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肯尼斯·摩根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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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不落帝国兴衰史：20世纪英国试读：
作者简介
肯尼斯·摩根，威尔士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研究讲座教授，牛津大学女王学院荣誉学者。1989—1995年间曾任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校长，1993—1995年间任威尔士大学校长。2000年4月，他被授予终身贵族的爵位。译者简介
宋云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国社会、英语电影以及跨文化交际学。曾任1998年度“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高级访问学者（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英欧关系）以及2007—2008年度美国“富布赖特项目”高级访问学者（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研究英美电影比较）。著有《电影英语一本通》、《西蒙高级英语语法》等。
插图目录
图1 1915年秋按照“德比计划”在萨瑟克市政厅进行的自愿报名参军活动
图2 1916年9月，劳合·乔治在索姆河畔弗里考特附近与印度士兵交谈
图3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卡通画像，作者为戴维·洛，1933年10月28日刊登在《新政治家和国家》上
图4 1929年牛津考利的莫里斯汽车厂的批量生产
图5 （上图）1939年战争爆发时，儿童们被撤离到萨塞克斯郡的伊斯特本；（下图）儿童佩戴防毒面罩
图6 亨利·摩尔创作于1941年的《地铁防空洞透视图》
图7 1945年8月23日组成的由艾德礼领导的工党内阁
图8 玛格丽特·拉瑟福德、斯坦利·霍洛韦和保罗·迪普伊在《买路钱》（1949）中
图9 1958年4月，从特拉法尔加广场开始的到奥尔德马斯顿武器研究所的第一次游行
图10 北海石油钻塔“海洋探险号”
图11 1997年9月，戴安娜王妃葬礼前肯辛顿宫外面的哀悼者
地图目录
地图1 帝国的衰退，1947—1980
译者序
对于想了解现代和当代英国历史的读者来说，《20世纪英国：帝国与遗产》是一本言简意赅、提纲挈领的好书。作者将全书按年代顺序分为七章，每一章不仅对该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重大事件娓娓道来，还涵盖了文化发展和艺术进步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另外各章中插入的历史图片有助于读者对各个时代的社会变迁有更为直观感性的认识，而附录的历史大事记和历任首相列表凸现了20世纪英国所经历的主要事件以及政治上的演变。这样的体例形式可使读者便捷地了解20世纪英国社会变化的方方面面。
20世纪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世纪。无论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方面还是在教育科技文化方面，世界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社会主义在俄国与中国的建立、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霸权的崛起等。而其中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英国的衰落。这一衰落过程见证了欧洲列强殖民体系的瓦解与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英国在这个世纪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与政策以适应内部和外部世界的变化，仍然维持了其世界大国的地位（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五位，仅次于美、日、德、中；与美、俄、中、法并列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20世纪的英国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适应世界变化、调整心态与对策的丰富经验和珍贵教训。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给英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作为战胜国之一，英国攫取了更多的领土，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在英王乔治五世统治下的1922年，大英帝国的领土面积达到了创纪录的3,660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由于战时需求，女性大量进入就业领域，从而在1918年争得了投票权；产业工人工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从而使工党在战后成为取代自由党的第二大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对英国的影响更为广泛。在外部，迫于美国的压力和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等因素，英国在战后不得不允许其大部分殖民地独立。在内部，战时的动员和对主要工业部门的集中管理给英国在战后实行混合经济并建立福利国家创造了条件。工党在战后大选中获胜，随即在经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实施了系列改革，使英国成为较为平等的社会。与改革所获得的社会广泛支持相对照的是30年代的经济萧条与贫富分化给大多数人带来的灾难。此后虽然保守党与工党轮流执政，但从40年代到70年代，英国的混合经济体制与福利制度基本未变，被称为两党之间的“政治共识”。
二战后对英国来说最大也是最痛苦的冲击就是面对、接受和适应其国际地位逐渐衰落的事实。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1956年10月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该事件意味着英国在世界列强中巨无霸地位的终结。虽然不得不面对从世界大国到区域大国的衰落，但帝国情节与怀旧心理一直不时影响着英国政治家的外交政策。这体现在80年代与阿根廷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夺战上；也体现在90年代追随美国的海湾战争与2003年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上。
尽管如此，英国还是意识到作为欧洲国家，其切身利益仍然主要在于欧洲，所以逐渐调整了国策。几经努力和挫折，英国终于在1973年加入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后来的欧盟），并试图在其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
70年代以来英国国内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保守党在撒切尔首相领导下对积重难返、不断衰落的英国经济进行以私有化为主要对策的改革。改革使90年代以后的英国在效率上赶上了其他欧洲列强，但也付出了高失业率及制造业衰落的代价。另外一个变化是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摒弃了党章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款，并在上台后基本接受了保守党的既定国策，试图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走出“第三条道路”。
总的来看，面对纷繁的内部和外部变化，英国在20世纪的应变与调整是较为成功的。肯尼思·O. 摩根的这本小书原为英国畅销图书《牛津英国史》的一部分，其篇幅虽然不大，但却是最为全面且权威的介绍20世纪英国史的简短导论。这本书论述精辟，语言生动，不失为英国史爱好者和英语学习者的必读佳作。第一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7月17日，伦敦市长在他的市长府邸举办年度宴会。就在这个宴会上，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对英国社会的不祥形势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在国内，由矿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组成的“三方联盟”正威胁要发动大规模联合罢工，以支持铁路工人提出的承认工会和每周工作48小时的要求。在英国面临全国性工业瘫痪前景的同时，隔海相对的爱尔兰也到了内战的边缘——信奉新教的爱尔兰北部地区和信奉天主教的南部地区有20多万人武装起来，使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爱尔兰民族主义似乎到了用血腥内战解决的时刻。在国外，印度和埃及产生了民族主义纠纷。在离英国不太远的东南欧，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6月28日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遇刺，重新引发了巴尔干地区的种族纷争。
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似乎面临着文明世界的自由民主即将解体的危险，而政府及其政策措施又因无力控制紧张局势而显得捉襟见肘。然而，正如过去惯常出现的情景，一旦战争这个最高危机爆发，这些冲突因素迅速减弱，成为次要问题。全国上下被一种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英国于8月4日宣战之后，在敌对状态下的最初几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恐慌。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采取了激进措施才维持了国家的通货和信用。为了适应战争的挑战，制造业与商业界几近绝望地努力保持其职业道德规范并宣称“生意一切照旧”。英国远征军早期的实战经历几乎都是灾难性的。这是一支匆忙之中拼凑起来开赴佛兰德斯和法国的队伍，在伊普尔遭遇严重挫败，不得不从曼斯撤退，损失惨重，溃不成军。英军兵力减少到三个军团，其战斗力几乎从一开始就遭到大幅削弱。只有法国军队在马恩河畔的拼命抵抗才阻止了德军向巴黎的进军和德奥联军的过早胜利。
虽然如此，在经历了最初的灾难后，英国及其领导人作好了持久战的准备。重大的国内问题，如爱尔兰的自治问题，由于战争的持续而被搁置起来。所有政党宣布了它们之间的无限期和解。1914年夏天的劳资关系纷争也逐渐平息了；英国工会联盟所表达的传统爱国主义热情甚至盖过了企业主们。一种奇特的平静氛围笼罩着全国，而这种平静是基于广泛的——尽管远远不是全体的——关于战争正义性的共识。要使一个自由社会接受这一点，就需要从某种宽泛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解释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这一工作是由劳合·乔治来完成的。他本人曾是1899年南非布尔战争的强烈反对者，并且多年以来一直是阿斯奎斯（Asquith）自由党政府最大胆直言的左翼阁员。在最初的几周里，劳合·乔治一直保持着令人疑心的沉默。但1914年9月19日在伦敦女王大厅对一群威尔士同胞发表的雄辩演讲中，他毫无保留地承诺要将战争进行到底。他站在，或者宣称站在，最高的道德立场上。他宣称，这是一场事关自由主义原则的战争，是一场代表“弱小国家”而打的圣战。这些小国包括被德国公然入侵的比利时，或者当时正面临奥匈帝国威胁的塞尔维亚和黑山。神圣战争的说法不仅得到所有基督教教会领袖们的支持，也得到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和格拉德斯通（Gladstone）等所有自由主义英雄们的支持，所以劳合·乔治的立场立即得到全国性的响应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甚至英国国内较小的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也作出了同样的回应。赞成参战的共识
在接下来的可怕的4年里，赞成参战的广泛共识基本没有改变。当然，这期间还是有不少的变化，尤其是在1916年5月不受欢迎的征兵决议开始实行之后。最终，到了1917年，不考虑其他因素，如劳工组织变得愈加激进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救世主般的魅力，单是厌战情绪就已开始动摇这一共识。当然，这种共识的维系也是由于政府对新闻媒体进行了软硬兼施的控制、审查以及编造“德国佬”危言耸听的暴行。政府对激进派或反战分子进行了大量迫害。尽管来自政府的压力很大，到1917年时，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的“反征兵组织”和民主监督联盟（主张媾和）等组织对公众的思想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对和平的呼吁（1917年11月29日）也产生了很大的轰动。尽管如此，现存的战争史料表明当时绝大多数人依然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且必要的，而且不管代价有多大，必须打到德国人完全投降为止。军队对志愿者进行了大规模且热情高涨的招募——1914—1916年招募志愿军以充实赴法部队的做法也确实证明了这种方式在扩充军队数目上远比此后实行的强制招募成功得多。长年的陆上和海上冲突从最初1914年秋西线的对峙，持续到1918年9月同盟国的突破，而大众对这些都坚忍地挺过来了。
这些可怕年月从心理上和道德上给英国人的记忆和人生观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它极大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塑造了一战结束以后20年间英国人对外来战争威胁的反应。西线的战争以一种陌生的形式进行着：双方采取守势进行久拖不决的深壕战，而无法采用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历经考验、引人注目的新式机动攻击战。法国在这将近4年的时间里，战线几乎没有推进。虽然英国偶尔也尝试抓住战争主动权，但总是以巨大伤亡告终，这对于奢侈地享受了百年和平的英国人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1915年9月英国对卢斯的进攻很快被击退。更大的挫折是1916年6月英国在索姆河的进攻，第一天就损失了6万人，而此役的伤亡总数达到了42万人。最糟糕的战役是1917年8、9月份的帕森达勒之战，超过30万名英国士兵在战役中伤亡，其中相当一部分葬身于佛兰德斯大雨滂沱的泥沼中。地面部队和坦克等作战机械在这种毫无机动可言的战役中根本无法发挥作用。新型战斗机也成效甚微。和在其他场合一样，指挥官与普通士兵之间存在的阶级分野阻断了他们之间的沟通，这对于整个战役期来说都是致命的。事实上，英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基本上停止了进攻。1918年3月到4月英军在亚眠防区拼命阻止德军新一轮的进攻。直到当年8月英军在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爵士（Sir Douglas Haig）领导下实现了戏剧性突破，战争的胜负才初见分晓。与此同时，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等人主张绕开西线僵局，转而在相对边缘的“东线”作战，但这种战略也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挫败。1915年夏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远征是一项巨大的军事失误，导致了严重的损失；一年后对萨洛尼卡的远征也是如此。尤其是达达尼尔远征的失败让丘吉尔作为理性政治家的声誉一落千丈，数年后才得以挽回。即使在英国拥有传统霸权地位的公海地区，1916年6月英德间的日德兰海战至多也就打了个平手。英国主力舰队在指挥不力的交战中损失了3艘作战巡洋舰、3艘其他巡洋舰以及8艘驱逐舰。图1 1915年秋按照“德比计划”在萨瑟克市政厅进行的自愿报名参军活动。1915年10月，德比勋爵提出了一个计划，旨在保留自愿服兵役的制度，要求人们登记以“证明”他们参军是出于自愿。当时公众自愿参军的热情很高：1915年10—11月该计划下的志愿者人数就高达23.5万人。但该计划被1916年初对所有适龄男性进行强制征兵的规定所取代。
后来在几乎所有剧院中，反战宣传片描绘了愤怒的民众对英军陆海指挥官的猛烈抨击，指责他们为灾难的罪魁祸首。“战地诗人”们，如在战场上牺牲的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和艾萨克·罗森堡（Isaac Rosenberg），以及在战争中幸存的西格弗里德·沙逊（Siegfried Sassoon）和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被帕森达勒的血腥场面震惊了。他们强烈呼吁民众反对战争，反对会使一半的年轻人失去生命的残杀。触目惊心的统计数据也强有力地支持这一观点——在这场战争中，一共有75万人牺牲，250万人受伤，其中不少人留下了永久性的残疾。虽然事实如此残酷，但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西线总指挥约翰·弗伦奇爵士（Sir John French）于1915年底被调离后，其职务由黑格接替。这位沉默而严厉的苏格兰人勇敢而正直，因此逐渐在民众中树立起很高的声望。这一声望只有埃德温·勒琴斯爵士（Sir Edwin Lutyens）在蒂耶普瓦尔为纪念英军阵亡将士而修建的高大纪念碑能够比拟。陆海军的其他将领，如比提（Beatty）海军上将以及艾伦比（Allenby）将军（1917—1918年在埃及指挥英军由巴勒斯坦攻入叙利亚，扫除了德军的重要同盟土耳其军队的威胁），也成为备受欢迎的战争英雄。战壕象征着一种严酷但不可避免的解决方法。布鲁斯·班斯法瑟（Bruce Bairnsfather）笔下著名的漫画人物“老比尔”，鼓励他的战友，如果他知道哪儿有“更好的活儿”就不会来当兵了，这幽默地表达了人们对堑壕战恐怖气氛的容忍。军事危机度过后，英法得到来自美国的巨大军事和经济援助。英法联军终于在1918年11月11日停战前突破了德军防线并逼近德国边境，而大众的拥战热情也达到了顶峰。英国似乎面临着一种军事崇拜的危险，而这种情绪是自从安妮女王（Queen Anne）统治时期的莫尔伯勒时代之后在英伦三岛上从未有过的。全面战争
战争之所以广受欢迎——或者其后的不得人心——是因为全面战争牵涉到了全体民众以及所有的社会经济资源。在轻松地开始之后，战争在1915—1916年期间给工业和社会领域带来了大规模的变化。它使得国家权力高度集中，集体控制权空前膨胀。工农业的生产力及其分配都被用来满足强大战争机器的需要。1915年5月新建立的军火部开创了新的模式，由劳合·乔治亲自掌控。设立此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军火供应中诸多瓶颈问题。通过“雷厉风行的工作人员”，该部成为整合整个工业结构为战争机器服务的发动机。它对其他领域，例如社会福利、住房政策，以及妇女地位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煤矿、铁路、商业以及船运均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战前旧的自由经济模式，包括被视为神圣的自由贸易原则，都被绕过或者架空了。同样，劳资关系的传统体系也以全新的形式出现。1915年3月由政府与工会（不包括煤矿工会）达成的《财政协议》禁止罢工，但保证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并间接给予工会领袖全新的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财政协议》并没有达到实现战争期间劳资关系全面和平的目的。煤矿业出现了很大的纠纷，引人注目的是1915年7月南威尔士矿工联盟成功的正式罢工。军火部试图让非熟练工人（主要是妇女）进入工程类工厂以“稀释”劳动力并试图控制军工企业工人流动，这招致了很大的麻烦，特别是在克莱德赛德的工厂。1916—1917年期间，苏格兰和设菲尔德工人代表的非官方活动提醒我们，战争年代的共识非常脆弱，远远不是毫无异议的一致。然而，战争的确确保了工会以及工厂主们的集体地位，后者因新成立的英国工业联合会而联合起来。一种新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产业关系体系似乎成为可能。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商界巨子如艾瑞克·盖德斯爵士（Sir Eric Geddes）、约瑟夫·麦克雷爵士（Sir Joseph Maclay）、德文波特勋爵（Lord Devonport）以及荣达勋爵（Lord Rhondda）等人都在中央政府关键部门担任职务。这象征着工业与政治领导阶层的关系正在发生转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的自由主义英国正逐步变成公司式的国家，差不多就像下一代人形容的“大不列颠有限公司”。社会改革
在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广泛领域，大战的整体冲击是非常巨大的。左翼反战者，如工党的拉姆赛·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极具讽刺性地指出战争的需要所带来的社会改革远远大于过去半个世纪工会和进步人道主义者的所有运动所带来的变革效果。政府的新远景正在展开。新的元素正在注入和平时期统治英国的技术型、职业化公务员精英阶层。行政和经理阶层得到大规模扩张。像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或希波姆·隆特里（Seebohm Rowntree）这样的社会改革家，甚至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那样的社会主义者都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受到中央政府部门的尊重，尤其是1916年12月劳合·乔治接替阿斯奎斯担任首相之后。工资提高了，工作条件改善了。1917年的《玉米生产法》复兴了英国的农业，给佃农和他们雇用的工人带来了新的生机。技术性以及其他形式的教育也得到了重视。特别是随着1918年《费舍尔法案》的实施，免费的初等教育得到了普及，该法案还试图为大众创造从初等到中等甚至高等教育的机会阶梯。政府的一系列调查，包括保守派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牵头进行的一项调查，为国家住房计划开辟了新的远景，而这一领域在1914年前几乎被新自由主义完全忽视。主要的原则定了下来，即建立一种地方政府负责的补贴住房体系，为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建设廉租房，并且拆除城市中心和老旧工业区的贫民窟。关注公共健康的呼声也出现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造成大规模生命损失的战争，促使国内对生命更加重视，主要表现为改善医疗环境、关注儿童和老人、重视哺乳期母亲，以及像建立医学研究学会那样的医疗创新。到了1918年底，政府承诺建立新的卫生部来协调卫生服务和国民保险，并且接替地方政府委员会在这些方面的职责。妇女
英国社会从战时经历中获得的最重要成果就是解放。的确，对于他们（事实上是英国人口的大多数）来说，这是一个解放的时代。战争期间的英国妇女是最大的受益者。成千上万的妇女在前线服务，主要是在战地医院。护士伊迪丝·卡维尔（Edith Cavell）的杰出事迹在公众中提高了妇女的声望。她因在比利时协助英法战俘从战俘营中逃走而被德国人杀害。在国内，女权运动领袖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及其长女克丽丝特布尔（Christabel，而不是她那个社会主义者的次女西尔维娅［Sylvia］）积极协助政府的征兵运动。妇女在较广泛的领域得到了大量新机会，如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军火生产和其他工程工厂的工作以及许多以前为男性所独占的众多陌生职业。全面战争所造成的大融合对消除过去几十年来限制妇女的性别障碍产生了巨大的压力。那些认为妇女没有能力完全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的论调已站不住脚。因此，1918年的《人民代表法》赋予30岁以上的妇女投票权。这几乎是反高潮的，因为妇女遭受迫害和偏见的长期苦难史如此轻易地就结束了。如同在别的领域，政府强调的是战争的正面和进步的影响，并且为公众描绘出战后和平时期大规模“重建”（重建的定义在这儿是扭曲的）的宏伟蓝图。也许并非有意，但政府设法扩展和巩固当时的那种共识。政治
战争给英国的政治造成了巨大而混乱的变化。战争爆发时，下议〔1〕院仍由自由党和保守党（或者统一党）之间那种滑稽可笑的竞争所主导。然而对于自由党来说，战争给它带来的是灾难。一部分原因是战争造成的对个人与公民自由权利的侵蚀，另一部分原因则是许多自由党成员对战争本身的价值所抱的模棱两可的态度。1915年5月阿斯奎斯的自由党政府变成三党联合政府标志着自由党的进一步衰落。此后，党内就征兵问题产生的严重分歧与阿斯奎斯毫无生气的笨拙领导风格一直形影相随。作为“血战到底”承诺的象征，劳合·乔治和丘吉尔都主张强制征兵。其他的老派自由党员，如约翰·西蒙（John Simon）和雷金纳德·麦克纳（Reginald McKenna），则犹豫不决。阿斯奎斯本人也很踌躇。最后的决定是对18岁到45岁的男性强制征兵，但这使得对阿斯奎斯以及自由党的道德的批评声音继续增加。图2 1916年9月，劳合·乔治在索姆河畔弗里考特附近与印度士兵交谈。作为战争大臣（1916年7—12月）和首相（1916年12月之后），劳合·乔治以到法国前线慰劳士兵的方式树立起自己的领导风格。
危机终于在1916年12月来临。数月以来公众一直在抱怨政府的失败，不仅仅是在战场上，而且还表现在处理国内爱尔兰问题和劳资纠纷时的无力表现。1916年12月1日至9日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变动。关于这个问题的真相，历史学家们一直像中世纪的学者们那样争论不休。劳合·乔治与两位统一党领袖博纳·劳（Bonar Law）和爱尔兰人爱德华·卡森爵士（Sir Edward Carson）一起向阿斯奎斯建议成立一个最高战时委员会来指挥作战。几天的犹豫不决之后，阿斯奎斯拒绝了这一建议。劳合·乔治随后辞职。经过12月4日至9日的不同政治力量的关键性较量，劳合·乔治成为一个所有党派都参与的联合政府的首相。除在下议院占有约半数的自由党人之外，联合政府不仅包括了所有的统一党人，还包括在全国行政部门占有微弱多数的工党。此后，从1916年12月到1918年11月，劳合·乔治的权力达到了无人匹敌的接近总统的程度。他担任最高战时内阁的首相，由一个新的内阁办公室以及私人秘书组成的“花园郊区”或称厨房内阁作为后援。在这个顶峰的下面是一台巨大的集权机器。劳合·乔治的胜利有助于赢得这场战争，但对于他所在的自由党而言则意味着灾难。自由党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基层组织遭到削弱，在议会里没有效率且四分五裂，而且在媒体与知识分子圈子里显得缺乏道德与激情。新自由主义在1914年之前发起过如此多的社会改革，现在却偃旗息鼓了。当战争在1918年11月结束时，自由党变成了四分五裂并遭到极大削弱的残余小党，成为全面战争的最大受害者。
出人意料的是，自由党的地位被工党取代。工党也曾因这场战争的爆发而分裂。与工会领袖们的爱国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麦克唐纳和许多左翼社会主义者反对参战。麦克唐纳不得不因此辞去了议会工党领袖的职务。由于战争期间对一些问题的争议，如强制征兵的影响（军事上，可能还有工业上）、是否参加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的决定等问题也困扰着该党。然而，从长远来看，战争对该党来说是有利的。工党所依赖的工会组织由于战争而加强了。到1919年初，工会会员增加了大约一倍，达到了800多万。工党还受到俄国革命以及战争最后两年广泛的反战激进主义的鼓舞和影响。事实上，工党既参与政府，同时又扮演着正式反对党的角色。这是个理想的位置，可以利用自由党的内部困难。最后，1918年的选举权改革使投票人从大约800万人扩大到超过2,100万人。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选民的剧增以及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两极化趋势得到鼓励。1918年的工党章程赋予该党对社会主义全新的承诺。更重要的是，工党对选区组织和党总部的结构进行了重组，自始至终都由工会主导。工党的快速发展是战争所造成的强大政治后果，但在当时却没有人预料到。
真正的受益者是保守党。战争的进程使该党成为自然的多数党。自诩为爱国者的保守党被战争团结起来。此外，在1914年之前因关税和其他问题闹过内讧之后，保守党日益被商业与制造业利益所主导。保守党人的选民基础现在主要是在城市和近郊，而不是乡村。战争结束时，随着像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和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这样的重商新人物的出现，保守党和工党一样摆好了毁掉爱德华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的架势。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时，劳合·乔治取得了对国家的完全控制。他在政党联盟中的自由党人残余力量与保守党结盟，对抗反政府的自由党“反战主义者”以及工党中的“布尔什维克”。右派主导的新时代正在来临。大英帝国
在国外，战争岁月促进了更多的变化。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讲，这都是一场帝国战争，为大英帝国与英王和国家而战。英国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和印度得到很多军事和其他方面的协助。澳新军团日（纪念加利波利半岛苏弗拉湾的战役）成为澳大利亚日历上悲情的、象征性的事件。1917年，劳合·乔治实际上召集过一次大英帝国诸国首脑参加的帝国战时内阁会议，讨论协助宗主国内阁的事〔2〕宜。像南非的扬·史末资（Jan Smuts）将军那样有权势的帝国政治家甚至曾被请来参与英国的内阁讨论。在商业上，帝国特惠制正成为现实。在这个时期，大英帝国的神秘感是强大的。当时一位主要的建筑师埃德温·勒琴斯，年轻时曾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发起的艺术与手工运动的追随者。现在，他与赫伯特·贝克（Herbert Baker）正将他们的才智用于重建德里城上。德里城将以一座巨大的总督府为中心，配以秘书用的办公大楼，作为古典权威的象征。在战争期间，帝国的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膨胀。的确，战时的秘密协定确保了战后和平时期英国的殖民体系及战略，使它成为规模空前的帝国，新增加的领地范围包括中东和波斯湾的广阔地域。在像“阿〔3〕拉伯的劳伦斯”那样的个人主义者的古怪行为鼓舞下，加之以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东其他地区丰富的石油前景，大英帝国的疆土扩张到无远弗届。
然而，事实上帝国正日益变得难以维系。早在1914年之前，帝国政策受到的财政与军事上的限制已经凸现出来，尤其表现在印度发生的日益高涨的国大党运动上。而此时其他问题也出现了——反抗英国统治的民族主义起义此起彼伏并愈演愈烈。威尔士几乎是以盲目的爱国热情追随着如日中天的劳合·乔治，但与威尔士截然不同的是爱尔兰对英国殖民统治进行了剧烈反抗。由几位共和派和新芬党人领导的1916年4月复活节起义遭到了惨烈的失败。但是，由于阿斯奎斯政府残酷的镇压，到了1918年中期，新芬党及其共和信念赢得了爱尔兰南部几乎全部26郡的民心。主张自治的老资格人物，如约翰·狄龙（John Dillon），正在被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和埃蒙·德·瓦莱拉（Eamon de Valera）这样的新民族主义激进派所取代。战争接近尾声时，爱尔兰南部几乎处于戒严法控制之下，他们抗拒服兵役，反抗王权及新教徒（或其余威）的支配。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从19世纪40年代的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到19世纪80年代的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以及1900年之后的约翰·雷德蒙（John Redmond），几十年里采取的大都是合法与和平的方式，现在却似乎到了猛烈爆发的边缘。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战争岁月政治与社会的共识，在克莱德赛德和威尔士矿谷已经相当脆弱，更是一点也没能延及爱尔兰南部。随着爱尔兰共和主义强有力的策动，反抗帝国统治与压迫的全新民族主义运动就要展开。印度、埃及以及其他殖民地将对此密切关注。战争留下的遗产是一个更加统一但却更加孤立的英国。它庞大的帝国角色已经无法应对战后世界的广泛变化。注释〔1〕 英国政党之一，主张爱尔兰与英国的统一。——译注，下同〔2〕 扬·史末资（1870—1950），又译斯穆茨，南非政治家、军人和政府总理（1919—1924，1939—1948），国际联盟与联合国的创始人之一，曾积极促成南非加入英联邦和其他国际组织。〔3〕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 1888—1935）：英国军官，熟谙土耳其和阿拉伯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劳伦斯利用他与阿拉伯地区头领的关系策动联合起义，使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1916—1918）。他因此获得了“阿拉伯的劳伦斯”的美誉。劳伦斯的传奇形象因美国记者洛厄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图文并茂的战时报道以及他本人的自述《智慧的七根支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而广为人知。1962年，英国电影大师戴维·利恩（David Lean）将他的传奇改编成史诗电影，更使劳伦斯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第二章20年代
和平重新到来时，似乎一切都很少改变。1918年12月大选中劳合·乔治压倒性的胜利确保了战争到和平的平稳过渡，同时也表明了人们对战时的爱国主义和团结一致的认可。这场选举被称为“优惠券选举”，因为政府给那些支持联合政府的候选人发送了背书信。首相几乎被所有的人称为“赢得战争的人”，所以劳合·乔治成为继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以来最炙手可热的政治家。确实，大选的结果是极其悬殊的。联合政府的支持者获得了不少于526个席位（其中自由党136席，统一党获得剩下的几乎全部席位），而工党只获得57席，自由党独立参选人仅仅获得26席。如果仔细研究的话，这一结果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工党在议会的57个席位掩盖了该党在大选中获得多达250万张选票的事实，所以工党实际上正处于大规模选举突破的前夜。在爱尔兰，新芬党获得南部81个议席中的73席；其议员退出了英国议会并在都柏林成立了自己的非正式议会，被称作“代尔”。尽管如此，首相和他战时同事们的权威似乎仍然是无可置疑的。
大选似乎也证明在许多方面社会经济秩序正在迅速复苏。很多战时的管制和国家的集体主义机制消失了，好像它们从未存在过似的。主要的工业产业交还给私人——包括铁路、船运、甚至煤矿，而煤矿企业主们也许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最为人们痛恨的人了。政府还开始实施连贯的财政政策以确保英国最终恢复金本位货币制度。该政策要求实行稳健的货币紧缩措施，以消除战争期间迅速扩张的货币发行量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伦敦城、阶级制度以及私有化的资本主义似乎注定要无可争辩地延续它们的统治。为了表明英国的资本主义有一张人道主义的脸，政府在1919—1920年间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活动。的确，劳合·乔治在竞选时更像是一位急于将英国建成“适合英雄生活的国土”的社会改革家，而不是决意要绞死德国皇帝或者叫嚷“对德国毫不留情”的沙文主义者。因此，大选后政府的确实施了虽然短暂但积极的计划以扩展卫生和教育服务、提高养老金以及普及失业保险制度。这其中最突出的成就是自由党大臣克里斯托弗·艾迪生（Christopher Addison）博士启动的住房补贴计划。尽管财政部很不情愿支持，该计划还是在1919—1922年间取得了建成总数超过20万套公房的成就。虽然数量有限，但这是解决英国一个主要社会痼疾的弥足珍贵的开始。经济与政治问题
然而很快人们就不安地注意到，生活并没有恢复常规，1914年之前人们熟悉而安适的生活框架不可能轻易复原。由于海外市场丧失以及为支撑战争而出售海外投资，英国出现了一些新的破坏性经济问题。这一问题最不祥的表现、同时也是报纸头条的焦点，就是国债的剧增。1914年未偿还的债务为7.06亿英镑，而6年后这一数字猛增到78.75亿英镑。其结果是人们强烈呼吁在公共支出方面厉行“节约”，杜绝“浪费”，以及在1918—1919年快速通胀之后回到平衡预算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上来。
政治形势也远非正常。劳合·乔治的联盟在不愉快的环境中上台，因为有人批评政府在1918年的大选中搞“优惠券”阴谋。政府的当选遭到道德上的质疑。再者，作为联合政府，发生内讧是家常便饭。在国内、国际以及帝国事务上，自由党首相与他的保守党同事之间一直关系紧张。劳合·乔治本身是个冷漠的、巨头式的人物，忙于参加各种国际和谈会议，与下议院若即若离。他是个没有自己政党的首相，一个对自己的金钱花费和性生活不检点的冒险家，这些特点使他无法赢得普遍的信任和拥戴。所以，停战时期的共识很快灰飞烟灭，而新的矛盾冲突取而代之。
一系列的挑战逐渐削弱了联合政府的执政能力。新的格局正在成形，而且将影响英国此后20年的政治进程。左派方面，劳合·乔治受到许多自由党人的猛烈抨击，主要批评他对待自由贸易等广受尊崇的传统原则时漫不经心的态度。他在爱尔兰的政策似乎更令人震惊，因为政府在1919—1921年间采取了毫不留情的报复政策与爱尔兰共和军（IRA）开战。被派去支援英军和警察的皇家增援部队大开杀戒，造成许多血腥暴行。1921年12月，天生善于谈判的劳合·乔治最终与新芬党领袖阿瑟·格里菲斯（Arthur Griffith）和柯林斯缔结和平条约。从1922年1月起，由爱尔兰南部天主教的26个郡组成的爱尔兰自由邦诞生了。仅仅东北部厄尔斯特的以新教为主的6个郡留在联合王国。但这种态度上的大转变（volte-face）对于修复劳合·乔治在自由派舆论中被败坏的形象来说已经太迟了。
在工党和工会中，首相已完全丧失了长久以来建立的劳工庇护人的声誉。1919—1921年间，在对付煤矿工人、铁路工人以及其他工人（甚至包括警察）的全国性罢工时，劳合·乔治的政府采取了粗暴的方式，包括动用应急权力和军队来阻止罢工。此后，政府没能防止大规模失业现象（失业人数很快超过了100万）的恶化，造成了老旧工业区的灾难。政府弃用了建议在1919年对煤矿实行国有化的桑基报告，这是对煤矿工人的明显欺骗。“黑色星期五”（1921年4月15日）“三方联盟”的进一步削弱使矿工又一次受挫。这些事件对工人阶级的意识影响深刻。以促进国家统一和社会团结为宗旨的当选政府反而使阶级分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了。联合政府不但受到左翼的批评，也受到右翼日益猛烈的攻击。保守党人渴望回归到以前独立政党执政的健康制度上来，摆脱独裁式首相及其拥护者肆无忌惮的统治方式。尽管联合政府当政近4年，但却已经陷入深渊，劳合·乔治本人作为首相也举步维艰。
在这一切现象之外，最重要的是，人们普遍对和平条约及“凡尔赛体系”怀有一种幻灭的情绪。1919年的和平安排越来越不受欢迎。这种安排与英国和其同盟国在战时的秘密协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以不公平的条件对战败的德国要求巨额经济赔款并强制划分边界。经济学家J. M. 凯恩斯（J. M. Keynes）所著《和平的经济学后果》（1919年）一书最能有效地表达这种情绪。他当时是财政部的经济顾问，但在巴黎和会期间因抗议不平等条约而辞职。这本书在大西洋两岸很快成为畅销之作。该书的结论是，对德国苛刻的赔款要求将会导致其经济破产，进而造成欧洲经济的长期衰弱。凯恩斯还用令人印象深刻的语言形象地描述了巴黎和会上混乱腐败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里，凡尔赛的和平使者们进行着各种讨价还价的秘密交易。劳合·乔治被批评为“没有根基”的人。首相在接二连三的国际会议上充当欧洲和平缔造者的努力变得不受欢迎。用博纳·劳的惊人之语来说，英国拒绝再充当“世界警察”。帝国也许空前强大，但要统治它英国需要从欧洲事务中抽身而退。否则，就会再次发生1914年8月的悲剧。对劳合·乔治联合政府的最后一击发生在1922年10月。当时英国为了保卫希腊在小亚细亚的地位以及保护达达尼尔海峡几乎到了与土耳其开战的边缘。保守党以及左翼均奋起反对这种新侵略主义的做法。政府的右翼根基由此轰然倒下。1922年10月19日，劳合·乔治黯然下台，并由此终止了他的政治生涯。图3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卡通画像，作者为戴维·洛（David Low），1933年10月28日刊登在《新政治家和国家》上。凯恩斯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的《通论》（1936年）一书使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产生了革命，而《和平的经济学后果》（1919年）一书则传播了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的幻灭感觉。
接下来出现了对劳合·乔治政府的两种反应。它们分别由麦克唐纳和斯坦利·鲍德温所代表。两人在促使1922年10月劳合·乔治政府下台的运动中均发挥了突出的作用。麦克唐纳具有乐观的乌托邦式的国际主义和“勇敢新世界”的理想主义，是日益成长的工党完美的代言人。工党的席位在1922年和1923年的大选中迅速增加。麦克唐纳可以在克莱德赛德的社会主义与伦敦政府的传统社会思想之间左右逢源。与此相对照的是，更有影响力的鲍德温领导的保守党根植于城郊体面的中产阶级和正统的爱国主义，并且对战后劳合·乔治的政治试验和英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国际冒险主义都非常警惕。鲍德温于1923—1924、1924—1929、1935—1937年间任首相。对于渴望回归宁静与社会和平的英国来说，他是个合适的领导人。民族主义和艺术
公众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不断发生变化和产生混乱。战前的许多固定模式现在似乎都受到了侵扰。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知识分子发起了小规模的运动，这意味着联合王国的统一本身可能会受到威胁。两个规模不大的民族主义政党按照爱尔兰的模式建立起来——1925年成立的威尔士民族党和1928年成立的苏格兰民族党。然而，它们的意义在遥远的未来才会显现。
艺术方面，在文学、音乐、绘画以及建筑领域，像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以及勒琴斯等战前巨人依然活跃，从而掩盖了先锋派运动表达“现代主义”和反叛现实的汹涌暗流的挑战。小说家中，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主要作品。的确，反映战争岁月混乱情绪的《恋爱中的女人》在1920年出版之后，劳伦斯的后续作品似乎并不是很出色。更具创新性的作品是与“布鲁斯伯里学派”有关的一群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创作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家弗吉尼亚·吴尔夫（Virginia Woolf）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意识流”作品。对人物性格的细腻描绘以及小说新奇的意识流形式证明了“现代主义”小说的活力。比较正统的是E. M. 福斯特（E. M. Forster）的《印度之行》（1924年）。他与布鲁斯伯里学派有着间接的联系。这部小说描写了东西方文化的互动冲突，表现出西方的自由人道主义正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诗歌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开创性发展是T. S. 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1922年）。这首诗的韵律和意象令人不安，其基督教的遁世主题以及个人的伤感情绪捕捉到了20年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萧伯纳（Bernard Shaw）最具哲学意味的《圣女贞德》之外，当时的戏剧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在艺术、设计和建筑方面，这同样是个缺乏想象力的时代。像本·尼科尔森（Ben Nicholson）那样的画家正在探索新的风格，而其他人，如保罗·纳什（Paul Nash），显然也是在原地踏步。在艺术界，布鲁斯伯里学派中再次出现了几个著名的叛逆者，如艺术批评家和赞助人罗杰·弗赖（Roger Fry），以及画家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和瓦尼莎·贝尔（Vanessa Bell），他们都试图打破现实主义绘画的樊篱。的确，布鲁斯伯里学派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人物，如经济学家凯恩斯，散文家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及该学派的哲学家导师G. E. 摩尔（G. E. Moore），体现了英国20年代文化舞台的许多优势与不足。该学派真诚希望在英国的艺术中注入欧洲大陆现代主义诗人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的灵感。它把对新事物的迷恋与对传统有效的反抗结合起来，其中最能体现这种做法的是斯特拉奇对维多利亚时期女王及其他风云人物的致命弱点的讽刺性研究。较为负面的是，布鲁斯伯里学派对艺术沟通持一种鼓励近亲联姻、甚至是部落化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成了家族式的封闭小圈子。30年代的作家们将会批评该学派是新的文化集团。他们抨击该学派对道德（而不是纯美学）强调不够，而且缺乏对政治与公众的关心。或许，布鲁斯伯里学派的宗旨鼓励了艺术与大众渐行渐远的趋势。
虽然如此，艺术领域在表达反叛和解放方面的发展却与当时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相呼应。妇女先后在1918年和1928年取得了部分和全部的投票权。她们也能够享受其他的自由权：抽烟、看电影之类的消遣、追求更加开放和不受限制的“性生活”、更为丰富大胆的衣着等。20年代回忆录中大加赞赏的“鲜亮年轻一代”其实是有很大局限的。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就以这些人为对象写了很多讽刺文章和戏剧。他们通常来自中产阶级或上层社会，与私立学校、牛津和剑桥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牛津成为自由文化自我表达、腐化堕落和虚无主义的中心，正如30年代它被（同样错误地）认为是反战抗议运动的中心一样。更为古老的大学也许并不像后世神话创造者们所宣称的那样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当然它们确实融入了当时尚无定形的世界的试验探索氛围。教会
当然，道德标准的旧裁判者的权威在战后似乎遭遇了危机。在这方面，没有哪个机构比教会更明显。除了拥有坚定的爱尔兰信众的罗马天主教会，其他教会显然都是全面战争的受害者。在维多利亚鼎盛时代对许多人来说是道德灯塔的各种新教教堂，现在遭遇到信奉者减少、资金紧缩以及权威削弱的情况。即使在教会视为堡垒的威尔士和北方地区，其威信也出现了逐渐衰退。更严重的是，战争造成的对清教主义和安息日习俗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教会本可以使用的惩戒措施。战后的英国国教也很难继续发挥其既定的全国性作用。兰德尔·戴维森（Randall Davidson）和科斯莫·朗格（Cosmo Lang）等大主教宣扬回归传统道德秩序，但是他们传达的信息似乎越来越苍白无力。
从正式意义上讲，英国仍是一个明显的基督教国家。其教会领袖仍然受到尊崇，并且与王室以及拥有土地的贵族联系密切。星期日仍然安静肃穆——列车停驶，商铺与剧院歇业，威尔士和苏格兰的酒馆也关门谢客。1927—1928年对英国国教祈祷书的修改引起了激烈的公众辩论；教会内部盎格鲁天主教与新教福音派之间的战火又重新燃起。正如新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宗教节目后来表明的那样，教会仍然认同中产阶级价值观、家庭、社区以及正统的爱国主义。同样，通过诸如童子军和教会旅这样的青少年活动，教会也和帝国联系在一起。战争本身鼓励了一种世俗的宗教形式，体现在勒琴斯在白厅为阵亡将士竖立的纪念碑和一年一度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仪式上。然而，尽管各种正式仪式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他们几个世纪来的宗教传统，基督教的影响力和神秘性正在显著消退，尤其是对战后的一代人和退伍军人来说。大罢工
教会对影响历史进程的无能为力戏剧性地表现在1926年大罢工事件上。那一年，工业衰退、失业率上升以及社会积怨所构成的可怕怪圈导致了英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阶级冲突。1919—1921年的大罢工已成为历史。鲍德温首相在祈祷：“主啊，赐给我们时代和平”。但是在英国最大的工业——煤矿领域，工资减少、工人失业以及矿区家庭生活水平下降等因素造成了持续的紧张局势。1926年4月，政府拒绝继续给予煤矿工业补贴。5月2日，鲍德温与英国工会联盟（TUC）代表团的谈判破裂。由此，工会几乎是突发性地发动了一场大罢工。连续9天（5月3—12日）全国实际处于瘫痪状态。工会挑战政府与宪法秩序的经济力量从未像现在这样显示出它的威力。教会领袖们呼吁双方和解的努力显得尤其有气无力。
实际上，这场大罢工进行得足够平和。没有发生针对罢工破坏者的暴力行为（这些人员还包括因此而停课的许多牛津和剑桥的大学生们）。罢工破坏者们开动公交车并从事其他反罢工的活动。罢工者与警察和武装部队之间也没有发生暴力冲突。最后，TUC在5月12日取消了罢工令，约克郡、卡姆布里亚、泰尼塞德、南威尔士以及苏格兰工业区一如既往地服从了决定，而几个关键的工人团体（如电力工程师团体）自始至终都没有参加罢工。这是工会的一场彻底的失败，尤其是对于煤矿工人来说，他们又痛苦地坚持罢工达数月之久。英国的阶级战争成了一场短暂而没有流血的冲突。对于旁观的中产阶级来说，它无关痛痒，甚至显得很有趣。
然而很明显，大罢工所揭示和加深的裂痕成为以后20多年里持续影响全国团结的重要因素。直到1984—1985年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时，1926年的情景——当时的胜利与背叛——对英国煤矿工人来说也还历历在目。在1926年的形势下，大罢工是没有成效的。当时，工会本身三心二意，政府则准备充分（一些阁员，如财政大臣丘吉尔）甚至蓄意挑衅。但是，1926年——一位威尔士矿工后来在回忆中称之为“元年”——的确展示了英国工人阶级内部非凡的忠诚和阶级团结。这不仅表现在较老的采矿、钢铁和造船领域，也表现在公路、铁路运输和销售等“半技术”行业的新型服务业工人中。即使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国内的阶级分野也昭然若揭。人们对警察或公务员所宣称的严守中立的态度表现出深度的怀疑，甚至对事实上顶着政府压力努力保持其独立性的、新成立的英国广播公司的立场也表示怀疑。在矿区，大罢工带来的后果是矿主对罢工者的惩处、工资的大幅削减以及削弱工人的喉舌矿工联盟的企图。如果说像阿瑟·库克（Arthur Cook）那样具有煽动性的矿工领袖靠边站了的话，工会和工党的继任者们对公然扭曲工作报酬与机会的社会体系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容忍度。这对战争年月建立起来的所谓社会团结是个极大的讽刺。当英国继续艰难地度过经济大萧条的岁月时，大罢工的记忆与阶级抗争的传统也在延续下去。社会分野
20年代后期，国家的局势终于安定下来，并一直持续到40年代。人口继续增加，虽然更加缓慢。英国人口从1911年的4,083.1万增加到1921年的4,276.9万和1931年人口普查时的4,479.5万。但是人口中存在着日益深刻的差异，正像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那样的年轻一代作家后来所强调的那样。对于英格兰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来说，20年代是个日益满足和繁荣的时代。出现了许多以城市中产阶级房产为主的房地产开发。这源于1919—1921年有始无终的艾迪生住房计划以及后来内维尔·张伯伦给予私人房地产开发商直接补贴的计划。战后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满怀着中产阶级的梦想——拥有自己的住房、安静的家庭环境、更多的休闲追求（例如，到1930年时英国私人汽车的拥有量就超过了100万辆，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宝贝”奥斯汀牌汽车），以及各种便捷的家用机电设备，如胡佛电动吸尘器。英国广播公司将娱乐与教育节目送到私人家庭里，这显示出了广播的影响力。对于1880年至1918年间急剧扩张的白领行政与专业人员阶层（包括初级经理人员、公务员、学校教师、熟练工人等）来说，20年代并不是很糟糕，因为物价开始下降，房屋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更加轻易地获得，此外还有更多的休闲活动可以追求。更新的、采用先进技术的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赫伯特·奥斯汀（Herbert Austin）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朗布里奇以及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牛津附近的考利建成的现代化汽车厂。在它们的周围，居住于城市郊区这种新生活方式繁荣起来。对这一部分人来说，在经历了令人厌恶的战争与大罢工的不安刺激之后，由热爱自然的首相鲍德温所宣扬的“安定为先”理念和他所象征的日常安稳价值观似乎更有吸引力。图4 1929年牛津考利的莫里斯汽车厂的批量生产。在这里，车身在第一次喷漆后进行进一步的打磨。由威廉·莫里斯在考利以及赫伯特·奥斯汀在朗布里奇创立的汽车工业对20年代英国的经济生活和休闲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对于许多其他地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逐渐绝望和幻灭的时代。例如，在战后短暂而忙乱的恢复之后，英国的乡村深陷于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中。农村人口逐步减少，尤其是在英格兰南部以机械化农业为主的小麦种植区。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村收入水平降低；从苏格兰高地到英格兰的康沃尔，乡村小镇的活力荡然无存。表面上，英国的乡村生活保存了自身不变的传统面貌；1918—1926年间发生的“绿色革命”极大地增加了小型农场主的数量，这是自诺曼征服以来在土地所有权方面最大的变革。但在这一切表层之下掩盖着的是负债的模式、月供和银行贷款的负担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生活质量上日益扩大的差距。因为大多数的英国文学作品是以乡村作为基本参照系的，所以这些现象暗含着严肃的文化与社会意义。
在老旧工业区，尤其是英格兰北部和东北部、威尔士南部工业区、苏格兰中部克莱德赛德一带，以及爱尔兰海对岸贝尔法斯特的贫民窟里，这是一个令人极其痛苦绝望的时代。20年代工人阶级住房和生活条件的不足和贫瘠日益为人们所注意。同时像贾罗、威根和梅瑟蒂德菲尔这样的老旧工业区的环境日益恶化。伴随住房潮湿肮脏、学校和公共服务匮乏等恶劣条件的，是儿童患病与死亡率、中年人肺结核、矿工肺病以及老年人残疾等数字的惊人上升。英格兰北部、威尔士和苏格兰老旧工业区居民的平均寿命远远低于英格兰东南部和英格兰中西部的乡镇和温泉区。20年代的社会鸿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大。这一状况又因钢铁、造船和煤矿等传统行业因缺乏投资而造成的失业率上升而加剧。1925年回归战前实行的金本位制的决定是由财政大臣丘吉尔作出的。该政策（事后）受到凯恩斯的严厉批评，但却得到正统经济学家和工商界人士的广泛支持。金本位制意味着对英国煤炭与钢铁出口价值的严重高估以及这些行业工人失业率的进一步攀升。至于在教育和医疗设施以及诸如图书馆、游泳池、公园等公共设施的质量方面，鲍德温安静领导下的英国实际上存在着比以往更加明显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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