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仲亮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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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奇怪异的流行风尚试读：
前言
所谓流行，指的是当一种新的事物、观念以及行为方式得到某些“权威人物”的提倡后，迅速推广的过程。流行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饰、音乐、美术、娱乐乃至饮食、语言等无所不包。
由于历史上各个国家的文化观念和自然环境不同，曾经流行的时尚事物也大不相同，它们之中有的侥幸流传到了今天，有的在现代人看来就像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一样，相当不可思议。
你可能没有想到过，数百年前的西方世界，铁做的“内裤”竟然流行一时；18世纪，欧洲家庭以能在家中摆上几件中国货品为荣；19世纪，一种病在欧洲得到了崇高的待遇，许多艺术家得过它，也在自己的作品中描述过它，有些没得过的人甚至希望自己能得上这种病，这种在当时被笼上了一层浪漫色彩的病就是肺结核……
凡此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都曾经的的确确发生过、存在过，它们所展示的是我们这个世界最奇妙的一面。
第一章 别扭的全民热
另类的永生：古埃及人的木乃伊情结
说到尸体，大部分人的第一感觉都是可怕。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民族像古埃及人一样，对尸体有着崇高的推崇和尽心的照顾。从他们手中诞生了保存数千年的木乃伊，这些木乃伊静静地躺在不为人知的角落，诉说着千百年前的繁华与落寞。用精美的尸体迎接灵魂回归
长久以来，人们相信人是由肉体和灵魂两部分组成的。肉体的存活是有年限的，当肉体死去，灵魂却能得到永生。这种观念在许多民族中都存在，同样也包括古埃及人。他们坚信人死后并没有彻底在世界上消失，肉体的死亡只意味着灵魂开始了另一段旅程。
许多民族的灵魂不死观念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即肉体是注定要消失的，与灵魂相比，肉体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他们一味地追求精神的超脱和对灵魂的推崇，对于肉体，尤其是人死后的尸体则不那么在乎。古埃及人却不同，在他们看来，灵魂不仅会在肉体死后获得自由，而且与死去的肉体的联系也并未完全斩断。
在古埃及文化里，灵魂甚至还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卡”。据描述，“卡”是一种长着人头和人手的大鸟，人死后，卡会先飞离尸体，但过一段时间后，“卡”还会飞回到原来的尸体中，使人在另一个世界里重生。不过，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卡”怎样才能正确地找到原来的肉体，不至于走错路呢？这就需要把尸体好好地保存起来。古埃及人相信，如果尸体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尤其是头部，灵魂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人也就无法得到重生。
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古埃及人非常重视对尸体的保存。他们发明出复杂而精致的程序，使得尸体不会腐烂，从而等待灵魂的回归。这正是木乃伊的由来。
关于木乃伊的起源，古埃及还有一个神话传说。传说地神塞布有两个儿子，哥哥叫奥里西斯，为人善良、勤劳，被推选为埃及的法老，深受人民的爱戴。弟弟叫赛特，他的本领远不如哥哥，却有一颗嫉妒的心，不服气哥哥当法老，一心想着谋害哥哥，篡夺王位。
经过长时间的谋划，赛特策划了一个阴谋。有一天，他邀请哥哥来家里吃饭，此外还安排了许多同谋者装作客人。正在吃饭时，赛特让人抬出一个装饰得非常精美的大箱子，对在座的所有人说，谁能躺进这个箱子，就把箱子送给谁。客人们在赛特的暗示下，纷纷怂恿奥里西斯躺进箱子。善良的奥里西斯一点儿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便躺进了箱子里。这时，赛特迅速冲过去，合上箱子的盖子并上了锁，接着就命人把箱子扔进了尼罗河。可怜的奥里西斯接着就命丧黄泉，而赛特则如愿以偿地取代他登上了王位。
奥里西斯死后，他的家人忍受着巨大的悲痛，偷偷地沿着尼罗河寻找他的尸体，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家人想把奥里西斯就此静静地安葬，然而赛特知道后，竟然又派人偷走了尸体，并把尸体分成碎块扔掉。
后来，奥里西斯的妻子伊西斯生下了遗腹子荷拉斯。荷拉斯长大后，决心为父报仇。他首先找到了父亲尸体的各个碎块，把它们精心缝制成完整的尸体，并做了防腐措施，做成了一具木乃伊。在神的帮助下，奥里西斯的灵魂回到这个木乃伊中，并成为阴间的主宰。荷拉斯也打败了叔叔赛特，夺回了王位。
在这则神话的影响下，后来的古埃及法老都开始注重在自己死后保存尸体。每一位法老死后，尸体都被做成木乃伊，并精心保存起来，似乎这样他们就能像奥里西斯一样，到了阴间还能继续当统治者。细致繁复的制作过程
古埃及木乃伊的制作过程非常复杂，同时又非常细致，每一个环节都力求不破坏尸体外观的完整性、美观性和保存的可持久性。
第一步是头部的处理。用一种特制的铁钩，从尸体的左边鼻孔伸进脑壳中，先来回搅动，把里面的骨头都捣碎，然后再用一种特制的长柄勺子，依然从鼻孔中伸进去，把里面碎掉的脑浆慢慢舀出来。当脑壳中已经空掉后，再用钩子和勺子把一些药物和香料塞进脑壳中，一方面将里面进行一番清洗，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使其尽快干燥。当内部工作完成后，再用一些融化的松脂涂在脸上，使其减缓风干，尽量保持原来的面部形象。
第二步是腹腔的处理。先用刀在肚皮的左侧切开一道口子，然后把内脏取出来。不过并不是所有内脏都要取出来，主要是胃、肠、肝、肺，因为这些器官最容易迅速腐烂。心脏一般是不取的，这也和古埃及人的宗教思想有关。古埃及人认为心脏是负责思想的器官，留在体内才能更好地召唤灵魂的回归。不过，这些内脏取出来后并不会被扔掉，而是也被精心保存起来。制作木乃伊的人将这些内脏撒上香料，用松脂包起来防止腐烂，有时候也把这些内脏放进有盖子的罐内封存起来。内脏取出后，再用棕油来清洗腹腔内部，再放进一些香料。
第三步是脱水。在尸体内部放入用布包起来的泡碱以及其他临时填充物，然后把尸体放在泡碱粉里存放40天，这样就能使尸体内的水分全部消失。
第四步是缝制尸体。等到尸体脱水完成后，将里面的填充物取出来，再把装有碾碎的桂皮、泡碱、锯末等物的布包放进去。然后，将整个尸体涂上一层牛奶、蜂蜡、油膏或松香溶液，这样就能够使皮肤不那么干燥，保持一定的柔软度。接下来，把尸体身上的刀口缝起来，再用白色的细亚麻布将尸体从头到脚仔细包裹起来。
在包裹的过程中，还要给尸体做一些美容处理。比如，如果尸体的鼻子在第一步骤中被破坏了，则要安上一个木头制作的假鼻子。尸体的眼睛则要用布堵上，或者安上宝石等做成的假眼睛。包裹好之后，外面还要再涂一层树胶。有的时候，在尸体的面部还会画上一层浅浅的腮红，头上戴上假发，套上精美的衣服，再佩戴上华丽的珠宝。这样，木乃伊看起来就仍然像活着的时候那样雍容华贵了。
最后，把尸体的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装进石棺，送入墓室。至此，一个精致的木乃伊就制作完成了。富人的永生
虽然制作木乃伊是古埃及的一项传统习俗，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古埃及人都能制作木乃伊。从上述制作过程可以看出，制作一个木乃伊要用掉很多原料：香料、布料、各种化学品、珠宝、辟邪物，等等。买这些东西需要花费很多钱。比如布料，要把一具中等大小的尸体精细地包裹起来，大概要用掉1000多米长的亚麻布。在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一个普通人家哪里负担得起这样一笔庞大的开销？
因此，在古埃及，往往只有法老和贵族才有财力在死后被做成精美的木乃伊。材料用得好、用得足，制作方法精良，也使得只有这些富贵人家的木乃伊才能历经千百年的沧桑，留存至今。当然，古埃及的穷人也制作木乃伊，但由于用不起昂贵的材料，他们的木乃伊往往很简陋，也保留不了太长时间。虽然穷人和富人都渴望灵魂的永生，但木乃伊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富人的永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所发现的木乃伊大多具有显赫的身份。
木乃伊的制作需要高超的技艺，因此在古埃及还有一些专门从事制作木乃伊的人。同时，为了更好地保存尸体，古埃及人发现并使用了碳酸钠、碳酸氢钠、盐等不少化学物品，并掌握了一定的化学知识，例如怎样生产出更好的干燥剂。
现存最有名的古埃及木乃伊是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他是公元前13世纪的古埃及法老，统治古埃及长达67年，这段时间也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最后的强盛年代，社会非常繁荣。他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流芳千古，由此修建了许多带有他标志的宏大建筑物，至今在埃及各地还能看到这些建筑物。而在他死后，他的尸体也被精心保存起来，并继续着他生前的奢华生活。在拉美西斯二世死后3000多年，他的木乃伊被发现，而且依然非常完整，让世人震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木乃伊的确帮助他实现了得以永生的愿望。
火焰中的财富与长生：炼金术神话
炼金术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它的美丽，让众多时代、众多人物为之着迷。但是再美丽的谎言也有破灭的一天。炼金术的前尘往事
炼金术起源于埃及，最初是有人试图将普通金属制造成贵金属，比如将铜、锌、铅等经过冶炼制成合金，使其在外观和硬度上进一步接近黄金。
问题是，怎样才能让铜、锌、铅变成黄金呢？炼金术士认为，普通金属之所以不像黄金那样高贵和耐久，就是因为其自身还有缺欠。因此，加强对这些东西的冶炼，进一步提纯便是可靠的方法。同时，炼金术士还以不同的方法并按不同的比例将其他元素混合进这些材料里，尝试制出黄金。
如果仅仅是为了炼成金子，这还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也不会引起那么大程度的疯狂之举。炼金术士不断说服人们相信这样一个推断：这个工序是将普通金属提纯以进一步升华为至尊的黄金，对应着的是人类经由死亡、复活而完善的过程，最终炼出来的东西就不仅仅是黄金本身了，更是一种长生不老之药。人们甚至可以服用它，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而炼金术士本人也能在这个过程中提升自己的智慧、品德、福气，最终实现与神灵的交流汇通。
毫无疑问，古希腊人对于炼金术的贡献最大，这一时期也是炼金术的哲学化时期。古希腊将这种技术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由于可能实现物质的转换，炼金术进一步获得了神的地位。
古希腊的元素论为炼金术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古希腊人的世界观里，世间万物由气、水、土、火四种元素组成，而整个世界也有燥、湿、冷、热四种基本特性，每种元素都是由两种基本特性组成的，如湿＋热＝气，湿＋冷＝水，燥＋冷＝土，燥＋热＝火。
这种思想对炼金术的物质转化理论影响巨大，简单来说，就是让炼金术士们从学理层面相信，不同搭配组合可以催生出不同的物质。
这一时期，炼金术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术士们认识到添加不同原料的重要性，开始了众多的“实验”，代表性的人物有佐息墨斯、赫尔墨斯。他们都相信，世界存在某种物质，能使贱金属转化为贵金属，并能带来治病的功效。
同时，古希腊时期还出现了炼金术符号，这直接导致了庞杂的炼金术公式在一定程度上的简化，并进一步规范化、统一化。
大约在7世纪，阿拉伯世界崛起，甚至一度占领了欧洲的西班牙。阿拉伯人对西方盛行的炼金术同样十分感兴趣。阿拉伯社会中，第一位大师级别的炼金术士是大马士革的王子哈立德·亚连德，他是从一本名为《智者克拉索斯之书》开始学习炼金术，从此痴迷不已，并积极推广这一风尚。
当然，阿拉伯世界中影响最大的炼金术大师还是扎比尔·伊本·海扬。正是在他的影响下，炼金术由一门“技术”变为一门“学问”。他留下了一批关于炼金术的著作，如《七十论》、《中和论》、《论同情》，等等。在这些著作中，除了可以看到作者合理地继承了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外，还突破性地提出了炼金术中的“硫汞”理论。扎比尔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金属都是由硫黄和水银组成的，只是其中的组成比例不同，炼金术完全可以通过改变金属中硫黄和汞的比例，使之发生内部性质的变化，从而实现由贱金属到贵金属的转变。
扎比尔的著作充分显示了其已经由对黄金的追求转为对宇宙的探索。扎比尔还试图通过对物质性质的归纳，从而对物质进行分类。在这个意义上，扎比尔被后人称为“化学之父”并不为过。
如果要排出阿拉伯世界的第三位炼金术大师，那便是阿尔·拉齐。虽然更多的时候，他是以医生身份出现的，不过正是由于这一身份优势，他可以更加游刃有余地将生物学材料引入炼金术。更为疯狂的是，阿尔·拉齐甚至会考虑使用一些草药和动物内脏等，而且他认为新鲜的动物内脏更有效。这些是否有用，后人并不知晓，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新思路——炼金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加入合适的炼金药。
到了12世纪，“炼金术”这个名称正式在欧洲叫响。中国特色的炼金术
中国古代也有炼金术，不过人们更习惯称为炼丹术。这里的“丹”就是丹砂，即如今所称的硫化汞。由此可见中国炼金术与西方炼金术中的物质基本相同。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曾派人到海外求仙人寻不死之药。徐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委以重任的。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预备三年的粮食、衣履、药品和耕具入海求仙，耗资巨大，但之后就不见其人。
也许是意识到求人不如求己，秦始皇之后的皇帝不再出海寻找仙山，而是自己动手组织人马炼丹。汉朝时期，儒生李少君对汉武帝说丹砂可以炼成黄金，用这种黄金做成的杯子和碗进餐就可以长寿，长寿了就能到茫茫大海中的蓬莱仙岛上与神仙在一起生活。汉武帝深信不已，此后一门心思组织人马钻研起炼金术。
总体而言，在东汉之前，中国的炼金术还是两个传统：一个是寻找长生不老药，另一个是寻找黄金。简单来看，一个是求寿的，一个是寻财的。到了东汉，这两个传统合二为一：炼金术既可以得到黄金，也可以实现长生不老。
东汉以及其后的晋朝，炼金术出现两个融合倾向。一是炼金术进一步与医学结合起来。许多著名炼金术士如葛洪、陶弘景等同时也是医药家。葛洪所著的《抱朴子内篇》讲述的就是采集并加工制作长生药，这些药物包括动物性、植物性药物，认为它们能起到“养性”、“除病”的作用。同时，《抱朴子内篇》还记录了许多药物如太清丹的制炼方法。
二是炼金术进一步与玄学结合起来。老子、庄子等人的思想都被炼金术士拿来做理论武装。例如，著名的炼金家魏伯阳就结合《周易》研究起炼金术，写了一本著名的《周易参同契》，进一步从理论层面剖析长生不死之说。魏伯阳把物质分为阴阳两大类，提出要产生新物质必须阴阳配合，同类物质在一起是不会化合的。作为技术突破，书中提到当时的炼金术有《火记》600篇，可见当时火法炼丹已积累了大量经验。
到了唐代，炼金术进入全盛时期，炼金风气深入民间。由于唐朝与道教之间的紧密关系，加上道教又与炼金术之间的紧密关系，这样，唐朝皇室对炼金术便情有独钟。唐朝的皇帝普遍都喜欢吃丹。
遗憾的是，炼金术最终炼成的多为水银、铅的制剂，吃下去以后就会中毒甚至死亡。据可靠史籍记载，在唐代，死亡与服丹有颇大关系的皇帝就有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六个，此外还有很多中毒程度不同的皇帝。
既然皇帝们都崇信炼金术，王公贵族又岂能置身度外，也纷纷加入炼金的行列。与此同时，许多著名文人也都兴趣浓烈起来。例如，李白、白居易等都好这一口。平民百姓也赶了一把潮流，杀猪的、卖菜的、种田的都炼起金来，一时间蔚为大观。
唐代的孙思邈被后世誉为“药王”，写出了《千金药方》、《千金翼方》等医学名典。同时，他也是一名虔诚的炼金术士，写下了《丹房诀要》。事实上，他的很多药也是在炼丹过程中发现的。《丹房诀要》里有不少化学知识，据统计共有化学药物六十多种，还有许多关于化学变化的记载。
中国的炼金术士最大的意外发现莫过于火药了。东汉时期，魏伯阳就已指出炼丹时“若药物非种、分剂参差、失其纪纲”，就会“飞龟舞蛇，愈见乖张”，这说的正是炼丹中的爆炸现象。现在火药的主要成分硝石和硫黄正是中国炼金术士们喜欢用的原料。
其后，宋代的炼金之风稍微降温，但是其中的火药倒是被开发出来。宋代已有正式的官方的火药作坊制造军事用的火药，而民间则用来制作各种烟火。火药也成为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他们可以有多疯狂
在各个时代的炼金大潮中都有不少知名的弄潮儿，而作为风向标，皇室态度显得格外重要。如同上文所说的中国皇帝的疯狂行径一样，西方的国王也对炼金术痴迷不已。同样，他们缺的不是金钱，而是长寿，长生不老成了皇帝们的共同追求。
历史上，英国国王亨利六世，法国国王查理七世、查理九世，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腓特烈·威廉二世，都是炼金术的疯狂追随者。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更是对炼金术士约翰·迪宠幸得无以复加，甚至特许他在宫中从事炼金术活动。
有些炼金术士还获得了很高的爵位。关于炼金术士最著名的一次册封是波希米亚国王鲁道夫二世将炼金术士迈克尔·梅尔特封为伯爵。一个江湖神棍成了尊贵的伯爵，这让很多人惊叹。鲁道夫二世还建造了超大的实验室专门研究炼金术，希望能得到长生不老之药。讽刺的是，鲁道夫二世非但没能长生不老，还疯了，脸色不断发黑，整天胡言乱语，最终被家人抛弃。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慢性中毒的征兆，这与炼金术中用的有毒金属有关。
起初，虽然一些炼金术士受到了皇室的重视，但是他们的工作环境仍然很差。炼金术士会建立一些实验室，但房间基本都是黑暗、潮湿的，四处摆放着各种不知名的药品、试剂，散发着一团团烟雾。这还是比较出名的炼金术士的工作环境。
更多的炼金术士是在家工作，以节省资金，同时也避开外人的打扰。有些人选择厨房，可以利用现成的炉火。有些则躲到阁楼上，以便于晚上进行活动，不被人注意。这些矮小的房子里常常塞满了各种形状古怪的仪器、手稿、头骨、动物标本等。
出于某种不可言说的原因，不少炼金术士还会在工作场所设立一个小型祭坛。这些炼金术士吃住都在这里。每次有新成果要出炉时，他们会到祭坛祭拜一番。有的人甚至终年都不出那个阴暗的小房子，一旦出来，都是一头白头发。
发展到最后，大型城堡、宫殿里都有了炼金场所。这就大大改善了炼金的环境。
虽然工作环境得到了改善，但从炼金术士那里几乎没传出什么好消息。欧洲的皇帝们也不是好糊弄的，他们最终失去了耐心，把一批批炼金术士送上绞刑架。尽管如此，依然有大量的人前赴后继地争当炼金术士。催生了众多骗术
利用人们的疯狂炼金心理进行行骗的人，在各个时期都大有人在，而且屡试不爽。炼金术士中并不缺乏高明的骗子，整理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写出一部行骗三十六计。事实上，对于这一现象，中外文学名著都有所讽刺。《儒林外史》第十四回、第十五回里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读书人马二先生在杭州路过丁仙洞，碰见一位老者，一把大白须直垂过脐，飘飘有神仙之表。老者自称洪憨仙，声称与马二先生前世有缘。他取出几块“黑煤”，让马二先生拿回去支起炉子焚烧，可以发财。马二先生欣然领命，回去后火急火燎地烧炼起来，最终黑炭变成了六七锭大纹银。于是马二先生认为洪憨仙就是一个活神仙。马二先生还一口答应与洪憨仙认作表兄弟，与洪憨仙一起到胡尚书的三公子家中去为他做证，请胡三公子出本钱来“烧银”。谁知洪憨仙在这时突然得急病死了，他的家人向马二先生坦白洪憨仙不是仙人，而是个骗子，那“黑煤”本来就是涂黑了的银子，给马二先生一点儿好处，使他信以为真，从而去帮洪憨仙做伪证，来骗胡三公子的钱财。
在西方，这样的骗局也不在少数。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家乔叟在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就描述过这样一个骗局。在英国，一个教士遇到一个僧侣，僧侣让教士准备好二三两水银，取一两放在罐子里用炭火烧炼。趁教士不注意，僧侣从自己身上摸出一块炭放在罐子口上，这块炭是事先在中心挖了一个洞，洞中预先装上了一两银粉。这块炭在罐口上烧着后，银粉很快就落入罐内，与水银熔炼在一起，倾倒在模具中后就凝成一块银锭。僧侣让教士把炼出来的银子拿到市场上请银匠鉴定，证明这确实是真的银子。这时，教士就更加信以为真了，于是花了极大的价钱向僧侣买下了秘方。僧侣把钱财骗到手后就溜掉了，可是教士用秘方却怎么也炼不出银子，只落得个倾家荡产的下场。
预言命运的星星们：文艺复兴时期的占星风尚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本是“开民智”的黄金阶段，崇尚科学、理性。但就是在这个时期，伴随着对占星学的一些批判，占星学竟然在更大范围内兴盛起来。个中原委，颇有深意。占星学的“死”与“生”
占星学是一门古老的预言学，大盛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利用天体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运动来解释或预言万物的命运和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占星学与天文学有着亲缘关系，这就如同在中国社会早期，“巫”、“医”是不分的一样。
对于占星学，欧洲国家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认同的，而且由于它与基督教基本教义有着明显的冲突之处，不少欧洲国家一度反对占星学的传播。例如早期宗教领袖和学者西里尔、阿诺伯斯、大格列高利、奥古斯汀等起初都将占星学视为异端邪说，是违背基督教义精神的。
尴尬的是，《圣经·新约》中明确记载，耶稣降生时，几个博士在东方看见伯利恒方向的天空中有一颗大星，于是便跟着它找到了耶稣基督的出生地。正是星象的“异象”才使得耶稣的诞生获得某种“神启”。而且在《圣经·旧约》中也有不少对于占星的记载。
在这个意义上，教会不可能完全镇压占星学。其后，一些宗教人士形成某种共识：上帝可以通过天体行星向世人揭示或预示一些事情，但是人类不可以强行通过占星术去占卜或者解读上帝的意志。当这些天体被人用来占卜的时候，自然也会被责难。
奇特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本是反对愚昧迷信和神学思想，崇尚科学、理性的，但就是在这个时期，伴随着对占星学的一些批判，占星学竟然在更大范围内兴盛起来，上到国王、教皇，下到市井小民，都“钻研”起占星学，很多改革派人士竟然也对占星学抱有浓厚的兴趣。
在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占星学的批判不可谓不激烈。例如一家仅拥有11本占星书籍的图书馆遭到查禁，其管理员西蒙被宣判有罪，罪名是利用占星学占卜。佛罗伦萨的宫廷占星师阿斯科利被判有罪，并遭受火刑。
而为了将批判理论化，一位名叫尼古拉的主教进行了一整套的论证。他仔细论证说明了任何人都不可能精确地算出行星的运行方式及其位置变化，因此试图利用天体行星做出人类命运预测是不成立的。当然，在后世人看来，尼古拉的论证本身就是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基础上的：尼古拉坚定地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各大行星都是围绕地球运转的。
也许正是印证了这个说法：批判有多激烈，拥护就有多热烈。从更大的范围和效果来看，在文艺复兴时期，更多的人是接受了占星学的观点的。很多人都对占星学有颇深的研究，例如雷蒙、吉安、尼科尔、马西里奥等。有的人对此投入了一辈子的精力。一些大学甚至还增设了占星学课程。
即使到这个时期，一些天文学家仍然同时具有占星师的身份。例如大名鼎鼎的布拉赫、开普勒都是这一时期天文学家中的佼佼者，同时他们也对占星学有浓厚兴趣。而开普勒更是将占星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虽然他并不相信天体的位置可以预言万物的命运，但他认为天体对地球上的事物有着重要影响。
毫无疑问，占星师在这一时期“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容小觑。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国的占星师翻译了大量阿拉伯占星书籍，引入了由阿拉伯人保留下来的古希腊占星知识，为占星学在欧洲的昌盛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艺复兴时期，神学家对于占星学的态度尤其值得一提。一些著名神学家都开始对占星学“另眼相看”。例如苏格兰哲学家、神学家邓斯·司各脱就热衷于研究占星学，探索行星对自然气候、医学药物等的影响。后来，神学界甚至还认为即使鸟类的啼鸣和动物的行径都受到天体的影响，同样也可以被人类用来占卜。于是，托马斯主义、斯托克主义等神智论学派都接受了占星学的一些理念。事实上，占星术通过这些学派直接影响到后世圣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的成员对于占星的态度。
最终，在这一时期，神学界对于占星学的认识有了质的变化。例如，意大利著名神学家乔瓦尼·纳尼就认为占星学和神学是完全可以相容的。而红衣主教皮耶·戴利也写过一篇关于占星学的文章，明确支持占星学的正统性，也认为占星学与神学是可以相容的。
至于文艺复兴时期占星学为什么会大盛起来，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两点。首先，人们选择的自由度扩大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可以更自由地发表各种学术思想和社会见解，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在这种情况下，越是以前禁止的东西，人们越是愿意了解和尝试。尽管占星学不尽理性，但不妨碍人们窥探它、走近它。
其次，皇室和贵族的支持是一针重要的强心剂。例如查尔斯五世强烈支持占星学，查尔斯六世和理查德二世都有自己的宫廷占星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温塞斯劳斯本人就致力于研究占星术。毫无疑问，一方面，皇室成员和贵族们确实对占星学感兴趣并相信；另一方面，皇室此举也有拉开与教会的距离，与教会进一步分权相抗的意味。
到了文艺复兴后期，科学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但占星学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树立了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观的欧洲人学会用崭新的观点去研究占星学。占星学的“规则”
文艺复兴时期，宫廷占星师通常会使用占星术来预测天气情况进行医疗诊病，选择婚丧嫁娶的吉日，占卜适宜的战争时机，寻找遗失的人或物，等等。占星师相信天体对于人类环境和命运都有重要影响，星象每一次有规律的移动都会对应现实世界的一次变动。占星学甚至变成解答万事万物现象的通识学问。
而对于某些独特的天体，宫廷占星师更是顶礼膜拜，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特定的天体对应着现实世界中特定的人物，比如国王、王子等。占星师们通过观测这些天体的变化就能预测王室成员未来的命运，并及时向上汇报。
这一时期，尽管人们非常反对以骗人为目的的占卜迷信行为，但是他们大多并不反对这一观点：天体影响着客观环境如潮汐、季节等，并对人类命运有着重要影响。
占星学展现的是人类对于未知命运的求解渴求，以利于进一步解答当下的人生困惑。毫无疑问，占星学的理论基础是非常薄弱的，也缺乏一种确定、精密的术语。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占星师们各自言说。在观测星象时，一切都凭占星师的直觉。也就是说，面对同一种情况，不同的占星师可能会有不同的占卜结果。
尽快形成一些“规则”，成为占星学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早在占星学萌芽之初，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苏美尔人就试图建立一些可感的东西以印证自己的占星判断。苏美尔人在乌尔建造了七级的庙，每一级代表一个天体，有月亮、太阳、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这七个天体构成了苏美尔人自己的星座，他们依此将天空分为三个部分。遇到事情，苏美尔人都会利用这些道具做一些占卜。
文艺复兴时期，或许由于整个时代氛围的理性化转向，占星学的“规则”也进一步明确起来。例如，人们普遍认为一些离地球较近的星星是预测人的，包括财运、官运、婚姻、生死、心情等，一些遥远的星星则是预测外物的，例如气候、季节、地震等。
之前，星星是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没有哪一个更重要的说法。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恒星的重要地位得到凸显，它们比其他行星更受到占星师的关注。文艺复兴时期权威的占星师威廉·莉莉就曾明确说过：“恒星给人带来天赋，它甚至能够给一个贫穷的人带来无上的财富和名誉，这是七大行星所做不到的。”
在整个占星学中，星体、星座、宫位、相位四根支柱也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最终确立的，它们的概念也基本明确起来。
星体是指太阳系中离我们比较近的星球，它们离地球比较近，引力大，影响也较直接；星座是指天上的星群，对于地球来说是固定不动的，将它们以图形方式连线起来，用以辨别天体的方位；宫位是指人出生时以观测者的东方地平线为基点画出的12个区块，宫位所代表的是个人与环境的互动，发生“碰撞”的场所以及投入的情境；相位则是行星和行星间所形成的角度。
文明社会的野蛮发明：罪恶的贞操带
关于贞操带，那是以匪夷所思的形式给女人戴上枷锁，以“忠贞”的名义侵害女性的身体和人格。但在古代欧洲，人们一度乐此不疲，而且贞操带也越做越精美。野蛮的禁锢
关于贞操带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即认为它最早出现在11世纪左右，当时十字军东征，那些骑士们“别出心裁”为妻子发明了这一物件。至于目的，基本是害怕妻子在家偷情，自己戴了绿帽子。当然，这些骑士们还给出了一个更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担心一人在家的妻子遭坏人的强暴。从此之后，一些地方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只要男性出远门或长期在外征战，他们都会让妻子戴上贞操带。
其实，要是谈到贞操带的雏形，时间会更久远，古希腊的《荷马史诗》里就有关于它的记载。在《奥德赛》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作为铁匠保护神的火神赫斐斯塔斯一直享有极高声誉，家庭生活一度也很幸福。可是赫斐斯塔斯的妻子却不守贞洁，竟然与赫斐斯塔斯的弟弟私通。赫斐斯塔斯得知消息后非常恼怒，但事已发生，他也就没再继续深究。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此类事件，赫斐斯塔斯用铁烧炼出了一件紧身褡。他强迫妻子穿上这件紧身褡，只有他有这件衣服的钥匙，其他男人自然是无法再与妻子发生性关系。
但这种起源说、雏形说都停留在传说层面，被更直接的文字记载证明的则要推迟到1405年。这一年的8月28日，一位名叫肯瑞德的诗人写了一首关于贞操带的诗，还画了一幅贞操带的画，并在画旁做了附注：“佛罗伦萨的妇女们就像这样被禁闭在一条沉重的铁带里。”
历史上，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贞操带确实很有名，这跟当时意大利帕多瓦的国王卡勒拉二世有关。卡勒拉二世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他坏事干尽，奸淫了很多妇女。然而对于自己的妻妾，卡勒拉二世倒是“保守”得很，他给她们都戴上了贞操带。
现在威尼斯博物馆收藏的一条贞操带就是卡勒拉二世王后的。这条贞操带非常著名，被命名为“佛罗伦萨带”。它由两片铁片组成，顶端的一个铁带用来拴在女子的腰间。两个铁片上各有一个仅能容一个手指的孔眼，供排泄用，周围有尖锐的铁齿。显然，这种贞操带不宜长时间穿戴，否则不利于身体健康。
15世纪到18世纪，贞操带一度流行于欧洲上流社会。之前贞操带主要是一些没文化的粗俗的骑士们喜欢使用，还有一些有钱人。意大利的卡勒拉二世算是给上流社会开了个头，其后渐渐流传到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等国家，国王们更是纷纷效仿。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给自己的王后卡特琳娜戴上了贞操带，其后的路易十三也给他的王后安妮定制了一个。关于这段历史，两位国王自然是抵赖不了的，因为现在法国巴黎克鲁尼博物馆还收藏着两位王后的贞操带。◆这是一本1950年出版的书的插图，丈夫即将进行长途旅行，年轻的妻子将贞操带的钥匙交给丈夫，并藏起了另一把钥匙。
后期的贞操带尽管做了一些改良，但是基本形制还是模仿“佛罗伦萨带”，只是镶嵌了不少象牙雕刻、金银珠宝，一些带子也更舒适化，有很多精美条纹。总体上，后期的贞操带变得更轻、更薄、更精致化。
毫无疑问，欧洲的中世纪更黑暗，也更专制，女人们受到的压迫也更严重，贞操带在中世纪流行一点都不意外。然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本是万象更新之际，更为人性化的观点都出来了，当然，性观点也颇为开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贞操带仍然得到不少人的青睐。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作家布兰托姆就真实描述了这样一个场面：“法王亨利二世时期，一个商人把一打贞操带运到圣日耳曼区的集市上。这器具是铁制的，从下面套到腰部再锁上。带子做得十分精巧，足以让女人无法领略爱的乐趣，因为带上只有几个小孔供她小便。”男权社会的“恶之花”
后世很多学者认为，贞操带显示出的是男权社会的霸道，是对女性权利的赤裸裸的践踏。男人们将女人视为自己的私人财产，享有绝对的占有权，根本不会从女性的感受出发去考虑问题。
事实上，贞操带很不卫生，常使被锁女子的阴部、腰部、臀部溃烂，软组织受伤，而且对女性心理造成很大的压抑。
毫无疑问，贞操带是男权社会盛开的一朵“恶之花”。但如果认为贞操带只是男人强加给女人使用的，显然也是一个错误。由于各种原因，男人们自己也会穿。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当时认为手淫是一种犯罪且有害于身体健康的行为，而男性手淫比例远远高于女性。于是有发明家就为男性设计了一款贞操带，希望有效遏制青少年的手淫行为。
通观19世纪的男性贞操带，其原理与女性的基本相同，有一条金属腰带，纵向的金属带内侧固定一个开口朝下的管子，一旦阴茎被放到里面，是难以逃脱的。同时，由于空间限制，阴茎是无法勃起的。穿过胯下的金属带的曲线与身体曲线基本一致，显示出了贞操带的进步。当然，后来还有另一种风格的男性贞操带，用一个开口朝下的圆柱形金属笼子罩住阴茎，通常是用不锈钢制作的，然后前后用两条链子固定到腰带上。
男性不仅折磨女性，也在折磨自己。这种贞操带真能起到绝对禁止性行为的作用吗？恐怕这又是男人的一厢情愿了。
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版画家丢勒就画过一幅关于贞操带的有趣版画：图中，一个人骄傲地宣称自己有贞操带的钥匙，穿着贞操带的美丽贵妇人火急火燎地用大把的钱购买钥匙，而这些钱还是来自她丈夫的口袋。
显然，这种锁的质量是有限的，不太费力就能找锁匠打开。如果女人无意于“守贞”，总是有办法的。古代欧洲就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一位国王决定带兵出征打仗，担心将妻子贞操带的钥匙弄丢了，于是交给自己的亲信保管。军队整装完毕，正要出城门，亲信急忙策马追了上来，对国王说：“您给错了钥匙。”
总体来看，到18世纪，贞操带在欧洲已经很少见了。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中声称：“随着文明的发展，贞操带已基本消失。”
最文明的国家在东方：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
18世纪的中国是非常炫目的，当时正值清朝“康雍乾”盛世，一派繁华，可以说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达到封建社会的巅峰。这个时候，西方的目光自然不能不被这夺目的中华文明所吸引。于是，18世纪的欧洲出现了持续的“中国热”。向往“中国制造”
事实上，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能掀起高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欧洲人几乎都对中国物品赞不绝口。一些富贵家庭摆满了各种“中国制造”，普通家庭也以拥有几件纯正的中国货品为荣。这一时期，中国的室内装饰、建筑、家具、饮食、瓷器、纺织品等都受到欧洲人的追捧。
由于中国建筑风格别致轻巧，刚一引入欧洲，便被模仿。对于中国的建筑风格，18世纪的欧洲人认为既雍容华贵又舒展大气，也感受到精巧灵动，还感受到心宁气爽。即使到了现在，很多欧洲国家的建筑仍然显示出那一时期的中国热的烙印。例如德国波茨坦无忧宫里的中式茶亭就是一绝，茶亭呈六角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伞状圆形屋顶、上盖碧瓦、黄金圆柱落地支撑的建筑结构，亭内桌椅完全仿中国家具式样制造，亭前矗立着一只中国式香鼎。英国的逑园宝塔，瑞典、丹麦的中式凉亭，维也纳的美丽泉宫里的中国房间等也都让人惊叹不已。这些恍如隔世的经典之作能瞬间将人带到中国热的历史情境当中。
18世纪时，中国人独特的生活习惯也已经深深影响了欧洲人，并在欧洲人特别是欧洲的上流社会中形成一种风尚，举行中国式宴会、观看中国皮影戏、鉴赏中国漆器、把玩中国扇子、养中国金鱼等都成为高雅生活品位的象征。
当然，在世俗生活层面，对欧洲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三宝——瓷器、丝绸、茶叶。这些“中国制造”已经大量进入欧洲，成为上流社会彰显财富的奢侈品。
中国瓷器一直受到欧洲众多王侯的珍爱，被视为“东方的魔玻璃”，通常只有在王宫和贵族的客厅里才能看到。拥有多少件中国瓷器也就表明了主人的富裕程度。中国的英文译名“China”就是瓷器的意思。
茶叶最初传入欧洲时，是被上流社会所独占，因为价格不菲。到了这一时期，民众也开始学会喝茶了，而且茶叶的一些功效被不断放大。
中国的上等丝绸也受到欧洲消费者的极大欢迎，穿一件中国丝绸衬衫被认为是吉祥之举。当时欧洲的丝绸制造技术还远远比不上中国，中国丝绸松软轻滑的触感让欧洲人又多了一分对中国的想象。事实上，市面上的很多欧洲产的丝绸也标上“中国制造”，希望冒充中国丝绸卖个好价钱。而这种冒牌货依然热销，人们只要认准中国的牌子，心里就会舒服，而衣服本身的质感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政治、文化生活“向中国看”
对于18世纪的中国热，最有象征意义和标志意味的一件事情发生在1700年1月7日。这一天，为了庆祝新世纪的到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的大厅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这个舞会几乎邀请了当时巴黎上流社会的所有头面人物。受邀者都精心准备，决心在舞会上占尽风头。舞会开始了，随着一阵音乐声响起，只见国王身着中国式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里出场，全场顿时发出一片惊叹声。这场由奥尔良公爵策划的中国式舞会，开启的正是一个时代的中国热。
在治理国家方面，欧洲许多政界人物也纷纷效法中国。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就非常赞赏儒家的治国思想。1756年，经过魁奈的极力说服，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甚至曾仿照中国皇帝的样子，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祭祀土地的仪式，在欧洲引起轰动。
18世纪的法国财政大臣杜尔戈面对强势来袭的中华文明，一心想仿效，特别是对中国的重农政策很感兴趣。后来，他认识了两个即将回中国的留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杜尔戈请求两个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多做中国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方面的调查，以供法国学习。杜尔戈特意交给他们52个调查提纲，主要集中在财富、土地分配、农业、制造工艺、自然资源等问题上，希冀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与历史等进行广泛的了解。对于这段历史，有人指出：“这两位中国学生这时已经在法国完成了学业，得到皇家的资助要回到他们的祖国去。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策源地；人们都希望这两位中国青年能够让他们的欧洲东道主不断了解中国的内部情况。”◆喜爱奢华生活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曾对来自中国的一些器物着迷。
在选拔人才方面，欧洲国家基本是世袭制。除非是在战争时期，那些平民之子才有出头之日，用性命换得战功，然后谋得官职和爵位。这种官僚制度的弊端显然很大。
早在17世纪的时候，传教士谢务禄在《大中国志》中就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考试制度。中国利用举行考试的办法来选拔官员，任何平民百姓都可以报考这一观点令欧洲人耳目一新。到了18世纪，当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渴望打破政治垄断，进入国家权力体系时，中国以科举为特色的“学而优则仕”的文官制度再次引起他们的关注。欧洲人显然非常羡慕中国，他们认为即便是平民的孩子，在中国都有希望当上高官，享受荣华富贵。
其后，法、英等国都不同程度地模仿中国的科举制度来挑选文职官员。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采用了科举制度，引进了较大规模的竞争性考试制度，以满足资产阶级和平民登上政治舞台的要求。
18世纪欧洲中国热还包括文化热、文学热。事实上，直到18世纪中叶，中国文学才流传到西方，而中国戏剧在欧洲最引人注目。以元杂剧《赵氏孤儿》为例，1735年，法国传教士马若瑟翻译并发表了法文版《赵氏孤儿》后，很快就有了英、德、俄等译本。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都对《赵氏孤儿》称赞不已。1755年，伏尔泰进一步改编《赵氏孤儿》，并取名为《中国孤儿》，在法兰西戏剧院上演，并立即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引起巨大轰动。据不完全统计，18世纪时，《赵氏孤儿》在欧洲至少有4个改编本和3个英文译本。
18世纪法国的一些流行歌曲中也表现了当时法国人对中国的向往，例如“中国是一块可爱的地方，它一定会使你喜欢。”毫无疑问，在当时欧洲人的眼里，中华文明是一种先进文明，孔孟之道是值得欧洲学习的，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被视为一个令人向往的“理想国”。
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欧洲社会的各个阶层当中广泛传播，其中一些精辟观点被视为格言，涤荡、鼓舞人心。比如法国大革命期间，罗尤斯比尔起草《人权宣言》，就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由道德标志写入宣言。1791年，《法兰西共和国宪法》把《人权宣言》作为序言，也把孔子的这句话纳入法国宪法之中。学者更疯狂
在当时，欧洲学者对于中国热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其言语中表现出来的疯狂热爱让人惊叹。
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伏尔泰极力推崇中国文化，曾大声感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伏尔泰的意图是很明显的，想以中国文化来抨击欧洲宗教的黑暗和专制，反对神学、攻击教会。伏尔泰对那些以最高文明自居的基督徒非常反感，他讥讽说，当中国以完善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时，“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毫无疑问，这直接抨击的是上帝创世说，因为中国作为文明国家，在基督创世之前就存在了。
当时，法国主要哲学思想流派“百科全书派”、“重农学派”等也都从中国哲学中汲取营养，推动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因自信是孔子学说的继承人，被称为“欧洲的孔子”。他在《自然法则》一书中强调“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并判断“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
思想家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中亲自撰写了“中国哲学”条目，是一篇讲述从春秋战国到明朝末年的中国哲学简史的释文。狄德罗还曾这样评价中国：“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在一次谈话中，狄德罗甚至毫无顾忌地宣称，与孔子相比，“荷马是个糊涂蛋”。
1769年，法国哲学家波维尔在书中写道：“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提供一幅迷人的景象。到北京去！瞻仰世上最伟大的人，他是上天真正完美的形象。”
事实上，18世纪的欧洲被称为“理性”的时代，而倡导理性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们并不能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吸取多少滋养，当他们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时，立即就被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所震惊了。中国的文化思想成为欧洲学者反封建、反宗教专制的利器，成为欧洲启蒙思想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当然，这里面有17世纪以来传教士们“传播”的功劳。事实上，此前来华的传教士本想到中国传播欧洲文明，后来反被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所吸引。他们回到欧洲后纷纷著书立说，把中国的哲学、宗教、科学、技术、艺术等介绍到欧洲，传播中华文明，并最终在18世纪的欧洲产生巨大影响。
英国学者李约瑟后来在一篇题为《中国文明》的演讲中就曾明确阐释：“17世纪中叶，耶稣会教友将中国经籍译成西文，中国儒家人性本善之哲学乃得输入欧洲。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吾人对于社会进步之理想，唯有依赖人性本善之学说，方有实现之望，而此种信心，吾人固曾自中国获得也。”
其实，一向心高气傲的欧洲大学者一开始并不都对中华文明“感冒”，他们无法相信还有其他文明能与自己的文明比肩，甚至超越自己。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的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就见证着这种“转变”。莱布尼茨真诚且带有点无奈地说过：“有谁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以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一特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莱布尼茨是一位自然神论者，简单地说，自然神论者是泛神论者，泛神论者其实就是无神论者。什么都不信的莱布尼茨此后信起了儒家文化，并且一生都在赞扬这种文化。
莱布尼茨的弟子、哲学家沃尔夫也非常倾慕儒学。在18世纪中国热的大背景下，沃尔夫进一步发展了老师对于儒学的研究。他对中国和孔子的大力赞扬产生了极为轰动的效果，两次著名演讲都吸引了上千名学生来听。但是沃尔夫所提倡的儒家无神论的观点已经大大触动了权贵和教廷，而且由于他影响力很大，更是受到密切“关注”。再加上沃尔夫经常散布儒家仁政的那一套，甚至不让政府处罚逃役者。后来，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越来越受不了沃尔夫的一些挑唆意味极强的言论。1723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宣布：沃尔夫亵渎基督教，不准在普鲁士继续教学，并且必须在48小时之内离开普鲁士，否则处以死罪。◆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
最终，这场中国热结束得也挺“意外”。18世纪60年代初，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向清朝乾隆皇帝提出通商要求，这本是希望进一步加深交流之举，但是乾隆皇帝没怎么考虑就马上拒绝了这个“蛮夷”头目的请求。显然，这让腓特烈二世对中国的热情大减。腓特烈二世的态度也渐渐影响了欧洲其他君主的态度。民众也随波逐流，不再“疯狂”下去。
当然，中国热的退烧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影响就不存在了。不少学者们依然对中国抱有热情，否则就不会有19世纪的马克思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取了“中国皇帝”、“中国皇太子古古”的绰号。
神出鬼没的国度：日本奇特的妖怪文化
妖怪的传闻，其实每个国家都会有，但是没有哪个国家的妖怪传闻像日本那么多，而且还有精确的谱系。日本人对妖怪的喜爱之情也让人咋舌，不少人还热衷于研究妖怪，久而久之，竟形成了一门学问，也就是妖怪学。日本的妖怪缘何那么多
仔细留心一下，日本的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各种流行文化里都吸纳了很多妖怪的元素。为什么日本人对于妖怪如此热衷呢？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人们都生活在有限的空间内，闪转腾挪的余地很小，出行几百千米就能到国家的尽头，有孤岛封闭之感。这就有类似于心理学所说的幽闭空间恐惧症情绪的发酵。这种恐惧使得人们进一步加强了对周围环境不安的想象，形成了独特的妖怪文化。这应该是原因之一。
从日本的地理形势来看，整个国家水域发达，山川林立。从世界鬼怪文化来看，有一个基本规律：近水则多妖，近山则多怪。事实上不难看出，日本的很多妖怪传说都与水有关。比如，豆子婆婆，就是用筛子在水中捞人来吃的妖精；桥女，则是为情投水自尽的女鬼；而河童则活跃于江河之中，引游人落水溺亡。与山相关的妖怪也不少，比如雪女，据说是被情人抛弃于雪山的女子所化，因此经常诱惑上山的行人，凡对其动情的男人都会冻死。
另外，日本周边国家的鬼怪之说也颇多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日本的审美取向，而日本进一步将这种妖怪文化发扬光大。有资料统计，日本70％的妖怪原型来自中国，20％来自印度，只有10％才是日本本土妖怪。这种归纳是否科学，暂且不说，但是从一个层面反映出周边国家对于日本的影响。几个经典妖怪形象
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境内流行的妖怪形象有500多种。这构成了日本丰富而独特的妖怪文化，进一步深入民间后成为一种风俗。事实上，日本很多恐怖小说、电影都取材于此。
在这么多妖怪中，有几个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堪称经典妖怪形象，而且它们的背后都有生动的故事。
有一个叫小豆洗的妖怪就很有名。小豆洗是起源于日本山梨县传说的妖怪，还被日本人称为小豆淘、洗豆妖。这个妖怪会在山谷的溪边或桥下出现，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就像淘洗小豆子一样。这种声音可以传得很远，有时配上歌曲：“洗小豆呀，抓人吃呀，唰啦唰啦……”如果有人觉得好玩并走近，肯定会掉到水中。
当然，所在地区不同，传说也略有差异。在日本东北地区，小豆洗则要可爱得多。这一地区的小豆洗出现在贫苦人家的娶亲场面。传说有户人家很穷，在大喜的日子里仍是连红豆饭都煮不起，一家人都在发愁。这时，厨房里忽然传来“唰唰”的声音。男主人走过去一看，红豆饭竟煮得满满一大锅，原来这一切都是小豆洗帮助的。
雨女是日本又一经典妖怪。传说每逢下雨天，总有一位美貌女子立在雨中向人们张望。这时候，如果有男子向她微笑，并示意其可以共用一把伞的话，她就会永远跟着他。此后，该男子就会一直生活在潮湿的环境中。由于一般人难以抵挡过重的湿气，不出意外的话，该男子不久就会死去。后来，人们继续推演，据说可以用盐把雨女制伏。
至于雨女为何如此歹毒，日本人又继续“挖掘”她背后的故事。传说在古代伊豆半岛，有一位丈夫出海打鱼，但是碰到飓风之夜没有回来。那天夜里，美丽的妻子也冒着风雨到礁石上眺望，谁知被一个无赖看见，想行交合之事。挣扎中，妻子被海浪卷走，葬于茫茫大海之中。她对男人充满了仇恨，死后的精灵一直试图复仇。
雨降小僧这个妖怪在日本拥有独特的地位。它侍奉掌管雨露的神仙，是一种儿童妖怪。每逢下雨的夜晚，雨降小僧就会在荒郊野外出现，通常穿着印有梅花图案的和服，撑着雨伞，手提一盏灯笼。他的出现意味着降雨的到来，经常为苦于久旱的农民解除困境。这个妖怪在日本民间自然就显得可爱得多，虽然依然被认为是妖怪，但其实近似于神仙一类。
灯下摊贩这个妖怪则要更为惊悚一点。这个传说最早出现在日本江户时代，发生于东京都墨田区。在这个地方，夜里常常会有一个贩卖二八荞麦的街边摊贩，月光下能看到摊位上有一盏灯，但是从来没有点过，因此人们也就从来没有看见过店主。这个街边摊一般会摆到黎明时分，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个摊子的。看得到摊子的人，如果去吃了摊子上的东西，回家后必发生不幸。如果碰到大胆的人，也看到了摊子，去点亮油灯时，则摊贩消失不见。等到灯灭后，影影绰绰之间又能看见一个摊贩模糊的身影。
其实，在日本妖怪文化里，更多的妖怪形象是如山姥一样，呈现双面性，既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邪恶的一面。山姥居住在深山里，长得像老婆婆，布满皱纹的脸上有一双往上吊的眼睛，很长很长的白头发像铁丝那样硬。最特别的是，山姥具有超强的读心术，能清晰知道人们心里的想法。山姥有时会赐予人们金银财宝和土地丰收，有时又会吃掉旅途中的大人和小孩子。一般情况下，碰到好人，山姥会表现向善的一面，而碰到坏人，山姥也会进一步以恶制恶。某种意义上，山姥进行的是惩恶扬善的工作。妖怪深浸日本人的日常生活
事实上，妖怪已经深深浸入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工作、娱乐、民俗之中，而且这种浸入往往还是不自觉的。
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日本的很多动漫故事发生的季节都是夏天，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因为在日本，妖怪出没的季节绝大多数是在夏天。在这个季节，动漫故事容易展开。例如日本传承上百年的《鬼太郎》、《灵异教师神眉》、《收妖童子》等这些漫画都属于此类。
如今，日本的青少年对于妖怪的热情度有增无减。一些漫画、电玩、模型等商品纷纷迎合青少年的这种喜妖的心理，进一步带动了妖怪文化的流行。例如主打“收妖”元素的漫画《幽游白书》、《魔力小马》、《鬼神童子》、《犬夜叉》就深受日本孩子的喜欢。而少女漫画《华夜叉》、《镜花梦幻》、《雨柳堂物语》、《百鬼夜行抄》等也是少女们的闺房必备。电玩之中以《真女神转生》里头的妖怪最多，许多线上游戏也经常可见妖怪、怪物的出没。
日本各地“乡土会”的老人说起古往今来的妖怪，更是津津乐道，一些鬼怪故事都是通过他们口口相传留下来的。
在古代，日本政府为了对付妖怪，还专门设立了职业巫师——阴阳师。这个职务的尊贵在平安时代达到高峰，因为这个时候日本社会动荡，人心不安，统治阶层没有解决的办法，于是把种种问题归结于神鬼。因此，人们在生活中不免小心翼翼，唯恐触犯某种禁忌招致鬼神报复。当时的阴阳师权力极大，天皇和大将军们的日常生活都受到他们的干涉。今天日本文化中的各种禁忌，大体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日本著名浮世绘画家歌川国芳笔下的猫妖
在日本的语言里经常就闪现着各色妖怪，有的已经形成了一些俗语。比如，铁石心肠的人也有真情流露，也会流泪伤心，就会被说成“鬼也会流泪”；批评人家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就会被说成“生了个天狗鼻子”；哪家讨了个凶狠的媳妇，就会被说成“鬼嫁”；在日本，海苔卷黄瓜这道菜就叫作“河童卷”，因为传说河童很爱吃黄瓜；形容年老色衰的女人年轻时也很漂亮，就会说“鬼也有十八岁”。
在日本，立春的前一天叫作“节分”，这一天各个寺庙、每个家庭都会举行一个叫“撒豆驱鬼”的活动。这就是人类与妖怪斗争的象征仪式。在寺庙中，一般都是让本命年的男人担当撒豆驱邪的任务。在日本的家庭里，一般父亲会戴上面目狰狞的鬼面具，进行一些虚张声势的恐吓，而弱小的孩子们则向“鬼”撒豆子，担任驱逐妖怪的任务，周围的人会异口同声地喊“鬼出去，福进来”。这逐渐演化为日本人为保全家平安而举行的仪式。
与妖怪文化盛行相适应，日本民俗里也有不少有名的治服妖怪的英雄人物，例如桃太郎和一寸法师。这两个人物都是小孩子，有着某种神奇的出生经历，他们在日本文化里都被称为“小小儿”。虽然他们看起来弱小，但是最终都能打败妖怪。日本人自古就有这样一种心理：喜欢那些看似又小又弱的人打败又大又强的人，弱者战胜强者是一个快感的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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