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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孟山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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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书与人的相遇试读：

我没有选择犹豫症。但是，不适用于读书时。

每次买书一摞，突然就不知道该从哪本读起了。

被归在“苏门四学士”名号之中的黄庭坚说：“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专不欲杂。”不过，对于那些有读书爱好的人而言，恐怕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其他人如何，反正我是解决不了。

专精与博杂，是读书的一对矛盾。人的时间有限，兼顾彼与此很难。从明确的研究主题入手，顺藤而读，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还是跟着感觉与爱好，随性而读，成为一个什么都有半瓶子的杂家。认真地讲，我真不知道哪一个更好，好像没有统一的标准。

不过，如果有了职业选择，恐怕就没办法不有所侧重了。现代社会的足够复杂，带来了现代知识的极大丰富，精通一门知识已是艰难之事，跨个学科精通当属大牛。每次看到道行深深的教授或专家，就某一个问题侃侃而谈，好像几天几夜说不完，我都有深深的艳羡与钦佩。

可是，真的是管不住自己，我读着读着就不在自己的所谓“研究方向”上了，甚至不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了。在花掉了一把把时间之后，突然决绝地告诉自己：回来。抓起专业书，猛看上一通。然后，就读着读着又跑题了。如此状态，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有时候，真想返回媒体做个没有研究方向的自由读书人，读哪儿算哪儿，而不是在大学里做一个必须有专业、有研究方向的教授。

想想而已。就如当年在媒体N年又返回学校一样，想象蛮多，但其实，貌似不坐班的大学教师职业，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上下班界限的职业，深夜照样写作，假期照样读书。围城不只是钱钟书小说里的婚姻，任何行当都是一个围城，只是突破围城的方式不一样，读书是突破职业界限和拓展想象空间的最好方法。二

翻看从前写过的书评，一是有点吃惊自己读过那么多杂七杂八的文字，这些时间要是全部用在专业学习上该多好。不过真要如此，可能也觉得该没意思了。况且，我现在所从事的传播学研究，几乎是个没有边界的学科，没有其他基础学科作支撑，很难做出好东西。二是没注意自己写过那么多或青涩或不太青涩的书评文字。书评，大约说来，就是对书的评论，包括内容评判、价值评判、质量评判等等，不一而足。我的书评大约遵循了写作的基本规则。同时，结合自身的经验体验与理论知识，提出了自身的看法。

书评的好坏不取决于图书作者的写作水平，关键是读者自身的知识储备量。如果对一本书的主题知之甚少，那么这本书的水平再高，内容再丰富，恐怕都所获无几。所以，有些自己觉得一般的书，不一定不好。记得我在《华夏时报》主持书评版块时，有时候会被个别书评作者击中：他能够读出来的东西，我没意识到。被刺激狠了，就翻出来原书重新读一遍，看看是不是如书评作者所说。

由于我的人身体验、社会经验与知识储备有变化，对同一本书的认识当然有变化。这种变化有些时候是巨大的甚至反向的。原来觉得一部满是真诚的书，后来读出了页页谎言；原来觉得一部理论知识丰富逻辑清晰的书，后来读出了无数的逻辑断点，无法卒读。反之亦然。但不管怎样，那些书评文字当年已经写出，留在这里，不做改动，算得上回望自身的纪录。三

看到一本感觉不错甚至奇葩的书出来，经常会有与作者交流的念想，我想知道：作者的写作冲动是怎么来的？又是如何变为现实的？有些观点是如何产生的？有没有文本之外的东西影响到作者？特别是与众不同的观点究竟是自我信服这样的逻辑还是哗众取宠？内心是真信还是有现实考虑？筛选材料为何明显没有考虑到对立面？为何会明显忽略另一方观点？……不一而足。

总之，有好奇。

见过那么多作者之后，最大的感受也是最大的收获是文本之外的东西对作者的观点建立所起到的作用，有些是作者直接告诉我的，有些是我与作者对话中推演出来的。我有一个观点是，一个人所有的文本不会都是逻辑出来的，一定会有个人体验和社会经验影响着作者的书写，个人体验和社会经验甚至决定着一个人写作过程中的材料选择和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一旦形成，又会影响作者接下来的材料选择和观察世界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一个自我论证的圆形城堡，但每个人起盖圆形城堡的起点是不一致的。我觉得，这是最迷人的地方，也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在读书这件事情上，按照“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阅读主体说，完全可以不必理会作者，只面对文本就可以了。我不依赖与作者的交流来理解文本，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机缘巧合与作者交流。但是，如果可以见到感兴趣的作者，自然不会放过机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精彩，不会全部体现在某个文本中，甚至很少体现在某个文本中，而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却可以有更多分享与理解。也正因如此，我很愿意当面听作者的解说与解释，愿意听作者的“哈姆雷特”是什么，并与我自己理解的“哈姆雷特”相互比对。

真心想说，能够与那么多作者交流，是我的荣幸，也在此对这些作者道声感谢！

最后，感谢中国传媒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培养工程相助！书评传播的思想与思想的传播大众媒介作为国家转型的动力装置读《大众媒介与社会转型：墨西哥个案考》《大众媒介与社会转型：墨西哥个案考》，张建中，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

大众媒介在转型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和政治社会转向时扮演着什么角色，是媒介研究及其学者的一个重要面向和讨论议题。特别是在19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此议题获得学界更多关注。不过，转型国家的社会实践时间可再向前追溯：“在葡萄牙于1974年结束独裁后的15年间，民主政权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30个国家取代了威权[1]政权。”这是塞缪尔·亨廷顿对第三波民主化理论的事实描述。《大众媒介与社会转型：墨西哥个案考》（以下简称《墨》）一书所做的墨西哥个案考察恰是在其间（1988年）发生变化并延续至2000年实现民主化转型的拉美国家典型。1.“第三波”延长线上的威权墨西哥

墨西哥是拉丁美洲典型的威权主义国家，自1929年以来形成“党国一体”的政治体制，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 al,PRI）一直控制着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执掌墨西哥政权长达71年。如此漫长时间的威权统治且没有受到严重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宪法规定：定期举行中央和地方选举，并且适度容忍反对派。墨西哥总统、州长与参议员选举6年一次，总统不得连任，众议员和市级选举3年一次。总统不得连选连任的任制原则是墨西哥政治制度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是一种权力平衡制度，[2]该制度是墨西哥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一些学者将墨西哥的这种政治制度称为“一种完美的独裁制度”，也有学者将其称为“柔性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虽然专制，但却有一套灵巧的控制政治[3]生活和抑制反对派的手段。

墨西哥的政治社会转型发生于1988年的总统选举，卡德纳斯（Cuauhtémoc Cárdenas）代表“全国民主阵线”（1994年改名为“民主革命党”Partido de la Revolución Democrática,PRD）参加总统选举，挑战“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萨利纳斯（Carlos Salinas），这是自1929年革命制度党执政以来遇到的最大一次政治挑战。为此，革命制度党采取暗杀、选票舞弊等卑劣手段，最终赢得大选，但却尽失人心，开启了墨西哥的政治社会转型之旅。至2000年反对党领导人文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 Quesada）当选为墨西哥总统，革命[4]制度党成为在野党，墨西哥完成政治社会的民主化转型。《墨》书以媒介与民主、媒介与民主化为理论框架，以小篇幅考察墨西哥政治社会转型过程前大众媒介与威权政府的关系，既包括大众媒介与威权政府的利益共谋，也包括威权政府对大众媒介的笼络与打压；以大篇幅展开论述大众媒介在墨西哥政治社会转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了什么作用，书中从告知（inform）、检视（scrutinize）、讨论（debate）、表达（represent）、动员（mobilization）五个方面分别论述，对应内容是：大众媒介给公众提供信息；行使对政府部门、商业机构和其他公共机构进行监督的“看门狗”职能；为民众提供交流的公共论坛；提供表达声音的渠道；动员社会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等作用。作者在大众媒介对民主化转型不同阶段发挥不同作用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一个媒介与民主化转型的动态模式图，并以此为基础对在墨西哥民主转型过程中大众媒介的作用加以分析。2.墨西哥的媒体与政治社会转型

墨西哥特殊的威权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形塑出其特殊的威权媒介体制。墨西哥政府一方面通过纳入财政预算的政府广告、付费新闻这种金钱方式来收买和影响新闻媒体与记者，另一方面通过暴力拘捕、关闭媒体等权力手段控制和打压新闻媒体和记者。在这种威权主义的新闻管控模式笼罩之下，许多媒体及其从业者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政治经济集团的利益相关者，并导致墨西哥的新闻行业成为该国最腐败的行业之一。从总体上来讲，在威权时代的墨西哥媒体和新闻记者与政府合作占据绝对主流，竭力维护革命制度党的政权合法性。

但是，正如在许多其他威权国家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总有媒体试图不完全被权力控制，总有媒体人敢于冒险直面权力恐吓。彼时的墨西哥第一大报《至上报》（Excelsior）及其主编斯科尔（Julio Scherer）即是这样的媒体和媒体人，该报自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进行改革，以“扒粪”模式着手调查墨西哥政府的贪污腐败行为，挑战官方的宣传报道和话语模式，显示出较强的媒体独立意识。可想而知的结果是，该报招致政府的严厉打压，整个《至上报》在1976年6月被清洗，斯科尔及其编辑团队被清除出局，免去所有高级编辑的职务，启用亲近政府、听命政府的编辑团队。

令墨西哥政府始料不及的是，这次清洗行动非但没能扑灭始于《至上报》的新闻改革运动，反而将诉求媒体独立的新闻改革和新闻专业主义的“火种”传遍全国。至1980年代，墨西哥出现多份独立报纸，如《工作日报》（La Jorada）、《金融家日报》（El Financiero）等，这些具有独立思想的媒体度日时艰，既要面对政府的无情打压，还要面对市场的残酷竞争。不过，这些报纸在与政府抗争的过程中日臻成熟，当政府切断所有资助之后，它们在市场中以较高的新闻品质赢得受众，从而艰难地生存下来，这磨练了成长中的报纸和记者。在此期间，墨西哥独立媒体通过揭发政府的腐败、滥权、贪污等行为，严重地打击了革命制度党的合法性，给墨西哥民众呈现了一幅异于政府粉饰的、更为真实的墨西哥社会画面。

与报纸媒体相比，电视媒体虽然是墨西哥民众接触最多的媒介形态，但在墨西哥民主化发展早期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民主化转型。其主要原因是墨西哥长期以来都是特莱维萨电视台（Televisa）垄断整个电视市场。特莱维萨电视台与革命制度党之间形成了稳定的“侍从关系”，即革命制度党支持和纵容特莱维萨电视台的垄断地位，特莱维萨电视台则无条件效忠于革命制度党，该电视台老板米奥墨（Azcarraga Milmo）公开声称自己就是革命制度党的战士，并不忌讳被称为“革命制度党的电视公司”。特莱维萨电视台不仅在墨西哥大选中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制度党候选人，而且电视台的老板亲自为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慷慨捐款。这种局面直到1993年阿兹特克电视台（Azteca）成立之后才被打破，民众不再仅仅依赖特莱维萨电视台获取信息。而特莱维萨电视台的转型，直到1997年米奥墨去世之后才开始。伴随理念转换和节目支持人更换，该电视台在新闻报道中变得比较客观公正，逐渐开始在墨西哥民主化转型中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在2000年墨西哥总统大选中，国家行动党（Partido Acción Nacional,PAN）总统候选人福克斯当选为总统，墨西哥至此完成民主化转型，进入民主化巩固阶段。统治墨西哥长达71年的革命制度党黯然退场，墨西哥学者马德拉索评论说：“革命制度党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它不能再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仅仅代表少数集团的利益；[5]当人民了解此点后，就自然放弃了本党。”在墨西哥进入民主化巩固时期，新闻界和公民社会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促使福克斯政府通过了《信息自由法案》。这部法案的主要目的是约束政府必须公布权力机构运行的各种信息，并且回应公民（包括媒体）的信息诉求，迫使权力机构在公民监督之下阳光运行。3.新闻媒体的影响方式与动因

从整个墨西哥民主化转型过程来看，新闻媒体成为其中的一个动力装置，推动墨西哥完成和平转型，其间既有新闻媒体的社会自觉和责任意识，也有政治社会变革背景对新闻媒体的压力促动。这包括新自由主义导致的新闻媒体市场化，公民社会的崛起及其与媒体互动，新闻专业主义的日渐进展，以及在传播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传播权力转移。

新自由主义导致新闻媒体市场化。从不同威权国家获得的历史经验来看，在一个完全由国有经济或政党控制的媒体环境中，新闻媒体的独立开放首先需要引入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这种改革导致的市场竞争，会削减政府或政党对媒介的控制力量，触动新闻媒体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侍从关系，从而获得媒介解放的空间和打开权力控制的缺口。自1986年墨西哥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现已变身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墨西哥国内一些独立媒体开始有机会自由地从国外进口纸张和机器设备，而不像原来那样完全受控于政府。电视媒体的私有化，则开始打破特莱维萨电视台独家控制整个墨西哥电视市场的局面。而且，一些外国广告公司逐步进入墨西哥媒介市场，这些公司主要以发行量和收视率来投放广告，迫使媒体必须提高自身的新闻品质来回应民众的信息需求，推动媒体间竞争，扩大媒体市场化。

公民社会的崛起及其与媒体互动。由于革命制度党的威权控制，墨西哥的公民社会一直比较衰弱，与其他威权国家一样，原因主要在于公民参与的资源都为革命制度党和政府所控制。经历1988年第一次有力冲击革命制度党的总统选举之后，墨西哥国内的政治气候与社会氛围焕然一变，公民社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并且公民社会与独立媒体之间的互动、对话，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话语，打破了原来墨西哥传统媒体依附于政党和政府形成的官方需要的话语模式，独立媒体与公民社会共同设定和推动关涉民众利益的国家公共议程。公民社会与媒体互动创设的新的公民话语，日渐占据媒体议程，不断阻击革命制度党和政府创设的官方话语，造成其合法性逐渐丧失，重新框架墨西哥政治和公共争论的方向，为反对威权政体提供了理性的策略支持和政治社会空间。

新闻专业主义的日渐进展。自1970年代《至上报》的勇敢尝试，至1990年代，墨西哥的新闻专业主义日渐获得进展，新闻媒体和记者的独立意识及其专业主义操作模式，使得他们越来越多地报道革命制度党和政府的禁忌话题，比如毒品交易、官员腐败、选举舞弊，等等。新闻媒体的报道将墨西哥政府背后的黑箱运作和权力滥用，暴露在墨西哥民众面前，冲击到民众惯有的接受模式和接受心理。接连不断的丑闻报道，使得广大民众对现行体制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墨西哥的政治精英们在多重压力面前，不得不严肃审视已经变化了的政治社会语境和民众权利觉醒，不得不减弱权力控制来回应民众的政治与社会变革诉求。

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传播权力转移。1990年代出现的墨西哥萨帕塔运动（Zapatista Movement）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全球公民社会运动，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富有创造性地使用了互联网技术，获得了整个世界对这个事件的关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传播技术从根本上对国家的控制形成了挑战，国家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信息的流动，在某[6]种程度上互联网降低了国家镇压的能力。民众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形式获得不同于官方的报道消息，民众对官方建构的“事实真相”产生怀疑，进而怀疑权力机构的合法性，传播权力在此过程中发生了转移，原来由革命制度党和政府独揽定义墨西哥社会现实的现象一去不复返。如果从动员结构方面加以分析，互联网的出现降低了传递和接收信息的门槛以及政治参与成本，让许多普通民众得以积极参与到整治社会运动中来，并且促进了集体认同的建构。政治学者郑永年认为，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形式，其自身并不会创造社会运动，但是作为一个工具，互联网可以被不同的社会运动参与者用来促进社会运动的发

[7]展。事实确实如此，新传播技术为墨西哥民众投身政治社会运动、促使墨西哥民主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动员工具和参与方式。4.尚需拓展研究的媒介形式

从大众媒介的构成形式来看，《墨》书主要关注并论述了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在墨西哥民主化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对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探讨不够多。就单部著作的写作而言，当然不能强求面面俱到，但是从大众媒介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讲，在当下全球媒体图景和媒体生态发生巨变的背景下，在有关这个领域和议题的后续研究中，需要更多地关注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各种新媒介形式，尤其是社会媒体（Social Media）对转型国家的影响，以及未来的新传播技术对政治社会转型进程的影响。

为更有针对性讨论接下来的议题，在此有必要对“Social Media”这个被误用的短语略加辨析。“Social Media”在国内经常被翻译为“社会化媒体”或“社交媒体”，但是都算不上精当，更为准确的翻译应为“社会媒体”。主要原因大致有四点：第一，在西方社会，社会媒体是与大众媒体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大众媒体”虽在词汇中冠以“大众”，实际上大众参与程度很低，更多地处于一种被传播的被动状态，其本义是面向大众的媒体，比如报纸、广播、电视等；社会媒体则是指包括个体在内的社会力量都能够参与的媒体，是大众能够参与其中的媒体形式。第二，“Social Media”中“Social”一词与”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密切相关，是学界与实践中对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分法的理念延续，即社会媒体对应的是国家媒体（政府拨款或资助，比如西方公共广播电视）和市场媒体（私人资本出资兴办，是西方国家最为流行的媒体所有权形式）。换言之，社会媒体是既非国家拨款或资助，也非私人出资兴办的媒体，是在国家与市场之外由公民个体及其集合力量主导的媒体表现形式，比如博客、论坛、维基百科等。第三，社会媒体意味着媒体摆脱了权力与资本的把关和干预。虽然这带有理想主义般的乌托邦色彩，但却寄托了公民及社会构建纯粹的公共领域的美好向往。例如，个人不经申请与备案，可通过发表博客文章表达观点，影响社会。第四，“社交媒体”的涵义是侧重于社会交往的信息传播与沟通形式，是更为具象化的所指，比如美国的Facebook，中国的微信（Wechat），而社会媒体的涵义要比社交媒体宽广很多，意指在互联网时代中公民个人可以参与信息传播与互动的所有在线媒体形式，例如博客、播客、BBS、维基，以及社交网络与内容社区，包括Facebook,Linkedin,Wealink,Flickr,Ipai,Twitter等。

社会媒体因其互动和参与的基本特性，使得使用者能够即时呼应、连接与再呼应，从而可以迅速集聚巨大的社会能量。这种社会能量在转型国家存在于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存在于日常生活与公众交往中，参与者通过社会媒体的信息交换和观点碰撞，逐渐达成对于当下国家运行状态的社会共识，即如何认识自己的国家状态与可能方向。第二个层次，在转型国家变革的关键时刻，社会媒体会疾速成为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将平日积蓄的社会能量转化为国家变革的推动力量，即虚拟网络的线上共识会转化为现实社会中的线下行动。

事实上，在中东北非所发生的社会变革案例中，世人已经看到社会媒体所带来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最为典型的是2009年的“伊朗twitter革命”。在2009年6月至8月发生的近两个月的政治危机中，社会媒体在推动伊朗的国内政治运动形势时大显身手，尤其是Twitter，首当其冲。伊朗反对派在政府对外国媒体和互联网管制实施限制的情况下，借助Twitter信息平台相互串联，持续抗议向政府施压，并且西方媒体（CNN、BBC等）也借助Twitter上的短信和YouTube被上传的视频制造国际舆论，里应外合，支持伊朗的游行示威者。由于Twitter在伊朗政治危机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反对派的行动也被冠以”Twitter革命”的头衔。反对派通过国外社会媒体给国内造成政治压力的方式，是典型的被国际社会学家称谓的“国际回飞镖影响”（international boomerang dynamic），即“如果国家与其国内行为体之间的交流渠道被堵塞，代表跨国网络特点的回飞镖影响模式就会出现：国内的非政府组织绕过他们的政府，直接需求国际盟友的帮助，[8]力求从外部对其国家施加压力。”这里的反对派虽然不是非政府组织，但其行为及其诉求与跨国网络中的非政府组织殊无二致，都是在国内政治与社会空间连通受堵的情形下，转而求助国外的连通方式以及施加给本国政府的国际压力。

比“回飞镖模式”更进一步的是，在伊朗Twitter革命中，前文论述的“线上——线下互动”转变为了“网络——街头政治”，游离在本国之外的社会媒体成为在国内反对力量召集和动员街头游行、示威和抗议的有力工具。转型国家的颠覆性变化逐渐从简单的、象征意义上的“颜色”标示，走向了互联网时代中的社会媒体与公民行动的整合，即1990年代后期“颜色革命”（如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演变成21世纪初的所谓”Twitter革命”（伊朗），且蔓延波及速度惊人，紧随伊朗之后的2010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2011年埃及自由广场革命、2012年开始的叙利亚危机等等，无一没有社会媒体参与其中的功劳。

在西方学者看来，被实践了500多年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在传播技术的冲击下，在某种程度上嬗变为所谓的“媒介政治”（mediapolitik）或“网络政治”（cyberpolitik）或“心灵政治”[9]（noopolitik).5.作为新型动力装置的新媒介

新传播技术和新媒介形式已经成为推动政治社会转型的新型动力装置。在以互联网为主导的传播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以社会媒体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与新媒介形式，给目前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带来了比墨西哥转型时期更为复杂的国内影响和国际压力。

从国内事务的层面上讲，国家在内部政治整合的实践活动中，以社会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介形式携带的公众参与能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权力的控制困难。尽管这种控制并不一定符合西方的民主标准和媒体标准，也就是说，不够民主也不够开放，但对具体的转型国家而言，已经意味着它对政治与社会稳定的把握力下降，走向短期或长期不稳定的风险在明显提升。原因在于，与传统大众媒介相比，新技术与新媒介具有的动能和势能对转型国家的影响更为强大。埃及在自由广场革命行动之后，曾在2011年初关闭整个网络，但却无法阻止和消除民众借助新技术和新媒介已经动员起来的政治与社会能量。可以预言，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的世界拓展中，未来所有的政治社会转型都将逃不脱新传播技术和新媒介形式。我们已经处于一个新的媒介依赖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不过，这种依赖正在传递给使用者更多的政治社会方面的参与机会和参与能力。乐观者将其界定为新媒介赋权（empower），其中虽然含有技术决定论的些许色彩，但不妨碍对当下社会现实的令人信服的理论分析。正如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在分析西班牙、埃及、突尼斯以及占领华尔街等案例之后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多元媒介、水平传播意义上的数字网络是历史上速度最快和最足够自治的、互动的、重新设定议程的自我扩张媒介形式。……这也是为什么说数字时代的网络化社会运动[10]代表着新形式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和政治行动将会给正在转型和将要转型的国家带来强烈动力和影响。

从国际事务的层面上讲，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明确竖起互联网自由的大旗，有足够强烈的意愿借助新传播技术和新媒介形式来促动转型国家的内部变革。美国国务卿在任时曾于2010年2月和2011年2月两次发表有关互联网自由的演讲，系统地阐释了美国要借助于互联网推动某些国家的转型。在第一次演讲中，希拉里提及伊朗、摩尔多瓦、突尼斯、乌兹别克斯坦、越南、沙特阿拉伯以及中国，她说：“有些国家竖起了电子屏障，阻止本国人民分享世界上的信息网络。……我们支持开发新工具，使（他国的）公民能够避开政治审查而行使其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正在为世界上各地的团体和组织提供资金，确保将这些新工具以当地语言版本提供给需要的人。……美国人民应当知道，对互联网进行审查的国家也应当明白，我国政府致[11]力于促进互联网自由。”在第二次演讲中，提及的国家增加了埃及、古巴、俄罗斯等国，对互联网自由的概念进一步阐释，在表示将其纳入美国外交政策框架的同时，再次表示美国要支持和资助那些追求互[12]联网自由的行为。也正是在互联网背景下，美国政府对美国之音（VOA）、英国政府对英国广播公司（BBC）做出了在国际传播方面的调整，即压缩通过广播对外播出的经费与人员规模，扩大互联网上的国际传播，以促动转型国家的可能变革。

由以上两个方面综合观之，不难发现在新技术与新媒介形势下转型国家面临的新挑战，即“互联网的国际链接，使得信息交换可以瞬息完成，而且互联网技术的监控难度使得国家对信息控制的成本无限放大，造成了不可能完全监控的结果。于是，转型国家的国民可以突破权力的诸多限制，增加对世界的了解，并同时向外传递国家控制的某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信息的全球传播与接收。”虽然转型国家此前也面临国内与国际两个方面的压力，但是国界内外的联接方式和力量互动的程度，都无法与当下传播全球化时代的网络速度相比。“新媒体会导致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从而在现存的主导性的威权结构内部引发日渐激化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新媒体有时候会绕开已经建立起来的媒体传输机构，发布遭到禁止或限制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来破坏控制社会知识的等级制度。”转型国家面临的对新技术和新媒体进行管控的挑战和困难，显然比大众媒介带给权力的压力和危险性都要大得多。

当我们研究媒介在某个国家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时，都必须认真检视这个国家所特有的政治与社会现实，作为动力装置的传统媒介与新媒介，能够携带和发挥多大动能，至少取决于国家机器的权力配置方式、普通民众的信息接收与使用状态、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现代化程度等等。正因如此，结合具体的国家情景，我们才能够发掘媒介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墨》书毫无疑问提供了一个可供我们阅评的、有意思也有意义的样本。【注释】

[1] （美）塞缪尔·亨廷顿，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页。

[2] 徐世澄：《墨西哥政治经济及模式转换》，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77页。

[3] 袁东振：《论墨西哥经济转型时期的政治变革》，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页。

[4] 参见张建中：《大众媒介与社会转型：墨西哥个案考》，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02页至112页。

[5] 蔡东杰：《台湾与墨西哥民主化之比较》，风云论坛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71页。

[6] Kelly Garrett,Protest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Information,Communication&Society,Vol.9,No.2,2006,p213.

[7] Zheng Yongnian,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The Internet,State,and Society i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41.

[8] （美）玛格丽特·E.凯克、凯瑟琳·辛金克：《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9] David Bollier,《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Diplomacy:A Report of the Eleventh Annual Aspen Institute Roundtabl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by the Aspen Institue,2003,pvi-viii.

[10] Manuel Castells,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Polity Press,2012,p15.

[11] 参见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on Internet Freedom,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0/01/135519.htm

[12] 参见Hillary Rodham Clinton,Internet Rights and Wrongs:Choices&Challenges in a Networked World,http://www.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1/02/156619.htm电报与互联网：传播技术与政治参与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读《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引言

译为中文版的《中国网络政治学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其实只是英文版的半部书稿。该书的英文版名为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Telegraphy,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整书分为界限明晰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电报对清末数十年政治的冲击和影响，第二部分关注互联网自20世纪90年代末对中国政治[1]的影响”。

第一部分的研究，探讨的是电报与政治参与。这需要学术勇气，它要求研究者从历史文献中大胆探索与小心求证。事实也是如此，作者历时近五年研读《申报》及清末期间产生重要影响的其他报刊，来探寻电报与新闻出版、公共舆论、政治治理、民族主义、社会动员之间的关系，特别探讨了“公电”（public telegraph）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文体方式，如何在清末政治中演变为政治传播、操控和动员的重要手段。

第二部分的研究，探讨的是互联网与政治参与。这需要学术慧眼，它要求研究者能够比其他同时代的人更早具有这个领域的问题意识。这本书的英文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于2006年，但其研究构想始于1997年，彼时的中国，只有100万人左右接触到互联网。直到该书写作完成时的2003年，也不过8000万互联网用户，与当下6亿多网民的盛况相差巨大。也就是说，在研究启动之时，现实还不足够丰富。作者通过1999-2002年的四次田野调查，以案例研究来描绘网络政治参与的诸多面相和形式，比如中国民间网络政治写手、知情的民族主义、在线权力协商、权力与互联网发展等。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电报与互联网都是具有较长历史时间差距的信息传播技术，两者的发明与应用相距一个多世纪。但是，两者跨越地理空间的技术秉性是相同的，两者对社会影响之巨大也是相似的。正因如此，作者通过采取“迂回”方式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比较，展现了信息传播技术与中国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电报和互联网对中国社会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帮助政治变成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前所[2]未有的公共事务”。电报的清末际遇与历史参照

根据作者的研究，自1852年有关电报的知识传入中国到1881年底中国电报总局营运服务，中国费时三十年之久才接纳电报。从“奇技淫巧”的贬斥到“破坏风水”的忧虑，从技术低估到控制担忧，从利益关切到政治胆怯，电报在中国被接受的过程漫长、艰难而时有历史反讽意味。不过，一旦成为既成事实，电报作为新传播技术的威力便迅速在中国蔓延。

首先，电报促进了报纸的快速发展与功用。相较于电报在世界新闻史上催生了大型通讯社的诞生，电报对于中国新闻史的影响滥觞于对报纸的促动作用。与快马加鞭的传统信息传递方式相比，电报传递信息的速度是无可争议的新科状元。速度提升使得报纸的信息收取更为容易和便利，时效性的提高则加速了公共生活的即时反应，同时提高了报纸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在电报之前，政治消息从北京到上海要花一周左右的时间。自津沪电报线于1881年末开通后，所需时间[3]缩短到二至三天。报纸非常热衷于利用这种新技术。”报纸借助电报技术，可以提供越来越丰富的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和政治新闻，进而提高了形塑公共舆论的能力。

其次，“公电”的产生使得民间的政治参与显性化和频繁化。按照作者的解释，“公电”又称为“通电”，是指以众多的受众对目标的一种电报，通常由明码电报拍发，或者刊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对某一问题的特定立场、观点或声明。第一批公电在1895年刊于《申报》，是台湾民众集体表达对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中割让台湾的泣血悲情和“义不臣倭”的决心。此后，公电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在清末的政治风云变幻中，无论是保皇派，还是立宪派，都借助公电申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施加社会影响。在中国皇朝历史上最难能可贵的变化是，不掌握权力的民间力量可以通过公电的形式表达政治不满和政治态度，从而影响“居庙堂之高者”。这与街谈巷议均论国是的“假政治参与”或“准政治参与”相比，是历史的大进步。

再次，作为政治参与的突出例证，公电的使用，与清末的民族主义动员紧密相连，在外忧内患之时，强化了中国共同体。从反对美国的《排华法案》到要求清政府拒绝与美国续订新约，从呼吁抵制美货再到要求收回英国人手中的苏杭甬铁路修筑权，电报都发挥了巨大作用，通过影响公共舆论，将公众的情绪调动起来，进而令官员有所忌惮，决策时考量的要素增加。互联网的共和国机会与当代境况

与电报的历史际遇相比，互联网作为新信息传播技术在中国被接受的历史过程，绝对称得上是一出喜剧。从经济发展和参与世界信息经济竞争出发，以及以经济绩效提升执政合法性的政治考虑，都使得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获得了较好的社会机遇和政治期待。但是，由互联网引发的政治参与和公共舆论，或许是决策者当初决定快速发展互联网时所没有想到的。互联网这种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结果显示，其威力不仅仅在于通过其经济秉性带来的庞大产业，以及由此引发的整个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组织管理方式的变化，还在于通过其媒体秉性带来的舆论爆炸，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权力机构及其行为的压力，以至于影响到共和国成立以来惯有的权力产生模式和权力运行模式。[4]

在本书下半部分的讨论中，作者通过观察和田野调查，讲述了一些颇有趣味且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故事。他们都是政治参与的网络案例。作者的访谈对中国政治理念光谱中的左右人物均有涉及。无论是处于知识分子边缘人群的网络写作，还是体制内外精英群体的知识讨论，以及知情者——这些人见多识广——建构和拓展的民族主义叙事，都在以身体在场（为辅）和文本叙述（为主）来进行政治参与。

自互联网的舆论影响蔓延，就开始不断有人讨论互联网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乐观者多从技术进步主义出发，认为“权力与控制可能会对互联网施加影响，而不强大的群体可能借此提升反抗能力，他[5]们的呼声曾在报纸与电视中缺席。”“当国家权力企图控制网络时，网民和积极分子会创造性地予以应对。在中国复杂的媒体环境下，人们并不是‘被俘虏的观众’，而是‘熟练的行动者’。他们熟练地使用网络，擦着‘官方认可的行动方式的边界’，合法地、正义地与网[6]络控制讨价还价，巧妙地表达抗争。”但是，注重政治与社会分析的研究者，则提醒“当我们分析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网络得以改变时，我们应该牢记新的政治实践不可能突然凭空出现，它是[7]建立在过去打下的基础之上的。”

虽然互联网的政治与社会控制无所不在（这不仅存于中国，也存在于美国，只是出发点有很大差异），但从现有的发展境况而言，互联网在中国带来的政治参与变化，确实有目共睹。郑永年认为，第一，互联网对国家和社会都进行了赋权；第二，互联网的发展产生了分权效果，即使存在数字鸿沟，也使得社会各个阶层都从中受益；第三，互联网为国家和社会靠近（或摆脱）对方创造了一个新的基础结构，成为开展政治的一个新论坛；互联网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创造了一种递[8]归关系，相互改造二者之间的互动。这些论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政治与社会背景下互联网发展的势能与动能。传播技术和政治参与的中国路径

技术与政治（社会）的关系讨论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和问题。社会经验与政治实践在两个方面都有证明：信息传播技术影响和形塑了政治参与的方式、力度、烈度，从报纸到广播，从电视到互联网，莫不如此；政治制度架构与权力运行方式决定着信息传播技术带来的政治参与的模式、广度、深度，从中国到美国，从中东到拉美，式样有所差异，但经验俱在。

就本书的行文和理念而言，作者更倾向于政治社会的决定因素，他不止一次地提醒读者：“本书的关注重点不是技术，而始终是人类行为的主体性。正是以创造性方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使用这些技术[9]的人，让现代中国的政治更具有公共性，而非技术性独力使然。”确实，高估和低估技术因素都有学术风险。

不过，互联网引发的政治参与，相比于发达国家在中国引起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想象更为强烈和高远。显然，这与中国现有的政治与社会背景相关，“在政治民主相对完善、政治自由相对充分的国家中，互联网只是提供了信息传播和动员的又一个有效出口而已；但在中国这样的公共领域并不发达的国家，互联网可能成为普通公民抵制官方[10]信息垄断和发出声音的唯一出口。”越来越多的事实已经证明，互联网现在越来越成为政治背景中政治化的技术。但是，也不必悲观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网络政治参与的消失及其功能丧失，因为互联网在政治背景中作为社会化的技术也足够强大。

借助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和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的定义，有学者区分了政治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两者的最大差别在于民主化需要一个结构上的变革，但自由化不需要，自由化可以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发生，即“自由化的威权主义”，因此，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为政治自由化提供了新的机遇，如果没有像互联网这样新兴的信息技术的存在，那么一些特定类型的自由化，例如政权的开放性、透明度和政治责任，将可能无从保障。[11]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渐进主义理念的表述。它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终极目标到底还有多远，或者多么美好，而是还要将眼光放在纵向的历史比较上，看是否有进步，或者是否距离目标更近了一些。或许，有些人并不认同或者不甘心认同这个理念，但这是当下和短期内可以看到的事实。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互联网在中国当下的境况，它隐喻着传播技术与政治参与之间的中国路径：设若没有制度架构上的根本性变化，传播技术在政治参与中的使用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作用大一点还是小一点，取决于普罗大众与上层政治的互动博弈。【注释】

[1] （美）周永明：《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页。

[2] （美）周永明：《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5页。

[3] （美）周永明：《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7页。

[4] 参见英文版：Zhou Yongming,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Telegraphy,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以及作者在互联网上发表的下半部分中译本：周永明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ouyongmingusa

[5] （英）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任孟山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译，第7页。

[6] （美）杨国斌：《连线力：中国公民在行动》，邓燕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7] （英）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任孟山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译，第63页。

[8] 参见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邱道隆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19页。

[9] （美）周永明：《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5页。

[10] 胡泳：《众生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11] 参见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邱道隆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06页——107页。结语

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西方来客，虽然在中国被安排的象征位次等同，但受到的真实礼遇却一直具有巨大差别。这在当代中国更为凸显，互联网的发展即是一例。如果说电报作为新信息传播技术的采用与发展，受制于当时清朝末期半殖民状态，在初始阶段受到了西方帝国的各种压力；等到引进和发展互联网这种新信息传播技术时，则是中国力图赶上世界潮流唯恐被西方发达国家落在后面，已经完全是另一种景象。

不过，与报刊、电报、广播、电视等信息传播技术不同的是，互联网是唯一一种在共和国成立之后诞生的信息传播技术，这意味着没有评估其政治能量的历史经验和有效工具，还意味着没有可资参照的信息控制模式与方式。于是，互联网的政治参与在中国呈现出爆炸状态，群情涌动，但很快就吸引来了舆论调控、舆论引导、清洁互联网等。可是，即便如此，在这个时代的权力再无可能绕过互联网，不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忽视网络舆论与网络参与将会损失其合法性。“正如某些主要的思想家在论述权力时所指出的，依据我们的历史经验，这个世界的社会权力来源——暴力与话语、强制与说服、政治控制与文化框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是，权力关系运转的地形图已从两个重要方面发生转变：主要围绕全球与地方的接点构建权力；主要围绕网络（newworks）而不是个体单元来组织权力。……网络社会的权力是传播权力（communication power）。”[1]从这个角度讲，互联网的政治参与就是传播权力在当下中国的体现，正如作者所说：“互联网肯定会继续为中国人用以拓展政治参与的空间，但在未来的年代里何种政治将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自[2]由民主、民主主义，还是别的什么，只有历史才能知道答案。”结合目前的中国政治现状与社会舆情，作者这句写在近十年之前的结语好像没有过时。【注释】

[1] Manuel Castells,Communication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2009,pp50-53.

[2] （美）周永明：《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00页。被信息与信息技术改变的世界与我们

半个月来，读了《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信息改变了美国——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全球社会学》、《全球传播》。这几本书的阅读顺序并没有事前规划，前三本书是摆在我案头已久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因为它们被冠以“三部曲”，而且又是大名鼎鼎的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书，总感觉有种阅读压力，一直认为应该有整块时间的时候进行仔细阅读。《信息改变了美国》是延续上述思路的技术寻找。《全球社会学》是我一直关注的东西。《全球传播》则是与我的专业关系紧密。《信息社会三部曲》：在网络社会中寻找世界与自我

关于卡斯特，国内学界甚至部分大众已经不再陌生，因为他的概念性的“网络社会”已被很多人所熟知，并且快速发展中的信息与信息技术让我们时刻惦记着这个概念。喀斯特总结说：“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性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的操作和结果。”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的特征在于社会形态胜于社会行动的优越性。

虽然卡斯特是一个社会学家，但是他的三部曲走的路线其实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取向，并且是一种全球视角。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看到在煌煌三卷本中，很多论据都是有关经济方面的图表。由于这几卷书已有论者作评，我觉得没有足够的学力有所超越，因此不想再行评议。我佩服卡斯特从事学术研究的毅力和把控大题目的能力，十几年磨一剑，对于在速成社会的学者来讲是一个考验。不过，在我看来这三部曲虽是杰出著作，但对于概念的界定由于其模糊性，有的时候令人难以把握。当然，这不妨碍书的价值，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与影响，是当前几乎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结构性变迁。正如作者所言：“……技术、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场景。”

最后我想说，在网络社会的概念之下，这三卷书几乎无所不包，制度与经济、全球化与国家、认同转移与身份重构、信息政治与民主危机、反全球化运动、父权社会的颠覆与妇女运动、网络企业与工作性质变迁……两次被放逐的卡斯特用他丰富的跨国经历和渊博的学术功底，在一个足够宽广的角度审视了这个世界及其变迁。卡斯特其实不用刻意表明自己的学术与未来学的区别，因为他所分析的就是我们这个真实的世界。当然，必须说明的一点是，信息资本主义的黑洞，或者说网络社会的黑洞，是必须面向的，它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之中。《信息改变了美国》：只有信息技术不能改变美国

这本书是我在网上选书的时候碰巧看到了目录，它展现了美国自建国前后迄今为止的信息化进程与历史必然性。这部书的各章由不同领域的人撰写，有纯研究理论的学者，也有从事实务的专家。不过，虽然大家所写的内容处于不同的时期，但都是一种历史的视角，试图梳理出信息改变美国以及美国关注信息技术的逻辑链条。正如这本书的序言所说：“简而言之，美国人已经为进入信息时代准备了300多年。信息时代并非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万维网的诞生才开始。”信息及其技术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关键基石并成为美国至今领骚于世界的基本依赖，与这个国家的成长历程、国民特性、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因素是勾连在一起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崛起是偶然的，正如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偶然的（除了中彩票的，呵呵）。这样说不是我信奉决定论的东西，而是说现实世界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历史逻辑。建设通邮系统和道路，以及《1792年邮政法》；注重专利权保护，以及电报、电话、留声机、电影和大公司；书籍、报纸、小册子、海报等扩散，以及版权法和言论自由制度……有关这些的技术史和企业史，在很大程度上隐喻着这个国度的活力和走向发达的过程与逻辑。

在此，我想罗列以下两个内容。其一，被称为“权利法案”的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其二，《1792年邮政法》的三个主要条款：不允许政府官员为监控国内颠覆活动而私自打开私人信件；允许报纸以极低的费用通过邮政系统进行递送；将指定新邮政路径的控制权从行政机构转移到国会。我抄录这两个内容是想说，单纯的技术不能改变社会，不能确保一个国家走向繁荣，没有人民的自由，技术给一个社会带来的并非确定无疑的福音。《全球社会学》与《全球传播》：突破国家围场

我愿意引用译者前言中的一句长话作为开始：当中国社会正试图加速自己向现代化社会的艰难“转型”的时候，整个外部的发展环境已经不再简单地只是如何与其他民族国家发生关联的问题了，而且也包括着如何与越来越具有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影响力的跨国力量或全球力量发生关联的问题。这本书写的不是中国，而且涉及中国不多。但是，译者的这句话却可以解释全球社会学诞生与发展的经验合法性。

不论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来界定全球化还是从任何一个其他的时间点，跨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已经愈来愈多，以致想忽略这些因素的想法变得非常愚蠢。Robert O.Keohane and Helen V.Milner曾经主编过《国际化与国内政治》，想说明的是国际化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其实在当下这个世界，国际政治国内化与国内政治国际化是一体两面，而且，不仅是政治问题，社会、经济、文化等都在遵循这个逻辑。全球社会学是想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这个横贯世界的全球大变迁，而全球传播解释的是跨国信息传递的发展、动力与压力。

著名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指出：“民族国家之所以受到质疑，原因在于对解决存在的问题来说，它显得太大，而对大问题来说，其又显得无能为力。”全球性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思维，而是必须的行动。国家作为一个围场，已经在很多方面受到挑战。当然，这不是说国家即将消失，但是国家必须面对历史行进到今天的经验事实。时间与空间，都已改变，被压缩的程度决定了它们与国家逻辑之间的张力大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发国家要面对的东西实际上比发达国家要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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