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旭杰
出版社：中国税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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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支出行为与经济周期波动试读：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增长的同时也承受着周期波动带来的阵痛。经济过热时的资源浪费、物价走高，经济不景气时的企业发展困难、就业增幅降低，最终导致社会福利受损。近些年，国家已开始强调经济稳定的重要性并已具备一定基础来实施经济稳定发展政策，“五年规划”的经济发展主要目标也由“十五”的“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转变为“十一五”的“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和“十二五”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反映了国家对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向“又好又快”发展的需求转变。
经济周期波动作为宏观经济稳定的考量，是制定财政支出政策的重要依据，是政府和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重点问题。一般认为，反周期的财政支出政策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而且政府的转移性支出计划具有自动稳定性，但现实经济中大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支出行为却呈现出明显的顺周期特征。那么，为什么不利于经济稳定的顺周期财政支出行为在世界范围内还会普遍存在？本书认为地方政府支出行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研究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就不得不探讨行为的激励因素，否则无法深刻理解这种行为如何发生。学术界已普遍认为财政分权是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重要制度因素，并且研究成果丰硕。本书致力于研究中国的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激励，进而如何影响经济周期波动。在中国，由于财政分权与垂直的政府管理模式紧密结合，需要将两者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进行分析，并可称为“中国式财政分权”。关于经济周期波动则涉及价格水平波动、投资周期波动、就业周期波动以及综合经济周期波动，综合经济周期波动是从数个代表性宏观经济变量中提取的综合性指标，是各经济变量的共同波动态势。本书尝试在一个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内，探究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激励下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对宏观经济各方面波动因素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垂直政府管理模式的实行，地方政府服从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其采取的预算内财政支出行为有利于平抑综合经济周期波动，但会滞后1～2年推高通货膨胀。预算外支出以及投资性支出加剧了综合经济周期波动，而且预算外支出对滞后期通货膨胀的加剧作用比预算内支出更大。另外，地方政府投资竞争加剧了综合经济周期波动，并造成产业结构变迁产生就业周期波动效应。
本书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1章为导论，提出了研究主题，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研究文献。第2章综述了财政分权理论，探讨了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影响。第3章剖析了中国独特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治理制度安排所蕴含的地方与全国利益冲突和协调机制，利用多动态因子模型识别了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周期性特征。第4章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与官员治理制度对地方政府周期性支出行为的激励机制。第5章研究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对价格水平波动的影响。第6章考察了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投资竞争对省份投资经济波动效应的影响。第7章承接上一章探究了地方政府投资竞争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就业周期波动效应的影响。第8章是结论及政策建议。第1章导论1.1问题的提出
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为世界所瞩目，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经济结构及发展模式存在问题，中国经济也承受着周期波动所引起的阵痛。经济过热带来的资源浪费、价格畸高以及人们实际收入水平的降低；经济不景气带来的企业发展受损、就业增加放缓、产出增长减速，对国家、企业和居民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近年来，国家已经开始关注经济稳定的重要性并已具备一定基础来实施经济稳定发展政策，“五年规划”的经济发展主要目标也由“十五”的“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转变为“十一五”的“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和“十二五”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反映了国家对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向“又好又快”发展的需求转变。
然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经济难以找到一条稳定增长的路径，总是在过冷与过热之间转换（刘霞辉，2004）。改革开放后，中央将很多经济管理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并进行了财政包干形式的财政分权改革，之后，宏观经济的每次波动就表现出这样的共同特征，即经济过热常常伴随着地方政府或者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资规模扩张（例如，2004年的“铁本事件”），经济遇冷则伴随着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地方投资项目的监管，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得到抑制。如此看来，地方政府的行为与经济周期波动有非常直接的联系。由于影响经济运行最直接、最奏效的是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因此探讨支出行为是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对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重要方面。问题至此还没有结束，如果只知道了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不去探究地方政府为什么会采取这样行为的话，我们始终不知道该如何向着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迈进，所以探讨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经济波动效应的制度性根源才是问题的重中之重。
财政分权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权力、利益和责任的分配，可以说是左右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重要因素，收入的多寡决定了支出的能力，而支出的责任安排则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支出行为。
当今世界，财政分权已成趋势，各国对于财政分权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一方面，联邦制国家的国家结构决定了这种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后福利时代”的发达国家据此来提高政治责任感和降低公共物品提供成本；另一方面，单一制国家也在趋向于分权以提升公共物品提供效率。譬如，在美国，中央政府将很大一部分联邦权力下放给州政府，权力范围遍及福利、医疗、法律、住房和就业等事业或制度，目的是希望更接近选民和更了解选民偏好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更有效的公共物品。在英国，苏格兰和威尔士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拥有自己的议会和行政机构，全面负责地方事务。在意大利，财政分权发展之深远甚至出现将国家一分为二的呼声。在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同样流行，其主要是为了使地方经济发展突破中央计划的束缚。财政分权的理论研究要追溯到20世纪中叶，Tiebout（1956）以“用脚投票”机制、Musgrave（1959）从财政的三大职能出发、Oates（1972）通过Oates“分权定理”分别论证了分权的合理和必要性。由于财政分权使得政府支出更适合当地居民偏好，并且鼓励政府间财政竞争从而提高了公共物品提供的效率和质量，因此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利的。然而，对于缺乏“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的一些发展中或转型国家，财政分权对于经济的影响很难确定。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各级政府没有公共收支的立法权，但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的行政分权以及财政包干的财政分权改革，使得“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假说（也称“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被提出（Montinola，Qian and Weingast，1995），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维护市场以推动地方经济增长。
由于经济增长被看作是财政分权设计和公共部门资源配置的目标，又因为Lucas（1987）通过定量计算得出结论：经济波动存在的福利成本与经济增长减缓的福利成本相比极其微小，所以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便成为财政分权领域的重要议题。Oates（1993）认为静态情况下财政分权可以提高经济效率，那么在动态情况下就可以带来经济增长，Montinola，Qian和Weingast（1995）、Qian和Weingast（1997）认为分权可以维护和促进市场发展。随后，Zhang和Zou（1998）、Xie，Zou和Davoodi（1999）、Lin和Liu（2000）又分别从实证角度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得到的结论并不相同。Breuss和Eller（2004）把这归因于分权的政府结构利弊带来了理论构建时的两难。理论的两难与结论的相反说明，财政分权一方面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不均衡，这对经济增长造成了作用相反的影响。因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断寻找最优分权，权力此消彼长，而在此试错过程中，造成了经济波动。
在Lucas对于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比较之后，一些后续研究（Obstfeld，1994；Pemberton，1996；Dolmas，1998；Thomas and Tallarini，2000）集中在对极小的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的质疑，通过改变偏好与消费过程假设，获得了较大的经济波动福利成本。Campbell（1999）以及Campbell和Cochrane（1999）认为在消费者习惯方式偏好的假设下，波动的福利成本也很巨大，与增长的重要性相当。陈彦斌（2005）根据中国具体情况设定偏好参数，得出两种福利成本大致相当的结论。在现实经济中，我们也能看到经济波动带来的巨大损失。因此研究中国的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作用进而怎样影响了经济周期波动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而言也是正当其时。
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与财政联邦制不同，是一种经济分权和垂直政府管理密切结合的制度安排（本书称为“中国式财政分权”），考察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就不得不考虑到垂直政府体制的约束与作用，也即是说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财政分权本身和垂直政府管理模式（官员治理模式）同时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支出行为，需要将两者纳入一个框架同时分析。这样便形成了本书的研究逻辑：财政分权、垂直政府管理模式（也可统称为中国式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经济周期波动。1.2基本概念1.2.1 中国式财政分权
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是分为若干级次的，国际上通常将政府层级分为联邦（中央）、州（省）以及地方政府。譬如，美国政府划分为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包括县、市、镇、学区、专区等类别）；英国划分为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4个构成国家，每个构成国家又分郡（区）和市镇；法国政府分为中央、大区、省和市镇政府。中国是五级政府层级，包括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自治州、市）、县（自治县、市）、乡（民族乡、镇），学术界一般将我国省级以及以下的政府视为地方政府。
一级政府具有一级财政，因此各层级政府间存在划分公共收支权责的财政关系。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需要一种制度，在联邦制国家这种制度称为财政联邦制，在中国称为财政管理体制。财政联邦制是实行联邦制国家采用的一种制度。在联邦制国家，联邦内除了设有联邦立法机关和联邦行政机构之外，联邦各成员政府（州或省政府）也有自己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构，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联邦政府行使联邦整体的立法、军事和财政等主要权力，联邦各成员政府则分别在其辖区内行使其独立权。因此，财政联邦制最重要的特点是，各成员政府拥有公共收支的立法权。财政管理体制是中国的用语，是指处理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确定财政管理的主次与级次、公共收支的划分原则与方法、财政管理权限的划分以及财政调节制度和方法等，其突出特点是地方各级政府没有公共收支的立法权。
财政分权就是以财政联邦制或财政管理体制为载体的政府间财政权责的划分，是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各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为中央政府的重要目标———通过权力分配达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它具体指在政府职能或事权基础上将征税权和支出权向下级政府下放，使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这符合经济效率与公平原则。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联邦制国家或者是实施财政联邦制的单一制国家的财政分权是有所不同的，它是一种在集权型垂直政治体制下的经济分权，在这种模式下，经济分权的经济利益并不是地方政府激励的全部，垂直的政府治理使得中央政府具有对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和罢免的绝对权威，地方政府官员不得不追随中央的政策导向。由此来看，中国式财政分权是一种同时对地方政府产生政治和经济激励的制度安排，产生了地方政府“向上负责”的行为模式。1.2.2 地方政府支出行为
关于政府支出的概念，要从公共物品理论谈起。公共物品是社会成员共同使用或消费的物品，任何一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别人对它的消费（Samuelson，1954）。它是一个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概念，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由于公共物品具有显著的经济外部性，使得其提供成本和收益不一致，那么市场机制中的企业或个人则缺乏积极性或者无力提供，导致市场失灵。因此，公共物品的提供被认为是政府的职责。大多数公共物品具有特定的受益区域，即区域性特征。按照公共物品的地域划分，可分为全国性和地方性公共物品。地方性公共物品通常由地方政府提供，满足该地区范围内居民的公共消费需求，该区以外的居民享受不到这种公共物品的利益。
公共物品理论认为，政府支出是政府为提供公共物品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发生的支付费用，而税收实际上是社会公众为消费公共物品而支付的价格。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数量决定了公共支出的规模。那么政府在某一时期内应该提供多少公共物品，存在着如下几种规范理论。边际效用论是将社会成员在消费公共物品时获得的边际效用与他们纳税的负效用联系在一起，以此确定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Pigou，1928）。最大社会收益论（Dalton，1922；Haveman，1976）认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规模应建立在其社会收益最大限度地超过其成本的原则上。自愿交换论（Lindahl，1958；Bowen，1948）认为人们以税收为代价来消费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供需曲线交点决定了最优产量，进而确定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公共选择论将政治程序纳入到公共物品提供的决定因素当中，认为选民代表表达全体选民的意见和偏好对政府支出水平做出表决，最终形成相对最优的支出规模。
那么由公共物品理论出发，可以定义地方政府支出是指地方政府通过政府部门向辖区居民提供公共物品的过程中所支付的各种费用的总和。对于地方政府的界定，国内外的做法并不相同。西方国家将地方政府界定为中央政府和中间政府（州、区、省等）之下最低一级的政府机构，譬如，美国的地方政府包括县、市、镇、学区和专区等类别，形式多样、名称多变，但并不包括州政府。我国将地方政府界定为除中央政府以外的各级政府，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地（自治州、市）、县（自治县、市）、乡（民族乡、镇）等四级。由于我国省级以下政府数量巨大、情况复杂，且数据较难获得，尤其是基层级次的政府，因此本书考察的地方政府界定为省级政府。实际上，省级政府上承中央下启市县，在政府体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以省级政府为研究对象意义重大。
界定了地方政府支出，便可以描述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即地方政府以地方政府职能为前提所进行的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的决策和执行活动。
从地方政府职能出发，公共物品理论所倡导的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就应该是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也就是财政分权理论中所主张的地方政府应以资源配置为责任进行支出的决策和执行。但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职能需要转变，地方政府支出行为也要相应改变。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一个在经济上的“全能型政府”（丰海英，2008），人、财、物各项权力均为政府所有，中央对国民经济全盘统筹，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一切服从于中央，国家就是经济的主体，在国民经济中占压倒性优势的国有企业分别隶属于从中央到省、市、县的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地方政府支出由国家统一安排，范围包括地方各级管理的国营企业投资、经济建设事业费、社会文教事业费、地方各级行政管理费等，可以说支出行为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央也开始向地方下放行政和财政权力，以经济绩效为主的官员职务晋升标准和财政包干的多收多留给了地方强有力的激励去促进经济增长，地方政府支出行为也由此导向能够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方向和活动领域。1994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重新划分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支出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安排，但财权开始上收于[1]中央，这种财事权不匹配的局面导致地方政府寻求预算外资金，实施预算外支出行为。在预算外支出尚未纳入预算管理的十几年间，其缺乏规范化、公开化和透明化管理，对于地方政府各部门来说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的真实支出意[2]愿。虽说预算外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逐年下降，但其依然是研究地方政府支出行为所不能忽视的重要部分。1.2.3 经济周期波动
经济周期波动是指总体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所出现的有规律的扩张和收缩，或者称为繁荣和衰退，它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而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几乎涉及经济体系中所有的部分，是不能用一种个别因素就可以解释或者个别经济指标就可以涵盖的复杂现象（哈伯勒，1963）。经济繁荣指在此状态下，人均生产量、消费量和就业率都很高，这时没有或者只有很少闲置物质生产要素和未运用的人力资源。经济衰退指在此状态下，消费者需求、投资急剧下降，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和产出下降，整体经济产出停滞或负增长。经济学家们很早就开始关注经济周期波动现象，各经济学流派提出不同的理论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诱因和传导机制进行解释，包括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等。
古典主义经济周期理论是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提出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垄断、政府干预、收益的非生产性使用推迟了增长造成了衰退，特征就是低水平的销售、产出、就业以及价格和工资率下降。然而，萨伊定律认为生产过剩以及就业不充分只是暂时的，长期来看供给会创造其自身的需求，需求将自动调节至供给量，从而供求达到平衡。既然萨伊定律认为市场能自动达到均衡状态，那么造成经济短期内偏离均衡的波动就来自于外生力量的冲击，譬如，技术进步引发的投资波动冲击、太阳黑子造成农业减产的冲击、战争破坏对经济发展的冲击，等等。
凯恩斯学派明确反对古典学派的萨伊定律，认为古典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关于价格和工资可以灵活调整的假设不符合经济事实。在价格不能灵活调整的前提下，总需求的变化不会使得供求迅速调整为均衡状态，而是产量发生相应的变化，即总需求的不稳定造成了经济周期波动。在工资不能灵活调整的前提下，价格水平的改变会使得实际工资发生变化，从而造成劳动力供给的变动，出现非自愿的失业，这就是说劳动力市场不是总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国民总产出也不是总处于充分就业情况下的产出水平。
在20世纪30—60年代，凯恩斯的理论一直占据着经济周期理论的主流地位。但60—70年代，凯恩斯的观点在应对滞胀问题上存在明显的缺点，导致了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对凯恩斯学派的反对。货币主义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学派都认为总需求的不稳定是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原因，不同之处在于货币主义者认为整个总需求的变动是由货币供给的变动引起的，他们虽然认为货币是长期中性的，但短期内能够影响总产出和就业水平，即承袭了早期的货币数量理论。货币主义者以货币理论重新解释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原因，并坚持认为大多经济周期波动是由货币政策变动引起的。当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若货币供给增加，名义价格上涨，企业就会急于生产更多产品，为劳动力提供更高的名义工资，工人便会放弃一些闲暇以获得更多工资，从而就业和产出就会上升。然而，工人终究会意识到这是一种货币幻觉，他们会要求更高的货币工资，公司为了利润最大化被迫降低劳动者雇用数量，经济重返自然率水平。于是货币主义者以不正确的货币政策来解释经济周期波动，央行过度扩张货币供给造成通货膨胀，之后紧缩货币政策造成经济衰退。他们主张按照单一规则制定货币政策，稳定货币供给增长率。
理性预期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同属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继承了古典主义关于市场出清、经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理性预期学派批判凯恩斯主义没有微观基础，也对货币主义的适应性预期论点产生质疑，他们认为理性的经济当事人会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并使用所有可利用和有用的信息进行经济决策，因此被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变动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等经济效应，也即是说未被预料到的货币政策才是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理性预期主义的一些学者提出如果理性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能带来经济规模的变动，那么就只有以技术进步为代表的实际冲击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干扰因素，并将之发展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Kydland and Prescott，1982；Long and Plosser，1983）。该理论同样强调供给的主导作用，其核心是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这被作为基准模型来理解经济周期波动。
虽然新古典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影响广泛，但信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仍对它提出了挑战，修正了传统的模型，改变了以前认为工资和价格具有刚性的观点，提出工资和价格具有粘性，既不是像早期凯恩斯学派认为的那样工资和价格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像古典主义假设的那样工资和价格可以迅速灵活地调整，而是一个缓慢的变化过程，另外，新凯恩斯主义还引入了理性预期和经济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用新古典主义的微观分析方法论证了凯恩斯式的命题，即非自愿失业是可能的，经济恢复至自然率水平需要政府的干预。新凯恩斯主义兼收并蓄了各经济学派的理论精华，认为总需求和总供给的不稳定都会造成经济周期波动，而且货币供给变动造成的总需求不稳定以及实际冲击造成的总供给不稳定均可能引发经济周期波动。
本书所研究的经济周期波动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或衡量，而是从多维度考察众多经济活动表现出的循环往复，包括产出、就业、投资、价格水平等，既研究它们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又分别考察其中的各个方面，这样可以更为全面地衡量宏观经济运行情况。1.3国外研究现状
政府支出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主题。Gali（1994）从理论上将政府部门引入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以政府购买占GDP比率作为政府规模的一个参数加以分析，认为政府购买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然后对22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国家的数据做了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购买规模确实具有显著的“稳定器”作用。Rodrik（1998）从开放经济考虑，认为政府部门是安全的经济部门，其支出缓解了外部经济冲击，从而减弱了经济波动。Fatas和Mihov（2001）同样以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但对经济波动进行了多种衡量，最后得出财政支出规模可以很好起到“稳定器”作用的结论。Lane（2003）在OECD国家的数据基础上，研究了政府支出各组成部分的经济周期特征，得到的结论是政府一般性支出表现出温和的反周期特征，其中政府消费是顺周期特征，转移支付是反周期特征；政府投资表现出很显著的顺周期特征；政府总支出周期特征不明显。Talvi和Vegh（2005）提出一种政策畸变假设，认为财政盈余会带来增加政府支出的游说，这种增支的压力是递增的凸函数，即经济越繁荣，畸变压力越严重。通过对包括OECD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共56个样本的研究，发现7国集团的政府支出没有表现出经济周期特征，而发展中国家表现出顺经济周期特征。Mohanty和Zampolli（2009）在国际清算银行2009年第4季度报告中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论述财政支出规模与宏观稳定的关系，认为财政支出规模既能稳定经济波[3]动，又能加剧经济波动；报告实证分析了20个主要OECD国家自1970年以来的数据，得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起到稳定作用，之后这种作用开始减弱。这些研究更多的是致力于从整个国家层面探究政府支出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从地方政府视角研究政府支出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则多是探讨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和制度性根源。
财政分权激励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较早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传统观点认为，由于缺乏货币手段以及经济高度开放限制了地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因而地方政府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宏观经济稳定本质上是一种全国性政策。但是伴随着整个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呈现出明显的分权化改革趋势，学术界已经在关注分权化制度改革以及地方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一种观点认为，宏观经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承诺问题（commitment problem），只有当政府能够有效地约束自身行为从而确保政策的可信性才能实现宏观经济稳定（Barro and Gordon，1983；Kydland and Prescott，1977），而财政分权一方面通过强化权力制衡从而有助于遏制中央政府的背信行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强化地区间财政竞争从而促使地方政府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减少背信行为，因而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宏观经济稳定（Qian and Roland，1998）。另一种观点则主要强调财政分权带来的政策协调问题从而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宏观经济稳定是一个集体行为（collective action）的结果，需要利益各方的协调一致，但同时其又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特征（Samuelson，1954），各个利益主体的免费搭车动机将会增加协调成本，导致这一公共物品提供不足。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财政自主权将会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的自我利益和免费搭车动机，促使地方政府行为更多地偏离于中央政府的既定政策路线，从而加剧政策协调的复杂性，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Prud’ homme，1995；Treisman，1999）。这种协调的复杂性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影响：①地方政府倾向于挤占中央税源从而增加中央财政脆弱性。②地方政府在预期中央政府将作为其最后担保人后会加剧支出扩张，导致纵向财政失衡加剧。③中央政府通过铸币税来解决地方财政失衡，导致货币扩张（Wibbels，2000）。另外，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现象也被认为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
上述两种观点都得到了一些经验证据的支持。Treisman（1998）以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87个国家面板数据为基础考察了政治和财政分权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发现分权化体制有助于增强发达国家中央政府行为的诚信度从而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但也导致发展中国家政府过度支出以及财政赤字的货币化，从而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Wibbels（2000）以1979—1995年间46个发展中国家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分权体制对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效力的影响，发现联邦制导致的协调问题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Treisman（2000）基于相同数据集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联邦制对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具有较强的锁定效应（lock in effect），加剧了政策调整的复杂性，使得通货膨胀动态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期初水平。Rodden和Wibbels（2002）以1978—1996年间50个联邦制国家面板数据为基础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财政分权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分权特点：当地方具有较大的税收自主权时，财政分权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当地方政府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具有较大的依赖性时，较高的财政分权水平将会导致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Martinez-Vazquez和McNab（2006）基于国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有直接的经济稳定作用，从而有助于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Wibbels和Rodden（2006）在考察了7个联邦制国家后指出，与联邦政府实施反周期财政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州政府更倾向于采取顺周期的财政支出政策，这主要源于地方政府面临的信贷约束、高度弹性的地方税制（税基较窄）以及中央政府通过调整财政转移支付将政策调整成本转嫁给地方政府的动机，纵向财政失衡和相机抉择性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将进一步加剧地方财政支出行为的顺周期特征，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也将进一步加剧反周期国家财政政策与顺周期地方财政政策之间的冲突。1.4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中国的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Brandt和Zhu（2000，2001）、Bennett和Dixon（2001）以及Feltenstein和Iwata（2005）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化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自我利益动机和预算约束，迫使地方政府更多地寻求隐性担保、信贷干预等手段来扶持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或者是直接满足自身的投资需求，从而导致信贷规模扩张，引发通货膨胀。王玮（2003）指出，改革开放前的分权化改革是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剧烈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分权并没有给我国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造成太大负面影响。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提出了一个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地方政府行为假说，指出地方政府在财政利益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总是有利用违规优惠政策进行引资的强烈动机，从而对宏观经济稳定造成巨大冲击。郭旭新（2007）从博弈分析入手，探讨经济转型中财政分权化与经济稳定的关系，认为地方政府某些不合理的投资行为是由分权化过程中相应的配套制度未能建立所引起的，而非财政分权化改革本身导致的。周业安和章泉（2008）以我国1986—2004年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地方财政支出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地区间财政支出竞争推动了价格水平上涨，财政收入分权有助于遏制地方财政支出竞争对价格稳定的不利影响，但财政支出分权则进一步强化了地方财政支出竞争对价格稳定的不利影响。丁从明和陈仲常（2009）基于AS-AD视角，利用SVAR分解方式，发现频繁调整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经济波动“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赵文哲和周业安（2009）则认为，财政分权加剧了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竞争，导致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过度膨胀，带来了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方红生和张军（2009）提出了地方政府扩张偏向的支出行为，即一种在衰退期比繁荣期更为积极的“扩张偏向的政策”，并认为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式赋予了地方政府扩张动机，而预算外收入反映的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现象实现了扩张行为。李猛和沈坤荣（2010）则发现，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为确实构成了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根源，但这主要是归因于官员腐败，财政和政治激励的影响并不显著。
研究我国的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不得不涉及地方官员治理模式，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利益和政治利益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应该说政治制度安排和官员治理模式带来的政治激励和约束从根本上决定着地方政府的责任感和行为模式，因而对宏观经济稳定具有重要影响（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国内正方兴未艾，而且以研究地方官员治理模式对经济增长的文献居多。Li和Zhou（2005）以1979—1995年间中国省委书记、省长的个人特征为基础，研究了官员更替与各省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地方经济增长表现与官员晋升正相关，并认为中央通过控制地方官员任免来激励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省级领导就像一个巨大公司的中层干部，其内部职位调动与他们的经济表现密切相关，也正是这种集权的官员治理模式将财政分权后的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张军和高远（2007），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王贤彬、徐现祥和李郇（2009）也分别从官员任期、异地交流、来源、去向、更替等地方官员治理维度考察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地方官员治理模式对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具有重要影响。1.5研究思路和方法1.5.1 研究思路
研究中国式财政分权激励下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首先要确定地方政府的角色、职能，其次要探究垂直政府管理结构中的地方官员治理模式，最后要厘清地方政府支出行为作用于经济周期波动的机制和途径，见图1-1。图1-1 研究框架
在财政分权体制和中国特有的地方官员治理模式下，地方政府既要服务于辖区内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用需求，又要服从于中央的利益追求以获取官员的晋升或留任，这种中间的承接角色是决定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关键。
一方面，财政分权体制赋予地方政府拥有自己的财力，不管是“财政包干”的剩余留存还是“分税制”的分税按比例分成，地方政府都要根据财力情况自行安排支出，而且中央对地方的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递增率是根据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的比例系数确定，因此地方和全国经济绩效通过收入约束而制约着地方政府支出行为，促其倾向于顺周期特征。另外，官员治理模式加剧了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顺周期性。地方“一把手”为了在官员治理模式中脱颖而出，即使在经济繁荣期也具有极大动力通过扩张性政府支出行为尽快抬高经济增长，而短期内的快速经济扩张势必造成局部性资源短缺从而带来经济发展瓶颈，伴随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引发经济衰退，造成经济大起大落。而当经济周期进入衰退期时，地方政府也可能会担心风险而规避一些扩张性支出行为，以免在财政和政治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4]
另一方面，顺周期支出行为所加剧的经济大起大落，不仅给全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也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财政利益和官员政治利益。因此，地方政府也具有强烈的激励和动机通过反周期性支出行为维护市场稳定以追求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一则，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全国经济稳定不仅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正外部性，而且可以通过税收返还制度保护地方财政利益；省份经济稳定则降低了调控成本从而直接保护了地方财政利益。二则，地方官员满足了中央的经济稳定需求，便会增强自己在官员治理模式中的政治竞争力。
由此可见，地方政府支出行为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受两种相反作用的影响：一方面，收入约束促使地方政府倾向于采取顺周期的财政支出行为，从而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收入约束效应）；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有足够的激励实行“逆风向而动”支出行为以维护市场稳定（市场维护效应）。1.5.2 具体方法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理论探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具体的定量方法而言，本书从省份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激励问题，考虑到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需要用到空间计量模型来加以捕捉。另外，综合经济周期波动、就业周期波动的提取需要利用动态因子模型，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则需要考虑到价格水平的自相关性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加以分析。（1）空间计量模型
y＝ρWy＋Xβ＋Xβ＋u （1-1）1122
u＝λWu＋ε2
ε～N（0，σI）n
这里，ρ是因变量空间自回归参数，λ是误差项空间自回归参数。W是n×n的空间权重矩阵。需要指出两种特殊情况：当λ＝0时，原模型即为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当ρ＝0时，原模型即为空间误差模型（SEM）。另外，为了避免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还可以在SAR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建立空间德宾模型（SDM）。具体使用哪个模型要视相关检验和拟合效果确定。（2）动态因子模型
x＝μ＋af＋ε （1-2）i，tiiti，t
这里，x是表示第i个变量在时期t的观测值。μ＋af是x的公i，tiiti，t共成分，ε是x的特异成分，f＝（f，f，…，f）′为公共因子向i，ti，tt1t2tmt量，即为本书中的综合经济周期波动向量，a＝（a，a，…，a）′ii1i2i3为因子载荷向量，反映了x与公共因子的相关程度。i，t
假设Eεε＝0，i≠j，但ε可能存在序列相关，那么可以假i，tj，t-si，t设其是pi阶自回归过程：
同样，假设公共因子服从q阶自回归过程：m（3）动态面板模型
其中，J为因变量的最大滞后阶数，x为其他解释变量。ν为个i，ti体效应，ε为干扰项，满足E（ν）＝E（ε）＝E（νε）＝0。i，tii，tii，t1.6本书构架
第1章是导论，阐述了研究背景，提出了研究问题，综述了国内外研究文献，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说明，并概括了本书内容安排。
第2章是关于财政分权的阐述。2.1节综述了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向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演进，2.2节则综述了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历史沿革，分别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统收统支阶段、财政包干阶段和分税制阶段阐述了中央和地方的收支责任安排。2.3节是对财政分权度量指标的分析和比较。本节构造了财政分权的总量指标和人均指标，它们的相关度较高，表明两种指标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替代性。本节还利用总量指标将中国分权程度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财政分权程度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程度较高。2.4节阐述了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激励机理。
第3章是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周期性特征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识别。3.1节剖析了中国独特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治理制度安排所蕴含的地方与全国利益冲突和协调机制，提出了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周期性悖论假说，即地方政府支出行为总体上呈现出省份顺周期和全国反周期特征。3.2节利用多动态因子模型提取省份产出、就业、投资、消费、价格水平和财政支出增长率的共同因素作为综合经济周期波动的衡量，并捕捉省份财政支出与综合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动性，以此来确定省份财政支出的周期性特征。3.3节根据识别结果对省份预算内财政总支出、各类支出和预算外支出的周期性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省份预算内财政总支出表现出全国反周期和省份顺周期特征，经济性、社会性和维持性支出均表现出全国反周期特征，经济性支出的省份周期特征较为模糊，社会性和维持性支出表现为省份顺周期特征，而省份预算外支出的全国和省份周期特征均为顺周期性。3.4节是对本章的简短小结。
第4章探讨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周期性支出行为的激励。4.1节单独考察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收入分权增强了地方政府支出的全国反周期特征和缓解了省份顺周期特征，支出分权则具有相反作用，减弱了全国反周期特征和加剧了省份顺周期特征。4.2节加入地方官员治理变量以便将垂直政府管理和财政分权结合起来考察其对地方政府周期性支出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加入地方官员治理变量以后，财政分权指标的显著性有了明显提高，但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全国性周期特征的影响与4.1节的结果有所不同，收入分权减弱了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全国性反周期特征，这是因为收入分权释放给地方政府制度内约束减弱的信号，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有可能在税收竞争中通过违规操作竞相压低实际税率水平，反而减弱了财力，削弱了地方政府实施中央导向的反经济周期支出能力。官员治理模式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干部队伍年轻化和知识化有助于弱化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省份顺周期特征，较长的任期和中央任职经历则具有相反影响，但这些因素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全国反周期特征的影响较为模糊。在接下来的拓展分析中，本节从支出结构视角研究了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省份各类支出的周期性特征的影响，财政分权和地方官员治理模式对各类支出周期性特征的影响存在明显不同。4.3节对前两节的结果进行了归纳总结和对比分析。
第5章研究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支出的价格水平波动效应。5.1节归纳了国外学术界关于财政分权对价格水平影响的不同观点。5.2节结合中国情况论述中国式财政分权影响价格水平的机理，由于国外关于财政分权对价格水平影响的研究是基于“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并不适合中国情况，中国式财政分权影响价格水平的传导枢纽是地方政府支出，具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只能通过经验分析来寻找答案。5.3节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上节提出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支出在当年并不会抬高价格水平，而是滞后1～2年才发挥作用，尤其是预算外支出的作用发挥得更快更明显。5.4节是对本章的简短小结。
第6章研究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投资竞争通过省份投资冲击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的影响。6.1节阐述了中国式财政分权造成的地方政府对政府投资的竞争以及对非政府投资的竞争，并分析了这两种竞争路径对省份总投资周期波动的影响，进而如何影响综合经济周期波动。6.2节在3.2节的基础上捕捉省份总投资冲击对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省份总投资冲击具有全国经济波动效应。6.3节利用贝叶斯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投资竞争对省份总投资的全国经济波动效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通过对非政府投资的竞争加剧了全国经济周期波动，而对政府投资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省份总投资的全国经济波动效应。6.4节是对本章的简短小结。
第7章研究地方政府投资竞争影响产业结构变迁从而对就业周期波动产生的作用。7.1节论述产业结构变迁对就业周期波动的影响机理。产业结构合理化能够平抑就业周期波动，盲目的产业结构改变可能造成转入企业的再转移，极易造成就业周期波动。7.2节实证检验产业结构变迁对就业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产业通过就业人数和劳动报酬传导路径对就业周期波动分别起轻微的减缓和增大作用，但统计上并不显著。第二、第三产业在两条传导路径上对就业周期波动均具有加剧作用，且前者作用强于后者。7.3节阐述地方政府投资竞争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由于地方政府具有短期内推高经济增长的强烈动机，它们在招商引资时更偏向于能短期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财政收入的第二产业，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投资竞争通过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变迁加剧了就业周期波动。7.4节是对本章的简短小结。
第8章总结全书，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中央政府应充分认识到现行的财政和政治激励制度虽然有助于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带来了宏观经济波动等扭曲性影响。因此，中央政府应在充分尊重地方利益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我国财政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地方政府的财政和政治激励与约束，增强地方政府的大局观，促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全国利益。在政治激励方面，应循序渐进地弱化经济增长速度在干部考核体系中的权重，向着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官员治理体系改革。在财政激励方面，中央政府应充分认识到财权与事权错位带来的扭曲性影响，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分权制度中的分税制制度安排，科学界定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建立健全地方税收体系，适当下放财权、上收事权，形成一个财权与事权更为匹配的分权格局。1.7创新与不足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经济稳定视角
由于经济增长被看作是财政分权设计和公共部门资源配置的重要目标，所以一直以来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是财政分权领域的重要议题。财政分权一方面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造成了地方政府经济管理权力的增加，而宏观经济稳定类似一种全国性的公共物品，地方政府都寄希望于中央政府来提供，自身更关注本辖区的经济增长，一旦形成地方政府不顾一切地推动经济增长的激励，则势必出现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资源浪费，极易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因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断寻找最优分权，权力此消彼长，而在此试错过程中，更加剧了经济波动。经济周期波动不仅在现实经济中的负面作用显而易见，在理论上也被证明具有很大的福利成本，因此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对于促进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意义重大。（2）省份地方政府研究视角
全国经济周期波动并不应该只是一个单一的指标，在其内部隐藏着与之协动的各地域、省份的经济周期波动，如果不分析地方经济特征，难以全面揭示整体经济的运行状况。因此本书从省份地方政府视角展开研究。这就需要构建能够从省份宏观经济变量中提取综合经济周期波动的模型框架。动态因子模型是一种处理高维面板数据的方法，它可以将高维经济变量降维为截面数据隐含的公共成分以及具体变量的特异成分。鉴于动态因子模型可以较好地捕捉到多主体经济协动性，本书拟应用此模型从省份经济变量中提取全国经济周期波动。具体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x分别表示各个省份的宏观经济变量，譬如产出、就业、i，t物价水平、消费、投资和财政支出的增长率变量等。为公共因子，分别刻画综合了各个变量信息的全国、地区和省份经济周期波动，ε为x的特异成分。i，ti，t为相应的载荷系数，捕捉了x与全国、地区和i，t省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3）贝叶斯统计推断
以省份视角出发的计量经济模型，待估参数众多，样本时间序列长度有限，平均到每个参数上的观测数据量明显不足，应用经典统计方法已无法令人信服，因此采用贝叶斯方法，综合先验信息和样本信息，得到参数的后验分布，并用马尔可夫蒙特卡罗（MCMC）模拟方法求出参数的均值、中位数与四分位数，其中以均值作为参数估计值。
贝叶斯统计推断是将待估参数视为随机变量，在引入参数的先验信息的基础上，由贝叶斯公式得到参数的后验分布，并从后验分布来进行各种统计推断，例如后验均值、后验方差、后验分布的分位数，等等。计算这些后验量都可归结为关于后验分布的积分计算，而当后验分布很复杂时，就需要马尔可夫蒙特卡罗模拟（MCMC）来处理。具体地，设π（x）为参数的后验分布，要计算的后验统计量可写成某个函数f（x）关于π（x）的期望，即：
Ef＝∫f（x）π（x）dx （1-5）π
MCMC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建立一个平稳分布为π（x）的Markov链来得到π（x）的样本，从而基于这些样本来做各种统计推断。
本书虽然做出了很大努力，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书中力求探讨地方政府的支出行为，但只对地方政府的显性支出如预算内、外支出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于地方政府大量运用土地出让、税收优惠政策和信贷干预等隐性支出挖掘不足，在较好获取相关数据的基础上，揭示地方政府上述支出行为的周期特征及其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1]1979—1993年间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财政决算支出的比重平均为58.4%，1994—2010年间这一比重平均值为72.9%。1979—1993年间地方财政决算收入占国家财政决算收入的比重平均为69.2%，1994—2010年间这一比重平均值为47.5%。
[2]1982—1993年间这一比重平均为41.8%，1994—2009年间这一比重平均为17.2%，尤其是国务院于1996年颁布了《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以及财政部先后制定了《预算外资金管理实施办法》和《中央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管理暂行规定》等配套文件以后，预算外支出比重基本呈逐年递减态势，到2009年已缩减为7.5%。
[3]报告中指出，从需求论看，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和相机抉择使得财政支出稳定了经济波动；从供给论看，财政支出规模有可能改变劳动和民间投资供给决策，从而加剧经济波动。
[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前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因为行政过度干预经济以及调控手段只依赖财政政策而缺乏货币政策所造成。第2章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出行为概述2.1财政分权的基础理论
财政分权理论的研究起源于Tiebout在1956年发表的《一个关于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一文，从此财政分权理论开始兴起。时至今日，已逾半个多世纪，财政分权理论已发展了两代，分别被称作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传统财政分权理论）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代表人物是Tiebout，Musgrave和Oates，因其对财政分权理论的先驱性和卓越性贡献，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也被称作TOM模型。
Tiebout（1956）构造了一个地方政府模型，认为作为公共物品消费者的居民通过自由流动，选择公共物品和税收组合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地区居住，这导致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竞争途径就是努力提高公共物品的提供效率。如果地方政府不能满足居民的要求，人们则会“用脚投票”迁移到能更好满足他们偏好的地区，由此达到了资源的更有效配置，实现了帕累托改进。Stigler（1957）给出了地方政府存在的两条必要理由：一是，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接近辖区内的居民，更了解他们的公共物品偏好，具有信息优势；二是，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的公众有权选择他们需要的公共物品的种类和数量，也即是说地方政府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Musgrave（1959）的分权思想是建立在考察财政三大职能基础上的。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财政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再分配和经济稳定职能，其中，在资源配置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对于居民的偏好更具信息优势，应由地方政府承担这一职能，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和改进社会福利水平。在收入再分配方面，地方政府为了鼓励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以及吸引更多的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主体，缺乏足够动力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在经济稳定方面，地方政府缺乏充足的财力对宏观经济加以控制。因此，后两个职能应由中央政府负责。他还提出这种实现公共物品提供效率和分配公正性的分权可以通过在各级政府之间划分税种的形式固定下来，也就是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自主权。Oates（1972）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物品具有比较优势的“分权定理”。对于一种其消费涉及所有地理子集上的全部人口的公共物品而言，单位供给成本对于中央政府统一提供和分散给各地方政府共同提供都是相同的，那么由地方政府提供一个帕累托有效的公共物品产出量给各自辖区的居民总是要比中央政府提供任何特定的而且一致的公共物品产出量给所有辖区居民更有效（或者至少同样有效）。也就是说，对于同样的公共物品提供，由地方政府来实施要比中央政府的效率更高或者两者效率相当。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全球范围内史无前例地出现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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