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正蕊
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鲁迅试读：
前言
著名学者培根说：“用伟大人物的事迹激励我们每个人，远胜于一切教育。”
的确，崇拜伟人、模仿英雄是每个人的天性，人们天生就是伟人的追星族。我们每个人在追星的过程中，带着崇敬与激情沿着伟人的成长轨迹，陶冶心灵，胸中便会油然升腾起一股发自心底的潜力，一股奋起追求的冲动，去寻找人生的标杆。那种潜移默化的无形力量，会激励我们向往崇高的人生境界，获得人生的成功。
浩浩历史千百载，滚滚红尘万古名。在我们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光芒万丈的人间精英。他们用挥毫的笔、超人的智慧、卓越的才能书写着世界历史，描绘着美好的未来，不断创造着人类历史的崭新篇章，不断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这些伟大的人物，是人间的英杰，是我们人类的骄傲和自豪。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在那历史巅峰发出的洪亮的声音，应该让他们永垂青史，英名长存，永远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永远作为我们的楷模，以使我们未来的时代拥有更多的出类拔萃者，以便开创和编织更加绚丽多姿的人间美景。
我们在追寻伟人的成长历程中会发现，虽然每一位人物的成长背景各不相同，但他们在一生中所表现出的辛勤奋斗和顽强拼搏精神，则是殊途同归的。这正如爱默生所说：“伟大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拥有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的初衷与希望永远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们永远会克服一切障碍，达到他们期望的目的。”同时，爱默生又说：“所有伟大人物都是从艰苦中脱颖而出的。”
伟大人物的成长也具有其平凡性，关键是他们在做好思想准备进行人生不懈追求的过程中，从日常司空见惯的普通小事上，迸发出了生命的火花，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凡为神奇，获得灵感和启发，从而获得伟大的精神力量，去争取伟大成功的。这恰恰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地方。
正如学者吉田兼好所说：“天下所有的伟大人物，起初都很幼稚而有严重缺点的，但他们遵守规则，重视规律，不自以为是，因此才成为一代名家，成为人们崇敬的偶像。”
为此，我们特别推出《世界名人非常之路》丛书，精选荟萃了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名人，其中包括政治领袖、将帅英雄、思想大家、科学巨子、文坛泰斗、艺术巨匠、体坛健儿、企业精英、探险英雄、平凡伟人等，主要以他们的成长历程和人生发展为线索，尽量避免冗长的说教性叙述，而采用日常生活中富于启发性的小故事来传达他们成功的道理，尤其着重表现他们所处时代的生活特征和他们建功立业的艰难过程，以便使读者产生思想共鸣和受到启迪。
为了让读者很好地把握和学习这些名人，我们还增设了
人物简介
、经典故事、人物年谱和名人名言等相关内容，使本套丛书更具可读性、指向性和知识性。为了更加形象地表现名人的发展历程，我们还根据人物的成长线索，适当配图，使之图文并茂，形式新颖，设计精美，非常适合读者阅读和收藏。
我们在编撰本套丛书时，为了体现内容的系统性和资料的翔实性，参考和借鉴了国内外的大量资料和许多版本，在此向所有辛勤付出的人们表示衷心谢意。但仍难免出现挂一漏万或错误疏忽，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以利于我们修正。我们相信广大读者通过阅读这些世界名人的成长与成功故事，领略他们的人生追求与思想力量，一定会受到多方面的启迪和教益，进而更好地把握自我成长的关键，直至开创自己的成功人生！人物简介名人简介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原字豫山，后改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
鲁迅青年时代受进化论、超人哲学和列夫·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他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
辛亥革命后，鲁迅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鲁迅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他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1926年，鲁迅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
从1930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27～1936年，他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就与贡献
20世纪初，鲁迅在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提出“立人”主张，反对已经弥漫整个世界的轻精神的“质化”倾向。他登上“五四”文坛后，写出了《阿Q正传》等不朽著作，从反面批判人性的残缺。
鲁迅后期则以杂文为武器，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鲁迅的杂文开创了现代杂文的新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杂文作者。
鲁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大胆地正视现实的各种矛盾。他的小说和杂文，反映了极其深广的真实的历史内容。他是对旧势力、旧思想揭露最深刻、斗争最坚决的一位伟大作家。
鲁迅在中国革命史和思想史上的这些杰出贡献，是从“五四”文化运动中就充分显示出来的。他的作品充分体现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地位与影响
鲁迅以笔为武器进行战斗，被誉为“民族魂”。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
20世纪初，是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时期，鲁迅对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禁锢下的中国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本性反思，敦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确定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鲁迅深刻的思想与精美的作品，使他不仅在中国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而且在全世界都产生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少年苦乐
我一定加倍努力，做一个信守诺言的人。——鲁迅从小就喜欢读书
1881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初三），鲁迅出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新台门的周家。
当这个刚降生的男孩还来不及吃第一口奶，嘴里便被大人们塞进五种奇怪的东西，第一是醋，第二是盐，第三是黄连，第四是有刺的钩藤，最后才是甜滋滋的糖。
这是绍兴的习俗，意思是如果从小尝尽了酸甜苦辣，长大了以后便能够勇敢面对人生中遇到的各种苦难。
周家原来住在湖南道州，本来都是种地的普通农民，后来不断发家致富，有了很多土地，就成了当地的大地主。再后来迁居到绍兴，到鲁迅这一辈已经是第十四代了。
鲁迅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周介孚正在京城做官，当生了孙子的喜讯传到周介孚耳朵里时，恰好有一位姓张的高官来访，于是就给这小婴儿取了个乳名叫阿张，学名是樟寿，字豫山。可是后来发现，豫山的发音和雨伞接近，容易引起笑话，也不太好听，于是就改为豫才了。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位秀才，长期闲居在家。鲁迅的母亲鲁瑞，思想颇为开通，出身于绍兴近郊安桥头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学达到能够看书的程度。
在绍兴，周家是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兴旺，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
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一钦点“翰林”的横匾，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这就使鲁迅获得了穷家小户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介孚不从北京汇钱回来，日常生计还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赶得远远的。
鲁迅出生的年月正处于清朝统治即将瓦解的时期，保守落后的古老中国，被外国列强侵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主宰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就要走到尽头，在中国大地上正酝酿着新旧时代的大交替。
鲁迅家庭的境况正如清朝的统治，在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败，其辉煌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还没有完全破落。
鲁迅家的住宅是一所聚族而居的朝南大宅院，一进大门，走过铺着石板的天井，就是一个挂着“德寿堂”匾额的大厅，两旁的柱子上，还写着一副对联：“品节泽明德行坚定，事理通达心气和平。”
从大厅进去，是一方天井。再往里走，北面有几间狭小的楼房，这是鲁迅一家的住所。楼下西边的一间，是鲁迅的祖母和保姆长妈妈居住的房间，东边的那一间，用木板隔开，前半间是吃饭和会客的地方，后半间就是鲁迅父母的卧室。
鲁迅小时候很调皮活泼，他的曾祖母不苟言笑，小孩子都很怕她。可鲁迅却故意从曾祖母面前走过，假装跌跟头倒在地上，引得老太太惊叫：“哎呀！阿宝，衣裳弄脏了！”这时鲁迅才满意，才不闹了。
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孚甚至有过让儿孙考取翰林的想法，他有在门上悬挂“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匾额的雄心，因此，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
鲁迅家中有两只大书箱，从《十三经注疏》和《四史》，到《王阳明全集》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古文析义》和《唐诗叩弹集》，到科举专用的《经策统纂》，甚至还有《三国演义》和《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都堆在其中。
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中不少人也藏书甚丰。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好玩的书，从画着插图的《花镜》，到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几乎什么都有。
虽然《花镜》是一本介绍育花、养花知识的书，但是写得特别有趣，鲁迅因此特别喜欢读这本书。而且他越读越爱读，遇到看不懂的地方，他会向别人请教。入迷的时候，他还会捧着书来到庭院，对照着鲜花，检验书中所讲述的理论。
但他觉得总是去亲戚家看书不太方便，于是他开始把零用钱都节省下来。直至攒够了两百文钱，他便跑到书店，自己买了一本《花镜》。
买到书后，鲁迅经常捧着书在灯下细细品读。即使夜深了，也舍不得放下书本。后来为了检验栽花的理论，他还亲自动手在院子里种植各式各样的花。
对于那个时代小孩子来说，能够日日读书，还能用压岁钱买自己喜欢的书来读，这实在是能够享受的最好条件了。
鲁迅不仅喜欢看《花镜》一类的科学书，还喜欢看有图画的故事书。但是故事书在当时被看做是“闲书”，在私塾里是不允许阅读的。有一次，鲁迅就因看一本《儿童世界》而差点被私塾先生责打。
可越是这样，鲁迅对探求故事世界的好奇心就越强烈了。
儿时受到严格教诲
鲁迅聪明伶俐，很受长辈的称赞。有一年正月，那时他5岁，过年的时候大人们在厅里打牌，有一位长辈看他可爱，就逗他说：“你喜欢哪一个人打赢？”
鲁迅的回答很是出人意外，他说：“我喜欢大家都赢。”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连连称赞他，叫他“胡平尾巴”。这是一句绍兴话，意思是短小灵活，敏捷利落。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虽然脾气有些暴躁，有时候要打骂孩子，但是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得相当开通。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总是直接就读四书五经，让一个6岁的孩子天天去念“学而时习之”，他会多么痛苦？
周介孚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后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即使读唐诗，也是先选白居易那些比较浅白的诗，然后再读李白和杜甫的，这就大大减轻了鲁迅启蒙时的苦闷。
在祖父的指点下，鲁迅读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以及其他许多古典诗词。祖父给鲁迅兄弟规定了读诗的次序：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轼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
在祖父的影响下，鲁迅除读了《诗经》外，还读了《楚辞》，以及陶潜、李白、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苏轼、陆游、黄庭坚等人的诗。
祖母更是特别疼爱鲁迅，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让鲁迅躺在大桂树下的小饭桌上，摇着芭蕉扇，在习习的凉风中给他讲故事，什么猫是老虎的师父啦！什么许仙救白蛇啦！鲁迅直至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味和惬意。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个很有才华的秀才，他对鲁迅的管教很严厉，同时也很深沉。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
鲁迅在《朝花夕拾》的那一篇《五猖会》中，记过父亲的一件事，就是在鲁迅快乐的童年时，偏偏逼他去背书。可实际上，周伯宜平时对儿子们的读书，监督得并不紧，常常很宽容。
那次鲁迅偷偷买回来一本《花镜》，被父亲发现了，他又害怕又绝望，因为这属于闲书，一般人家都不许小孩子看的。他心里想：“糟了，这下子肯定要没收了！”孰料，周伯宜翻了几页后，一声不响地还给了他，这使他喜出望外，从此就放心大胆地买闲书，再不用提心吊胆，像做贼似的了。
至于母亲鲁瑞，对鲁迅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几个孩子当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
从人情来讲，父母总是爱子女的，可由于中国人祖传的陋习，这种父母之爱竟常常会演化成对幼小心灵的严酷摧残。
在鲁迅的散文《五猖会》中，记载了他7岁时看五猖会的情形。农历五月一日，是休宁县海阳五猖庙会之日。届时，四乡的百姓云集海阳烧香，祈求五猖神主驱鬼祛邪，消凶化吉。庙会游行，前引锦旗开路，执事沿途管理杂役。青白黑红黄绿蓝各色旗子飘扬，十景担、肃静牌、万民伞、纸扎猪马牛羊偶像、牌楼跟上，接下来的是地方戏队伍、杂耍队伍。
五猖庙会起源于明初。朱元璋和陈友谅在皖南曾打过几年拉锯战，军士百姓死亡很多。朱元璋做了皇帝后，下令江南百姓村村建“尺五小庙”，阵亡士卒“五人为伍”，受百姓供奉。《明史》记皇家祭祀有“阵前阵后神祗五猖”之说。如此世代相传，便衍成香火极盛的五猖神庙会。
这一年要到东关看五猖会去了，这是鲁迅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大的会，东关又是离他家很远的地方，出城还有三十多千米的水路。
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订好的三艘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陆续搬下去了。鲁迅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脸色严肃起来了。鲁迅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原来父亲就站在他的背后。“去拿你的书来。”父亲慢慢地说。
这所谓“书”，是指鲁迅启蒙时候所读的《鉴略》。七岁时，鲁迅就被父亲送进私塾，跟远房的叔祖父周玉田学习《鉴略》。这位老人藏书很多，像绘图本的《山海经》和《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这些印着奇花异草、飞禽走兽的书，最令鲁迅神往。
但是鲁迅的祖父认为孩子上学，应该先有一些历史知识作为基础，所以要鲁迅读的书，头一本就是《鉴略》。鲁迅的祖父常说，这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
此时，鲁迅忐忑着，拿书来了。可是《鉴略》里的文字有些深奥，鲁迅开始读的时候，一个字都不懂。
父亲让他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他一句一句地读下去。鲁迅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父亲说：“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鲁迅似乎被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成静肃了。
在百静中，鲁迅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
他们都等候着，太阳也升得更高了。
鲁迅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站了起来，拿书走进了父亲的书房，一气背下去，梦似地就背完了。“不错。”父亲点着头说，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站起身说：“好吧，去看五猖会。”
于是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鲁迅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他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但是鲁迅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他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了。
后来鲁迅一想起这件事，还诧异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他来背书。虽然父亲的爱是严酷的，但正是这种严酷的爱，以及远房的祖父的严格教诲，使鲁迅在少年时代就已经博览群书，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为他日后创造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高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养成爱护书籍习惯
在鲁迅的童年生活中，有一个人给鲁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个人就是和他长期相伴的长妈妈。可以说，长妈妈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对鲁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长妈妈和小鲁迅朝夕相处，她是一个勤劳、朴实、善良的农村妇女，但也有许多迷信观念，满肚子的烦琐礼节。
她经常和小鲁迅一起玩有趣的游戏，给他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小鲁迅也总是睁着大大的眼睛认真地听着。长妈妈讲的故事总是那么吸引人，比如美女蛇的故事，太平天国军队的传说，她都能讲得活灵活现，绘声绘色，这点很吸引小孩的兴致。
正是因为长妈妈给他讲了太平天国的故事，才使年幼的鲁迅对当时诬蔑太平天国的宣传产生了怀疑。
有一次，鲁迅从远房叔祖玉田老人那里听说，有一部叫《山海经》的书，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怪物等，可惜那本书不知放在哪里，当时没有找到。
这么一部有趣的书，可把鲁迅给吸引住了。他整天都念念不忘，梦寐以求，把长妈妈也感动了。虽然长妈妈并不认识字，但对小鲁迅念念不忘的东西还是记在了心上。
大概几天之后，长妈妈探亲回来了。一见面，长妈妈就把一包书递了给鲁迅，高兴地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长妈妈误将“海”记成“哼”。
一听这消息，鲁迅一时间高兴得不知所措，全身都颤抖了。他赶紧把包接过来，打开一看，啊！多么怪诞和神奇的世界：人面的兽，龙头的蛇，独角的牛，三脚的鸟，还有那掉了头还“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拿着盾牌与斧头狂舞的怪物“刑天”。鲁迅不禁再一次陶醉在美妙的世界中。
从此，长妈妈送的这本《山海经》便成为了鲁迅最为心爱的宝物。他总是小心翼翼地翻看着，看完后再小心地包起来，放好。一直到了晚年，鲁迅对这件事情仍记忆犹新。《山海经》是鲁迅最初得到的最心爱的书之一。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鲁迅认识的字也渐渐多起来，他就自己攒钱买书。每适过年，鲁迅得到长辈们的压岁钱后，总是舍不得花，攒到一起，留着买书看。
鲁迅小时候，不仅酷爱读书，而且还喜欢抄书，他抄过很多很多的书。抄书这一习惯，使他受益终生。他的记忆力出奇的好，读过的书经久不忘，这与他抄书的爱好是密不可分的。
他最初抄写的是古文奇字，就是把《康熙字典》里所列的所有古文，一篇篇全都抄写下来。到后来当他抄完这些古文，订在一起的时候，竟然订成了整整一大册。紧接着他又抄写《唐诗叩弹集》中描写梅花或者桃花的诗句……
就是在这样不断地抄写中，鲁迅受到了很深的文学熏陶。同时，他也真的抄出许多“故事”来。
他常常把这些抄出来的“故事”讲给自己的弟弟们听。有趣的是，他还经常把自己当做是故事里的主人公。“这一天，我又住在仙山中了，山中有天然的楼阁，山里的蚂蚁像大象一样，但是它们都听从我的命令……”
很快，这些故事就在小伙伴之间传遍了，他们都跑来让鲁迅给他们讲故事。
鲁迅小时候就对书籍特别爱护。只要书买回来，他一定要仔细地检查。一旦发现书有污迹，或者装订有问题，一定要到书店去要求调换。有些线装书很容易脱线，他就自己动手改换封面，重新装订。
看书的时候，鲁迅总是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看看手指脏不脏。脏桌子上他是从来不放书的，脏手也是从不翻书的。他最恨的就是用中指或食指在书页上一折，使书角翘起来，再捏住它翻页的习惯。
鲁迅还特意为自己准备了一只箱子，把各种各样的书整整齐齐地放在里面，箱子里还放了樟脑丸，防止虫蛀。
鲁迅读过的书浩如烟海。他购置的书，仅据《鲁迅日记》上的“书账统计”，1912年至1936年，就有9000多册。他收藏的书，总是捆扎得井井有条。
鲁迅一生最大的财产，就是他的这些宝贵的藏书了。小时候养成的爱书如宝的好习惯，贯穿了他的整个人生。
喜爱自然和民间文化
绍兴是我国东部近海的一座城市，也是古代文化较发达的地方之一。
这里河网纵横交错，土地肥沃，素来被称为鱼米之乡。在城郊不远处，有兰亭、鉴湖、会稽山、大禹陵等古迹，是一个风光秀丽、山清水秀的好地方。
绍兴古代被称为“报仇雪耻之乡”。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国王勾践曾在这里卧薪尝胆，艰难地复国。后来这里又出了陆游、王思任这样有民族气节、顽强斗争的著名人物。
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即“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
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他一到外祖母家，就像一只刚出笼的小鸟，终日与小伙伴们一起玩耍。
在看完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小伙伴们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那种香喷喷的味道一直留在鲁迅的记忆中。
鲁迅还在一个叫“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
百草园里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还有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还会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
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的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股烟雾。
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
鲁迅于是就常常拔它起来，接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形。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多。
草丛里鲁迅是不去的。因为长妈妈曾经给鲁迅讲一个故事说：
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
读书人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读书人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
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
读书人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无忧了。读书人虽然照样办了，却总是睡不着。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
读书人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豁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记住了吧？长的草里不能去。”长妈妈嘱咐鲁迅，“如果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也万不可答应他。”
这故事让鲁迅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的草丛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
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葚；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
冬天的百草园没什么意思，但是一下雪可又有的玩了。最惬意的是捉鸟儿。小伙伴闰土的父亲教给鲁迅一种捕鸟的方法，他看闰土的父亲一会儿便捉住了几十只，不由得手直痒痒。可是他自己上阵一试，费了半天劲，才能捉住三四只。
于是鲁迅很纳闷地问闰土的父亲，才知道是自己太急躁了，老是等不及鸟儿走到中间去。
闰土还经常把自己身边发生的许多新鲜事情讲给鲁迅听，什么稻鸡、鹁鸪、蓝背，还有夏天在海边拾贝壳，红红绿绿的，五彩斑斓。更有趣的是晚上和大人一起去看西瓜地，拿一把胡叉，神气地守在地头，看到狡猾的猹出来咬瓜了，便用力一刺……鲁迅因此向往着那个广博而充满活力的乡土世界。
与小朋友建立友谊
鲁迅十一二岁的时候，随母亲来到了乡下省亲。
那时，鲁迅的祖母虽然身体还好，但母亲也已分担了一些家务，所以夏天便不能多日的省亲了，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抽空去住几天。这时，鲁迅便跟着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
鲁迅的外祖母家在绍兴乡下，叫安桥村。这个村庄离海不远，有条小河从村中流淌而过，把全村分为南北两半。当时全村大约有30户人家，大半姓鲁，靠种田和打鱼为生的占多数，有很少一部分人经营副业，就是做酒，并开一家很小的商店。
就是在这里，鲁迅见识了许多更新鲜的风景和玩法儿，看到听到了“社戏”。鲁迅感到很幸运，能有这样新奇广阔的天地。
因为鲁迅从城里来，算是远客和贵客，所以村里有很多小朋友得到父母的允许，减少了日常劳作的分量，尽情地陪着迅哥儿玩耍。玩的方式很有趣，比如掘蚯蚓、到河边钓虾，或是一同去放牛，而最大的乐事却是看社戏了。这段时光是鲁迅最快乐的童年记忆。
鲁迅和小伙伴们每天的事情大概就是掘蚯蚓，掘来穿在铜丝做的小钩上，伏在河沿上去钓虾。虾是水世界里的呆子，所以到不了半天便可以钓到一大碗。这虾照例是归鲁迅吃。
其次，鲁迅便是和小伙伴们一同去放牛，黄牛、水牛都欺生，敢于欺侮鲁迅，因此他也总不敢走近身，只好远远地跟着、站着。这时候，小朋友们便不再原谅他会读书，却全都嘲笑起来了。
鲁迅在乡村第一盼望的事，就是到赵庄去看戏。赵庄是离平桥村250米的较大的村庄。平桥村太小，自己演不起戏，每年总付给赵庄一些钱，算是合作。
就在鲁迅十一二岁时的一年，看社戏的日期也眼看着等到了。不料这一年真可惜，在早上就叫不到船。平桥村只有一艘早出晚归的航船是大船，绝没有留用的。其余的都是小船，不适用。到邻村去问，也没有，早都给别人定下了。
鲁迅的外祖母很气恼，怪家里的人不早定，絮叨起来。母亲便宽慰她说，我们鲁镇的戏比小村里的好得多，一年看几回，今天就算了。鲁迅急得要哭，母亲却竭力地嘱咐他说万不能这样，怕又招外祖母生气，又不准和别人一同去，说是怕外祖母担心。
到了下午，鲁迅的朋友都去了，戏已经开场了，他似乎听到了锣鼓的声音。
这一天，鲁迅不钓虾，东西也不吃。母亲很为难，没有法子。到吃晚饭的时候，外祖母也终于觉察了，并且说外孙不高兴，他们太怠慢了，这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没有的。
吃饭之后，看过戏的少年们也都聚拢来了，高高兴兴地来讲戏。只有鲁迅不开口，他们都叹息而且表示同情。
忽然间，一个最聪明的双喜提议说：“大船？八叔的航船不是回来了么？”十多个少年也立刻撺掇起来，说可以坐这艘航船，与鲁迅一同去。
这下，鲁迅高兴了。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不可靠。母亲又说是若叫大人一同去，他们白天全有工作，要人家熬夜不合情理。
正当大家迟疑之时，双喜又看出底细来了，便大声地说道，“我写包票！船又大，迅哥儿向来不乱跑，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
事实上，这十多个少年，确实没有一个不会玩水的，而且其中两三个还是弄潮的好手。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便不再驳回。于是，鲁迅他们立刻一哄地出了门。
一出门，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泊着一只白篷的航船，大家跳下船，双喜拨前篙，阿发拨后篙，年幼的都陪鲁迅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
待鲁迅的母亲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孩子们的船已经开了，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他们架起两支橹，两人一支，一里一外，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背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鲁迅却还感觉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渐地望着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声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渔火。正是对船头的一丛松林，过了那松林，船便弯进了汊港，于是赵庄就真的在眼前了。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鲁迅心中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
说到看戏，令幼时的鲁迅着迷的还有为了敬神禳家而演的“目连戏”，要从黄昏一直演到次日天明。全戏中一定有一个恶人，由于这个恶人恶贯满盈，所以天亮的时候他的魂魄就被阎王勾走。这时候，活无常穿着雪白的衣服，一直皱着眉头，看不出是哭是笑，一出场就先打100个喷嚏，同时放108个屁。他捏着破芭蕉扇，脸朝着地，一边跳一边唱：“难是弗放者个！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皇亲国戚！”
鲁迅觉得这活泼又风趣的活无常，在各种鬼中间最富有人情味了。他的铁面无私，也令鲁迅佩服。
有时这类戏演出之前，还要由演员扮鬼王，找小孩子来扮鬼卒。于是他还和小伙伴们一起学演戏、扮小鬼。他们在脸上涂上几笔彩画，手握一杆杆钢叉跃上台去，愉快地玩耍着。
农村对少年时代的鲁迅是很有吸引力的。在这片自由的天地里，鲁迅不仅学到了许多社会知识和生产知识，还和农民家的小朋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逐渐了解了农民勤劳、质朴的性格，同时也看到了旧社会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血淋淋的事实。
鲁迅和农民的孩子常念诵的一首渔歌中，就有这样的悲惨的句子：一日七升，一日八升，两日勿落，饿得发白；一日七升，一日八升，两日勿落，要哭出声。
这些对鲁迅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鲁迅知道“农民是毕生受着压迫的，受着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
看戏得到批判意识
在鲁迅13岁的那一年，因祖父下狱，他和弟弟被安排到离城有三十多千米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
乡下的春天依然是美好的，罱泥船停满了河面，河两岸是青青的麦田，田埂上长着绿油油的罗汉豆。白天，大人们都到河里和田间劳作去了，鲁迅就和孩子们一同玩耍，或是钓鱼，或是剥着罗汉豆。
在皇甫庄和小皋埠这一带的农民主要的副业就是捕鱼。深夜，鱼儿都游出来了，吃食的吃食，游动的游动，捕鱼的人也在这时出动。二更以后，虾子也开始出来了。捉虾的人就划着小船，带着网兜去捞虾。天亮后，他们才吃一点冷饭团，到镇上去卖鱼虾，卖完了鱼虾才回来睡觉。
但凡有一点空闲时间，他们也不歇下来，而是筹划着演戏，在做戏时一显他们出色的本领。
在当时绍兴一带的农村里，演戏的日子简直多到数不清。正月的初九、初十是“灯头戏”；三月里，有“东岳大帝”生日，至迟不过二十八就要演戏；阴历五月十六“土地爷菩萨生日”，六月十七“包爷爷生日”，都要演戏；七月十六，“刘猛将军”的生日，农民们说他是“刘备的儿子”，因为到田间捉虾蜢跌死的，更要演戏。直至年底，还要演出不少的戏。演戏和他们的生活好像是分不开的。
其实，他们演戏的目的倒不仅是为了给菩萨看的，不过是借此表示自己的愿望，希望人口和牲畜平安，五谷丰收，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和平生活。
虽然，现实的生活并不如他们所期盼的那样，但他们的心中仍充满了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农民们总在迎神赛会这个属于自己的狂欢和示威的节日里，显示才能、智慧和力量。队伍接连排成好几千米长，人群像滚滚的浪潮，席卷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在队伍的上空招展着红的、绿的、黄的以及其他颜色的旗幡。
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里，人人都像生龙活虎一般：有耍狮子的，有跑龙船的，有踩高跷的，有的敲着锣鼓，有的扛着荷花铳，轰，轰，对着天空放它几响的。
在皇甫庄，戏台就搭在村子里一块叫做“火烧场”的地方。这里据说就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失败之后，反动地主阶级残杀农民的屠场。这戏从头一天的下午就演起，一直要演到第二天天亮。“起殇”是在太阳落尽的时候举行，台上吹起悲壮的喇叭，薄暮中，十多匹马，放在台下，一个演戏的人扮作鬼王，手执钢叉，此外还需要十多名鬼卒，普通的孩子们都可以应募。
他们爬上台去，说明志愿，脸上涂抹几笔油彩，手拿钢叉，待人聚齐，就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那些无主的孤坟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这才完结，洗脸下台。举行了这一种仪式，就意味着那些孤魂厉鬼，已经跟着鬼王和鬼卒，前来一同看戏了。“起殇”仪式之后，戏文就接着开场，徐徐进行。一到“跳吊”时候，人们立刻紧张起来。台上吹起凄凉的喇叭，台中央横梁上放下一团布。看客们都屏住气，台上忽然闯出一个不穿衣裤，只有一条犊鼻裈，脸上涂了几笔粉墨的男人，这叫做“男吊”。他一登台，径奔悬布，像蜘蛛死守着蛛丝，又好像在结网，在这上面粘挂。
这之后，是“跳女吊”。台上又吹起凄凉的喇叭，不一会儿，门幕一掀，一个“女吊”，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的鬼魂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低头，垂手，弯弯曲曲地走了一个全台。内行人说，这是走了一个“心”字。
然后，“女吊”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人们这才看清她的面孔：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奴本是杨家女，呵呀！苦呀！天哪！”
这之后的下文讲她做童养媳时备受虐待，终于不堪忍受，只有投江自尽了。
唱完，就听到远处的哭声，也是一个女人，在含冤悲泣，准备自杀。女吊惊喜万分，要去“讨替代”了，却不断突然跳出“男吊”来，主张应该他去讨，由争论而至动武。“女吊”当然敌不过“男吊”，幸而台上另有一个神“王灵官”在这时出现了，一鞭打退“男吊”，放“女吊”独自去活动。
在鲁迅的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这一幕，其他的场面当然也不少。从幼年时直至后来，他记忆尤深。鲁迅认为：这个复仇性最强的“女吊”，这个最美丽的最坚强的灵魂，也就是被压迫者的复仇意志的化身。
刻上“早”字自勉
鲁迅12岁时离开家，到绍兴城里最著名也是最严厉的三味书屋学习，读的是《四书》、《五经》一类。他的老师是有名的正直博学的老秀才寿镜吾先生。
三味书屋是清末绍兴城里著名的私塾。三味书屋坐东朝西，北傍小河，有近35平方米。书房正中上方悬挂匾额，是清末著名书法家梁同书所书。书屋中间是老师的八仙桌和木椅，学生都坐在窗前壁下。鲁迅跟随寿镜吾老师学习，在那里攻读诗书近五年。鲁迅的座位，在书房的东北角，他用的是一张硬木书桌。现在这张木桌还放在鲁迅纪念馆里。
三味书屋后面有一个园子，虽然小，但在那里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小园子给鲁迅和同学们带来了不少乐趣。
寿镜吾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教育方法还是封建的老一套，除了背书、听书、习字、对课，不让学别的，甚至不让看有图画的本子，但活泼的孩子们往往背地里不听那一套。
那时鲁迅爱画画儿，用一种叫“荆门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孔孟的书没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最成功的是《荡寇态》和《西游记》的绣像。
小鲁迅用压岁钱为自己买书，特别是他心爱的画谱、画册。他最开始在皇甫庄见到《毛诗品物图考》时，喜爱极了。
后来他积攒了钱到书店去买到一部，爱不释手，偶尔发现有点墨污或别的小毛病，就觉得不满意，赶快拿到书店里去换，有时换了好几回。最后惹怒了书店的伙什，人家嘲弄地说：“这比你姐姐的面孔还白呢，何必换掉？”
这种刻薄的话曾使鲁迅很生气，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少年对书的痴迷程度。当鲁迅买不起书的时候，就自己动手抄，他从小就有抄书和描画的习惯，三卷《茶经》、《五木经》他都亲手抄过。
鲁迅对什么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并且酷爱自然科学。他最喜欢的是一本上面带有许多图的《花镜》书，这是他花了200多文钱买来的，里面有许多宝贵的栽培知识，还强调通过人工培育可以改变植物的特性，宣传“人力可以回天”的思想。
鲁迅不喜欢死记硬背，他更注重理解。在三味书屋读书时，他曾制作一张书签，中间竖写“读书五到：心到，口到，眼到，手到，脑到”10个字，夹在书页里。
读书时，读一遍书，自上而下盖上书签。这个办法同学们很赞赏，于是大家都仿效起来。
有的同学整天只想玩，常常背着老师拉别人一起玩。鲁迅为防止同学影响自己的学习，就在书桌的左上角贴了一张3寸长、2寸宽的红纸条，纸条上写着“君子自重”4个字。
鲁迅做事非常认真，他深恶痛绝那种夸夸其谈，一知半解的浮夸学风，做事总爱搞得明白透彻。这是鲁迅幼年时就养成的习惯。
在“三味书屋”读书的时候，听说汉朝的东方朔认识一种叫“怪哉”的虫，此虫系冤气所化，用酒一浇，虫便消失了。鲁迅觉得很奇怪，怎么也琢磨不明白。
有一次，听寿镜吾老先生讲完课，鲁迅赶紧向老师问这一问题。
老先生脸上充满怒气地答道：“不知道。”
鲁迅明白这是老先生不愿多讲课外的知识，于是他就去自己查询。他攒下钱来，购买了《毛诗品物图考》和《花镜》，并时时留心实物，将书籍上的记载与实物相比较。
鲁迅13岁时，祖父周介孚替亲友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赂，事情败露之后被关进了杭州监狱。周家开始家道中落。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由于与这场案子有牵连，不仅不允许考试，连原来的秀才身份也被革掉了。
周伯宜本来就不善于持家，这回为了营救老父亲，家里生活的重担又压在他身上，眼睁睁地看着家里的财产和土地都没了，他心里十分焦急，于是脾气更坏了，酒也喝得更凶了，终于得了严重的肺病。此后几经波折，病情时缓时急。
父亲长期患病，使得家里越来越穷。身为长子，鲁迅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营救祖父和为父亲治病，都需要钱。山穷水尽的他只好每天都去当铺，把衣服或首饰送上当铺的柜台，在诬蔑声中接过一点可怜的钱，然后再到药房里，站在和自己一样高的柜台前，给久病的父亲买药。
有一次，父亲病重，鲁迅一大早就去当铺和药店，回来时老师已经开始上课了。
老师看到鲁迅迟到了，就生气地说：“十几岁的学生，还睡懒觉，上课迟到。下次再迟到就别来了。”
鲁迅听了，点点头，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解，低着头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第二天，鲁迅早早地来到学校，在书桌右上角用刀刻了一个“早”字。心里暗暗地许下诺言：以后一定要早起，不能再迟到了。
那书桌是鲁迅从自己家里带来的。从此那上面的“早”字就成了鞭策鲁迅的记号。而老师得知鲁迅迟到的原因时，深深地自责起来。从此，他就更喜爱鲁迅，而且经常帮助他。
以后的日子里，父亲的病更重了，鲁迅更为频繁地到当铺去卖东西，然后到药店去买药，家里很多活都落在了鲁迅的肩上。他每天天不亮就早早起床，料理好家里的事情，然后再到当铺和药店，之后又急急忙忙地跑到私塾去上课。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每当鲁迅气喘吁吁地准时跑进私塾，看到课桌上的“早”字，他都会觉得开心，心想：“我又一次战胜了困难，又一次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一定加倍努力，做一个信守诺言的人。”虽然家里的负担很重，可是鲁迅再也没有迟到过。
直至晚年，鲁迅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并且在一次闲谈中告诉自己的亲人。这生动地表现了鲁迅自幼严格要求自己和认真学习的精神。鲁迅的课本上全都是红圈圈，就是老师在批改作业的时候，认为写得好的。这是由于鲁迅思维敏捷，学习勤奋，读书多的缘故。在鲁迅15岁那年，父亲周伯宜留下妻子和4个孩子，撒手归天，周家开始急剧陷入贫困。虽然如此，但是母亲坚持让鲁迅继续在三味书屋读书。
老师的为人和治学精神，那个曾经给鲁迅留下深刻记忆的三味书屋和那个刻着“早”字的课桌，一直激励着鲁迅在人生路上继续前进。
与闰土的深厚情谊
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鲁迅是家里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
父亲生病时，鲁迅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典当。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来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
但现在鲁迅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鲁迅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
当时的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
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祖父入狱的前后，鲁迅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
在那里，鲁迅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
鲁迅一生都把他与闰土这样的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做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浙江乡下，鲁迅得以认识像闰土那样淳朴善良的农家孩子，并熟悉了中国农民的凄惨生活现状。“闰土”的原名叫章闰水，他的家在绍兴城外三十多千米的道墟镇杜浦村。村子坐落在曹娥江边，当地的人叫做“海边”，江边有一片平坦的沙地，种着很多瓜果。
章家世世代代以农为生。章闰水的父亲章福庆勤劳善良，有很好的竹编手艺。过年过节或农忙时，经常给人做“忙月”，就是在忙碌的月份给人打工帮忙，以此来补贴家用，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章闰水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贫苦的家庭里。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看瓜地，网鱼，晒稻谷，并跟父亲学会了竹编手艺。父亲在鲁迅家做忙月时，常常把他带了去。
章闰水和鲁迅的年龄差不多，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常在一块儿玩耍，并以“兄弟”相称，鲁迅总是亲热地叫他“闰土哥”。闰水成了鲁迅最要好的少年朋友，还给鲁迅讲了很多关于农村的新鲜故事。比如雪地捕鸟，海边拾贝，看瓜刺猹，潮汛看鱼，这使少年的鲁迅对他产生了很深的敬意。
鲁迅和闰土情同手足，关系十分亲密。以至于新年过后做完忙月，父亲要带着闰水回乡下时，鲁迅急得大哭，闰水也躲在厨房里不肯出门。
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青年时代。鲁迅去南京读书后，寒假回故乡绍兴时，还邀了闰水一块儿去南门黾山游玩。他们登上应天塔，绍兴古城尽收眼底，冷风吹来，顿觉神清气爽。他们还去参观轩亭口、大善寺，两人边走边谈，极其亲热。
章闰水父亲死后，他就挑起了一家的生活重担。这时的章闰水，脸上刻满了艰苦生活的印记。中等个子，黑黑的脸，剃了光头，穿着草鞋或干脆赤脚，戴着一顶毡帽或笠帽，身上是土布做成的蓝黑色的大襟衣裳。章闰水平时不爱多说话，整日挑土、摇船、做农活儿，手脚从不停歇，是一个勤快老实的庄稼汉。
章家只有6亩薄沙地，收获的粮食缴完租税后所剩不多。尽管章闰水起早贪黑地干，还是养不活一家人。1934年大旱，地里颗粒无收，逼债的、收捐的又找上门来，没办法，他只好把地卖了，成了一贫如洗的穷苦农民，只能靠租种土地和出外打工为生。
由于贫困和积劳成疾，50岁后，章闰水背上生了一个恶疮，家里又没钱医治，致使伤口化脓，一直不能愈合，而且越来越严重，终于在57岁时亡故。
“名医”开的药方
鲁迅每天看着父亲躺在病床上，受着疾病的折磨，心里难受极了。他既要坚持去三味书屋读书，又要忙着给父亲求医抓药。
后来听说城中有位名医，于是鲁迅每隔一天，就跑去请他来给父亲看病。这位名医每次看病，要诊金1元4角，出诊费10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不仅如此，他用药很特别，用的药引子更特别。
一般医生开的药引子，都是诸如“生姜2片”、“竹叶10片去尖”什么的，而这位名医却不用这些。如果他要用芦根，那么鲁迅就得到河边去掘；如果他要经霜3年的甘蔗，那么鲁迅就得到处搜寻两三天……
可是，这样治来治去，父亲的病却越来越严重了，水肿逐日厉害，更是不能起床了。
有一次，鲁迅要找一种更新奇的药引：3年以上的陈仓米。他东奔西跑，到处也找不到。
这事后来被老师知道了，也不知道他想出了什么办法，一下子就弄到了两升陈仓米，装在钱搭里，搭在肩上，亲自送到鲁迅家里来了。鲁迅接过那些陈仓米，热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可是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了。
鲁迅又一次次地跑去请那位名医，但是那位名医问过病状后，却说：“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本城还有一位陈先生，本领比我高。我推荐他来看一看，我可以写一封信……”于是鲁迅又跑去请那位姓陈的名医。
这位名医的诊金也是1元4角，但是所用的药引更为奇特。芦根和经霜3年的甘蔗，他从来不用，常用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要原配，即本在一巢的。”
虽然这倒不使鲁迅为难，因为走进百草园便可以容易抓上10对，但是鲁迅弄不明白为什么分居的蟋蟀变连做药的资格也没有了。接着这位名医又开了一个“败鼓皮丸”的药方，鲁迅也怀疑这用打破的鼓皮能不能起效。
但是有一次，这位名医开的药引子是“平地木10株”，这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鲁迅跑去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甚至去问木匠，可是他们都只是摇摇头。
后来，鲁迅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启蒙老师，那个种花木的玉田老师。他跑去一问，玉田老师固然知道，原来生在山中大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像小珊瑚珠的红果，平常都称“老弗大”。
虽然如此，鲁迅为了能医好父亲的病，各种莫名其妙的药引子，他都设法找到了。他是多么希望父亲能早日好起来呀！
但是父亲的病依然不见好转，这位名医有些黔驴技穷，竟然说：“我想，可以请个巫师来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生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这也许是前世的事……”这话听上去并不像是一个医生应该说的。
父亲吃了100多天的“败鼓皮丸”，终于还是撒手而去。一个16岁的少年，不得不和同样心情沉痛的母亲一起变卖家产，办理丧事。这时的鲁迅早早地告别了天真年代，无心与孩子们一样嬉闹了。
每次想起父亲临终前痛苦的喘气声，鲁迅的心里就不由得对那些贻误病人生命的庸医起了憎恨。
求学育人
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千难万险，才能胜利地走到目的地。——鲁迅毅然离开沉闷的学堂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形成了诚实、善良、正直的性格。
1898年，鲁迅从三味书屋毕业后，同学们各奔前程。此时周家已困顿没落，升学困难。鲁迅是个懂事孝顺的孩子，他知道中国正与周家一样遇到危机。
同年的3月21日，鲁迅写信给在杭州陪侍狱中祖父的二弟，谈到了当月13日出版的《知新报》第四十五期刊载的列强瓜分中国图。《知新报》说，英日俄法德5国，谋由扬子江先取南京，瓜分其地，英国得到浙江。
此时，年轻的鲁迅兄弟，已开始接受新的思想，关心祖国的命运。所以，鲁迅不想去做账房先生，也不想做衙门师爷，只想学些救国救民的真本事。
鲁迅为南京担忧，自然想起在南京的叔祖周椒生。周椒生回家探亲时，鲁迅兄弟们总要拜访这位在外见多识广的叔祖，听他谈谈国家和南京的情况。
鲁迅知道，叔祖是个举人，在江南水师学堂教国文兼当管轮堂监督，这个学校不要学费。叔祖还介绍了鲁迅的小叔伯升进了江南水师学堂。
小叔假期带来那些介绍长江风帆、下关商埠、仪凤门城楼、码头大轮船的照片，这些照片真迷人，鲁迅很想到两江总督署所在地的南京去上学。
为了满足鲁迅的要求，母亲设法筹集了8块银元作为路费。她流着泪对儿子说：“绍兴有句古话，叫做穷出山，今后的路就要由你自己去走了！”
1898年5月1日，鲁迅乘船出门远行了。
5月7日，轮船停泊在金陵下关，鲁迅第一次踏上了南京的土地，只见江上风帆穿梭货船云集，几艘外国军舰傲然屹立。上岸后，戴白色礼帽的洋人神气活现，中国搬运工吃力地扛着麻袋，懒散的清兵闲逛着，码头货栈堆满“摩尔登糖”，这些都让年轻的鲁迅看见了世界。
到了江南水师学堂门口后，鲁迅看到这所由张之洞建立的水师学堂大门很气派，一边写“中流砥柱”，一边写“大雅扶轮”，反映了洋务派办此学堂的良苦用心。
随后，鲁迅拜见了叔祖周椒生。此时，鲁迅身边仅剩下两块银元了。周椒生告诉他：“豫才这个名字你不要用了，今后不好进家谱，‘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就叫‘树人’吧！”
经过考试，鲁迅被录取在轮机堂，分配在管轮班的机关科。
鲁迅在水师学堂秋季开学后，开始了学习。很快，这所官办学校的沉闷压抑、乌烟瘴气令鲁迅极为不满。一是课程简单、生活乏味。除了初级英文外，其余课程与旧书塾没有多大差别。作文多在三味书屋做过，仍实行八股标准。英文课本是从印度搬来的，内容枯燥。二是等级森严，待遇不平等。校长称总办，有权处置学生，甚至可杀学生的头。
最使鲁迅气愤的是，这里的教师只会照本宣科，不愿接受新知识。他们对新名词、新概念总是望文生义。有位汉文老师居然说地球有两个，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一个自动，一个被动，这让学生哭笑不得。
鲁迅觉得学不到新知识，学校学生活动几乎没有。学生在枯燥乏味的校园里的唯一乐趣是一周一次的爬桅杆训练，爬上去后，可以眺望莫愁湖，近看狮子山，古城风光尽收眼底。
海军学校学生按理应天天习水，学堂原有大游泳池，因为淹死了两个学生，就被填平了，还在上面造了个小小的关帝庙来镇邪。
鲁迅觉得这所应是培养中国现代海军人才的学校，思想太陈旧太迷信。每逢阴历七月十五，还要请一群和尚到操场来捏诀念咒。这些让鲁迅啼笑不得，他开始藐视学堂里的一切。
在第一学期期末，就发生了让鲁迅决心退学的事。年底学校新派来一个派头十足的教师，在学生面前他总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装成学者的架势。有次上课点名，他把学生“沈钊”的名字念成“沈钧”，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后来，鲁迅和同学们都称这位教员叫“沈钧”。于是，总办在两天之内宣布：给鲁迅和另外十多个同学记了两次小过、两次大过，再犯一次小过，就得开除了。
1898年12月，鲁迅回到了家乡，由于家里的强烈要求，鲁迅与弟弟周作人于本月28日参加了县试，这是鲁迅参加的唯一的一次科举考试，没想到这唯一的一次却考中了。
但由于四弟的病逝而使鲁迅无心继续下去。鲁迅人生的这段小插曲，反映了他当时也曾在科举与进洋学堂之间徘徊，是年轻时代的矛盾与烦忧。
回到南京后，鲁迅无法再忍受南京水师学堂的沉闷，于是他决心退出水师学堂。他听说水师学堂西边的陆师学堂附设矿务学堂，思想先进，能学到知识，于是就去报考，到矿务学堂开始了新的追求。
接受进化论思想的启蒙
1899年2月，鲁迅改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这个学堂是仿照德制建立的，外文教的是德语，课程以开矿为主，铁路为辅。
鲁迅进矿路学堂的时候，戊戌政变已遭到失败，但学校读新书的风气日益浓厚。那时来了一个新派人物俞明震当总办，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都看着《时务报》。
考汉文时，俞明震自己出题目，与教员出得很不同。有一次，俞明震出的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迷惑地来问学生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对于这位新总办，鲁迅始终怀有好感，后来一直尊称他为“俞师”。
矿路学堂还设有阅报处，看《时务报》、《译文汇编》，这些期刊中带着感情的文字、慷慨的言辞，在鲁迅的心中引起了深深的共鸣。鲁迅觉得这里比水师学堂有意思多了。
因矿路学堂是新办的，不仅免费，学生津贴也多一些，这样鲁迅就可以多买一些书籍和文化用品了。鲁迅酷爱读书，当时正是西方文化引入时期，几乎每一月都有优秀的西方著作出版。为了买到这些书籍，鲁迅省吃俭用，节衣缩食，饿肚子现象时有发生。寒冷的冬季，他还穿着单薄的夹衣。
鲁迅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但却是成绩最好的一个，他有着极强的理解能力和记忆能力，平时学习又刻苦，所以几乎回回考试得第一。
矿路学堂有着一套完善的奖惩制度，每次小考成绩优异的，都发给一个三等奖章；若干个三等奖章，可以兑换一个二等奖章；积够若干个二等奖章，就发给一个头等奖章。头等奖章是金质的，很值钱。
鲁迅是班里唯一一个荣获过金质奖章的人，他把奖章变卖了，换回许多优秀的图书。有些同学觉得不可理解，金质奖章在同学中可是无限的荣耀呀！在鲁迅看来，图书比奖章更有用，他不需要任何满足虚荣的物品。
在求学期间，鲁迅经常读《译学汇编》，还读了一些西欧的近代科学、社会学和文学的译著。其中，对鲁迅影响最大的是严复译述的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天演论》是鲁迅用500文钱，从城南的一家书铺里买回来的。鲁迅翻开一看，在他眼前立即展现出一个闻所未闻的新鲜的思想境界。他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出来了，“天择”也出来了。
鲁迅如饥似渴地读着，明白了强者才能生存，是大自然的规律。因此，自己要努力学习一些先进的、新鲜的事物，这样才有可能找到振兴中华之路。
这还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于是鲁迅的热情被激发起来，他自称“戎马书生”，喜欢练习骑马。他从马上摔下来，弄得头破血流，但还是继续上鞍。他常常说：“落马一次，即增一次进步。”他的骑马技术还不错，敢于和精骑善射的旗人子弟竞赛。
然而鲁迅的叔祖周椒生逐渐感觉到自己招引来的这个本家孩子有被变法的潮流卷去的危险，他便郑重地开导鲁迅：“康有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贵为天子也。难道这不是图谋不轨吗？”
鲁迅听后觉得非常可笑，叔祖竟然连康有为是什么人也全然不知，还把他设想成篡夺帝位的造反者。所以他对此并没有作任何的理会。
后来，他又对鲁迅说：“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看。”随手递过来一张报纸。
鲁迅拿过来一看，原来上面登载的是顽固派许应骙弹劾康有为的文章。
那时鲁迅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把叔祖的话全当成了耳边风。他一有空就一边吃辣椒，一边看《天演论》。以致《天演论》里的有些章节，他熟到能背诵如流的程度。
鲁迅后来幽默地说：“我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现在是一句也记不得了。”
直至晚年，鲁迅还对许广平说起这件事，问她：“许应骙是你家什么人？”
当他知道是许广平族中的叔祖时，便半开玩笑地说：“我从小就吃过你们许家的亏。”
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鲁迅以进化论作为观察社会现象，进行反封建斗争的主要思想工具和武器。
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
在南京的4年间，中国经历了触目惊心的剧变，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遭到镇压，八国联军蹂躏国土，这促使鲁迅更加急迫地寻找新鲜的知识和救国的真理。
传播自然科学知识
1902年，鲁迅在江南矿路学堂毕业了，根据个人申请，学校决定把5名成绩优异的同学派到日本留学，但是有一名学生因家里反对而放弃了这个机会。于是鲁迅匆匆回绍兴，告别了母亲和弟弟，由上海乘船，东渡日本。
当时的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留学生之乡。1894年，这个大清皇室的眼里小小的“弹丸之国”，竟打败了他们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于是清政府便派遣大批的青年和官僚来到这个用军舰证明了自己是先进之邦的国家。
鲁迅先到达了日本的横滨，不久又转到了东京。4月，鲁迅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学习。这时的鲁迅是兴奋的，也满怀着希望。
弘文学院是为中国学生办的一所留日预备学校，来这里的中国学生多数是中国旧式文人，有的拖着长辫子来到这里，怀抱各种各样的志愿。有的是为了在改革的风潮中赶时髦，说不上什么抱负；有的确是想学点新的本领，好回去挽救垂危的王朝；也有的是借此来玩一玩，看看岛屿国家的风光。
这些留学生们生活得很舒适，在上野樱花开得烂漫的时候，他们时常成群结队在那里悠闲地赏玩。他们本来拖着长辫子，现在因为留学生必须戴制帽，便把大辫子盘在头上，直顶得帽子高高耸起。也有散开辫子，盘得平平的，摘下帽子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样。鲁迅看到这种模样，从心里感到一种莫名的反感。
但并不都是这样，也有一些留学生和非留学中国人胸怀大志。有从事反清运动的革命者，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梁启超等，他们的文字和宣传感染着鲁迅。
鲁迅用功地学习着日语，经常要学习到深夜才睡觉。由于勤奋学习和资质过人，他的日语学得十分扎实，成绩优异。这为他汲取外国文化的有益营养，创造了有利条件。鲁迅的日语水平，曾赢得日本友人的普遍好评，称赞他是“能讲一口漂亮日本话”、“精通日语”的中国人。
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在东京进行反清活动，留学生中分为反清与保皇两派。鲁迅经常参加反清的集会。
鲁迅还毅然剪掉了象征清朝统治的辫子，并在断发照片上写诗明志：“我以我血荐轩辕”，表示了他誓为祖国人民解放而献身的决心。
鲁迅作为第一个剪掉辫子的人，他在留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位清政府学监，扬言要停鲁迅的官费，送鲁迅回国，后来因为学监自己的辫子也被革命党人强行剪掉，这事才不了了之。
在课余时间，鲁迅还大量阅读近代科学、哲学和文学的书籍，尤其喜欢拜伦、尼采、希腊以及《离骚》，同时开始考虑改造国民性问题。
有一天，一家日本报纸上登载着这样一条消息：
一位名叫本多的日本博士到中国旅游。别人问他：“你会说中国话吗？”
他回答：“不会。”“你不懂中国话，到中国旅游能行吗？”“能行！”“是否需要翻译给你带路？”“不需要！”本多说着，把手杖举起来，用力一挥，接着说：“这手杖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
这则消息分明就是在说日本人用武力就可以征服中国人，也是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鲁迅读到这个消息时气愤不已，好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有一次，鲁迅的名字“树人”被人写成“孺人”。鲁迅看后笑着说：“孺人，我变成官太太了。可是即使我成了女子，也不愿做官太太，还不如叫我孺子，虽然是乳臭儿，也比官太太强。”
同学听了，开玩笑地说：“孺子可教也。”
鲁迅说：“这个‘可’字，不如改为‘请’字好。唐朝时，日本曾向我国请教，今天我们在此留学，是向日本请教，也许过不久，日本又得向我们请教。”
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都显露了鲁迅心中强烈的爱国之情。
当时，章太炎、邹容、秋瑾等革命家，也已先后到达日本，革命的声势很大，革命活动相当频繁。各省留学生为宣传反清的革命思想，主办的书刊也像雨后春笋般在东京出版了，如《浙江湖》、《江苏》、《湖北学生界》……
在弘文学院，鲁迅结识了浙江班的许寿裳。鲁迅比许寿裳早半年来到日本。从此，许寿裳成为鲁迅终生的挚友。有一次，两人聊起中国人的命不值钱，竟都潸然泪下。
或许是因为欣赏西方文学家、科学家的思想与精神，鲁迅常和许寿裳讨论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病因何在之类的问题。
鲁迅除了看书、跑书店，与许寿裳进行思想交流，给《浙江潮》写稿之外，还与革命救国热情高昂的留学生群体一起活动，这曾给鲁迅带来了不少的快乐。
鲁迅这时已经对变成保皇派的改良派人物彻底失望了，而对新兴的革命党深为敬佩。他开始深思如何通过革命来唤醒民众。
有一次，鲁迅凄然地对许寿裳说：“中国人的生命在历史上一直是不值钱的，特别是当了异族的奴隶之后。”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与好友探讨起中国的国民性有哪些弱点，提出了三点疑问：
1.怎样才是最理想人性？
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3.他的病根何在？
这三个问题几乎成了鲁迅一生苦苦探索的课题。
1903年，也就是鲁迅到日本后的第二年，他不仅在翻译和创作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在科学翻译和科学介绍方面，更是做了不少工作。
鲁迅最初的关于文学和科学的译著，就在《浙江潮》上发表。1903年6月出版的第五期上，登了鲁迅翻译法国作家雨果《随感录》中的一篇故事，题名为《哀尘》，连同一篇兼有翻译和创作成分的《斯巴达之魂》，一并登载在“小说”栏里。《哀尘》原名《芳梯的来历》，所译的这个片段是雨果自己叙述的在1841年目睹的一个下层妇女被侮辱、被损害的事实：在一个冰天雪地的腊月里，一个无赖少年，无端用雪球戏弄一个贫苦的妇女。这个妇女自卫时却被巡警看到，他颠倒是非，将这个妇女无辜监禁6个月。
鲁迅在这篇短短的译文中，融进了鲜明的爱憎。他憎恶那个无端凌辱妇女的无赖少年，把他的名字译成“频那夜迦”。这名字是印度神话中的一个恶神。
鲁迅用他的第一个译品表明：他的心，是属于被损害的、苦难的兄弟姐妹。
而《斯巴达之魂》是鲁迅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充满了青年血气的慷慨悲歌。写这篇文章，正是俄国向清政府提出不平等条约，日本的留学生拒俄运动高涨之时。
在这期间，鲁迅发表了根据外国作品改写的小说《斯巴达之魂》，论文《中国地质略论》，与友人合编关于中国地质和矿产分布状况的专著《中国矿产志》，还翻译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进一步表现了青年鲁迅爱科学的热情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鲁迅希望通过自己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努力，促使祖国人民从蒙昧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这些自然科学知识，也为日后他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少年时代的鲁迅，曾亲身体验过祖国医学落后给他带来的痛苦，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医生，好去救治那些和父亲一样求助无门的病人。
后来，鲁迅在求学期间知道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发端于医学的进步，尽管这种记载可能有夸大失实之处。但这对于寻求救国之路的青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904年4月，鲁迅完成了在弘文学院的学业，他没有虚度年华，在这个学院里，他不仅为考入专门学校作了学业上的准备，也为他一生创造的辉煌业绩作了重要的知识准备。
因受到歧视弃医从文
1904年9月，鲁迅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他立志学医，是希望用新的医学，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留日时期的鲁迅无论学什么，都认为可以用它来重塑国民性，即所谓“立人”，学医也是如此。不仅如此，鲁迅还希望现实生活中也能遇见具有令他满意的人性与观念的人。
仙台是东京北边的一个小城市，工商业不发达，偏僻而幽静，城内绿树成荫，景色秀丽。
鲁迅的这一选择成了仙台市的新闻，当地的地方报纸称他是“可自由使用日语，为一异常活泼之人物”，还说他“正在寻找经营中国饭菜的饭店”。有几个教职员也为他的食宿而操心。
在仙台，鲁迅开始学习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和物理学等课程。这里的老师都很严格。鲁迅听几个留级的“原班生”说，他们之所以留级，是因为有两门课过不了关，其中一门是解剖学。
这些老师中，最先走入鲁迅心灵世界的则是衣着随便、教课认真的教师藤野严九郎。他是讲骨学的先生，黑黑瘦瘦的，留着八字胡，戴着眼镜。
当藤野先生得知鲁迅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时，他感到非常惊喜。他告诉鲁迅，他年少时曾经学过汉语，他尊敬中国，也就对中国人格外高看。
刚上了一个星期的课时，藤野先生让助手把鲁迅叫来，并问他：“我的讲义，你能记录下来吗？”“可以记一点。”鲁迅回答说。“拿给我看看。”
鲁迅交出用日文记录的讲义，过了两三天藤野先生便把它还给了鲁迅。鲁迅打开一看，讲义从头到尾，都用红笔给添改过了。这样的添改一直坚持到功课的结束，这使得鲁迅非常的感激。藤野先生改过的讲义，鲁迅将其装订并收藏起来。
正是藤野先生使得鲁迅在仙台刻苦求学的同时，原本孤独的内心还可以有一种让其留恋、让其温暖的人情交往。鲁迅学习勤奋，受到了藤野先生的热切关怀和帮助。
一天，藤野先生又把鲁迅叫到了他的研究室里，他翻出鲁迅所记录的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手指着那图，和蔼地说：“你看，你把这条血管移了点位。当然，这样一移比较好看，但是解剖图不是美术，实际是怎样就怎样，我们不能改换它。我已经替你改好了，以后可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画。”
期末考试成绩发表了，鲁迅在同年级142名学生中，名次排在68位，鲁迅对自己这个位居中游的成绩并不满意。
这时解剖实习开始了，一个星期后，藤野先生很高兴地对鲁迅说：“我听说中国人很信鬼，所以很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那时，出乎意料的流言出现了。学生会干事借故来检查鲁迅的讲义，接着又有人寄给鲁迅一封匿名信，开头便是气势汹汹的一句话：“你改悔吧！”信中污蔑鲁迅在上学期的解剖学考试之前，事先得到藤野先生泄露的考题，所以才能取得好成绩。
鲁迅在愤怒中体会到弱国国民的悲哀：中国是弱国，在别人眼中中国人只能是低能儿，如果考得好成绩，便不可能是自己的能力了，所以才被人猜疑。尽管这流言不攻自破，但是这件事情却深深地刺痛了鲁迅。
接着，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不久之后的一件事情，让他发现正是自己的同胞，已经丧失了民族的尊严感。
有一次，在有关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上，鲁迅看见一个替俄国军队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抓住杀头，而围观的中国人竟无动于衷。
课堂上的日本学生得意扬扬地欢呼：“万岁！”这叫声让鲁迅听起来显得那么的刺耳，更何况耳中又飘来一句窃窃私语：“只要看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必亡。”
鲁迅看到银幕上无论是被枪毙的中国人，还是作看客的中国人，体格都很强壮，但是他们的精神却是那样的麻木。这使鲁迅痛切地感到：医学并非紧要，如果思想不觉悟，即使体格健壮，也无济于事。
当时鲁迅认为头等重要的还是改变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最尊重的老师就是藤野先生。藤野生活朴素，当时的教授上课，来回都坐人力车，而藤野则是步行。藤野住在空堀町，离仙台医专有步行三五分钟的距离。
鲁迅离开仙台前曾到他家去过，他送给鲁迅一张照片，背面写上：“惜别藤野谨呈周君。”
鲁迅为了安慰藤野，曾故意说：“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是有用的。”
1906年3月，鲁迅办理了退学手续，那时这一学年还没结束。他离开仙台，到东京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锲而不舍地坚持写作
鲁迅于1906年春天重返东京。回到东京的鲁迅只是把学籍放在了东京德语协会的德语学校。这时，鲁迅的身份依然是官费留学生，但他不再进正式学校了，只想学外语，用来敲开外国进步文学的大门。
回东京后，鲁迅将弃医从文之事告诉好友许寿裳。鲁迅以为，也就许寿裳能够理解他的决定，其余人大概只会暗笑他丢掉能谋生的专业、选择了不能赚钱的文学。鲁迅不管这一切，他就是要走自己的路。
家人给鲁迅订婚时，鲁迅正在日本。得知后，鲁迅便写信表示反对，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嫁他人。家里人拘于旧俗，认为悔婚对两家名声都不好，姑娘更没人要了，便托族人周冠五写信去规劝。
鲁迅心情很是复杂矛盾。出于对母亲的尊重和爱，认为她给找的女人大概不会错的，就勉强答应下来。但在回信的时候，提出两个要求，要娶朱姑娘也行，一要她放脚，二要她进学堂读书。朱安是个旧式妇女，思想保守，认为脚已经定型，放不大了；女人进学堂，也不合习俗，所以都没有实行。
鲁迅不愿违抗母命，不想让母亲难过，他想：“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就随她去吧！”鲁迅终于怀着这样的心情，同意和朱安结婚。鲁迅的婚姻不是为了对朱安的爱，而是对母亲的爱和顺从。
鲁迅在了却母亲心愿之后，立即带上弟弟周作人回到了东京。
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深受革命家章太炎的影响，站在革命派立场，开始了对维新运动的批判。当时的东京，以孙中山、章炳麟为代表的革命派，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尖锐的斗争。
鲁迅师从章太炎，与陶成章等革命派往来密切，并成为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的成员。
章太炎是国学大师。他在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其讲学之地，是在大成中学的一间教室里。
1908年7月21日，鲁迅等人来到章太炎先生的寓所，开始向这位学识与胆识都超群的老师学习。在狭小的寓室里，师生席地而坐，中间是一张小矮桌。8时整，章先生准时开讲。讲的是音韵学，先讲36个字母和22部古音大略，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言辞深奥，但是没有一句空话。
在这之后的几个月，每逢星期日，鲁迅和其他几位同学都要到民报社听讲。章太炎先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给他们讲了《说文解字》、《尔雅义疏》，还讲了一些文学知识。
据说章太炎先生爱发脾气，可是对于青年学生，却和蔼可亲，随便谈笑，就像家人朋友一样。
鲁迅凝神谛听，很少发言。
有一次，章太炎问：“文学的定义是什么？”
鲁迅回答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
先生听后说：“这样区分虽略胜于前人，但仍有不当。比如郭璞的《江赋》虽然是文学作品，却没什么原因能让人哀乐呢？”
鲁迅沉默不语了，回去后，他对自己的朋友说：“先生解释的文学概念，范围过于宽泛了。实际上，文字与文学是应当有区别的。《江赋》这一类的作品，很难有什么文学价值。”
章太炎先生那时生活贫困，一天仅吃两餐素食，但是精神健旺，双目炯炯。他广博的见识，高超的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鲁迅。
当时，鲁迅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探索国民性问题成为鲁迅一生的思索，奠定了他的基本思想基础。
鲁迅在弃医从文后，渴望用文艺为武器追随革命派为祖国的新生而战斗。他确信文学艺术可以改变人们的精神，进而使祖国赢得新生。因此，鲁迅决定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商量办一个文艺性的杂志，以此来作为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理想，为祖国尽一点力量。
鲁迅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活力强劲的文学充满了好感，所以用但丁的一本诗集的名字《新生》作为这个刊物的名称，取“新的生命”的意思。
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不少学习法政、理化以及工业的，但学习文学和美术的却非常少。就在这冷淡的气氛中，好不容易找到了几个人，于是开始着手准备了。
鲁迅为这个刊物做了不少工作，约了一些稿子，连封面、插图都选好了，稿纸也印出来了，《新生》就要诞生了，鲁迅激动万分。
出版的日期快到了，但是走掉了一个作者，接着能给这个杂志拿钱的人也走了。
鲁迅返乡结婚之前，答应支持这个刊物的有许寿裳、陈师曾、袁文薮、苏曼殊等人。可是这次到东京后，虽然多了一个周作人，但袁文薮却到英国留学去了。袁文薮对于这个杂志的命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原来要由他垫付创办刊物的款项。袁文薮这一走，就只剩下一文不名的3个人了。
虽然刊物没办成，但鲁迅仍不放弃，继续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孜孜不倦地进行翻译和练笔。
为了唤醒民众，激励斗志，他更加认真地学习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那些被压迫民族的进步文学作品。他当时最喜欢的作家是俄国的果戈理、日本的夏日漱石、匈牙利的裴多菲等。
因为当时日本很少翻译这类作品，鲁迅便经常去旧书摊，买来德国文学旧杂志，看出版消息，以便及时搜求。有时，他开出书目托相识的人，向日本书店订购某种书——常常要等待两三个月后，才能由德国远道寄来。
当他觉得自己的文章可以拿得出手的时候，他开始投稿了。最初鲁迅把稿子投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稿子寄出去之后，他便焦急地等待着，期望有一天登载他的文章的刊物寄到自己的手中。
过了很久，上海给他寄来了邮件，但不是登着他的文章的刊物，而是他寄出的稿子原封不动地被退了回来。鲁迅没有灰心丧气，他一如既往地追求下去。
鲁迅把新写的稿子又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可是不久又照样被退回来了，而且附了字条，说是这样的稿子，不要再寄来了，这很使鲁迅感到失望。
不过鲁迅还是继续写文章，然后寄出去，他以这种坚韧的性格，开始了文学道路的第一段路程。正是这种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排除了前进道路上的千难万险，胜利地走到了目的地。
为了革命的文学事业，鲁迅不辞辛劳地工作着，他不停地寻书、买书、学习、翻译……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
他读书的趣味很浓，每次从书店归来，钱袋总是空空的，他和许寿裳相对苦笑，说了一声：“又穷落了。”
但是鲁迅的生活过得相当简朴，他只有单的、夹的、棉的三套衣服。在东京的几年，他几乎没有添置什么东西。为了贴补生活的不足，他又为湖北留学生翻译的《支那经济》全书做校对工作。可是只要有点钱，又被他用到了买书上。
鲁迅坚持写作，他从1907年底至1908年，先后在《河南》杂志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
其中《人的历史》介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和西方科学思潮的演变。1908年发表了《文化偏执论》、《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分析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及其存在的偏颇。《摩罗诗力说》就是鼓吹敢于勇猛反抗强暴的拜伦式的精神战士，这是鲁迅弃医从文后所写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标志着鲁迅更坚实地踏上了文学的道路，并且是以一个勇猛的反抗者身份踏上这条道路的。
在日本留学的7年，鲁迅广泛涉猎外国的自然科学、社会学说、文学艺术和哲学，开始形成早期的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想，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并且确定了用文学作为自己为祖国的独立自由、为人民的思想解放而抗争的武器。
思索中国革命历史教训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8月13日，在东京开欢迎会，孙中山发表演讲，盛况空前。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原来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联合起来，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
鲁迅刚返回东京的时候，他仍住在原住的伏见馆。由于厌恶那些住在同馆里的热衷于升官发财、语言无味的留学生，到了第二年春天，就搬出来了。
第二个寄居的地方叫中越馆，地点十分清静，可是房租饭费比较贵，伙食却十分糟糕。
1908年春天，鲁迅的好朋友许寿裳结束了在东京高师的学业，准备去欧洲留学，就在本乡区西片町找到了一所房子。那里原来是一个日本绅士的家宅，庭院广阔，花木繁茂。但是费用大，非拉几位朋友合租不可，鲁迅也被拉去了。
因为一共是5个人，这个住宅就叫做“伍居”。鲁迅从4月搬进去，住到了1909年初春，差不多10个月。
1906年秋冬，因为偶然的机会，鲁迅认识了两位日本著名进步人士。他们谈话之后，觉得非常投机，因此鲁迅就购买了其中一人编辑发行的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共5期。这套书鲁迅在东京一直保存着，算是他早期接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条重要线索。
同盟会成立后，他认识了许多革命派的人物，比如说徐锡麟和秋瑾，还有陶成章。他们交往密切，这些朋友，几乎每天下午都到鲁迅的住处来，彼此畅谈理想，交流革命活动情况。
有一个革命者叫陶成章，是光复会的副会长，他经常用草绳做腰带，穿着草鞋，在乡间来往，计划起义，被章太炎戏称为“焕强盗”、“焕皇帝”，鲁迅也这么称呼他。
他喜欢在鲁迅的寓所中眉飞色舞地谈话，口讲手画，讲什么地方不久就会“动”起来。他曾为了防止日本警官搜查，把一部分会堂文件，托鲁迅保管。
其中有一个空白的票布，布上盖有印章，其中一枚是红缎的，叫做“龙头”。陶成章笑着对鲁迅说：“填给你一张正龙头的票布如何？”
据有人考证，“正龙头”是一种很高的职位，是仅次于“君主”以下的“将帅”，是可以自开“山堂”的“老大哥”。
这表明了他对鲁迅的信赖，认为鲁迅是意志坚定的革命同志。有时陶成章和鲁迅开怀畅谈，到了吃饭的时候，主人见身边有钱，就添一样菜，否则就吃普通饭。
后来，鲁迅曾说：“我曾经当过强盗，强盗的情况，我可熟悉啦！”
这里所谓的“强盗”，就是鲁迅戏称革命党人的话，说明他当过革命军。
还有一个人，叫做蒋智由，来到日本很多年了，是一个很有名望的维新派并主张革命的人物。鲁迅和许寿裳曾去拜访过他。
蒋智由为了参加光复会，一度把“智由”写成了“自由”，以表示他革命思想的激烈，但实际上他却是个投机分子。
在他留日之前，很受梁启超的赏识，当了革命党后，写过送给陶成章的诗，还在革命派中传诵了一时。
在他还没变节的时候，鲁迅有一次见到他，谈到服装问题，他说：“我觉得还是清朝的红缨帽看起来有威仪，而我现在穿的西式礼服就无威仪。”
鲁迅和许寿裳听了，感到很奇怪。告辞出来之后，在路上鲁迅便说：“智由的思想变了。”
许寿裳点点头，表示同意。从此他们就再也不和他来往了。
果然不久，蒋智由就改为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了。鲁迅鄙视这种人，送给他一个绰号——“无威仪”。
1907年7月，消息传到日本，说安徽巡抚恩铭被刺杀了，刺客是徐锡麟，已经被抓到了。不久，又传来秋瑾被杀害的消息。徐锡麟和秋瑾的被害，激起了鲁迅的万分的悲痛，他们都是革命分子啊！
当徐锡麟的案子波及秋瑾时，大家都劝她去避难，但是她不愿丢下自己的学生们一走了之，终于血洒绍兴轩亭口。
但是听说徐锡麟死的时候，心被挖出来，给恩铭的亲兵炒着吃掉了，大家都非常愤怒。在日的绍兴籍留学生就开会，讨论对徐、秋两案的处理方式。
蒋智由主张发电报给清政府，要求不再滥杀党人。革命派大力反对，认为说话别无用处，顶多是痛斥清政府惨无人道而已。
在会上，双方辩论得很激烈，蒋智由说：“就算是猪被杀的时候，还要努力叫几声呢！”
鲁迅反驳说：“猪才只能叫一叫，没别的本事。人可不能就这样罢休了！”
会后，鲁迅就仿造蒋智由写给陶成章的诗，写一首打油诗，以表示愤怒和嘲讽。蒋智由的原诗是：“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大有以“此心”酬革命的样子。
鲁迅只改动几个字：“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
于是活生生地描绘出了蒋智由的原型。这类保皇派，在鲁迅的心目中，就是一群猪狗。但是鲁迅与那时的革命党人也有分歧，他并不同意他们一时意气用事，进行暗杀、冒险活动，他认为这些冲动的行为，是不会带来真正的胜利的。
有一次，革命党人命令他去暗杀，他就说：“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怎么办？”
他们说：“你总担心死后的事情可不行，如果是这样，你就不用去了。”
其实，鲁迅也有强烈的爱国心，但是他主张脚踏实地的持久战，不太赞成逞一时之勇。他自谦地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
鲁迅还认为光复会连能称得上的政纲都没有，所以它注定了要失败的。他同时自嘲地说：“我就是属于光复会的……我们那时候，实在简单得很。”“那时的讲革命，就像儿戏一样。”
鲁迅经常在思考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启示人们去观察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怎样经历幼稚而曲折的道路，最后逐渐走上胜利的坦荡大道的。
启发学生破除旧观念
鲁迅曾想过到德国留学，无奈凑不出学费，加上母亲与尚未毕业就已成婚的弟弟周作人需要他的经济帮助，鲁迅只好回国谋职了。1909年7月，鲁迅结束了前后7年的日本留学生活回国。
鲁迅回国的时候，尽管清王朝的末日已经不远了，但毕竟还是存在着。那个愚昧、落后、保守的象征——长辫子，依然拖在男人们的脑袋后面。
为了避免意外的麻烦，鲁迅一到上海便先去买了条假辫子。然后他就戴着这个假辫子回乡，众人用怀疑的眼光研究他的辫子，当发现辫子是假的时候，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有一位本家甚至准备去告官，只是担心革命党的造反也许会成功，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鲁迅这才知道缺少一条辫子还要招惹到许多难听的辱骂，小则说与别人家的女人关系不正常，因为那时候捉住了这种人，首先要剪掉他的辫子；大则说他“里通外国”。
鲁迅对此非常愤慨，他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路上走，大约未必会这样受苦，而缺少一条辫子却要受到社会上这样的侮辱。这是多么的愚昧，多么的可怜啊！”
此时，于1909年4月先期回国的许寿裳，已经当上了杭州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又称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是中国建立最早的六大著名高等师范学校之一。两级师范的薪水为浙江全省之最，而且功课又轻，每个人都想进去。
有许寿裳在，鲁迅自然方便，况且监督沈钧儒十分开明，所以许寿裳一推荐，鲁迅便得到了教职，任化学、生理教师，兼作日籍教师铃木的日语翻译。
为了上好课，加上还要翻译许寿裳上课需要的资料，鲁迅每天都要熬夜。幸好有校工陈福给他买条年糕和强盗牌香烟，鲁迅才得以安心备课，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连别班的学生也来要讲义。
鲁迅住在学校第一进房子的西首楼上，房子位置很好，又宽敞，里面堆满了书籍和制作标本的工具，可见鲁迅的专业兴趣。西楼住了好几位单身教师，他们一有空就喜欢到鲁迅屋子里来玩。
尤其是每到周六中午，都要来聚餐。鲁迅酒量不大，可是喜欢喝几杯。原本泛黄的脸颊发红之际，鲁迅便开始发挥讲讽刺笑话的才能了。
夏丏尊回忆说：鲁迅平时不大露笑容，他的笑必在诙谐的时候。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模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他在学校里是一个幽默者。
那时，鲁迅的周围确实有一群不错的同仁，使得他的教师生活没有陷入寂寞。鲁迅自己似乎也很珍惜，一发薪水就请他们到城里下好馆子。
中午聚会结束后，鲁迅常会邀上生物教师杨乃康或学生，有时也独行，去西湖的孤山一带采集植物标本。他这样做不仅因为他觉得生物教学必须走进大自然，更因为百草园的美好记忆。
鲁迅不仅学识渊博，精通生物学、生理学，而且尊重科学，严肃认真。鲁迅确实喜欢探究大自然，并在积极准备写一本《西湖植物志》，以充实教学、愉悦自己。最终虽未能完成此著，却使鲁迅在两级师范有过一段忙碌快乐的生活。
鲁迅有着先进的教育思想，他倡导民主主义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通过讲授自然科学知识，启发学生破除旧观念、旧传统。
教生物学时，鲁迅用通俗浅显的例子讲授“胚胎学”，批判“转世轮回”的宿命论观点。鲁迅还应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的内容。
在他所编的生理学讲义，长达约11万字的《人生象》里，就有关于生殖系统的一章。当时全校师生都惊讶不已，鲁迅却毫无顾忌地去上课。他的老同事夏丏尊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30年前的清朝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之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见。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
别班的学生因为没听到，纷纷来要油印的讲义。鲁迅指着剩余的讲义，说：“恐怕你们看不懂，要么，就拿去。”
在教育方法上，鲁迅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使学生看得见，摸得着，能理解，记得牢。
日语翻译是在课堂上即席进行的，日本教师讲一句，鲁迅翻译一句，学生就根据他的口头翻译来做笔记。铃木偶尔讲错了，鲁迅就在翻译时代为纠正。学生在课堂上向铃木提出问题，有的提得不当，鲁迅就直接处理了。翻译这个差事是不容易做好的，但是鲁迅却做得很好，深受学生的赞许。
为了帮助铃木教好植物学，鲁迅常带领学生到葛岭、孤山和北高峰一带去采集植物标本。采集回来，他就进行整理加工。现在杭州高级中学还保存着鲁迅带学生采集的植物标本。
有一次，在采集标本的途中，学生们看到路边一株开着小黄花的植物，指着问铃木老师它叫什么？
铃木应声答道：“一枝黄花。”
学生们竟然哄堂大笑起来，原来他们以为铃木不懂，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说的。
鲁迅在一旁很严肃地对大家说：“我们做学问，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不能强不知为已知，不论学生或老师都应该这样。你们可以去查查植物大词典，刚才这种植物属于菊科，有图可以对照，学名就是叫黄花。”
鲁迅敢于满足学生的正当要求，敢于开风气之先，他那种锐意革新的精神，深受大家的尊重和喜欢。
放学后，学生们常常到鲁迅的宿舍里，向他请教问题。他一点也不摆架子，总是态度和蔼，耐心地解答。有时直至深夜，他也从不厌烦。
当学生离开他的宿舍时，鲁迅总要挑起灯笼相送，嘱咐他们：“慢慢走，别滑倒了。”回来后，他常常继续工作，甚至直至天明。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