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岱克（Paul A.Van Dyke）,江滢河,黄超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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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试读：
文前彩插
1747/1748贸易年度瑞典游记中两艘中国船舶的绘画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惠允使用1760年11月17日，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行商蔡洪官、陈捷官、颜瑞舍签署的进口肉豆蔻和丁香的合同
海牙国家档案馆惠允使用1742年1月17日，粤海关发放给瑞典东印度公司船只“哥德堡号”（Götheborg）准许其离开中国的船牌。
斯德哥尔摩皇家图书馆惠允使用1792年发给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及其助手的许可证
葡萄牙里斯本国家档案馆（东坡塔档案馆）惠允使用序范岱克“中国贸易”的研究者津津乐道的事情之一就是能够利用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1690～1845年，成百上千的外国船舶航行到中国，大多数船长和商人都留下了档案、游记、航海日志等。这些资料不仅记录下他们的航程，还记载了他们如何与中国人交往。其中许多留存至今，可以在欧美的档案馆里找到。
参与对华贸易的外国公司也制作了书信、报告、订货单、账本、销售目录以及大批的其他文件，这些文件提供了当时贸易的诸多细节。研究者更感庆幸的是，很多与管治澳门和广州贸易有关的中国官方文书也已出版。这些丰富的原始文献吸引了众多学者从事中国贸易研究，反过来又催生了大量的研究论著。
过去的150年间，多语种撰写的广州贸易专著和论文纷纷问世。这些论著关注的领域尽管各有不同，但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聚焦某一公司或某一族群，比如英国人、美国人或中国人的研究；第二，聚焦某一商品或者手工艺品，比如茶叶、瓷器、漆器或外销画的研究；第三，聚焦商人对社会、文学、文化等方面贡献的研究；第四，聚焦不同地理区域，比如澳门或广州的研究。当然，有些研究涵盖了上述四类。
不少学者聚焦在某一族群或工艺品/商品的主要原因就是可用的文献资料太多，他们不得不收窄研究方向。比如，只是全面查阅英国、荷兰或丹麦东印度公司中某一家的档案，就得花上数十载的光阴。美国对华贸易的资料同样浩如烟海，而且还更麻烦的是分散在美国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里。法国、比利时和瑞典的档案尽管没有英、荷、美诸国丰富，却也相当重要，亦散落在不同的城市。
数量庞大的原始文献意味着，我们研究中国贸易应该深深感谢前辈学者的工作。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时间里，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都已经对其保存的材料进行了很好的归档和整理。一群独立学者、博物馆员、档案馆员、图书馆馆员和业余爱好者共同完成了这项工作量巨大的事业，他们也许并不知道正是因为他们的筚路蓝缕，才会有人考虑研究中国贸易。如果这一领域没有长时间的文献整理，本书也不可能完成。
现在，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完成本书必须提到的学者和著作。目前研究欧洲各大东印度公司和美国对华贸易的著作颇多，此外还有很多著作和论文讨论了中国行商、亚美尼亚商人、穆斯林商人和巴斯商人。[1]所有这些著述关注的都是某个群体，只有在他们与其他群体互动时才会提到其他人。
比如在众多研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历史著作中，涉及跟英国东印度公司做生意的中国贸易对手、替其工作或为别的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或者为其他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的内容，只有在他们以某种方式与英国人互动时才会被提到。不管这些独立的学者关注的是英国人、荷兰人、巴斯人、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他们只讨论与其研究主题直接相关的人物，贸易中的其他人物则不在讨论之列。
这意味着我们无法把上述的任何一本著述定义为“广州史”。就像不能因为英国人在某个特殊价位上或者通过某种方式订立茶叶合同，就想当然地认为其他商人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使用0.72两白银每西元（西班牙银元）的兑换率，荷兰人和瑞典人所用的则是0.74两白银每西元的兑换率。不同的兑换率显然影响他们支付的价钱。只要我们对那些交易进行比较时就必须考虑这一情况。
18世纪60年代，荷兰商人接受的价格也受到他们与行商达成由其供应西瓜扁（驳接）的特别协议的影响。行商提供各自的官印船，而瑞典商人和丹麦商人的茶叶合同则受益于他们曾经提供优惠贷款等因素的影响。所有贸易公司的高级职员都卷入了鸦片走私及其他违禁品买卖。这些情况都会影响最后支付的价格、所登合同的性质以及所征税费的总额。我们要了解历史的多重面相，深入探究广州体制的内部管理架构，必须同时展开全面的考察。
考狄（Henri Cordier）是最早研究行商的学者之一。他试图把行商行号和他们的中文名字（汉字）对应起来，为我们在中文和外文资料中找到这些名字提供了便利。梁嘉彬1932年深化了行商的研究，其著作是研究行商及其贸易的经典之作。怀特（Ann Bolbach White）和陈国栋的著作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陈国栋的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其研究建立在广泛使用中、英文两种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他还把研究重新聚焦到家族上，而不是商行上，而梁嘉彬关注的是商行。家族是经济和决策的核心，通过聚焦家族，陈国栋为我们展示了这些家族的复杂性和家族之间的联系。
张荣洋继续把这项研究向前推进。他的研究以广泛深入的档案研究为基础，不过他主要搜集和使用英文文献，其著作挖掘了很多家族以前鲜为人知的内容，比如行商通过婚姻关系所建立的联系等，大大扩展了陈国栋的研究。不过张荣洋没有参考陈国栋的著作，其著作在很多方面炒了冷饭。
黄启臣和潘刚儿拓展了对家族的研究，其研究时段超越了广州体制的时间范围，更深入地利用中文材料呈现贸易之外行商生活方面的历史内容。这种对时间和空间范围的扩展是新近出版的很多论文集的[2]趋势，新研究开始关注广州行商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内容。
所有上述这些研究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商人家族的理解，深化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就广州体制时期的贸易而言，很多方面都存在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通常，相同时段的某一商行往往会与诸多不同的外国公司和商人有关联，同时还牵涉到与东南亚各地的中国帆船贸易。这些信息相当大一部分都保存在汉语之外其他语言的文献中。
其他学者关注诸如茶叶、瓷器、丝绸、绘画等外销商品的历史，这些内容不仅向我们揭示了现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数以千计的中国手工艺品的历史，而且还向我们展示了每一种工艺品的贸易状况及其[3]贸易结构。这方面的一些著作是基于深入而细致的档案研究进行的，还有一些著作则只是在概述中国贸易的基础上对展览的不同物品进行描述，另有一些著作则是结合了这两种情况。
有关茶叶贸易的详细研究，罗伯特·加德纳（Robert Gardella）1994年出版的著作已经把该课题研究推进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是此课题仍然存在很多有待深入的领域。在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和美国的档案文献中仍有大量具体的材料没有使用过。这些档案包含超过100份用中、西文字书写的茶叶贸易合同；大量关于茶叶贸易和具体某个商人贸易量的报告；以及某个商人茶叶买卖的具体细节。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材料精确地追溯茶叶订货的时间、包装、运输、支付的具体数额等细节。
研究鸦片贸易的学者大多聚焦于1842年广州体制崩溃的原因、[4]不平等条约及通商口岸的兴起。这些历史内容的记载，英文和汉文文献应该是最好的资料。然而关于早期鸦片贸易，即从1750年至1820年的部分，大量荷兰、丹麦、葡萄牙、瑞典等地的档案文献还没被利用，亟待深入研究。
路易斯·德米尼（Louis Dermigny）是最早力图从更普遍的广州地理角度研究历史的学者，其巨著《18世纪的广州商务》是在对英文和法文档案进行了数十年研究之后的成果，但是他主要依靠马士（Hosea Ballou Morse）的著作《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带着对广州口岸的关注，德米尼论述了从1700年到19世纪30年代广州贸易巨大发展的大致情形。德米尼著作中的很多数据都只是简单估计或自己随意编排，并非直接从原始材料中获得。尽管如此，书中的数据仍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船舶和与之相关的商品贸易情况。在德米尼对数据广泛整理的基础上，历史学家已经能够开始解释广州在早期世界近代史上的巨大影响力了。
迪力普·巴素（Dilip Basu）在他对1800～1840年广州和加尔各答的比较研究中也保持着同样的关注。除了利用马士和德米尼已深入研究的英国文献，巴素还利用美国和中国的文献以深化他的研究成果。乔治·布莱恩·苏萨（George Bryan Souza）的研究主要关注澳门，不过他广泛利用了史料，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在其著作中讨论了葡萄牙在亚洲的贸易。从苏萨的研究中我们开始看到，澳门是广州贸易错综复杂的组成部分，明白了在讨论广州贸易时必须把澳门包括进来。瓦尔（Do Vale）和奎马拉斯（Ângela Guimarães）继续研究了广州体制时期澳门的贸易内容。
陈伯坚和黄启臣出版了三卷本的贸易史，时间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尽管该著作主要依靠汉文史料和第二手英文研究成果，包括马士的著作等，但此书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彻底的分析。由于汉文史料缺乏具体必要的细节来重建广州的日常活动，该著作只能大致勾勒这些历史的轮廓。
总之，上述著作清楚地说明了对多种档案进行综合研究非常必要，只有这样才能够重现广州口岸日常活动的历史全景。研究者需要同时分析大量与贸易相关的人物以及贸易各方面的情况，才能够全面观察和分析广州口岸复杂的内部运作机制和结构。很多档案馆和学术机构长期努力地经营，使档案文献越来越容易为学者所使用，他们的工作与该领域相关历史内容的研究是同时进行的，这些共同的努力最终会促使该领域的研究逐渐成熟起来。不过从根本上来说，传统的资料收集方法仍然显得太慢也太笨拙，影响了成熟著作的完成。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者开始使用笔记本电脑，并可以将之带入档案馆，也能够利用相关软件处理、组织并立刻获得相关数据，他们终于可以从事这项巨大的研究了。至于对我的研究起到指导性作用，启发我研究应该从哪里开始，应该如何收集资料等问题，我必须深深感谢亚瑟·皮尔斯·米德尔顿（Arthur Pierce Middleton）的著作《烟草海岸》（Tobacco Coast），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
附 2005年以来研究的进展
自2005年《广州贸易》英文版首次出版以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2006～2009年，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的资助下，我把1762、1763和176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广州-澳门日志》从荷兰语翻译成英语并出版。该系列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书中所附[5]的大量注释还广泛记录了各种名称、术语和事件。
2009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海洋史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后致力于海洋史研究，2010年至今已出版十辑《海洋史研究》。该中心的研究范围很广，因此《海洋史研究》收录的论文涉及海洋史研究的各领域，远远超出广州口岸研究范围，不过该集刊还是刊登了很[6]多与中国贸易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
2009年，广州大学成立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该中心自成立以来，已成功举办了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这些论文集尽管并不局限在广州贸易，但也发表了大量与广州贸易史和广州[7]对外交往相关的研究文章。
2009年，中山大学成立了广州口岸史研究基地，该基地主要方向包括汉唐时期广州口岸与南海贸易、唐宋时期外来宗教与广州口岸、清代广东十三行与中西贸易、清代广州与中西文化交流、亚洲海洋史[8]等诸多领域。该中心成立以后，举办过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9]州口岸史研究领域出版了多种研究专著、译著和论文，涉及中英关系史、中美关系史等领域。
2009年，孔佩特（Patrick Conner）出版了对广州外销商馆画的深入研究著作，此书后也被译成中文出版。2011年和2016年，我分别出版了两卷本广州行商研究著作，题为《广州和澳门的商人》。该研究主要关注中国商人的贸易活动，是在对若干欧洲档案进行彻底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内容还包括了广州的瓷器和丝绸商人及其与外国[10]商人贸易的新内容。
格兰特（Frederic D. Grant，Jr.）和王迪安也出版了与行商相关的新著。格兰特的研究聚焦于中国商人的“商欠”问题，以及让其他行商为破产行商偿还债务的集体保障系统。王迪安的著作是首部深入系统研究著名行商伍浩官的著作，伍浩官是当时最富裕和成功的行商[11]之一。
莫家咏和我以广州外销画为研究对象，出版了一部著作和一些论文。著作主要以广州商馆图及其历史价值为研究对象。莫家咏从商人身份的角度研究中国外销画家，而我则主要关注广州外国商馆的发展[12]变迁、管理运作以及商馆所有者的有关历史内容。游博清和苏珊·史楚普（Susan Schopp）最近分别从英国和法国的视角，发表了有[13]关广州商馆及其运作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都与贸易直接相关，都是本书2005年出版之后的新成果。
除上述出版物之外，最近五年出现了不少与清代广州贸易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杰西卡·韩瑟（Jessica Hanser）的研究涉及中印之间的英国散商；苏珊·史楚普系统地探索了围绕广州的中法贸易史；莉莎·赫尔曼（Lisa Hellman）则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瑞贸易；王硕探讨了伍浩官的社会关系网络；莫家咏从崭新视野探讨广州外销画家与西方顾客之间的生意；叶霭云重新审视了广州贸易中的通事；本杰明·阿斯姆森（Benjamin Asmussen）则探讨了参与对华贸易的丹麦商人[14]及其网络。
2005年以来还有不少其他关于中国贸易的研究成果，有些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版问世。这些研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中国茶叶和丝绸贸易研究、英国和荷兰的茶叶和丝绸贸易研究、粤海关的新研究、18世纪30年代广州通事研究、东南亚广州帆船贸易研究、西方船舶上的中国水手研究、珠江三角洲的性交易研究、丝绸和西米[15]等贸易商品研究、《广州贸易中的散商》等。
2005年之后还有大量与广州贸易相关的其他学术成果出版，无法在此一一列举，这些研究出自卫思韩（John E. Wills，Jr.）、乔纳森·高德斯坦（Jonathan Goldstein）、约翰·卡罗（John Carroll）、托马斯·考克斯（Thomas Cox）、加里·斯德基斯（Gary Sturgess）、史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es）、弗里德·桑德曼（Frieder Sondermann）、约翰·韩达德（John Haddad）、卡罗琳·弗兰克（Caroline Frank）、帕特丽莎·约翰斯通（Patricia Johnston）、麦克·布洛克（Michael Block）、理查德·格蕾丝（Richard Grace）等学者之手。他们新的研究成果包含了大量的数据整理研究，也提出了许多有关广州贸易及其运作的新观点，我撰写此书时还无法参考到这些研究成果。
这些新研究成果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广州贸易的理解，推动相关研究向纵深发展，不过并没有改变本书所阐释的广州贸易的基本结构和运作。尽管2005年本书首次出版以来新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情形依旧如此，因此我没有对本书的文字做出调整，仅添加了几个2005年之前还不知道的中国人名。
此次出版的中译本是根据2007年再版本翻译而成，该版只是增加了少量的2005年初版时没有的信息。[1] 研究广州贸易历史的论著有：美国对华贸易：Morison（1921），Dulles（1930），Dermigny（1964），Goldstein（1978），Christman（1984），Lee（1984），Grant（1988），Dudden（1992），Downs（1997）；中国行商：Cordier（1902），Liang（1932），White（1967），Ch’en（1990），Cheong（1997），Huang and Pang（2001），Van Dyke（2004）；葡萄牙对华贸易：Boxer（1948，1959，1969），Manguin（1984），Souza（1986），Guimarães（1996），Vale（1997），Ptak（2004）；西班牙对华贸易：Chaunu（1960），Souza（1986），Lourido（2002），Legarda（1999）；丹麦对华贸易：Larsen（1932），Rasch and Sveistrup（1948），Bro-Jørgensen and Rasch（1969），Gøbel（1978），Diller（1999）；荷兰对华贸易：Van der Kemp（1919），Mansvelt（1922），Du Hullu（1923），Glamann（1958），Jörg（1982），Bruijn and Gaastra（1987，1993）；英国对华贸易：Eames（1909），Morse（1926），Pritchard（1936），Costin（1937），Greenberg（1951），Dermigny（1964），Chaudhuri（1978），Ch’en（1990），Cheong（1997），Le Pichon（1998）；法国对华贸易：Madrolle（1901），Sottas（1905），Cordier（1908），Conan（1942），Dermigny（1964），Manning（1996），Cheong（1997）；比利时对华贸易：Degryse（1974），Parmentier（1996）；普鲁士对华贸易：Cordier（1920）；瑞典对华贸易：Hellstenius（1860），Nyström（1883），Olán（1920），Lind（1923），Kjellberg（1974），Koninckx（1980），Johansson，ed.（1992）；亚美尼亚对华贸易：Smith and Van Dyke（2003，2004）；穆斯林对华贸易：Smith and Van Dyke（2004）；巴斯对华贸易：Guo（2001，2003），Smith（2004），Thampi（2004），Saksena（2004）。[2]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2003年10月曾主办过以“行商”为主题的工作坊，学者在工作坊的发表揭示了行商生活的许多新方面。以下是最近能够拓展本书认识的新研究和新论文：Steven Miles，Local Matters：Lineage，Scholarship and the Xuehaitang Academ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Identities in South China，1810-1880（Ph. D. dis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2000）；黄启臣、庞新平：《明清广东商人》，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黄启臣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广州十三行沧桑》，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3] 相关研究参见瓷器：Jörg（1982），Howard（1994）；丝绸：Li（1981），So（1986）；茶叶：Fortune（1857），Witham（1947），Hatano（1952），Whitbeck（1965），Chaudhuri（1978），Lin F.（1982），Lin Z.（1982），Mui and Mui（1984），Chen C.（1984），Hao（1986），Ch’en（1989），Gardella（1994）；包括外销漆器、外销画等在内的各类外销商品研究：Bro-Jørgensen and Rasch（1969），Lee（1984），Wirgin（1998）。[4] 关于鸦片和鸦片战争的研究：Collis（1946），Waley（1958），Dermigny（1964），Fay（1975），Beeching（1975），Wakeman（1978），Downs（1997），Trocki（1999）。[5] Paul A. Van Dyke and Cynthia Viallé，The Canton-Macao Dagregisters，1762（Macao：Macao Cultural Institute，2006）；Paul A. Van Dyke and Cynthia Viallé，The Canton-Macao Dagregisters，1763（Macao：Macao Cultural Institute，2008）；Cynthia Viallé and Paul A. Van Dyke，The Canton-Macao Dagregisters，1764（Macao：Macao Cultural Institute，2009）.[6] 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017；李庆新、胡波主编《东亚海域交流与南中国海洋开发》，科学出版社，2017。[7] 章文钦：《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赵春晨、冷东主编《广州十三行研究回顾与展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赵春晨、冷东主编《十三行与广州城市发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1；赵春晨、冷东主编《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广东有限公司，2012；冷东等：《广州十三行历史人文资源调研报告》，广州出版社，2012；胡巧利主编《广东方志与十三行——十三行资料辑要》，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8] 国际学术研讨会包括：“全球与区域之间——近代早期广州口岸史研究”（2009年）；“海陆交通与世界文明”（2011年）；“1700～1842年间中国贸易的私商”（2013年）；“跨文化视野下的物质及文本研究：中国史及其超越”（2014年）；“文献与阐释——广州口岸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2017年）。[9] 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吴义雄：《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陈春声主编《海陆交通与世界文明》，商务印书馆，2012；雅克·当斯：《黄金圈住地——广州的美国商人群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1784～1844》，周湘、江滢河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10] Patrick Conner，The Hongs of Canton. Western Merchants in South China 1700-1900，as seen in Chinese Export Paintings（London：English Art Book，2009）；孔佩特：《广州十三行：中国外销画中的外商（1700～1900）》，于毅颖译，商务印书馆，2014；Paul Van Dyke，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Politics and Strategi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Vol.1（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1）；Paul Van Dyke，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o：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Vol.2（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6）。[11] Frederic D. Grant，Jr.，The Chinese Cornerstone of Modern Banking：The Canton Guaranty System and the Origins of Bank Deposit Insurance 1780-1933（Leiden：Brill，2014）；John Wong，Global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House of Houqua and the Canton Syst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12] Paul A. Van Dyke and Maria Kar-wing Mok，Images of the Canton Factories 1760-1822：Reading History in Art（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5）；Maria Kar-wing Mok，“Trading with Traders. The Wonders of Cantonese Shopkeepers，” Review of Culture，International Edition，No.54（2017）：103-115；Maria Kar-wing Mok，“Mistakes or Marketing？Western Responses to the Hybrid Style of Chinese Export Painting，” in Michelle Ying-ling Huang，ed.，The Reception of Chinese Art Across Cultures（Newcastle，UK：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4）：23-43；Paul A. Van Dyke，“The Hume Scroll of 1772 and the Faces behind the Canton Factories，” Review of Culture，International Edition，No.54（2017）：64-102.[13] Susan E. Schopp，“The French as Architectural Trendsetters in Canton，1767-1820，” Review of Culture，International Edition，No.45（2014）：79-87；游博清：《经营管理与商业竞争力：1786～1816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元华文创股份有限公司，2017。[14] Jessica Hanser，Mr. Smith Goes to China：British Private Traders and the Interlinking of the British Empire with China，1757-1792（Ph. D. diss.，Yale University，2012）；Susan E. Schopp，The French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A Topical Case Study of Sino-European Exchanges in the Canton Trade，1698-1840（Ph. D. diss.，University of Macau，2015）；Lisa Hellman，Everyday life in Canton：the case of the 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 1730-1830（Ph. D. diss.，Stockholm University，2015）；Wang Shuo（王硕），Wu Bingjian and his Friends：The relations network of a Chinese merchant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Ph. D. diss.，University of Freiburg，forthcoming）；Ye Aiyun（叶蔼云），Canton Linguists：Interpreters and Beyond in the Canton Thirteen Hongs History（1757-1842）（Ph. D. diss.，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2016）；莫家咏（Maria Kar-wing Mok）：《写实与想象之间：广州商馆暨黄埔泊地外销画的史料意义》（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2017）；Benjamin Asmussen，Between Copenhagen and Canton：Business，Networks and Cultural Encounters Between Merchants of China and the Oldenburg Monarchy（Ph. D. diss.，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forthcoming）。[15] Chris Nierstrasz，Rivalry for Trade in Tea and Textiles：The English and Dutch East India companies（1700-1800）（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5）；Hanna Hodacs，Silk and Tea in the North. Scandinavian Trade and the Market for Asian Gods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6）；Huang Chao and Paul A. Van Dyke，“Hoppo Tang Ying 唐英1750-1751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 Maritime Customs，”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51（2017）：2；Paul A. Van Dyke，“The Canton Linguists in the 1730s：Managers of the Margins of Trade，”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forthcoming；Paul A. Van Dyke，“Operational Efficienci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Chinese Junk Trade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The Connection，” in Richard Unger，ed.，Shipping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Growth，1350-1800（Leiden：Brill，2011）：223-246；Paul A. Van Dyke，“A Ship Full of Chinese Passengers：Princess Amelia’sVoyage from London to China in 1816-1817，” forthcoming；Paul A. Van Dyke，“Floating Brothels and the Canton Flower Boats，1750-1930，” Review of Culture，International Edition，No.37（January 2011）：112-142；Christiaan thJ. A. Jörg，“Chinese Export Silks for the Dutch in the 18 Century，”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43（2008-9）：1-24；Paul A. Van Dyke，“Packing for Success：Sago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Trade，”《跨越海洋的交换》，中研院，2013；Paul A. Van Dyke and Susan E. Schopp，eds.，The Private Side of the Canton Trade，1700-1840：Beyond the Companies.（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8）。
致谢
我诚挚地感谢很多引导我浏览馆藏的个人，他们是卫思韩、艾德·帕金斯（Ed Perkins）和哈里森·程（Harrison Cheng）三位给予了我毫无保留的支持和建议；荷兰海牙国家档案馆的欧耶维先生（Mr. Oyevaar）和普兰廷加先生（Mr. Plantinga）；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詹姆斯·福特·贝尔图书馆（James Ford Bell Library）的杰克·帕克（Jack Parker）、卡罗·乌勒斯（Carol Urness）以及其他人；非常熟悉荷兰档案的研究者辛西娅·维耶里（Cynthia Viallé）和娜塔莉·额维特（Natalie Everts）；荷兰莱顿大学欧洲扩张史研究中心的包乐史（Leonard Blussé）、费莫·加斯特拉（Femme Gaastra）及其他工作人员；丹麦国家档案馆的恩里克·戈贝尔（Erik Gøbel）；瑞典哥德堡的安德斯·拉森（Anders Larson）、伍尔夫·安德森（Ulf Andersson）和克里斯提娜·苏德帕尔姆（Kristina Söderpalm）；中研院的张彬村；比利时鲁汶大学的艾德·斯托尔斯（Eddy Stols）和巴特·德·普林斯（Bart de Prins）；挪威港口城市克里斯蒂安桑（Kristiansand）的卡尔·菲德森（Carl Feddersen）对我学术旅行的鼓励和热情款待。此外在莱顿、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根特、布鲁塞尔、伦敦、斯德哥尔摩、乌普萨拉、隆德、卑尔根、奥斯陆、北京、澳门、香港、台北、波士顿、塞勒姆、普罗维登斯、米斯提克海港、堪培拉及其他很多地方给我支持的人太多了，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
没有家人坚定的支持，此书根本无法开始。他们为此承受了很多，我永远都无法回报。我唯一希望的就是这本书值得他们为我所付出的。
最后，我还要感谢一些协会、机构和研究所，它们都曾慷慨地资助此项研究：国际教育论文奖学金（1996～1997年度美国富布莱特基金）、蒋经国基金（1996～1997年）、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基金论文奖学金（洛杉矶，1997年夏季，纽约总部，1998～1999年）、美国南加州大学McVicar基金（1996～1997年和1999年）、美国国家论文撰写奖学金（1998～1999年）、美国麻省历史学会研究奖学金（1999年夏季）、美国迪美博物馆研究基金（1999年夏季）、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学者奖学金（2005年）和澳门文化局。
澳门多个机构都资助过此项研究，尤其要感谢澳门中华拉丁基金会、澳门大学、澳门历史档案馆、澳门文化局和澳门高等校际学院的朋友和同事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感谢中山大学及吴义雄教授对此书翻译的支持，对我的同事江滢河教授和黄超博士表示诚挚谢意，感谢他们为翻译此书所付出的辛勤工作。
缩略词
AHU Arquivo Historico Ultramarino，Portugal
BCB ancroft Libra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rley
BL Baker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BML British Map Library，British Library
BW G. W. Blunt White Library，Mystic Seaport，Connecticut
DOOZA Department of Western Manuscript，Leiden University Library GUB Gothenburg Universtitetsbibliotek（University Library）
HL 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JCB John Carter Brown Library，Brown University
JFB James Ford Bell Library，University of Minnesota
KBC Kungelige Bibliotek（Royal Library），Copenhagen
KBS Kungliga Biblioteket（Royal Library），Stockholm
KITLV Royal Institute for linguistics and Anthropology，Leiden University
KSB Stadsbibliotek（City Library），Kalmar
KVB KungligaVetenskaps-akedemiens Bibliotek（Library of the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tockholm
LAG Landsarkiver（Provincial Archive），Gothenburg
MHS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Boston
MMR Maritime Museum，Rotterdam
NAH National Archives，The Hague
NM Nordic Museum Archive，Stockholm
OIO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Library，British Library
PEM Peabody Essex Museum，Salem
PL Phillips Library，Peabody Essex Museum，Salem
PMA Plantin-Maretus Museum，Antwep
RAC Rigsarkivet（National Archives），Copenhagen
RAS Riksarkivet（National Archives），Stockholm
RIHS Rhode Island Historical Society，Providence
SAA Stadsarchief（City Archives），Antwerp
SFG SjÖfartsmuseet Museet（Maritime Museum），Copenhagen
SHM SjÖhistoriska Museet（Sea History Museum），Gothenburg
SMG Stadsmuseet（City Museum），Gothenburg
UBG Universiteits Bibliotheek（University Library），Ghent，Belgium
UBL Universiteitsbibliotek（University Library），Lund
UP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ibrary，Philadelphia
UUB Uppsala Universitetsbibliotek（University Library），Sweden前言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
广州贸易的伟大时代是一个让历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着迷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历史现象。广州体制开始于17世纪末，之后贸易逐渐稳步增长，直到1842年被迫宣布结束。广州体制最终崩溃的原因颇多，诸如过于倚重白银、鸦片走私日益泛滥、清朝夷务管理架构的内部腐败，以及中国人对发展国际贸易不感兴趣等。所有这些原因都各指向某个核心内容，但无一能够解释为什么存在这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广州贸易还是发展到了如此辉煌的程度。
来广州贸易的外国人逐年增多，广州口岸的进出口贸易量不断扩大，都证明那些诸如过于倚重白银、官府腐败等问题并不会如同想象中那样阻碍了贸易的发展。如果广州地方官员真的只对阻碍和限制贸易感兴趣，那些与现在很多历史推想恰好相反的事实又是如何出现的呢？由于贸易不断增长的话题从来没有被完整地讨论过，我的目标就是要辨认出贸易架构的优劣之处，唯有如此才能解释这种贸易不断增长的历史现象。在更深入地了解广州体制的运作机制后，我们才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它是如何崩溃的。
广州体制的优势在于它处理朝廷所关心的事务上的灵活性。既能够控制外国人和贸易，又能够同时满足他们的需要。很多构成口岸管理架构的机制，使粤海关监督（外文中一般称为“Hoppo”，该词中文直译则为“户部”）和两广总督能同时控制和促进贸易。这些控制和平衡机制使广州的贸易价格保有竞争力，对大船舶和大宗商品给予优惠，并允许整个贸易体制在信贷基础上运作。
广州体制最主要的弱点是，它无法改变政策及其实际运作，以适应和保证长时期的商业活力。资金和权力在适应地方管理架构上所做出的努力被中央从管理上抽走了。这种调配导致了管理效率低下、腐败严重以及走私猖獗。
在这些贸易控制机制被逐渐削弱的同时，官府没有重新审视和分析沿海海防管理体系，也没有在此方面做出相应调整，以回应欧洲、北美和亚洲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随着来华外国人日益增多，走私也日益猖獗，贸易控制机制和沿海防务体系越来越不堪重负而且效率低下。在日益严重的官府内部腐败和外部武力的交互影响下，广州体制无法维持下去了。
长期以来，广州体制的优势让时人忽视了它的缺陷。贸易量的增加使得送缴朝廷的关税收入日益增多。朝廷收入的增长掩盖了与此相关的日益发展的体制缺陷在低下阶层逐渐扩大的现实。走私是合法茶叶贸易不断增长的补充，因此粤海关监督总是倾向于默许走私而不是去阻止它。他们更愿意自己三年任期结束时，在广州留下一个运转良好的贸易体制，把钱放进国库和自己腰包。消灭违禁品与拒绝纵容则会导致国库收入减少，因此地方官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消灭走私或者防止腐败。
贸易管理架构所需的变革力量必须自上而下，但是由于朝廷意识不到问题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可能也并不愿意国库收入受损，这些因素都阻止了变革的发生。两种重要的新事物被带到广州，成为广州体制产生变革的最后推动力，它们是报刊和汽船。前者教育了在华外国人群体，并将其意图统一起来；后者则有效地把权力从粤海关监督手里转移到了外国人手里。清朝海防系统无法有效控制外部世界事态发展，他们缺乏有效手段应对新技术。
与此同时，欧洲大型东印度公司也失去了它们对广州贸易的控制。1834年所有垄断贸易公司都停止派遣船舶来华，散商利益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声音。随着各种报刊将他们团结起来，汽船激励了他们的意愿，散商终于获得了权力，他们竭尽所能推动那些很久以来就希望发生的改变。一旦外国人用汽船克服了珠江的天然限制，削弱了广州贸易管理体制的基础，广州贸易体制也就土崩瓦解了。广州贸易体制本身并没有一个拥有必要举措、意愿、力量和资讯的管理机构来检讨自身弱点，检讨广州贸易政策和程序的有效性，并做出相应必要的变化以求生存，因此体制本身不会相应发生有效变化。只有在对贸易及其在相关环境中的变化，尤其是对所有特别事务的细节进行详细论述后，才能准确全面地理解这些问题。清朝管理机构中缺乏一种操控手段来纠正和对抗行政网络、政策和程序中的弱点，于是相关重要信息是否被收集对于管理者来说也就无关紧要了，因为没人会为此做出任何改变。
由于贸易行政控制上出现的缺陷，清朝贸易监管机构的做法永远都是治标不治本。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清楚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有多么积重难返，因此在1835年之前，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正确的措施，即使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往往为时太晚，而且经常不符合实际情况。这种危机处理方式使得违禁品贸易和腐败的根源深深扎入官僚机构内部，反过来继续削弱官府行政的有效性。官府缺乏充足的禁止措施，使得鸦片贸易和消费持续增长，最终发展成中国社会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内部的分裂持续了百年之久，在这个过程中外国人逐渐拥有了克服广州体制的能力。
本书第一章回顾了18世纪早期广州贸易的确立，论述整个贸易赖以发展的架构基础。第二章进一步探讨广州贸易的运作。随着每天日常运作的逐渐清晰，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外国人之所以信任广州体制的原因，这促使了来华外国船舶急剧增多。
第三章到第五章，具体探讨三种为贸易服务的特殊职业人群：引水人、买办和通事。第三章分析把大型船只引至珠江狭窄水道航行的全过程，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清朝官员如何控制这些船只的来往。第四章通过补给品贸易以及外国人获得物资和劳力以满足需要的方式，探讨外国人如何在中国维持生活。第五章分析由通事所执行的官方程序，这些程序使海关能够控制贸易，登记在册以便征收关税。
探讨完广州贸易发展的基础之后，本书接下来分析贸易架构中的变化和衍生出的弊端。第六章，回顾贸易管理中引入的一些重要措施，这些措施旨在掩盖短处而使整个体制运转更加有效。第七章，通过观察白银、鸦片和大米之间的联系，专注讨论贸易的内部机制。我们将回顾珠江三角洲一带形成的广泛的鸦片走私网络，展示鸦片贸易发展到了广州体制无法控制的程度。
第八章转而探讨其他若干促进和影响贸易发展的因素，比如澳门贸易、中国帆船贸易、资本市场和代理商等内容，不过这些内容并不是贸易内部机制的一部分。在确定、描述和解释了控制、支配和影响贸易的主要内容和要素后，第九章将讨论这些要素如何互相作用以推动贸易向前发展，同时阐述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结语分析广州体制无法继续维持而土崩瓦解的原因。 第一章 广州体制的形成
荷兰人和英国人自17世纪初到达亚洲之时，就希望能与中国建立贸易联系。两国试图像葡萄牙人居留澳门那样，希望能够在南中国[1]海沿岸建立贸易基地，不过他们都没有成功。1624年之后，荷兰人开始经由台湾与中国展开贸易，但在郑成功舰队驱逐下被迫离开，郑成功于1662年控制台湾，荷兰人也就失去了台湾这个据点。在以后的20年里，荷兰人一直企图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但他们最终还是决定让中国商人的帆船装载中国商品前往巴达维亚出售给他们。[2]17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人通过台湾和厦门开始了一段非常短暂的对华贸易，但并没有常规化也没能够持久。
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之后，朝廷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态度开始往好的方向变化。随着沿海岛屿纳入清朝统治，清朝对直接与外国人做生意产生了兴趣。17世纪80年代末至17世纪90年代初，外国商船开始抵达中国沿海港口，试图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
中外双方逐渐达成都能够接受或至少能够忍受的贸易安排，此举吸引了更多外国人来华做生意。这时对外交往持续增长，同时中国帆[3]船对东南亚的贸易也在扩张。外国人不得不在每一艘船只到达时重新商议贸易的有关条款，但到了17世纪90年代根据贸易运作的方式开始出现了一些贸易规则。18世纪初广州迅速发展成为做生意最具灵活性的地点之一。尽管人们并不能就此称赞广州“自由”或者“开放”，良好贸易的连续性也经常无法保证，但中外商人往往能够在广州达成更加有利于贸易的协定，这在中国其他港口无法做到。
清朝官府必须考虑几个问题以招引外商来华贸易。监管机构首要考虑的问题是朝廷关心如何维持这一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和谐。朝廷需要明确对外国人进行有效控制，一旦朝廷顾虑消除就有重开贸易的可能。然而，商业也必须建立在平等有序的基础之上，这样才可以征收恰当的税收和费用，并分配或上缴给相应的行政管理机构，尤其是那些应归朝廷掌管的收入。在朝廷对所有事务的安排都满意之后，才会允许开展对外贸易。事实很快就证明，广州是能够满足所有要求的最佳地点之一。
只要朝廷满意了，粤海关监督就得关注中国商人的利益和顾虑了。诸如允许外国人在何种程度上进入中国市场，价格是否应该得到控制并且（或者）规范化等问题。粤海关监督还应该确定每一艘船只必须缴纳的港口费，以及所有进出口商品必须缴纳的关税。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事先确定下来，朝廷才能够正确控制所有贸易。上述因素都可能影响中国商人的利润，因此在开始贸易之前双方必须达成妥协。当然这些规定必须符合朝廷的商业政策。
清朝官府最后才会考虑外国人的利益。如果无法保持有竞争力的价格，如果费用和税收太高，如果贸易控制机制太严格的话，外国人就不会再来中国，贸易也就走到了尽头。造就一个各方都满意，至少照顾到各方利益的状态的确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相比其他中国沿海港口的海关监督，粤海关监督在满足各方要求和确保各方都满意的事务安排上做得都更好，也更有条件做到这点。
广州有着150年控制澳门贸易的特殊经验。广州地方官在处理与葡萄牙人的相关事务中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非常清楚，如果把外国人限制在特定区域内不准自由走动，贸易就能够更有效地持续进行，也会达到朝廷的要求。如果粤海关监督同时能够严格控制和支配所有与外国商人做生意的中国商人，那么他们就能够控制整个贸易了。停止向外国人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禁止外国人自由走动等都是发生争端时清朝官员可以使用的强有力解决手段。需要日常生活用品，担心缺乏足够的装货时间，担心在季风改变前无法离开而被迫多停留一个贸易年度，这些状况都给外国商人造成巨大压力，他们必须迅速解决争端。这些因素和控制机制已经非常有效地规范着葡萄牙人在澳门的贸易，到18世纪初的几年里在广州也运用得[4]非常有效。
17世纪末外国商人抵达中国之时，他们把船只停靠在澳门，企图在澳门与中国人交易。澳门受广州府管辖，这样外国商人必须获得广州官府批准。所有出口商品都来自广州市场，因此被称为“商馆”的商人货仓也建立在广州。
一些清朝官员曾不止一次考虑要把澳门打造成对外贸易中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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