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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葡）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Damasio）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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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的古怪秩序试读：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是公认的神经科学思想领袖，他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和哲学教授，也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美国国家医学院、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情绪会扰乱一个人的推理和决策：古代的哲学家大都认为情绪是理性思考的杂音，是一种多余的心理能力；早期经典决策理论的假定也与之相似，认为人们所做出的决策是完全理性的；20世纪认知科学的兴起更是让科学家们把注意力放在了认知模型和推理过程上。

然而，既是临床医生又是神经科学家的达马西奥通过研究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认为人类的理性决策离不开对身体情绪状态的感受。这一论断简单却有力，从根本上颠覆了支配西方几百年的身心二元论。

他在首部著作《笛卡尔的错误》中对此做了详细讨论。由于书名较为尖锐，达马西奥原本只是希望可以安静地陈述观点，只要不被人轰下台就好。但意想不到的是，这本书受到了众多读者的支持和欢迎，已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畅销全球30多个国家。达马西奥带来的情绪感革命浪潮，也使得心理学、神经科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科学等众多学科的关注点发生了转变。02　解密科学史上最经典案例的模范夫妻档

达马西奥的妻子汉娜·达马西奥也是一位杰出的神经科学家，她在脑成像和损伤分析领域建树颇丰。两人携手走过了50年的科研之路，堪称科研界的模范夫妻档，他们曾经模拟出了神经科学史上最有名的病人之一盖奇的受伤场景。

当年，25岁的盖奇在美国佛蒙特州铁路工地工作时发生意外，一根铁棍从他的颧骨下方刺入，又扎穿了他的眉骨，穿透头颅，但他却在严重的脑损伤后奇迹般地存活了13年。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盖奇在经历了脑损伤以后，脾气秉性、为人处世的风格等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从前判若两人。这让盖奇成了科学界研究的热点。

达马西奥夫妇为了完成有关情绪工作的整套理论，对盖奇和其他几位额叶缺失患者进行了深入研究，试图寻找盖奇人格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原因。最终他们得到了满意的结论，并且让这项研究登上了1994年的一期《科学》杂志的封面。这奠定了当代认知神经科学的基础。03　极客型资深音乐发烧友

除了研究大脑，达马西奥还爱好艺术，他平时喜欢收集自己的作品在各国的不同版本，而妻子汉娜的业余爱好则是制作雕塑，两人对艺术的兴趣促使他对情绪有着比常人更深刻的理解。他与汉娜创立了大脑与创造力研究院，并在其中专门设立了音乐厅，希望通过音乐会的形式探讨情绪在艺术创作以及儿童教养方面的重要作用。

2009年，达马西奥联手知名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了一场音乐公演。公演以达马西奥的著作《当自我来敲门》为题，演奏期间，舞台屏幕上同步呈现了炫丽的大脑成像图。

知名作曲家布鲁斯·阿道夫曾说：“达马西奥教授的科学著作为作曲家提供了生动的描述，进而对音乐创作带来了结构性影响，他诗性的语言也为音乐等抽象表达方式预留了必要的空间。04　影响力遍及全球的思想引领者

达马西奥在神经科学研究的第一线奋战了几十年，获奖无数。他提出的躯体标记假设启发了欧美诸多神经科学实验室研究人员的思路，并为理解情绪、感受和意识背后的大脑运行方式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神经科学领域外，他的研究成果还被其他学科的许多研究者引用，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称其为“最高被引学者”之一。他影响的学者包括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大卫·休伯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著名哲学家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等。达马西奥的名字还曾被写入施杜里希所著的《世界哲学史》，成为让二十世纪哲学思想发生转变的标志性人物。

正是这样的跨界影响使得达马西奥的作品能够长踞心理学、脑科学、哲学、社会学、国际关系与管理学等领域经典书单之中。他的最新作品《万物的古怪秩序》读者提供了一种理解生命、情感和文化起源的新方法，帮助我们重新理解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这位享誉世界的神经科学家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与大思考。献给汉娜For Hanna我满怀情感看见它。——格罗斯特伯爵对李尔王的回答（莎士比亚《李尔王》，第四幕，第六场）果实是瞎的。在看的是这棵树。——勒内·夏尔推荐序从理性和感性走向演化理性——序达马西奥著作五部曲中译本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大约15年前，我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在友谊宾馆吃午餐，他来北京大学参加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十周年庆典的系列演讲活动。闲聊一小时，我的印象是，给这位实验经济学家留下较深印象的脑科学家只有一位，那就是达马西奥。其实，达马西奥至少有三本畅销书令许多经济学家印象深刻，其中包括索罗斯。大约2011年，索罗斯想必是买了不少达马西奥的书送给他的经济学家朋友，于是达马西奥那年才会为一群经济学家演讲，并介绍自己2010年的新书《当自我来敲门》（Self Comes to Mind: Constructing the Conscious Brain，我建议的直译是“自我碰上心智：意识脑的建构”），同时主持人希望达马西奥向经济学家们介绍他此前写的另外两本畅销书，即《寻找斯宾诺莎》（2003）和《笛卡尔的错误》（1995），后者可能也是索罗斯最喜欢的书。索罗斯总共送给那位主持人三本《笛卡尔的错误》。笛卡尔是近代西方思想传统的“理性建构主义”宗师，所以哈耶克追溯“社会主义的谬误”至360年前的笛卡尔也不算“过火”。索罗斯喜爱达马西奥，与哈耶克批判笛卡尔的理由是同源的。

脑科学家达马西奥，在我这类经济学家的阅读范围里，可与年长五岁的脑科学家加扎尼加相提并论，都被列为“泰斗”。术业有专攻，达马西奥主要研究情感脑，而加扎尼加主要研究理性脑。“情感”这一语词在汉语里的意思包含了被感受到的情绪，“理性”这一语词在汉语里的意思远比在西方思想传统里更宽泛，王国维试图译为“理由”，梁漱溟试图译为“性理”（沿袭宋明理学和古代儒学传统），我则直接译为“情理”，以区分于西方的“理性”。标志着达马西奥的情感与理性“融合”思路的畅销书，是1999年出版的《感受发生的一切》（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我的直译是：“发生什么的感觉：身体与情绪生成意识”）。达马西奥融合理性与感性的思路的顶峰，或许就是他2018年出版的新书《万物的古怪秩序》（The Strange Order of Things：Life, Feeling, and the Making of Cultures，我的直译是：“世界的奇怪秩序：生命、感受、文化之形成”）。

在与哲学家丽贝卡·戈尔茨坦（Rebecca Goldstein，史蒂芬·平克的妻子）的一次广播对话中，达马西奥承认斯宾诺莎对他的科学研究(1)思路有根本性的影响，甚至为了融入斯宾诺莎，他与妻子专程到阿姆斯特丹去“寻找斯宾诺莎”。他在《寻找斯宾诺莎》一书的开篇就描写了这一情境：他和她，坐在斯宾诺莎故居门前，想象这位伟大高贵的思想者当时如何被逐出教门，又如何拒绝莱布尼茨亲自送来的教授聘书；想象他如何独立不羁，终日笼罩在玻璃粉尘之中打磨光学镜片，并死于肺痨。如果这两位伟大的脑科学家知道陈寅恪写于王国维墓碑上的名言——“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可能要将这一名言写在《寻找斯宾诺莎》一书的扉页。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斯宾诺莎的情感学说、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对达马西奥产生的影响，不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晚年达马西奥的问题意识，很明显地从神经科学转入演化生物学和演化心理学，再转入“文化”或“广义文化”（人类以及远比人类低级的生物社会的文化）的研究领域。文化为生活提供意义，广义文化常常隐含地表达着行为对生命的意义。最原始的生命，其演化至少开始于10亿年前的真核细胞。达马西奥和我都相信（参阅我2011年出版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最早的生命是“共生演化”（symbiosis）的结果。并且，我们都认为广义文化的核心意义是“合作”——我宣称行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合作何以可能”。达马西奥认为关于合作行为的“算法”是10亿年演化的产物，虽然这样的广义文化将世界表达为一套“古怪的秩序”。例如，在原核细胞的演化阶段（大约20亿年前），很可能“线粒体”细胞与“DNA”细胞相互吞噬的行为达成僵局，于是共生演化形成真核细胞，而这样的细胞，基于共生演化或合作，确实看起来很奇怪。他把这一猜测写在2018年的新书里。不过，早在2011年，哈佛大学诺瓦克（Nowak）小组的仿真计算表明，在几千种可能的“道德”规范当中，只有几种形成合作的规范是“演化优胜”的。

最原始的生命，例如由细胞膜围成的内环境，只要有了“内环境(2)稳态”（homeostasis），只要在生存情境里有可能偏离这一稳态，就有试图恢复这一稳态的生命行为，不论是否表达为“情绪”、“表象”或“偏好”（喜欢与厌恶）。因此，生命行为或（由于算法）被定义为“生命”的任何种类的行为，可视为是“内平衡”维持自身的努力，物理的、化学的、神经递质的，于是，在物理现象与生命现象之间并不存在鸿沟。根据演化学说，在原始情绪与高级情感之间也不存在鸿沟。在融合思路的顶峰，达马西奥推测，从生命现象（“脑”和“心智”）涌现的意识现象，以及从意识现象（基于“自我意识”）涌现的“精神现象”，都可从上述的演化过程中得到解释。个体与环境的这种共生关系，不妨用这篇序言开篇提及的经济学家史密斯的表达，概括为“演化理性”，又称为“生态理性”。

精神现象，在20世纪的“新精神运动”之前的数千年里，主要表达为“宗教”——个体生命融入更高存在的感觉以及由此而有的信仰，还有信仰外化而生的制度。在当代心理学视角下，任何生命个体都需要处理它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个体而言，最广义的环境是宇宙，或称为“整全”，中国人也称为“太一”。古代以色列人禁止为“太一”命名，因为，任何“名”（可名之名，可道之道）都不可能穷尽整全，于是都算“亵渎”。最初的信仰，就是对个体生命在这一不可名、不可道的整全之内的位置的敬畏感，以及因个体和族群得以繁衍而产生的恩典感。个性弘扬，抗拒宗教对信仰的束缚，诸如路德的改革，于是个体生命可以表达与神圣“太一”合体的感受（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归根结底，还是个体要处理它与“整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套关系是连续的谱系，从低级的细胞膜行为——称为“情绪”，演化为高级的信仰行为——称为“精神”。

我认为达马西奥的这几本书，或许远比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更容易读懂。众所周知，以目前中国学术界的状况，优秀译文难得。谨以此序，为湛庐文化在这一领域坚持不懈的努力提供道义支持。中文版序探索情绪与感受的世界

多年以前，中国的研究者就已经听说过我所从事的研究，但这是我的重要著作首次由同一家出版机构出版，走近广大的中国读者。能拥有这次合作机会，我感到非常高兴。

这个系列一共收录了五本书，它们几乎囊括了我25年来的科研工作与思考。第一本是1994年首次出版的《笛卡尔的错误》，最新的一本是2018年出版的《万物的古怪秩序》。

在这两本书之间，我还出版了《感受发生的一切》（1999）、《寻(3)找斯宾诺莎》（2003）以及《当自我来敲门》（2010）。

这几本书写了什么呢？相信读者们能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主旨：介绍人类心智，特别是心智在人体内部建构的方式。贯穿这几部著作，我秉持的基本观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假如脱离了感受，就无法思考心智；假如不考虑躯体的存在，就无法思考感受与心智。这几本书的内容各异，它们反映了多年以来我的研究方向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同时也集合了神经系统及其工作原理的新发现。除此之外，在后面几部著作中，普通生物学和哲学会占据更多的篇幅。《笛卡尔的错误》与《感受发生的一切》所描述的是情感世界，也就是情绪与感受的世界。这两本书让情感世界得到了公正的对待，在遭遇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忽视之后，重回主流科学之列。《笛卡尔的错误》关注情感，反对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只致力于研究所谓的“高级认知”，即知觉、学习、记忆、推理与语言的观点。我在这两本早期著作中并没有忽视这些研究主题，但我明确提出了情绪与感受是心理过程不可或缺的基础。两本书首次出版的时候，正好是现代神经科学开始对情绪背后的脑机制进行解释的时候。《寻找斯宾诺莎》歌颂了一位哲学家的思想与人生，这位哲学家重视躯体与情绪，与笛卡尔所主张的观点相对立。在这本书里，我希望向这位特立独行、未曾得到应享赞誉的思想家致敬，感谢他对英美哲学及科学做出的贡献。因此，该书具有较强的个人风格。但这本书也增进了我们有关感受区别于情绪的神经科学的理解。《当自我来敲门》致力于探讨意识。这本书整合了《感受发生的一切》中出现的观点，意欲从生物学的角度来探讨主体性现象。但它并没有穷尽意识这一主题的所有内容，当然它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会在《万物的古怪秩序》以及后续的作品中继续探讨意识这个庞大的主题。《万物的古怪秩序》的英文版副标题意为“生命、感受与文化的产生”，这本书与《笛卡尔的错误》产生了奇妙的联系。它相当直接地探讨了我在《笛卡尔的错误》中提及的问题，当时，我首次提出这些问题，很是小心谨慎。这本书也实现了我在《笛卡尔的错误》的后记中许下的诺言，讨论了生物基础对文化建构的作用。《万物的古怪秩序》明确提出生理与文化的起源有关，即便是无脑的简单生物的生理。此外，它再次证实了我长年的研究工作所得出的一种观点，即单靠神经系统是无法建构心智的，身体的神经组织与非神经组织必须紧密合作，才能建构出被我们称为“心智”的基础，这种观点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证明。

我希望我的中国读者能够拥有愉快的阅读体验。希望我在这几本书中所提出的事实与观点能激发大量的讨论，推动研究的发展，并引发更多的思考。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测一测　你对万物的秩序了解多少1．情感可以推动哪些活动的发展？

A．医学

B．音乐

C．哲学

D．舞蹈

E．文学2．以下哪一种规律是正确的？

A．只有在高等生物中才会出现合作

B．只有在高等生物中才会出现竞争

C．感受和意识诞生于中枢神经系统

D．感受和意识的出现无须依赖中枢神经系统3．以下哪些说法是达马西奥支持的？

A．生物体本身就是算法

B．生物体是算法参与的结果

C．构建生物体所用的基质是不必要的

D．算法是不可预测的

E．人类的行为和心智是不可预测的4．关于生命起源，支持“基因复制优先”，反对“新陈代谢优先”

的科学家是？

A．自噬研究鼻祖克里斯汀·德迪夫

B．量子力学奠基人埃尔温·薛定谔

C．演化论拥护者理查德·道金斯

D．自旋波理论研究者弗里曼·戴森5．以下哪种感受不同于其他三种？

A．感觉精神和身体状态良好

B．面向大海时的愉悦感

C．走下台阶时的用力感

D．因失败产生的愤怒扫描二维码，下载“湛庐阅读”App，搜索“万物的古怪秩序”获取答案。前言感受开启人类文化传奇

这本书所讲述的是我的某种兴趣和理念。我对人类情感，即情绪和感受的世界迷恋已久，并花费了多年时光来研究它：人们为何以及是如何做出情绪反应，产生感受，并运用感受来建构自我的；感受是如何协助或阻挠人们实现其最佳意图的；脑与身体交互从而支持上述功能的原因和方式是什么。我想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些新的事实和解释。

本书提到的观点非常简单：尽管感受（feelings）是人类文化事业的推动器、监督者和谈判者，但它并未因此获得应得的声誉。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地方在于人类已经制造出了数量可观的器物，展开了形式多样的实践，提出了丰富多彩的观念，这些构成了人们所共知的文化。人类文化包括艺术、哲学探询、道德体系、司法、社会治理、经济体制、技术和科学。人类的文化过程是为何又是如何开始的呢？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会提及人类心智具有口头语言这种重要能力，也会提及人类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卓越智力等鲜明特征。对那些赞同生物学倾向的人来说，答案还会涉及发生在基因层面上的自然选择。我不否认智力、社会性和语言在文化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不言而喻，有能力发明文化的生物体以及他们在发明中所使用的特有能力，都是拜自然选择和基因传递所赐才出现的。我想表达的观点是：要开启人类文化的传奇，还需要另外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就是动机。此外，我特别要提的就是感受，其一端是疼痛和困苦，而另一端是安康和快乐。

拿医学来说，它是人类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医学是技术与科学的结合，它起源于从物理创伤、感染到癌症的各种疾病引发的疼痛和困苦，而与疼痛和困苦相对的则是安康、快乐和繁荣的前景。医学不是作为一种智力运动而开始的，它的出现不是为了锻炼一个人在诊断难题或解决生理学之谜时的智能。医学始于患者的具体感受以及早期医师的具体感受，包括但不局限于可能源于共情的恻隐之心。这样的动机保留至今。请所有读者都注意，看牙医和做外科手术的条件一直在改善。改进高效麻醉剂和提高仪器的精度背后的首要动机就是为了处理人们不适的感受。工程师和科学家在这项事业中功不可没，但他们的角度是带有动机的。药品和仪器行业的获利动机也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公众确实需要减轻困苦，而这些行业则对此需求做出了回应。

推动人们追求利益的是各种渴望、前进的愿望、声誉乃至贪婪，而这些无一不是感受。如果不把感受视为这个文化过程的推动器、监督者和谈判者，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人们为开发治疗癌症或阿尔茨海默病的疗法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同样，如果不考虑激发和抑制感受的不同网络，我们也不可能理解西方文化何以对治疗非洲的疟疾或管控无处不在的药物成瘾热情不足。语言、社会性、知识和理性是这些复杂过程的主要发明者和执行者，但它们一开始都是被感受激发的，感受执着于审核结果，并帮助协调以做出必要的调整。

本质上，我提出的这个观点是：文化活动始于感受，并且深嵌于感受。如果我们想理解人类境况中的冲突和矛盾，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感受与理性之间有利或不利的相互作用。在生命的历史长河中思考心智与文化

人类为什么会分饰那么多种角色——受难者、托钵僧、欢庆者、慈善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圣人和罪犯、地球的伟大关爱者和试图毁灭地球的怪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艺术家建言献策，充分发挥他们的敏感性和直觉，因为他们常常能发现人类这出戏剧的隐藏模式；但回答同样需要来自不同生物学分支的专家的贡献。

感受不仅驱动了第一波文化洪流，而且它仍然是文化演化不可或缺的内容。当我思考感受何以具有如此作用的时候，我找到了一种能够将具有心智、感受、意识、记忆、语言、复杂的社会性，以及创造性智力的人类生命与38亿年前的早期生命联系起来的方式。为了建立这个联系，我需要在漫长的演化史中为这些关键能力的出现和发展提出一个顺序和一条时间线。

我所揭示的这些生物结构和能力所出现的实际顺序违背了传统的预期，并且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是“古怪”的。至于该如何建构我喜欢称之为“文化心智”（cultural mind）的美丽工具，生命史中发生的这些事件告诉我们的与人类形成的常规观点并不一致。

当要讲述人类感受的实质和重要性时，我认识到，人类思考心智和文化的方式与生物现实并不协调。当生物体在社会环境中表现出让人印象深刻的聪明行为时，我们会认为那些行为一定是基于远见、慎思和复杂性考虑的，而这些都来源于神经系统。然而，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这类行为也可以由一个单细胞（即生物圈诞生之际的细菌）生物凭借其简陋的装置来完成。“古怪”一词在描述这个现实时甚至显得太温和了。

有一种解释能够包容这些违反直觉的发现。这种解释利用了生命本身的机制和生命调节的条件。生命调节的现象通常用“内稳态”这一术语来指代。感受是内稳态的心智表达（mental expression），而在感受的掩盖下运行的内稳态是一条功能线索，它将早期的生命形式与身体-神经系统这组杰出的搭档联结在一起。这组搭档是具有意识和感受的心智出现的原因，而心智又是人性中最鲜明的文化和文明出现的原因。感受就是本书内容的核心，而它们是从内稳态那里获得力量的。

将文化与感受和内稳态联系起来的做法加强了文化与自然的关联，也加深了文化过程的人性化。感受和具有创造性的文化心智是在一个很长的过程中组合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由内稳态引导的遗传选择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将文化与感受、内稳态以及遗传学联系在一起，这可以反驳一种日益深入人心的观念，即认为文化观念、实践和器物是超然于生命过程之外的。

很明显，我建立的联系并没有削弱文化现象一直以来需要的自主性。我没有把文化现象降低到只剩生物学属性，也不打算用科学来解释文化过程的所有方面。单靠科学是不能描绘出人类的全部经验的，因此我们还需要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帮助。

关于文化形成的讨论常常受到两个对立解释的折磨：一个解释认为，人类行为是自主的文化现象的产物；而另一个解释认为，人类行为是基因所表达的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我们无须赞同一个而反对另一个。人类行为很大程度上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这两者在不同的情形中产生影响的程度和顺序有所不同。

说来也怪，在非人类的生物中探索人类文化的根源绝不会削弱人类的独特地位。每个人的独特地位都源自人类苦难和繁荣产生的独一无二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就呈现在我们对往事的追忆以及我们对不断预期的未来所建构的记忆的背景中。这本书讲了什么

人类天生就是讲故事的能手，而我们发现，讲述关于万物如何起源的故事会给人一种强烈的满足感。对于讲述一种策略或一段关系，人类已经取得了合理的成绩，爱情和友情因此成为起源故事中的伟大主题。当转向自然世界时，我们却没有做得那么好，甚至常常很糟。生命是如何开始的？心智、感受或意识是如何开始的？社会行为和文化是什么时候首次出现的？解答这类问题并非易事。当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把注意力转向生物学并写下他的名著《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的时候，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的书名并不是《生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Life）。如果他看到这个题目，他肯定认为这会是一项愚蠢的差事。

但是，这项差事有无法抗拒的魅力。本书就致力于呈现心智形成背后的一些事实，而我们知道心智能思考，能创造叙事和意义，能回忆过去和想象未来；本书还致力于呈现感受和意识的机制，这些机制负责心智、外在世界及不同生命之间的相互连接。当人类需要应对处于冲突中的心灵时，渴望调和由苦难、恐惧、愤怒与追求安康所构成的各种矛盾时，他们开始充满惊异和敬畏，并逐渐发展出音乐、舞蹈、绘画和文学。人类继续着他们的奋斗，开创出美丽但有时也蕴含残缺的史诗，这些史诗以宗教信仰、哲学探询和政治治理之名流传下来。从生到死，这些就是文化心智谱写人类戏剧的方式。01人类的状况一个简单的观点

当我们受伤和遭受痛苦时，不管造成伤口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引发痛苦的一般情况是什么，我们总能对它们做点儿什么。造成人类痛苦的情形不仅包括物理创伤，还包括因失去所爱之人或蒙羞所带来的种种伤痛。因记忆引起的丰富回忆又会延续并放大痛苦。记忆有助于将这种情境投射到想象中的未来，并让我们设想当前情境蕴含的各种后果。

通过理解自己所处的困境，人类试图发明补救办法、矫正措施或高效的解决方案来对痛苦做出回应。与遭受痛苦一道，人类还能在非常广泛的情境中体验到痛苦的对立面，即快乐和热情，其范围从简单和琐碎到崇高，从由味道、气味、食物、美酒、性爱和身体舒适中获得的快乐到游戏的美妙，再到目睹自然景物带来的敬畏感和振奋感以及对他人的钦佩和爱戴。人类还发现，展示力量、统治乃至摧毁他人，对他人进行蓄意的伤害和掠夺不仅能获得战略利益，还能引起快感。在此，人类还能把这些感受用于一些实际目的：作为一种动机，它让人询问痛苦究竟为什么会存在，甚至让人困惑为什么有时他人的痛苦是有价值的。或许人类还可以用诸如恐惧、惊奇、愤怒、悲伤、怜悯等感受来引导自己想方设法去对抗痛苦及其根源。人类会认识到，在各种可选择的社会行为中，其中一些是与侵犯和暴力完全相反的，比如同胞情、友情、关怀和爱，它们不仅与他人的安康有关，而且也与自己的安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感受能成功地让心智以有利的方式去采取行动呢？原因之一在于感受在心智中所实现的成就以及它对心智产生的影响。在正常情况下，感受每时每刻都会无声无息地向心智通报目前身体的生命状态是怎样的。如此一来，感受就能自然而然地告诉生物体目前的生命1过程是否有利于它的安康和兴旺。

在朴素的观念失败的地方感受却能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感受具有独一无二的本质。感受不是由脑独立自主地制造出来的。感受是身体与脑合作经营的结果，而身体与脑的相互作用是通过自由游动的化学分子和神经通路实现的。这个经常被忽视的特殊设置确保感受能扰动原本波澜不惊的心智之流。生命总是在兴旺与死亡之间不断地权衡其行动，而感受就来自生命的权衡。因此，感受是对心智的扰动，它可能让人难受也可能让人舒服，可能是柔和的也可能是强烈的。感受能以某种理智化的方式对我们造成细微的扰动，或者对我们造成强烈和显著的扰动，从而紧紧地抓住其产生者的注意力。即使最正向的2感受也往往会打破心智的平静。

于是，这个简单的观念就是：痛苦的感受和快乐的感受，其程度从安康到不适和疾病，都一直是质疑、理解和问题解决等过程的催化剂，而正是这些过程将人类的心智与其他物种的心智彻底地区分开来。通过质疑、理解和问题解决，人类想出了各种应对生活困境的解决方法，并且建构出了各种使个体和种群兴旺繁荣的手段。人类一直在完善获取营养、遮身蔽体、建造住所和护理伤口的方式，并且还发明了医学。当因为他人或因为考虑自身的状况（比如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而造成疼痛和苦难时，人类就会开拓个人和集体资源，并发明各种回应方式，其范围从道德惯例和司法原则，到社会组织和治理模式、艺术表现等。

要确定这些文化发展的具体时间是不太可能的。这些发展的步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特定人群的数量和他们所在的地理位置。我们可以确定，大约5万年前，这些过程就在地中海周边、中南欧以及亚洲等地持续地进行着，在这些地区，智人（Homo sapiens）已经登场了，同时还有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相伴。不过这是智人首次3出现很久之后的事了，智人出现的时间是在20万年前或更早。由此，我们可以设想人类文化的起点始于狩猎-采集时代，这远远早于1.2万年前的农耕时代，而农耕时代又早于书写和货币出现的时代。文化演化过程发生在世界的很多个地方，而书写系统在不同地点出现的时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200年，书写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和埃及出现。之后，另一个书写系统在腓尼基出现，并最终被希腊人和罗马人采用。大约在公元前600年，书写也在位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中独立出现，这个地区就是现在的墨西哥。

我们或许要感谢西塞罗（Cicero）和古罗马人，是他们将“文化”（culture）一词引入观念世界的。西塞罗使用“culture animi”这个词语来描述对灵魂的培育，而他那时一定想到了土地的耕种及其收获，这是对植物生长过程的完善和改进。也许在他看来，适用于土地的词语也一样适用于心智。

今天关于“文化”一词的主要意义没什么争议可言。词典上说，“文化”表现为集体所注重的理智成就，并且除非特殊说明，这个词语专指人类的文化。艺术、哲学探询、道德能力、司法、政治治理、经济制度（市场和银行等）、技术以及科学是“文化”一词所指的主要类型。区分不同社群的各种观念、态度、习俗、方式、实践以及制度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同样地，文化是通过语言以及文化最初创造的物体和仪式本身在人和代际间传递的。只要我在本书中提到“文化”或“文化心智”，以上提及的这些现象就是我所考虑的范围。“文化”一词还有另一个习惯用法。有趣的是，它还指在实验室中对微生物（如细菌）的培养：它暗指培养中（in culture）的细菌，而不是我们稍后会谈到的细菌的类文化（culture-like）行为。无论如何，细菌注定要成为文化这一宏大叙事的一部分。那些古怪的秩序感受与文化的形成感受以3种方式对文化过程产生影响：1．作为智力创作的推动者。a）促进对内稳态缺陷的侦测和诊断；b）识别值得付出创造性努力的理想状态。2．作为文化工具和文化实践成败与否的监控者。3．作为随时间变迁的文化过程中必要的谈判者。与智力相对的感受

通常，人们用人类具有卓越的智力来解释人类文化活动的产生，人类卓越的智力犹如生物体帽盖上的“顶戴花翎”，它是由不假思索的基因程序在演化历程中逐渐编码出来的。在解释人类的文化活动如何产生时，人们很少提及感受，而人类在智力和语言方面的扩展以及人类突出的社会化程度，才是文化发展的主角。乍看之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种解释是合理的。想撇开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新颖工具和实践背后的智力因素去解释人类文化是不可想象的。不言而喻，语言对文化的发展和传播的贡献是决定性的。至于社会化程度，尽管它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贡献者，但其不可或缺的作用现在也已经有目共睹了。文化实践依赖于人类的成年人所擅长的社会现象，例如，两个共4同关注同一个对象的个体如何分享关于那个对象的意图。可是这种诉诸智力的解释似乎遗漏了某种东西，就好像创造性智力无须一个强有力的激发者就能自行实现，就好像智力无须纯粹理性之外的背景动机就能独自勇往直前。把生存当作动机是无效的，因为它没有讲清楚为什么生存是值得忧虑的。说起这种诉诸智力的解释，就好像创造性没有植根在复杂的情感大厦中，就好像文化发明过程的延续和监控仅仅依靠认知手段就可以了，而完全不需要考虑生命成果实际感受到的价值（无论是好还是坏）在这个行动过程中的发言权。如果你的疼痛可以用疗法A或疗法B来治疗，那么你要依赖感受来宣布究竟是哪个疗法使疼痛减轻了，或使疼痛完全消除了，还是对疼痛一点儿作用都不起。感受是作为回应问题的动机和作为回应成功与否的监督者而发挥作用的。

感受以及情感是文化会议桌前还未被认可的出席者。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却几乎无人与它们交谈。感受和情感只是无名的出席者而已。

在我所描绘的这个互补的画面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理由，不论是个体层面还是社会层面的卓越的人类智力都不会有动力去开发充满智慧的文化实践和工具。任何种类和程度的感受，不管它是由现实的还是想象的事件造成，都会作为推动器并征召智力为其服务。人类不断创造出各种文化性的回应，意在改变他们的生活处境，使之更好、更舒适、更宜人，更利于创造一个安康以及有更少麻烦和损失的未来，正是这些意图最初激发人类展开这些创新之举，它们最终在实践中不仅带来了一个更适合生存的未来，而且创造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最初设想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黄金规则的那些人，他们深深体会过自己在受到不良对待或看到别人受到不良对待时的那种感受。诚然，在针对事实时逻辑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其中某些关键的事实是感受。

困苦与兴旺处于感受谱系的两端，但也正是它们成了开创文化的创造性智力的首要推动因素。其他推动因素则是与基本欲望如饥饿、性欲、同胞情，或是与恐惧、愤怒、对权力和名望的贪欲、仇恨、毁灭敌人及其所有物的不可抑制的驱力等相关的情感体验。事实上，我们在社会性的许多方面背后都能发现情感，它引导着大小团体的建立，它也表现在人们围绕欲望和游戏的美妙所创建的各种社交纽带中，它还表现在为争夺资源和配偶而引起的侵略和暴力冲突中。

其他强有力的推力因素还包括升华、敬畏和超越的体验，它们源于对自然或人造物之美的凝视，源于期待发明使自己和他人成功的手段，源于发现形而上学或科学之谜的可能解决方案，或者源于与未解奥秘的纯然相遇。追溯人类文化心智

围绕这点，有很多有趣的问题产生。就我刚才所写的来说，文化事业是作为一项人类计划开始的。但文化所解决的问题是否只局限于人类呢，它们也涉及其他生物吗？而人类文化心智所推进的解决方案又如何呢？它们完全是人类原创的发明吗？又或者在演化中位于人类之前的生物就部分地使用了这些发明呢？与有可能无法获得的安康和兴旺相比，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痛苦、苦难和死亡，这些都位于某些具有创造性的人类过程背后，而正是这些具有创造性的人类过程造就了复杂得惊人的文化工具。但人类的建构也受益于他们之前的古老生物的策略和工具，当我们观察大猩猩时，我们可以在它们身上感受到我们人类文化的先兆。1838年，当达尔文第一次看到一只刚来到伦敦动物园的名叫珍妮（Jenny）的猩猩的行为时，他备感惊讶。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也与达尔文有同样的感受。她发现珍妮“像人却令5人不舒服”。黑猩猩能制造简单的工具，并聪明地用工具来进食，它们甚至能够形象生动地把自己的发现教授给其他黑猩猩。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它们（尤其是倭黑猩猩）的社会行为的某些方面是文化性的。大象和海洋哺乳动物等与人类基因差异稍大的物种的行为也具有文化性。由于基因传递，哺乳动物在许多方面拥有在情绪名册上与人类相似的精致的情感装置。否认哺乳动物具有与其情绪相关的感受已经不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立场了。在解释非人类动物的文化表现时，感受也扮演着动机的角色。重要的一点是，它们的文化成就最终不高的原因在于，它们缺乏共享意向性，也没有高度发展的口头语言，而更一般的原因在于，它们的智力水平不高。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鉴于文化实践和工具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广泛的利弊后果，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认为，或许在感受和创造性智力的神圣结盟共同去解决由群体存在提出的问题后，文化概念只有在有心智的生物中（非人类灵长目动物可以确定是有心智的）才是有意向性的，才有可能存在。在文化出现在演化中之前，人们或许不得不先等待心智、感受以及意识（有了意识，感受才能被主观地体验到）的演化发展，接着还要等待一大波以心智为指向的创造性能力的发展。传统的观点是这么认为的，但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内容却不是这样的。简朴的起源

社会治理有个简朴的起源，在它自然诞生时，智人和其他哺乳动物的心智都还没有出现。极为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依靠化学分子来进行感觉和做出回应，换言之，来侦测环境中的特定状况（包括其他单细胞），并以此来引导行为，以便在一个社会环境中组织和维持自己的生命。众所周知：如果细菌生长的环境能提供其所需的充足营养，那么细菌就能过相对独立的生活；而如果其生长的环境营养匮乏，那么细菌就会“抱团取暖”。细菌可以感知其所在团体的细菌数量，以非思维的方式评估群体的力量，并依赖群体的力量来决定是否展开捍卫领地的战斗。细菌能将身体排列起来形成栅栏，通过分泌化学分子建立一个薄膜来保护集体，甚至可能以此来抵挡抗生素。顺便说一下，这就是当我们患感冒或咽喉炎时，细菌在我们喉咙中上演的常规一幕。当细菌在喉咙中占据了很大一片领地后，我们的声音就会变得沙哑，甚至失声。“群体感应”（quorum sensing）就是一个在这些冒险活动中帮助细菌存活下来的过程。这个成就非常壮观，不免让人们想到感受、意识、理性、慎思等能力，只可惜细菌实际上完全没有这些能力；不过它们是这些能力的强有力的先驱。我要论证的是，细菌还6缺乏那类先驱的心智表达。细菌还没有进入现象学中。

细菌是最早的生命形式，几乎可以追溯到40亿年前。它们的身体由一个细胞构成，而这个细胞甚至没有细胞核。它们没有脑。它们没有我和读者所具有的意义上的心智。它们似乎过着简单的生活，依内稳态的规则运行，但操作它们的灵活的化学活动着实不简单，这些化学活动让它们能呼吸我们不能呼吸的东西，吃我们不能吃的东西。

在它们所创造的这个复杂的、尽管是无心智的动态社会中，不论它们是否有遗传关系，细菌都能与其他细菌开展合作。而在它们无心智的生活中，它们甚至呈现出可被称为“道德态度”（moral attitude）的东西。其社会群体中最亲密的成员，也可以说它们的家庭成员之间可以通过它们所产生的表面分子或所分泌的化学成分来相互辨别，因为这些表面分子或化学成分与成员个体的基因组是息息相关的。菌群必须应对不利的环境状况，而为了获取领地和资源，它们还经常要与其他菌群竞争。为了群体的成功，其成员需要合作。群体所致力的工作着实让人惊讶。当细菌在群体中甄别出“背叛者”（即那些不努力捍卫群体的成员）时，它们就会避开这些背叛者，即使背叛者与它们有遗传关系，是它们家族的成员。细菌不会与不尽心尽力为群体付出的家庭成员合作，换言之，它们会冷落不合作的背叛者。背叛者至少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接近其他细菌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能量资源和防7御体系。细菌“行为”的多样性是惊人的。在微生物学家史蒂文·芬克尔（Steven Finkel）设计的一个生动的实验中，几个菌落维护着不同烧瓶中的资源，每个烧瓶中配有不同比例的必需营养素。在特定条件下，经过几代以后，实验显示有3个非常明显的成功菌落：两个菌落在这个过程中誓死相争并遭受了巨大损失，而另一个菌落则谨慎行事，不参与任何正面冲突。3个菌落都活了1.2万代。无须过多的想象力，我们也能感觉到一种可与大型生物社会相比较的模式。我们马上想到的是背叛者的社会或和平守法的公民的社会。我们也能轻易想到一大群人物形象：施虐者、地痞、恶棍、小偷、故作低调的伪君子，8以及最重要的利他主义者。

当然，把人类高度发展的精细的道德准则和司法应用归结为细菌的自发行为就太不靠谱了。当细菌最终与非亲缘的敌人而不是与家人和朋友联合时，我们不应把细菌使用的策略模式与一个法律规则的构想和缜密应用相混淆。当细菌以无心智的方式实现其生存适应时，它们与其他细菌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结合在一起。遵循相同的非深思熟虑的规则，菌群对整个进攻的反应就在于依照等价的最小作用量原则来9自动寻找数量优势。它们严格服从内稳态的命令。人类的道德原则和法律虽然遵守相同的核心规则，但不止是这些。人类的道德原则和法律来自人们对其所面对的处境的理智分析，来自对发明和颁布律法的群体的权力管理。人类的道德原则和法律植根于感受、知识和推理，这些是借助语言完成在心智空间中的加工的。

简单的细菌在几十亿年里依照一种自动图式（schema）管理它们的生命，而这种自动图式预示了人类一直用于建立文化的若干行为和观念，然而，如果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同样是愚蠢的。有意识的心智不会坦然地告诉我们这些策略在演化中已经存在很久了，或者让我们知道它们何时才第一次出现，尽管当我们为了采取恰当的行动而深思熟虑和搜肠刮肚时，我们确实发现了“预感和倾向”，而预感和倾向来自感受，或者它们本身就是感受。感受顺着一定的方向或温和或有力地指引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为理智的慎思提供脚手架，甚至为我们的行为提供辩护。我们感激和亲近那些为我们雪中送炭的人，远离那些对我们的困境无动于衷的人，惩罚那些抛弃或背叛我们的人。但如果不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发现，我们不会知道细菌也在做一些起同样作用的聪明的事情。我们自然的行为倾向一直在指引着我们有意识地阐明那些基本但无意识的合作-竞争原则，那些原则早已存在于各种生命形式的行为中了。那些原则在很长的时间里还引导过很多物种的情感及其关键成分的演化组合，这些关键成分包括所有情绪性反应，而要产生这些情绪性反应，生物就必须感应各种内外刺激（它们招致了欲望冲动，比如口渴、饥饿、性欲、依恋、关怀、同胞情）并识别那些需要情绪性反应（比如快乐、恐惧、愤怒、怜悯）的情境。正如我们早先注意到的，那些原则在生命史中无处不在，我们很容易在哺乳动物身上辨认出它们。很显然，自然选择和基因传递一直在不辞辛苦地塑造和雕琢社会环境中的这类反应模式，从而建构起人类文化心智的脚手架。主观感受和创造性智力在那个环境中同舟共济，并创造出服务人类生活需求的文化工具。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人类的无意识就确实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生命形式，这要比弗洛伊德和荣格所设想的还要深，还要远。社会性昆虫的生活

昆虫尽管是无脊椎动物，但它们当中2%的社会行为在复杂性上堪与人类的社会成就相媲美。蚂蚁、蜜蜂、黄蜂和白蚁是耳熟能详的

10例子。尽管它们的基因是设定好的，行为也很僵化，但也能使它们的群体生存下来。为了应对生存中的各种问题，如寻找能量源、把能量转化为有利于生命的产物、管理那些产物的流向，它们在群体内有明智的劳动分工，它们甚至能根据可使用的能量源来改变被安排到特定工种的工蜂的数量。当需要做出牺牲时，它们的行动方式似乎是利他主义的。在聚居地，它们建造的巢穴有如非凡的城市架构工程，这些工程能为群体提供有效的庇护所、交通模式、通风系统和垃圾清理系统，并为蜂王提供安全防卫系统。我们甚至可以期待它们有朝一日能利用火以及发明出轮子。它们的热情和纪律在任何时候都不免会让人类都感到羞愧。这些生物所习得的复杂社会行为不是来自蒙台梭利学校或常春藤大学联盟，而是来自它们的生物机制。但是，尽管蚂蚁和蜜蜂早在1亿年前就获得了这些惊人的能力，但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它们都不会因为失去同伴而悲恸，它们也不会探询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它们不会探索自己的起源，更别说探索自己的命运了。它们看似负有责任心的成功的社会行为并不是因为对自己或同伴有什么责任感，也不是因为对自己身为昆虫的处境有什么了不起的哲学反思，而是因为生命调节需要一种万有引力般的拉力，正是这个拉力作用于它们的神经系统从而产生出一系列特定行为，而这些行为又是通过一代代演化，在微调基因组的控制下选择出来的。这些群体的成员做得多但想得少。我的意思是，当它们记录下一个无论是自己的、群体的还是蜂王的特定需要时，它们绝对不会像我们一样去探索其他可能的方式来实现这个需求。它们仅仅是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它们可能出现的行为的空间是有限的，并且在多数场合中还被限定到一个选项上。它们社会性的一般图式虽然相当精细，但与人类文化不同，它只是一种固定的图式。E. O.威尔逊（E. O. Wilson）认为社会性昆虫不过是一种“机器”，我觉得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现在，让我们回到人类这里。人类会探索行为的其他可能性，会为他人的损失难过，会为损失和最大化收益而做点儿什么，会探询自己的起源和命运并试图给出回答，而在我们充满动荡的创造性活动中，我们常常因为混乱而乱作一团。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人类何时学会了悲伤，何时变得患得患失，何时学会了谈论自己的处境，何时学会了探询“生命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这类令人挠头的问题。但从迄今已经挖掘过的墓穴和洞穴中的史前器物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在5万年前，其中的一些行为就已经明显出现了。但是请注意，与社会性昆虫1亿年的生命史相比，人类5万年的历史不过是生命演化史上的一个瞬间，更别说与细菌几十亿年的历史相比了。

尽管我们不是细菌和社会性昆虫的直接后代，但我认为仔细思考一下这3条证据线索还是非常有益的：没有脑或心智的细菌也会捍卫它们的领地，也会发动战争，也会根据类似行为准则的东西来做出取舍；有“事业心”的昆虫会建造“城市”，创建“治理体系”和“功能经济体”；而人类发明了笛子，能写诗，征服了地球和太空，能为了缓解痛苦而对抗疾病，有时又会损人利己，既发明了互联网，能让它促进发展，又可能因为它带来灾难；除此之外，人类还会探询一些关于细菌、蚂蚁、昆虫以及自己的问题。内稳态

一方面，感受激发出聪明的文化方案来解决人类处境中的问题，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观点；另一方面，无心智的细菌展现出的有效社会行为，大致预示了某些人类的文化反应。我们该如何调和这两方面呢？连接这两组演化上相隔数十亿年的生物表现的线索是什么？我相信，它们共有的基础和线索可以在动态的内稳态中找到。

尽管内稳态早期的生物化学起点至今已湮没不详，但它依然是一组维持生命核心的基本机制。内稳态是一种强有力的、非思想性的、无言的命令，对各种形态的生物体来说，颁布这道命令的唯一目的就是确保生命的持续和繁荣兴旺。内稳态命令是为了生命的“持续”，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它维持着生存，并且只要人们考虑到生物体或物种的演化，它就是不言而喻的，无须专门提及和特别强调。内稳态也与物种的“繁荣兴旺”有关，但这一点就不那么明显并且也很少得到承认。内稳态确保生命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调节，这个范围不仅要有利于生物的存活，还要有利于物种的兴旺，有利于生物体或种群的未来。

感受负责向个体的心智呈现出生物体的生命状态，其范围从正向一直到负向。负向感受通常表明内稳态存在缺陷，而正向感受则反映出内稳态处在适宜的程度，同时正向感受会让生物体对有利机会保持积极开放的姿态。感受与内稳态的关系既紧密又始终一致。在所有被赋予心智和有意识观点的生物体中，感受是对生命状态（即内稳态状11况）的主观体验。我们认为感受就是内稳态的心智代理人。

我为人们在文化的自然史中忽视感受而不免感到惋惜，而说到内稳态和生命本身时，这种忽视就更严重了。在文化的自然史中，内稳态和生命被完全忽略了。20世纪最杰出的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确实在研究社会系统时引用过内稳态的概念。但是在他手上，这个概念并没有与生命或感受联系起来。帕森斯的理论实际上是文化观念中忽视感受的一个典型。对于帕森斯来说，脑是产生文化的最基本的生物器官，因为它是“控制复杂操作尤其是手动技术以及协调视觉和听觉信息的首要器官”。最重要的是，脑是学习能12力和符号操作能力的器官基础。

不需要事先的设计，内稳态就能以非意识和非慎思的方式引导着生物结构和机制的选择，这些结构和机制不仅能够维持生命，而且还能推进在演化树的不同分支上出现的诸物种的演化。这种内稳态概念完全符合物理、化学和生物证据，这与传统上那种贫乏的内稳态概念极为不同，因为传统的内稳态概念仅仅将自己局限在对生命的平衡调节上。那些古怪的秩序我认为，内稳态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它是所有生命形式的无处不在的管理者。内稳态一直是自然选择背后的价值的基础，而自然选择反过来又会青睐表现出最富创新性和最有效的内稳态的基因和相应的生物种类。离开了内稳态，我们很难想象那些有助于优化生命调节并将基因传递给后代的基因装置是如何发展的。

基于前面谈到的内容，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感受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科学工作假说。感受作为内稳态的代理，是开启人类文化反应的催化剂。我们是否能够合理地构想这样的观点，即感受推动了各种理智发明的出现，这些理智发明使人类能够实现艺术、哲学探询、道德准则、司法、政治治理体系和经济体制、技术和科学等方面的进步？对此，我会心悦诚服地给予完全肯定的回答。我可以说明，上述每个领域中的文化实践或工具都需要生物体感受到一个现实的或预期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中，要么内稳态出现衰退（例如，疼痛、受苦、迫切的需求、威胁和损失），要么内稳态有潜在的利益（例如，一个有益的结果），而且我可以说感受起着动机的作用，这种动机能利用知识和理性的工具来降低需要并有效地开发奖赏状态的丰富价值。

但这只是故事的开始。一个成功的文化反应的结果是降低或消除这种起推动作用的感受，这是一个要求监控内稳态状态变化的过程。反过来，对现实理智反应的最终采纳以及它们最终被一个文化体囊括还是摒弃，仍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源于不同社会群体随时间的相互作用。它取决于群体的许多特点，从规模和过去的历史，到地理位置和内外的权力关系。它涉及智力和感受的后续步伐，例如，当文化冲突出现时，负向以及正向的感受就会介入，或者促使冲突解决，或者促使冲突恶化。这个过程利用了文化选择。预示心智和感受不等于产生心智和感受

如果没有内稳态所施加的特征，生命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而我们知道内稳态在生命之初就存在了。但感受是对生命体内内稳态的瞬间状况的主观体验，它并未与生命一同出现。我认为感受是在生物体有了神经系统后才出现的，而神经系统的发展要比内稳态晚很多，大约6亿年前它才出现。

神经系统逐渐促成了一个对周围世界进行多维映射的过程，它开始形成生物体的内部世界，由此，心智以及心智中的感受的出现成为可能。映射以各种感官能力为基础，最终包括嗅觉、味觉、触觉、听觉和视觉。我们在第4章到第9章中会看到，心智（尤其是感受）的形成是基于神经系统与生物体本身之间的相互作用。神经系统自身不能形成心智，心智是通过神经系统与其所属的生物体的其他部分的相互合作来形成的。这个看法与脑是心智唯一来源的传统观点完全不同。

尽管感受要比内稳态晚很久才出现，但它仍然远远早于人类的出现。并不是所有的生物都被赋予了感受，但所有的生物都被赋予了作为感受先驱的调节装置（其中一些内容要在第7章和第8章中讨论）。

当思考细菌和社会性昆虫的行为时，我突然间认识到，只能在名义上说早期的生命形态是不发达的。要探寻最终演变为人类生命、人类认知以及我喜欢称为文化的心智阵容的那些事物是如何开始的，我们就必须一直追溯到地球历史的尽头。人类的心智和文化上的成就依赖于同其他哺乳动物的脑极为相似的人脑，但光说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指出，人类的心智和文化与古老单细胞生命以及许多中间生命形态的生存方式和手段是联系在一起的。或许我们可以形象地说，人类的心智和文化继承了过去的很多方面，对此我们无须尴尬也不必抱有歉意。从早期生物体迈向人类文化

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必须坚持这样一个认识：尽管生物过程与心理和社会文化现象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塑造和文化的构成可以完全由我们前面所勾画的生物机制来解释。当然，我怀疑行为准则不管出现在何时何地，它的发展始终是由内稳态的命令推动的。这些准则的目的通常在于降低个体或群体面临的危机和风险，而它们也确实减轻了人类苦难和促进了人类福祉。它们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就本身而言，这对内稳态是有益的。一些经典的典籍如《汉穆拉比法典》都是由人构想出来的，但除此之外，它们也是由当时当地的具体状况以及发明那些准则的特定的人物共同塑造的。在这些发展背后存在若干个规则而非一个单一的综合规则，尽管可能存在的规则的某些部分是通用的。

在由个体、群体、它们的位置、它们的过去等因素规定的具体状况中，生物现象促成和塑造了那些成为文化现象的事件，生物现象在文化产生初期必定会通过情感与理性的相互作用起到这样的作用。此外，情感的介入并不局限于仅仅作为初始动机，它之后还会以过程监控者的角色再次出现，而且正如情感与理性永不停息的谈判所要求的那样，它还会持续地介入众多文化发明的未来。但是，文化心智中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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