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第一课(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高路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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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第一课试读：

在深入学习领会《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精神的基础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策划编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什么”丛书。第一批推出四册，分别是《儒家第一课》《道家第一课》《法家第一课》《孝道第一课》，侧重于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其后将陆续推出富于传统文化内涵的礼制、家谱、戏曲、国画、中医等方面的其他著述，为“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做出实际努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哪里？在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精髓在哪里？在人性论。正因为我们的文化站立在人性哲学的基石上，形象地说是从人性之根长成的参天巨木，才千年不枯、不折、不倒，也才能在新时代的春天里萌发满枝新绿，而其他文明古木则无一不遭到毁弃，变成荒漠中供人凭吊的化石。

儒、道、法三大家对人性各有各的见解。儒家立足于人性善，从中引发出一系列道德原则和规范，用以教化人，建构和谐的人生、家庭和社会。道家立足于自然天性，倡导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顺应生命的自然而然过程。法家立足于人性恶，诉诸严刑峻法，走向国家主义，以建立大一统强权为奋斗目标。

儒家建立和经营伦理道德体系，固然是为了规范行为、调整关系，更是为了把人塑造成符合人的理念的人。这在孔子那里叫作“成人”，即成为人。子路问怎样才能成人，孔子搬出四个人，要他学习臧武仲的知、公绰的廉、卞庄子的勇、冉求的才，再以礼乐进行修饰，说这样差不多可以算是“成人”了（见《论语·宪问》）。同样的问题孔子也回答过颜回（见《说苑·辨物》）。孔子这里是因材施教，针对子路的情况提出具体措施，如果扩大到所有人，那就不仅仅是这几条了，而适用于所有规范。儒家的礼乐文化实质上是为“成人”服务的，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显然孔子心目中存在着一种关于人的认识，它高于现实，代表着人的发展方向，是人的价值的终极目标，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处在向这一目标行进的位置上。由此可以说儒家致力的是“造人”工程。

孔子的这一思想我们在马克思那里也能看到，谓之“人的生成”，也就是向着全面的人的生长。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全面的本质其实就是人的理念，历史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建构过程。“成人”是从本质上表达人，代表人的原型，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看看“成人”就清楚了——“成人”是本原，构成了我们的出发点；“成人”是终极目标，构成了我们的归宿地。

道家正好相反，是以儒家对立面的姿态登上文化思想舞台的。老子的宇宙在本质上是一个虚无的世界，无针对的是有，有指的是儒家那套伦理道德、礼乐制度，世界本来没有这些东西，最初是纯粹的自然，也就是无，这才是本原。统治者（庄子说的圣王、圣人）不甘寂寞，发明出道德、制度和物质文明，强加给世界和人类。你不接受，他就撸胳膊挽袖子强拉硬拽地迫你站队。为了有效推行这套东西，统治者实行重奖，谁做得好就升谁的官、发他的财，结果老实巴交的汉子变成满肚子心机、损公肥私的名利之徒，毁了世界也害了人类。

在道家看来，这一套有害无益，纯属多余，就像人在五根手指之外又多长出一根，完全是累赘，很不正常。怎么办？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把这根手指去掉，回到自然天性，重返虚无。宏观治理上这叫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效法自然（见《老子·第二十五章》）；文化上这叫断绝圣人言论，抛弃思想智慧（见《老子·第十九章》）；个人生活上这叫减少再减少（见《老子·第四十八章》），合起来就是“无为”，也就是顺其自然，也叫自然而然。

道家思想很了不起，非常自觉地沿着世界观到人生观再到价值观的思路运转，由自然的世界引出自然的人性，再引出回到自然或者说返璞归真的人生最高意义。

法家出自道家，放大其阴柔的一面，将《老子》中的治理术细微化、系统化，结合政治实践给予创造发挥，终于自成一家。道家的自然人性被法家解读为人性恶，应该说不是歪曲。食、色是人的天性，与生俱来，属于不学自会的本能，可谓人身上的动物性，儒道两家称之为“人欲”，都主张给予限制。儒家的“成人”就包括用道德打压欲望，譬如克己复礼。道家的返璞归真也包括阻塞欲望，譬如清心寡欲。可见欲望是要打个问号的，不能过线。法家就是在此处做文章，即限制人欲又纵容人欲。

一方面确立法治国策，打造强权政治。为什么儒家的德治不灵？因为依据的是人性善，这是个根本错误，人性实际上是恶，食、色最后一定表现为贪婪。既然人性恶，就不能用引导的办法，而应该也只能走惩罚的道路，于是法家便搞出一套严密苛刻的法律，强制推行。这实际上是与民为敌，拿老百姓当贼盗防。

一方面利用人欲，驱使民众。你不是想升官发财吗？好，我给你机会，你好好种地，丰收有重赏；你去当兵，战场上杀一个人我给你一级爵位。这些奖励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条条对号入座，人人有份。于是战场上的秦国士兵红了眼，腰上挂着斩获的人头，光着膀子大喊大叫往前冲，面对这等虎狼之师，哪有不闻风丧胆的？

法家的字典里没有慈悲，一切围绕的都是国家的强大，也不见人的地位，人的价值全在于充当富国强兵的工具。

譬如孝道。儒、道、法三家都主张行孝，其中儒家最为突出。孝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属于核心规范，具有调整家庭家族关系、社会关系乃至政治关系的意义，用民间语言表达就是百善孝为先。道家反对过度用力，认为孝作为一种天生的感情和行为，自然会在每个人身上体现出来，自然而然地去做就是了，人为的强调反而会造成负担，导致虚伪，疏远人们之间的关系。法家着眼的是不尽孝的那一面，说跟这样的逆子讲道理是没用的，因为其人性特别不好，对付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交给官府。执法吏腰里挂着锁人的链子手里提着刀戈棍棒上门来，不孝子马上老实了，再也不敢忤逆，因为等着他的是监禁和刑罚，悖逆或违法的成本太高。用一句话概括三家在孝道上的根本对策：儒家是文化主义的，诉诸立德和教化；道家是自然主义的，遵从个人的自觉自愿；法家是国家主义的，依赖权力对生活的全面干预。

求道不求术。无论哪一家，具体做法可以商量，也可以变通，甚至可以综合互补，但立足于人性哲学这一点，也就是道，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有价值，应该给予继承和发扬，使我们的生命更自觉、更主动、更有意义。卷首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摘自（北宋）张载《张子语录》儒家概略

儒学发轫于孔子，但“儒”的出现却早得多。孔子是春秋晚期人，上溯经过西周，就是商朝，那时已经有了儒。

什么是儒？胡适先生说，儒是商民族的教士。教士是沟通神与人的中间角色。商朝的神主要分两类：一是上帝，一是祖先。相应地，教士也有两种：与上帝联系的叫巫，与祖先对话的叫儒。东汉学者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中这样解说：“儒，柔也，术士之称。”寥寥七个字，为儒定了性。教士是从事精神活动的人，而精神是软件，所以儒是以柔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孔子一向不喜欢兵战，见不得好勇斗狠，视其为“恶勇”，反对以强权压人的暴政，追求温和的仁政，凡此种种都可以看作是柔的注脚。这里的柔不等于顺，孔子也有着刚的一面，“知其不可而为之”式的执着就是勇，而且是大勇。

孔子主持过丧葬仪式，是所谓与祖先对话的人，而他的学说又强调包括丧葬制度在内的礼，所以他开创的学派就被称为儒家。

春秋和战国时期，儒学尽管是“显学”，风头在诸家学派中最为强盛，但并不得势，在当政者眼里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到了西汉时期，大一统天下的格局在汉武帝手中已经最后确立，经学博士董仲舒适时提出以儒学为正统的建议，由此开辟了“独尊儒术”的先河。这离孔子去世已经过去了大约350年。从此，儒学便由民间走上庙堂，在朝野均发挥着指导作用，逐渐成为全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儒家的发展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其分期有不同的方法。一种是主要以历史朝代为顺序，另一种是以思想特点为区别。前者可称为多期说，后者为三期或四期说。

多期说一般将儒家思想分为：第一，先秦儒家，即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儒家；第二，两汉儒家；第三，魏晋儒家；第四，唐代儒家；第五，宋明儒家；第六，清代儒家。三期说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流行的观点，将儒学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先秦儒家的第一期；第二，宋明理学的第二期；第三，以当代学者熊十力、冯友兰等人为代表的第三期。不同观点提出四期说，即先秦的孔子、孟子、荀子为第一期，汉代儒家为第二期，宋明理学为第三期，未来为第四期。第四期应该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但又具有现当代特色。

下面我们就以三期说为线索，看一下儒学在各个时期的特点。

儒学第一期，代表人物是先秦的孔子和孟子。这是儒家的创立和传播期。儒家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做人和如何治世，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思想前提则是“周礼”。周朝是一个以“礼”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朝代，它渗透到生活、政治以及宗教的方方面面。礼，通俗地说就是规矩，譬如，子女对父母怎样说话、怎样行礼、怎样照顾饮食起居，有着一套详尽规定，用以维持、巩固家庭内部关系。这些规矩就是子女对父母的礼。对这些具体规定进行提升、概括，就是“孝”的行为规范。孔子所做的就是对各种各样的行为规范进行梳理、完善，然后通过教育、言谈，将制度性的礼转化为思想上的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克己复礼，表现在人生观上就是理想人格，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责任。

儒学第二期，代表人物为宋代的周敦颐、张载、程颢（hào）程颐兄弟、朱熹、陆九渊以及明代的王守仁。先秦儒家偏重于具体问题，是一种朴素的学说，理论形态不够丰满，与道家和佛家相比，理性思维尚显薄弱。为此隋唐时期的儒家开始了整合儒、佛、道三学的尝试。其后，佛学发展迅速，不同思想的相互激荡蔚为壮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宋代儒家继承了隋唐以来学术融合的潮流，进行了理论上的创新。其根本标志就是突出理性精神，由此把儒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并带动了中国文化的整体进步。其理论成果被称为宋明理学。由于它与先秦儒学在理论形态上不同，又被称为新儒学。

那么，宋明理学是如何突出理性精神的呢？其基本做法是从宇宙本体的大视野中为先秦儒家的思想精神提供论证，构建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将人性、人心与宇宙本原统一起来，由此解决道德的根源性、合理性和永恒性问题。

儒学第三期，即当代儒学。可以说它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但其思想旨趣又别具一格。新文化运动的主旨之一是“打倒孔家店”，把国民从儒家思想文化的沉重束缚下解放出来，而当代儒学的学者却主张尊孔崇儒，但同时也反对思想僵化。为区别传统，他们给自己的儒学前面加上一个“新”字，称为新儒学。新在哪里？从学术上说主要表现为思想渊源，宣称他们的思想不是回到孔子和孟子，而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遵循着由“内圣”到“外王”的思想路线，也就是在人心和人性的层面上使人格完善起来，从而构筑合理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

宋明理学也被称为新儒学，它的“新”很大程度上来自对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吸收，从而使儒学呈现出理性思维的精神风貌。第三期儒学同样有这个特征。面对古老民族文化传统日见式微的现状和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入侵，面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他们采取了吸收、改造、融合西方近、现代思想的态度。思想的吸收一定要有一个“主体”，它就像一个框架，用来整合各种思想材料。这个主体是儒学。

当代儒学的这个态度既开明又保守。说它开明，是因为对西方思想开放；说它保守，是因为以传统为根本，这与当时大多数人以西学为主体的思路大相径庭。但它的确是在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寻求据说更为平稳的出路。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儒学第三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动，就失之简单了，它同样是这场大合唱中的一个音符，只不过与主旋律不合拍罢了。

儒学第三期之所以引人注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儒家资本主义”（又称东亚工业文明）的成功。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奇迹般地崛起，被一些人用来证明儒学在现代化中的价值。东亚工业文明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儒学的成功，尚需进一步证明，但儒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譬如强调民族精神，突出团队意识，倡导国家主导作用，鼓励守纪律以及吃苦耐劳的品质，等等，都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影子。

从这个粗线条勾画可以看出，儒学既是一个前后继承的学派，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儒家经典有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四书之说。“经”是个借用词，来自织布，古人使用织机时用两种线，一是纵的方向的线，叫经线；一是横的方向的线，叫纬线。经线是不动的，纬线绕着经线穿插。用在著述上，“经”的意思就是不变的原则，说一部书是经典，就是承认它的长效指导地位。

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礼经》《春秋》。

再加上一部《乐经》就是六经，但这部经典早已失传，后人谁也没见过。六经其实是孔子办学用的基本教材。

后来，《礼经》被一分为三，分别命名为《仪礼》《周礼》和《礼记》；《春秋》也被一分为三，分别命名为《春秋公羊传》《春秋穀（ɡǔ）梁传》和《春秋左传》。五经中去掉《礼经》和《春秋》，加上两个一分为三，就是九经。

这九部经典加上先前的《论语》《孟子》，以及据说由孔子口述、弟子曾参执笔的《孝经》，再加上一部词典性质的著作《尔雅》，就是十三经。

朱熹曾为四部重要著作做注释，它们是相传曾参所著《大学》、相传孔子的孙子孔伋（jí，即子思）所著《中庸》，以及《论语》《孟子》，统称《四书章句集注》。后来这四部著作就被称为“四书”。儒家人物小传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张载朱熹熊十力冯友兰孔子（前551～前479）

孔子是春秋末期鲁国陬（zōu）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名丘，字仲尼。孔并不是孔子的姓。那时，实行姓氏双轨宗法制度，姓是血统和宗族的标志，氏则是宗族世系的标志。在血统上，孔子的先世可追溯到商朝最后一位君主商纣王的同父异母哥哥微子，商朝的王族是子姓，所以孔子本来姓子；商是殷人建立的政权，所以他又自称殷人。周朝灭商后，为团结殷人，周王把一个叫作宋的地方封给微子，命他在此立国，是为宋国。微子的后代中有一位叫孔父嘉，按世系划分属于支脉，这一支便以孔为族号，孔子就是他的子孙，所以孔应该是孔子的氏。

孔父嘉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被政敌杀掉了。他的儿子逃亡鲁国，鲁国不仅收留了他，还承认孔氏的贵族身份，而且还给了他一份像样的工作。绝路逢生，感激不尽的孔氏从此便把鲁国当成了自己的故乡。

孔子命不好，3岁时死了父亲，贵族之家一下子变成贫困家庭。为了谋生，年轻的孔子干了许多不符合贵族身份的工作，甚至为安葬死人当吹鼓手。这不仅使他很早就得到社会历练，而且还接触到各阶层特别是底层的生活。贫困并没有击垮胸怀大志、聪明好学的孔子，他利用一切机会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终于掌握了当时最高深的学问，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他先是办学育人，宣传自己的主张，随着名声日隆，终于被当权者起用，由地方行政长官做起，两年时间就做到了鲁国的司寇，主管整个国家的司法工作，相当于今天的国务委员。这是孔子一生中做过的最大的官，在任时间不长，两年多一点。其后便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的生涯。回到鲁国后，孔子致力于教育学生和整理文献。他遵循“述而不作”的原则，故一生没有留下著作。《论语》是他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对他言行的记录、整理。

孔子的学说是围绕如何做一个受人尊重的君子而展开的，他也谈论政治，但治国不过是做人的延伸，所以仍然是一个道德问题。为人有德、为政以德，这大概就是孔子的学说为什么能够深入人心的根本原因。如果用一句话来浓缩孔子的学说，可以这样概括：道德意识是核心，而仁爱观念则是道德意识的核心。孟子（约前372～约前289）

孟子是战国中期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名轲，字子舆。据说他是鲁国大贵族孟孙氏之后，孟孙氏是鲁国国君桓公的后代，而桓公又是周公的后代，这么说来，孟子的先人可以追溯到周公。当年，孟孙氏与叔孙氏、季孙氏这三家桓公的后人合称“三桓”，与国君分庭抗礼，是孔子改革的对象，也是把孔子逼下台的主角之一。后来孟子家从鲁国迁移到邻近的邹国。

孟子的老师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这样算，他应该是孔子的第四代弟子。孟子是儒家学说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孔子言论中许多隐性的东西经他推演、引申和发挥，成为显性思想；而原来一些显性的东西又被他发扬光大，更加鲜明。总之，他把儒家学说推上了一个新高峰，自己也成为一代宗师，被后人尊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他终身都以继承孔子的大业为目标，甚至在经历上也效法孔子。为了学以致用，推行仁政，他带着学生前往齐、宋、滕、魏、薛、鲁等国，游说诸侯；效果也一样，尽管人家客客气气的，但没谁真心采纳他的方略。

孟子学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人性善的思想。孔子提出道德至上，然而，凭什么要求人们之间相互关爱、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呢？孔子并没有明确解答。孟子认为这个根源在于人性，由于人天生就是善的，道德才能发挥核心作用。道德不是从外部硬加在人的头上，强制人去遵守，而是与人的良心相一致，或者说道德是人性的产物，所以道德的实施既是人性的必然，同时又起着唤醒和完善人性的作用。

孟子留下了一部书《孟子》，是他与万章等几位弟子合著的。董仲舒（前179～前104）

董仲舒是西汉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东）人。汉景帝时任经学博士官，汉武帝时被任命为蕃国江都国的相国，是地位相当高的地方长官。后来因为以火灾附会朝政弊端，被捕入狱。释放后又到地方任相国，后告老辞归，专心著述，主要著作有《春秋繁露》。

董仲舒的学说有两大创造。一个是天人感应说。天与人同构，天的变化与社会生活互通。国家治理有方，百姓和谐，人间之气就正直，而天地变化也就有秩序，风调雨顺，万物和美；反之，阴阳不和，灾害就会出现。所以灾害的发生不是上天跟人过不去，而是人跟自己过不去。另一个是人性善恶二重说。人性由性和情这两种东西构成，情表现为贪欲，是恶；性表现为仁义，是善。性与阳相当，情与阴对应。阴阳双方中，阳为主，阴为从；所以性是主，情是从。人性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善，恶处于从属地位。

董仲舒对儒学的最大贡献是在学术之外。他关于思想意识必须统一于孔子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为主流文化的先声。韩愈（768～824）

韩愈是唐朝时河南河阳（今河南省禹县）人，字退之。他的祖先曾在昌黎（今辽宁省义县）居住，又称韩昌黎。曾任监察御史、侍郎等高级官职。其时，佛教盛行，皇帝亲自迎接佛骨，举国上下争相效仿，造成了对儒学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

为维护儒学地位，韩愈提出了道统说。其内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强调儒学为华夏的正统思想，将其源头上溯到尧、舜，经历代圣王传至孔子、孟子；再一个是以“道”的范畴来整合佛家和道家。他认为道家的道（虚无）和佛家的道（心悟）是形式，而儒家的道（仁义）则是内容，表现了从根本上统一三家思想的企图。

为了进一步证明儒家的正确性，韩愈以仁、礼、信、义、智五种规范为坐标，将人性分为不同的品级；以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感情为尺度，把人情分为不同档次——以此来说明人性、人情并不是佛家主张的一尘不染的“空”，也不是无区别的心性平等。

韩愈是文学上著名的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文学成就极高。文学上的“回到古文”与学术上的“复归道统”其实是一个东西。

韩愈最有分量的作品是几篇以“原”字打头的著说，它们是《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毁》。张载（1020～1077）

张载，字子厚，北宋时期凤翔眉县（今陕西省眉县）人，因居住在横渠镇（今眉县横渠乡），又称横渠先生。经人推荐，曾在朝廷担任过崇文院校书一类的小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辞职还乡，著书立说，授徒讲学，颇具气象，形成仅次于“洛学”的“关学”。

张载学说的基础是关于“气”的思想。他认为气是宇宙本原，其根本状态是消散无形，所以称其为“太虚”，太是本原，虚是无形。气的凝聚构成了包括人在内的万物，这样人与天便统一起来。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这两大部分。天地之性是上天的产物，由善（道德）构成，称为天理；气质之性是人这个特殊物类的产物，由欲望构成，称为人欲。

是站在天理一边还是站在人欲一边？这是一个因为人的自我分裂而造成的问题。张载的选择当然是天理，由此开通了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主题。

理是根本道理，也就是儒家的道德精神，这种精神根源于上天，所以又是天理。从人伦之理到天理，关键环节是气，而气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是虚无，把这种虚无之气作为宇宙本原显然是道家思想。但气又不是什么都没有，只不过人感觉不到罢了，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这又与道家的虚无不一样。另外，天理是普遍的东西，而人欲则为人这个物类所独具，这个观点来自佛家共性与个性的思想。这表明，张载是在吸收道家、佛家成果的前提下发扬光大儒学的，他对儒学的继承实际上是一种改造。

张载的主要著作有《正蒙》《经学理窟》《易说》《语录》。朱熹（1130～1200）

朱熹，字元晦，又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南宋时期徽州婺（wù）源（今江西省婺源县）人，出生在福建南剑（今福建省南平市）尤溪县。一生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是理学集大成者，也可以说是董仲舒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大儒。

朱熹做官和办学两不误。在南康（今江西省星子县）当官时，于庐山脚下兴办“白鹿洞书院”；在湖南当官时，又兴办了“岳麓书院”，可以说是一个“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典型。

朱熹继承了张载、程颢、程颐的学说，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世人称之为程朱学派。这个体系的理论起点是理，理是无形的，相当于道。理是宇宙间最根本的存在，是本体，万事万物都是由它分化出来的。那么，无形的东西是怎样分化出各种有形的东西的呢？通过气。气介于理和事物之间，理就寄存在气的上面。气分阴阳，这两种气互相摩擦，产生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由于理附着于气，万物形成的同时，理也就介入了，所以天地、万物、人都是按照理来运行的，这就是说，理是人与生俱来的。

这样，人就有两个来源：一是气，一是理。两个来源形成三种材质，即气、理、理气混杂。其中，气构成人的形体；理与理气混杂构成人性。纯粹的理导致的是天地之性，而理气混杂则导致气质之性。问题就出在这后一个构成上。

理是无形的，它构成的天地之性也是没有形影的，只是人们心中的道理，例如，仁、义、礼、智。理是洁净完美的，它映在心中的道理就是至善。每个人都有天地之性，在这一点上，大家都一样是善的。

气质之性就不同了。气有清浊之分，人的气质也就有了好坏的区别。这就是说，从气质之性上看，人的禀性有善有恶，恶也是与生俱来的。

相对应于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的思想意识也就分为道心和人心。道心表现为仁、义、礼、智一类的道理，人心受肉体欲望的支配，在这一点上，小人和君子没有区别。但人心并不等于人欲，因为人心由理气混杂决定，所以可善可恶，而人欲只是其中恶的一面，属于过分的欲望。这样，人就陷入了天理与人欲的矛盾。人应该怎么办？当然是弘扬天理、革除人欲，因为天理乃是宇宙万物的源头和根本，是世间最普遍的规则。人一定要去掉身上和世上恶的东西，决不可同流合污，否则天理不容。

朱熹著述极丰，而且大多流传下来。主要著作除《论语要义》《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外，还有《资治通鉴纲目》《楚辞辩证》《太极图说解》等数十种，其言论被编撰成《朱子语类》，达140卷。熊十力（1884～1968）

熊十力，原名继智、升恒，字子真，晚年称漆园老人。湖北省黄冈市人。曾参加武昌起义和护法运动。自1922年起至50年代末在北京大学任教。

熊十力将重建儒学本体论作为终身学术目标。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一个传统术语，任务是研究存在问题，论证宇宙的本原也就是终极的存在。从这个目标可以推测出，在熊十力看来，儒学最需要加强或者补充的就是将其思想精神与宇宙本原相接通，而这项工作正是宋明理学孜孜所求的。就此而言，熊十力是宋明理学的传人。

那么，这个本原具有哪些特点呢？最根本的就是人心（意识）与万物“无二无别”。也就是说，并不存在着一个跟人的意识和知识无关的世界，凡是人所知道的东西都在我们心中。这样，就为宋明理学所主张的作为宇宙本原的“理”提供了从人心方面进行解释的一个思路。在朱熹等先哲那里，是先有理，后有人心，理与心是分开的；而在熊十力这里，理与心实际上合而为一。从熊十力的这个观点可以看到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影响，反映了当代儒学以西方思想充实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图。

熊十力的主要著作有《新唯实论》《体用论》《原儒》等。冯友兰（1895～1990）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省唐县人。曾就学于北京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8年起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席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1952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冯友兰治学强调以“内圣”驾驭“外王”，也就是主张从人性、人心出发，通过塑造理想人格来改变环境，使之合理化。在他看来，儒家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是人的最终的“安身立命之地”。

冯友兰以“新理学”为标榜，声明他不是照着程颢、程颐和朱熹的理学讲，而是接着他们讲。这表明了两点：一是他的学说的性质，即理学，出发点是程朱；一是他的学说有创新，是新理学。新在何处？从方法上说，主要是运用西方的新实在论、实用主义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的有关思想来诠释、重构程朱理学，同时吸收道家、佛家的成果。

冯友兰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后六本以新字打头的著作合称“贞元六书”。贞元即贞下起元，喻示冬去春来，胜利在望。君子的人格力量要义理想人格是儒家学说的理论起点，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在现实性上是所有人优长的汇聚。基于这个理想标准，儒家提出了“不做圣贤，便为禽兽”，意在为世人提供一条人格不断丰满的路径。理想人格的追求任何一种思想学说，都有它理论上的起点，那么，儒家思想的理论起点在哪里呢？从人出发回放

楚国有个人丢失了一张弓，可他一点都不着急，也不去寻找。人们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楚国人丢失了弓，捡到这张弓的也是楚国人，我又何必去寻找？”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他的话中去掉那个‘楚’字就恰当了。”

老子听到了，说：“再去掉那个‘人’字就更恰当了。”原文摘要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吕氏春秋·贵公》简议

这篇寓言式的故事出自《吕氏春秋·贵公》。《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编撰的一部巨著，吕氏杂糅儒、道、法、名、墨、农、阴阳等诸家思想，被称为杂家。这则故事实际上涉及当时人们对儒家和道家两大学派的基本见解。弓与公同音，故事又属于“贵公”篇，是借“弓”来讲“公”。那位楚国人的心已经很宽了，克服了一己之私，想的是一国之民；孔子的胸怀要大得多，超出了一国界限，想的是众人，或者说是人的共性；老子想得更大，他的志趣系于天下。

这就从一个侧面启示我们，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是以人为出发点的，是围绕人展开的，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学”。

那么，作为这个出发点的人是怎样的人呢？君子回放

孔子周游列国，在陈国住了一段日子，打算迁到南边的楚国去，其间必须经过蔡国。不久前吴国进攻楚国，把这里当成战场。孔子一行路过，满目疮痍，连鸡鸣狗吠都听不到，不禁感慨万分。他们临行仓促，没带多少粮食，本以为可以路上买一些，不料找不到人，只好煮野菜粥充饥。

更糟糕的是，陈国和蔡国当权的大夫们生怕楚国重用孔子，由此变得更加强大而对本国不利，于是分头派人将孔子师生阻隔在半路上。他们进退不得，没吃没住。为了鼓舞士气，孔子强打起精神，组织大家讨论学问，还带头唱歌。可弟子们一个个仍旧垂头丧气。

子路最是懊恼，发牢骚说：“君子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吗？”

孔子正色答道：“君子穷困的时候，仍然坚持志节；要是换了小人，就胡作非为了。”原文摘要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简议

在孔子那里，人是有区别的，他将人分成两大类：君子与小人。小人的含义很广，既指行为卑劣猥琐之人，也指地位低下之人，甚至包括志趣褊狭的读书人，总之属于落后的、消极的、被批判的人群。这种人显然不能成为儒家学说的出发点。

这个出发点只能是君子。君子是孔子谈论最多的话题，《论语》一书中，君子出现多达107处。君子含义广泛，甚至包括官员、贵族等社会地位高的人，这类含义我们除去不谈。那么，怎样的人才能担当君子的称号呢？

首先，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君子关注的是德行，小人在意的是产业。君子关注的是规范，小人在意的是利益。”

其次，君子是好学而恪守规矩的人。“君子广泛学习文献知识，同时以礼的规则约束自己。”

再次，君子是气质朴实厚重而风采斐然的人。“君子给人以三种不同的感受：远远望去，庄重严肃；与他接触，温和可亲；听他谈话，一丝不苟。”

再其次，君子是能够担负社会重任、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君子修养自己，从而能够达到使天下大众安居乐业。”

此外，君子还要掌握以《诗经》《尚书》《礼经》《乐经》《易经》《春秋》为代表的“六艺”，要善于行动而拙于表达，甚至不用接近黑色的布料做衣服的镶边，等等。

这样的人是完人。然而，现实生活中能找到完人吗？人非圣贤回放

有人问孔子：“颜回是什么样的人？”“是个仁义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不如他。”孔子答道。

那人又问：“子贡是什么样的人？”“是个善辩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不如他。”孔子答道。

那人接着问：“子路是什么样的人？”“是个勇敢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不如他。”孔子答道。

那个人很是奇怪，问：“既然如此，他们却跟随您做学生，这是为什么？”

孔子说：“我既仁义又能够下狠心，既善辩又能够说话迟缓，既勇敢又能够适时胆怯，就是把他们三个人的长处合在一起跟我一个人交换，我也不会答应的。”

孔子是懂得怎样施展自己才能才是合宜的人。原文摘要

人或问孔子曰：“颜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贡何如人也？”曰：“辩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宾曰：“三人皆贤夫子，而为夫子役，何也？”夫子曰：“丘能仁且忍，辩且讷，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淮南子·人间训》简议

颜回、子贡、子路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可以说是当时精英群体中的俊杰，但每个人身上都有不足，还够不上君子。孔子不同，作为他们的老师，集中了他们的优点，同时又没有他们各自的缺点，显然在学生之上。那么，他达到君子的高度了吗？

儒家代表人物、被尊为亚圣的孟子（约前372～前289）认为孔子达到了，他说孔子是圣人中识时务的人，是集大成的人（《孟子·万章下》）。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约前280～前233）也认为孔子达到了，他说：“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身心，宣扬儒家的道理去周游列国，然而天下喜爱他的仁、赞美他的义，并为之奔走效劳的门徒仅仅七十个。这是因为看重仁的人很少，能够实行义的人很难。因此，以天下之大，为他奔走效劳的门徒不过七十人，而真正能够做到仁义的，也就孔子一个人。”（《韩非子·五蠹（dù）》）圣人是君子的一种表述，或者说是君子的极致状态。孟子说：“圣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境界。”

孔子自己怎么看呢？他说：“君子所向往的三种境界，我还没有办法达到：行仁爱的人不忧虑，明智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惧怕。”显然，在孔子看来，自己离君子还有一些差距。

那么，孔子为什么达不到至高境界呢？不是他努力不够，根本的问题在于君子所遵循的各种道德规范具有相互排斥的一面。忠孝难以两全回放

楚国有个以正直为准则来立身行事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向官府告发，结果他的父亲被抓走了，被判处死刑。这个人前往官府，请求代替父亲去死。临行刑前，这人对官吏说：“父亲偷了别人的东西，儿子去告发，这不是很诚实吗？父亲被判罪，儿子代替受刑，这不是很孝敬吗？又诚实又孝敬的人却要被砍掉脑袋，那么还有谁不应该被处死呢？”

楚王听了他的话，没有杀他。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评论道：“这个人所理解的诚实简直是奇谈怪论！利用一个父亲却为自己捞取了两次名声。”

所以，像这个人那样的诚实还不如没有诚实。原文摘要

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吕氏春秋·当务》简议

关于这件事，《论语》是这样说的：楚国的大夫叶（shè）公（名沈诸梁，字子高）跟孔子说，他们乡里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出面告发。孔子大不以为然，说：“我们那里正直的人的做法不一样，父亲要替儿子隐瞒，儿子要替父亲隐瞒。这之中自然就有正直了。”孔子这里强调的是情理，农业社会中，家族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是社会的基石，亲情遭到破坏，社会秩序就不能维持，所以孔子一定要反对那位楚国人的做法，主张不宣扬亲人的过失。在他看来，亲人之间互相维护是人之常情，是出于内心的真情，用今天的话说，接近于本能，这就是“直”，所以他说，亲人相隐，“直”在其中。

我们这里不讨论那位楚国人的是非曲直，只是想表明其中的两难状况。父亲把别人的羊牵回家里，被儿子发现了，这个事实一下子就把儿子推到了尴尬的境地。怎么办？父亲显然做了一件错事，触犯了刑律，按照“忠”的准则，他应该向官府告发，责无旁贷；如果丢羊的人来询问或者官吏来调查，按照“诚”的准则，他应该如实相告，和盘托出；然而按照“孝”的准则，他又不能这样做，必须隐瞒下去，因为父亲不希望他把这件事说出去，他必须遵从父亲的意志，再说，一旦把这件事泄露出去，父亲定然受到严惩，所以打死也不能说。说还是不说？——“存在还是灭亡？”一个道德版的哈姆雷特王子面临的难题。这个难题没有答案，因为它根本解不开。

这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要像君子那样做到两全其美，面面俱到，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孔子对现实的人是有看法的。他曾经叫着子路的名字说：“由，懂得道德修养意义的人很少啊！”又说：“算了吧！我还没有见过像您爱好美色一样爱好德行的人。”老先生很无奈，发自心底的那一声沉重叹息，我们今天都能听到。

那么，君子在哪里呢？理想的人回放

子路性子虽有些粗，但对君子却十分向往，便向孔子请教，怎样才能实现这一人生目标。

孔子一向因材施教，按照子路的习性，不宜谈抽象道理，要讲具体事例。他说：“如果一个人，在远见卓识上像臧武仲，在无私无欲上像公绰，又像卞庄子那样勇敢无畏，还要像冉求那样多才多艺，再用作为制度风俗的礼和作为音乐文艺的乐加以陶冶，差不多就可以算是具有完善的人格的人了。”

臧武仲是鲁国大夫，曾在齐国闲住。国君齐庄公想结交他，授给他一片土地做封地。臧武仲头脑清醒，预见到齐国将发生内乱，而齐庄公难逃厄运，便委婉回绝了。不久，齐庄公果然被权臣崔杼（zhù）所害，而臧武仲因与齐庄公无瓜葛得以保全。

公绰即孟公绰，鲁国大夫，出身鲁国三大权贵之一的孟氏家族，为了表示自己的志节，也为了与权贵们的穷奢极欲划清界限，据说将自己的姓改为“寡欲”。

卞庄子也是鲁国大夫，以勇敢著称。他曾经获得一举刺杀两只恶虎的美名。

冉求是孔子的学生，孔子不喜欢他帮助鲁国权贵季氏敛财，曾经号召弟子们批判他，但对他的才华还是很欣赏的。

这样看来，君子是众人长处的汇聚。原文摘要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简议

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完美无缺的君子，所以孔子才把几个人的突出优点集合起来，仍嫌不够，因此又用“礼乐”来补充，解说子路的问题。在另外一个地方，《论语》提出了“不要对一个人要求十全十美”的主张，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的印证，说明了生活中没有完人。

这就意味着，君子只存在于理想之中，是一种理想人格。人格是人所特有的品格和行为。在人格前面加上理想，并不是说这种人格是凭空虚构的，只是表明，它高于现实的人生，是树立在人们前面的远大目标。

这个目标同时又具有现实性，之所以这么说，有三个主要理由：其一，理想人格来源于实际生活，是针对有着种种缺陷的人的现状而开掘出来的，是人所应该具备的品格；其二，这种品格具有共性，其中每一要素在现实中都普遍存在着，譬如，前面所涉及的正直，就是人人内心都具有的情操；其三，这种品格是可以被实践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朝着理想目标而努力。

理想人格来自生活，高于生活。拾得

儒家学说是从“人”出发的，而这种“人”表现为理想人格，那么，以理想为出发点在理论上能够站住脚吗？

我们先来看看柏拉图（希腊，前427～前347）怎么说。柏拉图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是使哲学成为一门学科的人，他的哲学的核心部分是“理念论”。按照这种看法，世界可以分成两个：一个是具体的世界，也就是一般人时常沉溺于其中的那个世俗社会；再有一个是理念世界，这是一个纯粹的精神领域。前一个世界是暂时的、相对的，所以也就充满着缺憾，完美和真实只有到后一个世界去寻找，因为它是永恒的和绝对的。

譬如人，可以分出个别的人和理念的人，他们之间有着重大区别。一方面，作为理念，人完美无缺，是理想的人；作为个别，人具有理念的人的性质，但又不完全，正因为这种不完全，人与人才不一样，才能有无数形形色色的人。另一方面，作为理念，人是永恒的，理念无所谓生死，也不发生变化；作为个别，人是暂时的，有生死，有变化。

那么，个别的人和理念的人谁是根本呢？是后者，因为个别是对理念性质的分有。这也表明，理念的人更真实。正如三角形，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绝对的三角形，它只能存在于概念中。因此，在柏拉图那里，个别只是“现象”，理念才是“实在”。

从哲学上看，儒家的理想人格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这就是说，理想人格比现实生活中的人更根本、更真实，当然是本质意义上的真实和完善。儒家选择理想人格作为出发点，也就占据了历史的制高点。

柏拉图与孔子是同时期的人，如果说柏拉图的思想太古老的话，我们不妨看看现代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德国，1889～1976）曾说过，时间是我们据以理解存在的地平线，意思是说，只有把人放在时间的向度中才能破解存在的奥秘。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法国，1905～1980）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他看来，人永远朝着未来进发，在做什么以及怎样做之前，人在意识中已经把自己投射出去了，也就是自己设计自己，这种向着未来的设计是对当下的否定或超越。现在是过去的将来，否定了过去；现在向着将来发展，正在被将来否定；将来变成了现在，仍然要发生变化，向着新的将来超越。总之，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人的选择都是朝向未来，人的存在就是由这一系列超越构成的。因此，对人来说，人生活在将来，时间从未来开始。荷兰哲学家皮尔森也这样看，譬如人类文化，他认为文化其实是一个动词，它必须着眼于未来取向。

儒家的以理想人格为出发点，实际上就是为人类整体确立一个超现实的目标，可以说，反映了个人发展过程以及人类发展过程的真实。

当代文学家杨绛先生在她的著作《走到人生边上》讲过这样一个意思，天生的人，善恶杂糅，需要锻炼出纯正品性来才有价值。万物中只有人才懂得修炼自己。怎样完善呢？就要按照道德要求去做，为人一世，都要或多或少地进行修养，所谓“公修公得，婆修婆得，不修不得”。这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其实都是朝着各自角色的理想状态而进发的。

这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志向，它构成了中国人的实践方式。个人也好，组织也罢，凡成功者，大多走的是这个路子。譬如黄埔军校，它一没有资金，二没有顶级教官，校舍简陋得如同乡村学校，却培育出了一批世界级名将，国共两党的军事精英盖出于此，从而与美国西点军校齐名而跻身于世界四大著名军校。那么，黄埔军校何以能够获得如此业绩呢？两个字：理想。它出自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希望你们成为挽救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正是肩负着这个神圣责任，那些热血青年迅速成长为复兴中华民族的杰出战士。

失去了理想和希望的人生将会怎样？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人与动物的界限

前文说过，人格是人所特有的品格和行为，什么是特有？就是独一无二，只有人才具备，而动物则没有，所以特有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质。儒家强调理想人格，根本意图就是为了与动物划清界限。那么，在儒家看来，人与动物有哪些重大区别呢？人兽之辨尊严回放

曾点和他的儿子曾参都是孔子的学生。曾点虽然性格狂放，但对曾参的要求却很严格，有时候显得很过分。一次，父子俩在地里干活，曾参不小心把一棵瓜秧连根锄断了，老父勃然大怒，竟然抡起粗大的木杖朝儿子打去。曾参一点儿也不记仇，对父亲依然非常孝敬。

曾点老了，曾参主持家业，每顿饭都给父亲准备酒和肉。父亲吃过后，曾参一定要请示，剩下的饭菜给谁；要是父亲问这些东西家里是否还有，曾参为了让他放心享用和支配美食，一定说有。

曾参的儿子叫曾元，曾参老了，曾元主持家业。曾元奉养曾参，每顿饭一样有酒有肉。然而，在曾参用过将要撤下时，曾元根本不请示剩下的饭菜给谁；如果曾参问这东西还有没有，曾元就说没有了，他之所以这样回答，是想把剩菜留下来，下顿饭再给父亲吃。

孟子说，曾元的做法，就是所谓的奉养父母的身体，而曾参的做法则可以叫奉养父母的心意。侍奉双亲能够像曾参那样，就可以了。原文摘要

曾子养曾晳，必有酒肉。将彻，必问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晳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孟子·离娄上》简议

从表面上看，曾参和曾元的区别只在于一问一答简单的两句话，一问是剩下的饭菜给谁？一答是回应东西是否还有的询问，但反映的却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和境界。对此孟子是这样总结的：像曾元那样，“叫奉养口舌、躯体。像曾参那样，叫奉养父母的心意”。什么是奉养口舌、躯体？就是在肉体上给予赡养。什么是奉养父母的心意？就是在人格尊严上给予敬重。

关于赡养与敬重的分别，孔子是这样讲的：“如今所谓的孝，说的是能够赡养父母。然而像狗和马之类，也能为人服务。要是缺少了尊敬，怎能区分人与犬马之间的分别呢？”话说得很明白，如果子女仅仅只是养活父母，那与犬马就站在一处了，因为它们也在为人出力，所以要与动物区分开来，必须加进敬重。怎样才算是敬重？这就要求人们恪守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礼，也就是俗话所说的规矩。像曾参服侍曾点吃饭，饭后请示剩下的饭菜如何处理，就是古代的规矩。

这就告诉我们，尊严是人格的一个要素，是人与动物的一个重大区别。我们自己要自尊，同时也必须尊重别人。

在古人看来，不自尊、不敬人、不懂规矩的人就是自甘堕落，与禽兽为伍。清代雍正朝，皇族内部争斗，雍正皇帝的两个弟弟结党营私，另搞一套，雍正震怒，不能容忍作为臣下和幼弟的他们冒犯自己这个君主和兄长，把他俩的名字改成“阿其那”（猪）和“塞思黑”（狗），斥之为禽兽。他还把大臣年羹尧打入禽兽的队伍，骂他是“狗彘（zhì）”，彘就是猪，因为年羹尧狂妄得没了边，违背了君为臣纲的人伦，眼里连皇帝都没有。

斥人为禽兽有多大的威力？我们看看下面这个故事就明白了。东汉有一位名叫刘宽的人，为人厚道，喜欢喝酒，巧的是他的老仆也爱喝酒，每逢被派去打酒，必定先痛饮一番，一喝就控制不住，不喝得大醉不回来。一次，家里来了客人，刘宽打发老仆去买酒，客人等得不耐烦了，那位老兄才跌跌撞撞地回来，客人还没喝，仆人先醉倒了。客人大怒，指着他的鼻子骂道：“畜生！”过了一会儿，刘宽叫人去查看老仆的动静，生怕他自杀。为什么？刘宽说：“明明是人，却被骂为畜生，还有什么侮辱比这更厉害的呢？所以我担心他寻死。”

人一旦被视为与禽兽同类，他作为人的尊严也就被剥夺了。本性回放

告子与孟子辩论人性问题。

告子的观点是人的本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不善。

孟子问：“请教告子先生，什么是本性？”“天生的就是本性。”告子言之凿凿。

孟子又问：“既然如此，是否可以说，天然的白都是一样的？”

告子说：“是的。”

孟子说：“白羽毛的白犹如白雪的白，白雪的白犹如白玉的白，是吗？”“当然。”告子答道。

孟子点点头，话锋一转，“能具体说说人的本性是什么吗？”“饮食、性欲之类的本能就是人的本性。”告子仍然言之凿凿。

孟子顿了顿，望着对方道：“照这么说，岂不等于讲，狗的本性犹如牛的本性，而牛的本性犹如人的本性吗？”原文摘要

告子曰：“……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之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简议

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人性的一次著名辩论。

告子把自己绕进去了。他认为天生的就是本性，既然如此，那所有天然的白色事物在性质上就是一样的了；他继而又提出，人的本性是饮食、性欲之类的本能，这样，矛盾就出来了。因为饮食、性欲也是狗和牛这些动物的本能，而前面又说白色事物的性质没有区别，既然人与狗、牛都以饮食、性欲为本能，那么，人的本性与动物的本性就是一样的了。如果人与动物的本性一样，人还是人吗？

当然不是。所以孟子不这样看，他着眼的是“善”、道德，也就是人所共有的仁义素养或者说是人格，正是这种东西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它才是人的本性。孟子说：“上天赋予人以仁义之道，如果只是吃饱了、穿暖了、住安逸了，但不把仁义发挥出来，就仍然与禽兽相差无几。”显然，孟子是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来界说人的本性的。

今天看来，孟子的结论还可以进一步完善，但他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确定人的本性的方法是正确的。人的本性或者说人的本质如何界定，在今天也是个大问题。有人喜欢从动物性上来看人性，不错，人来自动物，身上一定有着动物性，然而它能够成为人的本质吗？这里首要的问题是，人性中是否包含着纯粹的动物性？

譬如食欲和性欲，谁都不否认，它们是人的本能。但同样是吃，动物吃的是自然界规定好了的东西，食草类吃的是现成的植物，食肉类吃的是现成的动物，并且只是填充自己的肚子；而人则不同，他的饮食来源于自己的劳动，按照一定的习俗甚至礼仪进餐，并且要吃出美味来。20世纪80年代，美国快餐肯德基到北京开店，人们蜂拥而至，有人评论道，食客登门不是去吃炸鸡，而是去吃美国文化，被认为是很有见地的看法。这说明，人的食欲有着文化内容。

性欲更是这样。它的满足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比人与食物的关系更加复杂。在这个方面，动物一样受着自然的支配，发情了就要去交配，不分时间、地点、环境，也不回避同类，更不会顾及对方的感受。但人却完全不同，人的性关系浸透了爱的因素，所以称为“性爱”，交合称为“做爱”，爱就是情；除了情之外，还有义，要尊重对方的意志和感受，不只是自己享受，也要给对方带来欢悦。总之，人的性关系有情有义。正因为它具有这样的特点，有学者说性爱是最能体现既有利于自己同时又有利于别人的一种人际关系。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否认食欲和性欲的自然性，从道理上说，从来源上说，人的欲望是可以分出社会性和自然性这两个方面的。毫无疑问，食欲和性欲与人的身体器官有关，它们构成了欲望的生物学基础。但在欲望的现实发生上，社会性与自然性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就是说，仅仅只是自然性，或者仅仅只是社会性，都不能形成欲望。不存在着纯粹的自然性，因此不能从动物性上来界说人的本性。

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不断摆脱身上的动物性，拉大自己与动物的距离。能力回放

五台山上有一种鸟，叫寒号虫。它的样子很奇特，长着四只脚，有一双肉乎乎的翅膀。夏天盛暑的时候，它身上的羽毛非常漂亮，花纹斑斓，色彩绚丽，这让它非常得意，便大声叫着：“凤凰不如我。”

不想天气转冷，寒冬来临，它身上美丽的羽毛像雪片一样一根根脱落了，最后变得光秃秃的像刚孵出来的小鸟，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时它还在叫，不过词儿换成了“得过且过”，用来安慰自己罢了。原文摘要

五台山有鸟，名寒号虫。四足，有肉翅，不能飞，其粪即五灵脂。当盛暑时，文采绚烂，乃自鸣曰：“凤凰不如我。”比至深冬严寒之际，毛羽脱落，索然如（kòu）雏，遂自鸣曰：“得过且过。”——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寒号虫》回放

南方有一种鸟，名字叫蒙鸠，它用羽毛做窝，又用细如发丝的草编在外面，把窝系在芦苇的穗子上。芦苇穗上系着重物，大风袭来，芦苇折断了，鸟窝掉到地上，鸟蛋打破了，小鸟也摔死了。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灾祸，不是鸟窝做得不好，而是没有选对做窝的地方。原文摘要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笤。风至笤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荀子·劝学》回放

燕雀在屋檐下争抢好地方，母鸟哺育着幼鸟，其乐融融，过着舒心的日子，自以为很是安全。

没想到炉灶上的烟囱裂开了，火苗蹿了出来，烧着了房屋上面的木梁。

然而，燕雀毫不惊慌，依然快快乐乐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们想不到大火将要殃及自己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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