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昉 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国际领域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文选(2016)试读：
序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时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国家实力的迅速增长，与国际社会交往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中国所面临和需要处理的国际问题更加复杂，这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提出了更多课题，对研究的深度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国际关系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国外交工作领域不断拓展，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提升到更高水平，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话语权不断提升，这要求我们国际问题研究学者在关注和研究理论与现实问题时，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关注新情况新问题，在理论和方法创新上下足功夫。
为了进一步加强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使国际问题研究的理论水平跟上国家崛起的步伐，现实问题的研究能够与时俱进，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研究所创新项目基础上委托国际学部相关研究院所、新疆智库、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单位，就“国际问题领域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并于2016年上半年顺利结项。为了进一步扩大成果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将部分成果编辑整理成三部专著和一部论文集，以“国际领域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丛书”的形式集中安排公开出版。相信这批成果的出版与发行，对我们深化国际领域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认识，对我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对我院在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领域学术影响力、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将起到重要作用。
这套丛书中的三部专著分别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变迁研究》、《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与路径》和《未来5～10年中国周边环境评估》，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专家学者撰写完成。《国际领域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文选（2016）》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相关院所、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新疆智库以及世界宗教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国际领域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所撰写的论文精选而成。分别从“亚洲发展与中国周边”、“国际格局与中外关系”、“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世界左翼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国际反恐与伊斯兰现代性研究”角度，对当前国际热点和难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当前国际热点和难点的最新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学术进步源于学术争鸣。对相关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之间就某一共同问题进行争辩、阐述各自立场，既有利于增进认识、形成共识，也是研究学派产生的重要路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变迁研究》，回顾了过去3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重大外交问题的讨论，涉及中国如何认识外部世界、中国如何定位自己与世界关系、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三个议题，并回顾了学者们为什么话题而争，有什么争论结果，这些争论有什么贡献与不足，这对于理解中国对外政策、了解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周边是一个文化多姿多彩、政治复杂多变、经济千差万别的地区，同时又是中国为了维护和延长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依托。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如何有效地构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通过何种路径实现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与路径》专著，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维视角，着手从周边战略、价值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应该与东盟共同体、东亚共同体乃至未来的亚太共同体相互包容、相互借鉴，共同推动亚洲的复兴，实现21世纪的“亚洲梦”，乃至“亚太梦”。
能否构建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前提。《未来5～10年中国周边环境评估》，从多学科的视角，对未来5～1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周边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安全环境、区域合作环境、对华认知趋势等进行了综合评估与分析。一方面中国的和平崛起将面对来自守成大国的打压、实力相近国家的阻扰和中小国家的担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在亚洲乃至全球影响力上升，中国的周边环境必然呈现出改善或向好的趋势。
研究当前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是一个长期过程，也是一项复杂工程。当今世界，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世界中心向东移的趋势不可逆转。作为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一员，中国如何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化解国际干扰因素，实现和平崛起将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这就需要我们持续关注和研究国际领域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为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和现实对策。我们期待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为当代国际问题研究学科发展、为中国国家发展与世界和平贡献绵薄的力量。 一 亚洲发展与中国周边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1]张蕴岭【内容提要】历史上中国与周边构建了稳定的关系结构与秩序，至近代，由于中国的衰落，传统的关系与秩序崩塌。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百年衰落的下行线，开始逐步重建周边关系与秩序，但长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以周边为基础的区域观并没有确立起来。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中国采取新的措施逐步与周边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形成愈益密切的经济关系，利用不断提升的实力和影响力，推动地区关系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并且在调整中构建新的地区发展和安全秩序。对中国来说，构建秩序不是为了获取霸权，也不是要建立以己为中心的势力范围，而是为了形成一个稳定、和平、合作、发展的地缘区域综合环境。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开始回归，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构建新周边关系与秩序的重要载体。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以及周边地区秩序的变化要放在历史转变长进程中来认识和考察。【关键词】周边外交；地区秩序；区域观；命运共同体
中国有着众多邻国，接邻地区形成宽阔的周边区域，既有大陆，也有海洋。一直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有着特殊的地缘关系，形成了以周边区域为中心的区域观和独具特色的区域共处关系与秩序。
近代中国由强转衰，受到外患内乱的困扰，历史上形成的周边关系和秩序遭到破坏。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内乱，中国开始走向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之路。但是，由于冷战和其他复杂的因素，周边关系和秩序的重建经历了艰难的历程。
总的来看，随着内外因素和环境的变化，以周边区域为中心的中国区域观逐渐回归，中国在周边区域关系和秩序构建上逐步取得主动。本文从中国的区域观历史考察出发，分析了中国以周边为中心的区域观回归以及区域新关系与地区秩序构建的进程和特点，提出新形势下构建周边战略依托与命运共同体的战略。一 历史上的周边关系与秩序
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交往理念、规则和方式。据研究，中国的“世界观”源于以中原华夏民族为中心的认知和秩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发达的华夏民族与周边众多的族群部落相邻而居，逐步发展起以其为核心的相互交往的关系。秦朝统一中国之后，扩大了华夏的区[2]域范围，进一步强化了华夏中心文化与秩序。
自汉朝以后，中国的交往开始扩大，往东，开始与朝鲜半岛、琉球、日本列岛交往；向西，则经由河西走廊，开辟古丝绸之路，交往延伸到中亚、地中海；向南，交往不仅扩及整个东南亚，而且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各国甚至是阿拉伯地区以及非洲发展商贸关系。[3]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坚持以近邻周边为基础，没有像近代的西方国家那样，在世界范围建立殖民地，不断地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长期的交往中，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复杂、多样的关系，有些国家被纳入华夏体系，接受中国的册封，向中国纳贡。尽管中国的大部分邻国并没有加入华夏体系，但也尽可能与中国保持友好[4]交往，形成了稳定的周边关系。
鉴于自己是最强大的国家，中国自然以己为中心看待外部世界，处理与外部的关系，与周边邻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夷秩序”。为构建和维系“华夷秩序”，中国一方面维护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严，另一方面基于“和而不同”的理念，对他国的内部事务不主动进行干涉和介入，对属国的纳贡也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因为中国所在乎的是礼尊、秩序，而非贡品。正如明朝皇帝所言：“君临天下，抚[5]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在长期的历史中，尽管中国在与邻国的关系中“恩威并用”，但总的来说，所实行的是一种“怀柔周[6]边”政策。
中国处在一个有着众多邻国的复杂环境之中。在长期的交往中，[7]中国与周边国家逐步发展起一套比较完备的规则体系。这个体系以儒家的等级秩序思想为指导，构建了一种“中心-边缘式”的稳定架
[8]构。该架构被认为是建立在两个基本保障基础之上的：一是中国具[9]有占压倒性优势的经济力量，二是中国为区域提供安全保障。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构建，其广度和深度是与中国自身的发展相向而行的。
当然，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中国的中心地位也受到来自外部的挑战和冲击，与周边的一些国家和部族不时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但总的来说，中国能够长期保持强大，主导地位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战，也就是说，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关系秩序基本上没有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预。由此，在很长的历史中，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一[10]种区域内部的关系互动。
长期积累和发展的这种区域性互动关系对于中国区域观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归纳它的重要性：一是区域的地缘视野，始终把周边地区作为基础；二是把周边地区作为利益攸关区；三是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一套相处的规则和行为方式。所谓“君临天下”，其核心价值是要对与中国密切相连的周边国[11]家负责。
然而，到19世纪中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这种秩序基础被摧毁。一则中国本身开始逐步衰落，二则西方列强大举向东方扩张，染指中国及其周边邻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势力扩张和入侵，中国败下阵来，被迫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支付赔款，割让领土；周边邻国大多被列强占领，成为殖民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中国的权威被击破，而周边国家被殖民，则割断了中国与它们直接交往的联系。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彻底解体。
特别是在19世纪后期，崛起的日本发起直接挑战，进犯并打败中国，吞并琉球，占领朝鲜，使中国失去了仅存的一点“大国尊严”。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其间100年，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不仅失去了自我（能力），而且失去了自己所在地区的正常关系和环境。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传统区域观被埋灭，周边地区成为危及中国自身生存安全和利益的祸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内乱结束，衰败的下行线也终停。不过，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还是经历了艰难的调整。由于形势复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关系定位处于被动之中。在很多情况下，是外部因素决定中国与邻国关系的特征和性质，中国则主要是被动应对。新中国也试图做出努力扭转被动格局，推动新的关系发展。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与缅甸和印度一起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该原则的内核是维护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友好相处，基本出发点是争取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稳定与和平环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提出的这些原则具有了新意。从中国的认知来说，放弃了“中国老大”的观念，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秩序观，开始倡导国家平等和以此为基础的和平共处。不过，由于冷战格局、中苏分裂等因素，中国周边地区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大的转变出现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改革开放需要稳定和平的外部政治环境以及开放合作的经济环境，于是，中国开始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与邻国关系的改善，促进相互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方面为中国进一步改善与邻国的关系提供了政治氛围和环境，另一方面，各国采取的开放发展政策也为中国与邻国之间发展更为广泛的经济关系创造了条件。中国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全新的变化：第一，中国实现了与所有邻国关系的正常化；第二，中国与邻国之间建立了密切的经贸联系，成为它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是近代以来一个历史性的大转变。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国的周边区域意识开始逐步回归。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也不可能退回到古代的“华夷秩序”模式，而是基于新环境下的新认知、新定位和新构建。二 对新周边关系与秩序的构建
当今，中国是在一种全新的形势和关系架构下开始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进行周边地区关系和秩序构建的。中国还处在复兴的进程之中，尽管已是亚洲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但还很难说是最强的国家；尽管中国的综合实力在大幅提升，但美国的霸权地位并未有根本性动摇。中国并没有形成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经济力量”，更不能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证。周边地区国家的情况相当复杂，存在多种力量的博弈。因此，中国对周边区域的认知定位还在形成过程中，需要时间逐步梳理和清晰；对周边地区关系结构和秩序构建的努力，也需要在参与中逐步发挥作用和提升影响力。（一）把东盟作为构建新关系的“试验田”
中国与东南亚接邻，陆海相接相通。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相继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但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转换。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构建新关系是沿着“双轨路径”进行的：在把发展与东南亚各国双边关系作为基础的同时，充分利用东盟这个平台，构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综合新关系，而后一个方面的努力是中国构建周边新关系与秩序的重要尝试。
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曾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近代，东南亚地区被殖民分解，中国与各国的关系性质发生变化，传统的关系已无踪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与东南亚国家重建双边关系，但受到复杂因素的影响，这个进程反复曲折。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首先与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建交。60年代，因印度尼西亚政局变动，发生反华事件，中国与印尼的外交关系中断。70年代，因越南实行扩张主义政策，中越两国断交，并发生了战争，与老挝的关系也在此期间恶化。柬埔寨因国内政局变化，在70年代至80年代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出现大的波折。第二批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是马来西亚、菲律宾与泰国（70年代），建交以后没有出[12]现大的波折；第三批是新加坡和文莱（90年代初），与此同时，中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老挝的关系也恢复了正常化。可以说，直到90年代初，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才算走向真正的正常化。尽管此后的关系并非完全顺畅，比如，近年来因南海问题，中国与越南和菲律宾的关系变得紧张，但是不会出现像以往那样的大反转。
东盟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东盟从小到大，逐步成为东南亚区域整体发展利益的代表，构建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对话与合作关系，这是东南亚地区历史上从来[13]没有过的。
东盟成立之初带有很强的反共意识，而当时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14]家的共产党保持着联系，是其活动的支持者。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中国与东盟也找到了新的利益结合点。从中国方面来说，主动放弃支持东南亚国家内部共产党革命的政策，支持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发展、合作与和平；从东盟方面来说，把创建东南亚地区的和平放在突出位置，利用区域合作解决冲突和矛盾，反对越南的扩张政策。由此，在制止越南扩张、推进地区和平上，中国与东盟（越南不是成[15]员）找到了利益与合作的契合点。
在东盟实现包括越南在内的扩大后，中国把东盟作为一个可以与之构建新关系的区域组织。以往合作的基础加上新的形势发展，促使[16]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发展与东盟的对话伙伴关系。中国积极参加东盟倡导的“10+1”和“10+3”对话，率先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率先提出与东盟构建自贸区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且与东盟签署旨在稳定南海大局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显然，中国力图利用东盟这个区域合作机制，构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地缘区域新关系。在南海争端升温的情况下，中国提出南海“双轨思路”，即主权争端由当事国谈判解决，而维护南海和整个地区稳定则依靠与东盟合作。这表明中国对东盟作为区域合作组织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其在中[17]国的周边关系与秩序构建中的特殊性给予了特别的重视。
尽管中国与东盟的综合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也从对东盟的关系中体验到了“区域性构建”的重要性，但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关系的构建，特别是区域秩序构建并不很顺畅。首先，东盟实施大国平衡外交，不希望把与中国的关系拉得太近。在很大程度上，大国平衡主要是东盟利用其他大国平衡中国。其次，中国与东盟的几个成员在南海存在争端，而争端往往成为疏远与中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尽管中国与东盟之间完成了自贸区谈判，但东盟并没有想与中国构建一个统一的区域合作组织，保持东盟的自主性和主动性是东盟发展与中国关系的一个底线。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一种功能性机制构建，即着眼于推动双边的市场开放和加强经济合作。其实，从东南亚国家的角度来说，东盟作为一个整体还有一层含义，即利用集体的力量与中国这个大国打交道，以此取得与中国实力对比的“均衡”。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只要东盟不成为“反华基地”，而是“稳边、兴边”之地，中国就会尊重东盟的中心地位及其在区域合作中的领导作用。尽管中国与东盟国家间仍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与一些国家存在领土领海争端，中国政府还是把发展与东盟的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首要和优先[18]方向”，对发展与东盟的关系“抱有信心”。
从中国方面说，有了东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就有了一个新的大平台。为此，中国重视东盟的整体地位和作用，积极发展与它的关系，让它成为发展友好与合作关系的支柱，成为拓展综合利益和维护安全的重要战略依托。从区域关系和秩序构建的角度来看，在周边，还没有一个地区像东盟那样有能力建设经济、安全与社会文化共同体。因此，中国重视东盟的地位和作用是理所当然的。不管出现多少波折，中国都要做出不懈的努力，使友好与合作的基础不可逆转。比如，2013年，正是南海争端升温之时，中国还主动提出要搞自贸区升级版，与东盟构建命运共同体，继续谈判制定南海行为守则，签署睦邻友好条约，这足见中国对东盟的战略意图是着眼于长期发展
[19]的。从这个方面来说，东盟是中国构建周边新关系与新秩序的一个“试验田”。（二）对东亚合作的倾注与调整
东亚地区在中国的周边认知中有着特殊的地缘情结，中国对于[20]“10+3”有着清晰的区域观认知。当东盟于1997年邀请中日韩对话时，中国从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积极。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对东盟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东亚区域主体性”的认知。从地缘上，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地域，对中国来说才是东亚，是一个连成一片的共处区域。因此，中国对推动东亚合作表现得非常认真和务实。比如，在1998年“10+3”领导人对话会议上，中国就提议成立央行和财政部负责人的合作机制。此后，中国积极推动发表《东亚合作联合声明》，支持“东亚展望小组”的研究，主动提议牵头组织进行关于东亚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积极支持以金融货币合作为宗旨的“清迈倡议”，推动“清迈倡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机制多边化，建立东亚外汇储备库以及成立东亚宏观经济办公室，并由中国人担任首任主任等。
显然，在中国的地缘区域利益和战略思考中，东亚地区有着特别[21]重要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沿海地区先行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由此，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地缘东亚地区对中国的发展和综合利益都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尽管中国参与和推动东亚合作的主要内容是经济，但是，东亚对中国也具有很强的政治与战略意义，中国希望逐步推进东亚地区合作的整体框架和组织结构[22]发展。
近代以来，东亚地区关系变化和力量对比是中国衰落的一面镜子，中国的利益从这里被剥夺，中国从这里被入侵，战争在这里发生……而在改革开放后，也正是在这里，中国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构建了经济发展的市场（贸易、投资、服务）平台。然而，构建一个合作的东亚遇到了三大障碍：一是力量的对比和竞争，这主要表现在“守成的日本”和“上升的中国”之间。日本惧怕中国获得主导性影响，竭力阻挠中国所推动的区域合作议程，同时，它通过拉拢更多国家参与东亚合作进程，平衡中国，化解所谓“东亚地缘区域之困”。[23]二是东盟坚持中心地位。尽管东盟希望借助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来扩展自己的利益，但又不愿意被更大的区域机制融化掉。因此，东盟坚守自己构建以“东盟+”为架构的“轴-辐”对话合作机制，对于推动东亚的制度化建设则比较谨慎。三是美国的干预。出于对东亚合作机制排除自己、损害自身主导地位的担心，美国要构建由其主导的区域机制［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推动扩大的东亚对话机制发展，并直接参与其中（如东亚峰会），以此增大其对东亚合作走向的影响力。
出于多重力量的作用，以“10+3”为主渠道的东亚合作进程一波三折，实际上形成了多层机制并存的局面，这与中国起初对东亚的[24]区域定位和战略设计大不一样。这种形势迫使中国对东亚的区域合作进行重新思考和政策定位。出于地缘综合利益上的考虑，中国当然不会放弃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努力，但对重点和方式进行了调整，其中，把务实性的功能构建而不是整体制度性构建作为重点。
随着中国越来越重视整体周边的大区域关系和秩序构建，其对东亚地区的认知和战略定位也发生变化，即把东亚作为周边大地缘区域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待。基于周边大区域的视角，“东方不亮西方亮”，在东亚搞不成的事，也可以在别处推动，也许能够成功。由此，中国开始超越“东亚中心”的地缘区域认知，以新的大周边地缘区域认知和战略来进行区域关系和秩序的构建。（三）创建亚太的相容性区域空间
就中国的区域认知来说，亚太是一个新概念。亚太之所以成为一个区域，一是经济上的联系，二是安全上的联系。从经济联系来看，亚太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对外开放空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市场和外来投资的主要来源。从安全上的联系看，亚太是中国主要的安全与战略关注区域，尤其是需要处理好崛起的中国与守成霸权美国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因此，亚太作为一个区域，既要为中国经济参与提供平台，又要为中国处理政治与安全关系提供空间。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中国经济参与的主要平台。中国之所以积极申请加入APEC，主要原因包括两点：第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进程不顺利，希望加入APEC获得参与机会。第二，1989年因国内政治风波遭到西方制裁，中国希望通过加入APEC显示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并以此突破西方的制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对APEC的区域意识和区域定位并不强，主要还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把它作为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个演练场。[25]APEC实行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的“APEC方式”，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适合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不支持强推市场开放，更愿意循序渐进。比如，加拿大在2004年提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倡议，美国2006年正式提出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中国[26]表示了保留态度。但是，在美国领衔TPP谈判、把中国排除在外的情况下，中国则转而推动FTAAP。2014年，中国承办APEC系列会[27]议，成功使启动FTAAP进程成为共识。应该说，把FTAAP列入APEC议程，这是中国对亚太区域性认识的一个转变。
尽管APEC是一个经济组织，主要的议程是推动亚太地区的市场开放与开展经济和技术合作，但它也具有很强的政治含义。它所提供的区域对话与合作框架，也成为开展外交活动的场所。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出现波折，在关系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是APEC领导人会议、部长级会议提供了打开关系僵局的机会。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最大，特别是在安全领域，中国并不是美国主导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在亚太区域关系和秩序整体构建中并不占主动。中国实现国家复兴需要稳定与和平的外部环境，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至关重要。为此，中国的主要战略是拓展安全与战略空间，让太平[28]洋“容下中美两国”。从这个意义上说，APEC也是中国处理复杂[29]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平台。
当然，如何看待亚太，学界存在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在亚太地区，中国的战略主要还是塑造大国的战略均势，以均势来稳定中国[30]所处的外部环境。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地处亚太，在此有重大利益，应该在地区事务中发挥规范性作用，提出有引导力的理念和有吸[31]引力的模式。中国的亚太战略应该是在各个层次发挥重要作用。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处在不断扩展的亚太地区的地理中心，应成[32]为吸引力的中心和亚太地区的“地缘中心国”。不过，从中国的地缘区域认知来说，很难把亚太塑造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亚太地区是中国地缘利益的一个交汇点，也是处理大国关系的一个焦点，但是，中国难以通过区域性秩序构建来实现目标。尽管如此，中国还是力图利用好这个区域平台来实现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利用区域机制拓展战略和利益空间。（四）上海合作组织构建实现新跨越
冷战结束前，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关系只是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双边关系。苏联解体后，就变成了带有区域性的多国家间的关系。该地区的关系变得复杂了，既需要处理双边关系，又需要处理区域关系。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确立了新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亚五国独立后，中国迅速与它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划定了边界。中国-俄罗斯-中亚关系既具有双边和三边特征，又具有区域性的特征。这些关系相互交织，如果有一个区域性的合作机制，就会易于处理，把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放在区域的框架下解决。在苏联时期，中亚是一国内部的次区，如今中亚则成为一个具有单独含义[33]的国际地区，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性且又充满变数的区域。[34]
上海合作组织是由中国推动成立的第一个区域合作组织。它的基础是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从苏联分离出来的中亚国家处理外交关系的协商机制，通过该机制中国确立了与新生的俄罗斯和中亚诸国的新关系，同时，也在合作中建立了相互信任。应该说，借助构建区域合作机制来推动中国与多个国家关系的发展，通过发挥区域合作组织的功能来构建区域的综合发展和安全环境，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周边区域认知的一个新的转变。
上海合作组织之所以能够聚同化异，是因为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35]国家找到了具有最大公约数的合作切合点——共同安全。尽管上合组织是一个以安全为主轴的合作组织，但它有别于美国、欧洲以及美欧之间建立的安全机制。上合组织不搞军事联盟，不搞军事扩张，而是在平等参与和协商的基础上，进行安全合作，创造共享的稳定与和平发展环境。这样的合作方式被认为是“在当代秩序之外的另一种温和的选择”，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解决成员国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36]方面，同时也成为维护欧亚地区安全的稳定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是一个巨大成就，这是中国第一次与区域组织成员集体签订一项条约。
中国对中亚地区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安全，还在于综合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推动经济发展合作。中国先后提出许多倡议，包括构建自贸区、组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成立能源俱乐部、建立粮食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基础设施网等。对于中国的某些倡议，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并没有立即做出积极的回应，之所以如此，还是出于对中国意图的担心。比如，中亚国家担心构建自贸区，向中国全面开放市场会导致中国对其市场的垄断；担心成立上合组织银行会被中国主导，为中国在那里的经营活动提供融资等，特别是俄罗斯，最为担心的是中国主导[37]中亚，排挤俄罗斯的传统利益。尽管如此，上合组织还是在经济合作领域取得不少进展。鉴于中亚地区的重要性，中国会锲而不舍地开展区域合作，2013年又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此推动与中[38]亚地区的全面经济合作，构建延伸与扩展的经济发展区。[39]
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是一个奇迹。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中国有明确的区域定位和战略；二是因为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具有共识，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中俄达成了战略性共识；三是因为没有外部大国的直接干预。人们原来对上合组织的发展并不太看好，而现实的发展却远超预期。如今，它的吸引力在增加，功能在扩大，吸纳新成员也在准备之中。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推动创立上海合作组织的目的是使其成为一个新型的区域合作组织，以其为依托，创建和平、合作与发展的西部环境。随着上海合作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功能的扩展，它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大西部区域的影响。历史上，中国西部与外部的联系主要通过古丝绸之路，从中亚延伸至西亚和欧洲。如今，借助上合组织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国获得更大的拓展空间，可以实现经济、政治和安全的综合利益。中国最不稳定的是西部，当前又面临新的安全威胁（极端主义与分裂势力）。中国力图通过这样的综合战略，构建稳定西部、发展西部、掌控西部发展大局的长久机制。（五）力求突破“东北亚困境”
在周边地缘区域中，东北亚的地位举足轻重。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东北亚地区对中国都至关重要。二战后，中国只与苏联（部分东北亚）、蒙古国和朝鲜建立了外交关系，后来与苏联关系恶化，与蒙古国的关系也随之逆转。20世纪70年代，中日实现关系正常化。冷战结束后，中国与韩国建交，与俄罗斯实现关系正常化，与蒙古国的关系也恢复正常。就双边关系而言，中国与所有的东北亚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是，东北亚作为一个地区仍然是分裂的，历史的创伤、二战后留下的分裂结构仍然没有弥合，中日关系陷入“战略性竞争”，中朝关系不仅受到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美朝关系的影响，而且处于新的调整期，世界上像这样的地区已不多见。
中国曾经试图通过构建六方会谈机制来解决朝核问题以及东北亚的综合关系与长久和平问题，但是，由于受到复杂关系的掣肘，这个机制运转不灵，半途停滞了。这是新形势下中国第一次从区域构建的[40]角度试图创建东北亚的新区域关系与合作框架。然而，事实证明，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发挥主导性作用，也缺乏真正的战略志同道合者助力推动。美日韩是盟友，为了维护它们的团结和利益，建立了六方会谈下的三国协调机制；朝鲜与中国尽管有传统的关系，但二者战略目标并不一致；俄罗斯像个局外人，对深度参与并不十分投入。因此，中国的这种“中间人”角色注定难以发挥重要的或者主导性的作用。
朝鲜拥核改变了东北亚地区的关系结构和性质，破坏了以东北亚区域为框架的合作机制构建基础。朝核问题的症结是美朝关系和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与战略意图。如果朝鲜不做出大的改变，美国难以接纳它，也不会改变对朝政策。朝鲜对六方会谈不信任的根本原因在于会谈以解决朝核问题为主要目标，而不是以解决朝鲜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为目标。朝鲜的主要关注是解决与美国的关系，要美国改变对朝鲜的政策。这些问题显然仅通过区域性合作机制难以解决。如今，尽管朝鲜对返回六方会谈机制不松口，其他各方仍表示要维护六方会谈框架下达成的协议。然而，以区域框架一揽子解决朝核问题和朝鲜半岛的长久和平问题，仍需要双边关系改善，特别是需要美国的政策调整。因此，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构建新关系和新秩序的战略也许需要有新的思考。
中日韩合作机制是以经济链接利益为基础，中国原想通过把其作为主渠道，突破东北亚的“区域困境”。鉴于中日韩关系的敏感性，也考虑到由东盟主持的“10+3”框架，一开始，中国对1999年三国领导人利用“10+3”对话框架提供的平台进行会晤（“早餐聚会”）很谨慎，官方表态尽量淡化它的政治含义。但是，中国后来逐步放开对它的支持，这包括使三国在“10+3”框架下会晤的机制常态化，建立独立于“10+3”框架的三国峰会机制，并设立秘书处，推动三国自贸区的建设等。中国对中日韩合作的这种进取性态度，体现了其[41]对东北亚区域重要性的认知。比如，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中国本来是构建中日韩三国自贸区谈判中面临困难最多的一方，然而，中国却表现出比日韩更为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在美国大力推动TPP、“10+3”东亚自贸区建设停滞的情况下，中国把推进中日韩自贸区看作一个进取性的应对战略，希望以中日韩自贸区进程推动东亚自贸区进程，应对来自TPP的挑战。然而，中日韩合作的致命缺陷是不稳定[42]的政治关系。正当中日韩合作出现良好的势头时，因为中日关系、韩日关系出现逆转而陷入困境，峰会停止，高层会晤减少，合作项目难以推进，尽管自贸区谈判进程仍在继续，但是很难说不受到冷[43]政治的影响。
中国的东北亚区域构建遇到的是政治问题，表明东北亚地区各方对构建区域性合作机制缺乏共识。不少专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有关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构想，其中最理想的方案当属建立东北亚共同体。不[44]过，构建东北亚共同体会遇到一系列障碍。迄今，中国对于东北亚区域性机制构建的努力主要还是着眼于务实的功能性建设，即便如此，也遇到了很大的障碍。这表明东北亚的区域分裂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弥合，同时，中国的区域性关系和秩序构建也需要采取多管齐下[45]的战略。（六）寻求与南亚的区域利益共同点
在中国的周边区域认知里，南亚地区的重要性凸显。首先，印度是一个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需要与其构建新型的发展中大国关系。其次，印度洋对中国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需要建立开放与合作的海上通道。一个稳定、开放、发展与友好的南亚地区符合中国的利益。就双边关系而言，尽管中国与南亚国家都较早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是关系结构差别比较大。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因为领土争端而复杂多变，中国与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与斯里兰卡、孟加拉国以及尼泊尔的关系也取得新的发展。印度对中国加强与南亚其他国家关系一直很敏感。中印两国不仅存在领土争端，也有发展崛起的竞争因素。同时，出于战略利益上的考虑，中国与巴基斯坦的特殊关系也令印度不快。特别是在中国取得快速发展、综合实力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印度对中国的战略警惕加强。因此，如何破解中印关系的困局，开拓与南亚地区关系的新局面，对中国周边地缘区域关系与秩序构建是一个考验。[46]
理想的结构是中国与南亚整体构建合作机制框架。南亚地区成立了区域组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亦构建了自贸区。中国希望与南盟建立合作关系，得到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南盟成员的支持，但印度开始表示反对。在其他南盟成员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才在2006年与日本（印度坚持必须同时吸纳日本）一起，被接纳为南盟的观察员。从未来发展看，中国加入南盟几无可能，中国自身也不会考虑加入，最理想的发展是与南盟建立“1+8”（中国主[47]持），或者“8+1”（南盟主持）的对话合作机制。
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从发展的角度，各国都需要通过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事实上，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快速发展的双边经济关系和多领域合作促使印度对中国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即在进一步拉近与南亚国家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201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与新当选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达成许多重要共识，“从战略和全局的角度看待中印关系”，以深化发展伙伴关系为核心，“进一步夯实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印关系的拉近为中国推进与南亚地区合[48]作机制构建提供了新的环境。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共同利益在增加，只要“精耕细作”，中国与南亚的新关系与地区新秩序的机制就能够逐步建立起来。
综上所述，从中国的区域参与和构建实践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区域观认知也在根据区域实际的发展和中国本身的发展进行互动调整。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中国更多地从以东亚为中心的参与转向以周边整体为基础的全面规划与构建，也就是说，中国越来越清晰地回归其地缘区域的本源认知：中国-周边关系。尽管周边被分割为多个次区域，各次区域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关系架构，但对中国来说，都是山水相连的周邻之邦，有着不可割舍的共生利益基础和长久的历史积淀，各国、各地区以多样性的经济、政治、安全和社会文化联系相链接，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的地缘区域。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在目前新形势下的一种区域认知回归。三 历史长进程中的命运共同体构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49]益和助力”，“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周边外交发表这样的新认知，足以表明中国开始把周边作为[50]一个整体来思考、来定位、来营造。鉴于中国拥有众多的周边邻国，要构成独特的周边关系和地缘格局，周边地区是中国维护国家权益的重点，是发挥大国作用的首要选择，也是中国提升国际地位的主要支撑点与战略依托。把周边地区作为中国走向大国、强国之路的战略依托带，构建基于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命运共同体，这是对周边地区的一个全新认识。这意味着让周边地区不再是中国安全威胁的根源，不再是麻烦不断的包袱，而是发展和安全的依托带，是休戚与共[51]的命运共同体。
将周边地区构建为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带，一是要发展好双边关系，稳定关系大局，扩大好邻居阵线；二是要以区域合作机制为平台，打造综合利益基础。这需要进一步加深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结和相互依赖，包括中国成为大多数邻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加大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投资等，由此，构建起中国与周边国家共享利益的坚实基础；在政治安全上，通过各种区域性合作机制，与周边国家开展对话协商和发展合作，建立基于共同安全的新型安全机制。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与邻国一起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革开放以后，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坚持安邻、睦邻、富邻的指导思想；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又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倡导与周边国家构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应该说，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周边区域构建的最新定位，而这样的定位和努力是着眼于中国复兴大局下周边关系和秩序百年重构的长历史[52]进程。
从总体来看，当今的周边环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威胁性最小的，不存在一个或者几个外部国家能够进犯中国，或者有能力发动针对中国的战争，明目张胆地侵害中国的利益。周边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与中国发展合作的关系，共同维护大局稳定与和平。
当然，中国实力由弱变强必然导致地区关系发生重大而深刻的调整。首先，中国实力变强使得对自身利益的诉求增强，必然会维护和拓展自己的利益空间。其次，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力图调动多种资源，以更大的力度防范和制约中国崛起，在其对华“接触加防范”的两面政策中，防范的一面明显上升。美国通过实施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强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经济存在，挤压中国的战略拓展空间。最后，相邻国家采取对冲对策，缓解中国快速崛起带来的挑战。尽管各国的对策不尽相同，但大都是“两手”：一手是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另一手是对中国加以防范。特别是，作为实力大国的日本既与[53]中国存在“战略性竞争”，又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主权争议，倍感中国崛起的压力。因此，它便把权衡如何应对一个强势中国，防止中国做大、“侵犯”其既有利益作为战略重点。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紧张局面，东海、南海地区的矛盾似乎有些剑拔弩张，有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不过，固然一些矛盾升温带来风险，对中国所处的周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但中国对总的局势还是可以把握得住的。应该说，目前是近代以来中国掌控周边大局能力最强的时期。随着国力上升，中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局势走向，通过自身的运作制约局势走向恶化，利用不断提升的实力和影响力，推动地区关系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并且在调整中构建新的地区发展和安全秩序。对中国来说，构建秩序的目标不是为了获取霸权，也不是要建立以己为中心的势力范围，而是为了塑造一个稳定、和平、合作、发展的地缘区域综合环境，有利于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之梦。
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众多周边邻国的大国，需要有能够起主导性，或者可以发挥重要影响力的超越双边关系的平台。构建周边地缘区域性合作机制，是中国与邻国关系的一个新发展。迄今，中国在周边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与相关国家建立了对话与合作机制。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既包括自贸区，也包括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的政治与安全对话合作；上合组织是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共建的区域合作机制，以安全合作为中心，也拓展到经贸、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重要的是，上合组织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在提升，成为构建区域新安全关系和新秩序的重要平台。在东北亚，出于复杂的原因，区域性的机制比较脆弱。目前，以解决朝核问题为宗旨的六方会谈机制处于停滞状态，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处于半停滞状态。但是，从未来看，重启六方会谈机制并非没有可能，恢复中日韩峰会机制只是时间问题。在南亚，中国是南盟的观察员，还没有与其建立对话合作框架，从未来发展看，构建中国-南盟对话合作机制，包括自贸区也不是没有可能。周边次区域对话合作框架的建立改变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只有双边关系的结构，增加了区域性综合利益平衡与拓展机制，有助于构建中国周边地区的新关系和新秩序。
基于共享利益的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周边战略依托的支柱。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主要基于两个合作框架：一是合作发展，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开放与合作的发展机制，建立开放与合作的大市场，建设互联互通大网络，让周边国家优先从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中受益，增大其对中国市场和投入的依赖性；二是合作安全，建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对话、协商与合作机制，打造基于共同安全、共担责任的新型安全合作机制，以合作的精神和以共同安全的宗旨处理争端，降低发[54]生冲突的风险。
地缘联系赋予中国构建周边互联互通大网络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互联互通网络犹如周边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机体的动脉，有了它才可以有生命力和能动性。因此，在深化中国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市场开放与发展合作中，互联互通建设居于核心地位。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推动中国西部陆地开放发展为基轴，拓展向西部延伸的巨大区域空间，构建从中亚到欧洲的广阔开放合作经济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推动建设开放与合作的海上大通道和创建沿海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新动力。“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是新发展观、新安全观和新文明观，借助古丝绸之路的互利共赢交往精神以及郑和下西洋所开创的“海上文明”，推动陆地发展和建立海洋新秩序。因此，“一带一路”并不限定区域、形式和参与国家，本质上是开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基于地区、面向世界的大战略。
周边战略依托带需要软实力支柱。中国的软实力首先在于其发展成功的影响力，更在于其倡导和而不同、包容和谐的思想文化传统价值。西方的软实力强调的是其价值观与文化的优越性和主导性，而中国则倡导价值与文化的多样性，强调相互尊重和相互学习。中国立足现代，重视历史文明的传承，就可以在未来的发展中拥有占据文化制高点的优势。
比较而言，欧洲构建共同体是靠制度建设，中国与周边邻国构建命运共同体则不同，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共生理念，一种共利的关系，[55]一种多层次、多样性的开放合作框架。命运共同体存在于各种复杂交错的关系之中，构建所依托的是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共处，因此，[56]这样的共同体既体现于现实之上，也存在于过程之中。作为命运共同体，其突出特征是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合作安全和人民的和谐相处，把实现中国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与别国的强国之梦连接起来。[57][58]这与以往中国所提倡的和谐世界、和谐周边是相联系的。
当然，中国地缘区域观的回归和区域秩序构建是一个长历史进程，需要周边国家的理解、认可与支持。在如今复杂多变的世界，要实现这种“和谐”与“大同”并非易事，既需要时间的考验，也需要进程的检验。当前，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复兴，特别是对中国形象与作[59]为的认可度差异很大，疑虑也很多。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毕竟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快，那么“与众不同”，地区和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新作为的认知定位，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观察和更多的实践来检验。四 结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笔者认为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经历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转变。
第一，中国经历了由要求别国接受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到别国如何接受一个“综合实力迅速提升的中国”的重要变化。比如，在前期，外国关注最多的问题是中国国内的改革，国内的政治、社会局势等，因为它们希望了解中国的政策变化，希望知晓中国的局势到底如何。而到后来，大家讨论得最多的问题是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如何使用增强起来的实力、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等。
第二，中国由主要被动应对来自外部的压力或者冲击，到主动营造环境和构建机制与秩序的转变。比如，在前期，中国对外交往的重点是参与，是如何应对来自外部的压力；到后来，则转向如何主动提出中国推进的方案或者倡议，并为自己的方案提供具体的财力支持。
第三，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由简单到复杂的转变。所谓向复杂关系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首先，中国的影响更具综合性，包括经济、政治、安全与文化等各个方面。其次，周边国家对与中国的关系考虑得更为复杂，不仅考虑利益，也考虑综合影响。最后，周边国家与外部力量对中国力量上升的应对进行多重构造，使得中国与周[60]边国家的关系不仅仅是双边的结构，更是双边与多边交织在一起。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和周边关系与秩序构建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挑战。
其一，如何理顺周边关系。尽管中国与周边国家早期历史上形成的关系结构在近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历史的相互联系与继承，而这种历史的交叉与当代的变迁又往往成为当今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关系的矛盾点。为此，中国必须努力[61]与邻国就“历史共享”达成共识。再则就是近代历史的纠葛，特别是日本侵略留下的历史伤痛。由于当今一些日本政治人物一再否认历史，历史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特别是，历史和解又与中日两国力量的对比转换交织在一起，更增加了理顺关系的难度。新中国成立以来，鉴于当时的复杂局势与中国自身的国情，中国的对外政策多变，遗留下诸多“后遗症”，这需要中国与邻国以向前看和包容的姿态加以熨平。因此，中国的亲、诚、惠、容新政和新形象确立还是需要时间的，需要中国做出不懈努力。
其二，构建一个各方都可接受的包容关系与秩序。周边区域观回归是中国地缘区域认识论的必然转变，也是中国复兴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中国要以“我与周边”观念来构建新关系和新秩序，需要考虑到如今现实的格局和复杂的关系架构。复兴的中国不再是早期历史上的中国，如今的周边也不是当年的周边。中国所回归的区域观既是“地缘为框”的，又是“开放为架”的。在这样的框架中，一方面，中国要力求能够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以掌控大局；另一方面，中国的作为要能被周边国家所接受。这样的关系和秩序构建，既是中国发挥作用的过程，也是“强中国”被接受的过程。
其三，中国的行为本身定位。中国曾经是一个强国，近代衰落，现在走向复兴。如何妥善处理“失去的”与“回归的”，这既需要力量，又需要智慧。力量是实现复兴的基础，但只依赖力量，就可能重复历史上大国崛起所犯的错误，即贸然使用武力，靠武力拓展边疆，或者谋求霸权。之所以说需要智慧，是因为关系复杂，矛盾很多，有时也会有风险，善用智慧则可以避免冲突，获得共赢。中国做出了一系列的承诺，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走传统大国崛起的道路、不称霸、和平解决争端等，这些都是以往任何崛起大国没有承诺过的，中国既然敢于承诺，也就有信心和意志做到。
近代，中国经历了百年衰落的痛苦历程；如今，中国进入新百年复兴的关键时期。回顾百年衰落期发生的巨大演变，我们所记住的不仅仅是痛苦、屈辱，也应该从中吸取自己和别国的教训。中国所做的一系列承诺，正是对以往教训的总结。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要“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要倡导包容的思想，“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62]作”。面对复杂的关系和局势，要做到这些是很不容易的，但只要坚持做下去，也许会取得比预想更好的结果。（本文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1]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中国亚太学会会长。[2]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3] 明朝时期，尽管有郑和七下西洋，广开对外关系，但是也曾长期实行海禁。实行海禁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海上安全威胁问题是一个重要动因。马丁·雅克认为，实行海禁的原因之一是皇帝自恃优越，认定大明文明远胜于蛮夷。参见Martin Jacques，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London：Allen Lane，2009，p.78。[4] 据研究，即便到清朝最强盛时，其属国或朝贡国也只有10多个。参见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第28页，转引自张小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模式与过程》，《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5] 《明史·外国志（古里）》卷三百二十六，列传第二百十四，转引自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6] 张小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模式与过程》，《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