从北京回来就上学，跟我一个学校，已经不可能编织“弟弟撕作业本”的神话了，而替他铲仇打架的事情没完没了。他那时候既听不懂也不会说河南话，班里的孩子就喜欢欺生，经常有他们班的好事者来向我报告他被人打了。这时候我就用光速冲到他们班，揪住那个肇事者就是一顿乱拳。打到后来我恶名远扬，他们班的孩子见我都躲着走。但是让我伤心的是弟弟似乎并不领情，有一次我见他跟一个小姑娘玩得高兴，而那个小姑娘前天刚欺负过他，我对于弟弟这种不分敌友的态度十分气愤，我冲过去一把将那小姑娘推了个屁股蹲儿，然后扬长而去。结果弟弟回家就告诉了爸爸，我挨了爸爸两巴掌。20.掐揪

我们小时候家长很少参与孩子的生活，孩子们一早就知道混江湖全靠自己。我刚从奶奶的小院搬进父亲单位的家属院的时候，像一尾小鱼游进了大海，家属院孩子众多、派系林立，男孩子有个“司令”，女孩子也有个“司令”。我和弟弟是新人，加上弟弟刚从北京移民开封，一口让人取笑的京腔无法掩饰。所以我们姐弟在新环境里饱受鄙视，经常被欺负。我的性格比较强悍，不论是司令还是小兵儿，谁敢欺负我们，我冲上去就骂，骂急了就打，打不过就领着我弟弟去找他家长告状。尤其最后这一条，非常坏孩子的江湖规矩，所以家属院的孩子很快被我得罪一个遍，“男女司令”命令全院孩子孤立我。那时候孩子之间的交往颇有古风，绝交有仪式，叫掐揪，顾名思义就是掐住了揪开。仪式是这样的，两个曾经要好的朋友，在双方都有见证人的情况下面对面站好，双手食指和拇指捏在一起像掐住一根线，然后双手向两边猛地一扯，好像揪断了那根无形的线，从此桥归桥路归路，再不搭理。我刚到家属院那段时间，频繁遭遇掐揪，经历了我交际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最惨的那次，我身边连个见证人都没有，我孤零零一个人，而对方身后站一大群见证人，有一种大兵压境的悲怆感。不像绝交仪式，很像审判仪式。21.打倒白狗子

我被全院孩子孤立后，“男女司令”为了显示专政威力，在满院子里写 “打倒小方！”“小方吃屁！”等字样。那时候没有BBS和微博，孩子们发泄愤怒都在公共建筑上，墙壁上到处写着孩子们的爱恨情仇。他们写完我就写“谁写我是谁奶奶！”“你吃屎你喝尿！”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入睡前都考虑两件事：一，第二天去哪里写标语？家属院的孩子为防止我去他们家房前屋后写，所以总是严密监视自己家附近，很难找到下手的机会。二，怎么才能弄到更多粉笔?我的粉笔都是趁着送作业的时候从老师办公室偷偷拿的，都是白粉笔头。

终于有一次我趁办黑板报的时候，拿回家十根彩色粉笔，为此我酝酿了一个惊天大计划。我们院办公大楼的外墙上，有一块专门贴标语用的水泥栏，面向大院，十分醒目。周日早晨，当家属院的孩子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我揣着彩色粉笔，从花坛爬上办公楼的标语栏。我在标语栏用红粉笔触目惊心地写“打倒万恶的白狗子！还有他小老婆秀新！”男司令姓白，白狗子是他外号，女司令叫秀新。我正写得起劲，突然头顶一声怒吼，我抬头一看，白狗子他爸从二楼窗户探出头来，正往下看，我吓得扔了粉笔就爬下了二楼。后来虽然因此我挨了揍，但那条标语因为难擦，竟没人去管，我每次看到，还是暗自欣慰。22.混臭蛋儿

如果一个人被很多人掐揪，基本没人搭理了，在家属院这也有个专门的术语来定义，叫“混臭”。顾名思义就是大家已经把你搞臭了，你臭不可闻、完全没人搭理了。这时候的你就有了另外一个名字“混臭蛋儿”。做混臭蛋儿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你不但要具有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精神，你还要准备忍受孤独和寂寞。

我和弟弟当混臭蛋儿的时候很少到院子里玩，但在家里玩又没有什么玩具。这种情况下我和弟弟发明了一种游戏，我们收集了很多牙膏盖子和鞋油盖子，有圆柱形的高大中华牙膏盖子、矮墩墩的白玉牙膏盖子、黑色小个头鞋油盖子。弟弟在北京见多识广，给牙膏盖子们起了新颖的名字，中华牙膏盖子叫元帅；白玉牙膏盖子叫大力士；黑色鞋油盖子叫盖世太保等等。然后我们用这些盖子们排兵布阵、攻城略地。那时候家属院的孩子只知道司令、小兵，从没听说过元帅、大力士这样的字眼，这些名字既新鲜，又透着霸气。弟弟的才华让我很得意，我将这个游戏撒布出去，孩子们立刻一传十十传百，都迷上了这些有名字的牙膏盖子，并且将自己收集的牙膏盖子带来，让弟弟给起名字、排座次。我和弟弟首次开创了混臭不臭的历史新局面，彻底改写了混臭蛋儿孤独的命运。23.小面人儿

我小时候崇拜的第一个人，是在我们学校门口捏面人儿的师傅。我第一次看他捏面人儿就被吸引住了：红色的面团放进手心，用指头肚一捻，面团变成薄薄一片，从装面团的小抽屉里他拿出一只黝黑发亮的细齿木梳，将木梳往面饼上一压，面饼顿时变成一排小波浪，再用指头肚一搓一卷，带波浪的小面饼就变成了一朵花瓣层叠的大红花；拿一根细长的小草棍，在草棍头上抹一团娇黄的面团，然后一拉一卷，一根金黄色的金箍棒就出来了。他那粗糙、脏乎乎的大手，灵巧地摆弄着那些鲜艳、柔腻的小面团，三捏两卷就弄出来一个衣袂飘飘的的小仙女，或者手搭凉棚的孙悟空。为了得到一个面人儿，我跟母亲软磨硬泡，终于得到一毛钱，买了一个孙悟空回家。这是多么细嫩精致的一个孙悟空啊！粉白的小脸，漆黑的眼珠儿，水红的灯笼裤。我心满意足地举着它回家，像娶回一个绝世美人儿的傻小子。暗暗发誓要一辈子疼爱它、对它好。

小面人儿拿回家以后，我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它身边凝视它一刻钟，再去写作业。但是一个月后，我惊恐地发现它的虎皮裙上裂开了一条细细的缝隙，又过了几天，它粉白的小脸也裂开了一道缝隙，最后，它水红色的灯笼裤掉下来一大块，露出里面粗糙的草棍。妈妈说面人干了就不能要了，将它扔进了垃圾桶。眼看着残缺不全的它躺在肮脏的菜叶子、鸡蛋壳里面，我心如刀割。24.神奇的闹钟

院子里小丽家买了一只闹钟，那是非常神奇的一只闹钟。里面竟然有一只活生生的小母鸡，它带着两只小鸡娃，随着秒针“滴答滴答”走动，一下一下低头啄米吃，简直跟活的一样。自从小丽家买了这只闹钟，院子里的孩子就有了去处，每天我们放学后、小丽她父母下班前，我们都会偷偷溜进她家去参观那只神奇的闹钟。然后跟小丽讨论这里面啄米的小母鸡到底是不是活的？它是如何带着两个小鸡娃定居在钟表里的？

在那个没有机械、电动玩具的年代，这个小鸡啄米的闹钟渐渐成了神物，终于有一天，院子里的“革新能手”宝强注意上了这只钟，宝强上初中，正是迷恋机械的年纪，就喜欢拆手表、装收音机。宝强向小丽保证说只要他拆开这只神奇的闹钟，就能知道那只母鸡是死是活？小丽被宝强的许诺冲昏头脑，于是趁父母没下班，将闹钟偷出来交给宝强，宝强将闹钟拆了个乱七八糟，却再也装不上了。等小丽父母发现时，闹钟已经变成了一堆散乱的零件，像一具碎尸被裹在一个大手帕里。那天晚上全院都听到了宝强和小丽挨揍时候的哭声。后来，宝强父亲请工厂里一个八级钳工重新组装好了闹钟，但组装好的闹钟里，那只母鸡再也不会啄米了，垂着头一动不动。闹钟变成这样后院子里的孩子不去小丽家参观了，他们很快淡忘了这只神奇闹钟。25.挑水工小米

奶奶家胡同里有一口水井，家家都去水井挑水吃，不收水费。挑水是个力气活，没有青壮年的家庭是做不来的，胡同里有一个挑水工，送水收费，一挑水两桶，五分钱。送水工名叫小米，是个哑巴，稍微有点智障，但浑身都是力气，挑水送水很积极，只要招呼一声，马上给你送到，绝不会让你家水缸见底，而且不管井台打水的人再多，他也能优先打水，因为他是智障，大家都自觉让着他点。小米脑子不好使，有时候没人叫水，他也自说自话地挑着两桶水送上门，你不要他不走，哇啦哇啦跟你嚷。小米虽然不会算账，但每挑水五分钱他一分不会少收，只有遇到这种没叫水他多送的，顾客可以只给他一桶水的钱收下两桶水，他也认，因为没人欺骗他。那时候是小米的黄金时代，无论什么时候遇见他都是挑着水雄赳赳地走过，忙碌而快活。不久他结婚了，刚结婚那几天他耳朵上别一根烟，见人裂开嘴就笑，发一根烟。

后来水井封了，胡同里安装了公用自来水，公用自来水有专人管理，水龙头上锁，交钱放水、排队等水，一视同仁，小米生意不如以前好了。我搬走后家家都安装了自来水，听说小米彻底失业了，媳妇也跟人跑了。前几年我偶然在街上看见个乞丐，正在垃圾箱里拣瓶子，那不是小米嘛！第一次看到没有挑着水桶的小米，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26.纺麻的孩子

奶奶家院子里的宝强家，是孩子最多、生活最困难的家庭，宝强姐弟五个，宝强母亲没有正式工作，靠冬天打零工、夏天卖冰棍挣钱养家，所以宝强家那些年干过很多加工活补贴家用，当时开封的外加工活都由政府统一经管，酌情发放给生活困难的家庭。那些年，我们胡同每家都或多或少干过纺麻绳、糊火柴盒、编花篮、拆棉纱等等加工活，但只有宝强家每样都做过，并一年四季都在做。那时候我最喜欢参与宝强家纺麻绳的活动，纺麻绳之前必须劈麻，就是将粗乱的麻丝分成整齐的细缕，这样就能上纺麻机纺成麻绳了。劈麻技术性不强，我们都能干，而踩纺车纺麻这个技术活只能是宝强亲自担任。宝强只要将纺麻机搬到院里，孩子们就自动就位，自带板凳围坐在他身边开始劈麻，因为宝强喜欢一边手脚不停操作纺麻机，一边给我们讲手抄本里看来的故事，我们一边摆弄麻丝，一边听故事，如醉如痴。

我搬离奶奶家后，听说宝强辍学下海，成了院子里第一个万元户。有一天我回奶奶家玩，一进院就听到宝强妈和宝强吵架，宝强要把纺麻机扔掉，他妈不让。宝强光着脊梁扛着纺麻机往外走，我注意到他的腰上有一圈红肿，我问他腰上咋回事？宝强那画着浓妆的媳妇立刻抢着说：“宝强从东北刚回来，一路上把三万块钱缠腰上不敢解开，捂了一路，长痱子了！”27.拆棉纱

拆棉纱是把成片儿的针织品拆成棉线，就是棉纱，蓬松的棉纱是擦机床的好材料。拆棉纱需要技巧，先用一只酒瓶铁盖子将质地紧密的布片刮松，待棉线的纹路稀松了，再一条条往下刮着拆。我觉得这个活动干好了特别有成就感，眼看着刮松的棉线被瓶盖子“滋啦滋啦”扯下来，一块小布头渐渐变成一堆舒顺的棉纱，很有快感，不过我技术不行，经常扯成死结。那时候每家领一份加工活都是全家总动员，一起做，只有宝强同时可以干两份加工活，互不干扰，都能按时交货。因为一是他家人口众多，二是他家姐弟很会发动群众。比如，纺麻绳由宝强和他妹妹主打，但有很多孩子帮他劈麻；拆棉纱由宝强的三个姐姐搞定，但也有很多孩子帮她们拆。宝强的三姐拆棉纱最猛，一天坐着不动能拆出一个小山来，而且没有断线和死结，都是舒顺蓬松的棉线。她经常在书包里揣上待拆的布头上学校，老师上面讲课，她就在下面埋头拆棉纱。我觉得她这样很潇洒，也学着她的样子带几片布头去学校拆，没拆几次就被老师报告家长，父母一气之下再不许我去宝强家拆棉纱。

前几天上网玩切水果游戏，我“唰啦唰啦”切了几个苹果橘子之后，突然感觉十分熟悉，这感觉太像拆棉纱了：酣畅淋漓。怪不得宝强他三姐那么痴迷，除了挣钱的外，恐怕也是上瘾了。28.右派王贵田

家属院里有一个古怪的人，平时见不到他，每到发工资的日子他就出现在院子里，那风尘仆仆的样子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他常年穿着一件褪色的蓝中山装，肩头和大襟磨得发白，脖子里挂着一个白口罩，口罩一丝不苟地塞进衣服里，只露出两条脏成灰色的白带子，三七开的偏分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不仔细看不会发现那头发很多日子没洗过了。他叫王贵田，是第一批分配来的医科大学的大学生，但现在是个疯子。此前我只见过又脏又傻、鼻涕哈拉的疯子，还从没见过他这样斯文、理智的疯子。王贵田是在反右的时候被划成右派，想不通，疯了。单位老领导同情他，也没送他去精神病院，还按时给他发工资。他平时就四处云游，到省里、中央上访，为自己鸣冤。有人在铁路边见过他，也有人在北京见过他。

粉碎四人帮以后，单位领导班子换了，王贵田被送进精神病院。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一个冬天的黄昏，他领完工资从办公楼出来，掏出塞在领口里的口罩带上，顶着风走出院子，那白口罩在暮色中闪着凛冽的白光。王贵田后来在精神病医院郁郁而终，他的冤案到死也没有得到平反昭雪。王贵田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是他当年参加医疗队去了信阳，看到信阳的灾情后他给毛主席写信汇报，信被查扣，他被打成右派。29.样板女人

我们这一代人自从有了审美意识，接触最多的女性形象就是八大样板戏里那些孔武有力的妇女同志们：《红灯记》里粗辫子浓眉毛的李铁梅，虽然是豆蔻少女，但她动不动就圆睁虎目牙咬大独辫儿，一幅宁死不屈的模样，给了我恶性刺激，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看到粗黑的大独辫就觉得有一股杀气扑面而来；还有《红色娘子军》里那个暴脾气吴琼花，提枪就干，比爷们还彪悍；复仇女神白毛女，那诡异的造型配上满眼复仇的怒火，很让人心悸。我最烦的就是样板戏《海港》里面的方海珍，她穿一件看不出性别的蓝工作服，梳着男人一样油亮亮的大背头，两眼烁烁放光，粗大的手里老是握着一卷图纸，像攥着个烧火棍，好像看谁不顺眼就要捅谁一棍。这些女人全身上下散发的都是大仇未报、死不瞑目的倔强，没有柔美，更没有优雅，这些样板女人领导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翻看我家相册，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妈妈和姑姑、阿姨们这些中年妇女，个个都像方海珍。她们梳着溜光的短发，耳边一个黑卡子将头发固定得纹丝不乱，穿着灰蓝色的一字领外套。庄严庄重，一眼望去，让人顿生敬畏。30.性感女神

采玲是我们胡同里的性感女神，这是我若干年后定义的。当时我们胡同里女孩子都不跟她玩，不是不愿意，是家里母亲不让。母亲们谈论她从来没好话；父亲们则从来不谈论她；小青年和小流氓则用各种形式表达对她的关注。采玲其实并不漂亮，厚嘴唇、大鼻子、大眼睛，但她笑起来声音非常清脆，松垮肥大的绿军装，只要她穿起来就特别显腰身，刘海总是用火钳烫得弯弯的，就连吃甜杆儿都跟别人不同。采玲喜欢站在胡同里吃甜杆儿，甜杆儿就是没结玉米的玉米杆，很甜，像青皮甘蔗一样。我们吃甜杆儿就是连皮一起咬，龇牙咧嘴很野蛮，而采玲吃甜杆儿先用雪白的牙齿有条不紊地将甜杆儿皮撕成一条条的，但又不撕断，那些皮像瀑布一样弯弯地倒垂下来，露出中间一根甜杆儿芯。每次嚼完将渣吐出去，她都习惯性舔一下厚嘴唇，嘴唇红得发亮。她边吃边轻轻晃动手里的甜杆儿，像摇动一束花枝。我觉得采玲吃甜杆儿有一股特殊的劲儿，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股劲儿就叫性感。后来我回家也学着这样吃，被奶奶一巴掌打过来：哪儿学的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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