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景森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天津滨海新区史话试读：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出版说明
自古至今，始终坚持不懈地从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从而培植广阔的历史视野，并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鲜明特征，中华民族亦因此而以悠久的“重史”传统著称于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系统完备的“二十四史”即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组织编写的《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成为“大家小书”的典范，而后两套历史知识普及丛书正是《中国史话》之缘起。
2010年年初，为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指示精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两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增补，重新设计框架，以“中国史话”为丛书名出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亲任《中国史话》一期编委会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任编委会副主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诸多学术名家的积极参与，《中国史话》一期200种图书得以顺利出版，并广受好评。《中国史话》丛书的诞生，为历史知识普及传播途径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一种卓具新意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以通俗表述、适中篇幅和专题形式展现可靠历史知识的特征。通俗、可靠、适中、专题，是史话作品缺一不可的要素，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研究专著、稗官野史、小说演义类历史读物的独有特征。
囿于当时条件，《中国史话》一期的出版形式不尽如人意，其内容更有可以拓展的广阔空间，为此2013年4月我们启动了《中国史话》二期出版工作。《中国史话》二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系列，拟对中国各区域、各行业、各民族等的发展历史予以全方位介绍。我们并将在适当时机，启动《世界史话》的出版工作。史话总规模将达数千种。
我们愿携手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中国史话》《世界史话》打造成以现代意识展现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万有文库”；并将承载如此丰厚内容的史话体写作与出版努力锻造成新时期独具特色的出版形态。
希望史话丛书能在形塑民族历史记忆、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培育现代国民方面有所贡献，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史话编辑部2014年6月序
2006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后，天津滨海新区越来越被国内外舆论所聚焦。
天津滨海新区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区域。说古老，是因为这片区域早在2300多年前就有先民在此结网捕鱼、置灶熬盐。说年轻，是因为作为正式的行政区划，直到2010年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才正式挂牌成立。
天津滨海新区地处海河下游、渤海湾西岸，河海相依，临海近都，区位优越，历史波澜壮阔，文化底蕴丰富深厚，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享有“中国百年看天津，天津百年看滨海”的美誉。历史文化是一个城市发展历程的独特记忆，是一个城市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更是一个城市文明不断延续的重要根基。作为传播滨海新区文化、传承滨海新区精神、展示滨海新区文明的载体，《天津滨海新区史话》是第一本纵览滨海新区历史文化风貌的通俗读物，首次从全区的视角，对滨海新区历史文化进行全方位挖掘和整理。这本书将有助于各方面总体了解滨海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历程、建设成就和未来蓝图，了解滨海新区作为国家开发开放战略区位选择的科学性；有助于滨海新区凝心聚力，创新发展，加快推进开发开放，努力实现国家对滨海新区的功能定位；有助于繁荣滨海新区的哲学社会科学，丰富天津的历史文化研究。《天津滨海新区史话》能够成为大型文化系列丛书《中国史话》的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对滨海新区的关心和支持。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史话》编辑委员会专家学者的倾心指导和鼎力帮助；全体编撰人员自觉负责，精心钩沉，反复遴选，几易其稿，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2015年3月于天津滨海新区一滨海新区概览1地理环境
滨海新区地处华北平原北部，位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交汇点上、海河流域下游、天津市中心区的东面，濒临渤海，北与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为邻，南与河北省黄骅市相接，地理坐标为北纬38°40′至39°00′、东经117°20′至118°00′。面积2270平方公里，海岸线153公里。地貌属于冲积平原，有平原、滩涂、潟湖，水面多，地势低平，标高1～3米，坡度小于万分之一。滨海新区河流众多，海河水系的海河、蓟运河、永定新河、潮白河、独流减河等在此注入渤海。滨海新区区位图
唐宋以前海河水系各河流较为清澈，造陆能力有限。滨海新区所在的天津平原主要依靠数次北流的黄河冲积而成。距今5000多年前，天津所在区域还是一片茫茫的浅海，后来随着海陆变迁，海水退缩，黄河北移，夺海河入海，挟带大量泥沙填平了贝壳堤之间的洼地，形成天津冲积平原。贝壳堤是不同时期海水退缩留下的地质遗存，至今在天津平原中，自海洋向内陆方向，还依稀可见排列着四道贝壳堤，与现在的海岸线大体平行，代表了四个时期海岸线的位置。滨海新区的地理区划恰好在第三道贝壳堤以东，大体是第一、二道贝壳堤之间。根据地质和考古专家的研究成果，整个天津滨海地区陆地和现状海岸线形成年代跨度距今3000年至700年。
滨海新区地处欧亚大陆东岸，季风环流旺盛，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并具有海洋性气候特点：冬季受西伯利亚、蒙古高压控制，寒冷、少雪；春季高空径向环流较强，多呈不稳定天气，干旱多风；夏季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影响，多为东南海洋气流控制，气温高、湿度大、降水集中；秋季气候干爽、风和日丽。年平均降水量560毫米左右，降水随季节变化显著，冬、春季少，夏季集中。全年多风，冬季多雾，夏季易发生风暴潮。
滨海新区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位于海洋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交汇处，拥有水面、湿地700多平方公里，滩涂湿地、河口湿地、河流湿地分布广泛。滨海新区以南北两大生态功能区为基础，以海河下游两岸生态廊道、沿海生态廊道为骨干，以沿河、沿路生态廊道为补充，构成了滨海新区点、线、面、环相互呼应的生态网络格局，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由于受季风环流影响，滨海新区沿海易于污染物飘散，空气质量好于天津市中心城区。
滨海新区地处环渤海经济圈和京津冀城市群的交汇点，距首都北京120公里，内陆腹地广阔，辐射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12个省区。拥有1200平方公里可供开发的盐碱荒地；海域面积3000平方公里；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已探明渤海海域石油资源总量100多亿吨，天然气储量1937亿立方米。良好的区位和丰富的资源等天然的禀赋，为滨海新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2开发简况
早在2300多年前，先民就在此张网捕鱼，置灶熬盐，繁衍生息，渐成聚落。滨海新区的采盐业历史悠久，大约在汉代天津沿海地区就已广泛煮海取盐。至唐代，沿海一线设灶煮盐已极为普遍。明代以后，在沿海一线普遍开辟盐场。河海漕运肇兴于汉代，元明鼎盛；清末再兴远洋运输。
晚清洋务运动期间，滨海新区也独得风气之先。第一条电报线、第一条运营铁路津沽铁路、北方最大的修造船厂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等相继兴建，在这片土地上铸造了往昔辉煌。稍后诞生的民族工业巨擘久大精盐厂、永利碱厂，使这片土地又成为中国化学工业的摇篮。随着这一区域的开发，塘沽、新城、北塘、大沽等一批人丁兴旺、市井繁华的大镇、重镇先后出现在海河两岸。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滨海新区开发建设进一步加快。目前，滨海新区下辖19个街镇，辖区内设有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区保税区、滨海高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东疆保税港区、临港经济区、中心商务区等七大经济功能区，形成了优势比较突出的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石油开采及加工、海洋化工、现代冶金、汽车及装备制造、食品加工和生物制药等八大主导产业，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高新技术产业群，是我国重要的大型石化基地、冶金基地。IT制造业居全国前列，石油套管产量跻身世界四强。2014年全区生产总值约9000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1028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27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959亿美元。
作为经济开发的基础，滨海新区交通建设始终先行。如今滨海新区拥有综合性港口——天津港，通达全球400多个港口，是东、中亚内陆国家重要的出海口，吞吐量居世界第四；拥有北方最大的航空货运机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连接国内外30多个世界名城。滨海新区陆路交通发达，路网密布，现有多条高速公路、轻轨、高铁建成使用，至天津中心城区的30分钟通勤圈已经形成，至北京、秦皇岛等周边城市的60分钟生活圈正在完善。滨海新区规划图
与滨海新区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相伴的，是大量的建设者和投资者涌入，滨海新区人口明显增加。2010年底，滨海新区常住人口为248.21万人，与2000年相比，十年共增加129.31万人，增长108.75%，年平均增长率为7.64%；15～64岁人口为218.29万人，占87.95%，年龄结构偏向年轻。2012年，滨海新区常住人口为263.52万人，外来常住人口137.68万人，户籍人口115.88万人。外来常住人口超过了户籍人口，成为新区人口构成的突出特点。滨海新区外来人口的来源比较广泛，以河北、山东、河南、四川、黑龙江、吉林、辽宁、浙江等地为主。二历史沿革1近代中国屈辱的见证
天津滨海新区有两大入海口，即大沽口和北塘河口。这两大入海口历来是北京和天津的天然屏障以及中国北方的海防要地、京畿国门。清嘉庆、道光、咸丰年间，大沽、北塘两地先后修建规模和数量可观的炮台，成为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前哨阵地。八国联军登陆大沽口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屡屡进犯中国，清政府昏庸腐败，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贯穿晚清70多年屈辱历史的大小战争，几乎桩桩件件都与滨海新区密切相关，天津滨海地区历经战火创伤和劫难，见证了近代中国历史沧桑。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舰队北上封锁大沽海口，以武力胁迫清政府谈判，解除禁烟行动。京津地区首次面临帝国主义的直接武力威胁。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1858年大沽口首次迎战英法联军失利，联军兵临天津城下，清政府被迫与之签订《天津条约》。此后，英法联军得寸进尺，1860年再次大举进犯大沽口，国门防线被摧毁，英法联军一路北上直犯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天津被正式辟为通商口岸。
1900年，义和团爱国运动引致外国列强武力干涉，6月，英、法、德、俄、美、日、意、奥组成的八国联军血洗大沽口，并再次进犯北京。第二年，清政府被迫与八国强盗签订《辛丑条约》。随后，大沽口炮台、北塘炮台按约被拆毁。
日本对塘沽地区垂涎已久。1900年派2.2万人参加八国联军攻打大沽口炮台，并在塘沽驻兵设防。1926年，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之际，为掩护奉系军舰闯入大沽口，日本驱逐舰炮轰大沽口国民军，制造了“大沽口事件”。1933年5月，日本又以武力威胁中国政府在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使东北、热河沦丧。1937年7月，日军3.5万人在塘沽登陆，相继占领铁路、码头及各轮船公司，并在塘沽修建港口，将掠夺的中国资源经此运往日本。
1945年8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在渤海湾集中31艘军舰，以接受日本投降为名，在大沽口登陆并控制了这一地区。1945年10月，国民党94军由上海空运至天津，美军将塘沽防务交94军接管。
1948年11月22日，平津战役打响，12月14日汉沽解放。1949年1月大港、塘沽解放，1月15日天津解放。从此，滨海新区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2滨海新区的发端与建设
天津解放后，将海河下游两岸原属天津县和宁河县的区域合并，设立塘大区，1952年更名为塘沽区，下辖14个街8个乡。滨海新区开发建设
1949年3月河北省将宁河县寨上镇、营城与汉沽两乡、北塘镇、蛏头沽乡、小神堂村及丰南县大神堂村合为汉沽特别区，改属天津专区，同年10月改称汉沽镇。1954年改为汉沽市。1958年改属天津市称汉沽区，后划归唐山市。1962年复属天津市，称汉沽区。
1948年大港区域属津南县，后分属黄骅、静海、天津县等。1962年，设立北大港区，隶属天津市。1970年北大港区并入南郊区。随着大港油田开发建设的带动，1979年设立天津市大港区。
1984年12月6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塘沽盐场三分场区域内成立。1986年8月21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天津视察，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口等单位之后说：“你们在港口和城市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后来，陆续有了在开发区、港口、塘沽扩大开放区域的相关研究和动议。
1991年5月12日，天津港保税区在天津港区内成立，此后又陆续开发建设了空港物流区、空港加工区和保税物流园区。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要“加速环渤海湾地区开放和开发”，天津临海的这一大片土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同年6月，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在《关于加快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天津对外开放的总体布局是“继续坚持市区、滨海地区、农村整体开放的方针”。
1994年3月，天津市人大十二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其基本构想是，以天津港、开发区、保税区为骨架，现代工业为基础，外向型经济为主导，商贸、金融、旅游竞相发展，形成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功能齐全、面向新世纪的高度开放的现代化经济新区。随后成立天津滨海新区领导小组及办公室，2000年9月改为滨海新区管理委员会。
至此，天津滨海新区作为一个正式名称出现在天津市的各类文件之中。此时关于滨海新区地理范围的表述是：滨海新区位于天津东部沿海，包括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三个行政区和开发区、保税区、天津港以及东丽区、津南区的部分区域，海岸线153公里。
2002年12月，天津市为滨海新区立法，《天津滨海新区条例》正式实施。不过这时的滨海新区还被定义为“立足天津、服务周边、面向世界、高度开放的经济区”。
2005年6月26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家15个部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陪同下，到天津考察工作。温总理指出，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环渤海区域及全国发展战略布局中重要的一步棋。
2005年10月11日，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2006年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被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写道，“要更好地发挥经济特区、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为标志，天津滨海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滨海新区作为天津滨海地区的专有地名得到中央认可，成为国家规范地名。
2005年11月，中共天津市委八届八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意见》。同年为了天津市整体经济布局的合理有序，更大程度地发挥滨海新区的带动作用，天津市对滨海新区部分边界地块进行了调整。空港物流加工区和临空产业区以及天津机场被划入滨海新区地界以内。滨海新区与市区的分界线向西推移到外环线附近。前面提到的天津平原上的第二道贝壳堤完全进入滨海新区地理范围之内。上述关于滨海新区的地理区域的调整，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
2006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意见》提出天津滨海新区的功能定位是：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努力建设成为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逐步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型新城区。同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天津东疆保税港区。
2007年7月，天津市成立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领导小组，市委书记张高丽任组长。同年，中国和新加坡合作、规划的面积约为31平方公里的中新天津生态城在滨海新区蓟运河畔成立。
2008年3月1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批复》。2009年3月，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更名为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纳入滨海新区功能区。
2009年10月21日，国务院批复天津市报送的《关于调整天津市部分行政区划的请示》，同意撤销天津市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设立天津市滨海新区，以原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的行政区域为滨海新区的行政区域。美丽的海河外滩3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成立
国务院批准天津设立滨海新区行政区之后，2009年11月中旬到2010年1月上旬，天津市迅速抽调干部组织筹备召开了滨海新区第一次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分别选举产生了首届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四大领导班子，滨海新区区委、区政府成立。同时撤销塘沽、汉沽、大港行政区建制，成立塘沽、汉沽、大港三个工委、管委会，主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保留经济管理职能。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成立揭牌
为了打牢全区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增强开发开放的精神动力，2011年底，滨海新区精神——“开放创新，引领未来”，作为滨海新区文化和思想建设的大事，在全区人民的广泛参与和高度关注下正式发布。“开放”，体现了滨海新区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世界眼光；“创新”，是助推滨海新区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永恒灵魂；“开放创新”，鲜明地表达出滨海新区的人文关怀和精神特质。“引领未来”，则表达出滨海人“敢为人先”的价值追求和“不懈进取”的精神风貌。
2013年9月26日，滨海新区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按照“行政区统领、功能区支撑、街镇整合提升”的总体思路，撤销了“塘沽、汉沽、大港”工委、管委会建制，同时按照“大街镇”发展思路科学划分街镇辖区，将原有的27个街镇分步整合成19个。同年12月，根据区域位置、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发展空间等情况，将12个功能区归并整合为7个。至此，滨海新区综合改革迈出重要一步，形成了统一、精简、高效的政府机构。三历史回眸1清代大沽口外交往事
近代百年造就了天津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独特城市风貌和文化内质。晚清时期，有40多个外交条约在天津签订；在天津曾有20多个国家的领事馆。因此，史学界有“近代历史看天津”的说法。天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第一城，滨海新区大沽口则是晚清外交的门户。大沽海神庙旧貌
1655年或1656年，荷兰使节团携带给顺治皇帝的很多贵重物品，由大运河来天津前往北京，虽未记载是否到过大沽口一带，但使团报告中明确说明天津是临海的港口城市。1676年摩尔多瓦人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作为俄国使者来到中国，回国后发表著述《中国漫记》。《中国漫记》中说：“虽然尚不为人所知，但确实存在一条通往中国的海路：从阿穆尔河流入东海的入海口，经过海口抵达中国，路程很近……到中国最大港口天津……至今还没有任何人走过这条路。”结合书中关于城市的记载，可知他对塘沽有不少了解。
清初，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1757年清廷颁布“恢复广州一口贸易政策”，结束以前外商可以选择口岸的权利。英国东印度公司认为这是地方官员所为，便设法直接北上与清廷联络。1759年精通汉语的英国人洪仁辉（James Flint）摆脱清朝兵船的尾随，突然北上天津，并于7月18日（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到达大沽口。洪仁辉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与清朝官员反复沟通，终于把自己写好的书面控告信经过天津地方官员之手呈送乾隆皇帝。不料，引来的是1759年清廷颁布《防范外夷规条》，成为清廷第一个全面管制外商的正式章程。从此，这一闭关锁国的外贸政策在全国实行。这是明清以来，发生在天津影响到全国的第一个全国性事件，该政策一直影响到100年后的1860年。洪仁辉也是第一个从海路来到天津的英国人，有文献记载为从海上来大沽口的第一个外国人。
洪仁辉事件34年后，大沽口迎来了英国政府的使者——马嘎尔尼爵士。有考证说东印度公司是得到广东官员的建议，于是英国政府决定派使团为乾隆皇帝祝贺八十大寿。1792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率狮子号战舰从朴茨茅斯港出发，经过一年的航行，于1793年6月抵达大沽口。使团带来了600箱英国女皇为乾隆皇帝祝贺八十大寿的礼品，同行的有哲学家、医生、机械师、植物学家等83人之众。使团此行主要目的是与乾隆皇帝签订两国贸易通商协定。
直隶总督梁肯堂特地从保定赶到大沽，把大沽海神庙作为行辕。马嘎尔尼使团到达中国的首次迎接仪式就是在大沽口海神庙举行的。欢迎仪式后，总督为使团送去四桌佳肴，每桌24道菜。这是中国与英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交往，也是海神庙在西方扬名的原因所在。1793年8月9日，使团起航赴天津，直隶总督陪同迎接的钦差在天津与马嘎尔尼使团会谈。会谈后依然是送筵席到使团船上，在使团船的前面搭起临时舞台演出戏曲作为招待。此时，清廷官员对与外国人共餐还有禁忌。为达到目的，马嘎尔尼一再告诫使团成员，要谨言慎行，争取得到清朝官员的好感。随行的小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在自己的日志里，详细描述了这些过程。
同年9月14日，乾隆皇帝在热河接见了马嘎尔尼，接见前发生了一场让史家议论纷纷、感慨万千的礼仪之争，也包括所赠送物品是贡品还是礼品的争论。当马嘎尔尼向乾隆皇帝抛出他们此行真实的目的──派使臣常驻北京，开放宁波、舟山群岛、天津为贸易口岸的时候，乾隆皇帝一口拒绝。在天朝上国的闭关政策面前，马嘎尔尼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离开北京，经大运河从舟山乘狮子号战舰至广州，然后返回英国。后来马嘎尔尼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它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
23年后，英国再次派出特使阿美士德来华。嘉庆皇帝要求使团按照马嘎尔尼使团来华路线航行。1816年7月阿美士德及作为副使的当年马嘎尔尼随行孩童斯当东到达大沽口。内务官员广惠和天津官员张五纬负责在大沽口的接待。8月9日使团乘驳船登陆，受到鸣三声礼炮的礼遇。8月2日，使团乘船抵达天津。工部尚书苏楞额和内务府官员广惠在天津代表嘉庆皇帝设宴款待英国使团，与当年马嘎尔尼来访不同的是共餐的宴请，双方从宴请的礼仪就开始了争论。觐见皇帝的礼仪长时间困扰着钦差大臣和使团的会谈。
双方在礼数上的分歧与争执使阿美士德使团未能入京，滞留于京师附近的通州，最终在临觐见之时发生变故。嘉庆皇帝下令驱逐使团离京。阿美士德访华无果，却获得国内呼声，就任印度总督。阿美士德也客观上提醒清廷关注大沽防务，嘉庆皇帝下令重建天津水师。
1877年3月，美国第18任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在连任两届卸任后，偕妻子朱莉娅周游世界。5月28日，他乘坐亚士休洛号舰船抵达大沽口。李鸿章亲自迎接，大沽口炮台上鸣放21响礼炮，所有士兵都整齐列队欢迎。美国驻津领事丹尼法官、法国驻津领事狄龙先生和领事团团长等外交使节迎接格兰特将军。使团舰船从大沽口驶入，每艘中国炮艇都鸣放21响礼炮。随行人员记述：“中国炮艇排成一列，每艘船上的船员都行礼致敬。所有的帆船战舰上都装饰彩旗。还有许多民船前来迎接我们，船上站着众多平民，一双双好奇的眼睛都在翘首观望。一时间炮声震天，烟雾缭绕，火光飞溅。所有这一切交相辉映，成为我们旅途中一场最为生动壮观的欢迎庆典。”第二天，使团抵达天津紫竹林码头，同样受到热烈欢迎。格兰特在天津期间还参观了北洋机器局，李鸿章设宴款待格兰特。其时发生了日本吞并琉球设立冲绳县的重大事件，清廷与李鸿章便希望借助行将游日的格兰特的名望，劝说日本归还琉球。格兰特到北京时，同样受到热烈欢迎，前有仪仗队鸣锣开道，后有大队兵丁簇拥，路旁是持长矛护卫的士兵，官员按品级排站，列队相迎。掌握朝廷大权的恭亲王奕与格兰特作了长时间的会谈。使团从大沽口离开回国时，李鸿章又从天津赶到大沽口举行了隆重的送行仪式。
除此以外，在大沽口的外交活动就几乎与剑拔弩张和列强武力威胁相连，遑论礼仪尊严了。2大沽口缴烟与白河投书
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中英正常贸易，中国方面一直保持着出超的地位。英国为了扭转它在对华贸易中的不利地位，找到了一桩罪恶的交易，就是鸦片贸易。鸦片的麻醉性很强，能暂时缓解吸食者精神上的病痛，但成瘾性也非常强，一旦成瘾，再想戒掉非常难。
在19世纪的最初20年中，英国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每年平均约4000箱。30年代激增，到1839年将近40000箱。从19世纪初开始，广州一直是鸦片走私的最大口岸。天津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交通条件，自然令西方列强垂涎三尺，最终也成了北方鸦片走私的最大口岸。自嘉庆朝以来，清廷多次提出禁烟的问题，但未见实效。
1838年，道光皇帝派自己最亲信的大臣琦善前往天津查禁鸦片，命令他“严密查拿，按律惩办”。琦善来到天津后查办走私烟土案数起，缴获大量烟土。1838年10月26日，天津镇及天津道官员率兵弁驰赴大沽口，登上金安发（即金广兴）、金允发两艘洋船，从金安发船后舱搜获烟土12口袋，共重约13万两（约合8125斤），同时起获烟枪107杆，以及新旧烟灯、烟锅、烟斗、烟盒等件，取得了查禁烟土的一场大胜利。
根据直隶总督琦善于1838年11月16日写给道光皇帝的关于“焚毁查获烟土情形”的奏折，天津大规模的销烟举动发生在1838年11月。在销毁烟土的方法上，采用了使鸦片的理化性质彻底改变的方法，使其无法再次被提炼利用。此为大沽口缴烟，比1839年6月的虎门销烟早了8个月。
1840年6月，英国军舰进攻广东受挫后，直上大沽口，向直隶总督琦善递交了抗议书——《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要求与清政府进行谈判。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白河投书”。英国给清政府的照会内容，主要是抗议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行动，要求清政府赔偿烟价、割让岛屿、赔偿军费，等等。在道光皇帝的授意下，1840年8月30日开始，琦善在大沽口南岸，与英军进行了多次谈判。琦善许诺，只要英军南返广州，一切事情都可以商量。9月15日英军撤军，“白河投书”事件就此结束。
在等候清政府回信与谈判期间，英军每天派小船到海河口测量水位，将大沽口炮台一带的地形绘制成图，并在河口安设浮标。可见，“白河投书”不仅是侵华英军以武力威胁天津，迫使清政府妥协投降的外交攻势，也是英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阴谋诡计。此事之后，的确后患连连。
发生在大沽口的“白河投书”的“白河”从何而来呢？一说，白河即海河；一说，白河是北运河，因岸上多有白沙，少生草木，所以叫白河。
在《辞海》中，白河与潮河在密云合流后称潮白河，下接北运河。北运河与子牙河汇合后称海河，北运河与海河、北运河与永定新河联通，但是北运河与大沽口和北塘口无直接关联。
海河曾称为直沽河等，因河得名者有直沽寨。明末清初出现海河称谓，清代《直隶河渠志》记述：“海河自天津三岔河口，迄大沽口，长一百二十里。”清道光年间《津门保甲图说》涉及塘沽的图中仍标记为海河，在清代没有任何文献记载海河称为“白河”。
但是在英国人绘制的天津地图上，他们把海河、北运河都标为“PEIHO”，后由通译翻译过来标称“白河”（天津河），也许是英国人从北京开始绘制，便将上游白河、中游北运河、下游海河都认作是白河。日本人当时所写游记《燕山楚水》中称海河为白河。所以与“‘Macau’不是我真名一样”，“白河投书”是将英文“海河”的说法直接音译回来的产物。白河确是指当时的海河，但不是海河的通用称谓。但受英国人的影响，海内外人士也称海河为白河。3大沽口的战火硝烟
大沽口，位于今天津市东南50公里海河入海口处，东濒渤海，明、清以来一直是京畿海防要塞。明嘉靖年间，于大沽口筑墩设炮，有力地抵御了倭寇入侵。清代置大沽协镇营，陆续沿海河增建炮台，设置大炮，构成大沽要塞防御体系。然而，大沽口从“白河投书”开始便与屈辱的近代史紧密相连。史学界常说：“中国近代，南看虎门，北看大沽。”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法公使率舰船陆续来到大沽口，进行武力威胁，俄、美公使亦率舰队以调停之名集结。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向海河两侧炮台发动进攻，炮台守军发炮反击。钦领大沽防务的直隶总督谭廷襄却临阵退逃，炮台守军孤立无援，南北炮台陆续被英法联军攻占，兵临天津城下。这就是“第一次大沽口之战”。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美四国代表分别签订《天津条约》。侵略者得到了公使长驻北京、加开商埠、自由传教、获得战争赔款等许多好处，但没有把天津列为通商口岸。西方列强仍不满意这个战果，极力想再修改这一条约。《天津条约》规定第二年换约生效，1859年，英法公使自恃武力强大，处处滋事挑衅，坚持要从大沽口而不是按规定从北塘登陆进京换约。6月17日英法联军及同来的美国舰队抵达大沽口，连续向大沽口防线挑衅，蓄意挑起“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英法联军破坏清军布置的拦江铁链，6月25日下午，拆毁海河口第一道障碍物，并炮击两岸炮台。炮台守军一直怀着愤怒的心情，注视着敌人的行动，此时他们忍无可忍，立即开炮还击。
激战至下午4时，攻打炮台的英法联军舰只几乎全被击伤击毁。以调停人自居的美国舰队，开始直接参与作战。下午5时，英法联军开始登陆作战，企图先夺取南岸的三座炮台。南岸炮台外为一片泥淖，联军陷入不利之地，最终不得不向外撤退。清军乘胜追击，联军遭到惨败。清军击沉击伤敌舰11艘，打死打伤594人，活捉2人，联军舰队司令贺布也受重伤。清军32人阵亡。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基于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的胜利经验，提出撤去北塘守备，此议虽受争议仍获得朝廷批准。1860年7月，英法联军再次集结大沽口外，准备扩大侵华战争。联军经过侦察，获悉北塘防务空虚，便使用伪装偷袭的办法，8月1日出动军舰30多艘和陆战队5000人迂回到北塘沿海乘潮顺利登陆，用白旗免战骗过沿岸守军并迅速占领北塘，对大沽口炮台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清军在奋战后溃败，北炮台被联军攻下。清军放弃南炮台，大沽口完全落入联军控制，是为“第三次大沽口之战”。随后，英法联军一路攻陷天津、进犯北京，并火烧圆明园，逼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这对天津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00年，八国联军为镇压义和团运动，再次集结大沽口。6月15日，八国联军头目密谋夺取大沽口炮台，当晚派日军300人登陆。6月17日凌晨，八国联军兵舰悍然从海面和炮台后侧同时向大沽口炮台发起猛攻。守将罗荣光率众英勇抵抗，开炮还击。双方鏖战6小时，清军腹背受敌，伤亡很重。两岸各炮台先后被敌军攻占，大沽失陷，是为“第四次大沽口之战”。此役，塘沽一带遭受空前的战争劫难，生灵涂炭。民谚“塘沽一扫光，新河半拉子庄，北塘三排枪”，讲述的就是当时的惨状。八国联军统帅在日记中也坦承：“白河（海河）左岸已变成一片荒野。”1901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廷被迫与西方11国签订《辛丑条约》。
1926年3月初，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之际，国民军封锁大沽口以阻止奉舰侵犯，英、法、日、美、意等国联合指责国民军封锁大沽口违反《辛丑条约》，要求撤除一切入京障碍。国民军被迫于3月12日宣布开放大沽口岸。可是当日下午，日本驱逐舰在进入大沽口时，未按事先与国民军约定的信号和时间联系，并有另一驱逐舰跟随。国民军随即鸣枪示警，令其停止，而日本军舰却开炮轰击大沽口，以致多名国民军士兵死伤，酿成“大沽口事件”。事后，国民军向日本公使提出抗议，而日本政府反以破坏《辛丑条约》为借口，公然向中国提出“抗议”，并纠集《辛丑条约》八个签字国的公使，于3月16日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工事、北京至出海口的交通不得发生任何障碍等无理要求，并限北京段祺瑞执政府在48小时以内答复。17日，八国军舰云集大沽口，对中国进行威胁。此事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北京因此爆发学生请愿示威游行，遭到北京政府镇压，并酿成“三一八惨案”。
七七事变后，日军从海上增兵塘沽。1937年7月28日，日本海军、陆军同时向大沽地区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7月29日、30日双方展开激战。大沽失陷后，日本在塘沽成立陆军运输部塘沽办事处，管控塘沽港口运输，开始了疯狂的经济掠夺。4李鸿章与大沽口防务
李鸿章（1823～1901），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大沽口炮台严阵以待
清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次年便赴大沽和北塘巡查，看到的是一片狼藉，败落不堪，于是拟写奏折要求再造大沽口和北塘炮台。
李鸿章命令大沽协副将罗荣光修筑炮台和营垒，撤去原有土炮。大沽口炮台在旧基础上新建5座营盘，南岸设4座大炮台、40座小炮台，北岸设2座大炮台、6座平炮台，配备从德国购入各种口径克虏伯大炮及其他火炮177门。加强了对弹药库的保护，设置了弹药库和炮台间的地下运输通道。购置测远仪、水平仪等军用工具。所有炮台都是按照西方经验建设，部分炮台由过去的方形改为圆形。购置小型舰船部署在河口进行机动防御。驻军6个营，3000多人。整修一新的大沽口炮台当时可谓“天下第一海防”。北塘炮台设有5座大炮台，火炮150多门。各处炮台四周有地雷防线；海河河口和北塘河口处设置水雷防线，1884年又在大沽创设大沽水雷营。
为从根本上解决大沽防务问题，李鸿章又在原明代防御倭寇旧址重建新城（即今新城镇所在地），并修造新式炮台3座，各安放9门大炮。新城内建起钦差大臣行台，以及粮仓、弹药库、各衙门、各官办事公所，还给文庙、衙署留了基址。新城与大沽口和北塘炮台相互接应，形成掎角之势。
电灯发明后，李鸿章及时命令购买电灯和发电机，用于炮台防务，这也是照明设备在中国的首次应用。电报电话诞生后，1879年李鸿章就从外国引进我国第一条电报线，架设在天津紫竹林与大沽口炮台、北塘炮台之间，以保证军情通畅。1884年李鸿章又命令架设连接北塘、大沽、天津和保定的电话线。电讯的晨光当年就已在滨海新区显露，百年之后，电子信息又成为滨海新区的支柱产业。
李鸿章认为沿海防务必须水陆相依，舰船与陆军互为表里，于是他着手建立北洋海军，以海军拱卫京畿门户。1880年李鸿章获准在大沽兴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用于修建军舰和制造各种兵器，后又加建炮厂。1885年李鸿章在大沽登船试航验收从德国订购的“定远号”和“镇远号”军舰。为满足军舰对煤炭的需求，李鸿章又向清廷建议，把唐山至芦台铁路继续修到塘沽，以便利北洋海防“调兵运军火之用”。1888年铁路从芦台修至塘沽（即今塘沽南站），大沽口也成为北洋水师重要基地。
然而这些西式先进装备，未能抵御住八国联军的野蛮攻击。1901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依此条约李鸿章精心谋划的大沽口炮台被陆续拆除，大沽防务不复存在。
李鸿章大沽防务思想比较积极，防御由海口炮台建设转向以建立海军为主，特别是大量引入西方先进技术、开办工厂等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大沽两岸乃至天津市的近代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5长芦天津盐区
煎盐（煮盐）就是熬干含盐分的海水，提取食盐。最早可上溯到西周，《礼记》有云“幽州其利鱼盐”，《管子》有云“燕有辽东之煮”。近年研究发现，2300多年前在今滨海新区大港、汉沽和空港经济区已有煮盐痕迹。塘沽盐场第45作业组盐田“长芦盐区”是一个大名鼎鼎的称谓，历史悠久。明洪武二年（1369）沧州治于长芦镇，于是将长芦镇所属的北平河间都转运盐使司，改称为河间长芦都转运盐使司（简称长芦运司）。后去掉“河间”二字，长芦盐区正式定名。至此，“长芦”盐声名鹊起，保持至今。
长芦盐区是我国最大的海盐生产基地，处渤海西岸，现有著名的盐场5个，即天津市滨海新区的汉沽盐场、塘沽盐场和河北省的南堡盐场、黄骅盐场、大清河盐场。需要强调的是，正是由于塘沽和汉沽盐场的存在及其优越的区位优势，滨海新区才得以“成为中国海洋化工的发祥地”。
汉沽盐场历史最久。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幽州节度使赵德钧为解决军费缺乏问题，在芦台南部卤地设置了芦台场署（汉沽盐场前身）。元代，芦台场所辖煎盐灶继续南移，场区范围北起宝坻县城，南濒渤海，西抵军粮城，东达陡沽。生产方法由刮土淋卤改为戽海水淋卤。
明嘉靖年间，芦台所产原盐被誉为“芦台玉砂”。清康熙初年，芦台场大面积“废煎改晒”，即引海水入滩地，经风吹日晒后变成卤水，进入盐池后再结晶成盐。此生产工艺的重大变革，使原盐平收之年可产万吨。民国初年，芦台场署移驻汉沽，生产规模逐步扩大，年产原盐增加到20万吨左右。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满足其侵华战争的需要，在汉沽大规模开建盐田。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盐场。1948年12月14日汉沽解放，中共冀东长芦盐务局接收队接管了芦台场署，改名为汉沽盐场管理处。1958年私营盐滩全部转为国营，遂正式定名为“长芦汉沽盐场”。
塘沽盐场前身是丰财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建于天津葛沽镇。初系置灶煎盐，清代初期改为挖沟筑池，引海水晒盐。清朝康熙年间，丰财场全部“废煎改晒”。1913年丰财场署迁至塘沽，管辖塘沽、新河、邓沽等处盐田。1937年日伪“华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大沽开建盐田，生产的盐被运往日本。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沽盐田由官僚资本经营的华北盐业公司接收；同时，国民党政府设丰财盐场公署，管理公私盐田，面积共113平方公里，1948年产盐35万吨。
1949年中共冀东长芦盐务局接收队又接收了丰财场署，改称塘沽盐场管理处，下辖塘沽、大沽、邓沽、新河4个分处。1955年，大沽盐场管理处改为国营大沽盐场，塘沽盐场管理处管理的私营盐田改组为公私合营塘沽制盐场。1956年，两盐场合并为长芦塘大盐业局，1959年改名为“长芦塘沽盐场”。
如今，汉沽盐场和塘沽盐场均属天津渤海化工集团公司下辖的国有盐场，汉沽盐场名为“天津市长芦汉沽盐场有限责任公司”，被国务院首批认定为“中华老字号”企业；塘沽盐场名为“天津长芦海晶集团有限公司”。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塘沽盐场、汉沽盐场的盐田中，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中新生态城等一批经济功能区相继诞生，成为璀璨的盐田明珠，为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滨海新区又陆续兴建了北疆电厂等一批“海水淡化与工业制盐一体化项目”，形成水盐联产循环经济示范，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既有效解决了天津市淡水资源短缺问题，又突破制约重化产业发展的瓶颈，为探索滨海新区盐田置换、城市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谱写着盐区新的篇章。6我国第一个近代化农场的创建
早在120年前，就在渤海之滨塘沽这片土地上，由我国著名的实业家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联手创办了“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进行种植和畜牧业的开发。这是中国近代第一家股份制农场，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走上了农业近代化、机械化的道路。
唐廷枢（1832～1892）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洋行买办，对创办近代民族实业有过重要贡献。他受李鸿章委派先后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在筹划原煤外运，开凿运煤运河——黑猪河过程中，勘测北塘至河头河段时，发现即将开凿的运河两岸一马平川，适宜改造成耕地，便于放牧牲畜，于是他构想将这片广阔的盐碱地开发成农场。
唐廷枢与徐润、郑观应三人和开平矿务局用股份制的办法集资13万两白银，在新河村一带购买荒地4000顷，于1881年建立了“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他们利用新开挖的黑猪河的水资源开沟作渠，将两岸大量盐碱地经过水洗开垦为可种植稻麦作物的可耕地，并由开平矿务局聘来英国农业专家指导农耕。
据《益闻报》记载：“天津有客民在距津一百几十里的地方批租荒地五万亩，概从西法，以机器从事。行见翻犁锄禾，事半功倍。”由此可见这个农场无论农耕还是畜牧，都是成功的，且效率可观，被当时国外舆论视为“模范农场”。由唐廷枢等人主持的农场，“利用运河之泉垦耕事成，沟渠有致”，广阔的荒土地被拓为一片沃土，成为近代农场的典范，沃野百里，一水绕绿，麦浪滚滚，稻穗金黄，牧草丰茂，牛肥马壮。
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期，英人以合办名义强迫开平矿务局签订协议，致使洋人股份挤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喧宾夺主”，造成沽塘耕植畜牧公司被英国洋商所操纵的局面。之后这座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农场停办。
农场原都是盐碱荒地，黑猪河与海河沟通，源源河水为拓荒垦农提供了便利条件。利用西式机器开沟作渠，使用“八卦帆”在农场均匀布点，提水洗碱灌溉，使用从西洋进口的农机进行耕种。现在滨海新区内的三车地、五车地、上八车、中八车、下八车、头道沟、三道沟、四道沟、六道沟、东沟、西沟等地名都是沿用当年农场供水点和沟渠的序号而得其名；区内村庄如大猪窝、小猪窝、南猪窝、官马场也是沿用当年的牲畜牧场名称而来，这些都成为农场遗留的历史痕迹。7两位民国大总统
中华民国大总统是1911年12月至1928年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国家元首的称呼。北洋政府5位总统中，有两位是从今滨海新区走出来的，一个是黎元洪，另一个是曹锟。他们的经历也是当时社会动荡的真实写照。黎元洪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1864年10月19日（清同治三年九月十九日）生于湖北黄陂。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被革命党人强行推举为湖北都督。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仍为副总统。1915年袁世凯称帝，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坚辞不就。袁世凯死后，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后段祺瑞利用张勋将黎元洪驱走，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1922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总统徐世昌，黎元洪再任大总统。1923年5月曹、吴威逼黎元洪下令讨伐孙中山，遭到黎的坚决拒绝。后黎元洪无奈辞职寓居津门。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为脑溢血在天津去世，享年65岁。
黎元洪八岁时，随父黎朝相迁居今滨海新区北塘街。到了北塘以后，黎朝相把儿子送到北塘塾师李雨霖处，读四书五经、习作文书法。黎元洪自幼学习勤勉，能吃苦。他在私塾读书时，性格与其他孩子完全不一样，极度憎恶偷懒，喜欢钻研，学习非常刻苦。黎元洪的长子黎绍基在《黎元洪的一生》中写道：“当时，煤油灯已输入中国，有钱人家用它来照明，一般的老百姓用蜡烛或菜籽油，这对在晚间学习的人的眼睛是没有好处的，父亲经常学习到深夜，直到双眼疼痛，也不肯放弃读书。”黎元洪的淳厚朴实深得老师赏识。
1883年（清光绪九年），黎元洪选择报考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期间，教材都选英文书籍，这使他在早期接受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教育。黎元洪在那里学到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军事知识，大开眼界，同时锻炼了体魄。水师学堂距离黎元洪在北塘居住的家有数十公里，每到放假之时，他总是徒步往返。这对于一个青年学生来说没有坚强的意志力和体力是不可能做到的。毕业后，黎元洪被派往广东服役，充二管轮，1888年随“广甲”编入北洋水师。从此，黎元洪结束了他在天津度过的青少年时代。从天津北塘出发，黎元洪一步步走上了民国大总统的人生顶点。
坊间传说，少年黎元洪曾在北塘乡野看到鹌鹑和蛇长时间打斗。父亲黎朝相告诉黎元洪此处是龙凤争夺的风水宝地，他死后要埋葬于此。黎元洪当上总统后回北塘为亡父再度修坟，因坟墓整体为白色，故当地人称为“白坟”。
黎元洪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都督，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担任过两任大总统和三任副总统的人，但他位尊而权不重，名高而实不符，人不微而言轻。反对袁世凯称帝，拒绝封王，为他赢得了较高的威望。当然，他的最大历史贡献是介入武昌起义，并与众多辛亥志士一起推翻2000余年的帝制，走向共和。曹锟
曹锟（1862～1938），1862年（同治元年）10月21日出生于今滨海新区西大沽一个贫穷造船工家里，属于社会地位比较低的阶层。1882年，曹锟应募入伍，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1895年，曹锟赴小站投袁世凯的新建陆军。1912年2月29日在袁世凯的指使下，曹锟在北京纵兵哗变，焚掠内外城，为袁世凯拒绝南下制造借口。1915年，曹锟投袁世凯所好，拥护他称帝，被封为“虎威将军”。袁世凯死后，曹锟成为直系首领。曹锟觊觎总统宝座，最终用每张选票5000大洋的重金贿赂国会议员，于1923年10月6日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曹锟兄弟姐妹颇多，由于家庭生活艰难，曹锟只读了四年私塾。曹父要曹锟随他去造木船，曹锟不从，认为造船工没日没夜刨来凿去也不过就那么一点酬金。曹父又让曹锟去学农活，他亦不感兴趣。
后曹父让他卖布。曹锟认为，人活着就要穿衣，世间那么多人，可以做成。于是曹锟走街串巷贩布为生。曹锟性情豪爽，爱交朋友，讲义气，好酒贪杯，好耍拳脚，醉酒丢钱也不以为意。由于做生意时的洒脱，喝酒时的疯癫，当地人便为这个在家中排行老三的怪少年取了个绰号“曹三傻子”。及青年时，曹父为曹锟选定西大沽郑姓人家女儿为妻。小夫妻日子过得和睦，贩布生意更有起色。
后来，或因为贩布受军兵之气，或是好色惹事，总之他不愿或不能继续在大沽生活，便急火火当兵去了。曹锟出人头地后，大沽一带曾有曹锟少年即出语不凡，得高人首肯的段子流传。大沽口的四年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