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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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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历史秘闻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历史记忆

王光美：我是怎样嫁给刘少奇的

实际经过很简单。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回延安，我就又住到了王家坪。我跟毛主席的警卫参谋龙飞虎同志在一个食堂吃饭。有一天他来告诉我，说晚上杨家岭有舞会，想去可以去。晚上我就跟着去了。那天少奇也在。龙飞虎把我介绍给少奇。少奇问了我一些北平特别是学校的情况。末了他问我：“你是不是党员？”我说我不是。当时我觉得很难为情，我跟少奇说，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能不能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说：“那要看我有没有时间。”

这是我第一次见少奇。我当时并不了解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身份。第二天，我们这些从北平军调部和南京谈判代表团回来的同志去看望朱德总司令，康克清大姐带我们去少奇住的窑洞里坐了坐，这是我第二次见少奇。

1947年3月5日，担任朱老总秘书的黄华同志通知我，要我到少奇那里谈话。原来是我第一次见少奇的时候提出过，希望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这些青年给予帮助，他记住这件事了。

到了枣园，我找到少奇的窑洞，周恩来同志正在同少奇谈话，让我等一等。一会儿，恩来同志谈完出来，热情地跟我打了个招呼。我进了少奇的窑洞，顺便看了看，觉得陈设很简单。谈话还是接着上次的话题，少奇给我讲了很多道理。

这样说着说着，就到了吃中饭的时间。这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王家坪吃中灶，星期日两顿饭，我是吃了第一顿饭出来的，第二顿饭要在下午才吃。但枣园的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星期日，还是三顿饭。少奇见炊事员给他把饭端来了，就留我吃饭。我说：“我已经吃过了，你慢慢吃。我在这里等，可以看看你吃的什么。”当时我也是出于好奇心，就坐在沙发上没动。我看见他的饭菜很简单，好像只两碟菜，一碗米饭，米饭上面放了一颗大蒜。我觉得奇怪，心想怎么把大蒜和米饭配着吃呢？少奇刚吃了几口，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拉开下面的抽屉，拿出几个梨子，又拿了把小刀给我，意思是让我自己削梨吃。那个梨子黑不溜秋的，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当时我看了觉得很难受，有点动感情。吃完一个梨我就出来了。少奇送我出门，没再说什么。

和少奇谈过话以后，我又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没过两天，得到通知，说胡宗南军要进攻延安，延安的机关必须撤退。少奇要我跟他走。延安的形势比较紧张。我们这支由外事人员编成的一个队先到了瓦窑堡，4月到山西临县。5月，上级决定我们到晋绥分区参加土改。没想到，少奇同志也到了蔡家崖。我是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见到少奇的。那天少奇、朱老总和我们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

吃完饭出来，走到门口少奇问我：“你是在这里参加土改，还是跟我们上晋察冀？到那儿也能参加土改。”我感到意外，我想我刚来这里，还没有真正参加土改，而且我写了入党申请书，要是突然走了，那多不好！所以我也不知道深浅，就打了个官腔，回答说：“以后有工作需要再说吧！”

我回到住处琢磨琢磨感到不对：他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于是就想最好再问问清楚。当天晚上，贺龙同志组织小型招待演出，少奇也出席了。我就想再去找少奇问问。走到门口往里一看，见少奇、朱老总坐在第一排，少奇抱着涛涛，正等开演。我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没进去。后来回想起来，少奇要我跟他走，是对我有好感，但当时我不敢胡思乱想。

在西柏坡重逢少奇

在1948年的三八节前后，我们结束了土改工作，回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有一次王炳南组织外事组舞会，少奇来了，在与我交谈时，他说了一句：“有空上我那玩。”

有了这句话，我决定星期天去一次。但怎么去呢？我心想，我不能向领导请假说要去找某某中央领导同志，即使去了，他那里有岗哨，我这样的一般干部无缘无故也不让进。我就想了个办法，我跟我们的负责人柯柏年说，我有事要去东柏坡找一下赖祖烈同志。6月的一天，我先到了赖祖烈那里，对他说，少奇同志约我去一趟。赖祖烈没说什么，当即就把我送进了少奇办公和居住的小院。

我一进去，少奇正在写东西，看见我来，马上站起来，说：“你真来了！”这次谈话时间比较长。后来，他表示了愿意跟我好的意思，还说，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虑。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真有特点，一般人都愿意说自己怎么怎么好，他却光说缺点。我说：“年纪什么的我倒没往那考虑，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差得太远，我和你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应该注意什么，而且我也不了解你过去的个人情况。”少奇回答我说：“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了解我过去的历史，你去问李克农同志。”最后我特别问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婚姻关系？”少奇就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你去问一下邓大姐。”

说着说着，我觉得时间不早了，就问：“几点了？我该回去了。”

少奇拉开抽屉，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原来这个表早就坏了。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触动了一下。我想：中央领导同志工作没日没夜，怎么连个好好的表都没有？我就说：“你怎么也不叫人帮助修一下？”他为难地说：“该叫谁呀？”我说：“你交给我吧！我帮你去修！”不久，我就托人把表修好，请我的领导王炳南转交给了少奇。

少奇要我去找安子文等人，后来我还真的去了。安子文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一上来就交待党的保密纪律，说：你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领导同志谈话你不要听，等等，好像我和少奇已经在一起了似的。

难忘的结婚“仪式”

反正在西柏坡的这一段，一来二往的，我们就确定了关系。但我向少奇提出：等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以后再结婚。少奇同意。过了一段，我的入党申请批准了。

决定结婚以后，少奇要我把行李搬到他那儿去。我对结婚还有点老观念。我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里，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少奇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1948年8月21日，少奇派他的卫士长来帮我搬行李。这天，外事组的同志们还做了一个大蛋糕，也一起带到了少奇那里。

正好晚饭后食堂里有舞会，少奇和我都去了。毛主席、恩来同志都在。恩来同志特聪明，他见我们没有专门举行结婚仪式，就跟毛主席说：“咱们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们住的地方。”这样，我和少奇就陪着毛主席、恩来同志回来了。来了之后，主席、恩来、少奇在办公室谈话，几位女同志和我到另外一间屋切蛋糕。我们给主席、恩来、少奇每人切了一份。他们一面说说笑笑，一面吃蛋糕。毛主席还给他的女儿李讷要了一块带回去。

毛泽东曾担心干部子女成为“汉献帝”

有一次，毛泽东同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毛泽东问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梅白答道：记得。有这样两句：“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毛泽东称赞说：不错，你读书不少。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呀！毛泽东还说，现在有些高级干部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不严格。根本问题是要自己带头，要严以律己。他问梅白，你的孩子要坐你的车吗？梅白说，我不给坐。毛泽东又问，你是怎么办的？梅白说，三个姑娘老实些，不敢上，两个男孩子上来，我就把他们从车上推下去。毛泽东说，这样好，应当推广你的经验。并且指出，有的领导干部让自己的子女跟着去北京、上海开会，这样很不好。他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的子女不管好，总有一天要犯罪的。

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都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敏”与“讷”则出于《论语》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从给女儿起的名字中，可以体会出毛泽东是希望自己的女儿长大要做多干实事、少说空话的人。就是对这两个爱女，毛泽东丝毫不溺爱，总是让她们在各种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过普通人的生活，从不允许搞特殊化。

建国初的某一天，毛泽东有一次散步时问卫士长李银桥：“你的感觉是李敏好还是李讷好呢？”李银桥说：“都很好，她们没有某些高干子女那种容易表现出的优越感，她们要求自己严格，有上进心。”毛泽东摇了摇头说：“我看她们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的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李银桥说：“主席，你还想叫孩子们怎么吃苦？她们可是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多了！”毛泽东又摇头：“你说得不对。你讲吃苦的时候思想不对头，因为你首先想到她们是我的女儿，所以你给她们定了一个不同于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她们不就是吃大食堂吗？大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数农民家的伙食好，难道不是这样吗？”李银桥说：“主席，你总找低的比，这不公平。城里人家大多数未必比学校食堂伙食差，我家里就比大食堂的伙食好。”毛泽东笑着说：“你为革命作了贡献嘛，吃好点人民没意见。她们还没有作贡献呢。人哪，生活上还是跟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是没出息了。”

1947年冬天，毛泽东转战陕北来到杨家沟时，吃粮非常困难，基本上是吃晋绥军区老根据地支援陕北的黑豆。小李讷看到大家的嘴都是黑的，好奇地笑了，对毛泽东说：“爸爸你看，阿姨、叔叔们的嘴都是黑的。”毛泽东对她说：“你不要笑，前方解放军叔叔就是靠吃黑豆打胜仗呀。黑豆好吃，吃了黑豆也能长胖长高。你也应该带上碗筷和阿姨一块去吃黑豆饭。听爸爸的话，你将来一定是个好孩子。”

从此以后，刚刚7岁的小李讷便和李敏一起去大食堂。吃盐水煮黑豆会胀肚，小李讷却从没有叫过苦。行军打仗的时候，她和大家一样风餐露宿，一样地经受飞机轰炸，小小年纪便经受了战争的考验。解放以后，条件好了，但李敏和李讷一直与警卫战士吃大食堂，没有随父亲一同享受共产党主席的“小灶”。

李敏和李讷进北师大附中学习，毛泽东让保健医生王鹤滨带她们去报名。学生注册表上有一项要填写家长的姓名。当王鹤滨请示毛泽东时，毛泽东看都没看，就说：“你带去，就填你的名字嘛。”毛泽东是担心填上自己的名字后，会给学校增加精神负担，或搞特殊待遇。这样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

李敏和李讷考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里，与大家一样睡上下铺，吃清淡的菜，一样挤公共汽车，只有周末才回一趟家。由于学校离家远，卫士们担心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便瞒着毛泽东派车去接。先将车子停到僻静处，然后进校找人，出了学校悄悄坐车回家。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严厉批评了卫士们。卫士们争辩：“天太黑，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毛泽东便厉声说道：“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不管卫士们如何争辩，毛泽东不容置疑地命令：“不许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们自己骑车子回来。”

1959年冬天，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1960年，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李讷很少回家。一次卫士尹荆山去看望李讷，小尹看李讷脸色不好，便关切地问是否病了？李纳不好意思地小声说：“尹叔叔，我确实很饿……”李银桥听了小尹的汇报后，心中很难过，他搞了一包饼干送给李讷。李讷怕让别人看见，匆匆填了两块在嘴里，把其余的包好，准备慢慢享用。李银桥看着不忍，说：“吃吧，我还给你送。”毛泽东知道后，非常生气：“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别的家长也给孩子送东西……”李银桥小声解释。“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毛泽东拍着桌子，大声说道：“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事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心里也不好受。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的就不能享受。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还是恪守本分的好，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1964年7月，一次毛泽东在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中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毛泽东还批评说：“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朵听的是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毛泽东担心干部子女成为“汉献帝”，他是把干部子女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提高到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的。

认识真实的李莲英

李莲英出身贫寒，自幼进宫，凭着自己的努力创造了历史上多项纪录。在中国历史上太监掌权最盛的三个朝代，东汉、唐朝和明朝，太监虽然权势滔天，但大多死于非命，多数结局凄惨。而李莲英却能够在盛极之后，全身而退。他甚至突破了雍正皇帝定下的太监的品级以四品为限的规定，成为清朝历史上唯一的二品太监。从李莲英的身上，至少可以说明，穷人的孩子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翻身。

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李莲英是个跟着慈禧太后干尽了坏事的帮凶。小说戏剧里都曾描绘过，李莲英帮助慈禧欺压光绪，甚至害死支持变法的珍妃，实际上，李莲英和光绪皇帝感情极深。据说，在光绪被囚禁瀛台的日子里，李莲英常常陪伴在光绪皇帝左右。光绪临终时，甚至拉着隆裕皇后的手，亲口嘱咐要“善待李莲英”。这个光绪皇帝临死还念念不忘的太监，怎么可能像人们想像中那样和光绪仇深似海呢？

据考证，李莲英收受贿赂确有其事，但却从不干涉朝政，在满清官员撰写的回忆录中，并没有一个人说李莲英的坏话，这就是明证。而说到贪财，李莲英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过世后，把自己历年得到的价值连城的赏赐、收藏的珍宝都上缴国库，交给了隆裕皇太后，然后只身一人告老还家。这也不像是一个爱财如命的人的表现。

李莲英宅院位于海淀镇彩和坊南端。彩和坊原来叫刘家货房。胡同南头路东，系李莲英给其胞弟修建的宅院，始建时间约在清代光绪中叶。为一座多进式四合院。此宅后由李莲英胞弟之孙李瀛洲居住。现为海淀区卫生局办公地。

高校在道德沉沦中的写真

这几天比较烦，有几十个MBA速成班的促销小姐邀请本人参加所谓的MBA、EMBA培训班，凡发文凭者，莫不是名校，凡授课者莫不是名师。特别是北京的两所所谓的“著名”大学、上海的几个“出名”大学，雇佣几个声音甜美、肉麻的小姐或者几个奶声奶气的小男生不厌其烦的电话骚扰，一再邀请本人参加其所谓的速成班。曰参加者可获得结业证书，成绩上网，学习经历可列入晋升和加薪的资历云云。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所谓的“名校”与国外的一些“克莱登”大学搞合作办学，联合发售一个个注水的“洋文凭”，还美其名曰国际教育本土化，不出国门就可以拿到别人羡慕的洋文凭和证书。本人不堪其骚扰，干脆将所见所闻整理成章，以便引起大家共同关注！

本人曾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只是生性顽劣不好学，也没有学得多少真才实学，只好灰溜溜的混得一张文凭，悄然离开校园。但当时的校风颇好，人情醇厚，校园环境清静，无张扬的浮躁之气，亦无铜臭弥漫之苦味，教师也言为人师，行示人范，比起现在充满张扬的个性、弥漫着铜臭、游荡着同居气息的校园，实是一片净土。

我仔细观察和研究现在的中国高校，基本有以下表征：（一）一切向钱看，完完全全一幅敛财像

现在的高校只认得“孔方兄”，不认得孔子；只认得钞票，不认得文曲星！确确实实在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学校除了国家应给的经费以外，不择手段的从银行贷款、融资，还美其名曰加大办学力度！高校开许多公司、搞许多产业，还美其名曰“产业化”。高校的敛财手段卑鄙而下作，不择手段，能捞就捞，能诓就诓，能骗就骗！我们不说别的，就说“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听说有上千家公司，今天清华紫光、明天清华同方、后天清华同仁，上市公司就有几十家之多！清华大学好像没有在科技方面搞出什么出名的东西，也没有培养出什么国际级的大师，更没有培养问鼎诺贝尔奖得的成绩，但是在开公司、赚钱方面确实是世界级的大师，总之林林总总，本来清静的校园成为“孔方兄”较力的场所，能有好结果吗？

这还不算，清华还搞许多文凭批发公司，今天博士课程培训班、明天高级经理研讨班、后天EMBA速成班，给一群智力低下，年轻时不好学的纨绔之徒，又要猪鼻子插葱装象的人提供所谓的“镀金”机会，发一个注水的文凭，装扮门面。只要有钱，就可参加清华大学的许多培训班，获得一个一文不值，一无用处的速成文凭，然后在社会上招摇过市、坑蒙拐骗！清华大学也象一个恬不知耻的贪财之徒先沉沉地捞上一把，总之潘金莲爱西门庆，一个好色一个爱财，可谓鱼入深潭，相宜得彰。清华大学在社会上所谓的合资办学，所谓的二级学院，无一不是打着教育的幌子，扯着教育产业化的狐狸皮，干着捞钱的勾当！

中国最好的大学都这样，其他的大学也只好竞相效尤！由于整个环境笼罩在铜臭中，书香之气荡然无存，培养的学生自然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浑身充满铜臭之气。为了钱干什么的都有，当“二奶”的，到校外作三陪女的，充当打手的，做男妓（鸭子）的，可谓乌烟瘴气！至于学校的教授、校长更有臭不可闻，根本丧失人伦的！例如西安交通大学的一个知名教授担任陕西杨陵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该公司做假账，虚报上亿元的销售收入，难道该教授看不出来？如果少给这个畜牲10块钱，想必他会马上狂吠起来！可是他为什么看不出上亿元的假帐来？金钱使然，道德丧失使然，良心埋没使然！上海复旦的教授嫖娼，北大的教授走穴、哭穷、炒房，上海交大的院长造假，更是比比皆是。所谓的教授、老师都是这样的贪财好色酒肉之徒，其弟子难道会不受污染！只怕能保住原来的纯真就算烧高香了。张扬的氛围，沉沦的治学心态，唯利是图的心境，我们不难理解清华、北大50年来没有大师出现，学生也是一蟹不如一蟹！至于原来的老招牌冯友兰、季羡林、张淦昌等等，那都是以前的遗老，不是近50年的“产品”了。（二）不顾廉耻和礼仪、彻头彻尾一幅无赖像

孔子曾经告诉我们“人不知而不愠”，尚书也说“满召损、谦受益”，中国的大学应该起到一个表率作用，用良好的操守和教育教化国民，可是我们的高校都在干什么？我们以北大为例来看一看。

北大很会“炒作自己”，本来自己就比较出名，又热衷于往脸上贴金，不想事与愿违，好像一个贵妇人自我毁容一般，弄得一脸伤疤，狼狈至极、难堪至极。开始大洋彼岸的丘成桐老先生勇敢地指出北大在人才引进上注水、造假；继而是北大的校长和书记出来辩解、辟谣；进而是北大抹黑丘成桐说“丘成桐要控制中国数学界”，还要控告美国的媒体；本以为这件事就此平息，冷不丁又抛出一个北大的教授在“走穴”的时候哭穷；哭穷的问题还没有了断，又冒出北大360名教授在山东日照“炒房”。总之是眼花缭乱，出名的是北大，得好处的是北大，受害者是全国的人民和关心北大的无数人士。不过北大这样的做法标志着北大已经死亡，留给国人只是一具散发着恶臭的死尸！

孔子曰：闻过则喜。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最有资格的老牌大学，“闻过则喜”这句话他们应该知道，就算不全知道，北大的中文系的教授专家也应该知道！如果还不知道，就向读过《论语》的人请教一下也应该知道！有人向自己叫板，向自己提意见和批评本是常事好事，“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北大也不例外，北大决不是清秀的一点瑕疵都没有！丘成桐老先生说北大人才引进造假，善意点名自己有缺点，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按道理北大应该“闻过则喜”感谢丘老先生。就算是丘老的意见有不实之词，北大也完全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远人不服，当归而修德以是来之”，检讨和规范自己的制度和行为，也不失为大家风范，更不妨碍中国教坛老大的地位和名声。结果北大的做法却是奋起反戈一击，抹黑给自己提意见的人，说丘成桐别有用心，要控制“中国数学家”。这就是北大的治学态度和为人处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训是说给谁听的？“从善如流”的故事难道仅仅是一个成语故事，教小学生应付考试的？北大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的？只需要高帽不需要批评的？

老子说：善言不辨，辨言不善。北大既然做的很好，没有作亏心事，就不怕半夜鬼敲门，更何况丘成桐不是鬼，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家，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就这样一件事，北大搞了多少解释和辩解，甚至还要中国的教育部门出来替自己辩解，这样做可以吗？你既然在堂堂正正的做事办教育又何必怕人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丁有一句诗“走自己的路，让人去说吧！”不是流行几百年了吗？北大这样沉不住气，说明什么？要么自己浮躁，要么做贼心虚！别人唱衰不了自己，只有自己唱衰自己。北大辩解的结果是什么？是人们更怀疑北大究竟在捣什么样的鬼！搞什么名堂？越描越黑！

毛泽东说：事实胜于雄辩。中国有“黔驴技穷”的成语，好事者将毛驴贩卖到贵州，结果无用，只好放之山林乡野之间，毛驴的本事就是叫唤，也就是常说的“叫驴”。外强中干的毛驴的“嚎叫”不能挽救自己的命运，“嚎叫”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最后还是成为老虎的美餐。

北大这样嚎叫有什么用呢？看一看改革开放30来，北大究竟做出那些成绩？是否自己也清一清盘子，几块骨头几块肉？是培养出了诺贝尔奖得主呢？还是培养出与丘成桐比肩的数学家？还是在哪一个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连我们国家的科技一等奖也连年空缺，没有成果可以评选，说明了什么？说明北大没有货真价实的东西，连国内的一等奖都搞不定，还能搞出什么名堂？北大还有脸面和丘成桐唱对台戏？有本事你培养几个数学水平超过丘成桐的再和他论高低、一比谁是孙子谁是爷爷！技不如人还不服输，还不让人评介？只有无赖才这样做！我是无赖我怕谁！纯粹的武大郎开店——个子高的莫进来！北大没有做出“事实”，只好如同“黔驴”一般进行心虚的“雄辩”，因为北大可以调动几千张嘴和丘成桐一张嘴进行“雄辩”，可以用“毛驴的叫声”淹没丘成桐的声音！北大的做法也很像“毛驴”，不过还得加一个“乏”字！

社会风气本来就不好，世风日下。众多高校本来是中国社会的“肺”，期望它能“问渠哪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不断向社会输入清泉、输入清新的力量、输送一股正气。可是见到北大这样“听不进去人话”，不检讨自己的行为，反而是进行反戈和狡赖，甚至抹黑丘成桐，实在是无耻至极，给中国人起到一个邪恶榜样的作用！北大都这样没有水准，其他人就不敢更无赖？更无耻？（三）一切向官看、上上下下一幅官吏像

现在的教授、老师不是比学问，而是羡慕“官”，为了一个小科长，可以不做学问；现在的学生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仕而好则学，许多人是先当校长、再当院士；先当部长再读博士。你们看一看《自然》、《科学》等知名期刊可有中国的文章？不是凭实力，而是凭权力！这就是今天高校的怪状！由于不是“学而优则仕”，自然是歪瓜裂枣。现在官员贪污、骄奢、没有廉耻之感；社会的富裕阶层为富不仁；社会的特殊阶层中饱私囊；社会的弱势群体如同风雨中的“赢狗”；农民则饱受各个阶层的盘剥与压榨；社会道德日益崩溃和瓦解；衡量道德的标准和尺度越来越没有是非曲直。这与大学一切向官看有莫大的关系，视仕途为投资之道，官员能好吗？教育的根子有问题，“上梁”不正，“下梁”自然“歪瓜裂枣”，“上梁”无耻，“下梁”自然无赖。

清华大学引以为荣的是自己有许多学生当官，值得自豪吗？值得庆贺吗？孔子有三千学生，他以学生为官而荣吗？这恰恰是清华的悲哀，清华大学是培养高层次的学术人才的大学，不是国家的行政学院！不是出政客的地方！也不是政治家的摇篮！你们什么时间能培养出1930—1949年期间那样的大师，才是清华的骄傲和光荣！

其他高校更是概莫能外不值一提，越说人血压越高，越愤慨！（四）高校性混乱、里里外外一幅龌龊像

现在的校园根本不是学习的地方，倒像一个欢爱俱乐部。社会上有许多人给女大学生泼脏水，污蔑高校是中国最大的妓院，难道会空穴来风！你到各大高校看一看，现在的男生女生除了所谓的学习，就是享受甜蜜的“兴趣”，就是迫不及待的探索人类生育的奥秘！体验生理的快感。看一看现在的女学生所作所为，那个像学生？看一看她们的言谈举止，有几个像纯情少女？看一看现在的男生，有几个是“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男子汉？还有所谓的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实际就是写自己的“性”的习性和记录。

再如高校附近的出租屋很火爆，为什么？男女需要，高校提供方方面面的便利条件。难道都是学生的错！一到假期流产的女生增多？何也？性使然也！现在有人比喻高校的男人是经过熏陶的“猪”，见那颗白菜拱那颗白菜！高校的女生是沈从文笔下的花板床，想睡哪里就睡哪里！

那么我们要问：进入高校以前，他们是好男儿、好女孩，怎么接受几年高校的教育就变成“猪”和“花板床”了呢？高校会狡辩是荷尔蒙的作用，可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为什么不是这样？20年代、30年代的大学为什么不是这样？国外的大学为什么不是这样？你去看一看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德国汉堡大学、美国的MIT是不是这样？难道这些大学的学生就没有荷尔蒙？

学生被教坏是一方面，还有更可恶的是教授嫖娼、裸体授课、学生导师要求女生提供特殊交易才能毕业等等丑恶事件，说明什么？说明高校是秦淮河、是杜十娘、是李香君、是李甲，是河畔的酒肉好色之徒！

一个社会不怕一人为祸，怕的是一人为祸，千万人竞相效尤；不怕一人“作孽”，怕的是一人作孽，一人为祸，起到一个表率作用，继而千万人竞相效尤作孽，千人万人跟着为祸！当今中国的高校就起着这样一个重要角色！呜呼……

吴仪向企业老总鞠躬　拜托保证食品安全

国家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组长吴仪，日前在山东视察时向企业老总深深地鞠了一躬，拜托企业家们一定要保证食品安全。

中新社报道，吴仪于24日下午至25日在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大省山东省视察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整治工作。

视察中，吴仪先后察看了山东淄博鲁中蔬菜批发市场、众得利农业生产资料连锁有限公司、潍坊华裕实业有限公司、安丘凌河镇区域化建设蔬菜基地、诸城外贸有限责任公司和得利斯食品公司，实地了解和检查了各项食品安全措施在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各环节的落实情况。在离开潍坊华裕实业有限公司时，吴仪向企业老总深深地鞠了一躬，拜托企业家们一定要保证食品安全。

吴仪对企业食品安全生产情况表示满意，她叮嘱企业领导要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成品质量检测等各个环节上严把质量关，以对民众生命健康和对国家信誉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抓好食品安全。已届古稀之年的吴仪还深情地说，退休以后我会再回来看大家。

此前，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曾表示，吴仪9月从上海到浙江，沿途不打招呼，想停就停，突检餐馆卫生，看完后就对质检单位提出工作要求。他说，吴仪看了后，“有的满意，有的不满意”。

吴仪9月曾前往杭州嘉兴市嘉善县，突击抽检当地“三小”（食品小作坊、小商店、小餐饮店）项目整顿工作执行情形。与此同时，来自中国全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长率领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中共中央19个委办厅局相关负责人约两百名代表也兵分十组对杭州市及周边地区小作坊、小商店、小餐饮店专项整治情况进行突击抽检。充分展现出中国对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作整顿的决心。

慈禧太后的照相情缘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原满族镶蓝旗人，生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清咸丰帝奕詝登基后，于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第一次挑选八旗秀女，叶赫那拉氏中选，时年16岁，次年五月进宫，事咸丰帝，为兰贵人，住储秀宫，咸丰四年（1854年）封懿嫔；六年三月生载淳，晋懿妃；翌年春又晋封懿贵妃。咸丰帝死后，载淳继位，懿贵妃被尊为皇太后，诏旨称圣母皇太后，旗籍亦抬入上三旗的镶黄旗。同治元年四月上徽号曰慈禧皇太后，以后又累上徽号，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帝死后，慈禧决定立溥仪为嗣皇帝，她自己被尊为太皇太后，次日即死于中海仪鸾殿，终年74岁。

在清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慈禧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统治中国几达半个世纪之久，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显赫一时、影响至深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

慈禧一生追求权欲和享受，她在生活上奢侈糜费，挥霍无度。凡世间享乐之事，诸如美食华服、纸牌戏剧、游山逗狗，她无所不好，在其晚年，又对照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摄影术于19世纪中叶才从西方传入中国，这一外来新鲜事物具有方法便捷、影相真实并便于长期保存等特点，摄影作品可供艺术欣赏，又可为社会交际和生活纪念之用，因而颇受清廷王公大臣们的青睐。兵部侍郎崇厚称之为“开数千年不传之秘”，刑部尚书崇实也赋诗称绝：“光学须从化学洋，西人格物有奇方，持一柄通明镜，大地山河无遁藏。”在咸丰、同治年间，我国会照相和有机会照相的人寥寥无几，人们所熟悉并向往的依然是传统的肖像画。尤其是清廷昏聩的统治者阶层，曾一度视摄影为异端邪术而排斥于紫禁城之外。在他们看来，用镜箱对着皇帝、后妃取影，是冒犯“龙颜”，有失体统的逆举。这种观念直至19世纪末才稍有改变。

慈禧晚年喜欢为自己画肖像，曾以厚金聘外国画师进宫供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将一幅八英寸着色全家照，命驻华公使赠送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当她看到摄影比画像快而方便，并且神情酷肖、效果更为真实时，跃跃欲试的心情便日益强烈，对照相产生了浓厚兴趣，想亲身领略一下其奥妙了。

摄影在当时主要还是采用玻璃底片或干片，它的成像程序复杂，全部照相材料均须进口，成本昂贵。如今故宫博物院内还珍藏着大量当年所摄的玻璃底片和照片，其中仅慈禧一人晚年所拍照的三十余种装束、神态各异的照片就有百余张，大多系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其七旬寿辰前的留影，都是由清廷曾驻日、法公使三品卿衔裕庚的次子勋龄所摄。光绪二十九年，曾在西方研习过摄影术的勋龄奉旨进宫，携带刚运回国的全套照相器材，专门为慈禧太后拍照。勋龄的妹妹容龄曾任慈禧御前女官，她回忆说：“有一次，慈禧问我姊妹俩会不会照相，她想在画像之前先照几张相，从外边找人来照相不很方便。我母亲说：‘她们两人不会照相，奴才勋龄会照相。’慈禧说：‘那很好，明天就让他进来给我照相，照出相来好让柯姑娘照着画。’”勋龄曾自述：“光绪年间，勋龄及两妹追随先母，同侍宫闱，凡慈禧太后之御照，莫不由仆一人所摄。”

慈禧为了照相，特传御旨在其颐和园寝宫乐寿堂前搭席棚，用布景屏风为衬，并按殿内样布置豪华的陈设。当时颐和园内虽已有电灯，但不具备用于摄影的照明器材，为了突出主体人物的立体形象，又不触犯慈禧所忌讳的阴阳脸，提高成相的清晰度，只有利用自然的散射光，方可使其“尊容”拍摄达到最佳效果。慈禧在照相之前，要亲自翻阅历书，选定吉日良辰。拍照时常命御用摄影师勋龄为其连续拍上几张不同姿态的宫装像，并迫不及待地命令将每张放大数幅，还要速将尚未上光的带水的样片呈奉御览。

据《清宫琐记》载：“勋龄给慈禧照相，他在对光的时候要跪着，但跪着又够不着照相机。李莲英便给他搬来一把凳子，让他跪在凳子上照。慈禧说：‘就让他在照相的时候免跪吧。’勋龄是大近视眼，在慈禧面前是不准戴眼镜的，勋龄不戴眼镜便无法对光，他只好告诉李莲英。李莲英禀明慈禧，特许他戴着眼镜对光。慈禧太后在拍这类个人特写照时，每拍一张都要更换一身袍褂装饰。她所穿的衣服包括各色绸缎绣龙袍、龙褂、绣蟒袍、绣百蝶袍、绣牡丹袍、绣凤和寿字袍，各色缂丝、绣不同式样的寿字图案敞衣、马褂、金丝串珠丝绣礼服、绣花串珠褂等，有的袍褂还镶有金边。衣服上都密缀了许多上等明珠，乌黑的头上则插着金银凤簪、玉蝴蝶、珠宝或翠花等各种不同的头饰，禀佩戴各式名贵的耳环，璀璨耀目。有几幅照片头饰左边还悬着八串珠珞。手上则带有几副玉钏、翠戒、搬指，在右手的中指和小指上戴着三寸长的金指甲套，左手戴有同样长的玉指甲套，各种首饰都与袍褂相配称，在珠宝之间，还夹有几朵鲜花，白茉莉是慈禧最喜欢的一种。”

值得一提的是，慈禧虽然珠宝无数，每次拍照时的装束及首饰也不尽相同，风采各异，但注意观察就会发现，慈禧所有的照片中皆戴有两副耳环，其中一副不太显眼的小宝珠耳环从来不曾摘过，而只是频繁地更换另一副。原来慈禧初进宫时，正值妙龄，丰姿俊俏，为嫔时就灵巧过人，能背诵五经，通达满文，大略浏览过二十史，通晓古今治乱大事，又能察言观色迎合上意，遂得咸丰帝独宠一时。《清宫遗闻》有诗云：“垂帘余暇参禅寂，妙相庄严入画图。一自善财承殿宠，都将老佛当嵩呼。”并注解说：“孝钦后政暇尝作观音妆，以内监李莲英为善财，李妹为龙女，用西法照一极大相悬于寝殿宫中，均呼孝钦为老佛爷。”在中海化妆乘坐无篷平底船游湖，随侍慈禧一同照相的有隆裕皇后、瑾妃、庆亲王奕劻的三格格和四格格、德龄、德龄母亲、容龄、袁大奶奶、总管太监李莲英及女官等。慈禧独坐船中，皇亲格格女官们围立左右，穿清朝服装的美国女画家卡尔也在其中，几名太监则在两边撑船侍候。

慈禧爱留指甲，尤其是一双手的两个无名指和小手指，最长可达七八寸，当然其他如拇指、食指、中指也爱留指甲，为了修饰保护好这一双手的指甲，每天要用温水浸泡和用剪子修理，并特制了各色指甲套，戴在手指上，切切实实地保护好，以免受到外来损伤。从这些历史照片中，对慈禧晚年生活亦可窥见一斑。这一系列富有独特的纪实效果的照片，既留下了慈禧晚年的真实形象，也在客观上起了介绍、传播、推广摄影术的作用，此后宫廷上下、朝野内外，无不争相效尤，此风久久不衰。

第二章　乱弹历史

给毛主席看“手相”的人

苏加诺于1901年6月5日出生于爪哇泗水（今苏腊巴亚）的贵族后裔家庭，父亲为小学教师。1916年在泗水的荷兰中学就读。1926年毕业于万隆工学院，获工学士学位。就学期间参加伊斯兰教联盟，爪哇青年会等组织的民族主义活动。

1927年参与组织印度民西亚民族联盟。1928年3月将“印尼民族联盟”改组为“印尼民族党”并任主席。试图通过“不合作”方式争取民族独立。同年12月，印尼民族党与伊斯兰教联盟、至善社、巽他青年会、苏门答腊同盟、泗水研究会等组成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联盟，当选为主席。

1929年12月被殖民当局逮捕。1930年在万隆法庭发表《印度尼西亚的控诉》长篇辩护词，历数殖民者的罪行。1932年获释后参加印度尼西亚党，任主席。1933年再次被捕。1942年日军侵入印尼后获自由。日本占领印尼期间、曾幻想依靠日本实现印尼民族独立，并担任日本御用组织“民众力量中心”主席，同时又秘密与抗日组织联系。

1945年6月1日，发表“印尼建国五原则”民族主义、人道主义，民主、社会公平和信仰神道。1945年8月17日，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并当选为总统。

荷兰殖民者重返印尼后，苏加诺于1948年12月被逮捕，并被流放邦加岛。直至1949年8日荷印（尼）圆桌会议承认印尼独立才得释回到日惹。同年12月再次当选为印尼联邦共和国总统。1955年积极倡导并参加亚非会议，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开幕词“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洲际会议……”1959年兼任总理，并先后任最高议院主席，最高战时掌权者，民族阵线主席等职务。一贯主张执行反帝反殖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促进亚非人民的团结合作。

1965年“九三O事件”以后，其总统权力逐步被军人集团剥夺。1967年3月被撤销总统职权，并遭软禁。1970年6月21日病逝。

高举和放弃“大寨红旗”的历史背景

陈永贵走出寨门，在人民大会堂介绍大寨人抗天斗地的事迹

大寨，地处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位于山西省昔阳县境内。生活于斯、成名于斯的陈永贵，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当年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1959年应邀赴京参加国庆10周年观礼。1960年山西省委发出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的号召。1961年《山西日报》撰文称赞陈永贵所领导的大寨是太行山上的一面旗帜。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的浙江等7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里表扬了陈永贵。

最终为陈永贵冲出山西提供舞台和机缘的是发生在1963年8月的一场特大洪涝灾害。这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给大寨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造成山流地冲、房倒窑塌，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无家可归。山西省委得知这一严重的灾害后，决定调拨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扶持大寨。陈永贵婉言拒绝。他以超乎常人的思维和勇气，领导大寨人同这场毁灭性打击抗衡。他没有怨天忧人，悲观泄气，而是坚定不移地把战胜灾害、克服困难的基点定在依靠群众、依靠集体力量上；他没有像其他社队那样因遭灾而向上、向外伸手，而是响亮地提出坚决实施“三不要”（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三不少”（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库存不少）的救灾方案；他没有在困难面前手忙脚乱、束手无策，而是运筹有方，辩证施治，先治坡后治窝，使大寨闯过了难关，奇迹般地夺取了当年的好收成。

为此，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向大寨党支部学习，党员要向陈永贵学习。1964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之路》的通讯，配发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重要社论。大篇幅地进行了报道和宣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予全文播诵。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开始名扬全国。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走出寨门，应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报告大寨抗灾救灾事迹。他头箍白毛巾，身着对襟衫，没用讲稿，以独特的风格，面对万余名各界人士侃侃而谈长达几个小时。他那朴实的语言和忠厚的形象，赢得了全场人员雷鸣般的掌声。陈永贵还未离京，报告会现场录音就已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送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这一切举措，为大寨和陈永贵后来走向全国做了很好的铺垫，它标志着大寨经验已得到中央首肯，大寨和陈永贵已走到了国人面前。

毛泽东说，大寨是一面旗帜，并发出指示：“农业学大寨”

1964 年3月，毛泽东出京巡视。一天，他乘坐的专列停靠在邯郸车站。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和陈永贵的先进事迹，毛泽东听后投以赞许的目光，又一次深深地记下了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尔后，火车继续南行。每到一地，毛泽东都兴致勃勃地宣传大寨和它的领路人陈永贵，毛泽东说：“大寨就是一面旗帜。你们学不学？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那种精神不行哪！”

当时，我国正面临着被封锁、被孤立的国际形势，日子过得比较艰难。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中写道：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但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一次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8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划时又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后来，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高度发出“最高指示”：“农业学大寨”。

1964年12月召开了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高度概括和评价了大寨精神。他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代表党中、国务院把大寨正式作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向全国推介。之后的第四天，即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的那一天，极少请人吃饭的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请客。有幸得到邀请的，仅有中国的火箭和导弹专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大庆“铁人”王进喜和大寨的陈永贵。这是毛泽东与陈永贵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罗瑞卿等参加了这次宴会。毛泽东把这些基层代表拉到自己的座位旁，与他们谈笑风生。宴会间，毛泽东夸赞陈永贵是农业专家，搞出一个大寨，很好。

周恩来对大寨有很深的感情，他一生曾三次到过大寨。1965年5月，周总理第一次访问大寨，通过实地考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寨之行，使他更加坚信了党中央、国务院树立大寨这面红旗是正确的。从这时起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寨，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成了中国农村的圣地，数以千万计的取经者从全国的四面八方汇聚于虎头山。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一些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领导人，乃至一些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也千里迢迢地到这个小山村里领略一番中国农民的智慧和力量。

十年“文革”很多东西被取消了，停止了，但“举大寨红旗、学大寨运动”仍呈燎原之势“文革”开始后，陈永贵也同很多革命群众一样，积极参与并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这样做，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进行的；二是当时陈永贵支持并参与夺权是为了搞生产。他在昔阳县的夺权大会上明确宣布：要抓革命，促生产。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3至5年将昔阳建成大寨县。在昔阳逾千人的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上，他喊出“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响亮口号。这些足以说明，陈永贵支持造反派夺权与林彪、“四人帮”的夺权有着明显的质的区别。

从1968年冬季开始，在他的主持下，一个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相继展开

……据有关资料介绍，几年里共修筑了1000多公里大坝，垦整了6万多亩土地，这些至今仍成为昔阳人民受益不尽的财富。

1969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永贵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也许是毛泽东当时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在中央委员会里增加来自基层的工农兵代表。这一着，为他日后进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打下了基础。“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很多东西被取消了，停止了，但“学大寨村、举大寨旗”的活动在中国没有停止过。1970年《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学大寨》社论。此后，陈永贵在中央的授意下，主动出击，奔走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播撒大寨种子。学大寨运动以燎原之势，遍及神州。

在这种特定背景下，1973年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陈永贵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又当选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走入权力顶峰，大寨和学大寨也同时被推到了狂热的峰巅。国人当时猜测，陈永贵要担负起按照大寨经验解决几亿人吃饭问题的领导重担。陈永贵虽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却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既当副总理，又是农民身份，在中国，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人。

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欲想造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大寨国的滚雪球效应，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

浩劫结束，拨乱反正，人们对学大寨提出疑问“四人帮”被粉碎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继续高举“农业学大寨”旗帜。1976年12月，陈永贵协助华国锋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他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这次会议，由于极左路线的延续，将学大寨运动推上了极端。不仅农业学大寨，而且教育、卫生、司法、财贸等行业和部门都要学大寨。当然，这对大寨、昔阳来讲，无疑是一种珍贵的荣誉。对全国来说，大寨仍是一块“圣地”。

从1978年春天开始，“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各地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同时，强烈要求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的做法，如要求归还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养猪、养鸡、搞家庭副业等等。这些本都是《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要赋予农民的一些私有权利，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逐步被剥夺了。此时，人们想重新拿起这个武器，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

当时也有胆大的人对新闻界的朋友忠告说“你们再像过去那样宣传大寨，你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后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报纸、电台陆续报道了一些地方的纠“左”的做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把农业战线的拨乱反正推向了高潮。

1978 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而后又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推广。特定的政治形势的变化，重新确定了大寨的方位。大寨红旗到底该不该继续打下去引起了广大农村乃至中央高层的思虑。

这个时候有两件事对大寨冲击很大。一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支持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并波及全省农村的包产到户。二是四川将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还开放了自由市场。这两件事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却引起了陈永贵的痛苦和不满。而直接冲击“大寨红旗”、指出农业学大寨存在问题的是万里同志。据目前已披露的材料来看，万里是第一个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的中共高级官员。1978年春，他在安徽省委党校工作会议上说：“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学错了，大寨本身就不正。”一语惊人。这是1964年毛泽东树立大寨红旗以来第一个由共产党高级干部说“不”。后来他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农业学大寨到底学什么，这个问题多年来并没有解决。很多地方是学表面，学形式，搞极“左”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甚至给农业和农村带来了破坏。万里在省委郑重宣布，今后安徽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

紧接着，1979年新华社内部刊物先后刊载了几篇揭露大寨、昔阳真实情况的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也相继刊发了文章，揭发、批判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错误，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这样，便汇成了巨大的历史潮流，使大寨、昔阳的声誉开始下降，头上神圣的光环逐渐消失，“大寨红旗”在人们心目中大打折扣。

理性总结，痛定思痛，“大寨红旗”最终飘落

1979年3月初，中共昔阳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在各方面强大压力下，县委领导承认了多年来在各方面发生的缺点、错误和问题。并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蛮干行为、家长式作风提出了严厉批评。

后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组成联合记者组到大寨、昔阳和山西各地做了四十天的采访调查。他们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批评大寨，如《大寨走向了反面》、《“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等；第二组批评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干部，如《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等。这些详细的调查报告，为党中央重新认识、审视大寨和“大寨红旗”提供了更加翔实与可靠的材料。

在山西省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揭发陈永贵等人的错误和问题，要求罢免陈永贵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这样，陈永贵先后被解除了昔阳县、晋中地区和山西省的领导职务。

1980 年8月中下旬，中共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常委会议或常委扩大会议，系统分析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总结山西省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指出大寨、昔阳“左”的错误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方面的详细表现和危害。可以说，它给“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最后的总结，也预示着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10多年的运动即将终止。1980年10月21日，山西省委将《检查报告》上报中央。11月23日，中共中央将原报告连同批语转发全国（中发[1980]83号文件），肯定了山西省委的基本结论，肯定了周恩来所总结的大寨经验，也肯定了大寨、昔阳及山西省的过去的贡献和成绩。报告同时指出，“文革”以来，大寨和昔阳“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应由陈永贵负主要责任。就全国范围内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陈永贵对山西省委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表示接受，他说：“对于学大寨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不向上推。”

后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陆续接受了陈永贵提出的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请求。陈永贵在北京过起了闲居生活。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陈永贵对大寨和自己的过去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曾对前来看望他的大寨干部说：“我那几年算是吃够亏了，上面提出九十九，我就能干出一百一。今后可不能再犯了。”陈永贵给郭凤莲和大寨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要他们跟中央保持一致，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这是这位老支书对家乡工作的最后交待。

至此，“大寨红旗”最终飘落了。

蒋介石的晚年生活

最好的饮料是白开水，最美的小菜是腌咸笋蘸芝麻酱，晚间和夫人共看一部电影或一集电视剧就是最愉快的夜生活。不是别人，这正是蒋介石晚年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和普通人的很像，又和普通人的不一样。因为，他毕竟还有着一个“总统”的头衔。

一支小手电筒迎来天亮

不论春夏秋冬，每天凌晨5点左右，当整个士林官邸还被灰黑的天幕笼罩着的时候，蒋介石便穿着睡衣起床了。他一手拿着一支钢笔型的小手电筒，借着微弱的灯光，轻手轻脚，摸索着走进盥洗间洗漱。此时，“夜猫子”宋美龄刚刚入睡。

就在蒋介石轻轻地带上门、走出卧室的那一刻，值班的侍卫人员按响了一声电铃，通知贴身副官立即起床，到蒋介石身边伺候。通常蒋介石要人服侍是一声铃响，宋美龄是两声铃响，这是官邸的习惯。

在蒋介石每天起床之前半小时，副官、随从们就开始工作了。第一件事是烧开水，烧开之后先倒好一杯，冷却到60℃左右，另一杯则保持在水沸时的温度，这是给蒋介石起床后喝的，喝的顺序是先凉后热。

蒋介石洗漱的第一项程序是洗脸，用的是冷水，这是他在日本当兵时就养成的习惯，他先将毛巾浸在水中来回搓洗，随后拿起来交叉绞扭，使劲地将毛巾中的水分拧干，然后再抖开毛巾捂在脸上，仔细地擦拭着脸上的每一寸肌肤，洗完后，再用干毛巾在脸部反复磨搓，这样能使脸部血液循环正常进行，人走出来满面红光。蒋介石最喜欢的毛巾颜色是白色，洗脸、擦手用的上面印有蓝色线条，专供洗澡用的印有红色线条。

蒋介石的漱口也有一套顺序，漱前，侍卫们在他的洗脸台上，摆放一只空杯、一瓶凉白开。漱时，他习惯在凉白开水中加放少许里思德林药液，这样既能使口腔卫生，又会使口中清爽并带股清香味。漱完之后，侍卫再送上两杯事先备好的300毫升左右的开水，一温一烫供他慢慢享用。

等到蒋介石盥洗结束，喝完开水，就开始在阳台上做柔姿体操和唱圣诗、背《圣经》。大约20分钟后，蒋介石便回到书房静坐祈祷。他先用毛毯盖好自己的膝盖，往眼睛里点上眼药水，一面点药，一面用一条白色手帕轻轻地擦拭按摩双眼。点药完毕，他闭上双眼，静坐40分钟，口中念念有词，静坐时间之准确，能以分计。

写日记看报纸是每日必修课

静坐完了之后，蒋介石就在书房里做“早课”，也就是写日记和看报纸。

日记记完后，蒋介石就开始读报纸，阅读的种类较多，台湾出版的几家有名的诸如《中央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一类的大报是每天必看的报纸。阅读的范围，上自国际大事，下至台湾地方民情，举凡他认为有意思、有意义的新闻，就交待读书秘书用笔勾画出来，等吃完早饭后，再念给他听。

某天，蒋介石在一份地方小报上看到一条新闻，说的是某地有公务人员在上班时间内躲在宿舍打麻将。看完之后，蒋介石非常生气，不久，便召来“台湾省主席”黄杰，要他好好整顿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和工作状况，取缔在官署或宿舍打麻将的行为。这些由报纸曝光了的人员，只要被蒋介石知道了，他们的政治前途迅即变得渺茫、黯淡。

看完报纸的大标题和一些导读内容，侍从马上便端上托盘，盘中放一方半湿小毛巾和一小碟内装两片切得薄薄的木瓜片，蒋介石用叉子叉住其中的一片，放在嘴中，慢慢地蠕动、咀嚼，木瓜片是用来爽口和开胃的。

木瓜片吃毕，蒋介石便吩咐开早饭。副官听命后，旋即推着一辆可以折叠的餐车，停放在蒋介石端坐的沙发前，餐车上放着几色点心，如年糕、汤包、花卷等，一般蒸得松软，便于装着假牙的蒋介石咀嚼，另外还有一碗大米稀粥、一碟芝麻酱和一碟腌咸笋。

早饭之后，大约8:40左右，蒋介石依然坐在沙发上，找来读书秘书为他念早餐前划出的重点内容。

9:00过后，蒋介石便更衣着装，吩咐备车去“总统府”上班。9:30正式办公，或是召开各部门“首长”会议，或是找人谈话，或是征询下属对某事某人的意见、看法，以听为主，一般并不轻易表态，或是批阅下面送上来的文件，蒋介石看文件首先看文件上的字写得端不端正，如发现字迹潦草，他会非常生气，有时干脆退回重写。其次，看看文字、词语用得是否恰当，如发现有不当、含糊之处，他也会非常不高兴。

蒋介石下班的时间没有定数，有的时候，为了一些令人挠首的公文和很重要的文稿，或者一些需要迅速处理的文件，蒋介石会工作到下午1点多才下班。

一根香蕉中午吃到晚上

待到下班回来，宋美龄也已起床并梳理完毕，等蒋介石一起吃午饭。蒋介石的中午饭是地道的中国特色，品种较多，每样菜肴都烧得很烂并都加进鸡汤做调味品。餐桌上，有几样菜肴是必备的，一是腌咸笋和芝麻酱；二是一碗不腻的鸡汤；三是“黄埔蛋”，这道菜用料简单，用2～3个鸡蛋打开拌匀，撒上少许的香葱花和精盐，放在大火烧热的锅中，在沸油中煎炒片刻，迅速起锅，香味四溢，蒋介石自青年起就对此百吃不厌。

宋美龄的午餐是西方特色，其中生菜沙拉是必备的，每每蒋介石见她吃得津津有味，便会戏谑一番：“你真是前世羊投的胎，怎么这样爱吃草呢？”宋美龄往往回敬一句：“你把咸笋蘸上黑黑的芝麻酱又有什么好吃的呢？”

午饭吃完了，侍从会端上一盘水果供蒋介石夫妇选用，蒋介石除了苹果外，其他的水果都很喜欢吃。蒋介石吃水果十分节省，如果中午一根香蕉没吃完，他便留在盘中等晚饭后继续吃，如果有谁随便把它扔了，他知道后准得大骂一顿。某日，蒋介石在高雄带着孙子蒋孝武、蒋孝勇一起吃饭，侍从为三人各端上一片西瓜，蒋介石从中挑了一片，拿来水果刀将其一分为二，分给孙子，告诉他们：“东西不要随便浪费，小孩子家只要够吃就行了。”

中饭之后，蒋介石便回到卧室睡一小觉。午觉醒来，稍作盥洗，便走到户外，散散步，然后回到书房静坐祈祷20分钟，而后开始办公。如有重要的外事活动，他也会利用这段时间在官邸接见、会晤。这些活动完了之后，蒋介石夫妇会坐在一起吃下午茶。

傍晚时分，倘若宋美龄有兴致，蒋介石会和她一起乘车出去兜兜风，常去的地方是郊外田园、海滨渔港、空谷森林，新鲜的空气、怡人的美景往往令他们陶然自醉，流连忘返，宋美龄能由此激发出作画灵感，蒋介石也常想出佳句。

吃晚饭时，蒋宋夫妇依然同桌共进，但饭食不同，蒋介石仍是以稀饭、点心为主，外加腌咸笋和芝麻酱。

晚饭后，他们或是外出兜风，或是在官邸的室内、室外散步、聊天。

夜生活是有节制地看电影

掌灯时分，官邸的夜生活开始了，宋美龄一天24小时最快乐的时候到了。陪宋美龄看电影或电视连续剧是蒋介石晚间活动的主要内容，影片通常是美国进口片或台湾公私立电影公司拍摄的新片，许多还没有公映，放映的地点就在餐厅。

不管剧情的发展如何，一到8:00左右，蒋介石就会举手示意：“停！”随即起身，对宋美龄说：“我不看了。”放映员马上停机，并做上记号，以便蒋介石隔日再接着看。宋美龄则说：“你不看了呀！很好看嘛，好，那我们继续看！晚安！”蒋介石一起身，在场的人员，除宋美龄外，大家都起立，目送蒋介石离开。蒋介石平生最爱看的中国电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和《七仙女》等越剧和黄梅调影片，外文片是《巴顿将军》，常常连看几遍，亦不嫌烦。他和宋美龄一起看电视连续剧《包公传》时，热情很高，每集必看。

入睡之前，蒋介石平躺在床上，双手伸开，放在肚子上，先按顺时针方向按摩20下，再按反时针方向按摩20下，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让肠胃蠕动顺畅，对内脏和消化都有帮助。

做完按摩，蒋介石慢慢入睡，夏天他习惯盖床纺绸薄被，冬天盖条薄绒被，较冷时再加条毛毯。睡姿常年保持侧卧，从不将双脚露在被外。

蛇蝎毒妇制造的惨案

他今年才7岁，但他已经终身残疾。他被人捆绑双手塞进麦秸垛，淹没于熊熊大火。他被大火烧掉了四肢，甚至生殖器，令人惨不忍睹。他原本拥有阳光灿烂的童年，现在却只有痛苦和煎熬。

他就是年仅7岁的周口鹿邑县高集乡魏庄村悲惨男孩秦明河，他的遭遇令人痛心，他的处境令人牵挂。

6月25日，河南省鹿邑县高集乡农民秦士业抱着只剩下半截的儿子秦明河走在鹿邑大街上，他们的身后跟着孩子的妈妈。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为了给孩子疗伤，这个农村家庭已经负债累累，东挪西借了24万元。如今孩子的生命暂时保住了，但身上的烧伤还没有完全的愈合，他们已经没有了医疗费用，也没有了吃饭的钱，他们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度过。

秦士业无法回想发生在2006年12月1日下午4时许的那一幕。那天妻子发现儿子不见了，便四处寻找。突然，看见离家不远处的一个麦秸垛火光冲天，她以为小孩子玩火，急忙呼喊儿子的名字。令她吃惊的是，儿子微弱的呼救声从熊熊燃烧的麦秸垛中传出。她发疯似的冲入火海，奋力用手扒麦秸，此时火势愈加凶猛，她身上的衣服立即燃着了。像个火人一样的她，跌跌撞撞地跑到一邻居家找来木杈，准备再返回火场扒麦秸救孩子，无奈力不从心，刚走两步就栽倒在地。邻居见状，急忙抢过她手中的木杈，将小孩从火海中扒出。段红霞说，儿子被救出时已经昏迷，这时她发现儿子手足被缚。在送段红霞母子去周口市长城烧伤医院救治的路上，清醒过来的儿子对妈妈和同车的医护人员说出了凶手是谁。据医生介绍，段红霞的儿子全身63%烧伤，属特重度烧伤。“每次换药，孩子都疼的死去活来，一个多月了，每天花费几百元，他奶奶每天都跪着向亲戚邻居借钱，我们快看不起病了……”小明河住院的这两个多月中，其中有8天是由于缺钱而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回家治疗。为了救命，他家花费24万多元，已经负债累累。这对于一个只有几亩地的普通农民家庭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已经稍稍明白话的小明河，时常听到爷爷为钱的事而叹惜。有一次，小明河看到爷爷出去好一会还不回来，他就问爸爸：“爸爸！爷爷是不是没有钱，不给我看病了……”“这是个命啊，我们不想放弃治疗……”孩子的爷爷经常都是泪水洗面。

为了孩子这条命，家庭尽了最大的努力。命虽然保住了，但是孩子永远地失去了两条腿和手指，头部也落下了严重的创痕。

谋杀孩子的凶手张参，女，35岁，和丈夫尚某结婚后，生下两女一男；受害人秦士业、段红霞两口和张参同村邻居，两家男人均在北京打工，秦士业从事装饰技术活，收入较高；尚某是力工，收入低，犯罪嫌疑人张参，看到秦家日子越过越好，吃、住、行、花都比自己强，特别秦士业的六岁儿子秦明河，聪明伶俐，漂亮标致，小学一年级都是头名，看看人家，比比自己，越想越气，越气越恼，越恼越恨，当日下午3点，她把小明河骗至家中，以诓吓其母为名，用绳子捆住其双手，待绑双脚时，小明河反抗不让，张参从柜中拿出棉花，塞住了小明河的嘴，不让他哭喊出声，随即他把小明河头朝下塞入自家事先掏好的麦秸垛洞中，然后点着火逃离现场，惨案发生后，尚某只拿出了一万元，领着三个孩子逃之夭夭了，张参落入法网。

秦士业说，张参从抓进监狱的第一天起，她在北京当包工头的哥哥利用多种关系不停地在鹿邑县公检法系统活动，已经花了20万元的活动经费，他们扬言，年底张参还要回家过年。

香港中学生获赠温家宝墨宝

香港一所中学的20多名学生在6月写信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2日获得温家宝亲笔回信，并首次获赠温家宝亲题的墨宝，写着晚清诗人黄遵宪的爱国诗句“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温家宝勉励学生，勤奋学习，与国家和时代一同进步，爱国爱港。

中华基督教会桂华山中学的25名学生在6月致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感谢北京政府在香港回归十年以来对香港的关心和支持，获得了温家宝亲笔回信及送赠亲题的墨宝。中联办副主任李刚22日下午担当信差，亲自将温家宝的回信和墨宝送往学校。

温家宝在回信中写道，“同学们爱国爱港的真情让我深受感动……愿同学们壮健、博学、进步、愉快，愿同学们与祖国和时代共进。”至于温家宝亲题的墨宝，上面则写着出自晚清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的作品《赠梁任父同年》。诗的原文是：“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黄遵宪撰写这诗时，正值中国被逼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面对割地赔款的屈辱境地，诗人以诗言志，指出“爱国者只有像传说中的杜鹃与精卫鸟一样不懈努力，才能挽救民族危亡。”表达了自己强烈的爱国精神。

温家宝信件全文

叶天佑校长：

六月二十七日函示及所附同学们的二十五封来信均已收悉。请校长转告同学们，谢谢大家，同学们爱国、爱港的真情让我深受感动。

国家和香港的发展需要办好教育，需要很多的人才。我愿同学们一天一天成长，愿同学们壮健、博学、进步、愉快，愿同学们与祖国和时代共进。专此奉覆。致敬

温家宝

二〇〇七年七月廿九日

另外：温家宝希望大学生关心国家命运

温家宝在诗中寄语大学学子，希望他们经常仰望天空，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温家宝5月14日在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钟厅向师生作即席演讲，其中讲到：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中华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温家宝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仰望星空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

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

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

那博大的胸怀，

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

那永恒的炽热，

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李鸿章访美盛况

1896年，李鸿章已是古稀老人，为宣传他的洋务运动，为了保护华人在美的利益，他接受了美方的邀请，率领外交使团，在访问了欧洲之后接着访问美国。

那时的美方欢迎辞：“就像一个国际大家庭的大哥哥探访远方的弟弟”。8月28日上午9时，乘载中国外交使团的“圣，路易斯”号邮轮一出现在地平线时，岸上的人们清楚地看到桅杆挂的大清国旗：黄色衬底下一轮红日升起，深绿与大红交织而成的龙在昂首飞舞。纽约港码头轰动了。四面人山人海，汽船、拖船、汽艇都载满了欢迎人群。《纽约时报》说：“人们都想一睹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因为此人统治的人口比全欧君主们所统治的人口的总和还多。”

与民众自发式的欢迎不同，官方在港口排列了几十艘装饰一新的白色军舰，队形威武，当中有“迈阿密号”“得克萨斯号”“联盟号”……而舰队司令邦斯将军在旗舰“纽约号”上指挥。当“圣？路易斯”从舰队前驶过时，舰队发出19响礼炮，一旁还有不少迎宾彩船，连大银行家摩根的私人汽艇也来了，主桅挂满色彩缤纷的飘带。

在美方检疫官作了例行检查之后，东道国的主人——美国东部陆军司令卢杰将军身穿礼服，佩着绶带，率着部下登舰迎接中国贵宾。

显得有些老态的李鸿章那天穿着黄马褂，还有深蓝色的织锦软绸外套，脚穿白色原底鞋，本来已有1.8米的人显得更高了。他上来一见卢将军，立即摆脱随从搀扶，老远就伸出手去握。“欢迎你的来访！”卢将军说话时，李鸿章鞠躬表示谢意。

李鸿章对正进行的水上表演仿佛视而不见，却轻松地和人交谈。他说希望早一点见到拟来纽约的美国总统。他提到，他访了欧洲的俄国与法国，法国人劝他经马赛和苏伊士运河回国，他回绝了。“我告诉他们，我想访问美国。”李大人说。卢杰将军马上露出谦逊的神情，说李大人越洋来美国“就像一个国际大家庭的大哥哥探访远方的弟弟”。

第三章　睁眼看世界

日本武士剖腹观

剖腹的开始盛行是在日本镰仓幕府以后，因丢失阵地而引咎剖腹，或耻于被擒而阵前剖腹，占了绝大多数，一直持续到战国时代。江户开幕以后，社会统治相对平稳，因殉死而剖腹和作为刑罚的“诘腹”，逐渐占了主流。虽然幕府严令禁止殉死，但是根本无法阻止这一历史性的趋势。

剖腹者直接于腹部割开十字形状，内脏爆裂流出，直至失血过多死亡。这只是古代日本人剖腹的方法之一，被称为“十文字切”。另外有“一字”、“二字”、“三字”几种切法。剖腹者如果过于痛苦会有一名助手替他斩首。为保仪态，女性的剖腹自杀者会绑起双腿。

以刀切开腹部的自杀仪式，被认为“光荣”。切腹自杀者日语称为“切腹人”，而切腹人如为了追随师父死亡而自杀，过程称为“追腹”。那位被找来作为助手在最痛苦一刻替其斩首的人被称为“介错人”。介错人一般是剖腹自杀者的亲友。武士如果战败但输得光荣，对手可能会为了向其勇气致敬，而自愿担当介错人。

永祚元年（公元989年），大盗藤原义在被捕前，将腹部一字割开，然后用刀尖挑出内脏扔向官军——这被认为是剖腹的最早来源。

至于为什么选择剖腹作为武士最崇高的死亡方式，现在普遍认为，古代许多的国家和民族，均主张人的灵魂是宿于肚腹中的，因此，武士便在有必要将自己的灵魂向外展示的时候，采取剖腹以示众人的方法和仪式。

有的剖腹仪式是允许介错人在旁边的。剖腹自杀者穿着庄重服装，用来剖腹的刀或剑放在他正前方。刀可能用特别的布料垫着。武士会作死亡的心理准备，例如写作称为辞世之句的诗歌。待他和身旁的介错人助手准备好，剖腹者会揭开身穿的和服，拿起刀剑，捅进自己腹部。剖腹者首先从左至右地切割，然后作稍微向上的第二刀，让其肠脏溢出。切出第二刀之时，介错人进行抱首，即挥刀向剖腹者的脖子斩下，但不完全斩断，让头和脖子仍有一丝牵连。由于这一刀要非常精确，介错人一般是剑术高手。

还有就是没“介错人”在旁帮忙的剖腹。这些原因比较复杂，除了为主报仇，切腹而死外，有引咎切腹的，有尸谏切腹的，有战败不屈切腹的，有有志不遂、生不如死而切腹的等等。这类切腹者多数采用下列几种方式：其一，用力在腹部自左至右，横切一刀；再从下至上，直切一刀，成为十字形，达到心脏为度。其二，腹部横切一刀，立即回刀割断自己的咽喉。其三，腹部横切一刀后，立即用刀向心窝刺入，再用力向下拉，成十字形。切腹者明知这样死法肉体上很痛苦，但必须始终忍住痛苦不出一声，积极达到目的。

他们临死时要保持清楚明晰的意志，按照仪式一一做去。第一，要使尸体不倾斜，只许向前俯伏。如仰面朝天，便算失仪。第二，腹上刀痕不许皱折。第三，双膝须合拢，如松开了，就表示不够有修养。最后对于自杀用的武器也得安置妥当，不能任其散乱。

此外，古代日本武士之间的美少年之恋很流行，伴侣切腹殉情被认为是勇敢而浪漫的归宿。

台湾海军的魔鬼训练方式

台湾海军陆战队魔鬼训练日前曝光：“蛙人”要拿粪便涂脸，为了加强士兵的意志力，甚至还把馒头丢进粪坑，再让“蛙人”拿出来吃。据报道，在台湾海军陆战队的训练中，“蛙人”训练最后阶段被称为“天堂路”：在连续五天没睡的情况下，裸身爬行挑战极限，过去这被视为终极魔鬼训练，不过现在传出居然还有比“天堂路”更像地狱的魔鬼训练阶段。

一名退役士官日前曝料，“蛙人”训练还有更恐怖的特训方式。该退役士官拿出的一张照片显示，一名士兵已经满头粪便，还拼命继续往上抹，把大便涂在脸上头上，这样另类的训练，目的在于利用自然物品进行伪装。

另外，还有夜间裸奔项目也被投诉感觉不舒服，不过教官要求身体就是武器，“蛙人”只好拼命把自己融入大自然。最夸张的训练则是在“蛙人”训练最后阶段地狱周，把馒头丢进粪坑当中，这时“蛙人”必须快速跳下粪坑，趁着粪水浸入馒头之前，赶紧捡起充饥裹腹。

陈方安生第三次参加七一游行

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今年7月1日已是第三次参加游行，其间首次遇上正面冲着她而来的示威者，多名自称无党派市民手持“忽然民主、沽名钓誉”的横额一直紧贴陈方安生游行，批评她任内没争取民主，让市民失望。陈方安生强调问心无愧，又说2008年有了普选时间表及路线图的话，就不用再上街游行。《星岛日报》消息，陈方安生1日中午抵达维园后，今年只有女儿陈慧玲沿路照顾，不过其核心小组的两位成员港大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及布简琼则首次与陈方安生一起参加游行。被问及明年会否继续游行时她说：“如果明年有清晰路线图、清晰时间表，明年就不用游行啦是吗？可能毋须再上街游行，但民主进程似乎进展好缓慢。”

民阵派出多名工作人员全程“护送”陈方安生，不少市民上前争相拍照及索取签名，也有人主动为她送上纸扇，甚至送上红玫瑰。不过她一踏出维园，随时有白底黑字的“忽然民主、沽名钓誉”横额紧贴她而游行。有陈方安生支持者见状立即特地打起雨伞，遮挡横额字眼，免被记者摄入镜头。

手持批评横额的冯先生表示，一行八人自发性高举横额，他说：“以前在官场做官那位，做官时不争取民主，现在出来是不是沽名钓誉呀？”与冯同行的曾先生扬言对陈方安生感到失望：“她有空就出来讲两句，让市民对她很失望，本身对她很有期望，希望她有一番作为，真正帮市民，但谁说错了她就出来说两句。”

面对迎面而来的批评，陈方安生表示任何人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只要问心无愧，做自己应做的事便可以。一如以往，她走到金钟附近便先行离队，没有跟随大队游行至政府总部。

曾荫权：自强不息　玉汝于成

回归十年，香港走过一条不平凡的道路。我相信其中不平凡的理由之一，就是“一国两制”是一个创新的概念。“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生活方式，两种货币，两套法律，甚至是两套价值观。当初或许不少人对这构思还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但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香港与内地在经济、旅游以至文化方面的交往是前所未有的紧密；而不同调查也显示香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愈来愈强，对中央政府也越来越信任。与此同时，我们仍然十分重视香港的核心价值及生活方式。这种种看来，“一国两制”是成功落实了。当然任何时间我们都可以做得更加好，但以一个前所未有的构思来说，我们目前所取得的成绩是难能可贵的。

中南海保镖迷倒女记

HUJT访问香港，安全工作做到滴水不露，除了由香港飞虎队全程戒护外，就连平时极少曝光的中南海保镖也首度现身，有意思的是这些中南海保镖，不但年轻而且英俊帅气，让现场不少女记者都忍不住多瞄一眼。

据报道，飞虎队特警荷枪实弹严加戒备，这可不是香港电影情节，这是HUJT到香港的安全阵仗。香港赤腊角机场，这次香港回归十周年纪念安检非常严格，除了在机场可以看到飞虎队负责特勤安全之外，连北京都派出中南海保镖负责HUJT安全。

为了HUJT安全香港警方严阵以待，除了对采访的记者层层安检外，现场更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岗，仔细看会场外围，由香港飞虎队戒备各各手拿MP5冲锋枪，带着狼犬丝毫不敢大意，内围则是由中南海保镖把关，这些人各各西装笔挺，佩挂手枪冲锋枪，神情严肃不苟言笑，是大陆专门负责HUJT安全的特勤人员，号称大内高手，由于中南海保镖平时极少现身，因此这次曝光格位引人注意，当HUJT进入座车后，中南海保镖不但在座车四周警戒，离开时中南海保镖甚至不关车门，随时对后方保持戒备真是做到安全滴水不露。

这些中南海保镖不但年轻，而且各各英俊帅气，让现场不少女记者忍不住多瞄一眼，看来这群神秘的禁卫军，硬是把香港金字招牌飞虎队给比下去。

日本议员称无法确定南京大屠杀“仅死2万”

日本执政党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一个小组说，他们无法确认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时生了大屠杀。这个“思考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的议员之会”将要求中国修改对外公布的三十万人遇难这一数字，并撤去在南京等地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展出的有关照片。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该小组的考证结果将同时提交给首相安倍晋三。该小组的一位负责人说，日军攻陷南京时导致的死亡人数为两万人。他还说日军占领南京本身不会比一个普通战场造成更多伤亡，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不会高于也不会低于通常战场上的死亡人数。“思考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的议员之会”的主席，前文部科学相中山成彬谈到日军占领南京时的平民死亡数字（包括张纯如的畅销书《南京大屠杀》）时说，他们不许在南京陷落70周年之际谎言和欺骗盛行。

中山成彬说，如果谎言盛行，自由和民主将陷入危机，所以希望能够理性考证历史。他说不能忽视宣传影片把日本人描写成一个粗暴的民族。

对日本最新的说法，中国方面还没有做出反应。中日关系虽然最近有所恢复，两国关系一直受二战历史的困扰，因为北京认为日本不愿承认1931年到1945年之间日军犯下的暴行。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后，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6师师长谷寿夫指挥下，在全城进行了四十多天的血腥屠杀，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方法，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达30万人。

此前，日本部分国会议员13日在国会内成立超党派议员联盟要求中国各地“抗日战争纪念馆”撤下“不合理的照片”。该联盟代表由已脱离自民党的前经济产业相平沼赳夫担任。

中国为促使年轻一代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而在全国各地开设了近150个抗日战争纪念馆。各纪念馆为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展出了多幅显示日军凶残行径的照片。

议员联盟曾表示，“这是以反日为目的而歪曲事实的照片”，并将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方撤下“不妥照片”。该联盟发起人之一强调，“建立基于正确认识基础上的、真正的日中友好尤为重要”。

张铁生的高考感受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背景：

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张的信写在辽宁省大学入学考试的物理化学试卷背后。

信中说：“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张铁生的语文是38分，数学得61分，物理化学得6分，都未交白卷。

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封信，其后，《红旗》杂志等也纷纷转载，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春桥说这是“反攻倒算”，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张铁生被破格录取上学，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

既是抗日英雄又是反共先锋

二、我很喜欢抗战题材的文章和图片，包括电影在内。特别是看到在艰苦的岁月里，地无分南北，人无论老幼，全民抗战，不禁热血沸腾。对当年那些恃强凌弱的侵略者的愤恨之情难以言表，尽管我并未亲眼见过那些拿枪的日本鬼子！

三、在我国现代历史上，既为抗战英雄，又为反共先锋的国民党将领很多。如李宗仁、卫立煌等等。特别是傅作义，打响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内战的第一枪。作为军人，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书写了他们的军人气质和气节。但他们在后来的内战中毕竟是败了，败在了当时政府的政治上，败在了涣散的人心上。

四、因此，在如今国共两党携手迎接两岸光明未来的时候，念兹在兹，祈祷民族团结，光大共识，造福苍生！

张灵甫，名钟麟，又名宗灵，字灵甫，陕西长安人。相貌英俊，身高1.87米，擅长书法，喜好历史。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1945年2月授陆军中将军衔。整编后任第七十四师师长。1947年5月16日，战死孟良崮，终年44岁。

1903年8月20日，张灵甫出生在长安东乡大东村的一户农家。家境不错的张父将张灵甫送入私塾，10岁的灵甫进入小学。后考入长安中学。他的字清秀优美，很快闻名全校，学校专门为他举办书法展，观者如云。此事被陕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听说，于是很想看看张灵甫的本领。当时的张灵甫挥毫落笔，连写5个条幅。于右任惊讶之余大喜过望，连连道：“奇才，奇才，后生可畏！”

张灵甫爱好历史，喜欢一同谈古道今，指点江山。1923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张灵甫积极参与之余，深感学生的软弱无力。愤而投笔从戎，到河南开封参入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军官训练团。1926年秋，张灵甫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总队，修步科，开始了他二十年的戎马生涯。

张灵甫由于常年作战在外，身为胡宗南第一军的团长张灵甫怀疑妻子不轨，矛盾激化，结果酿成轰动一时的“团长古城杀妻”的惨剧。此后的张灵甫一度锒铛入狱，被蒋下令关入“模范监狱”10年。但由于他书法出众，所以反而这段时间反而润笔颇多，南京街头张灵甫书写的招牌店名多如牛毛。

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国民政府下命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再度出山的张灵甫受到从前上司，此时五十一师师长的王耀武的知遇之恩。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的决心，他正式更名“张宗灵”为“张灵甫”。

整个抗战期间，张灵甫在王耀武的麾下对日寇南征北战，经历硬仗、恶仗无数，书下自己最为风光的一页。1937年，五十一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凇沪保卫战。张灵甫来到一五三旅三O五团走马上任，并在上海保卫战中，以勇猛果断，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后他率领该团又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

1938年，张灵甫奉王耀武之命，对驻守江西德安万家岭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众人认为张古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灵甫拍案而起，道：“各位都看过《三国演义》，魏国大将邓艾为攻取成都，出蜀将之不意，带精兵暗渡阴平，飞越摩天岭，一举攻克了江油、涪城和成都。我们也可仿此战例。”于是，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效法邓艾轻装出发，攀木挂树，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老林恶水，配合正面部队进攻，飞夺张古山。而后日寇不甘失败，出动飞机与重炮狂轰滥炸，几乎将张古山移为平地。张灵甫率部浴血死战，与日寇鏖战五天五夜，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亲临死线指挥的他身中7块弹片，鲜血直流也没有退下火线。

德安大捷之后，田汉受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委派，采访张灵甫等人，刊登《中央日报》，并编写的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从此名震天下。田汉和任光曾并为74军谱写军歌：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他，强占我们国土，残杀妇女儿童。我们保卫过京沪，大战过开封，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我们是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德安战役之后，张灵甫很快提升旅长。旅下辖团，实为师长。荣获四等云麾勋章。1939年3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在一次战斗中，右腿中炮弹负重伤。匆匆包扎伤口后他再度投入战斗。在不久的上高会战中，腿部再度被炸断。蒋介石派飞机将他送往香港，请英国著名外科专家克雷斯特尔为他诊治。手术后不久，张灵甫在报上看到有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的新规定，不顾英国医生再治疗一月可以痊愈的劝阻，说军命不可违，军人死不足惜，何惜一足，伤未愈提前归队，灵甫从此留下残疾，走起路一跛一拐，人送外号“跛腿将军”。

1945年4月芷江保卫战中（雪峰山战役），张灵甫指挥74军58师在铁山与日军血战获胜，战后获三等宝鼎勋章，升任国民军74军中将军长。

国民党军队有五大主力，分别放在东北和华东战场，而五大主力中，74师首屈一指，被认为是第一等主力中的第一个主力。而74师师长，便是“杀身成仁”的张灵甫。抗战期间，蒋介石以其作战有功，一再擢升，几乎年年晋级受奖，由团长而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常德之役，被蒋介石誉为“模范军人”。湘西会战，获得美国金质自由奖章。在国民党朝野，张灵甫也被视为“常胜将军”。被网上评为抗战十大名将。

1947年内战爆发，在孟良崮战役，陈毅、粟裕共动用解放军9个纵队20万余人，用5个纵队主攻，分别为华野1纵（叶飞）、4纵（陶勇）、6纵（王必成）、8纵（王建安）、9纵（许世友），4个纵队打援和阻击敌人，经过3天3夜（另说四天）的浴血奋战，全歼整74师32000余人，张灵甫在给妻子的信中是这样写道：“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可见战斗之惨烈。“常胜将军”的覆灭，像晴天霹雳震撼了国民党统治中心。蒋介石更是老泪纵横：“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所陷害。真是空前大的损失，能不令人哀痛！”蒋介石为其颁发第3号旌忠状，在南京玄武湖畔为其修建纪念碑（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被拆毁），将山东蒙阴县改名为灵甫县，并将英国援助的1艘驱逐舰命名为灵甫号。在台湾的忠烈祠，张灵甫是烈士第一人。

毛泽东选集之于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②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

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帮，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将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

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注：

①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的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原件为毛泽东销毁，以上为毛泽东校阅过的抄件。②魏：魏文伯，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书记。陈：陈丕显，前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③指韶山滴水洞。④朋友指林彪。讲话，指林彪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提出“防止反革命政变”

第四章　历史岁月

重温：愚公移山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三个报告（1）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2）。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起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假如你们是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但要订一个条约。倘若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那是不许可的。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3），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4）。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注释

〔1〕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朱德所作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2〕愚公移山的故事，见《列子·汤问》。原文是：“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3〕赫尔利（一八八三——一九六三），美国共和党人。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底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国大使，因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而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被迫宣布离职。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他在华盛顿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中，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参见《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和《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4〕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一部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187页）。

谁害死了张自忠？

5月16日，是张自忠中将陨于湖北的忌日，算起来已有67年。在漫长的67年中间，很少有人探究过，到底是谁害死了张将军。答案似乎非常简单，不用细想，当然是日本人！

这个结论固然不错，没有日军入侵，张自忠可以做一位和平军人，无人可以置他于死地。但是，即便是日本人长驱直入，打到了华中，张将军就一定会陨命前线吗？要知道，张自忠贵为中将，高居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之重职，是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55军、第59军、第77军，其中第59军军长一直由其兼任，但他却只带着两个团，孤军深入，投入日军重重围困，壮烈取死。这其中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他的军阶太高，职位太显赫，他完全可以坐镇大本营，免于一死，为抗战立更大的战功。

那么，是什么迫使张将军义无返顾地迈向死地，决定以壮烈殉国终其一生？

只要翻一翻历史资料，不难看出，逼死张将军的，是公众舆论。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把民意和公众舆论捧得太高，以至现在谈起来自大众的声音，依然带有神圣感。实际上，舆论学公认，来自公众的声音带有致命缺陷。比如，它常常以成见为基础，具有太多的想当然的非专业判断，下结论草率而不负责任，对下过的结论又会很快忘掉……这些公众舆论的种种缺憾，对于发出声音的公众而言是一种发泄，很痛快，酣畅淋漓，但对于当事人，常常苦不堪言，有口难辩。最后，声讨者很快忘记了声讨，忙自己的事情去了，但被声讨的人却一生无法医治心底的创伤。

张自忠，正是这样一位蒙冤的将军，他必须以死来清洁自己的荣誉。

提起这件事，今天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像张自忠这样的肝胆忠烈，在他尚未成为“民族英雄”之前，也会被没脑愤青痛骂为“华北特号汉奸”。

30年代中期，日本为确保“满洲国”的军事安全，防止蒋中正突然收复东四省，便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日军北撤，国民革命军南撤，所有驻防退出华北。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协议，华北只留驻一支军队，这就是宋哲元中将驻守京津的第29军，其中第38师师长便是张自忠少将。

那个时候，蒋中正给这支军队的训令是，“忍辱负重”，不主动打仗，也不放弃华北，与日军做长期周旋。可问题是，这支军队，一直视日军为死敌，比如冯治安师长，有事没事都想找日本人麻烦，一心想把事情闹大，发泄心中的淤愤。宋哲元也是这么一个人，看着日本人就别扭，根本不想跟他们多说话。所以，在全军高级将领中，惟有张自忠儒雅周详，他沉默寡言，身高1米80，相貌酷似周恩来中将，不仅革命军官兵敬仰他，日本军政也很喜欢他。于是，在华北危亡的复杂局面中，张自忠被先后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艰难维系着苦涩的和平，不能得罪日本人，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人，这种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这一切，在外人看来，完全是另一番图景。

大家只是看到，第29军全军将士对日本人全都横眉立目，惟有张自忠一人，竟与日军保持往来，甚至应邀去日本访问，而且受到欢迎和敬重。于是舆论沸沸扬扬，说张自忠与日本订了“密约”，日本人赠其巨款，还送给他一个美人儿。

这种时候，人们会忘记就在几年前，张将军曾担任喜峰口战役的前线总指挥，令大刀队夜袭敌营，砍下数百日军的头颅。为此，还有了《大刀进行曲》这首歌，当年脍炙人口。后来，这首歌被全面修改歌词，变成了歌颂东北义勇军和全国老百姓，殊不知，当年它是献给第29军大刀队的，第2句歌词不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而是“29军的兄弟们”。

那个时候，张自忠是抗战英雄，但一晃就变成了嫌疑汉奸。

对于张自忠全面的误解，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为了保全战斗实力，第29军奉命南撤保定，以取得紧急北上的5个甲种师的支援。与此同时，为了疏散和安置没能随军撤离的军人家眷，为了京津不受重大损失，也为了收殓沙场上的官兵尸体，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京市长，与敌敷衍，拖延时间。

这一次，沉默寡言的张将军落泪了，他对秦德纯副军长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这样的事，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而且从无例外。

曾国藩为国效力终生，临死前被迫去处理“天津教案”，顿时成了“汉奸”。

李鸿章扶国于危难，临死前签署“辛丑条约”，当即成了“卖国贼”。

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究面子的，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而且无论先前你做过什么，无论你是不是忍辱负重地代表民族最终利益，只要你与民族敌人周旋，搞了缓兵之计，公众舆论就再也不会放过你，甚至永远不会放过你的后人。

果然，张自忠彻底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叛徒、大汉奸、卖国贼的带名词。1937年后半年的报纸，多在痛骂他“卖国变节”，一律称之为“张逆自忠”。那时的中国文人，凡喜欢发表言论的，没有谁没骂过张自忠。一些大报用醒目的大标题配文，讽刺张将军“自以为忠”，其实是“张邦昌之后”。9月28日，《大公报》发表《勉北方军人》，颂扬老将段祺瑞和吴佩孚具有民族气节，而把张自忠与汉奸殷汝耕名列一处。“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日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以民国耆老死于泸上，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子玉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经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鲜廉寡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当年的《大公报》类似于今天的《南方周末》，完全是民意代表，从不与政府保持一致，被视为社会的良知，可想而知，当年它的公众影响力比《南方周末》和《北京青年报》加起来还要大，其连篇累牍地鞭挞张自忠，效果可知。好在张自忠比曾国藩和李鸿章幸运，他只有46岁，他有充分的时间去改变公众看法，最有效的办法便是，“粉身碎骨，以事实曲直于天下”。

在一片痛骂声中，张自忠始终缄默着，周旋着，估算着第29军向目的地有续撤离的时间，努力使京津免于屠城。等到日军要求他通电反蒋，他已完成宋哲元交给他的任务，他便断然拒绝，随后称病，躲进德国医院，然后骑车逃往天津，再换乘英国轮船去青岛，至济南，企图转道南京。

在济南时，张自忠被山东省主席韩复渠上将拘押，韩主席叫来秦德纯，另派一位大员，一同押解张自忠去南京候审。在韩复渠看来，张自忠的确是汉奸，必须惩办。

张自忠被押上火车时，京沪各大报纸皆发电讯，报道“张逆自忠今日解京讯办”，连车次也做了详报，所以火车一进徐州站，秦德纯忽然发现打着白旗的学生包围上来，急忙令张将军躲到厕所里，张将军自问无愧，不肯，被秦德纯推了进去，随手把门锁上。学生冲上车，咆哮着要抓“汉奸张自忠”，秦德纯颇费一番口舌，才把愤怒的学生骗下火车。

这件事，对张将军的刺激极大，让他清醒地知道了自己的公众形象。

拘押济南期间，张将军曾给同事和部下写信说——“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际，务望诸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必死而后能生”，为了清扫自己毁誉，张将军想到了由死而生。

也就是从那时起，“死”这个字，频繁出现在张将军的笔端。

到了南京，张自忠见到蒋中正，心头悬垂的石头落了地。蒋中正相信张自忠是爱国的，劝说他放宽心，好好修养。张自忠大为感动，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他含着泪，对秦德纯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誓死以报国家。”

在张自忠看来，蒋中正给他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用来证明自己不是汉奸。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他将遗臭万年，所以他对蒋中正心怀感激。

1938年，张自忠代理第59军军长，归队当天，他又一次落泪，对着同样担负着汉奸恶名的老部下说：“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

为什么说得这么狠？因为张自忠是不能打败仗的！一个被疑为“华北特号汉奸”的人，从一开始便失去了可以撤退可以打败仗的权利，他只能勇往直前，痛击日军。

张将军做得不错。在徐州会战中，他痛歼板垣师团两个联队，并衔尾急追，日进60公里，取得“临沂大捷”，坂垣征四郎数次羞得要自杀。在武汉会战之后，他以一对十，击毙日军3位联队长，歼敌1万3千人，最终挫敌溃退，赢得“鄂北大捷”。不久，张将军再次猛冲猛打，取得“襄东大捷”。

不过，即使军功在身，为民族独立而死和为洗清自己而死，这两种死念依然缠绕在张自忠的心底。为夺取“鄂北大捷”，张自忠计划夜袭钟祥日军总部，行动前，他再次提到：“人总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当然，他胜利了，但他没有死，所以老百姓和记者都已承认他确实很能打仗，可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似乎还差得远。

这其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赶到钟祥县，来采访张自忠。但像绝大多数记者一样，史沫特莱对张司令的印象并不好，认为他至少曾经做过汉奸，现在不过是将功补过罢了。在采访中，史沫特莱问到“伪军”问题时，张自忠非常敏感，不再说话了。或许，他感到很愤怒，已经打了这么多大仗胜仗，投降问题却依然包围着他。

史沫特莱无法理解张自忠的沉默，认为是羞愧和面子使然，而对于张自忠来说，沉默是他唯一的选择。就像史沫特莱一样，舆论仍然认为，张自忠的胜仗，不过是弥补过去做汉奸的罪过，只有张将军自己知道，他从未做过汉奸，但他必须用壮烈的死来证明。

1940年，日军集中30万兵力，猛攻湖北襄樊，张自忠的机会终于来了。

张自忠在襄河东岸打了1场胜仗，撤回西岸，与敌对峙。此时，他的第33集团军只有3个团的兵力在此，其他部队分散在各个隘口，不能抽调，但张将军不知为什么，非要再渡襄河，去打敌人的重兵。即便如此，张自忠作为中将总司令，不管怎么个打法，他本人都没必要亲率小股部队外出冒险，但他不顾部下再三劝说，非要坚持让冯治安副总司令留守，自己率区区两个团渡河作战。

5月1日，他动员第59军高层，共同为国赴死。“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5月6日，张自忠给冯治安发出最后一封信，这基本是一份军事遗嘱。“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

信发，张自忠带兵渡河，义无返顾。

张将军平素生活简朴，从来只穿土布军装，与下级军官无异，但这一次出征，将军一反常态，竟穿上了黄呢军装。这让送行的人非常吃惊，他们后来才明白，他们的总司令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

5月14日，张自忠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切断，日军兵力是自己的1倍半，但张自忠毫不畏惧，屡次下令冲锋。

日军屡屡受挫，奇怪这支中国军队何以如此倔强，获悉是张自忠亲自带队，15日便大举增兵，以1万兵力，分南北两路，夹击包围张自忠，以期铲除心患。

5月16日，张将军布阵十里长山，日军以飞机和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革命军阵变成一片火海。张自忠身材高大，穿着耀眼的黄呢军装，目标明显，日军更是从3个方向，用交叉火力，向他那里射击。

中午，张将军左臂中弹，但他坚持着，给第5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一份报告。然后，他告诉副官：“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

此时，日军包围圈尚有东北角一个缺口，但谁都可以突围，惟张将军是没有权力撤退的，他不能因为做逃兵而勾起公众丰富的联想，于是，他让苏联顾问和文艺兵冲出了缺口。

下午3点，张将军腰部中弹，右肩右腿被炮弹皮炸伤，只能卧地指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又中3弹，却猛然站起，被身后的日本兵射杀，另一名日本兵跑上前去，将枪托击碎他的头颅，把刺刀插进他的腹部……

这一刻，张将军知道，他绝对不再是汉奸了，他将是永远的民族英雄。

日军发现将军衣兜里的金笔刻着“张自忠”3字，大为震惊，立即列队脱帽，行军礼致敬，最后用棺木盛殓，竖起“支那大将军张自忠”灵牌。不知道日军这么做，是因为崇敬将军忠勇，还是依然像过去一样喜欢他的儒雅亲善。

蒋中正闻讯后，非常生气，他不明白为什么总司令战死，副总司令、军长、师长反倒一个也没死，不知道这仗到底是怎么打的。他哪里晓得，张自忠的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阵亡，他是在涅磐，是要用壮烈殉国告诉国人，为了民族，他可以视死如归。

张将军的尸体从日军修建的坟茔中启出，运至宜昌，停灵东山寺，数万宜昌人不期而集，悲伤之情，溢于言表。但除了痛恨日军之外，他们是否为错怪过这位忠烈感到深深的内疚？灵榇沿长江逆流送抵重庆，储奇门码头人山人海，10万人前来凭吊，而这些人，又有多少当初没骂过张自忠呢？好在这个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棺材里的人是真正的英雄，但谁为他的死承担责任呢，报社和公众舆论会一致愤怒地说，该死的日本人！

这至关重要的惨烈一死，扫荡了将军身上的所有荣誉阴霾，使张将军在所有后人、在国民党那里、在共产党那里，都成了名垂千古的民族忠烈。

5月28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葬礼，蒋中正题写“勋烈常昭”，追授他为陆军上将，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阵营战死的最高将领。

8月15日，延安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题写“尽忠报国”，使之日后成为新中国追认的“革命烈士”。

这便是张将军困居济南时所写，“必死而后能生”。从此，媒体开始专心致志地描绘张将军从小就是民族英雄，史沫特莱由震惊转为内疚，称张自忠是“有良心的将军”，大众也完全忘记了张将军曾是他们由衷唾弃的“华北特号汉奸”。

揭秘八十年代的一次美伊海战

1987年，两伊战争的袭城战发展成了袭船战。两伊对航行在波斯湾的西方油轮进行了大规模的导弹攻击。一时间，这些海上“巨无霸”纷纷中弹起火，原油外泄，滚滚黑烟笼罩了海湾上空……油轮遭袭，直接威胁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命脉。“山姆大叔”慌了手脚，在与欧洲盟国进行了紧急磋商后，美、英等国决定出兵干涉，以保护西方国家的利益。于是美国海军从1987年7月开始在波斯湾为悬挂美国国旗的油轮护航。

在两伊战争中，美国等西方国家明里暗里支持伊拉克，遏制伊朗，大批西方国家的水面舰艇云集海湾，对伊朗构成了严重威胁。伊朗方面根据敌强我弱的态势，决定不与美军正面交锋，而用隐蔽性好、难以扫除的传统海战武器——水雷，打击西方国家海军的护航舰队。

●战争导火索

1988年4月14日，美国海军第14护航舰队急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编队的急先锋是3585吨的“佩里”级导弹护卫舰“罗伯茨”号。此时，舰队正以25节的航速航行在巴林群岛东北方向120千米的海面上。突然，“轰”的一声巨响，“罗伯茨”号被高高地抛出水面，然后又重重地跌入水中。舰上顿时警报声大作，乱成一团，炝人的浓烟熏得人睁不开眼睛。“罗伯茨”号导弹护卫舰触发了一枚沉底水雷。舰体中部水下部分被炸开一个直径2.7米的大洞，海水大量涌入机舱，舰体向右倾斜，主、辅机停车，军舰失去动力。因舰艇的轮机舱、居住舱、厨房等舱室起火，滚滚黑烟遮住了半边天空，但大火很快被舰上的损管人员扑灭。4小时后，“威勃”号拖船从巴林赶来，将“罗伯茨”号拖往阿联酋的迪拜港进行修理。

4月15日，也就是“罗伯茨”号导弹驱逐舰被炸的第二天，美国海军中东联合特遣部队纠集英、法等国的7艘扫雷舰倾巢而出，在“罗伯茨”号出事海域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扫雷行动。到4月16日傍晚，多国联合扫雷舰队一共发现了5枚水雷。在蛙人对这5枚水雷一一拍照取证后，将其炸毁。这些水雷的雷体上虽未标明制造国，但扫雷专家分析了雷体上的数字编号代码后，认为这是伊朗于1987年从苏联购买的新式水雷。

消息很快就上报到白宫。美国的“全球军事指挥控制系统”的确身手不凡，从确定水雷系伊朗所布设，到报告放在里根总统的案头，还不到半个小时。当日晚7时整，里根总统就在椭圆办公桌前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副总统布什、国务卿舒尔茨、国防部长卡卢奇和参联会主席克劳海军上将等军政首脑出席会议。会议对海湾局势和美军的对策进行了讨论，里根总统指示参联会在17日制定出对伊朗的作战计划。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策划，五角大楼的军政要员终于将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方案在17日下午呈交总统。里根总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要员再次磋商后，于17日当晚亲自下达了对伊朗实施报复和武力制裁的命令。

●战争打响

1988年4月18日凌晨，巴林海军基地，透过晨雾隐约可以看到美海军中东特遣舰队水面战舰高耸的桅杆和林立的天线。突然间引掣轰鸣，美舰拔锚起航，6艘大、中型水面舰艇鱼贯而出，很快消失在雾海之中。它们奉命全速驶向距伊朗180千米的波斯湾南部海域执行打击伊军的作战任务。

编队航行至波斯湾主航道便兵分两路：由8200吨的“温赖特”巡洋舰、3585吨的“辛普森”号导弹护卫舰和3877吨的“巴格利”号导弹护卫舰组成的第一水面战斗群，向伊朗的“锡里”号石油钻井平台驶去；由1.7万吨的“特伦顿”号两栖船坞登陆舰、4500吨的“林德·麦考密克”号导弹驱逐舰和7800吨的“梅里尔”号驱逐舰组成的第二水面战斗群则向“萨桑”号石油钻井平台猛扑过去。美国海军的攻击已箭在弦上，一触即发。“锡里”和“萨桑”号石油钻井平台位于波斯湾主航道伊方一侧，距伊朗海岸较远。这两个平台并非伊朗的重要石油设施，其日产量仅为15万桶原油，占伊朗日产原油总量200万桶的7.5%。但由于它们的战略位置得天独厚（扼波斯湾主航道之交通要冲，既可作为海上雷达预警站执行中远程海上警戒任务，又可作为海上指挥控制中心，引导和指挥伊方舰船布雷，骚扰或袭击过往船只），因此成为美军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除之而后快。

9时01分，美海军第二水面战斗群已驶到“萨桑”号平台附近海域。16分钟后，随着“轰、轰”一阵阵巨响，“梅里尔”号和“麦考密克”驱逐舰的MK45127毫米主炮向钻井平台开炮轰击。9时20分，第一水面战斗群也航行到预定作战海域，美舰“辛普森”号上的军官用波斯语和英语向钻井平台多次呼叫之后，又留出10分钟时间供平台上的伊朗工作人员撤离。9时32分，第一水面战斗群中的“温赖特”巡洋舰使用127毫米舰炮对“锡里”号钻井平台进行了炮击。

10时19分，两个水面战斗群停止了炮击，海面逐渐恢复了平静。但从石油钻井平台上升起的两股浓黑的烟柱直冲云霄，在碧海蓝天的映衬下格外刺目。

10时25分，从“特伦顿”号两栖船坞登陆舰上起飞的两架舰载直升机将18名全副武装、携带大威力定时炸弹的海军陆战队员输送至“萨桑”平台上。陆战队员登上平台搜寻物证并录像后，将全部设施炸毁。由于“锡里”号平台火势太大，美军没有向其运送人员。

●战斗升温

12时15分，在距第一水面战斗群65千米的海面上空，一架AH-1J“海眼镜蛇”武装直升机正在警戒巡逻。突然，3个快速移动的目标闯入警戒范围，“海眼镜蛇”旋风般地扑了过去。海面上伊朗海军的3艘“默林”级巡逻艇也不甘示弱，高速迎着直升机驶来。只见火光一闪，一枚“吹管”单兵防空导弹从巡逻艇上蹿入天空，向美海军的“海眼镜蛇”武装直升机直扑过去。“轰”的一声巨响，直升机被打得凌空爆炸，化作一个大火球坠入了波涛滚滚的波斯湾。

12时46分，在霍尔木兹海峡西部的穆巴拉克海上油田附近，美国“威利·蒂德”号后勤支援船遭到伊朗海军“萨巴兰”号导弹护卫舰的袭击，舰上伤亡惨重。

13时01分，美伊冲突达到了一个高潮，伊朗海军的精英倾巢出动，被誉为“伊斯兰海上弯刀”的“约尚”号导弹艇驶出了基地。“约尚”号是伊朗向法国购买的“女勇士”Ⅱ级导弹艇（排水量200吨，装载8枚美制“鱼叉”反舰导弹），是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型导弹艇。

在岸基雷达的引导下，“约尚”号很快发现了美军“温赖特”号导弹巡洋舰，随即以35节的速度直扑美舰。与此同时，“温赖特”号的对海搜索雷达也锁定了高速驶来的伊朗导弹艇。“温赖特”号在“约尚”号驶至距本舰20千米时发出严重警告，低沉的无线电呼叫使波斯湾上空紧张的空气就要爆炸了。

13时15分，在飞溅的浪花中一枚“鱼叉”反舰导弹拖着明亮的尾焰飞离“约尚”号，直扑“温赖特”号。“温赖特”号一边作蛇形机动规避，一边发射箔条干扰弹，干扰弹爆炸后的白色烟雾形成了一条远离美舰的弧线。飞奔而来的“鱼叉”追逐着弧线的末端，一头扎入了海里，“温赖特”号化险为夷……

冲突急剧升温，第一水面战斗群的“辛普森”号驱逐舰见情况危急，急忙全速赶来，插到“约尚”号和“温赖特”号之间，并迅速用舰首的MK-13型单臂式导弹发射装置瞄准了伊军导弹艇。几秒钟后，一枚“标准”——l型导弹呼啸着扑向“约尚”号。倾刻之间，海面上泛起一片火光，“约尚”号中弹起火爆炸，“约尚”号的15名艇员葬身于火海之中，其余29人弃艇跳海逃生。

伊朗方面得知“约尚”号被击沉的消息，恼羞成怒，出动空军空袭美舰。13时52分，两架伊朗空军的美制F-4D“鬼怪”式战斗轰炸机、一架P-3C“猎户座”反潜巡逻机和一架携带了“鱼叉”空对舰导弹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飞临了战区上空，两架“鬼怪”式战斗机降低高度，呼啸着向美舰俯冲，发出刺耳的轰鸣声。海面上美舰排列成防空编队，“温赖特”号导弹巡洋舰立即向伊军战机发射了两枚“标准”SM-1型中程舰对空导弹。在蓝天的映衬下，导弹的白色航迹格外醒目。伊军飞行员看到飞来的防空导弹后大惊失色，立刻调转机头高速返航，转眼逃离了美舰对空警戒雷达的监视范围。

●伊军损失惨重

美、伊的交锋已进入了白热化状态，14时26分，伊朗海军的两架法制“海豚”直升机对位于穆巴拉克海上油田的巴拿马“斯坎湾”石油钻井平台进行了袭击。“海豚”直升机用“九头蛇”航空火箭弹攻击了钻井平台，正在该平台上作业的15名美籍工人没有死亡，但钻井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并引发了大火。几分钟后，从位于阿拉伯海的美海军核动力航母“企业”号上起飞的4架A-6E“入侵者”舰载攻击机飞抵油田上空，准备对伊“海豚”直升机进行攻击。“海豚”直升机见势不妙，赶忙降低高度，贴着海面飞走了。这时，3艘伊海军的“夸赫”级巡逻艇急速驶来，企图继续打击“斯坎湾”石油钻井平台。美机发现后，立即盘旋跟踪，1268号A-6E攻击机迅速降低高度，向冲在最前面的那艘巡逻艇投掷了4枚“石眼”集束炸弹。从天而降的“石眼”炸弹，突然抛洒出几百枚小子弹，准确地铺盖了伊朗巡逻艇，将其炸沉。后面的两艘巡逻艇见到前方一片火海，只好调头返航高速撤离。

16时，夕阳将波斯湾的海面照得碧波鳞鳞，隐藏在霍尔木兹海峡西侧格什姆岛附近海域的伊朗海军的英制“沃斯珀”——5型导弹护卫舰“萨汉德”号终于发现了在晚霞余辉映照下的美国海军的“威廉斯”水面战斗群！卡萨尔舰长立即拉响了战斗警报，舰载对海搜索雷达立即锁定了美舰。“萨汉德”号调转舰首，将舷侧的导弹发射筒对准了美舰。16时21分，“萨汉德”号向美舰发射了一枚“鱼叉”反舰导弹，由于受到美舰的干扰，“鱼叉”这次又扑了空，一头扎进大海。美军随即发现了“萨汉德”号。16时34分，美“入侵者”攻击机的双机编队扑向“萨汉德”号。只见1274号A-6E的机翼下火光一闪，一枚“鱼叉”空舰导弹飞向伊舰。两架“入侵者”继续接近目标，1273号A-6E又将一枚450公斤的“跳跃者”Ⅱ型激光制导炸弹投向“萨汉德”号，伊舰命中两弹，遭受重创。

16时43分，美海军的“威廉斯”水面战斗群中的“斯特劳斯”号导弹驱逐舰脱离编队，高速驶向“萨汉德”号。此时“萨汉德”号上的伊军官兵正在奋力灭火。瞬间，“斯特劳斯”号发射的一枚“鱼叉”导弹在空中画出一个优美的弧线，直追地平线上的“萨汉德”号。“萨汉德”号又被击中了。17时06分，伊朗舰队的主力战舰“萨汉德”号护卫舰已是千疮百孔，主辅机停车，舱内海水涌入，舰面建筑全部被大火吞噬，一片焦黑。舰体向右舷大角度倾斜，漂泊在海面上随波逐流。卡萨尔舰长见大势已去，遂下令弃舰，舰员乘救生艇弃舰而逃。“萨汉德”号于当夜21点11分沉没于霍尔木兹海峡。

18时17分，夜幕即将笼罩波斯湾波涛万倾的海面，伊海军的另一艘主力舰——“萨巴兰”号导弹护卫舰已隐蔽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出口附近的拉腊克岛南部海域。这时美海军的“入侵者”攻击机编队从不远处的天空呼啸掠过。“萨巴兰”号导弹护卫舰立即向A-6E攻击机发射了4枚英制“海猫”点防御舰空导弹，由于距离较远，舰空导弹未能击落“入侵者”。“萨巴兰”号的舰长沙哈尼海军上校正叹息不止时，雷达兵报告，发现美军水面舰艇编队！沙哈尼舰长顿时情绪高涨，认定复仇的时机已到，在他发出一连串的指令后，两枚“鱼叉”舰对舰导弹带着复仇的烈焰先后腾空而起，直扑美军“威廉斯”水面战斗群。但在美舰强烈的电子干扰下，这两枚“鱼叉”导弹又晕头转向，飞得无影无踪。

然而，灾祸降临了，沙哈尼舰长听到了喷气式战斗轰炸机发出的尖锐的轰鸣声，他透过舰窗向天空望去，只见4架“入侵者”攻击机已经飞临上空，他刚想发出防空作战的命令，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沙哈尼舰长眼前一黑……原来“入侵者”攻击机向“萨巴兰”号投掷了一枚“铺路石”——Ⅱ型激光制导炸弹，炸弹命中了舰桥，“萨巴兰”号受到重创，舰长等军官当场身亡。

●尾声

这时时钟指针已过20时，波斯湾已是漆黑一片，远处油轮的航行灯发出的幽暗光线，像飘动的鬼火。美、伊两国的海空激战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持续了近10个小时，美军中东特混舰队逐渐占了上风。旗舰“斯坦德利”号巡洋舰上，舰队司令艾伦少将踌躇满志，对战果颇为满意，正准备命令“威廉斯”水面战斗群对伊军发起夜间攻击。

这时，桌面上直拨五角大楼的卫星电话响了，艾伦司令拿起了话筒，海军作战部长马兹上将低沉的声音传来：“是艾伦司令吗？是结束战斗的时候了。”艾伦司令默默地放下电话，沉思了片刻后下达命令：“立即停止攻击，保持高度戒备。”艾伦海军少将的指令通过数据链瞬间就从旗舰传遍整个舰队，攻击行动戛然而止。这时，伊朗海军的“萨巴兰”号导弹护卫舰已是弹痕累累，舰尾开始下沉。在海风的吹拂下，明亮的火焰越燃越旺，映红了波斯湾漆黑的夜空。伊朗海军的两艘拖船急驰而来，扑灭了“萨巴兰”号上的大火，并趁黑将其拖回阿巴斯港海军基地。白天惊心动魄的海空激战结束了，波斯湾的子夜又恢复了往日的沉静。海风拂煦，海浪轻拍，夜越来越深了，但美海军的水面战斗群仍像海幽灵一样，徘徊在波斯湾海面上。

西沙自卫反击战

1974年1月19日，人民海军对入侵西沙群岛的南越军舰进行自卫反击，击沉敌护卫舰一艘，击伤敌驱逐舰三艘，毙伤敌100余人。

这场以劣胜优的海战，已经成为指导我军海上作战的经典战例。

1、1951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声明：西沙群岛一向是中国领土

中国四大群岛之一的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200多海里，西临越南，东靠菲律宾，是亚洲东北部通往东南亚的必航之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汉武帝时期，中国人就开发了西沙群岛。1951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声明：西沙群岛一向是中国领土。

1956年5月，南越当局提出西沙和南沙群岛归他们所有，并派军队进行非法侵占，在部分岛屿上构筑阵地，还竖起所谓的主权碑。对此，中国政府再次声明西沙群岛是中国领土。

1973年9月，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10多个岛屿被南越当局划进所谓的越南版图。

1974年1月，南越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派出一艘驱逐舰和三艘护卫舰侵入西沙永乐群岛海域。

2、1974年1月17日，南越侵占了金银岛和甘泉岛

1974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重申中国对西沙群岛等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决不允许任何人侵犯。

1月14日，海军南海舰队指示榆林基地在春节前巡逻西沙，为渔民护航。主持工作的榆林基地副司令员魏鸣森提出：猎潜艇大连号已退出现役，还有两艘猎潜舰正在大修，小艇出海困难，建议派兄弟编队去。

1月15日13时，南越军舰骚扰我在甘泉岛附近正常生产的渔轮，并炮击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甘泉岛。

1月16日，海军南海舰队指示：西沙情况紧急，调兄弟舰队已经来不及，由魏鸣森任海上编队指挥员，照以前指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打第一枪。如敌人进攻，坚决自卫还击。19时37分，两艘刚刚抢修出厂的轻型猎潜艇出发，驶入西沙海域。

1月17日，南越军队侵占了金银岛和甘泉岛。

3、总的方针是：后发制人，政治上争取主动，既要寸土必争，又不使战争扩大

1月17日深夜，周恩来打电话问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李力，电话中有关西沙的细节说，西沙可能引发一场战争，这个问题很大，需请示毛主席定。1月18日20时，周恩来召开作战会议，总的方针是：后发制人，政治上争取主动，既要寸土必争，又不使战争扩大。

已经到达西沙的魏鸣森在艇上召集紧急战备会议，转入战时状态。1月17日太阳快落入水平面时，人民海军舰艇发现前方8海里处有一艘南越的美式驱逐舰。舰艇立即减速，并发出战斗警报。南越军舰的排水量为2600吨，是我军轻型猎潜艇的10倍。它打出灯光信号：我们是在越南共和国领海巡逻，你舰离开。我猎潜艇也打出灯光信号：自古西沙就是中国领土，你立即离开！

1月18日凌晨3时，从情报中得知南越军舰准备当天拂晓前强行登陆晋卿岛。南越军舰总吨位在6000吨左右，装备有127毫米口径以下的火炮约50门。我军虽然也是四艘军舰，但总吨位才1600吨，火炮数量少，口径也小，又处于被动的内线阵位。但小也有小的好处，机动灵活。魏鸣森运用近战原则，贴上去，钻到敌舰火炮的死角，敌舰就只能乖乖挨打了。最终我们的小艇取得胜利，将五星红旗插到岛的最高处。时近黄昏，又有三艘南越军舰全速向西沙开来，对我的灯光信号和喊话置之不理。双方编队相距100米，面对面地“站”了好长时间。

1月19日一大早，四艘南越军舰分左右两群又来了。5时40分，周恩来再次给总参作战部打电话，看来西沙情况发展很快，恐怕今天就有打起来的可能，原计划调动的兵力不一定来得及了。中央研究决定，由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六人组成领导小组，叶剑英、邓小平负责，代表党中央到总参作战部指挥西沙海战。

周恩来的电话刚放下，邓小平、叶剑英等就到了总参作战部值班室。副总长向仲华、海军副司令员孔照年、空军副司令员张积慧也来了。

此时，邓小平经毛泽东提议刚刚复出，1974年1月5日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是他停职7年后指挥的第一个重大军事行动。邓小平第一句话就说，先把情况汇报一下。然后说，要首先明确一下指挥关系，陆海空参战部队由广州军区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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