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茅于美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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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诗歌比较研究试读：
再版前言
这是本书的第二版，距离1987年的第一版问世，已过了四分之一的世纪了。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人事沧桑，变化无常：本书作者已于1998年谢世；她英译的李清照词集《漱玉撷英》已于2003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而《茅于美文集》虽早已整理完毕，但至今尚未面世。
在学术著作出版艰难的形势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毅然决定再版一位去世多年的老专家的学术著作，实属难能可贵。我十分敬佩并衷心感谢他们。
第二版比第一版增加了若干内容：《中西诗人的忧患意识》一文完成于第一版以后，这次将它补充进去；附加了一个《茅于美年谱》，以便读者了解作者行谊；此外还收入作者的师长与前辈及本人的题咏手迹、作者的生活照片等，冀能增加一些阅读兴趣。徐璇
自序
比较文学在欧洲兴起于19世纪中叶的法国，称法国学派，侧重研究两个国家文学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关系。美国自立学派，以作品的艺术鉴赏和评价为主要目的，进行纯比较研究，出现于19世纪末。我国呢，自觉地运用比较方法来评论介绍世界文学作品的，早期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王国维（《观堂集林》）等人。现代如鲁迅、胡适、冯友兰、闻一多、郭沫若、茅盾、钱钟书、朱光潜、冯至诸位先生在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方面也作出过重要贡献。此外，吴宓（雨僧）先生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过《论新文化运动》，首先向国内介绍了比较文学的概念。这是20世纪20年代初的事。笔者有幸，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昆明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系学习时，就是他的学生。他当时就开设“英诗”和“比较文学”课程。所以比较文学在我国也约有百年的历史了。但是由于我国近几十年来所处的外部环境，难以与国外交往，资料来源缺乏，比较文学的研究自然是路障重重，难于迈步，以致中断了若干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互访，往来渐多，交谈理解，沟通渠道，于是这一学科才又有重新勃兴之势。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陌路相逢，原来是旧时相识。所以那种认为比较文学是一朵迎春初放的奇花的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论调抹杀了前辈学者的辛勤劳绩。
比较文学的概念众说纷纭。论述和方法也多有分歧。我个人认为，要把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进行比较，若仅就个别作家或个别作品作单纯比较，譬如把济慈与李贺，华兹华斯与陶渊明，或《罗密欧与朱丽叶》与《西厢记》，或《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与《长生殿》等等作家、作品，或因身世，或因思想，或因题材，或因形式……作事实联系的思考，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是这样的比较近乎就事论事，难免见树不见林，有时会脱离各自的背景和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导致牵强附会。实不如深掘一井而得泉。如果我们能从一种文学体裁，或一个个题材和类型入手，找出中西作家的哲学思维、伦理观念、艺术表现、美学原则诸方面的异同之处，综合分析，寻求出作为文化总体的基本规律来，或许更有社会效益。
文学体裁多样，为什么我要选择诗体作为对象来谈呢？为了偷懒吧！因为比较总要有个范围，而诗体比起小说、散文或戏剧来，篇幅自然短小些，似乎可以省点力气。然而这不是主要原因。我选它的主要考虑是：诗歌是文学体裁最早期的形式，于各国文学均然。因之愈深入古代，各个国家及民族之间的相互不同的特征就愈见其少，而相同的地方则愈见其多。我每读世界文学中的诗篇，发现虽然因时地暌隔，诗人之间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情感走向、风土人情等等殊异之处很多，然而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虑、所悲所喜、所爱所憎，以至表现手法、风格情调都不乏相似之处。中西诗人的作品，于巨大处，反映了时代和民族的精神气质；于细微处，倾吐出个人幽深奥秘的心声。诗人之间的诗意与诗风的相似相通，竟有不可思议的地方。有人说，若济慈生于中国宋朝，会写出晏小山的“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那样清艳绝伦的词来；而辛弃疾若生于19世纪的英国，可能唱出拜伦的《哀希腊》那样壮怀激烈的诗篇来呢！虽是笑谈，却非无因。世界诗篇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可比性。况且，诗体更是人民思想与感情最能直接表达的媒介，如从这里入手，我想是能像化学分析那样，提炼出中西文学中一些精髓及本质性的东西来的。
有的朋友说，我这本书所研究的范围涉及面广，而写作方法却近乎蜻蜓点水，一掠而过，难免有“大题小作”之嫌。是的，不期而然地，这种说法正符合我的初衷。因为如果题不大，则无以概括；但如果要大作，恐怕要写得像“一题是一书”那样的规模。这在比较文学目前的发展阶段，还远非当务之急。我写此书的意图是：当今中西文化交流频繁，彼此吸引，互感兴趣。科学技术的引进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正起着使国家日新月异的积极作用。但人文科学怎么样呢？从国外介绍来的学术信息看，东方文明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对西方世界正发生着深层的潜在影响，其趋势将因持久的接触而越见分明。为此，文化上的比较研究就跃登于显要的位置。
要想研究世界整体文化，探源溯流，由于诗歌最能代表人民的心声，我这里试从中西诗歌比较着手，希望从这里摸索出一条路来。在方法上，我试用散文文体进行论述，有意从主题归类、内容相近的作为一组，以此组织专题，约可分为几个方面：就内容而论，有人与社会的关系，有人与大自然的协调问题，有人生哲理性的思考。在形式方面，则有诗歌体裁、长短类型、音韵格律的平行研究。在这些课题中不乏交叉跨越者。它们都是诗歌中常见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包括诗人处在各自环境中的政治态度、战争观念，对待宇宙大自然，或对爱情得失、遭逢变异的感慨或老少情怀等等，还约略涉及各自的思维方法、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伦理规范以及美学原则等等。有单一课题的专论，也有复杂课题相互渗透的阐述。每理顺一点头绪，就试写一题。不敢说自我作古，成一家之言，但不无这种想法：即拟从诗歌这块园地挖掘下去，以期深入到中西文化的核心，在世界文化沟通与融合方面做些微小的贡献。譬如服中药，先需用药引子，然后方煎下君、臣、佐、使诸味药材。也可譬喻为在建筑宏伟的桥梁时，在大江两岸，必先造起引桥作为先导。治疗药物和主桥工程的大量工作需要与旁人一道通力协作。我这本小书只起铺路石的一点作用。而要达到上述目的，我寄厚望于青年学者。
另一方面，我相信，从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从诗人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一些经验，看如何才能产生好诗，看什么样的作品能经受住群众的选择、时间的淘汰而巍然屹立在历史的长河中，称得上是经典之作。这样的经验总结对于我国新诗的繁荣发展必然会起到良好的借鉴作用，能使我国无愧于“世界诗国”的光荣称号，使社会主义新诗坛丰产出胜于前人的名作佳篇。这高一层的希望可以使比较文学的研究进一步促进并提高创作，而不仅局限于为比较而比较。
中西诗歌的范围很广，论时间，上下数千年；论地区，纵横六大洲；其间诗人多如恒河沙数。我这里论述的作家、作品多半局限在20世纪以前，涉及的多是已有定评的作家和作品。论述体裁以抒情诗为主，平行类比侧重于中心主题和题材内容的剖析探讨。举例则采用为一般读者所熟悉的诗集。对西方诗选用《英诗金库》（Golden Treasury）及名家诗集，对中国则选用普通的诗词集子，不选用生僻难寻的资料。
本书就比较文学上的一些想法、假设和论证，未敢藏拙，在这里和盘托出。嘤嘤鸟鸣，求其友声，切磋琢磨，歧予望之。
本稿在成书过程中，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同志在内容编排、题材组织以至文字校订方面提出不少中肯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我虽数易其稿，然限于水平，谬误恐所难免，希望识者不吝匡正之。茅于美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外国文学教研室1986年2月1986年8月修改1986年11月第三次修改写于北京铁狮子胡同一号
别有天地的田园牧歌
别有天地的田园牧歌在我们探讨诗人对于大自然的关注以前，且读几首有关田园生活的小诗。翻开英国诗歌选集，我们往往能读到像无名氏《杜鹃之歌》这类的抒情小品。它产生于1226年（估计），总之要比号称“英国诗人之父”的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0—1400）早了一百多年。一百多年在欧洲就是不短的时期。由于这首诗的原始性、单纯性，生活在电脑时代的人读来倍感兴味。歌唱吧，杜鹃，乘现在，唱吧，杜鹃。歌唱吧，杜鹃，唱吧，乘现在，杜鹃。春天已经来到人间，尽情歌唱吧，杜鹃。种子茁壮成长，草地绿得新鲜。树枝正抽芽长叶，歌唱吧，杜鹃！母牛跟着牛犊叫哞哞，母羊跟着羊羔叫咩咩。阉牛在跳跃，雄兔跑得欢。快乐地歌唱吧，杜鹃，祝你的歌儿唱个没完。这首短诗，通过鲜明生动的形象和明朗朴素的语言，描写了充满活力的普通农家生活。人与大自然之间不存在隔阂——为现代化的城市文明所造成的那种人为的隔阂。耳边杜鹃声声，眼前绿草如茵，天上的飞鸟，地上的家畜，在春天的萌动下，相处得那么和谐，不相猜忌，且富有友谊。13世纪英国农民清新愉悦的田园生活片断跃然纸上。
我们不妨摘取一些中国诗人歌颂田园生活的佳句：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陶渊明：《归园田居》）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王维：《春中田园作》）意境是颇为相像的。中西诗人凭着他们敏锐的领悟力，生存在那与大自然间距很小的环境中，对田园生活的欣赏如出一辙。对它的咏歌，以至于复归自然的思想也是通常习见的，不足为奇的。我这里侧重于谈谈由于地域、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社会观念种种不同，在田园诗歌中，他们所表现的差异之处。
第一，同是以大自然为背景，西方的田园诗多写牧民生活，而中国的侧重于农民生活。其实英语“pastoral poem”译成中文就是“田园诗”，专以歌颂农舍生活为其内容的。西方，尤其是英国是盛产羊之国，牧民的劳动、生活以至思想感情自然而然地反映在文学作品里。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大汉族主义严重，一部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几乎是汉族文学史。汉族主农业庄稼，少数民族主畜牧，因而汉文学作品涉及牧区生活的就极少了。为人所熟知的《敕勒歌》倒是一首描写草原的广阔和水草牛羊之盛的诗作。这是北朝人叫斛律金所唱的民歌。“敕勒”是北朝时的少数民族，居朔州（今山西北境）。这是一篇翻译成汉文的诗，那“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简短描绘，给读者粗犷豪迈的牧区生活印象。一些牧马人的形象出现在一首胡人歌辞，也是汉人翻译的《折杨柳歌辞》中。《乐府诗集》载五首，兹选其中反映北人马上生活的第四、五首。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以上是属于胡歌汉译的，至于汉人写牧区生活的有李陵与苏武赠答的五言诗，即所谓“河梁之作”，也触及牧区生活，而且利用眼前之景，写怀乡之情：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何况双飞龙，羽翼临当乖。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请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寒冬十二月，晨起践严霜。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良友远别离，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长。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汉人处在牧区，多为愁苦之词，典型的思想是：“复弃中国去，委身事荆蛮。”（王粲：《七哀诗》）处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妇女更是忧伤抱怨，如乌孙公主就呼天抢地地哀叹道：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悲愁歌》）她对牧区的衣食住行难以适应，甚至蔑视之，厌恶之。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引起人们深深的同情。再看她的《悲愤诗》：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所以她痛苦地以歌当哭说：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西汉王昭君出塞，入蒙古牧区，自怜作了“离宫绝旷”之人，写下令人摧肝裂胆的《怨旷思惟歌》，伤叹道：我独伊何？来往变常。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于此可见，汉文学中对牧区的描写基调是阴郁悲苦的。有关边塞诗歌也是战士戍边抵御侵犯之敌之作。对边塞牧民生活反映得很少。当然，汉民族一向安土重迁，西出阳关向来是万不得已，所以缺乏对牧区的客观叙述，而以主观感情给它涂抹上了阴暗的色调。
西方的田园牧歌情调却大大不然，一开始它就是以欣悦愉快的鲜明色彩出现的。这里不妨略谈一点西方田园牧歌的纵的发展。最早的诗人应推古希腊的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os，前325—约前267，约当中国的战国时期）。他的诗写西西里岛的农村生活，但存留后世的不多，不易读到。古罗马的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前70—前19）写过《牧歌》十首，《田园诗》（又译作《农事诗集》）四卷，是在古希腊田园诗的影响下写成的。《牧歌》采用牧羊人对歌或独歌的形式，诗歌内容有爱情、友谊、哀歌及人生哲理等题材；他的《田园诗》则歌颂了神的威力，描写了一年四季优美的田园生活、农业劳动、动植物的习性，反映了丰富的农村生活知识。
然而以英国而论，田园诗人之父却要算亚历山大·巴克莱（Aexander Barclay，约1475—1552）了。他写过五首田园诗，发表于1515—1521年间。他的诗受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约翰·孟特恩（John Mantuan）的田园诗的启发而写。孟特恩在当时英国的名气仅次于意大利的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此时古希腊的忒奥克里托斯还不为英国人所知，而维吉尔的声名甚至还不如孟特恩高。莎翁时代的英国文法学校都把孟特恩的作品作为必读课呢。但巴克莱的田园诗充满道德说教和讽刺，很快被人忘记。于是斯宾塞就取而代之而被视为田园诗人的开创者了。
16世纪的英国诗人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cer，1552—1599）素以“诗人的诗人”著称，他的《牧人月历》展现了英国十二个月田野花树的秀丽和优美的风光。以牧人的爱情为主题，诗中的牧人和牧女的谈吐都洋溢着文艺复兴初期的新鲜气息，表现出的文化修养也很高。诗韵匀整，基调是明朗欢快的。同时代人马洛（Marlowe，1564—1593）的《热情的牧人赠给情人的诗》把牧人的生活环境写得迷人得美，牧人请求情人与他同住，享受大自然给予他们的种种恩赐；周围有山谷、树木、田野、高山、溪流；他将用玫瑰和花束为她做床，用百花做冠，用最精梳的羊毛做成衣鞋，用草和藤蔓做腰带。五月的早晨，牧人夫妇载歌载舞……如果这些快乐使你动心，那么请跟我来，做我的爱人。由瓦特·雷利（Walter Raleigh，1554—1618）代笔的《女郎的回答》也饶有风趣。她说鲜花、衣鞋等等全会随时间的飞逝而消失，只要“世界和爱情都年轻，牧羊人的言语还真诚”，那么“她一定动心，要跟他同住，做他的爱人”。这显示出作者思想的深度。
晚近19世纪写牧民愉快生活的诗篇也不少见。如布莱克（Blake，1757—1827）就写过像《羔羊》、《牧童》这样清新可喜的诗作，且读：谁给你可喜的衣裳，柔软、毛茸茸又亮堂堂，谁给你这般温柔的声音，使满山满谷欢欣？又如苏格兰诗人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所写的《赶羊上山》（一）、（二），《挽梅莉》（梅莉是母羊名字），《老农向母马麦琪贺年》，《我的心呀在高原》都触及牧人生活，表现了和牛羊密切的感情。西方的牧歌在中国诗中表现为田园诗作，这是由于不同生产方式自然而然地反映在诗歌中。
第二，在主题思想上，中西田园诗存在着极为鲜明的差异。在西方，爱情主题往往占上风，而中国则每每涉及政治。也许因为这个原因，西方的田园牧歌往往充满了青春朝气，牧人男女的对话表现了对于享受现世生活的羡慕与向往。马洛的《热情的牧人赠给情人的诗》和瓦特·雷利的《女郎的回答》可称为其中的代表作，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是十分突出的。国家大事、民族盛衰在西方田园牧歌中很少体现。而在中国则不然。传到今日的作品，多为士大夫所作。他们是靠俸禄吃饭的，远非劳动人民。宦海浮沉得意之时，“致身尧舜”之不暇，自然不会住到乡村去。一旦仕途失意，或遭贬谪，或遭放逐，归隐田园，实为万般无奈。这就是士大夫在朝与在野截然相反的处境。所以中国的田园诗虽然也屡屡歌颂大自然风光，但其最重要的主题，常是政治上不能施展抱负的积郁。山川之秀丽，只是归隐之后所得的精神上的安慰，是一种副产品。但在文学上这种副产品却产生了极高的美感价值。《楚辞·离骚》实开其端。诗中罗列了无其数的“芳草”、“萧艾”之名，乍一读之，令人有“好一幅园林景色”的赞叹。但它绝非为花草而花草，这里的植物有“嘉树”、“恶木”之分，褒贬之意甚明。屈原的宗旨仍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所抱怨的是楚怀王先重用他，然后信谗言而放逐他的事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再以“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来看，他的处世态度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联系。他早年有济世之志，“猛志逸四海”，从二十九岁起历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和彭泽县令等。由四十一岁起，他感到“有志不获骋”，遂“拂袖辞归”。在《桃花源记》附诗中，他开头就说：“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可见“避世”是“贤者”处乱世的方法。若生在“治世”，陶渊明还会施展他那“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理想政治的，也许会成为一位“治世之能臣”也未可知。那样的话文学史上将会缺一位隐逸诗人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现象并非孤立。名诗人如孟浩然、王维、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等等，都写过很多歌颂大自然的佳篇，但是无一例外地都反映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挫折与坎坷。在西方田园诗中这是罕见的。即以华兹华斯而论，他的歌颂大自然的诗作虽也涉及英国的政治，对法国暴力革命有所不满，缅怀英国过去的黄金时代，忧虑它的现状和前途，但是这些思想与他自己的“仕途”是不相关联的。所以我们读到他的歌颂大自然的诗时，没有那种“副产品”的感觉。
爱情主题在中国田园诗中是极少的。这是中西诗人田园诗作的很大区别。
第三，截然不同的宗教观念。西方诗人由于受天主教、基督教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教意识的影响，在置身大自然中时，会情不自禁地觉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力量支配万物，这力量就是创造万物的“上帝”。上帝与人类的关系，还时常被象征为牧羊人与羊群的关系。上帝伟大，个人渺小，于是崇奉上帝之情油然而生。当我们读着他们歌颂大自然的诗篇时，会时刻领略到这种对上帝顶礼膜拜的虔诚。且读一首英国19世纪后半叶的大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的一向不为人所注意的小诗《墙缝里的小花》：墙缝中间生长的小花，我从墙缝中把你摘下。我手里拿着你，根茎和枝桠，小小的花啊，如果我能够理解，你是什么，你的根根叶叶，一切的究里，那么我将理解上帝和人类的根根底底。从墙缝透露出来的小花引起诗人对自然界的沉思。他认为如果他能理解这花朵的来龙去脉，举一反三，就能知道大千世界的究里。无奈何，他并无法回答。这说明诗人在一枝小花面前，都会感到对宇宙的惶惑与难解。
再读乔伊斯·克尔谟（身世不详）的一首《树林》：我想我从来没有见过，一首有如一棵树那样美好的诗。那棵树饥饿的嘴唇，紧靠着大地涨满甜汁的双乳。那棵树终日仰望着上帝，祈祷时把长满绿叶的手臂高举。那棵树到夏天在它的卷发里，头顶着红襟知更鸟的窠巢。冬天的白雪覆盖着它的胸脯，立刻在它身上融化成雨水。像我这样愚蠢的人才写诗，却只有上帝创造出来树木。
威廉·斯蒂特吉（生平不详）的《我看见上帝洗刷这个世界》，把夜间大雨后清晨田野的清新景色写得秀丽无伦，他把这一切归于上帝：昨夜我看见上帝洗刷这个世界，从高空降下了甘霖，现在，早晨来临，我看见他又把这世界挂起来晒干。他洗净每小片青草叶，和每株摇曳的树枝；他往小山抛洒雨点，又扫荡了咆哮的大海。白玫瑰愈发白净，红玫瑰愈加娇红。因为上帝洗了她们香喷喷的脸孔，把她们一一送上床去睡。没有一只鸟，或一只蜜蜂在这条路上飞翔着的，不比昨天更显得干净利落。昨夜我看见上帝洗刷这世界，啊，但愿他洗刷了我，除尽我身上的尘土和污垢，像他洗刷那棵白色的桦树。这诗中意境正如王维的《山居秋暝》里所描写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但诗人各自对大自然的观察何其不同。前者把雨后世界之美归于上帝的功劳，而后者只是客观地欣赏与赞美而已，似乎更持有唯物主义的态度。
此外，在赞美大自然的著名诗人华兹华斯的名作《彩虹》、《露西组诗》、《水仙》等等中，那神秘的上帝或隐或现，令读者时时感知他的存在。
中国的田园诗，宗教气氛并不浓厚，但参佛与求仙的思想则时有反映：前者如王维、后者如李白均为杰出的代表，这是西方田园诗中所无的。而参佛求仙都出于政治上抱负不得施展，对朝廷不满，而又不愿随大流去保住个人的声名地位，所以退而求个人精神上的超脱。且读：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王维：《过香积寺》）王维对着“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的幽冷环境，想起佛教的一个故事：在西方一个水潭里，曾藏有一只害人的毒龙。佛门高僧用佛法制服了毒龙，使之离潭他去，永不伤人。这里王维用毒龙象征世人的欲望。王维在政治上素抱理想，对忠奸爱憎分明，见到仕途的艰险，胸中时觉苦闷。一旦走进美好的大自然，便觉舒畅惬意。中年以后王维吃斋礼佛，遁入禅宗得到恬静心境。在这首诗中，诗人意在指出：信佛就可以摆脱烦恼。政治上的不得意却使王维开拓了诗歌中的新路。当我们读到王维下面这样的佳句，能不随之悠然神往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酬张少府》）随山将万转，趣途无百里，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青溪》）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送梓州李使君》）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秋夜独坐》）政治上的失意、文学上的收获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再谈谈李白。李白原有建功立业的宏愿，积极用世的旨趣，无奈那“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李白：《古风》之十五）的不公正的封建社会，使他怀才不遇，郁闷填胸。他曾高呼：“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李白：《梁甫吟》）但是不能如愿，“明主”只顾游乐不理睬他，使他悲愤：“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行路难》之二）“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古风之》十五）自命不凡的李白“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雉赌梨栗”（李白：《行路难》之二）。于是他选择了另一条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生活道路：游历，任侠，隐居名山，求仙学道，寄情山水，接近田家。
李白蔑视权贵，却喜亲近平民。杜甫说他：“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饮中八仙歌》）李白笔下的田舍人家生活也是亲切有味的：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宿五松山下荀媪家》）夜到清溪宿，主人碧岩里。檐楹挂星斗，枕席响风水。（《宿清溪主人》）相携入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大自然与农家浑融一体。但李白的诗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游历名胜，交游僧侣道士，而非参禅悟道之作。这些诗篇具有一种超凡绝俗的“仙”气，为其他诗人所不及。蜀僧抱绿绮，西下峨嵋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听蜀僧濬弹琴》）桃波一步地，了了语声闻。与山僧别，低头礼白云。（《秋浦歌》其十七）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所写的游历生活，常恍惚如登仙境：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西上莲花山》）紫阳之真人，邀我吹玉笙。餐霞楼上动仙乐，嘈然宛似鸾凤鸣。（《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王维和李白都讲参禅求仙，但在他们的田园诗中，佛和仙只是诗人的一种幻想境界，与西方一味诚心实意地歌颂上帝，以上帝为“佳山水”的缔造者的信念是有本质不同的。中国诗人歌颂大自然只为了大自然的本身，而西方诗人则明显地在赞美自然时，更着重赞美大自然背后的创造主。宛如一个是赞美婴儿，另一个却是赞美诞生婴儿之母。
第四，哲理的思考。人们处在优美的田园或山林环境中，常会忘怀一切，产生超乎现实的遐想。返璞归真，向往自然，这是中西诗人所共有的。例子很多，不遑枚举。我这里则侧重于他们在田园诗中所表现的各行其是的哲理的思考和对人生价值的探索。西方诗人思想比较复杂。在大自然界，他们除开时时刻刻不离开天上的上帝和人间的爱情之外，另有一些匪夷所思的“触悟”，很耐人深思和玩味。如我们所熟悉的济慈十四行诗《蝈蝈与蛐蛐》。他由新割草地上、树篱边的蝈蝈叫声和冬夜炉边的蟋蟀鸣声，想到大地的歌声永远不会消亡，万古馨香无断绝，阐发了“美是永恒”的信念。歌德的《自然和艺术》，由于认识到大自然之美，深感人所创造的艺术之不足，而感慨“自然”和“艺术”是互相躲藏的敌对的东西。但他忽然又领悟到它们会意外地遇在一起，那是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候：这只在于真诚的努力，只要我们用有限的光阴，投身艺术而全意全心，自然就活跃在我们心里。……要创造伟大，必须精神凝集。在限制中才显示出能手，只有规律能给我们自由。
近代诗人罗·弗罗斯特擅长通过对自然景物和乡间生活的描绘，表现出新的思想和境界。他的《未选择的路》富有象征性的哲理含义：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但他不能同时走这两条路，于是他选择了一条他认为更美丽诱人的路，想把另一条留到来日再走。这样他走了一阵绵延无尽头的路。多少年以后，他将往事回顾，想象着没有走的路该是什么样子——如果他对人生的路作了另外选择，该是什么景况。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柯瑞林·罗宾生（身世不详）的《一条没有路标的小径》更饶有趣味地说，所有的道路都通向某些地方，那些路途都伴随着脚步的回声，人们奋斗着，挣扎着，匆忙来去。但诗人喜爱的小路却不通向任何地方。这条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端，蓝天之下只有幽谷、溪流、青青的碧草、洁白的百合……他踏着轻快的脚步，把这里认做他生命的“绿洲”。虽然这条路没有路标，没有显示任何目的，然而，却引导诗人寻找到自己的灵魂。华兹华斯的《彩虹》说到童年时见到彩虹这美丽的自然景象，禁不住心头的喜悦而跳跃起来，于是阐发他的哲学：人的一生不应该失去这种喜悦——这种与大自然息息相通的赤子之心的喜悦。他的其他诗，像《咏水仙》、《孤独的刈稻者》、《杜鹃》也都显示出这种思想。
中国诗人的哲理思考则往往涉及宦海浮沉，穷通蹇达的个人遭遇，或生老病死的自然现象。如果身处乱世，他们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矛盾不得解决，或受到贬谪或流放，或是不愿同流合污，不愿折腰事权贵而主动退隐避世。理想抱负虽不得施展，他们却在田园和劳动者之间得到始料所不及的世外桃源之趣。他们因而抛弃“不为世用”的悲愤，体会到恬淡超脱的虚无之境。这在田园诗人中还是比较普遍的。试读下面的诗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陶渊明：《归园田居》）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独来去。（孟浩然：《夜归鹿门歌》）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东坡：《临江仙》）像这样从参政与归隐的矛盾中出来，参悟穷通生死之理，断绝尘念，神驰物外，自成高格，是封建文人时常于作品中流露的超脱思想。
读中国的田园诗，农民生活环境和体力劳动的刻画几乎随处可见，这是同类的西方诗中所鲜见的。下面的摘句勾勒出农村的大好风光，劳动者所从事的活计和他们那质朴淳厚的民风乡俗，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陶渊明：《归园田居》）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陶渊明：《归园田居》）陶渊明看不惯政治上的人事纷争，受不了官场逢迎的拘束，毅然归隐。回乡之后，想到过去的三十年，实在是“误落尘网”，完全是人生的一场误会。如今如同笼鸟归林，与山野之人共同劳动，日出而作，忧喜与共，虽身体辛劳，但精神愉快。《归园田居》写他的心路历程，浑成而自然。再读几首歌颂田园生活的诗和词：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纻裙，农父绿蓑衣。齐唱郢中歌，嘤咛扣竹枝。（刘禹锡：《插田歌》）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苏东坡：《浣溪沙》）北陇田高踏水频，西溪禾早已尝新。隔墙沽酒煮纤鳞。忽有微凉何处雨，更无留影霎时云。卖瓜人过竹边村。（辛弃疾：《浣溪沙（常山道中即事）》）从这里，我们仿佛身历其境地参与了田家的现实生活：那冈头平齐的花草，那穿梭飞舞的燕子，那穿着白麻布衣裙的农妇，那披着绿草编成的蓑衣的农夫，陪衬着白水绿苗，唱着山歌弯腰插秧的场面；那绿树成荫的村庄，诗人路过闻到煮蚕茧的香味，听到隔篱缫丝姑娘的笑语，他不禁心旷神怡，拄着藜杖问着农民，豆子熟了没有；那在村北高地水车辘辘的响声，早稻田已经熟了，正好河边钓来细鳞鱼好打酒吃，天气半晴半阴，竹边村庄已经听到卖瓜人的叫卖声了……多么丰富多彩的田园生活啊。作为诗人，住在农村，与劳动者生活劳动在一起，饱饮大自然的乳汁，酿成诗歌，反映平民世界那种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健康乐观的情绪。这多种多样劳动的细节，生动而具体，包括人物的忧喜，季节的变化，绘影绘声地描述在诗篇中，构成中国田园诗的特色。这类描写，在西方小说、散文中固不乏见，但在诗歌中，似乎我们读到的很少。我认为这些正是中国抒情诗见长之处。田园诗歌正是中国诗中最精粹的财富中的一部分，更由于它所具有的这些异于西方的特征，为世界文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大自然的契友——隐逸诗人
大自然的契友——隐逸诗人在对待人和大自然的协调关系上，中西诗人有很多共同关心的事情，并表现在隐逸诗作上。在中国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中，隐逸诗人一向占有较高的地位。西山采薇而食，长沮、桀溺耦耕，高风亮节，传为美谈。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出路就是“学而优则仕”。但是出仕与否，他们有一条立身守则，就是“邦有道则兼济天下，邦无道则独善其身”，可见他们还是抱着兼济天下的理想，并不将个人的飞黄腾达放在第一位。在封建社会，在朝和在野对个人的前途、物质待遇，即所谓爵禄，关系至大。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西方，知识分子的出路有多样：在政府当官，在公司做经理，在剧团当演员，只要赚钱多，就能得到名誉地位，受到社会尊重。因为那是个金钱世界。中国就不同，从商一向不被认为是正途。陶朱公从“贾”，原是为着明哲保身，万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士大夫如果不满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所作所为，不肯与恶浊的“当道”同流合污，就会毅然舍去求得的富贵尊荣而遁迹山林，与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躬耕自给。有些人甚至受朝廷征召也不去就仕，甘心老死于林泉之下，这是受到人们景慕的。仕途既不得志，殚思竭虑，致力于创作，因而在文学上殊有贡献，给我们留下璀璨绚丽的诗篇。其品德情操又给人以高山仰止的感觉。在中国曹魏末西晋，直到东晋宋初，山水田园诗歌兴起，隐逸诗人名家辈出，这种文学方面的昌明勃兴，同当时政治的动荡黑暗形成鲜明对照。
魏晋的山水和田园诗派，全是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它们同属一种主流，却又形成不同的分支。政治和社会生活动荡不安，这些隐逸诗人都对统治阶级抱消极的不合作态度，基本的精神是相近的。但山水诗人和田园诗人对大自然的态度又有很大区别。山水诗以谢灵运为代表，田园诗以陶渊明为代表，各领风骚。山水派纵情浏览山水，观察自然景物细微，要把美妙的山水恰如原状地移入诗句，使诗写得如画境，开山水题材反映自然界的四季和晴雨朝夕的自在美。这类诗写作技巧是好的，但内容涉及躬耕生活和百姓疾苦的少，这是与田园诗主要的不同之点。田园诗人对现实的批判较强，农村生活经验较丰富，以“返自然”、“咏农耕”为主题。歌颂田园景物，反映农民疾苦，在表现消极反抗的思想之余，更令人体会到诗人的民主进步思想。我们读到这些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后，会对隐逸诗人的思想境界有较深刻的认识。中国文学评论界一致肯定他们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这是公允的，是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
在西方诗歌中，随着历史的演变，诗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不像中国诗人那样一贯地崇拜和景慕，而是发生过几度繁复的变化。因此他们的山水田园诗，从内容到形式，都显示出与中国迥异的诗风。以山水田园作为主题的诗歌，远没有中国诗歌中那么普遍，也没有那么重要。分析其原因，试粗略论述如下。
中古时期的欧洲文学，受《圣经》影响极大。天主教与基督教莫不把《圣经》奉为圭臬。按照它的说法，上帝花了五天工夫创造了陆地、海洋、植物和动物。到了第六天，才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这就是说，上帝先创造了大自然，然后再创造出人类。于是人必须服从上帝的指挥，否则上帝就会命令大自然去惩罚反抗他的旨意的人。亚当和夏娃就是因为违背了上帝的嘱咐，偷吃智慧果而被逐出伊甸乐园的。从此上帝叫他们终身劳苦，耕田种地，才能谋求衣食，直到归于尘土。大自然是毫无恻隐之心的，常降祸灾与人。所以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栗栗危惧，而人在大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中古西欧诗歌中表现了畏惧自然的思想。如《简明剑桥英国文学史》开章就说：
在我们最早的诗歌里，有的是风暴中狂吼着的滚滚海浪，或酷寒封锁的海上漫长的黑夜的阴影。我们祖先眼中的大海绝非风和日丽的地中海——蔚蓝的海水沐浴着大理石宫殿的石阶——却是一片灰茫茫的海洋，那汹涌澎湃的恶浪拍打着忧郁凄清的海岸和贫瘠不毛的岬岛。陆地与海洋一样地严峻无情。海岸上的居民听不见云雀或夜莺的娱人的歌唱。他们的寂寞还因海鸟在悬崖上的哀鸣，或因海岸那边的狂风喧嚣而更加可怕。他们用笨拙粗陋的工具耕种，为着渴望丰收，他们向大地乞求，歌唱着下面的诗歌——这可能是我国（指英国——作者）最古老的文学了：
大地啊！生灵之母，向您欢呼！
在上帝的怀抱里，您硕果累累，
请将果实赐给饥饿的人类。中古流传下来的作品寥寥，上面的引文说明那时候人时刻祈求大自然保佑和怜悯的心情。大自然是高高在上的，降福降祸，主宰命运，人是不能抗拒的。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形成，主张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恩格斯说：“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作家热爱现世生活，追求个人幸福，基调是健康和乐观的。大自然不再是人们畏惧的对象，宇宙万物再不是事事受神祇的管理。由于科学的发展，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加强了，在文艺复兴诗歌中咏赞大自然的作品增多了。大自然往日的凛凛威风，在彼特拉克、菲力普·锡特尼、莎士比亚等作家的笔下已一扫而空。大自然从俨然主人的高位，降而成为与人平起平坐、同忧共喜、平易近人的伙伴了。如埃德蒙·斯宾塞的田园诗《牧人月历》，就以大自然作为陪衬的背景，十二个月的景色通过牧人与牧女歌唱出来。或浓烈或清新的田园佳趣，借助大自然之美，渲染了诗篇。平民生活与自然景物融会无间，与中古时期相比，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大自然既然失去主宰人类的力量，也就不像希腊神话中的那样，一时与人为敌，一时与人为友，玩世不恭地拿人的命运当儿戏。文艺复兴的诗歌中的大自然，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一变而为人类现实生活中须臾不可离的要素。大自然与人类是来自一体，二而一，一而二的互相依存，生死不渝的伴侣。它是那样地绚丽多姿，生气勃勃，景随情变，向忧亦忧，向喜亦喜，那样地富有人情味，似乎要看人的脸色行事了。
17、18世纪，西欧古典主义文学盛行，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喜欢运用艺术手法处理古希腊、罗马故事，崇尚王权，歌颂杰出的英雄人物，迎合宫廷贵族趣味，因此离开平民和大自然就远了。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兴起，大自然以前所未有的崭新风范展现在文学创作之中。这个时期的大自然既不是上帝惩罚人的工具，人更不会在它面前慑服不前；也不是现实生活的陪衬，有如扶持牡丹的绿叶，只起配角作用；也不是人的悲欢离合、悲喜戏剧的幕场背景，不是实用主义地为人服务的了。古典主义作品中的大自然描写，是富有典雅趣味的。如蒲伯的诗中的大自然，有如城镇的公园：花树经过修枝剪叶，道路平坦整洁，喷泉流水，绿草如茵，多人工精雕细琢的痕迹。而浪漫主义诗人笔下的大自然，山川树木，巉岩峭壁，表现出它原始纯真的容貌。他们看不惯英国工业化以后城市人口稠密、农民弃农就商、乡村凋敝的现状。他们认为人们投身于单调刻板的工作之中，追求高度的物质文明，反而失去真正的幸福。
英国的湖畔派诗人的代表华兹华斯，不满于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的社会现状，在早年的激情过后，遁迹英国西北湖区，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他一反古典主义的创作道路，提倡作家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为题材，歌颂大自然，塑造平民形象，作品兼有中国山水田园派的特色，是西方的隐逸诗人。他以农村美好的山容水态和平民的高尚品德来对比城市的烦嚣污浊和上等人的自私贪婪。质朴的生活、高贵的思想是他提倡的理想。大自然是他怀着崇敬心情景慕的对象，提倡内思和外物都应该顺乎天然法则表达出来。他的《露西》五首组诗就塑造了一个按照自然美的法则成长起来的农村姑娘，具有垂柳浮云、芳草幽兰以及泉边活跃的小鹿的静态和动态之美，给人以鲜明难忘的印象。
歌颂女性美，却运用大自然物象来比喻的例子是拜伦的《她走在美的光影里》一诗。这是一首与《露西》异曲同工地把大自然的美与人的容貌、心灵的美融合为一的瑰丽诗篇。号称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拜伦，也时常流露出遁世隐逸的思想，他的《东方叙事诗》不乏隐遁山泽林薮的不同流俗的主人公。又如直接抒发他的隐逸思想的诗《龙岩》，赞美莱茵湖畔的壮丽风光，流露出栖身林下的飘逸思想：大河奔腾，浪花飞溅，使大地陶醉，把人心吸引；它千曲百折，次第展现，周遭的万变常新的奇景，若能在此地终身栖隐，最高傲的心胸也怡然知足；与造化，与我如此亲近，除去此间，再没有别处。
再如雪莱、济慈也莫不把赞美大自然作为诗歌中主要的题材：一阵西风、一朵白云、一只云雀、秋天的果实、天上的繁星都染有诗人丰富幻想的色彩。有时并没有什么比喻寄托，只是被大自然的美所感动。济慈的《从不间断的是大地的诗歌》、《蝈蝈和蛐蛐》直截了当地写出了大自然的美是永恒的思想，夏天有蝈蝈，冬天有蟋蟀，自古馨香无断绝，人应该充分体味自然之美。平凡的景物，俯拾皆是，引起我们的共鸣，不论东方西方，都被大自然不朽的美深深吸引住。诗歌到了这个阶段，进入了它的高峰时期。
以上略论西欧诗歌中所反映的对大自然态度的几层变化，由于时代、思潮种种影响而有这些不同。那么，在我们今日不免发生一个问题。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人类从原子又进入电脑时代，大自然已由主宰人而变得受人主宰。我们心中就产生了一种疑问：今日的诗歌以至文学艺术所描绘的大自然，该是人们不屑一顾，踩在脚底下的乞人怜悯的角色了吧。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经验告诉我们，在昌明的科学万能的世界，山水田园隐逸诗人和艺术家不是消亡了，而是依然存在。尽管他们所反映的外界现实和内心感受，创作理论和技巧与中国隐逸诗人的不同，就说与西欧前几个世纪的隐逸诗人相比，也是大异其趣的。但是不管表现的形式如何不同，其核心实质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满现状，企图逃避，遁身自然，自寻乐趣。这几乎是一切隐逸思想之宗，古今中外，大抵如是。以工业发达的英国和美国为例。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有所谓“愤怒的青年派”的文学运动。这些文学青年反抗社会羁绊，敌视压抑他们的种种压力，追求法国大革命时的个性解放。美国在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垮掉的一代”文学。他们的思想本质与英国那派的相通，只是在否定传统和反抗现实方面没有英国的“愤怒的青年”那么彻底，这是国情不同所致。英国、美国这些青年的思想有些中国老庄的哲理意味，他们自称文明社会中的“神圣的野蛮人”，对物质文明十分厌倦。美国的“垮掉的一代”的一个领袖人物名叫加里·施奈德，现在住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偏僻的农村里，亲自种植果园，至今仍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返归田园的隐逸生活。他们主张热爱自然，热爱人和人以外的一切生物。他们在寻求一种原始的返回大自然中去的“最健康人”的生活方式。
不但在诗歌中，而且在其他艺术领域，也不难发现隐逸遁世的思想。工业发达的日本，却出现了文学艺术的返璞归真的倾向，如东山魁夷的山水画把我们带进一幅幅人迹罕至的湖山胜景之中。此前国内举办的美国安塞尔·亚当斯的摄影艺术展览，所摄图片有高山明月，清泉流水，宛如唐代诗人王维诗中的意境。可是这些竟是亚当斯摄自美国大城市旧金山、洛杉矶的。现代西方的大都市经常出现一些保有原始风貌的风景区。那些地方严禁“物质文明”的侵入，山岩峻秀，禽兽出没，被认为是“美国奇景之最”。在华盛顿最豪华富丽的餐厅内，用人工培养花卉，放自来水作瀑布，用落地大玻璃窗与就餐人隔开，加上烛光照明，把餐厅布置得如在野外，人们视此为最美享受。百万大富翁，却喜欢乘直升机到他那坐落在深山老林中的茅屋中去度假，去饱尝古拙简朴的乡村风味。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大自然是人类不可分离的挚友，物质文明绝不能取而代之。
既然如此，就有一个关于隐逸诗人的评价问题。中西隐逸诗人对各自后代作家影响深远。因为不满现实，又无出路，愿意遁隐山林的文人各个时代都有。他们虽然比不上那些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豪杰，或扶危救困的志士仁人，但又比助纣为虐、欺凌百姓的人高明得多。况且我们把他们作为诗人对待，主要是他们的诗受到人民喜爱，反映了时人的苦闷情绪，艺术成就高，才能流传后世。我国古代的文艺批评，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萧统的《昭明文选》等都对隐逸派诗人抱着肯定态度，尽管他们之间对具体诗人的高下品评尚有分歧。现在的几部中国文学史之作，也是结合诗人所处的时代社会条件进行客观分析的。近年也出了几本隐逸诗人的评传，对他们的为人和诗作作了分析，比较公允中肯。相比之下，我们的西方文学研究就大为逊色了。对待中西隐逸诗人，我们要采用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杆标尺，而不应厚此薄彼。对中国的诗人评价较高，而对西方的隐逸诗人则十分贬低，这就失之偏颇，需要纠正了。如过去我们对西方浪漫主义的评价就远远不及现实主义（这在中国古典文学的评论上也有一些同样的偏见），对西方山水田园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评价更不及对中国这派诗人的。从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需要下一番研究工夫，纠正过去西方文学评论界的错误观点，不要再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我们应该从诗人的原著着手，把他们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的条件下分析研究，在世界文学史上给他们以适当的地位。这是我们今后严肃而迫切的任务。
源远流长的游历诗歌
源远流长的游历诗歌古今中外诗人，由于多种原因：或主观意愿，出于兴致；或客观需要，甚至为环境所迫，离家出外，或去他乡，或到异国。他们把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用文学体裁，把观感中认为最值得追怀记述的东西录写下来，从而形成游历文学。因此这里就有山川景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神话传说等等引人入胜的文学，更不乏赞美自然、猎奇访胜、伤别故旧、邂逅新知的悲喜情怀。体裁则散文、韵文都有，是个尚待开发的文学宫殿中的一隅。我拟就诗的这个体裁来谈谈为一般人所熟悉的这方面的作品。由于地理气候、经济政治、文化教养、传统习俗、生活条件种种不同，在这个诗歌王国里，在思想意识和写作技巧上，中西不乏共同之点，但也有殊异的地方。现在世界科学发达，已进入电脑时代，人类遨游太空，已不是稀罕事。旅游逐渐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必需。为此在这一个角落进行一点摸索，或许会饶富雅趣的。一、西方的游历诗歌
西方古代因种族征战、宗教斗争等等原因，人口经过几次大迁移，加之海上交通便利，欧亚之间商贾往来十分频繁，所以文学所反映的游历内容屡见不鲜。若说西方诗歌中的游历主题几乎是与诗的兴起俱来的，也不为过。远溯希腊，公元前9—前8世纪，盲诗人荷马的《奥德赛》史诗实际上是一篇游历诗。长诗有一万二千一百零五行，描写俄底修斯战后离开特洛伊，返回希腊，途中在海上漂泊了十年，遭遇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赖天神相助，最后才回家与妻儿团聚的故事。那一路上不平凡的经历使人们读来惊心动魄。那带有紫罗兰色泽的美丽的火海，时而平静柔媚，又时而汹涌澎湃，随时可使小船遭受灭顶之灾；那巉岩峥嵘的小岛，俄底修斯和十二个水手到岛上觅食，误入独眼巨人的幽深洞穴，使用计谋烧瞎了巨人的眼睛，才得逃出；那食莲国人给他们食用迷莲，使他们忘记故乡，俄底修斯只得把水手们绑在船的板凳上，强行开船前进；那风神好意送他们风袋，助他们顺风返航，不料又被水手打开风袋，船又随着逆风返回；那海岛上可爱的仙女卡吕普斯的厚意挽留，又使俄底修斯滞留了八年，直到宙斯命令仙女放他回乡……总之神奇怪诞，出人意表，某些手法，类似我国小说《西游记》。自然风光、地理环境、人神故事、各地习俗都被作者用想象的威力，把天地风云的变化莫测，把人类征服那不为人所理解的自然，以至能够支配自然的本领和过程，涂上了神奇谲秘的色彩。我们若掩卷细思，又觉得这些现象与现实世界十分吻合，只是诗人的生花妙笔使人与自然的斗争呈现出色彩斑斓的艺术魅力。
西欧各国，国小地蹙，征讨战争频仍，各民族间接触自多。在和平时期，交往也很密切。加之欧洲种族的血缘关系相近，宗教、文化、风俗、习惯互相通气。当然交通发达更富有优越性。教士传教，商人经商，人才流动，婚姻嫁娶，出国旅居，都是稀淡平常的事情。所以文学反映游历题材就很普遍了。西方这类作品的内容自有其特色，如好奇、冒险、吊古、揽胜、离奇的遭逢，其中尤不乏邂逅的艳遇，有时还能碰见能够解释主人公身世的奇遇等等。更因游历者富于开拓进取的目的，勇往直前的精神，故其感情基调往往是乐观高昂、欢欣喜悦的。纵有离怀别绪，也常为眼前变化的新鲜景物所涤荡。
游历题材在小说、札记、戏剧中出现居多。以英国来说，古代散文中就有许多关于民族迁徙、英雄冒险、各地风俗等传说，呈现出游历文学的色彩，如有关亚瑟王传奇中骑士们寻找圣杯——这是神的恩赐的象征——的故事。当诗歌创作在5世纪的英格兰成为一种谋生职业的时候，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中产生两类唱诗者：一类是自己演唱自己所创作的诗歌的人，叫做斯考普斯（scops）；另一类是演唱别人制作的诗歌的艺人，叫格里曼（gleeman）。据史载，古代盎格鲁撒克逊诗歌《浪游者》（Widsith）就是叙述一个吟游诗人周游许多国家，受到一些国王和部族酋长的隆重接待的奇闻轶事的。可惜这类资料不易见到。由此可见，在远古的英国，诗歌与游历题材似乎是同时出生的孪生子了。
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同时又是近代最初的一个诗人”的但丁，由于政治上的挫折，三十七岁从故乡佛罗伦萨被放逐，死于拉韦纳（位于意大利北部），漂泊了十九年，没有能返回故乡。他的《神曲》是写他在诗人维吉尔的引导下，到过地狱、炼狱和天堂的诗体幻游记。这诗虽写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见闻，但内容多宗教象征和道德教诲，政治倾向鲜明，与游历题材的作品不同。比但丁略后，号称英国文学之父的乔叟，也以诗体写了《坎特伯雷故事集》，记述二十九个朝圣者从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泰巴酒店出发，往坎特伯雷城去朝拜圣祠的来回路上的经历。这诗有游记色彩，把14世纪的英国城堡、寺院、城市、乡村描绘得使人如同身历其境。然而它的重点还是在于描写那些朝圣人物，沿途景象只做陪衬。这两部巨作，虽以游历为经线，但算不上游历文学，没有《奥德赛》那样富有典型性。
游历主题反映在小说、日记、札记、戏剧等文学体裁中的很多。姑以英国而论，如17世纪的班扬的《天路历程》。写作者梦见主人公基督教徒如何历尽辛苦，克服磨难孽障，走到天国的旅程。18世纪这类题材增多，如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写一个平民水手，船遇风暴，只身落难荒岛，孤身建立家园，最后被救回英国的故事。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叙述了格利佛船长周游大人国、小人国、飞岛国和慧马国的幻游记，多为针对时政而发，表达了自己的理想。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也具有一定的游历的性质。通过汤姆的经历，把英国的乡村城市、旅店、戏院、集市、法院、牢狱……都呈现在读者面前。从反映现实的角度来看，称得上是五光十色、包罗万象的记叙。其他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则幻想奇特，涉笔成趣，虽是童话，也吸引着成年人。斯泰恩的《感伤的旅行》则是以刻画细腻的恋爱心理为主，旅途见闻则无关紧要。19世纪末的斯蒂文森更是写游历文学的能手。他的《宝岛》写青年吉姆如何协助一个探险队寻找一处在大海中的某个小岛上所埋藏的珍宝的新奇冒险的事迹。这些作品或写征服自然，或揭露社会，或宣传宗教，或寄托理想，多种多样，各擅其胜。
此外，在西方文学宝库中，游历文学中赫赫有名的如意大科的《马可·波罗游记》，西班牙的《堂吉诃德》，美国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札记》、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挪威易卜生的诗剧《比尔·金特》等等，都是利用旅行者的眼睛，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幅新鲜景物的画卷，开阔人们的视野，启迪人们去深思，去遐想，或多或少地激发人们改造世界的抱负。
但以上所述的游历文学，都是属于散文体裁。若加以评论，非一篇简短论文所能容纳。还是局限于诗歌这个体裁吧！仍以英国为例。英国诗歌在中世纪时就很发达，经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至文艺复兴，诗人辈出，脉脉相传。只是到了启蒙时期，现实主义小说兴起，诗歌才靠边让位，处于低潮，这也是与历史条件、哲学思想密切相关的。及至19世纪浪漫主义勃起，诗歌王国繁荣昌盛，群星灿烂。题材广泛，比往昔大有突破。游历似乎也是诗家常事，游历诗自然也屡屡见了。这类诗中推陈出新、登峰造极的，我认为要算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和《唐璜》了。在这里，欧亚旅途风光的描绘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作者情感的高低起落浑然一体，拓宽了游历文学的疆域。华兹华斯在德国所写的诗《露西》（写于1799年，发表于1807年）第三首“在陌生人中间我独自旅行，越过大海他乡飘零”，轻柔婉转，乡思跃然纸上，则呈现出另一种情调。再看那位满怀悲愤，携家出走，永别英国的雪莱，走向他所向往的自由土地意大利、希腊，途中写出《给威廉·雪莱》的诗行：这一刻将成为久远的梦寐在你的记忆里存留，我们就要伴着蔚蓝的海水住在恬静的、金色的意大利或是希腊，自由的出生地。以及诸如《亚平宁山道》、《在那不勒斯附近沮丧而作》这一类沉郁顿挫的句子，酝酿了《西风颂》那高昂豪放、气象万千的巨制。旅途心情因人而异，所以呈现出不同风貌的游历诗歌。
然而，尽管如此，若与中国游历文学比较，不论散文、韵文，西方与中国的不同处还是显而易见的。初步吟味，不妨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西方民族性格比较强悍，富于冒险精神。亘古以来，部落迁徙，历史不乏记载。直到现在，弃贫就富，移民他国，或出门追求自由，挣脱羁绊，都很普通。所以一般来说，他们对于离乡去国视若平常之事。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山川景物往往成为他们欣赏赞叹的对象，或者作为在本国处境不满的补偿，所以在旅行中享受到寄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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