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宗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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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中的近代中国试读：
前言
很久以前，我就想写一本不太一样的近代史。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中国近代史和几千年以来的历史大不一样。作为一个爱好历史的普通人，我们了解祖国的古代史，并不需要过多地关注除了中华文明以外的世界，尤其是亚洲以外的世界。“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飞将军李广和匈奴之间的战争是胜了还是败了与欧洲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一个熟悉两宋历史掌故的史学爱好者，他可能完全不了解同时期法国的历史，这也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具有良好中国古代史素养的人。然而历史到了近代，情况就发生了根本转变。
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文明的发展将人类社会完全联系在了一起。大洋彼岸发生的一件哪怕看似很平常的事件，很有可能在另一个大洲掀起波澜。人类不再各自为营地、孤立地生存。
世界之间相互交往当然分成国家间的交往和民间自发的交往。但从一个宏观历史的角度考察，国家间的交往在变革时期往往更加能够展示出历史的演进规律。中国近代史的主要脉络，事实上就是一部和西方列强斗争、反抗、妥协、合作的历史。这一切外交活动最终多是以中方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结果而告终，所以本书选择了这样一个视角——希望通过对近代史上主要的不平等条约加以考察，来直观地剖析这段历史。
中国的近代史同时也是一部不断完成近代化和工业化的历史。对于外交的认识、参与、反思和成熟也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所以，本书选择了以《尼布楚条约》为开端。
我们都知道，世界近代史的发端始于一六四〇年英国的工业革命，而中国近代史则发端于一八四〇年的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本书从整体性角度考虑，在第一部分《尼布楚条约》的创作中也使用了“近代”这个概念，这是从世界史的角度而言的。本书的第二、三部分所说的“近代”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史”，为了能够使广大读者更通畅和便捷地阅读，行文中没有再细致地区分。因此在此处说明。
中国作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和俄罗斯这个欧洲领土最广阔的国家之间的外交军事冲突拉开了我国近代外交活动的序幕。此后，中国对于外交的认识也是循序渐进、充满曲折。一八四〇年以后，甚至一直到洋务运动之前，中国对于西方近代外交整体上毫无概念。因循着过去宗藩体系下的亚洲国际秩序，随着军事上的不断失利，我们对外交的概念也逐渐清晰起来。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应变的民族。尽管种种历史政治原因造成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世界上遭受侵略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但短短几十年间，我们能够深刻地理解西方近代外交的真谛、开始广泛有效地参与到外交活动中，并涌现了一大批外交人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本书正是试图展示和考察这样一个过程。“弱国无外交”，这是一句人所共知的名言。确实，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决定了它的国际地位，也决定了它在外交活动中的实际影响力。尽管到了十九世纪末，中国确实出现了很有国际影响力和声望的外交家，但这些外交家的外交实践无一例外地都充满艰难险阻。尽管他们努力斡旋、奋起抗争，一次又一次地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给祖国争取利益，但他们的努力大多数时候都是徒劳无功的。这就不得不涉及当时中国的内政和国际政治的环境。本书也在这一层面对当时的历史进行了分析和考察，希望通过这样的历史还原与展现，使我们对外交活动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试图用一种比较新颖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活动认识已为我们熟悉的历史事件，给阅读带来一丝新鲜感，是我的第一个创作初衷。第二，我想摒弃一种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简单表述为主要方式的近代史叙述，希望从世界各国内政外交的角度出发来描述这段历史。各国的经济文化和历史背景都可能反射回来影响中国，这一点往往是我们过去所忽视的。第一部妥协
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邶风》之七子……——闻一多第一章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始末第一节 沙俄东扩的前奏
公元一四七二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帝国的末代公主索菲亚。他宣称自己即是第三个——也是永久的——罗马帝国之继承人，并将称号改为“TSAR”（恺撒的俄语发音，汉译为“沙[1]皇”）。从那时起，俄罗斯就开始了他们迅速扩张的步伐。
俄罗斯人最早开始有计划地向东扩展疆界大概应始于十六世纪的末期。而这一切与一个叫叶尔马克的人有关。
叶尔马克，出生在卡马河畔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卡马河，位于现今俄罗斯联邦乌德摩尔梯自治共和国喀尔普什基诺村附近，是伏尔加河左岸的一条最长的支流。他的原名叫瓦西里·季莫弗耶维奇。与很多大人物一样，据说他从小就自命不凡、与众不同。小时候的叶尔[2]马克非常敏捷、臂力过人、能说会道。长大以后，家乡那种贫困潦倒的生活已经无法再安顿住他充满理想和躁动的灵魂，于是他就到了伏尔加河、顿河一带去游荡。在那里，他从社会的最底层开始接受命运对他的锤炼，他当过纤夫和伙夫。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是当时沙俄社会中最悲惨和苦难的一群人。他们由破产的农民、退伍军人、失去信任的神父、流浪汉组成，命运把他们压榨成这条大河岸边的奴隶。在大多数纤夫的生命里，只剩下了贫苦、艰难、怨恨与无奈。但是，这样的苦难没有压垮叶尔马克，沉重的劳动反而让他锻炼出了坚强的体魄。
那时的伏尔加河、顿河的下游，局势动荡不已。这里充斥着从各个周边地区流亡来的赤贫农奴和逃兵。热情勇敢、不甘寂寞的叶尔马克很快就聚拢了一批同样不安分的哥萨克流浪汉，他们在这里聚啸山林，干上了打家劫舍的勾当。
叶尔马克的队伍扩张的速度非常快，他们逐渐向伏尔加河、顿河和里海的北岸扩展势力。当时，这些地方正是俄国与中亚、波斯等国的贸易集散地，叶尔马克的出现给这一带各国之间的商业活动搅动得不得安宁。最严重的一次，他们袭击了俄国开往中亚的商船，导致一名中亚国家赴俄的外交使节被杀死。一五八七年，俄罗斯沙皇发出谕旨，要求地方政府缉拿叶尔马克。谕旨上说，如果捉住匪徒，就地正法。迫于形势，叶尔马克返回故乡，开始潜逃生涯。如果没有后来沙皇的东扩政策，他也许就此以一个逃犯的身份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这一切，都由于沙皇对外政策的改变而彻底地发生了变化。
十六世纪的中叶，是俄罗斯历史上以恐怖和残暴而著称的沙皇——伊凡四世在位的时期。据说，这位沙皇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异常冷酷和嗜血的一面，他喜欢虐杀小动物，尤其乐于看动物残忍死去的过程。十三岁的时候，他曾经让自己养的猎犬将他的保护人舒伊斯基活活地咬死。成年后，他对政敌的手段更加残忍，被俄罗斯人称为“恐怖的伊凡”，他也由此得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称号——“雷帝”。
伊凡四世登基以后，就开始大肆扩张。先后兼并了多个邻国后，[3]伊凡雷帝扩张的触角开始伸向乌拉尔山东麓的西伯利亚汗国。当时的西伯利亚汗国战略意义十分重要，它的国土是通往中亚、波斯和东亚腹地的交汇处。如果俄国想要继续向东扩张，就必须拿下这个战略要地，所以，伊凡四世处心积虑想要吞并它。
机会终于来了。一五五六年俄国吞并了阿斯特拉罕汗国，这件事给当时西伯利亚汗国的统治者叶吉格尔汗非常大的触动。他非常清楚两国实力相差悬殊，举全国之力也远不是俄国的对手，摆在他面前的只有求和一条路。于是，叶吉格尔汗表示愿意臣服俄国，每年缴纳贡赋。伊凡四世借机开始插手汗国事务。此时西伯利亚汗国已经名存实亡，成了沙皇俄国控制下的一个傀儡。然而就在伊凡四世满心以为可以兵不血刃地吞并西伯利亚汗国之时，意外的变动打破了他的如意算盘。蒙古贵族库楚姆通过政变推翻了叶吉格尔汗，登上了西伯利亚汗国大汗之位。库楚姆是个强硬派，对叶吉格尔汗屈服于俄国的国策十分不满。初登汗位，他就下令停止向俄国纳贡，处决干涉汗国内政的俄国使节并逐步清除俄国势力。过去的附庸和奴婢突然变了脸，当主子的岂能善罢甘休？必欲除之而后快。
不过，打仗是要花钱的。当时，俄国领土面积不足三百万平方公里，沿袭着古老而落后的农奴制度。仅凭国库的经费，根本无力进行这样大的扩疆运动。伊凡四世只能转而求助俄国的豪门巨贾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去协助他完成东进伟业。
能够引起沙皇的重视并和皇室建立合作关系，斯特罗甘诺夫家族自然是非比寻常、不同凡响。这个家族居住在俄国东北部，世代经营盐场、生铁、粮食、渔业和皮毛制品等生意，财富在当时的俄国首屈一指。早在一五五八年，伊凡四世就亲自召见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首领，向他们授权自由招募军队，打算让他们冲在入侵西伯利亚汗国的最前方。后来，又赏赐给他们邻近西伯利亚汗国的大片土地，并拨给他们大量用于进攻的武器。这样一来，乐于开拓财富和土地的斯特罗甘诺夫家族与西伯利亚汗国之间的冲突就变得无法避免。无数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些关键性的时刻，总是更有野心的人走上历史舞台。此时，在外流浪、性格凶狠、勇猛过人的“在逃犯”叶尔马克，就成了斯特罗甘诺夫家族首选的“扩张军团”领袖。
历史总是善于为自己选择合适的人选。这个此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很快将随着俄国东扩的巨浪，书写出俄罗斯领土扩张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整个俄帝历史上，如果要找出一位最能够象征俄罗斯向东方扩张的人物，那么，恐怕非叶尔马克莫属。之前，他是一个品德败坏的强盗、一个善于追捕野兽的猎人、一个哥萨克流浪者、一个被通缉的[4]江洋大盗。但最终，他成了享誉俄国历史的“西伯利亚征服者”。
他原本与斯特罗甘诺夫家族毫无瓜葛，甚至是困扰这个财阀家族的一颗毒瘤。因为，在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财富帝国中，海外贸易是他们产业中非常重要的一块。而在伏尔加河、里海一带兴风作浪的叶尔马克，没少给他们制造麻烦。但在更大的利益面前，没有绝对的敌人。一五七九年春天，斯特罗甘诺夫家族主动派出信使，找到了叶尔马克，邀请他加入自己东进探险的队伍，协助部队进行攻防堡垒。他们许诺叶尔马克，只要征服西伯利亚汗国，双方过去的一切恩怨既往不咎，并且，事成之后，另有沙皇的官方赏赐。正在避难潜逃的叶尔马克接到这个邀请，不啻为绝处逢生。他未加思索，毫不犹豫地全部接受了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开出的条件，网罗了逃散在各地的惯匪旧部，带着一支五百多人的队伍，投奔到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门下。
强盗出身的叶尔马克果然“不负众望”，短短两年，他便给斯特罗甘诺夫家族训练了将近一千人的好凶斗狠之徒。作为这支队伍的首领，在当年的秋天，他就开始有计划地进攻西伯利亚汗国。
一五八一年的九月，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得知西伯利亚汗国内部出现矛盾，命令叶尔马克趁势进攻。正值秋汛，河水上涨时，叶尔马克率部渡河，沿楚索瓦亚河而上，翻越乌拉尔山，抵达图拉河，杀进西[5]伯利亚汗国境内。此后，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西伯利亚汗国都城即告沦陷，王子马麦库特尔被俘。
从这一年开始，俄国人不断地在西伯利亚筑城移民，设官征税。[6]此后六十年间，俄国人悄无声息地席卷了整个北部亚洲。然而叶尔马克本人并没有完成征服西伯利亚汗国的任务。一五八四年八月，他率三百骑兵孤军深入，夜宿额尔齐斯河的瓦盖河河口时，遭到了库楚姆汗残部的伏击。叶尔马克全军覆没，他本人溺水身亡。这个俄帝扩张史上的一代枭雄，就此陨落。第二节 双头鹰袭来
大约在顺治元年，也就是公元一六四四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渗透，俄国的势力横贯西伯利亚荒原，开始进入黑龙江流域。
在西方的大航海时代，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墨西哥和秘鲁的黄金白银曾经激起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狂热的欲望。而遍布在西伯利亚荒原上的各种珍稀野兽的皮毛，同样使各国的野心家和冒险家们疯狂。紫貂，是这些野兽皮毛中最为珍贵的一种。如今，由于过度捕杀，西伯利亚荒原上的紫貂几乎已经绝迹。但是在一六四〇年，俄国在该地区的貂皮年产量不少于六千八百张。当时，在俄国乌拉尔山以西的地区，貂皮属于奇缺的奢侈品，价格极其昂贵。哥萨克军团成队地占领西伯利亚各个据点，源源不断地将这些皮毛运回祖国，赚取大量的财富。他们再将这些财富转换为战略物资，继续他们的东扩事业。
随着东扩运动规模的扩大，俄国政府开始有计划地鼓励自己的臣民向这些新近开拓的领土上进行永久移民。最初，在由流浪者和罪犯组成的“开拓军”中，有一些探险家和西伯利亚当地的土著通婚。但是，这样的结合非常少。以东方正教继承者自居的俄国人，看不上落后而蒙昧的蒙古后裔。随后，一些忠于丈夫的俄国妇女开始跟随着一路向东的俄军队伍，源源不断地向西伯利亚移民。他们组成家庭，繁育后代，准备在荒原上长期地居住下去。仅在一六三〇年，一次就有[7]一百五十个妇女和女孩子移居到托博尔斯克。一六二八年，俄国探险队跨过叶尼塞河，抵达达勒拿河。叶尼塞河，是现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水流量最大的一条河流。它的位置大概在亚洲北部，是西西伯利亚平原和中西伯利亚高原的分界。跨过这条河流就意味着，一半的西伯利亚已经被俄国收入囊中。
侵略者往往同时是探索者和技术革新者。在西伯利亚荒原上，北部绝大多数地区都是靠近北极圈的永冻层，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俄国探险、考察和开拓的物资全部需要靠内河航运。而西伯利亚北部的河流，大多流量小，俄国人于是不得不采用叶尔马克发明的一个办法。他们将大量的木帆船人为凿沉，阻塞河流，当河流的水量足够深时，再进行航运活动。这项工程，既艰苦又漫长。但俄国人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坚持，直至将这片广袤的土地占领无余。
当然，劲敌永远不只有自然，还有无数面对强盗入侵而殊死抗争的原属地居民。越过了叶尼塞河后，俄军遭遇了东扩以来最大的敌人——布里亚特人。
从种族上说，布里亚特人是厄鲁特蒙古人的后裔。厄鲁特蒙古，在明代中国有个普通人都耳熟能详的名字，叫“瓦剌”。对于瓦剌骑兵的战斗力，自然毋庸赘言。在土木堡之变中，瓦剌军队曾经大破明军，俘虏了明英宗。
布里亚特人的祖先一直居住在外贝加尔地区，也就是东西伯利亚的东南部。这个地区，在中华文明极度强盛的时候，一度属于中国。
俄国人来了，剽悍的草原民族岂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在初战失利后，迫不得已，俄国沙皇派出了两支正规远征军，一支由俄军将领瓦西尔·符拉塞叶夫带队，另一支由瓦西尔·布戈尔率领，奔赴东西伯利亚前线，与布里亚特人交战。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了将近十年，俄军才逐渐在贝加尔湖的东岸站稳脚跟。直到一六五一年，也就是俄军跨越叶尼塞河后的十四年，才彻底地击败布里亚特人，在这一区域建立了永久居住的据点。
一旦在贝加尔湖立足已稳，俄国人就又开始新的征程。贪婪的魔鬼已经肆虐，如何能停下脚步呢？他们以探险为名侵入黑龙江流域。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必说，明代时候，明成祖在黑龙江两岸设立乌苏里江流域奴儿干都司进行管辖即是证明。随着后金兴起，清太祖对该地也进行实际控制，黑龙江沿岸各部均对后金称臣并按时纳贡。
一六四四年，俄国所属哥萨克骑兵头目波雅科夫率部入侵瑷珲城[8]对岸的精奇里河进行劫掠，在掠夺财物之余还虐杀居民为食。这种行为极其残忍且无法原谅，至此，前期俄国人所谓的探险、考察、游牧、流放等等所有借口全部不能成立，这件事也完全暴露了他们野蛮残暴的习性和贪婪无耻的动机。
在俄国，一直以来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遥远的东方，靠近大海有一条美丽的河流。河流两岸土地肥沃，人们生活安静和谐。大河的[9]深处有高山，山里遍布黄金和白银。这条大河，就是黑龙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传说，在东扩运动中，俄国沙皇对黑龙江格外关注，曾经单独五次派遣考察队，专门对黑龙江流域进行勘察。
在俄国军队与布里亚特人交战的时候，叶尼塞河和贝加尔湖地区也流传着黑龙江流域盛产金银的消息。这消息像是羊群的叫声传到了饿狼耳中一般，狠狠地刺激了俄国的贪婪。一六四三年，莫斯科派驻雅库茨克城堡最高军事长官戈洛文，任命城堡文书官波雅科夫为远征军长官，率领一支远征队伍，前往黑龙江流域，希望彻底弄清楚黑龙江流域的资源情况和风土信息。殖民当局对这次军事活动异常重视，挑选精兵强将，配备坚船利炮，并且为队伍准备了充足的物资和武器装备。波雅科夫的任务是从雅库茨克出发前往精奇里河和石勒喀河，为沙皇征收实物税，向新的未纳税人征税，寻找银、铜、铅矿和粮食，绘制沿途道路、河流，特别是结雅河与黑龙江流域地图。
当年七月初，波雅科夫亲自组队，挥师南下。他们沿勒拿河支流奥廖克马河和维吉姆河行进。当时，黑龙江流域居住着达斡尔等民族，沿江物产肥美，粮源丰盛，但是波雅科夫的城堡内粮食匮乏，长期依赖乌拉尔地区粮队供应，极为不便。所以，在他指挥队伍行进的途中，就不断地骚扰和侵犯沿途民众。入冬以后，波雅科夫抵达精奇里河支流的乌穆列堪河口，进入达斡尔人部落。闯入部落后，侵略者诱捕了达斡尔酋长，要挟该部今后向沙皇进贡。面对飞来横祸，突然受辱的酋长表示，部落历来只向中国皇帝缴纳贡物，不能转贡沙皇。波雅科夫气急败坏，命部下洗劫村庄，绑架村民。侵略者总是相信残暴的武力可以震慑和驯服抵抗者，但没想到，这些卑劣的手段在达斡尔人面前却收效甚微。天气转寒后，侵略者的部队就面临着饥荒的困扰。波雅科夫的士兵只能靠吃动物腐尸和树皮、树根充饥，一些远征队队员病饿而死。波雅科夫为了节约粮食，竟然下令俄国哥萨克“去吃掉被打死的异族人”。俄罗斯学者瓦西里耶夫证明，那次战斗之后，“哥萨克吃掉了五十个异族人”。
不过，面对俄国越来越严重的侵略，当时的中国确实没有武装干预的客观条件。那个时候，正是清军大举入关之时。中国所有能动用的军事力量，都在山海关一线进行殊死决战。此后又逢清军大举南下。所以，几十年间，俄国在边境上制造的一系列麻烦，至少在当时看起来无足轻重。这一来，俄国人便更加有恃无恐。第三节 哈巴罗夫与中俄的初次交锋
在十七世纪俄国向东扩张的历史中，从来不缺乏凶悍、残忍和贪婪的角色，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达到叶·帕·哈巴罗夫这种程度。
哈巴罗夫出生在俄国北部边疆地区邻近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一个农村。少年时期，与无数的沙俄贫民和农奴一样，他在饥饿和困苦中挣扎，但他天生热衷探险，注定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狂热地崇拜着“帝国西伯利亚开拓者”叶尔马克，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成为那样的人，出人头地、功成名就。
十九岁那一年，向往未知、憧憬冒险的哈巴罗夫告别了亲人，离开家乡加入了探险家的行列。他的个人生活与命运，此时像是被一股巨大的洪流所包围，驱使着他、裹挟着他。这股历史洪流就是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俄国领土东扩运动。
离开家乡后，哈巴罗夫从托博尔斯克出发到达曼加泽亚，进入叶尼塞河流域参与了一系列的探险活动。由于他做事吃苦耐劳，办差勤勤恳恳，一六二八年开始，便在哈坦加河的左支流赫塔河任探险队长，但是，他的这些早期探险没有太大的收获。与此同时，在他们探险队东边的勒拿河流域传来了盛产皮毛和矿石的传说。所以，他抓住机会通过疏通关系，想尽办法从俄国政府那里拿到一张许可证，招募了一些探险队员，开始向东进发。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富饶之地，哈巴罗夫自知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便不知疲倦、大张旗鼓地干了起来。很快，他就成为勒拿河周围城堡的盐业贩子，还开垦农场种地，在基廉加河口有了自己的庄园。
哈巴罗夫和那时许许多多肯于吃苦的探险者一样，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从未退缩。尽管，他也是俄国众多殖民主义强盗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是，他后来能够成为俄帝历史上民族英雄般的人物，和他过人的能力与毅力也是分不开的。历史总是会选择强者。
当时在西伯利亚，粮食十分珍贵。尤其是叶尼塞河北部和雅库茨克，由于靠近北极圈，土地往下深挖三尺几乎就是永冻层。在这里，从未出现过成规模的农业耕作。在哈巴罗夫之前，人们用叶尔马克过去的运输手段，沉船阻住河流加深河道来从遥远的东部往这里运送粮食辎重。但是，这样的运输成本奇高，运量十分有限。雅库茨克在建城的数十年里，难以发展；粮食几乎与黄金无异。哈巴罗夫探险队到这里之后，发动手下的队员，在永冻土层上反复耕作，用尽了一切办法，竟然成功地种出了粮食。很快，哈巴罗夫在雅库茨克建立了自己的农场。他也因此而成了当时雅库茨克地区最大的粮食供应商。土地和财富相伴相生，哈巴罗夫一时间富甲一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行了二十年大运后，这个穷小子出身的大富豪在自己亲手开垦的农场上栽了大跟头。随着财富的积累，哈巴罗夫在雅库茨克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引起了当地军政长官彼得·戈洛文的猜忌。很快，在争夺本地商业最高控制权的过程中，二人的矛盾开始激化。要知道，在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中，财富面对权力时往往是脆弱的。戈洛文毫不客气地没收了哈巴罗夫的全部盐场和土地，还以盗窃公物和偷税漏税的罪名把他投入监狱。权力毫无悬念地再次大获全胜。遭此大难，出狱后，哈巴罗夫这位俄国的东方首富再次一无所有。
自古以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多少豪绅大户，在事业草创之初，都能够筚路蓝缕，兢兢业业。但当他们的财富雄踞一方时，便不可一世。失败再次降临，他们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往往也只有选择万劫不复、自我了结。但是，失去了一切的哈巴罗夫并没有灰心丧气，他决定去新地方碰碰运气。此时俄国对黑龙江流域探险的热潮正在兴起。但在此之前，受了牢狱之灾的他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选择了忍气吞声。一直到一六四九年三月，送走了老冤家戈洛文后，哈巴罗夫才迫不及待地晋见了新任雅库茨克军政长官德米特里·安得列耶维奇·弗兰茨别科夫。在这位资历尚浅、毫无远东执政经验的长官面前，哈巴罗夫极尽阿谀奉承之能，口若悬河，说得天花乱坠。他对新长官声称自己知道一条到达阿穆尔河的“近路”，请求“自费”装备远征队，“以伟大的全俄国君主之名，向阿穆尔河进军”。因此，弗兰茨别科夫批准了他的请求，大力支持他组建第二远征队。
顺治六年（1649）夏，哈巴罗夫统率七十名哥萨克勇士经勒拿河、奥廖克马河和通吉尔河越过了外兴安岭，到达黑龙江上游北岸。
没多久，哈巴罗夫和同伙占领了雅克萨。他们在这里修筑城堡工事，不断派人袭击达斡尔居民，捕捉人质，掳掠妇女。探险队的匪徒们经常强迫俘获的达斡尔、赫哲族和女真人质给侵略军作苦役，稍不服从即任意砍杀。
经过人生大起大落，看尽世间世态炎凉，再次开始流浪探险的哈巴罗夫残暴、贪婪的强盗本性变本加厉。在占领雅克萨期间，他强奸当地达斡尔头人希尔基涅依的妻子未遂，便于夜间将她掐死了。
哈巴罗夫在这里度过了冬天，他强征了一百六十张貂皮和一件皮袄的实物税，并且继续向俄国后方请求援军。次年夏天，等不及援军到来的哈巴罗夫匪帮又到另一处达斡尔头人桂古达尔的村寨，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两个月后，哈巴罗夫伙同下属抵达达斡尔头人班布赖的驻地，强征“实物税”，遭到班布赖等拒绝后，他开始率部洗劫村落。不久，他们又沿江流窜到托尔加城，采用偷袭手段，洗劫、屠杀和骚扰属地居民。
哈巴罗夫入侵时，这一区域由大清国盛京昂邦章京所辖。由于接连不断收到黑龙江沿岸各族人民的报警和请求，顺治九年（1652）二月，清政府决定派出宁古塔梅勒章京海色带兵前往乌扎拉村围剿。[10]
一六五二年三月二十四日，黑龙江上一片朝霞，一支出色的清朝精锐骑兵忽然出现在哈巴罗夫匪帮面前，开始向他们发起进攻。这名强悍的惯匪，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率领部下仓促应战。清军向这支哥萨克匪徒猛烈进攻。匪徒们在城内大声叫喊起来：“弟兄们！赶快起来，披上盔甲！”大多数哥萨克人只穿着衬衫，纷纷奔向寨墙。战斗从黎明一直打到黄昏。日落之前，清军开始向哈巴罗夫的帐幕猛扑过来，团团围住他的寨墙，把守备帐幕的三层圆木城障全部砍倒。就在战斗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清军阵营中一位将军向他们的全体官兵高喊：“不要烧杀哥萨克，把他们抓起来，抓活的！”这道命令对于哈巴罗夫这群亡命之徒，不啻为是绝处逢生。这时他们便开始负隅顽抗，猛烈还击。碍于不能杀死受敌的愚蠢将令，损失惨重的清军开始后撤。此时便有一百五十六名披盔戴甲的哈巴罗夫部将，保护着这位惯匪冲[11]出城去。
哈巴罗夫在这场战斗中无意间创造了历史。这是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来因为边境冲突爆发的第一次战役。历史会不断地记住第一次，哈巴罗夫也因此在俄国国内名声大噪。
侥幸突围的哈巴罗夫远征队等到黑龙江解冻，便从乌扎拉村坐船主动撤退。途中遇到了弗兰茨别科夫派来的由契奇金带领的一支增援部队，顺道再次掠夺了托尔加城。第二年夏天，莫斯科派来的贵族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季诺维耶夫来视察征服阿穆尔河流域的情况。沙皇全权代表季诺维耶夫的到来，宣告了哈巴罗夫探险生涯的结束。随着哈巴罗夫在远东的财富、名声、势力逐渐扩大，他的情况已经传到了帝国最高统治者沙皇的耳中。对于这样一位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臣子，沙皇是不可能信任他的。倘若放任他在远东，将来渐成势力，反而被动。沙皇绝对要彻底收服和解除这个远东的麻烦。他传谕给季诺维耶夫，代表自己为哈巴罗夫带来了晋封贵族的奖赏，与此同时解除了哈巴罗夫的军事指挥权。当哈巴罗夫提出抗议时，季诺维耶夫毫不客气地将他投入监狱，并派人把他押送莫斯科。在押送哈巴罗夫去莫斯科的途中，季诺维耶夫没收了哈巴罗夫的全部财物。“雷霆雨露，俱是皇威”，古今中外，没有区别。当哈巴罗夫到了莫斯科后，沙皇亲自下令将他的巨额个人财物归还给了这个征服者。一六五五年俄罗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亲自授予他“贵族之子”的光荣称号，并且封为军役贵族。俄国枢密院御用文人受命将他吹捧为“俄罗斯英雄”，“新领土的开拓者”。哈巴罗夫终于在暮年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他成了俄国史上“叶尔马克式”的英雄人物。并且，他的个人命运虽然充满了曲折，却比葬身河底的叶尔马克要幸运得多。
晚年的哈巴罗夫被任命为勒拿河中游一大片村落的长官，但是此后历代沙皇明令禁止他再去黑龙江探险。很多年以后，已经风烛残年的哈巴罗夫向地区军政长官请愿，要求再次允许装备一百人自费去远东探险，没有得到批准。这是关于哈巴罗夫的最后记载，这位双手沾满了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居民鲜血的俄国侵略者，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他[12]果敢坚毅的性格和出色的指挥能力，留下了罪恶的一页。
中俄第一次在边境上的战斗以中方失利而告终。不过，清军的这次失利也引起了顺治皇帝的高度警觉。在这次战斗的三年以后，当朝廷大军再度卷土重来的时候，中俄双方的攻守优劣之势，比权量力，度长絜大，已然不可同日而语了。第四节 松花江与黑龙江之战
季诺维耶夫取代哈巴罗夫，夺得了俄国远东军事指挥权后，俄国在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活动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在顺治朝的头十年，清军入关立足未稳。虽然清朝政府不断地接到边界上各族人民遭到俄国远征军侵害的消息，却没有心思和精力对俄国进行大规模正式的武装还击，但边报也引起了清朝政府的警觉和重视。因为，只要有“罗刹”骚扰，东北边疆的贡品和赋税就不能按时征收。朝廷礼部每次收到类似奏折，都要研究一番对策。后来，他们想到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迁居。礼部行文到边疆，建议将当地的少[13]数民族迁到南部嫩江和松花江一带聚居，以便于管理。惹不起躲得起，有时候是自我保全的良策。
与此同时，顺治皇帝决心加强对黑龙江流域的管控，将宁古塔梅勒章京升格为昂邦章京，统一管理宁古塔地区的居民。顺治皇帝特谕该地官员，要随时关注俄国动向，一事一奏，事事奏报。务必要加强边防，保障东北屏障，稳定边疆局面。
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冒险是一个群体性的行为，因而为财富而探索的冒险家也是层出不穷的。在哈巴罗夫离开黑龙江后，又一个热衷于侵略、探险、屠杀和掠夺的强盗来到了这里。但他已经没那么幸运了，此时的清王朝国力日渐强盛。俄国侵略者在远东毫无顾忌地胡作非为的时代，注定要一去不复返了。
一六五三年秋天，俄国探险者、侵略者斯捷帕诺夫率众从精奇里河口顺黑龙江而下，在松花江口地区开始大肆地抢劫粮食财物。次年春，这批入侵者又溯江而上，企图在这里继续逞凶作恶，殊不知，此时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顺治皇帝再次接到俄军侵入的奏折后，随即谕令大清国兵部尚书、议政大臣、蒙古正白旗都统明安达礼率所属各部起水陆两路人马，往黑龙江围剿俄国侵略者。
当时清朝内部南方还残余着南明的势力，台湾郑氏集团不时反攻东南沿海，民间的汉族反抗势力也蠢蠢欲动。所以，朝廷不可能大规模派出主力精锐部队来东北作战。再加上松花江口是当时清王朝与朝鲜的交界之所，朝鲜又是大清国的属国，所以作为天朝上国，清廷遣使邀请朝鲜联合对俄国作战。李氏朝鲜的孝宗正德大王接受了清朝礼部的行文邀请，派出了自己的军队。
李氏朝鲜是朝鲜半岛上的最后一个统一的王朝，明朝洪武二十五年（1392）由李成桂建国。孝宗大王李淏，是李氏朝鲜的第十七代君主。李氏朝鲜自建国开始，就和明帝国有深厚的友谊。包括“朝鲜”这个国号本身，也是李成桂建国后，上表朱元璋亲自审定的。尤其到了万历年间，日本太政大臣关白丰臣秀吉发兵二十万攻打朝鲜，几乎灭掉了这个国家。万历皇帝派名将李如松提兵入朝，在平壤大破日军。保住了李氏朝鲜政权，朝鲜举国上下对明朝的出兵相救，感铭至深。宣祖大王李昖亲自书写“万折必东，再造藩邦”，命人摩崖刻于南汉山上。
后金（也就是后来的清朝）初兴于东北之际，明朝曾经发动围剿努尔哈赤的萨尔浒之战。孝宗大王的父亲仁祖大王曾经派兵助剿，惹怒了后金。因此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讨伐朝鲜，仅用二十天抵达朝鲜国都，李淏和哥哥昭显世子李溰、弟弟麟坪大君李濬都被清军掳到沈阳，当了很久的人质。从此以后，朝鲜结束了和明朝的宗藩关系，转而承认清朝为宗主国。
长期在清朝作为人质的李淏于一六四四年被摄政王多尔衮放回国内。他登基以后深知清朝的强大，以朝鲜的弱小绝不可与清廷为敌，所以一直想与清朝缓解矛盾，改善关系。而这一次，顺治皇帝邀请朝鲜联合出师围剿“罗刹”成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所以，孝宗大王很快就派相当规模的军队，皆归宁古塔昂邦章京节制，并下令全力配合清[14]军作战。
一六五五年三月间，明安达礼率本部抵达乌斯季呼玛尔城。
明安达礼是清初一代名将。他出身于蒙古西鲁特氏，世居科尔沁，他的父亲博博图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时率所部七十余户归降后金。皇太极天聪元年，在攻打锦州的时候博博图战死。明安达礼随即承袭父亲[15][16]职位。崇德三年，他跟随贝勒岳托伐明，从京北密云向东击败明朝太监冯永盛的军队，攻克南和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邢台一带。崇德六年，是明安达礼声名大噪的一年。这一年年初，皇太极率各部分两路南下，余部佯攻京师，主力进攻锦州，明朝一时朝野震动。刚刚自毁长城，处决了袁崇焕的崇祯皇帝迫不得已，只能从西线将原本对付农民起义军的主帅洪承畴调到关外。洪承畴和他所带来的陕西兵此时被看作是明朝存亡的关键。当年秋天，洪部与五省总督孙传庭汇合，与此同时明安达礼所部作为皇太极先锋部队已率先攻克义州，随即展开对锦州的围攻战。这是一场号称大明朝中流砥柱的蓟辽督师与后金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级将领之间的较量。洪承畴开始并没有将明安达礼放在眼里，他令本部陕西兵与山海关马科、宁远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汇合，自认为占有松山、杏山、塔山三城，相为掎角，万无一失。明安达礼利用了明军求胜心切和主帅的骄傲情绪，佯攻锦州主城失利，一日三败，败相极惨。与此同时，皇太极配合锦州战场，急攻宁远。洪承畴中计，率部出援，误入明安达礼所伏，兵败塔山、杏山。此战过后，洪承畴部元气大伤，再无什么作为，也为他最终兵败投降埋下了伏笔。明安达礼也因此一战成名，皇太极对之大加赞赏，遂擢为二等甲喇章京。此后，明安达礼仕途一路顺风顺水，次年冬，他率[17]部跟随贝勒阿巴泰攻打蓟州，大破明朝兵部右侍郎赵光抃部。顺治元年，随军入关，追击李自成，并跟随英亲王阿济格向西继续征战，连战连捷，即因军功擢兵部侍郎。顺治五年擢蒙古正白旗都统，加授[18]兵部尚书，列议政大臣。从明安达礼的履历中可看出此人才干绝非凡响。所以说，朝廷派这样一位重要且干练的帝国高级将领亲自去征缴俄国，足见他们对这次战争的重视程度。
一六五五年三月十三日，清朝军队发起对乌斯季呼玛尔城的进攻。俄国人守城所部约三百人，在头目斯捷帕诺夫的带领下激烈还击。
在劝降无果后，明安达礼下令列炮攻城，从乌斯季呼玛尔城一华里以外的地方聚集炮阵。凌晨二时开始用大炮轰击，炮击一直持续到早上六点。四天后，清军开始发起冲锋，从四面八方进攻城寨。士兵们推着巨大的木车，木车上装有包好牛皮的盾牌，大车上面架着云梯，另一端配有铁钩和棍子。车子内部放置着点火用的木柴、松脂和干草。[19]这样的进攻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大概在五月左右，俄人弃城溃逃，清军占领乌斯季呼玛尔城。朝廷对这个结果相当满意。
但是这次战役也暴露了很多问题，由于出兵比较仓促，没有进行周密的战前准备，整个作战计划也不够缜密，导致在战役的最后阶段清军和朝鲜各部协同作战不力。尤其是后方粮饷补给不足，最终没有彻底歼灭斯捷帕诺夫这伙儿匪徒，让他们逃出了重围。受制于后勤不力，明安达礼也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追击，最终只能撤退。而斯捷帕诺夫和残部逃出松花江口，集合收拢了一些人马后，又开始在黑龙江流域进行侵略和骚扰。
经历了乌斯季呼玛尔城的战役后，斯捷帕诺夫所部损失惨重，难以在松花江流域再立足，此役过后不久，清廷再次决定邀约朝鲜共同发兵歼灭罗刹这群侵略者，对他们进行一次彻底的打击。孝宗大王“差朝鲜北虞侯申浏为领将，率哨官二员，鸟枪手二百及标下旗鼓[20]手、火丁六十名，携三月粮草往待边境”。
朝鲜军队一到宁古塔，随即与清军汇合，两军在宁古塔章京沙尔呼达率领下，乘战舰四十五艘，水陆齐进前赴黑龙江。时值盛夏，舰队在松花江口两江交汇处遭遇俄军。斯捷帕诺夫所部五百人与清军展开激烈搏斗，清军即调岸防部队配合炮击。这一次，俄国军队损失极大，斯捷帕诺夫所部二百七十余人失踪，余部流窜至库尔濣江。
第二年，沙尔呼达又与俄国人在松花江和库尔濣江之间交战，取得胜利。顺治十七年，沙尔呼达的儿子巴海接替父职，在古法坛村彻底击溃俄国所余残部。截至公元一六六〇年，中俄之间共交战四次[21]，中方一败三胜，经过多次胜利，俄国人在东北的侵略活动暂时沉寂了下来。第五节 早期中俄外交
伴随着中俄之间在边境上的冲突，两国之间早期的外交方式也在双方的各自摸索中缓慢地发展着。
俄中关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的头十年，也就是大约[22]在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左右。[23][24]公元一六〇八年，奉俄国沙皇瓦西利·舒伊斯基谕旨，托木斯克军政长官派出哥萨克骑兵伊·别洛戈洛夫率部东进，企图通过蒙古前往中国。这是目前史载的俄国第一次试图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信息。[25]但是，由于西蒙古阿勒坦汗正与蒙古准噶尔部进行战争，别洛戈洛夫的这次最终并未抵达中国。
就在同一时期，从俄国外交档案中可以发现，英国使节开始不断地出现在莫斯科。此时的英国希望得到俄国政府的准许，以便组织考察队从莫斯科过境向东考察陆路通往中国的可能性，并一再地表示出强烈的欲望，希图俄国准许英国商人从莫斯科经过，与中国建立贸易[26]联系。俄国统治者当然不是傻子，英国人敲破了脑壳往莫斯科钻，难道是为了俄国利益？这不可能！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发达的英国已经意识到了迫切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重要性。扩张出身的沙皇俄国嗅出了这中间的味道，他们渐渐懂了，谁控制了与中国的贸易权，谁就将在未来世界霸权的争夺中抢占先机。也正是英国人不断对俄国施加的外交压力，使俄国方面迫切需要与中国建立联系。[27]
万历四十六年（1618）五月，俄国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委派托木斯克哥萨克伊凡·比特林前往中国。比特林历时四个月，于同年九月一日抵达北京。由于他在北京仅停留了四天即行返回，这些人在中国到底进行了哪些具体活动，今天基本已经无从查证。但是，从俄方档案中能够查找到当时万历皇帝给俄国君主的一封国书，从而可以确定比特林确实是于该年抵达了北京。
中国万历皇帝晓谕两俄罗斯人曰：尔等既为通商而来，则通商可也。（尔等）归去后仍可再来。寰宇之内，尔大国君主，朕亦大国皇帝也。愿两国之间道路畅通无阻，尔等可常相往来。尔若进贡珍品，朕亦以优质绸缎赏赐尔等。而今，尔等即将归去，如再来，或大君主派人前来，应携带大君主之国书，届时朕亦将以国书作答。尔等如携国书前来，朕即命以上宾礼待。因路途遥远且语言不通，朕不便遣使访问贵大君主，现谨向贵大君主致意。一旦朕之使者有路可去贵大君主处，朕当遣使以往。朕为皇帝，依本国之习惯，既不便躬亲出国，[28]且目前亦不能派遣使臣及商人出国。
虽然俄罗斯在这一时期和明帝国有了初步接触，但是当时的俄罗斯正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社会政治和外交的动荡。在西方，瑞典国王古[29][30]斯塔夫二世和波兰国王弗拉基斯拉夫发动对莫斯科的战争，俄军忙于西部的战事，没有足够的力量处理东方事务。所以，比特林带回的万历国书由于无暇顾及而被束之高阁。
一六三五年，俄国托木斯克军政长官不断地接到蒙古使节传递来的关于中国的消息。于是，军役贵族卢卡·瓦西利耶夫向俄国外务衙门递交申请，请求再次向中国派出考察队和使节团。但由于俄国卷入[31]“三十年战争”，还是没有下决心派出正式的使节团出使中国。[32]
一六四一至一六四二年，塔拉的哥萨克骑兵叶麦利扬·维尔申[33]科曾随同土尔扈特部商队抵达北京，并带回了明思宗朱由检的一封国书：
皇考在位时，大君主商民时来通商，朕今即位，竟无商人来此。皇考在时，大君主之民来此者，皆睹天日。朕今即位，尔商民人等无往来也。以后若有来此者，朕甚欢迎，必嘉惠远人，使之光明如在天之月也。尔今贡鹿角一对，朕回尔绸缎七百匹。尔进珍品，朕必馈尔更厚。兹带去玉杯三十二盏，赠尔大君主。尔大君主使臣来此者，朕[34]已命礼送至大河，并谴三千人陪送一日之程。
但是，维尔申科这一次抵达中国，也没有给两国带来实质性的交往。据说，明思宗致以沙皇的国书并未被翻译成俄文。而两年以后，明思宗便在景山自缢殉国，明朝灭亡。
一直到清顺治十年（1653），费·伊·巴伊科夫才作为俄国沙皇的正式使臣，第一次正式携带沙皇的国书启程前往北京。而巴伊科夫的这次访问，无论是从前期准备、使团规模还是访问经过，甚至俄中两方最终态度和所造成的影响，较之于前几次的俄使之到访，在各方面都要更加复杂。早在出访的十九年前，巴伊科夫就受俄国财务衙门派遣，从莫斯科启程抵达托博尔斯克办理官方商务。他在该任上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负责收集中国的各种消息和情报，其中包括：中国何处可以购买哪些货物？可运到俄国的有哪些货物，每次运多少为宜？经由俄国抵达中国应走陆路还是水路，要走多远？中国经济状况如何，[35]俄国有无从中国获取巨大利益的可能等等。俄国财务衙门专款拨给巴伊科夫五万卢布，用以购买各种货物和探听消息。
经过长期的消息收集和准备，一六五四年，巴伊科夫才正式受命，作为俄国专使，亲自携带俄国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致顺治皇帝的国书，动身前往北京。为了预估北京的贸易和政治形势，并且把正式全权大使要来北京的消息通知给清帝国，巴伊科夫派遣当时托博尔斯克城里的一位叫彼得·亚雷日金的鞑靼贵族，和另一位经常与中国做生意的中亚商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专门组成一支商队，先行动[36]身前往北京。
不幸的是，亚雷日金和阿勃林的商队确实抵达了北京，也见到了顺治皇帝，然而在回程的路上由于沟通不便，他们和动身前往北京的巴伊科夫使节团走岔了路线，这一次差错给巴伊科夫一行人随后的出使活动带了极大的麻烦。第六节 巴伊科夫使节团
巴伊科夫动身出使中国之前，接到了俄国财务衙门转达的沙皇本人对他的出使训令。这份训令的原件，今天可以在俄罗斯联邦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中找到。训令的内容很长，此处可以简要地概述一下它的内容，以此来观察出沙皇对于巴伊科夫出使中国的期望和要求。
首先，沙皇要求巴伊科夫从托博尔斯克出发，出发前需要先取得该地军政长官的信件，以便在沿途的各游牧区获得各属地首领的护送和自由通行的便利。其次，绝对不能把沙皇亲自拟定的国书交给除了中国大皇帝以外的任何级别的任何官员；也不必和除了中国皇帝以外的任何人陈述自己出使的意图和原因。第三，一旦获准进入中国的皇宫，绝对不能向除去中国皇帝本人以外的任何代表物或人员行礼。在[37]觐见中国皇帝时，绝对不能向其行吻脚礼。但如果中国皇帝提出需要吻手行礼，则不应拒绝。第四，向中国大皇帝问安，转送沙皇送给中国大皇帝的国礼并转达沙皇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请求大皇帝准许俄国商人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并予以保护。最后一条是秘密探明中方对俄国的态度，以及中国是否和其他国家正在进行战争；中国的外交状况如何；中国的信仰、人力、物力、武力、财力、兵力等各[38]种实力，然后评估两国有没有建立平等外交的可能性。
巴伊科夫于三月二十日接到沙皇的训令，随即命令彼得·亚雷日金和谢伊特库尔·阿勃林的商队先行动身，然后他自己率队沿着额尔齐斯河出发，往北京而来。
必须得说，巴伊科夫前往北京的过程非常辛苦和艰难。他于当年三月自托博尔斯克城出发，历时四个月，七月间抵达塔拉城。时值盛夏，大雨滂沱，河水暴涨。他们只好原地休整两周，等待雨停后河水趋稳才能安全地摆渡过河。在闷热和潮湿中度过了半个月后，他们溯河逆流而上，于九月间抵达中俄边境的白水河。白水河以东，是数百里瀚海沼泽，荒无人烟。巴伊科夫一行在荒原上又走了将近三个月，十一月间才抵达蒙古所属的阿勃莱部。此时已历秋入冬。使团经过短暂休整，自阿勃莱部出发，这一路又全是戈壁。山石之间，水草异常匮乏，他们所带的牲畜死了大半，物资也基本耗尽。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到达中国境内的归化（今呼和浩特）。
巴伊科夫抵达归化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以为亮出“光荣的全俄罗斯君主赴中国专使”的头衔，一定可以在中国受到很好的接待。没想到当地的中国官员见他们一行人衣衫不整、形容憔悴，并没有看得起他们，以“未获朝廷恩旨，不敢擅自做主”为名对俄国人的要求一概拒绝。巴伊科夫事出无奈，在馆驿一直苦苦哀求了一个多月，最后中国守官才给他们补了一些盘缠，把他们打发走了。
次年一月二十一日，巴伊科夫一行在归化城逗留了一段时间后，自行购办了少量物资补充后继续动身，于二月抵达肃州所属的酒泉附近。他再次向中方提出提供交通工具和粮食补给的要求。中方官员再次以没有皇帝谕旨为由予以拒绝。但是，这一次中方官员允诺立即将巴伊科夫来访的事情奏报上司，并有可能会转呈中国皇帝。巴伊科夫满心以为这回事情可能有转机了，可是他们在酒泉等“恩旨”，一连数天没有消息。几天后，他们也只好再次起身前往张家口。又从张家口出发，途经宣化府、土木堡、岔道口、南口和昌平，历时两个月，终于在一六五五年三月三日抵达北京附近。
在北京城外，中方大约有十几名理藩院的官员负责迎接巴伊科夫一行。巴伊科夫使团所有人被暂时安排在一座寺院中休息。这座寺院据说是清政府为了迎接西藏达赖活佛进京朝见皇帝时兴建的。据巴伊科夫自己的出使记录中所记，这座寺院外观极其雄壮，庙顶覆盖着黄色、天蓝色和金色的琉璃瓦。整座建筑用石头砌成，庙里住着很多喇嘛。
巴伊科夫使节团还未进入北京，俄方和中方就因为外交礼仪起了冲突。巴伊科夫满心以为奉俄国沙皇之命前来，中方一定会按照欧洲各国的外交惯例，来提前做好迎宾工作。这一路上虽受到了些怠慢，也就不提了。马上要进中国国都了，自己的身份也已经被对方认可，怎么也不能再轻慢他了。结果当时的中国还完全不了解欧洲的外交习惯和礼仪，他们沿用的还是中国自古以来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和南亚建立起的“华夷宗藩朝贡外交体系”下的惯例。那么像什么迎宾、检阅三军仪仗队、马车巡游开道、升国旗奏国歌一概没有。不过这些没有也就算了，最让巴伊科夫无法忍受的是理藩院官员接待他时，要求他和使节团其他成员一起向着北京方向行跪拜礼，以示对中国皇帝的尊敬。巴伊科夫当即拒绝，他心说：哪儿我就磕头？这还没进北京城呢！我见着谁了我就磕头？随即正色道：“按照俄国的规矩，在没有见到贵国皇帝时就跪下行礼是绝不能接受的。按我们见沙皇的礼节，没见君主前应该行脱帽鞠躬礼。”
理藩院官员当时对此倒并未强求，然而双方随即又发生了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冲突。理藩院官员按照大清国接待蒙古王公和西藏贵族的惯例，为巴伊科夫奉上酥油茶和奶茶，代表皇帝欢迎远方贡使抵达天朝。这酥油茶和奶茶不是谁都适应得了这口味。再说三月间正适逢基督教的大斋期，所以巴伊科夫言明情况，就准备拒绝接受赏赐的食物。不料理藩院官员甚为不悦，说：“贡使既受贵国大君主差遣，我奉天朝圣主之命专此迎候，岂有贡使不受圣恩之理？虽不能饮，至少也须接纳过去！”巴伊科夫无奈，只好接过酥油茶，嘴唇轻碰杯口，以示礼节，然并未饮用，旋即又递还给中国官员。这一接一碰一还倒坏了。俄国人也不懂中国的规矩。你要是咬住了牙，我就不喝！最多算你没礼貌，不懂事儿。一会儿迎宾完了，你这茶没准庙里小和尚就喝了。但是，你接都接过去了，抿一下，你又还回来，这让别人还怎么喝？所以，中国官员甚以为其傲慢，大为不悦。
当日，理藩院安排巴伊科夫等进驻驿馆。随后，理藩院衙门事务官员来到驿馆，要求巴伊科夫按照进贡礼物清单奉上俄国沙皇送给顺治皇帝的礼物。巴伊科夫顿时觉得这样的要求简直无法接受。
其实，这是由于两国官员对于外交使节的使命认识上特有的差异所造成的误会。在巴伊科夫看来，自己出使中国带有非常重要的沟通两国关系的使命。至于礼物，乃是一个十分次要的附属品，与两国关系比起来，无足轻重，所以他急切地想见到中国皇帝。当然，在近现代外交规则已经十分流行的欧洲，巴伊科夫这种想法基本上能取得各国的共识。在当时的欧洲，国家元首接受完国书以后，一般都是亲自或者安排政府首脑、外长和使节进行国事会谈。很少有说晾着大使不搭理，都围着国礼看热闹的情况。但是，当时的中国受“朝贡外交”的思想主导，俄罗斯使节此次前来，与大清各属国无异。既为专程进贡来的，当然先要献上贡品以示其诚。
巴伊科夫起先当然拒绝了理藩院的要求，称：“按照俄帝国的惯例，只有在大皇帝本人接见使者，使者向其递交国书后，才能纳上礼物。”
理藩院的官员，一听说俄国人不愿意奉上礼物清单，就变了脸色，认为是俄国人吝啬、小气，舍不得奉献出带来的国礼。于是，傲慢回应：“你国有你国礼数，天朝有天朝礼数。我国皇帝岂能奉从下邦礼法？皇帝命我等来按清单取走贡礼，如若贵国君主以贡礼为货物，令尔等经商，待我登记造册后，尔等可一一取回，再行贩售，概不妨碍。”
巴伊科夫是战斗民族的贵族，能受得了这种侮辱吗？当即表示，此次前来并非做生意，所带礼物确系是呈送给大清皇帝，以求两国友好和睦。无奈之下，只得让中方官员先行取走礼物。但双方的矛盾也日积愈甚。
两天后，理藩院再来人，请巴伊科夫前往礼部观摩应该如何觐见中国皇帝，并且要求他向礼部递交国书，由礼部代转皇帝。这回巴伊科夫火儿大了，他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我们大俄帝国使节团，一行千里迢迢，不辞辛苦，来访问中国。这一路走了有两年多，哪家驿站也不好好招待我们；还没进北京就让我磕头；大斋月非逼我们喝酸奶！哪一国迎宾用酸奶迎？这都算了，前天么，三句话把国礼还给骗走了。怎么着，今天让我到哪个单位搞礼仪培训去？我是大使！不是随从！”
被逼无奈的巴伊科夫把国书拿出来了，他要求把理藩院的尚书找来，然后，他当面用鞑靼文宣读国书。这封国书非常长，一开头的内容大致是大俄帝国沙皇陛下身世源于光荣伟大的罗马大皇帝恺撒·奥[39]古斯都，然后简要略述了历代沙皇的伟大事迹。巴伊科夫的意思是要吓唬吓唬清朝官员，他以为这是在欧洲呢，提起恺撒大帝，不害怕也得顿生敬意。管理蒙藏事物的理藩院官员对鞑靼文还是能听懂，但是听完了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巴伊科夫后来明白了，还别说你是恺撒·奥古斯都的后代，看中国官员那意思，就是恺撒本人来了，您也得按这个规矩来。
随后，巴伊科夫崩溃而坚决地拒绝，称：“我还没有见到中国皇帝，不能随你们去贵国任何衙门。我受我国君主之命前来觐见你们皇帝，不是来会见贵国衙门的官员！”
理藩院见巴伊科夫这样的行为和古怪的态度，遂不再理睬，旋即离去。此后一连四个月，巴伊科夫等在驿馆，无人召见。八月十二日，理藩院来人，按清单退还巴伊科夫所有礼物。来人称：“你等不奉中国礼法，不尊我圣主旨意，甚为无礼！”
九月四日，理藩院再次来人，将巴伊科夫等礼送出境。
巴伊科夫就这么在驿馆里待了七个多月，事先还计划吻手吻脚，顺治皇帝连见都没见他，还谈什么刺探国力，七个多月连北京城什么样都不知道。离开的时候，朝廷派了理藩院的一名主事、两名不入流的官吏、三十名官兵把大俄帝国沙皇派来的使节团送走了。直到一六五八年，巴伊科夫才返回莫斯科。中俄第一次正式的官方外交活动，就是这样带着一丝喜剧的意味结束了。
巴伊科夫出使中国之所以失败，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两国文化和政治上的巨大差异。但是，若论直接原因，和巴伊科夫早前所派出的亚雷日金和阿勃林的商队有极大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中方的档案《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中找到确凿的证据。
根据《清实录》记载，顺治皇帝拒绝接见巴伊科夫的理由写得非常明白：[40][41]
先是鄂罗斯察罕汗，于顺治十二年，遣使请安，贡方物，不具表文，因其始行贡礼，赉而遣之，并赐敕，命每岁入贡。后于十[42]三年，又有使至，虽具表文，但行其国礼，立而授表，不跪拜。[43]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之还。
意思是说，巴伊科夫到达北京一年以前，亚雷日金和阿勃林一行确实也到了北京。而且他们是严格按照中国的要求到礼部“言礼”，并按照大清国礼部的规定执行了下邦属国贡使的各项礼节。然而，在礼部看来，他们来朝见不带国书，也是一种失礼的行为。
随后，巴伊科夫到北京，中方错误地把他们当成了第一拨贡使回国以后第二年来朝贡的使节。所以他们不服从大清国朝廷礼法，至少在中方看来就殊无道理了。而恰好，亚雷日金和阿勃林在返回俄国的路上又和巴伊科夫走岔了，所以，在此之前他们了解的中国情况，巴伊科夫又无从知晓。这就更使得双方的误解和猜忌加深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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