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理路(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郭文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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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理路试读：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总序

2014年伊始，世界政治就被层出不穷的冲突和纠纷所困扰，亦显示出变化的曙光。一方面，俄罗斯与西方世界围绕克里米亚的角力，隐隐然让世人看到传统冷战思维的回潮；另一方面，包围在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的疑团，凸显了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合作的必要性与困难度。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公认价值的今天，很多老问题尚待解决，不少新问题也应运而生。面对略显纷乱嘈杂的现实，古老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

重新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是全球化浪潮和信息时代的必然要求。首先，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全球治理的概念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更加明显。在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环境保护、疾病预防以及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都要将全球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来解决问题，政治学者需要及时提出有效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其次，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既要对外面对国家间冲突、政经纠纷等问题，也要对内面对因应贫富差距拉大、扁平化社会所带来的诸多矛盾。这些理论及操作层面的疑问，都亟需学者从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视角给出相应的答案。

重新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是对正走在“圆梦之路”上的中国自身的突出贡献。其一，正在崛起的中国，对内正在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深水区”，学者需要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缓解社会矛盾提供更多的政治智慧。其二，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伴随而来的外面环境压力也在逐渐增强。如何妥善解决包括海洋争端和贸易摩擦在内的国际议题，如何为已经秉承了近三十年的“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注入新的内涵，是理论界必须承担的责任。其三，中国怎样更好地履行负责任大国的职责，并更好地向全世界传达属于自己的政策主张乃至价值取向，也是一个有价值的前瞻性课题。

重新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也是中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术界自身发展的诉求。政治学是一个古老的学科，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则是一个肇始于19世纪末，繁荣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局面。学者们目前的工作，不仅是要积极追赶和呼应西方政治学科的发展前沿，提高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也要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治理的丰富养分，扎根于目前的政治现实，缔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适用价值的理论观点。对国际关系学科而言，国内学界在学科建设、研究方法和运用研究资料等方面，也存在着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压力。在目前国际关系学科内范式融合和全球治理理念盛行的背景下，国内学者需要在思想创新和议题选择上做出更多努力。

当然，一个学科的发展和壮大，绝不能仅仅依赖于学者个人或者群体的努力，更需要有蓬勃向上的国力和理性有序的社会氛围作为支撑，需要来自于政府、高校、非政府组织乃至公司企业的资源倾斜。与此同时，学者也有责任将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成果，以及自身所具有的文化视角和国际视野，转化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即所谓智库的作用。目前，智库在中国的发展尚属方兴未艾，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同仁加入其中，群策群力间实现本学科的跨越式发展，一同积极面对现实，踏实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的目的与意义，为了向国内外学者与公众展示和分享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武汉学术出版中心精心策划和推出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我们期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收集和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专著、译著、论文集等，展现本学科学者们笃学省思的风采。在此，也拜求学界各同道先进，不吝赐稿，共襄盛举。

最后，该丛书的顺利出版有赖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武汉学术出版中心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大力支持，有赖有关部门的关心与指导，有赖学界同仁们的关注与帮助，更有赖广大读者、学人的阅评和指教。本人在此一并致上诚挚的谢意！陈琪2014年3月28日（陈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秘书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国际政治科学》执行主编）

导论

一、问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自近代以降，俄国一直是整个人类理想的试验工厂。所有西方社会思想家的门徒们或俄国土生土长的思想家们都曾在这片奇异的土地上培植过理想：启蒙思想家的门徒在1825年聚集彼得堡，甘为密谋而献身；傅立叶的门徒试图建立法郎吉，结果在1849年的一个早晨全部被逮捕、送往西伯利亚；1881年3月13日（俄历1881年三月一日），民意党人在经历十几次的失败之后终于成功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但不出几天，又几乎全部被送往西伯利亚或绞刑架；1905年，激进自由主义者们发动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试图建立立宪国家，而到了该年年末，温和的首相维特（С.Ю.Витте）的下台实际上已标示出宪政理想不过是又一种乌托邦而已，接下去是斯托雷平（П.А.Столыпин）的改革与迫害和自由知识分子的彷徨。在经历了将近100年的期待与挣扎之后，1917年3月（俄历1917年二月）的一天，群众抗议粮食短缺，接着前往镇压的士兵哗变，短短几天风云大变，三百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在“雪崩”中轰然倒塌，以至于列宁（В.И.Ленин）在听到彼得堡事变的消息后竟来不及回彼得堡控制局势。岂料仅仅数月之后，布尔什维克便获得了政权，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74年后，继承苏联衣钵的俄罗斯，党派林立、政局混乱，“俄罗斯向何处去”的争论又一次浮出水面。

俄国社会政治生活所发生的急剧变革和所面临的纷繁复杂的形势，要求历史研究者必须改变历史研究的态度，重新评价俄国的过去和现状。历史编纂学的全部实践已经证明，历史学是随着意识形态和政策而转移的。当前，在俄国职业历史学家中正经历着一个选择方法论的复杂过程。还在不久以前，俄国社会中唯一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被认为是认识过去的唯一钥匙，而阶级的、党的立场则被提升为科学认知的绝对原则。但自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史学研究方法就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大部分学者仍沿用传统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不过也有史家开始主张继承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历史编纂学传统，一部分史学家则主张以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同时也有部分史学家开始借鉴国外史学的经验，近年来盛行的以文明史观来思考俄国历史就是明证，比如索戈林（В.В.Согрин）在这方面的尝试就取得了很大成绩。当然，这种历史研究方法多元化趋势的出现是与在戈尔巴乔夫的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化战略中得以发展的改良主义思想流派的出现息息相关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意识形态修正学派逐渐丧失了在俄国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是学术争论的结果，而是由于新的政治思想方向发生了转换。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使社会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进行改革是根本行不通的。这几年自由主义民主思想体系便在俄国建立起来。正是这一观念在随后几年间使史学研究多样化进一步地发展。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对俄国近代自由主义及其流派进行重新评价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被提了出来。在苏联时期，对俄国解放运动的研究存在着片面性倾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给予革命流派及其主要代表人物近乎完美的高度评价而缺乏对其内在矛盾和双重影响的分析，而对主张改革的自由主义流派则是彻底否定，将其描绘为精神残缺、道德低下的反面角色。很明显，这种以主观的价值取向作为判断功过是非标准的方法对于客观的历史研究来说是不可取的。其实，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运动中，俄国的各个阶级、各个派别都起过程度不同的历史推动作用。对此，恩格斯评价道：“这样，在俄国的农民公社被根本破坏的同时，新兴的大资产阶级的发展，却由于给铁路公司的种种特权、保护关税及其他优惠办法而大大得到鼓励；于是，在城市和乡村里开始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这个革命再不让业已活动起来的思想界平静下来了。年轻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在自由主义立宪运动中，而无产阶级的诞生则反映在通常称作虚无主义的运动中。”由此可见，俄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及其流派对俄国解放运动来说并非无关紧要、可有可无，何况这一流派在1917年3—11月（俄历1917年二至十月）期间还曾短暂地掌握过俄国的国家政权呢。

更重要的是，俄国自由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是有其存在的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政治经济环境的，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作为社会转折与变革时期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运动，自由主义在俄国的命运与俄国追赶型社会发展的特点息息相关，故了解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发展脉络必将有助于深化对俄国历史进程的认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俄国近代以来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的精神根源和俄国现代化道路的特点。这就是本书选题的主旨所在。

其次，通过对近代俄国自由主义历史的分析、研究可以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当今俄国社会思潮中自由主义“没有根基”的某种历史渊源。事实上，俄国目前出现的种种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政治经济问题，现实的政治经济格局对于解释一个走向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国家却依然威权主义盛行似乎颇为乏力，这里，更有一个政治文化传统问题。换言之，当下俄罗斯之政治格局不过是“旧传统配之以新面孔”，是传统政治文化在新俄罗斯的延续。比较一下20世纪俄罗斯首尾两端的历史，便不难发现新的世纪之交俄罗斯社会政治思潮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有回归十月革命前的趋向。苏联解体前后，一些自由主义政党在政治谱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它们自称是20世纪初同源的俄国政党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继承者，从而喧嚣一时，但不久便失去了其主流地位，自由主义的这种经历与其在近代俄国的命运何其相似。在近代俄国，寻求发展自由政体的活动家和思想家面临着如下难题：在俄国背景中，自由主义意味着什么？何以解释自由主义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组织原则的软弱性？在最近若干年里，当代俄罗斯活动家和思想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事实上，在当代俄罗斯，有关俄罗斯自由主义本质和命运的讨论，在提出问题的术语、给出的解答、讨论过程中提出的假设和断言，与20世纪初有着显著的相似性。故研究近代俄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内涵及其发展轨迹不仅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概况

自从自由主义传入俄国，俄国的一些思想家就对自由主义进行了自己独特的俄罗斯式的思考。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在法典编纂委员会提出的改革纲领中和由女皇亲自编写或按她的意愿编写的其他文献中反映了一些自由主义的色彩。从此以后，在俄国一些优秀知识分子的著作中开始关注自由主义，从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拉吉舍夫（Ф.И.Родичев）、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的莫尔德维诺夫（Н.С.Мордвинов）、斯佩兰斯基（М.М.Сперанский）、卡拉姆津（Н.М.Карамзин）到十二月党人，开始了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

俄国自由主义的著名代表齐切林（Б.Н.Чичерин）第一个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整体上的分析。他在《若干现代问题》一书中专门用一章来论述自由主义，题目就叫做《自由主义的各种类型》，他在文中把自由主义划分为三种类型：庸俗自由主义、反对派自由主义和保守自由主义。对俄国自由主义运动进行研究的第一次热潮始于1905年革命前后。如Н•И•伊奥尔丹斯基（Н.И.Иольданский）的《地方自治中的自由主义》（莫斯科，1905）、•ѕ戈卢巴耶夫（В.С.Голупаев）的《地方自治机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顿河罗斯托夫，1905）和Б•Б•韦谢洛夫斯基（Б.Б.Вещеловский）的《地方自治机关中的自由主义者》（圣彼得堡，1906）等。但当时的作者多集中于地方自治自由主义的研究，尚未将自由主义思想和运动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也未能明确区分地方自治和自由主义这两个概念。之后韦谢洛夫斯基、别洛贡斯基（И.П.Белогонский）等人继续了这一传统，系统地研究了地方自治的演变和立宪运动的发展，认为地方自治中的自由主义运动是俄国所有进步力量的代表，但他们对自由主义者与革命者之间的分歧和斗争仍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也较少反映自由主义思想和运动内部不同观点和不同派别的差异。当时在理论上有较大建树的还是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如司徒卢威（П.Б.Струве）、巴•尼•米留科夫（Милюков）、罗季切夫（Родичев）、沙霍夫斯科伊（Шаховской）等，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自由主义进行了自己的阐释。与此同时，列宁也在许多论著中分析了俄国自由主义的阶级性质、一般特征以及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列宁看来，自由主义者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俄国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是革命的叛徒和劳动人民利益的敌人。列宁的这种认识为后来苏联史学家对自由主义的研究奠定了基调。

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少有人对俄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历史做深入的研究，即便有所涉猎，也大多是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从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来看待自由主义，通常都根据革命运动的发展水平来评价自由主义政党，客观公允地评价俄国自由主义的文章则少之又少。1955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自由主义跟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同，它不是用反对封建农奴主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方法、而是用同封建农奴主阶级妥协的方法，来竭力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苏联时期贬低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斗争方式不是革命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专题：俄国社会思想史、1864—1905年的地方自治组织和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大多局限于研究俄国自由派的社会活动，而很少把自由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来研究，而且每个专题之间并不联系，各自孤立研究。当然其中也出现过一些值得重视的作品，如1975年佐尔金（В.Д.Зорькин）出版的《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期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齐切林）》，通过对俄国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齐切林的政治思想的叙述和分析，为认识自由主义在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提供了依据。但从总体上来看，苏联史学家对自由主义进行研究的兴趣不浓。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一批相继出现的专著和论文把对俄国自由主义思想和运动的研究推向深入。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沙齐洛（К.Ф.Шацилло）的《1905—1907年革命前夜的俄国自由主义》（莫斯科，1985）舍洛哈耶夫（В.В.Шелохаев）的《立宪民主党：反对1905—1907年革命的主要资产阶级政党》（莫斯科，1982）、杜莫娃（Н.Г.Думов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月革命时期的立宪民主党》（莫斯科，1988）等，以及一系列发表在《苏联历史》、《历史问题》等主要史学刊物上的文章。这些专著和文章更广泛地发掘和利用了原始档案材料，从而使其成果更具学术价值。然而这些专著和论文一般都偏重于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自由主义，他们特别关注立宪民主党，当然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仍局限于布尔什维克政敌的范围内，从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来看待俄国自由主义，经常被冠之以“反动的”、“反革命的”头衔。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史学界开始了研究和思考自由主义问题的一个新阶段，加强了对自由主义的“历史反思”和学术研究，发表了许多相关的专著、文集和论文，还专门召开了几次关于俄国自由主义史研究的全俄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如果说自由主义问题在10年前还只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律学家的研究对象，那么近年来这个问题越来越引起了哲学家、政论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自由主义的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当代俄国自由主义研究中的大势所趋。应该讲，俄罗斯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俄罗斯学者们试图通过历史的分析，为当今俄国寻求沿着欧化道路继续发展的途径。

第一部充分表达自由主义思潮的大型著作是集体撰写的《我们的祖国：政治史研究》。该书作者摆脱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立场，从西方自由主义的视角对苏联时期的正统观念和经过变换的修正主义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当然，他们极力想唤起的不是对十二月党人、革命民主派乃至对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而是对俄国自由主义者的同情。他们认为，对沙皇制度来说，自由主义抉择的失败和革命思想的胜利，乃是俄国历史的一大悲剧。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者不同，该书作者不承认1917年的“十月事件”具有历史的规律性。他们的结论是，“十月事件”的缔造者只有一个人，那便是列宁。

1998年5月27—29日在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召开了一次关于俄国自由主义的学术会议。会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政治史专家舍洛哈耶夫主编了文集《俄国自由主义：历史命运和前景》。会议关注的主要问题有：俄国自由主义的起源、类型，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民主思想的相互关系，自由主义在当代俄罗斯的前景等。与会者认为俄国自由主义的类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俄国历史发展的类型决定的，俄国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的独特类型，在俄国自由主义的演变中既有对西方思想的借用，也有对传统民族思想的批判吸收。与会者不仅分析自由主义的普遍学说和它的组成部分，而且具体分析了俄国自由主义的著名代表的政治和理论观点，揭示了他们自由主义学说的复杂性。同时他们也强调，必须充分考虑俄国形成自由主义的现实条件这一前提。关于俄国自由主义的当代状况和前景，文集中有学者分析了当代自由主义思想的概念，并指出它无视民族文化传统。当然，自由主义在当代俄国的再次衰败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作为学说和政治思想失去了自己的历史意义和理论潜能。同时学者们也谈到了不能机械地照搬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方法。通过争论，暴露出了俄国自由主义研究中的许多空白和一系列需要认真研究的理论和具体的历史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自由主义是个复杂的现象，包含着广泛的内容，众多的派别、组织和人物都可以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关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在20世纪初的俄国现实条件下，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不可能互相对立，俄国的新自由主义不同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它不仅与民主主义连成一体，而且在起源和制度上都与民主主义相连。当然，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在俄国的相互关系远非如此简单，其实学者们更关心的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的联合趋势。舍洛哈耶夫最后指出，在争论过程中出现的意见分歧为更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

当然，俄国政学两界最为关注的还是自由主义政党及其宪政运动的历史与命运。因为苏联解体后，新的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开始形成，其中不乏像当代俄罗斯“立宪民主党”那样不仅沿用从前的名称，甚至连纲领和章程都采取“拿来主义”，回归“传统”的现象，这在客观上要求重新认识和评价俄国历史上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掀起了一股对国家杜马和各自由主义政党尤其是立宪民主党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热潮，涌现出一大批运用各种新史料、从不同视角研究、评论立宪主义学说、政党与运动及四届国家杜马的运作与历史作用的论文、专著和资料汇编。其中巴尔托夫斯基（Л.В.Балтовский）2009年出版的专著《立宪民主党的政治学说》便是个中代表。该书从政治认识、党的领导、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政治主体、党的原则等视角对立宪民主党的政治理论进行了宏观梳理和深刻剖析，其中大量借助和运用现代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如地缘政治学的分析工具、正义和民主的原则价值来解析立宪民主党的命运与历史。

与此同时，对自由主义相关理论基础和价值的研究将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研究逐渐推向深入，众多的学者从哲学、法律、道德、社会文化、政治思想、革命观以及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等多个维度揭示和解读俄国近代的自由主义。2001年12月14—16日，为纪念十二月党人起义175周年，在圣彼得堡召开了“俄国自由主义的来源和命运”的国际会议，会后出版了以《帝国与自由派》命名的文集。与会者们大多把十二月党人看作俄国自由主义的源泉，认为十二月党人起义不仅包含着社会与政权的矛盾，而且也包含着俄国道路的选择问题。俄罗斯道路的问题在21世纪初又重新提出，这是与俄国自由主义思想的现代危机联系在一起的。针对十二月党人起义时的各种矛盾观点，有学者提出要辩证地看待这些矛盾。

经过多年的持续研究和积淀，当代俄罗斯对自由主义的研究日益微观化和具体化，在苏联时期长期被忽视乃至遭受谩骂的一批自由主义者如卡维林（К.Д.Кавели）、齐切林、诺夫戈罗德采夫（Б.Новгородцев）等相继进入研究者的视野，通过研究对他们的思想主张和历史作用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和重新定位。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米留科夫。20世纪90年代后，一系列关于米留科夫的专著和文章相继出笼，米留科夫的回忆录和一系列著作、日记被持续地翻印和重印。1994年，俄罗斯首次出现了专门以米留科夫为研究主题的博士论文。在对米留科夫的研究中，俄国科学院俄国史所的研究员杜莫娃的成就斐然。她关于米留科夫的三卷本著作综合分析了米留科夫作为学者和政治家的生平、大改革后社会思想的特点和形成、俄国自由主义在两个世纪之交的历史命运。在逻辑上，这本专著与她之前的著作有着有机的联系。杜莫娃的专著在运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强调指出米留科夫是20世纪初坚持进步立场的新一代俄国政治家的代表，他是俄国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大师，是立宪民主党的精神领袖。书中还特地指出米留科夫关于历史进程的认识是他构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石。1999年5月26—27日在莫斯科的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召开了一次有关米留科夫的国际研讨会，会后出版了文集《米留科夫：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外交家》，文集中刊登了与会代表的报告和发言以及讨论。与会者重点论述了米留科夫在制定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纲领、战略和战术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强调新自由主义思想反映并表达了时代的进步趋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和政治力量进行重新分配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的学说超越了同时代的西欧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米杜舍夫斯基（А.Н.Медушевский）在他的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米留科夫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如立宪危机的周期性，俄国自由主义动态发展的主要内部动力等。当然，与会者对米留科夫在俄国20世纪初政治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态度、解释和评价不是完全一致的，但在讨论过程中出现的意见有助于对米留科夫的进一步研究。

目前在俄国自由主义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还有下诺夫哥罗德大学基塔耶夫（В.А.Китаев）教授的专著《俄国自由主义思想（1860—1880）》。这本著作在逻辑上延续了他以往的研究成果，其一大突出特点是其所选择的研究主线——从《祖国纪事》到卡维林、齐切林，再到《欧洲通报》——打破了以往简单地按时间顺序进行研究的方法，显得新颖而别致。基塔耶夫教授把自由主义放在大改革年代过渡时期思想史的大框架之中进行考察，从而成功地“描绘”了自由主义思想在俄国大改革后的整体演变过程。很显然，这一时期的俄国自由主义正处于过渡状态，作为一种开放的思想体系，俄国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持续受到保守主义特别是斯拉夫主义和社会主义包括民粹主义等不同思想流派的影响，自由主义思想的演变深深打上了俄国社会过渡时期的独特烙印，不断地分化组合，慢慢形成了后来的许多派别。同时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对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自由、权利、国家、私有制、人民性等做了历史性的考察，揭示并阐释了这一阶段俄国自由主义者对经济，主要是对地主和农民的经济状况、农村公社、政治变迁和社会文化、民族和宗教关系等的认识。在确定了大改革后俄国自由主义的主流演变方向后，基塔耶夫注意到它与大改革的初衷——“弱化贵族—地主的利益”渐行渐远，自由主义者的社会—经济纲领日趋民主化，最终导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激进化，从而为过渡到下一个阶段——新自由主义打下了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年轻的学者费奥多拉•盖达（Ф.А.Гайда）关于立宪民主党的专著。在书中，盖达除了引证大量的文献材料和列举了一个丰富的人名索引外，作者的研究方法也显得特别新颖，首先作者提出了如下发人深省的问题：是不是立宪民主党、十月党和进步党人都反对沙皇政府或当时俄国存在的所有政治制度？他们在1917年3月之前有没有追求政权？他们为什么在获得了政权之后却又很快失去？他们真的是资产阶级政党抑或是在他们中占优势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变成了某种超阶级的力量？众所周知，在苏联史学界，几十年如一日占统治地位的是这样一种逻辑，即无论是俄国资产阶级还是以它的名义出现的自由派实际上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实际的和真正的反专制制度的斗争，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半心半意”地“伪装”与政权对抗。究其根源，可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无定型以及自由主义政党的社会“无根性”，另一方面是他们害怕人民和革命。事实上，这种固化的认识明显地混淆了两个基本概念：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作为后苏联时代历史学家，盖达对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教条表示出了谨慎的怀疑。他写道：“毫无疑问，自由派在二月革命和1917年春的事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与苏联史学界的认识相反，他们的行动没有表现出反革命的意图。”盖达承认，尽管在“一战”初期自由派暂时“放弃”了政权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派就特别“害怕”政权。事实上，从1915年起，自由主义政党与政府的冲突就不断累进加剧，到了1916、1917年之交，自由主义反对派更是公开破坏沙皇制度的威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比革命者更接近革命，只要提一下米留科夫1916年11月14日在杜马所进行的极其蛊惑性的真正“爆炸性”的演讲就足以证明。在此基础之上，盖达对立宪民主党——这个自由主义阵营中专制制度的主要反对者和在临时政府中占据关键职位的政党的社会属性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盖达指出，不能把立宪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他特别强调立宪民主党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人民性，他们的民主理想与1905—1907年革命以及1917年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盖达认为，立宪民主党是赫尔岑（Герцен）和自由民粹派思想的直接继承人，并且可以补充说，许多左派立宪民主党甚至不否认俄国在遥远的未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

总体上来看，当前俄国关于自由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基本上都改变了苏联时期对“自由主义”一笔骂倒和转轨初期对“自由主义”全面称颂的做法，而重新回到比较客观的立场。（二）西方和我国的研究状况

在欧美学术界，乔治•费切尔（George Fischer）是较早对俄国自由主义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他在1958年出版的《俄国自由主义：从贵族到知识分子》一书中指出，俄国自由主义属于落后国家的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在不发达社会的少数派运动，因而具有与西方国家自由主义不同的特点，同时，费切尔又把俄国这种落后国家的自由主义者分成了两种类型：一类是“通过现存的非自由主义运动（依靠现实的脚踏实地地做小事）”来完成他们的目标，另一类是致力于“破坏或推行大规模的改革从而达到急剧性的社会转型”，他所谓的俄国自由主义侧重于后一个群体。

20世纪60—80年代，出现了对俄国自由主义的研究热，其间出版的代表作有查尔斯•泰姆勃雷克（Charles E.Timberlake）主编并作序的《俄国自由主义论集》和维克多•列昂托维奇（ВикторЛеонтович）的《俄国自由主义史》以及安•瓦利茨基（Andrzej Walicki）的《俄罗斯自由主义的法律哲学》。其中《俄国自由主义论集》收录的论文涉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彼得伦克维奇（И.И.Петрункевич）、瓦西里•马克拉科夫（ВасилийМаклаков）等人的思想和活动，但正如泰姆勃雷克所指出的那样，遗憾的是该论文集缺少一篇关于米留科夫的论文，一份对立宪民主党土地政策和它的起源的分析，一篇重点在于关注俄国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与行动的俄国根的综合性作品。而《俄国自由主义史》的标题就已经蕴含了该著作的重点。它努力地在俄罗斯寻找那些具有西方自由主义特征的思想信念或原则。正如作者维克多•列昂托维奇所解释的那样，该书是“一部自由主义的历史，而不是一部自由主义者的历史”。列昂托维奇从俄罗斯皇帝、女皇和官僚们的思想中所发现的欧洲自由主义的基本元素和从大量的立宪民主党人那里所发现的一样多。除了马克拉科夫外，他对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亚历山大二世、斯佩兰斯基、斯托雷平和维特所花的笔墨比任何一位立宪民主党成员都多。安•瓦利茨基的《俄罗斯自由主义的法律哲学》对俄国古典自由主义中的法学派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对俄国的法学意识传统进行了整体的梳理之后，作者分别对法律学派的六位代表人物齐切林、索洛维约夫（B.Соловьев）、列•彼特拉祖斯基（Л.Петразуский）、鲍•诺夫戈罗德采夫、波格丹•基斯加科夫斯基（БогданКистяковский）和黑森（Хысен）的法制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指出了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继承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有部分学者把俄国自由主义放在俄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进行考察，从现代化的角度揭示俄国历史，从而弄清俄国自由主义的特点。他们认为现代化不可能在所有的国家中以同样的模式进行，对于俄国这样的追赶型发展的国家来说，现代化能够带来多个方面的好处，但同样具有破坏性。俄国历史过程的这种特点影响了自由主义在俄国的形成和发展。

西方普遍认为自由主义思想的社会代表是资产阶级、贵族、知识分子和官僚，而后三种在俄国最为典型。与此相适应，俄国自由主义具有以下特点：没有与一定阶层相联和君主制原则——请求国家支持社会改革。尤其是对国家和国家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的态度是俄国自由主义的独特之处，俄国自由派在君主立宪制中找到了自己的理想。

已故的德国历史学家施密特（З.Шмидт）把自由主义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取得了绝对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和地区。自由主义的第二种类型是“形成在导致资本主义的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发生在1848和1849年的德国和波兰的部分地区”。如果说自由主义的第一种和第二种类型都不适用于俄国，那么第三种就因此值得特别注意。它有别于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性进展”的那些国家和地区，革命的结果是自由主义运动在那里出现了，但却是在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基础上出现的；资产阶级的发展还处在“自在的阶级”阶段，自由主义理想主要具有外源性，通常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目标的贵族、知识分子和军人的代表扮演了它们的体现者。这些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是俄国特有的。

总体上来看，西方对俄国自由主义的研究已比较细化了，俄国一些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都已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线。早在1929年，一些自由主义者和部分温和社会主义者移民为庆祝米留科夫七十寿辰专门出版了相关的资料汇编，这些档案资料连同一些自由主义活动家的通信、文件和手稿等都为一些西方的学术机构所保存，从而为他们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素材，以至于在对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研究中，西方国家在微观领域比俄国本国所取得的成就还要大。可以说在对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的研究中，西方走在了俄国的前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关于俄国近代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两位精神领袖齐切林和米留科夫的印象大多来自于西方的描述。美国学者哈姆伯格（G.M.Hamburg）立足于大量翔实的资料基础之上对齐切林所进行的研究是所有关于齐切林研究中最为全面的成果，同样也是美国历史学家的托马斯•雷哈（T.Riha）写作了第一本关于米留科夫的传记，而斯托克达勒（Stockdale）的专著则是迄今为止关于米留科夫最具权威性的研究成果。

我国学者对俄国自由主义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陆续出现了研究和分析俄国自由主义的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姚海教授的专著《近代俄国立宪运动的源流》（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史料十分丰富，内容翔实精细，着重从立宪运动的角度对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及其在俄国近代政治、社会和文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从新的角度审视和评价了俄国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可以说姚海教授的这本专著及一系列相关文章代表了我国学术界迄今为止对俄国自由主义问题的研究水平，并为我国在这个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宽广、坚实的平台。在推进我国关于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研究中，张建华教授、金雁教授、刘显忠研究员、邵丽英教授也卓有成效。其中张建华教授在《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苏联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研究（1917—193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和金雁教授在《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专著和诸多论文中对俄国知识分子的理路演进历程进行了全景式的系统研究，其中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乏浓墨重彩的描述，其材料新颖，论述深刻，见解独到，启人幽谷返思；邵丽英教授在《改良的命运——俄国地方自治改革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刘显忠研究员在《近代俄国国家杜马：设立及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等著作中分别选取地方自治改革和国家杜马等视域回溯和揭示俄国大改革后自由主义运动的两个最主要组成部分，使我们对俄国自由主义者的诸多活动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同时，齐山德的硕士论文《试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新自由主义》和张广翔教授的《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俄国的立宪主义》、杜立克教授的《对俄国自由主义的理论探讨》等论文也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俄国自由主义问题做出了自己的阐释。此外，李永全研究员在《俄国政党史：权力金字塔的形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叶艳华在《俄国早期政党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研究俄国早期政党的著作中，自由主义性质的政党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从国内外研究状况来看，经过多年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就整体而言，对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研究相对于社会思想领域的其他研究如民粹主义、社会主义等而言显得要薄弱得多，尤其是我国对俄国自由主义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主要表现为：尽管对俄国自由主义进行研究的作品并非罕见，但现有研究大多局限于俄国自由主义的某一方面、某一发展阶段、某一代表人物，加之人们在定性与评价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诸多问题上存在相当大的分歧，仍有很多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很多史实性的东西需要进一步澄清。事实上，迄今为止，我国尚缺乏对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历史脉络和理论内涵从整体上进行把握——比如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界定、类型与分期、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俄国自由主义失败的原因及影响等诸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国内还没有出现一篇关于齐切林和米留科夫这两位对俄国自由主义发展来说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理论大师和精神领袖的论文，而对立宪民主党的纲领、策略和它的意义与作用的分析也还远远不够，至于俄国近代自由主义对俄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的文章更是鲜见。换言之，对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理论演变及其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的思想与活动进行系统梳理，仍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

正是为了弥补这些缺憾，作者才不揣浅陋，试图对俄国自由主义做一番梳理，追溯其历史变迁，剖析其理论内核，在点面结合的基础上展示其运动轨迹，从而力图显示俄国自由主义发展的全貌。当然，苏联解体后，对图书报刊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审查已经结束，俄罗斯史学界加强了历史“反思”，出版和发表了许多有关其本国自由主义及其流派的著作和论文，一些与自由派活动有关的回忆录和会议记录等原始材料也相继被整理出版，过去看来牢不可破的许多教条和公式都得到重新评价。这就为我们依据这些最新的历史文献，更客观更全面地重新审视和评价俄国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和活动提供了可能。

三、研究方法

史学工作者都知道史学方法论是探讨史学整体状况、史学发展趋势和规律性以及探讨史学的社会地位的支撑点。作为科学认知历史最重要手段的史学研究方法，其发展的趋势，应当是方法论诸原则与国内外史学研究方法经验的综合。在这方面，俄国史学家已为我们率先垂范。尽管当前俄国史学正处于“过渡期”，但史学家们已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首先，学术研究不能再回归从前那种思想一统的老路，方法和观念的多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顺利发展的首要条件。其次，学术研究不应走极端，最好能相互理解。因此不论是文明观，还是各式各样的“现代化”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都可以作为史学家的方法论手段。再次，由于人类历史进程是包罗万象、纷繁复杂的，这些都需要运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去面对。

事实上，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科瓦利琴科（И.Д.Ковальченко）院士便已指出，“必须以综合的、完整统一的态度对待历史认识的对象”。他强调，科学中的真理是多元的，这就要求“在研究这样或那样一些历史发展现象的时候，应把各种不同的方法和理论整合起来，只有这样，才可能对这些或那些历史发展的现象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会包含合理的内核，任何一种科学方法都不会没有用处。因此，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在研究具体的历史进程时从现有的方法和理论中发掘出合理的内核。”无独有偶，著名的历史学家索戈林也认为，在研究俄国现代史时，“每一种理论都具有一定的认识可能性，但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成为理解俄国现代历史的一套万能工具。理解俄国现代史的最重要的手段是广泛运用不同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概念，特别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和概念。这样在进行转折时代的研究时就可以弥补理论的缺失。”

故而为了了解俄国自由主义的概貌，必须对其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分析。自由主义作为近代的产物，不仅仅是抽象地解释何为自由的哲学理念，而且是体系庞大的政治思潮，更是一种政治运动。本书正是在这一题域内，立足于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础上充分借鉴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纵横结合宏观考察与系统梳理、探究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理路演变的历程与特征；同时运用个案分析法，对俄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具有较大代表性的典型自由主义者和政党的自由主义观和政纲进行微观剖析和解读。

众所周知，俄国自由主义的命运与俄国近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息息相关，而现代化则是贯穿俄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线索之一，所以从现代化的视野对俄国自由主义的兴衰成败进行考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故而本书从解析俄国近代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各个阶段思想演变的轨迹入手，超越单纯的线条似的历史性描述，把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出现与演变看作是俄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西方化与本土化相碰撞而出现的一个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以期获得更接近事实真相的认知。殊不知，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历史发展演变中逐渐积淀的结果，是对以往历史的扬弃，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很多俄罗斯人认为“从历史的倾向、文化优势、价值取向体系和文明的观点来看，俄罗斯民族是欧洲民族”。俄罗斯著名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Бердяев）认为：“俄国的得救在于承认西方的价值、文化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未来的俄国将要走西方的道路。”自由主义是西方文明的精髓和主流，俄国自由主义的兴起反映的是它对西方文明的艳羡和钟情，表达的是一种融入西方大家庭、融入欧洲的渴望。如果我们从俄罗斯政治文化历史延伸的现代化视角去看的话，彼得之后西方自由主义在俄国的兴起，正是迎合了俄国人振兴国威的雄心，是政治文化中蓬勃兴起的西方情结的自然反映。

通过对自由主义在俄国发展过程的系统梳理，我们不难发现问题的症结也恰好出在这里，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制度也许可以在不经意间就被加以改变，但民族的文化和心理却很难“与时俱进”。西方自由主义的实质与俄罗斯传统文化不相适宜，俄罗斯之所以为俄罗斯，是因为其文化的特殊性，它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是东西方结合的混血儿。西方自由主义在引进俄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东方因子的排斥，对俄罗斯来说：“自由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引起爱国主义的巨大热潮和把敌人驱赶出去的决心，而是引起了……混乱。”归根结底，西方自由主义的到来并没有使俄国在短期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自由主义的兴衰过程只是俄国人在寻找自身文化立足点时走过的一段弯路。

同样用追赶型社会理论很容易解释俄国自由主义的特点。众所周知，相对于西方国家，俄国的文明就其整体而言是落后的，尽管它有时也会在一些领域取得不菲的成就，故而俄国的现代化具有非常明显的“追赶型”性质。近代以来，欧洲成了世界文明的“中心”，而俄国作为欧洲国家的另类，常常为自己的落后而感到羞愧，为了融入欧洲大家庭，俄国人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并以欧洲为榜样有意识地改变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引入西方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和经济模式，从而走上了一条赶超西方大国之路。显然，走赶超式发展道路，很难一帆风顺，很难没有冲突和矛盾，不可避免既会带来积极变化，也会产生破坏作用，俄罗斯亦然。与西欧不同，俄国自由主义的社会影响力微弱，只起政治摧毁作用。因客观条件所限，俄国自由主义未能有效地抵制右翼和左翼的压力，陷于孤立境地而不得不让位于激进运动，因为唯有激进运动才能在短期内不惜代价地实现国家的赶超任务。俄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这种特点影响了俄国自由主义的最终命运。事实上，在像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因为农民和工人完全未做好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准备，在这种条件下自由主义提出的解放纲领只能是空想，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在涤荡着专制制度的同时由于得不到基层群众的理解也冲击了自身，姗姗来迟的临时政府与自由主义改革的结合只能将社会引向新的革命暴动。

第一章 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界定

一、自由主义的一般意义

概念的界定和逻辑论证是学术研究的前提条件，为了准确界定俄国自由主义，首先就要弄清楚自由主义的一般意义。尼采（Nietzsche）讲过，只有非历史的存在才能被赋予恰当的定义。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主义作为历史上久已存在的学说，很难给出一个恰当的定义。事实上，自由主义是迄今为止“所有概念中最不确定、最难以被准确理解的术语”。然则，自由主义学说的多样性并不完全否认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一致性。有一些基本原则是所有自由主义者共享的，或者至少说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一般会主张的。这些原则构成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构成自由主义区别于其他形形色色政治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

一般来说，自由主义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原则：①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和出发点的个人主义原则，自由主义在论及自由、民主或市场经济等观念时，其侧重点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参与或个人的经济活动。②自由主义最核心的原则是自由，强调法制原则下的个人自由，在不危及社会稳定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鼓励个人自由。③在平等问题上，自由主义反对实质平等，强调权利平等、形式平等，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是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的权利。④在民主问题上，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是第一位的，民主的价值是第二位的，认为民主仅仅是实现个人主义或个人目标的手段，民主的基础是妥协。⑤在国家（政府）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虽然承认国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过它只是把国家看成是人类为了过一种共同的、有秩序的生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为了将这种代价限制在最小的程度，它主张，第一，限制国家权力的活动空间，个人必须保留某些基本权利，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侵越这些权利，这些基本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等，其中财产权是所有个人权利的核心；第二，以分权的方式造成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内部制衡，防止出现专断权力。⑥法治原则，自由主义者在构建理想社会的结构时，极为强调法治对自由的保障功能，法治原则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实行宪政。

在广义上，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还是一种制度，一种政治运动或政党的旗帜。西方自由主义的许多政治观念的思想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但作为一种学说和意识形态，它是近代的现象。对此约翰•格雷（John Gray）在《自由主义》中有过明确的论述：“尽管历史学家们已经在古代世界——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与罗马中——发现了自由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不如说它们是自由主义前史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智识传统，作为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与众不同的思想流派，自由主义的出现不早于17世纪。”格雷的这个认识代表了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通常而言，当人们追溯自由主义的历史时，一船都认为自由主义产生于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表现为与洛克（Locke）、卢梭（Rousseau）、边沁（Bentham）等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学说，以及由人权宣言、独立宣言、人权法案等历史文件所宣布的原则，其核心在于其“天赋人权”的价值观念。

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早期自由主义的“天赋人权”思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锐利思想武器和重要推动力量，成为资本主义新时代的信条。法国大革命后，自由主义不再主张以革命的方式争取人的自由权利，而希望通过改良来实现这个目标。俄国的自由主义正是此时从西方传入的，因而从一开始就有别于西欧早期的自由主义，它的命运自然也迥异于西方的自由主义。

二、对“俄国近代自由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

由于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梳理剖析俄国自由主义的文章已经不少，加之对于一种政治理念来说，抽象地进行讨论容易从概念到概念，从而引发出更抽象难解的疑问，所以在此拟将俄国自由主义与培育它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对其进行历史的考察，也许这样做更接近于这一理念的真实情形，更有助于加深对这一概念的准确理解。

对于俄国来说，自由主义是一种舶来品，是随着西方文化传入俄国的。一般认为，是欧洲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给俄国带来了自由主义。虽然还没有人对自由主义这个术语到达俄国的具体途径进行过系统的追溯研究，但俄国人很有可能是从法国人那里获悉的。1826年，十二月党人彼斯特尔（Пестель）在他的声明中引用了一位法国作家的话，自称深受“自由思想和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响。赫尔岑在回忆录中也指出，他的法国教师布肖（Bowwow）给他灌输了来自法国的最犀利、最危险的思想。尽管自由主义思想传到俄国如此之早，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拟定大改革草案以前，还没有俄国人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和大改革草案的拟订让俄国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自由主义”这个词的内涵在俄国也随之逐渐丰富起来。1856年，卡维林、齐切林和Н•А•米尔古诺夫（Миргунов）成立了俄国第一个自称提倡西方自由主义的社团。为解决俄国的国内问题，他们提出了七条政治纲领。同年，赫尔岑在他主编的移民刊物上发表了这份纲领。该纲领旗帜鲜明地指出，俄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自由主义！这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明智的俄国人的口号。这是能够把各行各业、各个阶级和各种倾向的人民团结在它周围的旗帜……俄罗斯的全部未来在于自由主义。”纲领的内容包括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教育自由，废除农奴制和政府管理公开化、透明化以及依法行政。

之后，在赫尔岑主编的杂志《钟声》上就经常出现“自由主义”及相关词汇了。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报刊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观念”、“我们的自由主义”这些词语逐渐被“贵族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类词汇所取代。

尽管赫尔岑、齐切林等人不遗余力地指出自由主义能够在俄国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遭到了来自俄国左右两极的抨击。在屠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1862年发表的小说《父与子》中，它的主要人物巴扎罗夫曾说过，“贵族制度，自由主义，进步，原则……只要您想一想，这么一堆外国的……没用的字眼！对一个俄国人，它们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这个虚无主义者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对自由主义这个术语所表现出的轻蔑和鄙斥展露无遗。

次年，一位激进的俄国学者在他所写的“政治辞典”中对俄国的自由主义者做了如下界定：“自由主义者是喜欢自由的人，一般而言是贵族，例如地主，拥有土地的贵族。这些人无所事事，喜欢随时自由地看看窗外的风景，然后走出去闲逛，上剧院听戏或去舞池跳舞。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者。”

186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在一封信里也对俄国自由主义者的轮廓进行了勾画，把他们称为“颓废的和堕落的渣滓……所谓传统的‘有教养的社会’其实是一个并不了解俄国，把它自己与俄国隔离开来和已经被法国化了的小丑集团。这就是俄国自由主义者的形象，这也是为什么说他们是反动分子的原因所在”。

从上述关于俄国自由主义的引语中，我们不难发现如下几点事实。首先，它们表明，在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就已经广泛使用“自由主义”及相关词汇了。虽然研究俄国自由主义的学者可能对俄国人使用这些词汇的语气深感惋惜，但这却是俄国自由主义词语广泛出现的实在方式。

更重要的是，上述引语表明，人们通常是带着嘲谑与轻蔑的语气来使用这些词语的，使得这些词语打上了浓厚的贬义色彩。虽然使用这些术语的俄国人认为他们自己不是自由主义者，但他们也从来没有明确地指出到底哪些俄国人是自由主义者。这些引语所刻画的自由主义者仅仅是依据传统观点所揭示的一些贵族地主形象，这些人盲目地模仿欧洲文化风情，却对同时代的俄国现实缺乏了解。事实上，这样的描述并没有勾勒出俄国自由主义者的本质特征，只是把其作为一些在思想和作风上相近的群体，而没有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之进行解释。

如果从这一时期对自由主义的解释中获取信息，学者们不会有多大收获，因为所获悉的信息基本上都来自于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事实上，在卡维林、齐切林等人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者，也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明晰而系统地表达出一整套可以称得上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

显而易见的是，在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已经出现了“自由主义者”，当时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已能够确认他们，但问题是当时的俄国自由主义者们为什么不接受这个称谓呢？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这个词语是舶来词，所以不为普通的俄国公民所理解。自由主义的先驱们为了使普通人民对自己有些许理解，只好与所谓的“异域思想”保持适当距离。甚至到了1905年，由于“立宪”和“民主”这两个词对俄国人来说也过于陌生，以至于自诩为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人精心挑选了“人民自由党”作为它的正式名称，而把立宪民主党放在后面的括号里。

第二，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自由主义者”这个词在俄国被赋予了太多的负面内涵，容易惹出麻烦。俄国的君主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者是经过伪装了的激进主义分子，而革命者却认为他们是狭隘的阶级利益的产物，就像术语“贵族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字面含义所暗示的那样。这些负面内涵四处泛滥，使得有些俄国人虽已自觉接受了西欧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但仍不敢使用“自由主义者”这个称号。取而代之的是，俄国的自由主义者宁愿把他们自己称作“社会”，把他们的运动称作“社会运动”。这些有意模糊不清的术语不仅避免了“自由主义”这个词所带来的尴尬，而且也暗示了这种运动所依靠的基础远比单一的贵族或资产阶级宽泛得多。

尽管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拒绝接受这个称号，但在19世纪70年代，一些非自由主义者仍在继续使用“自由主义者”这个词。70年代末，一些民粹主义者专门讨论过与自由主义者结盟的可能性。在1878年12月，一些民粹主义者曾与切尔尼戈夫省地方自治局的自由主义者彼得伦克维奇（И.И.Петрункевич）和林德福尔斯（А.Ф.Линдфорс）在基辅举行过一次秘密会谈。事实上，民粹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目标是如此接近，以至于民粹主义者常常感到有必要就他们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做出解释。如果差异太大的话，频繁的解释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后来成为民意党成员的莫克里耶维奇（Д.Мокриевич）回忆说，恐怖主义者与地方自治局成员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一点，即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如果恐怖主义者暂停使用暴力，那么帝国政府是否能颁布一部宪法呢？可以说，在19世纪70年代，区别自由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的主要标志就在于是否赞成用恐怖手段来获得自治。

1882年，作家卡布利茨（И.Каблиц）在他的书中基于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对自由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做了一番比较。对此，戈利采夫（В.А.Гольцев）进行了还击。在一篇题为《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文章中，戈利采夫指出，自由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在很多目标上都是相同的，“自由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的不同可能仅仅在于：为取得梦寐以求的独立自主，他们所优先选择的手段有所不同而已。”所谓手段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大多数民粹主义者热衷于使用暴力。戈利采夫为自由主义者进行了辩护，但他并没有说自己是一名自由主义者，虽然他属于地方自治和自由职业者集团的一员，正是在这个集团的基础上才成立了后来的立宪民主党。

1881年，弗拉基米尔•达利（ВладимирДаль）的《俄语详解大词典》收录了“自由主义者”和它的五个衍生词。在词典中，这些词语都是作为独立的实词而出现。达利把“自由主义者”定义为：“政治上自由地思考或行动的自由思想家；一般而言，他希望人民得到广泛的自由和自治。”除了形容词либеральный（仅仅被定义为“与名词相关的”）之外，词典还收录了两个抽象术语：либеральность（被定义为“自由主义者的属性或特征”）和либеральничество（被定义为“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抽象性”）。此外，该词典还列出了动词либеральничать（被定义为“政治上的自由思想家特征的展现；自由地思考”），这意味着一个（些）人自称是自由主义者。正是基于这个动词，俄国人衍生出了名词либеральничание，它的意思是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主张。不过，在这部词典里并没有出现“自由主义”这个词。

到19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党派”这两个词已经在外省广为流传了。人们之所以欣然使用这些称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县和省地方自治会议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早在1877年，针对切尔尼戈夫省地方自治会议上形成的不同派别，许多与会者就使用了“左”和“右”这样的称谓来对它们加以区分。1882年，库尔斯克省苏赞县的地方自治会议的一些成员开始把他们地方自治局里出现的派别称之为自由主义派和保守主义派。《苏赞县地方自治局周刊》的编辑在一篇社论《我们地方自治局里的党派》中悲叹道，在1882年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即将来临之际，自由主义派和保守主义派彼此之间相互争斗，不可开交。社论指出，地方自治局里出现党派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同时义正词严地谴责了当时的贵族，因为正是贵族从西欧引入了党派的观念，从而在贵族会议里把他们自己划分为不同派别。社论认为，无论是自由主义党派，还是保守主义党派，它们在西欧的出现和发展都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在俄国，它们却没有这样的合理性。社论声称，尽管俄国形成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党派，但俄国的这些党派与它们对应的西欧政党相比，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预期目标都相差甚远。西欧的保守主义党派致力于维持现状，而俄国的保守主义者并不希望继续维持大改革之后的现存秩序，也许除了不会重建农奴制之外，他们宁愿恢复到大改革前的状态。社论认为，俄国“所谓的自由主义者除了对当前的改革及其所确立起来的新制度赞不绝口之外，更渴求进一步地持续发展。这样一来，我们的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可能更接近于西方保守主义者的观点，但他们为什么被称为自由主义者，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

从这篇社论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术语自由主义党派中的“党派”这个词语对俄国人来说，就像“自由主义”这个词语一样，是个舶来词。一个自称为“米努斯”（Минус）的人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应这篇社论，在文章中，他既对“党派”这个单词进行了界定，又对俄国1882年党派出现的重要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所谓党派，就是“一个若干人的集合体，这些人出于一种自觉的精神上的联合而聚集到了一起，而这种精神上的联合与人类社会的团结并行不悖”。作者指出：“在人类社会中，党派的存在是必然的，它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他说，一个社会如果只有一些小规模的派系而没有形成泾渭分明的利益集团，那么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发展不充分，而这些小派系就是这个社会发展极度不充分的表现形式。“如果一个人随着其社会观点的发展变化，从一个党转向另一党，这不但不能看作是背叛或开小差那样的罪恶，相反，它是一个发展着的社会的一种必然现象和真正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在他看来，苏赞县地方自治局及其他地方自治局里党派的出现，标志着俄国是一个健康发展着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受到羁绊的落后社会。

在19世纪80年代的地方自治局里，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持有类似上述观点的成员组成的派系，但他们总是克制住自己，从不自称是自由主义者。只有当他们在同外国人交流的时候，他们才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外国人习惯于在他们的出版物中把地方自治活动家和一些自由职业者中的同盟者看作是自由主义者。

彼得伦克维奇，这位地方自治活动家和未来的立宪民主党人在与美国新闻记者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通信中，称自己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这也许是第一个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者的实例。19世纪80年代初，凯南获得了一份致内务大臣洛里斯-梅利科夫（Лорис-Меликов）的请愿书的副本，这份请愿书是由莫斯科的一个社团组织起草的，这个社团由律师、医生、教授和其他那些要求准许地方自治局的代表参与国家立法的人士组成。凯南给这份文件加了一个标题：“俄国自由主义者的最后诉求”。1886年，为了把这份文件翻译成英语以便在美国的一个杂志上发表，凯南写信给彼得伦克维奇，希望获得这份请愿书的相关信息。

在给凯南的回信中，彼得伦克维奇使用了自由主义党派这个术语，他把他的那个小团体即1878年与革命派在基辅会谈的人员称为自由主义党派的代表。和戈列采夫一样，他认为自由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有着许多的相似性，“我们的团体——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分子和民粹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这个国家推翻绝对专制主义，建立起一个立宪政府。”俄国的“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分子和革命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不同而已，而非政治目标上的差异”。但是，他又警告说，俄国仍不具备形成一个真正政党的“基础和足够的追随者”。在这之前，彼得伦克维奇从来没有把自己称作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而这之后他也再没有这样称呼过自己。

后来的立宪民主党人也有这样一个习惯，即他们在国外往往自我标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但在国内却矢口否认自己的这种身份。著名的政治家、自由主义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米留科夫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作为一位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米留科夫在国内无论是写作还是演讲，都很少以自由主义者自居，而他用“自由主义”这个词语来描述俄国的社会现象更是少见，只是在1902年，他曾提到过“民粹主义取代斯拉夫主义，最新型的民主自由主义取代西方主义”。但是在他为芝加哥大学教学所写的讲义中，却明确地称当时俄国主张改革的两大主流思潮为“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就两者的社会主张而言，前者“温和”后者“激进”。其中，温和派“政党的名称在俄国总是被称为西欧‘自由主义者’”。而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就是“主张在俄国实行自治的代表……自由职业者甚至……政府官员；对大多数政党来说，所有这些人都属于传统的俄国贵族”。对于自己的自由主义信念，米留科夫从未有所怀疑；但是，他只有在国外或面对外国人的时候才公开承认自己的自由主义者身份。

无独有偶，著名的自由主义活动家罗季切夫在他积极从事政治活动期间，也从不愿自称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但是到了1923年，作为瑞士移民的他却用英语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就是《俄国自由主义运动，1855—1905》，该文以1891年作为分水岭，把俄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分成前后两个阶段。接着在1929年，他又写了一篇关于他最亲密的朋友彼得伦克维奇的文章，在标题中他称彼得伦克维奇是“俄国自由主义的老战士”。后来司徒卢威在一篇文章中依葫芦画瓢，称罗季切夫是一位自由主义者。

随着1896年34卷本百科全书的出版，俄国读者从此可以方便地找到比达利词典更为完整的自由主义界定。在“自由主义”词条下，瓦多沃佐夫（В.В.Ватолозов）写道：“在国家结构方面，自由主义提倡宪政秩序反对绝对专制主义；提倡地方自治反对中央集权；提倡个人自由反对警察监视；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取消阶级特权；普通民众参与的依法行政；平等分配赋税；……和直接的收入税。”

在“自由主义政党”这个词条下，瓦多沃佐夫写道：“严格来讲，俄国还不存在一个自由主义政党”，仅仅只有一个“倾向自由主义的群体”。正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代表推动了大改革的到来，后来又“针对保守派和反动人物的攻击为大改革进行了辩护”。在1906年修订版的百科全书中，瓦多沃佐夫结合当时的事件，对“自由主义政党”这个条目做了修正。他说，他在早些时间提到的在俄国出现的倾向自由主义的群体长期以来一直“染有民主主义的色彩”，在俄国，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之间没有清晰的分界线。瓦多沃佐夫的认识，同彼得伦克维奇在给凯南的信中的说法如出一辙，他说：“差异更多地体现在方式上而不是世界观领域。”他把自由主义者界定为“是一群致力于通过合法手段进行活动而坚持不运用革命的斗争方法的人”。在他看来，自由主义在俄国一直很脆弱，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趋向”。在1906年之前俄国存在的政党中，“从一开始，立宪民主党就是唯一一个能够称得上是自由主义的政党”，虽然在他看来民主改革党也应算是自由主义政党，但是该党直到1906年2月底才成立。随着立宪民主党的成立及其党纲的宣布，俄国终于有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自由主义组织，之后俄国人和外国人在讨论俄国自由主义者的时候，他们的指向才有可能一致。那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和那些在地方自治会议上彼此之间很少联系或每年仅仅见一次面的人，现在终于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欧洲政党那样的一个组织了。自此以后，在研究俄国自由主义者时，学者们就可以直接比照立宪民主党人，而不用再看原先那些定义模糊的团体了。

通过以上对俄国自由主义及相关概念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虽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不久就传入俄国，但此后几十年间没有俄国人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直到在准备大改革的19世纪50年代后半期，西方派的齐切林、赫尔岑等人才在俄国公开宣扬自由主义；在19世纪60—70年代，“自由主义”在俄国主要作为贬义词来使用，遭到社会舆论的轻蔑与嘲谑；在19世纪80年代及之后，“自由主义”一词虽在俄国被广泛使用，但俄国地方自治局的活动家和“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只是在面对西方人的时候才肯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而在国内始终拒绝以“自由主义者”自称；直到1905年，随着俄国立宪民主党的成立及其党纲的宣布，俄国才终于有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自由主义政治组织。自此，俄国自由主义的外延与内涵才真正廓清烟云，变得明朗起来，它最主要的斗争目标也才为世人所了解，即争取俄国国家制度从沙皇专制向立宪君主制度转变。

三、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类型

关于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类型，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主要是源于俄国自由派在其理论“混杂物”中汲取了西方和国内各种流派的社会思想，其中包括自然权利和人民主权的理论、社会学派和法学学派的理论、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理论等。因此，俄国自由派又有斯拉夫派、西方派、地方自治派、解放派、法学学派和立宪派等之分。

研究俄国自由主义问题的知名学者列昂托维奇将自由主义分为两派：激进派和保守派。确切地说，自由主义坚持认为只有在合理的法律调节之下才会出现积极的社会变化。在专制制度条件下，它意味着议会制、君主立宪或共和。理查德•派普斯（Lichard Pipes）与此观点接近，他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分成两翼，即保守的和激进的。这种划分方法不无道理，不足之处是缺乏对俄国自由主义演变进程中整体内核的把握。

其实，俄国自由主义中的主要成分是立宪主义。立宪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一部分内容，是自由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政治思想体系。俄国自由主义者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因此，建立代议制民主、公民社会与法制国家的立宪主义思想对他们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正因如此，有人认为，“自由主义”一词对俄国历史来说不够明确，而应代之以更具体的名称——立宪主义。在他们看来，立宪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或法律）思想。事实上，俄罗斯自由主义派别代表自身就特别爱用“立宪主义”概念，立宪民主党成为俄国主要的自由主义政党绝非偶然。立宪主义特别适合于解释诸如俄国这样的国家，在这里自由主义作为独立的社会学说未得到显著发展，而立宪主义思想在知识分子中间却迅速传播。而无论是早期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还是大改革中或之后相继诞生的地方自治派、解放派、法学学派和立宪派，尽管它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政治主张有激进、温和与保守之别，但毋庸置疑它们最终都在这里汇集。

事实上，俄国的立宪运动既体现了俄国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又突出了它的先进性。立宪主义者们的理论思想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国家权力不能高度集中于沙皇一人，而应由有限的阶层分享，为此，他们寄希望于宪法、主权议会和法律高于个人意志，并将地方自治机关视为议会的基础。立宪派思潮和运动的代表人物是鲍•尼•齐切林，他当时虽然认为俄国的立宪条件还不具备，但不主张消极等待，而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向立宪制过渡。立宪派以沙皇专制有限的让步——地方自治机关为基础，要求实行“中央自治”制，但遭到沙皇的拒绝与压制，直到19世纪90年代立宪运动吸收了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和自由派分子，如米留科夫、罗季切夫、李沃夫（Ливов）、维尔纳茨基（Вернадцкий）、司徒卢威等相继参加后，运动才形成规模，并使一些知识分子成为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领导力量。1899年，成立了跨地区组织“聚谈”，1903年创建非法的政治组织“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同盟”，1904年1月创建“解放同盟”。自由派的激进活动催生了1905年革命。革命转入低潮后，国家杜马成了斗争的新舞台，在“地方自治局立宪主义者联盟”和“解放同盟”基础上成立的立宪民主党起着领导作用。俄国立宪派运动开始了其最为辉煌的时期。此后，立宪民主党一直活跃在俄国政坛上，它所奋斗的目标——召开俄国的立宪会议，成了多数政党号召民众的普遍口号。根据当时俄国的政治形势来看，立宪会议显然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可以取代君权神授合法性原则的、能够为各种政治力量所普遍接受的、现成的政权机构组织形式。在二月革命中，正因立宪民主党承诺立即着手召开立宪会议才得到大批资产阶级和民众的支持，从而和平地接管了政权。俄国自由派和立宪运动登上了其发展史上的顶峰。但好景不长，以自由派为主体的临时政府既未兑现召开立宪会议的承诺，又未能解决人民最为关心的“和平、土地、面包”问题，因而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便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被激进主义扫荡。由此可见，在俄国的自由派运动中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派别，他们的分歧始终难以完全消除，但有一条底线却是大家所共同坚守的，那就是在俄国实现议会民主制度，走立宪治国之路。

四、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分期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1861年大改革与1905年革命看作是俄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两个界标：正是在1861年大改革前夕俄国自由主义才得以系统化，成为一种比较完备成熟的学说和一支独立的反政府派别；而1905年革命催生了俄国自由主义政党的成立，结束了俄国自由主义作为纯粹政治派别而无政党的历史，由此进入了新自由主义阶段。具体来说，俄国自由主义的演变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萌芽阶段。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到亚历山大一世时期，自由主义以官方认可的方式进入了俄国的社会意识。伴随着启蒙思想东渐俄罗斯，自由主义的学说和精神在俄国贵族社会传播开来，并对沙皇政权的国内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所推行的“开明专制”，使俄国人有机会接触到自由主义的精髓。在她统治期间大量翻译出版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伏尔泰（Voltaire）、狄德罗（Diderot）、孟德斯鸠（Montesquieu）等，倡导西方的平等、人道，她也因而成为俄国历史上宣传自由主义的重要人物。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政府自由主义得以继续发展，官僚自由主义也开始粉墨登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俄国早期的自由主义既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陛下的恩准”。尽管开明君主们不允许出现独立的有组织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其主要企图也只是通过自由主义改革的方式使政治制度适合于变化了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他们的努力在客观上适应了在俄国社会土壤上缓慢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意识，从而为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专制政权在这个过程中的主动性不是简单的适应过程，而是表现出了它在君主制范围内运用资本主义关系的方式和目的的能力。政府自由主义的主要诉求是为了满足它孜孜以求的俄国强国地位的需要，只有依靠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基础，沙皇才能够扮演“欧洲宪兵”的角色，而要想建立这样的基础，政府不为近代化创造条件那是不可思议的。按照列宁的说法，在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时期，俄罗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从封建主义向‘自由的’资本主义前进”。

第二个阶段：扩散阶段。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俄国自由主义在深化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在贵族和知识分子中扩散。与政府自由主义相伴随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贵族一直是俄国自由主义的主要载体，正是他们最先受到法国和德国启蒙运动的洗礼。在特列季亚科夫（И.А.Третьяков）和科泽尔斯基（Я.П.Кезерский）的著作中就已包含了资产阶级社会理论的早期成果。1762年帕宁（Н.П.Панин）伯爵研究了宪法草案。卡拉姆津、诺维科夫（Н.И.Новиков）、拉吉舍夫与其他思想家一起为形成俄国的民族自觉意识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在有意无意间扩大了自由主义的传播范围。在1812年战争以后，羡慕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更是盛极一时，原因之一在于“从战场返回的军官质问俄国为什么不能享受西欧那样的文明生活，并因此转向革命”。在经历了十二月党人的贵族自由主义之后，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在俄国扎根。尽管尼古拉一世意识到自由主义对王权的颠覆作用，采取了种种措施予以压制，但终究不能阻止自由主义在俄国的扩散和深化。在19世纪30—40年代纷繁复杂的思想斗争局面中，最有影响的两个派系就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以他们为中心聚集了一大批带有自由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就这两个思想流派本身而言，它们各自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即将成形的俄国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促进了这一思想体系的发育与成熟，并由此奠定了俄国自由主义思潮中保守与激进两翼并存的格局。

第三个阶段：形成和完备阶段。大改革前后，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系统学说形成。随着克里米亚战败和农奴制危机的加深，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体系即古典自由主义日趋成熟、完备，与此同时旧门户终被打破，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派别也正式宣告成立。其中，康斯坦丁•卡维林和鲍里斯•齐切林被誉为这一时期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大改革中，官方自由主义与民间自由主义在不多的共识基础上形成了短暂的“合流”；而地方自治机关的改革尤其是地方自治局的设立为随后出现的自由反对派提供了一个活动场所，成为俄国宪政主义情绪的滋生地。

第四个阶段：转型和分流阶段。自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炸死直至1905年立宪民主党的成立，俄国自由主义在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也为下一个阶段新自由主义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俄国在政治上处于一种反动时期。但历史的车轮是无法逆转的，在革命情绪的感染下，自由主义渐趋激进，他们无论是在内部结构、活动方式上还是在纲领和策略上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从而对1905年革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及至俄国1904年蒙受东亚之耻，俄国自由主义日趋激进，立宪主义空前活跃。而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的成立则宣告俄国自由主义运动进入了政党活动的新时期，俄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到来了。随着自由主义整体规模和影响的扩大，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纷争日渐加深，左右两翼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右翼支持斯托雷平改革，左翼则倾向于民主主义一边，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17年二月革命。

第五个阶段：高潮和尾声阶段。《十月十七日宣言》给俄罗斯的政治制度中附加了一个称之为国家杜马的议会，在国家杜马架构下，自由主义一度成为反对沙皇专制的最主要的思想武器，于是自由主义者期待着宪政主义俄国的到来。在“一战”的非常岁月，自由主义组织渐具政府功能，遂能在二月革命后顺势接手新政权，从而迎来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短暂的辉煌。随着十月革命的到来和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俄国自由主义渐趋式微并最终走向衰败，自由主义者的愿望终成明日黄花。

五、俄国近代自由主义的阶级（阶层）基础

18世纪初，彼得大帝狂热地推行欧化改革，为西方文化渗入俄国土壤提供了温床，但他确立的却是专制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叶卡捷琳娜二世试图使专制的俄国具有文明的外貌，她使自由主义以“开明专制”的形式传入俄国并且风行起来。亚历山大一世使自由主义思想更加喧嚣一时，宣称他要在俄国实行宪政。19世纪中叶，“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了农奴制，实行了地方自治、城市、司法、教育、军事等内容广泛的自由化改革。可以说，专制君主开了俄国自由主义的先河，人们将此现象称之为“政府自由主义”。俄国的君主们试图和平地改造旧的国家大厦，同时要巩固传统的专制制度，认为这是俄国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政体。这就是政府自由主义的实质。

官僚集团中也出现了一些自由主义分子，如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内务大臣米•米•斯佩兰斯基在沙皇支持下制定了国家改革方案，提出把专制的俄国改造为三权分立和联邦制的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亚历山大三世时期的财政大臣Н•Х•邦格（Панько）成为当时政府中最大的自由派官员，他坚持发展民族工业的纲领，主张发展私有制企业，并且按照德国模式实行了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工厂法；谢•尤•维特和彼•阿•斯托雷平是尼古拉二世时期著名的自由派官僚。许多自由派官僚主张实行改革，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但他们没有也不准备接受整个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

俄国社会的动荡、沙皇政权的改革和反改革交替进行，使自由主义思想在俄国社会上传播起来。一些先进贵族深感于俄国的落后，认为必须采取措施以改变现状，于是他们成了西方思想的最初拥护者和俄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正如高尔基所言：“俄国贵族阶级曾替我们的文化奠下了基础，曾把西方最进步的科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推广于俄国社会。”18世纪下半叶，阿•亚•波列诺夫（А.Я.Поленов）、尼•伊•诺维科夫（Н.И.Новиков）、谢•叶•杰斯尼茨基（Ш.И.Теснийцкий）、雅•帕•科捷尔斯基（Я.П.Кетерский）等人宣传启蒙思想，要求改造俄国的政治制度；亚•尼•拉吉舍夫号召通过人民革命推翻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19世纪初，一群贵族精英——十二月党人企图通过革命密谋的方式推动俄国的资产阶级变革，他们的试验虽不成功，但不仅“唤醒了”赫尔岑等革命民主主义者，更促进了新一代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出现。一些出身贵族的自由主义分子在经历了19世纪30—40年代关于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大争论之后，终于在50年代中后期走到了一起，从而成为推动大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大改革后，贵族自由派的主要活动阵地是地方自治机构，他们形成了地方自治立宪派，并与彼•伯•司徒卢威、巴•尼•米留科夫等知识分子一起，于1904年建立了“解放同盟”。

俄国资产阶级形成较晚，其政治上的成熟则更晚，大约到1905年，才“第一次开始形成一个阶级，形成一个统一的和自觉的政治力量”。但俄国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软弱性和保守性注定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始终不能成为自由主义运动的主流。在俄国，资产阶级面临的是一个比自己力量强大得多的沙皇政府，因此不敢与之对抗，而它的晚产更使它在国内外缺乏竞争力，需要政府的保护与扶植。沙皇政权在“原始积累”时期执行的正是这种扶植性的经济政策，千方百计地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修铁路、保护关税、进行货币改革等。这种扶植政策，使得大量金钱落入资本家的口袋，处于“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对此感恩不尽，从而乐意与保障它有丰厚利润的沙皇政府达成妥协。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利润不是靠政治改革，而是靠政府的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行政立法措施获得的。因此，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愿意卷入主要从事反政府的自由主义运动中去。故而资产阶级和沙皇政权能够在40余年里和平共处。只是在1905年革命后，资产阶级自由派才对专制政权持反对立场。“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是俄国自由主义类型中较为典型的一种。在俄国的欧化进程之中，俄国知识分子因其在社会地位、教育、文化方面与西欧有密切联系，他们无一不是从小就受到西方文化乳汁的滋养，遂成为西化的促进派。自由和叛逆本是西方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内在因素，是对俄罗斯传统性格——容忍、顺从的超越与鼎新。这些知识分子所受到的良好教育和人文精神的陶冶，促使他们讴歌自由，呐喊解放，并在与官僚集团之间不断加深的对抗中发展了自由主义思想，他们中的主要理论家有鲍•尼•齐切林、康•德•卡维林、А•Д•格拉诺夫斯基等人。正是在这些血管里流淌着追求自由的叛逆精神的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和极力鼓吹下，自由才成为时代的标识之一，洋溢在他们的作品中。

事实上，在俄国，自由主义思想最典型的社会代表就是“最有教养”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究其根源，除了上文提到的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导致贵族资产阶级化以外，还与贵族知识分子的特点有关。知识分子因其自身知识结构，极易吸收外来进步思想，从而成为这种思想的代言人和传播者。加之他们普遍存在一种本能的管理国家的欲望，卡维林就公开认为贵族知识分子应在改革后具有领导地位，他表示，贵族知识分子是“革新俄国的总中枢神经的主要源泉”。当沙皇政府还沉醉于资本主义可以与专制制度并存，即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政治上仍保留沙皇专制制度的幻想时，贵族知识分子早已明了，这是天方夜谭。于是，他们从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对沙皇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不厌其烦地提出自己的主张，阐述自己的施政大纲，即国家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政治上也应相应地实行资产阶级议会制，走君主立宪制的道路。这种冲突，在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初表现得最为尖锐，从而导致了自由派运动。

不过，知识分子虽然是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但是知识分子阶层毕竟是一个人数微乎其微的阶层，其背后没有可靠的政治实力，他们陷入了与大众严重脱节的境地。在此一问题上，陷入观念迷圈的也往往是知识分子自身。须知，在1905年革命之后，大批知识分子丧失了原有的政治热情而转入学术或艺术努力——这中间比较著名的人物便是路标派的宗教哲学家和艺术上的象征主义者，路标的宗教哲学思想在知识分子中间风靡一时，象征主义带来了俄国文学与艺术的又一次复兴，两股分而合的潮流一起创造了现在举世闻名的“白银时代”。但繁荣的背后却潜藏着深刻的危机，诚如别尔嘉耶夫在回忆录里所言：“二十世纪初的文化复兴的不幸在于，其中的文化精英被隔绝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而与那个时代广大的社会思潮相分离”，“俄罗斯精神文化的活跃分子，相当一部分都被迫移居国外，而这或多或少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因其冷漠地对待社会而付出的代价。”

总体看来，俄国自由主义的阶级基础是十分狭窄的，人数少，力量分散，尤其是西方自由主义最主要的社会载体——资产阶级，在俄国不仅出现得晚，而且发展严重不足，对政府的依赖性极大，这不可避免导致俄国的自由主义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百花齐放”，但实际上是散沙一盘，内部分歧极大，缺乏凝聚力和战斗力。俄国自由主义缺乏一个稳定的坚实的核心阶级（阶层）力量作为其社会基础和支柱这一特征对俄国自由主义的影响深远，一方面造成它在试图超越宗法制时不得不经常同俄国的传统妥协，主张在与政府合作的基础上实现个性自由、法制国家和社会的渐进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它始终处于非主流状态，在其主要对立面沙皇专制主义垮台之后很快便失去了立足之地。

六、西方自由主义与俄国自由主义的关系

自由主义精神既然是一种与专制、极权对立的尊崇人性的自由精神，因此，在专制制度、农奴制、东正教三位一体的俄国，从根本上来说，自由主义精神是极其贫乏和薄弱的。毋庸置疑，俄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是伴随着俄国西化进程而来的，是俄国西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西方自由主义的许多政治观念的思想渊源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但其成熟却在17—18世纪。这时的俄国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很落后，俄国人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因循守旧、保守思想十分浓厚。因此，当自由主义最初在欧洲及北美不断扩展、弥漫的时候，俄国人仍津津乐道于其具有天然集体主义精神的村社及基于村社之上的形形色色的文化价值。

但从17世纪开始，俄国就将目光转向了西方，向欧洲学习成为越来越多的俄国人的共识。其间彼得一世的改革成为俄国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肇始于彼得一世的改革，先是促使贵族，后来是知识分子，成为俄国欧化的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对他们来说，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是榜样，而正是这些有着亲西方情绪的贵族和知识分子后来成为俄国自由派的主要成分。作为正统的资产阶级文化，自由主义被认为是西方文明世俗形式的最高体现。这对于此时一心欧化的俄国来说，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股浪潮的冲击。正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后，西欧的自由主义作为西欧文明的载体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东渐俄国，成为俄国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文化对俄国的第二次大冲击是19世纪上半叶。在1812年反对拿破仑战争中，一些俄国贵族军官参加了国外的远征，受到西欧民主思想的影响，对国内的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极为不满。回国后，他们成立秘密的革命组织，企图按照西方的方式来改造国家。虽然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以失败告终，但亦敲响了俄国自由主义革命运动的钟声。

西方文化的核心就是强调人的个性、人的价值和权利，宣扬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由主义人文精神。这种西方异质文化的个人主义必然与俄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体主义发生碰撞与冲突。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思想界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论争，归根到底是两种文化矛盾冲突激起的反响。其实，无论是西方派还是斯拉夫派，他们都是俄罗斯国内面对欧洲文明产生的两种传统思潮的延续和继承者。

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心理和思想情绪在各种合力和离心力的作用下，会趋向一致，追求逻辑规律性和自我表现，其典型形态就是形成志同道合的政治团体。正是在“欧化”的旗帜下，在反对“粗暴、野蛮、贿赂以及其他‘俄国’农奴制的残余”的基础上，自由主义的政治派别在大改革前夕正式形成。而以1861年废除农奴制为开端的大改革，无疑可以看作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俄国思想发展而引起的必然的社会变革，而大改革反过来又推动了俄国自由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尽管俄国自由主义与西欧自由主义一脉相承，但与西欧自由主义相比，俄国自由主义既有普遍性的特征，又带有自身历史进程的特点。

如果我们认为俄国自由主义是欧洲自由主义的某种变异，那么重要的是确定二者的相似程度。那些企图把界定西欧自由主义的标准照搬到俄国的人通常都会面临着一个同样的困境，就是难以用一个大家广泛认同的专业术语来囊括俄国各色各样的所谓“自由主义者”，有时甚至找不到一个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社团。所以在这里首先必须区分两种类型的自由主义：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西欧自由主义，另一类则是“不充分的”自由主义，其典型代表有西班牙、希腊19世纪20年代的自由主义和当代亚洲、拉丁美洲的自由主义，俄罗斯自由主义也属此类。这两种类型的自由主义有着重要的共同点和区别。第一种自由主义的特征体现在18—20世纪西方所特有的个人主义的世界观，由此产生了共同的目的和相似的斗争手段，力争建立一个在法治国家范围内保证个人最大限度自由的社会。但思想、纲领性要求和政治倾向的相似并非意味着所分析的自由主义方案本质上完全一致。显然，在西欧社会中存在的自由主义不会出现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第二种自由主义的特征与其说在于自由主义思想本身，不如说在于自由主义思想形成中的社会处境，它始终是发展中社会的少数人的运动。两种类型自由主义的大致区别决定了二者的社会基础不同。在欧洲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主体的资产阶级长时间作为积极的政治力量，而在俄国资产阶级产生晚、力量薄弱，自由主义的根基不深，它最主要的社会载体是贵族知识分子，故它与统治阶级和国家政权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君主专制国家的依赖性较大。“古典的”或“西欧的”自由主义模式的特点是社会成分和政治取向较一致，而“不充分的自由主义”内部温和的和激进的两翼分歧甚大，前者力图通过与现存的逐渐自由主义化的政府合作的途径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后者将推翻政府或激进变革作为改革社会的最重要的条件；前者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后者则是自由主义运动的异化。换言之，俄国的自由主义是以欧洲自由主义的变异形态即“不充分的自由主义”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不大可能在政治上发挥主导作用。

西方将同旧制度和封建制度斗争以实现民主理想的所有力量列为自由主义，因此各种思想家和活动家，从最温和的、最保守的到革命先锋队的代表均属于自由派行列。西方历史编纂学传统在认定自由主义左翼和右翼世界观有别的同时，未将二者对立起来，强调二者实现目的的手段不同（暴力的或和平的）但目的一致（取缔封建关系）。也就是说在西方，自由主义尽管也有保守与激进之别，但二者的相互关系在整体上具有更加积极的更替和互补性，虽然他们之间也有不少摩擦和矛盾。若将这种解释运用于俄国，那么它包括整个解放运动的历史（除马克思主义时期）。由此许多西方学者，首先是列昂托维奇将俄国的开明君主、启蒙主义者、十二月党人、部分官僚和19世纪革命者视为自由派。但问题是这些所谓的自由派之间的立场和主张大相径庭，激进与保守、左与右之间的分歧始终难以消弭，甚至相互敌视。故而与其说俄国和西方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和实质相同，不如说其思想、纲领和客观目的相同。

综上所述，俄国自由主义的产生是俄国对西方的感应和国内的变迁共同作用的混合产物，俄国“自由主义的总体模式具有互动性”。同时也应该看到，俄国自由主义形成过程中的这些特点，长久地影响了它日后的发展。俄国自由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先天不足性”，它的软弱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俄国自由主义作为主要由贵族知识分子构成的流派，有其特有的优点和缺点。优点是理论深邃，力图客观分析社会现象，文化素养高，充满道德的和法律的理想。缺点是脱离群众，孤立无援，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缺乏必要的政治灵活性。俄国自由主义在面对国家和所有阶级时显得软弱；对下层而言，它不易理解或不够激进，被作为“地主和资本家”统治的化身；对贵族而言，因其倡导取缔等级特权，过于激进而不被接受；资产阶级不接受它所提出的自由市场的口号，因为它经不起外国资本家的竞争，只能靠垄断生存；最后，以执政官僚为代表的国家本身非常保守，不会全盘接受自由主义取向的改革。上述情况有力地证明，西方含义上的“自由主义”难以运用到俄国。一言以蔽之，与西欧相比，俄国的自由主义作为独立的社会学说和政治运动并未得到显著发展。

第二章 俄国自由主义的萌芽与开端：政府自由主义

彼得一世的改革被称作俄国近代史的开端。彼得一世在俄国史上的最大功绩是将欧洲文化引进俄国，从而为西欧的先进思想包括自由主义思想东渐俄罗斯创造了条件。到18世纪下半叶，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等欧洲大陆的君主们共同推行“开明专制”。作为一种治理模式，自由主义被俄国君主们首先引进了俄国。此后，由专制政权进行自由主义改革成为俄国一种周期性、规律性的现象。

一、彼得一世改革开启了俄国欧化的新时代

17世纪以来俄国转向西方的努力，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做了准备。彼得即位以前，俄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或文化教育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欧一些国家。亲历西欧社会后，彼得一世为那里先进的文化所折服。为了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彼得一世秉其雄杰的权威人格，以霹雳手段，输入西学，在政治、社会、经济、技术、文化、教育、行为、习俗、日常生活等一切方面改造他的国家，欲使俄国一夜之间“脱胎换骨”。

随着彼得改革的进行，俄国资本主义萌芽加速发展。俄国工业史上的“工厂手工业”时期，正是从彼得一世执政时期开始的。当时的工厂手工业有三种基本形式：使用农奴的官营手工业企业；私营的，主要是商办的工业企业；贵族的世袭领地工业企业。虽然与西欧相比，这些手工工场还是比较落后的，但到18世纪初，俄国手工工场作坊内部已经有了分工，而且有不少手工工场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到彼得一世执政末年，俄国有200多家较大的工业企业，其中以冶金业的成就最大。同时彼得一世采取一些重要措施来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也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变俄国文化教育方面的落后状态，如开办各种专门学校和军事学校，建立俄国科学院等。

毋庸讳言，彼得改革包含着尖锐的矛盾，主要是彼得一世的改革，不是为了扩大人民的自由和主动性，相反却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专制和农奴制色彩。彼得改革虽然从模仿西方开始，但问题是彼得“卵翼下的小学生们”主要是从直接和实际效用的观点来看待启蒙运动的，他们向西欧学习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在本国增加各种技术知识的储备。彼得虽然要求俄国人“模仿自由的人们”，但当他“希望他们在发展科学和艺术的道路上迅速前进时，却束缚了他们”。

在彼得一世欧化改革中所出现的这些矛盾长久地影响着俄国社会政治的发展，它们实际上反映了俄国近代化道路的基本特点，形成了俄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独特模式。比如国家的强大保证了它的独立与自主，专制制度的强化延缓了封建农奴制关系的危机，而俄国社会经济所发生的非同寻常的变化，也为俄国未来向自由的经济关系过渡提供了可能，尤为重要的是彼得一世所发动的这场来自上层的革命破坏了俄国的传统，打开了通往西欧的“门户”。大臣格•伊•戈洛夫金在致彼得的贺词中吹捧说，彼得使俄罗斯人“从愚昧无知的深渊登上了世界光荣的舞台”。

总之，在经历了数百年的东方化发展以后，俄国终于迎来了自己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时期，彼得一世的改革为俄国打开了面向西方的门户。随着彼得改革的渐次推进和向纵深发展，俄国西方化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西方文化逐渐滥觞于俄国大地。

二、叶卡捷琳娜二世开明专制下的政府自由主义

在俄国向西方学习并试图赶超西欧国家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不能不对俄国社会产生影响，除了经济、贸易、技术等这些俄国君主们最羡慕并加以限定的内容外，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就是在同西方交往的过程中带来了文化的交流和冲击，首当其冲的是皇族成员和贵族集团对法国的“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此，法国的启蒙思想水到渠成首先被俄国的上层“有教养者”引进到了俄国。启蒙思想东渐俄国，不仅促进了俄国社会思想的成长，而且推动了俄国沙皇政权统治思想和形式的变化，接受并实行开明专制即是其最明显的表现。开明专制以官方认可的方式使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进入了俄国的社会意识。在推行“开明专制”的沙皇中，叶卡捷琳娜二世被推到首位。在相当浩繁的作品中，她的著名的“敕令”赢得了最多的赞颂。一般认为，正是她首先在俄国自觉不自觉地传播自由主义思想。在此后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俄国便一直沿着“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缓慢演进。

叶卡捷琳娜二世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家庭，她的出身使她对西欧启蒙思想颇为熟悉。继位后，她一度想把流行于西欧的“开明君主专制”嫁接到俄国封建社会中来。从形式上看，她的“开明专制”具有自由主义性质。在其执政前期，她按自由主义精神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例如放宽对工商业的限制、限制教会势力如没收教会和修道院地产，并以法律形式肯定宗教宽容、禁止刑讯、减轻刑罚，在地方管理方面尝试分权原则、取消专卖制度、创立“自由经济学会”等。

叶卡捷琳娜二世“开明专制”的最鲜明表现，是1767年召集的新法典编撰委员会以及为这个委员会发布的圣谕。圣谕绝大部分系抄袭西欧启蒙哲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著作，“充满了孟德斯鸠、贝卡里亚、狄德罗等伟大思想家和高贵心灵的精神”。

新法典编撰委员会是一个具有立法会议性质的机构，其代表部分由中央机关和教会派出，但主要由贵族、市民、国有农民、哥萨克和非俄罗斯民族选举产生。新法典编撰委员会的596名代表带来了1465份委托书，在委员会中为自己所代表阶层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呼吁、辩护。委员会宣读了圣谕以后，开始讨论贵族的权利，然后讨论城市市民的权利。法典委员会委员谢尔巴托夫（Щербатов）公爵在发言中指出，必须开导工厂主，尽力把工厂所属工人“逐渐解放为自由人”。布里克涅尔为此评价道：尽管这位雅罗斯拉夫尔贵族的代表，在委员会里没有起到像米拉波在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上所发挥的那种作用，“但是他在那里表现为自由主义原则的拥护者，人道主义的辩护人，高尚的思想家、慈善家”。

虽然说“委员会不仅不曾完成它的全部事业，不仅不曾制定出任何一部分法典，甚至在历时一年半的两百次会议中，连代表们的委托书都未念完”，但是委员会对于叶卡捷琳娜往后的立法活动，还是发挥了重大影响。1768年，叶卡捷琳娜二世设立了最高宫廷会议，作为女皇讨论最重要的法律和国家措施的咨询机构。她甚至宣称她的统治是为了谋求“全民利益”和“普遍福利”，大谈“一切公民的平等就在于对他们适用同样的法律”；声称要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使参政院成为“法律的库房”，并对司法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叶卡捷琳娜二世虽然完全轻视委员会里为数不多的农民代表的要求，但她在1785年发给贵族和城市的特权状，却可以看作是对贵族和城市代表请求的直接正面答复。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承认委员会的召集导致了颇为重大的实际结果。

不可否认，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前期所进行的有限改革中，可以很清晰地见到西方自由主义的印迹。诚如叶利谢耶夫（Елисеев）伯爵在《敕令》刊布一百周年纪念时，在激进派的《祖国纪事》报上所言：“《敕令》公布之日是我们真正开始欧洲生活，从内部靠拢欧洲文化之日。在这一天，俄国人第一次获得称为公民的权利。”正如列宁所恰当指出的那样：“实行贵族杜马和贵族制度的17世纪的俄国专制制度就不同于实行官僚政治、官吏等级制和有过个别‘开明专制政体’时期的18世纪的专制制度。”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反映在《论手工工场》的笔记和她就其中的一些问题所作的96个注释中。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健康的经济发展具有自然的、自发的性质，政府的原则应该是既不禁止，也不强制。在经济政策上，叶卡捷琳娜主张废除专卖制度，允许自由开设工厂等。除了主张经济活动自由和解放个人主动性外，叶卡捷琳娜二世还赞成私有财产的原则。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65年设立了自由经济学会，让地主们讨论农业问题。这个学会出版了多种期刊杂志，提出了改进耕作制度、种植新作物和采用改良农具等建议。

毋庸讳言，开明专制的目的是通过扩大贵族特权，维护农奴制度和贵族专政，并对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和农民做某些让步，使贵族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贵族的地位明显加强，1785年颁布的《俄国贵族权利、自由和特权诏书》从法律上确定了贵族是俄国的特权阶层，最终使贵族能够不再承担国家义务而享有一切特权。与此同时，叶卡捷琳娜二世也给正在形成过程中的资产阶级一部分特权。根据1775年3月28日的诏书，拥有500卢布以上资本的商人，免缴人丁税，而征收1%的资本税。1776年，商人获得了免服军役的特权，并取消了经营工商业的一切限制。对此，卡拉姆津赞道：“如果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俄国时代加以比较，我们当中几乎任何人都会说，叶卡捷琳娜时代是俄国公民的最幸福的时代，我们当中几乎任何人都愿意生活在那个时代，而不是别的时代。”“叶卡捷琳娜使君主专制消除了暴政的杂质。”当然，这里所谓的俄国公民，自应理解为俄国贵族，农奴显然是被排除于这个概念之外的。这使得她的观点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在表面上是接近的，而在深层却是有本质差别的。尽管如此，她解放贵族的举措仍不失为一大进步，因为在此之前，俄国还不存在自由的人，甚至贵族也只不过是以与农民不同的形式而成为国家的财产。事实上，贵族确实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生活得好些，大部分贵族认为他们已摆脱暴政。为此，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诗歌中被颂扬为“贵族的女皇”。

虽然诚如米留科夫所言，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伏尔泰精神散发着更多的轻薄的摄政王时代、而不是路易十六时代的气味”，用布列特勒的话说，则是“伏尔泰的女弟子”只要看到哪怕是极小的危险，足以使她丧失她敢于夺取的东西，她的自由主义的本能，便会立即销声匿迹，但这种极端对立的表现与其说是反映了女皇的虚伪，不如说反映了她思想上的矛盾或者说反映了资本主义文化同封建农奴制文化的冲突。整体上来看，她实行的开明专制对俄国社会、特别是对俄国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是俄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此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终究在蒙上一层官方的、贵族的色彩之后被接受，“政府自由主义”逐渐成为俄国政治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事实的客观后果，是使农奴制思想体系受到严重威胁，自由主义思潮及其社会运动，逐步演变为沙皇政权的对立面，这虽非这位“开明君主”所愿，但不可否认，是她的开明专制开创了俄国政府自由主义的先例。

三、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的官方自由主义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俄国得以传播的自由主义思想，到19世纪初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已经成了当时俄国社会的一种时尚。被有的学者称作“俄国政府自由主义之父”、“俄国政治自由主义的实际奠基人”的亚历山大一世，从小受的是良好的纯自由主义的西欧式教育，在即位之初他仍真诚地信奉自由主义思想，并在国内推行政府自由主义。与此同时，亚历山大一世任用有强烈自由主义思想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斯佩兰斯基以法国为榜样进行改革，公开宣布他打算废除俄国的农奴制、赋予俄国以宪法、实行三权分立等自由主义意向。

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登上了皇位。他自幼受到共和主义者拉加普的教育和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开明专制”的影响，曾读过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的著作。亚历山大一世害怕革命，他认为要避免革命，必须对内政作某些改革。在他还是皇储的时候就曾写信给拉加普说：“给国家以自由，不再使它成为某些疯人手中的玩具。”他认为这是他即位后的任务。在即位之后，他宣称要“按照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法律和心愿”来治理国家，他立即恢复了贵族的一切特权，释放所有被其父流放和监禁的贵族，撤销对外国货物和书籍入口的禁令，允许到外国游历，并下令废除肉刑和秘密警察。而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的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老臣如沃龙佐夫、扎瓦多夫斯基等人则建议他不仅要重新确认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精神，还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接受其中的自由主义原则。

亚历山大一世周围还有一些“亲英派”贵族青年朋友，如柯楚别依、斯特罗甘诺夫、诺沃西里采夫、恰尔多雷斯基等。他把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国家改革草案秘密委员会”，议论关于“公民权利、自由和所有制”问题，为改造国家拟定方案。秘密委员会认为，必须使俄国适应“时代精神”，但目前实行立宪制度尚为时过早，因此，第一步是要对“丑恶的帝国行政大厦进行改造”，然后“以适合真正民族精神的宪法”来完成新的制度。1802年，根据秘密委员会的计划，以欧洲国家的政府形式为样板对国家机关进行了改革。成立了8个部代替原来的院（委员会），由各部大臣组成大臣会议（大臣委员会），亚历山大亲任主席。参政（元老）院被改组为帝国的最高司法机关，成为“法律的保护者”，负责监督“公共秩序与安宁”，并被授权发布皇帝赦令。

同时亚历山大一世政权开始着手解决农民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亚历山大一世在他统治初期，曾号召贵族解放农民。”1801年11月，秘密委员会审查了海军上将莫尔德维诺夫提出的方案。莫尔德维诺夫认为，农民状况的改变只能逐渐地、不剧烈地进行，解放农民的问题可由贵族自己提出。作为第一步，可以给予非农奴以购买土地的权利。秘密委员会采纳了这个意见，同时还决定不再对贵族赏赐土地和农奴，禁止做买卖农奴的广告。同年12月，由沙皇颁布法令，允许商人、市民和国有农民购买无人定居的土地。1803年2月，根据少数贵族的要求，又颁布了关于自由农民的法令，允许地主单个地或整村地解放农奴，但农奴必须交纳巨额赎金才能获得自由和取得份地。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全国共有47 153名男性农奴（不到农奴总数的0.5%）获得解放。

在亚历山大一世执政初期的改革中，还建立了新的学校制度，规定开办三种学校：中等学校（四个年级），县立小学（两个年级），教区小学（一个年级）。并为了领导教育事业，专门设了“国民教育、少年教育、普及科学部”。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在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取得了长足发展。19世纪初，大学只有两所，一所是莫斯科大学，一所是杰尔普特大学。到1805年在喀山、哈尔科夫和维尔诺也成立了大学。1819年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改为大学，还成立了皇村高等专科学校。1804年政府允许大学自治，由教授会议领导学校，校长和系主任由教授大会选举产生，学区的一切学校管理和书刊检查均由大学执行，大学有权授予学位等。在这种条件下，大学很快成为自由主义思想的滋长之地，中央师范学院开办不久就以“自由思想”闻名，而专门培养贵族青年精英的皇村高等专科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中就有普希金和许多十二月党人。

亚历山大一世时期，由于思想界较为自由开放的气氛和推崇自由主义的时尚，自由主义思想在上层官僚中有了很大发展。19世纪初，俄国翻译出版了许多西方自由主义学者的著作。在俄国上流社会中，西方自由主义者的作品流传甚广，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也可以看出，边沁、亚当•斯密等人是最时髦的作者。越来越多的开明官僚在谈论如何实现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的问题，莫尔德维诺夫和斯佩兰斯基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位，从而开了俄国官僚自由主义的风气之先，其实质是政府自由主义的一个变种。

莫尔德维诺夫伯爵，出身豪门，是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俄国著名的国务和社会活动家，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追随者和鼓吹者，曾任海军部大臣，国务会议所属国家经济厅主席，1823—1840年还担任自由经济学会主席。1826年，他是唯一拒绝在十二月党人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的最高刑事法庭成员。

莫尔德维诺夫曾在18世纪70年代旅居英国，其时适逢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出版。此书对莫尔德维诺夫影响很大，促使他更广泛地了解西欧自由主义流派及其作品。在此过程中，他与边沁、亚当•斯密等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建立了密切的私人联系，常有信件来往。

莫尔德维诺夫追随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尤其崇拜边沁的学说，他“最先提出了在俄国建立公民社会的设想”。对于俄国面临的问题，莫尔德维诺夫主张，不但要给贵族、而且也要给其他阶层以公民权利，首先是土地私有权。他指出，私有权是“第一块基石”，没有它就没有法的坚定性，因此，政府首先应该以立法形式正式承认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在担任国务会议所属国家经济厅主席后，他首先采取措施放宽了对商业的限制。他认为个人不应该依附于国家或为国家做出牺牲，因为真正的社会与所有单个的人是不可分割的。为了解决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争执，可以实行特别民事法庭的制度。他提议由政府偿还所欠的国内债务，以便使人们相信国家不会运用政权力量破坏私人利益。

莫尔德维诺夫很清楚，公民自由和私有权原则是不能够仅仅以君主的善良愿望为保证的，“一个君主无限的意志把一切东西给了人们，但另一个君主同样无限的意志能把它再要回来”。在这种情况下，以法律形式肯定私有权只是在实现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方面走出了第一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应该使俄国向立宪的治理方式过渡，利用政治自由这一手段逐渐解放农奴。他坚信，俄国首先需要的东西是政治自由，只有利用这一手段才能争取公民权利的实现，才能逐渐地解放农奴，给予他们以自由人的地位。

在社会生活方面，莫尔德维诺夫对于城市自治、司法制度、国民教育、医疗服务、公共文化设施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的许多建议对后来1861年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地方自治改革。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把1861年改革看作是对莫尔德维诺夫设想迟到的落实。

概括地说，莫尔德维诺夫把实行立宪制度放在优先于解放农奴的位置上。在当时的俄国条件下，这个主张的实质就是建立一个贵族代表机构来分享君主的权力，并以此作为农奴解放的前提。这种意见受到了一些贵族自由主义者如成为十二月党人的尼•屠格涅夫等人的反对，因为他们主张，在俄国实行宪法还不到时候，首先应该通过专制制度来解放农民。关于究竟是先实行政治自由（立宪），还是先实行公民自由（解放农奴）的争论，反映了当时俄国自由主义思想所具有的贵族特征。无论哪种愿望，都只是体现了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影响的先进贵族的愿望。由于俄国社会还没有造就出能够实现自由主义目标的力量，这些贵族自由主义者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或者依靠沙皇，或者依靠贵族。

如果说莫尔德维诺夫的思想中存在着一定的立宪倾向，那么斯佩兰斯基则比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立宪方案。斯佩兰斯基是一个从日常生活到思想意识都很欧化的官员，他对西欧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十分熟悉，深知法国启蒙学派的思想，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1807年。他被任命为内务大臣。在1808年陪同亚历山大一世去爱尔福德与拿破仑会谈时，被拿破仑称为“俄国唯一有头脑的人”。

斯佩兰斯基希望以法国为榜样，对俄国的国家制度进行“大刀阔斧”、“一针见血”的改革，从而消除革命的危险。在1802—1803年，斯佩兰斯基就着手编撰关于国家管理制度改革的草案。他宣称，法律在专制君主面前应居于首位，政权应服从法律，应召集等级代表会议来制定“根本法”。1803年，他发表了《俄国政府和司法机构组织草案》。在这个文件中，他把国家管理分为五个部分：警察、军队、法庭、对外关系、国家经济。他主张专制政治必须让位给“真正的君主制”——立宪君主制。但是，他认为，当时俄国只能向这种制度靠近，不可能并且他本人也不希望立即向这种制度转变。

1809年秋天，斯佩兰斯基根据亚历山大一世的指示拟就了一部名为《国法通论》的国家改革方案。这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改革计划，其基本思想是企图使封建君主专制适应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关系。主张由最高政权赐给俄国人民一部宪法，使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在立法方面，成立类似于上议院的国务会议作为沙皇的咨询机构，其成员由沙皇指定；同时成立类似于下议院的国家杜马作为反映人民意志的立法机构，其成员由乡、区、省逐级选举产生，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受财产资格限制而不论其阶层。任何法律不经过国家杜马和枢密院通过不得实施。在行政方面，沙皇代表最高政权，成立大臣委员会，国务会议审查经沙皇同意提交国家杜马讨论的法律草案，省、区、乡设立管理委员会。司法方面的最高机关为参政院，建立各级法院。同时方案规定，一切领域的最高权力最终都集中于皇帝。斯佩兰斯基没有公开提出解放农奴的要求，只希望农奴能有“人身自由”。在草案上他这样写道：“一个文明的重商民族，可以长期停滞在奴隶制度之下，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先例。”根据斯佩兰斯基的建议，沙皇在1809年颁布了两项敕令，规定宫廷贵族只是一种荣誉而不享有官衔的权利；晋级八级以上文官必须持有大学毕业证书或相应的考核证明。1810年1月13日（俄历1810年一月一日），成立了国务会议（枢密院），这是沙皇下属的一个咨询机构，一直存在到1906年。1811年，对中央各部的机构和管理进行了改革。与此同时，法典编纂工作也有很大进展，国务会议初步审议通过了民法典草案的前两部分。

斯佩兰斯基所设计的自由主义改革方案遭到了保守贵族的强烈抵制，他们不能容忍他那些类似于无套裤党人的作为，咒骂他是“恶棍”、“革命党”、“克伦威尔”，甚至说他是拿破仑的间谍，把他看作是导致灾祸的根源。亚历山大一世也开始担心大幅度改革会引起剧烈动荡，削弱专制制度的基础。于是，斯佩兰斯基在1812年3月被放逐到下诺夫哥罗德。

斯佩兰斯基宪政方案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方案本身是“为了使俄国走上法治之路，走上立宪政治和代议制之路”，如果照此实行，俄罗斯帝国将具有同西欧国家相似的外貌。但这张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样板的蓝图过于抽象，与当时俄国的实际相距甚远，当时的俄国显然还不具备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立宪制度的经济和社会前提。斯佩兰斯基的遭遇表明，正宗的自由主义是无法与专制主义并存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本质上与俄国农奴制宗法文化格格不入。但斯佩兰斯基所进行的改革试验毕竟反映了在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基础上改造社会的愿望，俄国“社会”开始苏醒。

毋庸置疑，亚历山大一世所推动的改革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性质。亚历山大一世甚至宣称，他要致力于保证“人民的自由和幸福”，打算取消农奴制度，建立“合法的自由的机构”，即实行立宪制度。可以说，这是对19世纪初“政府自由主义”的最好诠释。不过在亚历山大一世身上，新思潮的冲动与旧传统的惯性是经常交织在一起或交替出现的。亚历山大一世愿意进行有限的自由主义改革，但不允许损害专制制度。也许是在打败拿破仑后他在欧洲感受到了新文化的危险，也许是由于他担心俄国会走上法国的道路，他回到俄国后就逐渐远离并最后放弃了自由主义，推行警察统治，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恢复和加强贵族的特权地位。然而，新思潮的影响并不是倒退政策所能消除的，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动摇着传统的基础，呼唤着时代精神。

总体上来看，从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初期，俄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只是表现为西方自由主义学说对统治集团和贵族上流社会的某些影响，还谈不上是一种独立的社会思想流派，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未造就出自由主义的基础。由沙皇政权实行的有一定自由主义色彩的有限改革，其目的也不是为了改造社会，而只是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对已在衰败的旧制度进行修修补补。但是，官方自由主义在俄国这半个世纪的传播，为自由主义在俄国尤其是贵族中的传播和扩散打下了基础。

第三章 俄国自由主义的扩散：从贵族到知识分子

18世纪初，一股席卷西欧的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勃然兴起。这股浪潮很快越过易北河，波及东欧和俄国。当然，对于18世纪的俄国来说，具有这种启蒙思想意识的知识分子为数还不多。因为大多数人是满足于叶卡捷琳娜等君主的活动的，自由主义意识仅仅限于那些要求严格而又极为敏感的人们那里。这些人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但是这微不足道的少数，却走在前列，正是他们在孜孜不倦地为俄国社会思想探求新的道路。这些志同道合者主要集中在共济会和当时俄国唯一的大学——莫斯科大学周围。

一、俄国共济会与贵族思想者群体的形成

共济会最先产生于西欧，主要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教会和封建国家压迫的组织，是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跨教派秘密团体，一个以公益、互助为标榜的精英俱乐部和非官方组织网络，且入会手续繁杂，只传之于人数不多、限制极严的会友小组，具有浓厚的贵族性，因而对上流社会的人很有吸引力。由于共济会的“西化”和“精英化”两大特点非常适合俄国自由化贵族的胃口，而它的基督教救赎情怀又迎合了这些贵族的理想主义追求，因此共济会对俄国贵族思想异端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官方东正教神学的陈旧呆板，许多有教养的人感到教会已不能满足他们宗教上的需要，转而向别处寻求精神寄托，同时在“欧化”的大潮中，他们也非常渴望了解俄国之外的世界。故而18世纪初即“贵族解放”前后共济会适逢其时传入俄国，使那些不满足于醉生梦死的贵族找到了思想寄托，“在共济会中寻找自己的精神支柱是贵族加入共济会的重要原因”。起初参加共济会的很多都是波雅尔旧贵族，他们向往贵族制，怀念等级君主制时期波雅尔杜马的权利，后来一些不满于彼得一世宗教改革的贵族陆续加入，他们感觉在共济会中可以使被彼得一世世俗化而迷失方向的人“精神复苏”。加之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精神导师”伏尔泰是共济会成员的缘故，俄国贵族爱屋及乌，共济会在俄国得到很快传播。

共济会是俄国贵族当中第一批不是政权从上面硬塞给人民的自由团体组织，它可谓是18世纪俄国知识群体的思想中转站。一方面由于共济会在道德建构和哲学思想方面有自己独到的建树，它代表着“俄国宗教哲学的探索”，可以将之视为俄国贵族宗教意识的觉醒。同时共济会强调道德自律，入会者必须是具有道德约束力的贵族，必须有纯洁和革新自己内心的强烈愿望。俄国共济会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友爱”和“互助”，它主张通过人自身的道德修炼，最终使人类和社会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另一方面，共济会在俄国又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质疑、批判沙皇专制政权与官方教会的反对派角色，“很多共济会会员都是有名的启蒙思想家”。共济会也因此被称为“俄国知识分子的预备组织”，是孕育思想成长的母体。例如俄国讽刺杂志《雄蜂》、《空谈家》、《钱袋》的创办人诺维科夫1775年加入共济会，贵族反对派的领导人谢尔巴托夫是共济会成员，著名历史学家卡拉姆津是共济会成员，类似的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来，几乎可以说，“处在伏尔泰思想和宗教之间的岔路口上”的贵族都是共济会会员。

既有钱又有闲，现在又有了组织的贵族，终于找到了摆脱空虚的方向，他们出版地下出版物，散发手抄书籍，但最多的是进行翻译工作。1782年，莫斯科共济会开办了自己的“翻译神学院”，1783年，由诺维科夫在内14个共济会会员出资成立了“印刷业友好学术协会”，当时流行的西方启蒙学派和百科全书派的著作很快便被翻译传播。从1784—1791年的8年间，仅诺维科夫属下的一个出版公司就出版了554种图书。用普拉东大主教的话来说，“这些书是最有害的，伤风败俗和破坏圣教的。”很快，共济会的柏拉图式浪漫和神秘一下子就充斥了当时俄国贵族空虚的精神。他们认为，在共济会中能够与西欧的同行同步感受到解决精神空虚困惑的需求。在莫斯科大学贵族专修班中，这种需求像传染病般蔓延。

尽管俄国共济会会员并不想冒犯专制制度，恰恰相反，他们希望借助于专制制度来实现自己的计划，但为了实现与人为善和社会公正，俄国共济会主张缩小教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主张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和民族偏见，从而在共济会分会里，除了有关宗教课题的自由讨论之外，还进行自由的政治谈论。共济会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警觉，她想方设法对共济会进行限制。法国大革命后，叶卡捷琳娜二世与贵族的关系渐行渐远，公开的共济会的发展势头受到阻碍，但秘密的共济会组织则方兴未艾。更重要的是共济会由于它的神秘性和严格的组织性对于进行密谋是很适当的掩护和十分良好的学校，以至于“在俄国，任何一个秘密或半秘密组织的形成，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共济会那里借鉴了某些形式”。十二月党人中的很多重要人物如彼斯特尔、雷列耶夫等都出自共济会分会，并不是偶然的，以致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共济会，很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十二月党人起义。”

需要指出的是，共济会的启蒙工作是在贵族眼界的范围内完成的。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自18世纪末开始，俄国的贵族阶层中就出现了专制制度的反对者。当然，他们当中只有不多的人抛弃了贵族的观点，而比较坚决地转到当时西欧先进启蒙思想家所持的第三等级的观点上来。被称作“俄国第一位知识分子”的贵族思想家拉吉舍夫就是这样一位远远超出他同时代同胞的启蒙者，他率先对俄国专制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抨击。

拉吉舍夫把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直接联系起来，指出专制制度保护达官贵人、世袭大地主的利益，在国家管理机关里和法庭上统治着农奴制的秩序。他在翻译法国启蒙学者马布里的著作时，对“专制制度”一词做了如下解释：“专制制度是最违反人类天性的一种状态”，并且指出，如果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反对人民，人民就完全有权把他当作罪犯来审判：“如果我们将我们的权利和自然权利的一部分分给法律，那是为了利用它来谋求我们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我们同社会是订立了默契的。如果这个默契遭到破坏，那我们就解除了所负担的责任。君主的不公正使人民——他的法官——得以对他行使同审判罪犯一样，乃至更多的权力。君主是人民社会的第一个公民。”

他谴责并主张消灭农奴制度，说它是无视天赋的人人平等的权利的现象。在他最著名的作品《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序言里，他写道：“我环顾自己的周围，我的心已为人类的痛苦刺伤。”他揭露地主对农奴的欺凌：“贪婪的野兽，贪得无厌的吸血虫，我们给农民留下的只有拿不走的空气。是的，只有空气。”“就对农民的关系来说，地主就是立法者，法官，判决的执行者；原告可以随心所欲，被告不敢口出一言。”为此他呼吁直接使用暴力的方式去否定俄国的传统与现实，建立一种新的社会。

拉吉舍夫酷爱自由，视自由精神如同上帝。他主张宗教宽容、减轻刑罚、改善诉讼程序并使之人道化。在亚历山大一世即位的头一年，拉吉舍夫便起草了一个以自由平等——即一切人不论地位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为基础的国家改革计划。尽管他的这个计划遭到了拒绝，但这并不妨碍他思想的深邃和影响的广泛，19世纪解放运动的两大流派——革命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的根源。

二、俄国早期贵族自由主义的丰碑—十二月党人

西方文化对俄国的第二次大冲击是19世纪上半叶。1812年卫国战争的胜利，大大促进了俄国社会意识的觉醒。爱国主义的高涨，必然导致进步的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和祖国前途的关心。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

伴随着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西方正统的资产阶级文化——自由主义——对俄国的冲击出现了高潮。随军远征的青年军官，亲眼目睹了一个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新世界，感受到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受到法国大革命余风和欧洲革命运动的熏陶，呼吸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空气，顿觉眼界大开。在那里他们为俄国找到了参照系。同先进的资本主义的西欧相比，他们痛切感到自己国家的腐朽落后和进行社会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从而更激发了为祖国和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的决心和热情。一位军官写道：“通过与法国自由派接触，我国的军官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们的思想方法，也开始热衷于代议制机构。现在，他们因自己的国家仍处于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而羞愧难堪。”回国后，这些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即组织秘密团体，展开革命活动，寻求变革道路。所以，十二月党人别斯图舍夫称卫国战争是“俄国自由思想的开端”。一言以蔽之，拿破仑的战胜者回来后却成了精神上的被征服者。

战后的俄国处在躁动不安之中，“总之，每个角落都可以碰到心怀不满的人；在大街上，人们耸耸肩膀，到处低声私语。都说，这到底要弄到什么样的境地呢？”与此同时，新的革命风暴又席卷欧洲，“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到处发生的是同样一件事……改革的精神，时代的精神，可以说，到处使人心潮澎湃。”在这种形势下，贵族阶级中的进步人士开始意识到，经过大的战乱之后，政府要按照原来的方式使千百万俄国人俯首听命地服从统治已经不可能了，必须对内政作某些必要的改革。于是，作家和诗人们经常聚会，议论文学和哲学，也针砭时弊、宣传自由平等，并且力图为俄国勾画出未来。远征归来的优秀贵族军官们更是坚信，自己的使命是实现社会变革，在俄国建立起西方式的制度。为此，从1814年起至1820年，他们相继成立了一批秘密组织。

引人注目的是，在十二月党人成立的秘密组织中，酝酿着改造俄国的纲领，在诸如彼斯特尔的《俄罗斯法典》（以下简称法典）和穆拉维约夫的《宪法》的十二月党人文献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互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基本要求是效法西方国家，废除农奴制和封建等级制，他们认为“奴役制度和农奴状况的废除是临时政府的一项极其神圣的而又极其必须的任务”，“应该废除被称为高贵等级的贵族特权”，“不许在高贵的人和普通的人之间进行划分”，并用共和制或君主制取代沙皇专制制度，实现政治自由。

其中，十二月党人秘密组织南方协会的创始人彼斯特尔起草的《俄罗斯法典》宣称，俄国将在经过一次政变之后成为一个中央集权政体的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俄国人民不是任何个人或家庭的用具或财产，相反，政府倒是人民的用具，政府为人民的福利而建立，而不是人民为政府的福利而生存。”该法典指出，专制政体推翻后，应当宣告由临时最高行政机关实行专政。最高行政机关有三：最高立法机关——人民议会；最高执行机关——国家杜马；监察机关——最高会议。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全部属于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人民参加选举不受财产和教育程度的限制。人民大会将是行使立法权的一院制议会，由它选出的5人最高杜马行使行政权，共和国总统从最高杜马成员中产生。法典坚决要求消灭农奴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宣称：“一切人都是为幸福而降生，因为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仅仅把贵族等级称之为高贵的，乃是不公正的。因此，应该废除被称为高贵等级的贵族特权。”故该法典主张：废除社会阶层，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不受财产限制，享有平等权利；所有人都有信仰、言论、出版、迁徙、择业等自由和对于一切人的平等审判。关于土地问题，法典规定：农民应该连同土地一起解放，不要任何赎金。整体上来看，这不失为一部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

与此同时，十二月党人秘密组织救国协会和幸福协会的创建人之一、北方协会的领导人穆拉维约夫也起草了一个被称为《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宪法》的君主立宪的方案。它对专制制度给予了强烈谴责：“各民族和时代的经验证明，专制政权无论对统治者和对社会均是祸害。”同时它为沙皇保留了行政权，但立法权属于分为上下两院的人民议会，上院为最高杜马，下院为国民代表院。它也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享有宗教信仰、言论、集会、出版、迁徙等自由和权利，但选举权受财产资格限制。该“宪法”虽然主张废除农奴制度，但继续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穆拉维约夫宪法”的思想显得软弱无力，但毕竟提出了反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要求，故仍不失为当时的进步文献。

而准备在起义时公布的《告俄国人民宣言》更具体地提出了政治目标：“一、废除旧政府；二、成立临时政府，直到建立选举产生正式政府为止；三、出版自由，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四、任何宗教信仰都有举行仪式的自由；五、废除对人身的所有权；六、各等级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个宣言提出了广泛的资产阶级性质变革的措施，反映了大多数十二月党人的基本要求，是秘密协会长期酝酿、讨论的产物。在反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给公民以政治自由的问题上，宣言同彼斯特尔的《俄罗斯法典》和穆拉维约夫的“宪法”相呼应。总的来说，这个宣言比“穆拉维约夫宪法”激进，是十二月党人发动起义的旗帜。

毫无疑问，十二月党人的这三个反映他们政治观点的主要文件反映了他们思想的自由主义性质。虽然他们在有关未来国家制度的方案上有激进和温和之分，但在总的原则上是一致的，即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来改造农奴专制的俄国。如前所述，十二月党人的政治思想基本上直接来源于由法国革命弘扬的资产阶级政治自由学说。彼斯特尔在谈到自己思想转变时说：“我从君主立宪思想方式转变为革命的思想方式，最主要的是由于下列论题与见解的影响：——德杜-德-特拉西的法文著作对我发生了很强烈的影响。他证明：任何统治，如果国家的元首位置由一个人把持（特别是世袭制），都不可避免地总要成为专制政治。”十二月党人的经济思想则比较明显地带有亚当•斯密、赛依、西斯蒙第等人的理论痕迹。就此而言，十二月党人无疑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信徒。

只不过在有关实现目标的手段问题上，十二月党人的观点与当时欧洲的自由主义理论是有所区别的。在19世纪的英、法等国，自由主义者已放弃了有关可以采用任何方式争取天赋权利的主张，而希望通过温和的改良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十二月党人活动的舞台仍然是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俄国，在这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上，首先面临着破坏旧制度的任务。在十二月党人看来，现在的俄国就如同1789年前的法国一样，因此，只能以公开的斗争和革命的手段来完成这项任务，改变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这种观点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是一致的，十二月党人希望用法国革命的思想来实现俄国的1789年。

下面的事实也能证明十二月党人运动的自由主义性质：起义失败后，别斯图热夫在写给尼古拉一世的信中承认说：“我在口头上是一个超自由主义者，但这只是为了得到我的同志的信任。在内心深处，我是倾向于君主制度和温和的贵族政体的。”这个自白表明，十二月党人是把自由主义奉为基本原则和信条的。当时，沙皇政府和保守贵族也认为十二月党人运动是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卡拉姆津就认为，十二月党人是“我们那些失去理智的自由主义者的荒谬悲剧”。

十二月党人运动，是以先进贵族为主体的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运动，毫无疑问是俄国早期贵族自由主义的一座丰碑。但从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来看，十二月党人的自由主义又不同于此前的贵族自由主义。它已不是少数贵族在沙龙中议论的话题，不是对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某些观点的介绍和解释，也不是为装点门面或修补现存制度而利用自由主义。在十二月党人运动中，已经隐含着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早期形态。虽然十二月党人几乎都是贵族，有些甚至出身名门望族，但他们是贵族阶级的叛逆者，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的性质与贵族阶级很少有联系，相反，他们的纲领反映了俄国社会的大趋势，代表了正在形成中的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

十二月党人的事业，启动了俄国社会转型的“发酵”过程，他们的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俄国人。“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烈焰！”十二月党人亚历山大•奥多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用带手铐的手写成的著名诗句，形象地概括了十二月党人的历史功绩。如果说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发扬了他们的斗争精神，那么自由主义者则更多地继承了他们的理论观点。

三、19世纪30—40年代大争论中自由主义的初步分野

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以后，新沙皇尼古拉一世一方面加紧扼杀思想界的自由主义倾向与争论，“专制制度公然宣告，它与文明不能和睦相处”，并鼓吹把“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公式作为俄国的基本政治口号。对此亲历那个时代的巴纳耶夫写道，“十二月十四日事件后的反动势力是最可怕的，一切都平息了、呆滞了。”赫尔岑也感叹道：“1825年转折之后的停滞时期”，“社会的道德水平降低了，发展中断了，生活中一切进步的、强大的因素被铲除了。”但另一方面专制政府仍试图把欧洲文明的“优点”同贵族专制国家的现实结合起来，结果为这一时期俄国思想的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从而使得俄国思想界“在风平浪静的表面下，潜伏深处的活动在展开”。除了以斯佩兰斯基和莫尔德维诺夫为代表的官方贵族自由主义余波依然存在之外，俄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剧烈变动孕育着社会思想的新发展。尼古拉一世政府鼓励贵族青年进入大学学习，以便“结束由外国人对他们进行错误的家庭教育”的状况。但政府没有预计到，数年之后从大学生中不仅产生出“教会的忠实儿子、上帝和沙皇的忠实臣民”，同时也出现了无所畏惧的激进革命分子和坚持自由主义改革的反对派分子。恰如赫尔岑所说：“在这个屋顶和这个地基之间，一批孩子首先抬起了头，也许这是因为他们从未想到，这有多么危险。但是不论怎样，这些孩子惊醒了俄国，俄国开始思考了。”这些被1825年十二月党人革命所惊醒的孩子就是1830—1840年间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年轻思想家们，这群知识分子受冷漠，正是因为上有一个以钳制自由思想发展为己任的专制制度、下有一个沉睡于中世纪的黑暗宗教世界的农奴群体，知识分子夹在这两个都与自由思想为敌的阶级之中，其痛苦之剧烈也由此可见一般。但知识群体还是在这种恐怖的氛围中成长了。19世纪60年代，远在英伦的赫尔岑回忆道：“30年前，未来的俄罗斯仅仅存在于几个孩子之间，他们刚离开童年，还那么微不足道，不易察觉，因此可以在专制制度的铁蹄和土地之间的隙缝中盘桓发展，可是他们身上蕴藏着12月14日的传统，全人类科学和真正人民罗斯的传统。这些新的生命必然要成长，正如青草会在尚未冷却的火山口上顽强地蕃衍一样。”这些微弱的火光，正是俄国19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所引发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前的俄罗斯帝国思想界最活跃的时期是以莫斯科争论为标志的十九世纪40年代，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自由主义争论成为照耀19世纪农奴制俄国社会的一个亮点。”

1836年，被俄国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称为“第一位俄国历史哲人”的彼•亚•恰达耶夫在《望远镜》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哲学书简》，对农奴制度发出了尖锐的抗议。他认为，农奴制的存在是俄国生活中黑暗和可耻的污点，是国家进步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他大声疾呼：农奴制是“一条死路”，是“可诅咒的现实”。恰达耶夫的文章被赫尔岑比喻为“黑暗中的枪声”，震动了俄国思想界。恰达耶夫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表达了对俄罗斯祖国的热爱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以惊世骇俗的言论，彻底否定了俄国的历史和传统，激烈地反抗俄国生活，极其尖锐甚至极端刻薄地揭露和批判俄国野蛮、迷信和残酷的现实。恰达耶夫关于俄国历史的看法，成为后来著名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论的直接原因。

由于沙皇专制政权不允许公开的反对派言论存在，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交锋主要是以学术探讨的形式进行，他们之间的论战带有浪漫主义的气息，但从本质上来说，它绝非单纯的学术问题的争论，而是不同思想之间的交流与交锋，而非某些学者所断言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是思辨哲学和文学的性质，在很小程度上带有积极的政治和经济性质。”

在已有的文献中，一般都认为西方派由倾向于西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两股思潮而成，而斯拉夫派则是俄罗斯的文化保守派。但事实上，斯拉夫派对西方的了解并不在俄罗斯之下，斯拉夫派的领军人物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等人，都出身贵族，因而都有过游学西方的经历并熟谙当时西方的各种思潮和流派。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斯拉夫派并不是狂热的无原则的复古派，他们的主张实际上反映的是受到伤害的俄罗斯民族感情，是对彼得一世以来外国文化影响泛滥的一种反作用……改革必须同人民的精神传统和风俗习惯相符合，自上而下地进行”，他们“试图走一条独特的俄国式的发展之路”。反倒是公认的西方派领袖人物别林斯基与赫尔岑，在这场论战展开之前，对西方的认识基本上都取自书本，别林斯基直到1847年因病去德国疗养，方才知道西方的状况。从知识层面来看，这两派人物的观念则多有交汇之处，两派人物都能熟练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精神，并对西方启蒙之后的社会思潮了如指掌，“平等”、“自由”这些观念——两派人物都视如珍宝，所提供的只是方案上的不同。有些史学著作过于强调这两个派系之间的斗争，从而模糊了他们本质上的许多相似性。其实两派也是朋友，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恰如赫尔岑本人所说，西方派与斯拉夫派实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也就是说，尽管两派对俄国的过去与将来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但在政治上他们都是现存制度的反对派，他们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俄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两派中，斯拉夫派的观点保守一些，但它提出的一系列深刻问题也促使西方派去研究和思考。同时斯拉夫派与西方派都在想方设法拯救俄国，他们双方都不满俄罗斯的现状，都力求改革。当然，西方派与斯拉夫派在关于启蒙之路的途经上依然存在分歧，只是这场争论都是自由主义的内部争议。正是这一点，使19世纪40年代的争论得以在“态度的同一性”上展开，也正因此，使日后的分裂有可能发生。（二）俄国保守自由主义派别的先声：斯拉夫派

斯拉夫派作为俄国社会思想的一个流派，它代表的主要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的政治和经济愿望，主要代表人物有A•C•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A•И•科舍廖夫、阿克萨科夫兄弟、Ю•Ф•萨马林等，但它并没有统一的理论和纲领，只是在和西方派的争论中，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基本观点。事实上，“有不少内部矛盾的体系、流派、理论、观点、世界观，远不是一元论的……在它们内部一些思想和逻辑上相互矛盾的东西同时并存……俄国1861年前的斯拉夫主义就是这样的流派之一。”在评价斯拉夫派的性质时这一点尤为重要。“为了把俄国斯拉夫主义理解成整体的理论，必须分别对待它的‘反农奴制’和‘反资本主义’的宣传，对待它对俄国的‘过去’和‘现在’问题的解决”，要避免“将某些社会—文化现象在它的具体历史表达之外与阶级属性进行片面对比”的危险。

从总体上来看，斯拉夫派认为俄国的历史道路完全不同于西欧的发展，俄国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其中基于农村公社之上的东正教脱胎换骨，一跃成为俄国文化优越的保障。斯拉夫派的领袖人物、哲学家霍米亚科夫认为，东正教之所以优越于新教与天主教，是因为唯有俄国社会中存在符合神圣教义的“聚和性”。所以，“按照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来判断俄国，等于用矮个子的尺寸为高大汉子缝制衣衫。欧洲各国在许多特点上彼此相同；了解半个欧洲，便可按照这一半来判断另一半，一般说，错误不会多。但是对于俄国，不能用这种方式判断，因为它同它们毫不相像。”故而，欧洲各国人民能够于己无害地接受的那种自由对我们并不“适宜”。“我国农民不能忍受普鲁士的自由；德国的自由不会使他们的情况改善；法国的自由将使他们饿死；英国的自由会把他们推向死亡的深渊。”

斯拉夫派还以俄国传统的保卫者自居，他们认为一切灾难都是从彼得一世开始的：他移植西方的制度，抛开了俄罗斯古老的历史基础。由此得出结论：从纯洁、朴实的俄罗斯精神中可以找到哲学和艺术的源泉，找到俄罗斯的未来。但是，斯拉夫派并不是狂热而简单的复古派，他们的主张实际上反映了欧化进程中受到伤害的俄罗斯民族感情，是对彼得一世以来外国文化影响泛滥的一种反作用。他们虽然反对走欧化的道路，但并不意味着反对进步与文明，这批“文化程度高的自由主义地主团体”肩负着捍卫民族文化的资产阶级口号。尽管斯拉夫派的思想具有极其强烈的传统色彩，但是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或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欧式教育，同西方派一样受到当代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影响，因而杰尔查文说他们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团体”并非空穴来风。之所以有人认为“不管斯拉夫派在准备改革时期把自由主义的空话说得多么响亮，他们终究是农奴制维护者的直接盟友”，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单纯从阶级出身出发，而没有看到在大改革前夕一些比较开明的贵族地主和自由派立场的接近。

斯拉夫派观点的核心是“公社原则”。在他们看来，俄国的农村公社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从远古遗留下来的“整个俄罗斯历史的基石和根源”。但斯拉夫派并非如其争论对手所指责的那样主张维护农奴制，相反，村社“乌托邦没有阻碍他们成为农奴解放的热心拥护者”，他们有时甚至比一些西方派成员更加坚决地主张废除农奴制，在他们看来，农奴制度是违背人民意志的罪过，应该解放农民以推动国家社会经济的进步，因而他们的改革方案中并不比西方派方案中的资产阶级成分少。只不过在他们看来，农奴制是彼得一世时代的产物。斯拉夫派对彼得一世的政策持否定态度，说它中断了俄罗斯有机的发展过程，引进了西方瘟疫，导致了农奴制的确立、沙皇与“庶民”的对立以及上下层的分离。如果注意到彼得一世改革所包含的矛盾，那么可以认为，斯拉夫派对彼得改革的抨击和对古罗斯传统的留恋本身就包含着对18世纪以来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不断强化这一事实的否定。他们激烈抨击农奴制的罪过和尼古拉一世专制政权的警察统治与官僚机构，主张通过改革来摆脱这种违背人民意志的罪恶，只不过认为这种改革必须同人民的精神传统和风俗习惯相符合，自上而下地进行，并从理论上论证俄国革命的不必要和不可能。他们希望舆论自由、重建缙绅会议、逐步解放农民；并且主张知识分子要接近人民，认为“离开人民的土壤没有基础，离开了人民就没有任何现实的、有生命力的东西，而任何善良的思想，任何在根源上没有同人民的历史土壤相联系，或者没有在本质上是从这种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机构，是不能结出果实的，而且还会变成一堆废物”。

可见，斯拉夫派的思想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既有作为地主农奴制度思想体系的成分，又明显地受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已经展开的资本主义发展前景促使他们与资产阶级联盟”。“无疑，按自己的阶级本质来说，斯拉夫主义是地主的理论。实现40—50年代斯拉夫派的实际社会经济纲领的客观结果是农业按照普鲁士道路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的加速发展资本主义……这样的结果并不与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但苏联学术界曾在很长时间内把斯拉夫派的理论同官方人民性和农奴制思想体系混为一谈，现在看来，显然不太客观。从文化意义看，斯拉夫派的观点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俄国宗法保守思想的混合物。从政治角度看，斯拉夫派的理论植根于十二月党人世界观形成的那个年代，只不过他们是贵族反对派，而非贵族革命家，斯拉夫派用保守理想论证了温和改革的必要性，正好表现出19世纪40—50年代的贵族自由主义的特点。但他们又比传统的贵族自由主义大大前进了一步，确切地说，他们处于贵族自由主义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转化的过渡阶段，起着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在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的外衣下，他们的思想在本质上是自由主义。概而言之，斯拉夫派是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保守的贵族思想的混合物，是俄国保守自由主义的先声，他们的继承者后来大多成为俄国自由主义阵营的右翼。对此，沙皇政府也很清楚，认为斯拉夫派的主张是对专制制度的威胁，“在政权眼中他们是自由派”，并下令禁止斯拉夫派组织的化妆游行，禁止他们创办杂志和宣传自己的观点。一些著名的斯拉夫派活动家受到特务机关的监视，萨马林、И•阿克萨科夫等人还曾遭到逮捕和审讯。当现实粉粹了斯拉夫派关于重建田园诗般的宗法关系的天真幻想时，许多斯拉夫派分子纷纷走上了主张实行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制度的道路，从而使斯拉夫派具有更加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三）俄国激进自由主义派别的先声：西方派

与斯拉夫派相比，西方派是一些更为激进、更为欧化的俄国知识分子，其中既有贵族，也有平民。前者如季•尼•格拉诺夫斯基、康•德•卡维林、И•C•屠格涅夫、安年科夫、В•波特金、叶•科尔什等，后者如别林斯基等。至于赫尔岑，争议则较大，以往通常把赫尔岑划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但以赛亚•柏林却谓赫尔岑“最耿耿持恒的目标，是个人自由的保证”，从而把他看作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之最伟大心魄之一”，目前人们更多地倾向于认为赫尔岑综合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他的“农民社会主义学说”既是“斯拉夫的”，又是“西方的”。

针对斯拉夫派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观点，西方派则表明了俄国近代发展的资产阶级观念，他们不承认俄国文明和命运的独特性，认为俄国与西欧没有任何基本的不同，“一切差别仅仅在于以前的历史条件，而目标、任务、志向、今后的发展道路都是一致的”。俄国的弱点在于国家落后，所以俄罗斯唯有学习和仿效西欧，走西方文明发展之路，才能迎头赶上，从而改善俄国的地位。他们相信，西欧是“我们在公民发展道路上的老师”。但他们大多不是西方的盲目崇拜者。在他们看来，他们之所以主张学习西方主要在于借用外国的经验，这不但不会妨碍俄罗斯独特性的展现，相反还是展现其本民族独特性的必要条件：“有极高的发展能力的民族只有在实现掌握了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才能够展现出自己的东西。”何况俄罗斯在融入“全人类生活”时，俄罗斯人仍旧还是俄罗斯族的斯拉夫人。

西方派对俄国村社的看法与斯拉夫派也不同，认为村社的直接任务是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并强迫他们纳税服役。同时，西方派高度评价彼得一世的作用，认为是他把落后的俄国推上了欧洲发展的道路。西方派认为斯拉夫派的理论不是号召人民向前，而是向后，朝向那些落后的、早已过时的习俗和制度。

在对待俄国现实的问题上，西方派同样反对用革命的方式向资本主义过渡，而主张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方式来废除农奴制度、限制专制政权、实现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他们害怕人民运动，从而把改变现状的希望寄托在沙皇政府的“明智”上面。

总之，西方派力主吸收西方文明的成就以促进俄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视为理想社会制度，大肆鼓吹当时西方自由主义学者的政治经济理论和学说，赞赏资产阶级民主，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这些思想在俄国的传播。他们对西方经验的吸收、解释和宣传，对于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成熟具有重大意义。他们的要求反映了那种力图使俄国更全面、更彻底地欧化以加快其发展的愿望。

毫无疑问，西方派是自由主义派别，只不过相对于斯拉夫派的保守而言，他们的理念和主张显得更为激进而已，他们崇拜西方文化，赞赏西方民主、自由，向往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换言之，他们表达了俄国将来发展的资产阶级观念。如果把斯拉夫派看作是俄国资产阶级保守自由主义的先声，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西方派视为俄国资产阶级激进自由主义的先声，尽管这两个派别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派别”。

总之，两派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促进了这一思想体系的发育与成熟，并由此奠定了俄罗斯自由主义思潮中保守与激进两翼并存的格局。

第四章 大改革与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形成与发展

俄国自由主义的系统化完成于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后，农奴制改革前夕，即19世纪50年代中期。自此之后，俄国自由主义正式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思想流派开始实际地影响和参与社会政治生活。鲍里斯•齐切林无可争议地成为大改革前后俄国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可以说正是在谋求和促使沙皇政府进行农奴制改革的过程中，自由派逐渐形成，并发展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这两个过程相辅相成，互为作用，共同推进。事实上，大改革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与自由主义者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不过，自由主义在进一步深化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

一、大改革前夕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正式形成

伴随着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俄国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日趋成熟。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和尼古拉一世之死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走上前台的重要背景。对于俄国来说，克里米亚战争其实就是“一个生产方式落后的民族对几个具有现代生产的民族的一场无望的斗争”，“战争显示出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其结局是“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过的觉醒时期开始了”。

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后，社会各阶级就围绕着农民问题和废除农奴制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萨马林写道：“近些年来……农民用体刑惩罚地主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恐怕是地主政权道德衰败的最切实的征兆。”莫斯科政论家缅尔古诺夫针对第三厅的暴行，提出了“要自由”的口号。他写道：“我们长期没有自由地呼吸了。我们如同需要空气、面包、阳光一样，需要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新登基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迫做出了一些自由主义的姿态。还在服刑的十二月党人得到赦免，书刊检查有所放松，出现了一些新的杂志，大学开始向更多的年轻人开放。被选派出国的机会也增加了。借助于这种有利形势，俄国国内各种政治派别开始公开议论时政，抨击现状，纷纷发表意见，探讨摆脱危机的良策，寻找复兴俄国的出路。在讨论过程中，那些昨天或许站在斯拉夫派队伍中，或许处在西方派阵营内部，或许只具有激进思想的进步人士而今由于共识日多，目标越来越相近，开始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在农奴制改革前后逐渐形成一个以西方派为主体的包括其他派别的新的政治派别——自由派。诚如齐切林所言，斯拉夫派分子在实践方面“容易跟西欧派一致，因为二者的目的是一回事”，“实践活动的时候一到，理论的分歧就消失了，争论也就停息了”。自由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斯拉夫主义者尤•弗•萨马林、科舍廖夫和西方派卡维林、齐切林等人。

在西方派自由主义者中间，克里米亚战争后期就秘密传播着“手稿作品”，卡维林、齐切林、米尔古诺夫等著名的自由主义者都曾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各种内容的文章被广泛传阅、大量转抄，从首都传到外省，又从外省传到首都。”为了使自由主义的声音取得更广泛的社会反响，从1855年起，以卡维林和齐切林为代表的西方派自由主义理论家开始利用赫尔岑在伦敦的印刷所。在“致编辑部的信”中，他们表达了自己的主要观点：“我们在想，如何在整个社会机体不受震撼的情况下解放农民；我们希望把良心的自由引入这个国家，取消或至少放宽书刊检查制度……我们准备团结在哪怕能表现出一点自由主义倾向的政府周围并全力支持它，因为我们确信只有通过政府才能有所行动并取得结果。”赫尔岑反对他们维护君主制的立场，但支持他们反对政府的观点，遂于1856年在《北极星》文集上以《来自俄国的呼声》为题开辟了专栏。赫尔岑在前言中写道：“我们发表的这些文章特别重要，因为它们属于在这次战争期间和尼古拉一世死后不可遏制的力量发展起来的手稿作品之列。这是俄罗斯的声音议论俄罗斯的事情的最初尝试。”以此为契机，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纲领，并以独立的政治思想流派和社会运动的面貌出现在俄国社会生活的前台。故此次事件可以看作是俄国自由主义作为政治思想的特别派别正式形成的标志。

与此同时，斯拉夫派自由主义者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根据И•阿克萨科夫的建议，他们写了不少“札记”，就改善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发表具体意见。科舍廖夫在“札记”中建议召集缙绅杜马，希望以此加强“沙皇与人民的联系”。К•阿克萨科夫认为，由于各阶层之间尚有很大距离，现阶段可首先考虑给政府以执行和立法的权利，给人民以表态和发言的权利。他们写的某些札记曾送达亚历山大二世。

1856—1858年，沙皇政府被迫放宽了对社会舆论的限制，自由主义者陆续出版发行了几种刊物。1856年，由科舍廖夫负责编辑的《俄国论坛》成为第一份公开的自由主义刊物。随后，又出现了《俄国通报》和《阿捷涅伊》。利用这些舆论阵地，自由主义者对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发表意见，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纲领和策略理论。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化的贵族地主的代表，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废除农奴制度，给予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他们也像西方自由主义者一样，坚持个人自由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强调个人自由的至高无上性。正如卡维林所说的：“对于那些想要参与新世界的全球性历史活动的民族来说，没有个性原则是不可能的。认识到自己的无限的绝对尊严，是人民整个精神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农民问题上，自由主义者除了继续论证废除农奴制的必要性之外，还提出了不少具体的改革方案，自由派官僚的代表尼古拉•米留京更是直接参与了废除农奴制的筹备工作，并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由派的著名代表卡维林在《关于俄国农民解放的札记》中指责农奴制“使整个国家陷于不正常状态，并使国民经济中产生危害国家机体的人为的现象”。他认为，农奴制度的腐败是农民起义的根源，要防止拉辛、普加乔夫式的暴动，只有废除农奴制。“如果这个制度原封不动，那么，几十年以后，它就会把整个国家毁灭。”在解放农民的途径上，他主张“不仅必须连带属于他们的全部财产，而且一定要连带土地”；同时，地主应该为农民的解放而得到一笔赎金，以便把自己的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赎金由国家以给农民贷款的形式一次付给地主，而农民在一定年限内偿还国家。科舍廖夫在《论消灭俄国农奴状况的必要性》札记中要求“直接地、彻底地、一次地、普遍地”解放农民并给予他们土地，这个过程既要通过地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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