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司洋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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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古文字的故事试读：
导言
在未来的某一天，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也许会在这个星球上彻底消失。在这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失去了人类的维护，世界上的各种人造建筑物将开始逐渐损坏和坍塌。木质结构的房屋可能在二三十年后就遭到腐蚀而倒下，钢筋混凝土建筑在几百年的风吹雨淋后也难以逃过坍塌的命运。在人类消失后，大自然会重新显现出自己的威力。城市中的沥青路面将逐渐被各种植物重新占据，直到整个城市又重新变成一片森林。人类留在地表的各种废墟将逐渐重新被泥土和植被覆盖。一千年之后，在今天纽约或者上海所在的地方，或许已经看不到任何人类曾经存在过的证据。
又过了一万年或者两万年之后——在漫长的宇宙历史中，这并没有多少区别——有一小队外星人重新发现了这颗围绕着一颗黄色恒星旋转的蓝色星球。在偶然的机会中，这些外星人在地表之下发现了人类文明的某种遗留物：也许是一块切割地整整齐齐的玻璃，也许是一台依稀可以辨认出外形的汽车发动机。在对这些物品进行仔细研究之后，他们得出结论：在这个星球上曾经生活过一种智慧生物，但他们在刚刚进入化学能源时代不久之后就由于某种原因突然灭亡了。
外星人迫切地想要知道这种智慧生物的历史以及他们消失的原因——这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任何实际的用途，但旺盛的好奇心使得他们非要探个究竟不可。正是这种好奇心使得他们进化成为了掌握星际旅行技术的种族。外星人在今天我们称之为华盛顿特区的地方发现了两块巨大的黑色石碑，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一种奇怪的符号。在星球上的其他地方，更多的刻有各种符号的人造物也被陆续发现。外星人很容易就意识到这是已灭亡的本土生物所使用的文字。这些奇怪符号所组成的文字是这颗星球上的本土生物所留下的唯一线索。如果能够阅读这些文字，他们就可以了解到这颗星球的历史。但是面对这些迷一般的文字，外星人经过百般尝试却仍然一无所获。
也许读者觉得上面这个小故事应该是出现在某部科幻小说中的情节。但只要把故事中的外星人换成近现代的考古学家，把人类换成地球上某个已经灭亡的古老民族，它就变成了在地球上发生过无数次的真实故事。当人类考古学家发现尼罗河峡谷中的埃及古文明遗址，或是美洲的玛雅古文明遗址时，他们也陷入与外星人相同的困境之中。学者们投入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却仍然难以理解这些古怪符号背后所隐藏的含义。
为什么破解古代文字如此困难？因为文字是人类最为精巧和复杂的发明之一，各种独立发展形成的文字系统往往采用迥然不同的书写和表达方式。即使在全球一体化的现代社会，使用不同文字系统的人们都会觉得对方的文字犹如天书一般，更不用说那些已经失传上千年的古代文字。
例如中文使用成千上万个方块字，对于我们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在一般西方人眼里，记住上千个常用汉字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中文”经常被拿来形容任何晦涩难懂的事物。外国教授上课时可能会说“我知道这门课对于你们来说可能就像中文一样……”。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平时生活中经常见到的英文、日文等文字对于我们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但如果是一般中国人生活中较少见到的文字，比如泰文或者阿拉伯文，人们还是会感到十分的奇特和神秘。
泰文是表音文字，比较特别的是它把辅音写在中间，而元音围绕着辅音写在四周。下面这张图片是泰国电影《亲爱的伽利略》中的一张截图，大家能分辨出这段文字中的辅音和元音吗？泰国电影《亲爱的伽利略》中出现的泰文（图片来自网络）
对于现代文字来说，无论其多么地复杂和怪异，我们至少可以找到相关书籍来系统地学习它的书写和读音规则。而对于新发现的古代文字来说，人们面对的往往是一段由陌生符号以某种未知规则组成的文本，甚至就连它们所记录的是哪一种语言都无法确定。一种古代文字被发现后，有时光是讨论它们究竟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就够全世界的学者们争个面红耳赤了。
下面三张图片中分别是埃及象形文字、玛雅文字和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玛雅文字楔形文字
看到这些神秘符号后，赞叹其精美之余，是不是觉得它们怪异得犹如外星文字一般？甚至曾经有学者断言，这些根本就不是文字，只不过是古人画的一些装饰性的图案而已。但它们确实是记录了古代人类生活、情感和思想的文字系统，就像我们现在仍在使用的中文和英文一样，只不过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书写方式。现代人在学习一门跨语系外语时，在各种教材、字典和老师的帮助下，尚需一年半载时间才能阅读一段文字。相比之下，很多已经失传的古老文字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每一个符号的读音和含义、每一个句子所使用的语法完全都无从知晓。所以说破解古代文字是一个几乎不能完成的任务。
但也只是“几乎”而已。
在人类历史中，曾诞生过许多伟大的人物，以他们过人的智慧和严谨的推理，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本书要为大家讲述的，就是人类在破解古代文字过程中所发生的精彩故事。
1.埃及文字的破解
1.1.罗塞塔石碑
1798年的五月，法国南部的土伦人头攒动，狭窄的街道里挤满了身着蓝色军装的法国士兵。一个多月来，这些士兵从法国北部被陆陆续续调遣到这个南方海滨城市。他们的统帅拿破仑将军将要带领他们进行一场伟大的远征。在港口，由300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舰队排成绵延一公里多的长龙，等待着法军登船。这次远征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除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没有人知道这次远征的目的地是哪里。
当然，拿破仑本人除外。
于是，等候在广场和港口的士兵和军官们议论纷纷，猜测着这次远征的目的地。很多军官们都在猜测此次远征的目的地会不会是英国。英国人自从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就四处拉拢欧洲各个君主国出兵干涉，还组织了第一次反法联盟。在第一次反法联盟被法国击溃后，英国人又利用自己的海上霸权封锁了法国所有的出海口。不彻底击败英国，共和国的利益就永远无法得到保障。虽然按照常理讲，进攻英国从英吉利海峡一侧出发更为方便，但也说不定这是拿破仑这位天才将领用来迷惑敌人的声东击西之计。
1798年5月19日，随着拿破仑一声令下，法国舰队满载两万名士兵在土伦港扬帆起航。在离开港口后，一些军官暗暗盼望着拿破仑下达向西沿岸行驶的命令，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接着向北直捣英国人的老巢。
很快，拿破仑的命令传达下来：舰队向东，驶入地中海。
在这个命令发布后，很多军官们已经毫不怀疑，这次远征的目标一定是埃及。此时的大英帝国殖民地遍布全球，但其中最重要的一块殖民地就是被称为“王冠上的明珠”的印度。在英国人的统治下，这片富饶土地上的各种矿产和农作物通过海路被源源不断地运回不列颠群岛，维持着这个庞大帝国的霸权。虽然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前，通过埃及前往印度比绕过非洲好望角花费更高，但却可以节省约6000公里的路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只要占领了埃及，英国通往其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的战略通道就会被切断，而且埃及也可以作为日后法国进一步征服亚洲的基地。
在此时的法国，由五名督政官组成的督政府是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机构。为了自己手中的权力不受到这个充满野心的年轻将军的威胁，他们巴不得拿破仑离巴黎越远越好。如果上帝帮忙的话，最好能让拿破仑顺便死在埃及。于是，督政府很快就批准了这次埃及远征。
随远征军一同出发的还有167名学者。和普通士兵一样，他们对这次远征的目的地也一无所知。这些学者中包括了法国当时科学、艺术和工程领域中的众多精英，甚至还有几位世界顶级的学术大腕：数学家傅里叶（让很多人在大学里十分痛苦的傅里叶级数就是这家伙发明的），几何学家蒙日（创造了画法几何），和化学家贝托莱（发明了化学命名法）。
拿破仑冒着巨大的风险将国内如此众多的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带去埃及的原因至今不明。有人认为他是为了让这次远征看起来更像是一次科学考察而不是一次入侵。有人认为拿破仑是想效仿亚历山大大帝，在埃及建立一个类似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学术中心。还有人认为拿破仑是想要这些工程师和科学家们论证建造苏伊士运河的可能性，从而将红海与地中海连接起来。
不管拿破仑的初衷是什么，正是他的这一决定，在几年后重新点燃了欧洲人对古埃及文化的热情，同时也为一场破解古代埃及文字的竞赛拉开了帷幕。
在离开土伦港之后，法国舰队驶向科西嘉岛，与在那里等待的另一路法军在海上会师。至此，法国远征军兵力达到了约四万人。接着拿破仑命令舰队全速前进，在顺道占领了位于地中海中部的马耳他岛后，于7月1日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登陆。
亚历山大是古代世界的一座传奇城市。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埃及之后，于公元前332年建立了这座城市，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座海港城市地处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要道，是古代整个地中海最为繁荣的城市之一，并在将近一千年里一直是埃及的首都。但当法国学者们怀着对这座历史名城的种种憧憬，兴冲冲地进入亚历山大时，看到的却是一个只有6000多名居民，破败不堪的城市。亚历山大港著名的灯塔和图书馆早已不知去向，学者们所期待的神庙和古建筑也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只有简陋的房屋和狭小的街道。从古代神庙中残存下来的石块已经被当地人当作门槛和石凳，只有刻在上面的古老埃及文字还在提醒着法国人这座城市已逝的辉煌。
在亚历山大，学者们唯一有价值的发现是两座高达21米，刻有埃及象形文字的方尖碑。方尖碑是一种具有鲜明埃及特色的建筑物，通常上面刻有国王的丰功伟绩，被竖立在神庙的入口两侧。这些细长的方尖碑棱角分明，外形简洁而优美，在近现代建筑中，仍然有不少纪念碑采用这一造型，例如著名的华盛顿纪念碑就完全采用了埃及方尖碑的造型。华盛顿纪念碑
在亚历山大被发现的这两座方尖碑后来被称为“埃及艳后之针”（Cleopatra’s Needle），虽然事实上它们与埃及艳后并没有任何关系。它们于公元前约1500年，也就是中华文明刚刚进入商朝的时候，被法老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is III）竖立在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位于今天的开罗附近）一座神庙的入口处。
这两座方尖碑在它们的出生地矗立了三百年后，另一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利用两座方尖碑剩余的空白处，在原有的一列文字两旁又刻上了另外两列象形文字。又过了七百年后，波斯人于公元前525年征服了埃及，赫利奥波利斯几成废墟。这对方尖碑很有可能在这时已被推倒在地，埋于沙尘之中。
在沙土中沉睡了五百年后，在公元前12年，这对孪生兄弟被罗马人运到了亚历山大的一座神庙中。在随后的一千八百多年的岁月中，它们又依次目睹了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的入侵，直到1798年被法国学者发现。
这对方尖碑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1878年，两座方尖碑中的一座被英国人带到了伦敦，竖立在泰晤士河畔的维多利亚筑堤（Victoria Embankment）之上，并躲过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空军的轰炸。另一座方尖碑则在1881年乘坐蒸汽船被带到了美国，并被竖立在纽约的中央公园中。
在三千五百年的漫长岁月中，这两座方尖碑先后经历了埃及、波斯、罗马、阿拉伯、不列颠、纳粹德国等一个个帝国的崛起与衰落，目睹人类从原始时代一路来到了太空时代。今天，这两座方尖碑依然隔着大西洋分别伫立在纽约和伦敦，默默注视着人类继续创造新的历史。伦敦泰晤士河畔的方尖碑纽约中央公园中的方尖碑
法国学者们对方尖碑上优美的象形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这些文字没人能看得懂，一个频繁出现的椭圆形符号还是引起了法国人的注意。这个符号由一个椭圆形外加一条横线组成，椭圆形内写有数个象形文字。法国士兵根据这个符号的外形，将它叫做“弹壳”（Cartouche）。
法国学者这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椭圆徽章内所写的是埃及法老的名字，它们日后将会成为破解埃及文字的关键线索。这个椭圆形符号在古埃及文中意为“被阳光所环绕的一切”，当法老的名字被写入其中之后，它便成为一个护身符，保护法老不受伤害，在死后得到永生。纽约方尖碑上的象形文字 其中包含了很多椭圆徽章另外一处建筑上的椭圆徽章内为拉美西斯二世的称号
多年来，欧洲人对埃及的认识仍然只是停留在亚历山大、开罗以及金字塔上。对于他们来说，开罗已经是埃及的尽头，开罗以南的地区完全是一片荒土。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沿着尼罗河深入埃及腹地的法国人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古代遗址，其中包括位于底比斯的卡纳克神庙群（Karnak Temple Complex）。在这个古代建筑群的雕塑和壁画中都刻满了数量众多的象形文字。法国学者们对这些象形文字做了尽可能详尽的记录，但是对于这些文字背后的含义却一无所知。
古埃及曾经是一个非常强大和先进的国家，在人类文明史中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为什么她使用的文字却会失传于世，变成一种没人看得懂的天书？
最早的埃及象形文字出现于公元前3200年左右，比中国的夏朝还要早大约一千年。在之后的使用过程中，它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字，并衍生出了两种更加适合手写的形式。公元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埃及。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的将军托勒密成为埃及的实际统治者，并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希腊文在这个时候作为统治者的文字被引入了埃及，与埃及象形文字并行使用。到了公元前30年，埃及又变成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于是拉丁文又被带入了埃及。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又再次征服了埃及，并给埃及带来了他们的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在一次次的政权更替中，古埃及象形文字失去了主流文字的地位，逐步地被外来文字边缘化，直到彻底被人忘记。现在被发现的距今最近的埃及象形文字完成于公元394年，很有可能在这之后不久这种文字就彻底失传了。
当法国人在1798年来到埃及时，世上已经无人能看得懂这种古老的文字。埃及象形文字距离上一次被人们读出时，已经过去了至少一千年。对于如何重新解读一种失传了一千年之久的文字，法国学者们也没有什么头绪，只能将看到的象形文字尽可能多地记录下来。
直到1799年的7月19日，人们才第一次看到了破解埃及文字的希望。在这一天，一名法军士兵在罗塞塔附近发现了一块看似不起眼的石碑。石碑上刻着三种不同的文字，第一段文字是古埃及象形文字，第二段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字，第三段是人类仍然在使用的希腊语。拿到这块石碑的法军军官马上意识到，这三段文字的内容应该是完全相同的，一段宝贵的有双语对照的古埃及文字被发现了。
这块被人们寄予厚望的石碑被命名为罗塞塔石碑。这块石碑上之所以会有希腊文，是因为它刚好制作于埃及被希腊人统治的托勒密王朝时期。在这个时期，有三种文字并存于埃及社会中。埃及象形文字作为传统的神圣文字，被用于宗教仪式以及一切需要与神沟通的场合中。希腊语作为外来统治者的文字，自然也被用于所有政府公文以及法令中。此外，还有一种由象形文字演变出的通俗体文字（Demotic），作为象形文字的简化版被使用在日常文书中，它也是最为接近当时普通埃及人口语的文字。
罗塞塔石碑呈灰黑色，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残缺不全，残存的部分高112厘米，宽76厘米。神圣的象形文字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被放置在石碑的最上面。不过，这段有双语对照的珍贵象形文字却也是损坏最严重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一被保存了下来。位于中间和最下面的分别是上面介绍过的通俗体文字和希腊文字，它们得到了相对较好的保存。罗塞塔石碑
这块石碑上的文字长度虽然有限，但却是分析古埃及文字的第一条关键线索。如果把古埃及文字比喻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城堡，那么罗塞塔石碑并不是一发足以轰倒城墙的炮弹，而更像是城墙上一条细微的裂痕，让人相信这面墙是可以被轰开的。罗塞塔石碑在整个破解过程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在后来其他古文字破解中，帮助人们成功破解的关键线索都被称为“罗塞塔石碑”。甚至还有一款语言学习软件就以“罗塞塔石碑”作为自己的名字，大概是想说这款软件可以像罗塞塔石碑一样让用户快速的掌握另外一门语言的奥秘。
这名法军军官发现罗塞塔石碑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块石碑日后将会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块石头。他只是感到法国学者们应该会对这块石碑感兴趣，于是把它送去了开罗。开罗的法国学者见到这块石碑后立刻激动得大呼小叫，坚信古埃及文字的破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各路学者纷纷摩拳擦掌，唯恐自己手不够快，被别人抢先发表破解结果。
他们此刻绝不会料到，还要再经过二十三年的漫长等待，人们才能够重新阅读这块石碑上的文字。
1.2.英国人的尝试
在拿破仑远征埃及之前，欧洲人对于埃及古文字的认识基本上处于胡乱臆测的阶段。生活在公元500年左右的赫拉波罗（Horapollo）曾经写过一本关于埃及象形文字的书叫做《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ica）。在这本书中一共包含了189个象形文字的解释，但大部分都是牵强附会。比如作者说，在埃及象形文字中，兔子符号的意思是“张开”，因为兔子的眼睛永远是张开的，而秃鹫符号的意思是“母亲”，因为所有的秃鹫都是雌性的。其他作者的书也好不到哪里去，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象力对埃及文字进行了大胆而离奇的诠释。
换句话说，在罗塞塔石碑被发现的时候，想要破解古埃及文字的欧洲人几乎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可供参考。重新解读古埃及文字的工作只能从零开始。
在面对一种待破解的文字时，破解者们最先确定的通常是它的书写方向。想要确定这一点，只需观察它每一段的最后一行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一段文字的最后一行不会刚好写满一行，而是有一些空白被留下来。如果空白在右边，那么这段话肯定是从左往右写的。如果空白被留在了左边，那么这种文字的书写方向肯定是由右至左。虽然古埃及文字结尾处的空白时左时右，但破解者们还是很快掌握了古埃及文字书写方向的规律：象形文字的书写方向开始于这段文字中人或动物面孔所朝向的一面。横排的象形文字根据文字中人或动物的朝向从左或者从右开始阅读；竖排的象形文字则从上至下阅读，至于是从左上开始还是右上开始，同样取决于这段文字中人或动物面孔所朝的方向。
在确定了古埃及文字的书写方向后，接下来破解者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二选一的问题：埃及象形文字到底是名副其实的“象形”文字，还是类似于欧洲文字的“表音”文字？
想要知道一种未知的文字究竟是表音还是表意，最好的方法就是数一下它包含多少个不同的符号。
使用字母的表音文字一般包含有20到40个符号，例如英文26个，阿拉伯文28个，俄文33个，希伯来文22个。这个数量的字母已经足够拼出人类大多数语言中的音节。
使用符号表示音节的文字一般有40到90个符号，例如波斯文60个符号，日文中有48个平假名（平假名和片假名可以看作是同一音节的两套写法）。没有学过日文的人可能会对表达“音节”的文字比较陌生，这里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在英语这样的字母文字中，每个字母（或字母组合）仅仅表示一个辅音或者一个元音，要组成一个音节的话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母，如“ka”这个音节就需要一个k和一个a来组成。如果想要表示另外一个音节“ta”，只需把“k”这个辅音换成“t”即可。而在日语中，每个音节都由一个单独的符号来表示，例如“ka”这个音节在日语中写作“か”，而“ta”则用另外一个完全不相同的“た”表示。由于受到人类语言中音节总数的限制，音节文字中的符号数量通常都在40到90个之间。
如果一种文字的符号数量超过100个，那么它就有可能是一种复杂的表意文字，例如我们所使用的中文。当然，一种文字并不一定只有一种表达方式，还有可能是以上三种表达方式的混合体。例如日文中就同时包含了表意的汉字和表达音节的假名。
经过统计之后，被法国人发现的象形文字大约有1000个左右，因此所有的破解者都毫不怀疑地认为它是一种类似于中文的表意文字，即每一个字符都有其独立的含义。埃及文字中那一个个图画般的字符无疑又进一步巩固了人们的这一信念。带着这个信念，许多学者朝着这条破解之路奋力前行——但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在罗塞塔石碑被发现后的短短几年内，人们对于古埃及文化的热情已经燃遍了整个法国，解读其古老文字的尝试也在不断被重复。尽管时不时就有会有一篇分析罗塞塔石碑的文章被发表，但古埃及文字的破解始终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直到1814年，也就是罗塞塔石碑被发现整整15年后，才有一位英国人找到了破解埃及文字的第一个突破口。托马斯·杨（Thomas Young）出生于1773年，是一位世间少有的天才人物。杨的研究所涉及的范围之广令人咋舌，从医学到力学，从光学到航海再到埃及文字，每一门学科都能看到杨的身影。不仅如此，杨在自己涉及到的每一门学科中几乎都是奋战在最前沿，一举一动都在推动着人类知识的边界。
杨直到1814年才开始对罗塞塔石碑的研究，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一跃成为这场竞赛中的领跑者。与其他试图破解古埃及文字的学者不同，杨对于古埃及文化没有任何兴趣。他把埃及文字的破解看成是一个纯粹的智力谜题，破解这道谜题仅仅是为了获得战胜对手的快感。杨毫不关心古埃及文字的破解对解读埃及历史的重大意义，他甚至在一封给朋友的信里抱怨说埃及文字记录的尽是一些荒唐的无聊仪式。对于杨来说，破解埃及文字和求解一道数学难题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对埃及文化不感兴趣的死硬理性派，利用自己在科学研究中培养出来的缜密分析能力，在对埃及文字的解读上超越了所有的对手——尽管只是暂时的。
杨在1814年夏天到沃辛（worthing）度假的时候开始了对罗塞塔石碑的研究工作。他首先仔细地分析了石碑上的埃及象形文字中椭圆形徽章出现的位置，发现它们和希腊文中法老名字出现的位置基本相同，从而确认了椭圆形徽章中所写的是法老的名字。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杨确定了出现在象形文字中的法老名字是托勒密（Ptolmes），一共出现了六次。搞清楚一个法老在文章中出现的次数事实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一名法老往往有各式各样的名号，即使是在同一段文字中，也有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在公元前2000年后，古埃及法老们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名号体系。每个法老都有一套由五个名字（或者说名号）组成的独一无二的头衔。在这五个名字中，最重要的是法老出生时的名字（Nomen）和获得王位时得到的名字（Prenomen），也只有这两个名字会被写入椭圆形徽章。这样一来，与每个法老相对应的就会有两个椭圆形徽章，这也曾经一度给埃及文字破解者带来了很大的干扰。
在罗塞塔石碑上，托勒密的名字以两种不同的形式一共出现了六次，三次在较短的椭圆形徽章内，三次在较长的椭圆形徽章内，因为其中包含了他的一些特殊名号。杨通过比较这两个不同的徽章，精确的锁定了代表“托勒密”这个名字的那些象形文字。罗塞塔石碑上残存的象形文字（图片来自网络）
由于托勒密是来自希腊的外国统治者，因此杨大胆地推测他的名字在埃及文字中只能用一些字符将它的发音拼出来，就好像我们今天用“奥巴马”这三个字近似地拼出美国总统的名字一样。在这里，“奥巴马”三个字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含义，而仅仅借用它们的读音来表达外国人名字的发音。
既然推测托勒密的名字是由一些字符拼出，并且又在罗塞塔石碑上找到了这些字符，接下来要做的事当然就是把这些字符和它所代表的读音一一对应起来，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由埃及象形文字组成的字母表（至少是一部分）。这也正是杨当年所做的，他得到了埃及字母表中的六个字母，虽然它们并不完全正确。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杨在另外一份来自卡纳克的埃及文字记录中发现了托勒密一世的名字，于是他推测在同一段文字中出现的另一个椭圆形徽章里的名字是这位法老的妻子贝芮尼斯（Berenice）。从这个名字中杨又得到了四个新的字母。
最后，杨将自己的发现整理成为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于1819年12月匿名发表。
杨通过自己缜密的科学思维，成功地确定了两位法老的埃及文字写法，同时大胆地推测这两位法老的名字是由埃及象形文字用表音的方式拼出。这已经是罗塞塔石碑被发现20年来人们所能够取得的最大进展。但是，杨的破解工作到这里仿佛也走进了一个死胡同。虽然知道了两个法老名字的拼法，但剩下的成百上千个埃及象形字符要如何解读呢？
1.3.千年后的重生
彻底破解古埃及文字这一伟大事业，最终还是要依靠一位真正热爱埃及文化的学者来完成，这个人就是法国人商博良（Jean-Franois Champollion）。
在1822年1月，商博良得到了托勒密（Ptolmes）和克莱奥帕特拉（Cleopatra）这两个名字的埃及文字写法。
这时的商博良也认为外国人的名字可能是由特定的埃及象形文字拼出。这两位法老的名字中有四个共同的字母：p、o、l和t，通过比较这两个名字应该可以推断出这四个字母所对应的埃及象形文字写法，进而验证这一假设是否正确。PtolemyCleopatra
首先从Cleopatra的名字来分析，根据这个名字的读音，第一个三角符号应该是k，不过这个字母在Ptolemy的名字中没有出现，无法得到验证。三角符号下面是一只狮子，那么这个狮子符号代表的应该是字母l的读音。同样的狮子符号也出现在了Ptolemy名字中的第四个字符上，这也与Ptolemy这个名字中l出现的位置相吻合。按照这个原则继续推断下去，第三和第四个符号的读音应该分别为e和o，其中第四个符号也同样出现在Ptolemy名字中的第三个位置上，又与这位法老名字中o的位置相吻合。接下来第五个符号就是Ptolemy名字中的第一个符号，毫无疑问，这个符号的读音为p。
两位法老名字中看似毫不相关的符号就这样被商博良一步步地联系了起来。如果说杨之前根据Ptolemy的名字给出的字母表只是一个大胆的推测的话，商博良现在已经几乎可以确定，埃及历史上外来法老的名字都是由一些特定的象形文字拼写而成。他所比较的两个名字中，所有的字母都得到了完全的吻合，只有t这个字母是个例外。在Ptolemy和Cleopatra这两个名字中，t是用两个不同的符号表示的。商博良并没有被这个小小的瑕疵吓到，而是简单地假定这两个符号都可以表示t的读音，就好像英语中c和k可以表示同一个读音（例如Coat和Junk）。
激动不已的商博良并没有立即发表他的发现。他知道，要想让那些固执的学者们彻底信服，他需要更多的证据。商博良找来了《埃及纵览》（Description de l’Egypte）一书中所有的法老名字开始逐个分析。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下面这位法老的名字：
根据之前得到的部分字母表，商博良知道这个名字的拼写应该是：
Al_se_tr_
熟知埃及历史的商博良立刻看出，这个名字的主人必然是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希腊文为Aléxandros）。通过这个名字，商博良又得到了字母表中三个新的字母，第三、第六和第九个字符的读音应该分别是k、n和s。
就这样，随着一个个法老的名字被商博良解读出来，一张由埃及象形文字组成的字母表开始在他面前逐渐呈现出来。
最终，商博良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埃及文字母表。不过，和他的英国对手杨比起来，虽然商博良破解出了更多的字母，正确率也超过杨的结果，但与杨的工作相比仍然没有质的突破。拿着这个字母表翻来覆去地比较，充其量也只能在浩瀚的埃及文字中多辨认出几个外国法老的名字而已。
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发生在1822年9月14日。这一天，距离公认的埃及象形文字破解日还有13天。
在这个历史性的日子里，商博良在一堆新的资料中看到了一个自己从未见过的椭圆形徽章。
这个椭圆徽章中的第一个符号是太阳，商博良知道在科普特语（Coptic）中太阳这个词读作“Ra”或者“Re”。科普特语是古埃及语的后裔，曾经在埃及被广泛使用。阿拉伯人在七世纪入侵埃及后，这种语言就开始慢慢消失，变成一种仅在科普特人教堂里使用的宗教语言。从小就对各种语言感兴趣的商博良在偶然之中学会了这种冷僻的语言，为日后破解古埃及文字打下了不可缺少的基础。
从之前已经得到的字母表中商博良知道最后两个符号表示“s”的读音。把这两个读音加在一起，这个法老的名字应该是：
Ra__ss或者Ra__ses
商博良快速地在头脑中搜索着所有可能的组合，猜测这会是哪一位法老的名字。突然，一个熟悉的名字闪过他的脑海：拉美西斯（Rameses）。
商博良的血液瞬间凝固了。虽然他之前曾经用类似的方法辨认出了很多法老的名字，但这一位法老与之前被识别出的法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之前被商博良辨认出来的名字都属于希腊或罗马统治时期的法老，而拉美西斯是来自于埃及本土的法老。
这意味着埃及人并不是只有在书写外国人名字的时候才逼不得已用上了拼音的办法，就连本国法老的名字也是用象形文字拼出。也许，埃及象形文字并不是名副其实的“象形文字”，而是一种像法文一样的表音文字。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它将彻底颠覆所有人对于这种文字的认识。
困惑了世人20多年后，埃及象形文字的玄机似乎马上就要被发现。不过，这一切仿佛都来得太突然，也许拉美西斯的名字只是一个巧合。为了验证自己的结论，商博良继续在资料堆中寻找其他的椭圆形徽章。在阿布辛拜勒（Abu Simbel）的一个图案中商博良发现了另外一个法老的名字：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