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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继愈

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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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谈中国哲学发展史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任继愈谈中国哲学发展史／任继愈著．—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183-2343-2

Ⅰ．①任…　Ⅱ．①任…　Ⅲ．①哲学史－中国　Ⅳ．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3438号任继愈谈中国哲学发展史任继愈／著出版发行：石油工业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2区1号楼　100011）网　　址：www.petropub.com编辑 部：（010）64523783图书营销中心：（010）64523633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印　　刷：北京晨旭印刷厂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880×1230毫米　开本：1/32　印张：6.75字　　数：150千字定　　价：36.00元（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我社图书营销中心负责调换）版权所有，翻印必究[1]《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导言

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已经有了近三千年的发展历史。把中国哲学史建立为一门科学，距今不过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来，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受到国内政治经济发展总形势的影响，有时繁荣和前进，有时停滞甚至倒退，但总的趋势是前进而非倒退。

封建社会的哲学史名著，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其中汇集了相当丰富的资料，注重各个学派思想演变的来龙去脉，今天仍然不失为研究宋明理学的有用的参考书。但是这两部学案却有一个根本的弱点，就是不敢触及“经学”的禁区，不敢大胆非议“圣人”。如同中世纪的欧洲哲学是包括在神学里面一样，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哲学还没有从“经学”中分化出来。“经”是圣贤垂训的典籍，封建社会的一切成员，只能宣传它、解释它、信奉它，不能怀疑它、议论它，更不能批判它。“五四”前夕，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是用近代资产阶级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虽然有头无尾，却使当时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当时人们认为“新”的地方主要在于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的代圣人立言，为经传做注解，而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把孔子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这一大变革，标志着哲学开始从古代“经学”的禁锢下解放出来，步入近代。继胡适之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梁启超、萧公权、钱穆等人的政治思想史、学术史，与封建时代的哲学史相比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前进。但是由于缺少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先进的武器，总的说来，他们的著作都不能算作阐明中国哲学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著作。

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杜国庠等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的古代社会、古代历史以及古代思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他们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科学的分析，从而有可能透过各种现象的迷雾，看到一些真相，或者说更接近于真相。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出于资产阶级学者的地方。尽管这几位前辈们的著作中有一些论点需要讨论，但他们走的道路是一条阳关大道，他们开拓荒地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他们使中国哲学史开始成为一门科学，其著作具有示范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被广大学者所接受，并被运用于一切社会历史研究领域。中国哲学史研究这个阵地也被马克思主义所占领。三十多年来，我们出版了通史、断代史、专题研究、论文集等，举行了几次大规模的讨论。尽管研究者在对于一些重要哲学家或学派进行历史探讨时，得到的结论不同，甚至相反，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没有分歧。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怎样把这些原则和中国哲学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也走了不少弯路。粉碎“四人帮”以后，通过拨乱反正，正确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学术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讨论的气氛，中国哲学史又呈现繁荣景象。过去曾经讨论后来被搁置了的一些问题，今天又得到哲学史研究者的深切关注。在建国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有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将大大有益于开展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哲学史提供了新的起点。

60年代初期，在教育部主持下，为了给高等院校开设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由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几位同志共同编写了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作为一部用于教学的教科书，需要讲一些比较基本的简明的知识，授课时间的限制，不允许对某一方面的问题有所发挥，同时，观点也力求稳妥，学术界争论大的问题，则尽量避免采入。《中国哲学史》（四卷本）教科书，前三卷出版近二十年，我们对已出版的教科书不太满意：因为有些应当说的，没有说到；也有些问题，成书后我们的观点有了改变，认识有所前进，书中也未体现出来。为了适应于这门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应当写出一部新的反映我们目前认识水平，比二十年前出版的四卷本教科书更详尽的哲学史专著来。

几十年来，对中国哲学史的特点、道路、发展规律以及中国哲学史的地位，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经过多年酝酿、考虑，这些想法和看法更趋明朗。这些看法是否符合中国哲学史的实际，将接受客观实践和历史的考验。但是我们的结论是在消化原始资料，广泛吸取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亲手撷取来的。我们力图做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下结论要有事实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做一次严肃认真的探索。

这部哲学史，将分成七卷。以华夏民族的认识史为开端，说明哲学如何从原始宗教中逐渐分化出来的逻辑过程，以《先秦哲学发展史》为全书的第一卷。汉承秦制，从社会结构到政治体制都是一脉相承的。对秦汉之际、两汉之间、东汉之末，我们将在一些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探究，对谶纬思想也有较多的论述，以《秦汉哲学发展史》为第二卷。魏晋时期，哲学从两汉神学目的论中获得一定的解放，在农民起义失败后，佛教、道教都在建立，儒学玄学化，与佛教、道教同时并存，形成时代特点，以《魏晋哲学发展史》为第三卷。隋唐时期，儒、释、道并称三教，互争雄长，国力达到封建社会的高峰，而宗教思想也发展到高峰，以《隋唐哲学发展史》为第四卷。宋元明清，儒教建立，形成体大思精的宗教神学体系，不但关联到中国近千年的国运的兴衰，也影响到东亚诸邻国。由于儒教的内容复杂，体系庞大，对人们的精神生活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宋元明清哲学发展史》将分第五、第六两卷叙述。鸦片战争到“五四”前夕，中国社会发生质变，哲学思想亦迥异于前期，《近代哲学发展史》纳入第七卷。七卷既竟，如乘槎以穷河源，如汇百川而归大海，事实既明，条理自见，哲学史规律亦将从此引出。

本书写的是一家之言，不求每个章节字数按比例分配。我们认为重要的，或研究得比较多的问题，就多讲；认为不重要或没有多少新见、学术界都已注意到或讲得烂熟的问题，我们就少讲或不讲。因此，对各个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之间的论述占用的篇幅就显得不够匀称，甚至有些任其自然了。

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有的共同合作过一二十年，也有合作时间较短的，除了在京的几位同志是基本队伍外，也有外地的同志参与某一专题的讨论和写作。第一卷撰写人（按姓氏笔画为序）有孔繁、任继愈、牟钟鉴、余敦康、周继旨、阎韬同志。以后各卷的撰写人，将根据工作的需要，而有些调整，但基本队伍不变。我们这个写作集体，学术观点十分相似以至相同，因而本书的脉络得以自然地保持一贯。本书着眼于中国哲学逻辑的发展过程，所以称之为《中国哲学发展史》。

下面就中国哲学史的对象、特点、方法和目的，分别谈一谈我们的一些看法，这是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一　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

中国哲学史记录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改变世界、认识世界的艰难曲折的历程，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中华民族远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成系统的哲学体系，这是可以引为自豪的。在中国历史上，从孔子到孙中山，涌现出了许多重要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有如群星灿烂，他们各自体现了时代的精神面貌，代表着认识前进运动中的各个发展阶段。

每个民族的哲学是该民族精神文明的一面镜子。文学、音乐、美术、宗教都能表现各个民族的文化特点，虽然都反映着民族智慧发展某一方面的成果，但不能表现各民族抽象思维的最高水平。既能表现该民族的特点，又能衡量该民族抽象思维最高水平的只有哲学。哲学是思维进行高度概括的结果，要有相当发达的生产力水平，有相当发达的科学，相当丰富的社会历史经验作为发生发展的前提。只有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文明社会才会有哲学，迄今，世界上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包括口头文学）、美术、音乐、宗教，它们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甚至具有永恒的魅力，但不能说每一民族都有哲学。社会调查表明，一些停留于氏族社会的民族，抽象的概念还没有产生，他们的社会生活用不着那些抽象概念，因而不会有哲学。没有哲学，当然不会有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绵延数千年，这在世界上是仅有的。纵观世界各国，有的民族文化，古代灿烂，后来消沉；有的近代煊赫震烁，其古代则渺茫难考；也有些文化，中世纪时曾横跨欧亚，不久即分崩离析，往事繁华徒供后人凭吊。中华民族则不同，它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历数千年之久，融合多种民族的优秀文化，如百川汇归大海，最后形成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优良精神文明的集中表现。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实际上汉族是许多兄弟民族长期融合的结果，今天已不具有“纯粹”的汉族。中国哲学史上的优秀哲学家、伟大哲人，既反映了汉族文化的先进水平，也反映了各兄弟民族文化的[2]先进水平。没有多民族大家庭的不断交流，多次大规模的渗透、竞争、融合，就没有今天中华民族的文化。

因此，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一面总的镜子。它以逻辑的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认识世界的经历，它的历史经验为人类认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丰富内容。总结过去，为的是创造未来，为今后更高的精神文明贡献一份财富。

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在中国生根，并取得伟大成绩，除了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这个决定的因素外，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国哲学史提供的思想资料也是一个因素。1949年以前，世界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不只中国，而毛泽东思想却诞生在中国，它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认为这是偶然现象。

哲学史作为人类认识的发展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在古代，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具体表现为哲学和宗教、理性和信仰的斗争史。哲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步一步摆脱宗教束缚的过程，征诸中外历史，没有例外。

哲学起源于宗教，古代的希腊如此，古代的印度如此，古代的中国也是如此。

人类最初由古猿进化而来，猿人没有宗教，那时人类还不能够从自然中把自己分离出来。后来才产生了宗教。原始社会有宗教而无哲学。由于当时生产力的极度低下，生活极端困苦，大自然给予人类的考验十分严酷，人类为了生存，把一切力量都用来对付自然。天灾、疾病、部落之间的争夺无情地摆在人类面前，人类无力克服这些苦难，于是产生了宗教。这是自发的宗教，和后来阶级社会人为的宗教不同。人类从没有宗教到形成宗教，是一个进步，它是人类思维能力向前发展、人类从与自然界浑然一体的状态下分离出来的标志。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氏族部落掌权者演变而来的奴隶主贵族，把原始宗教改造成为论证剥削压迫制度合理性的工具。宗教本身所具有的消极特性，恰恰适合了统治阶级的这种需要。

宗教立足于信仰和虔诚，而不是立足于理性的思辨和逻辑的论证；它祈求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拯救，而不是激发人们自身的聪明才智；它指示人们屈服于异己力量，而不赞同人们向压迫自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进行反抗。

哲学与宗教不同，它是人们通过实践而产生的理性思维，是生产斗争知识和阶级斗争知识的概括。人们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犯过错误，也取得过成功。总结成功的经验，吸收错误的教训，人们就逐渐变得聪明起来。不断地积累这些经验教训，并把它们抽象概括为原则性的总结性的格言，这就是哲学的雏形。为了便于记忆和流传，先用诗的形式，后来才有文字的著作。总结经验要有科学的知识、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哲学的基础是科学，哲学本身就包含着与宗教分离的内在因素。最早宗教指导着人类生活的全部，后来宗教的阵地逐渐被哲学所挤占，才被迫缩小了它管辖的范围。

哲学必须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做出规律性的解释，它一开始就注意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由于解释的不同而划分为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宗教反对科学实践，而唯心主义哲学则歪曲科学实践。在历史上，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经常结成同盟军。宗教是粗糙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是精致的神学，这两者的任务和目的相同，只有高低精粗的差别。代表人类正确思维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它可以称为哲学的主流。但是，人类认识世界不是沿着直线前进的，走过不少的弯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也存在着互相转化和互相促进的复杂情况。不过从总的方面来看，哲学每前进一步，特别在古代，都要和宗教发生冲突。但也有宗教渗入哲学，哲学屈服于宗教的情况。

自发的宗教产生于原始社会，人为的宗教产生于奴隶社会，但宗教得到广泛的滋长传播，无论中外，都是在封建社会。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前进了一个历史阶段。奴隶社会的存在和巩固，更多的靠暴力。封建社会的经济特点是个体小农经济，统治者采用的统治手段与奴隶制相比有所改变，不专靠皮鞭和刑罚，允许农民耕种小块土地，使他们对生产比奴隶有较高的积极性。但这并不等于放松了对农民的暴力压迫和剥削，而是更多的用宗教作为思想武器，推行奴化说教，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广泛流传，形成世界宗教，都得力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动。

在封建社会，哲学只是宗教的附庸。中外的历史都已表明哲学没有能力从宗教神学的绝对权威下解放出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哲学从属于宗教的这种状态也特别久。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有了近代生产和实验科学，哲学才具备了独立存在的现实基础，神学才失去了垄断意识形态的至上地位。只有在这时，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才被十分清楚地突出起来，获得了它的完全意义。哲学发展史的任务就是把人类认识挣脱宗教的过程的规律性揭示出来。[3]

哲学史是整个认识的历史，这是列宁给哲学史下的定义。同时列宁也指出，在两千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4]争、柏拉图的和德谟克利特的倾向或路线的斗争不会陈腐。苏联日丹诺夫根据列宁的后一种说法否定了苏联亚历山大洛夫的哲学史定义，其实亚历山大洛夫把哲学史看作是认识史也是根据列宁的说法而来的。哲学史是认识史，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这两个说法本来是互相补充、并不排斥的。但是在有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间，对它的理解却往往产生偏向，似乎用了其中的一个说法就非得反对另外一个说法不可。亚历山大洛夫用哲学史是认识史的定义写他的《西欧哲学史》，确实是忽略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把认识的发展描述成为一种和平的量的渐进过程，日丹诺夫对他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接受了日丹诺夫的定义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又产生了另一种偏向，只看到哲学史上的两军对战，用全部注意力去给哲学家划分阵营，而不去着重研究人类认识螺旋上升的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不去总结这种发展过程中的规律和经验教训，也不去注意分析每个哲学体系的内部结构和它在认识史上的地位。现在有人提出要否定日丹诺夫的定义，回到列宁的定义上来。也有人表示担心，认为如果否定了日丹诺夫的定义，将会重复亚历山大洛夫所犯的错误。我们认为，列宁的定义是全面的完整的，日丹诺夫和亚历山大洛夫的定义都只见其一，不见其二。为了克服我们研究工作中的偏向，必须全面地理解列宁的思想。

哲学史，顾名思义，就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哲学这门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具体学科，它是一门世界观的学问，所涉及的领域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认识。因此，哲学史讲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对自然界发生、发展的认识，即自然观；对社会历史发生、发展的认识，即社会历史观；对思维规律的认识，即逻辑学和认识论。把这些概括起来，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就是整个人类认识的历史。认识是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在各个认识领域里，认识过程中总有先进与保守，正确与错误的斗争。一般说来，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方向对头，能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方向不对头，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说唯物主义只是比较正确，是因为人类的认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只能做到比较正确，不可能完全正确。唯心主义有它的认识论和阶级根源，是人类认识前进运动中的一个必然环节，表现了认识过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它是不结果的花。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提出了质疑，出难题，从而淬砺、锻炼了唯物主义，促进了认识的深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史也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离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来讲认识的发展，也是讲不清楚的。过去我们离开认识的发展来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又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从亚历山大洛夫的定义到日丹诺夫的定义，再回到列宁的定义，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如果我们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避免这两种片面性，就能够比较准确地掌握列宁的思想了。

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要学派，如果说他们有过重大贡献，就在于他们曾经站在认识世界的最前列，体现了当时的思想高度。他们把当时人们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无愧于是他们各自时代思潮的代表。有贡献的哲学家们提出的一些哲学思想不应仅仅看作属于他们个人的见解，他们是集体智慧的代言人。哲学家虽属于某一个民族，但也不应把他看作仅仅某一个民族的哲学家，他同时也具有全人类的意义。后人看前人，不难发现他们的理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是更应去发现他们比前人提出了哪些新的命题，进行了哪些新的探索，揭示了哪些新的范畴。这样，哲学史就不是一系列错误观念的积累，而是人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前进道路上连绵不断的里程碑。先进的哲学家（或哲学流派）之所以称为先进，就在于他们站在当时人类认识的尖端，给后来人提供了精神财富。凡是不能体现当时先进水平的哲学家或流派，有时由于得到某种外力的支持，也能行时一阵子，毕竟不能行久及远，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二　中国哲学史的特点

哲学史作为认识史，作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中国哲学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发展的，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哲学史的特点，正像欧洲社会历史的特点决定欧洲哲学史的特点一样。中国社会历史大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奴隶制度不典型；但封建制度发展得相当充分而完善，封建社会维持得比较长久和稳定；近代资本主义力量则软弱，始终没有达到成熟阶段。

第二，始自奴隶社会的宗法制度，在封建社会里发展得较为完备，成为联结社会最重要的纽带，一直延续到近代，直到今天还有它的影响。

第三，中央集权下的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形成得早，统一的时间长，分裂不能持久。

第四，农民起义次数多、规模大；封建统治者在对付农民反抗和进行内部斗争中，积累了较丰富的统治经验。

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给中国哲学史带来如下特点：

第一，封建社会的哲学历史最长。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绝大部分是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哲学发生于奴隶社会，其主要发展过程是在封建社会进行的。如果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史研究清楚了，找到它的基本规律，中国哲学史的主要研究任务也接近完成了。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努力就能办到的。从世界范围看，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具有典型性，它的哲学光彩夺目；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典型性，资产阶级哲学最发达兴旺，影响了全世界。中国的封建制度具有典型性，封建时代的哲学最丰富、系统，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点。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自然科学也没有达到近代实验科学的水平，所以中国哲学史中自然哲学的成分很少。近代的机械唯物论和生物进化论，都是从西方传进来的，不是自身发展出来的。

第二，神学化了的儒学占有极大优势。中国封建社会是宗法制社会，它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中国同欧洲的封建社会一样，都是宗教神学在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不是佛教，不是道教，也不是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而是一种具有特殊形态的适合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特点的宗教，即儒教。表面上看来，儒教这种宗教不同于一般的宗教，甚至它还打出反对佛、道的幌子，缺少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征，但是它却具有宗教的一切本质属性。

儒教的思想基础是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儒家学说虽然是直接继承了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发展而来，但是在先秦它还不是宗教，只是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学说与其他各家进行争鸣。由于这种学说强调尊尊、亲亲，维护君父的绝对统治地位，巩固专制宗法的等级制度，能够对劳动人民起极大的麻醉欺骗作用，汉代开始把它推崇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了使这种意识形态有效地稳定封建社会秩序，更好地发挥控制人心的作用，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不断地对它加工改造，用政治手段不断扩大它的影响，使它朝着宗教神学的方向发展。他们进行了儒学的造神活动，把孔子偶像化，把儒家经典神圣化，到了宋代又吸收佛教、道教的思想，将儒家学说变成了体大思精的宗教神学。它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于巩固封建制度和延长其寿命，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由儒学发展为儒教是伴随着封建统一大帝国的建立和巩固逐渐进行的，曾经历了千余年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孔子的学说共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造。第一次改造在汉代，它是由汉武帝主持、董仲舒倡导的，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汉代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宗法专制国家需要一套在意识形态上和它紧密配合的宗教、哲学体系。董仲舒、《白虎通》借孔子的口，宣传适合汉代统治者要求的宗教思想。第二次改造在宋代，宋代统治者从唐末五代分散割据的混乱局面中捞到了政权，鉴于前朝覆亡的教训而要求强化中央集权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思想文化领域里也要有与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相配合，于是产生了宋代理学。如果说汉代董仲舒和《白虎通》的神学目的论是一种比较粗糙的宗教神学，经过第二次改造后产生的宋代的理学就精致得多了。它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产物。它以儒家的封建伦理为中心，吸取了佛教、道教的一些宗教修行方法，加上烦琐的逻辑思辨的论证，形成了一个体系严密、规模庞大的宗教神学结构。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既是政治准则，又是道德规范，将四者融合为一体。理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儒教的完成。

传统的看法认为儒学不是宗教，或者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虽可称为宗教，但宋明理学却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哲学。其实，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中外，都是神学笼罩一切。人们不能摆脱宗教这个异己的力量，而统治者则极力把神学树立为正统思想。神学需要利用唯心主义哲学为自己提出论证，唯心主义哲学也只有依附于神学才能发展。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既是宗教，也是哲学。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论证基督教的神学，就是明显的例子。宋明理学不像董仲舒那样宣扬活灵活现的人格神，但是理、气、心、性之辨，天理、人欲之辨，所宣扬的是一种神秘的宗教世界观，中心目的是把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三纲五常”抬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叫人把它们当作宗教教条来信奉。说宋明理学是一种哲学，和说它是一种神学并不矛盾。正如我们研究欧洲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既把它看作是一种哲学也把它看作是一种神学。但是，也只有首先注意到这些在封建社会用来禁锢人心的思想的神学性质，才能把握它们的实质。

由于欧洲封建社会的历史特点，神权高于王权，因而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和教会具有垄断一切的势力，基督教神学成了当时支配一切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始终是把神权限制在王权之下，而不允许平起平坐，更不用说神权凌驾王权之上了。这种历史特点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单调呆板，而是丰富多彩。统治阶级虽然极力培植儒教，同时也利用佛教和道教。儒、释、道三教并行，既斗争，又联合。它们在互相争夺正统地位的斗争过程中，尽量吸取对方所长，以补己之所短，不断地进行渗透交融，这就推动了它们逐渐由粗糙向精致的方向发展。

第三，有光辉的唯物论和无神论传统。中国是文明古国，殷周时代就有了高度发达的文化。进入封建时代以后，这种文明继续昌盛发达，造就了优秀的唯物论和无神论传统，它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达到了古代的最高水平。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是中国哲学史的精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能够得到较充分的发展，具体地说，得力于以下的社会条件：

条件一，根本说来，中国的古代社会比较有生气。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表现出充分的活力，即使到了中、后期，也不乏主张进步、勇于革新的集团或派别。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每一次都打击了腐朽势力，推动了社会的前进。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总有一批志士仁人挺身而出来救危图存，寻求真理，主持正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交织在一起，使社会生活起伏多变、错综复杂，人们从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斗争的经验教训，给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动力和生动的资料。

条件二，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起步早。在封建社会之初，天文、历法、医学、数学、生物、物理等学科就有较高成就。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自然科学都达到封建制度下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长期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它们为唯物主义者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自然科学知识，给予哲学的发展以直接的推动。荀子、王充、范缜、王夫之、戴震等人，都是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而成为一代哲人。

条件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意识形态各个部门都得到较充分的发展，不像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是唯一的意识形态。在文学、艺术、道德、法学、政治学、史学等领域里，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学者。他们撰写出数量众多的鸿篇巨制和不朽的传世之作，给社会增添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料也基本保存下来，给后来的哲学提供了相当大的选择余地。唯物主义者受到丰富的文化典籍的熏陶，在构造自己理论体系时，有广博的文史知识作为基础，有多方面的资料可资借鉴。

条件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教和唯心论，经历了一个由粗糙到精致的发展过程，在理论上达到相当系统周密的程度。例如宋明理学和佛教哲学，都有庞大的体系，它们在结论上是错误的，但对认识过程的分析却有相当的深度。这就从反面诱发了唯物论，使得唯物论者不得不在理论上认真对付这种挑战，用更高水平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去回答对方提出的难题，从而使自己的体系不断完备，使正确的认识不断深化，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发展势头。

中国哲学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唯物论者、无神论者和辩证法思想家，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不过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他们的贡献，比起资产阶级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他们的学说毕竟处在朴素、自发的水平，低了一个历史阶段。而且在儒教影响遍及全国以后，从唯物论者身上，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儒教（即中国特有的宗教神学）的烙印。这种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也要给以足够的注意。三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如何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哲学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是我们长期努力实践的课题。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得正确，人们才能从历史上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得好与不好，是中国哲学史能否真正成为科学的关键。为此，要注意几个问题：1．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

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把所研究的问题提到一定的具体历史范围之内，努力还其本来的历史面貌。“五四”以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了大量广泛的接触，无疑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打开了眼界。但是在过去我国学术界缺少现代科学方法的长期训练的传统，借鉴西方本来是件好事，搞不好，流弊所及成了依样画葫芦，生搬硬套。先是生搬西方资产阶级的，后来又生搬苏联的。实际效果证明，这种方法无助于弄清哲学史的本来面貌，反而增加了混乱。我们不能按照西方哲学史的图式来写中国哲学史。老子的“道”绝不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王阳明的心学也不能与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相比附，老子和王学属于封建时代的哲学体系，贝克莱和黑格尔属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哲学体系。把不同时代的哲学强拉在一起机械相比，就是犯了不知类的错误。即使是时代相同或相近，中西的具体历史条件也有差异。孔子不是苏格拉底，孟子不是柏拉图，荀子也不是亚里士多德。不顾中国和西欧古代的历史特点，强行比较，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我们也不能强使古人穿上时装。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他不是汉以后封建统治者塑造的孔圣人，更不是“四人帮”笔下的“孔丘”。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家，标榜尊孔，实际上他们并不尊重历史上的孔子，而把孔子任意改造打扮，名为尊孔，实则用孔。如果说封建地主阶级把孔子当成一面旗子，以此来整肃人心，那么林彪、“四人帮”则把孔子当成一个靶子，用以影射攻击革命家。他们的用意都不在研究历史，而在施展政治策略和手段。无论是正统经学的尊孔，还是影射史学的骂孔，现在都已成为历史陈迹，都不能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应当指出的是：一个哲学史家怀着善良愿望的借古喻今，同怀着鬼蜮动机的影射史学，作为历史研究的方法，都是不足取的。这样的做法，不可避免地要用主观的好恶去涂抹历史，既歪曲了历史的真实性，也破坏了历史科学，只会引起思想上的混乱。我们不能根据今天某种需要去塑造古代哲学家的形象，不论这种实际需要是否正当。实际需要是经常起变化的，而历史是不能改变的。历史事实是不应涂抹，也涂抹不掉的。否则，我们和实用主义就划不清界限，哲学史的研究就不成为科学。我们只有在揭示历史上客观存在的规律性的前提下，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绝不能任意截取或歪曲历史资料以满足眼前的需要。还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需要老老实实地做事，明明白白地讲话，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不需要戴着古人的脸谱、穿着古人的服装，来演出历史的新场面。2．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

人类的文明史，从根本上说来是生产和科学发展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哲学作为意识形态之一，是人类社会活动在理论上的反映。哲学史研究要想从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现象中，发现社会发展和思想演变的规律性，就要对古代哲学思想进行全面、具体的分析，揭示它的社会属性及时代特征。

阶级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社会、认识历史的主要方法，但是不能把阶级分析简单化、公式化。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同一社会形态之内的不同时期，阶级斗争的表现也不相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属性，而同一个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也是有变化的，在其内部还存在着不同的阶层、集团和派别。这一切都需要进行具体的细致的分析。从哲学同阶级斗争的关系来说，哲学是距离社会经济基础较远的上层建筑。它和基础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有时被一些中间环节弄得模糊了，给哲学家贴标签并不能如实地反映哲学家本来的情况。

不能认为，一个阶级只信奉一种学说，或者他们都说一样的话。历史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说先秦时期涌现了新兴地主阶级，他们中间有从工商业者和平民上升而成的，有以军功起家的，有从奴隶主转化过来的。他们都要求打破奴隶制，实行封建制，但他们又各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和不同的文化教养，因而具有不同的宇宙观和治国方案。孟子、荀子、韩非三家的异同，直接与上述复杂的社会阶级背景有关。当时的小生产者阶级中，有来自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平民或奴隶，有来自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同属小生产者阶级，其中有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子，有崇尚自然无为的老子和庄周。历史事实表明，一个阶级不仅会有许多主义，这些主义甚至有唯物与唯心的差别。而一个具体的哲学家，由于带着自身现实条件的烙印，他只能表现特定阶级众多属性中的某些属性，在共同的阶级属性之外，他总还有着自己的个性，并以此在哲学史上表现出自己鲜明的特色。

如何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阶级基础，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秦汉以后，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农民阶级虽然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和文化财富的间接创造者，但是它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体现者，又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所以不能产生自己的大理论家，他们往往要靠别的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来“代表”他们自己。封建时代的主要哲学家，不论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都出自地主阶级。那么，哲学如何反映出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不仅要对每个历史时期阶级总形势进行分析，还要对地主阶级的发展变化及其内部斗争进行具体分析。封建社会经历了上升、停滞和没落几个重大阶段，地主阶级也从朝气蓬勃的进步阶级逐步转化为腐朽没落的阶级。与此相适应，封建意识形态也经历了很多的变化。

两汉时期有豪强地主阶级和普通地主阶级的矛盾。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门阀士族阶级和寒门庶族阶级的矛盾，还有世俗地主阶级和僧侣地主阶级以及僧侣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后一种矛盾一直延续到明清。隋唐以后，有官僚地主阶级同中小地主阶级的矛盾，在官僚地主阶级内部还有进步集团与腐朽集团之间的矛盾。明中叶以后在一部分地主兼工商业者中，出现了资本主义倾向，他们与正统地主阶级有矛盾。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年代，地主阶级内部分化为抵抗派和投降派。上述斗争受着地主与农民两大对抗阶级之间斗争的制约和影响，表现得错综复杂，并且往往进行得十分激烈。哲学战线上的斗争，就是各个时期阶级斗争（包括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或明或暗的表现。

有一种说法，封建社会中期以后，中小地主阶级进步，大地主阶级反动。这种说法不能认为是全面的、正确的。一般地说，中小地主阶级没有特权，又受到大地主阶级的压制，在豪强兼并剧烈的时代，当农民的土地被兼并罄尽的时候，他们也就成了被兼并的对象，容易对特权阶层的腐败政治产生不满，主张革新。但大地主阶级内部，甚至在当权派里，也同样会出现革新集团，他们从本阶级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出发，主张革除弊政陋习，整顿封建纲纪，实施轻徭薄赋，推行开明政治，以图挽救社会危机，稳定封建秩序。不能把这类主张，都归属到中小地主阶级身上。唐朝的永贞革新，宋朝的王安石变法，都是由一部分官僚地主阶级当权派主动发起的，并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中小地主阶级产生唯物论、大地主阶级产生唯心论的说法，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公式。

一般地说，唯物主义哲学与进步阶级相联系，唯心主义哲学与反动阶级相联系。这只是“一般地说”，而不能绝对化，绝不能在唯物论与进步、唯心论与反动之间画等号。否则会得出十分荒谬可笑的结论。前若干年，我们的哲学史界确曾有过这种荒唐的说法。应当看到，唯物与唯心是哲学概念，表示认识路线上两种世界观的对立；进步与反动是政治概念，是对政治行为所做的肯定与否定的评价。两者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历史资料表明，错误的理论并不总是起反动作用。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可以同时采用唯物论和唯心论作为自己的宇宙观和理论武器。如先秦孟子的唯心论和荀子的唯物论都不失为进步的哲学理论；西汉董仲舒的唯心论，就其社会作用而言，也有进步的一面。地主阶级在没落时期，其统治集团多采用唯心论和宗教，但其中的进步势力和派别，有的主张唯心论和宗教，有的则主张唯物论和无神论。例如李贽和王夫之同为进步思想家，一个相信陆王心学和佛教，一个主张唯物论和无神论。在封建社会里，中国历代农民阶级举行起义时，往往披上宗教的外衣。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宋朝方腊起义、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都是打着宗教的旗号发动的。当然，唯心论和宗教毕竟不是真理而是谬误，当它们作为反动阶级或集团的思想武器时，能够大显身手，顺理成章地发挥其反动社会作用；而当它们被进步的阶级或势力利用时，它的积极社会作用是相当有限和短暂的，它的消极影响在当时或不久就显露出来，最后不得不把革命事业断送。3．中国古代哲学发展中的地区性和多种文化的融合过程

哲学思想和学术流派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社会环境，这就给哲学思想带来了国别的、民族的、地域的特点。这是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欧洲近代哲学史，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法德毗邻，鸡犬相闻；英法相望，一衣带水。英、法、德三国的哲学同属近代资产阶级哲学范畴，但英、法、德三国哲学却各有自己的面貌，这是因为三国的经济结构、新旧力量对比、文化传统等组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之间有一定差异。

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的活动范围西达渭水流域，东至黄河下游，南到长江中下游流域，北到蓟辽地域，相当广阔。哲学上出现众多学派，呈现百家争鸣的盛况。这固然反映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同时也说明哲学与各家所在地区文化传统有关。当时有四个文化区，分别产生了四种文化类型，即：邹鲁文化、荆楚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

邹鲁文化对西周传统文化继承得最多，尤其是鲁国，为周公子伯[5]禽封国，保存了丰富的西周文物典籍。鲁文化对周朝的宗法制度采取肯定和维护的态度。鲁国是儒家的发源地，儒家的经典《诗》《书》《礼》《乐》，都是西周数百年文化积累形成的。

楚文化发生在江汉流域，它受西周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小，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对中原文化持批判态度。在思想方面，《楚辞》《老子》[6]及后来受《老子》影响的庄周，都带有楚文化的鲜明特征，即偏重于探讨世界万物的构成、起源，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对于自然事物歌颂备至。老庄哲学对于人伦日用、政治生活，采取轻蔑的态度，视社会生活为桎梏，认为它破坏了朴素的自然。所以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荆楚文化的遗风，至西汉时期的《淮南子》犹可辨认。刘安和他的门客的活动地区仍在当年楚境。

三晋文化指韩、赵、魏一带的文化。三晋处于四战之地，地理条件不如邻近大国，缺少天然屏障和回旋余地。为了在激烈斗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些国家对内注意改革、练兵、储粮，对外则随时权衡国际交往的利弊，利用矛盾，争取外援。法家吴起、商鞅、韩非等，纵横家苏秦、张仪等，虽然其中有些人后来在三晋以外受到重用，但他们的思想最初都萌发于这一地区，这是形势逼出来的。名家公孙龙为赵人，惠施学说流传于梁（魏）、宋间。荀况的思想兼有儒法两家的特点，与他曾受过三晋学风影响有关。秦国是后起的诸侯国，其地虽为姬周故乡，但平王东迁以后，文化重心随之东移，秦陇反呈空虚，所以秦的文化长期落后，缺乏自己的传统，没有实行严格的宗法制。秦孝公以后，主要受三晋文化影响，可以归到三晋文化类型。

燕齐文化，发轫于齐国稷下，后转输于燕。齐国的周礼传统不如鲁国深固，而军功新贵的势力又不如三晋强，它产生的管仲学派，对旧有的宗法制采取半保留半否定的态度，主张把法治和礼治结合起来。稷下学宫，人才辈出，道家的势力较大。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后来盛行于燕齐。西汉董仲舒生活在燕齐方士、道家最流行的地域，他的学说明显受到燕齐文化的影响。

秦汉以后，全国政治上统一，统治者也在努力使思想文化得到统一，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但由于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且中国地域辽阔广大，有千山万水相阻隔，加上各地文化传统具有保守性，思想文化上的地区差异性仍然长期存在着。在国家分裂，地方封建势力割据称雄的时代，文化上的地区差异性就更加突出。

三国时，魏、蜀、吴各有自己一大批文人学士。荆州地区集中了不少文学家、经学家。刘备、诸葛亮以荆州人才为基础，夺取了四川。王弼先人王业、王粲都在荆州，如果追溯魏晋玄学思想渊源，可以上溯到荆州学派。

南北朝时，政治、经济上的分裂，使南北两地文化上的差别扩大，学术上形成迥然不同的风格。北方的门阀士族为了在少数民族中保持其封建宗法特权，主要是保持其经济特权，他们着力利用儒家传统，宣扬封建宗法道德来维系人心，于是汉儒的经学在北方得到重视。南方门阀士族不像北方处于少数民族贵族统治之下，他们享有足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地位的特权，才有条件尚清谈，擅名理，好庄老。北方文化比南方落后，世俗地主阶级的学风，也影响到僧侣地主阶级。因而北方佛教十分注意禅定，强调宗教实践，对于佛学理论上的发挥不甚在意。南方佛教则偏重佛教理论的探究，与唯心主义玄学清谈相配合，为门阀士族特权制度服务。例如般若学与贵无论相呼应，涅槃佛性学说为门阀士族特权作辩护。南北文化的地区性，甚至影响到书法艺术，南方尚飘逸、洒脱，北方多端庄、凝重。

隋唐时期，南北统一，文化融合的趋势随之加强，但学术的地区性差别并未泯除。就拿门户林立的佛教宗派来说，它们之间的不同，既表现在经典、教义与师承传授关系上，也表现在学派的地区性上。如禅宗分为南北两宗，南宗主顿悟，北宗倡渐修，也与南朝重义解，北方重禅定的传统有关。

宋以后，儒教垄断了文化，地区性的特点进一步减弱。凡与正统思想不合的新见解，往往受到限制，甚至遭到扼杀。但是细加考察，一些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派都有自己活动的中心地区或根据地。就宋代理学而言，有濂、洛、关、闽等学派，分别以江西、关中、洛阳和福建为本学派学术活动的中心。此外，还有永嘉、永康等学派。辽金学术与江南赵宋传统也有差别。北宋苏氏父子在理学上亦自成一家，号称蜀学。明朝则有王守仁学派的分化，有浙中和江右、泰州学派等。这些学派的学说是全国性学术思潮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各有自己的特色。

明中叶以后，中国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内部滋生着一种破坏封建桎梏的新生力量。明末清初之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加剧，学术思想趋于活跃。黄宗羲的民主思想的提出，复社知识分子集会结社活动，与他们生活、活动的江浙地区有着深切的关系。那里工商业发达，有手工业工场的存在，受着东林党人的巨大影响。王夫之与黄宗羲同时，两人思想却很不相同，除开两人所受教育、家庭等原因外，生活环境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王夫之生活在湖南，又到过两广，直接接触到当时湘黔原始氏族社会生活，因此他不相信儒家关于尧舜[7]禹三代盛世之说，提出了今胜于古的进步历史观。

过去讲哲学史，哲学发展的地区性是常常被忽视的一个环节。为了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贯彻到底，在哲学史研究中，不仅要注意哲学家的阶级性、时代性、地区性，也还要分析哲学家个人经历、性格特征给哲学理论形态带来的个性差异。这些问题如不注意，就把哲学史写成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要看到哲学史上地区性的差异，而哲学的融合过程也同样值得注意。中国向来是众多民族混居杂处的国家。殷朝、周朝的诸侯，虽然各自为政，但都拥戴一个共主，是大国中的小国，彼此间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在黄河、长江流域，形成大范围内的华夏民族共同体。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由奴隶社会相继过渡到封建社会，各国之间既进行着政治和军事上的激烈争夺，又进行着经济和文化上频繁的交流，并向着统一合并的方向发展，最后由秦国统一了天下。秦王朝由于压迫剥削过甚，激化了与农民的矛盾，不久即被农民起义所推翻。汉朝总结亡秦的经验教训，重建和巩固了全国范围内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中国从此进入了较稳定的全国统一的时代。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兄弟民族之间经济的往来、文化的交流；民族之间的通婚，加强了民族之间的融合。

在学术思想的发展上，也表现为不断融合的过程，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发展都是这样。荀况的哲学是先秦各种唯物主义哲学的总结，其中既有邹鲁文化，也有三晋文化、燕齐文化及荆楚文化。《吕氏春秋》一书，集合众家之长，儒、墨、道、法、名、阴阳各家，兼而有之。汉初《淮南子》也是一部以老庄为主的综合诸家的著作。董仲舒号称醇儒，其实他的儒术并不醇正，是燕齐方士与儒学的混合物。董仲舒融合各家，用神学驾驭哲学，使两汉经学具有中古经院哲学的特色。西汉以后，表面上看只有儒家被尊崇，实际上在儒家这面旗帜下对许多别家的思想都有所吸收。王充的哲学，是继荀子之后对唯物论的第二次大的总结，他对于先秦《老子》《管子》《荀子》《韩非子》中的积极成分都有所吸收，同时对汉以来扬雄、桓谭的思想也有直接的继承和发挥。

魏晋时期，儒家独尊的局面暂时被打破，佛教、道教大量流行。儒、释、道三家互有斗争，又互相渗透、吸收、融合，三家都在发生[8]变化。从三国时起，汉译佛经就增加了某些儒家的传统观念。尔后，儒、释两家在义理上彼此调和、融通的做法，更加盛行。东晋慧远，在佛学内部调和大小乘之间的矛盾，在世俗哲学上则调和儒学与玄学的歧异，在儒佛关系上融合在世与出世的矛盾。南北朝时，梁武帝儒佛兼信。儒家讲的三纲五常成为佛教的善恶标准。

隋唐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趋势相当明显。唐朝由政府明令禁佛、道两教互相攻击，三教都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三教在内容上由互相诋毁而变成互相补充。

宋代理学创始者周敦颐，他的《太极图说》显然来自道士陈抟。朱熹与道教的关系也很深，他曾大力钻研过《参同契》《阴符经》等道教经典。宋明理学是儒、释、道三教在理论上相结合的产物，只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罢了。

王夫之的哲学是封建时代唯物主义哲学的最高成就，他集前人之大成，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吸收了各方面学术研究的优秀成果，在这个基础上，他才能够使自己的哲学有较全面的创新，代表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认识世界一般规律的最高水平。

以上只是举例说明，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各时代、各民族、各地区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都善于吸收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学术思想，经过消化，形成新的理论体系。经过不断的汇合、积累，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独立的文化传统，所以有较深厚的根基，较持久的影响力。当然，唯物主义哲学的融合与唯心主义哲学的融合不同。前者是融合科学的积极的成分，使真理得到发展，后者是融合非科学的消极的成分，给谬误保持了地盘。我们应当对这种文化融合的过程作深入的研究，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来。4．详细地占有历史资料，认真地进行审查和鉴别

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来说，从实际出发，就是从真实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出发。所以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全面地搜集资料，去伪存真，确定时代和作者。资料根据不充分就难免陷于空谈和武断，使用错误的资料，同样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搜集资料即使不能“竭泽而渔”，基本的和主要的事实也不能漏掉。这些资料便是我们用以做出论断的依据，我们要尊重它，使自己的观点与之相一致。我们反对那种为了适应主观的需要去剪裁历史事实，取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有许多学术上的争论，是由于不能全面地处理资料，而片面地引用资料引起的。历史上没有纯而不杂的哲学家，其思想资料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互相矛盾的部分，倘若我们的研究工作者各取所需，根据观点去找资料，那么持相反论点的双方，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当然也都不能正视对方所掌握的资料，那么结论则都不免陷入片面性。例如《老子》《墨子》《庄子》，它们的思想体系内部均有矛盾，我们若各持一端，这笔墨官司一万年也打不清。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资料要有一个全面的观点，承认矛盾的客观存在，历史地说明这种矛盾出现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向。具体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唯物主义成分和唯心主义成分在一个哲学家的头脑中同时并存，这是极常见的现象。有的“大醇而小疵”，基本倾向（或唯物或唯心）很清楚，有的在这个领域唯物，在那个领域唯心，有的本身观点模糊不清，或者一个学派的早期后期有变化，对此都不应忽略。

有些古代哲学著作不出于同一作者之手，也不是同一时代的产物，需要分开来处理。《墨子》一书，历史上学者们长期认为是墨翟所作，根据近人的研究，我们把它分为墨子哲学和后期墨家，一个在战国初期，一个在战国中后期，这样更符合古代历史的实际。《庄子》一书也有类似的问题，若不加区别，一律作为庄周的思想，许多矛盾不好解决。我们根据古人的记载，把它分为庄周的哲学和后期庄学。这样，《庄子》书中进步性和保守性的矛盾，唯物主义体系和唯心主义体系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庄子》书中两种思想的矛盾，不同于《老子》，不是思想本身含混不清，而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论证体系，只能说明它分别出于不同时代作者之手。还有《周易》，过去把它当作一部不可分的完整著作，其实，《易经》部分属于殷周之际，《易传》部分属于战国后期，时代相距甚远。《管子》一书并不是管仲亲著，已为学者们公认，其中哪些保存了管仲的思想，哪些属于后来的管学，我们研究得还不够，但也谨慎地做了一些鉴别剔除工作，我们认为，其中大部分应看作是战国时期齐管仲学派的集体著作。学术界经常提到先秦的“思孟学派”，我们做了一些考证，认为资料不足，“思孟学派”的存在无法得到证实。

也有些资料，写成文字的时间较迟，但有关事件发生的时代甚早。如早期的宗教、神话、传说，文字流传时期多在汉魏间。我们结合民俗学、少数民族社会调查，考古发掘资料，均可证明其事出有源，不为无据，我们也审慎地、有选择地加以使用。我们对原始社会人类思维的描述，就是以这样的资料为根据的。

辨别资料的真伪，是治哲学史必然遇到的问题。在封建时代，经书是圣人留下来的，敢怀疑的人不多。直到清代，才对《尚书》的真伪开展广泛的讨论。“五四”以后，《古史辨》派的学者在清人考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破旧传统的迷古，提出更大胆的怀疑，为清除封建时代对古史的歪曲和偏见，重新用科学的眼光审查古史资料的真伪，开辟了道路。这一历史功绩，不容抹杀。今天有了更多的考古资料，看来他们当初为了“矫枉”，有时难免有“过正”的地方，不该怀疑的也怀疑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不仅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得到了逐年增多的大批出土文物，其数量之多，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就为中国哲学史史料的辨伪工作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例如过去有人怀疑《孙膑兵法》传世，现在在同一墓地发现了《孙武兵法》和《孙膑兵法》，问题便迎刃而解。有了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对于黄老之学的面貌，我们就更清楚了。对于文物考古的新发现新成果，中国哲学史工作者要给予关心，把能够采用的及时吸收进来。当然，我们并不把中国哲学史研究上今后出现重大新突破的希望，寄托在新资料的发现上，而要花大力气研究在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学派和学说。

有些著作假托古人，如能找到真凭实据，把它作伪的时代搞清楚，那么它就可以从伪书变为该时代真实资料。如东晋的《列子》，前人不把它看作战国时期的列子的思想，因而说它是伪书，但用它来说明魏晋时期的一种思潮，则是可用且有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一点也不伪。如果我们能善于利用科学手段来处理历史资料，把有用的资料放在它应当被放置的地位，那就有一天会做到人无弃人，物无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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