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论丛(五十一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言学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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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论丛(五十一辑)试读：

编辑琐语

回顾《语言学论丛》这五十辑，我们从同人论集，主要发表北京大学师生的研究，发展到今天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辑刊，登载遍及世界各国的语言学者的语言学论文；我们从只限于中文，发展到中英文均可；我们从传统的纸笔操作，发展到电子投稿和审稿系统；我们从不定期出版，发展到每年两辑定期出版。无论是从出版形式上，还是在内容的涵盖上，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

回顾《语言学论丛》这五十辑，我们有改变，也有坚守。我们坚守的是论作的质量，因此，无论作者是年轻还是年长，也无论来稿是长篇宏论还是短文小札，只要是好文章，《论丛》就会发表。幸赖于很多同道支持，我们能坚持到今天。

我们经常听到很多学者告诉我们，“我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在《论丛》发表的”。说实话，这是最令我们这些编者开心的一句话。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很多学者愿意惠赐自己的得意之作。当我们发出筹划出版五十辑纪念专辑的消息后，很多学者给我们寄来自己的近作，容量也大大超出了一辑能承受的最高限度。经与商务印书馆协商，我们决定出两册纪念专辑，第五十辑和第五十一辑，寄寓我们良好的期盼，“继往”和“开来”。《语言学论丛》编辑部2014年10月18日语言库藏的裂变：吴语“许”的音义语法分*化刘丹青

提要 汉语史上作为处所成分“所”的变体的“许”，到现代吴语中发展成了一个有众多白读读音和语义功能的虚词/语素，其功能从处所名词和后缀到指示词、体标记、语气词及量化词内的语素等。本文在前人诸多成果的基础上，从库藏类型学的角度梳理“许”在吴语中的语音语义和语法功能分化。文章总结了“许”的多个吴语白读音的历史层次及与吴语鼻音儿化的关系，分头爬梳“许”的语义演变脉络和功能演变。本文通过分析“许”在吴语中的音义语法分化导致的“许”在母语人语感的裂变，指出“许”的分化造成了语言库藏的裂变，成为语言中不同的库藏成分。从库藏类型学的角度看，库藏裂变增强了语言单位的区别度，是对语法库藏中显赫范畴过度扩展的制衡。论文指出所有关注语言单位的语义功能扩展的学说如语法化学说、语义地图学说等都应同时关注语言库藏的裂变。

关键词 吴语 “许” 音义分化 库藏裂变 语言库藏类型学1引言“许”在历史上曾是表处所的“所”的变体（参看冯赫 2013）。处所词“许”靠了语言中处所主义（localism）的扩展能力获得了显赫的库藏地位，在吴语中滋生出众多语义和功能，从处所名词直到体标记、语气词及量化词内的语素。而这些语义语法变体又因为语音分化而在母语人心理中失去了联系，被识解为彼此无关的词汇或语法库藏要素。这种情况，本文以库藏类型学的观念视之为库藏裂变，即语言库藏中的多义多功能要素因语音语义语法等故而分化为不同的要素，在母语人心目中已不再是同一个库藏单位。“许”的语音、语义和语法分化，正是语言库藏裂变的典型实例。这类裂变，不但与语音演变、语义分化、词汇化、语法化等有关，而且是语言库藏类型学必须关注的课题，因为它让我们看到，库藏单位不但有显赫范畴的扩展用法（刘丹青 2011，2012，2013），而且也有制衡过度扩张的机制，裂变就是这样的机制之一。

本文将在前人相关考察（如李荣 1980；梅祖麟 1995/2000；钱乃荣 1997：113；潘悟云、陶寰 1999）的基础上，主要根据太湖片吴语考察“许”的语音、语义和语法裂变。2“许”的语音层次⊂“许”作为中古鱼韵上声字在北部吴语中有一个强势的规则音［ɕy⊂ɕi］（无撮口呼方言为［］），在姓氏和一般写作“许”的词语中都取此读，如“老许、许诺、允许、许可证”等。这也是很多吴语区人见到“许”字后唯一会发的读音。但是，学者们通过音韵比较和语义分析，指出还有不少词语中读音各异的语素也是“许”的白读，其中除了许诺义外，其他用法的白读“许”是古代“所”的变体“许”的沿用，与姓氏和许诺义没有语源关系。

李荣（1980）似最早指出吴语有些鱼韵字除［y］读外还有［ɛ］类白读（见组声母遇此读非腭化的舌根音），所举的例子有“锯去渠⊂ɕy鱼虚”，另在附注中补了南昌“许”与此对应的文白两读［］和⊂［he］，并指出南昌白读“许”的意思是“那、那么”。⊂

那么吴语的“许”是否也存在［he］类白读呢？据石汝杰（2011），英国传教士艾约瑟（1868）《上海方言语法》一书就收有⊂⊂“许”的hü2、hé2两读，石文分别折合为［hy］和［hɛ］，后一读的语义是许愿、许诺。这一读音和用法的词在苏州方言中也有。有方言著作以同音字记录，即视为本字不明。可见其与“许”字的联系已⊂不易觉察。叶详苓（1993：92）则收了苏州话“许”字条的［һᴇ］音，注为“同意给人东西：俚问吾借廿只洋，许三日就还葛，今朝第五日哉，人影子匣勿见 | | 许读һE只限于本词条，其余都读ɕy”。可见⊂⊂叶著认定许诺义的［һᴇ］是“许”，但不认为“许”还有其他念［һᴇ］的义项用法，如“勒海”的“海”等。⊂

张惠英（1980）认为吴语中被写作“该、赅”的表示占有的［kei］（崇明音）实为“居”（）字，并举许诺义的“许”和虚肿义⊂的“虚”的［hei］读为旁证。占有义的［kei］是否是“居”⊂（），尚无定论，但“许”有［hɛ］类白读则已被确认。

梅祖麟（1995/2000）在李荣、张惠英等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上海话有个音韵层次，其中见系鱼韵御韵的字读［ᴇ］，例如⊃⊃⊂⊂⊂占有‘虚’［һᴇ］、‘锯’［kᴇ］、‘居（）’［kᴇ］、‘许’［⊂

~愿那里һᴇ］、‘许’［һᴇ］。其他吴语方言也有这样的音韵层次”。此文的一项进展是将上海话“辣海”（动词兼介词：在那儿，在）、“海头”（那里）中的“海”确定为“许”，与南昌话及温州话和闽语中1的指代词“许”联系了起来。

钱乃荣（1997：113，1999）考察了跟上海话“辣海”（在那儿）和“NP海头”（NP那儿）有关的众多吴语处所语素的语音形式，认为其可能是“许”。明确可以定为处所“许”的是上海郊区奉贤话文］”读“许”语素，见于表示“这儿”的“荡滩许中［235531或“搿搭许在［ɡeʔʔdæʔɕye］”，这至少证明了吴语中“许”作为处所语素的存在。钱著（1997）对“海”的源头为“许”不是很确定，可能跟该字在上海话可以判断为阴平有关。另一个原因是，“海头”的早期形式“壗头”（1862年Macgowan著《上海方言习惯用语集》）中的“壗”，原书记音是han或hay，相当于国际音标［hɛn］和［hei］。里面出现的鼻音韵尾，钱著认为可能是白读“许”的儿化，但口气不很确定。因为钱先生注意到上海一带吴语的处所语素“许”的主要元音，与表示许诺的白读⊂“许”［һE］并不同韵。它先出现为［hɛn］（写作“壗”），后脱落鼻韵尾成为［hɛ］（仍作“壗”，随咸山摄字一起脱落鼻韵尾）。后来上海话（市区）［ᴇ］、［ɛ］两韵合并，才写作与“许”的白读同韵的“海”。

在钱著的材料中，我们看到的与这个“海”相关的处所语素或指代语素词例还有（白读“许”的习用同音字加线，下同）：（1）江阴：果海面［kᴈɣ52һæ33mɪ43］（那边）

常州：间海点［kæ55xæ35tɪ31］（那边）

绍兴：“亨”［һaŋ43］（那），“亨头”［һaŋ43dɣ52］（那儿）

无锡：“哼”［һən55］或“亨”［һaŋ55］，如“里面”说“里哼”［li22һən55］（引者按：此外，相当于上海话“辣海”的词无锡话说“来哼”［lɛ213-13һən31］。此外，“这边、那边”说“意亨［i423-44һaŋ55］、过亨［kɣɯ423-44һaŋ55］”）

上海、苏州：“向”［ɕiã］（钱著认为是“亨”一类的腭化形式），如“里向”［li22ɕiã44］（里边）。

嘉兴、上海：“化”［ho/һͻ］，如：嘉兴“勒化”［ləʔ2һo23］ （在那儿）、旧上海“拉化”［lɑ һͻ］（在内）。

钱乃荣（2003）还举了上海话“辣海”（在那儿、在里边）在吴语中的更多变体：“‘来海’、‘来化’、‘来亨’、‘来哈’、‘来罕’，都是书中自然记下的各地‘拉壗（儿）’的变音。”

钱著为研究“许”的发展和裂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他似乎只是暗示这些［h］声母的处所及指示语素有同源关系，而没有明确断定它们是“许”的白读，反而强调“‘海’只是在苏州、宝山等地与‘许’韵母同音”（指“许”的白读——引者）。

清代吴地学者翟灏（1736—1788，浙江仁和人）在他的《通俗编·直语补证》一书中已经注意到吴语中念［ho］的处所语素是“许”。请看石汝杰、宫田一郎主编（2005：387）《明清吴语词典》收录的“里许”一词的解释：（2）里许 〈名〉里面。又作“里”。□今吴音曰里， ，虚我切，即里许也。《传灯录》“投子指庵前片石，谓雪峰曰：‘三世诸佛，总在里许’”辞意尤明。通俗编33卷。⊂

可见，翟灏认为民间读作“虚我切”（折合为［ho］）的跟“里”组合的“”，其实就是“许”，并以《传灯录》“里许”用例为证。这个“里许”，在今天的北部吴语中看似难寻其踪，其实它就以2鼻音儿化的形式表现为苏州上海等方言的“里向”［li ɕiaŋ］一词，“向”与“许”的另一白读儿化形式“亨”［haŋ］相比就多了一个［i］介音并因此按规则念腭化声母［ɕ］。无介音形式则表现为余杭临平方言的“里［hɛ］”（还有“东［hɛ］、西［hɛ］”等，盛益民提供）。这个［hɛ］在临平话中也与咸山摄字同韵，当也来自“许”的儿化。而汉语史上“里许”的存在远比《传灯录》早，看冯赫（2013）所举：（3）秋风里许杏花开，杏树傍边醉客来。（〈唐〉戴叔伦《听歌回马上赠崔法曹》）（4）随便里许坐。（〈唐五代〉《敦煌变文·燕子赋》）（5）汝去入石室里许。（〈唐五代〉《祖堂集·洞山和尚》）（6）仁义礼智之苗脉已在里许。（〈南宋〉《朱子语类》卷五十九。）

潘悟云、陶寰（1999）在梅祖麟（1995）基础上又一次推进了“许”字的研究。

在语义功能上，潘陶文明确地将很多吴语实词和功能词中的语素溯源为“许”，如苏州话“场化”（地方）中的“化”［ho］，各地吴语中与上海话“辣海”同义同构、但后字念［ho/hͻ/ha］的存在动词，丽水片吴语的远指代词［ha］［a］［haʔ］［aʔ］等，以及绍兴话远指代词“亨”［haŋ］和对应于上海“辣海”的“来亨”中的“亨”、昆山话的“勒亨”中的“亨”［hã］等。

在读音上，潘陶文用历史层次分析法对这些不同的读音与“许”的关系做了更深更细的研究，有以下几点重要见解。1）“许”念［ho］类读音（含促化入声读法）是麻韵读法，［ha］类音（含声母脱落的［a］类读法和促化读法）是佳韵读音。古江南方言麻佳同韵，实际就是麻韵读法，而“鱼韵和一部分麻韵在上古同属鱼部，所以鱼韵字如果读入麻韵从上古的角度看那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事”。2）认为绍兴话的远指代词“亨”［haŋ］和对应于上海“辣海”的“来亨”中的“亨”的鼻韵尾“来源有待研究，很可能属于一种儿化现象”。这与钱乃荣对老上海话写作“壗”的han［hɛn］读的推测相同。潘陶文还将苏州话的方式状貌疑问副词［naʔ23-2hã55］（怎样。常写作“哪亨”“捺亨”）这类词拿来比较，因为这个［hã55］在吴江话中念非鼻音韵母的［ha-423］，因此鼻韵尾（或鼻化）可能也是儿化的产物。

前贤的研究，逐步加深了我们对“许”字语音流变的认识，简要梳理如下：⊂

1）“许”在吴语中除了用于大多数带“许”词语的文读音［ɕy⊂］读外，还有一个［hɛ］类的白读，表示许愿、许诺及表示处所及远指代词。表处所及远指代词时，有的方言仍念阴上，有的方言转成阴平。“许”跟中古鱼韵中的一批字共享［ɛ］韵白读，包括“锯去渠鱼虚”。［ɛ］韵白读在遇摄三等合口字中只见于鱼韵（平赅上去小韵），不见于同为遇摄三等合口、今普通话与鱼韵无别的虞韵（赅上去小韵）。可见此读形成于鱼虞有别的中古层次，至今只在少数鱼韵字的白读中存在，其他鱼韵字多被鱼虞不分的［y］韵层次所覆盖。

2）“许”作为一些封闭性词项内的语素的白读除了［hɛ］类读音（本文下称白读I）外，还有读成［ho］类（下称白读II）及［ha］类的白读（下称白读III，多见于南部丽水地区）。白读II是中古以后的麻韵读音，但体现了上古鱼麻部分地合一阶段的历史层次，应当是比白读I更早的层次。白读III则直接是鱼韵字的上古韵母，是最古的层⊂ɕy次。可见“许”的白读都是比文读［］早的历史层次，这些语义功能一直是活跃在吴语口语中的强势成分，而且因为语义偏离本义，所以没有被后世通语带来的文读层覆盖。但不同的白读也处在不同的层次，有些层次还并存于一种方言中，这是探讨其语义语法引申、裂变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3）“许”的某些用法在一些区域读上述白读音，在另一些区域或另一些词语中读相近的鼻韵尾/鼻化音节［haŋ］等，其中关系非音韵演变关系，但可以用吴语常见的鼻音儿化来解释。我们认为钱著和潘陶文的这一推测合理可信。而且，“许”的鼻音儿化形式的主元音多为［a］，可见其也保存了上古“鱼”部韵母。鼻韵尾减缓了元音高化的步伐，增大了与“许”的其他读音的分化。下面再就儿化问题略作补证。

以鼻辅音自成音节/鼻音韵尾/鼻化为特征的儿化，是吴语区广泛存在的现象，与“儿”等日母字白读的鼻音声母也相符。区别在于儿化盛行于中、南部吴语，在北部吴语中只残存为一些零星的词汇化现象。有的儿化鼻韵尾因被识解为固有的韵尾而跟随普通鼻韵尾字一起⊂经历阳转阴（去鼻音化）的演变。如老上海话“虾”说［hø］，而［ø］韵都来自咸山摄字，即原来是带鼻音韵尾的（其韵母可构拟为⊂［（u）on］）。“虾”作为麻韵字，当念［o］韵，［hø］一读必定经过鼻韵尾儿化后并入了［*（u）on］韵（“虾儿”可构拟为［*hon］），然后跟随［*（u）on］韵字一起变成了今天的［ø］韵3字。在苏州话中，带有鼻音儿化特征的词语只有三四个：囡儿4［nø31-22ŋ-44］，小干儿［siæ41kø44ŋ-21］、小娘儿һuE［siæ41ȵiaŋ223-55ŋ-21］、筷儿［k412-44ŋ-21］。但另有一些本字不明的鼻韵尾功能词当来自儿化，如：（7）一星［iɪʔ5sin44-55］（一些）

苏州话口语不用“一些”，但“些”字可读［si44］，与“星”5仅韵尾［n］的差别。近现代文献中不乏“一些儿”的用例。“一星”的语义与“一些儿”等同，可以判定是“一些儿”的凝固化。再如：（8）捺亨［naʔ23haŋ-55］（怎么，怎样）

苏州话“捺亨”［naʔ23haŋ-55］在吴江区各镇方言中念“捺哈”［naʔ ha］或“哪哈”［nɔʔ hɔ］。潘悟云、陶寰（1999）推测苏州话“捺亨”是“哪哈”（吴江）的儿化形式，不无可能。而钱乃荣（1999）在检视吴语指代词概貌时，列举了更多与“许”的鼻音儿化类似的儿化现象，如吴语处所语素“埭”［da］~“荡”［dɑŋ］，“哚［toʔ］”~“东”［toŋ］等。这些发生儿化的词语都是封闭性词类成员，其中有些是指代词，有些是处所词/语素，都与“许”兼有的处所词和指代词功能同类。这些例证说明这类词语的鼻音儿化曾是吴语中颇常见的现象，只是鼻音形式后来在北部吴语中因词汇化而凝固成语素内的固有读音了。

除了以上所举，还有一些包含白读“许”的词语。⊂

通常写作“海”的［hᴇ］在吴江方言中，可以放在方向词后表示一个城镇上的方向位置，如“东海（镇东头）、西海、南海、北海”6。而在昆山千灯话中，“东壗”指较远较大的东部地区，如嘉定等；“西壗”指较大较远的西部地区，如吴江等；“南壗”、“北壗”亦然。⊂吴江话的“许”［hᴇ］还能直接放在基本（单音节）指示词和处所指示词后面，构成处所指代词，如“该海”（这边）、“矮面海”（那边）。这个“海”跟上海话的“辣海”（在那儿）、“海头”（那儿）中的“海”都来自处所词“许”。从“东海、西海”等的用法也可以推想，地名“上海”也可能是同类用法的“上许”的白读。“海派”之“海”未必与海洋的“海”有关。

再如，石汝杰、宫田一郎（2005）收的表示“多少”的吴语疑问代词“几呵、几化、几花、几吪、几哈、几货、几夥、几何、几罅”等条目，都以写法较通行的“几化”（苏州音［tɕi42 ho-42］）为主条，释为“同‘几化’”。这些词都是“几许”的同一白读的异写。该词典收的“几许”条所引的清末方志已经说得较好：（9）几许〈代〉同“几化”。多少。□多许，“许”俗音若黑可切，见《隋书》；又问人多少曰几许，见《古诗》。（光绪宝山县志14卷）

词典所引的《宝山县志》的话，其实是对“多许”的解释，指出其中的“许”念黑可切（折合为上海话［ho］），顺带提及问多少的“几许”，当然这个“许”也是念［ho］的，所以就相当于写作“几化”的那个词中的“化”。该词典以写同音字的“几化”为主条，而不以符合本字的“几许”为本条，可能是因为该词典注重收录文献词语，不重考释本字，而当地人的书面作品中用的多为“几化”等同音字写法，反而是“几许”仅见于学术考释性的地方志条目，并不为大众所感知。母语人并不一定知道此字与“许”相关，因为音义都与文读很远。“多许”［ta44 ho-21］是另一个带白读II“许”的词语，表示很多，就是上文《宝山县志》所解释的条目。此词在语音上和语法上都有特点。语音上，不但“许”的读音特殊（方言文学作“多化”、“多花”、“多呵”等），而且“多”不念规则音［tou44］（苏州），而念白读［ta44］，与“拖”［tʰa44］（~鼻涕）、“破”［pʰa412］（衣裳~）等白读音的韵母相同。歌戈韵念［a］韵是较早的层次。语法上，［ta44］只用在量词前（~个人，~条鱼，~斤米 | *人~），［ta44 ho-21］则主要做名词的定语（~人、~水果），也可在语气词帮助下做谓语（人~啦），而“多”的规则读音［tou44］只做谓语补语，不做定语（人~ | 饭吃得~ | *~人 | *~个人）。

数量语素有无念白读I的？目前文献未见论及。我们注意到吴江话有一个词［hᴇ44 uᴇ-21］可暂写作“海威”（“海”念阴平），表示很多，如“好吃物事海威”（好吃的东西很多），“赚着海海威威钞票”（赚到了许许多多钱）。“海”字念“许”的白读I，语义也合，应该就是“许”的白读，但“威”语源不明。此外，昆山千灯话中，还有表示少许的“许”也读白读I，如“一许许［hᴇ44 hᴇ44］”。由此可见，数量语素“许”也有不同层次的白读。3处所义“许”的语义功能引申脉络3.0“许”字从言午声，许诺义合其本义。北部吴语中，只有文读和白读I可表此义，情况比较单纯，本文不再讨论。其他诸白读的音义都来自处所“许”，而处所“许”是“所”的变体，与“许”的语源义无关，属同音假借。下文只说与处所“许”有关的用法。3.1 吴语“许”和中古“许”、“所”的关系

一般认为表示处所的“许”是“所”的变体，可能是某种方言变体。冯赫（2013）以汉语史事实说明，“所”有很多与处所有关的用法，表现为多种特定结构，而“变体‘许’的分布局限于本体‘所’分布范围的一个子集之内”。具体地说，在冯文所调查的“存现/位移指物指人Y”、“X之Y”、“动Y”、“名Y”、“名Y”、“何Y”这6种“所”能指人充当Y的格式中，“许”主要出现于最后的“名Y”（至裔许）和指物“何Y”（归在何许？）二式，“名Y”则只找到一例。前三式“许”指人都不参与。“名+许”魏晋之际开始出现，多见于南北朝时期南方系文献。冯文并指出：（10）变体“许”产生的关键语境是“X所”结构式。这类“X所”的“所”倾向于脱离实词范畴（去范畴化）、与前成分X的组合也更趋紧密（结构式化或凝固化）。反之，没有去范畴化与结构式化的自由语素性质的“所”，则没有产生变体“许”。

这里的关键点是，“所”能单独用作处所名词，而“许”不能，只能依附在X之后，而且这X主要是指人名词，这种位置的“所”或“许”主要表示以X为定位点的一个大致区域，而不是带有实体性的一个确切场所。

吴语“许”的用途多样性似乎远超中古时期处所性“许”的用法，但仔细分析，可以看到吴语用法的多样性，包括一些很虚化的用法，仍是继承中古南方系文献“许”的用法而发展来的，并没有继承古代“许”所不具备的“所”的多种用法。“所”自身发展出的虚化用法，也基本跟“许”不同。也就是说，两者伴随着地域分工在功能上也渐行渐远了。3.2 “许”作为处所名词内的语素

尚未发现吴语白读的“许”有单独做处所名词的情况。最实在的处所义用法是苏州话的“场化”，与“场所”同构，该词是表示“地方”的地道本地说法，可以取代任何位置的“地方”一词。但是其中念白读II的“许”只是一个构词语素，并不能单独成词。其他如前举上海话吴江话的“东海、南海”等和“该海”（这儿）等词中念白读I的“许”，处所义也稍明显。在另一些处所指代词中，由于内含其他处所成分，“许”的字义不是很凸显，如前举江阴话的“果海面”（那边）、常州话的“间海点”（那边）等。正是因为念白读II的处所“许”不能作为一个处所名词来单用，因此在语言心理上就无法取得词项那样的清晰地位，使众多吴地母语人对高频处所语素“许”的语义和词汇关联并无认知，导致同音字蜂出。3.3 “许”的处所后置词用法

另一个与中古“许”贴近的用法是以X为参照点表示空间区域位置的“X许”，如见于老上海话和上海郊区话的“X许”结构：“床海”（床边上）、“浜海”（河边）。但这种用法出现率低，有时要加一个方位语素（如“浜海浪”：河边上）。更常见并且可类推的是加后缀“头”的“X海头”形式，这种结构像中古的“X许”一样，X以指人名词为主，如“张三海头（张三那边）、娘舅海头、老师海头、我海头”。正如冯赫（2013）所说，中古“X所/许”结构中的“所/许”“倾向于脱离实词范畴（去范畴化）”，实际上相当于后置词了，不能算独立的处所名词。“海头”虽然是双音节词，但仍然只能以后置词身份出现，其早期形式就是旧上海话及周浦等郊区话的“壗头”（含儿化鼻音成分，后作“海头”）、“壗上”。如钱乃荣（1999）引用的Macgowan（1862）所举旧上海话：（11）侬要到伊壗头去，打切打切看。（62页。你要到他那儿去打听打听看）（12）第块浜壗上我伲要筑石剥岸。（93页。这块河边上我们要筑石头的驳岸）

上海话中这一位置的“海（头）”没有距离指示义，只有处所义。当用于指人名词后时，跟这个“海头”相当的位置在很多北部吴语（包括苏州话、无锡话、老上海话）中用“搭”来表示，如“娘舅搭”、“我搭”等，“搭”也只是个处所语素或后置词，没有距离指示义。普通话口语没有这么一个语素，所以要用处所指代词翻译。在现代汉语书面语里，这个“海（头）”或“搭”可以译成距离上中性的“处”，意义上很对应，如“舅舅处”“我处”。

此外，这个带有儿化成分的“壗”还从空间引申到时间，用在“小壗里”一词中，表示小时候（钱乃荣1997：113）。鼻尾脱落后，念［ha-55］。在昆山千灯话中，也有“小壗里”（有个弱读形式“小壗底”），此外，在部分乡村“壗”还可以用于其他时间词，如“故壗”是“现在”的意思。3.4 “许”用作“在里”式复合词的后字

吕叔湘（1941/1984）率先研究近代汉语中的“在里”，指出了它的功能，并以吴语的类似结构相比较。刘丹青（1996a，2003a，2003b）在巢宗祺等前期文献的基础上研究了吴语的这类结构特别的复合词，例如上海“辣辣、辣海”、苏州“勒哚、勒里，勒海、勒浪（“浪”为“上”的变读）”、吴江“勒里、勒头、勒浪、勒海”等，也兼及其他方言的类似复合词（如粤语“喺度”、福州闽语“著”、泉州话的“例”等）。由于这类词的前字和后字分别具有前置词和后置词的属性，所以刘丹青（2003a）称之为PPC复合词（preposition-postposition compound）。下文沿用这一缩写。上述拙文的要点如下：

1）PPC结构的前字，都是表“在”义的存在动词兼介词，即吴语中的“辣（勒、来……）”，相当于近代汉语“在里”中的“在”。

2）作PPC后字的语素都是处所性的后置词，即都能用在一个名词或代词后表示处所，该短语并成为可以直接受“在”类存在动词及处所类介词支配的单位（而一般的名词不加方位后置词就不能受这类动词介词支配），比较其成词用法和短语组合用法：（13）〈上海〉辣辣（辣拉）：辣老王拉（在老王家）（14）〈苏州〉勒里：勒房间里 | 勒啰里（在哪里）（15）〈苏州〉勒哚：勒朋友哚（在朋友家）| 勒哩哚（在他家）（16）〈苏州〉勒搭：勒同学搭（在同学那儿）| 勒伲搭（在我们这儿）（17）〈吴江〉勒浪（“上”的变读）：勒台浪（在台上）| 勒搿浪（在这边）（18）〈吴江〉勒头：勒搿头（在那儿——中远指）| 勒矮头（在那边——远指）

另一方面，PPC的后字，除了作为后置词（包括处所指代词的后字）外，都不能单用做处所、方位名词；作为句法结构，并不能受“勒”的支配。因此，上引诸篇拙文认为，这些“在里”类吴语复合词不是直接由“勒”支配后字而组成的，而是由上述结构经中间名词代词的脱落而形成的。如“勒房间里”>“勒里”，例（13）—（18）的比较就显示了这一点。

下面我们再来看“许”的白读变体及鼻韵尾儿化形式在PPC复合词中的作用：（19）〈上海郊区〉辣海：辣床海（在床边上）| 辣浜海（在河边上）| 辣朋友海头（在朋友那儿）| 辣娘舅海头（在舅舅那儿）| 辣我海头（在我这儿）（20）〈吴江〉勒化：勒娘舅场化（在舅舅那儿）| 勒啥场化（在什么地方）| 勒搿场化（在这地方）（21）〈无锡〉来哼：来朋友场哼（在朋友那儿）| 来啥场哼（在哪里）（《华抱山全集》，朱海容等 2007）

以上例子显示，“许”的白读变体或儿化形式“海、化、哼”都可以用在后置词位置，都可以通过中部省略而生成PPC。这里的特点在于，“许”常常不能单做处所后置词，而要以双音节形式出现，但组合成PPC时，整体必须仍然保持双音节，因此成词时须再删除“许”前后的音节（“海头”的“头”，“场化、场哼”的“场”），以实现PPC的双音化。

比较“场化”和“场哼”，可以清楚看出，“许”可以用在“场许”（地方）一词中，只是在无锡话中可以发生鼻音儿化。北部吴语的“场许”（场化、场哼）一词，比普通话的“地方”更多用于后置词用法，各种指人、指物甚至专有地名后都可以加“场化”，凸显其处所题元（而非实体）的属性。如吴江话：（22）物事勒老张场化（东西在老张那儿）| 勒广场场化跳舞（在广场那儿跳舞）| 我场化呒拨水特，伊场化有。（我这儿没有水了，他那儿有）| 山东场化天比江南冷点。（山东那一带天比江南冷些）

正是这种常见的后置用法，使“场化”常有机会像其他后置词一样用在“勒N”之后，并通过删除前字“场”构成同样结构的复合词7“勒化”等。

比较上海、苏州等地的早期材料和现代用法，可以看出，与以言7谈者为坐标的表远指近指的几个PPC（见附注）相比，早期的“辣海”（来海、勒海）主要表示“在里边、在内”，指向客观位置（事物的里边或某一数量范围内，参看刘丹青 2003b），早期上海话语法⊂书中“许”的儿化形式“壗”［hɛn］被注释为“里面”（钱乃荣 1997：175）。而苏州话“许”的齐齿呼儿化形式“向”［ɕiaŋ］只用在“里向”（里边）一词中，都显示“许”与里边、内部义的固有关系，这与中古近代汉语中的泛指处所的“许”相比是更专门的语义，其引申机制尚待探讨。在新上海话中，多个PPC逐渐集中为以“辣辣~辣海”分表近指~远指的格局（当代“辣海”又受到“辣该”的有力竞争），苏州话表近指远指对立的“来里~来哚”已衰落，“勒浪”、“勒海”等变得常用，远近不分，但在上海苏州的一些固定组合中，“辣海、勒海”仍保留了在里边、在内的语义，如“侪勒海”（都在里边、总共：侪勒海五千块）。“勒海”作为语气词的语义，也从该义顺流而来（见下）。

在与“在里”式复合词相当的带“许”PPC（辣海、勒化、来哼）中，“绍兴”话“来亨”［lɛ22 haŋ33］（远指的“在”）的“亨”不能用作处所后置词，也不能单独用作处所名词或用在其他复合词中充当处所语素。它是绍兴话的基本远指指示词，相当于普通话的“那”，与近指指示词“个”相对。它可以跟处所语素组成处所指代词如“亨里”（那里）。那么，“亨”是以什么身份进入这种复合词的呢？

一种设想是“亨”是以基本指示词的身份充当PPC的后字，即“来亨”结构上相当于“在那”。这一假设遇到较大困难。1）吴语中基本指示词（不表处所）本身是不能受存在动词兼处所介词支配的。2）其他的PPC中后字全部都是可以做后置词的处所语素，无此功能的难以进入PPC复合词。另一种推测是，“来亨”来自“来+NP+亨里”，在删除NP时因为要符合整个PPC的双音节限制而删除“里”，形成“来亨”。这个可能性比刚才的假设大一些，但也不理想。其他双音处所词进入PPC时，删除的都是指代性成分，剩下的是处所成分。按此，“来NP亨里”删除后应当是“来里”（无锡话就有此词）而不是“来亨”。

我们推测，“亨”在绍兴话中本来是有处所词/语素用法的，因此可以像其他吴语中的“许”一样可以用在NP后表处所，也就有机会与NP一起受存在动词兼处所介词的支配，进而产生PPC用法。盛益民（2012）初步证明，“许”在部分吴语中有指示词用法，其源头仍是处所词/语素。我们基本上同意盛益民的分析（详下一小节讨论）。因此，可以推想绍兴话“亨”发展出远指词用法后，原来的处所词用法衰落了，但是在PPC中保留下来了。这一推想有更实在的证据。盛益民（2012）引用的材料显示，离绍兴很近的嵊州（绍兴市管辖）和余姚（宁波市管辖，方言上离绍兴更近）的“亨”都有纯表处所、不表指示的情况，如嵊州崇仁“当中亨”［tɒ̃53 tsʊŋ22 h52］（当中）、余姚“中央亨”［tsʊŋ32 i22 h44］（中间）（钱乃荣 1992：749）。可见白读“许”的处所用法曾经是北部吴语的普遍状况，绍兴“亨”应也有过这种用法，包括用作处所后置词，不管是单音节的“亨”还是带“亨”复合词，而PPC“来亨”在“许”的处所用法衰落后仍留存了这一用法。这样，就符合PPC产生机制的一致性。4非处所义“许”的语义功能引申脉络

处所范畴是其他很多语义范畴的历时来源，由处所范畴的强大扩展能力造成的很多语义语法多功能现象被称为人类语言中的处所主义（localism），处所范畴也因此成为很多语言中的显赫范畴。“许”作为表处所的“所”的变体在至少在北部吴语中得到了强势的扩展，有些复合词在虚化中前字脱落又造成“许”字重新成为一个多功能的虚词。本节基于前贤和笔者的既往成果进一步简述其语义功能的引申脉络，主要包括指示词、体标记和数量语素。4.1 指示词功能“许”的白读形式及儿化形式在吴、闽、赣的很多方言中充当指示词，包括与“这/那”相当的基本指示词，如绍兴话“亨个老倌”（那个人）。“许”在中古、近代汉语中就有指示词的用法。不排除闽、赣语的“许”直接继承汉语史上指示词“许”的可能。但是至少北部吴语中的指示词“许”，据盛益民（2012）的分析，是从“许”的处所用法发展而来的，未必是汉语史上指示词“许”的直接继承。这里着重引述盛文的下述论据，并补充几点。

1）盛文注意到，以“许”为个体指示词的吴语点，“许”也必有处所指示词用法，反之则不必然（引者注：实际上北部吴语多数点不用“许”作指示词，但大多—假如不是全部—有含“许”的处所词）。可见个体指示是从处所指示发展来的，有些方言还停留在处所指示阶段，没发展出个体指示义，而个体指示是基本指示词的主要功能。

2）绍兴等方言用“许”的儿化形式“亨”［haŋ］作基本指示词。儿化发生在处所词语上可以理解，发生在基本指示词上很难理解。汉语方言没有发现基本指示词发生儿化的现象。只有先在处所词上儿化，才可能随着处所指示向个体指示的扩展而带到基本指示词上。

3）指示代词中表示本体的语素因指示语素脱落而成为指示词，在世界语言中有旁证。

我们同意以上三点，此外再补充两点。

1）盛文引述吴语中的众多例子证明，在吴语中，因指示语素脱落而造成指示语素后的本体语素（指个体、处所、时间、方式等）成为指示语素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是处所语素“许”成为指示语素的机制。我们认为这种机制的发生条件，可能与“指量名”脱落指示词、使“量名”结构成为有定成分的机制是一致的。而吴语正是“指量名”可以脱落为有定“量名”结构的方言（石汝杰、刘丹青 1985；钱乃荣 1997：98—99）。量名结构发生这种脱落是有条件的，首先是在主语位置上，因为主语有强烈的定指倾向。因此，指示词脱落作为处所成分“许”变成指示词的机制，应当首先发生在主语位置上。

2）语言事实也提示我们可能存在盛文所论之外的另一种机制。白读“许”或带白读“许”的处所名词及代词一般都能用在名词之后或指示词之后构成处所单位，这是中古“所”的变体“许”的主要功能，如老上海话/上海郊区的“海”（床海，浜海）、“海头”（娘舅海头），吴江的“海”（该海：这边）、无锡的“亨”［haŋ］（过亨：那边）。“海、海头”这些语素或词本身是纯粹的处所成分，没有距离指示义。这些“NP许（儿）”翻译成普通话时必须要加个指示词，如“舅舅那边”，这是因为普通话口语中欠缺相当的库藏成分，假如用书面语的“处”翻译，就不用加指示词了，如“舅舅处”“你处”。但是“许”类成分用在作为坐标的名词之后会获得格式赋予的定指义，如“娘舅海头”，肯定是有定的处所。当临时的有定语义因组合感染成为固定义，这些处所词便可能脱离坐标名词单用，从而成为处所指示词，进而可能发展为基本指示词。

上海郊区的另一个处所词“荡埭”［daŋ da］，就兼有这两种功能。“荡”、“埭”本身都是表“地方”的处所名词或语素，如“搿荡”（这儿）、“娘舅搿荡”（舅舅这边）、“娘舅荡埭”（舅舅那边）、“娘舅搿埭”（娘舅那儿）。但是，“荡埭”本身可以做处所指示词，如“荡埭风大唻”（这儿风很大）。这种指示词的用法就可能由名词后的“荡埭”脱离名词而成。假如名词后的“海头”脱离名词单用，也可能获得这样的指示义。4.2 体标记和语气词

吴语中的PPC都可以在动词前表示进行体、在动词后或整个动词短语后表示持续体，这是吴语表达进行体和持续体的主要手段，以往描写已经很多（如石汝杰 1996；游汝杰 1996；刘丹青 1996a，1996b，2003b；陶寰 1996；钱乃荣 1997：207—209）。其中有些方言在动词后表示持续体时，可以只用PPC的后字，甚至必须用后字。下面略举几例带“许”的：（23）a. 苏州：我勒海奔勒，勿觉着冷（我正在跑着，所以不觉得冷）（石汝杰 1996）在

b. 上海：大家辣海参观展览会。（钱乃荣 1997：207）在

c. 绍兴：外头来亨落雨，要带伞。（陶寰 1996）（24）a. 苏州：坐勒海比立勒海适意。（坐着比站着舒服）（石汝杰 1996）

b. 上海：坐辣海比立勒辣海适意。（坐着比站着舒服）（钱乃荣 1997：209）

c. 绍兴：伊眠床高头困亨。（他在床上躺着）。（田野调查）

d. 绍兴：伊来亨屋檐下底立亨。（他在屋檐下站着）（田野调查）

以上例（23）是进行体句子，例（24）是持续体句子，其中绍兴话持续体在陶寰文中和笔者的田野调查记录中，动词后都只用PPC后字“亨”（有远指义），没有“V来亨”的用例。

在吴江方言中，PPC原词（如“勒海”）和后字（如“海”）都可以在动词后作持续体标记，但如果PPC用在动宾或动补之间，则前字一般不省。如果要突出持续体句子中某种事物的存在状态，则PPC可以用在唯补词性质的体标记“好”后，有时也跟完成体标记兼完成后状态持续标记“仔”（音［zɿ］）配合使用，如：（25）a.伊勒房间里坐（勒）海。（他在房间里坐着）

b.门口头立勒海一个人。（门口站着一个人）

c.伊一只新帽子带好（勒）海。（他戴着一只新帽子）

d.伊戴仔一只新帽子（勒）海。（他戴着一只新帽子呢）

当PPC在动词前做进行体标记时，不能单用后字“许”，如“伊*（勒）海吃饭”。

PPC还发展出语气词的作用。PPC本来就倾向于位于句末。当句子不是行为事件句，而是属性句时，有些PPC或其后字仍能用于句子末尾，其中就包括苏州话、吴江话的“勒海”。吴江话“勒海”的语气词用法跟其早期的表示范围数目方面的“在内”义及引申出的“总共”义有关，是“总共”义的主观化，通常与句子中表示大数目的词语同现，夸饰性地渲染主观大量，与普通话“呢”兼表进行和夸饰渲染语气的功能有共同点，如：（26）搿件衬衫五百块（勒）海。（这件衬衫五百块呢）（27）教学楼有三十层（勒）海。（教学楼有三十层呢）4.3 “许”作表量语素“许”在汉魏六朝文献中就有表示不定数量的用法，王海棻等（1996：384）就收了“许”的“数词”义项，在几种格式中表示约数，如“往来二十年许”、“长三尺许”、“去江岸五里许”、“貌如二十许来”、“年可十八九许”等。在北部吴语中，“许”并没有独立的数词用法，但其白读II［ho］及白读III［ha］（通常分别写作“化、花”和“哈”等）可以作为表数语素用在两个复合词中。一个是疑问词“几许”（多少。字作“几化”等），另一个是“多许”（很多，主要做定语。字作“多化”等）。此外，白读I用在吴江话［hᴇ uᴇ］（很多。主要做谓语。字可做“海威”）和昆山千灯话的“一许许［hᴇ44 hᴇ44］”当中。

这些表量用法可能来自中古“许”的约数义，也可能像中古“许”一样由处所义自然引申而来，因为有多个读音层次。空间义发展出表量义也是常见的演变路径，常常从空间范围进而表示数量范围。如“以上”本来是表示空间高度范围的词，下列用法体现了空间范围到数量范围的引申脉络：“地面以上>三层以上>三十岁以上>三百斤以上”。“许”也可以表示空间范围，如苏州话“侪勒海”从字面的“都在内”到表示“总共”（侪勒海五千块），就由空间范围引申出数量范围义。5从“许”看语法库藏的裂变

处所语素“许”在吴语中的音义分化，反映了人类语言库藏裂变的现象，即某个成分被母语人视为语言库藏中彼此无关的几个成分。下面就从库藏裂变的角度做点分析。5.1 “许”的语音裂变

在第二节中，我们已经讨论了“许”语音上的分裂。下面从库藏裂变的角度，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有几点需要注意：

1. “许”的不同读音常并存于同一个方言，加上已融入音节的⊂儿化音就更多。例如，苏州方言中“许”的读音有文读［ɕy42］、⊂白读I［hᴇ42］（许诺）或［hᴇ-55/-0］（多写作“海”：勒海）、白⊂读II［ho］（多写作“化、花”：场化、几化、多化）。儿化形式［ɕiaŋ-55］（多写作“向”或“厢”）。上海、吴江、余杭等各点都有3—4个读音，无锡更多达6个读音：姓许［ɕy］、场化［hu］—几化［hu］、场哼［hən］—来哼［hən］、意亨［haŋ］—过亨［haŋ］（这边—那边）、里向［ɕiaŋ］、侪勒海［hᴇ］（都在内、总共）。

2. 除了规则读音（文读）外，白读诸音也处在彼此有别的历史层次，如苏州各个读音之间基本不存在相互派生演变关系，在本地人语感中没有关联感，被视为无关的读音。即使是语义有关的不同白读也没有关联感。如从小说吴江话的笔者，直到修改本文时才意识到同属量多义的“海威”的“海”跟“多化”的“化”有关，而当地人从未觉得这两个语素之间有任何联系。

3. 除了［ɕy］类规则读音外，其他各读在方言文献中多用同音字记录，很少写作“许”（许诺义的白读I有时写作“许”）。甚至一个读音可能有多种同音写法，如苏州的白读II［ho］就有“化、花、呵、吪、哈、货、夥、何、罅”等写法，其中不少用字出自吴语文学名著。

这三点说明，这些不同读音的词或语素，在当地人语言心理中已是不同的库藏单位，没有同一性。比较一下复合词“多许”二字特别明显。前字“多”念［ta44］，与强势规则读音［tou44］韵母相距甚远，但方言文献中都写成“多”，仍视为“多”；而后字却基本没人写做“许”。显示母语人对这两个语素的字源认同感迥异。后字与“许”的联系，属专家考释的结果，而不是母语人的语感。可见，在语言库藏中同源的单位，虽然是凭借语义联系进行扩展的结果，但是扩展到一定程度，库藏单位可以裂变成不同的单位。决定其裂变的力量，不单是语音一项，而有语音和语义、语法功能的多重因素。5.2 “许”处所用法的音义裂变

第三节讨论的“许”的用法都与处所义有关，但是在吴语母语人心理中，它们并未被识解为同一个词/语素。从音—义的结合来看，就更加明显。大致来说，念白读I［hɛ］类音的语素和念白读II［ho］类音的语素，很难被识解为同一单位。而同样念“化”的语素，也因语义、功能分化而联系松散，处于严重裂变状态。

1. 以“场许”为基本处所名词（或之一）的北部吴语，其中的“许”都为白读II［ho］或［hu］，没有念白读I［hɛ］的。在钱乃荣（1992：737）所收的33个吴方言点中，用“场X”的有7个（多数为“地方”和“场化”并存），全部都是“场化”，“化”音［ho］/［xo］，没有一个“场海”。其实这33个点中还有一些也用“场化”而此书未录，如苏州。这些用“场化”的方言中有一些方言有“勒海”类的PPC，如昆山、苏州，而且这两个方言没有“勒化”。由于音系中并不存在其他［o］~［ɛ］异读的同源词，因此“场化”的“化”和“勒海”的“海”缺乏语感上的联系。至于“场化”和“勒化”并存的方言，如吴江黎里，两个“化”可能有一定的语感联系，但由于下面讲的原因，这种联系相当微弱。

2. “许”在多地吴语中表现为鼻音儿化，根据其读音分别写作⊂“壗”［hɛn］、“亨”［haŋ］、“哼”［hən］、“向/厢”［ɕiaŋ］。这些大抵是白读I［hɛ］的儿化，而与白读II［ho］无关。由于北部吴语的儿化是一种化石形态，“儿”已在词汇化中变成词内音素，因此母语人一般都视儿化词为独立的词或语素，与其非儿化形式之间缺乏关联度。例如吴语区常用的“囡”字本为“女儿”的合音（潘悟云 81995），但是当地人另造新字，视为与“女”无关的单位。而“许”的儿化和非儿化形式在单一方言中往往并不并存，例如苏州用“海”就不用“亨、哼”。因此对于一个特定方言来说，母语人也无法感知儿化与非儿化形式的关联。还有个别儿化形式，与“许”的分离更加明显，如“向”只用于苏州上海等地“里向”一词，已经成为一个读音特别的孤立语素，没有其他用途。若非学者探求，在母语人心中绝对想不到跟“许”的关联，甚至跟“勒海”的非儿化形式“海”也不会发生联想，在尖团不分的方言（如上海话）中还貌似有理据地写作“里厢”（苏州话老派“厢-向”有尖团之别）。

3. “场化”之“化”只是个构词语素，在语言心理中的凸显度远低于词。而“辣海”、“勒海”等词中的“海”，也只是构词语素，虽然存在一定的处所义，但这种处所语义在特定格式的挤压下已经非常微弱。一个突出表现是PPC词本身可以像单个及物存在动词兼介词（=在）一样另带处所题元，如近代苏州话文献：（28）江苏候补知县，有差使来里上海。（……有差事在上海）（《海上花列传》第1回）（29）寓来哚陆里？（下榻在哪里？）（《海上花列传》第1回）

在清末苏白小说《海上花列传》里近指的“勒里”（当时作“来里”，今无锡话仍说“来里”）和远指的“勒哚”都可以带处所题元，如“上海”、“陆里”（哪里）。“勒海”当时主要表“在里边、在（范围）内”，用例较少，书中没有带处所题元的，但功能跟“勒里、勒哚”一样，是可以带处所题元的，如“小张勒海上海”（小张在上海）。由于处所语义已由后面的独立题元表达，在构式压制下（construction coercion），作为PPC后字的“海”无法再理解为处所题元，至多保留远指近指一类距离义。于是，跟读音不同的“场化”的“化”就更难建立心理同一性了。即使是“勒化”的“化”，跟“场化”之“化”在语言心理中的同一性也极弱。而且，据徐越（2003），表示在的意义，嘉兴各县实念“辣霍”，后字音［hoʔ］，这是“化”［ho］的促化，而其中用“场化”的方言，“化”并未促化为［hoʔ］。这就使“场化”之“许”与“辣霍”之“许”不但语义、功能显著分化，读音上也分化裂变了。

4. “许”的儿化形式在上海话中也用于“小壗里”（小时候）一词，由空间而时间，后来鼻尾脱落后促化为［haʔ］，语感上与表处9所的白读I、II都毫无联系了。

5. “勒海”一类PPC及其中的后字还有更虚化的用法，用作体标记和语气词等（见第四节），“海”和处所义相距更远，更难跟读“化”的语素关联了。

以上分析显示，即使同为处所“许”的白读，北部吴语“化”和“海”在母语人语言心理中已经分化为不同的语素，没有了同一性。即使是同为读“化”的语素，也很难在“场化”和“勒化”中得到同一或同源的识解，后字促化的“辣霍”之“霍”与“场化”之“化”的裂变就更加明显了。5.3 “许”进一步发展体现的库藏裂变

在第四节中，我们看到“许”在部分吴语中又发展出指示词、体标记、语气词、数量语素等功能，这些功能与“许”的原初功能关系更远，是进一步的裂变现象。

某些以“许”为指示词的方言已经不用“许/许X”做处所名词，如绍兴方言的“亨”。但是正如第二节所举，绍兴邻县嵊州和余姚就有“亨”用作处所名词并用在后置位置的情况，如嵊州崇仁“当中亨”［tɒ̃53 tsʊŋ22 h52］（当中）、余姚“中央亨”［tsʊŋ32 i22 h44］（中间）。可以设想绍兴的“亨”也曾有过这样的用法。另一方面，随着处所词用法在绍兴话中的消亡，指示词“亨”与处所性的“许”也就更加裂变为不同的库藏了。“勒海”一类PPC的原结构是动宾或介宾，因此它还是更多用在句末，用在句中的情况不如句末多。总体上，PPC做体标记与其表示处所的功能没有完全裂变，母语描写者在翻译这类句子，也在译成体标记和处所成分兼体标记之间摇摆，因为确实有轻微的处所义。注意钱乃荣（1997：208）的以下例句的译文：（30）a. 窗开辣海。（窗开在那儿）

b. 交关人侪立辣海。（许多人都站在那儿）

c. 照片墙头高头贴辣辣。（照片在墙上贴着）

例（30a—b）中的“辣海”并没有译文所显示的那么明显的处所义，假如译成“窗开着”、“许多人都站着”，也基本不错，至少在很多语境中是毫无问题的。而例（30c）用“着”来翻译，并不是因为PPC换成了近指的“辣辣”，而是因为句子前面已有处所状语“墙头高头”（墙上），动词后无法再译成处所了。在吴江话中，句末只用PPC后字的比用PPC原词的处所义更弱，基本是纯粹的体标记了，但是与表处所的PPC的心理联系还是明显存在的。而作为语气词的“勒海”在词形和语义上与表示“在内”的“勒海”有一定的心理关联，尚未完全割裂。但在只说后字“海”时，“海”成了单音节语气词，与其前身“勒海”的联系就更微弱了，因为处所“海”本来也不是一个语义很透明的单位，基本已经裂化。

表数量与表处所或指示的白读语素“许”在当代吴语的语言心理已经完全割裂了。这由读音和语义透明度等多重因素造成。从读音看，表量语素“许”在“几化”、“多化”二词中念白读II［ho］，与表处所白读I音义皆远，没有语言心理联系。而且，在这两个词中，语义透明度主要由表量语素“几、多”体现，“许”的表义作用很模糊。这个“许”虽然与苏州话等方言中的“场许”（场化）一词中的“许”同音，但“场许”一词的语义透明度主要由“场”体现，“许”的表义作用很模糊，完全不足以与表量语素“许”建立心理联系。而在存在白读II的PPC即“勒化、辣霍”一类词的方言中，如嘉兴、吴江盛泽和黎里（钱乃荣 1992：971，984—985），其中“许”的语义透明度也很低，处所义主要靠“勒/辣”表示，也无法与表量的“许”关联。至于单用的“霍”，主要用于体标记等虚化义，更难与表量语素关联。吴江的“海威”，完全没有语义透明度，给人单纯词（像叠韵词）的感觉，其中白读I的“海”无法跟“许”的任何变体关联，包括同属表量语素但读白读II的“几许、多许”中的“许”。由于现代普通话口语的“许”并不表数量，而吴语中表数量的白读II“许”与作为规则读音的文读“许”语音上也已经裂化，因此表数量的白读“许”与文读“许”也没有语感的联系，只有近代个别学者型文人才觉察这个“几化”、“几呵”其实就是文献中“几许”（见上引光绪年间的《宝山县志》）。6总结“许”在中古时是处所语素“所”的变体，用于“所”的部分用法，包括由空间义引出的数量义。主要见于南方文献。北部吴语“许”的规则读音跟共同语接近，为［ɕy］类读音，也是当地人见到“许”字时的唯一读法。相对于一些白读，此读可被视为文读音。

吴语中存在一些实为白读的“许”的词或语素，但通常并不被当10地人觉察为“许”。⊂⊂

一个是表示许诺义的动词“许”，念白读I［hɛ］或［hᴇ］，是白读“许”作为独立实词使用的唯一用法，见于上海、苏州等地老派方言。在新派方言中已经衰落。⊂⊂

另一个是处所词“许”，也念白读I［hɛ］［hᴇ］一类音，其中⊂［hɛ］在上海、临平等方言中实际是鼻音儿化形式并入寒山摄后随寒山摄字的鼻音声母脱落而成的读音，有些念［hᴇ］的则尚未有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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