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萌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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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基础试读：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改教材中医学基础主 编 陈 萌 副主编 马淑然 薛晓琳编 委 刘晓燕 赵 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北 京·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医学基础/陈萌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9（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改教材）
ISBN 978-7-5132-3597-6
Ⅰ.①中… Ⅱ.①陈… Ⅲ.①中医医学基础-中医药院校-教材 Ⅳ.①B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4812号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28号易亨大厦16层邮政编码 100013传真 010 64405750廊坊市晶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各地新华书店经销*开本 850×1168 1/16 印张 20.5 字数 500千字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书 号 ISBN 978-7-5132-3597-6*定价 41.00元网址 www.cptcm.com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微信服务号 zgzyycbs书店网址 csln.net/qksd/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淘宝天猫网址 http://zgzyycbs.tmall.com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改教材总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徐安龙
副主任委员 王庆国 翟双庆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天源 于永杰 王 伟 王庆甫 王健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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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永红 孙建宁 李永明 李献平 陈 静
林 谦 郝玉芳 贺 娟 都立澜 贾德贤
倪 健 郭 辉 高 颖 高思华 陶晓华编写说明《中医学基础》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组织编写的教育部“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区”项目中的基本教材之一，供中医教改实验班（简称教改班）学生使用，也可供高等中医药院校中医学专业五年制和七年制学生使用。
为了适应中医学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的形成规律，借助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构建更加科学严谨、更符合中医人才成长需要的课程体系平台，本教材系将既往课程体系中《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涉及基本思维、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部分内容进行整合而成。其中《中医基础理论》的哲学部分，包括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以及气论的内容将纳入《中国哲学概论》中介绍，本教材不再赘述。
全书在分析中医思维的基础上，依次介绍中医精气血津液神、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防治法的理论与知识；在讲解诊断知识的同时配合技能训练，以期实现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能力，造就更具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中医特色人才。
作为一本创新性教材，本教材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医界同道和教育同仁，以及广大读者在应用本教材过程中，不吝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和提高。《中医学基础》编委会2016年6月绪 论
医学与人类的生存休戚相关，所以很自然的成为最古老的学科之一。由于医学的研究对象是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相统一的人，医学的基本矛盾是健康与非健康的矛盾，因此，医学应当包括科学技术知识体系和医疗保健实践活动体系，是医理、医技和医业的综合体。
中华文明史跨越数千年，也是一部不断地认识生命、维护健康、战胜疾病的历史。中医学就是这一漫长历史进程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同时，中医学还传播到世界各地，对当地民族医学的诞生和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因而在世界传统医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谓中医学，并非一个地域范畴，而是一个文化范畴。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哺育下，中医学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模式、理论特征、临床经验，至今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发展水平来看，中医学虽然还不能像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样，完全脱离哲学的影响，但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科学特征。一、中医学的发展概况
中医学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的一条支流，在人类文化的氛围中生生不息，以其旺盛之生命力自立于古今学科之林，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和继续存在的价值。不可否认，中医学与现代医学有许多差异，其发展与地理、气候环境，以及社会的经济结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并不妨碍中医学成为人类共同文明的组成部分。从发展阶段来看，中医学这一学术体系大致经历了奠基、形成、整理、规范、争鸣、汇通六个时期。（一）中医学体系的奠基时期
医学起源于人类的生活与生产实践。随着各种知识的不断积累，华夏先民逐渐从被动转向主动，开始有意识地通过解剖、试错方法，认识形体结构和治疗手段，分析身心活动和疾病演变规律，形成了各种养生防病方法。传说中的“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就是这一探索和实践过程的体现。同时，许多医药知识也保存在一些古老的典籍中，如《诗经》《山海经》《易经》《离骚》等。以春秋时期的《山海经》为例，书中记载了38种疾病和126种药物。在病名当中，专用病名已有疸、痹、癥瘕、疥、疯、疫等23种之多，以症状命名者也有腹痛、嗌痛、呕、聋等12种；在药物当中，有动物药67种，植物药52种，矿物药3种，水类1种，属类不详者3种。
春秋战国至秦汉，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大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物质生产和思想意识领域得到了极大发展，形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有利的社会文化氛围极大促进了医学领域的探索和实践，一些朴素的哲学思想如气论、阴阳五行学说被引入医学领域，使得原来零散粗糙的医药知识逐渐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一些多学科知识如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物候学、农学、生物学、矿物学、植物学、军事学、数学，以及酿酒技术、冶炼技术等知识也被引入医学领域，推动了中医病因病机、治则治法理论的形成。
同时，以扁鹊为代表的专业医生大量出现，使医学知识完成了快速的积累，诊断与治疗方法日趋成熟。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诊病已能“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据《汉书·楼护传》记载：“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记载了病名103个、药名247个、药方283个，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科。
前人不断地探索和实践，为《黄帝内经》（简称《内经》）、《神农本草经》（简称《本草经》或《本经》）的成书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这两部著作均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而是上溯先秦，下至两汉，内容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荟萃了这一时期医学知识的精华，不但为中医理论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也是中医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继续发展的基石。《内经》的问世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全书由《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组成，各有九卷八十一篇，全面论述了中医学的思维方法、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体的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防治等问题。《本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全书分3卷，载药365种，包括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并根据养生、治疗和有毒无毒，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根据功效分为寒、凉、温、热四性及酸、苦、甘、辛、咸五味。（二）中医学体系的形成时期
秦汉以前，中医临床医学基本处于探索阶段，治病主要凭借经验。随着《内经》与《本经》的成书，医学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诊断与治疗的理论基础已经具备。《内经》提出“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灵枢·口问》）；“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刺法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素问·三部九候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素问·至真要大论》），确立了中医病因病机、治则治法理论的主旋律。不过，《内经》仅载方13首，药26味，还远未达到随证立法、因法设方、按方遣药的水平。
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集汉以前医学之大成，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写成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临床医学专著《伤寒杂病论》，一举实现了中医学理法方药兼备的体系化目标。张仲景提出“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客气邪风，中人多死。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将健康观与疾病观完全融为一体。
张仲景根据伤寒病、杂病、妇人病的发病规律，已经可以娴熟应用六经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等方法，通过“观其脉证，知犯何逆”，进而“随证治之”，“以法治之”，确立了中医学的发展方向。经过后人王叔和等整理，林亿等校订，其著作最终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两部，书中分别收载113首和245首方剂，除去两书重复者，实得323首）。这些方剂被中医界奉为“经方”，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内经》，而且配伍简洁严谨，主治明确全面，至今仍被国内外临床医师广泛应用。
同时，华佗在外科学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已经可以实施麻醉术与外科手术，“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三国志·华佗传》）。（三）中医学体系的整理时期
三国至隋唐，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完成了中医学体系的整理过程。
魏晋时期，王叔和编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脉经》，分述三部九候诊法、寸口诊法及二十四脉等脉法，奠定了脉学理论与方法的规范化基础。皇甫谧编撰了我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厘定穴位654个，并系统论述了十二经脉、奇经八脉之循行，骨度分寸及主病，为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编撰了《本草经集注》7卷，在参考大量图籍、医方和标本的基础上，除厘定《本经》365种药物外，还选择了魏晋以来名医们在多种《本经》传本中增补的“副品”365种，并首创按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方法，将730种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7类，对药物的论述也更为详尽。雷敩编撰了《雷公炮炙论》，专门讨论了各种药物的修治炮制和鉴别方法。龚庆宣编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外科学专著《刘涓子鬼遗方》，总结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外科学的主要成就，其中对痈疽的辨证论治尤为详尽，并记载了许多战伤的救治情况。
隋代，巢元方编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病理学专著《诸病源候论》，全书分67门，罗列证候1739条，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继承发扬了病因病机理论，如指出疥疮是由疥虫所致，寸白虫（绦虫）病是吃不熟的牛肉造成，漆疮的发生与体质有关，某些传染病是由自然界的“乖戾之气”引起，并有“转相染易”的特点等，对后世病证分类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唐代，孙思邈先后编撰了《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30卷，收方6500多首，大多出自前代医家的经验良方。王焘编撰了《外台秘要》40卷，收方6000多首，其体例严谨，也保存了大量的方书文献。苏敬等编撰了我国，也是世界上公开颁布的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54卷，载药844种，新增药物114种，并附上了我国最早的药物彩色图谱，纠正和补充了前人的错漏之处。蔺道人编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伤科学专著《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探讨了骨折创伤的病因病机，以及辨证分期用药的治疗思路。昝殷编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妇科学专著《经效产宝》，论述了妇科和产科常见病证的诊治和急救等问题。
综合这一时期的学术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针对临床医学某一问题所开展的专门研究占绝大多数；其二，均对前人的认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并有所提高。（四）中医学体系的规范时期
宋代是我国科技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是其标志。此时，中医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宋代对医学事业较历代更为重视，政府多次组织官员学者集体编纂医书，更建立专门机构校勘、刊行，使《黄帝内经素问》《针灸甲乙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脉经》《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许多濒临亡佚的重要医籍得以保存。得力于当时的印刷术和造纸术的革新，改变了手工抄写的落后局面，使得这些古代医籍能够流传至今。
宋代方书数量空前，方剂理论也日益丰富。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转折点，方书走上由博返约之路，理论也日益受到重视，使方剂向标准化、规范化前进了一大步。此书是政府编成并颁行的我国第一部成药制剂手册。全书10卷，将各方分成诸风、伤寒、诸气等14门，医方788首，方后除详列主治和药物外，还特别对药物的炮制与制剂做了详细说明。
宋代本草学的代表作当推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全书33卷，载药1558种，较前增加476种，附方3000余首。此书资料丰富，除转录《嘉祐本草》《图经本草》全部内容外，还广泛引证宋代以前的本草著作如《雷公炮炙论》《本草拾遗》《食疗本草》《海药本草》，以及《圣惠方》《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肘后方》等92部方书，从而保存了大量医学文献和古代民间用药经验。
针灸学在宋代有很大发展，是我国针灸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此时出现了闻名中外的针灸铜人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宋代的针灸文献专著有影响者近10种，综合性医书之论针灸者更多，如《圣济总录》统一了经穴排列顺序，为经穴理论的条理化、系统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在宋代，许多医家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对后世影响深远。钱乙著《小儿药证直诀》，开创脏腑证治之先河，总结了一套以五脏虚实为纲领的辨证方法，并对小儿生理、病理特点有精详的描述。陈无择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提出了著名的“三因学说”，将病因归纳为外因、内因、不内外因三大类，使病因学理论得到了由博返约的发展，打破了数百年来病因学理论停滞不前的局面。施发著《察病指南》，不仅探讨了以脉学内容为主的诊断学方法，而且首次创造性地绘制了脉象图。（五）中医学体系的争鸣时期
金元时期，社会文化氛围相对宽松，学术研究的束缚较少。随着临床医学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医家有感于“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纷纷倡新说，创新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以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影响最大，被后人尊称为“金元四大家”。
刘完素在系统研究《内经》运气学说和病机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主火论”为特点的学术思想，倡“六气皆从火化”和“五志过极皆为热甚”之说，认为百病多因于火，治疗疾病以寒凉为主，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刘氏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为后世温病学说的产生开创先河。
张从正精研仲景《伤寒论》汗、吐、下三法，认为凡病皆因邪而生，“邪去则正安”，故治疗疾病多以汗、吐、下三法攻逐邪实为主，反对滥用补药，后世称之为“攻邪派”（“攻下派”）。
李杲着重研究脾胃元气的理论，提倡“人以元气为本”，“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之说，主张治疗疾病以调补脾胃为主，善用益气升阳方药，后世称之为“补土派”（“脾胃学派”）。另外，李氏还提出了内伤发热的独特见解，认为它既不同于外感发热，又不同于阴虚发热，多因阳气不升，谷气下降，阴火上冲等所致，对中医学术的发展亦颇有影响。
朱震亨集河间、子和、东垣之学，善治杂病，创见颇多。他受理学影响较大，并结合江南地域特点，倡言“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认为“湿热相火为病甚多”，治病以滋阴降火为主，后世称之为“养阴派”（“滋阴派”）。此外，朱震亨还提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的观点，并认为痰是重要的致病因素，提出“百病多因痰作祟”之说。
在医学理论和医术方面，金元四大家勇于创新，各成一家，此风延续至明清两代，开拓了中医学发展的新局面。
张景岳、赵献可等医家对刘完素、朱震亨的学术观点持不同见解，反对以寒凉药物攻伐人体阳气，强调温补肾阳和滋养肾阴在养生康复与防治疾病中的重要性。张介宾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见解，主张补养肾阳与肾阴。赵献可认为命门为人身之主，特著《医贯》一书强调“命门之火”在养生、防病中的重要意义。
吴有性著《温疫论》，创戾气说，对温疫病的病因有卓越之见。他指出温疫病的病因为“戾气”，而非一般的六淫病邪；戾气多“从口鼻而入”，往往递相传染，形成地域性大流行，症状、病程多类似；不同疫病有不同的发病季节；人与禽畜皆有疫病，但各不相同。
吴有性在病因学上的突破，为清代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基础。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在温病学说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被后人尊称为“温病四大家”。
叶桂著《温热论》，阐明温热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是“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并创立了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薛雪著《湿热病篇》，提出“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的独到见解，对湿热病的病因、症状、传变规律、治则治法等做了简要阐述。吴瑭著《温病条辨》，创立温病的三焦辨证，并发展了三焦湿热病机和临床湿温病辨证规律。王士雄著《温热经纬》，系统总结了明清时期有关外感传染性热病的发病规律，突破了“温病不越伤寒”的传统观念，创立了以卫气营血和三焦为核心的温病辨证论治法则，从而使温病学在病因、病机及辨证论治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此外，王清任著《医林改错》，改正了古医籍中在人体解剖方面的某些错误，肯定了“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并发展了瘀血理论，创立了多首治疗瘀血病证的有效方剂，对中医学气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六）中医学体系的融合时期
近现代时期（鸦片战争后），由于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从而出现了“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也影响了中医学体系的发展方向。近现代医家一方面收集和整理前人的学术成果，一方面在西医学大量传入的前提下，走上了从中西医论争到中西医汇通，再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医学的广泛传播，中医界中具有近代科学思想的人物，如唐宗海、朱沛文、张锡纯等，主动吸收西医学的人体知识，以及一些行之有效的药物，补中医学所未备，开中西医汇通之先声。
“民国”时期，随着中西医论争的加剧，学术碰撞逐渐触及理论层面。恽铁樵是中西医汇通思潮的代表人物，提倡既要坚持中医学之长，如整体观、藏象、四诊、八纲、辨证论治等，又要学习西医学先进之处，试图将中西医学术加以汇通。陆渊雷是中医科学化思潮的代表人物，提倡吸收其他学科知识，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并对中医科学化的途径和方法亦有探索。
应当指出，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中西医汇通学派对中医学发展道路的探索虽未成功，但其进取精神和经验教训不无启迪和借鉴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制定了中医政策，强调“中西医并重”，且把“发展现代医药和传统医药”，“实现中医学现代化”正式载入宪法，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现代中医界对中西医结合有更为清晰的思路，即以系统整理和发扬提高为前提，运用传统方法和现代科学方法，多学科、多途径揭示中医学的奥秘，使中医学体系不断深化，并有所更新和发展。二、中医学的主要学术特点
中医学在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认识及有关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均有许多自己的特点。例如，中医学把人体看成是一个以脏腑、经络为核心，并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认为人与自然界之间密切相关，认识到“六淫”“七情”等在发病上的意义，既不排除外界致病因素的影响，又更重视机体内因的作用，在诊断上形成了以“四诊”为诊病方法、“八纲”为辨证纲领、“脏腑辨证”为基本内容的辨证体系，在疾病的防治上更重视预防，主张“治未病”，并确立“治病求本”和“三因制宜”等一系列治疗原则。概括起来，这一学术体系主要有三个基本特点，即整体观念、恒动观念和辨证论治。（一）整体观念
整体观念，是指中医学对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和联系性，以及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整体认识。中医学认为，人体与外界环境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而人体本身作为这一巨大体系的缩影（即人身小天地），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因此，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人体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并从这一观点来认识和研究人体的生理、病理，以及对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其二，人与自然界（即外在环境）也保持着统一的整体关系。1.人体是统一的有机整体
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以心为主宰，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就形体结构而言，人体由若干脏腑器官等组织构成，这些脏腑器官由“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的经络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有其独特规律，即一脏、一腑、一体、一窍构成一个系统，如肝、胆、筋、目、爪构成肝系统，心、小肠、脉、舌、面构成心系统，脾、胃、肉、口、唇构成脾系统，肺、大肠、皮、鼻、毛构成肺系统，肾、膀胱、骨、耳与二阴、发构成肾系统。每一系统皆以脏为主，故形成了以五脏为中心的五大系统。通过经络的转输，气血等营养物质输布于人体各脏腑器官。
在生理活动中，人体的各个脏腑器官有着不同功能，这些功能都是整体活动的组成部分。它们一方面受着整体活动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又影响其他功能活动，从而表现出整体统一性。中医学认为，心是“五脏六腑之大主”，在五脏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心的整合和主宰下，五大系统呈现出统一协调的整体性，人体才会有不息的生机。《素问·灵兰秘典论》将此形象地比拟为“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同时，五脏之间还存在着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维持着五大系统间的平衡。在各个系统内，脏、腑、体、窍等之间又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脏腑所化生的精气，不但滋养脏腑本身，也滋养形体和官窍，共同完成人体的生理功能活动。
中医学不仅从整体上探索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而且在分析疾病的病因病机时，亦着眼于整体，着眼于局部病变所引起的整体病理反应。中医病理学一般是将局部病理变化与整体病理反应统一起来，既重视局部病变与其相关内在脏腑之联系，更强调该病变与其他脏腑之间的相互影响。病理上的整体观主要体现在病变的相互影响和传变方面，脏腑功能失常可以通过经络而反映于体表，体表组织器官病变也可以通过经络而影响相应脏腑。同时，脏与脏、脏与腑、腑与腑之间也可以通过经络相互影响，发生疾病传变。例如，外感风寒，肌表受邪，可导致皮肤肌腠营卫不和，从而产生恶寒、发热、鼻塞、脉浮，甚至咳嗽等症。这是由于肺与皮毛相表里，外邪袭表，可使肺气不利所致。肺失宣肃，其气上逆，则发生咳嗽。不过，咳嗽既可能是肺脏本身之病变，也可能是其他脏腑病变影响肺而发病，如肝火亢逆，循经灼肺，亦可发生咳嗽，甚则咯血。
中医诊察疾病的主要理论根据是“有诸内，必形诸外”（《孟子》），故“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灵枢·本脏》）。人的局部和整体是辩证统一的，某一局部的病理变化，往往与全身脏腑、气血、阴阳的虚实盛衰有关。因此，观察分析五官、形体、色脉等的外在病理表现，可借以分析、推测内在脏腑病变情况，从而对患者的病情做出正确判断，并进行治疗。例如，舌通过经络直接或间接地与五脏相联系，“查诸脏腑图，脾、肝、肺、肾无不系根于心，核诸经络，考手足阴阳，无脉不通于舌，则知经络脏腑之病，不独伤寒发热有苔可验，即凡内外杂症，也无一不呈其形，著其色于舌”，“据舌以分虚实，而虚实不爽焉；据舌以分阴阳，而阴阳不谬焉；据舌以分脏腑，配主方，而脏腑不瘥，主方不误焉”（《临证验舌法》）。也就是说，舌相当于内脏的缩影，察舌即可诊脏腑之病理变化。同理，诊脉、观面色，甚至观察耳廓，都能得知全身的情况。另如中医学中的“审察内外”“四诊合参”，也是整体观念在中医诊断学上的具体体现。现代生物全息律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生物体某些局部变化，可在相当程度上以一定的方式反映整体的、内在的情况。
中医治病用药也强调整体观念。对于局部病变，中医往往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主张从整体上加以调治。例如，肝开窍于目，临床治疗眼科疾患，常常从调治肝着手，每可获得满意疗效；心开窍于舌，心与小肠有着内在联系，故可用清心泻小肠火的方法治疗口舌糜烂等病证。同时，中医学很注重五脏之间的关系和传变规律，如“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难经·七十七难》）。这种根据五脏关系推断病情发展，以确定治法的做法，即是整体观在治疗中的具体运用。再如，病生于左的可以通过治右来取效，病属于阳的可以着重治阴以获愈，“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灵枢·终始》），都是整体观念在治疗原则中的体现。
总之，人在组织形态结构上相互沟通，有着层次结构；在物质组成上是统一的，气血津液等时刻灌注全身，并循行不休；在功能活动上对立制约，互根互用；在病理变化上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因此，在诊断与治疗疾病时也要从整体联系的观点出发。2.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性
人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是自然界进化的产物。中医学认为，人不仅与自然环境有着物质同一性，而且具有相同的阴阳五行结构，以及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制化规律，即人与自然有着同源、同构、同道的关系。当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体也会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灵枢·岁露论》将此概括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
自然环境对人体机能的影响涉及许多方面。中医学认为，四时气候与人体五脏功能相互通应，即人体脏腑顺应四时之气的变化，而四时之气对人体脏腑功能有资助、促进等影响，肝气通于春，心气通于夏，肺气通于秋，肾气通于冬，脾气通于长夏。此即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四时五脏阴阳相互收受通应”学说。在四时气候的规律性变化影响下，生物表现出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等相应的生理性适应过程，人亦不例外。人体受自然界气候的影响，其生理活动亦必须进行与之相适应的调节。“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灵枢·五癃津液别》），指出春夏阳气升发在外，气血容易趋于体表，故出现皮肤松弛，汗腺易开，溱溱汗出的情况；秋冬阳气收敛内藏，气血闭行于内，故表现为皮肤致密、汗腺紧闭、少汗多尿等情况。在一年四季之中，人体随着自然气候的变化，其阴阳气血也进行着相应的生理性调节，进而四时脉象亦相应地发生某些变化。《四言举要》说：“春弦夏洪，秋毛冬石，四季和缓，是谓平脉。”《素问·脉要精微论》形容为“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指出春夏脉多浮大，秋冬脉多沉小。现代运用脉象仪对人体一年四季的脉象进行追踪观察，也证实了脉象的四季变化情况。人体气血运行也与气候变化的风雨晦明有关，“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涩）而卫气沉”（《素问·八正神明论》），就是对这一变化的描述。这一现象已部分地被现代研究结果所证实。
虽然昼夜的寒温变化并没有四季那样明显，但长期以来的规律性更替，随着昼夜晨昏的变化，人体的阴阳气血也进行着相应调节，在功能上形成类似昼夜的节律性变化，以适应环境的改变。“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素问·生气通天论》）。人体的阳气呈现出规律性的昼夜波动，这一变化趋势与现代生理学研究所揭示的体温日波动曲线十分吻合。现代时间生物学的研究还证实几乎体内所有的功能活动都存在着昼夜节律。
地理区域是外界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地理环境的差异，包括与地理环境有关的地域性气候和人文地理、风俗习惯等的不同，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生理功能和心理活动。例如，江南地势低平，多湿热，其民腠理多疏松，体格多瘦削；北方地高陵居，多燥寒，其民腠理多致密，体格偏壮实。对体质所进行的现代群体调查也表明，北方和南方、高纬度和低纬度之间，群体的体质存在着明显差异：北方人多壮实，多寒实之体；南方人多瘦削，多虚热之质；越是濒海，痰湿之体的比例越高。人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受环境的长期影响，逐渐在功能方面表现出某些适应性变化。一旦易地而居，环境突然改变，许多人初期都感到不太适应，有的甚至会因此而患病。人们通常所说的“水土不服”，指的就是这类情况。
中医学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不完全是消极的、被动的，也可以是积极的、主动的。人类不仅能主动地适应环境，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以便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从而提高健康水平，减少疾病。《素问·移精变气论》提出：“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寿亲养老新书》说：“栖息之室，必常洁雅，夏则虚敞，冬则温密。”《养生类纂》认为：“积水沉之可生病。沟渠通浚，屋宇清洁无秽气，不生瘟疫病。”这些都是改造环境，以便更好地适应外界变化的具体措施，体现了中医学对人的主动适应和改造环境能力的认识。
自然环境不仅影响人体生理，而且对发病、病理变化及疾病的诊治都有所影响。“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素问·金匮真言论》），指出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各个季节有着不同的多发病。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或某些慢性病恢复期，往往由于气候剧变或季节交替，可使病情加重、恶化或旧病复发。还有一些疾病，由于症状加重而能预感到天气即将发生变化或季节要交替等情况，如头风病“先风一日则病甚”（《素问·风论》）。昼夜变化对疾病也有一定影响，“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即自然界阳气的昼夜变化，使人体内的阳气也相应表现出朝生发、午最盛、夕始弱、夜半衰的改变，从而影响邪正斗争，使病情也随之有慧、安、加、甚的变化。地理环境既可造成人群体质的差异，也可由于气候、水土地质等因素而形成不同致病因素，造成地域性的多发病与常见病。早在《素问·异法方宜论》即已认识到：东方滨海傍水，人们多食鱼盐，多发痈疡外症；西方多山旷野，人们喜食酥酪肉类，体质肥壮，外邪不易侵犯而多发内伤病；北方风寒冰冽，人们喜好游牧，恣食牛羊乳汁，易生胀满之疾；南方地势低洼，雾露聚集，人们喜欢酸类和腐熟食品，多发筋脉拘急、麻木不仁等症；中央地多潮湿，食物众多，生活安逸，常见痿弱、厥逆、寒热等症。现代研究发现，高原低氧环境与气虚的发病密切相关。
中医诊断学强调，要结合致病的内外因素进行全面的考察，对任何疾病所产生的症状都不应孤立地看待，应该联系四时气候、地方水土、生活习惯、性情好恶、体质强弱、年龄性别、职业特点等，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方法，全面了解病情，把疾病的原因、部位、性质，以及致病因素与机体相互作用的反应状态概括起来，并加以细致的分析研究，从而得出正确的诊断结论。
由于人的生理、发病及病理变化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故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就成为中医治疗学的重要原则。3.人与社会环境的统一性
社会属性决定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动物。人体的生命活动不仅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而且受社会环境变化的制约。中医学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也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习俗等方面，研究社会因素对人体健康和疾病发生、发展的影响，以及防病治病的规律。
首先，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不同，会造成人体身心机能上的某些差异。“大抵富贵之人多劳心，贫贱之人多劳力；富贵者膏粱自奉，贫贱者藜藿苟充；富贵者曲房广厦，贫贱者陋巷茅茨。劳心则中虚而筋柔骨脆，劳力则中实而骨劲筋强；膏粱自奉者脏腑恒娇，藜霍苟充者脏腑恒固；曲房广厦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难干。故富贵之疾，宜于补正；贫贱之疾，利于攻邪”（《医宗必读·富贵贫贱治病有别论》）。一般而言，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力的社会支持、融洽的人际关系，可使人精神振奋，勇于进取，有利于身心健康；社会环境不良、人际关系紧张，可使人精神压抑，或紧张、恐惧，从而影响身心健康。
其次，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动，对人体身心机能影响很大，甚或导致发病。《素问·疏五过论》曰：“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的改变，可引起人的心理失衡、精神内伤而发病。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因其社会地位、社会活动、生活条件等不同，所患疾病类型、病证特点、预后等也有所差异。“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血气慓悍滑利”（《灵枢·根结》）。王公贵族恃其特殊的社会地位，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形成了不同于平民百姓的体质特征，而这种生活方式也潜伏了中风、消渴、疔疮、肥胖等疾病易发的隐患。另外，社会的治与乱，也会对人体造成重大影响。一般而言，太平安定之年，民病少而轻；兵燹动荡之岁，民病重且众。李杲曾指出战乱对人民健康的严重损害，“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有不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
流行病学特征乃至人群临床病征显示：人群疾病与不同文化形态的社会，以及不同阶层的社会生活史、道德、禁忌、规范、宗教有着特定联系。因此，中医诊治疾病也十分重视社会环境。在诊断方面，中医学强调医生要注意了解患者的贵贱、贫富、苦乐情况，做到“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素问·疏五过论》），也要熟悉社会文化、人情习俗等，即“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患者问所便”（《灵枢·师传》），这样才能较全面地了解病情并做出正确诊断。在治疗方面，中医学提出不失人情的原则，如“以五方风气有殊，崇尚有异，圣人必因其所宜而为之治”（《类经·论治类》）。
医学社会学认为，健康与疾病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概念，它所描述的也不仅仅是人体器官的一种功能性与器质性的状态，还应该包括人们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人们的社会行为取向及其方式对自身身体状况的影响。人们身体的功能性失调和器质性病变，往往是不良的社会行为取向和行为方式不断刺激和反复作用的结果，也往往是诸多社会环境因素不断影响的结果。社会行为及其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身体状况，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愈来愈成为左右人们身体状况的主要因素。
社会进步无疑给人类的健康带来不少好处：食品与衣着日趋丰盛，可供人们选择；居住环境日益舒适，更加有利于健康；人类对自身与疾病的知识日益重视，知道如何养生，如何防病和治病。因此，人类寿命随着社会进步而延长。另一方面，社会进步也会给人类带来一些不利于健康的因素：人口急速增长，工业高度发展，以及矿物资源的加速使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了一些新的身心疾病的产生；过度紧张的生活节奏，带来精神焦虑、头痛、头晕等病证。此外，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阶级分化还带来诸如社会歧视与主流文化认同危机、机器的附属物、放射及化工废弃物污染、毒品滥用、不良生活嗜好与精神困惑等。所有这些都使现代都市疾病的发病率在人群分布上呈现出阶级和亚文化背景的特征。因此，离开了社会因素及社会行为因素，人们对疾病的产生与发展往往无从得到根本的解释。医学的干预，除了对疾病本身采取药物及手术治疗以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应当是对患者本身行为的干预和矫正。只有这样，才能使医学成为一种完整的医学。（二）恒动观念
恒动观念，是指中医用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不变的、僵化的观点，来分析研究生命、健康和疾病等医学问题。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及其固有属性。世界上的各种现象都是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运动是绝对的、永恒的，静止则是相对的、暂时的和局部的。静止是物质运动的特殊形式。
中医学认为，精气具有运动的属性，构成整个自然界，而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变化也都源于天地精气的升降运动和相互作用。因为精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所以人体亦是一个具有能动作用的有机整体。而人的生命活动亦具有恒动的特性，故“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格致余论·相火论》）。
整个世界处于永恒的无休止的运动之中。运动变化是自然界的根本规律，故“物之生从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六微旨大论》）。世界万物的生成、发展、变化，乃至消亡，无不源于阴阳二气的“高下相召，升降相因”（《素问·六微旨大论》），故精气是“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为形、气两大类，故物质运动的本质就是形气相互转化。中医学用气的运动和形气转化的观点来说明生命、健康和疾病等问题。“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说明生命是物质的，人和万物一样，都是天地自然合乎规律的产物，不断发生着升降出入的气化过程。
动和静是物质运动的两种表现形式。气有阴阳，相互感应，就有动静。“动静者，气本之感也；阴阳者，气之名义也”（《太极辨》）。阳主动，阴主静，“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为阴之偶，阴为阳之基”，“一动一静，互为其根”（《类经附翼·医易义》），动静相互为用，促进了生命体的发生发展，运动变化。
生命在于运动，其发展变化始终处于动静相对平衡的自然更新的状态中。“人身，阴阳也；阴阳，动静也。动静合一，气血和畅，百病不生，乃得尽其天年”（《增演易筋洗髓·内功图说》）。因此，阴阳动静对立统一观点贯穿于中医学各个领域之中，正确地指导人们认识生命与健康、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以及预防与康复等。
从健康与疾病而言，“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素问·调经论》），“形肉血气必相称也，是谓平人”（《灵枢·终始》）。“平人”即健康者。健康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只有机体经常处于阴阳动态变化之中，才能保持健康。健康和疾病在同一机体内此消彼长的关系是二者共存的主要特点。阴阳动态平衡的破坏意味着疾病。“内外调和，邪不能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生气通天论》）。
从生理而言，饮食物的消化吸收，津液的输布代谢，气血的循环贯注，以及物质与功能的相互转化等，无一不是在机体内部及机体与外界环境的阴阳运动之中实现的。从病理而言，不论是整体还是局部，只要气机升降出入运动失常，就会破坏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等的协调平衡，出现气血郁滞、痰饮停留、糟粕蓄积等病理变化，发生五脏六腑、表里内外、四肢九窍等的疾病。
从疾病的防治而言，因为疾病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而一切病理变化都是阴阳矛盾运动失去平衡协调，出现阴阳偏盛偏衰的结果，所以防治的策略就在于扶正祛邪，调整阴阳的动态平衡。这就是中医学特别强调的“治病必求其本”。中医学主张未病之先，应防患于未然；既病之后，又要防止其继续传变。这种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思想，就是用运动的观点去处理健康和疾病的矛盾，旨在调节人体阴阳偏颇而使之处于生理活动的动态平衡。中医学养生防病治疗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动静互涵的辩证思想。（三）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认识疾病和处理疾病的基本原则。中医学对疾病的治疗，既重视病证结合，也考虑证症相参，即融辨病、辨证及对症治疗三位于一体，而辨证论治则是中医治疗体系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学治疗有别于西医学的主要之处，故常与整体观念、恒动观念一起，被看作中医学术体系的主要特点。
1.证的概念 证，又称证候，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亦标示着机体对病因作用的整体反应状态。由于它概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趋势及邪正关系，以及机体的抗病反应能力等，能够反映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理变化的本质，因而比症状能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疾病的本质。
2.证与病、症的关系 任何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总是通过一定的症状和体征等疾病现象而表现出来，故中医学认为疾病的临床表现以症状和体征为基本要素，是反映疾病或证候的组成部分。
症状是患者主观的痛苦不适感觉，如头痛、发热、咳嗽、呕吐等；体征是医生诊察而得知的病态改变，如舌苔、脉象等。二者均是疾病过程中的个别表象，可以统称症状，简称症。
病，又称疾病，是在病因作用下机体邪正交争、阴阳失调所出现的导致生活和劳动能力失常的具有一定规律的病理过程，具体表现为若干特定的症状、体征，以及疾病某阶段的相应证候。病机是指这一过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机理，是病因、病位、病性、病势四个要素及其关系的总括。
证与病、症的关系，表现于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三者均统一于病机，其区别在于症状仅仅是疾病的个别表象，而证则能反映疾病某阶段的病理本质变化，能将症状与疾病联系起来，从而能够揭示症状与疾病之间的某些内在联系，有益于对疾病过程的深入认识。病证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病代表疾病全过程的根本矛盾，证代表病变当前的主要矛盾。
3.辨证论治的含义 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特性的证，以探求疾病的本质。所谓论治（施治），则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原则和方法。
可以看出，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则是解决疾病的手段和方法，通过辨证论治的实际效果即可以检验辨证论治的正确与否。因此，辨证论治的过程就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辨证与论治是中医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指导中医临床理法方药具体运用的基本原则。
4.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辨症论治的关系 中医学认识并解决疾病，是既辨病又辨证，并通过治疗“证”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中医学认为，临床分析病症首先应着眼于“证”的辨别，然后才能对疾病确立治则治法，进行正确的施治。以感冒为例，症见发热、恶寒、头身疼痛，病属在表，但由于致病因素和机体反应性的不同，临床又常表现为风寒表证和风热表证两种不同的证。只有把感冒所表现的“证”是属于风寒还是风热辨别清楚，才能确定是选用辛温解表方法，还是选用辛凉解表方法，给予恰当的治疗。
辨病论治，是指针对某一疾病采用专方专药治疗的方法。它较辨证论治更为悠久，一直是中医诊疗疾病的重要方法和手段，着眼于疾病过程中的根本矛盾予以治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并且可以解决当疾病的症状、体征轻微或缺失而无证可辨可治的问题。徐大椿《医书全集·兰台轨范序》即言：“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一病必有主方，一病必有主药。”例如，古人用大黄牡丹汤治疗肠痈，甘麦大枣汤治疗脏躁，常山截疟、黄连止下利，均体现了专方、专药对专病的辨病治疗原则。
辨症论治，是指根据具体症状以对症治疗的方法。它在中医临床上也有其重要意义。首先，辨症论治具有应急性好的优点，如大失血、剧痛、尿闭等危急重症有时已成为整个病情的关键，就需采用止血、止痛、导尿等对症的治疗方法，以解决紧急情况。其次，辨症论治具有灵活性大的优点，如确定治法、主方后再根据主要症状而加减用药；其三，辨症论治还有实用性强的优点，当病、证一时难以明确，而病情又不能不进行诊疗的时候，只能根据主要症状进行暂时性诊断与治疗。
中医临床上常融辨病、辨证、辨症论治三位于一体，以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由于辨证论治更能抓住疾病的本质，既区别于见痰治痰、见血治血、见热退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辨症论治，又区别于不分主次，不分阶段，一方一药对一病的辨病论治，故能够超越两者而成为中医学的主轴。
5.病治异同 作为指导临床诊治疾病的基本法则，辨证论治能辩证地看待病和证的关系，既看到一种病可以包括几种不同的证，又看到不同的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出现同一种证，故在临床进行治疗时即可以在辨证论治的原则指导下，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方法来处理。
所谓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种疾病，由于其发病的时间、地区，以及患者机体的反应性不同，或其病情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表现的证候不同，治法也相应不同。仍以感冒为例，由于其发病的季节不同，其治法也不完全相同。暑季感冒多由感受暑湿邪气所致，故其治疗常须应用芳香化浊药物，以祛除暑湿。这与其他季节感冒的治法，诸如辛凉解表法、辛温解表法等不同。再以麻疹为例，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采用的治疗方法也各有不同。疾病初期，麻疹未透，治宜发表透疹；疾病中期，肺热壅盛，常须清解肺热；疾病后期，余热未尽，肺胃阴伤，则又以养阴清热为主。
所谓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相同的病机，因而表现为相同的证，也可采用相同的方法治疗。例如，久痢、脱肛、子宫脱垂是不同的病，但如果均表现为中气下陷证候，就都可以用补气升提的方法进行治疗。
可以看出，中医治病主要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着眼于“证”的异同，着眼于病机的区分。因为“证”与病机是相联系的，故相同的病机证候可用基本相同的治法进行治疗，不同的病机证候则必须用不同的治法。中医学所谓“证同治亦同，证异治亦异”，实质上是由于“证”的概念中包含着病机在内的缘故。这种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矛盾，用不同方法解决的法则，充分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
6.中医论治的调控和平衡观点 中医治疗法则的精髓在于“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病理上的阴阳失调，不外太过或不及两方面，故治疗目的就在于调整和扶助人体的控制系统，使之重新建立正常的动态平衡。中医治病处处注意正反两个方面，包括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留邪；补阳而不伤阴，滋阴而不伤阳等。各种临床治疗大法，诸如扶正祛邪、补虚泻实、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壮火之主、益火之源等，无不包含着调控思维。可以说，辨证论治的实质正是研究特定证候与特定方药之间的对应关系及其变化规律。
总之，中医学从人体与外界环境密切联系出发，从人体本身是对立统一的有机整体出发，观察人体对周围环境的反应状态，透过临床征象来探究疾病的本质，从而把握人体反应状态的主要矛盾，并在动态平衡的理论指导下运用各种具体治疗手段，使患者建立新的和谐统一，达到促使疾病痊愈的目的。这就是中医学学术体系中最突出的特点，即整体观念、恒动观念、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第一章 精气血津液神第一节 概 述
气，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其内涵又有广狭之分：广义的气即存在。《庄子·知北游》说：“通天下一气耳。”在阴阳二气的作用下，又使这个世界呈现出精、气、神三种形态。《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说：“二生三，三生万物。”狭义的气是维持世界运转的原动力。精与神则分指气的有形（形）与无形（气）状态。《管子·内业》说：“一物能化谓之神。”《管子·心术下》说：“一气能变曰精。”
所谓“无形”，是指神处于弥散而运动的状态，它不占有固定空间，不具备稳定形态，并以松散、弥漫、活跃、多变的形式，充塞于无垠的宇宙之中。这是气的基本存在形式，肉眼不可见。《正蒙·太和》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所谓“有形”，是指精处于凝聚而稳定的状态，它占有相对固定的空间，具备并保持相对稳定的形态，呈现为各种结构紧凑、相对稳定、不甚活跃的物体。这些物体一般都可以用肉眼看清，或者靠人脑推测出其具体性状。《素问·六节藏象论》说：“气合而有形。”“无形”与“有形”之间处于不断的转化之中。《易传·系辞上》说：“精气为物，游魂（神）为变。”
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原。《管子·内业》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为天地之间。”《淮南子·天文训》说：“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又说：“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气生万物的机理，古代哲学家常用天地之气的交感，阴阳二气的合和来阐释。在天之阳气下降，在地之阴气上升，二气交感相错于天地之间，氤氲合和而化生万物。《易传·咸彖》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荀子·礼论》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论衡·自然》亦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
气运动不息，变化不止。《素问·六微旨大论》说：“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为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气的运动具有普遍性。《素问·六微旨大论》说：“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正是由于气的升降出入运动使整个宇宙充满了生机，既促进了无数新生事物的孕育、发生和分化，又遏抑着许多旧事物，导致其或逐渐衰退、凋谢，或转化，或消亡。《素问·五常政大论》说：“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其致一也。”《横渠易说·系辞上》说：“天唯运动一气，鼓万物而生。”气的运动取决于其本身所固有的阴和阳两方面力量的相互作用。《横渠易说·系辞下》说：“太虚之气，阴阳一物也。然而有两体，健顺而已。”
气是宇宙万物相互感应的中介。气分阴阳，以成天地。天地交感，以生万物。天地万物既生，则它们彼此之间就是相对独立的物质实体，但这些形形色色的物体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发生作用的。感应，是指事物之间的交感相应、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即天地阴阳二气客观存在着交感相应的自然现象和规律。《吕氏春秋·应同》说：“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易传·彖下》说：“二气感应以相与。”事物之间的相互感应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重要现象，各种物质形态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都是感应的结果。诸如乐器的共鸣共振、磁石的吸引、日月吸引海水而形成潮汐，以及日月、昼夜、季节气候等变化对人体生理、病理过程的影响，乃至电波、磁场等，均属自然感应范畴。《淮南子·泰族训》说：“万物有以相连，精侵有以相荡。”这种起感应作用的气即为神。《荀子·天论》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
人体也由气聚合而成，并呈现出精、气、神三种形态。《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淮南子·原道训》说：“夫形（精）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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