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毅峰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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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蒙医学基础理论试读：
前言
医学于世，有东西之别，西方医学以古希腊罗马经验医学为基础，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而经历了近代的实验医学，到现代的微观医学。它从大体解剖的生理病理实验，到显微镜的发明与应用，直至现代分子量子化的研究，和电子、激光、电脑三维定位等尖端科学方法的介入，使西方现代医学在微观细化中迅速发展。这与通过生理现象和大体解剖实验，研究人体的生理器官、以佐证人体的生理功能；通过治病疗效，研究人体的病理变化、确定疾病预后的东方传统医学的蒙医学，在研究方法上是显然不同的。但蒙医从整体出发，通过现象看本质，以辨证施治的医学精髓是现代医学无可比拟的，几千年的历练实践，使传统蒙医在宏观实效中求得生存，且生生不息而独放异彩。为蒙古族人民的繁衍生息，身体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
蒙医学是东方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而独具特色，医之前贤与蒙医同道为蒙医学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作者从事蒙药临床应用十几年，时常被蒙药神奇而独有的疗效所震撼。同时也常因蒙医药理论学说不同，翻译说法不一，难以是从而沮丧懊恼不已。于是乎！多方投师求教，反复听解2007年版大学教材《蒙医学基础理论》，对通辽、乌兰、阜新及库伦等各大蒙药厂的蒙药说明，名词解释进行比对，潜研《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大系》中，布仁达来老师的蒙医基础理论部分及琪格其图老师的《现代蒙医学》，感悟颇深。瑰宝之蒙医，走向世界，应首先面向祖国，在我们这个以汉族语言为主的泱泱大国，现代而通俗易懂的蒙医药汉语书籍的普及显得尤为重要，且势在必行。
作者幸得当地名老蒙医主任医师韩志民和对蒙医颇有研究的名老西医主任医师董凌志两位长辈老师的指导教诲。妻子、弟弟、女儿继《董氏穴位割治截根疗法》《师传望诊歌诀》《中药斗谱》之后，再次组合分工，历经五载，编纂了这本《当代蒙医学基础理论》。与前三部书籍所不同的是，在内蒙古蒙药集团从事蒙药推广工作的弟弟力锋的参与，为编写参考资料提供了保证。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刘新洋老师和北京光大永明集团从事现代汉语研究的马旭东老师的加入，为该书的中医理论论证，汉语语言加工提供了逻辑保证。
该书以蒙文版大学教材《蒙医学基础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大系》中，布仁达来老师的蒙医基础理论部分及琪格其图老师的《现代蒙医学》为基础，以知识现代，语言通俗为基准，参合传统医学中最全面而系统完整的现代中医理论和人们最容易接受的现代西医理论，尽量杜绝刻意区分医学类别的写作弊端而取长补短，补偏救弊，在第5版大学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主体框架模式下。充分运用直观明了的现代医学的人体组织器官和疾病名称及生理病理指数为事实依据，用宏观灵活而充分的中医理论来阐述论证，对蒙医基础理论进行解读和诠释，使蒙医基础理论，深入浅出，既直观明了，容易接受；又宏观灵活，理论充分。且又不失蒙医基础理论之特色，另外全书整体写作，还尽量避免引经据典及蒙语音释名词语句，以减少经典语句和音释名词语句的难解难释现象，重点突出现代汉语对《当代蒙医学基础理论》的逻辑性、哲理化的论述阐释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使《当代蒙医学基础理论》一书，系统连贯、完整统一且通俗易通，适宜人群广泛而便于传承光大。另外，《当代蒙医学基础理论》一书以琪格其图老师主编的《现代蒙医学》中的“蒙医发展概略”作为绪论的主要内容开篇；以《中国蒙古学文库》中的“总论”部分作为附录压轴，以便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蒙古民族的医学发展和蒙古民族的渊源与发展。
该书在整个编写过程中，由于汉语蒙医参考资料的相对匮乏，和自己蒙语听辨与阅读蒙语书籍能力的缺失，步步坎坷，特别是2013年编写指导思想遭到诸多质疑和获悉国内蒙医从业人员现状而得自行出版且难以销售推广时，写作意志几乎丧失而言放弃，是所有家人的鼓励和妻子的提议，应当地卫生局领导委派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蒙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专家培训班。班上国际蒙医医院杭盖巴特尔老师“蒙西医结合发展蒙医的同曲见解论述”，依据性地坚定了我完成写作的决心，为此，借书籍出版之际向杭盖巴特尔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同时衷心希望广大读者对书中不足、不妥之处予以指正，以便使《当代蒙医学基础理论》更加完善而以励再版。董毅峰2015年3月10日第一章 绪论
蒙医药学历史悠久几千年，是蒙族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极其丰富的医疗经验总结，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蒙医药传统医疗实践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部分藏族医学理论和部分印度医学理论为基础，结合完善的中医学基础理论和微观的现代西医学中的人体生理指数、病理名称等基础理论，在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的影响指导下，通过长期的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为独特的民族医学理论体系。为蒙古族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保健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第一节 蒙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蒙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的一门科学，它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蒙医学的理论体系受到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以特有的人体三要素学说为主体，突出了整体观念的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和七元三秽的生理、病理为基础，突出了辨证论治的诊疗特点。是我国民族医学中独具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蒙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元、明两朝，成熟于清朝，发展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萌芽时期
人类的历史是不断与自然界，与疾病做斗争的历史。因此，有了人类就有了医疗活动。蒙医学的萌芽是与蒙古民族起源紧密相连的。自古以来，我国北方地区，大漠南北是蒙古人及其先民有关的诸部落的活动场所。大约公元前5世纪至3世纪，这里出现了匈奴、东胡等游牧部落，东胡“在匈奴东，故曰东胡”。由于还处在原始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各部落过着“俗随水草，居无常处”的游牧生活。匈奴的首领冒顿取得政权后，出兵兼并东胡，统一了大漠南北。第一次把游牧在这块草原上的不同族源，不同发展水平的各部置于一个奴隶制政权之下，成为统一的匈奴族。公元1世纪末，匈奴分裂，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入塞，接着鲜卑贵族主宰蒙古草原，柔然等也先后兴起。公元6世纪，突厥奴隶主政权又控制了大漠南北。
蒙古部出自东胡，原是这些部落和部族中的一个较小部落。《旧唐书》称作“蒙兀室韦”，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以南的山林地带。约8世纪中叶，西迁至克尔伦河、斡难河沿岸及肯特山一带，尔后经过400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强大起来。13世纪初，成吉思汗为首的新兴封建势力将蒙古草原的十几个大大小小的部落统一起来，结束了各部落兴衰、更替的历史，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民族。可以说，蒙古民族是自古以来活动在蒙古高原上的各部族和部落的大集成。
在统一的蒙古民族形成前，在蒙古草原上生活的部落和部族的经济是以游牧为主，狩猎为副，还有一定程度上能自给的原始手工业。他们在远古时期艰苦的自然环境中，在与疾病做斗争的长期实践中也积累了一定的、适合于当时这种经济、文化和生活习俗、气候条件及地理环境的初级医药卫生知识。据考古学者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头道洼发现的医用“砭石”，可知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居住在这里的先民已经掌握了针刺疗法。在今伊克昭盟达拉特旗树林台发现一支青铜针，据考证是公元前11世纪至前3世纪文物，表明这一时期不仅医疗工具有了改进，而且人们已经懂得采用放血疗法治疗某些疾病。
蒙古包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匈奴和北方其他游牧部落就居住在有哈纳（墙壁）、有盖顶的毡房里，《汉书》称之为“穹庐”。在东汉的史籍里，匈奴、乌桓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居住蒙古包不仅能防寒，而且最适合于游牧生活。因此蒙古包对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同大自然做斗争，保护健康，休养生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自从有了火之后，北方各部落不仅将其用于取暖，熟食，而且还用其火烤身体某一部位来治疗疾病。秦汉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证明灸法历史亦相当久远。
在远古时代，人们是以野草、野果和动物肉等为食物。他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吃用某些草根、树皮则引起中毒、吐泻、疼痛，甚至危及生命。而另一些野草、野果则有解毒或治疗效果，因而积累了不少药物方面的知识。有些还传入内地，对中医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如公元7世纪成书的《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的“匈奴露宿丸”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按道理，药物知识丰富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产生药方，因此匈奴人能够制成这种药方，表明他们药物知识的积累程度及历史长短。
蒙古族在古代的宗教信仰是萨满教。萨满教巫觋的专职是跳神，但也掌握了当时北方游牧部落的一些医药技术，具备了一套治疗外伤的特殊方法。所以萨满教巫师经常给人看病治伤。如西汉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苏武出使匈奴，事毕被扣留，匈奴单于多方威逼诱降，苏武持节不屈，曾引佩刀自刎。匈奴医人用掘地为坑、内置温火、覆苏武其上，并轻轻击打其背以去瘀血的急救方法，半日使其苏醒。这段记载说明2000多年前的急救技术的成熟程度。
总之，公元12、13世纪统一的蒙古民族形成之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蒙古人及其先民创造和积累了适合于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俗的各种医疗方法和卫生保健知识。这是古代蒙古民族传统医药的萌芽和积累经验阶段。二、形成时期
到了公元10世纪，蒙古族部落逐渐强盛起来。12世纪末、13世纪初，成吉思汗为首的新兴封建势力统一了蒙古草原上的各部落，1206年成立了蒙古帝国，从而结束了历史的蒙古各部落此兴彼衰、相互更替的混乱局面，形成了统一的蒙古民族，进入了封建社会。在这个时期，随着蒙古民族与汉、藏、回鹘、西域等兄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加，蒙古民族的经济支柱产业——畜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部分地区也开始有农业，出现了农牧并举经营的情况，手工业也较前有很大进步，蒙古文字正在此时创造，并得以推广。这些都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元朝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医药事业，采取了蒙医与汉医并重发展的政策。当时汉族医学已经处于较成熟阶段，理论完善，疗效好，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亦较大。所以元朝承袭唐宋时期医疗制度，建立太医院、御药院等机构专管医药事务。也引进阿拉伯医学，建立“广惠司”和“回回药物院”，用阿拉伯医生配制的药物为京都守护人员治病。此时汉医到北方地区服务也是经常之事，有的汉医处于被动服务，如随军戍边的医生，或战争被虏在管制下的医生之类，多数还是出于主动自愿的，如应召去效力，或被邀传授经验和临证会诊等。不仅如此，蒙古族人民也积极学习、使用汉医，力争用汉医学理论武装自己。所以有的人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为汉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元代医生忽公泰学习、运用汉医学针灸术，著有《金兰循经取穴图解》一书。图穆苏于泰定年间（1324—1328）曾任建昌太守，他编撰的《瑞竹堂经验方》一书，记载了不少珍贵药方。忽思慧于仁宗延祐年间（1314—1330）任宫廷饮饮膳太医，他的《饮膳正要》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饮食疗法的专著。《圣济总录》是一部理论与临床具备的汉医学全书。在元朝时期不仅将这部在内地“只闻其名，不得一见”的巨著进行梓版刊行，广为传播，而且还作为考试及医生的必读课本而被重视。这些均说明祖国大家庭中的各民族文化交流及互相影响的状况，也说明蒙古族人民在吸收汉族医药文化，使其与自身传统医药知识有机结合，创立自己民族的传统医药文化的努力情形。但是元朝统治未能持续太长时间，退回蒙古高原，成立北元政权后，不仅与明朝政府长期处于对峙状态，而且连年征战，内讧加剧，四分五裂，而此这一进程未能继续。
13世纪以后，蒙古传统医药知识比以往有了明显提高，内容愈加丰富，尤其是骨伤外科方面积累了相当经验。由于蒙古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骑马、射箭、狩猎以及长期的征战过程中，跌打损伤是常见之病，故而处理骨伤外科的技术日益提高。如“旺德尔头部受了伤，铁木真亲自上药，叫他在家养伤……”说明当时已经有了战伤外科专用药物。在伤口流血不止的情况下还用烙治法进行止血，这在现代医学中也是常用之术，然而当时已经熟悉此术。《蒙古秘史》记载“因斡（窝）阔台颈上中箭，孛罗忽（勒）将凝住的血咂去，成吉思汗见了，潸然泪下，心里难忍了，便用火将窝阔台的箭疮烙了，就与些止渴的物教吃……。此术不仅解决伤口出血，更重要的是消毒伤口、防止感染的一种有效方法。为了外伤治疗的需要，蒙古医学13世纪或更早时期就注意解剖学知识。如：1263年蒙古军队同南宋军队的一次战役中，“宋兵大败，匣刺亦被三创，镞中左肩不得出。钦察惜其骁勇，取死囚二人，刲其肩，视骨节深浅，知可出，凿创拔镞出之，匣刺神色不动”（《新元史·赵匣刺传》）。说明蒙古人当时已在进行局部解剖，注意这方面的知识积累。
随着战争的扩大、延续，急救医学也在不断地丰富，其中有些急救法奇特且有趣，如牛腹浸热血急救法。据《新元史·布智儿传》记载“布智儿从征回回、斡罗斯等国，每临敌必力战，尝身中数矢，太祖亲视之，令人拔其矢，流血闷仆几绝，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布智儿于牛腹，浸热中移时遂苏”和《元史·谢仲温传》记“从攻西京，睦欢力战先登，连中三矢，仆城下。太宗见而怜之，命军校拔其矢，缚牛，刳其肠，裸而纳诸牛腹中，良久乃苏”，表明此法在抢救危急伤员时经常应用且疗效可靠。
药物及其方剂是人类防病治病的主要武器，也是蒙古医学必不可少的内容。12、13世纪以后，蒙古族人民对其有了进一步认识。他们采集和利用蒙古草原、沙漠及大森林中的动植物药材，因此被当时的人们誉为“蒙古药”而闻名于四海。据拉施特《史集》记载，游牧在鄂毕河流域的“兀刺速惕、帖良古惕和客思的迷等这些蒙古部落的人，不但熟悉蒙古药剂，并以蒙古疗法医病之事，颇有盛名”。拉施特的此话显然是指12、13世纪蒙古草原未进入统一民族前的事情。14世纪上半叶忽思慧编著的《饮膳正要》对蒙古药也有一定程度的总结与整理。忽思慧是元朝宫廷的一位蒙古族饮膳太医，兼通蒙汉两种医学。他从饮食疗法角度出发，对蒙古民族特有的食疗药膳所作的研究尤其突出。如蒙古人认为主要红食的“羊肉味甘大热无毒主暖中头风大风汗出虚劳寒冷补中益气”，其“米哈讷关列孙（指羊肉汤）治五劳七伤藏气虚冷常服补中益气”；驼乳“性温味甘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阿刺吉酒（指回锅奶酒）“味甘辣大热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或阿刺吉”；沙吉木儿（指蔓菁根）“味甘平无毒温中益气去心腹冷痛”等。对少数蒙药材膏的制作也有较具体描述，如蒙药赤赤哈纳（指沙棘）可“用银或石器熬成膏”等。看来忽思慧不仅大量研究了汉族传统医学，而且对蒙医学营养及药学也有丰富的知识。我们暂时不能肯定《饮膳正要》上记载的石榴、甘草、五味子、草果、荜茇、良姜、干姜、茴香等是蒙药学的一种总结整理，毕竟也是蒙医常用药材。尤其是至今中医等其他传统医学不怎么用，而蒙医常用的羊肉汤、驼乳、沙棘等在《饮膳正要》中的记载详细，足以说明当时蒙古族人民对药材的认识程度。
从以上这些历史记载看，12世纪以前蒙古传统医学已经有了丰富的积累，并有了初步的医学理论，这就是巴·吉格木德先生在《蒙古医学简史》中提出的“寒热理论”。寒热理论是蒙古医学中的总纲性学说，以寒治热，以热治寒的原则至今仍在指导着蒙医临床。由于蒙古民族文字形成得较晚，且应用不够广泛，加上蒙古民族人口少，经济落后，常年分散在广大草原上进行游牧生活，并且封建王朝连年征战，内讧频发，社会极不稳定，缺乏著书立说的条件。《饮膳正要》虽然出自元朝蒙古学者之手，但从内容看总体上仍属汉医学古籍。我们觉得这些因素导致了迄今为止，大家仍找不到一份正确反映当时蒙医药学情况的古籍文献。然而从《饮膳正要》上的羊肉汤、驼乳、回锅奶酒、蔓菁根、沙棘的认识以及其他史籍上的零星记载，仍可以得出，当时蒙古人将疾病大体上分寒热两种证候，将动植物药材及治疗术、饮膳等也相应分热寒两大类，形成了以热克寒，以寒克热的基本的理论性概念。这种寒热对立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符合马列主义哲学观，是有无限生命力的。这为16世纪以后的蒙医学理论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所以我们认为16世纪以前蒙古传统医学已经有了一定的临床与初级的理论知识，可以说蒙古医学的雏形已经形成。三、成熟时期
藏传佛教真正传入蒙古地区，影响蒙古广大人民是16世纪下半叶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元朝时代曾经藏传佛教萨迦派（红教）兴盛一时，但随元朝政权对全中国的统治结束而衰落下去。况且它的影响，在当时还只停留在统治阶级上层，广大民众基本未接触，所以藏传佛教的第一次传入未能形成气候。15、16世纪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黄教），在西藏地区迅速发展起来。1578年北元时期的阿勒坦汗出于安抚臣民，保证汗位的需要，迎请黄教首领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来蒙古地区传教开始，藏传佛教第二次兴盛于大漠南北。此次传入声势很大，随阿勒坦汗之后喀尔喀的阿巴岱等蒙古可汗先后皈依黄教，鼓吹黄教，在自己领地弘扬黄教。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格鲁派以它改革后全新的姿态，迅速征服了蒙古各部，致使蒙古各地寺庙林立，僧众遍地，黄教代替了萨满教，深深植根于蒙古土地上。
黄教的兴盛影响了蒙古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蒙古民族传统医学也不例外。随着黄教众多经典著作的传播，古老的藏族传统医药著作也在此时大量涌入蒙古地区，这对于略显雏形的蒙古民族传统医药学犹如雪中送炭，影响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为蒙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与成熟提供了极好的机遇。那些深居寺院，身披袈裟，口诵经文的蒙古族喇嘛，不仅努力修习佛教各种经文，而且还以崇敬的心情认真学习与研究这些传来的藏医学著作，起初用藏文藏语进行学习，后来到18世纪中叶，其中的有些重要著作被译成蒙古文，用木刻版印刷以后也可以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学习、研究。与此同时，这些学习、研究藏医学著作的喇嘛们，多数也在本地区内开始了看病行医的行当。他们将传统蒙医学总纲性的寒热理论与《四部医典》中的“三素七元”等理论同时应用于临床，结合于实践，创造性的发挥于蒙古高原人民的防病治病事业中。1.藏医学传入蒙古地区的初期
藏医学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传统医药学，它的奠基之作《四部医典》成书于公元8世纪，它是藏民族传统医药知识与古印度医学精华及中医学部分内容熔于一体的综合性医学巨著。内容从藏医学基础理论、药物、方剂到临床各科无所不包。《门阿兰塔布》则是17世纪末期杰作，虽然成书年代较晚，但在临床学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堪称《四部医典》之后藏医学又一部经典著作而备受蒙医学术界的重视，所以早在250年前，18世纪中叶就与《四部医典》一起即被译成蒙古文广泛传播。《兰琉璃》《祖先口述》等藏医学名著也在蒙古地区颇有影响。
大约15、16世纪前后，西藏地区医学界，在如何理解和解释《四部医典》问题上出现了强巴派与舒卡派两种学术观点。后者认为《四部医典》流传到15世纪，其内容经医家的注疏与减删，已经有失原意，因此极力主张恢复《四部医典》原貌。在这一学术流派中舒卡·洛珠给布作用最大，影响最深。他所编著的《祖先口述》一书，不仅申明了《四部医典》原义，又尖锐抨击了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错误观点，尤其抓住强巴派错误解释，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驳。所以16世纪以后藏医学术基本上处于舒卡派的一统天下局面。对此第司·桑吉嘉措（达赖属下最高行政官员）对舒卡·洛珠给布的大力赞扬起了重要作用。他所编著的号称《四部医典》标准注释本的《兰琉璃》，曾多次反复引用《祖先口述》有关段落，以证明《兰琉璃》的依据和正确。藏医学传入蒙古地区正值舒卡派观点统治天下之时。因而以上两著作也与《四部医典》《门阿兰塔布》一同成了蒙医学术界必读之物，蒙医学术界也因此处于舒卡派学术观点的影响之下。
蒙古方面，14世纪末汗廷迁出中原地区，移居蒙古高原，形成北元政权后，内讧加剧，汗位继承权的斗争接连不断。其间虽然出现过暂短的达延汗时期的统一，但总体上是各据一方，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很难有安定的生活环境。加上与明朝的长期对峙以及后来的努尔哈赤后金政权的不断进攻、骚扰，所以一直到17世纪上半叶为止，没有条件从事科学研究。蒙古传统医学基本处于停顿状态，没有什么进展，或者说是藏医学传入后需要一个学习、吸收阶段。1635年漠南蒙古归顺后金，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清朝统治喀尔喀开始，大漠南北的蒙古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及与明、清两个朝廷的长期战争才告结束，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这对蒙古社会各个方面全面进步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蒙医也从此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2.蒙古医学的黄金期
公元17世纪下半叶，清朝统一漠南、漠北全体蒙古民族，并入关，建都于北京之后，蒙古医学进入了黄金阶段，自理论到临床都有了飞速发展。此前蒙古社会已全面接受了黄教，清朝的统治更加促进了这一进程。清朝政府为了利用黄教，统治蒙古族人民，采取了各种利于发展黄教的政策，从而使黄教在蒙古地区的发展更加迅猛。据统计，顺治至乾隆年间，蒙古地区大小庙宇已经达2000余座，喇嘛人数达30多万人。黄教的很多著名寺院，如：瑞应寺、多伦诺尔庙、贝子庙、大库伦、玛拉沁庙、延福寺、塔尔寺、拉卜楞寺、固尔扎、海努等庙宇均设有各类学部，类似宗教高等学府。喇嘛们通过寺院教育，学到了佛教哲学、语言、文学、天文、历算及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为他们全面推动蒙古民族科技、文化事业打下了基础。
满巴拉仓（医学部）是寺院各类学部中的最重要、最为有名的一部，培养了很多著名的喇嘛医生。据资料记载，在清代先后出现了上百名医，尤其18、19世纪是名医辈出的年代。这些名医大部分既是佛学家，又是医学家。他们认真学习，努力实践，深入研究藏医学及蒙古传统医学，在蒙医学的系统化、正规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文献、理论上作出了贡献，有些人在药物及方剂学的民族化、地方化方面取得了成绩，更有些人长期深入临床第一线，在实践中丰富自己，积累经验，有创造性的极佳表现。所以18、19世纪时蒙古医学的黄金发展时期，它使蒙古医学走上了成熟之路。3.理论研究与文献整理
黄教的传入带来了藏医学基础理论。在此前，正如前面已提及的那样，在蒙古地区已经有了总纲性的寒热理论。虽然我们至今还未见到系统阐述“寒热理论”的文献书籍，但是从《饮膳正要》《蒙古秘史》《史集》等有关古籍的散在性记载中，我们了解到当时蒙古族人民当中已经形成了“以热治寒，以寒治热”的观点，这是毋庸置疑的。藏医《四部医典》的到来则是锦上添花。当时蒙古族医学家均是喇嘛出身，黄教的忠实信徒。他们在寺院，学的是佛学教义，对《四部医典》是上帝佛祖赐予人类的医药知识，应该不加区别地，原原本本地学习、吸收和传播的认识坚定不移。所以作为蒙古医学队伍的主流部分受到印藏医学“三素七元三秽”等理论的有力冲击，可以说几乎达到了放弃固有的“寒热理论”而全盘接受印藏医学理论的程度，幸亏藏医学也有寒热理论。因为宗教的原因，这种狂热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可避免。这些蒙古族医学家们一边学习，使用藏医学，一边也为弘扬蒙医学而奋斗。
17世纪下半叶，被誉为“第一圣医”的罗布桑丹金扎拉仓在蒙古地区率先兴办了满巴拉仓式蒙医学校，将从西藏地区学来的藏医学知识传授给学员，以图培养人才，扩大队伍，提高蒙医学术水平。罗布桑丹金扎拉仓（1639—1704年）系喀尔喀籍蒙古人，从小进庙当喇嘛，学习文化和佛学知识，18岁前往拉萨、日喀则等地修习大小五明学20余载，大约40岁左右返回家乡。他为黄教的兴盛奋斗了终身，是一位著名的佛学家、医学家。他为了教学的需要，重新版印刷《四部医典》，同时也自编了几部医学著作，试用或参考于教学。他编著的医籍共5部，即《医学本续诠释明灯》《疾病分类明鉴》《甘露溅滴》《二十五味方剂集》《泻法、祛寒法及接骨法大全》，均用藏文编写，木刻版印刷，收载于他的全集中。除《甘露溅滴》之外，其余4部均是理论性研究成果。《甘露溅滴》则是一部简明临床手册式著作，是著作多年临床工作的总结。
龙日格丹达尔（1842—1915年）是又一位喀尔喀籍著名蒙医学家，曾在大库伦荣获“满仁巴”学位，并被誉为“敖特奇”（医圣）的大名医，一生从事医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他共编著4部著作。《诃子珠串》《塔教得》两部是《四部医典》的藏文注释本，前者属名词术语解释词典，书将《四部医典》中的难字、疑句、怪词、秘语做了全面、系统的解释（民族出版社于1986年铅印出版）。后者是问答方式编著的《四部医典》内容注解，由于编写的体例独特，内容深广，受到蒙医界的广泛关注，遗憾的是这本名著至今我们只见其残篇片页，未见其全貌。《金色串珠》是藏医另一部名著《门阿兰塔布》的名词术语注释，同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龙氏第4部著作《医学史琉璃鉴》，是蒙医史上的第一部有关医史方面的重大研究成果，在蒙古国家图书馆以藏文手抄本形式存档。龙氏认为印、藏、蒙是一个医学体系，都是在《医经八支》《四部医典》等古籍文献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认为伟大的医圣宇妥·元旦贡布先后3次赴印度，请来佛祖医籍《医经八支》和《四部医典》后，与大翻译家毗卢札那一同翻译成藏文。其后在历史众多医学家的努力下逐步发展起藏医学。在这众多医学家中舒卡派与强巴派医生们的贡献是最大的，尤其是舒卡派年姆尼多吉、洛珠给布的作用巨大而介绍了有关这方面的许多消息。另外还提到了措麦·堪钦色旺以及第司·桑吉嘉措、达莫·曼仁巴·罗桑却扎等诸多大学者，详细论述了他们的生平事迹、著作、对医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等内容。龙氏认为，成吉思汗以后的历代汗王接连不断地迎请黄教头目来蒙古地区宣讲佛学，传播黄教而印藏医学随同传入，并在朝廷的鼓励和王公贵族的支持下，蒙古族喇嘛们不仅认真学习佛教，也较好地掌握了藏医学，有些人在这方面还颇有成绩，作出了自己贡献。为此龙氏还较详细地介绍了蒙古族学者罗布桑丹毕扎拉仓，罗布桑丹金扎拉仓，罗布桑普仁来，图音·额尔德尼·楚勒特巴拉桑布等的情况。这就是龙氏蒙医史的总体观点。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书中所说的事实与宗教迷信内容，总是结伴而行，互相影响，所以整个著作迷信色彩还是很浓的。
除此之外，尚有伊希巴拉珠尔的《甘露之泉》，元旦满仁巴的《四部医典奥词解说》，罗布桑苏勒和木德《脉诊概要》等著作在蒙古地区广为传诵，这些都是蒙医基础理论方面所取得的优秀成果。4.蒙药与方剂学的民族化过程
公元18、19世纪蒙药及蒙医方剂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令人兴奋的。在蒙药学方面，仅18世纪就有3部巨著问世。18世纪下半叶，青海籍蒙医学家伊希巴拉珠尔编著了一部《认药白晶药鉴》的蒙药学专著。全书共三章组成，第二章认药学部分收载的蒙药材达650多种，每种药材论说的内容包括出产地、种类、形态、质量的优劣、味、性、功能、主治等各方面的知识。另外书中还解决了药物的别名和复合名称问题。一物多名是药学界的一个通病，也是造成误会的根源，蒙药也不例外地存在此问题。药物复合名称则是蒙藏医学的一大特点，例如：三凉、六良、三果、三红等复合名称其他医学似乎不怎么用，也易造成混乱，所以有必要专题讨论。伊氏《认药白晶药鉴》第一章就圆满解决了此二问题。书中记载的别名药材达530多种，复合名称共计154个。
大约比《认药白晶药鉴》稍晚些时候问世的《认药学》，也是一部有较大影响的蒙药学专著。作者系察哈尔蒙药学家罗布桑苏勒和木，历史上被称为“察哈尔格西”。该书由4部认药学组成，即《珍、宝、石、土类认药学》《木、田野、滋补类认药学》《草类认药学》《盐、灰、动物类认药学》。全书共收载药物达460多种。对灰类药物及盐类药物的记载较详细，研究较深是该书的一大特点。
18世纪上半叶活跃于蒙藏学术界的公·衮布扎布是乌珠穆沁籍蒙古族著名学者。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为蒙古民族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编撰的《藏汉蒙药名》是一部专门阐明蒙药汉文名称的历史巨著，极具实用性。250多年来，起码用两种版本反复印刷多次，广为传播，深受广大蒙医药人员的喜爱。全书共收载350多种蒙药，用藏汉对照形式编写。书写背景是，由于当时清朝政局稳定，蒙汉两民族间来往频繁。随着蒙医药事业的迅猛发展，蒙医药人员到汉地药铺购买蒙药的机会增多，或从汉族药贩子手中求购。这对语言不通的蒙医药人员来说是很不方便的，需要一种藏汉对照的蒙药名手册来统一和规范。衮氏就是针对着这一现象，在广泛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的，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此一社会问题。本书的出现，从另一个角度也更加证明了18世纪上半叶蒙医蒙药的发展及成熟程度。
进入19世纪后内蒙古奈曼旗籍蒙药学家占布拉道尔吉又编著了《无误蒙药鉴》这部专著，使蒙药学更加前进了一大步。此书共收载879种药材，分成8大类24个章节进行了详细论述，并附有584幅黑白插图，极其形象地将每味药材的外貌特征描绘出来，同时也将每味药材的蒙、藏、汉、满四种文字的药名也予以记述。这些均比以往同类书籍有许多新内容而颇受注目。此书用藏文编写，后被译成蒙古文、俄文，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
在方剂学方面成绩最大的应首推被誉为“敏珠·诺门汗”的青海籍蒙医药学家占布拉却吉丹金普日来（1789—1838年）。他编著的《蒙医金匮》（门阿仁亲忠耐），在方剂学方面的成绩远远超过其他内容而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方剂学”专著。该书载方1500多首，是迄今为止蒙藏医学界收集方剂最多的一部著作，对蒙医的发展影响巨大。大约19世纪中下叶，蒙古地区又出现了3部著作，在方剂的总结整理方面取得了杰出成果。他们分别是，喀尔喀籍蒙医罗布桑全布勒编著的《哲对宁诺》（又名蒙医药选编），约收载方150多首；鄂尔多斯籍蒙医伊喜丹金旺吉拉编著的《珊瑚验方集》（又名蒙医药简编）载方170多首；锡林郭勒籍蒙医吉格木德丹金札木苏编著的《观者之喜》（又名蒙医传统验方）载方300多首。这3部著作的共同特点是：均收载近200多年来实践证明性能优良、效果明显、有宜于利用本地资源的有效方剂，普遍受到蒙医界的欢迎。现在内蒙古地区配制使用的药方，绝大多数是来自这些著作。另外衮布扎布的《药方》，伊希巴拉珠尔的《白露医法从新》，阿旺罗布桑丹毕扎拉仓的《普济金色诃子集》、高世格的《普济杂方》等著作都载有不少方剂。
总之，蒙药与方剂在历代蒙医药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形成了具有本民族、本地区特色的独立学科，是在蒙古民族原有的药物及方剂知识基础上吸收藏、汉两民族医学的有关内容，通过长时间的优化组合、择优汰劣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例如蒙藏医学中的珠乳扰（zhurura音释名），藏医用余甘子，蒙医则用栀子。这是因为余甘子在蒙古地区无出产而中医又不用。蒙医药人员从内地购药使用过程中发现栀子性能、味道等方面比余甘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慢慢选择了栀子。这样就形成了蒙药珠乳扰汉名为栀子的用药习惯。方剂学方面亦基本如此，藏医喜用的方剂，蒙医不用或少用，蒙医喜用的方剂，藏医少用或不用。例如：藏方珍珠七十味、常觉、坐珠达西等蒙医不用，反过来蒙方嘎日迪-18、乌力吉-18、芍沙-7等藏医不用。蒙药及其方剂学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认为这就是蒙药及其方剂学的民族化与地方化特点，是长期实践的结果。5.临床学的创立
藏医《四部医典》的传入，对蒙医临床各科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几百年来蒙医学家们学习、使用其中《秘诀医典》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少不适合蒙古地区人民身心特点，或者说不适于临床实践的内容，甚至有些内容还是原则性的。所以陆陆续续编写了许多临床学专著，力图纠正或者说建立蒙古民族特色的临床各学科。这些成绩为我们研究蒙医临床学提供了宝贵资料。
大约18世纪下半叶，青海籍蒙医学家伊希巴拉珠尔（1704—1788年），在其晚年相继编写了《白露医法从新》《甘露点滴》《甘露汇集》等3部临床学专著。伊希巴拉珠尔（又译益西班觉，或也协班觉）系卫拉特部蒙古人，是安多地区著名佛学家、史学家、医学家。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著书很多，成绩突出。现代蒙医将伊氏以上3部著作与《甘露之泉》合而为一，简称《甘露四部》。在书中伊氏提出的“六基证”“十要病”理论，将蒙医临床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伊氏“六基证”理论认为，人的疾病虽然复杂多变，但寻其规律，究其根源可归纳为赫依、希拉、巴达干、楚斯、协日乌斯、好日害六种原因。若我们对此六证准确辨证，恰当用药则大多数疾病都能达到根除病因的目的，故而将其称为“六种基础证候”，简称“六基证”。目前这一理论已演变成蒙医病因辨证法的核心内容。“十要病”则是指对人类生命具有极大影响的哈伦病、灰疼病、粘病、痧疾、刺痛症、呕吐、泄泻等病症，是仅次于“六基证”的重要疾患，应予重视。这里特别想说的是，在前文所提及的，在黄教传入大漠南北之前蒙古传统医学总纲性“寒热理论”已经形成，尽管至今未找到当时的蒙医学专著。但是我们认为后来者已经补上了这一空缺。这就是伊氏“十要病”之哈伦病与灰疼病的论述及《甘露医法从新》中的更加具体、详尽的哈伦病、灰疼病章的内容。因而伊希巴拉珠尔对蒙医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是史无前例的。
19世纪末锡林郭勒籍蒙古族医学家吉格木德丹金札木苏也编著了一部《观者之喜》（又名蒙医传统验方）的临床学专著。吉氏从小进入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扎力庙当喇嘛，学经文。由于学习研究成绩突出，被大家誉为“扎力格西”而受到尊重。吉氏尤其擅长蒙医学术，他的《观者之喜》一书，最大的特点是首次将五脏六腑的病症高度概括为“寒证”“热证”两种基础证候。虽然此观点看似有些简单化，但是最贴近临床，实用性大而受到蒙医学术界的广泛推崇，被认为是蒙医历史上填补脏腑病症系统空白之作。现在此观点已成为蒙医病位辨证论治的核心内容。至此蒙医病因、病位两大辨证系统正式确立，表示蒙医术已经进入成熟阶段。所以吉格木德丹金札木苏与伊希巴拉珠尔一样，对蒙医临床学的贡献巨大，是蒙医辨证论治方法的创立者之一。
占布拉却吉丹金普日来编著的《蒙医金匮》，虽然在前文中说的那样，被认为方剂学专著。但其临床病症的研究也有不俗表现，特别是在眼科疾病的认识上有重大进步。占氏《蒙医金匮》将眼疾分为眼睑病、泪流病、白睛病、黑睛病、花眼病、赤眼病6大类94种证候。这与以往书籍上的分类不同，且较科学、实用，贴近现代科学的分类方法，所以备受学术界的注意。与此同时从脏腑角度认为“白睛病多由肝脾疾患而致”“黑睛病则由肝胆病而致的占多数”等。这种从脏腑病角度诊治眼病的观点在蒙医发展史上尚属首次，不仅深化了蒙医眼科学的防病治病思路，而且对整个蒙医学基础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也有相当积极意义。
19世纪下半叶，鄂尔多斯高原上有一位叫伊希丹金旺吉拉（1853—1906年）的蒙医很有名。他也是位著名诗人兼佛学家。一生从事临床工作，著书较多。据我们掌握的材料看，伊氏医学方面的著作就有4部，即《珊瑚验方集》《医学歌诀一百五十四首》《珍宝验方》《珍珠验方》。后两部已散失。《珊瑚验方集》是一部简便实用的临床手册，故而1976年翻译蒙古文出版时更名为《蒙医药简编》。在书中作者对五官病机的叙述给人以深刻印象，认为“眼疾多由肝热及楚斯、希拉侵肝，或由肾寒而致”“耳疾多由酒毒、肾赫依、魔邪而致”，“鼻病多由肺赫依、肝热而致”“口腔疾患多由药毒，血热而致”“牙病多由血、虫、巴木、赫依等邪引起”等。这些论点进一步丰富了五官疾病的理论与辨证思路。另外伊氏对土茯苓的应用也有较深研究，他将土茯苓分为俄罗斯土茯苓与汉地土茯苓两种。认为前者疗效高于后者，如果应用得当可治内科、妇科、皮肤科多种疾病。故此还详细描述了土茯苓制剂的制作方法，如：土茯苓的熏蒸、辨证加药、服用方法、注意事项等。所以伊希丹金旺吉拉对蒙医临床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除以上这些有突破性成绩的几部巨著外，这一时期还有罗布桑丹金扎拉仓的《甘露溅滴》，阿格旺罗布桑丹毕扎拉仓的《普济金色诃子集》，扎拉桑敖斯尔的《普济验方手册》，却扎木苏的《奇症汇集》，图布旦尼玛的《珊瑚鬘》等临床学专著也先后刻板印刷发行过。虽然取得的成绩不及上述几部著作，但也足以说明18、19世纪蒙医黄金发展阶段所出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状况。四、发展时期
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为蒙医药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半个世纪以来，在党的中医政策与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广大蒙医药人员以空前热情挖掘、整理、学习、研究蒙医药学，使蒙医学在医疗、教学、科研等诸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绩。现在蒙医学已经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受到国内外医学界的广泛关注。1.蒙医药机构的设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蒙医的医疗活动彻底改变了原来的以寺院医疗为主、个体医疗为辅的旧的医疗服务模式，纷纷成立了大小不等的蒙医联合诊所和中蒙医联合诊所，以集体医疗服务模式来代替。1954年自治区卫生部（后改为卫生厅）为加强传统医学的管理，设立中医科，1956年扩大为中医处，20世纪80年代初又改名为中蒙医处。随着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蒙医也开始纳入国家主办的医疗体系，到1956年全自治区蒙医参加的综合医院达17所，专科医院1所。1956年在呼和浩特成立了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把区内各地学术水平较高、临床经验丰富的老蒙医药人员调来举办蒙医研究班、进修班，同时也组织他们对蒙医药古籍进行翻译、整理。1958年在此基础上又分别成立了内蒙古中蒙医院和内蒙古医学院中蒙医系，开始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各地医院根据实际情况也相继成立了蒙医科。有的旗县还成立了蒙医院、蒙医研究所或中蒙医院。哲盟库伦旗蒙药厂也于1958年建成投产。1959年在锡林浩特召开的首届全区蒙医学术经验交流大会盛况空前。1962年锡林郭勒盟蒙医研究所成立，搜集了百余种蒙医古典著作。
1976年长达十年的“文革”过后，作为重灾区的蒙医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国家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后，蒙医药事业有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机遇。各地先后建立蒙医医、教、研机构。截至1998年底全区蒙医院、所达40多个，其中自治区级机构2所，盟市级10所，蒙医药从业人员4777名。
此外新疆、青海、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自治区蒙古族主要聚集地区也相继成立了规模不等的蒙医院或蒙医研究所。其中新疆博尔塔拉州蒙医院和辽宁阜新县蒙医研究所较为有名。这些蒙医医疗及研究机构都配备了X线机、B超、心电图等较先进的仪器设备。
制药方面，各级蒙医院、蒙研所均设蒙药制剂室，自己配制、自己使用。此外乌兰浩特中蒙药厂、阜新蒙药厂、内蒙古蒙药制药厂为正式蒙药制药企业。其中内蒙古蒙药制药厂规模较大，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经济效益较好。199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内蒙古中蒙医院还投资兴建了国家蒙药制剂中心。现在每年产值都达200多万元左右，不仅满足自治区中蒙医院用药需求，还远销到其他省市和蒙古国。
这些医疗及制药机构的建立，大大促进了蒙医学术水平的提高。蒙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喇嘛医”，变成了一支我国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不可代替的队伍。他们尤其擅长内科、妇科、儿科及皮肤科疾病的防治，用蒙、西医两套知识为广大病患者服务。2.医学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蒙医教育有根本性的改变，由原来的寺院教育为主变成了学校式现代教育，教学质量亦随着显著提高。1958年内蒙古医学院开始了蒙医本科教育，1987年经自治区政府批准，在通辽市成立了内蒙古医学院，设蒙医系和蒙药系。两个院校至今已培养出高级蒙医药技术人员3000多人。中等教育开展的也较普遍，海拉尔市1987年成立内蒙古呼伦贝尔蒙医学校，此外乌盟卫校、锡盟卫校、巴盟卫校、伊盟卫校等各盟旗卫校根据需要也经常举办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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