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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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上）试读：
简介
中日甲午战争是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它以1894年7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到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关于这次战争有什么秘闻呢？
第一章 日本蓄谋发动侵略战争
东学党起义
从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东学道开始公开活动后，连续发生了全州请愿、伏阙上疏及报恩聚会三大事件，但其斗争的结果最后竟化为泡影。东学道徒解散后，官府又分别加以逮捕。东学道徒所受的迫害反而有增无已。从金允植给鱼允中的信中，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东学道徒所采取的可耻的欺骗手段：“窃谓大服人心莫如‘信’之一字。向于宣谕之后，宜自朝廷即发一令，既住勿问……今乃一边开诱以好生之道，一边行会以捕核党魁，彼安肯心服乎？焦唇弊舌而竟归食言，事何以行令乎？未知其间事状如何，党魁已就捕否？此系庙算，非野人之所可与知，而事体则顾不然乎……方今民心涣散，从乱如水，朝廷无固系之信，所在贪污，长吏又从而殴而纳之。以此言之，未可以己散而释虑也。惟激浊扬清，兴利除弊，为挽回民心之大关捩。”
金允植反对政府当局的欺骗手段，提出兴利除弊以挽回民心，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又有谁肯听呢？所以，他的“未可以己散而释虑”的说法，确实是相当清醒的估计。果然，刚转过年来，东学党武装起义便爆发了。
这次起义的领导者不是东学道主崔时亨及其门下高徒，而是道徒全琫准。全琫准（一八五四——一八九四），全罗道古阜郡人。父亲为人正直，秉性刚强，曾为古阜郡衙吏属，固不满郡守贪婪无厌，率农民袭击郡衙，不幸被捕，死于乱杖之下。全琫准悲愤不已，常以报亡父之仇，拯救民众于水火为念。一八七四年，他拜谒崔时亨，聆听教义，遂为东学道信徒。到一八九四年领导起义时，已是古阜郡东学道的首领。全琫准所领导的起义，虽然是以东学道徒为核心，并继续沿用东学道的名称，但已经脱去了宗教外衣，所以历史上一般称之为东学党起义。
长期以来，由于朝政腐败，人民苦于苛政久矣。一方面，权贵横征暴敛，榨取无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另方面，人民贫苦不堪，求生乏术，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在东学道徒中传诵着这样一首歌谣：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
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
这是当时朝鲜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不满政府的情绪弥漫了全国。一八九四年初，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在一份报告中说：“根据各种征象，朝鲜人民的不满以及其对于政府的敌视态度，正波及全国。”“全朝鲜陷于沉重而日益增长的激愤情绪已有相当时日，这种激愤情绪极易转变为公开的暴乱。”果然不久，震撼半岛的东学党起义在全罗道古阜郡爆发了。
东学党起义发端于全罗道古阜郡，事非偶然。一八九二年，古阜郡郡守赵秉甲走马上任。他本是个著名的贪官，巧取豪夺，诛求不已，农民尤无噍类，早有愤愤不平之意。到一八九四年，万石洑水税事件发生，便激发了这次起义。古阜郡是朝鲜的产米区之一，水利灌溉至关重要。朝鲜有一种特有的堰，以木石或土沙筑成，用来截水灌溉农田，叫做洑。洑分国有和民有两种。万石洑就是古阜郡的国有洑之一。农民从国有洑引水灌溉，须缴纳一定的水税。此项水税收入，按惯例只用于洑的管理及其他有关事业，并不上缴国库。自赵秉甲上任后，征发数万农民修洑。及至完工之后，赵秉甲竟擅自废除惯例，增加水税，且将水税纳入私囊。郡民不服，赴郡衙辨理，赵秉甲置之不理。郡民复派代表赴全州，向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申述。金反将代表逮捕，投入监狱。郡民忍无可忍，便揭竿而起了。
是年二月十五日，全琫准率东学道徒和农民袭击郡衙，驱逐了郡守赵秉甲。起义军占领郡衙后，开仓库，将钱谷分散给农民。三月下旬，起义军以古阜郡的白山为根据地，制订了四项行动纲领：一、弗杀人、弗伤物；二、忠孝双全，济世安民；三、遂灭夷倭，澄清圣道；四、尽灭权贵，复国安邦。并发布檄文揭露吏治之腐败。从其纲领和檄文看，起义军并未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仍然认为“今我圣上仁孝慈爱，神明圣睿”。正如各国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一样，他们反对贪官污吏和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尽管这样，起义军提出了“逐灭夷倭”、“尽灭权贵”的口号，还是带有鲜明反侵略反封建的性质的。就是说，全琫准领导的东学党起义与崔时亨领导的反对西教的斗争相比，已经把斗争提到了更高的水平。
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接到起义军攻占古阜郡的报告后，立即派李庚镐率全州监营二百士兵前往镇压。全琫准闻讯，率起义军在古阜郡的黄土岘迎战，打败官军。领兵官李庚镐被击毙。起义军初战告捷，士气大振，乘胜追击，进抵长城郡一带，全罗道首府全州危如累卵。此时，参加起义军的农民甚多，武器也大有改善。据日本《时事报》载：“匪约计四千，此即滋蔓之根也。若统计之，则不下万余人矣。其所用器械不一：有用鸟枪者，有用剑者，有用戈矛者。其枪若三千杆，内两千杆自行购置，其一千系由军械库劫掠者。该匪有乘马者百余人，以为哨探……其行军战阵之法，的是曾经训练者。”
于是，全琫准被推为总督，以金德明为军师，大将孙和中与金开男各领一军。起义军有了严密的组织，战斗力大大加强了。东学党起义军纪律异常严明，朝鲜人民和旅朝的外国人士无不有口皆碑。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闻》载：“东学党订有不耽酒色，不吃烟等等规律，党员很能遵守，一点也不为害于农民。有人问他们的目标，回答是：改革政府弊政，驱逐居留的外国人，以图国民的福利。他们所说的总能实现。从古阜进军全州时，禁止践踏田地，妨害农作，并且放空炮告诫军队离开田圃。他们所到地方，各货用现钱交易，商业照常进行，相当有利益而无危害之患。他们在人民中声誉很好。”
东京《国民新闻》刊登一个旅朝日人的来信说：“东学党军纪律之严正，实在令人佩服而外，无话可说。如果有一个兵土夺了良民的财产或奸淫了妇女，立即捕来，当众数说他的罪恶，处以死刑，警戒全军。所以队伍经常齐整，服从命令。犹如我所说的听来或似过誉，实际情形确是如此。地方人民一则（对官军）畏如蛇蝎，一则（对义军）爱如父母，其间相去实如天渊。”
同文馆学生长德禀呈总理衙门的节译日报新闻稿亦称：“若论各匪待民，不但和平，且有仁厚之意，绝不剥削脂膏。无论用民何物，皆予以公平之值。倘遇府库之财，必尽取之以充用度。现该匪志不在图谋京师，而亟亟于储粮草，备器械，购军火，得民心也。”
起义军秋毫无犯，深受人民群众拥护：人民群众对起义军也给予有力的支持。当时，“政府发布了关于保证讨伐队粮米与人民应向官军交纳粮米的严厉命令，但任何人也不加以理睬。至于东学党的军队，它却有足够的粮米，用不着征集，因为农民完全自愿地给他们以各种帮助。”
朝鲜政府接到全州监营为起义军所败的报告，惊恐万状，急派京军壮卫营正领官洪启薰为两湖招讨使，率京军壮卫营八百，自仁川海路向全罗道群山浦进发；又命京军二百，自汉城由陆路开赴全州。当时，北洋海军的平远舰正停泊仁川港，朝鲜政府向袁世凯交涉借用此舰，得到允许。五月八日，洪启薰乘平远舰自仁川出港，前忠清道报恩县县令李圭白为从事官。兵员、野炮两门、抢械及弹药四百箱，皆分载于平远舰及苍龙，汉阳两火轮上。十日，洪启薰从群山浦上岸，十九日，抵全州，会合由陆路开来的京军，再加以全州监营新募的军队，即向南进发。
先是，一八九三年东学道报恩大会时，洪启薰曾率壮卫营六百进行威慑，从而达到了迫使崔时亨解散道徒的目的。此番他想重演故伎，对全琫准采取招抚的手段，不战而瓦解起义军。于是，向起义军发谕招降，谓：“朝廷现已免黜全罗监司金文铉，械系郡守赵秉甲，以示抚慰，天恩圣仁极矣。若仍执迷不悟，则决大举讨伐！”
全琫准拒绝受抚，率军东袭灵光县，生擒守城统长黄万基，斩之。洪启薰知招抚无望，决意以武力镇压。京军壮卫营经过新式训练，是当时朝鲜唯一配备外国新式武器的军队，但洪启薰感到兵力太少，难操胜券，便密奏朝王，建议借外兵镇压。其奏有云：“目今东学猖獗，或窟于西南，无赖称托蚁附，操守畏缩虎视。大者以万数，小者以千数。初固守令贪墨，生灵涂炭，学虽不足为，乱实可忧……东逐则西去，西逐则东去，万无剿灭之道。臣之罪多，复命之日，将自缚待罪，以顺王法。而现今时势，我少彼多，难以分兵摧击。伏乞借外兵以助之，使彼首尾不接，音信不通，彼必势孤必散，力穷自解，一举而全得，唯此一条耳。”朝王以兹事体大，未敢轻易采纳。于是，仅遣枪炮队四百人增援。在援兵到达之前，政府军已经与起义军在长城郡月坪洞交火了。
起义军先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不与之正面交锋，使政府军疲于奔命，然后伺机突击袭之。政府军屡为所乘，土气衰落，全琫准率军由灵光南进，经兴德、咸平而辗转进入长城郡，扎营于城南月坪洞。五月二十四日，洪启薰率政府军蹑踪而至。起义军设伏于月坪洞北丛林中。另以少数老弱之兵扼路口，诱敌深入，伏兵突起袭击。政府军猝不及防，大败而逃，军械多被起义军缴获，营官李斗璜被击毙。据日报载：“缘官军失于谋画，被贼诱入敌营，腹背受困，伤亡者二百余名，余皆溃散，此一役也，官军大挫其锐矣。”
洪启薰逃往灵光郡。但是，起义军并不追击，经泰仁、金沟两县北上，进逼全罗道首府全州。三十一日，起义军自金沟逼近全州府城，占领完山，以缴获的野炮向府城内轰击。此时，全州监营军队全部被洪启薰调走，城内无兵驻守。观察使金文铉驱使城中壮丁上城守卫，知难持久，乃与中营将林泰斗弃城往忠清道公州，判官闵泳升亦随后而逃。城内既无守将，居民便开城纳降。
六月一日，全琫准率军入城，秩序井然，没收官衙及土豪财富分给贫民，并严禁伤害百姓，居民大悦。全琫准在全州城南门楼张贴榜文，宣布起兵的宗旨曰：“方今事势，非可坐以待死。有雄兵猛将在信地以待，各郡才士飞书千里，以勤王事。以国势论之，执权大臣皆闵姓，终夜经营，只知肥已。其党派布各邑，日以害民为事，民何以堪？今之招讨使，人本无识，自到此地，畏东道之威，不得已而出兵，妄杀贤良有功之人，冀以邀功，久必受刑而死。借三年之内，我国将归倭国。是故东道大举义兵，以安民生。”
全琫准占领全州后，忠清、庆尚两道的东学道徒蜂起响应。起义军控制了朝鲜南部三道，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执纲所”。至此，东学党起义军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日本政府早就在一直注视着朝鲜局势的发展，以待出兵朝鲜的时机，然后制造挑起战端的借口。如今，这样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朝鲜乞兵与清军赴援
东学党起义前后，借兵问题成为朝鲜政府内部讨论的重要议题，但几起几落，长期未能得以实行。
先是在一八九三年四月东学道徒报恩聚会时，朝鲜政府即有借兵中国之意。五月二日，举行大臣会议时，有人提出：忠清道监营兵力微弱，不足以镇压之，而京畿防务亦不甚固，唯有借调中国军队代戡。会后，朝王特派内务府官员朴斋纯亲访袁世凯，请求中国派军舰及陆军驻马山浦，以资镇慑。袁认为，东学道乌合之众，不足构成威胁，而“调兵骇闻远近，必多骚谣”。并力劝朝鲜政府宜镇静处之。十日，再次召开大臣会议，讨论处理报恩事件的对策。朝王又提议请援中国，因领议政沈舜泽、右议政郑范朝及左议政赵秉世皆持反对意见，未能做出决定。当时，朝王怕京城空虚，不敢派遣亲兵，故主张借兵中国。而沈舜泽等人反对借兵中国，只是怕负担军费。至于如何妥善解决国内的危机，皆无一人道及。因此，君臣们尽管意见不一，实际上都无改革弊政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打算。只是由于报恩聚会的东学道众解散，借兵之议才不再提起。
及至一八九四年全琫准起义后，借兵中国之议再起。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密奏朝王，提出借外兵助剿。然而，推动借兵中国之议的最有力者，还是“势道”闵泳骏。闵泳骏的后台则是朝王李熙和闵妃。当时已有大院君李昰应与东学党勾结的风传。李熙和闵妃为防范此事，故积极支持闵泳骏与袁世凯保持密切联系。只因大臣中反对者甚多，难以付诸实行。五月二十五日，李鸿章电总理衙门称：“舟次迭接袁道电：‘全罗道匪党势颇猖獗，韩兵，练溃败。又添调江华枪队炮队四百余往剿’云。韩王未请我派兵援助，日亦未闻派兵，似未便轻动。应俟续信如何，再酌。”直到此时，大臣之间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李熙尽管倾向于向中国借兵，但唯一的顾虑是惧怕日本出兵。因为日本代理公使杉村濬曾多次访问外务署督办赵秉稷及其他大臣，力言借调外兵甚为不可。李熙更担心借兵中国，日本必以此为借口出兵，局面将难以收拾，因此举棋不定，下不了最后的决心。
但在此时，闵泳骏仍然与袁世凯暗中联络，不断磋商此事。闵，袁曾在校洞之闵泳骏府中密议，袁谓朝鲜文武官吏中无—人物，闵请道其意。袁称：“方今东学跳梁，招讨重任，而使孺子之洪启薰任之。国家不误而何？余近遣使至战地侦察，将无严威，军无纪律，官校终日不为一事。兵卒出入闾里，偷财贪色，为害居民贼军在前。则远阵于数十里以外，待其退却，然后追讨。是岂讨贼之本意？余谓朝鲜无人物以此。若使余画策，期以十日，必不难讨灭之。”袁还向闵表示，只要朝鲜政府以正式照会的形式提出求援，中国可随时考虑其借兵要求。
三十日：廷臣会议讨论借兵问题，意见仍然相持不下。领敦宁府事金炳始反对借兵最为激烈，向李熙进言曰：“匪徒虽难赦，然皆我民，将以我兵剿之。若惜他国兵诛讨，我民心当如何？民心易涣散，宜审慎！”讨论无结果而散。
三十一日，全州陷落的消息传来，京城为之震动。李熙急派闵泳骏向袁世凯求助：“方今全州失守，以若朝鲜之兵，难以抵乱敌。且人才难得其人。望大人特念。”袁十分爽快地回答道；“朝鲜有危，吾岂不悉心护之乎？若有难处之端，吾当担当矣。”闵闻此言大喜，即回报李熙。
六月一日，廷臣会议讨论借兵是否会引起第三国出兵的问题。朝王与大臣的谈话内容如下：
闵泳骏、赵秉稷禀：“都城二十里内，贼犯之前，各国兵不得下陆，公法所载。今日清兵请来，其他外兵不得挥入。”
朝王，“若日本称邻谊，出兵来助，以何对之？”
闵泳骏：“此亦袁世凯必有涂抹之策，不必烦圣虑。”
朝王，“日前袁氏之言，不无俄兵见机称助之意，此则何以答之乎？”
闵泳骏，“自有所答之道。”
至此，朝王才下定借兵的决心，对诸大臣曰：“此论（指反对借兵的主张）固好矣。来头事未可料，诸大臣之论亦宜请援云。清馆照会促送可也。”
同一天，袁世凯向李鸿章报告说：“京兵败，械被夺，韩各军均破胆。昨今商派京及平壤兵二千人，分往堵剿。王以‘兵少不能加派，且不可恃’为词，议求华遣兵代剿。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为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顷已嘱‘如必须华兵，可由政府具文来，即代转电请宪核办’等语。”
按照《天津条约》，中国向朝鲜派兵，日本也可借口出兵。对于这一点，袁世凯不是不知道。朝王之所以迟迟不敢请援者，也是为此。那末，袁世凯为什么这么积极地推动此事呢？因为他相信，即使日本以护卫使馆为名，有出兵之举，也不过派遣百余名土兵而已，不致引起难以了结的纠葛。
其实，早在五月上旬，当袁世凯派平远舰帮助朝鲜运兵时，日本即非常关注中国士兵是否登岸。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又密令杉村濬：密切注童朝鲜政府与中国使节之间的关系，是否已向中国求援。到六月一日，杉村濬已探知韩王决定借兵，但不知中国态度如何。于是，急遣书记生郑永邦访问袁世凯，以“询匪情”为名试探袁的真意，并诱引袁入其圈套：
郑：“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
袁；“韩廷亦有此请，我政府冀其习战自强，尚未核准。
袁；“乙酉约我如派兵，应由何处知照？”
郑，“由总署，北洋均可，我政府必无他意。”
袁世凯听了郑永邦“必无他意”的口头保证，更加相信日本顶多“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绝不会出什么大事的。所以，他才那么自信地给李鸿章打了请兵的电报。
六月二日，杉村濬亲访袁世凯，详探朝鲜请援之究竟。前一天郑永邦来访时，袁世凯已经透出“俟接到正式公文后，即筹备出兵”的口风。杉村濬当即电陆奥宗光报告此事。所以，他今天来访，一方面是证实此事；一方面以“盼华速代戡”为名，进一步诱袁上钩：
杉村濬问，“盼华速代戡，允否？”
袁答：“韩惜民命，冀抚散。及兵幸胜，故未之请，不便遽戡。韩民如请，自可允。”
杉村濬问：“倘请迟，匪至全州，汉城其危。拟先调兵来防护，华何办法？”
袁答：“或调兵护，或徙商民赴仁川，待匪近再定。”
杉村濬：“韩送文请告知，以慰盼念。倘久不平，殊可虑。”
杉村濬所说；“拟先调兵来防护”，含催促中国出兵之童，又是为日本出兵预留地步。袁世凯却见不及此，总是从好的方面考虑，以为同杉村濬有老交情，不会对自己过不去，说什么“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完全相信了日本方面的瞎话。
到了六月三日，朝鲜政府终于命内务府参议成岐运，携政府照会正式请求中国派兵。并任命工曹参判李重夏为中国兵舰迎接官，内务府督办申正熙、参议成岐运统辖军务司，负责有关接待中国军队事务。
在朝鲜政府向中国送出请援照会的当天，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奉陆奥训令，也前去拜会李鸿章。荒川所谈与杉村濬“语意略同”，使李鸿章更相信日本“必无他意”的保证，毫不怀疑其包藏祸心，便坦率相告：“韩请兵，势须准行。俟定议，当由汪使知照外部，事竣即撤回。”这样，日本方面便完全掌握了中国的派兵计划。
清政府既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决定派兵赴朝，便电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一八八五年中日《天津条约》有关条款，知照日本外务省。六月六日，汪凤藻照会陆奥宗光，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令直隶提督叶志超“选带劲旅，星驰朝鲜全罗、忠清一带，相机堵剿……一俟事竣，仍即搬回，不再留防。”
照会发出的当天，日本方面立即有所反映。汪凤藻急电李鸿章，告知日本政府令其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带捕二十名立赴韩，并添调一舰护商”。李鸿章电复汪称：“韩未请馁派兵，倭不应派。若以使馆护商为词，究竟有限，且汉城现安静无事。祈与妥商。”七日，袁世凯亦来电：“大鸟来，虑生事”。李鸿章则复电说：“大鸟不喜多事，伊带巡捕二十名来，自无动兵意。”他坚信日本“必无他意”，不会借机生事。
就在同一天，按连发生了两桩事情：
第一桩：日本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国为中国之属邦”。为“属邦”二宇，日本外务省官员与汪凤藻“大费辩论”，日方欲汪“商请酌改”，汪则“正词拒之”。对此，李鸿章的态度很坚决，复汪电云：“文内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日本之所以提此问题，是为日后扩大事态而埋下的伏笔。
第二桩：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因朝鲜国现有变乱重大事件，我国派兵为要，政府拟派一队兵”。同时，李鸿章亦迭接袁世凯来电，谓已派译员询衫村濬，询问日本“派兵何事”，杉村答以“调护使馆，无他意”。又说；杉村“近颇惊惶自扰，故各国均疑之，谣议颇多。鸟（大鸟圭介）来，或稍镇静。”李鸿章均信之不疑。由于他对日本的险恶用心缺乏清醒的估计，因此只能按照自己一厢情愿的主观构想那样干下去。
中国所派军队分三批渡海。第一批，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统芦防马步军，共九百一十人，为前锋。六月六日下午六时，自塘沽登图南轮，于八日下午六时抵牙山海口。九日，登岸整队，进扎牙山县。第二批，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所带榆防各营，共一千零五十五人，以及弹药、粮饷等，分载于海宴、定海二轮，于八日下午六时启航，十日下午三时抵牙山海口。因无驳船，直至十二日上午十时始全部登岸。第三批，是总兵夏青云率马队百名，旱雷兵百名及步队三百名，乘海定轮渡海，于二十五日抵牙山县。于是，屯驻牙山的清军人数达二千四百六十五人。
当中国派兵之先，丁汝昌先期遣济远舰率扬威驶至仁川口，与平远合为一小队，以观形势。及至叶，聂两统领率军赴朝时，以超勇舰护之。又恐其力量单薄，又分扬威赴牙山，留济远、平远两舰泊仁川口。当时，日本运兵船络绎而至，大和、筑紫、赤城三舰亦泊仁川口，井派遣汽艇探测牙山湾，显然居心叵测。而李鸿章却要袁世凯劝告朝鲜政府；“日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切毋惊扰。迭阻不听，即听之。速设法除全匪；全复，华兵去，日自息。如有要挟，仍可坚持不许。”
六月十二日，根据李鸿章的指示，叶志超委派聂土成为前敌营务处，负责剿办事宜，本人则暂驻牙山以待命。但是，聂军并没有同东学党起义军直接交仗。聂士成只是派弁兵一百人，随带翻译，持告示前往全州招抚。告示共三种：其一，晓谕起义军解散。其中有“尔国王发电告急，我中朝爱恤属国，不忍坐视不救，奉谕钦差北洋大臣李奏派本统领率带马步枪炮大队前来助剿。特念尔等本属良善……大兵到日，尔等能悔罪投诚，洗心革面，均予免杀”等语。其二，“谕示商民各安其业，毋得惊恐”。其三，申明军纪。有“奉宪檄饬，防营远征，保护藩属，护卫商民，自行军旅，纪律严明。今入朝鲜，军令重申，购买物件，照给钱文。如有骚扰，或犯别情，军法从事，决不稍轻”等语。这三种告示被日本间谍送报日本驻朝公使馆。不久，“汉城饬弁持倭使大鸟圭介来咨，诘问前日所出告示是否真伪”。果然，后来大鸟圭介便就聂士成告示中“我中朝爱恤属国”、“保护藩属”的语句大作起文章来了。
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又返军攻城，因起义军防守严密，久难攻下。朝王一面处分引起事件的责任者，将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革职，流配济州岛，并将古阜郡守赵秉甲革职，系械监禁；一面急发最后的精锐江华枪炮队四百及京城、平壤监营兵二千增援，并命严世永任三南招抚使，同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赴任，与洪启薰协力从事。从派“招讨使”到再派“招抚使”，说明朝鲜政府对东学党起义军的政策已由“主剿”转为“主抚”了。
严世永抵达全州后，先布告朝王处罚负此次事件责任的地方官吏，以缓和起义军的敌对情绪，继之以劝谕，表示政府愿意妥商解决此事。此时，全琫准已获悉中日两国出兵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严世永代表朝鲜政府接受了起义军提出下列十二条件，于六月十一日共同签订了休战协定，即所谓《全州和约》：
一，停止迫害起义者和东学道徒，政府与东学党人合力维持社会秩序。
二，查明贪官污吏的罪行，加以严惩。
三、严惩横暴富豪。
四，严惩不良儒林两班。
五、烧毁奴婢文书。
六，改善七种贱民待遇，不得强制白丁（原注：屠户卖肉者）戴平壤笠。
七、许青年寡妇再嫁。
八、废除一切扰民的苛捐杂税。
九，任用官吏打破门阀界限，登用人才。
十、严惩私通日本者。
十一，取消一切公私债务。
十二、土地应平均分配。
十二日，全琫准率起义军退出全州，撤至淳昌和南原一带。二十四日，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到任，开始安抚地方。
聂士成之抵全州，已是七月五日，亦即东学党起义军退出全州后二十天。是日下午三时，聂士成独率数十骑进入州城。全州城经过此番战火，“庐舍焚毁，民无栖止”。查明流离失所者共九万家。聂士成令“开列名单，每家给以洋银二元，聊助牵萝补屋之费”。
七日，又发布告示，表示希望“本统领旋师之后，尔等士农工贾务须守法奉公，各安生业，同享太平之福”。即离开全州。十日，聂士成回牙山，向叶志超报告全州事件业已处理完毕。并建议速请李鸿章“派轮接队内渡，免启衅端”。叶志超则犹豫不决。当天夜晚，聂士成致电李鸿章，报告“前敌招抚情形，并请撤队内渡”。其禀文有云：“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著，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岂容倭人鲸吞？倘仍顽梗，可请英、俄诸国评论曲直；一面调集我海陆各军驻屯北洋，奉天边境。俟秋凉，我陆军出九连城趋平壤以拊其背，海军战舰大队塞仁川以扼其吭，彼时倭师劳而无功，将骄卒惰，可一鼓破之也。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
聂土成电文的中心意思，是主张实行退却。这位被日人誉为“计划战略常以勇敢见称”的将领，为什么主张退却呢？这是因为“兵无常势”，而要逐步地在军事上变被动为主动，只有采取兵法所说的“避实就虚之计”。这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退却。在军事上已失先著的情况下，应该说实行战略退却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果聂士成的意见被采纳，则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可改变不利的处境，而且在政治及外交方面也将居于主动的地位。对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来说，必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大鸟圭介看到“朝鲜国内出乎意外的平稳，中国派去的军队只是驻扎在牙山，并未进入内地”，即曾致电政府说：“目前若向朝鲜派遣过多军队，就会引起朝鲜政府和人民，尤其是第三者外国人发生不必要的怀疑，在外交上实非得计。”陆奥宗光也认为：“目前既无迫切的原因，又无表面上的适当借口，双方还不可能开战。因此，要想使这种内外形势发生变化，除去实施一种外交策略使局势改观以外，实在没有其他方法。”中国若真实行战略退却的话，尽管日本还会玩弄各种花招，但要逞其外交伎俩，必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欲实行其速战决策则定然势所难能了。
十一日，聂士成又力请叶志超电李鸿章“请班师”。于是，叶根据自己的考虑，向李提出上、中，下三策。他把聂士成的建议作为“中策”，而另外提出了由北边速派大军的所谓“上策”。但是，兵机既钝，缓不济急，且无贯彻此策的决心和正确措施，结果仍是“迁延不断”，实际上无异于“下策”也。当天，李鸿章复电“暂静守勿动”。
聂士成提出“撤队内渡”的建议时，正是清军实行战略退却的大好时机，而这样的时机稍纵即逝，难以再来。叶志超和李鸿章皆未能采纳此议并付诸实行，真是聚九州之铁难以铸成之大错！这样一来，清政府在各方面的处境愈来愈陷于被动了。
日军大举入朝
当东学党起义军胜利发展之时，日本报纸争相传布，物议纷纷。一些扩张主义者更趁机大造舆论，促使政府出兵。日本各报还用诗歌的形式宣扬“日本刀”和“日本魂”，煽动战争歇斯底里。有的鼓吹“宜扬国威此其时，百年大计在一战”。有的则公然鼓吹灭亡朝鲜，说什么“五百年而李氏亡，果然劫运应红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认为此乃确立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之难得良机，切不可失之交臂。但从外交的角度考虑问题，陆奥感到此时出兵未免过早，而出兵总须有所借口，故颇寄希望于朝鲜政府之请求中国派兵，然后伺机行事。因此，他指示杉村密切注视朝鲜政府与袁世凯之间的联系，查清事实回报。
事实上，日本军事当局已在进行出兵的准备。掌握军事大权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态度尤为积极，他先派驻朝鲜使馆武官陆军炮兵大尉渡边铁太郎，赴接近变乱地方之釜山搜集情报。其后，复以参谋总长的名义派陆军炮兵少佐伊知地幸介至釜山，继续进行调查。三十日，伊知地调查完毕后返回日本。听取伊知地汇报之后，军部内出兵声浪益盛。川上操六遂以总参谋长的名义向伊藤博文建议：“东学党匪势甚为猖獗，韩兵无力镇压，目下趋势必向清国请求援兵，清国政府亦必至允纳此种要求。如欲保护在韩臣民，维持帝国权势，我亦有出兵之必要。”同时，秘密着手进行战争动员。以参谋本部第一局长陆军步兵大佐寺内正毅为主任，工兵少佐小根武亮、海军大尉松本和、工兵大尉井上仁郎，骑兵大尉西田治六为组员，专门掌管输送陆军事务，以备战争爆发后成立运输通讯部。当天，陆奥宗光和正在国内休假的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进行了会谈。三十一日，又就出兵规模及手续等问题进一步征求大鸟的意见。大鸟特别提醒说：从天津到仁川需两天两夜，而日本军队从门司出发到仁川则需四天四夜，若不早作充分准备，将有中国执先鞭之患。
六月二日，伊藤博文在官邸召开内阁会议。适日本外务省突接衫村濬之急电，报告朝鲜政府已向袁世凯提出中国出兵的请求。陆奥宗光如获至宝，持此电出席内阁会议，首先将电文交给阁员们传阅。然后，陆奥提出意见说：“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当时，伊藤内阁正陷于危机之中。伊藤博文所处的地位是，要么实行内阁总辞职，要么解散议会：二者必居其一。而且，他本人已决意采取后一种手段。杉村的急电和陆奥的意见，不仅使政府排除上述两种手段有了可能，而且提供了把国内矛盾转向国外的绝好时机。因此，阁员莫不同意陆奥的意见。于是，伊藤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参加会议，并对出兵朝鲜问题作出了秘密决议。伊藤随即携带此项秘密决议进宫，上奏于明治天皇，得到了裁可。
当天夜里，陆奥宗光和外务次官林董将川上操六请到外相官邸，三人对坐讨沦落实出兵朝鲜的计划。讨论中一致认为；日本出兵，必然要与清兵发生对抗。中国所派军队当不至于超过五千人，而日本要居于必胜地位，需要六千至七千兵力。如果中国进一步增加兵力，日本也要增派一个师团。因此，应作派出一个师团的准备，而首先派出一个混成旅团。林董后来回忆说：当天的会议“不是议论怎么和平解决问题，而是讨论了怎样进行作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
六月三日，袁世凯派译员蔡绍基通知杉村濬，朝鲜政府已经正式提出请求派遣援兵。杉村立即急电报告政府。同时，日本驻中国临时公使小村寿太郎也有报告到外务省。四日，陆奥命大鸟圭介即日到外务省，授以训令，命其迅速回任。大鸟临行前，陆奥又特别指示：“倘局势紧急不及请示本国训令时，该公使得采取认为适当的便宜措施。”尽管陆奥后来自我辩解说：“在这种形势下，对派往外国的使节给与非常的权力，也是不得已的。”这实际上是把挑起战端的任务完全交给了大鸟。
五日，日本根据战时条例，正式成立了大本营。其主要机构及成员如下：
侍从武官 侍从武官长陆军少将冈泽精
侍从步兵中佐中村觉、海军少佐斋藤实、海军大尉川岛令次郎
军事内务局 局长陆军少将冈泽精（兼）
局员海军少佐三须宗太郎，陆军宪兵大尉系贺虎次郎、海军大尉丹羽教忠（一八九四年九月一日步兵大佐田村宽一补任，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免，以步兵大佐真锅文武接任）
幕僚长 参谋总长陆军大将有栖川炽仁亲王（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炽仁死，二十六日以小松彰仁亲王接任）
陆军参谋 参谋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
海军参谋 海军军令部长海军中将子爵中牟田仓之助（一八九四年七月十七日，海军中将子爵桦山资纪接任）
兵站总监部 总监陆军中将川上操六（兼）
参谋陆军步兵少佐田村怡与造（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步兵中佐高木作藏接任）
运输通信部 长官陆军步兵大佐寺内正毅
铁路船舶运输委员陆军工兵少佐山根武亮（一八九四年十月一日免）
野战高等电信部长陆军工兵少佐渡部当次
野战高等邮便部长递信书记官汤川宽吉
野战监督部 长官野田豁道
野战卫生部 长官石黑忠惠
管理部 部长陆军炮兵少佐村田惇
陆军部 陆军大臣陆军大将伯爵大山岩（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海军大将西乡从道兼任）
副官陆军炮兵少佐福家安定
海军部 海军大臣海军大将伯爵西乡从道
副官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
按照战时大本营条例，军事动员计划，出兵数量以及运输计划等等都完全归军事统帅掌管，而由大本营决定，内阁大臣在法制方面也无权进行干预。当时，日本仅决定派出一个混成旅团，从指挥上说，并无设立如此庞大的大本营之必要。其所以如此，盖日本参谋本部早有必战之心，而伊藤博文在外交上尚颇有顾虑。一时举棋不定，军部正可借此收取内阁“对清，韩大方针决定之权，而极力以导引开战为有利之阴谋”。同一天，明治天皇批准向朝鲜派出一个混成旅团，并向驻广岛的第五师团下达了扩充兵员的旨令。
当天下午，大鸟圭介偕同外务省参事官本野一郎，海军军令部第二局员海军少佐安原金次，乘巡洋舰八重山号自横须贺启航返回任所。警视厅警部及巡查二十名随行，以护卫公使。出发之前，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指示八重山舰长海军大佐平山藤次郎，要与公使共进退；抵仁川后，公使如认为必要，除该舰临时搭乘之七十名官兵外，尚可与停泊仁川港之帝国军舰各舰长协议，务派多数陆战队登陆以待命。
半夜十一时半，杉村濬接到陆奥宗光的电报：“大鸟公使于六月五日午后一时乘八重山舰从横须贺起锚去仁川，有三百名水手和二十名警察作为警卫随行。但水兵出发一事，在新的训令到达之前不得公开。”六日，杉村向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和袁世凯通报大鸟公使已出发回任，同时“透露了作为护卫率来警察二十名，但对水兵同来一事秘而不宣”。七日，当大鸟一行已在驶往朝鲜的途中时，日本始将出兵决定正式照会中国。当天，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持外务省电报来见李鸿章，称；“韩事多警，日本已派兵往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李鸿章对荒川说：“汉城，仁、釜各口现俱安静，中国派兵专剿内地土匪，并不至汉及通商务口。汝国似不必派兵，致人惊疑。”又谓，“如已派保护官商，断不可多，且非韩请派，断不可入内地，致华日兵相遇生衅。”九日，总理衙门以同样的理由复照驳之。日本挑衅之心已定，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便于十二日照会总理衙门，声称：“此次我国派兵朝鲜，是凭《济物浦条约》而于为之，遵照《天津条约》办理在案。其应畿多调派，我政府不得不自行定夺。其应如何行动，非所掣肘。”其险恶居心已昭然若揭。
九日拂晓，八重山驶至丰岛附近海面，与担任警备的日舰筑紫号相遇，得知中国军队业已到达牙山湾。下午三时，八重山进入仁川港。在此之前：日本常备舰队司令海军中尉伊东祐亨正率松岛、千代田、高雄三舰停泊于福建闽江口之马祖岛，西乡从道令其回航釜山。伊东留速力迟缓的高雄在后，即率松岛，千代田二舰急驶釜山。日本驻釜山总领事室田义文向伊东传达了海军大臣“赴仁川”的命令。伊东即留高雄于釜山，率松岛和千代田启航，稍后于八重山而抵仁川。此时，泊仁川港的日本军舰为松岛、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赤城六艘，而中国仅有济远、扬威、平远三舰。日本海军力量远远凌驾于中国海军之上。
伊东祐亨抵仁川后，即至八重山舰会见大鸟圭介，商讨进兵的计划。当时决定，大鸟于明日登岸赴汉城任所，伊东则自各舰抽调人员编成联合陆战队登陆护卫。联合陆战队由松岛副舰长海军少佐向山慎吉任指挥官兼大队长，海军大尉中川藤次郎为大队副官，海军大尉岛村速雄，井上保为大队参谋，包括海军大尉谷雅四郎、仙头武夫为中队长的两个中队的枪队，及海军大尉名利又八郎为中队长的一个中队的野炮队（有野炮四门），共官佐二十八人，士兵四百零五人。当天晚上十时许，陆战队全部上岸，驻扎于仁川日租界。十日凌晨三时，全队集合于日本总领事馆。四时，枪队和炮队同时出发：枪队由陆路护送大鸟进入汉城，炮队取道水路，乘汽船顺明号溯汉江而上，在龙山登陆。是日下午，大鸟在麻浦乘渡船过汉江，自南门入城，于午后六时四十五分抵公使馆。
先是朝鲜政府接到日本出兵通知后，外务督办赵秉稷曾于八日派主事李鹤圭至日本公使馆，质问其出兵理由。及至闻大鸟圭介将率兵入京，急遣外务衙门参议美人李仙得及外务参议闵商镐至仁川劝阻，因大鸟已从仁川出发，未能遇上。朝鲜政府又派外务协办李容植迎至汉江左岸，在麻浦附近会见大鸟，告以京城平稳，勿需率兵入城，井劝其返回。双方争论相当激烈，大鸟坚持不允，终于当天十日午后六时半入京。联合陆战队除一小队驻木觅山之麓外，余均随大鸟入城，设大队本部于市川旅馆内。十一日，赵秉稷亲访大鸟，抗议日兵入京，并要求日本急速撤兵。日本国内还在继续动员增兵朝鲜，大鸟当然不会接受朝鲜政府的撤兵要求，因此断然予以拒绝。
宇品附近的第九旅团两个联队，加以骑、炮，辎重、卫生等队，编为混成旅团，以陆军少将大岛义昌为旅团长。大岛混成旅团主要包括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二十一联队，骑兵一个中队和野战炮兵一个大队（野炮十二门），合计七千六百多人。混成旅团至六月十日编制完毕。本来，大本营打算等混成旅团组织动员后再行出兵。可是，在此前数日，日本大本营接驻华武官陆军少佐神尾光臣电报，谓中国第一批派遣军定于六日由山海关出发。日本大本营怕中国先行一步，于是改变计划，不等混成旅团编制完毕，先派步兵一大队作为先遣队出发。野津道贯即令大岛义昌先遣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长步兵少佐一户兵卫，率其所部步兵一大队，并附以工兵一小队，于八日从宇品上运输船和歌浦丸。九日，和歌浦丸在高雄舰护卫下出发。十二日，一户抵仁川，急率部登陆。十三日，一户率队进汉城，以接替海军少佐向山慎吉的联合陆战队，使其返回本舰。
在此以前，陆军省先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订立了租船租约，租用山城丸、和歌浦丸，近江丸，酒田丸，熊本丸，远江丸、仙台丸、越后丸、兵库丸、住江丸十艘轮船，作为运兵之用。后又与大阪商船会社租用木曾川丸、筑后川丸两船，专备釜山，仁川间海路通信之用。于是，大岛义昌少将率已准备好的第一批部队分登近江丸，熊本丸、远江丸，越后丸，酒田丸五船，于六月十日自宇品出港先发。续发部队分乘住江丸，兵库丸，仙台丸，山城丸四船，亦于十一日出港，至十三日追及先发各船。日本运兵船由吉野舰护船，于十五日先后进入仁川港。十六日，全队登陆。大岛将旅团司令部设于仁川的水津旅馆。此次共运步兵一联队、骑兵一中队、炮兵一中队、工兵一中队、辎重兵半中队，野战病院一个、兵站监部及司令部，共二千六百七十三人，马一百八十六匹。加上一户兵卫所带的先遣部队，混成旅团入朝人数近四千人。
此时，日军入朝人数除陆军近四千人外，海军则有松岛、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八舰，兵力远在中国军队以上，已占有绝对的优势。
第二章 甲午战争的爆发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爆发的丰岛海战，是甲午战争第一战。这是日本精心策划的一次海上袭击。
自六月以来，中日两国为朝鲜撤兵问题交涉频繁。清政府始终举棋不定，以致贻误时机，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日本政府则逞其外交伎俩，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赢得了向朝鲜派遣和部署兵力的时间，到七月中旬，日本的军事力量已居于绝对优势，便决定挑起这场侵略战争了。七月十四日，小村寿太郎代表本国政府向总理衙门发出一纸照会，即陆奥宗光所谓的“第二次绝交书”，首先关闭了中日商谈的大门。总理衙门及李鸿章依靠列强折冲调停，至此终于落空。
同一天，光绪迭降谕旨：一则“著李鸿章体察情形，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以期迅赴戎机”，一则令李鸿章“速筹战备，以杜狡谋”，“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而“叶志超一军兵力尚单，须有继进之军以资接应”。
十六日，又传旨“胡廷一意主战”，著李鸿章“将布置进兵—切事宜迅筹复奏”，是日，李鸿章奏曰：“查汉城，仁川附近一带，倭兵水陆分布严密，历来中国进兵朝鲜皆由平壤北路进发。现派总兵卫汝贵统盛军马步六千人进平壤，宋庆所部提督马玉崑统毅军二千进义州，均雇商局轮船由海道至大东沟登岸，节节前进，相机妥办。所需军火、器械，粮饷转运各事，均尅日办齐，俾无缺误。并电商盛京将军派左宝贵统马步八营进平壤，会合各军，图援汉城，至叶志超一军，昨已电商该提督移扎平壤，厚集兵势。俟其复准，即派丁汝昌酌带海军能战之船往朝鲜海面巡获游弋，以资策应。”
但是，叶志超恐海道不安全，不同意“以船移平壤”，认为：“仍由陆扼要移扎，稍有把握，且梗日兵南路。若并军而北，日以全力专顾北面，势益张。”他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但兵力太单，怎能支撑得住？李鸿章也看到这一点，便决定派记名提督江自康率仁字等营增援。并电嘱叶志超：“贵军过单，恐不足当一面。再四筹思，除芦榆马队添调外，拟令吴育仁挑精队千五百，交江自康带住牙口，归弟调遣，合之将及五千，气力稍厚。以后但筹济饷需。如电报中阻，应由釜、汉日电借发，不知顺手否？北兵尚早，贵部不可距汉过近。俟北南能通气会合时，再行前进。望相机稳慎筹办，勿性急。闻日又添兵三千，我去兵愈多，彼必不肯减退。”李鸿章明知牙山驻军“过单”，但以区区之数增补，无异于杯水车薪，焉能济事？
主要的问题在于，他当时对保全和局仍存侥幸之心，故并未认真备战。十八日，致电总理衙门尚称：“日兵在汉，无甚动静，二十开仗之说似是谣传。”二十日，还告诫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诎。切记勿忘！汝勿性急。”由于李鸿章相信所谓“万国公例”，并担心“我去兵愈多，彼必不肯减退”，故只派少量增援部队以摆样子，这不能不是他的一大失误。正如英人赫德指出：“日本是根本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除非借口代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象我相信单拿一根筷子不能吃饭那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只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个批评真是—针见血！
其实，不仅李鸿章，在中枢内部多数人也还在对列强调停抱有幻想。七月十八日中枢诸亲王大臣合奏称：“现在倭兵在韩颇肆猖獗，而英使在京仍进和商之说。我既预备战事，如倭人果有悔祸之意，情愿就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此亦不战而屈人之术也。”但预备战事是假，依赖调停是真。七月十四日小村寿太郎送交“第二次绝交书”后，英国公使欧格讷跑到总理衙门为其掩饰，说日本“并无不愿和商之意”。十七日，欧格讷又进一步为日本政府辩解说：“前日本所致贵衙门照会，据译出英文，但云贵国不允办法，并无‘滋事’、‘好事’之义。此事我政府总要调处妥协，今晚或明早必有电来。”直到二十五日，即日本海军在丰岛附近袭击中国军舰的当天，还到总理衙门声称：“现在贵国与日本虽未失和，却不可不先防备。本国前劝日本退兵和商一节，日本非但不听，且说话更紧。我政府甚为不悦，已电日本。”现在英，俄之外，又约德，法，意三国同办此事，合力逼着日本讲理，谅亦不敢不从。”言之凿凿，不容不信。连翁同龢也认为：“失此机会可惜，其言确凿可凭。”正由于清廷醉心于折冲尊俎，战备工作来能及早认真筹办，因此援朝各军皆迟迟始行登程。
直至朝鲜局势日趋紧张，李鸿章始匆匆运兵增援牙山。但恐海路危险，事鸿章决定租用外国商船，由清政府承担保险。即如果“至朝鲜海口遇险失事，中国允许赔偿船价”，而损失的武器装备则“由中国自行认赔”。在这样苛刻的条件下，租赁了爱仁、飞鲸、高升三号外国商船。此次增援牙山的兵力仅两千余人，还是多方设法抽拨的。从下面盛宣怀给叶志超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筹拨增援军的为难情形：“贵部孤悬牙口，力薄势单。前议于山海关抽拨一营，以恐该处空虚，仅拨二百人，合之吴乐山所统共二千二百人，仍不见厚，帅意向绥、巩商调两营，孝侯观察（戴宗骞）亦未见允。只得先令渡海，计二千令人，爱仁、高升两轮足可分装。飞鲸一船即拟另走别口，与昨议稍有不符矣。现在虽经英、俄两国调停，而倭意绝少迁就，和局恐属难成。贵部如须厚集兵力，仍望麾下切实电禀中堂，弟再代为说项。至目下则防军已属空虚，无可添拨。贾致堂招八营，吴瑞生招五营，均备填扎。卞吉云添五百人，新兵一时不能到，且未经训练，亦不能战也。
临急时，移东补西，左支右绌，平时武备不修的情况可见一斑。三船装兵后，考虑到牙山只有民船三十只，每船一次只能渡兵三十人，进口七十里才能上岸，往返需两天时间，如果三船载兵同到，起驳亦须多日，因此决定三船分批由塘沽起碇。这样，每船相隔一天，爱仁二十一日下午开，飞鲸二十二日傍晚开，高升二十三日早晨开，皆向牙山进发。三船载兵情况如下表：（表略）
当三船载兵赴朝之际，日本军方早已得到了情报。高升号起碇的当天，日本大本营即下达了袭击中国护航舰的密令。
日本海军准备袭击北洋舰队
日本海军为袭击北洋舰队，曾经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早在六月二日，日本内阁会议做出向朝鲜派兵决定的当天，日本海军即着手进行动员和战争准备。因当时日本海军分属于横须贺、吴港、佐世保等镇守府，日本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便命令各镇守府，应立即做好战争准备，不得稍懈。当时，日本常备舰队由松岛（旗舰）、高千穗、千代田、高雄、大和、武藏、筑紫、赤城八舰组成其中，松岛、千代田、高雄三舰由司令官海军中将伊东祐亨率领南下，在侦察台湾海岸形势后，又碇泊福州进行窥探，高千穗以“保护侨民”名义远驶南洋，尚未归队，大和，筑紫已派往朝鲜仁川，为登陆部队担任警戒，赤城于上月驶往山东半岛侦察北洋海军检阅情况，仍泊烟台，仅武藏一舰停泊横须贺港内。非役舰为严岛、桥立、扶桑、浪速、秋津洲、比叡，海门、爱宕、凤翔九艘，均进坞修理，何时竣工尚难预计。因此，西乡从道命令在福州的松岛、千代田、高雄三舰迅速返航釜山，在烟台的赤城先至威海窥探后，再回仁川侦察，并将诸舰集中于朝鲜近海；宣布浪速、秋津洲、扶桑、爱宕，比叡等舰为“至急之事”，必须抓紧抢修。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加强了对北洋舰队行踪及运兵情况的侦察。为此，除加强在中国的间谍活动外，还派出军舰到朝鲜港口进行监视。六月五日，西乡从道命令赤城舰长海军少佐坂元八郎太巡航丰岛附近，注意中国运兵船，监视其登陆情形，并立即报告。
又命碇泊仁川的大和舰长海军大佐舟水练太郎，报告每天出入该港的各国军舰及重大事件。停泊仁川的筑紫舰长海军大佐三善克己，则派海军大尉谷雅四郎等乘汽艇驶入牙山湾，以观察有无清军。八日，筑紫报告：在仁川港内的中国军舰有济远、平远、扬威三舰。九日，即有松岛、千代田、大和、筑紫、赤城、八重山六艘日舰来仁川聚泊，力量已居于绝对优势。
为适应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海军的整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从六月中旬以来，日本海军当局对舰队进行了多次调整和改编。十八日，颁布舰队改正条例，要求抢修和装备非役舰，加强战斗训练，以提高舰队的作战能力。并以海军少将坪井航三补任常备舰队司令宫。二十四日，原常备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率舰到达佐世保。随后，各舰即开始作必要的战斗准备，并进行紧张的训练和实战演习。尤其重视舰队运动的演习，或化零为整，编为统一队形，或化整为零，分成两个舰队，以研究阵形之变化冲突。二十七日，新任常备舰队司令官坪井航三、参谋长海军大佐鲛岛园规到达佐世保就职。七月十日，又设警备舰队，以海军少将相浦纪道任司令官。这样，日本海军便编成两个舰队，经甲午战争相沿未改，成为日本舰队的基本编制。
七月中旬以来，日本更加紧了挑起侵略战争的步伐。十二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致电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说：“今有施行断然处置之必要。故阁下务须注意，可择一不受世上非难之某种口实，以之开始实际运动。”十三日，陆奥命参事官本野一郎及陆军中佐福岛安正速返朝鲜，向大鸟传达其机密训令：“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十七日，日本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正式作出对中国开战的决定。并根据明治天皇睦仁的特别旨令，以预备役海军中将、著名的主战论者桦山资纪恢复现役，接替“主张舰队取守势运动”的原海军军令部部长中牟田仓之助的职务。这表明了明治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决心。
桦山资纪莅职后，首先抓了舰队的改编工作。决定仍维持划为两个舰队的体制，于十九日只将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但为了舰队的统一指挥，又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以伊东祐亨为联合舰队司令官。改编后，日本联合舰队的编制及配置情况如下：
司令官：海军中将伊东祐亨；
参谋长：海军大佐鲛岛园规；
参谋：海军大尉岛村速雄；
参谋：海军大尉正户为太郎。
常备舰队：松岛、浪速、吉野、千代田、严岛，桥立、高千穗、秋津洲、比叡、扶桑；
通讯舰：八重山；
附属舰：筑紫、爱宕、摩耶、鸟海、天城；
附属船：山城丸、近江丸；
鱼雷艇：小鹰、七号艇、十二号艇、十三号艇、二十二号艇、二十三号艇。
西海舰队：金刚、天龙、大岛、大和、砻城、葛城，高雄，赤城、武藏；
附属船：玄海丸。
军港警备：
横须贺港：筑波、千珠；
吴港：凤翔、海门、馆山；
佐世保港：满珠。
至此，日本海军已经完成了发动战争的组织准备工作。
在海军战略方面，桦山资纪主张采取攻势，夺取和掌握制海权。日本大本营采纳了桦山的主张，并根据海军的胜负，制定了相应的作战方案。同一天，日本大本营便向伊东祐亨发出了如下的命令：“贵司令官当率领联合舰队，控制朝鲜西岸海面，在丰岛或安眠岛附近的方便地区，占领临时根据地。”同时，日本政府还通过英国驻日本公使楚恩迟转告清政府：如果中国派兵增援驻朝军队，应视为对日本表示敌意的行动，“即作要杀倭人论”。二十二日，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发出照会，要求朝鲜政府“亟令清军退出境外”，并限定二十四日为期，“倘延不示复，则本使自有所决意行事”。
这实际上就是最后通牒。大鸟对海军军令部派来的安原金次海军少佐说：“终于决定不免一战。”公使馆书记官杉村濬也透露了日本的意图：朝鲜政府“无论如何答复，或逾期不答，都要举事”。当时，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提出质询：若于此最后通牒期间后遇中国舰队，或中国有更增派军队之事实，“日本舰队立即开战，在外交上有无困难？”陆奥宗光果断地回答：“作为外交上的顺序，没有什么问题。”这就赋予了日本海军袭击北洋舰队的行动自由。
显然，到此时为止，日本政府走向战争行动的时间表，已经准确地制订出来。停泊在佐世保港的日本联合舰队，只等大本营一声令下，便可以向北洋舰队实行攻击了。
果然，到七月二十五日，日本联合舰队便不宣而战，在丰岛附近海面对北洋舰队实行了海盗式的袭击先是七月二十二日早晨，丁汝昌命济远，广乙、威远三舰由威海出发，以副将济远管带方伯谦为队长，护卫爱仁、飞鲸等运兵船到牙山，并到大同江一带游巡。本来，丁汝昌准备率海军大队随后接应，但李鸿章来电否定了丁妆昌的计划，结果海军大队未能出海。二十三日，济远等三舰抵达牙山。二十四日早晨四点，爱仁进口。六点，驳船到，开始驳运。济远等舰各派“小火轮照料装运，拖带驳船，对兵丁、军装、马匹、大米各等件运驳上岸，并派船上水手帮同起卸”。到七点钟，仅用了一个小时，仁字军统带官记名提督江自康、仁宇副营管带记名总兵谭清远等及两营士兵均全部登岸，随运的一百六十箱弹药也都卸清。八时，即出牙山口返航，同日下午二时，飞鲸来到。因为威远已在早晨送电报往仁川，此时尚未返回，只有济远、广乙两舰协助卸船，再加上飞鲸装兵虽然较少，但其他杂项较多，除四个营的粮米八百石，军马四十七匹外，还装有大量的余银、炮械、子药等件，所以卸船比较费时间。先是中国军舰发现一日舰在白石浦口外游弋。到下午五时半，威远由仁川回到牙山。威远管带林颖启报告：“念一日，汉城韩倭已开仗，电线已被截断。往见英兵船主罗哲土，据云：‘倭大队兵船明日即来。’”方伯谦见情况紧急，考虑到威远是木船，不能承受炮火，而且行驶迟缓，万一出口遇敌，徒然损失一船，便令威远于当天晚九时十五分先行离开牙山。到二十五日凌晨一时，飞鲸船上的兵马才有过半登岸。而广乙所带小轮已进白石浦江，拖运驳船入内，仍无法起航。延至早晨四时，飞鲸所载兵、马、粮米、军饷、炮械、子药等已大部分上岸，广乙小火轮也已回来，方伯谦不敢再耽搁，便率济远、广乙起碇返航。傍八点钟，飞鲸还在牙山湾内抛锚时，忽“闻海湾内有大炮声”。日本舰队对济远，广乙二舰的袭击开始了。
早在七月二十日，日本大本营已经接到了北洋舰队将赴牙山的情报。当天，刚刚走马上任的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带着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的密令乘船离开横须贺。二十二日下午五时，桦山抵达日本联合舰队聚泊的佐世保，传达了到朝鲜海面伺机袭击北洋舰队的命令。在桦山资纪到佐世保之前，伊东祜亨已先接大本营的命令，明确了舰队出海的任务。二十二日午前十一时，伊东召集各舰长开会，研究舰队的编队问题。会上，决定本队分为两个小队，又划分了第一和第二两个游击队。午后二时，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发出集合令，商讨关于游击顺序等问题。至此，日本联合舰队已做好了袭击北洋舰队的战术准备。
七月二十三日午前十一时，日本联合舰队开始离开佐世保港，第一游击队先发，次为本队，再次为第二游击队、鱼雷艇队、护卫舰等。其航次序列是：
第一游击队：吉野（常备舰队旗舰）、秋津洲、浪速。
本队：
第一小队：松岛（联合舰队旗舰）、千代田、高千穗；
第二小队：桥立、筑紫（先已与赤城同时派往朝鲜忠清道西岸浅水湾探测）、严岛。
第二游击队：葛城（西海舰队旗舰）、天龙、高雄、大和。
鱼雷舰队：
母舰：比叡；
鱼雷艇：山鹰、七号艇、十二号艇、十三号艇、二十二号艇、二十三号艇。
护卫舰：爱宕，摩耶。
舰队按预定航路先向全罗道西北端的群山湾进发。当舰队离港时，桦山资纪乘坐高砂丸高挂“发扬帝国海军荣誉”的信号旗，向全舰队官兵鼓劲打气，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答以“完全准备就绪”；联合舰队旗舰松岛答以“坚决发扬帝国海军荣誉”；第二游击队旗舰葛城答以“恃我凯旋归来”；护卫舰先头舰爱宕则答以“永远谨志不忘”。等到舰队全部离港时，已是下午四时二十分。
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出口后，当天下午五点便进入战斗准备状态。为了及时截住北洋舰队的护航舰，连夜兼程航进。夜间航行时，各舰皆配备哨兵分四班轮流警戒，并除向导舰和旗舰外，都熄灯灭火。二十四日下午五时二十分，绕过朝鲜丰岛的西南端，抵达黑山岛附近时，伊东祐亨命令第一游击队前进侦察。二十五日早晨四时半，第一游击队到达安眠岛，三舰又以十二节速力成单纵阵向丰岛附近搜索。此时，本队和第二游击队等则分道随后继进，于同日下午二时在群山湾会合，遂以此为临时锚地。
丰岛是牙山湾外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地当牙山湾之冲。此岛最长处一千三百八十八公尺，高一百七十四公尺。岛北水深，可航巨轮，为进出牙山湾的必经之路。上午六时半左右，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艘日舰行抵丰岛西南的长安堆附近。是日，晴朗无云，海上能见度甚好。日舰遥见丰岛方向有两艘轮船喷烟而来，随后即判断为军舰。坪井航三命令各舰准备战斗，以每小时十五海里速力前进，向目标接近。七时二十二分，日舰看清迎面而来的中国两艘军舰济远和广乙。于是，坪井航三“即时下战斗命令”。随后，日舰吉野便对北洋舰队发射了揭开甲午战争帷幕的第一炮。
本来，二十四日第一游击队接受侦察任务时，联合舰队司令官下达命令说：“如果在牙山湾附近的中国舰队力量弱小，则不必一战；如果中国舰队力量强大，则加以攻击。”当时，中日双方参战军舰的情况如下表：（表略）
从主要火器看，日本军舰有二十六公分口径克虏伯大炮两门和十五公分口径克虏伯大炮六门，还配备有十五公分口径速射炮八门、十二公分口径速射炮十四门；而中国军舰仅有二十一公分口径克虏伯大炮二门、十五公分口径克虏伯大炮一门及十二公分口径克虏伯大炮三门。显而易见，日本方面占有压倒优势。但是，坪井航三采纳舰队参谋釜谷忠道海军大尉的意见，认为：“究竟是强还是弱，都必须通过战争来判断。总之，无论如何也要进击。这就是执行命令的主旨。”于是，日本方面终于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发射了丰岛海战第一炮。
在日本第一游击队的进攻下，济远、广乙二舰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开始增援牙山时，中国海军将士业已预感到形势日趋严重，战争有随时爆发的可能。临行前，广乙管带林国祥请示丁汝昌说：“若遇倭船首先开炮，我等当如何应敌？”丁汝昌便按李鸿章命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的调子，回答说：“两国既未言明开战，岂有冒昧从事之理？若果倭船首先开炮，尔等亦岂有束手待毙之理？纵兵回击可也。”这表明中国护航舰的方针是：决不首先开炮，但若日本舰队袭击，则进行自卫性的还击。济远，广乙等舰抵达牙山后，由于消息隔绝，完全得不到日本舰队的确实情报。直到二十四日傍晚，威远舰才从仁川带来了“倭大队兵船明日即来”的消息，但此消息是否确实，济远、广乙二舰的将领们还是将信将疑的。
二十五日凌晨四时，济远、广乙起碇，鱼贯出口，依山而行。七点钟，看见吉野、秋津洲、浪速三日舰驶来。当发现日舰之初，中国将领推断“倭船必欲请战”，因此命令“站炮位，预备御敌”。不料忽见日舰先向东拐了一个弯子，又转舵西驶，于是“又疑其不欲战”。及见日本三舰“旋转取势而来”，欲拦阻中国军舰的去路，这才断定“其来意不善，遂严阵以待”。原来，日本第一游击队发觉自己处于狭窄水路，不宜作战，所以向西驶至广阔海面，又转头向北，对着济远，广乙驶去。七点四十五分，双方相距三千公尺时，日本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突然向中国军舰发起炮击，济远、广乙二舰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丰岛海战的帷幕就这样拉开了。
丰岛海战发生后，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致各国公使的照会中声称，“中国军舰在牙山附近轰击日军。”竟把挑起战争的祸首装扮成为自卫者。日本的官方著作写道：“七时五十二分，彼我相距约三千米之距离，济远首先向我发炮。旗舰吉野立即应战，以左舷炮向济远轰击。”《日清战争实记》，更把日本写成为受害的一方：“当时我舰尚不知朝鲜汉城发生事变，对清国虽暗中敌视，但表面上仍是友好邻邦，因此决定对清舰做海军普通的敬礼。我军旗舰升起将旗，对方军舰接近时本应做相应的敬礼。然清舰不仅不还礼，反而做战斗准备，对我军表示敌意。我因海域狭窄，不便向前航行，未进而咎其无礼，转向西南驶入外海。须臾间，彼我距离渐近时，对方突然开炮。既对方已挑起战端，我舰岂能迟疑，遂立即开炮应战。”
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之谈。当事人日本常备舰队参谋釜屋忠道海军大尉后来证实：当伊东祐亨命令第一游击队前去牙山湾侦察时，“且赋与内命，谓牙山湾附近如有优势的清国军舰驻泊，可由我方进攻击”。日本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海军大佐在日记中也明确地写道：“午前七点二十分，在丰岛海上远远望见清国军舰济远号和广乙号，即时下战斗命令。”可知日本第一游击队在袭击前二十五分钟，即在发现中国军舰之时，便下达了战斗命令。所谓被迫“应战”云云，不过是侵略者所惯用的贼喊捉贼的伎俩罢了。
丰岛海战后，济远和广乙两舰官员互相攻讦，一时闹得不可开交。《济远舰航海日志》写道：“[七时]四十三分半，倭督船（吉野）放一空炮，广乙即自行驶去。”后济远帮带大副何广成撰写《冤海述闻》，也说开战时“广乙早已遁逃矣”。而事后广乙管带林国祥接受西报记者采访时，回答却全然不同：“其时济远在前，竟过倭船之侧，倭船并未扯旗请战。及广乙行至日船对面，该船倏开一炮，以击广乙。济远钢皮轮在前，见之并不回轮助战，即加煤烧足气炉，逃遁回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攻击我没打，我指责你未战，都是为了抹煞别人的功劳，夸大自己的战绩，以邀功讨赏。这当然不足为训。不过，丰岛海上的战火是由于日本海军的突然袭击而燃起的，济远和广乙在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能以弱对强，奋力抵抗，却是客观的事实。
当上午七点四十五分，中日双方五艘军舰位于长安堆以西海面时，日舰吉野突然发炮，向济远轰击。济远冒着敌舰的炮火，由西转舵向南，于七点五十二分发炮回击吉野。七点五十五分，秋津洲开始向济远发炮。七点五十六分，浪速也向济远炮击。日方拥有二十二门速射炮，而济远和广乙则只有旧后膛炮，并无速射炮。敌舰的炮火太猛，“聚攻济远，密如雨点”，济远仍然苦战不已。八点十分，济远发出一炮，击中吉野舰首附近，跳弹击断敌舰前樯桁索。八点二十分，济远发出的十五公分炮弹，击中吉野右舷之侧，击毁舢板数只，贯穿钢甲坏其发电机，坠入机器间之防御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器间。由于炮弹的质量差，里面未装炸药，故击中而不爆炸，致使吉野侥幸免于沉没。
在敌我强弱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济远将土依然临危不惧，拚死搏战，给敌舰以相当的打击。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帮带大副都司沈寿昌、枪炮二副柯建章、天津水师学堂见习学生黄承勋等人。
沈寿昌（一八六五——一八九四年），字清和，上海洋泾人。曾考入上海出洋总局肄业，以成绩优异，被选派出洋，进挪威大学专攻物理、化学。一八八一年，清政府初创海军，急需海军人才，下令召回出洋学生。沈寿昌奉调回国后，即上威远舰见习，不久升为该舰二副，后又积功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都司，充济远帮带大副。沈寿昌在海军任职凡十三年，恒“以国事为重”，很少顾及家事，颇为时人所传诵。
柯建章（？——一八九四年），福州人，船生出身。以刻苦学习，技艺日进，由船生拔为战官。积功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守备，充济远枪炮二副。
黄承勋（一八七四——一八九四年），字栋臣，湖北京山县人。一八八六年，考入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为该班第三届学生。一八九〇年毕业后，被派上济远舰实习，黄承勋奉命赴援牙山，慷慨就道，抱必死的决心。行前，其至友医官关某在刘公岛为他饯行，酒酣时他嘱医官说：“此行必死！他日骸骨得归，惟君是赖。莫逆之交，爰以敦托。”
在这场炮火的激烈交锋中，沈寿昌一直在舰前屹立司舵，指挥炮手还击。由于沈寿昌沉着应战，指挥果决，士气大为振奋，多次发炮命中日本旗舰吉野，并击中了浪速舰的左舷船尾。结果“浪速舰尾被击落，海图室被破坏”。正在激战之际，不料日舰飞来一颗炮弹，命中济远望台，爆炸后一块弹片击中沈寿昌的头部。沈寿昌当即仆地不起。二副柯建章见帮带大副牺牲，义愤填膺，继续督炮击敌。但敌弹继至，柯建章洞胸阵亡。见习学生黄承勋见大副，二副均亡，自抱奋勇登台指挥，“召集炮手装弹窥准”。“正指画间，敌弹飞至中臂，臂断遂仆。”有两名水手立即把他抬进舱内急救，他摇头说：“尔等自有事，勿我顾也！”遂闭目而死。军功王锡山，管旗头目刘鹍亦均中弹阵亡。真是首仆后继，视死如归，表现了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精神。丰岛海战之后，以“济远能战，日人犹图绘于报纸以为警备”。
当敌人三舰聚攻济远之际，广乙后至，立即投入战斗。广乙伺机向敌舰冲去，准备施放鱼雪。吉野为避开广乙冲撞和施放鱼雷，便向左转舵，在海面上划出一个大的圆弧。广乙则改变航针，向秋津洲和浪速之间疾驶。七点五十八分，广乙从斜侧驶至距秋津洲六百公尺处，向其舰尾逼近，准备施放水雷。这时，秋津洲猛烈回击，一弹击中广乙桅楼，致使一炮手坠落牺牲，又一弹“击毁水雷炮洞，幸来触炸”，广乙始得保全。激战中，秋津洲忽发一榴霰弹“炸于广乙舱面，以致死伤二十人”。舵手亦中弹牺牲。广乙伤亡虽重，仍与敌舰继续拚战。
此时，海面上硝烟笼罩，敌舰无法用信号旗联络，秋津洲便鸣汽笛报知自己的位置，浪速鸣汽笛应之。于是，两舰开始合击广乙。须臾之间，硝烟渐散，浪速忽然发现广乙在距舰尾三，四百公尺处，便一面向右转舵以避开广乙的冲撞，一面用左舷炮和尾炮加以猛击。在敌舰的连续进攻下，广乙受伤甚重，船舵“均已毁坏，不堪行驶”。广乙舰上官兵牺牲已有三十多人，受伤者四十多人，难以支撑，便向右转舵走避。浪速于欢呼声中尾追，被广乙回击一炮，弹穿浪速左舷之侧，由内部穿透后部钢甲板，断其备用锚，并将锚机击碎。日本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以广乙舰体己毁，决定不予追击，命三舰各取适宜位置合击济远。广乙这才脱险，驶撞朝鲜西海岸十八家岛（或简称“十八岛”）搁浅，“凿锅炉，渡残卒登岸，遗火火药仓自焚”。广乙管带林国祥登岸后，率残部直奔牙山清营。及至牙山，听说叶志超已率军退平壤，便于二十六日下午一时上英国军舰亚细亚号返国。此时部下只有十七人了。在仁川“复截于倭舰，听命立永不与闻兵事服状，国祥以下连署与倭，乃得纵归”。“服状”乃由日人起草，林国祥等十八人连署。其内容如下：“舰长林国祥以下广乙号船员十八名，蒙英国军舰搭救。值此日清战争期间，今后决不再参与战事，兹作出誓言，保证履行誓言之义务”。
八点三十分，广乙已东驶远离济远。济远已牺牲三十人，受伤二十七人，势难抵御，便趁机以全速向西驶避。日本三舰会合，拟共追济远。忽见西方海上出现两缕汽烟，但一时辨认不出为何国舰船。坪井航三下令各舰采取“自由运动”。于是，秋津洲转舵追击广乙，吉野、浪速则尾击济远。八点五十三分，浪逋超越吉野，猛追济远。济远乃悬白旗，然犹疾驶不已。浪速迫至相距三千公尺时，又以舰首回旋炮猛击。济远又在白旗之下加悬日本海军旗。浪速挂出信号：“立即停轮，否则炮击！”是时，两舰相距二千七百公尺，浪速遂向旗舰吉野报告：“敌舰降服，已发出命令停轮之信号，准备与彼接近。”九点钟，高升从浪速右舷通过，向东驶去。九点十五分，浪速一面命令高升停驶，一面追击乘机以全速驶逃之济远。九点三十分，吉野忽令秋津洲、浪遣归队。秋津洲先是追击广乙，见广乙已经搁浅，及接到吉野信号，立即回航。此时，中国运输船操江与高升号相距约三英里，见高升被日舰所截，遂转舵回驶。九点四十七分，坪井航三命令浪速监视高升，秋津洲追击操江，由旗舰吉野追击济远。
十二时三十八分，吉野逼近距济远两千公尺处，以右舷炮猛击，共发六弹。济远航速才十五节，而吉野航速则近二十三节，势将迫及。在此紧要关头，水手王国成挺身面出，反击敌寇。
王国成（一八六七——一九〇〇年），山东文登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苦。成年后，投北洋海军为练勇，学习期满后被派上济远当水手。他激于爱国热情，奔向舰尾炮位，另一水手李仕茂从旁协助，用十五公分口径尾炮对准吉野连发四炮，第一炮中其舵楼；第二炮中其船头；第三炮走线，未中；第四炮中其船身要害处。十二点四十三分，吉野受伤，舰头立时低俯，不敢停留，转头向来路驶逃。
吉野东逃后，济远遂定向威海卫，于二十六日早晨六时半抵港下锚。
操江被掳和高升之沉
当济远、广乙正同日本三舰激战之际，高升和操江先后驶近作战海域。上午九点一刻，高升突被日舰拦住，强迫停驶。操江管带参将王永发见状，知情况有异，立即转舵西驶。
操江是北洋舰队的运输舰，装载武器饷银由塘沽出发，经烟台、威海卫开往牙山。二十四日晨三时，操江由烟台驶往威海。是日下午二时，操江离开威海港。起航前，丁汝昌曾将文书等件交王永发带至牙山。将驶近丰岛时，正好与由塘沽起航的高升号不期而逢，于是二船遂同行。
王永发，浙江镇海人，生于一八四三年。船生出身。青年时在英国军舰上当水手，继升为水手头。后来转入清朝水师，在兵船上任职。积功擢参将，委带操江运船。操江本是一艘木质旧式炮船，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所造，舰龄已逾二十年，实际航速只有八节，虽装备五门旧炮，但火力甚弱，难以任战，所以改为运输舰使用。舰上执事的官兵，管带王永发以下共有八十二人。此外，天津电报局的丹麦藉洋匠弥伦斯也在船，系奉派去汉城接管该地的中国电报局的。操江运船起航东驶时，时局已相当紧张，而清朝当局仍让其只轮出洋，且无军舰保护，实乃一种冒险。
操江西驶约一小时，忽见济远舰由一海岛后傍岸驶出，向西北而行。十一点三十分，济远驶近操江，并超出操江船头驶过，此时两舰相距仅八百公尺。“济远兵船原可帮助操江，乃并不相助，亦未悬旗通知。”半小时后，日舰吉野尾随济远舰航向而来，以全速疾驰，与操江距二千五百公尺处或相并位置。此时，操江急将龙旗降下，以表示无战意。坪井航三的主要目的是对付济远，认为击毁或俘获济远后再来处置操江，为时尚不为晚，因此暂不理会操江，继续尾击济远。
在吉野追击济远的同时，秋津洲也在后循其航迹前驶。下午一点五十分，秋津洲逼近操江，挂出“停驶”信号，并放空炮一响。操江不应，继续西驶。秋津洲追至距操江四千公尺时，发出十二公分口径炮弹一发以示警告。王永发见情况紧急，慌乱间六神无主，准备自尽，被弥伦斯劝住。王永发便在樯头悬挂白旗，又在大樯上加挂日本国旗，表示投降。又采纳了弥伦斯的建议，将所带重要文书及密电本当即投炉中焚毁，以免泄露军情。还准备将船上所装二十万两饷银投到海中，以免为敌所得，但仓促间未及施行。
约在下午两点十分，秋津洲放下一只舢板，装有日本海军官兵及管轮等共二十八人，俱持枪械，登上操江。到船后，即将操江船上所有人员拘禁于后舱，由日兵持枪看守。日兵遍船搜求文书，但无所得。于是，将王永发拘上秋津洲，其他人员仍关在操江后舱。随后，秋津洲起锚南驶，操江随行。途中与旗舰吉野相遇，立即以信号报告：“敌舰降服，其舰长在我舰。”又报告说：“据操江舰长称，清舰在大同江，扬威在仁川，镇海在牙山”。于是，坪井航三下令将操江带至群山湾与本队相会合。
七月二十八日早晨六时，所有操江船上八十三人，都由日舰八重山押送到佐世保港。是日“午后二点钟上岸，上岸之时极备凌辱。”船近码头即放气钟摇铃、吹号筒，使该处居民尽来观看。其监即在码头相近地方，将所拘之人分作二排并行，使之游行各街，游毕方收入监，以示凌辱。”在这被拘禁的八十三人当中，除弥伦斯在八月五日被释放外，其余的八十二名清军官兵，包括管带王永发，大副孙茂盛，二副徐起凤、三副王生才、大车石德行、二车包振瑞、三车鲍忠林、管事方长春、师爷三人及士兵七十一人，皆关押到一八九五年八月始遣返回国。
由干操江被掳，船内二十万两饷银，以及大炮二十门、步枪三千支和大量弹药，全部为敌人所得。
操江被掳和高升被截，是发生在同样情况下，而且是同一时间里的事。操江管带王永发等甘愿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忍受敌人的凌辱，而高升号上的爱国官兵却宁死不屈，几乎是手无寸铁地同敌人搏战，用鲜血谱写出一曲英雄壮歌。
高升于二十三日早晨从塘沽出口时，装有北塘防军官兵一千一百一十六人，还有行营炮十四门及枪枝、弹药等件。通永练军左营营官骆佩德、义胜前营营官吴炳文随船而行。统带官则为仁字军营务处帮办高善继。
高善继，宇次浦，江西彭泽县人。曾署弋阳县训导。中戊子科本省举人，保举五品衔知县。一八九四年春，高善继看到国家处在多事之秋，正男儿挺身卫国之时，便去天津见李鸿章，自请投笔从戎，为国效命。因话不投机，愤然辞去，转投直隶通永镇总兵吴育仁幕下，留为仁字军营务处帮办。及至李鸿章决定增援牙山，吴育仁特遣翼长记名提督江自康带队前往。高善继认为，为国报效之时已到，便慷慨陈辞，请赴前敌。吴育仁为之感动，命他与江自康带队同往。江自康乘爱仁号于二十日下午先行出口，高善继乘高升号于二十三日早晨始起碇离港。
二十五日上午八时半，高升驶近丰岛时，忽然发现济远舰全速西驶，但起初却误认为是日本军舰。因为济远“挂有日本旗，其上还有一面白旗招展”，经过高升号时“把旗降落一次，又升上去，以表示敬意”。据当时乘坐高升号的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说：当他先在航行中看到日本军舰时，“心中有些不安，但到现在看见这只日本船驶过我们的船时，以旗来向我们行敬礼，我们对于他们和平的意旨感到安慰”。高升船长高惠悌也加以证实：“我们将近丰岛的时候，掠过一艘军舰，它悬挂日本海军旗，旗上再挂一面白旗—这只船后来证明为中国战舰济远号。”他们都把济远当作日本军舰，而且产生了麻痹思想。船长高惠悌和大副田泼林等“坚信该船为英国船，又挂英国旗，足以保护它免受一切敌对行动”。
因此，决定仍按原航线徐徐前进。九时，高升号从日舰浪速右舷通过。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注视高升驶过，断定船内必装有中国军队。九点一刻，浪速挂出信号：“下锚停驶！”九点半，高惠悌在日舰的武力威胁下屈服，将船停下来。浪速又挂出第二次信号：“原地不动，否则承担一切后果！”“此时，吉野、秋津洲、浪速三只日本船都向前移动，似乎要互相以信号取得联系，因为他们看见一只显系悬挂英国旗的中国运输船后，不知怎么办好”。高惠悌见此情形，以为日舰发现为英国船，已决定放弃敌对行动，使用信号询问：“我是否可以前进？”其实，这纯系误解。日本旗舰吉野命令秋津洲、浪速归队的原因，是要重新分配任务，令浪速专门监视高升，由吉野、秋津洲追击济远和操江。
浪速发信号请示对高升的处置办法。吉野回答：“将商船带赴总队，向司令长官报告！”于是，浪速第三次依然用“停止不动”的信号命令高升。并掉转头来，驶到距高升约四百公尺的海面上停下，将舰上所有的二十一门大炮都露出来，用右舷炮对准高升船身。
十点左右，浪速放下一只小艇，向高升开来。小艇靠高升后，有几名带有来福枪和佩刀的海军军官登船，为首的是人见善五郎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等来到高惠悌的房间，要求检查商船的执照。高惠悌出示执照，并提请登船的日本军官注意高升是英国商船。人见善五郎不于理睬，向高惠悌提出：“高升要跟浪速去。同意吗？
高惠悌竟回答说：“如果命令跟着走，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抗议下服从。”对日本的武力威胁完全屈服。这更加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并为其提供了有利机会，使其阴谋得以实现。这样人见善五郎等便带着满意的答复离开高升而回到浪速。当人见善五郎等日本海军军官登船检查时，船上的中国官兵始终怀着高度的警惕。仁字军营务处帮办高善继感到事情危急，对大家说：“我辈同舟共命，不可为日兵辱！”这时，忽见日舰挂出第四次信号：“立刻斩断绳缆，或者起锚，随我前进！”高惠悌准备服从浪速的命令。顿时，许多将士攘臂而起，全船骚动。高善继冲向船长，拔刀瞋目曰：“敢有降日本者，当污我刀！”大家齐声响应，一船鼎沸。因言语不通，由汉纳根翻译，将全体官兵的决心通知船长：“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高惠悌试图说服清军将士对敌降服，于是同高善继展开了一场辩沦：
船长：“抵抗是无用的，因为一颗炮弹能在短时间内使船沉没。”
帮带；“我们宁死不当俘虏！”。
船长：“请再考虑，投降实为上策。”
帮带：“除非日本人同意退回大沽口，否则拼死一战，决不投降！”
船长：“倘使你们决计要打，外国船员必须离船。”
从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东学道开始公开活动后，连续发生了全州请愿、伏阙上疏及报恩聚会三大事件，但其斗争的结果最后竟化为泡影。东学道徒解散后，官府又分别加以逮捕。东学道徒所受的迫害反而有增无已。从金允植给鱼允中的信中，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东学道徒所采取的可耻的欺骗手段：“窃谓大服人心莫如‘信’之一字。向于宣谕之后，宜自朝廷即发一令，既住勿问……今乃一边开诱以好生之道，一边行会以捕核党魁，彼安肯心服乎？焦唇弊舌而竟归食言，事何以行令乎？未知其间事状如何，党魁已就捕否？此系庙算，非野人之所可与知，而事体则顾不然乎……方今民心涣散，从乱如水，朝廷无固系之信，所在贪污，长吏又从而殴而纳之。以此言之，未可以己散而释虑也。惟激浊扬清，兴利除弊，为挽回民心之大关捩。”
金允植反对政府当局的欺骗手段，提出兴利除弊以挽回民心，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又有谁肯听呢？所以，他的“未可以己散而释虑”的说法，确实是相当清醒的估计。果然，刚转过年来，东学党武装起义便爆发了。
这次起义的领导者不是东学道主崔时亨及其门下高徒，而是道徒全琫准。全琫准（一八五四——一八九四），全罗道古阜郡人。父亲为人正直，秉性刚强，曾为古阜郡衙吏属，固不满郡守贪婪无厌，率农民袭击郡衙，不幸被捕，死于乱杖之下。全琫准悲愤不已，常以报亡父之仇，拯救民众于水火为念。一八七四年，他拜谒崔时亨，聆听教义，遂为东学道信徒。到一八九四年领导起义时，已是古阜郡东学道的首领。全琫准所领导的起义，虽然是以东学道徒为核心，并继续沿用东学道的名称，但已经脱去了宗教外衣，所以历史上一般称之为东学党起义。
长期以来，由于朝政腐败，人民苦于苛政久矣。一方面，权贵横征暴敛，榨取无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另方面，人民贫苦不堪，求生乏术，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内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在东学道徒中传诵着这样一首歌谣：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
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
这是当时朝鲜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不满政府的情绪弥漫了全国。一八九四年初，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在一份报告中说：“根据各种征象，朝鲜人民的不满以及其对于政府的敌视态度，正波及全国。”“全朝鲜陷于沉重而日益增长的激愤情绪已有相当时日，这种激愤情绪极易转变为公开的暴乱。”果然不久，震撼半岛的东学党起义在全罗道古阜郡爆发了。
东学党起义发端于全罗道古阜郡，事非偶然。一八九二年，古阜郡郡守赵秉甲走马上任。他本是个著名的贪官，巧取豪夺，诛求不已，农民尤无噍类，早有愤愤不平之意。到一八九四年，万石洑水税事件发生，便激发了这次起义。古阜郡是朝鲜的产米区之一，水利灌溉至关重要。朝鲜有一种特有的堰，以木石或土沙筑成，用来截水灌溉农田，叫做洑。洑分国有和民有两种。万石洑就是古阜郡的国有洑之一。农民从国有洑引水灌溉，须缴纳一定的水税。此项水税收入，按惯例只用于洑的管理及其他有关事业，并不上缴国库。自赵秉甲上任后，征发数万农民修洑。及至完工之后，赵秉甲竟擅自废除惯例，增加水税，且将水税纳入私囊。郡民不服，赴郡衙辨理，赵秉甲置之不理。郡民复派代表赴全州，向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申述。金反将代表逮捕，投入监狱。郡民忍无可忍，便揭竿而起了。
是年二月十五日，全琫准率东学道徒和农民袭击郡衙，驱逐了郡守赵秉甲。起义军占领郡衙后，开仓库，将钱谷分散给农民。三月下旬，起义军以古阜郡的白山为根据地，制订了四项行动纲领：一、弗杀人、弗伤物；二、忠孝双全，济世安民；三、遂灭夷倭，澄清圣道；四、尽灭权贵，复国安邦。并发布檄文揭露吏治之腐败。从其纲领和檄文看，起义军并未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仍然认为“今我圣上仁孝慈爱，神明圣睿”。正如各国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一样，他们反对贪官污吏和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尽管这样，起义军提出了“逐灭夷倭”、“尽灭权贵”的口号，还是带有鲜明反侵略反封建的性质的。就是说，全琫准领导的东学党起义与崔时亨领导的反对西教的斗争相比，已经把斗争提到了更高的水平。
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接到起义军攻占古阜郡的报告后，立即派李庚镐率全州监营二百士兵前往镇压。全琫准闻讯，率起义军在古阜郡的黄土岘迎战，打败官军。领兵官李庚镐被击毙。起义军初战告捷，士气大振，乘胜追击，进抵长城郡一带，全罗道首府全州危如累卵。此时，参加起义军的农民甚多，武器也大有改善。据日本《时事报》载：“匪约计四千，此即滋蔓之根也。若统计之，则不下万余人矣。其所用器械不一：有用鸟枪者，有用剑者，有用戈矛者。其枪若三千杆，内两千杆自行购置，其一千系由军械库劫掠者。该匪有乘马者百余人，以为哨探……其行军战阵之法，的是曾经训练者。”
于是，全琫准被推为总督，以金德明为军师，大将孙和中与金开男各领一军。起义军有了严密的组织，战斗力大大加强了。东学党起义军纪律异常严明，朝鲜人民和旅朝的外国人士无不有口皆碑。据日本《东京日日新闻》载：“东学党订有不耽酒色，不吃烟等等规律，党员很能遵守，一点也不为害于农民。有人问他们的目标，回答是：改革政府弊政，驱逐居留的外国人，以图国民的福利。他们所说的总能实现。从古阜进军全州时，禁止践踏田地，妨害农作，并且放空炮告诫军队离开田圃。他们所到地方，各货用现钱交易，商业照常进行，相当有利益而无危害之患。他们在人民中声誉很好。”
东京《国民新闻》刊登一个旅朝日人的来信说：“东学党军纪律之严正，实在令人佩服而外，无话可说。如果有一个兵土夺了良民的财产或奸淫了妇女，立即捕来，当众数说他的罪恶，处以死刑，警戒全军。所以队伍经常齐整，服从命令。犹如我所说的听来或似过誉，实际情形确是如此。地方人民一则（对官军）畏如蛇蝎，一则（对义军）爱如父母，其间相去实如天渊。”
同文馆学生长德禀呈总理衙门的节译日报新闻稿亦称：“若论各匪待民，不但和平，且有仁厚之意，绝不剥削脂膏。无论用民何物，皆予以公平之值。倘遇府库之财，必尽取之以充用度。现该匪志不在图谋京师，而亟亟于储粮草，备器械，购军火，得民心也。”
起义军秋毫无犯，深受人民群众拥护：人民群众对起义军也给予有力的支持。当时，“政府发布了关于保证讨伐队粮米与人民应向官军交纳粮米的严厉命令，但任何人也不加以理睬。至于东学党的军队，它却有足够的粮米，用不着征集，因为农民完全自愿地给他们以各种帮助。”
朝鲜政府接到全州监营为起义军所败的报告，惊恐万状，急派京军壮卫营正领官洪启薰为两湖招讨使，率京军壮卫营八百，自仁川海路向全罗道群山浦进发；又命京军二百，自汉城由陆路开赴全州。当时，北洋海军的平远舰正停泊仁川港，朝鲜政府向袁世凯交涉借用此舰，得到允许。五月八日，洪启薰乘平远舰自仁川出港，前忠清道报恩县县令李圭白为从事官。兵员、野炮两门、抢械及弹药四百箱，皆分载于平远舰及苍龙，汉阳两火轮上。十日，洪启薰从群山浦上岸，十九日，抵全州，会合由陆路开来的京军，再加以全州监营新募的军队，即向南进发。
先是，一八九三年东学道报恩大会时，洪启薰曾率壮卫营六百进行威慑，从而达到了迫使崔时亨解散道徒的目的。此番他想重演故伎，对全琫准采取招抚的手段，不战而瓦解起义军。于是，向起义军发谕招降，谓：“朝廷现已免黜全罗监司金文铉，械系郡守赵秉甲，以示抚慰，天恩圣仁极矣。若仍执迷不悟，则决大举讨伐！”
全琫准拒绝受抚，率军东袭灵光县，生擒守城统长黄万基，斩之。洪启薰知招抚无望，决意以武力镇压。京军壮卫营经过新式训练，是当时朝鲜唯一配备外国新式武器的军队，但洪启薰感到兵力太少，难操胜券，便密奏朝王，建议借外兵镇压。其奏有云：“目今东学猖獗，或窟于西南，无赖称托蚁附，操守畏缩虎视。大者以万数，小者以千数。初固守令贪墨，生灵涂炭，学虽不足为，乱实可忧……东逐则西去，西逐则东去，万无剿灭之道。臣之罪多，复命之日，将自缚待罪，以顺王法。而现今时势，我少彼多，难以分兵摧击。伏乞借外兵以助之，使彼首尾不接，音信不通，彼必势孤必散，力穷自解，一举而全得，唯此一条耳。”朝王以兹事体大，未敢轻易采纳。于是，仅遣枪炮队四百人增援。在援兵到达之前，政府军已经与起义军在长城郡月坪洞交火了。
起义军先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不与之正面交锋，使政府军疲于奔命，然后伺机突击袭之。政府军屡为所乘，土气衰落，全琫准率军由灵光南进，经兴德、咸平而辗转进入长城郡，扎营于城南月坪洞。五月二十四日，洪启薰率政府军蹑踪而至。起义军设伏于月坪洞北丛林中。另以少数老弱之兵扼路口，诱敌深入，伏兵突起袭击。政府军猝不及防，大败而逃，军械多被起义军缴获，营官李斗璜被击毙。据日报载：“缘官军失于谋画，被贼诱入敌营，腹背受困，伤亡者二百余名，余皆溃散，此一役也，官军大挫其锐矣。”
洪启薰逃往灵光郡。但是，起义军并不追击，经泰仁、金沟两县北上，进逼全罗道首府全州。三十一日，起义军自金沟逼近全州府城，占领完山，以缴获的野炮向府城内轰击。此时，全州监营军队全部被洪启薰调走，城内无兵驻守。观察使金文铉驱使城中壮丁上城守卫，知难持久，乃与中营将林泰斗弃城往忠清道公州，判官闵泳升亦随后而逃。城内既无守将，居民便开城纳降。
六月一日，全琫准率军入城，秩序井然，没收官衙及土豪财富分给贫民，并严禁伤害百姓，居民大悦。全琫准在全州城南门楼张贴榜文，宣布起兵的宗旨曰：“方今事势，非可坐以待死。有雄兵猛将在信地以待，各郡才士飞书千里，以勤王事。以国势论之，执权大臣皆闵姓，终夜经营，只知肥已。其党派布各邑，日以害民为事，民何以堪？今之招讨使，人本无识，自到此地，畏东道之威，不得已而出兵，妄杀贤良有功之人，冀以邀功，久必受刑而死。借三年之内，我国将归倭国。是故东道大举义兵，以安民生。”
全琫准占领全州后，忠清、庆尚两道的东学道徒蜂起响应。起义军控制了朝鲜南部三道，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构“执纲所”。至此，东学党起义军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日本政府早就在一直注视着朝鲜局势的发展，以待出兵朝鲜的时机，然后制造挑起战端的借口。如今，这样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东学党起义前后，借兵问题成为朝鲜政府内部讨论的重要议题，但几起几落，长期未能得以实行。
先是在一八九三年四月东学道徒报恩聚会时，朝鲜政府即有借兵中国之意。五月二日，举行大臣会议时，有人提出：忠清道监营兵力微弱，不足以镇压之，而京畿防务亦不甚固，唯有借调中国军队代戡。会后，朝王特派内务府官员朴斋纯亲访袁世凯，请求中国派军舰及陆军驻马山浦，以资镇慑。袁认为，东学道乌合之众，不足构成威胁，而“调兵骇闻远近，必多骚谣”。并力劝朝鲜政府宜镇静处之。十日，再次召开大臣会议，讨论处理报恩事件的对策。朝王又提议请援中国，因领议政沈舜泽、右议政郑范朝及左议政赵秉世皆持反对意见，未能做出决定。当时，朝王怕京城空虚，不敢派遣亲兵，故主张借兵中国。而沈舜泽等人反对借兵中国，只是怕负担军费。至于如何妥善解决国内的危机，皆无一人道及。因此，君臣们尽管意见不一，实际上都无改革弊政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打算。只是由于报恩聚会的东学道众解散，借兵之议才不再提起。
及至一八九四年全琫准起义后，借兵中国之议再起。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密奏朝王，提出借外兵助剿。然而，推动借兵中国之议的最有力者，还是“势道”闵泳骏。闵泳骏的后台则是朝王李熙和闵妃。当时已有大院君李昰应与东学党勾结的风传。李熙和闵妃为防范此事，故积极支持闵泳骏与袁世凯保持密切联系。只因大臣中反对者甚多，难以付诸实行。五月二十五日，李鸿章电总理衙门称：“舟次迭接袁道电：‘全罗道匪党势颇猖獗，韩兵，练溃败。又添调江华枪队炮队四百余往剿’云。韩王未请我派兵援助，日亦未闻派兵，似未便轻动。应俟续信如何，再酌。”直到此时，大臣之间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李熙尽管倾向于向中国借兵，但唯一的顾虑是惧怕日本出兵。因为日本代理公使杉村濬曾多次访问外务署督办赵秉稷及其他大臣，力言借调外兵甚为不可。李熙更担心借兵中国，日本必以此为借口出兵，局面将难以收拾，因此举棋不定，下不了最后的决心。
但在此时，闵泳骏仍然与袁世凯暗中联络，不断磋商此事。闵，袁曾在校洞之闵泳骏府中密议，袁谓朝鲜文武官吏中无—人物，闵请道其意。袁称：“方今东学跳梁，招讨重任，而使孺子之洪启薰任之。国家不误而何？余近遣使至战地侦察，将无严威，军无纪律，官校终日不为一事。兵卒出入闾里，偷财贪色，为害居民贼军在前。则远阵于数十里以外，待其退却，然后追讨。是岂讨贼之本意？余谓朝鲜无人物以此。若使余画策，期以十日，必不难讨灭之。”袁还向闵表示，只要朝鲜政府以正式照会的形式提出求援，中国可随时考虑其借兵要求。
三十日：廷臣会议讨论借兵问题，意见仍然相持不下。领敦宁府事金炳始反对借兵最为激烈，向李熙进言曰：“匪徒虽难赦，然皆我民，将以我兵剿之。若惜他国兵诛讨，我民心当如何？民心易涣散，宜审慎！”讨论无结果而散。
三十一日，全州陷落的消息传来，京城为之震动。李熙急派闵泳骏向袁世凯求助：“方今全州失守，以若朝鲜之兵，难以抵乱敌。且人才难得其人。望大人特念。”袁十分爽快地回答道；“朝鲜有危，吾岂不悉心护之乎？若有难处之端，吾当担当矣。”闵闻此言大喜，即回报李熙。
六月一日，廷臣会议讨论借兵是否会引起第三国出兵的问题。朝王与大臣的谈话内容如下：
闵泳骏、赵秉稷禀：“都城二十里内，贼犯之前，各国兵不得下陆，公法所载。今日清兵请来，其他外兵不得挥入。”
朝王，“若日本称邻谊，出兵来助，以何对之？”
闵泳骏：“此亦袁世凯必有涂抹之策，不必烦圣虑。”
朝王，“日前袁氏之言，不无俄兵见机称助之意，此则何以答之乎？”
闵泳骏，“自有所答之道。”
至此，朝王才下定借兵的决心，对诸大臣曰：“此论（指反对借兵的主张）固好矣。来头事未可料，诸大臣之论亦宜请援云。清馆照会促送可也。”
同一天，袁世凯向李鸿章报告说：“京兵败，械被夺，韩各军均破胆。昨今商派京及平壤兵二千人，分往堵剿。王以‘兵少不能加派，且不可恃’为词，议求华遣兵代剿。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为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顷已嘱‘如必须华兵，可由政府具文来，即代转电请宪核办’等语。”
按照《天津条约》，中国向朝鲜派兵，日本也可借口出兵。对于这一点，袁世凯不是不知道。朝王之所以迟迟不敢请援者，也是为此。那末，袁世凯为什么这么积极地推动此事呢？因为他相信，即使日本以护卫使馆为名，有出兵之举，也不过派遣百余名土兵而已，不致引起难以了结的纠葛。
其实，早在五月上旬，当袁世凯派平远舰帮助朝鲜运兵时，日本即非常关注中国士兵是否登岸。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又密令杉村濬：密切注童朝鲜政府与中国使节之间的关系，是否已向中国求援。到六月一日，杉村濬已探知韩王决定借兵，但不知中国态度如何。于是，急遣书记生郑永邦访问袁世凯，以“询匪情”为名试探袁的真意，并诱引袁入其圈套：
郑：“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
袁；“韩廷亦有此请，我政府冀其习战自强，尚未核准。
袁；“乙酉约我如派兵，应由何处知照？”
郑，“由总署，北洋均可，我政府必无他意。”
袁世凯听了郑永邦“必无他意”的口头保证，更加相信日本顶多“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绝不会出什么大事的。所以，他才那么自信地给李鸿章打了请兵的电报。
六月二日，杉村濬亲访袁世凯，详探朝鲜请援之究竟。前一天郑永邦来访时，袁世凯已经透出“俟接到正式公文后，即筹备出兵”的口风。杉村濬当即电陆奥宗光报告此事。所以，他今天来访，一方面是证实此事；一方面以“盼华速代戡”为名，进一步诱袁上钩：
杉村濬问，“盼华速代戡，允否？”
袁答：“韩惜民命，冀抚散。及兵幸胜，故未之请，不便遽戡。韩民如请，自可允。”
杉村濬问：“倘请迟，匪至全州，汉城其危。拟先调兵来防护，华何办法？”
袁答：“或调兵护，或徙商民赴仁川，待匪近再定。”
杉村濬：“韩送文请告知，以慰盼念。倘久不平，殊可虑。”
杉村濬所说；“拟先调兵来防护”，含催促中国出兵之童，又是为日本出兵预留地步。袁世凯却见不及此，总是从好的方面考虑，以为同杉村濬有老交情，不会对自己过不去，说什么“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完全相信了日本方面的瞎话。
到了六月三日，朝鲜政府终于命内务府参议成岐运，携政府照会正式请求中国派兵。并任命工曹参判李重夏为中国兵舰迎接官，内务府督办申正熙、参议成岐运统辖军务司，负责有关接待中国军队事务。
在朝鲜政府向中国送出请援照会的当天，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奉陆奥训令，也前去拜会李鸿章。荒川所谈与杉村濬“语意略同”，使李鸿章更相信日本“必无他意”的保证，毫不怀疑其包藏祸心，便坦率相告：“韩请兵，势须准行。俟定议，当由汪使知照外部，事竣即撤回。”这样，日本方面便完全掌握了中国的派兵计划。
清政府既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决定派兵赴朝，便电驻日公使汪凤藻，根据一八八五年中日《天津条约》有关条款，知照日本外务省。六月六日，汪凤藻照会陆奥宗光，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令直隶提督叶志超“选带劲旅，星驰朝鲜全罗、忠清一带，相机堵剿……一俟事竣，仍即搬回，不再留防。”
照会发出的当天，日本方面立即有所反映。汪凤藻急电李鸿章，告知日本政府令其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带捕二十名立赴韩，并添调一舰护商”。李鸿章电复汪称：“韩未请馁派兵，倭不应派。若以使馆护商为词，究竟有限，且汉城现安静无事。祈与妥商。”七日，袁世凯亦来电：“大鸟来，虑生事”。李鸿章则复电说：“大鸟不喜多事，伊带巡捕二十名来，自无动兵意。”他坚信日本“必无他意”，不会借机生事。
就在同一天，按连发生了两桩事情：
第一桩：日本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国为中国之属邦”。为“属邦”二宇，日本外务省官员与汪凤藻“大费辩论”，日方欲汪“商请酌改”，汪则“正词拒之”。对此，李鸿章的态度很坚决，复汪电云：“文内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日本之所以提此问题，是为日后扩大事态而埋下的伏笔。
第二桩：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因朝鲜国现有变乱重大事件，我国派兵为要，政府拟派一队兵”。同时，李鸿章亦迭接袁世凯来电，谓已派译员询衫村濬，询问日本“派兵何事”，杉村答以“调护使馆，无他意”。又说；杉村“近颇惊惶自扰，故各国均疑之，谣议颇多。鸟（大鸟圭介）来，或稍镇静。”李鸿章均信之不疑。由于他对日本的险恶用心缺乏清醒的估计，因此只能按照自己一厢情愿的主观构想那样干下去。
中国所派军队分三批渡海。第一批，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统芦防马步军，共九百一十人，为前锋。六月六日下午六时，自塘沽登图南轮，于八日下午六时抵牙山海口。九日，登岸整队，进扎牙山县。第二批，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所带榆防各营，共一千零五十五人，以及弹药、粮饷等，分载于海宴、定海二轮，于八日下午六时启航，十日下午三时抵牙山海口。因无驳船，直至十二日上午十时始全部登岸。第三批，是总兵夏青云率马队百名，旱雷兵百名及步队三百名，乘海定轮渡海，于二十五日抵牙山县。于是，屯驻牙山的清军人数达二千四百六十五人。
当中国派兵之先，丁汝昌先期遣济远舰率扬威驶至仁川口，与平远合为一小队，以观形势。及至叶，聂两统领率军赴朝时，以超勇舰护之。又恐其力量单薄，又分扬威赴牙山，留济远、平远两舰泊仁川口。当时，日本运兵船络绎而至，大和、筑紫、赤城三舰亦泊仁川口，井派遣汽艇探测牙山湾，显然居心叵测。而李鸿章却要袁世凯劝告朝鲜政府；“日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切毋惊扰。迭阻不听，即听之。速设法除全匪；全复，华兵去，日自息。如有要挟，仍可坚持不许。”
六月十二日，根据李鸿章的指示，叶志超委派聂土成为前敌营务处，负责剿办事宜，本人则暂驻牙山以待命。但是，聂军并没有同东学党起义军直接交仗。聂士成只是派弁兵一百人，随带翻译，持告示前往全州招抚。告示共三种：其一，晓谕起义军解散。其中有“尔国王发电告急，我中朝爱恤属国，不忍坐视不救，奉谕钦差北洋大臣李奏派本统领率带马步枪炮大队前来助剿。特念尔等本属良善……大兵到日，尔等能悔罪投诚，洗心革面，均予免杀”等语。其二，“谕示商民各安其业，毋得惊恐”。其三，申明军纪。有“奉宪檄饬，防营远征，保护藩属，护卫商民，自行军旅，纪律严明。今入朝鲜，军令重申，购买物件，照给钱文。如有骚扰，或犯别情，军法从事，决不稍轻”等语。这三种告示被日本间谍送报日本驻朝公使馆。不久，“汉城饬弁持倭使大鸟圭介来咨，诘问前日所出告示是否真伪”。果然，后来大鸟圭介便就聂士成告示中“我中朝爱恤属国”、“保护藩属”的语句大作起文章来了。
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又返军攻城，因起义军防守严密，久难攻下。朝王一面处分引起事件的责任者，将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革职，流配济州岛，并将古阜郡守赵秉甲革职，系械监禁；一面急发最后的精锐江华枪炮队四百及京城、平壤监营兵二千增援，并命严世永任三南招抚使，同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赴任，与洪启薰协力从事。从派“招讨使”到再派“招抚使”，说明朝鲜政府对东学党起义军的政策已由“主剿”转为“主抚”了。
严世永抵达全州后，先布告朝王处罚负此次事件责任的地方官吏，以缓和起义军的敌对情绪，继之以劝谕，表示政府愿意妥商解决此事。此时，全琫准已获悉中日两国出兵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严世永代表朝鲜政府接受了起义军提出下列十二条件，于六月十一日共同签订了休战协定，即所谓《全州和约》：
一，停止迫害起义者和东学道徒，政府与东学党人合力维持社会秩序。
二，查明贪官污吏的罪行，加以严惩。
三、严惩横暴富豪。
四，严惩不良儒林两班。
五、烧毁奴婢文书。
六，改善七种贱民待遇，不得强制白丁（原注：屠户卖肉者）戴平壤笠。
七、许青年寡妇再嫁。
八、废除一切扰民的苛捐杂税。
九，任用官吏打破门阀界限，登用人才。
十、严惩私通日本者。
十一，取消一切公私债务。
十二、土地应平均分配。
十二日，全琫准率起义军退出全州，撤至淳昌和南原一带。二十四日，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到任，开始安抚地方。
聂士成之抵全州，已是七月五日，亦即东学党起义军退出全州后二十天。是日下午三时，聂士成独率数十骑进入州城。全州城经过此番战火，“庐舍焚毁，民无栖止”。查明流离失所者共九万家。聂士成令“开列名单，每家给以洋银二元，聊助牵萝补屋之费”。
七日，又发布告示，表示希望“本统领旋师之后，尔等士农工贾务须守法奉公，各安生业，同享太平之福”。即离开全州。十日，聂士成回牙山，向叶志超报告全州事件业已处理完毕。并建议速请李鸿章“派轮接队内渡，免启衅端”。叶志超则犹豫不决。当天夜晚，聂士成致电李鸿章，报告“前敌招抚情形，并请撤队内渡”。其禀文有云：“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著，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岂容倭人鲸吞？倘仍顽梗，可请英、俄诸国评论曲直；一面调集我海陆各军驻屯北洋，奉天边境。俟秋凉，我陆军出九连城趋平壤以拊其背，海军战舰大队塞仁川以扼其吭，彼时倭师劳而无功，将骄卒惰，可一鼓破之也。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
聂土成电文的中心意思，是主张实行退却。这位被日人誉为“计划战略常以勇敢见称”的将领，为什么主张退却呢？这是因为“兵无常势”，而要逐步地在军事上变被动为主动，只有采取兵法所说的“避实就虚之计”。这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退却。在军事上已失先著的情况下，应该说实行战略退却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果聂士成的意见被采纳，则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可改变不利的处境，而且在政治及外交方面也将居于主动的地位。对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来说，必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大鸟圭介看到“朝鲜国内出乎意外的平稳，中国派去的军队只是驻扎在牙山，并未进入内地”，即曾致电政府说：“目前若向朝鲜派遣过多军队，就会引起朝鲜政府和人民，尤其是第三者外国人发生不必要的怀疑，在外交上实非得计。”陆奥宗光也认为：“目前既无迫切的原因，又无表面上的适当借口，双方还不可能开战。因此，要想使这种内外形势发生变化，除去实施一种外交策略使局势改观以外，实在没有其他方法。”中国若真实行战略退却的话，尽管日本还会玩弄各种花招，但要逞其外交伎俩，必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欲实行其速战决策则定然势所难能了。
十一日，聂士成又力请叶志超电李鸿章“请班师”。于是，叶根据自己的考虑，向李提出上、中，下三策。他把聂士成的建议作为“中策”，而另外提出了由北边速派大军的所谓“上策”。但是，兵机既钝，缓不济急，且无贯彻此策的决心和正确措施，结果仍是“迁延不断”，实际上无异于“下策”也。当天，李鸿章复电“暂静守勿动”。
聂士成提出“撤队内渡”的建议时，正是清军实行战略退却的大好时机，而这样的时机稍纵即逝，难以再来。叶志超和李鸿章皆未能采纳此议并付诸实行，真是聚九州之铁难以铸成之大错！这样一来，清政府在各方面的处境愈来愈陷于被动了。
当东学党起义军胜利发展之时，日本报纸争相传布，物议纷纷。一些扩张主义者更趁机大造舆论，促使政府出兵。日本各报还用诗歌的形式宣扬“日本刀”和“日本魂”，煽动战争歇斯底里。有的鼓吹“宜扬国威此其时，百年大计在一战”。有的则公然鼓吹灭亡朝鲜，说什么“五百年而李氏亡，果然劫运应红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认为此乃确立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之难得良机，切不可失之交臂。但从外交的角度考虑问题，陆奥感到此时出兵未免过早，而出兵总须有所借口，故颇寄希望于朝鲜政府之请求中国派兵，然后伺机行事。因此，他指示杉村密切注视朝鲜政府与袁世凯之间的联系，查清事实回报。
事实上，日本军事当局已在进行出兵的准备。掌握军事大权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态度尤为积极，他先派驻朝鲜使馆武官陆军炮兵大尉渡边铁太郎，赴接近变乱地方之釜山搜集情报。其后，复以参谋总长的名义派陆军炮兵少佐伊知地幸介至釜山，继续进行调查。三十日，伊知地调查完毕后返回日本。听取伊知地汇报之后，军部内出兵声浪益盛。川上操六遂以总参谋长的名义向伊藤博文建议：“东学党匪势甚为猖獗，韩兵无力镇压，目下趋势必向清国请求援兵，清国政府亦必至允纳此种要求。如欲保护在韩臣民，维持帝国权势，我亦有出兵之必要。”同时，秘密着手进行战争动员。以参谋本部第一局长陆军步兵大佐寺内正毅为主任，工兵少佐小根武亮、海军大尉松本和、工兵大尉井上仁郎，骑兵大尉西田治六为组员，专门掌管输送陆军事务，以备战争爆发后成立运输通讯部。当天，陆奥宗光和正在国内休假的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进行了会谈。三十一日，又就出兵规模及手续等问题进一步征求大鸟的意见。大鸟特别提醒说：从天津到仁川需两天两夜，而日本军队从门司出发到仁川则需四天四夜，若不早作充分准备，将有中国执先鞭之患。
六月二日，伊藤博文在官邸召开内阁会议。适日本外务省突接衫村濬之急电，报告朝鲜政府已向袁世凯提出中国出兵的请求。陆奥宗光如获至宝，持此电出席内阁会议，首先将电文交给阁员们传阅。然后，陆奥提出意见说：“如果中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当时，伊藤内阁正陷于危机之中。伊藤博文所处的地位是，要么实行内阁总辞职，要么解散议会：二者必居其一。而且，他本人已决意采取后一种手段。杉村的急电和陆奥的意见，不仅使政府排除上述两种手段有了可能，而且提供了把国内矛盾转向国外的绝好时机。因此，阁员莫不同意陆奥的意见。于是，伊藤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参加会议，并对出兵朝鲜问题作出了秘密决议。伊藤随即携带此项秘密决议进宫，上奏于明治天皇，得到了裁可。
当天夜里，陆奥宗光和外务次官林董将川上操六请到外相官邸，三人对坐讨沦落实出兵朝鲜的计划。讨论中一致认为；日本出兵，必然要与清兵发生对抗。中国所派军队当不至于超过五千人，而日本要居于必胜地位，需要六千至七千兵力。如果中国进一步增加兵力，日本也要增派一个师团。因此，应作派出一个师团的准备，而首先派出一个混成旅团。林董后来回忆说：当天的会议“不是议论怎么和平解决问题，而是讨论了怎样进行作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
六月三日，袁世凯派译员蔡绍基通知杉村濬，朝鲜政府已经正式提出请求派遣援兵。杉村立即急电报告政府。同时，日本驻中国临时公使小村寿太郎也有报告到外务省。四日，陆奥命大鸟圭介即日到外务省，授以训令，命其迅速回任。大鸟临行前，陆奥又特别指示：“倘局势紧急不及请示本国训令时，该公使得采取认为适当的便宜措施。”尽管陆奥后来自我辩解说：“在这种形势下，对派往外国的使节给与非常的权力，也是不得已的。”这实际上是把挑起战端的任务完全交给了大鸟。
五日，日本根据战时条例，正式成立了大本营。其主要机构及成员如下：
侍从武官 侍从武官长陆军少将冈泽精
侍从步兵中佐中村觉、海军少佐斋藤实、海军大尉川岛令次郎
军事内务局 局长陆军少将冈泽精（兼）
局员海军少佐三须宗太郎，陆军宪兵大尉系贺虎次郎、海军大尉丹羽教忠（一八九四年九月一日步兵大佐田村宽一补任，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免，以步兵大佐真锅文武接任）
幕 僚 长 参谋总长陆军大将有栖川炽仁亲王（一八九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炽仁死，二十六日以小松彰仁亲王接任）
陆军参谋 参谋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
海军参谋 海军军令部长海军中将子爵中牟田仓之助（一八九四年七月十七日，海军中将子爵桦山资纪接任）
兵站总监部 总监陆军中将川上操六（兼）
参谋陆军步兵少佐田村怡与造（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步兵中佐高木作藏接任）
运输通信部 长官陆军步兵大佐寺内正毅
铁路船舶运输委员陆军工兵少佐山根武亮（一八九四年十月一日免）
野战高等电信部长陆军工兵少佐渡部当次
野战高等邮便部长递信书记官汤川宽吉
野战监督部 长官野田豁道
野战卫生部 长官石黑忠惠
管 理 部 部长陆军炮兵少佐村田惇
陆 军 部 陆军大臣陆军大将伯爵大山岩（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海军大将西乡从道兼任）
副官陆军炮兵少佐福家安定
海 军 部 海军大臣海军大将伯爵西乡从道
副官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
按照战时大本营条例，军事动员计划，出兵数量以及运输计划等等都完全归军事统帅掌管，而由大本营决定，内阁大臣在法制方面也无权进行干预。当时，日本仅决定派出一个混成旅团，从指挥上说，并无设立如此庞大的大本营之必要。其所以如此，盖日本参谋本部早有必战之心，而伊藤博文在外交上尚颇有顾虑。一时举棋不定，军部正可借此收取内阁“对清，韩大方针决定之权，而极力以导引开战为有利之阴谋”。同一天，明治天皇批准向朝鲜派出一个混成旅团，并向驻广岛的第五师团下达了扩充兵员的旨令。
当天下午，大鸟圭介偕同外务省参事官本野一郎，海军军令部第二局员海军少佐安原金次，乘巡洋舰八重山号自横须贺启航返回任所。警视厅警部及巡查二十名随行，以护卫公使。出发之前，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指示八重山舰长海军大佐平山藤次郎，要与公使共进退；抵仁川后，公使如认为必要，除该舰临时搭乘之七十名官兵外，尚可与停泊仁川港之帝国军舰各舰长协议，务派多数陆战队登陆以待命。
半夜十一时半，杉村濬接到陆奥宗光的电报：“大鸟公使于六月五日午后一时乘八重山舰从横须贺起锚去仁川，有三百名水手和二十名警察作为警卫随行。但水兵出发一事，在新的训令到达之前不得公开。”六日，杉村向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和袁世凯通报大鸟公使已出发回任，同时“透露了作为护卫率来警察二十名，但对水兵同来一事秘而不宣”。七日，当大鸟一行已在驶往朝鲜的途中时，日本始将出兵决定正式照会中国。当天，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持外务省电报来见李鸿章，称；“韩事多警，日本已派兵往保护使署领事及商民。”李鸿章对荒川说：“汉城，仁、釜各口现俱安静，中国派兵专剿内地土匪，并不至汉及通商务口。汝国似不必派兵，致人惊疑。”又谓，“如已派保护官商，断不可多，且非韩请派，断不可入内地，致华日兵相遇生衅。”九日，总理衙门以同样的理由复照驳之。日本挑衅之心已定，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便于十二日照会总理衙门，声称：“此次我国派兵朝鲜，是凭《济物浦条约》而于为之，遵照《天津条约》办理在案。其应畿多调派，我政府不得不自行定夺。其应如何行动，非所掣肘。”其险恶居心已昭然若揭。
九日拂晓，八重山驶至丰岛附近海面，与担任警备的日舰筑紫号相遇，得知中国军队业已到达牙山湾。下午三时，八重山进入仁川港。在此之前：日本常备舰队司令海军中尉伊东祐亨正率松岛、千代田、高雄三舰停泊于福建闽江口之马祖岛，西乡从道令其回航釜山。伊东留速力迟缓的高雄在后，即率松岛，千代田二舰急驶釜山。日本驻釜山总领事室田义文向伊东传达了海军大臣“赴仁川”的命令。伊东即留高雄于釜山，率松岛和千代田启航，稍后于八重山而抵仁川。此时，泊仁川港的日本军舰为松岛、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赤城六艘，而中国仅有济远、扬威、平远三舰。日本海军力量远远凌驾于中国海军之上。
伊东祐亨抵仁川后，即至八重山舰会见大鸟圭介，商讨进兵的计划。当时决定，大鸟于明日登岸赴汉城任所，伊东则自各舰抽调人员编成联合陆战队登陆护卫。联合陆战队由松岛副舰长海军少佐向山慎吉任指挥官兼大队长，海军大尉中川藤次郎为大队副官，海军大尉岛村速雄，井上保为大队参谋，包括海军大尉谷雅四郎、仙头武夫为中队长的两个中队的枪队，及海军大尉名利又八郎为中队长的一个中队的野炮队（有野炮四门），共官佐二十八人，士兵四百零五人。当天晚上十时许，陆战队全部上岸，驻扎于仁川日租界。十日凌晨三时，全队集合于日本总领事馆。四时，枪队和炮队同时出发：枪队由陆路护送大鸟进入汉城，炮队取道水路，乘汽船顺明号溯汉江而上，在龙山登陆。是日下午，大鸟在麻浦乘渡船过汉江，自南门入城，于午后六时四十五分抵公使馆。
先是朝鲜政府接到日本出兵通知后，外务督办赵秉稷曾于八日派主事李鹤圭至日本公使馆，质问其出兵理由。及至闻大鸟圭介将率兵入京，急遣外务衙门参议美人李仙得及外务参议闵商镐至仁川劝阻，因大鸟已从仁川出发，未能遇上。朝鲜政府又派外务协办李容植迎至汉江左岸，在麻浦附近会见大鸟，告以京城平稳，勿需率兵入城，井劝其返回。双方争论相当激烈，大鸟坚持不允，终于当天十日午后六时半入京。联合陆战队除一小队驻木觅山之麓外，余均随大鸟入城，设大队本部于市川旅馆内。十一日，赵秉稷亲访大鸟，抗议日兵入京，并要求日本急速撤兵。日本国内还在继续动员增兵朝鲜，大鸟当然不会接受朝鲜政府的撤兵要求，因此断然予以拒绝。
宇品附近的第九旅团两个联队，加以骑、炮，辎重、卫生等队，编为混成旅团，以陆军少将大岛义昌为旅团长。大岛混成旅团主要包括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二十一联队，骑兵一个中队和野战炮兵一个大队（野炮十二门），合计七千六百多人。混成旅团至六月十日编制完毕。本来，大本营打算等混成旅团组织动员后再行出兵。可是，在此前数日，日本大本营接驻华武官陆军少佐神尾光臣电报，谓中国第一批派遣军定于六日由山海关出发。日本大本营怕中国先行一步，于是改变计划，不等混成旅团编制完毕，先派步兵一大队作为先遣队出发。野津道贯即令大岛义昌先遣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长步兵少佐一户兵卫，率其所部步兵一大队，并附以工兵一小队，于八日从宇品上运输船和歌浦丸。九日，和歌浦丸在高雄舰护卫下出发。十二日，一户抵仁川，急率部登陆。十三日，一户率队进汉城，以接替海军少佐向山慎吉的联合陆战队，使其返回本舰。
在此以前，陆军省先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订立了租船租约，租用山城丸、和歌浦丸，近江丸，酒田丸，熊本丸，远江丸、仙台丸、越后丸、兵库丸、住江丸十艘轮船，作为运兵之用。后又与大阪商船会社租用木曾川丸、筑后川丸两船，专备釜山，仁川间海路通信之用。于是，大岛义昌少将率已准备好的第一批部队分登近江丸，熊本丸、远江丸，越后丸，酒田丸五船，于六月十日自宇品出港先发。续发部队分乘住江丸，兵库丸，仙台丸，山城丸四船，亦于十一日出港，至十三日追及先发各船。日本运兵船由吉野舰护船，于十五日先后进入仁川港。十六日，全队登陆。大岛将旅团司令部设于仁川的水津旅馆。此次共运步兵一联队、骑兵一中队、炮兵一中队、工兵一中队、辎重兵半中队，野战病院一个、兵站监部及司令部，共二千六百七十三人，马一百八十六匹。加上一户兵卫所带的先遣部队，混成旅团入朝人数近四千人。
此时，日军入朝人数除陆军近四千人外，海军则有松岛、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八舰，兵力远在中国军队以上，已占有绝对的优势。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爆发的丰岛海战，是甲午战争第一战。这是日本精心策划的一次海上袭击。
自六月以来，中日两国为朝鲜撤兵问题交涉频繁。清政府始终举棋不定，以致贻误时机，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日本政府则逞其外交伎俩，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赢得了向朝鲜派遣和部署兵力的时间，到七月中旬，日本的军事力量已居于绝对优势，便决定挑起这场侵略战争了。七月十四日，小村寿太郎代表本国政府向总理衙门发出一纸照会，即陆奥宗光所谓的“第二次绝交书”，首先关闭了中日商谈的大门。总理衙门及李鸿章依靠列强折冲调停，至此终于落空。
同一天，光绪迭降谕旨：一则“著李鸿章体察情形，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先择进退两便之地，扼要移扎，以期迅赴戎机”，一则令李鸿章“速筹战备，以杜狡谋”，“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而“叶志超一军兵力尚单，须有继进之军以资接应”。
十六日，又传旨“胡廷一意主战”，著李鸿章“将布置进兵—切事宜迅筹复奏”，是日，李鸿章奏曰：“查汉城，仁川附近一带，倭兵水陆分布严密，历来中国进兵朝鲜皆由平壤北路进发。现派总兵卫汝贵统盛军马步六千人进平壤，宋庆所部提督马玉崑统毅军二千进义州，均雇商局轮船由海道至大东沟登岸，节节前进，相机妥办。所需军火、器械，粮饷转运各事，均尅日办齐，俾无缺误。并电商盛京将军派左宝贵统马步八营进平壤，会合各军，图援汉城，至叶志超一军，昨已电商该提督移扎平壤，厚集兵势。俟其复准，即派丁汝昌酌带海军能战之船往朝鲜海面巡获游弋，以资策应。”
但是，叶志超恐海道不安全，不同意“以船移平壤”，认为：“仍由陆扼要移扎，稍有把握，且梗日兵南路。若并军而北，日以全力专顾北面，势益张。”他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但兵力太单，怎能支撑得住？李鸿章也看到这一点，便决定派记名提督江自康率仁字等营增援。并电嘱叶志超：“贵军过单，恐不足当一面。再四筹思，除芦榆马队添调外，拟令吴育仁挑精队千五百，交江自康带住牙口，归弟调遣，合之将及五千，气力稍厚。以后但筹济饷需。如电报中阻，应由釜、汉日电借发，不知顺手否？北兵尚早，贵部不可距汉过近。俟北南能通气会合时，再行前进。望相机稳慎筹办，勿性急。闻日又添兵三千，我去兵愈多，彼必不肯减退。”李鸿章明知牙山驻军“过单”，但以区区之数增补，无异于杯水车薪，焉能济事？
主要的问题在于，他当时对保全和局仍存侥幸之心，故并未认真备战。十八日，致电总理衙门尚称：“日兵在汉，无甚动静，二十开仗之说似是谣传。”二十日，还告诫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诎。切记勿忘！汝勿性急。”由于李鸿章相信所谓“万国公例”，并担心“我去兵愈多，彼必不肯减退”，故只派少量增援部队以摆样子，这不能不是他的一大失误。正如英人赫德指出：“日本是根本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除非借口代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象我相信单拿一根筷子不能吃饭那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只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个批评真是一针见血！
其实，不仅李鸿章，在中枢内部多数人也还在对列强调停抱有幻想。七月十八日中枢诸亲王大臣合奏称：“现在倭兵在韩颇肆猖獗，而英使在京仍进和商之说。我既预备战事，如倭人果有悔祸之意，情愿就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此亦不战而屈人之术也。”但预备战事是假，依赖调停是真。七月十四日小村寿太郎送交“第二次绝交书”后，英国公使欧格讷跑到总理衙门为其掩饰，说日本“并无不愿和商之意”。十七日，欧格讷又进一步为日本政府辩解说：“前日本所致贵衙门照会，据译出英文，但云贵国不允办法，并无‘滋事’、‘好事’之义。此事我政府总要调处妥协，今晚或明早必有电来。”直到二十五日，即日本海军在丰岛附近袭击中国军舰的当天，还到总理衙门声称：“现在贵国与日本虽未失和，却不可不先防备。本国前劝日本退兵和商一节，日本非但不听，且说话更紧。我政府甚为不悦，已电日本。”现在英，俄之外，又约德，法，意三国同办此事，合力逼着日本讲理，谅亦不敢不从。”言之凿凿，不容不信。连翁同龢也认为：“失此机会可惜，其言确凿可凭。”正由于清廷醉心于折冲尊俎，战备工作来能及早认真筹办，因此援朝各军皆迟迟始行登程。
直至朝鲜局势日趋紧张，李鸿章始匆匆运兵增援牙山。但恐海路危险，事鸿章决定租用外国商船，由清政府承担保险。即如果“至朝鲜海口遇险失事，中国允许赔偿船价”，而损失的武器装备则“由中国自行认赔”。在这样苛刻的条件下，租赁了爱仁、飞鲸、高升三号外国商船。此次增援牙山的兵力仅两千余人，还是多方设法抽拨的。从下面盛宣怀给叶志超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筹拨增援军的为难情形：“贵部孤悬牙口，力薄势单。前议于山海关抽拨一营，以恐该处空虚，仅拨二百人，合之吴乐山所统共二千二百人，仍不见厚，帅意向绥、巩商调两营，孝侯观察（戴宗骞）亦未见允。只得先令渡海，计二千令人，爱仁、高升两轮足可分装。飞鲸一船即拟另走别口，与昨议稍有不符矣。现在虽经英、俄两国调停，而倭意绝少迁就，和局恐属难成。贵部如须厚集兵力，仍望麾下切实电禀中堂，弟再代为说项。至目下则防军已属空虚，无可添拨。贾致堂招八营，吴瑞生招五营，均备填扎。卞吉云添五百人，新兵一时不能到，且未经训练，亦不能战也。
临急时，移东补西，左支右绌，平时武备不修的情况可见一斑。三船装兵后，考虑到牙山只有民船三十只，每船一次只能渡兵三十人，进口七十里才能上岸，往返需两天时间，如果三船载兵同到，起驳亦须多日，因此决定三船分批由塘沽起碇。这样，每船相隔一天，爱仁二十一日下午开，飞鲸二十二日傍晚开，高升二十三日早晨开，皆向牙山进发。三船载兵情况如下表：（表略）
当三船载兵赴朝之际，日本军方早已得到了情报。高升号起碇的当天，日本大本营即下达了袭击中国护航舰的密令。
日本海军为袭击北洋舰队，曾经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早在六月二日，日本内阁会议做出向朝鲜派兵决定的当天，日本海军即着手进行动员和战争准备。因当时日本海军分属于横须贺、吴港、佐世保等镇守府，日本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便命令各镇守府，应立即做好战争准备，不得稍懈。当时，日本常备舰队由松岛（旗舰）、高千穗、千代田、高雄、大和、武藏、筑紫、赤城八舰组成其中，松岛、千代田、高雄三舰由司令官海军中将伊东祐亨率领南下，在侦察台湾海岸形势后，又碇泊福州进行窥探，高千穗以“保护侨民”名义远驶南洋，尚未归队，大和，筑紫已派往朝鲜仁川，为登陆部队担任警戒，赤城于上月驶往山东半岛侦察北洋海军检阅情况，仍泊烟台，仅武藏一舰停泊横须贺港内。非役舰为严岛、桥立、扶桑、浪速、秋津洲、比叡，海门、爱宕、凤翔九艘，均进坞修理，何时竣工尚难预计。因此，西乡从道命令在福州的松岛、千代田、高雄三舰迅速返航釜山，在烟台的赤城先至威海窥探后，再回仁川侦察，并将诸舰集中于朝鲜近海；宣布浪速、秋津洲、扶桑、爱宕，比叡等舰为“至急之事”，必须抓紧抢修。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加强了对北洋舰队行踪及运兵情况的侦察。为此，除加强在中国的间谍活动外，还派出军舰到朝鲜港口进行监视。六月五日，西乡从道命令赤城舰长海军少佐坂元八郎太巡航丰岛附近，注意中国运兵船，监视其登陆情形，并立即报告。
又命碇泊仁川的大和舰长海军大佐舟水练太郎，报告每天出入该港的各国军舰及重大事件。停泊仁川的筑紫舰长海军大佐三善克己，则派海军大尉谷雅四郎等乘汽艇驶入牙山湾，以观察有无清军。八日，筑紫报告：在仁川港内的中国军舰有济远、平远、扬威三舰。九日，即有松岛、千代田、大和、筑紫、赤城、八重山六艘日舰来仁川聚泊，力量已居于绝对优势。
为适应发动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海军的整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从六月中旬以来，日本海军当局对舰队进行了多次调整和改编。十八日，颁布舰队改正条例，要求抢修和装备非役舰，加强战斗训练，以提高舰队的作战能力。并以海军少将坪井航三补任常备舰队司令宫。二十四日，原常备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率舰到达佐世保。随后，各舰即开始作必要的战斗准备，并进行紧张的训练和实战演习。尤其重视舰队运动的演习，或化零为整，编为统一队形，或化整为零，分成两个舰队，以研究阵形之变化冲突。二十七日，新任常备舰队司令官坪井航三、参谋长海军大佐鲛岛园规到达佐世保就职。七月十日，又设警备舰队，以海军少将相浦纪道任司令官。这样，日本海军便编成两个舰队，经甲午战争相沿未改，成为日本舰队的基本编制。
七月中旬以来，日本更加紧了挑起侵略战争的步伐。十二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致电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说：“今有施行断然处置之必要。故阁下务须注意，可择一不受世上非难之某种口实，以之开始实际运动。”十三日，陆奥命参事官本野一郎及陆军中佐福岛安正速返朝鲜，向大鸟传达其机密训令：“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十七日，日本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正式作出对中国开战的决定。并根据明治天皇睦仁的特别旨令，以预备役海军中将、著名的主战论者桦山资纪恢复现役，接替“主张舰队取守势运动”的原海军军令部部长中牟田仓之助的职务。这表明了明治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决心。
桦山资纪莅职后，首先抓了舰队的改编工作。决定仍维持划为两个舰队的体制，于十九日只将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但为了舰队的统一指挥，又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以伊东祐亨为联合舰队司令官。改编后，日本联合舰队的编制及配置情况如下：
司令官：海军中将伊东祐亨；
参谋长：海军大佐鲛岛园规；
参谋：海军大尉岛村速雄；
参谋：海军大尉正户为太郎。
常备舰队：松岛、浪速、吉野、千代田、严岛，桥立、高千穗、秋津洲、比叡、扶桑；
通讯舰：八重山；
附属舰：筑紫、爱宕、摩耶、鸟海、天城；
附属船：山城丸、近江丸；
鱼雷艇：小鹰、七号艇、十二号艇、十三号艇、二十二号艇、二十三号艇。
西海舰队：金刚、天龙、大岛、大和、砻城、葛城，高雄，赤城、武藏；
附属船：玄海丸。
军港警备：
横须贺港：筑波、千珠；
吴港：凤翔、海门、馆山；
佐世保港：满珠。
至此，日本海军已经完成了发动战争的组织准备工作。
在海军战略方面，桦山资纪主张采取攻势，夺取和掌握制海权。日本大本营采纳了桦山的主张，并根据海军的胜负，制定了相应的作战方案。同一天，日本大本营便向伊东祐亨发出了如下的命令：“贵司令官当率领联合舰队，控制朝鲜西岸海面，在丰岛或安眠岛附近的方便地区，占领临时根据地。”同时，日本政府还通过英国驻日本公使楚恩迟转告清政府：如果中国派兵增援驻朝军队，应视为对日本表示敌意的行动，“即作要杀倭人论”。二十二日，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发出照会，要求朝鲜政府“亟令清军退出境外”，并限定二十四日为期，“倘延不示复，则本使自有所决意行事”。
这实际上就是最后通牒。大鸟对海军军令部派来的安原金次海军少佐说：“终于决定不免一战。”公使馆书记官杉村濬也透露了日本的意图：朝鲜政府“无论如何答复，或逾期不答，都要举事”。当时，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提出质询：若于此最后通牒期间后遇中国舰队，或中国有更增派军队之事实，“日本舰队立即开战，在外交上有无困难？”陆奥宗光果断地回答：“作为外交上的顺序，没有什么问题。”这就赋予了日本海军袭击北洋舰队的行动自由。
显然，到此时为止，日本政府走向战争行动的时间表，已经准确地制订出来。停泊在佐世保港的日本联合舰队，只等大本营一声令下，便可以向北洋舰队实行攻击了。
果然，到七月二十五日，日本联合舰队便不宣而战，在丰岛附近海面对北洋舰队实行了海盗式的袭击先是七月二十二日早晨，丁汝昌命济远，广乙、威远三舰由威海出发，以副将济远管带方伯谦为队长，护卫爱仁、飞鲸等运兵船到牙山，并到大同江一带游巡。本来，丁汝昌准备率海军大队随后接应，但李鸿章来电否定了丁妆昌的计划，结果海军大队未能出海。二十三日，济远等三舰抵达牙山。二十四日早晨四点，爱仁进口。六点，驳船到，开始驳运。济远等舰各派“小火轮照料装运，拖带驳船，对兵丁、军装、马匹、大米各等件运驳上岸，并派船上水手帮同起卸”。到七点钟，仅用了一个小时，仁字军统带官记名提督江自康、仁宇副营管带记名总兵谭清远等及两营士兵均全部登岸，随运的一百六十箱弹药也都卸清。八时，即出牙山口返航，同日下午二时，飞鲸来到。因为威远已在早晨送电报往仁川，此时尚未返回，只有济远、广乙两舰协助卸船，再加上飞鲸装兵虽然较少，但其他杂项较多，除四个营的粮米八百石，军马四十七匹外，还装有大量的余银、炮械、子药等件，所以卸船比较费时间。先是中国军舰发现一日舰在白石浦口外游弋。到下午五时半，威远由仁川回到牙山。威远管带林颖启报告：“念一日，汉城韩倭已开仗，电线已被截断。往见英兵船主罗哲土，据云：‘倭大队兵船明日即来。’”方伯谦见情况紧急，考虑到威远是木船，不能承受炮火，而且行驶迟缓，万一出口遇敌，徒然损失一船，便令威远于当天晚九时十五分先行离开牙山。到二十五日凌晨一时，飞鲸船上的兵马才有过半登岸。而广乙所带小轮已进白石浦江，拖运驳船入内，仍无法起航。延至早晨四时，飞鲸所载兵、马、粮米、军饷、炮械、子药等已大部分上岸，广乙小火轮也已回来，方伯谦不敢再耽搁，便率济远、广乙起碇返航。傍八点钟，飞鲸还在牙山湾内抛锚时，忽“闻海湾内有大炮声”。日本舰队对济远，广乙二舰的袭击开始了。
早在七月二十日，日本大本营已经接到了北洋舰队将赴牙山的情报。当天，刚刚走马上任的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带着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的密令乘船离开横须贺。二十二日下午五时，桦山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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