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震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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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试读：
前言
在欧洲，成系统的历史哲学是近代的产物。历史哲学兴起于18世纪，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了旧有的社会结构，人类的活动能力大大提高，这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社会发展使人们的时间和空间视野都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从而形成了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观念。
就时间而言，往日自然经济随季节律动而循环的时间观，被大机器生产和分工协作的线形时间观所取代。如果说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在一生“漫长”的岁月中经历的多是重复的活动，很难感知人类社会的变迁，那么近代以来社会变化的速度明显加快，社会的结构性改变往往使许多人的生活经验发生断裂。乡村小道上慢行的牛车，为风驰电掣的火车所取代；飞奔的快马纵使再加鞭，与今天的超音速飞机相比，也只能望尘莫及。社会加快了变化的速度，昨天的“新”东西还未等成型，到今天也许就已成为明日黄花了。代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人们只能哀叹“现在是各领风骚数十天”。年龄和资历已经不是能力的资本，前辈的经验已经失去了重要性，许多年长者在新的技术产品前显得无所适从，不得不向自己的子孙求教。如果说自然经济给人的印象是“天不变，道亦不变”，那么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却印证了“一切皆流，无物长驻”。历史变化已经不是哲学家的思考，而是日常生活的现实经验。
就空间而言，新大陆的发现和资本主义贸易的结合，使人类真正获得了世界意义上的联系。而且，人们不再像父辈那样依附于土地，而是根据工作的需要变换居住地。日益细化的社会分工，为人们的职业选择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年复一年进行耕种的农民，变成了不受季节和天气影响的产业工人和白领阶层。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推动经济联系向新的广度和深度挺进，全球化已经不止是一个口号，它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总而言之，人们对全人类的联系和共同命运有了切实的感受，对社会生活的变化与历史进步有了切身的体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人们才形成了世界历史的观念。
20世纪，人类又经历了许多事件。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第一次意识到，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仅仅意味着历史进步。十月革命的炮声曾经被亿万人民当作新社会出现的春雷，它也的确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是，社会主义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的探索性实践既有挫折，也有教训，但是仍然给人民以希望。冷战结束了，但冷战思维并没有消失，因此随之而来的并不是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而是相互猜疑的“冷和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图用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作标准，完成对世界和历史的构建，使历史终结于此。可是，资本主义在战后的繁荣与发展，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因此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社会主义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即使我们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其机制的运行效率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社会主义实践就应该是一个历史探索的过程。在目前复杂的形势下，历史怎么样发展，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历史演进的趋势和方向，仍然是一个没有明确定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不同。自然界的规律是盲目的，与人类的意识和活动无关。可是，历史是有目的、有欲望和有意志的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结果，人类历史的规律是活动规律。历史规律也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人的意志在塑造历史的过程中确实在起作用。因为负有个人意图的人类活动本身就是构成历史过程的因素，没有人类的追求和实践活动，历史规律不可能自动展现。人类历史只有在活动中才能呈现出规律性，没有人类追求种种目的的活动，就不可能有人类的历史，也就谈不上有客观的历史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活动。因为这种认识的结果反过来会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从而改变社会历史过程的内在因素。西方学者对当代历史问题，不厌其烦地进行研究，其中就有以他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塑造历史的意图和效应。美国的亨廷顿提出“文化冲突论”，实际上就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分化的一种塑造力量。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公开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重构世界的格局。对此，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我们应该通过研究，批判西方的意识形态，提出我们塑造世界历史的意识形态，争夺创造历史的话语权。
再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历史和国家史必须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才能给予深切的认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当前的世界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我们不可能躲避这种联系，而只能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参与这种联系与进程。如果我们脱离全球化联系，其结果将是自我封闭、故步自封和停滞不前。不出海，就打不到鱼；要吃鱼就必须勇敢地驾船出航，问题是我们应该在航海中学习航海技术。西方是工业革命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源地，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借鉴西方的经验。我们要科教兴国，就必须善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西方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就是西方社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从中吸取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西方学者对历史问题进行的哲学思考，不乏对西方社会发展状况和深层问题的感受和直觉，我们通过这种渠道，可以加深对西方的了解和认识。要超过对手，就必须把对手的招数学到手。而且，了解西方学者对历史问题的哲学反思，是建立全球视野所必需的视域。研究西方历史哲学，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走向世界。
鉴于我国对历史哲学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批判与借鉴，有助于我们的学科建设。因此，研究西方历史哲学是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20世纪前期的历史哲学，国内已经有所研究。故我们把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中叶以来的历史哲学思想上。本书共分10章，分别就新康德主义、柏格森哲学、分析哲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解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以及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和史学理论中的新叙述主义进行了梳理和探究。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我们注意对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最新动态进行了追踪式研究，同步利用了许多在欧美刚刚出版或发表的文献资料；在后现代主义和叙述主义等部分，我们尤其注意最新材料的分析与运用，因为这几部分在西方仍然处于讨论之中。其次，不只是把“历史性”概念视为哲学分支学科的中心概念，而是把它当作对哲学的生成与发展具有一般意义的基本概念，从而扩大了历史哲学的考察视野，把历史性纳入了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中。我们认为历史性是哲学本身生成和存在的基础性概念，因为哲学并没有先验的形而上学基础，哲学的基础和方法都有一个历史生成的过程。最后，在表述方式上，我们不以历史哲学家为线索进行考察，而是从研究主题入手，分析西方学者探究历史问题的深化过程。这种研究和表述方式，可以清楚地认识历史哲学问题的内在矛盾和深化过程。
本书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对“历史哲学”概念本身的认识上。我们认为，“历史性”不仅是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历史哲学的一个概念，而且是哲学观念生成的本体概念，它对于理解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本质的意义。因为人类社会及其意义不是先天概念的外化，而是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生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哲学的研究反过来将有助于一般哲学问题的解决和深化。另一个突破是建立在前一个突破基础之上的，由于扩大了历史性概念的适用空间，我们就把历史视野扩大到了科学哲学等领域，为今后历史哲学的深入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本书是集体研究的成果：主编提出研究纲领，并且经过大家的充分讨论，确定了研究内容和具体章节。各章节的执笔人分别是：韩震（第一章、第四章的第三节、第五章、第十章），李伟（第二章），薄其君（第三章），乔春霞（第四章的第一、第二节），彭立群（第六章），吴绍金（第七章），陈新（第八章），孟鸣岐（第九章）。全书由韩震统稿，并对某些部分进行了修改和增删。
限于水平，书中肯定仍然存在许多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推进我国历史哲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韩震2000年3月19日第一章 当代西方哲学与历史学的互动
一般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历史学家似乎是最轻视哲学的。这首先是因为，传统哲学追求的是永恒不变的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它热衷于构建终极真理，历史学则钟情于变动不居的过程和独特的事件，它寻求再现已经消失了的过去。这种学科差异导致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相互鄙视，哲学家认为历史学家玩味偶然和缺乏价值的东西，历史学家则认为哲学家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其次，哲学家为了构建那个虚无缥缈的终极真理，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符号置换，因此追求不变的哲学家喜欢提出自己新的观念，以致把哲学变成了语言游戏。现在，哲学不仅不被看作是获取科学真理的途径，反而变成“防止它[1]走向牢靠的科学大道”的方式。与此同时，认识变动不居的过去的历史学家却容易相信自己把握了历史真相，落入自己工作习惯的陷阱，或成为已有观念的奴隶。正如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所说的：“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本身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由于旧观念和旧立场……被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从而使这种心理障碍成为最严重的障碍。任何变革的要求被斥之为‘妄图把历史学弄得面目全非’而被置之不[2]理。”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历史学家都对哲学家的“奇谈怪论”持敬而远之的态度。然而，这并不影响历史学家在学术共同体和文化思潮的语境之中接受这样或那样的哲学，并且以自身意识和方法的嬗变，与哲学观念的变化保持互动关系。实际上，在共同的学术语境和背景之下，历史学与哲学的互相影响从来没有中断过。
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历史学本身的发展与成熟，都是在与哲学的相互影响下进行的。尽管维柯（Giambattista Vico）早在18世纪就提出建立有关人类历史的“新科学”，但是在19世纪兰克（Leopold Von Ranke）创立科学的历史学之前，历史写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绅士教育，即用历史教训对人们进行道德规训，使他们成为有教养的人，或用历史上的经验提高统治者的政治智慧和驾驭权力的艺术。“在1870年至1930年，历史学发展成为一个依照其自身的权利而独立存[3]在的学科。”具体说，是兰克让历史学获得了独立存在的权利。有了这一步，人们才可能真正提出什么是历史以及有无客观历史事实的问题。
到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历史不只是供人们活动的时空舞台，而是人的本质的生存方式。因此，并不是只有历史学家关注历史的界定问题，哲学家也越来越关注历史本质上是什么的问题。一、本体的历史
历史是什么？就这个问题，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多样的回答。首先，历史是指过去发生或经历过的事情与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与历史事实的概念相重合，这是历史的本体论或存在论范畴。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真实地描写过去发生的客观事实。兰克所说的“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就是这种朴素的客观主义理想。根据这种理想，历史是曾经存在过的客观实在，这种过去的实在是可知的。因此，历史学家在自己的认识活动中应保持客观性，历史学家应当让客观历史借助于自己的手去写历史，而不应掺进自己的感情、欲望和意志。
然而，历史与当下的事实不一样，当下的事实具有历史事实所不具备的某种在场的性质，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不在场的。人们必须通过文字、符号和遗存，经由分析、推理和想象，再现过去发生的事情。因此，历史事实并不像石块那样具有明晰的样式，它是人们对以往事情的概括或叙述。这样一来，就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说的，“在场的历史是关闭的，因为‘历史’从来要说的只是‘存在的呈[4]现’，作为知和控制的在场之中的在者的产生和聚集”。历史记忆是经过人们筛选和重构的东西，它不可能重建另一个时空体系中存在的所有人的生活和体验，因为在历史的每时每刻都充满几乎无限的物理的和心理的事件。再说，即使对同一历史事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剪辑和构想。所谓通史，仍然是一些局部历史的并置，其中空缺之处显然比充实之处多得多。就是物态的文物或化石，在人们还没有对其进行历史想象时，它们本身都是某种形式的物质，并不具有历史的形态。就此，法国学者高概（Jean-Claude Coquet）说过：“只有现在是被经历的。过去与将来是视界，是从现在出发的视界。人们是根据现在来建立过去和投射将来的。一切都归于现在。历史之难写，正在于它与我们的现在有关，与我们现在看问题的方式以及投射将来的[5]方式有关。只有一个时间，那就是现在。”显然，高概的判断是有问题的，那就是，他忘记了时间是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点。我们并非只经历现在，我们还“曾经历过”过去，而且“将要经历”未来。我们的时间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维度，但它们的观照方式是不同的。现在是当下在场的，过去与未来只有透过现在的视界才能获得“历史的存在”。
然而，现在也非稳固的在场。一方面，在我们当下考察现在时，它瞬间就已消逝，成为非在场的过去。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时间是永恒的现在，不如说是永恒的过去。另一方面，我们对现在的观照，总是对现存事物理解中的投射，意向中的现在总是指向未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时间又成为永恒的未来。因此，我不同意某些学者用当下的现在否定过去。我认为，过去是存在的，只不过是“曾经”存在而已。历史的存在也是存在，尽管它不是当下的存在。历史存在是存在的一个时态。
显而易见，康德以来的近现代哲学对传统本体论的扬弃，帮助历史学家认识到了客观历史存在的复杂性。哲学家告诉我们，我们所认识到的世界是经验世界，它是我们的主体特点与客观存在互动的产物，纯粹客观的“物自体”是超验的形而上学存在。在历史学中，纯客观的历史是不在场的“存在”，那种存在本身并不在历史学的视野中。在这种反形而上学的哲学倾向影响下，历史学家们也逐渐认识到，客观历史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纯客观的历史事实应当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但那是我们的认识界限，是历史的“物自体”。
第二，历史存在不是客观世界的物质材料本身的存在，而是客观世界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表现出的时空特征，也就是说，客观历史是在过去了的或消逝了的时空体系中发生的事情。
第三，尽管现在的世界是过去世界的延续，但这个世界过去的时空特征在当下却是缺席的或不在场的。
第四，由于时间的一维性，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就再也没有改变的可能性，因为现在的人与历史上的人处在不同的时空中，我们的行为无法作用到已经消逝了的时空体系中的存在。
第五，客观历史的存在是过去的存在，因此，历史存在在存在论上又是一个悖论，因为它的历史性说明它并不存在于现在的时空中。
如果历史本身不是当下的存在，不是在场的存在，那么，历史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它曾经发生于某个经历了变化的空间范围内，曾经存在于已经消失的某个时段上。这是我们的信念，没有这个信念我们就滑向了历史唯心主义。但是，如果认为历史事实就像石块那样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停留在了朴素实在论的水平上。实际上，如果说自然存在对人来说也需要认识的确证的话，那么历史存在对人的认识的依赖就更大了。从这个角度出发，有些学者认为，历史事实与其说是存在于外部世界，倒不如说是存在于人们的理解和叙述之中。二、认识的历史
既然历史事实不存在于当前时空之中，那么传统的历史本体论或思辨的历史哲学就受到质疑。既然历史通过人们的理解与叙述而存在，那么历史就是人们的认识问题。但是，怎样理解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解，人们也并没有相同的意见。经过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m Dilthey）对“理解”（verstehen）概念的洗礼，一部分西方学者对历史的理解从客观主义转向了主观主义。先是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与“现在”成了最重要的时间构架，漫长的过去都压缩在当下这个点上；后有柯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不再是对事实的考察，而是人们头脑中的思维过程。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了当前人们对过去的认识与理解。历史学家的任务不再是尽可能客观地认识过去，而在于不断地阐释和重塑人类的文化遗产。这一部分学者，用法国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的话来说，大致可以[6]看作是属于“批判的历史哲学家”。经过李凯尔特（Heinrich Richert）、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齐美尔（G.Simmel）、胡塞尔（Edmund Husserl）、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推动，批判的历史哲学在德国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发展。在法国，批判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有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萨特（Jean-Paul Satre）、马鲁（Henri-Irenee Marrou）、韦纳（Paul Veyne）和利科等人。批判的历史哲学的研究目标在于，确定历史学的学科性质、界限和特有价值。
另一部分学者是受美国科学哲学家亨普尔（Carl Gustav Hempe）的影响才讨论历史理论问题的。1942年，亨普尔在《哲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上发表的《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一文，引起了哲学界的热烈讨论。参加这一讨论的主要有伯林（Sir Isaiah Berlin）、沃尔什（W.H.Walsh）、德雷（William Dray）、曼德尔鲍姆（Maurice）、加德纳（Patrick Gardiner）、纳格尔（E.Nagel）和多纳根（Alan Donagan）等人。这些人或以自然科学为榜样，或以社会科学为依据，试图通过对史学理论的梳理与规范，把历史学提升到科学的层次。这部分人属于利科所说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家”，他们都不满足于传统的印象式讲故事的历史。他们之间的争论主要在于，历史学在本质上与自然科学有没有区别。
显然，在否定了朴素的实在历史观后，西方历史哲学界的主流——无论是批判的还是分析的——把历史看作为人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科学的或批判性的认识。历史不再是独立在场的存在，而是人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或过程的反思后的认识或理解。这就是说，历史是经过理智反思的看法，它不同于人们对过去的印象式看法和演义式描述。一方面，历史不是普通人的印象，它反映的应该是“客观精神”；另一方面，它也不是文人们文学修辞的美学效果，而是有根有据的。即使坚持历史学完全独立于自然科学的德国批判的历史哲学家，也认定历史学属于所谓“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但它毕竟是科学，而且在许多人心目中它是比自然科学更崇高的科学。就像伯里（J.B.Bury）所说的，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其科学性不多也不少。
对以上历史哲学的讨论，史学家往往持冷嘲热讽和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我不认为史学家因此就没有受哲学讨论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在互动中实现的，而且这种相互影响在时间上往往是滞后的。如果说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哲学讨论，是对兰克客观主义历史学实践的比较迟钝的理论反思的话，那么批判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新成果不可能不渗透进史学实践中去。实际上，一方面是哲学的历史学转向，最强调科学性与严密性的科学哲学的主流走向了历史主义，就是明证；另一方面，历史学也有哲学转向的问题。比如，年鉴学派对社会发展深层结构的分析，显然受到哲学追求普遍规律的精神的感染。历史学家之所以与哲学保持距离，不愿承认哲学观念对自己有影响，是因为他们把哲学一律看作为旧的形而上学思辨体系。
具体说来，批判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讨论，对史学理论和史学实践至少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迫使史学家更加认真细致地考察他们原来所使用的许多假设，这些假设往往是未经批判的，实际上是无意识地加以使用的。也就是说，以往历史学家并非与哲学观念绝缘，只是他们未经反思地选择了某种观念；由于他们的观念未经批判，这些观念既不是明确可靠的，也缺乏现实基础。
第二，经过哲学家的批判与分析，史学家不得不更严格地规定他们所使用的概念。过去，历史学家爱用模糊概念，如描写战争的惨烈程度时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等等；现在，他们写战役时，必须尽可能引用精确的伤亡数字。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也在用统计数字和概率分析来支持自己的概念和判断，而不再满足于过去常用的“大致”“必定”“或许”等术语。
第三，推动史学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发展，史学不再是单纯地讲故事，也不只限于记录战争、外交和政治活动。分析的历史哲学要求史学家寻找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历史不应只是孤立的突发事件的情节描述，而应反映社会变迁的一般结构；批判的历史哲学提倡透过人们的历史行为和经验活动，把握内在的生命、欲望、情感、意志和思维。历史哲学的分析学派和批判学派都不满意只讲故事的历史，但前者引导的是对社会一般进程的研究，后者则更关注个体历史人物的心态。
总之，批判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强化了历史学的学科自主性，推进了历史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自觉。历史学变得越来越注重证据，越来越关注事件之间符合逻辑的因果联系。然而，历史证据多表现为过去流传下来的文字和符号，因此，科学的历史与传统叙述史一样，也无法完全摆脱语言形式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问题首先表现为语言学的问题。三、语言的历史
如果说过去历史学家都对哲学观念抱怀疑态度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包括历史学在内的西方学术风向则发生了新的变化。历史学和其他学术领域加快了对哲学观念与方法的接受与运用的速度。在哲学领域20世纪初就肇始的语言学转向，开始向历史学界渗透。比如，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又重新思考历史与文学的密切联系。在他看来，历史学的科学性或许只体现在弱意义上，而并非体现在强意义上。“历史只是部分地与‘事实’有关”，而且它也“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演绎，而[7]是一种对于最可能的概括的想象的猜测。”因此，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1979年，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新叙述主义的复兴》一文，反思传统叙述史在当前史学实践中的新价值。在他看来，本来“历史学被视为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可是，由于历史学家受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忘掉了历史学自身的特点，以致只对社会而不是个人感兴趣，忘记了[8]“历史学家总是在讲故事”这个事实。由于叙述主义的复兴，许多人对史学性质的定位，越来越远离了“科学”。历史学的形式不仅与科学的分析在性质上大相异趣，而且也越来越与社会科学相抵牾。
法国哲学家们先破除了历史学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特权幻相，随后又把它变成语言学甚至文学修辞的一种特殊形式。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明确怀疑历史学的特权地位。他告诉人们：“历史由于缺少本身的指示对象（references）而转向的这个其他事物表明，不管历史知识有什么价值……它都不应以为[9]自己是最具特权地位的知识，从而使自己与其他各种知识对立。”
通过哲学家巴尔特（Roland Bartes）、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德里达等人的工作，历史学越来越远离了科学分析的轨道，把历史学变成文学修辞性学科的趋势很快在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弗兰克·安克施密特（Frank Ankersmit）和凯尔纳（Hans Kellner）等人的推动下，历史学界也出现了“语言学转向”。根据这种新的风尚，任何历史事实都不可能超越表达这些事实的话语形式。人们在写历史时，与其说是追求真相，不如说是要追求语言的修辞效果。既然历史语言与文学语言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在历史与小说之间也就很难划定严格的界限。在历史中并不存在真相、事实和正义，有的只是关于真相、事实和正义的看法的语言表达形式。真实性、合理性和客观性不过是为了掩饰西方中心主义、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男性支配和其他意识形态偏见的工具。历史必须通过语言显现自己，语言就是历史的界限。历史话语并不具有可以讲述真理的特权，它们同文学话语一样，都是在书写表达某种愿望的“虚构的故事”。具体说来，海登·怀特等人所发起的“语言学转向”，以更加明确的形式，肯定了过去就潜存在学术界中的对历史的主观主义理解。
第一，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人们的虚构或语言的修辞效果造成的。这种观点使历史理论与哲学一样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后现代主义哲学不仅否定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也否定了它的学术性。与此同时，认为历史是在讲故事的新叙述主义理论，也向客观主义和分析的历史哲学提出了挑战。例如，哈斯凯尔·费恩（Haskell Fain）就尖锐地指出：分析程序并不能[10]回答“历史是什么？”的问题。要告诉人们过去发生的事，还需要情节的想象与描述。在各种证据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联系，即使有这种联系，它们也早就消失在逝去的时空之中，我们只能凭借想象才能构造或重建这些联系。
第二，对过去的历史能持客观、中立态度的历史学家是不存在的。尽管历史学家接受的训练，使他们与普通人或其他专业的学者区别开来，然而，问题是，历史学家在写历史著作时，并不拥有超出日常语言之外的特殊语言。他们的语言必然融入了日常语言所带有的道德含义和文化成见。就这个问题，历史哲学家伯林爵士指出：历史学家在毫无赞赏和责备的情况下写作，是根本不能想象的。由此出现的困境是，自以为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历史学，与文学虚构和人们的日常偏见有什么区别呢？
第三，历史无非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历史以及历史中人的形象，都是经由文学的创作才获得了其完整性，因此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学在此终结了。这种新历史观的特殊性不在于认识到历史写作有文学性，而在于它认为历史著作本质上是文学性的。过去也有学者强调历史写作不应忘记文学性，但那是为了强化历史文本的可读性，并不是把其当作本质的特征。在他们看来，文学性只是历史著作的次要功能或辅助形式，如果历史文本有过分的渲染，那就把历史变成了某种神话或诗歌之类的东西。可是，海登·怀特却认为，对历史来说，文学性并不是外在的或非本质的，“历史通过从时间顺序表里编出故事的成功正是历史阐释效用的一部分；从时间顺序表中得出故事是……‘编织情节’（emplotment）的运作。我所称的‘编织情节’是指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11]同……一般‘虚构’的方式一模一样”。在这里，历史理论走向了反历史的道路，因为它否定了历史学的独特学科性质，也就否定了历史学独立存在的价值。
第四，不仅客观的历史联系遭受质疑，目前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鼓动下，甚至连史学理论中人的文学性的形象也开始遭受无情的解构。既然人和历史的连贯是人们的虚构，那么人和历史的连贯性也就是不存在的。福柯说，人并非是一个原本存在的东西，他是近代西方人的一个发现。随着话语条件的改变，人将被解构，因此福柯得出了“人死了”的结论。高科技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世界和人类自我认识的方式，知识经济和网络化把世界变成一系列可以复制的符号，生活世界中不再有独一无二的东西，时间融入了虚拟空间，独特性也消失了，人则成为某种数据或参数，人消失了，历史在此也就终结了。
第五，历史的终结和后历史概念的提出。随着主体的消失和时间融入虚拟空间，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这不仅是历史叙述的终结，而且是历史本身的终结。历史主义的理想本来是通过生成的过程，给动摇了的世界以新的说明和新的秩序，为人找到新的立足[12]点，就如狄尔泰所说：“人是什么，只有他的历史才会讲清楚。”可是，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中，不仅“人死了”，而且历史也终结了。后现代主义否定了历史主义，从而进入了后历史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不仅稳固的主体被打碎了，流变中生成的主体也烟消云散了。既然线性的时间不具有实在性，那么连续的历史也就难以成立。在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是逻各斯中心的，是神话、意识形态和[13]偏见的源泉，是一种封闭的方法”。历史的终结就是一切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切正义目标和进步事业的终结，是一切乌托邦式的终极真理和救世运动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终结不同于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
在福山那里，历史的终结是历史进步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彻底完成，即西方多元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对其他意识形态的胜利。福山说：“如果我们现在达到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再也不能想象一个与我们自己的世界本质上不同的世界，找不到未来能从根本上改善现存秩序的明确道路来，我们也就必须考虑历史本身或许终结了的可能[14]性。”从此之后，不再有新的历史哲学出现的逻辑空间或可能性。对后现代主义来说，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符合人的本质的观念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不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终极真理已经被揭示出来。对福山来说，人类是完成了其观念上发展的最后的人（the Last Man）；对后现代主义者来说，作为能动主体的人死了，人被分解为零散的记忆符号。如果福山是在建立西方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元叙述，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则以攻击所有的元叙述为己任。当然，后现代主义也不能摆脱元叙述，或者说，它建立了反对一切元叙述的元叙述，即它以反对一切元叙述的原则为自己的元叙述。
当然，并非所有的后现代主义者都同意历史终结的观点。例如，德里达认为，历史与其说是终结了，不如说是进入了无休止的意义寻觅过程之中，或者说，历史是元叙述语言的无穷置换的游戏。德里达说：“尽管我们在谈论一种历史的终结，我却在那里发现了关于历史性结合的例证；它以事件的形式出现，虽说在结构实现过程的中心它始终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是一种与末世学历史毫无干系的历史，因为它的本源在永无止境地置换位移着，所以是一种失落在自身的追寻中[15]的历史。”显然，尽管德里达没有主张历史的终结，但让历史陷入了无意义的延续之中。历史没有终结，但历史也没有意义，历史仍然是话语的游戏。在这点上，德里达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并无实质区别。
历史学的任务是要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与过程，这是历史学存在的前提。如果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历史学也就没有了其研究的对象。如果没有研究的对象，历史学也就没有存在的权利和价值。正如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所说的，“历史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从未与文学的思考方式完全分开，但是历史具有可靠的知识。不管历史科学的前途如何从哲学上怀疑，历史专业化和寻求科学的严密性在20[16]世纪都不会被颠倒的”。朴素的客观主义坚持了历史事实的外在性和客观性原则，认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的时空过程；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正因如此，尽管有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破坏性冲击，寻找历史真相仍然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勤奋工作的主要动力。但是，朴素客观主义把历史研究的对象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历史文本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认识的性质简单化了，以为历史事实本身就像自己理解或描述的那样存在，不能反映历史认识的复杂性。主观主义的哲学和史学理论，认识到历史知识之中包含的主观性环节，反映了历史认识的复杂性。毋庸讳言，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主观主义却将历史研究更多地固定在了认识的中介环节上，甚至把原本客观的历史过程看成是主观的构建物，这就为极端相对主义历史观的盛行开辟了道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史学理论就是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游戏论思维的发展和总结。但是，与以前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相比，新相对主义也确实具有了某些新特征。
尼采“没有事实，只有解释”的格言，成为以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为旗帜的新相对主义者的理论纲领。根据这种纲领，客观历史不过是人们的形而上学虚构，历史只是人们对过去的理解以及关于这些理解的话语。新的相对主义对历史学和哲学都提出了挑战，接受这一挑战必定使学术研究进入一个更深的层次。历史学和哲学问题，都有话语和语言的层面，对语言的深入研究，必然从广度和深度上把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但是，如果使研究仅仅停留在话语与语言的范围内，那么我们得到的就只能是话语和语言，而不能增进人们对历史的理解。
可以说，历史首先是历史事实，随后是历史认识或理解，最后也是历史语言。但是，我们决不能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把历史仅仅看作是话语，或像帕尔默（Bryan D.Palmer）所说的“堕落成话语”[17]（Descentinto discourse）。实际上，正是由于语言（话语、符号、文本等）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事件，理解历史事实，它才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否则，语言什么都可以是，但绝对不是历史。同样地，我们也决不能像主观主义者那样，把历史只看作人们的认识和理解活动。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解的确有助于我们把握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因此，它们才与历史联系起来；否则，认识和理解活动什么都可以是，但决不是历史。当然，从认识和显现的角度看：没有语言，就没有历史认识；没有历史认识，也就没有“过去客观历史”的当下显现。但是，从基础和存在论的角度看：没有历史事实作为对象，就不可能有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解；没有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解，也就没有历史话语和历史文本。一句话，客观的历史事实、历史认识和表述历史的语言三个方面，共同构成历史意义的显现形态。四、历史学和哲学
在观察人类社会时，哲学与历史学所使用的方法是大相径庭的：一个要研究普遍规律，一个只关心个别事实。哲学往往把情境细节、个性和特殊性搁置起来，忘记了人们特定的时空联系，把纷纭复杂和变化多端的人类历史硬塞进预先制定的图式之中。根据历史学的观点，一切事物都要根据时间、地点、背景和环境的相对关系来进行叙述、判断和评价。历史学对特殊性和个性的关注，往往鼓励了片面化的观点，并因对时空情境的注意而打开了相对主义的大门。因此，巴勒克拉夫指出：“崇拜特殊性而造成了历史学的单一性，崇尚‘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割断了历史学与生活的联系，否认从过去的经验中进行概括的可能性并且强调事件的独特性，不仅割断了历史学与科学的联系，也割断了历史学与哲学的联系。”以致他引用别人的话说，“我们越是探求特殊性当中有无穷无尽的意义，特殊性当中的一切就[18]越是显得毫无意义”。
可是，经过一个世纪的互动、论争和磨砺，至少一部分哲学和一部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方面，历史主义方法在哲学之中的传播，动摇了形而上学的僵硬外壳，使那些往往作茧自缚的哲学家意识到真理的生成性和流动性。学术界对哲学家的要求似乎大大降低了，哲学家不再是永恒正义和普遍真理的守卫者，反而成为命题和话语的分析者，成为历史主义和情境主义的奴隶，甚或像尼采所预言的那样成为个人桀骜不驯的欲望、偏见和意志的化身。尼采早就说过，哲学是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世界的“专制的欲望本[19]身”，是“最具精神的权力意志”。由于我们无法获得超验的真理，所以“与其谈论哲学理论的真实性”，不如“考虑这些理论的繁殖力、[20]解释能力和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人们“对历史学家要求得更高[21]了，要求他们不仅仅是记叙历史，而且要善于上升到理论”。年鉴学派的兴起，就是历史学对这种要求的反应。
然而，从叙述史向更具理论解释力量的科学历史学的发展，动摇了原本讲故事的历史的许多前提和假设，使其失去了原本的自信。当历史学把牢靠的元叙事变成了理论的假设时，它本身似乎比讲故事的历史还更加接近于话语的文学形式。可见，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挑战并不是毫无意义，既然历史学与语言有不解之缘，那么忽视语言在历史之中的作用，就不是接近了客观真理，而是增加了它的主观性，即因忽视了已经存在的主观性而造成双重的主观性。我们研究了历史的话语和文本，似乎增加了主观的环节，但是我们实际上比原来更接近客观真相。伊格尔斯甚至得出谨慎乐观的结论：“在尝试用新方法研究人类历史广泛的多元性时，当代历史学术已向更接近启蒙时代的思想迈出了一步，这一思想就是：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值得历史的理性[22]研究。”可以说，怀疑是认识进步的结果，知识的进步也以怀疑为前提。要想得到火，必须忍受烟。
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哲学和历史学的差别并不妨碍二者之间的互相影响。实际上，历史学与哲学的相互作用从来没有中断过。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是哲学的历史学化和历史学的哲学化的双向对流过程。尽管这种互动有时也许会导致某些消极后果，但双方从互相影响之中获得的好处要远远大于不利的因素。
对哲学来说，历史学的成果能够产生以下积极影响：①历史学对事物在时间中变化的关注，给哲学理性注入了历史主义的视野和方法，使其不再作茧自缚，不再过分留恋各种所谓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性质；②历史学对多元文化和不同民族的研究，不断扩大着哲学家们的视野，或按康德的话说，历史学的综合判断不断丰富着哲学的分析判断，使思想家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③历史学对特殊现象和个别性的探索，可以当作唯我独尊的哲学观念的解毒剂，使哲学家变得谦逊和宽容。
换一种角度看，哲学研究的深入，也能够对历史学产生积极的效应：①哲学对事物的普遍性的研究，不仅能够帮助历史学家拓宽思路，而且有助于他们更深刻地认识特殊现象，如著名历史学家赫伊津加（Johan Huizinga）就认为，“只有依靠抽象才能区别具体，特殊只存[23]在于‘一般’的框架中”；②哲学所特有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可以推动史学家严格审视自己的假设性前提（元叙述话语），不断超越自己研究范围所带来的局限性；③哲学的反思方法，有助于史学家思考多种现象的本质内容，通过考察各民族的特殊性，发现人类生活共性的或规律性的东西。
历史学和哲学的互动和交流，在“历史哲学”中得到集中体现。历史哲学是在历史学与哲学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交叉学科，因此历史哲学本身有一个学科认同问题。一方面，历史哲学从一开始就力图实现这样的目标：深化历史认识，使其达到哲学的理性层次；为哲学找到历史根基，使其具有变化生成的形态。当历史学趋向普遍性时，它事实上就成了元史学，从而变成了某种哲学。当意识到事实“不支持任[24]何一个已经预想好的‘理论性’框架”时，哲学的普遍性只能是历史性的生成，这样，哲学也属于历史的范畴。由此，我们认为，历史哲学的学科不仅是能够成立的，而且还能够为历史学与哲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另一方面，历史哲学也因自身的构成而保持着无法消除的内在张力。就如劳伦斯·斯通所说的，“历史哲学受到双重要求的制约：在历史方面，不能无视历史特殊的特征（或者这些特征是什么的问题）；在哲学方面，可以认为历史学科是能够同其他形式的研究和认识相比[25]较的”。在受双重制约的同时，历史哲学也遭受来自方向相反的批评和嘲弄。如果它为了减轻来自一方的压力，那么必然引来另一方更严厉的攻击，甚至是唾弃。历史学和哲学毕竟有不同的兴趣和方法：一方面，历史学家即使通过思想反思事件时，往往也只是对历史解释的分析感兴趣，因为这种分析有助于辨别历史解释是否合理，是否充分，他们对一般理论和规律则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另一方面，哲学家往往只关心历史解释中所表现的普遍理论或一般性问题，或许只把历史解释看作是一般解释的实例，忘记了解释和意义自身的生成性和历史性。实际上，与一切概念一样，“历史”和“哲学”也必须服从生成的变化。然而，内在的张力和矛盾，与其说是个破坏性的因素，不如说是个激发思考的源泉。在历史哲学的矛盾发展中，历史学和哲学都可以从中找到对自己有益的启示。
总而言之，无论人们是否愿意，在西方学术界，历史学和哲学的互动还要继续下去。过去，双方在互动过程中都得到发展，从而形成实际上的互惠关系；现在，双方的互动对任何一方来说，仍然是极为有利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未来，为了各自的发展，双方应当继续保持对话。因为，对双方的发展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各自学科的特性，而是双方的对话和相互影响。对话，既是哲学话语的传统存在形式，也是历史性的生成方式。[1] 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372.[2] 杰弗里·巴拉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页。[3] L.Stone.，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London/New York，1987），p.5.[4]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1页。[5] 高概：《话语符号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6] 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7] 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页。[8] L.Stone.，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Revisited（London/New York，1987），p.74.[9] 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01页。[10] Haskell Fain，Between Philosophy and History（Princeton，1970），p.209.[11]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163页。[12] 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13] 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14]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The Free Press，1992），p.51.[15] 德里达：《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王逢振，等：《最新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16] 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17] 帕尔默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堕落成话语”是其一部著作的书名。见Descent into Discourse：The Reifica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Writing of Social History（Philadelphia，1990）.[18] 杰弗里·巴拉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19] 尼采：《善恶之彼岸——未来的一个哲学序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20] 雅克·施兰格：《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21] 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22] 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23] F.R.Stern ed.，The Varieties of History（New York，1956），pp.298-299.[24] 罗杰·佩恩：《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一篇寻找研究方法的论述》，肯德里克，等：《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25] 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第二章 历史科学的特点——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
在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理论具有重要地位。在历史问题上，新康德主义的哲学家们对于客观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不感兴趣，他们热衷于历史科学的方法论、认识论和思维逻辑的研究。虽然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是以对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闻名于世的，但是这一流派内部的各个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差异甚大，这突出表现在马堡学派的卡西尔对弗赖堡学派的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批判上。在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家对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进行区分之前，是狄尔泰关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别的研究，直接推动了新康德主义者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倾向。这一学派原本是要维护历史学的自主性，强调历史学有其自身独特的研究方式与目标，然而，他们与其说是确定了历史的科学性与重要性，倒不如说把历史学驱逐出了科学领域。一、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分
狄尔泰不是新康德主义者，但是早在文德尔班以前十一年，在其《精神科学导言》中，就提出了历史学论述具体的个性，而自然科学则论述抽象的一般的观点。狄尔泰的这种思想奠定了历史主义的基本路线。克卢巴克（Kluback）在《狄尔泰的历史哲学》中说：“历史主义的基本假定……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运用于人类社会和文化[1]的研究。”霍奇斯（H.A.Hodges）在《狄尔泰的哲学》一书中也指出：同柯林伍德一样，狄尔泰也“把在历史领域中寻觅的经验看作是[2]基本的经验”。可以认为，狄尔泰所注重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区别的研究，为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家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相对立的思想提供了源头。
作为生命哲学的创始人，狄尔泰注重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进行了划分。他认为，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对自然现象普遍必然性的概括，人文科学要处理的对象则均是特殊的、个别的，因而历史之中并无规律可言。在自然科学中，我们是对象外部的观察者和旁观者，在这里，我们观察对象，描述它们的规则，但却从不曾进入它们内部去理解它们的实在性。而在人文科学中，我们则从内部来了解主题材料。狄尔泰说，“历史探究者和历史创造者是同一的这一[3]事实，是使历史科学成为可能的首要条件”。在这里，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与我们的存在本身密切相关，我们都体验着生命，因而可以从内部来理解生命。比如，自然中的时间是均匀流逝的，但人在生命中所体验的时间却有快有慢。因而，从认识方法上看，自然科学可以抽象和说明；而人文科学则只能通过理解和解释来认识。如果采取自然科学的方式从外部研究人类的行为，那只能描述生命的现象，无法把握其实在性。
文德尔班把历史与自然科学的区别直接对立起来。在他看来，历史与自然科学的划分不是以知识的内容而是以科学思维的类型为依据的。他指出：“我们在这里提出了一种纯粹方法论上的，以严格的逻辑概念为依据的经验科学分类法。分类的原则是它们的认识目标的形式性质。有一些科学研究一般的规律，另一些科学则研究特殊的历史事实；如果用形式逻辑的语言来说，有一些科学的目标是普遍的定然[4]判断，另一些科学的目标则是单称的实然命题。”文德尔班进而指出，这种分别的依据正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曾被苏格拉底看成是一切科学思想的根本关系，是人类理智中的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关系。然而，遗憾的是，文德尔班没有看到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性，却过分夸大了其对立性。
正是在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被截然对立的前提下，文德尔班认为：“经验科学在现实的事物的认识中寻找的，要么是自然规律形式下的共相，要么是历史规定形态下的殊相；它们所考察的，有的是常住不变的形式，有的是现实事件的一次性的、特定的内容。有一些是规律科学，有一些是事件科学；前者讲的是永远如此的东西，后者[5]讲的是一度如此的东西。”这样，他把自然科学说成是制定法则的，而历史科学则是描述特征的。文德尔班在论述历史与自然科学的区别时带有相对主义色彩。他强调指出，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这种方法论上的对立，只能用来给知识的论述分类，不能用来给知识的内容分类。理由是，同样的东西既可以成为制定法则的研究的对象，也可以成为描述特征的研究的对象。换句话说，同样的事物，既可以成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可以成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同样的对象，比如说人，既可以是自然科学如生命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可以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他说：“始终如一的东西与一次性东西的对立，从某个方面来看，乃是相对的。”他以语言为例，“一种语言在它的任何个别应用中都受它的形式规律支配，尽管语词换来换去，这些规律仍然不变；可是另一方面，整个这种特殊的语言，连同着它的全部规律性，在人类的全部语言生活中却只不过是一个一次性的、过渡性的现象”[6]。但是，像文德尔班这样完全依据科学认识的目的和研究方法来进行科学分类，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他完全排斥了内容和材料的作用，片面强调形式和方法，这显然割裂了形式与内容的联系，是一种形式主义观点。真正的科学分类，依据的正是对象本身所存在着的不同方面的内容。
弗赖堡学派的李凯尔特基本上继承了文德尔班关于科学分类的观点，并加以进一步发展。李凯尔特也坚持自然科学与历史的对立，不过他比文德尔班温和一些。文德尔班认为，由于科学认识的目的和性质不同，科学只能从形式和研究方法上来区别。李凯尔特则认为，由于科学既可以从它所研究的对象的角度，也可以从它所采用的方法的角度而相互区别，因此既可以从质料的观点，也可以从形式的观点来对科学进行分类。由此出发，他提出了两种基本的对立：自然和文化的对立；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文化科学的对立。
李凯尔特指出，文化领域里只有个别的东西，自然领域里才有一般的东西。自然领域内的个别的东西可以看作是一般概念或一般规律的事例。但是，他认为仅仅像文德尔班那样提出“规范化”方法和“表意化”方法的区别还是不够的，因为这种区别还未真正把历史纳入科学的范畴。他这样表述自然与历史的区别：“当我们从普遍性的观点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自然；当我们从个别性和特殊性的观点[7]来观察现实时，现实就是历史。”
从自然和文化的对立出发，他得出了所谓的科学的“质料分类原则”。他认为，自然是那些从自身中生长起来的、诞生出来的、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文化则或者是人们按照预定目的生产出来的，或者虽然早已存在，但至少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保护着的。那么，自然和文化赖以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他认为，一切自然的东西都不具有价值，不能看作是财富，可以不从价值的观点加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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