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日）冈崎雄儿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不愿做奴隶的人——聂耳传试读：
前言
近年来，我们在奥运会等国际性体育比赛中听到中国国歌的机会越来越多。“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歌原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日本翻译为《嵐の中の若者たち》。这部电影描绘及歌颂了那些投身于抗日战争、与日本帝国主义奋勇作战的青年人。《风云儿女》首演于1935年5月的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以雄壮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鼓舞着前仆后继奔向战场的士兵们，成为首屈一指的抗战歌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这首歌获得了民众支持，被定为国歌。
在日本，大概只有少数中国通才了解《义勇军进行曲》的历史吧，它的创作背景、它曾经是电影主题曲、它曾经经历抗日战争而后又被入选为国歌这些事情，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之所以对中国国歌，准确地说是对中国国歌作曲者产生兴趣，是出于偶然。
这一偶然就是：这位作曲家——聂耳（1912—1935），逝世于我家乡附近的海岸。中国国歌的作曲者竟然客死于日本！可能大部分中国人也不知道吧。
聂耳在《风云儿女》上映后不久的1935年7月，溺死于神奈川县藤泽市江之岛西侧的鹄沼海岸。1954年，当地民众为了悼念夭亡的邻国作曲家，将海滩一角围起来，建造了纪念碑。我当时是个小学生，经常到纪念碑附近玩耍。就从那时开始，这个名字里有“四个耳朵”的人在我心中留下了痕迹。
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没想到又一次遇到幼年所见的“四个耳朵的名字”，这令我心绪不安。有个中国人在闲谈中和我说：“我国国歌的作曲者听说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他看着我震惊的表情，又加了一句：“确实有这样的传言啊。”
聂耳不是死于事故（溺死），而是被杀死的！果真如此吗？——当时我在工作中也意识到日中两国国民要做到相互理解是有一定难度的，我深切地体会到了解邻国国情，特别是了解日中历史的重要性。
如果真有他杀这种说法……虽然1972年好不容易恢复了邦交正常化，但当时两国关系仍然不稳定。我想如果不寻根问底，那么和事实相异的“传言”就会广泛散布开来，我感到有必要厘清误解，然而当时我却无暇顾及。
1995年12月，我终于有机会探访聂耳的出生地云南昆明。我工作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由经济界精英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我亦随行。工作结束后，我突发灵感，决定去瞻仰聂耳的墓地。我在闹市中拦了一辆出租车，向着西南方向驶出郊外，群山扑面而来。行驶不久之后，我的左手边出现了昆明的象征——滇池（“滇”是云南的简称）。滇池是云南省最大、中国第六大湖，湖面平静开阔。半山腰上有一座庄严的墓园，绿树成荫中有一座三米多高的塑像。
此后，我利用工作间隙，不断收集整理与聂耳相关的文献资料。后来我改行当了老师，利用暑假，辗转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甚至深入云南省图书馆去查找资料。2001年12月，我探访至聂耳原籍所在的玉溪市，那里有一个以聂耳命名的公园，园内有纪念馆。我在玉溪买到了两本书。一本是聂耳的兄长聂叙伦所著传记《少年时代的聂耳》，另一本是玉溪当地的聂耳研究家崎松（本名刘本学）所著的《聂耳与玉溪》。后者是聂耳纪念馆年轻的女馆员送给我的。当时我正要付款，她笑着阻止我说，您不远千里从日本而来，就让我送给您这本书吧。为了回报如此拳拳之意，我心中信念为之一新。
2012年春天，我所收集的资料已经相当可观。就在这一年，为纪念聂耳100周年诞辰，《聂耳全集》增订版在北京出版。1985年纪念逝世50周年出版的旧版全集是两卷，这次增订版增加为三卷，新增加的末卷收录了相关人士的回忆录和研究论文。全集开展编撰工作时，不仅北京，就连聂耳的家乡玉溪也设立了编辑部，因此得以收录许多新发现的资料。由此，我收集资料的工作告一段落，执笔写作的条件已经完备。
莫扎特在短暂的35年生涯中创作了600多首曲子，被誉为“用音乐改变世界的天才”。莫扎特逝世一个多世纪后出生的聂耳只有更加短暂的23年生命，他短暂的一生都在近代中国史的激流中奋进，他创作的歌曲成为中国革命者的心灵支柱，因此他被称为“以歌曲为武器改变中国的天才”。
他的歌曲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呢？他究竟在什么样的家庭中成长，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在何处获得社会工作的经验呢？更深入一步来看，作为他创作活动的舞台，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上海状况如何？聂耳不久就被民国政府视为煽动民众的革命作曲家，被列为危险人物，当他不得不逃亡日本的时候，滞留于日本的生活光景如何呢？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聂耳被誉为“革命音乐家”“人民的音乐家”，被视为圣人。但是近年来通过新的研究，聂耳的形象从“圣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人版的聂耳形象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了。本书通过考察这些研究成果并以与中国学者交流所得为基础，查证关于聂耳之死的“谜团”，同时尝试描绘出一幅没有虚饰、没有夸张的聂耳等身画像。
对我来说，研究聂耳的生涯相当于重新审视日本近现代史。要考察这段历史，我认为其原点在于如何思考与处理和近邻诸国彼此间的关系。愿本书这一微小尝试，为改善与中国及各国关系做出贡献。序章1935年7月17日神奈川县鹄沼海岸
1935年7月18日，《东京朝日新闻》朝刊出现了以下一则小小的新闻报道：民国学生溺死？
寄宿于东京神田今川小路中华民国青年会宿舍的学生聂守信（24岁），十六日下午二时左右在神奈川县鹄沼海水浴场游泳时失踪，目前藤泽警署正在搜寻。
这是关于本书主角聂耳遇难最早的一则报道。短短的新闻中有三处与事实不符。第一，后文会提到，聂耳寄身之处并不是中华民国青年会宿舍。第二，聂耳并非24岁，而是年满23岁。第三，失踪时间不是16日，而是17日。后来《东京朝日新闻》没有发表更正启事。到了19日，《东京日日新闻》（《每日新闻》东日本地区版的前身）刊登了以下这则报道：身穿游泳衣的尸体【横滨报道】十八日下午一点左右，神奈川县藤泽町鹄沼海水浴场附近发现漂浮着身穿游泳衣、看似学生的溺死尸体，藤泽警署经过调查，认定是东京神田区神保町二号东亚高等学院学生聂守信君（20岁），他于十七日下午两点左右在鹄沼海水浴场游泳时行踪不明。
聂耳的年龄在《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中比《东京朝日新闻》年轻4岁，两者均失实。另外，两家报纸都使用原名“聂守信”来报道，因此没有引起日本公众的注意。但在当时的中国，聂耳的歌曲已经风靡上海，家喻户晓。因此，那些与他关系亲密的在日中国留学生们得知他的死讯后都无比震惊。讣告迅速传至上海，当地报纸杂志纷纷悼念这位早逝的青年作曲家。时值暑假，在日留学生、与聂耳亲近的朋友均聚集在千叶县馆山町。8月4日，他们在北条海岸边上的海之家旅馆召开了追悼会，为友人的早逝伤心落泪。当时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作家李华飞（1914—1998）回忆追悼会的情形：
一位学友静静地叙述（聂耳）死亡时的情况，屋内四隅渐渐充满了抽泣声。一位女同学在唱机上反复地放《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一直伴随我们。追悼会上没有装饰，甚至连一朵白花也没有，然而却有数十人深深的悲痛，有发自真心的泪水。
追悼会上，大家提出制作纪念文集的意见并筹措资金。提议迅速有了成果，同年12月，东京出版了《聂耳纪念集》。
聂耳逝世一个月后，上海南京东路附近的金城大戏院（现在的黄埔剧场）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除了聂耳的亲友，还有许多工人、普通民众参加。追悼会原定于上午9点半开始，刚到8点，会场已经满员，据说那些无法入场的群众含着泪水聚集在追悼会场的四周。可见人们是如何热爱聂耳，如何痛惜他的早逝。
不久之后，关于聂耳突如其来的死亡，有一种“被谋杀”的传闻开始四散流传。传闻最大的证据来源于从小熟知聂耳的亲朋好友们的证言：聂耳水性极好，不可能溺亡。比聂耳年长3岁的哥哥聂叙伦在回忆弟弟的书中提到，聂耳小时候曾经失足落入在家附近的河里（本书后文将提及），有过这次教训后，聂耳深感学习游泳的重要性，因此不断努力练习，所以游泳游得很好。
另外，聂耳的留学同窗魏晋记录了当时同学们在馆山听到聂耳溺亡消息时的反应：
听说聂耳在海中遇难，大家都疑惑不已：他明明会游泳的，令人费解。而且一般的海水浴场为了避免发生这种不幸事故，都会在水深的地方设有警戒用的绳标啊。
但海中游泳必然伴随危险。即便聂耳如兄长所说的那样熟悉水性，但如果气象条件、水温、身体状况有所变化，就不能完全否定溺亡的可能性吧。传闻中的“谋杀论”已经超越聂耳的个人状况范围，而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挂钩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卢沟桥事变”（1937年）发生在聂耳遇难的两年后，但从1931年“九·一八”柳条湖事件开始，日本逐步入侵中国东北，中日关系持续紧张。同时，日本政府加强了对本国社会主义运动及工人运动的弹压，甚至中国留学生也成为监视的对象。日本自孙文（1866—1925）时代以来就是中国革命基地之一，同时也是远赴苏联和欧洲的重要必经之地，因此不仅是留学生，凡是在日中国人都被日本政府列为关注对象。
例如，著名的左翼作家胡风（1902—1985）1933年3月在日留学期间被逮捕，后遭强制遣返回国，其理由是他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有接触。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特高警察虐杀事件发生一个月后的事情。胡风比聂耳更早到达日本，从聂耳上学的同一所日本语言学校毕业，他被捕时正在庆应义塾大学学习。胡风说他被逮捕后，在四谷警署被拘禁了两个月，遭受了整整两天的严刑拷问和棍棒持续殴打。前文提到的李华飞也曾经说：“聂耳被列为危险人物，他总是不断受到刑警、日本特高警察的骚扰。”
那么，聂耳是死于谋杀，还是单纯的游泳溺亡事故？下面让我们来追寻这位早夭天才作曲家的一生，厘清他充满谜团的死亡真相。第一章云南——“革命音乐家”的成长岁月第一节 聂耳的诞生聂耳诞生地——云南昆明的现状
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位于中国西南端的云南省昆明市。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远离首都北京及世界大都会上海。西北与西藏自治区、北与四川省、东北与贵州省、东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接壤；西南与缅甸，南与老挝、越南国境相连，国境线长达4000公里。全省面积约为39.4万平方公里，比日本国土面积（37.8万平方公里）还要辽阔。云南省95%为山地，多森林而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化，南部地势较低为亚热带气候，北部高地为亚寒带气候。人口约为4600万，除了汉族，人口数量的三分之一为少数民族，既包括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苗族这种人口超过100万的少数民族，也包括怒族、满族、独龙族等人口未超过2万的少数民族，全省居住着26个少数民族。而在全中国，除了占人口92%的汉族以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有15个少数民族仅存在于云南省内。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东部沿海地区、都市地区变得富裕起来，包括云南省在内的西部内陆地区及农村地区发展滞后。根据2000年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与越南、缅甸的边境贸易逐渐活跃，现在云南省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果。省内矿产资源丰富，有锡、磷矿石、铅、亚铅、镉、铁矿石、石炭等。传统产业是烟草业，产量全国第一。近年来，花卉及生命科学、化工等尖端产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云南是对日贸易中最重要的松茸供给地。出口松茸通过航空货运专机每天由昆明经由上海运输至日本。目前在云南省投资的日本企业超过100家，近年综合商社双日株式会社与云南省签订了“一揽子合作意向书”（2011年），双方将在广泛范围内开展合作开发。云南省与日本已经相互成为各自经济、贸易上的重要合作伙伴。
云南省省会昆明位于云贵高原中央，是一个海拔将近1900米的高原城市。亚热带季风带来湿润的气候，冬暖夏凉。年平均气温为16度，全年气候舒适宜人。我初到昆明时，当地人告诉我，昆明市“万紫千红花不谢，冬暖夏凉四时春”，被誉为“春城”。
昆明市人口约726万。2012年6月，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投入使用，代替了巫家坝国际机场（1923年建成），发挥着中国西南地区为数不多的国际机场功能。另外，1992年昆明设立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99年，昆明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以此为契机，城市风貌为之一变，成为高楼林立的大都会。1981年11月，因聂耳出生地与故去地的因缘，昆明市与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结为友好城市。近代史中的云南
云南地区建省不晚于元代。进入近代之后，包括云南在内的西南边陲与华北、东北地区一样，是帝国主义侵略矛头所指之地，因此在清朝末年，云南成为直接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前线。
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大英帝国将势力扩张至印度及缅甸。法国为了与之对抗，将触手延伸至中南半岛，通过与越南缔结条约否定了清朝的宗主国权利。帝国主义矛盾的激化导致了中法战争的爆发。法国战胜后于1887年将越南、柬埔寨正式揽入殖民统治范围，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成立，殖民统治正式开始。于是，云南、广西自然成为法国进一步觊觎的一块肥肉。
大多数云南青年人和学生对清政府在外交上的软弱大为不满，他们民族意识强烈，认为必须要抵御外国侵略才能保卫祖国。于是他们与呼吁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派一呼百应，积极参加不断蓬勃发展的反清革命。这些青年团体的主体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学生，也包括清朝末年创设的新军士兵。
1906年，云南的革命派青年以东京神田三崎町的云南同乡会为据点，创刊了《云南》杂志。这本杂志“揭露当时云南的对外危机与清朝地方政府的腐败，倡导革命的必要性，同时向民众介绍民主共和先进思想，指出中国前进的道路，给予云南省内省外重要的思想影响，在云南省内播下了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第二次革命的思想火种”。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清政府面对列强侵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相互倾轧，统治能力急速衰弱。进入20世纪，国内外要求变革体制的呼声越来越响亮，各地爱国示威运动如火如荼。1911年10月10日，就在聂耳出生前4个月，湖北武昌爆发了新军士兵起义，随后革命烽火燎原，最终推翻了清政府。
辛亥革命的影响波及中国边境云南。云南新军自清末创立以来，其势力一直掌握在为清朝尽忠的官员手里，但是到了1911年春夏之交，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一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军事专业的蔡锷就任昆明新军长官；其二，曾经担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的革命派军人被陆续任命为新军内部的中级士官。蔡锷一派及革命派中级士官们积极响应武昌起义，云南新军以蔡锷为临时总司令，以同样留日归来的李根源为副司令，10月30日在昆明举兵起义。这一天恰好是旧历九月九日，因此称为“重九起义”。云南新军只通过一晚战斗，就成功控制省内主要部队。之前担任云贵总督的李鸿章侄子李经羲黯然离境，清朝兵将全部归顺革命军，统治云南省252年的清王朝瞬间宣告终结。辛亥革命翌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文担任临时大总统。聂耳出生及父亲逝世
就在清朝统治土崩瓦解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口，聂耳降生于昆明，时间是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二个月，1912年2月15日。
2月15日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国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仍然新历旧历并用，更遑论20世纪之初。即将迎来新时代到来后的首个新年，辞旧迎新之际，父亲聂鸿仪面对这个吉祥的“幸运儿”，心中充满欣喜，给孩子起名嘉祥。长大后本名守信，字子义、紫艺等。“聂耳”这个众所周知的名字，是他加入上海明月歌剧社后，由于令人咋舌的敏锐听觉而获得的昵称。聂姓家庭迎来了一个耳力过人的男儿，真是世间不可思议的造化偶然。
关于聂耳的出生日期，长期以来都存在误解。聂耳自己在后来的日记（1930年10月19日）中写道：“1912年2月14日，这一天，我来到这个世界。”因此，他逝世后的纪念碑和出版物大多数都以14日为他的诞生日。出生地昆明所立的纪念碑上也刻着“2月14日生于昆明”。1982年诞辰70周年之际，聂耳研究学者崎松访问了聂耳兄长叙伦，首次确认聂耳确切的生日应该是2月15日。
聂耳出生那年，父亲聂鸿仪已经拥有5个孩子，长子守拙和长女兰茹是病逝先妻的孩子，再婚妻子彭寂宽生养了次女蕙茹、次子守诚（字子明）、三子守先（后改名叙伦）。聂耳出生时，长女兰茹已经出嫁，守拙18岁，蕙茹及其他孩子相对年幼，分别是10岁、7岁、3岁。
父亲聂鸿仪是玉溪人，玉溪在昆明以南约80公里。他从小聪慧过人，在云南省内科举考试中了举人，但他没有走仕途，而是获得行医资格，继承了家族医学，成为玉溪当地有口皆碑的医生。然而玉溪的生活并不能使聂鸿仪感到满足，1902年，再婚不久后他举家迁至云南省会昆明，租房安顿后新开医馆，同时经营着“成春堂”药铺。
母亲彭寂宽是傣族。母亲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这对后来聂耳精神世界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根据比聂耳年长3岁的兄长叙伦所著《少年时代的聂耳》，彭寂宽出生在玉溪以南25公里的峨山县傣族家庭，因为贫困，从小没有机会上学。彭寂宽想跟哥哥学习写字，遭到封建思想浓厚的父亲（聂耳的外祖父）强烈反对。但彭寂宽并不放弃，她偷偷地跟哥哥读书识字，自力更生地学习文化。也许是遗传了母亲的好学精神，聂耳4岁就会认读500个汉字，上小学以后成绩名列前茅。
1916年7月11日，聂耳4岁的时候，45岁的父亲聂鸿仪英年早逝。这一年年初，聂鸿仪躺倒在病床上一蹶不振，从此病况再无起色，积劳成疾是他罹患肺结核的原因。为了治病，家财用尽，值钱的东西都被当得精光，而且负债累累。家中壮年的顶梁柱就这么倒下了，最后连葬礼费用都是四处向亲戚们筹集的。当时长子聂守拙在湖北武昌的军队里工作，父亲在病床上给他写信，让他回家一趟，如果回不来，至少筹点钱寄回来，但却遭到儿子拒绝。长子不孝，聂鸿仪悲从中来，病情雪上加霜。
父亲去世后，母亲彭寂宽通过了国家的医师考试，成为昆明首位女医生。为了年幼的孩子们和一家生计，她行医、卖药，夜以继日地工作，无暇喘息。1917年，在玉溪熟人的介绍下，15岁的次女蕙茹早早地嫁了人，离开了家。家里少了一口人，少了一点负担，但仍然度日艰难。上小学的首次“斗争”
1918年聂耳6岁，亲戚帮忙垫付了学费，于是他进入昆明师范附属小学上学。母亲白天操劳医馆的工作，夜里做针线活至深夜，她一边做手上的活计，一边给孩子们唱动听的云南民歌，讲杰出先贤的故事。聂耳从小沉浸在热爱学习和传统艺术的氛围里，母亲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热爱歌唱的自得其乐精神令她的儿女们在正直勤奋、喜爱钻研的家庭氛围中成长。
聂耳小时候，邻居是个做家具的手工匠人。聂耳最初从他那儿学会了吹竹笛，后来又从别的大人那里学会了二胡等民族乐器。他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小小音乐家，不仅在学校组织同学歌唱，自己担任指挥，还参加戏剧表演，在班里被选为班干部，是个校内校外都非常活跃的孩子。1925年，聂耳全家的合影（前左二为聂耳）
1922年春季，聂耳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初小部毕业。他很想继续上这所学校的高小，但是学校规定没有参加过童子军的学生不得继续升学。要参加童子军，必须自己预先购买制服、皮带、随身携带的多功能军刀等装备，但是聂家没有能力购买这些物品。
聂耳留恋同窗们的友情，难以忘记老师们的关怀，他不愿意放弃继续就读昆明师范附小的心愿。他几次向校长提出申诉，认为参加童子军才能有入学资格的规定是不合理的，希望学校能够接收他升学。但是他没有得到校长的批准，最后没有办法，只好进了前年刚刚开办的私立求实学校的高小部就读。求实学校考虑到聂耳的家庭经济情况及他优秀的学业成绩，减免了他的学费和各种杂费。这所私立学校非常注重学生的情操美育，设置了民族乐器和脚踏风琴等课程，这对培养聂耳的音乐才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他升学之前，聂耳的母亲大病了一场。在她身体逐渐康复时，住在峨山的外祖父、外祖母让她回家乡休养一段时间。于是母亲利用聂耳入学前的假期，带着三个儿子返回故里省亲。现在从昆明到玉溪坐高速巴士大约需要两个多小时，当时却靠徒步。大病初愈的母亲坐着竹笼轿子，孩子们步行，花了四天才到达峨山。
峨山村里少数民族和汉族混居，傣族和彝族较多，他们的服装和语言与昆明人大为不同。穿着民族服装的傣族外祖父和邻居聊天，聂耳一句话都听不懂。日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在20世纪初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曾做过详尽的人类学调查，出版过《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为了不让孩子们受到歧视，母亲告诫他们回到昆明以后不要向外人透露外祖父一家是傣族的身世。但是对聂耳来说，母亲的少数民族身份却带给他一种自豪感，一种有别于常人的通往独特人生之路的自豪感。返乡归省之行的所见所感，使聂耳长大后对贫苦穷人和受压迫人群充满了真挚的同情。
从母亲故乡归来，求实学校高小部开学了。这所学校是当时边境地区很少见的私立学校，刚刚成立不久的学校里热心于教育的有志人士聚集一堂。校舍借用孔庙的部分建筑，设备虽然不完善，但教师们个个充满热情。聂耳很快就喜欢上了这所学校，他认真听课，积极担任班干部，学生会一成立他就当上了主席。
聂耳入学不久，孔庙开始维修。求实学校收到通知，让他们在维修期间迁出孔庙，于是学校借了附近民房继续上课。但是等到维修工程结束，孔庙方面却食言了，他们拒绝让学校回迁。求实学校几度与他们交涉都无法成功，学校面临解散的危机。1925年，求实学校发给聂耳的该校第一号褒状
聂耳得知这件事后非常愤慨，他开始组织大家开展夺回校舍的运动。他收集同学们的心声，向校长和老师们汇报，再度与孔庙方面交涉，但是很遗憾，对方坚持己见。于是聂耳与同学们组织宣传队走上昆明街头去争取群众的支持，又得到省督唐继尧的帮助。孔庙方面害怕事情闹大，最终承认了校舍的使用权。争取校舍的斗争最后获得了胜利，学校给聂耳颁发了第一号奖状，上面写着：云南私立求实学校褒状
书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西儒曰：健全之精神宿于健全之身体。查本校高级三年生聂守信本学年请假未逾六小时，成绩甚佳，品行高尚，非勤于业而具有健全之精神者，曷克臻此？爰照校规，授此褒状，冀更加勉，是为至要。
30多年后，苏鸿纲校长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回忆这一幕：聂耳上台接奖状时，全场上下掌声雷动，这掌声令这位老教育家终生难忘。
由此可见，聂耳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了。1992年，以小学生聂耳为主人公的电影《人之初》在中国公映。电影改编自天津女作家谷应的儿童小说《从滇池飞出的旋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这部佳作以20世纪20年代的昆明为舞台，描写了聂耳的成长过程。第二节 热爱音乐，思想觉醒
聂耳向他的邻居老邱——一位家具工匠学会了吹笛子。老家四川的老邱年纪约莫30岁，是位老练的工匠师傅，空闲时经常吹笛子。聂耳被那悠扬笛声所吸引，每天必到老邱家里听他吹笛子，他观察老邱的指法动作，回家就借同学的笛子，凭记忆自己练习。不久他就会吹出几个音来了，但是离演奏还差得远。于是聂耳恳求老邱教他吹笛子，老邱一口答应，耐心地开始指导他。
经过老邱的启蒙，聂耳很快就对吹笛子驾轻就熟，但他不满足于借别人的笛子，他想要一支属于自己的。这一年的旧历新年，聂耳用亲戚长辈给的压岁钱买了一支笛子和一把二胡。有了乐器，他更加热心练习，技术也更为娴熟，他甚至教兄长们学习乐器，在家里举办欢乐的家庭演奏会。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一事件似乎预示着聂耳将来不祥的命运。1921年的夏季，正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在上海召开的时候。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暑热难当，同学邀请聂耳一起到水渠里游泳。聂耳不会游泳，而且他不愿意在回家路上磨蹭被妈妈骂，但是经不住小伙伴的怂恿，只好跟着一起去了。出了街道来到水田地带，同学脱了衣服跳进水渠，聂耳在岸上看着。同学先是在水里走了一阵，然后狗刨游了几米就停住了，水已经没到脖子，他正想站立起来，脚丫子在渠底淤泥上一滑，这下不好，他喊道：“快来人啊，快拉我上来！”
聂耳不会游泳，只能大声呼救。但是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再这样下去好朋友就溺水了，聂耳想从岸边把同学拉上来，他蹲在水渠边上尽量靠近落水者，眼看伸手就要够得着了，突然脚一滑，他也落入水渠中去了。
两人在水里大喊“救命啊”，有个路过的农夫听到了，跑过来伸出锄头把他们从水里拉了出来，两个少年在千钧一发之际获救了。
落水事件之后，聂耳深感学习游泳的必要性。他决心学习正确的泳姿，克服对水的恐惧，于是他从浅水处开始反复练习，不久就会游泳了，据说游泳成了他的一大爱好。序章提到的这桩往事是基于聂耳兄长聂叙伦的回忆，但实际上这事情含有夸张成分，关于这些，后文会详细谈到。担任求实学校乐团指挥
求实学校高小部积极组织学生开展文艺活动，经常举办艺术会演。除了乐器演奏、歌咏演唱，甚至还有腹语才艺节目。这些项目需要专业音乐素养的训练，所以学校成立了乐团。多才多艺的聂耳能演奏笛子、二胡、三弦、月琴，自然被选为乐团指挥。学校乐团演奏的曲目有《梅花三弄》《苏武牧羊》《昭君和番》《木兰从军》等当时的流行歌曲。
学校为了让当地民众了解教育业绩和校方经营的实际情况，在期末考试结束后组织交流活动，邀请家长和热心教育的士绅参加，公布学生们的成绩，展示绘画手工作品，最后举办音乐演奏会。1924年，求实学校学生音乐团与教师的合影（弹三弦者为聂耳）
这种交流活动能够获得家长及相关人士的情感支持，还有可能获得资金援助。1923年寒假前的学期交流会上，有位来自边境的少数民族的土司光临，聂耳指挥的乐团演奏出动听的旋律，令他大为陶醉；学生会主席聂耳的汇报演讲更令他感动。交流会结束后，他称赞求实学校的教育成果，当场慷慨捐赠400元。这意料之外的捐助解决了学校的财政困难，此后校方在经营上一帆风顺。
聂耳不仅对乐器感兴趣，还热衷于戏剧表演。在中华文化圈中，旧历正月十五是各地都庆祝的元宵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亲人团聚，吃一种叫作汤圆的糯米丸子。昆明更热闹，当地有载歌载舞赛歌闹花灯的传统。人们把民间故事编成朗朗上口的诗句来歌唱。在没有其他娱乐手段的年代，这种走街串巷的表演最为老百姓所喜爱。聂耳最喜欢听歌会，只要一听到锣鼓响动，他就从家里冲到街上，挤到最前列，加入看热闹的人潮。看完回到家，他就能边唱边记录下刚才听到歌曲的谱子。
聂耳还喜欢云南地区流行的传统滇剧。当时昆明有两个滇剧剧场，有时候亲戚会带聂耳去看戏，他屏气凝神地看戏听音乐，回家后就能在家里从头到尾演给家人看。
1925年7月，13岁的聂耳从求实学校高小部毕业。成绩优秀的聂耳当然盼望能继续升学读书，但迫于经济原因，他唯有放弃这个想法。然而就在最后关头，他的恩人出现了。一位教师爱惜聂耳的才华，主动借钱给他补足学费，并劝他去考学费便宜的云南第一联合中学。这个学校的入学考试向来以难考著称，聂耳发愤图强，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入学考试。当时读中学一般都住校，聂耳家没有这样的财力，学校允许他每日走读上学。
自从父亲聂鸿仪去世后，聂家因为经济原因被迫两次搬迁，因此来看病的患者和药铺的熟客都流失不少，家里的生计依然艰难。为了凑足三兄弟的学费，家里不得不把父亲唯一的纪念品——一个会奏乐的八音座钟拿去卖掉。孩子们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尽可能地打零工赚钱。临近春节，聂耳和两个哥哥一起给露天小摊贩们帮忙，或者给邻居们写春联，赚来的辛苦钱大部分给妈妈，剩下一些自己留着做衣服和日用品的开销。与英语柏老师的因缘际会
聂耳升至中学，特别花工夫在英语学习上，他课余参加了英语夜校补习班，老师叫柏希文。柏老师出生于广州，他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中国人。除了母语法语，柏老师还精通英语、德语、拉丁语。柏希文终身未婚，当时他已年过五十，除了一个提供睡眠安歇的房间再无任何财产。他过着清贫安详的生活，唯有教育是他生命的所有。这所夜校靠阔绰的慈善家捐款经营，收取尽可能低廉的学费。与柏希文老师的相遇，是培育及提升聂耳性格修养的重要人生际遇。柏老师非常赞赏聂耳的才能，他不仅是聂耳的英文补习老师，而且热心指导聂耳去关心和思考各种学问，可称之为聂耳的精神导师。
尽管英语夜校教务工作繁忙，但柏老师知道聂耳喜欢音乐，就抽空教授他音乐理论和练习钢琴。这些课程和知识是聂耳后来进行音乐创作的基石，换言之，柏希文是革命音乐家聂耳的启蒙者。
聂耳此时写作了一篇题为“我之人生观”的作文，在柏老师的引导下，聂耳热爱学问的志向可见一斑。
我的人生观，非是宗教家的、哲学家的以及科学家的。不过，世界实是一个幻想，我想我们虽然一天一天过去，表面上不觉得什么，实际上还受政府和外人的支配管辖。我觉得最好是等到大学毕业，去游历一转之后，对于学术上有研究，并且还有几个钱，那时我们又将如何呢？不消说，来到滇的西山，买点极清幽的地方，或是在外省也有极静或山水清秀的，也还有可以。约得几个同志，盖点茅屋，一天研究点学问，弄点音乐。不受外人支配，也不受政府的管辖，如此，岂不是就终了我的身了吗？
年仅13岁的少年豪情中飘荡着向往无政府主义及浪漫主义的憧憬。批改作文的是联合中学的老师，他大概不喜欢这篇早熟的文章里有“政府的支配”这样的字眼，所以给了一个略为严厉的批语：青年志望宜远大，不宜作隐逸之想。这个批语对聂耳来说是个打击，两年后他升学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再次写了篇关于人生观的文章。
人生观是各人不同的。有的是消极的，有的是积极的，还有所谓浪漫的。我的人生观并不是消极的，也不是积极的，更不是浪漫的。现在我就来说我的人生观了。“因环境的变迁而使人生观改变”这话对的吗？对的，我认（为）是对的。因为在中学时候我曾经作过一篇《我之人生观》，在那时的人生观可以说是消极的——因为受了社会和朋友的影响——但是自中学毕业后，考入省师后我的人生观又是一种，现在不妨写在下面。
恶劣的社会快要和我们有为的青年交战了——每一个人都是处在社会里的。既然人人都是在社会里过生活，当然要获得个人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觉晓我们的自由究竟得着多少，完全是在几个军阀政客包办的政府手里。他们喜欢怎样完全是听便的。还有种种的恶俗和许多不能适应新社会的旧礼教，仍然存在二十世纪科学时代的社会里。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打倒的。换言之，就是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
我的个性（是）很喜欢工业。假使我有升学的机会，我希望入工科。我自己相信我稍有一点艺术天才。从我个性去发展，所以我也要研究艺术。还有我也希望做一个游历家（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游历世界一周，由实地观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动荡中的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高涨
在聂耳诞生同一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首个民主共和国。但中央政权迅速被北洋军阀统帅袁世凯窃取。国民党激进派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江西、江苏、广东等南方七省起义，不幸的是起义很快被镇压了。袁世凯发动御用学者、御用报刊掀起一场帝政运动，1915年，袁世凯复辟，登上“中华帝国”皇帝的位置。这一逆时代潮流的行动震动全国，连袁世凯部下的将军和高官们都纷纷反对。
南方军阀中的云南派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宣布云南省独立，率先发动讨袁战争。云南之战中袁世凯军队战败，贵州、江西、广东等其他省份的独立运动亦星火燎原。云南虽处西南边陲，在中国护国战争中却起到打响第一枪的重要作用。其中担任领导的就是前文提到的以蔡锷为首、在1911年武昌起义中也曾经大显身手的日本留学人员。
1916年蔡锷病故后，唐继尧很快坐稳了云南派势力的第一把交椅，但实际上他在参加孙文的中国同盟会时就已经放弃了革命思想。根据石岛纪之的研究，唐继尧政权庞大的军事支出使云南省财政枯竭，最终将负担转嫁给老百姓，名目繁多的重税令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然而征税官员明目张胆地巧取豪夺，政府根本无法管制，所以税收并没有使财政好转，最后政府只好以默认解禁鸦片贸易来渡过难关。唐继尧统治时代频繁征兵，农村因此失去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唐继尧完全不顾及省内发展相关的事业，唯一称得上业绩的是创立了云南省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东陆大学（后改名为云南大学），之所以叫“东陆大学”，是由唐继尧的号“东大陆主人”而来的。唐继尧将民众困苦抛诸脑后，自己在豪华府邸里享受奢华生活。
根据聂耳兄长聂叙伦的回忆，有一年唐继尧过生日，所有政府机关、军队、学校一起放假。装饰华丽的唐公馆大摆筵席，举办盛大的祝寿活动，邀请各机关负责人、军队将领、教师等参加。活动持续了一个星期，其中有两天唐公馆对公众开放，免费参观。聂耳兄弟们也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这个豪宅。聂叙伦追忆当时的见闻后谈道：“亲眼看到‘唐公馆’那样的豪华，同一般老百姓的悲惨生活相比，真是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唐继尧的剥削罪恶已毫无掩饰地暴露在人民面前！”
1924年1月开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至1927年7月国共合作破裂期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如火如荼。早熟的少年聂耳阅读了许多当时的进步刊物、书籍，例如杂志的列宁专号、鲁迅著作、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翻译本等，他强烈意识到祖国统一和独立的重要性。他刚刚就读的第一联合中学里的学生运动非常兴盛，聂耳立即投身其中，积极参加为“五卅惨案”牺牲者遗族筹集资金和抵制日货的活动。“五卅惨案”即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工人上街游行，遭到租界巡捕枪杀，造成死13人、伤40余人的惨案事件。事件的背景在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的混乱，当时包括上海在内的大城市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党和共产党引导民众将诉求进一步上升为群众反帝运动。5月中旬，属于日资在华纺织业的内外棉株式会社工厂内部发生工人罢工，厂方武力镇压，造成一人死亡，十几人重伤或轻伤。为了抗议这一暴行，国民党上海支部于30日发动大规模罢工游行示威，最后有数千名工人和学生参加，日本和欧美列强采取强硬措施，导致出现死伤及多人被捕的结果。以“五卅惨案”为契机，上海全市都进入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
聂耳此时写了一篇题为《近日国内罢工风潮述评》的文章：“自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国内罢工之风潮，纷纷四起……盖受资本家之压迫，生计之日高，工资不敷之故也……吾人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阶级不可。”可见聂耳与劳动阶级站在一条战线。
反帝运动、劳工运动的高潮时期，聂耳与普通群众一样，喜欢唱各种中外革命歌曲——《国际歌》《国民革命歌》《黄埔军官学校校歌》《工农兵联合歌》等。在学校或在家，他喜欢与朋友合奏《梅花三弄》《苏武牧羊》《昭君和番》等当时的流行歌曲。聂耳的求学热情并无减退，夜晚仍然到柏老师的英语学校或基督教青年会（晚上有英语课程）去上学，脚踏实地地在求学路上前进。第三节 省立师范学校时代参加共产党地下活动
聂耳很快就要初中毕业了，聂家没有经济条件供他升学，但聂耳心中渴望继续读书学习，他不断劝说母亲，提出继续学业将来对家庭经济亦有好处，最终获得了母亲首肯。聂耳决定报考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免除食宿费用，这能解决他的一大难题。报名之后，聂耳全力以赴备考，以第12名的成绩通过考试，入读英语组。1927年秋季，聂耳入住师范学校宿舍，这一年，他15岁。入学后他参加了学校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读书会，寒假时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
以“五卅惨案”为导火索，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主义运动高涨，为了联合广泛的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模式仍在维持，但孙文去世后，国民党左派（继承孙文的衣钵，主张与共产党合作的势力）与右派（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势力）的斗争愈演愈烈。蒋介石原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职位，地位比较低，1926年3月，他通过发动逮捕海军内部左派行动（中山舰事件），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此掌握党内实权。同年7月，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统一全国为大义，发表“北伐宣言”，国民党军与北京政府及各地军阀进行的内战一直持续到1928年年末。
北伐对云南政治体制产生了影响。统治云南14年的唐继尧早已失去人心，人民怨声载道。唐继尧部下的龙云、胡若愚、张汝骥联合成功倒唐，此后胜利方经历内部倾轧，最后龙云掌握云南军政大权。
蒋介石为了排除北伐中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再次实施“清党”行动，目标是上海，因为上海是苏联援助下共产党最重要的据点城市。“上海总工会”拥有由劳工组织起来的近3000人的“工人纠察队”，能够阻挡军队和警察的介入，类似自治政府的性质。上海租界的欧美资本家团体和中国财阀要求“恢复治安”，蒋介石与他们共谋，于1927年4月12日派遣右派团体袭击工人纠察队驻地，并武力镇压了抗议袭击事件的10万人规模的罢工游行。从12日至15日仅三天时间，死者及被捕人数由数百上升到数千，失踪人数约5000人。这就是著名的上海政变，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云南的龙云闻势而动，加强镇压共产党势力。当时云南省共产党组织滇越铁路（1910年3月开通，连接昆明至越南北部城市海防）及位于东南部个旧锡矿区工人成立劳工会，发展党员数目在1927年上半年达到550名。龙云为了铲除共产党势力，成立“云南省清共委员会”，不断抓捕杀害地下党员。
云南地下党为支援狱中被捕同志，组织“济难会”（后改称为“互助会”），化装成亲戚朋友去看望狱中同志。聂耳也参加了济难会的活动。师范学校有一位教化学的段老师被捕入狱，聂耳受命于济难会去探望了这位段老师。兄长聂叙伦回忆当时情况：
聂耳看到段老师被带来了，憔悴的面孔简直变得一时辨认不出来了。因为隔得有点远，讲话听不清楚，只好大声地说：“老师，我来看您家。”段老师惊奇地望着这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因为他只是上化学课，学生又多，平时没有什么接触，想不起来了，他问道：“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聂耳说：“我姓聂，我是您家的学生。”老师点了点头说：“我的学生多，记不清了。你怎么还敢来看我啊？”聂耳说：“我带来了一斤鸡蛋糕和两块银元，请老师收下。”聂耳把东西递给看守员。
经过检查，看守员转递给段老师。这时，段老师颤抖着双手接过东西，没想到已经判处了死刑，还有学生这么关心自己，心情万分激动，他流着眼泪什么也说不出来！聂耳安慰他说：“段老师！我们许多同学都怀念您！我也是代表他们来看望您家！”反革命风暴肆虐
段老师不是共产党员，死刑最后被撤销。但那个时期有许多进步教师被捕入狱，遭受拷问和严刑。其中小学女教师赵琼仙引发关注，她是云南颇为少见的女共产党员，又是女性解放运动的领导，她宁愿忍受酷刑也不开口招供，最后被处死。聂叙伦这样描述聂耳得知此事的情形：
一天，我们正在家里吃饭，聂耳忽然匆匆忙忙地回来了。母亲招呼他吃饭，他低声地说：“我不想吃。”以往他一回家，总是兴致勃勃地哼着花灯调或滇戏曲牌，可这天他脸上表情很异样，像有一肚子火要发作似的。我问他是不是生病了，他忽地用拳头在桌子上猛击了一下，愤愤地说：“听人说今天要枪毙恩光小学的赵琼仙老师！她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杀害她？！”“哦？！”我也吃了一惊！关于赵老师，我听人讲过，她是一位热心教育工作的好老师，小学生们对她都很敬爱，她在群众中很有威信。那些在恩光小学读过书的人都说她教书认真，又关心学生。为什么要枪毙她呢？我放下碗筷对聂耳说：“走！我们去看看”……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解着三个反绑着手、脚戴镣铐的人走了过来。他们闪着仇恨的眼睛，高挺着胸膛前进。女的就是大家熟悉的赵老师，她双脚戴着镣铐，步履艰难……从人群中突然冲出两个小孩，边哭边喊：“赵老师！赵老师！……”聂耳和我的泪水这时也忍不住夺眶而出。聂耳扒开人群就要冲上去，我紧紧地拉着他，生怕闹出事来连他也被抓走。
反革命风潮中，对共产党的镇压越来越严酷，然而聂耳不为所动，1928年秋天，他瞒着家人和朋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学习革命理论，经常上街贴传单。
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开始了第二次北伐，开进山东省。5月，日本田中义一内阁以保护日本人的名义出兵山东，占领济南，与国民革命军发生了武装冲突。据中方资料统计，中国军民死亡人数为几千人（日方统计是军民死亡数十人），这一事件被称为“济南惨案”，中国的对日情感极度恶化。
紧接着6月爆发了张作霖被炸死事件，这一重要事件引发中国反日情绪到达顶点。云南学生们呼应全国动向，奋起反抗日本的越界干涉。但是学生运动被政府认为是深受共产党影响的反革命势力，因此遭受彻底镇压。聂耳苦恼不堪：无论理想多么远大，无论如何抵抗，就连武装精良的政府或国民党都被击溃，那么继续延续这种不能产生成功的运动又有什么意义呢？挥之不去的挫折感时刻包围着他，他想，不如离开云南，到一片新天地去学习吧！然而，家庭经济状况却限制着他的行动自由。音乐命运的再相会——学习小提琴
眼前迷雾一般的艰难与困惑，阻挡不了聂耳对音乐的热情。小学阶段就开始练习的笛子、二胡、三弦、月琴从未放弃，而且他的本领越来越高，他时常用这些乐器随心所欲地演奏母亲哼唱的云南民谣及中国传统音乐。升入中学后得到恩师柏希文的教导，聂耳见到了钢琴。但是他一直憧憬的小提琴，却还没有机会接触到。
有一天，聂耳听到附近传来陌生的弦乐声——这一定是小提琴的声音！美妙的乐声令聂家孩子们彻底着迷了。聂耳想，这是谁在拉琴呢？不知道主人愿不愿意把乐器借给我呢？能不能教我拉琴呢？想了半天，他出门循声寻找，原来是前不久搬来的青年张庾侯在拉琴。张庾侯比聂耳年长，是个温厚可亲的人。聂耳直率地对他说：“你拉得真好，能请你教我拉小提琴吗？”张庾侯回答说：“噢，你就是聂家的老幺啊。”他爽快地答应了聂耳的请求。
往来于张家的小提琴课程开始了，这期间聂耳认识了张庾侯的音乐同好廖伯民，廖伯民时任滇军某师副官长，小提琴是他的。后来这三人几乎每日见面，在一起谈音乐，合奏乐曲。聂耳与张庾侯的相遇，与结识柏希文一样，都是塑造未来音乐家命运的关键。不久后，张庾侯在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当了音乐教师，在当地安身立命。在张庾侯的引荐下，聂耳年轻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昆明的音乐会及舞台上。聂耳进而认识了张的近亲——袁春晖，开始了一场年轻的恋爱。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