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浩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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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说曾国藩试读：
出版说明
一、曾国藩是人还是神?曾几何时，曾国藩成为了当今时代人们处世做官的楷模，无论是著书立说，还是街头巷议，曾国藩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热点话题，一部部有关曾国藩智慧、谋略、家书、人生的著作纷纷问世，而且热销不衰，尤其是从政之人，案头必备一部《曾氏家书》以作圭臬，而有关曾国藩的学说也大行其道，从早先的《挺经》到后来的《冰鉴》、《人学》、《曾胡兵法》，曾国藩似乎是一个博大的体系，他正在成为影响今天的人们生活、学习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
然而在不绝于耳的有关曾国藩的赞扬声中，我却朦胧地感到，一个本来的曾国藩正在离我们渐渐地远去，当人们津津乐道曾国藩的官场智慧和处世城府时，我们给曾国藩身上添加了太多的光环和色彩，曾国藩正在由一个历史上的“人”变成一个现代的“神”，一个真实的曾国藩正在被一个涂脂抹粉、面目全非的曾国藩所取代，倘若曾国藩地下有知，跳出来大喊一声说：“这不是真正的曾国藩”的一定是他本人。二、众说纷纭曾国藩
其实，对于曾国藩本人的评价历史上都是毁誉参半的，正如章太炎先生评曾国藩曰：“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贤，谳之则为元凶。”近代历史上对曾国藩首先持批评态度的是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在《总理全集》中曾经指出：“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为虎作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这里已经明确地将曾国藩列入汉奸之列。而近代历史中首先对曾国藩大加赞誉的是蒋介石，他不仅将曾氏家书作为立国之本，而且在当年的黄浦军校中力倡以《曾胡兵法》作为教材和必读书，后来在对付共产党的过程中，也多次效仿曾国藩的做法搞还乡团和团练队伍，在这一点上，蒋介石完全违背了自己奉为导师的孙中山的遗嘱，也成为将曾国藩个人声誉推至极致的始作俑者。
考察曾国藩盛誉之由来，首先见于清史稿中对曾国藩的推崇之意，然后见于曾氏门徒等人的谒力鼓吹，正如简又文先生指出的那样：“自曾氏下世后，先有清廷褒扬功勋；继有其弟子、亲友、家属及同派的伪儒辈，一力为之颂德歌功，一致为其流芳百世而努力。除推崇诗文外，陆续刊行其遗著，凡此，皆经审慎之选择或删改者。对于其涵养之功，治兵之法，知人之哲，辨事之能、经世之才等等优点，铺张扬厉，广事宣传。数十年来，国人饱受此等偏颇的、片面的读品之大而且深的影响，浸润人心，多未得见其残酷、虚伪、奸诈、腐化、好名等等污黑丑恶方面之真相。”通过这样层层的美化和修饰，曾国藩的声誉才如日中天，摇身成为当代中国人学习的楷模，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三、为什么要反说曾国藩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对曾国藩的评价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人认为，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特别是清代的中兴名臣，因为他镇压了太平天国，他是清朝政府的功臣，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曾国藩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他的书信和著作，特别是以曾国藩家书为代表的遗作，这些文字使得我们得以透视得以了解曾国藩，他整个的生平和思想，这些文字经过其门人的修饰和整理，把曾国藩塑造成了一个内圣外王的正人君子形象。另外，由于曾国藩在历史上的影响，使得一些人能够借助于他的文字，挖掘出一些所谓官场和处世的智慧来，并借曾国藩之名以流传。所以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他们所了解的，首先，曾国藩是做官的榜样，因为他在一生中几经沉浮，最终位列人臣之极。其次，曾国藩是做人的榜样，因为他一生几乎都是在忍让和权变中度过的。其三，曾国藩是做学问的榜样，曾国藩有他一套儒家的养生修性哲学。他讲的明理、克己、修生养性，这一套东西通过他的家书和日记，反映出来成为现代许多人学习修生的间接资料，而这些东西都是人们所能看到的表面的东西，看到这些东西，似乎曾国藩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好像是确信无疑了，但是人们忽略了在这之后的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它包括：第一，我们所学习的曾国藩，是不是历史上那个真正的曾国藩?第二，在曾国藩的身上并不都是那些值得我们学习的美德，他有很多阴暗面及消极的东西。第三，真实的曾国藩是一个具有两面性格、矛盾冲突的这样一个真实的人物，而我们现在所接触到、所阅读到的曾国藩是完全被美化、被装饰的曾国藩，这样一个曾国藩如果让广大的读者或广大群众去学习、去效仿，那么显然是一个错误。第四，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有他特殊的历史背景，而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人，在当今背景下那些满清人物的旧习气和旧思想有多少对我们有着积极的意义呢?鉴于以上四点，奉劝广大读者还是不要急忙去学曾国藩的好。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曾国藩
今天的人们，对曾国藩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一本名为《挺经》的书上阅读而得来的。曾国藩这位被人称为挺经大师的历史人物，以他形象的“挺”字作为立身之本，以“咬碎了牙往肚里吞”的精神在官场上与同僚斗，在战场上与义军斗，在修身养性上与自己斗，终于挺过了他曲折的一生。但这位挺经大师，却有着他致命的缺陷，而这些缺陷妨碍了人们今天将他作为一个所谓的楷模来学习。以下请听其详：
1．曾国藩是儒家君子吗?
我们知道，曾国藩在信中曾经讲过，还在他的住所中反复讲过，儒家礼仪是他的立身之本，但是曾国藩在占领天京之后，却首先提出来，要恢复南京的秦淮风月，要重现天京的江南风情，甚至亲自带头垂范，而且他还带头纳妾。像这样的一种行为，充分暴露了在他内心中其实对于儒家的礼仪道德观是相当鄙视的。他劝别人遵守，但是他自己却未必如此。另外，儒家讲究忠孝，但从曾国藩自身的经历来看，首先他在丁忧期间，接受了朝廷的委派，做了团练使，他守孝仅仅是一年半左右，从儒家的孝悌的观念来讲，他并没有丁忧三年，所以可以说是不孝；而从忠君这个角度来讲，在曾国藩的一生中，确实在心中曾萌发了对朝廷的信念的动摇，特别是在皇帝被困承德需要火速勤王的危难之时，他却为了保全实力，静待时机而违抗王命。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也不能说他对清朝政府完全是死心踏地，并没有替代之心。
2．曾国藩真的淡泊名利吗?
今天，有许多人把曾国藩看成是那种淡薄名利的典型，因为曾国藩曾经在来往的书信中，特别是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了很多告诫自己要远离名利，要远权避祸的文字，在这些文字中，他告诫兄弟要安分守己，还要信守儒家礼仪。但事实上，曾国藩从来就是一个权欲十分强烈的人。从他早期做官到后来出来主持湘军，他一直是主动出击，来寻找机会的，而到后期，面临的种种危机，比如官场的黑暗、名利的争夺等，他都没有激流勇退，而是采取一种委屈求全的方式，从而保全了自己的官运亨通。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名利之心，不仅仅是说有，而且比其他人的名利之心还要严重，还要浓厚。
3．曾国藩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吗?
今天，我们从有关曾国藩的大量文字中似乎可以看出他无时无刻不流露出一种忠勇的气概和要做忠臣的强烈愿望，其实，这只不过是他在长期的官场斗争中，内心不安的一种自我安慰的表现罢了。事实上的曾国藩，其实意志薄弱，他自己常说：“要坚持到最后，要打脱了牙往肚里吞”，但曾国藩在早期有两次与太平军交战的过程中打了败仗，他就脆弱到要去跳河，要去自杀，幸亏被属下拦阻，而且时局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才放弃这种自杀的念头。从这个角度来讲，曾国藩的意志并不是十分坚强的，他有着封建文人的那种动摇多疑的阴暗心态。
4．曾国藩真的是清官吗?
在今天人们所能看到的有关曾国藩的著作中，曾国藩被人们塑造成清官的典型，比如说曾国藩居于高位，但是他的个人需求并不多，而且在生活上比较节俭，特别是在他的家书中，写到的给家人钱财都很少，并总是要求他们只过着俭朴的生活，但事实与这个记载是有差距的。首先曾国藩所领导的这个湘军，是个军纪很差的部队，湘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特别是在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对当地财产的掠夺，对太平天国珠宝的掠夺，这个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但是曾国藩却对这样一种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其一。其二，曾国藩对于他的九弟曾国荃是抱着一种纵容和劝解的态度，在曾国藩的书信中，对曾国荃大部分是劝解，但仅仅是文字上的，从事实上来看，曾国藩对曾国荃的纵容和包庇是有很大的责任的。特别是曾国荃拿下天京之后的某些暴行，曾国藩在给朝廷的汇报中，都是千方百计加以掩饰，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像这样一个人，他能算得上是清官吗?
5．曾国藩真的宽厚容忍吗?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在官场上曾经有无数个对手，无论是当年在湖南、江西，还是后来做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兵力，他对于他的对手们从来就不是那样宽厚容忍的，特别是在与太平天国交战的后期，无论战局怎样危急，他还总是想把这个惊天动地的功劳让给他的九弟，甚至不惜与李鸿章和左宗棠等其他将领产生矛盾，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来保他九弟的功名，这不能不说是具有极大的私心，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还可以称为是心地无私吗?
6．曾国藩是正直无私的忠臣还是老到奸滑的权臣?
从曾国藩一生的变化，我们看到早期的曾国藩，是那种嫉恶如仇、是非观念很强的一个有志的青年，比如我们从历史上看到曾国藩曾经上书给咸丰皇帝，对于皇帝的错误直接来加以劝解，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这时候的曾国藩完全是一个有朝气，心中无机事的曾国潘，但是老年的曾国藩，我们看见什么呀?看见一个委屈求全，与贪官污吏互相包庇、处事圆滑、搞平衡、谋私利的这样一个曾国藩。一方面，他与满清的权贵，比如像官文呀搞关系，另一方面，他为了自己的私利，又与周围的人明争暗斗，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还不断地纵容部属把湘军做大，客观目的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留下牢固的基础。这样一个一心保官位，不顾一切谋私利的曾国藩，他的思想演变，难道是我们当今的人们学习的楷模吗?那么到底这个曾国藩究竟是变得成熟了，还是变得更丑恶了呢?我相信广大读者自有定论。
7．曾国藩是军事天才吗?
从军事来讲，曾国藩本来就是一个文人，却以立军功而出名，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曾国藩在早期与太平军的交战过程中，之所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是因为他本来在军事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欠缺，从早期的祁门战败到后来追剿捻军的失败，他可以说是从失败始到失败终，只是由于他在宏观战略上的某些策略才使得他没有成为一个常败将军。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他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太平天国军事上的失误所导致的，尤其是太平天国晚期的内部不和、战略失误，而导致成就他一生的这样一个奇功。
8．曾国藩真的深得民心吗?
谈到曾国藩的成功，许多人将其归结为一点，说他深得人们的拥戴，并以曾国藩自己为湘军所做的爱民歌谣为证，其实这种看法多有片面性。我们知道，曾国藩代表的其实是地方乡绅势力和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而对于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曾国藩从来就是不予考虑的。不错，曾国藩是为湘军做了许多军谣，意思是要湘军士兵们牢记纪律，不要损坏老百姓的东西，危害百姓的利益。但是事实上，曾国藩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却杀人如麻，被当地人称为“曾剃头”，意思是说杀人就像剃头那样容易。像这样一个杀人如麻的人，却要通过流传下来的文字来证明自己的仁义，这不是很可笑的事吗?
9．曾国藩的好名声是怎样来的?
纵观曾国藩的整个一生，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并不是那种天生十分精明的人，而是相对来讲比较谨慎小心的一个人。他的成功只是在于他不断地总结经验，同时也不断小心翼翼地自保。在他的一生中，凡是危害他自己名节的任何因素，他都会小心翼翼地予以清除，比如在处理俘虏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问题上，曾国藩通过与李秀成的接触，感觉李秀成这个人很狡猾，怕他在押赴进京后向朝廷揭示攻克天京后的真相，从而影响自己的名节和湘军的形象，竟擅自做主，将李秀成就地杀掉。这种为人的城府确实让人惧怕，这样保出来的名节也确实令人怀疑。
总之，我们撰写这样一部《反说曾国藩》，并无意于抹杀曾国藩本人在历史上的成就，而是出于尊重历史、警示后人，引导人们独立思考这样一个目的。我们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好的榜样可以让人受益一生，而一个坏的榜样却只能让人贻误一生。如果今天那些有关曾国藩的图书，由于某些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原因而对广大读者产生了误导的话，那么我们又怎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社会的责任呢?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
——说说哲学境界中的曾国藩
一百多年前，一位清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以他长达数十年的人生经验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曾氏家书，与此同时，他的学生及后人们怀着对他生前功绩的缅怀，在这部家书中加入了不少誉美之词。一百多年过去了，曾国藩和他的后人们也许不会想到，在中国大地上会重新兴起一个研究、了解、甚至学习曾国藩的高潮，而那些以曾国藩为题材的各类新书也成为了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亮点。
大凡读史之人总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阅读的历史是不是它的原貌呢，我们在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曾国藩是不是历史上那个真正的曾国藩呢?”也许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然而在不绝于耳的有关曾国藩的赞扬声中，一个本来的曾国藩正在离我们渐渐地远去。当现代的研究者们津津乐道曾国藩的官场智慧和处世哲学时，我们给曾国藩身上添加了太多的光环和色彩，曾国藩正在由一个历史上的“人”变成一个现代的“神”，一个真实的曾国藩正在被一个涂脂抹粉、面目全非的曾国藩所取代。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本《反说曾国藩——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曾国藩》书中，有着大量的对于曾国藩历史本来面目的理性思考，应该说，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与众不同的观察曾国藩的角度，与那些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有关曾国藩的著作相比，它的分量确实不同。
谈到历史书中如何评价人物这个话题，我觉得至少有三点必须坚持：一是要从人性的角度来观察人的本质；二是要从发展的眼光来观察人的变化；三是要从历史的背景去看待人的作用。
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曾国藩，我们会看到一个典型的正统文人的矛盾内心，一方面这个文人对于封建王朝有着根深蒂固的忠心，同时他深信自己可以成为扭转危局的擎天一柱，另一方面他也清醒地看到清朝政府的腐败和覆灭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而在内心中不断发出回天无力的哀叹，这样一种矛盾心理支撑着曾国藩屡败屡战，甚至产生一种自甘殉葬的悲凉情节，这是曾国藩可敬的一面，也是他可叹的一面。
从历史的背景来看曾国藩，我们会看到一个言行不一的伪官的面孔，曾国藩所处的时代社会动荡，文人官僚之中多滋生着一种实用主义思潮。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诸如此类，大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这些都是他的功绩。
但另一方面，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节和富贵，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了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古代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此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老奸巨滑、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曾国藩自己也知道这一套官场绝学与自己信奉的诚信做人哲学完全相背，但他不得已在内心久久挣扎之后作了妥协，因为这种妥协，曾国藩一生都处在自我谴责之中，这种文字遍布于他的家书和日记中，随处可以看到，而在曾国藩看来，只有深深地谴责自己才能为自己的同流合污找到理由。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曾国藩，我们能看到许多封建文人一生所必经的衍变过程，一个气宇轩昂胸怀大志誓做“国之藩篱”的风华青年在深不见底的官场中逐渐变化成为一个表情木讷、心思内敛、瞪着一双三角眼、驼着背的官场老手，这其中有多少苦水难以倾诉，有多少艰辛难以言表，所以从曾国藩的所作所为来看，前后矛盾的地方比比皆是。老年的曾国藩，他的内心仍然残留着年轻时候的梦想，尽管这一梦想已被自己和岁月击得粉碎，但它仍然遗留在曾国藩的内心伤痕中，曾国藩为此而叹息，但他只能以自己的枯笔醮着三两点浊泪将它记录在家书之中了。
恐怕所有的人都会为曾国藩的家书而感动，这是因为这样一个复杂而内敛的人在其中倾注了全部的情感，也许是久经官场的他害怕人生无常，来日无多，因而在日记和家书中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细节，反反复复地表明心迹，家书记载了曾国藩的心路旅程，也可以说是曾国藩人生密码的浓缩。
不错，我们似乎可以用一个“好人”来总结曾国藩对于家人的情感，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人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正因为这样，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
但我们似乎更可以用一个“酷”字来总结曾国藩对于对手们的仇恨，这一点他似乎从孔老先生那里学到了治乱世必用重典的绝招，他施用重刑剿灭农民起义，他为肃明军纪而杀一儆百，他为保全名节而杀人灭口，诸如此类的行为，把曾国藩作为封建官吏和朝廷卫士残酷的内心暴露无疑。然而，对此我们在曾国藩家书中很难看到他内心的反省。我们仔细研究才发现，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和他的为官哲学是相互分裂、相互矛盾的，通过这种相互分裂的哲学观，我们隐约地看到了曾国藩内心中极阴暗而又最隐蔽的一面。
我们注意到，曾国藩对于人的本性是有着双重判断标准的，对于他所认为的叛逆他始终认为他们是邪恶的，是不可饶恕的，而对于他身边的那些亲人、下属、朋友所犯下的错误甚至恶行，他却可以设身处地去谅解、去维护；对于他人背叛朝廷的行为，他总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但对于自己在生死关头所犯下的懦夫行为，他却总是感到委屈，因而在日记中为自己辩护；曾国藩自诩为理学大师，他自己也确实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敢含糊，但在小节上，他却自行其是，因为他在骨子里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曾国藩的眼里，做人的好坏不如做人的名声事大，做事的对错不如做官的长久事大，做官的长久不如自己的实权事大，自己实权的长久不如明哲保身事大，几十年来，曾国藩就这样一件一件地去做，一件一件地去保，最终保得自己身心憔悴，这是曾国藩的悲剧，也是他的历史局限性。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曾国藩一生的业绩。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著述)“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晨星，曾国藩号称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表面上看来，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可谓是“立功”，但这立功之中有着太平天国内讧的外部因素，也有着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汗马之功，他也不能贪天居功为己有；表面看来，他克己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致的拥戴，可谓是“立德”，但这“立德”之中，既有保存实力见死不救的不义之举，也有为争地盘、为争实权与他人残酷斗争的不公之为，尤其是杀人灭口，篡改口供，黥吞赃银的行为已成为曾国藩心口永远的痛，恐怕也不能称作是立德。
至于以曾国藩家书为代表的立言倒可以说是名副其实，只是其中流水账太多，细节太繁，曾国藩又有所规避，大多局限于看法和感想，因而也要打些折扣，好在后学们善于从字里行间中阐发精义，所以曾国藩家书也可以说是一部影响较为深远的著作。
由此可见，曾国藩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中华千古第一完人”。当然，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也不允许他成为这样一个完人，尽管曾国藩希望成为这样一个完人，但政治的风浪把他打得体无完肤，战争的磨砺又将他变得狼狈不堪，他竭尽全力走完了他所能走的人生，给人们留下了几多感叹，几多沉思。
这就是笔者从这本小书《反说曾国藩——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曾国藩》中所领悟出的道理，权且作为这本书阅读之前的一个小序吧。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有关曾国藩著作的出版热度已经达到极热化的程度了，在众人合唱的赞歌稳稳约约地快唱到最高潮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声音出现，从而带动反说曾国藩现象的开始，笔者觉得应该是水到渠成了，就好像我们吃过巴黎的豪华大餐之后大有换换口味的必要了，也许全原素的咀嚼会给我们留下更多回味的余地……
是为序。史浩2004年5月24日于半壁斋第一章自称理学大师，却往往言行不一
世俗造就了今天的这个曾国藩，而历史却还原了一个原本的曾国藩。打开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曾国藩的众多格言与他自己的行为却是格格不入的。比如，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责，曾国藩不惜参劾自己的恩人；为了达到自己难以示人的目的，曾国藩竟然违背诺言将太平军首领李秀成就地屠杀；特别是当清廷上下处于国丧期间，他却去悄悄地纳妾。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满口经纶，冠冕堂皇的表白变得苍白无力……拍马有术，明贬暗褒悦龙颜【反说观点】
自古以来，善于溜须拍马者为数众多，但溜须拍马之辞大多肉麻之极，令人不堪入耳，而曾国藩的“拍马术”却与之不同，他通过长期的谋划，采取了明贬暗褒的办法，最终在百官之中脱颖而出，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典型事例】
当年，曾国藩在京都任职期间，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外有英国的侵略，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和黄河决口的灾情，对于时局变迁后的应对之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皇帝也经常下诏求言。曾国藩也曾经非常温和地上过几道奏折，谈自己对培养人才，平稳银价、解除民间疾苦的看法，但是均未引起道光皇帝的注意。曾国藩痛定思痛，通过长期策划和思考，终于想出了一套“拍马”之术。
当咸丰皇帝当政后，他一改往日的沉稳作风，写了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呈递了上去，此疏本的核心是说如果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而皇帝自己应提高修养，具有三方面的“圣德”。“圣德”之一是敬慎，即皇帝做事要谨慎，有计划，周到细致，做出好的榜样，这样才不致于让别人钻了空子，或随意欺瞒皇上；“圣德”之二是好古。即皇帝在用人时要用古代贤德的标准来衡量，不可徒观人的外表，使朝野之中有文过饰非，尚虚文而不务实际的浮华风气。例如翰林院和内阁各部选任官吏时，只要求被保举者写得一笔工整的小楷字，而不看他们的举止言辞，更不看他们是否有真才实学，这不是在败坏政风吗?“圣德”之三是广大。即皇帝在观察和考虑问题时要站得高看得远，思想深刻而不致于浅薄，行动公正开明而不独断专行。
试想，在皇帝贵为天子万圣、万民之君的封建专制时代，敢给皇帝提如此尖锐意见的人，胆量够大，一旦龙颜震怒，降罪下来，那曾国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咸丰皇帝看到这份上疏，还真生气了，当时就把疏本投掷到地上，并且准备给曾国藩定个重罪加以惩治，但皇上身边有位贤明的军机大学士祁隽藻，他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便旁敲侧击，提醒皇帝。咸丰皇帝转念一想，这个曾国藩敢于如此尖锐地批评时政，可以称得上是忠君爱国，有胆有识了，因此，这样的人要是杀了，自己今后就再也听不到真诚的意见了。于是，他转怒为喜，不仅不加定罪，反而降旨褒奖，提升了曾国藩的官职。曾国藩的拍马之术终于奏效了。至于曾国藩所针贬的时弊改正了多少就不得而知了。【反说小结】
现在我们细想起来，曾国藩批评皇帝了吗?没有，他指出的时弊都是其他官吏所为，他只不过是提醒皇帝要认清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告诉皇帝不要选错了人，并且曾国藩所说的时弊在道光朝中就已经有了，为什么他偏偏要等到咸丰当政时才上疏奏明呢，很明显地他是要以惊人之举而引起皇帝的注意，曾国藩冒了一点小小的风险而赢了一场大注，现在看来，他的心术确实不浅。先斩后奏，阳奉阴违耍手段【反说观点】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正人君子，他必须做到言而有信，忠而不伪，但自诩为正人君子的曾国藩却在众多关键时刻行阳奉阴违之举，做言而无信之事。【典型事例】
我们知道，当初曾国藩训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常常打着忠君、为朝廷的旗号，借以扩大自己的号召力。他甚至在率湘军首次出师时所写的《讨粤匪檄》中，就提出“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并重申君臣父子的上下尊卑秩序不可颠倒：“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而事实上，曾国藩是怎样做的呢?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曾国藩围绕李秀成事件而对朝廷阳奉阴违。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军事将领，被封忠王。咸丰十年，他率众破清军江南大营，显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他与陈玉成一道，成为太平天国继杨秀清、石达开后的军事支柱。同治元年，因南京告急，李秀成回救南京。至同年六月十六日，南京城破，当时洪秀全已死，李秀成护送幼天王洪贵福逃出南京，途中与部队失散被擒。
李秀成是广西滕县人，是陈玉成同乡，以守信义著称，并擅长用兵，在军中有极高威信。李秀成被捕后，曾国荃亲自审讯他，李秀成回答说：用不着这么费劲，给我纸笔，我写出来就是。他坐在囚笼中，每天写七千多字，写了十天才写完。曾国藩原来承诺如果李秀成投降，可饶他不死，而且，李秀成在他的供状中，也答应只要饶他不死，他即可带仍在战斗的太平军投降清廷：“蒙九帅恩给饭食，中堂驾由皖来，当承讯问，我心悔已迟，是以将国中一切供呈。我为洪姓之将，外众将兵俱是我辖，我愿将两岸部下陆续收全投降，而酬高厚，以对大清皇上，以赎旧日之罪。在我主在邦，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在外，我不能卫天国，又听我失害民，皆我之罪也。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将，再有反复变心，仍正国法，如办不成，亦正国法。若中堂不信我有此本事，仍镇在禁，容我写信劝去。我在皖省居中，好办两岸之事，请示中堂，意下如何?”但这样一个对朝廷毫无威胁的俘虏，最终曾国藩还是把他凌迟处死了。
这是为什么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李秀成熟知南京攻守战中的一切，而曾国藩所奏与事实差距很大。曾国藩考虑到在诸如南京城守兵多少、财富多少、湘军的奸杀掳掠等问题上，留着李秀成这个活口，一旦他将这些向朝廷泄露，将会成为曾国藩的灭顶之灾。因此，李秀成写供词共十天，每天写七千多字，然而现存的才两万多字，剩下的都被曾国藩删节、修改了。他的用意是很明显的。
李秀成被捉，清廷又是怎样一个态度呢?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在《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贼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折》中称：“至伪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五日夜，提督萧孚泗亲自搜出，并搜擒伪天王次兄洪仁达。二十日，曾国荃亲讯，供认不讳。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六月二十九日，清廷在给曾国藩的上谕中说：“其逆首李秀成、洪仁达等，均系内地乱民，不必献俘；第该逆等罪恶贯盈，自应槛送京师，审明后尽法惩治，以泄神人之愤。着曾国藩速派妥员，将李秀成、洪仁达押解来京，并咨明沿途督抚，督饬地方文武多派兵役小心护送，毋稍大意。”由此可见，朝廷的命令十分清楚。然而，曾国藩在此中耍了一个手腕，即在朝廷的谕旨下达前即把李秀成处死，来了个先斩后奏。
因朝廷谕旨虽是六月二十九日发出的，但因路途耽搁，曾国藩接到时，已是七月初十日。而曾国藩却在七月初七日向朝廷上了一份《洪秀全逆部验明焚化洪福琪下落尚待查明李秀成等已凌迟处死抄送供词汇送并且筹善后事宜折》。
一方面是自己上奏折询问朝廷如何处置李秀成，另一方面又不等朝廷下旨即擅自将李秀成处死，从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七日的十多天时间里，曾国藩的思想即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而且竟敢冒不遵朝廷旨意的风险，其中的原因也就可想而知。
曾国藩当然也知道擅自做主的后果，于是，又于七月二十日补了一份《复奏李秀成等囚未能槛送京师已先就地处决情由并洪逆三印已早解送军机处折》，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
朝廷对曾国藩擅自杀李秀成的行为当然很不高兴，并由此加重了对曾国藩的不信任，但事已至此，人死不能复生，也只好顺水推舟，在七月十四日的上谕中要求曾国藩把李秀成的供词呈上。
但是，朝廷在接到曾国藩递呈的李秀成供词后，又发现删节处过多，于是，又于七月二十三日令曾国藩把删节的部分补上。【反说小结】
从上述事实来看，在生死关头，曾国藩并非全心全意地忠于朝廷，而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杀李秀成，曾国藩也许是迫不得已，杀李秀成本来就是做贼心虚，而删节供词，更是用心良苦，朝廷对曾国藩关于恢复删节部分的命令无疑是给他出了极大的难题，因删节部分内容本就是不便给别人看的，他岂能保留?于是他干脆就对朝廷采取装糊涂的办法，在奏折中不予涉及，好在朝廷未有深加追究，使他免于一难。学而庞杂，滥竽充数得美名【反说观点】
说到曾国藩的学问，许多人都会以博而称之。其实并非如此。即使是在曾国藩同一时代，也有理学家讽刺他是“以杂为通，以约为陋，以正为党，博学多能，自命通人，足以致高位取大名于时而已。”这其中有其违背事实的一面，也有符合事实的一面。【典型事例】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都想要成功，而学问是其中免不了的基本功，而曾国藩为了早日达到个人成功的目的，思前想后便采取了“以杂为通”的策略，现在看来，曾国藩的以杂为通恰恰是押对了宝。
从曾国藩的成长经历来看，促使曾国藩登上政治舞台的因素来自于他所受到的传统教育和传统信念。他中进士后改名国藩，已颇有做国家藩屏的志向，但功力不厚，所以便处心积虑来找捷径。他发现三个方面的学问只要粗通便可成功，这其中一方面是以纲常名教为中心的社会约束性道德，第二方面是以仁、诚为中心的精神超越性道德。他把孔、孟、荀的早期儒学，同程、朱、陆、王各门户的晚期儒学以及经世之学都捏合到一块儿了，既不废性理，又不废事功，维持或重建传统秩序。第三方面是他以儒家思想成为主导思想确定了其人生目标，而以心学及传统哲学为主导思想所用，因而杂而不乱，通而不泥，无论何种学说，皆能为我用。如此，曾国藩才有可能实现其政治抱负。
客观地说，曾国藩的以杂为通确实是中国晚清时代特殊时代背景和特殊的时局所决定的。无怪乎，曾国藩的思想在其后的数百年里一直给人们影响深远，而无人能够超越。正如清末学者夏震武说：“合肥(李鸿章)南皮(张之洞)一生所为，其规模皆不出湘乡(曾国藩)，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但从主观上来讲，曾国藩在做学问上确实是存在投机思想的。【反说小结】
正如曾国藩本人所说的那样：“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泣，独举目今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立得；有时即使得到，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或遭遇挫折、或离职而去、或抑郁而死。而贪婪庸劣的人，位高而权重，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我们所能做的，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是呀，身入乱世，肩负重任，上有君王指责，下有士勇怨声，在熙熙攘攘谋求名利的官场上，曾国藩左顾右盼，上看下看，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投机捷径，他能不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吗?参劾恩人，为自己洗刷罪过【反说观点】
知恩必报，是为人的基本常情，为下属的失败承担责任更是作为统帅的根本职责。然而，曾国藩却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过，推卸责任，并把救过自己一命的恩人推出来承担罪名，这种行为确实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对曾国藩来说，只要能洗刷自己的过错，只要能有助于自己扬名天下，即使对不起恩人也不得不为之。【典型事例】
李元度是湖南平江人，字次青，入曾幕府后，曾国藩的两次自杀，都是李元度舍身相救，拼命将曾国藩抱过了江，曾国藩才幸免于难。可以说，李元度对曾国藩确有救命之恩。而且曾李是儿女亲家，感情很好。李元度入曾氏幕府最早，随曾氏自湖南到湖北、江西、安徽，先办文案，后领军参战，多打胜仗，很为曾氏所赏识和器重。李元度因此被曾国藩节节推举，由教谕而渐次升为按察使衔的道员。曾国藩居丧乡间时，深深怀念着李元度，常常信来信往。在这些信中，曾国藩尽情地倾吐自己的忧苦和对李元度的深情厚谊。
事实上，曾国藩不但对李元度在政治上、军事上与自己患难相依，荣辱与共，而且对李元度的文才也很赞赏，在日记、书信中常有流露，如：“观次青所为《石钟山祠记》，甚有气势”，“次青又作《怀人》诗十六首，再用何廉(肪)原韵，绵丽遒劲，才人之笔”，“夜与次青论古文之法。次青天分高，成就当未可量”。正因为如此，曾李二人亲如手足。从曾国藩在徽州之役前的日记来看，自咸丰八年七月十八日至咸丰十年九月十七日，几乎每月都有他与李元度书信往来或延坐畅谈的记载。他们交谈的内容，虽无详细的实录，但涉及的范围显然是很广的，在生活上，二人也是互相关照的，如曾国藩咸丰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记：“次青伤痕已愈，为之忻然。”八月二十五日记：“次青之母太夫人左手膀忽痛，不能举箸。”以上所引述的这些不完全的资料，说明二人的私交很深。
咸丰八年(1858)一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员，同年二月，李元度旋即奉命带兵入浙，这是湘系势力渗透浙江的开始。曾国藩东山再起后，率领江西湘军追击翼王石达开入浙，并保荐李元度，使其得按察使交巡抚王有龄差遣委用，六月王有龄授予浙江温处道道员。李元度以所部三千交浙江提督饶选统率，自己回湖南另行招募平江勇。至咸丰十一年(1861)一月，王有龄上奏请调李元度援浙，“诏如所请”。李元度遂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
然而，曾国藩对李元度私自回乡募勇，打出“安越军”的旗帜很有意见，认为是“分裂”湘军，做“异己分子”，便于二月二十二日，参劾李元度说是该员前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宥难宽，情亦难恕”，请予革职，“安越军”应予遣散。到后来，清政府命浙江巡抚左宗棠查复，遵照曾国藩的意见，将李元度革职遣戍(后警告故未遣)。但随后发生了徽州战役，李元度与太平天国李世贤部发生激战，结果战败。此时作为全面统帅的曾国藩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便向朝廷弹劾李元度，以保全自己。
据说当时参劾李元度遭到了曾氏的部下和幕友的强烈反对。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本来就反对。曾不听，李“复力争之”，曾便赌气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曾国藩准备参劾李元度时，李鸿章率幕友们向他求情，并且声称如果参劾李元度，“学生不为具疏”。后来，“力争之不能得，愤然去”，在此之后，曾国藩的另一幕友陈作梅专门写了一份说帖，“极言劾次青折不宜太重”；曾国藩只得“将奏稿中删去数句”。
其实，徽州之败，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深责李元度的。后来，李元度写了一篇《杨萃耕哀辞》，追悼他的同僚，详尽地叙述了徽州之役的全过程：“十年四月，侍郎擢督两江；命余复募平江勇。六月，与君共检阅。七月二日成行……先是，防皖者为张副宪芾，驻徽六载，有卒万四千，缺饷五月，师哗。属曾公驻祁门，副宪内召。余以八月十六日抵徽，前四月，宁国陷，贼犯绩溪之丛山关，急遣将援之，弗克，童同知梅华死焉。副宪行。君缮城守，城周十三里，女墙尽圮，蓬蒿没有，葺治三昼夜，埤完三分之二。忽伪侍王李世贤率领贼十数万至，余出战东门外，君任守陴。既交锋数次，原防兵千有六百，忽不战奔。援师之至自祁门者亦奔溃。我军不能支，人城拒守。贼抵隙攻，力御之。诘旦，君曰：‘出，险矣!’余摇首曰：‘列，吾职也。子有老亲在，前岁犹视子有，其忘之乎?’君泣，余亦泣。是日贼攻愈力，君分守北门，余西门，三登三却之，杀贼过半，贼忽冒死自小北门登，酉刻城陷。君守矛头城上，亲座掖之不肯下，遂被戕。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五日事也。”
这段朴实的记载，说明李元度率领的全是新兵，六月组建，八月便上阵，而且由他节制的张芾的旧部早因闹饷哗变，余下的人也不战而逃，甚至曾国藩亲自从祁门派来的四营援兵“亦奔溃”，退还休宁；但是他面对的太平军却异常强大，号称十数万，来势汹涌，当时直接围攻徽州的李世贤部亦达四万余人；再者，李元度八月十六日抵任，二十五日失败，张芾“驻徽六载”，率军万余人，未得取胜，却责备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御敌仅九天的李元度，实在是太过分了。
对于李元度在这九天中尽忠职守的情况；曾国藩本人也是承认的。他在九月初六日《徽州被陷筹堵剿折》中说：“二十四日，伪侍王李世贤同抢无义、通天义、赞天义诸逆首共带四万余人，直扑徽城，更番诱战。李元度亲督各营出城接仗，自辰至午，毙贼数百。岭后伏贼，抄我两翼，众寡不支。礼字、河溪各营由西门大路退回休宁。李元度率平江四营入城固守。贼即跟踪围攻四门，因西门城垣坍塌，又无垛口，是夜三更，乘阴雨黑暗，专攻此门，势极危险。李元度身卧城头，竭力堵御，天阴贼退。二十五日申酉之间，贼伏西门民房，凿墙对城施放火枪，守陴弁勇站脚不住，贼众即缘梯直上。李元度赶调各门队伍来救，贼已四面扒城而入，府城遂陷。”又说，“在太平军围徽州府城时，曾急调鲍超、张运兰两部，又系新募之卒，由湖南远来，甫经到徽，竟不能支持数日，以待援师，实堪痛惜。”这段文字证实，李元度的兵少，勇丁远道而来。人少则难挡四万之众；新兵则训练无素；远道而来则易疲倦，且不熟悉徽州地形。
然而，在徽州之败后，曾国藩为什么不顾朋僚的劝阻，如此绝情地参了李元度一本。其实，曾国藩这么做完全是因为徽州之败影响到了自己的利益。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徽州失守之后，祁门孤悬，曾国藩困守祁门达数月之久，他的急功近利的三路进击芜湖宏大计划立成泡影，他自己也有生命危险。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曾国藩上《徽州被陷筹剿堵折》后，咸丰帝批谕道：“该大员甫接皖南防务，连失两郡，虽因饷绌兵单，究属筹划未密……李元度谋勇兼优，此次失衄，殊属可惜，人材难得，着即查明下落具奏。”这一褒一贬，是什么滋味，曾国藩自然是深可体会到的。所以，曾国藩不顾上上下下的议论，一意孤行，定要奏参李元度，使他被革职拿问，原来一是把自己东征计划破灭的愤怒一股脑倾泄在李元度身上，二是想借参劾李元度之败，来偷偷掩盖自己“筹划未密”之过，曲折地表达自己对清廷的不满。【反说小结】
作为常识，我们知道对于朋友当然要讲义气，但曾国藩一再讲要“淡看人间得失”，却在关键时刻，把过错推在李元度身上，以逃脱自己的罪责。如此作为，并非一个淡泊名利的君子所为。为筹军饷，大设苛捐与杂税【反说观点】
作为中兴名臣，表面看来曾国藩确实为清朝政府消灭了心腹大患太平天国，然而为了豢养曾国藩所带领的湘军这样一支虎狼大军，朝廷和百姓确实也承担了巨大的负担。而身为这支大军的统帅，曾国藩为了筹得巨大的军饷，千方百计地奏请增加税目，给本来已很窘困的百姓生活雪上加霜。【典型事例】
我们知道，由于清政府国库空虚，当时镇压太平天国主要靠就地筹饷。湘军地处湖南，筹饷范围很广，既有厘金、盐务、劝捐又有协饷、漕折、关税，几乎遍及清王朝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而曾国藩则有效地利用这些国家税收的手段，为壮大自己这支曾家军费尽心机。
湘军初建时，劝捐和协饷是军饷的主要来源。最初，曾国藩在湖南兴办团练，劝捐成为主要的来源。具体办法是：由户部或国子监印发空白执照，“内职衔照一半，监照一半”，填明捐款人的钱数，上报后根据款数授予一定职衔或“例贡”、“例监”，多半授予虚衔，故称为“捐纳”。这种大规模的劝捐方式难以长久维持，因为“民力艰难……再三劝谕，终不踊跃”。
协饷是毗邻一省或数省协助筹饷，本身来源十分广泛，有劝捐、厘金、盐务、关税、漕折等。曾国藩在奏稿中提到，“计收到湖南、湖北、广东、四川、陕西、江西各省协济饷银，并巨行营劝办捐输等项，自咸丰三年起，至六年十二月底止，共收银289万(两)。”这无疑给湘军以很大帮助，但各省出于本位主义，往往对中央的饬令抵制、拖欠，因此协饷缺乏稳定性。
厘金是专为镇压太平天国而开办的一种商业税。分为两种：活厘(行厘)，抽行商的货物通过税；板厘(坐厘)，抽坐商的交易税。税率为百分之一。咸丰十年(1860)，在长沙成立了“东征筹饷局”，为更大规模地筹集湘军东征之饷，具体办法是在本省厘金之外，“另抽半厘”。同年，曾国藩又奏请在江西设牙厘总局，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又奏请在广东办理厘金，以供苏、浙、皖三省湘军饷。湖南东征局、江西牙厘、广东粤厘成为湘军三大饷源基地，担负着湘军的大部分军费。因此，厘金成为湘军的主要饷源。
盐务与地丁、关税是清政府三大财政收入。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驻军江西，饷项缺乏，奏请用盐抵饷，于是湘军筹饷便染指于盐务。具体方法有两种：一是军队在盐场附近或“捆盐自卖”，或发放盐票，“招商领票”。二是奏明户部调拨各省的盐引转运，以盐税抵饷。咸丰五年(1855)，奏请饬浙盐三万引抵饷银。由于盐饷数目大，往往被各地视为重要收入，因此湘军很难将它纳入固定筹饷范围。
虽然，漕折和关税是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款项，但咸丰年间却因为曾国藩的请求而不时为湘军筹为军饷。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奏请提用湖南漕折三万两。咸丰五年(1855)，奏请于江西漕折每月拨给湘军五万两。像这样，曾国藩曾多次上奏朝廷请拨漕折和关税，或允拨，或被议驳，或被地方截留。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两次奏请拨上海关税十万两，都经议驳未拨。同治二年(1863)四月，奏拨江西关税每月三万两，至同年六月，即被沈葆桢奏留不解。由于漕折和关税被国家严密控制，不便于作为饷源被湘军筹取。但因其丰厚，也时常作为筹饷的重要补充。
至于其他的筹饷措施，如地丁赋税、印行钞票等，都不过是一时筹饷的办法，而不能作为重要或固定的饷源。
为了应付湘军高额的军饷，曾国藩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因时因势而变化，是曾国藩千方百计搜刮军饷的关键，主要分为如下三个方面：
1．早期卖官劝饷
太平天国初期，民力有一定的积蓄。由于太平天国实行财产公有的政策，封建地主阶级自然要反对太平天国。满清有一套完整的劝饷策略，就是“卖官劝饷”。
由于劝饷可以维持湘军，曾国藩就借此机会树立湘军“爱民”的良好形象，受到了封建地方阶级的拥护，为自己和湘军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2．中期广开饷源
随着战争的深入，“卖官劝饷”的策略后转乏力，已经不可能支持湘军日益增加的军饷需求。曾国藩只有重新开发饷源，包括厘金、盐务、漕折和关税。好在李鸿章占据了上海，大大缓解了湘军筹饷的压力。
3．晚期以抢代饷
湘军中后期，实际上实行的是半饷策略，也就是每一个月只发一半的军饷。长期以来，积欠的军饷实际上是不可能兑现的。【反说小结】
我们知道，早期湘军人数不过几万人，但到后期湘军的规模高达几十万人，以上各种途径的饷源实际上是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好首先满足曾家军的需要，从而为自己个人功利攒下资本，实施了又卖官又抢劫这样的手段，这样的湘军能成为王者之师吗?当然不能。而曾国藩为了自己的军队，只得巧立名目，搜刮人民，他的所谓仁义之师其实是劳苦大众以血汗哺育起来的一支队伍。满口诚字，细辨其言不符实【反说观点】
作为曾家军的统帅，曾国藩处处宣扬诚学，但他的同僚却说他言不符实，这是有历史依据的。【典型事例】
说到曾国藩标榜的“诚”，可以归纳为一句话，这也是曾国藩自己所说的那句：“待将官兵勇以诚”。曾氏曾反复告诫亲友，说：“待官待兵，均以诚字之待”。
他在家书中曾经这样写道：“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此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立本。立志要将此事知得透，辨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立诚也。人之生也直，与武员相交接，尤贵乎直。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字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愿与阁下共勉之。”
他自己后来又给李希庵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大约勤字、诚字、公字、厚字，皆吾辈之根本。刻不可忘。”【反说小结】
纵观曾国藩家书全貌，总之是主张“诚字”为多。此种措词颇为怪异，“以诚字”与“以诚”似乎不同。“以诚待人”，乃以诚心待人也；以“诚字”待人，则是明显的策略，把诚这个字当成棋子用。事实上亦是如此，因为真正面对湘军官兵，他本人根本无“诚”心可言。他带兵以“诚”，是想假借“诚”来装样子，蒙蔽兵将，例如说教兵爱民，言之谆谆，却令士兵于皖北“坚壁清野”，将城关、乡村百姓财物、粮食付之以炬，并纵兵大杀战俘、村民，以致老幼不遗，这样用兵有何“诚”可言。面对朝廷，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也为了成就自己的名誉，他千方百计敷衍咸丰皇帝，百般争辩，不听谕旨，也绝对无诚可言。无怪乎咸丰皇帝曾于咸丰四年二月训斥曾国藩说：“总因见解未充，遇事拘泥，复过于好名所致，甚至饰词巧辩。”而被曾国藩看做是兄弟的左宗棠也站出来说曾国藩太过虚伪，这都是不争的事实。言行不一，自己破自己诺言【反说观点】
前面谈到了曾国藩主张的“诚”字，我们可以了解，曾国藩的“诚”其实是对自己的“诚”，只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于别人都可以采取欺瞒和敷衍的方法。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的“诚”字是缺乏言行统一的，他的诺言也总是被他自己的行动拆穿。【典型事例】
其实对于将帅来说，不管在过去和现在，“诚信”都是非常重要的，失信于人，百事做起来都会不顺，自觉聪明了一次，其实是糊涂了一世。但曾国藩却管不了那么多，他自己对别人可以不诚，而下属是不能对自己不“诚”的。
1862年，咸丰帝令曾国藩派鲍超救援。曾国藩怕鲍超被收为胜保部下，于是不愿派鲍超救援，但鲍超认为已失去了一次立功的大好机会，所以很不满意，于是曾派胡林翼写信做鲍的思想工作说：“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万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
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而这，其实是曾国藩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而使的离间之计，而鲍超一介武夫，哪里懂得。
其实，曾国藩不光是在待人方面，就是在用人方面也是表面重诚，实则反之。我们先来看看曾国藩对于军中规定及士兵管理的一些观点，再对照一下他的言行就很明了了。
一、曾国藩认为绿营兵有种种恶习，不易清除，故而重新招兵，重新训练。他认为绿营兵之最大恶习是“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之所以如此，他认为是由于缺乏训练，心虚胆怯所致。因此，必须加强军训。他之军训总则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使“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但事实上，湘军内部经常因为给养和抢功等问题而闹不和，甚至闹到非得朝廷出面调解的地步。特别是所谓“败不相救”一条，就连曾国藩本人亦未能避免。例如苏、常告急时，曾国藩自己并未派军去救，后咸丰帝命其出兵协助收复苏、常，他亦未照办，总有千条理由，亦是只顾个人地盘，败不相救，言行不一。
二、表面看来，曾国藩对士兵，除训练其以上诸准则外，是教其爱民，爱护百姓。但就是这一点，他不但没有做到，反而以军纪败坏闻名。在湘军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每攻下一城，三天内可以不受军纪约束，而大肆抢掠，湘军士兵抢劫、奸淫、烧杀，无所不为。可见，其《爱民歌》写的不论如何动人，最终也是一纸骗书，毫无价值。
三、曾国藩最诚的一条倒是他所规定的营制，据说曾国藩写有《步兵操典草案》一文，主要是参考戚继光兵书写成的。在此文中，他对军制规定甚详，湘军每营正兵(又称勇丁)500人，另设长侠180人，全军以营为单位，直辖于“大帅”曾国藩。这样一种名副其实的军制能够保证曾国藩独裁的管理权当然能得到贯彻。
四、曾国藩自己最推崇的选才选将标准据说是有八条，分别是：才堪治民；不怕死；不计名利；耐受辛苦。知人善任；善观敌情；临阵之胆识；营务整齐。【反说小结】
其实曾国藩所说的用人这八个条件，曾国藩本人也不全有。不计名利，他本人就做不到，一生好名，自认无能克服；治民嘛，他的湘军，害民至深，金陵人氏于三十年后，尤言之愤恨；知人善任，亦做不到，他与他之兄弟多用湘人，甚至多是湘乡人。坚壁清野，好胜心甚于仁心【反说观点】
翻阅许多有关曾国藩的书，其中记载说曾国藩是仁义之士，人不忍欺。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交战时表现出了他身上的另外一面。【典型事例】
坚壁清野是曾国藩后期采用的控制太平天国粮草来源的方法，通过坚壁清野，使太平军失去粮食补给。我们知道，缴获是太平军对清方军火、财物的剥夺，既增强自己，又削弱敌方的战略方法，使清廷痛心疾首。咸丰三年三月初，清廷在所发布的一道上谕中表明这点：“近来被贼各郡县，一闻警急，辄纷纷逃避，甚至迁徙一空。粮饷军械，尽被掳掠，藉寇兵而来盗粮，深感痛恨!”因而严令各地厉行“坚壁清野”战略，破坏一切物资，防止落入太平军手中。尽管如此，只要清军打的是败仗，太平军或多或少总有缴获。如四年西征军至江西，克饶州，得漕米万余石，仓米千余石；至乐城，尽获城内所积仓谷。六年，湖南茶陵清军闻风先溃，遗弃的军火都为太平军所缴获。同年，再克扬州，太平军缴获清军江北大营粮台所藏的大批粮、钱和军火器械；破江南大营，把该营的无数“器械什物，齐运入南京”。十年，太平军再次破清军江南大营，截获营中饷银200万两。据清方官员估计，在这一年里，“苏、杭、常州之失，各有六十、八十、百万银两为太平军所缴获”。
所有上述说明：军事上的缴获，是太平天国用以补给自己的一个重要渠道；所获财物的数量，在1858年之前，呈源源不绝景象，保障了一时的需要，而且饶有余裕。1859年后由于曾国藩的坚壁清野方法而一无所获。
举例来说，李秀成率兵攻打六安时，李秀成的攻势，突然半途而废，让人甚不可解。他已经打到六安城下，何至于一听到湘军鲍超快来了，便吓得抽军而退，放弃由豫袭鄂的计划。况且，他已与捻军首领张宗禹(总愚)会师，原因就是由于坚壁清野，他的军队沿途找不到粮食。曾国藩在施行以碉逼碉的战术以后，又想出了坚壁清野的办法，这一招实属狠毒。
在曾国藩的建议下，清朝的坚壁清野政策具有掠夺性质，清军在一地驻防，那个地方就遭灾殃。豫胜营李世忠部驻防安徽全椒，“专为坚壁清野之计”，糟蹋得“数十里无人烟，耕种者百人内三四人而已”；“城外附郭处，常有狼群来往”；“斗米价一千数百文，物价皆贵，饿死者盈路，人相食”。据“西征”统帅左宗棠叙述：“陕甘用兵颇多，为时又久”，“荒瘠异常”，“各军每于人烟稍密、种植稍多地方，随时安扎营垒。始又借称保护庄稼，给钱办粮；继则捐派民间，不给价值，甚且搜刮殆尽，民不敢争，以致转徙流离。”当时甘肃各军“习以为常”地“责令民间供办”军食，“每日每营勒民间供给一千斤或八百斤”不等。以清水一县为例，“养总兵敖天印一营，每日须捐粮一千斤，每年须三十六万斤，视额征丁银，奚止数倍”!“甘肃州县地方素称瘠苦，百姓何以堪此?”驻军“竟创造非刑，惨刻异常”，“必待辗转哀号，勒缴足数，而后释去。其勇丁之骚扰万状，又不待言”。
这种坚壁清野的政策在大城市更加肆无忌惮。咸丰三年冬，江北大营攻下扬州，清军“严令闭城，纵令所部弁兵搜刮银钱衣物；典当铺户……搜洗一空。妇女附身衣物……，兵丁剥取净尽。马载骡负，充溢街巷，七昼夜不绝于道”。接着，“兵丁纵而火之，烟陷迷空，暗蔽天日”。“民命草菅，哭声相续”!唐炯率军从四川到贵州镇压起义苗民，因为胜了，有兴“杂咏”；道：“陷贼十余年，幸复见天日；何意官军来，乃更不如贼!子女恣淫掠，资粮尽搜剔……翻思在贼时，生命犹未窄。”这也就是说，一地在骄兵悍将的蹂躏下，居民更难以安生!段光清在署浙江按察使时追述得胜清军的习惯动作：“凡克城之后，兵勇大掠”；“大邑五天，小邑三天，不能禁也”。可见，兵勇的桀骜欺民行为，都是受曾国藩倡导的“坚壁清野”的后果。【反说小结】
为断太平军粮道，曾国藩不惜使用一切手段，竞让兵士搜刮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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