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晓岩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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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数字化转型试读：
前言
似乎人尽皆知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现今已是各行各业热议的话题，讨论“数字化”的书籍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是，与热烈讨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对何为“数字化”众说纷纭。现在既没有可以划断时代的、一致的概念，也没有公认的成功案例。到底“数字化”是什么？企业当前在信息化上的投入与数字化又是什么关系？数字化转型到底该怎么做？对于这些问题，人们似乎还没有找到清晰的答案。
其实“数字化”并不是一个新生词汇，与我们今天谈论的“数字化”颇为相近的理念已经存在20多年了。尼葛洛·庞帝1996年书写《数字化生存》、比尔·盖茨1999年出版《未来时速》时，“数字化”就已经提出，只不过当时它还是颇具科幻色彩的事物，毕竟那时还是一个手机还没有广泛智能化、电脑性能还较弱、上网还很昂贵的年代。
彼时，信息化已经兴起并开始蓬勃发展，但“数字化”依然显得非常遥远，因此，几乎无人特别在意“数字化”与“信息化”的区别。
现在，即便是在偏远山区，只要网络信号能覆盖到，小产量的农产品也能实现在线销售。技术的普及、基础设施的完善，使“数字化”尽管概念尚不明确，但已经成为公认的发展趋势。大到国家层面的“数字中国”，小到个人层面的“数字生活”，信息网络、信息系统、信息设备包围着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企业的经营，谈论“数字化”也变得很自然。
对个人而言，多数时候，数字化更像是一种诱发性的传播过程，一种数字产品的出现会引起一部分人的生活变化，进而扩散并引发大部分人的变化，这是一个从接触到爆款再到新的生态形成的过程。对企业而言，来源于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数字化，则伴随着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竞争的需要，时刻弥漫着“生存”的味道。
尽管“数字化转型”是趋势似乎没有争议。但是，在巨大的社会潮流下，对被裹挟的企业而言，信息化与数字化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吗？数字化时代会成为人类社会新的时代吗？在数字化越来越热的今天，确实该认真讨论这些问题了。
虽然可资借鉴的资料很多，但是讨论“数字化”这个主题依旧面临着很大困难，既有概念和业务上的不明确性，也有技术发展上的不确定性。人们追过的理论、架构、系统甚至设备已经数不胜数，标杆立了再立，但数字化转型却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也给笔者留下了一个讨论的机会。
在笔者看来，当今的企业，作为信息化的积极实践者，推升了全社会的信息化程度，这些在信息化方面的努力和技术进步正是数字化时代到来的基础；数字化是信息化的第二曲线，是信息化的延续，但它又不同于信息化，其将开创一个延续人类社会发展基调——充分赋能个体、释放个体潜能的虚实结合的新时代。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
银行目前在既有的传统领域中不断经受技术和以技术为武器的跨界竞争者的双重挑战，数字化转型无论是在银行追求卓越的内部驱动之下，还是在生存之战的外部压力之下，都是必须采取的动作。那么，在这一过程中，银行可能遇到哪些问题呢？
第一，“数字化转型”的概念众说纷纭。“名不正则言不顺”，概念不清楚，方向就不明确，力量用得对不对也就无从判断。企业转型是合全企业之力的“大动作”，最怕的就是战略出错，而“数字化转型”的概念、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恰恰决定了企业会采取何种战略，战略出错就等于输在“起跑线”上。
第二，对“数字化转型”的路径莫衷一是。概念不清，路径自然也是各说各的。从技术层面看，数字化转型路径确实可以有多种，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对技术实现的要求不同，实现的数字化结果也是不同的，但是，从企业管理层面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方法论则可以是一般性的，基于对“数字化转型”的统一认知，可以形成转型路径上的共同参考。
第三，“数字化转型”的技术管理能力不足。“数字化转型”的动力终究还是来自数字化技术，银行过于偏重应用型的技术管理能力定位、企业架构在技术管理中指导性作用的不足，都是面向“数字化转型”时需要克服的问题。
第四，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不够深刻。尽管很多银行都已经意识到金融行业会因技术的发展而出现重大改变，“银行消失论”等观点纷纷涌现，但是，到底金融行业因此而站上了一个什么样的十字路口，银行自身对此的认知还不够深刻，还没有站在历史的角度充分认知金融自身可能发生的变革。银行对金融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二者并非天生绑定，银行只有能够更好地履行金融职能，才有其存在的基础，行业的兴替不过是历史中常见的戏码，历史并不关注被淘汰的企业曾经付出了多少。本书写作动机
笔者曾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从业多年，先后在业务条线和IT条线工作过，并有幸在IT条线参与了一次为期多年的企业级转型工程，承担企业级业务架构设计与管理职责。企业转型、企业架构是笔者一直深感兴趣的工作领域，银行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情况和发展趋势也是笔者乐于研究的主题。
2019年有两件事触动了笔者，一是美国第八大银行Capital One发布《2018年致股东的一封信》，信中介绍了其二十几年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二是Facebook发布的Libra白皮书，其中描绘了借数字货币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构想和技术实现。
Capital One向世人展现了数字技术如何帮助一家地方银行（相当于我国城商行规模）的信用卡部门成长为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并且在信用卡这个很难真正赚钱的领域获利丰厚的。Capital One坚持让自己作为一家从事银行业务的技术公司，去跟使用技术的传统银行竞争，他们不关心别的银行怎么做，而是认真研究技术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如何运用技术为生活环境已经改变了的人们提供金融服务。
Facebook的Libra则再次回归区块链技术的初衷，从加密货币和底层支付做起，试图摆脱现有金融机构形态，为十几亿人提供金融服务。如同比特币证明了无银行支持的货币发行与流通体系在技术上行得通一样，Libra体系也许能够通过区块链证明金融是必要的，但银行未必。
这两件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佐证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可以让我们跳出银行办银行，甚至演变成“跳过”银行办金融。对于今天信息技术应用程度已经在各个行业中名列前茅的银行业而言，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要有更深刻的理解才行。在竞争中，打败你的往往不是对手，而是新手。
作为一名曾在银行从业多年，而今又在金融科技领域工作的金融行业从业者，笔者出于对自己职业的热爱，希望通过本书跟各位读者共同探讨“银行数字化转型”这个真的可能会让金融业为之一变的课题。本书主要内容
本书以银行数字化转型为核心内容，通过对银行信息化历程的回顾、对新技术的思考，应用企业架构方法，从企业管理和技术设想两个方面阐述了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方法论，并对转型后的银行形态进行了预估。书中给出了笔者对数字化的定义和度量方法，区分了信息化和数字化两个技术发展阶段，以为转型方法论的设计提供方向性指导。具体内容如下：
第1～2章是对银行信息化过程与现状的介绍，其中，第1章回顾了银行大约40年的信息化历程，包括与互联网公司的竞争；第2章则从新技术应用的角度，盘点了国内外银行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方面的应用案例与不足。
第3～6章则集中论述了银行数字化转型问题，其中，第3章介绍了银行为什么要进行数字化转型，给出了笔者对数字化转型的定义；第4章介绍了转型需要具备的基础，要先进行思维转型，业务思维、技术思维都要转变；第5章以企业架构方法为指导，通过企业级业务架构设计介绍了数字化银行的战略、价值链和转型关键点，给出了基于企业管理视角的完整数字化转型指导；第6章则是从现有的技术趋势出发设想数字化转型后的银行外在形态，是技术视角的展望，并给出了对信息化和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度量建议。
附录A和B分别收录了笔者研究数字货币的一篇论文和关于“第二曲线”研究的工作报告（节选），前者有助于读者理解银行业务可能面临的转变，后者有助于读者理解如何衡量银行转型的结果。如何阅读本书
本书适合于多类读者群体阅读。
银行管理者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漫长而充满变化的过程，对于如此长期的工作，战略方向的正确性、对企业整体转型工作的把控能力至关重要。本书第1～2章有利于银行管理者了解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来龙去脉；第3～4章有助于银行管理者分析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做好思维上必要的准备工作；第5～6章有助于银行管理者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掌握通过企业架构分析、落地企业战略的方法，了解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点，提升全局管理能力。
银行业务人员
本书为银行业务人员提供了丰富的银行信息化历程和新技术应用的介绍，以及对数字化银行转型方法与发展趋势的介绍，书中并无高深晦涩的理论，易于理解，能够帮助业务人员建立对行业发展的认知。
金融科技研发人员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动力来自数字化技术，而对于掌握数字化技术的银行内外部研发人员来讲，本书提供的信息化历程介绍、银行与互联网公司的比较、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情况、数字化转型理论和路径、实现设想，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在实现业务与技术融合的过程中，技术人员需要向业务侧多迈出一步，更好地了解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方向，才能更好地应用技术来推动转型过程。
研究金融科技发展趋势的人员
本书提供的银行信息化历程、银行与互联网公司的竞争过程、新技术应用案例、数字化转型理论及数字化银行的发展趋势，可为研究金融科技发展趋势的人员提供支持。
企业架构、业务架构的实践者
本书以数字化转型为主题，以金融行业为应用领域，全面讲解了银行业的企业架构、业务架构，以及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资源和支持
笔者公众号“晓谈岩说”中载有部分笔者研究用的资料和探讨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文章，可供读者借鉴。读者如对本书有任何建议或意见，欢迎发送邮件至yfc@hzbook.com。
致谢
特别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的杨福川老师对笔者的支持，尽管笔者对这一主题关注已久，但从未想过以图书形式分享，正是在杨老师的鼓励下，笔者才开始本书的写作。
同时也感谢曾与笔者进行过这方面讨论的领导、同事、友人，灵感往往来自于交流。
最后，感谢家人对我一如既往的无私支持。第1章 “先行”而“后觉”的银行
银行业的信息化程度在各行业中名列前茅，银行生来就与数字打交道，具有通过信息化提升业务效率的内生需求和天然优势。银行业以外的读者可能很难相信，今天总是被互联网企业各种“夹击”，经常被人用“恐龙”和“消失的银行”等词汇来揶揄的银行，其实是信息化的先驱者，而且一直做得很好。在本书的开篇，就让笔者为各位回顾下过去这40年中，银行走过的信息化历程和互联网企业带来的冲击。1.1 “先行”：银行业近40年的信息化历程
世界上第一台通用计算机诞生于1946年2月14日，是由美国军方定制的ENIAC（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电子数字积分器与计算机），是美国奥伯丁武器试验场为了满足计算弹道需要而研制的。这台计算机使用了17 840支电子管，尺寸为2.4m×0.9m×30m，重达28t，功耗为170kW，运算速度为每秒5000次的加法运算，造价约为487 000美元。正是这个与今日计算机形态相去甚远的庞然大物打开了人类电子化时代的大门，但是早期的计算机技术还不足以改变银行业。
银行业真正的信息化历程是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主机系统——IBM System/360开始的，让我们以它为起点，从硬件、网络、架构和应用形态几个方面，以国内银行业为主，回顾下银行业近40年的信息化历程。1.1.1 昂贵的信息化基石：IBM System/360系统
真正对银行业产生改变的计算机应当首推IBM System/360大型机，它诞生于1964年4月7日，《福布斯》杂志曾将其列入“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85个发明”。它为银行的信息化提供了强大而稳定的系统支撑，陪伴银行业走上信息化历程直至今日。
1979年，国务院批准银行业可以引进外国计算机进行试点，中国人民银行（简称“人民银行”或“央行”）启动了YBS（银行保险系统）项目，开始引进IBM System/360系统。作为YBS项目的一部分，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南京、广州6城市引进日立M-150中型机，在杭州、青岛、安康等城市引进日立L-320小型机，开发银行会计联机实时处理系统和联行对账系统，上述系统实际上也是IBM系统。
从1987年开始，定制化的IBM SAFEII银行业务应用系统开始在中国工商银行（简称“工商银行”或“工行”）、中国银行（简称“中行”）采用，中国建设银行（简称“建设银行”或“建行”）也在两年后上线SAFE应用。IBM的大型机和业务应用系统改变了中国银行业手工记账的面貌，但也随之长期主宰了中国银行业主机市场。计算机完全替代手工记账经历的周期其实远比很多读者印象中的长，最后一批完成替代的营业网点是中国农业银行（简称“农业银行”或“农行”）西藏自治区分行的114个网点，时间是在2018年7月27日，从1979年算起，用了近40年。
由于IBM大型机提供的稳定且强大的性能，工行1999年发起“9991”工程，在业内率先启动数据集中工作，随后中行、农行、建行也都进行了各自的数据集中工作。数据集中是银行业信息化历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通过数据集中，银行终于改变了自己内部信息地区间相互隔离，需要逐级上传报数的窘境，使内部信息高效、顺畅地流通起来。
IBM的大型机系列历经50多年磨砺，不断提升自己，直到今日，尽管遇到云计算、x86服务器等技术的挑战，仍在数据中心、行业应用中占据较大市场份额。但是，尽管性能卓越，大型机高昂的购置与维护费用，使其成为大型商业银行专享的“奢侈品”，中小银行较难承受。
IBM对国内银行业可谓影响巨大，一度曾是大型机设备和服务市场的双重主导者，导致国内银行曾对其高度依赖。每一个经历过早期国内银行业信息化历程的金融科技工作者都会对其大型机发挥的基石作用给予肯定。1.1.2 网络化和支付业务的发展
银行的传统核心业务通常被认为是“存贷汇”这三项，其中的“汇”是银行体系作为金融基础设施而言最重要的作用，也是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前最难实现的部分。
如果读者对电视剧《乔家大院》有印象的话，应该还记得主人公乔致庸提出的“汇通天下”的口号。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创建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当时可谓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分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商埠重镇，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地区，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有了票号之后，商人在城市之间贸易可以不用携带大量的现银，但是票号间还是需要进行银子的周转运输，以保证兑付能力，这部分的成本和风险依然很大。
作为信用货币的纸币的出现虽然使这种局面有了很大改观，但是还不足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银行之间建立高效的清算体系。现代银行体系形成了中央银行这个特殊的银行类型，由中央银行居中建立清算体系是目前多数国家采用的金融清算体系构建方式，各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保留用于清算的头寸，日间进行汇款业务，日终清算差额，从而实现跨行、跨地区汇款业务。
在银行实现基于计算机的网络化之前，这个过程是由人工完成的，邮局的挂号信、电报等现在的年轻读者可能都没见过的“古董”，当年都是跨行、异地汇款使用过的工具。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金融业务活跃度大幅上升，其表现之一是汇款业务飞快增长，金融基础设施水平已经无法满足需要。
1987年，人民银行总行批准陕西、广东两个省的人民银行分行进行省辖联行网络化试点。1989年，人民银行启动了全国电子联行（Electronic Inter-bank System，EIS）项目，利用VSAT卫星通信技术建立人民银行专用的卫星通信网，联结各分/支行的基于PC机的小站。1991年4月1日，EIS开始试运行。随后，各家商业银行的内部联网系统也纷纷建成投产，银行内部资金划转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核心系统解决了。这样，基本形成了银行内部转账走自己的核心系统，跨行走EIS的格局。
为进一步提升支付业务效率，1991年10月，我国开始着手建设中国国家金融通信网（CNFN）和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hina National Automatic Payment System，CNAPS）。2002年，央行大额实时支付系统（HVPS）投产。2005年，央行小额批量支付系统（BEPS）投产。大小额系统在这一年全面替代了EIS，支付清算彻底切换到CNAPS。笔者2000年进入银行工作，其中2001年至2004年恰好在网点从事联行工作，还有过手工开票调拨头寸的经历。
在支付技术的支持下，2003年前后，国内网上银行逐步兴起。2010年央行进一步推出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即“超级网银”。2013年，包含“超级网银”的CNAPS二代上线，除银行外，允许第三方支付机构接入。2017年年初，“网联”诞生。网联平台是在央行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组织支付机构，按照“共建、共有、共享”原则共同发起筹建的。
至此，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支付、汇款时使用的两个主要体系就很明确了，通过银行的渠道进行支付和汇款时使用的是CNAPS，而通过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渠道进行支付和汇款时使用的是第三方支付清算系统“网联”。支付清算系统发展的历程如图1-1所示。“汇通天下”不只包含国内，必然还要包含境外汇款。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CIPS）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覆盖全球6大洲的87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5月二期工程全面投产，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时间实现了“5×24+4”小时运行机制，可以覆盖全球各时区金融市场。图1-1 支付清算系统的发展历程
计算机性能的进步提升了银行的能力，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而网络化技术则将银行数百年来在资金“搬运”上的效率推上了新的高度。1.1.3 整体架构的3次变迁
国内银行业进行战略规划时，时间节点多根据国家的“五年规划”走，作为银行战略的一部分，IT战略和整体架构在发展时间上也具有此类特征。
1.第一代架构：地区化的分散架构
1986年至1990年的“七五”规划期间，各行逐渐形成以IBM 4300、日立M240系列中小型计算机为主机，同时采用了大量x86微机[1]作为补充的硬件格局。在联网方面，构建了基于服务器的中型网络，实现了同城的通存通兑。这是第一代架构的起步期，到了1991年至1995年的“八五”规划期间，第一代架构基本完成，银行内部办公网络也逐渐IP化。但是第一代架构缺点很明显，这一代架构是地区化的，大型银行内部以地区为单位划分网络，乃至省级分行都有配备大型机的。大型机不仅联通能力差，成本也非常高。
2.第二代架构：大集中架构与竖井式开发
大约在1996至2010年，以工行首推数据集中为先导，各行将分散在省级分行的数据集中到全国性数据中心，构建起多中心的“大集中”式的架构体系。笔者2005年在银行工作期间，恰好在省级分行信息中心参加了行内的数据集中工作。
与之同步集中的不仅是数据和硬件设备，还有全国集中的开发团队和开发人员，各大行纷纷建起了总行直属的全国性开发中心，集中承接主力系统的开发任务，省级分行的开发队伍逐渐弱化为上线配合等从属职能。
这一时期大型银行基本形成大型机部署核心系统、x86部署（不再只是补充）非核心应用的整体架构，并且也逐渐采用Client/Server架构（C/S架构，客户端使用PC或PC/终端，服务端使用小型机）。
由于新业务发展较快，经常出现上新业务就上新系统，“专机专用”的局面，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竖井式开发”。由于这种做法对资源浪费极大，2008年工行全面部署服务器虚拟化，而这个时间[2]点也基本是国内银行业x86虚拟化的起点。
国外银行的IT架构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末，从大、中型机/终端架构转向C/S架构。但这并不代表大型机被淘汰，IBM经过一番努力，在20世纪90年代末推出了全新设计的大型机eServer Z900，其在处理性能、可伸缩性和可用性方面达到了全新的高度，而价格和维护费用进一步下降，让大型机重燃希望。
这一阶段，因应大型企业复杂IT系统设计的需要，国外的企业架构（Enterprise Architecture，EA）设计方法取得了较大发展，其典型代表是1995年诞生的TOGAF。时至今日，企业架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依然意义重大，忽视企业架构设计是难以顺利实现企业转型的。
3.第三代架构：云计算、分布式支持的“真”企业级架构
从2011年至今，云计算快速成为一项成熟技术，各大行内部的私有云纷纷“升起”，资源利用率明显得到改善。各大行也都努力基于云架构来构建新的分布式应用，并持续开展主机下移进程，这就形成了银行业务系统独有的集中式（大型机上的集中式架构核心系[3]统）+分布式（云上的分布式架构应用系统）的架构体系。
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力的里程碑事件是建行从2011年开始实施的“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建设工作，以打破“竖井式”开发造成的信息系统割裂和资源浪费、全面提升企业整体能力为目标。项目历时超过6年，以企业级业务建模为指导，实现对企业战略目标的落地和企业能力的整合设计，通过“一套业务模型、一套IT架构、一套实施工艺、一套管理流程”指导全行的IT建设，代表了国内银行系统设计能力的上升。工行在2019年也公布了自己以实现企业级业务系统为目标的建设成果。
同时期，国外银行其实也受困于前期“竖井式开发”带来的弊端，也在努力从整体上解决问题，比如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企业级数据建模工作。
基础计算能力的提升和网络的联通，逐渐改变了银行整体架构模式，随着对数据重要性的认识和对企业内外联动能力需求的提高，银行的架构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实现面向企业级的整合。银行业务系统架构演进过程如图1-2所示。图1-2 银行业务系统架构演进示意图[1] 《我国银行信息化发展里程回顾及2015年银行业信息化现状分析》，2015年8月21日，中国产业信息网。[2] 《激荡四十年丨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发展史》，常垒资本冯斯基，2019年5月30日发表于亿欧网。[3] 《银行IT架构变迁史》，大鹏杂谈，2019年01月30日发表于CSDN。1.1.4 金融科技给银行带来的4大变革
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行业的改变既深刻又迅速。以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成立作为现代商业银行和现代金融的起点，在大约320年的现代金融行业历史中，金融科技只用最近的40余年时间，就推动全行业完成了从电算化到网络化、移动化的升级，使金融行业经由手工处理迈入基于大数据的业务管理阶段，并逐步向智慧金融进化。行业变化的剧烈程度远超过之前280余年的发展节奏。下面从金融科技的应用层面介绍银行的改变。
1.渠道形态的变革
柜台一直是传统金融行业标志性的服务渠道，而柜台服务给人的印象也一直是“柜员+柜台”，直到20世纪80年代，自动柜员机系统（ATM）的诞生改变了这一印象。基于自动机具，金融机构可以提供无人服务，而且，这种服务具备以往的柜台模式难以具备的能力：7×24小时全年无休。这种服务模式无法完全依靠人力，只能靠机器。
但是ATM无法克服柜台模式的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地理限制。银行网点虽多，但无法做到随处都是，部署ATM能够延伸柜台服务，但覆盖依然有限。1995年10月，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全世界首家网络银行——安全第一网络银行（Security First Network Bank），总部设在美国亚特兰大市。网络银行真正实现了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的全时银行服务。从这家银行开始，全世界金融行业都开始了“触网”之路。
网络银行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易获得性，个人网银、企业网银替代了大量的柜台服务，但是对电脑终端的依赖仍然会带来一些不便，而智能手机的发展又再次提供了渠道升级的机会。
智能手机处理能力的不断增强，使手机成为优秀的硬件平台，通过App方式，金融服务从网络化向移动化演进。现在，手机渠道已经成为行业竞争的重要“战场”。移动服务的出现，使金融服务在突破时间限制之后，也突破了地理限制，真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而且，大量的服务已经不再需要由人工提供。
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17年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银行网点新增数量相比2016年减少了近80%，平均离柜业务率87.58%。2018年年末，行业平均离柜率达88.68%，同比提高1.1%。
从渠道角度看，金融服务形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业务处理方式的变革
银行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应用计算机缓解业务处理压力。计算机以数据为原料进行工作，工作结果又会产生新数据，新数据再催生新应用，从最初的电算化开始，科技已经通过这种循环迭代深入改变了各业务领域的工作方式。
金融行业当前的价值链一般包括产品设计、客户营销、产品服务、集中运营、风险控制、报告与决策等主要环节，具体介绍如下：
·产品设计方面，对于既有数据的分析已经成为新产品市场预测的主要工作；
·客户营销方面，采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千人千面”甚至“亿人亿面”的精准营销已经被金融行业广泛采用；
·产品服务方面，大量的金融服务已经通过网络渠道、手机渠道送达；
·集中运营是对金融服务效率的巨大提升，得益于业务数据的积累，智能语音客服、采用OCR传递信息的后台集中处理中心等可以实现对低附加值重复作业的高效处理；
·风险控制工作因风控模型的广泛应用而大为改善，采用机器学习、神经网络技术的风控手段正在逐步替代人工的风控操作；
·报告与决策是对生产成果的总结分析和对业务决策过程的辅助，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已经是所有金融企业的共识，而各类大数据分析工具、数据可视化工具，已经改善了行业的数据应用能力。
纵观银行的前中后台，传统业务处理方法几乎全面被科技手段改良了。
3.竞争方式的变革
我国的商业银行最初形成于财政体制下，“大财政、小银行”，银行属于国家计划调控体制下的资源分配者，基本没有客户服务思维。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才将工农中建由专业银行转变成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并从四大行中剥离了政策性业务，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专门执行政策性业务的专业银行。
从这时开始，银行展开了市场化竞争，服务意识逐渐增强，但是二十多年竞争下来，机构背景和明星销售人员渐渐成为竞争的核心要素，形成了一批以各级行长、客户经理为代表的业务骨干，竞争整体上偏重于“人脉竞争”。
然而，科技的力量正在逐渐改变这种格局。首先，科技改善了客户对金融服务的体验和获取方式。互联网时代，客户关心的热点、习惯变化都很快，金融行业如果不甘心于被“挤”到服务的后端，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人的关注，尤其是年轻人，但这不是通过“人脉”可以解决的问题，要去摸时代的脉搏。其次，金融机构的客户也在不断提升科技水平。比如，不少大型企业在依靠自己的开发力量构筑供应链管理体系，海尔、中化集团还在其中采用了区块链技术，在后者开发的区块链系统中，多家银行都是作为节点参与的。面对客户科技实力的上升，如果金融机构的技术水平跟不上，是难以单靠“人脉”去抓住客户的，有时候，客户的需求本质上就是技术需求，要面对的细分市场就是一个需要靠技术手段搭建的平台。在中化集团的案例中，甚至有些分不清楚到底是谁在为谁提供服务。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竞争特点，以信息技术为主要生产力的时代，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也必须围绕信息技术构建。
4.无人银行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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