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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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食堂系列：晚清绅商的现代转型试读：
一、“产权意识”引领中国现代转型
从研究生起，我就开始研究洋务运动和晚清立宪，并得出一个结论：辛亥革命的成功不在于革命，而在于绅商的态度转变。大家都知道，越是富有的人，越是不希望社会激烈变动，而是希望渐渐有秩序、有领导的稳定的变革。所以绅商一开始反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激进变革，而是支持清王朝从上而下的立宪改革。但是在最后时刻，即1908年到1911年间，绅商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尤其到后期变化越来越激烈，最终他们从反对革命变为支持革命。所以辛亥革命最终能够成功的关键是绅商的态度变了。而绅商的政治态度发生变化，根本原因是他们要保护自己的产权，因为他们认识到传统体制下，清王朝统治下是保护不了自己的产权。
实际上中国现代绅商诞生非常晚，应该是一八九几年之后才开始的，但是酝壤期非常长，产生过程很艰难。商人从来就有，但是现代商人中国诞生得很晚，一切都要从很久远的时候开始说起。
为什么叫产权意识？这是中国现代转型的一个核心，尊崇不尊崇公民的私人产权？我们的制度设计是不是要保护这个？也就是说，只有私人产权才有可能建立一套制衡政治，我们总说三权分离、五权分离，孙中山要制衡公权力，没有私权力怎么制住公权力，私权力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私有产权。近代以来，我主要介绍晚清这一段，掺杂一些共和国史。
首先，传统的商人或中国是不完全的私有制，不完全的公有制。中国传统的产权观是不完全的私有权。我觉得这符合是“一个中心”、“四个基本原则”。中心是中国的传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传统很难完全改变。国王皇帝觉得一切都属于我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宋朝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时代了，商业各方面是最好的朝代了。但即便是在宋朝，一个效忠于皇帝叫做陈亮的大儒，把“一个中心”具体说明了，“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一切都是属于天子的，这是中国传统。在江浙一带更清楚，在中国苏州传统私人工商业非常发达，到明朝的时候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凤阳人，于是在安徽凤阳，有一个著名的大迁徙。朱元璋了解到苏州这么繁华这么富裕，而他的老家凤阳很贫穷，他就下令苏州一定数量的富商必须搬到凤阳，让他的老家富裕起来。作为一个商人，没有力量，没有权力，没有资格抗衡，只要划定了要搬，就得搬。所以一大批苏州富商被下令搬到凤阳，但事实是没有那个土壤，搬过去也发展不起来。
朱元璋修南京的城墙，修了很大一段之后，最后还剩一个缺口就没有钱了，当时中国商人想跟政府拉关系，觉得皇帝没有钱了，商人来帮着皇上把城墙修完，但修完之后朱元璋马上觉得，你都有力量修城墙了，我还没有力量把它修完，你已经有力量修完了，所以马上把商人干掉了。朱元璋觉得，你那么有钱，你能帮我修城墙，你是不是也能够干其它事？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或者是传统的观念导致的。
中国私有产权在传统社会是不完整的，商人和商人之间市场经济还比较发达，但商人和国家之间只有政府有权力没收商人，这是中国传统。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个传统？为什么大家都认？从心底里基本上大家都认，皇上、朝廷就有这个权力，我的财产你有权力。这说起来又要讲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传统的产权观，实际上是和天下观是相联系的，所谓的天下观就是国家观，再简单一点说，这种观他觉得皇上是天子，是代表天，既然他的神圣性是上天选择了他来统治我们，他代表了天他就有神圣性，他要我敢不给吗？所以皇上发的东西叫圣旨，代表圣人，具有神圣性，他下的令你多少户必须搬到苏州，或者我要没收你什么东西也是一样的道理。
由于传统的国家观念，又是以伦理为基础的国家观，或者以伦理行，以身份行，每个人都是在三纲五常的等级结构中，从皇天神授推出政稷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在中世纪都是这样的观念。在中国基本上就是我打下来的天下，我自然而然就是天子。在西方和中国有点不一样，西方有一个庞大的教会，国王的权力来自于教会，来自于教皇给你加冕，有一个加冕仪式，中国就没有加冕仪式，我当了我打下来了就是我的。欧洲权力来自于上帝，但是得有教皇把皇冠给你戴在头上。后来到一八几几年拿破仑称帝，让教皇来给他加冕，但是教皇自己还没戴过去他自己抢过来了，自己给自己戴，就是要表明，天下是我打的，我根本不需要你给我戴。大家都认为皇天神授有一个神圣性，他要你的东西你就觉得他代表了天，代表了上帝，他就是一个具有神圣性的东西，我们必须得服。
尤其在中国，把国看做是家，把他等同于家，国王是你父亲，所有的人都是臣民、子民、草民，你一个家庭里面，父亲问儿子要东西天经地义，这种社会关系是金字塔形的，君主就是高高在上。当然，他理想中的国家是按照儒家理想中的国家，父亲必须像慈父一样，是个好皇帝，像一个好父亲照顾每一个小孩，照顾自己的子女，但是权力都在父亲手中。当他问你要钱的时候你还必须得给，因为他是你爹，这是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叫做葆弱赤子。《尚书》里面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尤其《白虎通义·三纲六纪》，这是陈寅恪先生认为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的定义，意义就是抽象里面的最高境界从男女有别，生出夫妇有异，夫妇有异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然后君臣有政。由父慈子孝推出军礼陈忠。因为家庭伦理关系，逐渐推委出国家政治原则，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好像家庭中的一种关系一样，是一种伦理关系，你没办法摆脱，你和父亲关系再不好，他也是你父亲，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关系，认为个人和国家也是这种关系。
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有人都被纳入父子、君臣、夫妻这种三纲之中，这种伦理之王你谁都逃脱不了。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为什么在中国又很难破除？近代以来，和传统的天下观紧密相连，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是什么？其实是华夏中心主义，中国的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位于世界之中，华夏是世界的中心，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其他都是边缘，非华夏文明，非华夏文化都是边缘，从边缘渐渐就深化出来你是边缘的，曾经是中心和边缘之分，逐渐边缘有了野蛮代表，非华夏文明的代表都被称之为野蛮的。从此以中原为中心，北边的称为狄，南边的称为蛮，东边为夷，西边是戎。长期就发展出一个只能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就是只能用华夏文明一点一点地去改变这群野蛮人，我们不能学习这群野蛮人。从孔孟先秦时候起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只能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天下是以华夏为中心的，并且在几千年历史无论是朝鲜还是越南，中国周边国家文化都不如中国发达，历史不如中国悠久。
二、“理所当然”的中国天下观
确实，中国人天下观就是这样，觉得理所当然，那些人都学习中国文化都学习汉字，说汉语，写汉诗，有文化没文化的标志就你能不能学汉语，写汉诗，能不能做中国人古代的格律诗。就像你现在在北京CBD或在上海，能不能说几句流利的外语是你有没有身份的标志。中国人觉得理所当然，我就是文化的顶端，和这个文化相适应的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周边国家国际秩序，宗藩体系，中国是中属国，其他都是藩属国，其他国家也都认了。只有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可以称为皇帝，其他人不能称皇帝，只能称国王，因为皇帝是天子，天子只能有一个。像朝鲜、越南、日本可以对其他国家称我是皇帝，但在中国境内只能说朝鲜国王、越南国王，因为国王只是这一块地方的最高行政领导人，不具有皇帝、天子的神圣性，一个新国王的继位要经过中国皇帝的册封才具有合法性。并且固定要给中国进贡，有贡道，走哪条路，一年三贡还是几年一贡，由中国政府决定给中国进贡什么东西。实际上日本早就不给中国进贡了，但是中国明朝为了表示我还是天朝藩国，还是跟日本说十年进贡一次，但是日本早就不进贡了，但是朝鲜、越南一直在进贡，所以给朝鲜规定一年三贡，其他所有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国。就是在这种传统文化中，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皇帝就是天子，他绝对无限的权力，虽然在实际操作当中人不可能达到无限，但是理论中是绝对无限的，而且大家从心里认，这就是一种国家观，绝大多数人从心里面认这个道理，那么他的统治就能够长久，这是一种观念吧？涉及到一种国家的正当性、合理性，和我们从法律上讲的合法性还不完全一样，如果没有从心理上大家认，大家服，那我统治你，你反抗我，你心里不服，这个统治成本就很高，但因为这套国家观念使绝大多数老百姓都心里认，所以统治成本就很低。我是代表天子，我要征求你的财产，哪怕你心里有不高兴，但所有人都该认，觉得这是应该的。
但实际上近代以来，这个观念一点一点在发生变化。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鸦片战争最早我们感受到的是英国的船坚炮利，被他打败了，当初除了林则徐大家都不认，到一八六几年还是这样，所以在中国新观念的产生非常困难。
鲁迅的散文回忆录《朝花夕拾》当中有一篇被收入中学课文的《阿长与山海经》，阿长是鲁迅家的佣人，她老是给小鲁迅讲神神鬼鬼的事情，鲁迅就觉得她懂那么多，心里对她也很害怕。有一次阿长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说官军来攻城的时候，他们把阿长这些女的都要抓去。鲁迅说你长得不好看，脖子上还有许多烫伤的疮疤。她严肃地说，我们被抓去了，城外兵来攻的时候，让我们脱下裤子一排排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这是鲁迅文章收入中学课文的。这都是一八六几年鸦片战争之后20年了。
这个也是有传统的，讲到中国的天下观还是这样，中国的天下观只有华夏才称之为文化、文明，其他的都不能叫做文化、文明。少数民族都有反犬旁、猫字旁来表示，像现在的苗族壮族其实之前都有反犬旁，1939年才改变。中国这种观念对我们怎么吸收现代化异域文明有着相当大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出《李鸿章全集》，原来曾国藩原来他们写的，回族都是用的反犬旁，你现在印出来怕少数民族不高兴，但是你不印又丧失了历史的真实性，我们请示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总署也自己确定不了，就请示国家民委。我主要是想说中国怎么样对于异域的文明。
当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之后，中国还是不接受这种观念，觉得他并不比我强，为什么会有这种观念？天下观，还要从更早讲起，鸦片战争之前实际上现代文明已经渗透中国文明，或者是碰撞或者是挑战，但是中国并不接受。现代化开端对中国人第一个影响是贵与不贵，乾隆年间是中国最发达的时候，英国欧洲为代表的经过了文艺复兴、启蒙、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现代国家的转型，机器生产已经非常发达了，这个时候要打开市场，中国这么长时间闭关锁国，只开了1个口岸，13行允许13家私人商业可以跟外国人做外贸，而这个外贸中国几乎只把中国的东西出口给英国，比如茶叶、丝绸、瓷器，而进口外国的东西很少，主要进口一些皇家需要的钟表，中国人对自鸣钟很新奇，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贸易差，英国很发达了，都是机器织布，工业品很好。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就是我要卖我的东西追逐利润，而中国又不打开大门，所以英国就想打开中国的大门，他知道中国地最大，人最多，应该是个最庞大的市场，他想打开这个大门，但是中国就始终不开，就只是我出口，进口你的东西很少。英国就想打开这个大门，所以他找了一个机会，在1793年乾隆皇帝80大寿的时候，他派了一个使臣一个代表团，他给乾隆皇帝祝寿，然后有英国国王给中国皇帝一封信，这封信就是希望平等通商、互通有无。一个叫马戛尔尼带着船队大量礼品经过航海到了广州，广州地方官非常高兴，中国当时对英国都还不了解，都不知道是个什么国家，中国天然地认为他是来当我藩属国的，认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是我的藩属国，就给他的船上贴了一个“藩属来进贡使臣，英吉利进贡船”。马戛尔尼不高兴，就抗议，说我是来给皇帝送礼的，不是来进贡的，进贡是下级对上级，送礼是两个人平等的。但他没提抗议，他想着要到北京见乾隆皇帝把英国国王的信递上去的。
他从天津登岸，乾隆皇帝很高兴，听说了就让各个港口好好招待他们，给他们送鸡鸭牛羊，从天津登岸到了北京，乾隆皇帝非常高兴，但这时候又碰到一个问题。刚才讲过，中国传统的周边国家都是我的藩属国，所以中国没有外交这个概念在历史上，只有藩属，而且只有一个机构是理藩院，没有外交机构，所以只有他们来接待马戛尔尼，给他安排地方住，接受了他的礼品。有很多礼品，其中两个是他精心挑选的，但没有引起任何中国人的重视，第一个是英国人造的大金属的地球仪，圆的，里面还有赤道、时间，转到哪个地方，那个地方闹钟用一个鸟的形式就叫，中国人觉得很新奇，其实马戛尔尼是想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谁都不在中心，因为中国传统观念是天圆地方，中国是位于世界之中，中国人没有这个概念，中国人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转到这个地方鸟出来叫几声，没有意识到现代科学说地球是圆的。
第二，1793年，法国革命都已经爆发，进入热兵器时代，带着一只火枪队，后来金庸小说当中经常说到的福康安，他率领了一些将领，带着将领来看，看的时候他们哈哈大笑，他们不觉得这是一种划时代，不觉得热兵器时代与中国传统有比较大的区别，认为这是放鞭炮用的东西，没有引起重视，当时没有知识产权，中国通过外贸有大量的白银，根本没有想到要买这种枪或我要造这个，没有这个概念。但是问题在于怎么见皇帝？按照从前的归记，代表使臣见中国皇帝跟中国老百姓和大臣一样，都要双膝下跪。马戛尔尼就提出来，我绝对不能双膝下跪，我只能行见英国国王之礼。中国理藩院的官员说你见英国国王行什么礼？他说我们行单膝吻手礼。他说就是单膝下跪，膝盖着地跪在那，国王站在那里把手伸出来，在国王的手上轻轻吻一下，理藩院的官员吓坏了，说绝对不行，所有人见到我们天子都必须下跪，马戛尔尼说这个我们不能下跪，我们只有在上帝祈祷的时候才下跪，后来他提出，双方对等，我带着英国国王的油画像，我拜见中国国王的时候我把他的画相放在上面，但是你们也要下跪，也等于你们给英国国王下跪。
中国就想你是来成为我的藩属国，我们天朝上国的人绝对不能给你们下跪。双方争执了很久，乾隆皇帝问为什么老不来见我？后来知道因为礼仪问题达不成协议，乾隆皇帝很生气，才知道原来他不是要来成为我的藩属国，就下令把他们赶回来，因为当时中国闭关锁国，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写了个赐令，核心意思就是两句话，我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要互通有无。把他们赶走了，马戛尔尼很狡猾，他回去说我的船坏了，我不能从天津海陆回去了，我得走陆路回去了，他就是想看看中国究竟什么样，就从大运河到杭州走走停停，从杭州再往江西那边走，翻过大庾岭到了广州，再出境，这大半年他把中国看了个够，在此之前他们的印象是根据明朝中期马豆关于中国的传教，中国的说法。明朝中国和欧洲差别并不大，尤其是传教士向全世界传教，尽量给他传教的地方多派人多给钱，在他们的报告中，中国就是最繁荣、幸福、发达，人民文化程度高，人民最有道德水平，所以在马戛尔尼他们的印象中，中国的农民农夫都像欧洲的贵族一样，说起话来彬彬有礼，所以在此之前欧洲人大多数对中国人都是这个印象。但是他在中国待了半年之后他写了很多很细的东西，他认为首先中国很落后，生产的武器比英国落后多了，其次认为中国人没有功德，他看到中国很多人有危险都没人去救。所以其实中国人不救不扶是那个时候都有的。
另外他感到很深刻的一点，中国的官员你只要给他点东西，给他钱，不该做的事情都能做到，行贿、腐败，所以他认为中国很腐朽，他写了几篇文章影响很大，后来他说中国人只崇拜一个东西，中国人没有信仰，只崇拜一个东西——权力。中国人人人都想当官，读书就是为了科举，为了当官，中国的官员又腐败，后来他得出结论，中国像一艘腐朽的木船在海上飘，没有遇到礁石是他的幸运，要是碰到了礁石他就会粉碎。这几篇文章对英国人改变中国人的看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这篇文章，英国不敢说我轻易派几个战船就有信心把中国打败。
后来等到1816年英国还是想打开中国的大门，还是想跟中国平等经商。那时候是嘉正皇帝了，那时候还是不跪不能见皇帝，嘉正皇帝也把他们派走了，也是给英国皇帝写信说我天国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互通有无。中国的外贸那时候对于英国来说是巨额逆差，我既然打不开你的大门，你不平等通商，怎么办呢？他找到另外一个商品，鸦片。鸦片一下子走私，大量中国白银开始流向英国了，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大危害。中国就决定禁烟，对于林则徐鸦片战争具体细节我就不多叙述，我就补充一个小小的细节。当时林则徐他是中国最有见识的中国人，他的观念反映了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观念，应该说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对世界的观念。
他开始备战的时候他就相信一个谣言，那个谣言是什么呢？说英国人天生膝盖不能打弯。因为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从马戛尔尼见到乾隆皇帝不下跪，天下所有人见到皇帝都要下跪的，英吉利怎么能不下跪？后来书里面说，说他们不是不想下跪，是他们的膝盖天生不能打弯，不能下跪，想下跪而不能。直到鸦片战争的时候林则徐奏稿中就有这个反映，但是他之前到英国看了看，发现英国人并不是膝盖能弯，但是他已经接受这个观念很深了。当时他跟皇帝奏折里说我们肯定能赢，装束太紧，弯曲不便。他们上岸都不行。
幕僚提了一个建议，我们准备了很多长竹竿，几千根长竹竿，因为英国人膝盖不能打弯，我们拿竹竿一铺他们就得摔倒。林则徐代表了先进的看法，原来中国的闭关锁国是这样。但事实证明，不是这样。林则徐打了几仗我们败了，清政府不认为是我们的武器不行，就是你打仗的指挥官不行，于是把湖南提督扬芳调来。他到了广州，我们的武器称之为土炮，是明朝传教士传进来的，后来在此基础上西方人发明出来了炮。扬芳觉得我们的炮又大，打在岸上又很不准，又没有标尺标高，英国西方的炮在船上船颠簸得很厉害，打的还准，边跑可以边打，他认为是有邪术，他就认为我们应该先破邪术我们就能打赢了。
他找了很多的马桶，从前的南方岁数大的人可能都知道，南方都是木头马桶放在家里，放在家里大小便，白天早上倒马桶刷马桶。他收集很多马桶绑在竹排上，认为妇女的经期特殊卫生用品是辟邪最有办法最有效的，征集了一些这种东西放在马桶上面，一排排空马桶绑好，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英国军舰来了，就把这个放出去。英国军人开始也很紧张，不知道桶里面装的是什么，会不会也是炸药？后来发现是空的。当时的人就笑话扬芳“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粪土一方面是指扬芳笨蛋、粪土，另外一方面说他把广州城弄得臭烘烘的。
反映出扬芳代表了中国人就是这么看的，尤其是马桶战法我认为还是文明的，明朝传教士刚刚把大炮、火炮传进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就发明一种新的阵法。明朝时期把女人抓来，脱光对准大炮，大炮就打不响了，叫做阴门阵。我查出来，万历年间，几次提到明朝的军队有传教士带来的火炮，西南少数民族妇女裸体拿着棍子，里面带有火炮。第一次提到阴门阵，中国人觉得一种新的阵法出来了，用妇女的生殖器对准炮，这是明朝的时候，妇女手拿箕器扔牛羊狗头。
最残忍的一次是张献忠抓了很多妇女对准滁州城扒光，挖半人深的坑，裸体的妇女头砍掉，倒过来埋在坑里，让妇女倒着两腿岔开对准城门。记载的比较详细的是明朝一个将领叫李光剑（音），开封当时是数得着的大城市，这个贼是李自成，李自成攻到城下发现你有炮，我抓了很多妇女扒光，对准城门，土炮质量本来就很不高，经常哑炮，李光剑觉得我的炮打不响了怎么办？李光剑说开封城中有个人会破术式，其实就是指阴门阵。问他怎么破？那个人说我用阳门阵破之。他就问，什么是阳门阵？他说我们开封不是有相国寺吗？把相国寺的和尚抓来扒光，站在城墙上，对准那些贼抓的女的以阳克阴，炮就打响了。由于传统的战法，所以直到鸦片战争扬芳用这个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已经有好几百年的传统了。
再回到林则徐，林则徐经过这场战争，他意识到，敌人从哪里来，情况怎么样我们完全不知道，所以他认为我们要先了解这个敌人。他很了解国情，编了《四周志》，他没敢出版，但还是传出去了，用夷变夏，灭敌人之威风。林则徐当时对世界完全不了解，于是他悄悄违反规定，找传教士给他讲国外是怎么回事。美国13个州，鸦片从哪里来？东印度公司怎么回事？鸦片一部分经过阿富汗到印度怎么来？有的还经过土耳其，问了一句土耳其是哪？是不是美利坚13个州当中的一个？传教士说不是，那是亚欧大陆等等，林则徐很感兴趣，觉得我们对这个地域完全不了解，单他的工作还没做完就被流放了，福州到新疆流放过程当中他遇到了老朋友魏源，他讲了鸦片战争的情况，他发现完全不了解这个敌人，怎么他们的船炮那么厉害？他们还是觉得中国是最厉害的，我们还是天下之中，只是武器这一点不如他，只要造出武器就可以把它打败，他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他把《四洲志》给了魏源，后来他找到更多的资料编了一本书叫《海国图志》，第一本介绍了有多少个州多少个国家，但是这本书中还有一个观点，中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只是武器不如别人。所以当时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但这个口号一提出犯了大错，朝廷到一半读书人认为你是宣扬用夷变夏。
没有人敢替林则徐辩护，虽然大家认为他抵抗是英勇的，但是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违反正统的。相反，扬芳他坚持中国传统战法，马桶战法或是阴门阵，他也“进步”了一半，没有把妇女抓来扒光。真正的爱国是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当时差点被认为是汉奸了，都没人敢提了。1863年没有人敢提我们应该学外国人用洋枪洋炮。扬芳坚持传统不改变是真正的爱国？，还是林则徐提出先进的观点是真正的爱国？究竟是哪一种？
我们来比较一下，看看日本的情况。《海国图志》在中国成了禁书，但是传到了日本，1840年中国鸦片战争被打开大门，被迫走入现代化，走得很极端。日本1853年晚了中国13年，是被美国佩里将军率领的黑船舰队打开了大门，日本人在那前后就开始读《海国图志》，当时有一个叫左久间象山的人，他读了《海国图志》非常感动，他把魏源称之为自己的海外同志，他办了私塾让读《海国图志》，明白了英国的船那么厉害。他正在读这个的时候，1853年美国的炮舰打开了日本的大门，他觉得果真是这样。那美国是怎样的国家？为什么能生产出这么厉害的炮和船？他要去看，于是他就悄悄潜伏，跑到美国人的船上，结果被美国人发现了，他就想跟着船偷偷到美国，但是美国人把他赶下来，还被抓判了一年刑。关了一年他又办私塾，他的学生也读《海国图志》，他的学生有一个是木户孝允，与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
还有一个是伊藤博文，伊藤博文也是读《海国图志》，林则徐和魏源为了启蒙启发中国人编了这个书，但中国人不接受，却无意中启发了日本人，还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作用，日本就是通过明治维新一次次打开中国大门侵入中国。后来他们觉得要出一个权威本，找了一些人把各个版本混淆起来，这个人叫盐谷岩阳，他听说过魏源的遭遇了，在序中说“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乃为它未受中国的重用而未为其君所用，反落他邦，吾不独为默深先生悲矣，亦为清帝悲之。”
1862年他派了一个船，有67个人到中国来，中国究竟是怎么应对西方的？他们上海上岸，看到楼房的发达，比东京繁华多了，他们非常兴奋，觉得中国确实了不起，但是他们发现就是租界里面这样，一出了租界还是很落后。并且中国人禁止像洋人那样造枪造炮，他们觉得不可思议，马上很多人觉得中国不行，不能以中国为师，所以后来明治维新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走这条中国应对西方的路，但是有个叫高杉晋作的，他到山海的书店里面去找，禁书到底禁到什么程度？就问有没有卖《海国图志》？谁知道，书店老板根本没有听说过《海国图志》。高杉晋作他就认为，《海国图志》在中国绝版，说明不能以中国为榜样。他写了几篇文章最后也说“因循苟且，空渡岁月。”他发现20年期间中国白过了，被英国打败了，学习用他的武器，这是最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你有航母我也要航母，你有原子弹我也要原子弹，现在恐怕没有人说我也学造原子弹，学造美国的飞机，但那时候中国人的观念就这样。所以高杉晋作认为20年过去了，你们还是这样，他就觉得非常失望，看到我们不能以中国为师，这是日本人的一个共识，后来就明治维新，脱亚入欧。《海国图志》在中国和日本不同的待遇，也就意味着两个国家不同的命运。
对待鸦片战争很多人一谈都是中国人耻辱的教育，梁启超1924年谈到《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义，写道，“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的关系上。”
佩里公园开国纪念，日本在当年和美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地方神奈川，建立了一坐佩里公园。中国鸦片战争虎门作为耻辱的纪念，作为开国把我们拉入现代国家一个值得庆祝的时期，但中国一直认为是耻辱的时期。下面的锚就是英国舰队的锚。
伊藤博文写的纪念碑纪念佩里将军，2013年他们还举办了为纪念佩里登录160周年，日本将燃放烟花庆祝。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清政府如果按照林则徐的做法来做，你从那时候学他们的枪炮慢慢慢慢往前进，实际上还是有广阔的时间、空间的，但是中国完全拒绝了。反而林则徐提的观点是受到期盼的，这20多年白白过去，是什么时候开始师夷长技用洋枪洋炮。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他们办洋务，洋务运动是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为什么曾、左、李能够办洋务？在纪念太平天国的过程当中感觉到了洋枪洋炮确实厉害，不用还真不行，所以他们主张用洋枪洋炮。那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得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权，太平天国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客观后果是清政府的权力下移。因为我们知道，清王朝是个少数民族入官统治，人比汉族少得多得多，汉族人没有掌握高兵权的，地方大权尤其是总督，总督就相当于大军司令，除了管军术还管民政，不敢让汉人当，汉人军术那么多，掌握这些地方的大权很危险，太平天国一起来，曾国藩都不是政府承认的政府军队，都是团练。为了保卫家园曾国藩自己筹钱建立军队，后来他们打仗越打越厉害，国家这才认了是国家的军队，并且成了政府中作战力最强的军队。由汉族人掌握了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太平军占领的那个地方，被曾左李收复了，他们当了那个地方的官员。这是清王朝建立以来，汉人当了地方大员，后来他们当了总督，都是权倾一时的。但毕竟他们是地方大员，洋务运动洋枪洋炮应该是朝廷性的，结果在中国变成了地方掌权，所以洋务运动一开始就很不顺利。他们遇到的阻力太大，不是没有钱，是因为朝廷各方面阻力说你不准这么做，你这么做就是违背伦理纲常。1868年外国已经往中国修电报了，李鸿章认为电报是最为灵敏的，就向朝廷提意见，但是朝廷坚决反对用电报，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用电报违反了伦理纲常，违反了中国传统文化，首先是用夷变夏，他认为你是用夷变夏长敌人之威风。“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后来李鸿章悄悄建了一个几十公里从天津建到塘沽北洋，用几个炮台传递的电报，确实灵，他把其他的官员叫来试一试，其他官员说也太灵了，跟中国传统的千里眼、顺风耳一样的，朝廷说应该建，1880年中国同意建情报局。1868年到1880年，中间就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原因中间隔了12年，一个最正常的政府都知道用电报互通消息是效率最高的。当时跟俄国新疆那里有冲突，李鸿章说要加电报，电报对我们有好处还是传统对我们有好处？都要讨论？那么长时间，12年，你说说还有什么？我觉得是一点有正常思维的政府都应该知道的，我应该用电报。
再举个例子，更艰难的是铁路。曾左李他们碰到什么事情都跟奕䜣谈。现在应该修铁路，有铁路，可以运兵，对经济有好处，义兴明白，但是他很了解整个政局，提出反对意见会很大很大，没人敢提，他也不敢提。李鸿章就不太信，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说要修铁路，铁路有多少多少的好处，一下子引起了绝大多数官员的反弹，都指责是为敌国好，你是用夷变夏，长他们的威风。而且铁轨会惊动主神，他们不安，你肯定要炸隧道，惊动了山神，你要架桥，惊动这些神灵，我们江山社稷就要靠神灵保佑，洋人不信我们信。说铁路修到哪里，哪里的人心就变换。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著名的蛇口风波。就是围绕着赚钱到底是道德还是不道德的，社会风波不是一直在争这个吗？
深圳蛇口袁庚去世了，很多人在怀念，因为是支持了那些小青年了，认为赚钱是合理合法的。那时候就面临着争论，还有一个反对的意见就是说你修了铁路，中华文化从根基就会被毁坏，因为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基是延男女之大方，嫂子掉在井里小叔子能不能去救她还得争论半天是不是违反了男女授受不亲。如果要修铁路，陌生男女在一个闷罐子里几天几夜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是不是把男女之大方就破坏了？
李鸿章1972年提出来，每提一次就得到一个攻击，他毫无办法。后来他通过他的下级刘铭传来提出这个奏折，大家都知道刘铭传背后是你李鸿章，中国就是认为不能修铁路。李鸿章总认为中国应该修铁路，他还在想办法，他想了什么办法呢？我们知道当时他组建了北洋水师，从英国买了现代化的军队，现代化军队需要现代化军舰来烧煤，朝廷同意建现代化的煤矿，英国人来帮他建开煤矿，修的过程当中李鸿章修了一个9.8公里的铁路来运煤，这是李鸿章在中国做事的一个技巧。中国一直没有术语化，railway，都是20世纪初期才有了术语。李鸿章说，“我修煤矿还修了一条新马路”，避开了铁路这个词。所以中国做事要避开敏感词，朝廷根本没意见，不就是修一条路嘛。李鸿章在1881年还修了一条铁路，修完李鸿章知道，欲速则不达，修完铁轨并没有跑蒸汽机车，他用几头骡子运煤，在9.8公里的路走了不到20华里，卸下来再用骡车运煤到北洋水师。当时负责修路的英国工程师，他对中国很友好，你修完了铁轨用骡拉，他认为是李鸿章没钱买不起蒸汽机车，正好他工程师看到一个锅炉，他会改装，就改装成了一个蒸汽机车车头，简陋的，给他调到铁轨上去拉几十节装满了煤的车皮，对中国人来说，对铁路铁轨毫无概念的人，突然看到一个机器庞然大物在震动，拉那么多的车皮，是靠什么拉的？很多人魂飞魄散，觉得是妖魔鬼怪，马上很多官员奏折打到朝廷，朝廷大怒，下令马上拆掉。李鸿章也很狡猾，他说我拆，但他实际没拆，其实大家最忌讳的是蒸汽机车，把他蒸汽机车拆下来再用骡拉，他并没有把蒸汽机车再放上去。
等到1883年中国跟法国关系紧张，恐怕要打仗，在中国一切都要抓紧机会，李鸿章抓紧这个机会给朝廷打奏折，说中国和法国要打仗了，我得靠火车来运煤，朝廷同意了。所以1883年又恢复到用蒸汽机车拉煤。李鸿章修了9.8公里的“路”，办了电报，但李鸿章总是心有不甘，他总觉得中国应该修铁路，但是又没有办法。1884年到1885年他觉得机会来了，要修铁路。清王朝一直是被动在改革，中国的铁路是由海军修的，为什么？因为中国传统没有现代海军，都是原来地方官花一点钱挑一些木帆船，那就是所谓的水师，就是谁建的归谁管，归地方管，木帆船不必中央有一个司令部来统一。近代以来，列强都是海上一点一点侵略的，从李鸿章开始知道我们要建现代化军队，所以从英国买船建了北洋水师。左宗棠意识到现代化的舰队得统一化管理，统一调度。于是他给朝廷提个建议上个奏折，应该中央来管理，中央应该成立海军衙门，现代化叫海军司令部，李鸿章意识到这一点也提了奏折，说应该建立海军司令部，而不是地方官谁建立了就谁指挥，朝廷一次次拒绝了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建议，为什么一次次拒绝？中央回答他们说，我们用洋敌夷，就是敌人的军舰，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已经是用夷变夏，你要让我在中国用我们祖宗千百年来船下来的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这之外再学洋人建一个政府机构，再学洋人建一个海军司令部，不是更加用夷变夏了吗？日本明治维新首先建立了海军司令部，海军衙门，海军内阁在当中呼声很高，有人反映说日本就学了洋人，我们再学洋人，可能吗？地方官首次要把权力交给中央，中央政府竟然拒绝，这就反映出清政府被自己的观念所耽误。明明修电报有好处，修铁路有好处，成立海军司令部有好处，但因为违反了中国传统的观念，他拒绝了。
但是1884年的中法马尾海战证明，福建水师完全被法国军舰打沉，这个时候左宗棠和李鸿章抓住这个机会给朝廷打报告，所以在中国任何时候都要抓机会跟朝廷打报告，说要建海军司令部，朝廷才意识到要成立海军司令部，终于在1885年同意了。清政府一直很被动，直到自己一个舰队被沉了才知道我要建立一个海运司令部来统一指挥。当时让权力第二大的醇亲王逸轩他当了海军大臣，他很保守，坚决反对修铁路，这时候他当了海军大臣，李鸿章觉得修铁路的机会来了，李鸿章有边带的北洋水师，就让他来检阅，其他的船在海上演习，大炮乘风破浪的浪很高，打得也很准。中国很可怜，做事得看领导人的态度，所以李鸿章就抓住这个机会跟他说，我们今天这么重的铁船铁家伙在海上能跑这么快不沉就是有个锅炉在那里推动，锅炉要烧煤，我们这一次是靠骡拉几个月的煤，以后打起仗来根本靠不上，这都是一堆废铁在港口等着挨打，所以得用铁路运煤。就这时候这一刻钟，醇亲王逸轩从一个修铁路的反对者变成修铁路的支持者，但是他也很了解当时的政治状况，他跟李鸿章说，我支持你修铁路，当时李鸿章跟他提出，你赶紧用海军司令部的名义打奏折，说我们在很多有码头要修，他跟李鸿章说了一番话，现在还是很有用，现在的条件不成熟，我要打了这个奏折，会被否决，一被否决了你再做就难了。所以我不能打这个，我要等到条件成熟有可能被批准的时候我再打，但是我支持你修，你也不要往上报告，你一报告就会否决，否决你就不能修了，我就支持你现在把原来20里的路赶紧往炮台那里修，你也不要打报告，我支持你。所以中国很多事情大家记住，只要觉得是可以的，你又没有把握，你可以先做，但如果你确实跟政府跟区里请示被否决了，再要让他反过来说，他否决了你还要做，那就很困难了。
所以李鸿章本来就想修，本来他修的9.8公里就没有请示，现在有醇亲王在他背后支持，他很快就把那段铁路一直修到炮台。修通了之后等到1888年，醇亲王才觉得恐怕是有条件成熟了，醇亲王这个时候给朝廷提了一个奏折，说我海军要修铁路，这时候朝廷也拿不定主意，让大臣发表意见，这时候反对的和支持的各一半。首先有一些反对的，从前都是99%是反对的，现在50%反对50%赞成，很多人的观念变了，第二，中国的官场看到这是醇亲王提出来的，有权的人提出来我就不敢反对了。这个时候一个地方官，后起之秀张之洞提出应该修，慈禧同意，1889年慈禧下令全国可以修铁路。从李鸿章1872年提出来到1889年，经过了17年，修个铁路要不要争论17年？所以李鸿章那时候提出来一个观念，就别跟他们争，在我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能做就做，所以不争论最早是李鸿章提出来的。
这反映出来了什么？最早林则徐提出来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修电报，到修铁路，反对者从来不在技术层面来跟你论，中国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金钱，总是上纲上线，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一种泛道德主义，你就是用夷变夏，你就是不尊重祖宗，你就是不孝。从来都上纲上线，并且什么东西洋人可以用，我们不能用，敌夷能用，我们不能用，这个是中国传统很深厚的，一直深厚到改革开放，一直延续到姓社姓资。改革开放遇到很多的阻力，文革中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什么东西哪怕对生产最有好处，但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就不能要，社会主义哪怕影响到生产我们也是一样。文革当中规定男的只有哪几种颜色服装可以穿，女的也是，还有规定无产阶级的，也有资产阶级的。等到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有生活了，最早走私进来牛仔裤、喇叭裤，上面有一段时间规定不准穿牛仔裤和喇叭裤，牛仔裤是资产阶级的，喇叭裤也是资产阶级没落腐朽的服装。
后来胡耀邦就不赞成这样做，被胡耀邦阻止了，他觉得这样又回到文革状况了，大学生骑个自行车都让他下来，量量宽多少。突然《中国青年报》发了一篇文章说，牛仔裤是美国西部劳动人民穿的服装，不是资产阶级的。当时我们在学校里面拿着跟团委论，团中央军工报都说了牛仔裤是美国劳动人民穿的服装，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穿？《敦煌壁报》当时出来说，牛仔裤是我们民族优秀的服装，不是资产阶级没落的腐朽的服装。文革后可以跳交谊舞，不准跳迪斯科。说是资产阶级太性感的摇摆摇臀部，是资产没落。也是《中国青年报》发文章说，这是源于黑非洲的舞蹈，是非洲人被贩卖到美国为奴，所以才从美国源起的。然后我们学校就规定了，跳摇摆舞就可以。中国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姓社姓资。改革开放一路下来争论的很厉害，遇到的阻力非常大，邓小平对姓社姓资非常烦。这个东西姓社还是姓资？1992年就不再用这个了，但是最近又开始了。
我看到一篇内部的文章，老的理论工作者，这种观念很可怕，现在这种观念在市场上又开始有人信了，实际上是针对邓小平南巡的。他说，怎么就不能问姓社姓资了？两个规格、型号、大小一模一样的螺丝钉，安在同一个机器里功能作用也一模一样，一个螺丝钉是国营部门生产的，另外一颗螺丝钉是私人企业生产的，国营企业生产的螺丝钉就没有包含马克思说的剩余价值，没有剥削。另外私营企业生产的就有工人阶级的血汗，有老板的剥削，我们应该认识到。资本论逻辑上是说得通的，根本上你怎么对待一些问题。现在把这个问题重新翻出来。我们总是说在中国要学会读报。
在1983年底，历史学界有几个主要代表的观念，哲学界异化人道主义美术界抽象化现代化都是资产阶级，党内开始批。突然，《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牛仔裤可以穿，可以停止这个运动了，果真就停止了。所以中国要捕捉信息，我再举个最明显的例子。
我们经过1959年到1962年的饥荒，刚刚渡过大规模的死人，就面临着1963年要编1966年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国那个阶段就是吃不饱，穿不暖，衣服都是缝三年落补丁，编五年计划首先就是要解决农民群众的吃穿用，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美国在越南打仗，有点扩大化的趋势。周恩来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总体原则是“备荒、备战、为人民”，首先解决吃饭，然后准备打仗，当然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报到毛泽东那里，错！应该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备荒、备战、为人民”变成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很多人觉得这有什么重要的呢！一个“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导纲领，以打仗为主，首先国家还是将军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钢铁、重工业、轻工业，吃都放在次要位置了，先为了战争。
既然为了打仗，那么中国的重工业、大工业几乎都在远海，从东北到上海一线下来，东北一些大工厂，尤其是上海的大工厂就划定了要在四川贵州那个大山沟里建一些大工厂，把工厂搬过去，叫做三线建设。这是国家整个经济战略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转移，我们不评论它对不对。很多上海人举家，好比这个工厂一种是整个搬迁过去，一种是这个工厂搬一半，你们家就留在上海，你们家就搬到四川或是贵州的山沟里，如果你是做经济的，你要了解国家战略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早早人家已经透露给你了，所以中国的政治有时候外国人看不懂，为什么一个领导人说备荒备战为人民，一个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有什么区别？所以在中国就发生了巨大的转移。你要是做经济，在现在捕捉到这个国家能源战略、经济战略发生重大转移，要转移到哪儿？那是非常重大的，甚至影响到很多人的命运，很多人举家从东北迁到四川，上海的很多到东北到安徽，这些都有。中国政治往往是通过这些表现出来的。刚才讲到螺丝钉，最近有些事情可以琢磨，我经常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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