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胡翼青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试读：

书写一本与传播研究有关的手册（handbook），就意味着两件事情同时悄然发生：其一是以我们的眼光去划定传播研究领域的边界；其二是表达我们的学科认同和专业立场。我们不能也不打算否认这一点。

有人会奇怪为什么我们不干脆用更为直白的方式来规定传播研究的边界，比如书写一本体系化的传播学教材。自1949年以来，施拉姆、他的许多弟子以及更多的弟子的弟子一直都在做这件事，而且他们也确实用自己的方式直接地圈定了他们所认为的传播学的边界。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教材完成了他们的使命。相反，他们关闭了传播学的边界，将传播学的理论探索变成了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教条。施拉姆晚年曾经强调：“我们有时忘记了传播研究是一个领域，而不是一门学科。”1然而，这一真理性的判断与他一生所做的主要工作正好是矛盾的。写一本关于这一学科的教材来规训该学科未来的知识生产者，这是一件多么困难和多么需要三思而后行的事，然而在传播学这个领域中，似乎这是件人人都能干的事情。思忖良久，我们觉得没有能力把这本手册写成一本教材。

如果我们认定传播研究只是个领域，一个十字路口，那么要划定传播学的边界，采用的方法就绝不可能是圈地，而是开放和探索，是对原有边界的挑战。在我们看来，如果想看到传播研究的边界，那么最省力的办法就是呈现出传播研究大家们的思想边界。这就是我们的方法，为传播研究画一张星空图。不过这个方法并不完美，除了它所固有的模糊性以外，它面对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谁是传播研究的大家，标准是什么。然而它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因为它保持了一种开放和探索的姿态，因此可以不断地被补充。

在《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一文中，施拉姆把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霍夫兰钦定为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他认为，这四个人的贡献为传播研究开辟了疆土，从而使得传播研究成为一个具有合法性基础的学科领域。然而，这种辉格史的写作方法，既没有看到传播研究领域已经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各位思想先驱，也没有看到他同时代的各种伟大传播思想，这些思想有许多来自其他学科。与施拉姆故步自封、罢黜百家的传播学科观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传播研究是一座多元思想交相辉映的学术富矿。2所以，本手册的宗旨以质疑施拉姆的标准作为起点并呈现我们认为对交流哲学有所创见的学者，这些学者起码对一至多种传播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作出过积极的、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但它因此就是不完善的，是内涵模糊的，是挂一漏万的，是需要不断补充和拓展的。我们要声明的是，这本手册是目前我们关于传播思想边界的看法，需要被补充和批评，而且本书必然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会随着对传播思想史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完善。

怎么呈现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戴元光老师主编的新作《影响传播学发展的西方学人》是一种厚重的方式。然而，厚重的论述常常会损伤相对的全面与信息的清晰度，这并不是手册的呈现方式。为了更为清晰和相对全面，我们采用了更为简单的呈现方式。在本书的正文中，当代经典传播学者（19世纪的思想先驱不在我们的描绘范围之内）将以词条的方式被详细描绘，每一词条都会向读者介绍这位学者的学术生平、对传播理论和方法的贡献以及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有部分学者在这方面确实没有什么贡献，就不存在这部分内容），同时还有扩展阅读部分（多以英文原著为主）。这样既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词条中所叙述的人物大致有一些什么样的成长经历、传播思想以及处于什么样的学术语境，也可以以此作为一个起点，引导读者进行更为深入的扩展阅读。3

当然，这种叙事方法带来的问题也不少，比如说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点与面的分离。因为任何描绘星空的人不能只描绘星星，而不去描绘星星背后的夜空。补偿的办法就是这篇导论以及书后的那张谱系图，尽管这些补偿是远远不够的。在导论中我们不仅要提及在词条中没有涉及的一些19世纪的思想先驱，而且要将学者之间的系谱关系和理论所属范式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尽管我们无意再去讨论20世纪之前的伟大思想家和传播思想，但如果在导论中居然不对这些先在的研究做一些回顾，那么我们就是在以历史书写的方式消灭历史。

传播思想的先驱们

批判传统的奠基者——从黑格尔到卢卡奇

批判理论作为传播学学科话语建构过程中一个与传统学派相对立的理论范式在施拉姆之后的传播研究中获得了日益重要的地位。汉诺•哈特在《传播学批判研究》一书中把对批判思想的忽视理解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在他看来：“传播学未能理解并克服自身思想史的局限，不仅未能解决已然站稳脚跟的传播学科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而且未能认识到激进思想的潜力。”4暂不论汉诺•哈特的看法是否有失偏颇，但他至少对批判理论对于传播学的意义做出了侧面的肯定。

当我们追溯批判理论的源头时，马克思和卢卡奇是不可不提的人物，然而当把他们视为新哲学的开创者加以书写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那个为新哲学提供了最多思想养料的先驱——黑格尔。黑格尔把他的全部哲学看做是一个抽象的绝对精神自我异化和自我扬弃并复归自身的逻辑过程。黑格尔的哲学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全体系，他把人类历史、精神的自我生成和演进统统纳入了他的体系，而统摄这个体系的便是那个神秘的“绝对精神”。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预设，而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对黑格尔的扬弃之上，他从黑格尔的哲学中发现了“绝对精神运动”的辩证法和历史性的概念并加以重新阐释，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厦。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为他提供了辩证法和历史性的概念，列宁曾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8。

然而，马克思的批判却忽视了黑格尔辩证法中意识的主体向度，他把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当做不需要论证的历史过程。这一点被匈牙利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卢卡奇敏感地发现，他重新唤醒了马克思主义中被遮蔽的主体环节，把历史重新建立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卢卡奇对马克思的理解对后来的批判理论至关重要。卢卡奇认为：“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全面、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之于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出一门全新的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

实证主义传统的开创者——孔德

孔德的思想与英国经验主义相类似，他们都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观念，即认为不存在超越经验的天赋观念。这种思想来源于昌盛于19世纪的自然科学。孔德在当时欧洲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法国学到了实证和科学的精神，他同时也受到启蒙的感召，认为要建立不同于以往哲学的新的“社会科学”：“孔德旨在创建一种自然主义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这种社会科学既可以解释人类的历史发展，又可以预见其未来的进程。除了要建立一种能够解释人类运动规律的科学之外，孔德还企图阐明在具体历史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条件。他的学说的两大支柱是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即关于社会进步和社会秩序、社会变化和社会稳定。”10

孔德的思想催生了新的以经验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欧洲，孔德的思想被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接受，“他们明确地把这样的科学的世界观规定为两个基本点：‘第一，它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只有来自经验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建立在直接所予的基础之上的。第二，科学的世界概念是以一定的方法即逻辑分析的运用为标志的。’”11迪尔凯姆在孔德思想的指引下，在《自杀论》中率先采用了量化研究的经验方法，并奠定了实证社会科学的基础。而在美国，实证主义成为早期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之源。学者们综合了实证和实践的概念，皮尔士就把认识看做一个在实践中探究的过程。孔德的影响使得逻辑实证主义和美国的实用主义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1882年，逻辑实证主义先驱马赫曾在布拉格会晤实用主义创始人詹姆斯。自此以后，两人彼此倾慕，相互砥砺。而当20世纪30年代，拉扎斯菲尔德——这个20世纪最重要的实证主义工具制造者——从欧洲逃亡到美国以后，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在传播研究上的合流便水到渠成。

即使在今天，实证主义的传统依然把持着传播研究的主流话语，在这一系谱上形成的效果研究、受众研究造就了一批专家式的传播学者，并且形成了一个建制性的学科，推行专业性的高等教育。就这一点而言，孔德及逻辑实证主义对美国传播学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弥散的影响——达尔文主义和精神分析

在追溯传播学的源头之时，有两个思想因素是最难被归类和解释的，几乎在每个传播思想的流派中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子，这就是达尔文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

达尔文主义是把生物学家达尔文和社会学家斯宾塞的思想统称的产物，两者的观点其实略有不同。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斯宾塞产生的影响更大一些。斯宾塞所倡导的达尔文主义意味着一种对“进化”近乎偏执的信念，“在如何看待进化的问题上，斯宾塞和达尔文有着根本的区别。在斯宾塞看来，进化意味着进步……人类获得完美只是个时间问题。他进一步认为，进化原理不但适用于个体，而且适用于社会。斯宾塞将适者生存的观念用于社会，这就被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12。

达尔文的进化论挑战了19世纪正统的思维方式，他所提倡的历史进化观念给了马克思重要启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推崇达尔文的著作，并认为他们自己的历史科学最终是建立于达尔文的观念之上，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最重要的是，他们也将社会历史划分成了一系列进化‘阶段’”14。齐美尔从微观的角度探讨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与社会团体之间的行为互动对社会的建构作用，而这些社会互动又反过来形塑个人。齐美尔坚持研究社会互动形式，虽然后期的齐美尔并不完全认同进化论的观点，然而进化论是研究齐美尔时不可忽视的一环，而这也是承继了齐美尔思想遗产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在探讨传播问题时，始终对个人互动对社会的形塑作用保持乐观的原因。从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这一脉伸展出的伊尼斯及其后的媒介环境学，似乎也无法完全摆脱进化论史观的影响。

同样地，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适者生存的强调和对个体自我完善能力的笃信同新兴的资本主义美国是相容的。在这个强调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国度，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美国早期实用主义者杜威或帕森斯的身上都不难看到，尽管帕克和库利反对简单的优胜劣汰说，但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对美国社会必然通过各种方式进化为完备的社会形态做出了论证，而进化论也自然成为整个美国传播研究的乐观主义来源。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传播研究的社会学取向上，也体现在传播研究的另一个支持性学科心理学上。进化论第一次把人类看做一般生物进化的一个特殊阶段，这就意味着对于人类和意识的研究将不必须带有先验的色彩，而可以把心理活动放在生物本能和行为的层面进行经验性考察，正如波林所说：“进化论对于心理学的发展影响巨大。这个学说不仅向物种特创说中‘创世纪’的权威发起挑战，以为人的身体得之于动物祖先的遗传，而且提出动物和人之间是否有连续性的问题。”16。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后来的传播效果和受众研究提供了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有趣的是，这一研究范式的开创者华生也来自芝加哥大学哲学系。

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对立面——人文主义心理学阵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是一面旗帜。当华生主义在各个心理学实验室高歌猛进之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则在各种思潮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非理性主义哲学的重要基石，却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影响到了实证研究。由于强调公众是一群非理性和集体无意识的乌合之众，弗洛伊德受到了开创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的李普曼和拉斯韦尔等学者的高度推崇。这种理论被用来说明民众不能成为民主的真正主体，只有用精确测量作为武器的社会科学专家才能保障民主。尽管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传播效果研究者短暂放弃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而得出了有限效果论的结论，但此后兴起的一些后实证主义强效果理论都在强调弗洛伊德理论的重要性，比如格伯纳的培养理论、纽曼的“沉默的螺旋”等，催眠、移情、从众等精神分析的概念被用来解释传播的长期效果。

精神分析学说对于批判学派的影响显得更为复杂。在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的早期，弗洛伊德被看做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以弗洛姆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学派成员将其思想作为研究工人权威主义人格的起点。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学派在美国的活动，甚至在人生的后半段，马尔库塞仍然在为完善弗洛伊德的理论而著书立说，将爱欲看做是人类自我救赎的终极手段。对此，罗杰斯的评价是：“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今天的批判的传播理论。批判学派对于偏见的颇有影响的研究在阿多诺等人（1950）的《权威人格》中有记载，它代表了一种以量化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格问题的精神分析理论。”18

20世纪经典传播研究的两大路径

欧洲思想：从批判理论到文化研究

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欧美国家的知识生态。长期作为西方思想策源地的西欧渐渐倾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好多年才恢复思想的活力，而在托克维尔眼里没有什么文化的新大陆反而成为西方思想的中心。在战后的十多年中，欧洲传播研究领域曾一度沦为美国传播学的殖民地。一些重要的欧洲思想家如勒温、拉扎斯菲尔德在战争中逃往美国，在那里建立起了实证主义的传播学思想体系；而另一些批判传统的学者虽然也逃往美国，但他们的思想并不为新大陆所接受，最后还是在战后的欧洲尤其是新左派运动时期的欧洲开花结果。

卢卡奇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传播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这其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莫过于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以成立于1923年的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为阵地，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学者为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产生了一批重要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对传播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学派基本上可以被看做是黑格尔和弗洛伊德两种理论传统在当代的延续。

1933年后，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学者们为了躲避纳粹，相继流亡美国。在那里，弗洛姆、阿多诺等人参与了一系列有关传播和权威人格的重要研究，这些研究与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爱欲的压抑的分析一起构成了批判理论在微观维度上的研究话语，即对媒介宰制下人的心理脆弱性的批判。这之后，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作，于1947年发表了《启蒙辩证法》。这部著作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宏观新视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启蒙理性，在思想上拒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整个观念体系。在这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如马尔库塞延续了这一批判主题，把发达工业社会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描绘为“遗失了否定维度”的单向度的社会。这一批判主题为传播研究打开了一个非经验性的新视域，也是后来传播学研究中二元对立框架的思想源起，正如罗杰斯所说，“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对于大众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极其不同。批判学者认为，大众传播被现存的制度用来控制社会，而经验主义学者认为媒体能够帮助改进社会中的社会问题”19。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期间坚持以德文写作，其理论不仅不为美国学者所了解，即使是英国与法国的批判学者，也都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看到这些文献。对于许多欧美学者来说，他们是先看到了马尔库塞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单向度的人》以后，才看到了《启蒙辩证法》，因此几乎可以这么说，是新左派运动让人们重新发掘了法兰克福学派。

对法兰克福学派的重新发现极大地推动了欧洲独特的传播研究。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为传播研究提供了迥异于传统社会学的研究母题，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和对传播媒介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个批判传统来自于欧洲的理性主义，这一点被后来的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所部分继承和发扬。以伯明翰学派作为起点的文化研究综合了来自欧洲大陆的多元思想养料，除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文化研究还汲取了沿自索绪尔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思想、英国新批评理论、话语理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霸权理论。文化研究关注在各种文化形式和文本中意义是如何通过表征系统运作并发挥作用的。21。他们把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转化为对文化产业的批判，提出了诸如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进行了有益的结合。

但相比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都退回一步，它们或是把对传播的批判建立在文本之上，或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制度之上，这极大地削弱了它们对传播与社会现实的阐释力。

时至今日，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日渐全球化，并反过来影响到了美国的传播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学术思潮。可惜的是，它的发源地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已在2003年被校方关闭，人去楼空。

美国路径：多元研究视野与其合流

谁也不会想到，当20世纪初来自欧洲的思想与新大陆上发达资本主义的新锐发生交汇后，会绽放出异样璀璨的花朵。这个花朵在德国纳粹的间接帮助下，又在30年代吸收了大量来自欧陆的养料，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时至今日，美国依然凭借压倒性的国家实力，把持着世界学术界的话语权，在传播研究领域也不例外。

如果追溯美国社会科学思想的源头，实用主义和芝加哥学派是绕不开的环节。实用主义综合了实证主义、达尔文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等思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成为美国的国家哲学，其对美国社会科学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清晰可辨。实用主义以皮尔士、詹姆斯、杜威三人为代表。美国早期的实用主义深受实证主义和欧陆理性主义的双重影响，其中詹姆斯的思想又为后来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奠定了基础。实用主义的哲学经由杜威，获得了最为广泛的关注。杜威把实用主义与美国的民主理念相结合，提出了有机民主论，这个观念深受达尔文的影响，“我们和其他有机体一样，是这个世界中的成员。与此相关，我们和世界不是割裂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在世界之中，世界也在我们之中”24

与杜威相比，政论家李普曼对传播的观点显得更为悲观。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李普曼把公众看做媒介的靶子，认为他们被由片面舆论塑造的拟态环境所引导。他不相信“所有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明白整个无形的环境，从而在全部政府事务上自发形成明确的公众舆论”。所以，他反对杜威这样的民主主义者，认为政府需要“坚持将所有有关政治的行为记录在案并客观衡量其结果，从而稳步加强对我们的实际控制”26然而，仅仅把拉斯韦尔的思想看做李普曼思想的延续未免偏颇，拉斯韦尔事实上也受到了芝加哥学派、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多重影响，学术兴趣极为广泛、学术视野极为开阔的他关于宣传是一种“通过操纵有意义的符号控制集体的态度”的定义就带有符号互动论和行为主义的影子。

芝加哥学派也好，李普曼等专家型学者也罢，他们的共同努力不断向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注入实证和经验的气质。当然，在经验传播学领域，哥伦比亚学派率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学派的领路人拉扎斯菲尔德堪称传播实证研究的集大成者。在拉扎斯菲尔德的领导下，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局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传播研究的中心。拉扎斯菲尔德有着在维也纳大学求学的背景。在维也纳，他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在继承了实证主义的思想特质之后，大大推进了传播学的定量研究，其对传播学的贡献在于最早将完整的定量分析技术引入大众传播研究。28

在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生涯中，他和许多著名的学者有过合作。这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和默顿持久的友谊。默顿是结构功能主义代表学者帕森斯的学生，帕森斯的思想深受达尔文主义和韦伯的影响，尽管他对达尔文主义的态度总是处在变化之中，然而他始终认为社会系统是处在一定的进化过程中的。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帕森斯感兴趣的是通过对欧洲一群思想家的分析，“勾勒出单一一套系统性的社会理论论证的发展”30。默顿的观念与拉扎斯菲尔德的思想的结合使得应用社会研究局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他们在效果研究、人际传播等领域的贡献至今仍被津津乐道。

除了社会学与传播研究的结合，理性主义取向的心理学在美国也成功地参与了早期传播研究的话语建构，这其中给予传播研究最多灵感的是行为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吸收了现象学和整体论的思想，强调从心理显现之物的整体的角度去考察心理活动。受到这些早期心理学思潮的影响，勒温和卡尔•霍夫兰为今天的传播效果和受众分析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研究从群体互动的角度考察个体行为，发现了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现象；而霍夫兰基于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进行的说服研究说明了在美国士兵中引起态度变化的诸多因素。

直到这时，美国的传播研究还是由分散在各个学科的学者从事的一项研究。施拉姆的出现为传播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尽管对于施拉姆的学科规划，学者们至今仍然充满异议，但不可否认，施拉姆对传播研究的界定使得传播研究有了较为清晰的学科边界。施拉姆第一个把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和霍夫兰的研究工作整合在一起，把他们认定为传播研究的奠基人。在此基础上，施拉姆积极推进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对于传播学的接受，并于1947年仿效拉扎斯菲尔德的应用社会研究局在衣阿华大学建立了传播研究所，大大推进了传播学学科的创立过程，使这个学科有了足够多的人才储备以推进知识的再生产。然而，施拉姆对于传播研究的界定也给后来的传播研究带来了不少历史负资产，他对诸多不符合经验主义范式的传播思想都视若无睹，这间接导致传播学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面临合法性危机。然而正如罗杰斯恰如其分的评价：“如果他（施拉姆）对于这个领域的贡献能够以某种方式被取消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传播学这样一个领域了。”31

今天的传播学：多元话语竞争的平台

在传播学拥有了自身的学科建制之后，主流的美国传播学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话语权，但这种主流的声音由于屏蔽了其他的声音而渐渐故步自封，被认为是一种封闭的美国精神的体现。然而，研究领域的发展从来都不可能彻底停止，话语霸权的建立与被打破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传播研究领域最热闹的文化现象。

20世纪60年代以后，施拉姆的传播学建制渐渐成为一种统治性的学科意识形态。维护这种经院哲学的不仅有施拉姆背后的各种权力，还有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他培养出的衣钵弟子。然而，一旦主导性话语显现，不同话语的斗争便不可避免：哪里有话语霸权，哪里就会生成反抗性的话语。新左派运动提供了多元话语登上历史舞台的最佳契机。在这场席卷欧美的社会运动中，社会的权力转移和权力结构重组导致了一场传播研究的话语革命。当时针指向20世纪末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及其形成的社会力量，再次冲击着社会的权力结构与话语结构。社会权力力量对比的变化，时刻重构着传播理论的格局。

在新左派运动前后，新的传播思想在原有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得以深化，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变得更加频繁，新的理论与概念层出不穷，欧美传播思想名家也因此成批出现。在欧洲，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和“交往行为理论”在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的衣钵之后，踏上了重建当代社会交往及传播系统的征途。洛文塔尔在沉寂多年后于20世纪80年代初抛出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部以批判主义传播研究为核心内容的论文集，引起了欧美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就此引发了对传播学科发展的一轮又一轮的深入探讨。33事实上，今天的批判理论愈来愈像一个话语建构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女权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政治经济学、话语理论竞相辉映，它们秉持着对这个时代的传播现象或审慎或乐观的态度，对各种文化现象、传播现象、媒介现象展开了多角度的批判分析。相比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学者，他们大都否定了对文明的“大拒绝”之路，转而探讨一种借由媒介获得解放的可能。这种趋势使得他们的姿态不再像前辈那样激进，这也为批判理论可能的整合埋下了伏笔。当然由于批判理论的转向和发展，其与后实证主义的关系也不再那么势如水火，尽管它们之间的兼容仍然遥遥无期。当代的批判理论确实在美国也有相当的影响，至少再没有学者可以对其置之不理，嗤之以鼻。

20世纪50年代，经验主义和定量方法结合的经典范式遭遇了理论匮乏的危机。在传统效果研究走向绝路的时候，卡茨等学者适时地提出，“大部分的传播研究皆致力于调查这样的问题——‘媒介对人们做了些什么’，而如果将研究的问题换成‘人们用媒介做了什么’，整个传播研究的面貌就会改观。”35。事实上，后期的实证主义在对传播效果和受众的研究中，一直并存着强弱两种效果的研究取向，它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颇具价值的理论创新，因而为传播学在美国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基础。

而传播技术本身也正在成为一种社会权力，因此一种自反性的研究在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传统的基础上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便是声名日隆的媒介环境学。在芝加哥学派早期学者如库利那里，对传播技术的乐观极为彻底，他认为：“传播媒介可能使社会越来越根据人类较高尚的情操而结合在一起，像智慧与同情，不是根据权威、阶级、琐务。现代传播媒介意味着自由、前途、无限可能。”36这种技术乐观主义被帕克继承，他把传媒技术的发展看做推动社会变迁的强力，这一思想被他的一个加拿大学生伊尼斯所继承并发展为后来的传播技术主义范式。尽管伊尼斯本人是个相当不错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但他对媒介技术的敏锐感知使其超越了他的时代。媒介技术的议题经由马歇尔•麦克卢汉、约书亚•梅罗维茨、尼尔•波兹曼甚至是风华正茂的保罗•莱文森之手，在多伦多学派与纽约学派的共同努力之下，逐渐成熟，自成体系。这些反思传播技术形塑人类观念的思想在今天的传播研究领域中，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新媒体社会力量的出现，媒介环境学在早年所做出的一些预言部分得到实现，因而在传播研究的话语竞争中取得了独特的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世界范围内传播研究的主流声音仍然是后实证主义的范式，但批判的传统和技术主义的范式始终扮演着传播研究领域中重要异见分子的角色，它们的声音在被不断放大的同时，也在鞭策着实证主义范式的自我反思和完善。

在一个争夺话语的时代，混乱与希望同在。关闭学科边界的人，可能杜绝了他心中的混乱，但也就此失去了创造的希望；而打开学科的边界，则让我们学会在混乱中拥抱希望。闪耀在我们头顶的星空，将最大限度地拓展我们的视野。

是为导读。李耘耕、胡翼青于南京大学费彝民新闻研究院2013年6月30日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59，23：1—6。

[2]　具体参见胡翼青：《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和黄旦：《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1期等文章。

[3]　需要特别声明的是，由于本书具有一定的工具书色彩，所以在词条中我们并没有注明引语的出处。所有引语均来自于词条中的延伸阅读，由此带来的麻烦请各位读者见谅。

[4]　〔美〕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

[5]　《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

[6]　〔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7]　“交往形式”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的概念，在其后期著作中，这个概念演变为“生产关系”。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9]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6页。

[10]　〔美〕刘易斯•A.科塞：《社会思想名家》，石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页。

[11]　江怡主编：《西方哲学史•第八卷•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

[12]　〔美〕B.R.赫根汉：《心理学史导论（第四版）》上册，郭本禹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页。

[13]　〔英〕彼得•狄肯斯：《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联系起来》，涂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14]　〔美〕刘易斯•A.科塞：《社会思想名家》，石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77页。

[15]　〔美〕E.G.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34页。

[16]　〔美〕B.R.赫根汉：《心理学史导论（第四版）》上册，郭本禹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3页。

[17]　〔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18]　〔德〕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孟登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59页。

[19]　〔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20]　参见〔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21]　〔法〕阿芒•马特拉：《传播学简史》，孙五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22]　江怡主编：《西方哲学史•第八卷•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8页。

[23]　参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9卷）》，俞吾金、孔慧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

[24]　针对这一段思想史的详细论述可以参见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127页。

[25]　〔美〕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26]　黄旦：《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12卷第1期。

[27]　拉扎斯菲尔德在1940年的“伊里调查”中采用了精心设计的方法和程序，是经验性研究的一个典范。不仅如此，该调查还提出了“政治既有倾向和作用”“选择性接触”“意见领袖与两级传播”，对后来的传播效果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在1940年和1948年对投票行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研究，并出版了《人民的选择》和《投票》。他在那两个研究中所用的方法，被后来对投票行为的研究广泛采纳。

[28]　参见R.K.Merton编：《美国社会学传统》，陈耀祖译，台北：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211页。

[29]　〔德〕乌塔•格哈特：《帕森斯学术思想评传》，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30]　〔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31]　〔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20页。

[32]　单是这些学科的反思就导致欧美出现了一批因书写传播学术史而成名的学者，比如约翰•彼德斯、詹姆斯•凯瑞、E.M.罗杰斯、迈克尔•舒德森、阿芒•马特拉等。

[33]　参见黄典林：《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歧与整合》，《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8期和秦贻：《批判的联合：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之关系演变》，《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等文章。

[34]　周葆华：《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考察》，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87页。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87, Volume 51，pp.25—45.

[36]　转引自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阿尔伯特•H.坎特里尔（Albert H. Cantril，1906—1969）学术生平

阿尔伯特•H.坎特里尔于1906年6月16日生于美国犹他州希鲁姆市。1928年，他在达特茅斯大学获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在达特茅斯，他结识了当时洛克菲勒集团的掌门人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孙子N.洛克菲勒，后者是他同寝室的同学。从此以后，他便与洛克菲勒家族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29—1930年，坎特里尔赴慕尼黑和柏林短期访学，193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1931—1932年，坎特里尔在达特茅斯大学获得教职，教授社会学。1932—1936年他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短暂任教，其间他出于对广播的兴趣，围绕广播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并于1935年与著名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家G．奥尔波特一起出版了《广播心理学》一书。1936年他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这一任命持续到他1969年去世。在普林斯顿大学，坎特里尔获得了充分展示其才华的平台。他创办了重要的传播学学术期刊《舆论季刊》，该刊在当前美国社会科学界是一份举足轻重的刊物。他与盖洛普一起创办了普林斯顿“舆论研究办公室”，该机构为罗斯福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舆论研究报告。一直到坎特里尔去世，他一直保持着与盖洛普公司的良好合作关系。他发明的很多测量指标直到今天仍是盖洛普公司广泛采用的测量技术。他还与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研究主任F.斯坦顿一起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开展“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由于各自的工作太忙，坎特里尔和斯坦顿都没有精力全职管理这一项目，只能担任项目的副主任。在林德的推荐下，坎特里尔致电拉扎斯菲尔德，希望后者出任全职的项目主任，并为其第二任妻子赫佐格在项目中提供了一个研究位置。这一举措成就了青史留名的广播研究项目。坎特里尔在广播研究项目中所做的最重要的研究，是他所领导的1938年关于广播剧《星球大战》的受众研究，也就是对“火星人入侵事件”的研究。这项研究的参与者还包括高德特与赫佐格。这也被德弗勒看做美国传播学研究的13个里程碑之一。到了1939年，坎特里尔和拉扎斯菲尔德发生了冲突，坎特里尔退出了这一研究项目，这个项目转移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在1939年至1940年间，坎特里尔作为12名成员之一，参加了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此后，他便与传播学渐行渐远。他开始逐渐成为各种政府机构的高级舆论专家。1949年，他获得华盛顿李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此后，他还担任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顾问，为外交政策提供心理学咨询。在肯尼迪时期，他还重组过美国新闻局。他逐渐成为冷战期间美国心理战的重要参与者和策划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一直与国际社会研究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中情局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情局的双重赞助下，坎特里尔曾通过问卷形式对不同国家人们之间的态度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例如，英国人、澳大利亚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对苏联人的态度，苏联人对美国人的态度，等等。他发现，一国人民对他国人民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社会舆论导向和其民族优越感，取决于该国民族文化的历史悠久程度、在历史上所占有的地位、现今的精神和物质实力。但这些所谓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对美国搜集苏联等国的情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坎特里尔对传播学理论与方法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他1938年对广播剧《星球大战》所引起的社会恐慌的研究。这次社会恐慌始于CBS的“太空剧场”播出的由威尔斯制作的广播剧《星球大战》。由于该剧采用了新闻现场报道的方式，因此让一些中途介入的听众（根据坎特里尔的调查，估计人数约为100万人，占所有听众的1/6）误以为火星人真的在入侵地球，并导致了一场社会恐慌。

表面上看，坎特里尔的研究证明了传媒对受众具有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在这项研究中，更多呈现出来的是传播的有限效果。研究发现，以下一些因素决定了传播的效果：其一是受众。那些具有不安全感、缺乏自信、容易从众、有强烈宗教信仰、独立进行信息评估和验证能力（我们今天所说的媒介素养能力）弱的受众更容易受到媒体的影响。尤其有意思的发现是，最恐慌的人不是那些根本没有去验证消息的人，而是那些验证信息失败者。其二是传播的手法。那些有现场感、有权威消息来源的信息更容易影响受众。其三是传受环境。经济危机的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即、对广播媒体的信赖都会加强传播的效果。最后是接受媒介的方式。比如，伴随性的收听、中途介入的收听以及受通知而进行的收听都是导致恐慌的原因。由此可见，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是多样的，传播产生的效果是因人而异的。对此，德弗勒等学者评价说：虽然不是很明显，但该研究的确是第一个向魔弹论发起挑战的研究。它开启了日后研究选择性影响的方向。

在研究方法上，该研究对问卷调查和质化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研究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前者基于对135位受众进行访谈的资料，后者则基于节目播出一周后的电话调查和六个星期后在盖洛普的帮助下对美国民意协会（AIPO）固定样本的调查。研究还分析了大量报纸的报道以及寄给联邦通信委员会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信件。所以，研究不仅能够测量出一些基本的频数并进行一些交叉分析，还可以通过深度访谈获得大量质性材料以增强研究的效度。这预示着广播研究项目和未来经验研究的一个方向。正如罗杰斯所说：“坎特里尔提议，该项目进行少量开放式的深度个人访谈……这种将广播效果方面的定量的资料和定性的资料结合起来的做法成为‘广播研究项目’的一个常用的手法。”当时，这一项目的研究方法并非无懈可击。由于调查手段和经费的局限，导致抽样上有许多被诟病之处，比如样本多来自新泽西州。尽管没有真正做到随机抽样，但这项研究可以被看做是问卷调查和定量研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坎特里尔对定量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设计量表的能力，他设计的许多量表尤其是测量幸福感的坎特里尔阶梯，直到今天仍被广泛使用。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坎特里尔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主要体现为对于传播学现有科研模式的启发。尽管我们将传播学“一院一所”的研究模式归功于拉扎斯菲尔德的创立和施拉姆的确认，但实际上这种方式的开创者是坎特里尔。根据现有的文献，对于社会科学的赞助始于基金会，但其赞助的对象是一批结合松散的学者，学界并没有一个结构相对紧密的研究机构来对应基金会的课题资助。部分出于偶然，坎特里尔是最早推行产学研一体化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凭借与洛克菲勒家族以及盖洛普的私交，坎特里尔将业界的技术和资源、基金会的资金与自己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并成立了人员联系紧密的研究所，开创了项目制的科研方式，这一切都为传播学后来的主要研究方式奠定了基础。这些成绩部分归功于坎特里尔的社交能力，海曼就曾评价说，“坎特里尔特别能够征服有钱人，并有力量使研究获得资助”；部分则是由于当时有客观的社会需求，当时的政界与业界渐渐意识到学界的价值，于是产学研相结合便成为一种可能。学界在这种结合中也受益匪浅——不仅能够获得资金和地位，还能获得其他支持，比如来自于盖洛普的民意测验资料，对学者们意义重大。罗杰斯评价说：“坎特里尔与G.盖洛普关系密切，他帮助拉扎斯菲尔德获得有关广播听众及其对不同类型的广播节目的反映的民意测验资料。拉扎斯菲尔德和他的项目组成员对这些民意测验资料重新进行分析，这使他们的成就远远超出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所允许的程度。”尽管坎特里尔在广播研究项目上最终与拉扎斯菲尔德闹翻，但他倡导的路线和模式一直被坚持了下去。对于坎特里尔广播研究项目运作方式的发展是拉扎斯菲尔德进一步完善这一模式的表征，而不是什么新的创造。扩展阅读

原著

Hadley Cantril,The Invasion from Mars: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anic,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0.

Hadley Cantril, and Gordon Allport,The Psychology of Radio, New York: Harper, 1935.

相关思想史或评传

Christopher Simpson,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Shearon A．Lowery & Melvin L. De Fleur：《传播研究里程碑》，王嵩音译，台北：台湾远流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胡翼青）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　）学术生平

安东尼•吉登斯1938年1月8日出生于伦敦北部的埃德蒙顿，其父是伦敦运输（London Transport）的一名普通职员。1956年，吉登斯进入赫尔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是家中第一位获得大学文凭的成员。1959年，吉登斯在伦敦经济学院（LSE）攻读硕士，以论文《当代英国的体育运动与社会》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随后他在莱斯特大学任讲师，讲授社会心理学。莱斯特大学本来只是一所声名不显的地方大学，但它聘用了流亡学者伊利亚•诺伊斯塔特（Ilya Neustadt）和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两人一起将该校社会学系建为全英最大、最有影响的社会学系之一，而吉登斯的教席就是他们任命的。吉登斯曾经在1961—1962年上过埃利亚斯的课，但是吉登斯只承认他的地位，而不承认他对自己的影响。对此，有些学者从文本解读的角度出发，指出吉登斯的理论受到埃利亚斯的启发，甚至认为“吉登斯欠埃利亚斯的多于他承认的”。1966年至1968年间，吉登斯曾在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短期教职。1969年，他受聘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并同时开始博士学位研究。1974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后吉登斯一直留校任教，并于1987年获得正教授职位。1985年，他与大卫•赫尔德（David Held）和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一同创办了世界知名的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1997—2003年，吉登斯出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并且成为公共政策研究所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吉登斯也是前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顾问，其“第三条道路”学说成了布莱尔的政治指导理念，并且影响了20世纪末全球政治发展的方向，吉登斯也由此被誉为布莱尔的“精神导师”。2004年，吉登斯被授予“终身贵族”的称号，以男爵身份成为英国上议院议员。

吉登斯的自我规划能力相当惊人，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稳扎稳打地进行学术研究，而且他笔耕不辍，写有至少34本著作，速度高达平均一年一本以上，这些作品以至少29种语言在全球发行。2009年，71岁的吉登斯不仅修订出版了《社会学》（第六版）这部社会学经典教材，更推出新作《气候变化的政治》，再次引起学界和政治界的广泛关注。必须肯定的是，吉登斯是与布尔迪厄、哈贝马斯齐名的当代欧洲社会学思想大师。他论著甚丰，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哲学等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对于他的成就，学者马丁•奥布赖恩曾在《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的导论中这样评价道：“安东尼•吉登斯是战后英国主要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囊括了三十多年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并且一直处于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前沿。他对经典社会学传统的诠释二十年来一直是（而且仍然是）社会学理论方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内容的中流砥柱；对社会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他那富于想象力的重新论述和对于学术辩论、知识争论的促进作用等量齐观。他是一位划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家、出版界的独行侠和影响越来越大的政治哲学家。”

具体而言，吉登斯对社会理论与方法的贡献集中在三方面：对西方社会理论各流派尤其是三大传统（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进行评述；建构了“结构化理论”；提出反思性现代性理论。事实上，吉登斯在这三个范畴的建树亦将他的研究生涯划分成三个阶段：首先，对经典思想家作品的解读贯穿于他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工作，这个时期他的代表作有《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1971）和《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1976），这些反思性研究为他后来对现代性社会的创造性论述作了关键的铺垫。到了80年代，吉登斯的研究进入过渡时期。一方面，他将70年代的学术旨趣进一步延伸至当代社会理论领域，如1982年出版的《社会学：简要而批判的导论》；另一方面，经过一次次整合现有的理论框架，他终于在1984年的《社会的构成》中宣示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结构化理论。此后，他结合新型的社会观察，进一步阐述结构化理论，进入了最具原创性的时期，出版了一系列表述“现代性社会”的论著，如《民族—国家与暴力》（1985）、《现代性的后果》（1990）、《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超越左与右》（1994）等。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虽然吉登斯没有专门地关注传播研究，他对传播理论的影响亦是间接的，但是这也无妨他在传播学界，尤其是在传播与社会这个交叉领域声名显赫。他从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的分析中提炼出“现代性社会理论”的基本特征，在集大成的基础上扩展了现代性理论，进而为探讨现代性视野中的传播学提供了分析框架。

要理解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必须回到他的方法论。吉登斯通过重述与批判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研究方法，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他试图以此消除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性之间的对立，使以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客体主义”与以解释学为代表的“主体主义”实现沟通。尽管这种“中间派”思路早已存在，但是吉登斯没有停留在抽象的可能性之上。他用“结构”意指被持续反复地组织起来的一系列规则或资源，其中的规则是社会互动中的“方法性程序”。“结构”既是约束性要素，也是表意符码，行动主体正是通过利用规则和资源，在时空中维持并再生产了结构。更重要的是，吉登斯借助戈夫曼的日常接触理论和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看到了社会与个人的交汇点，即“日常生活”的形成过程。吉登斯从互动论出发，搭建了宏观社会学与微观社会学之间的桥梁，揭示了社会与人的同构关系，赋予了“结构”这一概念可转化性与灵活性。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表示：“以结构二重性观点来看，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角度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吉登斯这一调和式的结构化理论为传播研究提供了具有较强解释力的方法论工具。他在阐释结构化理论时经常使用的“惯例”概念亦常常被应用于媒介生产中的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以探究媒体组织内部在进行信息生产时反复出现却未必被反思的实践意识。

吉登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正是基于结构化理论而展开，要么侧重于社会结构概念阐述现代性的制度化，要么倾向于从个人能动性概念出发，讨论结构与个体的关系。而在这一论述过程中，吉登斯发现了现代性的三种动力品质，即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和反思性，并借此建立起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相结合的现代性思想体系：现代性通过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军事力量四个维度的全球化延伸，使得时空分离，形成抽离化机制，形成由缺席主导在场的远距离交往方式并导致信任危机和后传统秩序的产生。这一结构特征的变化也影响了人的日常生活，不仅怀疑意识盛行，而且随着抽象系统的发展和知识的专业化，个体乃至集体日益依赖不在场的专家系统的知识进行反思性监控，加快了传统的消亡和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展。未来被持续不断地卷入现实，变得难以预料，现代社会也成了风险社会。最后，这些变动也反映在现代性条件下亲密关系、自我认同与自我规划的变化中。吉登斯强调，时空重组加之抽离化机制导致现代性所固有的制度特质变得极端化和全球化，也使得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本质发生了转变。

通过建立现代性理论框架，吉登斯为传播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对话搭建了重要的沟通桥梁。虽然吉登斯并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传播思想，只是在其著作中偶有涉及大众传播媒介与现代性社会的作用，但是这些零散的观点都契合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具有相当的启发性。吉登斯还创造了一些颇具阐释力的概念，影响了后来的媒介与社会研究、全球传播学与发展传播学研究。如他意识到制度的传播大多依赖大众媒体，而这些传媒机构使国家更容易渗透到社会中，强化了结构对人的监视。他也指出了媒体对于制度的影响，指出了媒介在现代性社会的全球化过程中不可小觑的力量。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中直言：“如果没有铺天盖地而来的由‘新闻’所传达的共享知识的话，现代性制度的全球性扩张本来是不可能的。”到了《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他进一步从自我认同的角度解释了媒体的作用，认为由大众媒体所传递的经验，长久地影响着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基本组织，而伴随大众媒体尤其是电子媒介的发展，自我发展和社会体系间的相互渗透不仅日益明显，更是走向全球化。他指出：“在现代性的后传统秩序中，以及在新型媒体所传递的经验背景下，自我认同成了一种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活动。”而在“自我认同”的基础上，吉登斯继而延伸出了“纯粹关系”这一概念，意指一种外在标准已经被消解的关系，其存在也仅是为了这种关系所能给予的某种奖赏。这一论述为新媒体研究尤其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社会化媒体研究提供了有用的概念和新颖的观察视野。此外，吉登斯所提出的高度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条件下的“自我的四个困境”（联合相对于分裂、无力感相对于占有、权威相对于不确定性、个人化相对于商品化）思想对于当代受众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作为现代社会理论领域的大家，吉登斯虽然并未涉足传播学领域，也没有正式将传媒这一对象纳入他的现代性理论体系，但是他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