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传媒评论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全球传媒评论Ⅷ试读：

主编的话

在互联网时代，发表论文的时效性与学术传承的选择性均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从2012年起，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电子学术期刊《全球传媒学刊》及印刷版《全球传媒评论》从每年各两次，正式改为每个季度出版一期电子期刊《全球传媒学刊》，年末再精选文章，发表于合订的印刷版《全球传媒评论》上。学刊频次的增加有利于形成我们与读者的约会。而印刷版文章经过挑选，将更加集中和精粹。当然，出于时效性考虑，电子期刊部分优秀论文的作者选择将文章尽快发表到其他纸质刊物上，也遗憾地不能收入年度文集了。

本期《全球传媒评论》从2012年春夏秋冬出刊的四期（第九、十、十一、十二期）《全球传媒学刊》电子版发表的文章中，精选了24篇，主要分6个专栏刊载。

2012年《全球传媒评论》的第一个重要专题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事业

在常设的“传播历史与理论研究”专栏中，美国学者理查德·约翰介绍了他的著作《网络国家》，并以丰富的史实和有趣的案例解释了美国电报和电话不同的发展理念及其与美国社会思潮的交相影响，说明在新媒介技术的发展中，人（而不是技术）才是新媒介采纳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加拿大学者肖恩·冈斯特关于环境传播的理论文章系统地介绍了国内学者所不熟悉的媒介传播与环境危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示了环境研究的多重视角，以及传播对中国环境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中国学者张咏华介绍了欧洲传播学研究的社会学关注点及其研究方法；赵菁则以文化权力的观点评析了从“文化帝国主义”到“批判的跨文化主义”研究路径。这些国际知识背景有益于中国学者拓宽学术领域和全球视野。

在特设的“对外传播与涉外媒体”专栏上，学者辜晓进的文章以深圳为例，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涉外传媒兴起的历史及其原因，认为国家应更多呵护与扶持地方涉外传媒。曾一果以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回归前后澳门人的身份认同，评析了澳门回归过程中地方媒介对澳门人“澳门意识”的建构，并对历史叙事的随意性进行了批评。白文刚则以明、清两朝在朝贡、遣使、册封等活动中体现的传播理念和实践为例，说明中华文明的形象既得益于积极的传播，也来自于模范的实践。姚遥关于“建构软实力”的文章强调“道”与“术”的区别，提出了“用中国的话语解释中国”和“用世界的话语解释中国”的两种宣传应对之策。

国际学者对宏观的媒介经济与具体的媒介经营管理有很多先进的理念探讨和对策研究，值得中国学者借鉴。为此而特设的“媒介经济与经营管理”专栏发表了几篇翻译的英文论文。齐湘和杨孟洁的文章提出了“网络新闻是否低档商品”的界定问题，通过对资料的二度分析，发现网络新闻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方便性而非交互特征与多媒体内容。杭敏在论及“媒介产品组合”的管理主题时指出，在媒介的跨国组合战略中需要考虑文化因素、贸易政策、媒介环境和管理水平的差异。高平通过对两个电视节目的案例研究，提出了分析新兴商业模型的一种研究框架。“全球传播研究”是本学刊的保留栏目。在本辑专栏中，澳大利亚学者奈仁·奇蒂和董乐铄对中国与印度关系的研究文章提出，亚洲的国际传播应该非常关注中印之间的信息流通。马来西亚华裔学者杨丽芳通过对分别供职于马来西亚国营电视频道和最大私营付费电视台的华语节目执行制片人的访谈，介绍了马来西亚华人观众对本土华语电视节目和中国大陆影视节目的评价。美国学者格雷西·罗森柏德思关于数字媒体和智能网络的论文，从媒介融合及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智能网络，探索保持联系的意义和社交媒介的潜力，对中国学者研究社交网络的思路有参考价值。“全球传媒论坛”专栏照例精选学者和专业人士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讲座内容。本期登载了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美国教授詹姆斯·布雷纳和约瑟夫·韦伯的两个演讲，介绍了美国记者透过复杂多棱镜解读新中国历史的若干观点和西方记者最喜欢报道的一些新闻类型和题材。胡亦南的演讲以2012年俄罗斯总统选举报道为例，说明在重大国际事件面前，价值中立也许只是专业主义的一种迷思。饶瑾回顾了创办“反CNN”等草根公共意见网站的过程。他认为：与西方人交流，针锋相对，不惧冲突，才会有平等的对话机会。《全球传媒评论》上的许多文章来自国际学术会议，如2011年11月在威海召开的“外国记者·媒体与近现代中国”和2012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媒介文化与国际传播”等国际学术论坛。一些文章来自学术研究课题，如“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欧洲传播思想研究”等。今后，我们仍然欢迎这些深入的讨论和集中的选题。

电子期刊没有篇幅限制；而印刷刊物不得不忍痛割爱。对于删减了字数的论文，读者欲纵览全章，可登录我们的网站：http://www.tsjc.tsinghua.edu.cn/publish/jc/7175/index.html。郭镇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事业[1]

1949年以来我国对外国驻华记者管理制度的演变

摘要：外国驻华记者在中外新闻交流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不同历史阶段，随着中国国内政策和中外关系的起伏，外国记者在中外新闻交流中的地位和角色也有所不同。本文着重分析了1949年以来我国对外国驻华记者管理制度和理念的演变。文章认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中外各领域交流的不断深化，我国对外国驻华记者管理制度日益完善，也逐渐走向更大的开放和包容，这为中外新闻交流的建设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关键词：驻华记者，新闻交流，记者管理

Abstract：Foreign Journalists in China play crucial role in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although their actual position and status fluctuates with the general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of China. The article puts emphasis o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policy towards foreign journalists since 1949，the year wh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It concludes that along with the ris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overall exchanges with the outside world，China's policy towards foreign journalists has been getting more and more open and flexible，which in turn provides good basis for more construc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Key words：foreign journalists in China，journalistic exchanges，policy toward journalists

外国新闻媒介进入中国的历史，如果以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来华办报为开端，至今已有近200年。这200年中，一批又一批外国记者来到中国，活跃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们中不乏神通广大之士，在战乱和动荡的中国大显身手，许多成为旧中国军阀政要的座上客，有名者如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森（George Ernest Morrison），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支持袁氏不遗余力。为表彰其特殊“贡献”，袁世凯一度下令把北京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里森大街”。抗战期间，代表美国《生活》和《时代》杂志常驻中国的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也曾作为顾问之一，[3]主持过国民党中宣部的对外新闻报道。

但从人数上看，新中国成立前外国驻华记者规模还很小。在1937年12月，当时的武汉是中国战时政治中心和对外传播中心，来[4]自全球各地的常驻外国记者也不过40多位。至于解放区，因为在经济文化方面一直处于被封锁状态，对外新闻传播困难重重。经中共中央多方努力，才有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等一部分同情中国革命的外国记者，来到延安，向世界报道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新中国成立之初，同新中国无外交关系国家的通讯社和记者基本停止了在华活动。因此，外国驻华记者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机构和记者，以及西方部分“左派”政党的党报记者，数量有限。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外新闻交流才快速发展起来，驻华外国记者群体规模日益壮大。在20世纪80年代初，各国常驻中国的记者还只有百人左右。而根据外交部统计，截至2011年底，共有来自58个[5]国家的421家新闻机构约700名外国记者在华常驻，每逢中国国内有重大事件或活动，来华外国记者的数量更是动辄达到上千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注册记者更达到两万人以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对于来华外国记者的管理，在理念和政策上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这些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又存在哪些问题？政策变化的总体趋势为何？本文试图根据现有档案资料和其他公开资料，来回答这些问题。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驻华记者管理制度的初步确立

1949年10月19日，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了新闻总署，新闻总署之下设有国际新闻局（China Information Bureau），统一管理对外新闻传播工作。国际新闻局的主要业务，除了对外发布新闻稿件以及出版外宣刊物外，还包括管理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国际新[6]闻局局长由乔冠华担任，刘尊棋任副局长，冯亦代任秘书长。1949年12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中规定：“对于外国记者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的新闻一事，由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7]统一办理。各政府机关不得自由对外国记者发布新闻。”

同时，乔冠华夫人龚澎主持的外交部情报司（后改为新闻司）下面设有专门的科（20世纪60年代后改为处），负责联络和管理外国新闻记者及外国通讯社。新组建的情报司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起草一份关于管理外国记者有关规定的文件。经过反复修改，1952年7月，外交部颁布的《外国记者登记证暂行条例》正式生效，这是经周恩来总理亲自修改和批准的新中国第一个驻华记者管理制度。此暂行条例共十一条，其中规定：外国记者（包括报社、通讯社、杂志社、新闻摄影社、广播公司之记者）在中国境内执行职务时，应呈请外交部情报司发给外国记者登记证；外国记者请领登记证，应提交所代表之报、社、公司的正式证明文件，代表一个以上报、社、公司之外国记者，应于申请时写明，并只限于向其所代表之报、社、公司发稿；如有违反我国法令行为，或对我国有歪曲事实之报道时，情报司得随时取消其登记证；登记证只能证明外国记者之身份，不得作旅行护照或其他证明之用；对于非外籍而代表外国报社、通讯社、杂志社、新闻摄影处及[8]广播公司之记者，同样适用本条例。由此，国际新闻局不再负责接待外国记者的具体事宜。

由于对外国驻华记者的管理制度刚刚建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因此该条例第十条规定：“本条例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修改之。”在后来的实践中，条例内容确实有所调整，如在1955年的版本中，已经把外国记者的范围扩大到电视台及电影公司，并且明确规定“凡中国公民，一律不得代表外国报社、通讯社、杂志社、新闻摄影[9]社、广播公司、电视台及电影公司为记者”。

我国政府对所在国外交政策和相关外国新闻机构的对华态度，是情报司审批外国记者来华的重要依据，并且相应制定了一系列与工作密切相关的具体条例，如《外交部情报司关于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记者的初步管理方案》、《资本主义国家记者获准来华后处理办法（内部掌握）》，对于外国记者来华后的接待等作出非常细致的规定，如“记者入境后，不举行欢迎或欢迎性宴会”、“对批准记者一般不送礼，必要时可由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酌情赠送”、“根据宪法规定，邮[10]电不作检查”等等。

对于尚未建交的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在“文革”之前，我国采取了比较主动和开放的立场，希望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签订协议，互换记者。1956年秋至1957年春，中国政府就先后批准了39名美国记者前来中国采访新闻。由于美国政府的禁令，这39名美国记者中，只有3名不顾禁令来到了中国。他们回国以后，又都被吊销了护照。直到1957年8月，美国政府才在美国记者访华一事上有所松动，[11]准许24家新闻单位每家派一人，到中国进行七个月“试行”采访。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知名记者斯诺移居瑞士以后，先后在1960年和1964年重访中国，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接受了长时间的采访，斯诺将采访结果在国外出版，引起很大反响。中日双方则是在1964年4月达成互派记者的协议，同年9月，实现了常驻记者的[12]派遣。但根据协议，双方所派人数各在8名以内。二、改革开放与驻华记者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改革开放以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变化，国外新闻机构纷纷在华设立常驻机构，派驻常驻记者。为加强管理，1981年3月9日，国务院发布了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管理外国新闻机构常驻记者的暂行规定》，共十四条。国务院的这个规定是对20世纪50年代外交部颁发的《外国记者登记证暂行条例》的进一步完善，在层级上高于后者，对驻华记者的业务开展、工作人员聘请、家属居留等都作了具体规范。根据这个暂行规定，我国对外国新闻机构设立常驻机构、派驻常驻记者实行批准注册制。外国新闻机构要求派遣常驻记者，需向我国外交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向外交部新闻司办理登记手续。常驻记者的采访活动，要事先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才能进行。常驻记者的业务活动不得超出正常的采访报道范围。这个规定没有涉及来华短期采访外国记者的行为规范，也未对外国记者的非法采访行为规定具体处罚办法，仅要求他们遵守中国的法律、法令和有关规定，违法者由中国有关主管机关依法处理。根据规定第十三条，“本规定未尽事宜，应当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令和规[13]定办理”。

1981年的暂行规定，特别是其中有关外国常驻记者采访活动必须事先申请的规定，成为此后二十多年我国外国记者管理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也是让很多外国记者产生各种抱怨的主要原因。但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规定主要是为了对日益扩大的外国来华常驻记者群体建立制度性规范，并没有很强的限制性意图。“文革”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极力纠正中外新闻交流中的极“左”做法，对外宣传和国际新闻交流的宗旨再也不是“推进世界革命”，而是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因此，外国驻华记者受到高度重视和欢迎。举个例子，《日本经济新闻》驻华记者鲛岛敬治在“文革”时期曾以“窃取情报”嫌疑被拘捕下狱，之后又被迫离开中国。1977年我国有关方面就向鲛岛发出访华邀请，在当年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国领导人对非常时期发生的事情郑重地向他表示道[14]歉，并希望他继续经常来中国采访。1980年4月，中共中央成立对外宣传小组，负责领导和管理协调整个对外传播工作。对外宣传小组组长朱穆之多次强调了“利用外力”的重要性，要求“团结一切可以[15]团结的力量”，“克服怕犯错误的思想，主动见外国人、外国记者”，“让他们多接触我国实际”，“帮助他们比较正确地了解和报道我国的[16]情况”。为此，在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之前，中国记协就在20世纪80年代初多次举办外国记者见面会，邀请驻京的外国记者与国内各界人士进行直接见面交流。演艺界一大批知名导演、演员如谢晋、吴天明、郑洞天、刘晓庆、朱时茂等等都参加过与外国记者的影片观[17]摩、交流会。

从实际效果看，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内的外国驻华记者，他们的对华报道，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纽约时报》记者包德福（Fox Butterfield）在1980年初来华常驻，专门搜集了大量中国社会的阴暗面资料，两年后出版了一本名为《苦海余生》的书，把中国描绘得一片漆黑，却连续两年成为美国的畅销书，连权威学者费正清都颂扬该书是“美国了解中国的里程碑”，“是下一阶段中美关系的[18]基线”。该书对中国形象和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可见一斑。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看到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稳步提高，多数外国记者又对中国的改革试验给予积极评价。1986年第一期的美国《时代》周刊就挑选邓小平为1985年“世界风云人物”，作为封面，并且配发了图文并茂的长篇报道，高度肯定了邓小平领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社会思潮的[19]动荡，外国驻华记者违反相关规定的现象逐渐增多，在1987年10月的拉萨骚乱事件中，达到一个小高潮。一些西方国家政府也介入指[20]责我国的新闻管理制度。但同年10月底的“十三大”上，登记采访[21]的230多名外国记者普遍对大会的新闻开放措施感到满意。三、1990年条例的出台及其实施

1989年之后的特殊时期里，北京市对外国驻华记者采取了严格的临时限制措施。根据1989年5月20日颁发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令，“在戒严期间，对记者采访特作如下规定：一、严禁中外记者利用采访，进行调唆、煽动性宣传报道；二、未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国记者、港澳台记者不得进入机关、团体、学校、厂矿、企业、街道进行采访、拍照、录像等活动；三、违反以上规定的，执勤人员有权[22]予以制止”。这一时期，西方媒体上出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失实报[23]道，谣言满天飞。驻华记者的违规操作之风更是屡禁不止。许多西方记者一方面拼命捕捉中国国内任何一点“不稳定的迹象”，甚至借机调唆起哄，试图制造事端并加以无限放大；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中国政府充满了不信任感，时常抱怨被“监视”、“骚扰”，双方互信跌入谷底，外国驻华记者的非法窃密等活动日趋严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0年1月19日，中国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共二十三条。《条例》对外国新闻机构在华设立常驻新闻机构和派遣常驻记者的手续及在中国境内采访活动的审批手续作了详细规定。《条例》规定，来华进行短期采访的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的采访活动“均须履行申请批准程序”，且必须“由接待单位负责安排、提供协助”。《条例》还明确规定了对于非法采访活动的处罚办法。对于违反《条例》规定的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外交部新闻司可以视其情节，予以警告、暂停或者停止其业务活动、吊销《外国记者证》或者《外国常驻新闻机构证》。对于不具有记者身份的外国人擅自在中国境内进行采访报道活动的，由中国公安机关视情节予以相[24]应处罚。

总体上看，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1990年颁布的《条例》对外国记者及新闻机构的驻华采访活动，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这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毋庸讳言，《条例》的许多规定与正当从事新闻采访工作的外国记者所需要的时效性和灵活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根据《条例》，外国记者赴国内各地采访，都需要履行审批手续，一旦遇到重大突发新闻事件发生，完成审批手续之后再赴现场，新闻的时效性就要打上折扣，这也导致了许多事实上的违规操作行为。

1990年《条例》的出台有其独特的时空背景，但它并没有改变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所确立的加强国际新闻交流的基本方针。相反，1990年以后，对外宣传和国际新闻交流被摆到了更为重要的议事日程上。1990年11月24日，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组长朱穆之专门同外交部新闻司、中国记协负责人座谈，主题就是要“做好外国记者工作”，要求在对常驻记者依法加强管理的同时，要“跟他们多接触，多交往”，要“改进现有新闻发言人工作”，中央领导也可以“采取多种[25]灵活形式见外国记者”。1990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对外宣传的着眼点应主要放在争取国外最广大的中间群众上，同时要做好国外上层人士[26]或接近决策层人士的工作。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作为统筹协调全国外宣工作的综合性机构正式挂牌成立。

1990年《条例》出台以后，中外新闻交流经历了许多的波折，其中有部分西方媒体对华敌意难消所带来的深沉无奈，也有促成中西真诚沟通之后的由衷喜悦，它们共同为我国国际新闻交流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积累了实践方面的基础经验。

1990年秋天，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举办，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共6578人参加了此次体育盛会，采访此次亚运会的各国各地区的记者有2400多名。本届亚运会首创了联络员制度。131名来自我国的许多机关、团体的优秀联络员，热诚地协助外国记者的采访报道活动，他们的工作受到外国记者的高度肯定。当时就有外国记者表示，将来如果中国承办奥运会，希望能继续实行联络员制度。[27]当时还有一支由数万名大学生组成的服务大军，奔忙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和各新闻中心、比赛场馆。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在国内外反响强[28]烈，被认为是我国外宣工作上打了一个“翻身仗”。

然而，许多西方媒体对华偏见并不能很快消除。随后的两三年，[29]外国驻华记者与我国有关部门摩擦不断。1995年我国承办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95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期间，很多外国记者充分地释放了他们对华的怨气和敌意。这次大会是中国历史上承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也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大会。来自197个国家的实际与会者共4.7万人左右，相当于前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与会者总和的一半。他们来到北京，围绕着“平等·发展·和平”的大会主旨，就有关妇女的各种问题展开深入的研讨和交流，进行了3000多场讨论和报告，最后，大会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联合国官员对中国承办的这次世界妇女大会的组织和服务工作都给予极高的评价。会议期间，来自境外的采访记者有3100人。许多西方记者不放过任何负面的细枝末节，连一个帐篷被风刮倒都可以做成很大的新闻，几个“藏独”分子在会议期间的活动更是被巨细无遗地大幅报道，而发展中国家妇女们在各种论坛上的精彩观点则根本不在他们的报道视线之内。这种明显的偏颇，遭到了多数与会人员的公开谴责。连美国新闻界也有人看不下去。《今日美国》的创办人、美国自由论坛基金会的董事长阿伦·纽哈斯也在会议期间批评说，美国媒介对中国“有点过分严厉”，美国媒介“应当消除他们那种玩世[30]不恭”。

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开放国际新闻交流的轨道。1998年2月，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调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这位科学家出身的外宣主管，深知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国际上一些人士“冷战”思维对于中西沟通所带来的困难。他上任不久就强调，向世界说明中国，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外，各国新闻机构发挥的沟通作用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不仅欢迎更多的外国记者来华访问，对于常驻中国的外国记者，[31]也将给予更多的服务”。同年6月底，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随团采访的美国记者有375人，比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的87名随团记者人数多了好几倍。29日下午，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了克林顿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国外媒体好评如潮。

进入21世纪，外国在华记者规模不断扩大，外国媒体对华报道数量大幅增加。虽然其中不乏误解和偏见，但总体上，是变得更加全面和平衡。他们更多地采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不仅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也关注中国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这对于国际社会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无疑是重要的。经过多年的磨合，外国记者与我国主管部门之间的建设性互动也在逐步增强。2000年北京市政府在确定“申奥”口号时所征求的外国专家意见中，就包括了美[32]国《时代》周刊驻北京首席记者吉米等人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四、北京奥运会与我国驻华记者管理的新阶段

2001年7月1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上，北京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国际新闻交流的一个新的转折。奥运是国际体育界的一场盛会，更是国际新闻界的一场盛会，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的最好契机。与此同时，申奥成功，意味着我国奥运期间的记者管理制度要符合奥运会的惯例。正如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萨马兰奇所说：媒体是一届成功[33]奥运会的裁判；外国媒体比任何其他媒体更能衡量奥运会的成功。因此，对于1990年的《条例》进行调整，就是非常必要而且自然的事了。

200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在北京奥运会2006年世界转播商大会上致辞时，对国内外电视机构代表透露，中国政府各相关部门将充分考虑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国际惯例，并根据我国政府在申办时期所做的承诺，为奥运会[34]期间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报道活动提供便利。同年11月，国务院公布《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2007年元旦起施行，2008年10月17日自行废止。这个规定共九条，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第六条：“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同意。”也就是说，持有效签证来华的外国记者，在采访报道过程中不再需要有中国国内的接待单位，他们赴地方采访不再需要中国国内外事部门的批准。他们在华采访报道的工作环境大大地开放和便利了。

随后，在2007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外国驻华记者全面地体验了奥运《规定》带来的采访便利。他们不但可以通过新闻中心联系采访对象，也可以自己直接联系代表团和代表。为了方便记者采访，新闻中心首次在其网页上公布了各个代表团的驻地信

[35]息。

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来自海外的两万多名注册记者和数千名非注册记者，向世界发出了难以计数的关于奥运和中国的报道，其中难免有消极的部分，但整体上，外国记者普遍对我国作为东道主所呈现的这场体育和文化盛宴以及我国人民的热情友好予以高度评价。比起1995年“世妇会”的报道，外国媒体上所呈现的中国景象，已经有着天壤之别。报道过十二届奥运会的美国《新闻周刊》杂志资深记者阿尔·普利泽比尔科夫斯基就总结说，“北京奥运会的组织堪称完

[36]美”。

就在奥运《规定》即将期满之际，2008年10月17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新条例共23条。它延续了奥运《规定》中的开放制度，同时保留了1990年《条例》中关于外国新闻机构在华派驻记者的一些程序性规定。它比奥运《规定》和1990年的《条例》更加全面。从此，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不再必须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陪同，外国记者赴开放地区采访，无须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自由度大大地增加了。国际新闻界对此都给予积极评价。美国著名记者、普利策奖评委会原主席西摩·托平说，取消对外国记者的限制表现了中国的进步，“中国应该包容地接受外界的评价，不论是褒奖，还是批评。这[37]正能显示中国的自信”。五、小结

综观1949年以来，我国政府对外国驻华记者管理制度的演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在不同阶段具体的管理政策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朝着越来越包容和开放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面对中国从百废待兴到日益强大的发展变化，外国记者同样需要经历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特雷尔所分析，西方媒体的对华报道和评论之所以“经常流露出愤慨和敌意”，其原因在于“西方不能再真正控制中国的命运的某一重要方面。这一事实使常驻中国的许多西方记者痛心疾首。社会学家称这种情结为‘地位丧失综合[38]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会更多了解和理解中国发生的变化，更多地以平实客观的态度而非居高临下的俯视眼光来报道中国。尽管由于中西方文化和新闻价值观的差异，我们很难指望外国记者完全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方式来报道中国和“塑造”中国形象，但我们相信包括西方记者在内的多数外国记者是敬业的，正如一位法国记者所说，“我不会给你们做宣传，但我会客观、真实报道我[39]的所见所闻”。而开放包容的管理政策，对于帮助他们更加全面深入了解中国，对于促进建设性的中外新闻交流，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注释[1]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外传播与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项目批准号08BXW019）的成果之一。[2]陈开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3]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1840—1949》，13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4]转引自袁本文：《周恩来与西方记者》，载《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9（6），69页。[5]据外交部新闻司提供的数据。[6]甘险峰：《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138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7]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290~29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8]《我外交部颁发外国记者登记证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16-00010-01（1）。[9]《外国记者证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16-00200-03（1）。[10]《关于外国记者来华后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号116-00366-01（1）。[11]《我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发表声明　就中美互换记者问题驳美国国务院》，载《人民日报》，1960-09-14，第2版；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289~290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12]新华社1964年4月19日北京电。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编：《驻日记者四十年》，556~5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于青：《追昔抚今话未来——纪念中日互派记者四十周年座谈会举行》，载《人民日报》2004-09-30，第3版。[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管理外国新闻机构常驻记者的暂行规定》，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1（4），111~112页。[14]孙东民：《鲛岛先生的中国情》，载《人民日报》，2005-01-24，第3版。[15]朱穆之：《风云激荡七十年》（上），191页，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16]朱穆之：《风云激荡七十年》（上），222页，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17]陈有为、郭伟成：《中国影星会见外国记者》，载《人民日报》，1980-12-29，第6版；《外国记者、专家对影片〈邻居〉的反映》，载《电影》，1982（3），16页。[18]段连城：《对外传播学初探》，48页，北京，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Fox Butterfield. China：Alive in the Bitter Sea. New York：Times Syndicates，1982.[19]新华社天津1月25日电：《向外国记者提供情报　天津大学学生林杰被逮捕》，载《人民日报》，1987-01-26，第4版。[20]新华社拉萨10月8日电：《违反规定擅自来西藏采访报道　一些外国记者被限期离开西藏》，载《人民日报》，1987-10-09，第4版；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就我国西藏外办要求外国记者限期离藏一事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载《人民日报》，1987-10-10，第4版。[21]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记者徐耀中）：《中外记者采访十三大热烈交谈感受 中国变得更开明更有信心了》，载《人民日报》，1987-11-02，第3版。[22]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陈希同市长签署北京市人民政府令》，载《人民日报》，1989-05-21，第1版。[23]新华社北京6月1日电：《两外国记者违反北京市府令受到警告》，载《人民日报》，1989-06-02，第2版。[24]《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0（2），45~46页。[25]朱穆之：《风云激荡七十年》（上），281~282页，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26]郑保卫主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462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27]李北大：《联络员——记者的好帮手》，载《人民日报》，1990-10-03，第3版。[28]朱穆之：《风云激荡七十年》（上），262~263页，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29]徐光春、张宝瑞、李京华：《树欲静而风不止——看六月四日前后少数外国人的表演》，载《人民日报》，1991-06-10，第4版；热冰：《两名外国记者窃密案始末》，载《瞭望》，1993（8），24~25页。[30]熊蕾：《较量之后的思考》，辑于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世妇会中外新闻实录研究》，32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31]李新彦、杨明方：《向世界说明中国——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载《人民日报》，1998-09-03，第5版。[32]孙静惟：《“新北京新奥运”是怎样提出来的？》，载《大公报》（香港），2001-07-15。[33]闻昊：《媒体运行与筹办奥运》，载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传媒系网站“传媒动态”栏目，2008-11-03。[34]王建新：《刘淇在北京奥运会2006年世界转播商大会上说：中国政府将按照国际惯例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为外国记者的采访报道提供便利》，载《人民日报》，2006-08-11，第12版。[35]易凌、程义峰、崔清新：《外国记者两会“试水”中国媒体开放新政》，载新华网，2007-03-01。[36]娄琛、谭晶晶：《外国记者盛赞北京奥运会“前所未有”　铭记中国人民热情》，载新华网，2008-08-24。[37]杨博：《王晨：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体现中国坚定不移坚持对外开放》，载新华网，2008-10-18。[38][美]罗伯特·特雷尔：《我眼中的西方驻华记者》，载《对外大传播》，1997（5），28~29页。[39]瘦马：《“洋记者”在中国》，载《记者观察》，2002（9），41页。

微博时代政府新闻发布的理论探索、制度创新和角色重构

摘要：本文以政治传播学中的“宣传”模式和“传播”模式为概念框架，结合作者对国内相关现状的调研，运用中外比较的视角，对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理论探索、制度创新和新闻发言人的角色重构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对今后如何提升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品质和影响力提出了一些政策性的建议。

关键词：宣传，传播，政府新闻发言人，新闻发布

Abstract：Chines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t both central and local levels have been implementing the “spokesperson system” and dramatically increasing their publicity wi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ince 2004. Based on the “propaganda” model and “publicity” model in the Western-importe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author's field survey of China's status quo，this study employ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the government/media relation and the role re-modeling of the government spokespersons in the socio-political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 author also offers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 on how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efficacy of the government publicity in China.

Key words：propaganda，publicity，government spokesperson，press release

刚刚过去的2011年之夏充满了“喧嚣和骚动”，一系列热点新闻事件令人目不暇接。从“郭美美事件”导致的“红十字会”信任危机到“卢美美事件”引发的网民对慈善事业的质疑，从黑龙江方正县日本开拓团的“墓碑门”到北京故宫接连不断的“十重门”，尤其是“七二三”动车事故的新闻发布会以及铁道部资深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离职，激起了学术界、媒体和公众对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定位的重新反思。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新闻不断的火热夏天将会成为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自2003年“非典”危机以来，政府新闻发布机制的确立和新闻发言人的出现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一方面，它为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有效地与媒体和公众进行信息传递和意见交流，从而最终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它也为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提出了许多带有鲜明本土色彩的研究课题。毫无疑问，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发布机制进行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索，必将有助于我们将以西方为中心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语境之中，从而为实现新闻学和传播学学科建设的“本土化”提供一个新的话语平台。本文从公共理论的建设、新闻发布制度的创新和新闻发言人角色的重构三方面，力图对近8年来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为今后提升政府新闻工作的质量和有效性提供一些实践和政策性的建议，并对2012年及今后新闻发布工作的改革作出前瞻性的分析和展望。一、从宣传模式到传播模式：公共传播的理论探索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新闻发布机制的确立和完善是政府进行公共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公共传播”（public communication）是指政府、企业及其他各类组织通过各种方式与公众进行信息传输和意见交流的过程。具体而言，各级政府部门所进行的公共传播应当包括以下几个层面（史安斌，2004）：

人际传播（例如，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或工作人员、专家与公众进行的面对面交流）

群体传播（例如，在某个社区或组织内召开小范围的座谈会）

社区传播（例如，在学校、商场、居民小区或民间机构内传递信息）

组织传播（例如，在某个单位、公司或组织内传递信息）

大众传播（例如，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大众传媒传递信息）

无论在公共传播的哪一个层面上，新闻/信息发布机制和新闻发言人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有鉴于此，西方许多国家倾向于采用更具包容性的“公共传播”和“公共信息官”（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r，PIO）来代替“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等传统称谓。

从本质上说，新闻发布机制体现的是政府信息传递模式的变革，即从传统的宣传模式向公共传播模式的过渡。从政治传播史上看，在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下，政府部门通常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全民“总动员”式的宣传模式来传递相关的信息。在全球传播时代，随着信源和信道的多样化，政府部门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提供者。虽然在战争或抗击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势下，传统的宣传模式仍然可以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在常态环境下，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受众需要，采用更为“人性化”的手段来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以期获得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就宣传和传播的效果而言，我们可以用人际传播理论中的“冰山”模式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这一模式是从心理学上的认知结构论借鉴而来的。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把人的认知结构划分为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三个层面。在他看来，人的认知结构仿佛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冰山，露出海面的是意识层面，通过人们的外部行为表现出来。藏在海面以下的则是无意识层面，而半遮半露的则是潜意识层面。后两个层面渗透着人们的信念、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一般情况下不会直接表现出来，但有时也会以梦境、口误等形式表现出来。（Rogers，1999）

在此基础上，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爱德华·霍尔提出，跨文化传播的效果也在三个层面上起作用：在意识的层面上，人际传播可以让人们获知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外部行为产生影响；而更为有效的人际传播往往还能在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它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知情”的愿望，而且能够影响甚至改变人们的信念、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使其在对万事万物的理解、判断和评估方面发生根本性的变化。（Hall，1976）

如果把上述的“冰山”模式拓展到公共传播的层面上，我们便可发现传统的宣传模式和传播模式的最大差别在于信息传递的效果上。前者只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其影响往往只停留在意识的层面上，而后者则除了能够让受众获知信息外，还可以通过劝慰和说服等手段，在更深的认知层面上发挥影响力。尤其是在获得资讯的信源和信道日趋多样化的今天，政府进行公共传播的方式显然也应当得以丰富和发展，以期适应受众的需求和时代的需要。目前，在我国各级政府推行的新闻发布机制便是在这方面进行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如何通过有效的新闻发布机制确保公众的知情权，进而影响他们的认知、判断和评估，从而在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一直是在民主制度建设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需要着力解决的课题之一。早在19世纪初，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就做了以下阐述：“一个人民的政府如果不给人民提供信息或获得信息的渠道，那么它将成为一出闹剧或悲剧的开端——也许两个都是。”这段话精辟地阐释了保障公众知情权对于国家政体建设的重要意义。这样的理念被美国历届政府沿袭下来，即便是在国家面临分裂的危急时刻也没有动摇过。正如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总统多次强调的那样：“只有让人民知道真相，国家才会太平。”（Sullivan，242001）

20世纪60年代初，富于青春活力和人格魅力的肯尼迪总统为美国政坛带来了一股新风。在他的政见当中也包括对传统宣传模式的突破，首次把传播的理念引入到处理政府与媒体、公众的关系上：“信息的流动、在知情基础上做出选择的能力以及批评的能力等等所有民主政治赖以生存的假设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Sullivan，252001）如果说传统的宣传模式只是做到了信息的传输，满足受众的知情要求外，那么传播模式则在此基础上可以发挥说服的效用，从而影响受众所做的选择和评估。显而易见，传播模式的引入适应了信息时代出现的社会分层化、信源和信道多样化的大趋势。

具体而言，宣传模式和传播模式的区别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我们可以用一些例子来进一步阐释宣传模式和传播模式之间的区别。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发社论是向广大人民群众传递政府声音的主要方式。显然在这种信息传递方式中，传者是一个点——为政府代言的评论员，而受者则是一个不加细分的层面——例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这种点对面的传播是单向的，受者并不能进行即时的回馈。它所体现的也是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所使用的是以官方话语为主导的、带有鲜明本土色彩的“主控符码”。例如，“人民体”和“新华体”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话语都属于这种“主控符码”的范畴。在2003年SARS危机初期，我国的部分主流媒体使用了“打一场抗击‘非典’的人民战争”的说法。类似这样的“主控符码”对于那些不熟悉中国大陆政治文化语境的受者来说容易产生歧义。无怪乎有的港台记者和外国记者望文生义，误以为我国政府要用类似于战争动员令的手段来解决SARS危机。从传播效果来看，运用宣传模式传递的信息往往只能影响到受者的意识层面，换言之，可以做到“入眼”、“入耳”，但很难做到“入脑”、“入心”。

在媒介高度发达、资讯趋于“饱和”的今天，政府部门的信息传递方式需要做到与时俱进。因此，在传统的宣传模式的基础上引入公共传播的模式，不失为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权宜之计。作为公共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新闻发布会是一种点对点的信息传递，即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和记者之间进行资讯的交流和观点的碰撞。这显然突破了以往自上而下的单向传输模式，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互动。新闻发言人突破了政府官员“训诫”式的角色定位，与作为公众代言人的记者进行平等对话，这也有助于政府树立亲民形象。与社论等传统的宣传手段相比，新闻发言人使用的是带有普遍性的符码，例如口头语言（称为“言语”，区别于书面语言）、身体语言（包括手势、表情和服饰等）。与各种宣传手段相比，新闻发言人是一种更为人性化的传播方式，而新闻发布会又能够为传者/受者提供一个充分的交流和互动的话语平台。因此，从传播效果来看，有效的新闻发布机制能够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它能够突破受者的意识层面，在其潜意识的层面上发挥影响力，达到“制造同意”而非“强制接受”的效应。

诚然，从宣传到传播的模式转换只是对新闻发布机制进行理论化的一种尝试。这种模式转换充分说明了新闻发布机制和新闻发言人是一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这项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符合当下社会政治的需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犯“淮橘为枳”的错误。对新闻发布机制进行理论化探索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使这一“新生事物”在中国的语境下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新闻发布制度的创新和新闻发言人的角色重构问题。二、从“官职本位”到“专业本位”：新闻发布的制度创新和发言人角色重构

尽管早在1983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些部门（重点是涉外部门）就已经启动了新闻发布机制，设立了新闻发言人，但这项制度在全国得以全面推广还是从2003年开始的——尤其是在SARS阻击战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到2004年底，国务院各部委和31个省、市、自治区的政府部门都有了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在公众较为关注的卫生、公安、教育、环保、应急等重要职能部门，基本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市县一级的定期新闻发布制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务院新闻办采取了“以培训带建设”的方式来推进新闻发布制度。2003年底，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和国内外资深记者的支持下，国新办在北京举办了两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组成了由主管领导、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组成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的“国家队”，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代政府新闻发言人，也被媒体和公众亲切地称之为新闻发言人的“黄埔一期”。随后，这支“国家队”到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培训工作，学员参加完培训后便以发言人身份亮相，带动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短时间内在我国的全面推行。

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成为中国政府推行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的突出成就之一。仅2010年，中央和省市级政府部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达到一千七百余场，这个数字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罕见的，彻底改变了西方媒体对中国“密室决策”、“暗箱操作”的刻板印象，同时也满足了新媒体时代我国公众日益增长的对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诉求。与之相应，政府新闻发言人也成为被媒体和公众关注的重要角色。“黄埔一期”中的一些优秀学员，如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等，直到今天仍活跃在新闻发布工作的第一线。北京的王惠、上海的焦杨、南京的徐宁等女性发言人被人们称之为发言人中的“三朵金花”，他们在重大事件新闻发布中的出色表现和“经典语录”，至今仍被许多中外记者和网民津津乐道。

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和2010年的舟曲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中，2009年席卷全球的甲流风波和2010年的新疆“七五”事件等危机事件中，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09年国庆60周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和2011年的建党90周年等大型庆典和全球性体育赛事中，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秉承“真实、透明、迅速”的原则，逐渐成为我国政治生活和国际舆论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

从2010年下半年起，从中央到省市级的党委职能部门又开始全面推进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就目前的现状而言，新闻发布机制业已成为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推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的重要保障之一。从本质上说，新闻发布机制体现的是政府信息传递模式的变革，即从传统的宣传模式向公共传播模式的过渡。从政治传播史上看，在各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下，政府部门通常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全民“总动员”式的宣传模式来传递相关的信息。在全球传播时代，尤其是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时代，随着信源和信道的多样化，政府部门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提供者。虽然在战争或抗击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势下，传统的宣传模式仍然在短期内可以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在全球、全民、全媒的微博时代，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受众需要，采用更符合新闻传播规律、更为“人性化”的手段来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以期获得传播效果的最大化。这也符合胡锦涛2008年6月20日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就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提出的要求：“尊重新闻传播的规律”；“完善新闻发布制度……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习近平在2009年3月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也把“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列为21世纪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六种基本能力之一，这充分体现了建立和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业已成为从上到下的共识。

毋庸讳言，新闻发布制度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还处于不断的探索和尝试中。“七二三”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和铁道部发言人的离职使得这个制度中存在的一些积弊被放大，其中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定位。由于我国的政府部门采用的是世界上比较罕见的“官员兼任”的新闻发言人任用机制，再加上新闻发布的权责界定始终处于一个比较模糊的状态中，西方国家政府部门常见的专业新闻发言人付之阙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良性运作。“七二三”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和“黄埔一期”学员、担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长达八年之久的王勇平的表现及其职务变动所引发的关注，便是新闻发布制度建设中的积弊和微博时代新闻发言人媒体素养和传播能力跟不上新闻传播生态变化的典型例证。

从广义的范围来说，新闻发言人是负责为各种团体、组织、机构和个人发布新闻和传递信息的“使者”，属于传播学所说的“信道”这一环节。在我国现存的“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之下，为政府部门工作的新闻发言人无疑是其中最受关注的对象。在美国，他们所属的行业组织称之为“全国政府传播工作者协会”（NAGC）。这里所说的“政府传播者”除了新闻发言人，还包括政府部门的新闻官员、公共信息官员和从事媒体公关的专业人士等。该协会在美国的注册会员超过万人，成为美国各级政府部门与媒体、公众进行有效沟通的中坚力量。

新闻发言人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它首先不是一个“官职”，而是一个特殊的专业岗位。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合格的新闻发言人都有政府和媒体长期工作的经验，需要接受新闻学、传播学（包括大众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等亚学科）、社会心理学、语言学、修辞学和管理学等方面的专业培训。从20世纪50年代（即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开始，白宫历届新闻发言人（他们使用的是“新闻秘书”的称谓）当中有85％是新闻记者出身或是在媒体工作过，而在近30年来，这个比例几乎是100％。最近10年来，白宫新闻发言人都是由资深的电视主播或记者来担任。有“网络总统”之称的奥巴马已经从网络媒体选拔了一批青年人进入白宫的新闻发布工作团队。可以预见的是，今后也将有来自网络媒体的新闻人出任白宫新闻发言人。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新闻发言人的专业化不可能一步到位。2003年至今，在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的不懈努力下，基本上完成了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和新闻发言人的配置。据笔者掌握的情况，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大体上有三种来源：一是主管领导，如有的地方要求出任新闻发言人的必须是该部门的“二把手”；二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总管式”人物；三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其中第二类人选是各级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最主要的来源。选择以上三类人员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迅速建立和推进新闻发布制度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但从长远看，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缺陷到了“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的微博时代就暴露的更为显著。

上述这三类人员大都是官员出身，鲜有媒体的实际工作经验，不能熟练运用媒体和公众喜闻乐见的专业传播语态和策略来进行沟通，这与新闻发言人专业化和规范化的要求是有一定距离的。于是乎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发言人面对记者的诘问要么三缄其口，要么用空话、套话敷衍塞责，要么发出“雷人言论”引发更大危机。新闻发言人不敢或不愿发布新闻，新闻发言人本身成了新闻，这都是新闻发言人专业化和规范化程度较低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此外，目前我国的新闻发布工作被简单地划归到宣传部门或行政部门（如办公厅），新闻发言人大都处于“有职无权”的状况中。实际上，新闻发布工作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宣传工作，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工作。新闻发言人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力保障，就无法对所在部门的新闻发布做出整体规划和通盘考虑，也无法进行各部门之间协调“口径”的工作。即便是由“二把手”出任发言人，按照目前的政府管理模式，他也无权了解分管领域之外的情况，更不要说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工作了。

除了媒体经验之外，新闻发言人还应当承担传播团队领导者的角色。新闻发言人身后应当有各级领导的支持和传播团队的保障，这样才能确保其开展有效的工作。美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虽然没有正式的官衔，但他可以得到所在部门主管领导的特别授权，列席该部门决策层的会议，对高层决策有着通盘的了解，与决策层和各部门一起商议新闻发布的口径。与此同时，他所领导的传播团队承担着搜集舆情、撰稿策划乃至于新闻发布会的后勤保障等工作，没有这些幕后工作，身处台前和聚光灯下的发言人是不可能有出色的表现的。“7·23”事故的新闻发布所引发的全民大讨论，为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创新和角色重构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促使各级领导重新认识新闻发布工作和新闻发言人的定位和属性。为此，我们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改进政府新闻发布工作：1. 突破现有的“归口管理”模式，按照国际惯例设立新闻发布的独立职能部门，即“新闻处”或“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全面掌握和协调本单位以及所有“利益攸关方”的信息。2. 突破传统的“官职本位”模式，明确规定新闻发言人的职权范围和责任。例如允许他们列席高层决策会议等，授权他们邀请相关的主管领导在必要时共同面对媒体等等。3. 按照国际惯例招聘新闻发言人，尤其是吸纳有长期媒体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加入新闻发布团队。4. 适应微博时代的“新闻传播分秒必争”原则，在现有的新闻发布会基础上，采取定制新闻（RSS）、微博发布等多种形式，满足不同层次的受众要求。

总的来看，政府新闻发布机制要突破目前单一的信息传输职能，变被动应对媒体和公众为主动影响和引导舆论，建立并且维护政府部门良好的媒体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新闻发布机制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还应当通过这一机制加强公共传播效果，从而影响公众的选择、判断和评估，为政府部门履行职能和开展工作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国内舆论环境。从实践的层面来看，专业化，即从“官职本位”逐渐过渡到“专业本位”，则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前提和保证。在加强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新闻发布工作的重要性和时效性愈发凸显出来。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创新和角色重构，必将有利于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尽早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从而在我国政治和社会领域建立一个信息透明、交流畅通的公共话语场。三、内外互动和大事件驱动：新闻发布工作改革的前景展望

无论是从内部动力还是外部压力来看，2011年都无疑是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之一。在各种网络新闻搜索引擎上，“党委新闻发言人”和“‘七二三’动车事故”成为与新闻发布高度相关的“热词”，相关的新闻或帖子达到数十万条。这两个“热词”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在这一年所获得的“内在动力”和所面临的“外在压力”。

新年伊始，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了全国首届党委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全体学员并作出重要指示，这标志着继2004年全面建立政府部门新闻发布制度以来，这一制度又开始向更高层面推进。2011年适逢建党90周年，以此为契机，从中央到地方党委系统的新闻发言人频频高调亮相，与各级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相得益彰，从而使已经实行七年有余的新闻发布制度与“党政一体”的中国政治制度实现了无缝对接。这对新闻发布制度在我国的推广和深化无疑构成了巨大的内在动力。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闻发布制度所面临的外在压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011年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用户突破了2亿。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围观”习俗，加之中国特色的微博所设置的“评论”功能的放大效应（在美国，Twitter等类似的社交媒体则没有这个功能），新兴的社交媒体使得“人人都是发言人、人人都有扩音器”，成为了各级党政领导无法回避的现实。“七二三”温州动车事故发生无疑是微博时代新闻发布制度面临巨大挑战的一个典型例证。在微博所形成的排山倒海的舆论声浪中，姗姗来迟的铁道部新闻发布会遭受了自SARS以来媒体公众对政府部门最为激烈的批评和质疑，甚至惊动了中央最高层领导扶病亲自出面平息。在发布会上仓促上场的铁道部资深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以他“高铁体”式的回答成为媒体和公众宣泄不满的对象，最终不得不结束了七年的任期而黯然离职。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使用了“新闻发言人遭遇七年之痒”这样罕见的“煽情”标题，对自SARS之后全面建立的政府发布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内省和反思，引发了其他传统媒体以及微博等新兴媒体的纷纷跟进，使得“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继2004年首批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亮相后，再度成为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热点。

正是在这样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新闻发布工作的重要性再度赢得了领导层和决策层的认可。新闻发布工作的有效性也再度成为媒体和公众检验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把“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上领导层的核心议程，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在相关文件中根据胡锦涛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社的讲话精神，再次把“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增强舆论引导能力”列为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中心工作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1年必将成为中国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进程中的一个“拐点”。没有过去七年来新闻发布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可能赢得决策层一次又一次的肯定，也不会引发媒体和公众如此强烈的关注。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制度变革和实践创新大都遵循了“内外互动+大事件驱动”的轨迹。一方面，外在的压力使变革成为自上而下的共识；另一方面，内在的体制和机制中已经孕育出了变革的“种子”。危机事件的爆发使得这种变革水到渠成，从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到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皆是这种内外互动、大事件驱动的产物。新闻发布制度改革与已经或正在进行的各种改革一样，也是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今后几年中，新闻发布制度的改革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

1. 提升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媒体素养和传播能力，为新闻发布工作的全面推进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过去七年来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来看，新闻发布工作是否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层和决策层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把握和认识。换言之，在以“全球、全民、全媒”为特征的传播时代，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媒体素养和传播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执政水平和决策效果。习近平在2009年3月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把“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列为新世纪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六种基本能力之一。这充分说明，新闻发布工作应当成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关注、支持和参与的中心工作之一，是一项协同作战的“系统工程”，而不仅仅是宣传部门和新闻发言人的“孤军奋战”。

从中国的国情来说，党委和政府新闻发言人不可能由掌握全面情况的“一把手”来担任，而通常是由年龄较轻、资历较浅、官阶较低的领导干部担任，这就决定了现阶段我国政府部门还不可能出现国外那种“全知全能”型的专业新闻发言人。后者往往会获得特别的授权列席最高层级的会议，掌握全面信息；同时，他们往往是从新闻界直接招聘而来，因此也就熟悉如何将政府特有的“公文语言”转化为媒体和公众喜闻乐见的“新闻语言”。

在我国现有的“官职”型新闻发言人的制度设计下，一方面，各级党政部门要借鉴国外经验，为官阶较低的新闻发言人“赋权”，为他们创造全面把握信息的机会，同时也要让他们通过参加培训和到媒体实习等方式，熟悉和掌握“新闻语言”和新闻传播的规律。另一方面，各级党政部门也要让“一把手”关注、支持、参与新闻发布工作，成为新闻发言人的坚强后盾。在舆论高度关注的重大热点事件发生时，各级“一把手”应该主动面对媒体，为公众解疑释惑，化解内外矛盾。关于这一点，温家宝、汪洋等高级领导人，已经为各级党政“一把手”作出了表率。

2. 充分利用新兴媒体进行新闻发布，拓宽信息传输的渠道，从内容和形式上坚持“受众第一”的原则，为提升新闻发布的有效性打下坚实的基础。

未来，微博等新兴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还会更加凸显，传播中的“内容层面”和“关系层面”之间的结合也将会进一步加强。换言之，新闻发布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说了什么”，还取决于“谁用什么方式来说”。

2011年先后发生了“阿拉伯之春”、“不列颠之夏”、“美国之秋”等一系列骚乱事件，这些群体性抗议大多由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失去工作和生活保障的“愤怒的青年人”通过社交媒体来发动和组织。这也使得世界各国领导人看到了“微博执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基本沿用了借助传统媒体发布的方式，其时效性和针对性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受到了一定局限。2011年3月，日本东部发生地震海啸。我国的少数利益群体通过微博发布虚假信息，引发部分地区发生“抢盐风波”。应该说，我国相关政府部门的新闻发布还算及时，但由于未能有效利用微博发布，在信息更新速度以秒来计算的时代，谣言仍然跑在了政府新闻发布的前面，影响了社会稳定，甚至破坏了我国的国家形象，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2011年微博发布在各级政府部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和利用。这一趋势在今后还将继续下去。除了通过开通微博形成与公众进行常态互动的机制外，各级政府部门及其领导还应探索如何对“政府微博”和“官员微博”进行整合，进而与传统新闻发布相辅相成，打造政府新闻发布的全媒体发布平台，强化政府新闻发布的“媒体聚合效应”，加强政府新闻发布的有效性和针对性。2011年11月17日正式上线的全国首个省级政务微博发布群——“北京微博发布厅”，就是在这方面作出的可贵尝试。正如北京市新闻办主任王惠所言，这个微博发布平台将分期分批将北京市各级政府部门纳入信息发布平台，“不作僵尸不作秀”，将即时发布和定期发布相结合，满足不同媒体受众群体的需求。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省市的政府部门借鉴北京经验，在微博发布方面做出更为大胆的尝试和探索。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两方面工作都是长效性的，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同时也都缺乏国外可资借鉴的现成经验，需要进行更为大胆的尝试和探索。2012年秋季即将召开的“十八大”将是举世瞩目的“媒体事件”。与此同时，各地党委和政府也将进行换届。在这种“大事件驱动”的效应之下，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党政一体”的政治模式和有关党委系统的换届会成为海内外媒体和公众关注的议题。如何做到充分利用党委新闻发言人以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如何进一步开掘中央党务部门的新闻发布空间？如何协调地方党委和政府新闻发布机制？以上这些都是当下政府新闻发布工作尤其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总之，只要沿着“内外互动+大事件驱动”的发展轨迹，中国的新闻发布工作一定会在广度、深度、信度、效度等诸方面获得更大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部门，也将在建立新闻发布制度的“中国模式”方面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参考文献：

Hall E. T. 1976. Beyond Culture[M]. New York：Double Day. 3-24.

Rogers，Everett M. & Thomas M. Steinfat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ospect Heights，IL：Waveland Press，1999.

Sullivan M. H. 2001. A Responsible Office：An Insider's Guide[M]. U.S. Department of State.

史安斌. 2004. 危机传播和新闻发布[M].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注释[40]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

西方主要政党的新闻发布经验与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制度建设

摘要：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要任务，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启了从政务公开走向党务公开的历史进程。本文通过对美、英、德等国家主要政党在新闻发布方面历史经验的梳理，分析了其新闻发布理念与运作方式。以此为背景，本文对中国共产党不同历史时期的新闻发布工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借鉴西方主要政党的新闻发布经验，以及如何全面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西方政党，新闻发布，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

Abstract：Chinese Communi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to build the party press spokesperson system. This signifies that our country is moving from public affairs opening to party affairs opening. Through tracing the main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news releas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Britain，Germany and other countries，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ceptualization and operation of new publicity. Against this background，this article examines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the press release，undentakes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analysis，and provides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draw lessons from the western political news publicity and promote the party press release system.

Key words：western partisan，press release，Chinese Communist Party，system construction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我党建设的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我党新闻发布工作的历史，对于建立我党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有着很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中，相对于建设和推进多年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较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而言，党委新闻发言人主要面向党员内部，保障广大党员干部及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党委新闻发言人发布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党内所倡导的精神，制定的政策、制度、措施以及党员干部组织建设情况等；从效果上看，党委新闻发言人是在新媒介环境下推动党务信息公开以及党内民主建设的机制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属性和领导核心地位，使党委新闻发布所形成的社会影响[42]在某种程度上比政府新闻发布更受瞩目。作者认为有必要总结建党几十年来的新闻发布工作，梳理国外政党的工作方法，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从实践中努力探索中外政党新闻发布工作的历程与经验。一、西方主要政党新闻发布活动的历史与经验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国家之一。安德鲁·杰克逊1828年11月4日当选为美国第七任总统，1832年11月6日又蝉联总统，是美国最早聘任新闻发言人的总统。其后几任美国总统的新闻发言人都是以总统私人助理的身份出现，直到第二十五任总统麦金利上台，其新闻发言人开始从向政府领取薪水变身为官方发言人。塔夫脱当选总统期间，每周定期安排两次记者招待会，使新闻发言人制度固定下来，并逐渐成为美国政府运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政党组织一般只在选举前后与公众进行有限的接触，对它们来讲，最终奋斗目标就是上台执政，所以政党的一切纲领和政策主张都是为争夺选民、进而实现执政目的服务的。从美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的背景来看，获得选举权的普通民众希望能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大众化媒体的兴起也刺激了民众对信息的强烈需求，经济的飞速发展更使得公众愈发在意自身的利益得失。而新闻发言人制度正是在迎合政治人物阐发政治理念、解决形象危机、进一步控制舆论的需要下产生的。举凡美国总统均对记者招待会非常在意，他们经常亲自回答记者提问，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等联邦机构都有例行吹风会，其他政府部门虽然在时间安排上没有如此密集，但一般也都有固定时间召开此类会议。全美各级政府约有四万名新闻发言人，包括美国知名媒体在内的世界顶级媒体也都在重要政府部门派有常驻记者。

为了赢得选举，在政策主张上，美国两个主要政党都显示出很大的灵活性，都能很快根据现实情况和利益集团的要求而变化，制定出迎合选民心理的政策。背景说明会是其中广为使用的一种特殊的新闻发布形式，它不需要与事件相关的官员或政治人物亲自出马，只是安排与事件不直接相关的人去说明情况。由于背景说明会并不那么正式，发言人与事件又不直接相关，从表面上看显得更加真实、更有说服力，因而常被用于打击政治对手、测试公众对事态的反应。

受美国选举制度、政府体制以及政党文化的制约，美国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温和、中庸，在组织结构方面分离、松散，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逐渐淡薄意识形态色彩，更加在意拉拢选民。各类候选人纷纷聘请新闻发言人或新闻代理人来替自己处理沟通媒体、接受采访、安排广告等一系列工作，并越来越重视利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段，同选民保持密切联系。如两党候选人及其竞选机构都开设有自己的网站，以介绍候选人对国内国际重大问题的立场主张，同选民进行交流，回答选民关心的问题；接受电视、电台或报纸采访，出资购买播出时段宣传候选人政治理念；深入各选区走访，广泛接触选民，召开各种[43]类型的集会，参加辩论会、造势会等。

英国工业化、城市化程度高，国民文化素养较高，造就了英国大众媒介和信息产业的发达。大众媒介形式多样，又往往带有比较明显的政治倾向，以至于英国政府和执政党往往会就重大社会问题和突发事件向大众媒介咨询。每当重要的法律和政策出台，或者政府采取某项重大措施，英国各种媒体都会评头论足，各自发表观点和意见，而[44]且批评要远远多于赞扬和支持。此外，在披露政治丑闻、揭露政治腐败、声讨违法犯罪行为上，英国的大众媒介也是不遗余力，执政党面对媒体社会调查的压力必须做出恰当回应，否则就会受到严苛的责难。因此，新闻发言人制度在英国非常普及，主要用于协调政府、媒体以及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政党信息公开和宣传方面，英国的政党网站正在发挥越来越大[45]的作用。据了解，1997年大选时，虽然大部分政党并没有认识到互联网的巨大潜力，但拥有网站的政党还是坚持更新网站上的信息，使政党网站起到了资料库的作用。2001年大选时，选民可以从各政党网站上免费下载到政党宣言和政策的文本信息。其中，保守党的政党宣言还提供了外文版，工党则针对青年人和商界提供了附加性的政策资料。大约有25000人从苏格兰民族党的网站上下载了政党宣言。工党和自民党还鼓励网站用户向朋友和同事发送电子明信片，里面包含相关政党的政策信息和访问网站的邀请。工党网站提供了信息查询功能，用户输入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就可以找到该地区工党候选人的联系方式和他的工作业绩，同时还提供了该地区保守党候选人的负面信息。在自民党的网站上，备有政党领导人的在线广播。此外，大选来临时，各政党候选人也纷纷利用电子邮件、个人博客、个人网站发布个性化的信息与选民进行沟通，使选民更多地了解自己。英国的主要政党还通过互联网的窄播（narrow casting）能力，把定制后的网页和信息发送给特定的组织和个人，期望对选民的最后决定产生影响。在2005年的英国大选中，据调查共有18%的人认为，互联网帮助他们做出了更明智的选择，19%的人称互联网帮助他们下定了决心。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现存的最古老政党，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政党之一。在党的宣传机制上，社民党高度重视媒体工作，把拥有适应媒体社会的交流能力，视为该党新时期党建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着力从原来新闻报道的对象成为报道主体，引导舆论为本党服务。在宣传手段上，社民党主张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扩大宣传阵地。如利用因特网技术扩大党对社会的政治影响面；推行红色电脑、红色手机计划来革新党内信息沟通手段。社民党内甚至还提出了建立一个“网络党”的主张。

对社民党的所作所为，该党资深理论家托马斯·迈尔曾评论说：“今天在政治生活中有四种力量在起作用：一是经常在媒体露面的政党的高层领导人；二是独立于政党之外的媒体讨论；三是民意测验；四是政党。但政党实际作用不大，如果施罗德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党[46]也会跟着改。”这一观察，不仅适用于德国政党，也适用于其他西方国家政党。他们与媒体之间既合作又存在博弈，这种关系不仅是政党专业选举运动的一部分，也是日常政治活动的一部分。与信息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影响力越来越大的现代媒体为政党提供了一个新的竞争平台，政党的领袖可以通过媒体直接面对基层和广大选民，不再像过去那样严重依赖党的基层组织、群众党员来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政党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塑造良好的政党领袖形象来扩大本党在选民中的影响力，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广泛采纳了媒介逻辑，媒体政治日益导致对政党领袖的推销和包装。

要在媒体政治中获取成功，西方政党组织在决策模式上流行的做法是：先由某些独立的顾问委员会或民间研究所提出意见或建议，然后交付媒体由公众讨论，若反映良好就采纳这一政策；反之则放弃或大幅度修改这一政策。当政党领导人决定采纳某一政策时，作为政党领袖就要努力使全党认识到，如果想使该党继续执政或赢得大选，就必须支持这个政策，这一做法被形象地比喻为发放“试探性气球”。同时，政党组织在政治生活中还要恰当地遵循媒体运作的两种主要的策略体系：一是筛选策略，应选择那些值得媒体报道的事件或有机会成为现实图景的事务成分进行发放；二是展示策略，依据媒介性质来决定以什么形式在传媒中展示某些报道或信息，使之有望在受众中引起尽可能大的兴趣。政党必须适应这两个策略，但又不能完全屈从于这些“仪式”。

虽然我们在这里主要就美、英、德三国政党的新闻发布状况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但是这三国的情况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总体而言，西方的主要政党一般都不公开、直接地控制媒体，非强制性传播控制是西方政党传播控制的主要形态。非强制性控制的手段主要包括变相资助非政府的传播机构，对倾向己方的传播者给予优惠或特权，压制不同政见的传播机构，以及新闻操纵等。例如，新闻发言人作为调解人，可调停政府机构想要在相对保密环境下进行工作的要求与新闻记者要求充分披露政府信息之间的冲突；同时，新闻发言人也可从政府自身立场出发，设定政策议程，以此影响媒体议程，进而设定公众的议程，[47]其中更多地表现了政府的政策议程对传媒议程和公众议程的管理。二、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的历史溯源

1871年5月，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天，马克思发表了著名的第一国际宣言《法兰西内战》，对巴黎公社的许多新闻策略给予了肯定，尤其是对公社权力机关每天公开会议记录的做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公社的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公社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48]正。”当年巴黎公社每天公开会议记录（除军事秘密外）的初衷，与今日新闻发布的宗旨——“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似乎不谋而合，可以视作是第一个开新闻发布先河的无产阶级政权。

考察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活动的理论依据，最早可以追溯至建党之初。在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决议中，第一条为“工人组织”，第二条即为宣传。具体内容为：“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各地可根据需要出版一种工会杂志、日报、周报、小册子和临时通讯。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49]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并初步确立了党管媒体的制度模式。自此，党对内沟通和宣传，普遍采用了系统内部自建的机关报体系作为边区政府新闻发布的平台。

在新中国成立前党的历史上，新闻发布活动虽不多见，但在某些[50]特定时期以独特的形式存在过。有研究者曾将其归纳为如下三类：1. 约见、交谈、专访型新闻发布：抗战爆发前后，史沫特莱、斯诺、卡尔逊等先后访问延安，这些外国人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访谈成了当时世界了解中国红色根据地的主要渠道之一。2. 新闻发言人制度下的新闻发布：如抗战期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重庆办事处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记者发布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消息。国共和谈时期，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推行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周恩来、廖承志、范长江、陈家康、梅益等成为了我党早期的新闻发言人。3. 特别署名发言人的新闻发布：比如，1945年11月5日，新华社播发了《国民党进攻的真相》；1949年1月25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发言人就和谈问题发表谈话》；1949年2月7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发言人声明拒绝甘介侯来平》的消息，以上都是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进行的新闻发布。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不仅以领导核心，也以公共权力核心的形态直接指挥国家政权机关的运行，再加上媒体公私合营混杂的特殊情况，党的新闻发布与中央政府的新闻发布合二为一，催生了新中国最早的新闻发布制度，具体体现在中央和地方的新闻发布相关管理办法中。1949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了《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专门的新闻发布条例。这部条例对重要新闻的发布主体、发布内容、发布渠道等均做了具体规定，明确了“新闻秘书”一职的设立，并对新闻记者对公布内容进行采访的权利做了原则说明。

除了中央人民政府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参照暂行办法陆续制定颁布了新闻发布条例，如华东军政委员会颁布了《华东军政委员会统一发布本会及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暂行办法》、湖南省颁布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统一发布省政府新闻暂行办法》，陕西省颁布了《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工作方案》等。有学者认为，从暂行办法的设计可以看出，新中国的新闻发布已经初具现代新闻发布制度雏形，并初步具备了现代政治传播的特点。但也必须承认，早期新闻发布的制度设计有一定的暂时性，从中央到地方首先是为了保障新闻的“正确性和负责性”，服务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塑造意识形态认同的直接需要[51]。

随着媒体公私合营的完成、政治生态的单一化，早期的新闻发布工作还未成气候，就开始退出国家政治生活。回顾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式的新闻发布工作，多是出于外交斗争的需要，如1961年日内瓦会议、1962年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等，新闻发布被赋予了较多历史性的政治任务。在对内传播方面，并没有使用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政府对内传播的信息仍然通过指令性方式，由党报党刊和新华社向公众传播。三、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发布活动

我国新闻发布工作正式启动是在20世纪80年代。1980年，中国举行了两次新闻发布活动：一次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作为发言人向中外记者发布了关于审判“四人帮”的决定；为了向国内外公众发布“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翻沉事故调查处理结果，中国政府召开了另一次新闻发布会。1982年年初，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起草《关于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请示》。同年3月，邓小平指示外交部对当时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由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担任发言人。1983年2月，经中央书记处批示同意，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联合下发《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多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1983年3月1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向中外记者宣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1983年11月，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制定并下发了《新闻发言人工作暂行条例》，进一步明确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国家统计局、外经贸部、国台办等部门发言人逐渐走到前台，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进入了制度化建设阶段。

1987年，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联合发文，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制度做出规范：国务院会议做出的可以公开报道的重要决定，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定期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加以介绍，还可以就一个时期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发布新闻并答记者问。同时，建议中央在转折关头举行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做出的一些重要决定，由领导人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主要问题做介绍。也可以考虑就一个时期国内外民众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选择适当时机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由中央领导同志或有关部门负责人做权威性解答，由电台、电视台播放实况或者录音、录像剪辑。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提出党务公开的可行性举措，开了党务公开风气之先。

改革开放以来，党务公开最透明的领域是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均设立新闻发言人，建立新闻中心，并不断探索和实践新闻发布的多种形式，积累了党委新闻发言人建设和新闻发布工作的丰富经验，执政党的党务公开步伐逐渐加快。在中共中央部门中，与国台办“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中台办率先于2000年9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形成例会制度。被喻为“党的外交部”的中联部，也较早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并首设“公众开放日”。2003年9月25日，中联部成为第一个亮相国务院新闻办的中共中央直属机构，时任副部长蔡武向媒体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情况。

2005年和2006年两年，党的多个中央部门和机构亮相国务院新闻办。其中一个重要背景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务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越来越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强调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之后，中央有关文件多次指出要健全和完善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中央外宣办、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区、市）多层次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推动新[52]闻发布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2005年7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借国务院新闻办平台，介绍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有关情况，时任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还回应了其他敏感问题。到了2006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第一次公布了7个党中央直属机构发言人名单和电话，党务公开成为舆论焦点。此举被视作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质的飞跃”。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述“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时提出，进一步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这是中央首次提出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党内民主政治的一项重大决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瞩目。目前，党中央部门中已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台办、中央档案馆等十余个部门初步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特别值得提及的是，2010年6月30日，即中国共产党建党89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外宣办（即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了“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新闻发言人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共中央外宣办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在会上逐一介绍了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等11个中共中央部门和单位的11位新闻发言人。在此次会上，这11位中央部门新闻发言人首次集体同中外记者见了面，并向中外大批记者介绍了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新华网直播了此次见面会。中央外宣办新闻发言人、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局局长郭卫民在见面会上回答记者问题时表示，以中央外宣办的名义组织发布会是我们推进党务公开工作的一个做法，今后有关党务信息的发布，将会以中央外宣办的名义组织。此后，全国各地在实施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方面出现了较好态势。例如江苏南京、广东深圳、湖南长沙、广西南宁、贵州贵阳等多个城市就先行先试，积累了一些初步经验。目前，随着中共中央相关重要文件的下发，此项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为了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2011年2月，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办了大规模的“全国首届党委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中央领导亲临培训班会见学员并发表重要讲话。此举标志着我党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全面落实和快速推进的阶段。四、借鉴外国政党新闻发布经验，大力推进我党新闻发布工作

毋庸置疑，经国新办近年来的积极倡导和努力，党委新闻发布工作得以逐步推开。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已将此项工作写入决议。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了这一工作。2010年以来，党委新闻发布工作出现了一个可喜的新局面：以建党89周年和建党9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活动为标志的党委新闻发布工作全面起步和渐次推进。但是，与外国主要政党的新闻发布经验相比，中国共产党的党委新闻发布工作毕竟起步不久，尚有一些问题需要完善。总体来看，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首先，大力推进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真正实现我国从政务公开到党务公开的历史性转变。由于我国特有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性如何，直接关乎国家形象。而党委新闻发布制度，又是党务公开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首先就要大力推进党委新闻发布工作的制度建设，要把党的中心工作、重点工作，用生动有效的新闻发布形式予以及时、公开、准确的“告知”，并在这过程中避免“流于发布形式，为发布而发布”的问题，以真正实现从“政务公开”到“党务公开”，让中国共产党成为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看得清”、“看得透”的“透明屋”。同时，还要让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党委新闻发布工作给予很大的关注与期望，使之成为维系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红纽带”。

其次，加强指导、统筹协调，形成党政新闻发布的合力。党委新闻发布工作制度化建设的推进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通过“制度安排”解决党委新闻发言人信息发布权限问题。政府出台了“信息公开法”等法律、法规，使得政府新闻发布逐步“有法可依”。党委新闻发布问题，是否也要考虑此举？中央是否要进一步出台相关文件予以规范？二是统筹协调机制如何设置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指出，首要的就是要实现“党政分开”。中央提出党委要做好“新闻发布协调指导”，那么，党政新闻发布工作“谁牵头？谁主抓？谁负责？”就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机构，特别是什么样的机制来实现协调指导，需要我们认真面对。三是要切实解决好“重复发布、多头发布、交叉发布、信息不一、口径不一”等诸多问题，真正找准党委新闻发布与政府新闻发布的“区分点”，明晰二者的“区隔度”，形成舆论引导的合力。

最后，建设一支高素质党委新闻发言人队伍，运用多样、灵活、有效的新闻发布形式予以发布。做好党委新闻发布工作，还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一是要使党委新闻发言人的素养具备“个性”，特别是要尽快使他们成为党务问题的专家，在这基础上做好新闻发布工作。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等诸多重要问题，党委新闻发言人都要有深刻认识和了解。二是要充分运用生动、灵活、多样的发布形式做好党委新闻发布工作。正因为党委新闻发布工作有着外界（特别是境外和国外）不理解、“妖魔化”严重、阐释难度大等特点，才要求党委新闻发布要比政府新闻发布更具备专业化，甚至是“艺术化”的能力和水平，发布更要有新闻性、故事性，更要有说服传播的能力与技巧。三是要多多借鉴国外政党的新闻发布经验，借鉴我国政府新闻发布积累起来的经验，防止党委新闻发布工作一味追求“另辟蹊径”。正因为这些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党委新闻发布可以在较高的起点上实现“起跳”并少走弯路。注释[41]孟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林溪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博士后。[42]胡怀庭、赵新乐：《关于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思考》，载《新闻与写作》，2009（12），35~36页。[43]参见何军：《美国政党与媒体的关系》，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5（2），68页。[44]张宏艳：《英国政党执政方式研究》，载《理论探讨》，2008（4），129页。[45]有关英国政党网站情况的介绍详见马千山：《英国政党对互联网的应用》，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4），96页。[46]托马斯·迈尔、罗云力：《托马斯·迈尔教授访谈纪要》，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3），126页。[47]曹越：《新闻发言人制度历史与现状》，载《新闻记者》，2003（7），10页。[4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414~4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9]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50]罗忠敏、刘汉峰：《党史上的新闻发布：毛泽东曾是“中共发言人”》，载《北京日报》，2010-09-01。[51]周庆安、卢朵宝：《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发布活动的历史考察》，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之《新闻与传播》，2009（12），81~83页。[52]华清：《加快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11），16页。新中国的革命精神与思想意识革命——以大型音[53]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语境为例[54]黄卫星

摘要：经济建设的激情、政治认同的想象、思想意识的革命、文化生态的壮美，共同汇聚成新中国前17年的时代语境。激情、想象、革命和壮美是融会在一起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同时并属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不过其中，唯有革命精神才实质性地贯穿于激情、想象和壮美之中。革命带来不断滋生的激情、想象和壮美，革命也因此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关键词：新中国，时代语境，革命，思想革命，东方红

Abstract：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seventeen-year period of New China has passion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imagination of the political identity，revolution of the ideology system，and grandeur of the cultural ec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m separately，though all of these are interrelated with each other，belonging to economic，political，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ields. Further，passion sparks revolution，and grandeur determines its beauty，all based on imagination. Eventually，revolution gains endless vitality vise versa.

Key words：new China，historical context，revolution，ideological revolution，the East is Red一、《东方红》创作的时代语境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于1964年，1965年改编成艺术电影，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17年，燃烧着社会主义的激情、想象、浪漫、创造，这种精神状态和现实活力决然有别于建立在利益和实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而社会主义重新燃起了一种新的对“尊崇”、“等级”、“神圣”的信奉和推举，如“尊崇劳动”、“工农大众是历史主人”、“劳工神圣”，这是一种既有别于资本主义建立在财富、金钱、利益至上的社会结构基础，又有别于封建社会建立在以出身、血统、门第、权力为基础的等级社会秩序。社会主义赋予了普通劳动大众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赋予了他们作为历史主人公的主体意识，赋予了他们书写历史的话语权力。这种以自由、平等、民主为象征意义的社会理想，激励了从积贫积弱、战乱纷争、颠沛流离中艰难走到新中国门槛的人们，普通的劳苦大众自然成为一个主要的群体，而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等出于对现实的种种不满和厌倦，怀揣着对社会主义未来的种种期待和想象，也加入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洪流。

经济建设的激情、政治认同的想象、思想意识的革命、文化生态的壮美，共同汇聚成了新中国成立头17年的时代语境。其中，激情和想象体现了浪漫主义精神，浪漫主义精神又同革命精神相契合。席勒说，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参与政治，最终会发现只有美学才能解决问题，经由美，人才能达到自由。其意思也正基于革命需要借助浪漫主义的激情和对理想的讴歌来壮行。我们不难理解“五四”新文学的开拓者和活跃的艺术家几乎都是浪漫主义的热情鼓吹者，他们的作品也无不充溢着浪漫主义的精神。鲁迅在1907年所作的《摩罗诗力说》中，张扬浪漫主义“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精神，他将浪漫主义文学归纳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作为一场伟大思想革命的启蒙运动，需要浪漫主义精神，需要浪漫精神所蕴含的革命激情，“革命是最大的罗曼蒂克”（蒋光慈语）。

有意思的是，中国左翼文学传统、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定的文艺指导思想，都不断在强调和推行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浪漫主义携带的激情、想象、冲动，虽然是革命的元初力，但革命的持续必须面对现实的残酷性，必须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应对各种现实的问题，特别是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以后，革命组织内部需要严格的纪律来维系，浪漫主义的自由激情和个性表现就显得不合时宜。更为重要的是，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生活的创作原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代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是一场以解放最广大劳苦大众为历史使命的革命，其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等革命胜利的法宝，都是基于这种政治立场和时代使命而来的。当然，激情、想象、革命等感性力量，仍然是“革命”时代所需要的要素，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思想，就顺应了这种时代的需要。二、《东方红》时代的革命精神

本来，激情、想象、革命和壮美是融会在一起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同时并属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然而，其中唯有革命精神才实质性地贯穿于激情、想象和壮美之中。因为有了激情，革命才得以发生；因为有了想象，才有革命的前提；因为有了壮美，革命才如此富有美感。革命带来不断滋生的激情、想象和壮美，革命也因此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这里的“革命”，绝不是狭义的“革别人之命”的暴力斗争，而是广义的改变、改造、变革、创新、超越。新中国成立后的种种“革命”，并不全是狭义政治化话语，其实质和现代性的自反性、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观、矛盾统一体的辩证主义、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主探索等性质往往有机地吻合在一起。唯有如此理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才能真正把握时代的精髓，才能拨开云山雾嶂，看清纷繁复杂的历史背后的核心。随举一例：1957年，毛泽东先后视察天津、济南、南京等地，给全国人民描绘如下社会主义发展进程：20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是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时期，今后的中心任务是搞建设；从现在到21世纪中叶，用100年的时间把中国建设好。为达到这个宏伟目标，毛泽东号召党员干部保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他满怀激情地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55]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这里，革命和建设不是一对非此即彼的概念，建设同样是革命工作，也需要革命热情和革命精神。总之，凡是属于新事物有所“建设”、旧事物有所“破坏”的事情，就是革命的。（借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种种客观困难，艰苦卓绝努力奋斗，就是革命精神。所以，这个时代，到处洋溢着革命精神，各行各业都在从事着革命事业。

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毛泽东等第一代新中国领导人认为，思想革命不但是首位的，而且是难度最大、时间最恒久的。在对形势预判稍微紧张的时期，信奉两种思想的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似乎总是存在。而马克思虽然也认为消除私有制首先是思想上的，其次是行动（政治运动）上的，但他认为指向政治的变革是“艰难而漫长”的，“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足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56]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新中国前三十年对思想文化革命特别倚重，将文化革命视为人的解放的根本，因此不时呈现出思想改造为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经济不但可以从中寻找原因，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力量，也成了僭越思想文化的某种支配性力量。

所谓思想革命，是来自灵魂深处的革命，是人的主体性自觉、主动的发挥，是以自我为改造和革新对象的精神实践。人，这种“宇宙之精灵，万物之灵长”，其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传统惯性、陈旧习俗、自我遮蔽、认识盲点都能够阻碍个体思想的自我进化和新陈代谢。每一个庸常之人，无法都具备启蒙思想家那样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对自身思想观念中的种种“弊端”和“缺陷”进行反省和自我改造。虽然人的一切思想改造和精神革命，最终还是得益于个体主体性的激活和张扬，但是，这种纯粹依赖主观内部力量的过程，无疑是漫长而且充满不确定、不可控因素的。在一个同仇敌忾迎来了民族自由独立的时代，在这种集体意识高涨的年代，新中国的广大人民对基于种种现实的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经验，深刻感受和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国”和“家”类似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对理想社会主义宏图满怀激情和向往。此时，他们需要也心甘情愿将包括思想在内的种种“旧世界”托付给执政党进行一体化的领导和组织，摧毁一个旧世界，迎来一个新世界。哪怕是疾风骤雨式的摧枯拉朽，哪怕有许多的阵痛和不适应感，可一想到那即将迈向的理想的未来——极具道德上和美学上的优越性的理想蓝图，思想改造、灵魂革命所带来的种种迷惘、退缩乃至怀疑等负面情绪，就会在声势浩大的社会革命洪流中烟消云散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新中国伊始，一波又一波的各种思想改造运动能够大规模兴起，不但没有遭到多少抵制，而且还具备广泛的社会基础。

人的双重解放，包括人的社会现实的解放与人的内在的审美解放。社会现实解放伴随着经济的解放（消除剥削）和政治的解放（消除压迫）而实现，而人内在的解放，首先是与人的感性世界紧密关联的审美解放，“人的感性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因此，本体论上的审美[57]革命，首先是人的感性的审美解放”。马尔库塞有时把人的感性称为主体性，认为感性在人的人格结构、心理世界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感性以人的内驱力、本能结构为本源，通过人的灵性、激情、想象、冲动、潜意识、无意识等感觉力量显现出来。马尔库塞指出，主体的历史的实际表现固然是受其阶级地位决定的，但阶级地位并不是感性个体的命运的基础，并不是那碰巧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命运的基础。阶级斗争并不总是能为情人们不能继续生活在一起这一事实负责，满足与爱欲、死亡等本能的趋同才具有真正的力量。“在原欲转化为爱欲的过程中，生命本能发展了它们的使人产生美的享受的秩序。同时，理性也变成能使人产生美的享受的了，以致它能在保护和丰富生命本能的名义下包括和组成需要。审美经验的根源重新出现——不[58]只出现在艺术文化中，而且出现在为存在本身进行的斗争中。”马尔库塞再次重复了席勒和早期浪漫派的这一思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要想获得成功，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要真正建立起来，首先得经历一场人自身的审美革命，只有通过审美状态才能进入自由。马尔库塞进一步把这一思想明确为，现实社会的革命须以心理革命为基础。只有先经过心理革命，造就出有新的感觉的人，现实社会的革命才可能完成。所谓心理革命，就是本能结构（需要系统）的审美变革，感性的审美生成。其目的就是要把想象、浪漫、诗意、意象、激情重新引入人的感觉、发展出一种新的感性。“虽然主体性（感性）表现为个人的力量，表现为个体有限生命的特殊的历史，以及激情、欢乐、悲哀等经验的特殊历史，但却具有政治价值。它不是生产力，却决定着[59]个人的命运。”三、思想意识革命：形式与内容

对思想意识等精神世界的重视和建设，是中国独特现代性的一种体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先天优越性。正如北京大学政治学学者强世功教授所说：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因为掌握了宇宙真理，且具备了为天下生民谋福利、实现共产主义的道德承担，而具有了“大本大源”，也自然能够“动天下之心”，领导人民革命。因此，“党”承担起了实现天下大同的政治使命，是政治的灵魂，而“国家”不过是“党”实现这个政治目标的[60]“器”，是“党”在天下大同实现之前的临时性居所。

实现天下大同的中国传统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结合，赋予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神圣政治使命感和道德救赎感。改变不合理不公平的外部世界，首先以改造内在旧世界为伊始，内在世界的革命与外部世界的变革相比，具有现实的挑战性，且更具有战略上的长远性。1961年1月21日，周恩来在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宾时说：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物质生活方面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精神生活总是超过的，如果社会主义不强大起来，或者不继[61]续强大起来，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来威胁我们。那么，精神生活如何强大？

首先，格外重视思想改造。将思想改造视为一种革命，而且是最持久、最艰难的革命。共产党建立以来，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是思想改造和革命实践相结合；二是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准绳。周恩来讲到思想改造运动问题时指出：思想改造必须经过学习的过程才能很好地开展。这个学习，也是集体的学习。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学习才会深入，才会与实际联系。要进行思想改造，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准绳，因为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领导思想。同时，学习必须和生活实际、革命实践相结合，要[62]提倡参加实际斗争。在实践中进行思想改造，以革命的状态对旧思想予以斗争。

总路线、两条腿走路、五大革命、四个现代化和消灭三个差别——在整个过渡时期，这五个方面都是关键性的。用这五个方面的工作，将革命进行到底，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63]的矛盾。只要矛盾存在，就预示着社会主义的革命还有待完成，思想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顺利的保障。正如毛泽东1960年在领导干部会议发言中说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其实社会主义的革命还没有全面完成，还没有真正得巩固，所以还必须进行整治思想革命。在革命转变时期不断革命，中间总会出现一些曲折。从国家制度来说，整个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宪法中，我们一直说明国[64]家有两个方面，即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按照初衷，思想革命的目的和手段分为两种：治病救人和阶级斗争，两种情况似[65]乎总是并列存在，但是具体时间下的侧重情况也可以不太一样。可是，民主和专政、人民和敌人，这两组对立的概念，在思想意识革命这一复杂的领域中，很难界定和区分，有时甚至在人民内部和思想领[66]域，也采用对付“敌人”的“专政”手段，如反右运动。由此，带来一系列不可控的负面效果。

思想意识的革命，同时分布在诸多领域。首先直指党内思想，净化党内作风，整风运动深入而普遍。整风毫不避讳，痛击政治肌体内[67]的顽疾——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不遮丑不掩瑕，来源于健康自信的执政心态，激励于社会主义的激情和想象。周恩来总理的这番话可见一斑：七八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说明我们的工作有好的一面。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执政党的地位也会使一些人骄傲起来。最近我们搞整风运动，承认社[68]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有矛盾，并且大力揭露矛盾，加以克服。“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停顿就是落后，落[69]后就要思想生锈。共产党员也是一样。”党内整风运动，尤其对领导干部的整风运动更是严厉和苛刻。1963年，开展领导干部“三反”斗争（反官僚主义、反分散主义、反铺张浪费），其斗争重点是“政[70]治、思想、工作作风”。“五反”运动中，干部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共产党严厉整风亲自表率，为其他各行各界的思想改造运动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使思想意识的革命能够广泛的开展起来。

军队思想改造也是适应了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显得颇为疾风骤雨。思想改造必须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学习，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站稳立场，分清敌我是非，以肃清反动思想，严格批判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建立集[71]体主义的思想，反对个人主义的思想。

高等学校学生的思想革命则显得温和得多，确切地说是积极的思想教育，体现为对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期望和要求：要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必须有相应的基本认识、基本训练和基本功夫。德育方面，要建立阶级观点（为劳动人民服务，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劳动观点（参加生产劳动，向劳动人民学习生产知识，学习他们淳朴的思想感情、语言和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革命观点（加强个人改造，反复教育自己，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坚持真理，纠正错误，不断革命，不断前进）；集体观点（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服从集体利益，以先公后私的原则安排生[72]活）。对学生政治思想的要求、道德品质的要求以及价值观的要求等，同时也成为社会主义社会道德风尚的导引。

最受重视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其一、知识分子的“原罪论”。认为知识分子从旧社会[73]过来，不可避免受着封建思想、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影响。这些旧思想往往会导致做事出现偏差甚至错误，所以需要下决心改造自己。[74][75]知识分子的改造，关乎社会主义改造的成败。其二，知识分子的“有用论”。社会主义的知识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需要依靠[76]知识分子。党内知识分子要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77]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爱国热情的”，[78]“在今天中国社会中是重要的，急需的。”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主要力

[79]量”。其三，知识分子的思想具有两面性。积极的一面是容易接受和参加革命，消极的一面体现为家庭出身、学校教育和社会影响。所[80]以知识分子的改造不是太容易。其四，政治学习和组织教育对知识分子是必要的。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分清思想上的敌我界限。[81]其五，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个持续的过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个长期的工作”，“要和风细雨地进行”，“当然，改造需要时间，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这是急躁的，不合乎实际的。应该由浅[82]入深，循序渐进。”其六，人民立场的确立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基石。知识分子的立场要进一步从民族的立场到人民立场，再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的立场，尤其要在实践中加强思想改造，树立为人民服务[83]的立场和态度。

文艺界思想改造。这里特别分析一下1961年到1965年的文艺界思想整风。1957年7月14日始，文艺界开始整风，其中也伤及一些无辜人士，打击了部分文艺工作者的热情和创造性。两年后，中央对此有了警觉和纠正，批评文艺工作中的“左”的思想，阐明正确的文艺工作方针，倡导“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造成一种民主风气”。并且，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改正措施，例如改变干部作风，甚至直言“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才能树立好风气”，不赞成“乱戴帽子”。批评那些“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的做法，“都是从主观的框子出发的，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84]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进行了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属于人民队伍，就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强调党组织要改进领导作风，做好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提出首先解决“信任他们”的问题。要求：“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并代表中央“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同时也提出知识分子必须加强自我改造，因为这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希望知识分子把由于党[85]的工作没有做好而形成的“扣子”解开。周恩来对文艺工作者的爱护、坦诚之心言之切切，让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极为感动。20世纪60年代前五年新中国文化事业发展和繁荣，与这一时期的思想宽松无不关系。注释[53]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项目编号：09AXW0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出自黄卫星主持的子项目“新中国文化传播”。原文较长，印刷发表时做了删节。查看全文请登录http://www.tsjc.tsinghua.edu.cn/publish/jc/7175/2012/20120706144600695736927/20120706144600695736927_.html。[54]黄卫星，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55]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2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6][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7]刘小枫：《诗化哲学》，第六章《人和现实社会的审美解放》第二节，godoor.com/book/library/html/thought/shzx/02-6.htm。[58]Marcuse H. Eros and Civilization：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New York：Vintage Books，1955. 204.[59]刘小枫：《诗化哲学》，第六章《人和现实社会的审美解放》第二节。[60]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1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38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62]1951年11月22日，周恩来在青年团一届二次中央全会上作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19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63]1960年年初，毛泽东建议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2月14～25日，周恩来召集部分领导干部开会，23日发言，阐述过渡时期问题时所说。[6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288~28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65]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发表讲话，他首先指出：社会大变动时期，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各种不同意见在思想上有所反映，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制度的变化，是一个大变化。现在思想这样混乱，就是社会基础变动而来的反映。明确宣布：整风方法，像延安那样，研究文件，批评错误，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人的方法。他指出，现在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讲话结束时，毛泽东要求各地党委把思想问题抓起来，特别是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籍要抓思想问题。具体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274页。[66]1957年，中共中央统战部从5月8日至6月3日分别召开13次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25次工商界人士的座谈会，征求对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意见。总共一百八十多人讲了话，对中共提出了批评和意见。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1957年7月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印发与会者。文章提出“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的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61页。）1957年7月26日，国务院第五十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以及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提出制定劳教条例，对一些破坏纪律、长期拒绝劳动或无理取闹的人，虽不追究刑事责任，但要送往边远地区强制进行教育改造。[67]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分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有必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68]1957年5月12日，周恩来接见波兰、捷克的代表，在谈到党内整风问题时所说，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4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6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4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7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55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71]1951年12月1日，周恩来向出席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教会议和华北军区高干会议的代表讲话，报告抗美援朝形势和解放军开展思想改造问题，指出：解放军的思想改造运动，应以政治工作部门为中心，并应推广到其他部门。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19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72]1963年7月22日，周恩来向北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方针问题的报告。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56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73]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为全国十八个专业会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作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时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够适合于人民的利益，而不违背人民的利益。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17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74]1951年9月19日，周恩来向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的教师们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说：我们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封建家庭、资产阶级家庭或小资产阶级家庭，或多或少地与旧势力有联系，“都受过旧思想的影响，脑子里多多少少存在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因此，说话做事“常常会出偏差，甚至有时会发生大的错误”。要把这些旧思想清除掉，“就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75]1957年11月11日，周恩来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作报告，谈到现阶段所有制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取得胜利了，但是上层建筑、政治立场、思想作风不适应这个基础，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思想还在中国社会中存在和发展，这就归结到一个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这还要经过政治思想上的几个回合才能解决。要在六亿人口中，在各个阶层中，主要在知识分子中，解决这个问题。这里特别要提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改造。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9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76]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昧和无知的命。搞这样的革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识分子。（《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0日。）[77]《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载《人民日报》，1956-01-30（1）。[78]1957年5月27日，周恩来出席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北京举行的建社四十周年纪念会的讲话。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4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79]1962年3月2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式，周恩来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问题，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主要力量。”“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的出发点是，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逐步地建立起一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报告最后号召：“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艰巨的、也是十分光荣的任务。”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46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的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同他1956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及1951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一脉相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三篇历史文献之一。1962年的春天，对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是难忘的。自反右派斗争以来，他们还未曾有过这样振奋的精神状态。他们感到“帽子脱掉了，责任加重了”，从而以极大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80]1957年8月8日，周恩来向外交部全体干部作报告，在谈外交队伍问题时，讲到知识分子有两面性，有积极一面，这使他们容易接受和参加革命。但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从家庭出身、学校教育、社会影响三方面，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消极、落后、反动的一面，这是知识分子阴暗的一面，如果不自觉地进行改造，他们的阴暗面就会妨碍他们前进。知识分子的改造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不能把改造看得太容易。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简单是读几本马列主义著作，还要有实际生活的锻炼，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6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81]1951年下半年，北大汤用彤、张景銊、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恩来八月关于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1951年9月24日，周恩来约彭真、胡乔木、阳翰笙、齐燕铭、蒋南翔等开会，座谈京津地区大学师生如何开展有系统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问题。在发言中强调：学习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应从政治学习入手，逐步发展到组织清理。这次学习的内容，北京大学应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分清敌我界限，明确爱国主义立场，并应着重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保证学校的革命化。具体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18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82]1951年9月19日，周恩来向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的教师们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47页。[83]1951年9月19日，周恩来向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的教师们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改造中，要使自己的立场逐渐“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除去研究马列主义的书本知识以外，更重要的就是去实践。”“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世界上，对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总会有一个态度。立场不同，态度也就不同。”一旦立场问题解决了，“为谁服务的问题自然就得到了结论，这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美好的将来，为全人类的前途服务”。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18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84]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部召开的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的联席会议上讲话。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41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85]1962年3月2日，在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中国剧协召开的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联席会议上，周恩来作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和特点，指出：虽然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但是“不论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具体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10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传播历史与理论研究网络国家：美国电子传播的发明[1][美]理查德·约翰[2][3]周洋　许有泉　译　郭镇之　校

摘要：电报和电话是第一批成为现代化标志的电子传播网络，但是最初它们并不被大众所熟知。在回顾它们发展演变的历史中，理查德·约翰展示了决定人们开始接触这些网络的不仅仅是因为技术和经济的推动，政治与文化因素同样对于我们获取这些网络信息产生了重要影响。理查德·约翰的核心观点是政治结构决定商业策略，政府政策和公民理想是塑造美国当代信息基础建设的最主要因素。

关键词：网络国家，电报，电话

Abstract：Telegraph and telephone were the first batch of modern symbol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networks，but they were not being well known by public at first.In recalling their historical evolution，Richard R. John shows us that the factors which let people decide to connect network not just because the technical and economic boost，polit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lso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to us for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Richard R. John's core idea is that political structures determine business strategy，and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which shaped American modern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re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civil ideals.

Key words：network nation，telegraph，telephone一、背景

1840—1920年期间是电报和电话在全球大众化的时期。“大众化”的意思就是，这两种远程通信方式已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流方式。我要向你们先介绍的，是此前所发生的事情。

很多研究远程通信的专家，都会以倒叙的方式，从今到古讲述通信业的故事。但作为一个传统的历史学者，我将从古至今，把远程通信的来龙去脉展示给大家，让大家了解，远程通信是怎样从雏形的时代孵化并造就了电子通信的盛世光辉。

当然，我们之所以对电报和电话这么感兴趣，也是因为更近一些的事情。互联网的诞生是建立在美国电话系统基础上的。贝尔实验室，也就是后来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研究发展中心创造了晶管体、激光、移动电话等对我们今天的信息时代贡献巨大的新发明。

但是我认为，要想真正了解到这些发明的重要性，我们需要首先看清楚它们和之前发明的关系。相对于电话和电报来说，最重要的前两代发明就是我们待会儿要着重描述的光报（optical telegraph）系统和邮局。

我的论点很简单：在了解通信媒介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仅要考察背后的科技和经济因素，还要明白其中的政治和文化因素。我们需要将电报和电话置于政治经济之中。这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掌控电报和电话的网络管理人以及他们所遵循的游戏规则。而在大多数国家，管理这些网络的人并不是政府，而是大企业的执行官。

不过，这些商界先驱发展出来的方针策略，却是基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机构政策之上的。政治格局造就了商业取向。我这个观点实际上恰恰颠倒了我的导师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的著名格言。他认为，商业策略决定了政治结构，但我认为，是政治结构决定了商业策略。就像我挑战科学技术哲学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的观点一样，他认为遗产中有政治，我却认为，政治中有遗产。上面讨论的有点抽象了，让我们还是开始来讲故事吧。二、电报

让我们从1875年的纽约市讲起。在市中心百老汇大道的背面，有两幢非常重要的标志性建筑：邮政大楼和西部联盟电报公司总部大楼。那个时候，这两栋大楼都还非常年轻。我的故事很简单，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究竟电报和电话网络会从西联电报公司发展起来，还是会遵循邮政局的模式。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区别非常大。电报在早期已有自己服务的客户群——是一群专门的客户。西联的老总1890年时就对世人宣布，如果你要发跨省市的消息，那你就找邮局吧，不要用专享的电报。当时的邮局管理层却持有不同的理念，就是认为自己有责任让全国各地的每一个人都能掌握实时的消息。在1892年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实时消息呢？当时，各个机构通过邮局向大家派送公告和报纸。当时的收费也很低廉，统一价格，平等对待。1820年的时候，从纽约到新奥尔良，一封信的邮费要50美分，而一份报纸的邮资只要1.5美分，尽管报纸比信件要大得多。1845年，邮局宣布“我们保证对私人邮递业务只收取极低费用”。现在我们看到邮局和电报之间的差别了。顺便说一下，西联公司的这栋大楼已经被拆除了。1910年，西联公司被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收购，在原址建造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总部大楼。在西方文化中，把异教徒的庙宇拆毁，然后在原地建起教堂是有隐喻的。AT&T公司也是如此。如图1所示，这栋大楼顶部有一个钟楼，过去那里面有个装置，会在每天正午时落球下来，给人们报时。现在这栋大楼已不复存在了，但是落球报时的习惯却保留了下来。每到新年跨年的时候，纽约时代广场都会在午夜降落水晶球，庆祝新年的到来。此外，西联大楼还是当时纽约市最高的建筑之一，是后来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使用的“摩天大楼”一词的代表作之一。图　1

让我们来看一些数据：邮政局、西联、贝尔系统的规模分别有多大？看看邮局每年的营业收入有多多：它一直都是西联公司的收入的三倍。而且1914年的时候邮局要比贝尔系统收入多，直到1920年，贝尔才超过邮局。所以，可以看出当时邮局的地位有多么重要。在许多方面，它是美国核心的行政机构，邮政员工占政府雇员的四分之三。

电报电话还有一个前身就是光报。你可能没听说过这个诞生于1792年的发明。光报其实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远程通信系统，据说这个系统传输信息的速度要比其他交通工具都快。当时最先进的光报网络是在法国。拿破仑曾利用它赢得了数场战役。法国政府当然也用它来收集情报。而且，它的运行完全不需要电，你能想象吗？法国光报系统鼎盛时期，有数以万计的通信点，从国家的这一头向另外一头发送消息，仅仅需要几分钟。当然，光报也和法国所有东西一样，全部以巴黎为中心向外辐射。表1　邮递、电报、电信相对支出（1866—1920年）

由此可见，电报电话最重要的两个前身就是邮局和光报。发明电报机的美国发明家萨缪尔·莫尔斯曾经承认，自己是受到了光报的启发，才发明了电报。光报在美国也盛行了许多年。

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当时还做了一个广告，向大家展示第一种远距离通信系统，就是拿破仑使用的光报系统。所以美国人还记得这些光报。但我们只有一些城市采用了光报，比如波士顿、纽约、查尔斯顿等，从来没有发展出像法国当时那么大的一个系统。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邮局。图2描述了当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普通美国人生活场景，由此可见邮局对信息的交流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这张画的背景是在1812年，美国与英国的第二场战争期间。我们看见的是一个邮递员背着报纸走进邮局，于是，每一个人，包括最贫困的人，都能读到关于战争的新闻了。在美国，获取新闻是人们的基本权利。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我们的宪法，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既然是主人，就有权利知道政府在做些什么，要不然人民靠什么来主宰国家呢？这就是支撑着如此庞大的邮政系统背后的文化力量。到1828年，美国邮政系统已经发展到比欧洲任何邮政网络都要庞大得多的规模，美国境内发行的报纸数量也比整个欧洲的发行量要高。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是政府制定政策，使人们能便捷地获得公共信息的结果。图　2

在火车之前，各个邮局之间是怎么传输信息的呢？去看看邮政发展的阶段，就知道什么叫作速度了，那在当时绝对是最快的交通渠道。直到1836年，当时的邮局邮政局长阿摩司·肯戴尔（Amos Kendall）还提出一项工程草案：让运送邮件的马匹超过铁路运输的速度。为什么？因为肯戴尔非常不希望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对奴隶制度的激烈讨论，不想让从北方报刊通过铁路直接传送到南方去。而如果是用马匹来传递新闻的话，他们就可以剪辑版面，把讨论奴隶制的专栏文章从报纸里面删除掉。肯戴尔其实是一个反对废除奴隶制的邮政局局长，尽管他是出生在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

肯戴尔任邮政局局长的时候，正是社会上开始大力提倡废除奴隶制的时候。北方人努力试图把这些宣传册子送到南方去；南方人想把这些册子都烧毁，就开始抢劫邮局。肯戴尔想要制止这一切的发生，首先就需要阻止这些宣传品被送到南方去。

这些和电报有什么关系呢？阿莫斯·肯戴尔后来成为了电报发明家塞缪尔·莫尔斯的商务经理，他后来对电报的设想和他当初对快马邮递的设想很相似，都出自一个初衷：如果电报能够迅速传递商业信息，人们就不会订阅商业中心北方的报纸了——这也是莫尔斯发明电报的初衷。

在纽约州获得莫尔斯电报专利使用权的是塞缪尔·柯尔特（Samuel Colt）和威廉姆·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塞缪尔·柯尔特在美国很有名，他发明了柯尔特六连发左轮手枪。其实他还是推广电报的第一人。柯尔特当时的想法是：电子科技一定能让传统报纸退出市场。想想，如果人们在奥尔良可以从我们迅速的电报系统接受新闻的话，谁还会等8～10天买纽约送过去旧闻（报纸）？

就像我们今天觉得互联网的出现会取代报纸一样，1846年的时候，人们认为，即将取代报纸的是电报。但是事情并没有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发生。传统报纸对莫尔斯采取了反击。他们联合成立了纽约新闻联合社，最终演变成现在的美联社。当时所有的报社都联合起来抵抗电报公司，防止电报控制新闻界，而且——他们成功了。这得益于1848年通过的一条限制电报专利使用权的美国法案。

每项专利都是联邦政府授予新发明者的独家使用权。在美国，自1836年开始，政府会对每一项新发明正式认证。也就是说，政府承认这是一项原创发明，成为可以用来交易的资产。

知识产权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待遇，这让报界感到恐惧。他们害怕电报专利产权会导致垄断，给新闻事业的竞争带来危害。经过他们的斗争，1848年电报法案限制了电报营销者的专利权。这一法案鼓励不同公司相互竞争，共同为消费市场提供网络服务，从而开启了电报的反垄断政治经济立法。电报法的反垄断（自由竞争）原则是不同于邮政的共和主义（垄断性）传统的。

反垄断实际上就是削弱专利特权。专利权受到限制之后，很多家公司都投入了电报线路的建设，互相争夺市场。莫尔斯和肯戴尔就输在这点上。他们太依赖联邦政府和专利权了，谁知道反垄断法比专利权更胜一筹。

反垄断的意义在于抵制特权，不让任何一家公司享有绝对的权力。大家都有资格来建电报网，为大家提供电报服务。这样，用户也不用担心收费过高的问题，因而人人都能使用电报。也就是说只要有激烈的竞争，市场就会解决问题。

图3表现的就是反垄断的理念。电报业好比是在1873年来到美国的自由女神，头戴帝国之星，右手拿着教科书，左手举着一根电报线。当然这个形象是理想化的产物，因为它无关公司、政治或者法律，它仅仅是说：电报给美国大陆带来了先进的文明。图　3

反垄断法阻止了电报即将产生的垄断。不过，现实却是这样的。图4里西联公司的老总，他踩在西联公司和《纽约论坛报》的头上。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他的西联电报公司与当时的纽约美联社串通一气，达成了一项协议，那就是：当时在纽约，人们只需要花很少的钱就能买到美联社的报纸，其他的报纸可就贵多了。图　4

作为回报，纽约美联社的报纸绝对不针对电报公司做任何负面报道。所以他们等于控制了新闻信息以及电报公司在社会上的形象。这激怒了《每日画报》，因为它可不能从纽约美联社和电报公司达成的协议中捞到任何好处。而且不光是《每日画报》，其他大大小小的报纸也心生不满。

但是怎样利用这些不满，就要看这个叫做杰·古尔德（Jay Gould）的人了。我们不得不好好说说这个人。杰·古尔德当时是西联公司的竞争对手。他巧妙地借助反垄断法成立了自己的电报公司；同时他还利用自己对报社的掌握，操纵电报股票的投机。他仿佛站在西联大楼的顶部，俯视着周围的纽约楼群，一切尽在他股掌之中。

那时是1875年，人们能怎么办呢？于是议会说，看来我们得通过一个法案，结束美联社和西联公司之间的纽带，才能消除新闻垄断。而且刚好当时到处抗议、宣传不要通过立法的名叫格林的西联老总去世了。

现在我们知道，当时这项法律其实正是得到了投机者杰·古尔德的暗中支持。因为他意识到，如果这项法案能通过，就能巩固自己作为西联劲敌的地位。事实如他所愿。在纽约1881年1月一觉醒来时，最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天，杰·古尔德打败了西联公司。事实上这比今天的默多克还要糟糕。它意味着一个商人独自掌握了最重要的金融信息网络。

在图5的漫画中古尔德究竟在干什么？他像是一个恶魔，正在扼杀印刷业，勒死市场经济。他的口袋里插着两份纽约美联社的报纸——《纽约论坛报》和《纽约世界报》。如果掌握了所有七家报社，就等于掌握了纽约美联社，这张漫画正是想告诉大家，这对于古尔德来说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另外这张漫画，杰·古尔德好像正在用一根电报线绞死山姆大叔。注意这里，他已经拥有三份报纸了。不是两份，而是三份，分别是《论坛报》、《世界报》和《快报》。一共七份报纸，他已经掌握了三份，事实上他已经掌握了整个电报业、新闻业、甚至美联社本身。这对纽约的新闻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图　5

顺便说一下，这些巧妙的漫画都是出自一个出生于德国的天才漫画家，他是美国第一个运用色彩和各种戏剧性场景向世人揭示各种政治事件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图6的漫画中不光有杰·古尔德，还有塞勒斯·菲尔兹（Cyrus Fields），他原来是位电报发明家，现在变成了和古尔德一样的金融家，他们两人共同掌握了四家报纸的股份，这意味着，实际上这两人已经掌握了整个纽约美联社，因此他们完全可以摧毁自古以来一直照耀在合法贸易之路上的自由新闻之光。也就是说，他们能一手遮天，通过操控股票交易来控制整个金融市场。图　6

设想一下这样的前景：如果杰·古尔德拥有了美联社，他就能要求编辑发表他想要发表的消息，而且通过他控制的电报传递这些消息。

图7的漫画从某个角度来说最完美地揭示了一切。杰·古尔德正对一个记者说：我从来不做投机生意。然后漫画家提问，为什么杰·古尔德从来都不投机呢？其实，是因为他正坐在一台证券报价机上，他自己正在写股票的售价。既然你能写股票的价格，你还需要搞什么投机生意？反正不管股票价格是升是降，你只要提前知道，你就总能赚钱。图　7

自动收报机纸条是一种电报行情显示系统，我们过去靠它得知各种商品的交易价格，不论是西联公司或者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票价，还是棉花或小麦的价格。而古尔德在写这些价格。好吧，人们能拿杰·古尔德怎么办呢？在图8中，各个独立报纸正试图用一个渔叉捕获杰·古尔德这只大鲸鱼。再来看杰·古尔德，看他的嘴巴、眼睛，一起组成了“垄断”的大字。看见他的头没有？他正在摧毁贸易和新闻业，就因为他控制了电报和西联公司，他成为了一个怪物一般的独裁者。图　8

虽然报业奈何不了他，但政府可以成立一个反垄断的电报公司。要让市场里不但有私有的电报公司，同时还有政府的电报公司。不过，这也只是一个提案，最终没有实现。就像这幅漫画展示的，政府打败了杰·古尔德这个独裁者，成为英雄。这种思想，让美国邮局像经营邮政一样经营电报业，让人民的政府来为人民提供信息，这是最好的矫正办法。图　9

登载漫画的Puck并不是一份偏激的杂志，只不过是一份一针见血的中立共和党杂志而已。它只是想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只有两种结果，要么是一个贪婪的大财主独占鳌头，要么是一个反垄断却腐败的政客，像军阀、像黑社会一样腐败。你选哪一个呢？结果，我们基本上什么都没做。

只能让事态自由发展。因为当时如果政府想要采取行动，建立自己的电报公司，那首先就必须买断杰·古尔德的财产。作为电报独裁者，古尔德说，你来买啊，我愿意卖！但是他要价八千万美元，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天价。把他的产业卖给山姆大叔，是他最大的一笔投机生意。所以我们最终也没有成立一个由政府运营的电报公司。

不过到1888年，开始出现一个说法，那就是，电报业乃是自然垄断行业。“自然垄断”这个概念是由美国第一代经济学家们提出来的。这个说法并不是因为技术或者经济的影响，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流传开来的。如果我们退一步，承认电报是个自然垄断物，那么，我们也可以让电报公司让利，降低点价格，让更多的人使用。这就是最终电报发展的情景：我们并没有试图让更多的普通人使用它，我们也没有改进电报网络本身，我们只是说，电报能够也应该受到规制。

好，这是第一个案例，关于电报垄断与反垄断的故事——普通人因为价格昂贵而用不起电报。三、电话

第二个案例则是关于电话的。图10是1882年由西部电网生产的最早的一批电话之一。西部电网和美国贝尔实验室关系密切，他们拥有最重要的亚历山大·格雷姆·贝尔的专利权。专利权对于电话的意义就像它对电报一样重大。注意那里有一个电池盒。这可不是普通的电池，这个电池是专门为电话机发电的。注意看：这个装置有多大，多复杂。它需要大量的维护，所以绝不是普通人能用的起的。我们来看看当时究竟只有多么少的人拥有电话。这是一项非常珍贵的资料。1886年的时候，芝加哥电话公司的执行经理和电话运营公司协会的主席说：“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终于安装了16万台电话装置。这意味着，在美国，我们拥有0.25%的用户市场。只怕我们怎样努力，也难超过1%的用户量了。”

所以和电报一样，电话也只是针对一批特殊的客户群。尽管如此，开发电话业的政治经济环境却和电报业当时不一样了。电话业一直没有受到过反垄断法案的制约。如果想要成为一座大城市的电话运营商，就必须从市政府那里取得联网经营权；而且收费标准也是要由市政府来决定的。所以，电话从来都没有像电报那样开放竞争。这点也让电话运营经理们感到头疼。

图11的这些愤怒的电话用户都是些商人，正在给一只蜘蛛交付高额费用。那个电话蜘蛛的触手一直延伸到首都华盛顿特区。电话的专利权一直非常稳定、坚挺，不像电报的专利权那样被逐渐削弱。图　10图　11

这才是我们一直记得亚历山大·格雷汉姆·贝尔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发明了电话，而是因为他一直掌握着这项专利的拥有权。公司也像对待莫尔斯一样试图操纵贝尔，所以电话公司当时非常不受用户欢迎，再加上市政府也试图强取豪夺，从中揩油。也许你们在中国对此并不陌生：政府官员总是试图从工程中捞到好处。总之，在电话业里这种情形见多不怪。

所以电话公司的形象一点也不光鲜。用户不满意，官员不满足。怎么办呢？只有科技创新。是的，这的确是电话公司找到的出路。电报公司一直鲜有创新进步，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实在太少。怎么创新？一个方法就是计算，人们每天使用你的技术的量有多大。因为每一通电话都是被远程控制板那头某个人手工扳动开关而控制的，全部都是人工活儿。如果你的人员过剩，那么你就会亏本；但是如果你的人员不足，你的用户就会因为等待时间过长而不满。所以，你需要尽快接通电话。就拿当时的芝加哥来说，最开始大概要等10分钟，然后降到5分钟、2分钟，直到最后他们把时间控制到了10秒中之内，大大减少了人们在线上等待的时间。这就是组织管理上的改进。这种改进在芝加哥和纽约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们当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座运营电话的城市。

第二项改进就是电池。还记得图10中的电池吗？那么一大块复杂的线路，装在一个盒子里，还不时地将机油滴在你家的高级地毯上，而且它还碍手碍脚的。后来换成在接线站发电了，电话自身就不需要配备电池了。更重要的是，付费的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再也不需要按月付费了。

再来说说电话收费。我们现在都是按照所拨打的电话次数和时间长短缴费。这个系统很复杂，首先必须为电话计时，要做到这点可不容易。最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一种付费电话，投进一枚硬币，然后开始打电话。这样的付费电话不光办公室里有，大楼的大厅里也经常能看见，人们也会在自己家里安一个付费电话，每次打电话之前，你都要先往里面投一枚硬币。我曾经采访过芝加哥的人们，他们都还记得曾经在家里有一个小碗，专门用来盛放打电话的硬币。每次打电话前，你只要投一个硬币就好了，如果你一个月打30个电话，那你一共只需要花费1.5美元。这可是相当便宜的。

相比之下，在当时的芝加哥，你如果是交会费的话，那一年要花费100美元，而1.5美元乘以12也只有18美元多一点，所以要便宜得多。这就是电话为什么会流行开来的原因。管理革新、技术创新、收费更新，缺一不可。三者之中最重要的可能是技术革新了，那就需要更好的电控接线板。

人工接线板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女人的手臂最多只有这么长，所以很难控制所有的开关。电报公司改进了接线板的设计，让一每个接线员可以操控15000个电话转接。这可是项了不起的改进，也是因为电话公司迫切地希望摆脱掉想捞他们油水的官员和等得不耐烦的用户。所以他们说，我们得扩宽网络。现在已经有了全新的理念。别忘了，早在1886年的时候，人们甚至认为，绝不可能有超过千分之五的人使用电话。

让我们来看看1902年的芝加哥，同一个电话公司，不同时期的老总说：“总有一天，家家户户都会需要和不在自己身边的人联系，而且每天不只一次……”电话彻底改变了人们之间的交流方式。这是历史学家们寻求的。1886—1902年，短短几年之间，电话逐渐大众化了。可是怎么说服人们开始用电话呢？你要去打广告，在报纸上。

在当时的芝加哥，电话公司的管理层要在最合适的地点——每个坐街车的普通人都易于到达——建立电话亭，以最合理的价格开展服务，可是很困难的事。收费5分钱一天，运营成本也是5分钱。这应该是人人都可负担的非常合理的价格了。

问题是，后来针对不同的用户的价格开始多样起来，价格标准五花八门，这也是让产品畅销的秘诀。因为不同的用户有不同的使用情况。这也是电话成为一个畅销的交流媒介的原因之一。一天只要花5分钱，就能让你使用电话。

再看看电话能怎样改变你的生活——电话能缩短你和别人之间的距离。所以，电话公司的卖点是人们的社交需要。1910年的时候，他们在贩卖社交，电报从来没有如此，直到电话逐渐取代了电报，然后，贝尔重整了公司的结构，才使电报也大众化了。设想这是普遍的服务。你打个本地电话，收费很低。你发个长途电报，收费一样也很低。

这样行得通吗？行不通，让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好吧，你想要通过邮件或者电话来传达一个消息，电报公司的管理层会告诉，你不要用电报，应该去邮局；而电话公司会告诉你，用电话最好，比邮件快，比电报便宜。他们还会说，每一通贝尔电话都可以打长途——贝尔公司要把全国所有电话运营公司都联系在一张庞大的网络上；而且这张网络还能传电报。

但是，普通人一般不会去打长途电话，因为收费太贵了。其实，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打长途电话还是非常昂贵。打长途的人少，价格就降不下来。所以他们的愿望实现了吗？没有！1913年，美国司法部通过了一个反托拉斯的法案，接着，对反垄断的关注又重出江湖，指向电话行业。司法部说，把电话和电报结合起来的计划是违反反托拉斯法的。这阻止了贝尔的宏大规划。但是，很重要的是，这样一来，也保护了那些独立的贝尔竞争对手。

当时，美国有数以千计的独立电话运营商。他们大部分都是通过一些不正规的方式筹资的，最后达到了瓶颈。所以，银行都抛弃了他们。司法部的市场分割举措实际上是给这些独立运营商打强心剂，稳住他们的贷款。

贝尔仍然占有它自己的地盘，大家之间可以相互交易。直到1984年，电话市场都保持着非常稳定的格局。很多美国人都在使用独立公司的电话线。这时贝尔不仅担心反托拉斯法的影响，同时也害怕议会会像19世纪80年代动议政府买断电报业那样，对电话业下手。从某种程度上说，买断电话业比买断电报业要容易一些。

为什么呢？因为电话市场的价格是合理的。当时贝尔的企业里没有金融投机的成分，物有所值。这种担忧让贝尔的管理层非常头疼，不得不制订计划，动用一切公关来说服议会：继续由贝尔经营电话业比联邦政府来接手要好。他们是怎么说服议会的呢？他们说，我们比联邦政府更有创新力，我们不停地在发明新东西，我们一直都不忘记电话永远在改进之中。这和电报完全不同。所以电话运营商们大张旗鼓地吹嘘当时建成的连接纽约和旧金山之间的跨大陆电话线。为此，他们首先实现了电子管的商业使用。

所以电子学的诞生其实是得益于1915年这条电话线的修建。这对当时电话行业的公共形象很有帮助，更重要的是，最终开创了未来的电子传播时代。尽管这条电话线当时并没有带来什么商业价值，贝尔公司也没有因此得到什么收益——实际上，它还赔了不少。但记住，这很重要。因为以前的历史学家都认为贝尔的成功直接得益于这条跨大陆电话线。他们错了。这些历史学家都被贝尔的公关专家骗了——其实当时贝尔没赢利，反而赔钱了。这条线路的维护非常非常昂贵，但却具有极大的公共关系效应。而且，贝尔不希望卷入任何专利权的纠纷里去，不想有任何发明家突然跳出来，说，啊！那其实是我的专利，不是你的！但是美国社会呼吁发明家。你们大概知道，AT&T开创了公共关系的先河。AT&T说，既然社会需要发明者，那我们就给他们发明者：亚历山大·格雷汉姆·贝尔和汤姆·沃森。所以他们让贝尔站在横跨大陆电话线的这头，而沃森站在那头。其实这两人与此完全没有关系，一点儿不沾边，他们当时已经离开电报发明长达30年之久了，但是他们是发明家！所以就让人们来膜拜他们吧！让人们来津津乐道地讨论他们是如何发明了电话，让科学取代了金融霸权吧。

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法学教授最近出了一本书，讨论了这种美国人的迷信。而且这本书还被翻译成了中文。美国人的这个迷信认为，所有伟大的发明都是要么在阁楼，要么在车库里诞生的。人们认为，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才能激发人们的创作力，在大公司里不行。这简直就是白日做梦！但是美国人坚信这一点，所以贝尔公司的公关就投其所好。

还记得之前我们说过19世纪70年代那个头顶帝国之星的自由女神形象吗？到1915年，她就该头戴科学这顶镶钻皇冠了。至此，我们已经逐渐把政治从科技中抽离出来了。似乎就是科学本身，给我们带来了这些现代发明。实际上，正是这些大企业、大机构为我们打造了这样一个理想的假象。而当时的贝尔公司为了要证明它比政府好，不断地强调它和政府的类似之处：我们也投身于公共事业！我们是通信的高速公路。我们让每个人都能享用我们的服务，就和邮局一样！低收费、送上门，他们的确一直保持了这个承诺，直到20世纪80年代。

贝尔公司在1984年被拆分开了。当时有很多人都对高额的远程电话费不满。远程服务收费之所以高，是因为贝尔要图12保证本地通话的低价格，不得不提高长途电话收费。长途电话就像个装潢门面的招牌，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用的。本地通话则像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人人平等。但是这个局面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改变了，贝尔系统开始分崩离析。其间原委现在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总之，政府并没有买断电话业。

图12这张旧金山的漫画表现的是英国公司想要买断电话业，这个代价可不小。到1919年，漫画家们都在问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之而战的东西吗？我们真的希望美国政府接收整个电话电报业吗？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开始认为，这个八脚大章鱼，这个怪物，不是企业，而是政府。所以人们开始从丑化企业转而丑化政府，开始把一套新的管理资本主义的理论搬上教程。这套理论认为，只有管理者有能力让企业服务于社会。他们可以技术革新，他们能够制约投资者的控制权，他们才能真正实现一个没有杰·古尔德、没有金融投机的世界。图　12

在美国，电话作为一支蓝筹股，保持了很长时间。没了之前那些商业陷阱，管理者们终于可以为普通大众服务了。管理资本主义理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风靡全美国，它的统治地位一直到80年代才被动摇。所以，AT&T变成了新的聚集地，新的“邮局”，就像这张广告画的一样，他们代替了美国早期国家邮局的地位。四、结论

邮局之所以如此拥抱传播使命，是因为它负有义务：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消息。西联公司拒绝承担这项公民使命，是因为它处在一个反垄断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而在这种环境下，它的责任就仅仅限于效忠它的投资者，服务他们特殊的客户群，向他们提供针对性的服务。于是，电子传播的公民使命首先是在大城市里发展起来的，是电话运营商们开始再次肩负这项使命：为用户提供公共服务，反对腐败的大企业老板的垄断；然后，在全国层面，像贝尔公司里的经理们又承担了这种义务，提供他们所谓的普遍服务，亦即全体人可用的低收费服务。这项使命继承了美国建国之父们承诺的公民愿景，那就是，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信息不是一小部分人才能拥有的特权，而是人人享有信息的合法权利方式。注释[1]理查德·约翰（Richard R. John），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从事新闻及通信领域研究的著名学者及历史学家。他的专著《网络国家：美国通讯业的发明》（Network Nation：Inventing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获2011年美国企业史学会（Business History Conference）拉尔夫·戈莫里奖，同时获评新闻及大众传媒教育协会2010年度最佳历史图书奖。本文在他2012年5月24日在清华大学的同名讲座的录音稿基础上整理而成。[2]译者周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3]译者许有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菲律宾留学生。[4]媒介、传播与环境危机：限制、挑战与机遇[5][加]肖恩·冈斯特[6]纪莉　译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传播与环境的关系，并力图说明传播如何是环境问题的一部分，以及如何能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方面。论文首先从对消费主义的描述提出，消费者文化构成了人类生态意识发展的具体障碍。接着论文探讨了新闻媒体在环境问题报道上应该承担的媒介责任，以及现在令人堪忧的现状，从而提出媒介的商业化运作造成了公共认知的障碍，妨碍人们参与环境危机问题的观察。最后，论文提出传播如何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通过价值观改造，让自己成为解决环境危机的一个方面。文章最后还对中国目前的环境传播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环境，传播，消费者文化，商业媒介，价值观

Abstract：The article focuse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environment，and how communication is part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as well as part of the solution. The article first describes how consumer culture becomes barri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Then，it explor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news media on environmental reports and its problematic situ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article proves that consumer culture and corporate media constitute barriers to public awareness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