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玉衡,范喜庆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学前教育史试读：

前言

学前教育史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

本教材作为学前教育系列教材之一，采用简史的形式编写，分为上下两编，合计二十讲。其中1—8讲为上编，内容包括远古至当代中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基本脉络；9—20讲为下编，以古代东方国家的学前教育简介为起点，重点介绍了国外学前教育发展的基本进程。全书以时代为顺序，厚今薄古，重点阐述了学前教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在本教材的编写过程中，遵循史书编写的基本要求，在参考近年来权威性教材的基础之上，对浩如烟海的中外学前教育史料认真求证，力争以“信史”为本教材的原始资料。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对课外阅读资料进行了反复修订，在对正文注解的同时，力求生动活泼，以增强可读性和趣味性；在正文中也选配了部分图片，争取做到文图并茂。

本教材尝试阐述当代国内外学前教育发展的新实践、新理念、新成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均有所涉及。

本教材适合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作为学前教育专业职后进修培训教材，及学前教育研究人员资料用书。在使用本教材过程中，建议教学时数不少于60学时。

参加本教材编写工作的是：潍坊幼教特教师范学校周玉衡校长（第一讲），潍坊幼教特教师范学校张金老师（第二讲），潍坊幼教特教师范学校李瑜老师（第三讲）；西安文理学院幼儿师范学院周宝红老师（第四讲至第六讲）；徐州幼儿高等师范学校栾文娣老师（第七讲）；徐州幼儿高等师范学校陆兰老师（第八讲、第二十讲）；济南幼儿师范学校李伟老师（第九讲、第十讲）；济南幼儿师范学校时丽老师（第十一讲、第十二讲）；泉州幼儿师范学校许琼华老师（第十三讲至第十五讲）；石家庄幼儿师范学校霍习霞老师（第十四讲至第十九讲）。统稿工作由济南幼儿师范学校范喜庆老师、石家庄幼儿师范学校霍习霞老师共同完成，尤其是霍习霞老师在教材统稿过程中，提出许多可行性建议，并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在本教材编写过程中，受能力和时间所限，对学前教育史研究的新成就吸纳较少，在史料把握方面尚存在不妥甚至谬误之处，学情分析也尚待印证，望广大师生批评指正。编者2009年7月上编　中国学前教育史

第一讲　中国古代的学前教育

第二讲　封建社会思想家的学前教育思想

第三讲　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产生

第四讲　中华民国时期学前教育的演进

第五讲　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学前教育

第六讲　现代教育家的学前教育思想与实践

第七讲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学前教育

第八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学前教育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学前教育第一讲　中国古代的学前教育

本讲提要

中国史前史源远流长，最新考古发现表明，距今约200万年前，中国境内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先人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劳动、繁衍生息，经过世代努力，约五千年前进入文明社会，创造了优秀灿烂的历史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逐步发展起来。原始社会的儿童教育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在奴隶社会产生了独立的教育形态——学校教育，于是就有了学前教育。在中国学前教育发展史上，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幼儿教育属于萌芽和开创阶段，具有重要意义。一、中国原始社会的儿童教育

在原始社会中一直存在着以社会公育形式进行的儿童教育。（一）原始社会儿童社会公育的实施

在原始社会，生产资料公有，没有阶级，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氏族成员之间平等互助，进行集体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对儿童的教育由整个群落承担。所以，对儿童的社会公育是原始社会儿童教育的基本形式。《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正是对远古时期的社会公育儿童情况的描述。

原始社会的儿童公育，其教育内容是与儿童今后将要从事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密切相关的。

生产劳动教育是重要的儿童教育内容。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从事生产劳动，才能维持生存，每个儿童自幼年起就要向年长一代学习劳动技能。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上有这样的传说：远古时期，有巢氏构木为巢，教民巢居；燧人氏钻木取火，教民熟食；伏羲氏教民渔猎；神农氏做耒耜，教民农耕。教民，当然包括教育儿童。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表明，古籍中的上述记载并非面壁虚构，它基本上反映了原始社会人类生产生活和教育的实际状况。原始社会阶段，为了使儿童能够参加社会生产生活，就必须把劳动技能和社会生活经验传授给他们。除了生活和劳动教育外，原始社会对儿童的公育内容还包括思想教育，主要是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通过道德教育，成员之间交往的规范，养成照顾、赡养老人的观念和敬重家族族长的思想；通过宗教教育，则不仅能使新生的一代养成宗教意识和情感，而且还能使儿童在参加的宗教祭祀活动中学到一些生产知识、历史传说、自然常识，如让儿童参加自然崇拜性质的祭祀活动，无形中把太阳与万物生长的关系，以及靠太阳定时间、定方向等知识传授给下一代。

原始社会，人类已经开始形成审美意识，如他们把原始歌舞视为宗教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对儿童实施的教育中，美育（包括歌舞音乐、绘画等）也成为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教育是公育性的，直至氏族公社后期，儿童公育机构并不是官职。此外，原始社会后期，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所以军事教育，如学习和使用武器和作战方法、锻炼健康强壮的体魄，也成为一项重要教育内容。（二）原始社会后期儿童公育机构的产生

传说在五帝时期（公元前2700年前后），中国原始社会进入了部落联盟与军事民主制阶段，这时候产生了名为“庠”的教育机构。据史籍记载，“庠”是传说中虞舜时代的学校名称。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庠”只能说是学校的雏形，是原始社会养老和实施儿童公育的机构或场所。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庠”的形成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从文字结构看，“庠”从广羊声，“广”是房舍的意思，可见“庠”的原意就是养羊的地方。另据《礼记·明堂位》中说：“米廪，有虞氏之庠也。”这里的“庠”又由家畜饲养场所变成了粮食仓库。然而，无论是储藏粮食的仓库还是圈养牲畜的场所，在当时都要由经验丰富、劳动力较弱、没有能力去狩猎的老年人看管，于是“庠”又具有了养老的功能，故《孟子》中说：“庠者养也。”《说文》中也说：“庠，礼官养老。”《礼记·王制》中也有记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

在原始社会，教养新生一代的任务通常主要由老年人承担，因此，“庠”后来又具有对儿童实行保育和教养的功能。并且随着社会发展，这种功能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使它成为学校的萌芽，或为对儿童实施社会公育的专门机构。

原始社会是中国儿童教育发展的初期，这个时期儿童教育的特点主要有：①对儿童实施社会公育；②原始群落的老人是原始社会儿童教育的主要承担者；③原始社会儿童教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与儿童日后将要进行的生产、生活实际密切相关；④原始社会教育方法主要是观察模仿、口传身授，在实际活动中进行教育。二、中国奴隶社会的学前教育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中国开始产生阶级，进入奴隶制社会。一般认为，夏、商、西周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国家机构的建立、文字的出现，学校开始形成。在古籍中，关于夏朝的学校有着明确的记载，而商朝的学校则不仅在大量的历史文献中有记载，而且有较多出土的文物可资佐证。有关西周学校教育的记载，无论在典籍之中还是出土文物之中，都较前代更加丰富和翔实。

学校教育的产生，意味着与之相对应的正规的学前教育也开始出现。（一）奴隶社会学前教育计划的制订

公元前11世纪至前8世纪的西周时期，是奴隶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奴隶社会学前教育实施较为成熟的时期。据文献记载，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按照儿童年龄大小来制定循序渐进的学前教育计划。《礼记·内则》中记载：“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靋革，女靋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礼记·内则》中记载的是西周王公贵族在家族中对儿童实施的学前教育计划。由此计划可见在奴隶主贵族的家族中，学前教育的内容是贴近贵族子弟的日常生活，涵盖面较为广泛，既有生活自理能力和日常礼仪的训练，也有初步的文化知识启蒙，已经能够有意识地顾及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并随着儿童的年龄增长逐步提高要求。在教育内容方面，也已经出现男女之别。《礼记·内则》中记载的学前教育计划作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关于学前教育的记录，不仅是当时学前教育发展的一个标志，而且对中国封建社会学前教育的实施产生过一定影响，如宋代的司马光就曾以此为蓝本，制定过自己家庭的学前教育计划。（二）奴隶社会的宫廷学前教育

宫廷学前教育是宗法制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是以处于学前年龄的世子为教养对象，由朝廷委任德高望重的官员担任教师，在宫廷内实施的教育。广义上讲，它包括实施于天子宫廷内的学前教育和实施于各诸侯王宫内的学前教育。

1.宫廷学前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中国奴隶社会实行的是家天下的宗法制和贵族专政。在这种政治制度之下，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天下的命运操纵于专制君主一人之手，如果君主是如商汤、周成王一样的君主，则可以使天下兴盛，国祚绵延。反之，在位者若是夏桀、商纣之流的暴君昏君，就将导致生灵涂炭、国破家亡。但一方面由于奴隶社会的王位实行嫡嗣继承制度，嫡长子无论其智与愚、贤与不肖，都在出生时乃至在母体内就决定着他将成为未来的统治者；另一方面，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明主和暴君昏君并不是天生就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而是后天的教育使然，尤其是幼时接受的教育，对他的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形下，由朝廷委派人员加强对未来王权继承人——太子进行早期的学前教育，使其德性趋向完善，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大事了。由此也可见，加强宫廷学前教育具有政治与教育两方面的意义。

2.保傅之教与乳保之教

为了加强对太子实施有效的教育，在奴隶社会时建立了保傅教育制度与乳保教育制度。所谓保傅教育制度，是指朝廷内设有专门的师、保、傅官以对君主、太子进行教谕的制度。

据史料记载，早在殷商时期就建立了保傅教育制度，如《尚书·太甲》中记载，太甲曾自称“既往背师保之训”，说明在太甲时已有保傅官的设置。《尚书·泰誓》中也有周武王曾称纣王因“放黜师保”，才成昏君的记载。此外，据说伊尹曾是汤王的太傅，巫贤也曾对祖乙进行过师保之教。可见，殷商的师、保、傅的设置是一贯的。

西周继承了殷商的传统，也建立了保傅教育制度，太保、太傅、太师合称“三公”，“三公”对太子实施教育时有着明确的分工，其中，保其身体，即负责身体的保育；傅之德义，即负责培养道德；道之教训，即进行文化知识及统治经验的传授。可见，师保之教的内容是较全面的，包括德、智、体三方面的内容。

西周除设“三公”外，还置有副职“三少”，即少师、少傅、少保，他们时常相伴太子左右，以影响和指导太子。

奴隶社会建立的保傅教育制度，对培养未来的君主十分有利，常被后人视为殷商、西周社稷长久的重要原因，并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所继承，把它作为君主教育的有效制度。

所谓乳保教育制度，是指在后宫挑选女子担任乳母、保母等，以承担保育和教导太子、世子事务的制度。子师、慈母、保母合称“三母”，她们分别承担母后的部分职责，由她们共同负责太子、世子德性的培养与日常起居的料理。

除“三母”外，当时的宫廷内还置有乳母，名义上是以乳汁哺育幼小太子、世子，但实际上由于乳母与幼儿朝夕相伴，无形中其自身的道德、知识等素养对幼小的太子、世子们也具有很大的影响，故当时对乳母的选择也非常慎重，一般由大夫之妾或士之妻担任。

西周时期行于宫廷内的乳保之教，也影响到当时一般大夫的家庭教育。此后封建社会时期，一些富贵人家也大都为幼儿雇有乳母。（三）奴隶社会的胎教

胎教，是指通过对孕妇实施外界影响，或通过孕妇自我调节达到作用于体内胎儿，使其能良好地生长、发育的教育过程。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并实施胎教的国家。

据史料记载，我国实施胎教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最早实施胎教的是西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据《列女传》记载：太任自妊娠后，“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

汉代学者贾谊在《新书·胎教》中说：“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谊，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意思是西周成王的母亲在怀孕时，不把重心偏倚一足而立，不半倚半躺而坐，不高声大笑，一人独处不呈张狂态，发怒时也不骂人。《大戴礼记·保傅》中亦有类似记载。古人认为，成王正是由于与文王一样在母体内即“气禀贤妣之胎教”，故终亦成为贤明君主，太任与周妃后也被后人誉为“贤妣”。

为了保证胎教的实施，西周社会还建立了胎教制度，对孕妇进行约束。北齐学者颜之推曾说：“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意思是说，古代圣王的后妃在怀孕3个月后，即居住在专门的宫室内，一切行动均须循礼而动，受礼节制。

西周是我国胎教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初始阶段。这个时期的胎教主要实施于帝王之家、宫廷之内，当时的统治者对胎教极为重视，但对下层百姓则“秘而不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西周文化教育内容之一的胎教之道开始走出宫廷，渐为民间所知，为世人所行。

奴隶社会是我国古代学前教育的奠基时期，这个时期学前教育的总的特点是：①由于阶级的出现，原始社会的儿童社会公育已经消失，而代之以宗法家族承担教育学前期儿童的任务；②由于奴隶主贵族居于统治地位，垄断着受教育的权力，因而儿童的学前教育也仅限于奴隶主贵族的家族中实施；③学前教育与学校教育已有了较明确的年龄划分；④对幼儿实施的学前教育不仅有着鲜明的阶级性，而且已经注意到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制定相应的学前教育计划；⑤奴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对学前教育尤为重视，建立了针对君主教育的保傅制度，提出了实施胎教的要求。三、中国封建社会的学前教育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伴随奴隶制度的崩溃，奴隶社会“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大兴，教育对象扩大，原来为奴隶主贵族所垄断的文化与道德等方面的知识，为更多的人掌握，从而也为家庭实施学前教育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此学前教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一）封建社会的学前家庭教育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子女与社会最早的接触点，也是我国古代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场所。

1.封建社会学前家庭教育的目的（1）为培养统治人才服务。

在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多重视教育，他们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学校教育为封建社会培养统治人才。汉代太学的设立也能够说明这一点。太学是封建社会一种重要的官学机构，它的最初设立动机，就是西汉武帝接受当时著名的教育家董仲舒的“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的主张，为造就官僚后备军而设立的。隋唐以后，虽然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学校日渐成为科举的附庸，但其最终的目标仍然是为了培养统治人才。

学前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其目的与学校教育的目的一样，都是为封建社会培养所需要的统治人才，因此封建社会的许多家庭在实施学前家庭教育的过程中，长辈们常以“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教育儿童，以日后求官晋爵的知识启蒙儿童。同时统治者也非常重视学前家庭教育，视其为封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造就官僚后备军的开始。（2）齐家治国的基础。

古人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并把它作为步入仕途、治国安邦的基础与管理才能的一种检测。同时，家庭学前教育的实施，又是家庭教育的基本内容与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为齐家治国奠定基础，也是学前家庭教育的目的之一。

以家教与治国的逻辑联系为纽带的宗法政治统治，皇位实行嫡长继承制，百姓以血缘关系论亲疏。家庭内部以父权实施家长制管理，国家最高统治者则以君权实施“家天下”的统治，父权与君权名异实同。秦以后虽实行郡县制，但仍以家庭（家族）为国家对臣民进行统治的中介。中国封建社会的地方行政，一般都以县为基层行政单位，然而县境广阔，人口众多，要实行有效统治，还必须依靠地方自治性质的乡村组织。由于中国农村社会聚族而居的特点，家族成为乡村组织的基础。乡村组织对百姓实行的是族权与政权的联合统治，因此，国家的统治归根到底是要依靠家庭组织的力量。“家之不宁，国难得安”。由此，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提出国之本在家，欲治其国，须先齐家的观点，并赋予家庭人口生产、物质生产、教育三重职能，使中国传统的家庭具有特殊的意义。（3）光耀门楣。

如果说齐家治国是政治家为古代学前家庭教育制定的终极目标，那么光宗耀祖则是普通家庭实施学前教育的实质动机和目的。

将个体的光荣与家庭的荣耀联系起来，根源于中国社会的特点。中国古代是个注重血缘关系的社会，历代统治者制定法律，惩罚罪犯，都不只限于个人，总要牵连整个家族，所谓“一人当灾，全家遭殃”，一人犯法，轻者罪及三族，重者株连九族。同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个人出人头地，不仅是个人的荣幸，也是全家的荣耀，如在科举时代，若家中有人高中举人、进士，则朝廷以大红喜报报喜，整个家族都将沉浸于喜气洋洋之中。正是由于个体与家庭间这种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关系，使得学前家庭教育在封建社会显得格外重要。家中长辈都视子女为私有财产，希望通过家教早日使子孙“成龙”，以达到振兴家业、光宗耀祖的目的，同时，子孙们亦以身许家，把光耀门楣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最好方式。

2.学前家庭教育的内容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时期的学前家庭教育，其教育内容主要包括生活常规教育、初步的道德教育、早期的知识教育、身体保健等方面。（1）儿童生活常规的教育与培养。

封建礼教是封建时代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体系。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要求人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必须符合“礼”的要求。“礼”的核心在于辨名分、定尊卑，明确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等级差别，从而确定人际关系的准则及相应的行为规范，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上安守本分、循规蹈矩，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礼”的精神和规范很大程度上要靠教育来贯彻推行，它的要求对象涉及社会上所有的人，贯穿于每个人的一生，存在于生活的各个场合，儿童自然也不例外。儿童年龄越小，尊长敬长的要求越突出，所以，古代十分重视儿童自幼的生活常规训练。

古代关于儿童生活常规的要求极多，被概括为“幼仪”或“童子礼”，基本上都是为封建礼教服务的。这些生活常规总的原则是谦卑、恭谨、稳重。

在儿童自身的举止行为方面，古代对儿童的坐、立、行、跪、拜、起居、饮食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例如：坐应齐脚、敛手、定身端坐，不得靠椅背、伸腿、跷腿、支颐（手托腮）、欠伸及广占坐席。站立应拱手正身、双足相并，不得欠脚、歪斜、踏物、靠墙。饮食的约束就更多了，如不得抢先、拖后，不得挑食、拨食、撒饭、剩饭，吃饭时不得说话、左顾右盼、手足乱动、发声嚼啜，等等。总之，目的是使儿童自幼动静有度、举止儒雅。

在儿童与家中长辈的关系方面，古代更是制定了详尽的行为准则，称为“应对、进退之节”。在儿童手足能自主活动时，就要教他作揖拱手。每日清晨和黄昏向父母请安，逢年过节及长辈寿诞的叩头行礼也是幼儿能走动时就开始训练。在与长辈日常接触的各种场合和各个环节都有具体要求和规定。例如：

长辈召见之礼。长辈召唤时，既不可慢走以失恭敬，也不可快跑以失稳重，正确的做法是立即快步前往。到了长辈面前，要面向长辈站好，不能侧着身、歪着头听长辈讲话。长辈有所教训时，必须低头听受，不可妄发议论。回答长辈的问话时，如已就座要站起来，语言要详缓，不可中途打断长辈问话，不可声音过大或态度不严肃，更不可顶嘴抗辩。如果长辈与自己挨得很近的话，说话时还必须用手掩口，既示尊重，也有不使口中气味触及长辈之意。

求见长辈之礼。求见长辈时要事先发出声音以使长辈有所准备，不可突然推门而入；进屋时应放低视线，不可四处张望。退时亦须疾趋而出，不可有一点怠慢之处。此外，与长辈在任何地方不期而遇，均应垂手侍立，长辈有话则应，无话则退。经过长辈屋外，长辈问是何人，要报自己的名字，不可答“我”。陪同长辈应酬时，不得妄自开口，随意与他人答话。总之，要表现出对长辈的谦恭、体贴的态度，不可恣意而行。

养成卫生的习惯也是古代培养儿童家庭生活常规的重要内容。平时应十分注意身着整洁，还要求保持环境卫生。古代要求儿童讲究卫生，除了培养恭谨持重的品德，还有培养儿童自由勤劳的习惯的作用。古人有“父兄劳于官，子弟逸于家”的俗话，认为这是败家的征兆。因此，必须使子弟自幼勤谨，方能继业。“洒扫”事虽小，却是有效的常规训练。

以上这些生活常规适用于所有晚辈子弟，而它的训练则是自幼开始的。其中充斥着封建礼教的内容，烦琐而形式化的色彩较浓，而且许多要求是不适合儿童年龄特点的，是对儿童天性发展的禁锢。但古代制定的儿童生活常规也并非一无是处，它所体现的某种认真、严格的教育精神，以及对儿童行为举止做一些必要的约束，要求儿童尊敬长辈、体贴他人，不至于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等等，是有不可否定的积极意义的。（2）初步的道德教育。

重视道德教育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行指品行、德行，意思是说在品行、德行修养有余力时才可以学习文化知识。以品德为先不仅是数千年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主旨，而且也成为学前家庭教育的“纲领”。在家庭中对幼儿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主要是使儿童形成初步的道德观念，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种德教内容主要包括下面四个方面。

①孝悌《吕氏春秋·孝行》中说：“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可见，注重孝道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西周以后，孝悌之道更是成为古代道德的根本，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培养幼儿的孝悌观念，也就成为学前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

对幼儿进行“孝”的教育，主要是要求幼儿从小养成不违父母意志，服从父母绝对权威的习惯。还要求幼儿自小养成敬奉双亲的习惯。《礼记·曲礼》中要求儿子对父母应做到“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即冬天应使父母温暖而不受寒，夏天应使父母凉爽而不受热，晚上要为父母铺好床，早晨要向父母请安。东汉时的黄香可以说是实行这种孝行的典范，《三字经》也说：“香九龄，能温席”。黄香9岁时，对父亲非常孝顺，寒冬时能用自己的体温为父亲暖被窝。因此他就被列为古代廿四孝之一，成了封建社会儿童学习的榜样。

注意从小培养儿童孝顺双亲的品德，是我国古代尊老孝亲传统道德意识的体现，同时，以此作为儿童道德意识形成的起步，也符合儿童道德形成的规律。当然，封建社会的“孝”从本质上说是“借正父子之论，以严君臣之分”突出父权的“孝”，旨在强化对皇权的“忠”，而且这种“忠”、“孝”，是不问是非的“愚忠”、“愚孝”，它完全扼杀了儿童的个性与自由，成为制造奴性和奴才的渊薮，这是我们应当批判的。

如果说孝是用以维系纵的家庭关系，占主导地位，那么悌则是用以强化横的家庭关系，居辅助地位。对幼儿进行悌的教育，主要是要求孩童自幼兄弟友爱，为兄者爱护弟弟，为弟者敬爱兄长。据说东汉时大文学家孔融4岁时，就能把大的梨子让给兄长吃，而自取小的。这则“孔融让梨”的故事在封建社会曾广为流传，并在学前家庭教育中作为进行悌的教育的典型事例而屡被引用。

家庭教育中强调悌德的培养，目的是为了使兄弟和睦，家族兴旺，个人日后能在社会上立身。“兄友弟恭”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和谐家庭关系的重要内容。

②崇俭

我国古代是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农村的稳定决定着朝廷的安危。农业生产艰辛，丰收得之不易，一如唐诗中所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故珍惜粮食，崇尚俭朴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封建社会中，父辈创下的家业，小辈坐享其成，难知其中的艰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果不使小辈养成俭朴的生活习惯，他们就有可能成为败家之子，这也是许多家庭重视对儿童进行崇俭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使幼儿树立崇俭的观念，封建社会强调：生活的清贫、俭朴，常促人奋进、成才，而专尚奢侈则会使人堕入深渊。

为了培养儿童的俭朴生活习惯，对于幼儿的饮食与衣着，古人主张不能过于讲究，如《礼记·曲礼》中曾规定：“童子不衣裘裳”。这不仅是因其过暖不利于儿童发育，更主要的是因其华贵不利于儿童养成崇俭的习性。

③诚信

诚信就是诚实无欺。明人李贽说：“夫童心者，真心也。”幼儿的天性纯洁美好，绝假纯真，然而由于不正确的影响或幼儿自身因自夸或惧过之故，有时也会说谎，这是日后欺诈之心生长的萌芽，长此以往，其“童心”将逐渐失却。要维护此诚实无欺的“童心”，使之不失，长辈首先应该从正面进行教育。而由于幼儿年幼无知，难辨是非，长辈又应以自身诚实的行为来引导幼儿。《韩诗外传》中记载了一则孟母教子无欺的故事：孟子幼小的时候，有一次看见邻居家在杀猪，便问母亲：“他们杀猪干吗？”孟母随口答道：“给你吃。”继而又很后悔，她想：自己这是在用假话去欺骗孩子，也是在教小孩不诚实。于是便去买了邻居家的猪肉给孟子吃，以免对孩子产生不良的影响。

一旦小孩由于某种原因说了谎，父母应该及时训诫，予以纠正，以杜绝此类事的再度出现。宋代邵博在《闻见后录》中曾记载史学家司马光儿时的一件往事：当司马光只有5、6岁时，一次剥核桃吃，不会去皮，其姐要帮助他，他执意不肯。后来一婢女帮他用热水把核桃烫一下后，很容易剥去了皮。等姐姐再来时，见他已将核桃皮剥去，便问他是谁帮他剥的，司马光回答是自己所为。恰好父亲在旁边目睹了此事的经过，听到司马光的回答便厉声训斥：“你怎么敢胡说？”司马光从此再也不敢说谎了。

④为善

善，在封建社会主要是指合乎道义、合乎礼仪的事。古代学前家庭教育中非常注意使幼儿养成行善去恶的观念，经常教育幼儿除在家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外，在外凡是合乎道义的利人之事都应为之。由于孩童年幼，不可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大善事，故许多家长都非常重视教育幼儿行小善戒小恶，积小善以成大德，如三国时的刘备曾遗诏教训后主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西汉的贾谊在《新书》中还曾记载了这样一则古人教子为善的故事：春秋时期的孙叔敖，幼时在外玩耍，见到一条两头蛇，回家后向母亲哭诉：“我听说看见两头蛇的人必死，今我见到一条两头蛇，恐怕我活不了多久。”母亲问他蛇在哪儿，他说：“我怕别人又看见它，已将它打死埋掉了。”母亲说：“你不必担忧，凡积善行善的人，老天爷会予以保护的。”古人重视教育幼儿为善积德，积小德成大德，这无疑是很可取的。（3）文化知识教育。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官选拔是与文化考试紧密相连的，它促使人们异常重视知识（主要是儒家经典）的学习。于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支配下，文化知识便成为众多家庭幼儿教育的主要内容。封建社会家庭对幼儿实施的文化知识教育，主要是教他们识字、学书、听解《四书》，以及学习一些名诗、名赋、格言等。

识字教育是文化知识教育的重点与起步。在有条件的家庭中，幼儿的识字教育一般在3—4岁时便已开始，并且有的家庭还很注意研究识字教学的方法，如清代学者蒋士铨4岁时，其母以竹丝代笔合成字，不仅能引起儿童兴趣，而且对于儿童清楚字的笔画结构亦有益处。此外，如清代学者崔学古、唐彪、王筠都曾对幼童识字教育进行过研究。

字书是封建社会幼儿识字启蒙教育的基本教材，历代颇为重视。南朝周兴嗣的《千字文》与宋代王应麟的《三字经》，以及无名氏的《百家姓》，简称“三、百、千”，则是古代蒙学字书编写的代表作，它们流传极广，甚至为朝鲜、日本所学习。这些字书虽不是专为家庭幼儿教育而编，但实际上许多家庭已将它们作为家教识字课本，原因在于这些教材编得生动活泼，而且均采用韵语，或三言句，或四言句，句短合仄，读来朗朗上口，便于幼儿记诵。此外，它们虽都按集中识字编排，但并非字的机械组合，而是把它们巧妙地组成富于思想意义的句子，由此介绍日常生活常规、自然科学知识和进行思想教育等。可见，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分散与集中识字相结合的教材，这种编写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古代家庭教育中，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幼儿因手骨没有发育完全，执笔有一定困难，故识字教学与习字教学常常是分开进行的。一般的家庭在幼儿6—7岁时才开始教他用毛笔在纸上练习写字。教幼儿习字的程序大致是先教幼儿把笔，其次是教幼儿描红，第三步则是教幼儿临摹名家碑帖，最后才是脱离碑帖习字。不过，古时也有出于种种原因，在幼儿4—5岁时即以芦荻或木棒代笔在地上教其学书的，如南朝的道教思想家、医学家陶弘景，又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4岁时丧父，母亲郑氏督教很严。因家贫买不起纸笔，即以荻画地教子习字，后因以“画荻”为称颂母教的典故。教幼儿识字、习字是为了使幼儿能及早阅读儒家典籍。在某些家庭中，或出于父母“望子成龙”心切，或由于幼儿特别聪明，当幼儿4—5岁已能识得一些字后，便开始教授《四书》、《孝经》等。

由于诗赋是科举考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故在家庭中亦极为重视对幼儿进行诗赋知识的启蒙。当时在家庭中主要是选择汉赋中的某些名篇、唐宋诗中的某些名家作品让幼儿背诵。最为常用的教材有《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和北宋汪洙的《神童诗》等。

在学前家庭教育中，当时除重视对幼儿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授外，还着意于使幼儿养成乐学、勤学的学风。为此他们常常鼓励幼儿要从小立下大志，以此作为勤学苦读的目标和动力。同时他们还经常用许多古今学者珍惜光阴、勤勉学习的范例激励幼儿勤学、苦学，如颜之推在家训中就曾引古时苏秦刺股苦读，孙康映雪读书、车武子囊萤照书等事迹教育子孙后代勤奋学习，从小养成踏实勤奋的求学作风。（4）幼儿身体保健教育。

古代学前儿童的教育内容是以思想教育与文化知识教育为主，但同时在许多家庭中也注意到教养结合的问题，强调注重对婴幼儿的身体保健工作。为了提高婴幼儿抗御疾病的能力，许多中医学者反对婴幼儿过饱过暖，民间也有“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的谚语。

游戏是学前儿童喜爱的活动，也是古代家庭中加强幼儿身体锻炼的一种重要方法。古时能起到锻炼身体作用的幼儿游戏主要有拔河、跳百索（跳绳）、放风筝、踢毽子、踢球（琢石为球，以足蹴之，前后交击为胜）等，许多游戏至今仍为幼儿所喜爱。

纵观封建社会学前家庭教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涵盖了德、智、体等诸方面，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内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体现了教育的连贯性。但古代学前家庭教育的内容又是偏颇的，它过于突出德育与智育，而且许多繁杂的教育内容过于成人化与教条化，使幼儿难以承受，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儿童的天性。（二）封建社会的胎教

中国封建社会的学前教育继承了奴隶社会胎教的传统，并进一步向前发展，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比较系统的古代胎教理论。由于时代的局限，古代胎教理论部分夹杂着封建意识和迷信色彩，但也积累了不少为当代科学所证实的合理的、宝贵的经验。

成书于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医学著作。该书结合气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对生命的成因、疾病的起源等做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指出人的某些疾病起因在胎儿时期，成为“胎病”。为避免“胎病”发生，保证胎儿健康发育，以提高新生儿的天然素质，有必要对孕妇的日常生活进行指导，通过母教实施胎教。这是中国最早从医学角度探讨胎教问题的论述。

唐代以后，随着医学的发展，妇科、儿科分化出来构成独立的研究科目，而这些科目的对象大都是与胎教有关的。医师们继承了前人有关胎教实施内容的基本观点，同时开展对妊娠生理特点和胎儿生理特点的研究，进而阐发胎教的意义、作用、内容和方式，增强了古代胎教学说的科学性。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中，提出了胎教作用的一个基本理论，即“外象内感”。“外象”是指外界客观事物的影响，“内感”是指母体内的胎儿对外部客观事物的感应。“外象内感”的意思是说孕妇所接触的外界物象会直接感应到体内胎儿。孙思邈的胎教学说注重孕妇所处的外界环境对胎儿的影响，这一基本思想是正确的。

明代医学家万全重视孕妇的精神调节，从医学角度对孕妇情绪给胎儿的影响做出了较为科学的解释。他认为孕妇加强自我心理调节，注意控制情绪的波动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孕妇心绪和顺，胎儿才能健康成长。

古代的医学家们还十分重视孕妇饮食的调摄。宋代妇产科医师陈自明在《妇人良方》、元代医师朱震亨在《格致余论·慈幼论》中分别指出孕妇饮食的宜忌，北齐医师徐之才则在《逐月养胎法》中依据胎儿每个月的不同发育状态，为孕妇制定了相应的食谱。此外，他们还要求孕妇饮食应饮食清淡、饥饱适中，这样才不会使孕妇和胎儿受损伤。

总之，封建社会时期的胎教思想多持胎养和胎教相结合的观点，这种养教一体化的胎教观点，发展了前人的胎教思想，丰富了古代胎教的内容。而纵观古代胎教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胎教由来已久，很受社会重视，有着相当程度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以下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和重视。（1）注重外界环境对胎儿的影响。

在“外象内感”理论的指导下，古人强调要为孕妇创造一个尽可能良好的环境，避免各种不良事物对胎儿的影响。现代生理学的研究证明胎儿确实具有初步的感觉能力，能够对外界的影响作出反应。（2）注重母体的精神因素对胎儿的影响。

这也是“外象内感”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古人要求孕妇一定要保持良好的、稳定的情绪，节制喜怒哀乐等情绪以及各种欲念的过度发作。这些做法也是现代胎教所提倡的。现代生理学的研究证明母亲的情绪波动会影响到胎儿的发育，因此，孕妇保持良好的情绪对胎儿身心发展大有好处。（3）注重孕妇良好生活习惯的培养。

古代胎教强调孕妇的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习惯要有一定规矩，并且罗列了孕妇的种种禁忌，许多内容在今天看来近乎荒唐，如“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等，但这反映了古人深知孕妇的饮食起居、一举一动对胎儿的影响之大。因科学认识水平所限，故只好多立禁忌，以求平安保险。强调饮食清淡、饥饱适中、举措有常，这对胎儿是有益的。（4）注重胎教和母教的结合。

古代胎教实际上也是母教，胎教对胎儿的影响是隐性的、间接的，对母亲的影响则是显性的、直接的。母亲在怀孕期间处于良好环境的影响下，进行生活常规的训练，情绪和性格上的陶冶以及知识的学习和道德的培养，这些措施必然能促进母亲在身体、品德、智能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从而为子女出生后的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由此可见，它的作用不仅影响到胎儿的身心发育，还对婴幼儿教育以至整个家庭教育产生影响，具有长远的效应。

当然，古代限于科学认识水平的低下，特别是对胎儿生理心理发育缺乏系统的科学研究，因此胎教的理论和措施中也有不少非科学的东西。“外象内感”这一理论，强调客观环境对胎儿的决定性影响，应该说具有唯物主义观点，但过于绝对化，忽视了胎儿的遗传因素和自身的固有发展规律，无限夸大了“外象”的作用，以至认为胎儿“见物而化”，“因感而变”，不仅品德、才能可因胎教而定型，甚至相貌、性别也可由胎教来决定，这显然是错误的。至于一些稀奇古怪的禁忌，如食兔肉则子缺唇，食鳖肉则子短颈，食骡肉则难产，看神怪鬼戏及猴戏则子貌酷肖之，等等，将所接触事物的某些特征与胎儿、孕妇的某些疾患牵强附会在一起，都是违背现代科学的东西。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我国古代学前教育大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儿童学前教育总的特点是：①打破了过去奴隶主贵族垄断学前教育的局面，使学前教育成为普通平民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学前教育的内容大为丰富，涵盖了德、智、体诸方面，并出现了许多专为幼儿编写的用于思想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等方面的教材；③对幼儿的潜能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挖掘，学前教育内容的难度与广度均有较大的增加；④学前教育的实施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在实施过程中，总体上是重教轻养；⑤儒家思想规范指导着学前教育的实施。

思考与练习

1.试分析孙思邈的“外象内感”学说。

2.原始社会儿童社会公育的特点有哪些？

3.分析古代学前文化知识教育的利与弊。

拓展阅读诸葛亮《诫子篇》

原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译文：

有道德修养的君子，是这样进行修养锻炼的：他们以静思反省来使自己尽善尽美，以俭朴节约财物来培养自己高尚的品德。不清心寡欲就不能使自己的志向明确坚定，不安定清静就不能实现远大理想而长期刻苦学习。要学得真知必须使身心在宁静中研究探讨，人们的才能是从不断地学习中积累起来的；如果不下苦功学习就不能增长与发扬自己的才干；如果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就不能使学业成功。纵欲放荡、消极怠慢就不能勉励心志使精神振作；冒险草率、急躁不安就不能陶冶性情使节操高尚。如果年华与岁月虚度，志愿时日消磨，最终就会像枯枝落叶般一天天衰老下去。这样的人不会为社会所用而有益于社会，只有悲伤地困守在自己的穷家破舍里，到那时再悔也来不及了。

主旨：

本文节选自《诸葛亮集》为家训。全文的主旨是劝儿子勤学立志，须从淡泊宁静中下工夫，最忌荒唐险躁，即扎硬寨，打死仗。这些话看似老生常谈，但出于父子之情，便是不同。

这一篇《诫子篇》充分表达了诸葛亮的儒家思想的修养。所以后人讲养性修身的道理，实话说都没有跳出诸葛亮的手掌心。后人把诸葛亮这封信上的思想，换上一件衣服，变成儒家的。所以这封信是非常有名的。他以这种文字说理，文学的境界非常高，组织得非常美妙，都是对仗工整的句子。作诗的时候，春花对秋月，大陆对长空，很容易对，最怕是学术性、思想性的东西，对起来是很难的。结果，诸葛亮把这种思想文学化。后来的八股文也是这样，先把题目标好，所谓破题，就是把主题的思想内涵的重心先表达出来。他教儿子以“静”来做学问，以“俭”修身。俭不是节省用钱，自己的身体、精神也要保养，简单明了，一切干净利落，就是这个“俭”字。（材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60115.htm）第二讲　封建社会思想家的学前教育思想

本讲提要

在中国古代学前教育的发展历史中，特别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许多教育家、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过学前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等。他们关于学前教育的主张，对当时社会的学前教育的实施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包括学前教育思想，其产生的渊源主要来自古代的教育实践活动。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特别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小农经济和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封建等级制度，除通过由之派生的教育制度、设施而间接影响教育思想外，还直接对教育思想产生决定性影响。古代的理论学派，特别是儒家学说，对教育思想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此外，教育家、思想家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水平，也是产生各种特色教育思想的重要原因。正是在众多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古代学前教育思想的体系和特色。在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学前教育经验和理论的思想家、教育家很多，本讲只选贾谊、颜之推、朱熹、王守仁作为代表予以简述。他们的思想理论流传至今，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一、贾谊论早期教育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西汉初期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人。18岁时，即以能诵读诗书、善为文章称誉于郡中。20余岁，廷尉吴公以其颇通诸家之书，荐于汉文帝，召为博士，掌文献典籍。不到一年，被擢升为太中大夫。朝廷上许多法令、规章的制定，都由他主持进行。贾谊的才华和文帝对他的信任，引起了一部分朝臣的不满。他们以“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的流言，动摇了文帝对贾谊的信任，结果文帝让贾谊离开长安，去做长沙王的太傅。后人称贾谊为贾长沙、贾太傅。在长沙任职的3年中，贾谊的心情一直抑郁不欢。文帝七年（公元前175年），贾谊被召回长安，任梁怀王的太傅。此时文帝虽仍赞赏贾谊的博学，但对于他多次上疏陈述的政治主张并不采纳。后来梁怀王骑马摔死，贾谊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经常悲泣自责，不久忧郁而终，时年33岁。

贾谊曾数次上疏，批评时政。他认为汉兴20余年，当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兴礼乐。针对当时外有匈奴侵掠，内有诸侯王作乱的形势，他要求统治者应有处积薪之上的危机感。他一方面力主抗击匈奴贵族的攻掠，另一方面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贾　谊

贾谊的著述，今人辑为《贾谊集》，包括《新书》10卷。他关于早期教育的论述，主要见于《新书》的《傅职》、《保傅》、《劝学》、《胎教》诸篇。（一）早谕教

贾谊对于早期教育的论述，主要是从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观点出发，针对皇太子的教育而言的。

贾谊通过对殷商国祚长久，秦朝二世而亡的史实考察，又进一步指出：“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因为太子的品行如何，预示、决定着他日后继承皇位时的道德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对太子的教育，实乃治乱之机要，如果太子能受到正确的教育，养成善良的品德，则“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贾谊认为，对太子的教育应尽早实施，“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早期教育是教育的最佳期，当婴幼儿的赤子之心尚未受到外界熏染，先入为主，对他实施教育，就会收到最佳的效果，他说：“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同时，早期教育也是整个人生教育的最重要阶段，一个人幼时接受的教育，往往决定着他日后的成长道路。因此，他强调“君子慎始”。并指出：“殷、周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就是由于前者对太子自幼便实施了良好的早期教育，而后者则不然。

贾谊认为，胎教是早期教育之始端，王室之家应当重视对太子实施胎教，在太子未出生以前要设置专门实施胎教的处所——“萎室”，安排专人监护孕妇的饮食、视、听、言、动等，使其合乎礼的规定。孕妇自身亦须有胎教意识。贾谊的胎教理论虽无甚新意，只是祖述“古制”，但他却是汉代最早提倡胎教的教育家。（二）进左右

贾谊认为，慎选左右是对太子进行早期教育成功的保证。为加强皇太子的早期教育，在宫廷内应设置专门辅导、教谕太子的师、保、傅官，建立保傅教育制度，一如西周时教育成王一样，设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除“三公”之外，当时还置有少保、少傅、少师，简称“三少”。“三少”是保傅官的副职，他们常与太子同居处，共出入，起着监护人的作用。

设置“三公”、“三少”旨在太子周围形成良善的教育环境。他们一方面以孝仁礼义之道教导太子，另一方面充当卫翼太子的屏障，使太子自幼闻正言、见正事、行正道，同时逐去邪人，不使太子耳闻目睹恶言、恶行、恶事。贾谊认为：“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楚之不能不楚言也”。师、保、傅是太子最早、最重要的教育者，他们的品行直接影响着太子德性的形成，最终关系到国运能否长久。为此，贾谊要求统治者必须慎择师、保、傅官，宜以“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术者”即德才兼备者充任“三公”、“三少”。贾谊还指出，慎选太子的早期教育者，乃存亡、治乱之枢机，“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三）重儒术

贾谊是西汉初期继叔孙通、陆贾之后又一位向统治者提出以儒术治国的儒家学者。对于皇太子的早期教育，他当然企望以儒家思想统摄其心。为此，他向统治者进言，要求注重儒术，按儒家的理想人格来塑造太子，以儒家学说作为太子早期教育的主要内容。太子的文化知识教育，贾谊主张应注重《春秋》、《礼》、《诗》、《乐》等儒家经典的传授。在贾谊看来，儒家经典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记载，而且含有丰富的道德涵养价值。贾谊还提倡加强历史知识的学习，他认为，太子只有接受了古代典传知识的教育，才能通晓上古先王以德治国的方法，明了历代兴亡的史实，从而产生警戒、畏惧重蹈覆辙的心理。

在道德教育方面，贾谊主张应使太子自幼形成儒家倡导的忠、信、义、礼、孝、仁等道德观念，在他看来，具有此“圣人之德”的人，就是道德上的完美者，也即具备儒家理想人格者。为此，他要求对于太子不合上述道德规范的行为，教师应及时予以矫正。

对将来君临天下的太子的教育，传授“君国畜民”之道自然是绝不可少的。为此，贾谊提出，师、保、傅官应使太子自幼通晓儒家德行并举的治国方略，懂得文武之道乃治国之本，知道对臣子应赏罚分明、公正。

此外，关于太子的早期教育，贾谊还提出了教养结合的主张，即除进行道德与知识教育外，还要由少保负责健养其身体。一方面监护太子，注意防止太子有可能伤害身体的过激行为，如暴饮暴食、狂欢无态等；另一方面还要照料太子的日常起居。正是由于贾谊把保护太子的身体视作师、保、傅官的一项重要的职责及教育内容，故当梁怀王坠马而死后，他引以自责，竟郁郁寡欢，英年早逝。

贾谊作为西汉初期的政治家，他关于早期教育的论述虽然只是针对太子的特殊教育提出来的，而且其列举的实施方法也大多是综述文武三代之道，少有新意，但他毕竟是先秦以来第一位较为全面地论述早期教育问题的教育家，他的思想对封建社会早期教育理论的发展起着不可缺少的桥梁作用。二、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

颜之推（531—约595年），北齐文学家。字介，原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世居建康（今南京）。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12岁时听讲老庄之学，因“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生活上有魏晋之风，“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他博览群书，为文辞情并茂，得梁湘东王赏识，19岁就被任为国左常侍。后投奔北齐，历20年，累官至黄门侍郎。公元577年，北齐为北周所灭，他被征为御史上士。581年，隋灭北周，他又于隋文帝开皇年间，被召为学士，不久以疾终。他曾叹息自己“三为亡国之人”。

颜之推的传世著作有《颜氏家训》和《还冤志》等。《颜氏家训》共20篇，是颜之推为了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孙，以保持自己家庭的传统与地位，而写出的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这是他一生关于士大夫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在封建家庭教育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影响。后世称此书为“家教规范”。颜之推（一）固须早教

家庭教育本来就是人生最早受到的教育，而早期教育的理论又是开展家庭教育的价值基础，颜之推正是抓住了这一点。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要及早进行，有条件的还应在儿童未出生时就实行胎教。

他引用孔子“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思想作为理论依据，又引俗谚“教妇初来，教子婴孩”作为例证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主张儿童出生之后，便应以明白孝仁礼义的人“导习之”。“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就是说教育当自婴儿会看大人脸色的时候开始。

颜之推认为早期教育之所以重要，至少有两条原因：其一，幼童时期学习效果较好得益较大。他说：“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他根据幼童阶段与成年以后的不同心理特征，说明幼年时期受外界干扰少，精神专注，记忆力旺盛，能保持长久的记忆。而成年人思想复杂，精神不易集中，记忆力逐渐衰退。其二，人在年幼时期，心理纯净，各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尚未形成，可塑性很大。颜之推认为这个时期，儿童受到的教育与环境影响，会在儿童心灵上打上很深的烙印，长大以后也难以改变。所以一定要抓住早期教育的最佳时机。

颜之推认为早期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包括认真接受父母教育的习惯在内，能够“使为则为，使止则止”。（二）威严有慈

如何处理对子弟的慈爱与严格要求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家庭教育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父母自然对子女爱护，他说：“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但父母更要对子女担负起教育的义务，他主张父母对子女的正确态度是将慈爱和严教结合起来。

颜之推批评当时许多家庭的父母对子女“无教而有爱”，一味放纵。别人提醒他时还不以为然。这样，孩子就会以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等到孩子逐渐长大，不良行为也愈加明显，这时父母才觉察到，开始加以管教。然而已经难以奏效了，反而导致子女的抵触对抗。

颜之推主张父母对孩子从小就要严格要求，勤于教诲，不能溺爱和放任。父母在子女面前要庄重严肃，但不能过于严厉，要严慈有度，所谓“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惧而生孝”。

颜之推认为肉体惩罚是家庭教育中不可缺少的有效手段。在他看来，鞭挞体罚孩子，以促其反省悔过，是完全必要的，犹如以苦药治其疾病。

颜之推要求父母对子女威严有慈，慈严结合，不能无教而有爱，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对棍棒教育推崇备至，显然是不可取的。（三）均爱勿偏

颜之推认为，在家庭教育中应当切忌偏宠，不论子女聪慧与否，都应以同样的爱护与教育标准来对待。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之爱子，罕有能均者，聪慧有才的子女往往为父母所偏宠，而失于严格的教育，这只能导致儿童狂妄自大。

为引起后人对家庭教育中“均爱勿偏”原则的重视，颜之推还从反面列举了许多事例，以为家庭教子的龟鉴。如春秋时期郑庄公的母亲武姜宠爱幼子共叔段，予其待遇优厚，“僭越”其等级，逐渐养成叔段骄横霸道的习气，后因起兵谋位被诛。颜之推指出：“共叔之死，母实为之”。

又如汉高祖刘邦之子赵隐王如意，深为父母溺爱，曾欲代太子位，赖大臣反对而不得。高祖去世后，如意为吕后鸩杀。颜之推认为：“赵王之戮，父实使之”。

颜之推结合历史事例得出结论，偏宠儿童的父母，虽本意是要厚待之，然而实际上是为其招来祸害。意愿与效果相反，这是值得家庭教育者深思的。（四）应世经务

颜之推主张上自明王圣帝，下至庶人凡子，均须勤奋学习，学习的目的在于“行道以利世”，要掌握“应世经务”的真实本领。因此，除必读儒家的《五经》之外，还应“涉百家之书”，否则就会产生偏差，像“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这种烦琐而不得要领的学风，是颜之推竭力反对的。

他批评当时许多世族子弟不学无术，饱食终日，庸庸碌碌，知识浅薄，夸夸其谈，不务实学，脱离实际。例如，他抨击了当时教育培养出来的尽是不可理事、脱离实际的人物：一类是玄学空谈家，他们虽然能品评古今事物，但只能纸上谈兵。另一类是死守章句的腐儒，他们整天“诵短章，构小策”，却完全脱离实际。这两类人才实是废才，于国家毫无用处。

颜之推主张要广泛接触社会生活，学习各种杂艺：琴、棋、书、画、数、医、射、卜等。还要熟悉农业生产知识。他特别强调要掌握一技之长，以为立身之本，所谓“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五）重视风化陶染

所谓风化，是指“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即家庭中父母或其他成年人对年幼者的示范作用。颜之推认为，家长是儿童感情上最亲近的人，也是儿童心目中的权威，他们的言行常被儿童奉为金科玉律。父母对子女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人，故为父母者必须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否则，“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

与孔、孟等儒学大师一样，颜之推十分重视让儿童“必慎交游”。他认为家庭教育要注意选邻择友，是因为儿童的心理处于发展阶段，尚未定型，而儿童的好奇心和模仿性都很强，总在观看模仿别人的一举一动，无形之中，周围人的为人处世给儿童以“熏渍陶”、“潜移暗化”。因此，邻友对于儿童的影响，有时甚至可能比父母的作用还大。

此外，颜之推认为语言的学习应该成为儿童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家庭教育子女学习正确的语言，是做父母的重要责任。一事一物、不经查考，不敢随便称呼。学习语言应注意规范，不应强调方言，要重视通用语言。

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是他整个教育思想的精华。他关于家庭教育的地位、作用、原则和方法的论述，虽是基于使后代“立身扬名”、“光宗耀祖”的宗旨而发出的一家之训，但由于他涉及了古今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包含一定的合理因素，至今仍不失其价值。三、朱熹的儿童教育思想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生于书香门第，父朱松进士出身，曾师从北宋理学家程颐、程颢的再传弟子罗从彦。朱熹天资聪颖，自幼接受儒学教育与理学启蒙，奠定了学术和思想基础。18岁“举建州乡贡”，次年考中进士，被授泉州同安县主簿，开始其政治与教育生涯。然而仕途坎坷，50岁时才被任命为偏僻之地南康军知军，以后又在浙东、漳州、潭州等地任官，晚年受宰相赵汝愚推荐，为焕章阁等制兼侍讲，遭谗言，仅40余日即被解职，结束其政治活动。

朱熹一生热衷于教育事业，从政仅14年，而专门从事教育活动时间达40年之久。即使在为官期间，他也重视文教、锐意办学，未曾间断教育工作，如任南康知军时，修复白鹿洞书院，并在其中讲学，制定学规，对后世影响很大；为潭州知州时，倡导州学、县学，亲自主持修复岳麓书院，处理政务之余，仍教诲诸生不倦。朱熹

朱熹曾师事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他的理学思想直接继承了二程（特别是程颐）的学术思想，同时吸收了周敦颐、张载的主张，成为宋代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的教育理论是其理学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朱熹著作颇丰，主要有《诗集传》、《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近思录》等，后人编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他的儿童教育思想除散见于一些诗文中，还见之于他为儿童编写的教材《小学》与《童蒙须知》中。（一）重视蒙养教育

朱熹依据古代的教育经验，把整个学校教育的过程划分为小学与大学两个阶段，8—15岁为小学教育段，即蒙养教育段；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段。他认为这是两个相对独立、相互联系的阶段，小学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大学教育则是小学教育的扩充和深化。

朱熹特别重视蒙养阶段的基础教育作用，他说：“古人之学，因以致知为先，然其始也，必养之于小学。”又说：“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认为如果儿童在幼时“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同时他从儿童的心理特点和教学的要求出发，指出只有使儿童“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才能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为了说明蒙养教育的重要性，他还把小学阶段的教育形象地比喻为“打坯模”阶段，并指出倘若自幼失了小学，或坯模没打好，大了要补填就十分困难。总之，在他看来，蒙养阶段的教育非常重要，必须抓紧抓好。（二）要求慎择师友

由于幼儿模仿性强，是非辨别能力弱，周围的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因此朱熹也与古代许多教育家一样，强调在幼儿教育中应注意慎择师友。

朱熹认为，对于普通的士大夫家庭，慎择幼儿的教师应自慎择乳母开始。因为乳母与婴幼儿接触的时间较长，对婴幼儿的影响也较大，作为婴幼儿的最初教育者，“乳母之教，所系尤切”。如何选择乳母呢？朱熹提出的条件是：必选求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为子师。这是对乳母的要求，实质上亦是朱熹期望儿童所应具有的品行。

儿童稍长，除须慎择教师外，还应开始注意培养儿童辨别是非、交游益友的能力。朱熹曾在《与长子受之》这封家信中教育儿子所交朋友要有亲疏之分，“益友”应近之，“损友”则应远之。

普通人家的子弟要善择师友，对太子、皇孙来说，师友的选择就更为重要。针对当时皇太子、皇孙师友选择不当的情形，他大胆地指出太子、皇孙左右的官僚之选，罕有称其职者同时劝告统治者，应效仿古之圣王教世子法，选拔端方正直，道术博闻之士为太子师友。（三）强调学“眼前事”

朱熹认为小学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学其事”，学习眼前日用的事。他指出：“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具体而言，它包括“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和“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这样一些内容。朱熹认为儿童学习这类“眼前事”不仅符合儿童认识的发展水平，而且能够为大学“学其理”打下基础，因为“理在其中”，事事物物之中都存有一个理。

为使儿童“眼前之事”的学习有章可循，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小学》与《童蒙须知》两部教材。《小学》系将古代童蒙读物加以选择、扩充，加上古今圣贤名流的嘉言善行汇集成书，全书共分内外两篇，内篇有四：《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有二：《嘉言》、《善行》。《小学》一书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其地位相当于《四书》。《童蒙须知》则是朱熹为儿童制定的学习“眼前事”的具体标准与要求。它依童蒙习学之序，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凡盥面，必以巾悦遮护衣服，卷束两袖，勿令有所湿。凡就劳役，必去上笼衣服，只著短便，爱护勿使损污”。又规定“凡百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等等，虽然比较琐屑，但却也有不少合理成分。

朱熹强调学习“眼前事”，注重道德行为操作的训练，要求儿童的学习由浅入深，自近及远，这不仅符合儿童认识发展与道德形成的规律，易为儿童掌握，而且也有助于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习惯，养成践履笃实的作风。古语说：一室不能扫，何以扫天下？小节不拘，大德怎成？注重“眼前事”的学习，也就是要求从小事、身边事做起，至今这仍是儿童品德教育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四）提倡正面教育

朱熹在教育工作中一贯重视和提倡以正面教育为主，尤其是对儿童教育他更为强调多积极诱导，少消极限制，要求“多说那恭敬处，少说那防禁处”。同时在他编写的《童蒙须知》中，对儿童的日常生活行为规定也主要着眼于进行正面的具体的指导。

根据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朱熹还对教师提出指导、示范和适时启发的要求，并把教师对学生的适时启发比喻为“时雨之化”。

朱熹的儿童教育思想是他多年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直观理解，包含了不少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在古代学前教育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四、王守仁的儿童教育思想

王守仁（1472—1528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明代中叶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曾筑室越城（今绍兴）附近的阳明洞，隐居修道，自号阳明子，学者称阳明先生。弘治十二年（1499年）中进士，后再授刑部、兵部尚书。正德元年（1506年），因得罪宦官刘瑾，谪贵州龙场驿。正德五年（1510年），任吉安府庐陵县知县，次年迁南京刑部主事，后任南京鸿胪寺卿。正德十一年（1516年），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等地。曾参加镇压农民起义，又平定宗室贵族宁王朱宸濠之叛乱。最后官至右副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

王守仁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开始授徒讲学，曾讲学于兴稽山书院和龙泉寺中天阁等处，并从事著述。创“心学”，认为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又以知行合一、致良知为标志，世称“王学”。著有《传习录》、《大学问》、《王文成公全书》（即《阳明全书》）等。（一）顺导性情，鼓舞兴趣

关于儿童教育，王守仁的基本思想是：教育儿童应根据儿童生理、心理特点，从积极方面入手，顺导儿童性情，促其自然发展。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意思是说儿童性情好动，喜欢嬉戏玩耍，而害怕受拘束和禁锢，就像草木刚刚萌芽，顺其自然就会使它长得枝叶茂盛，摧挠它则很快会使它衰败枯萎。因此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注意顺导儿童性情，不宜加以束缚和限制。

王守仁认为，顺导儿童性情进行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激发儿童学习的兴趣，兴趣在提高儿童教育质量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儿童如果对学习兴趣盎然，则学习时必然心情愉快，能生动活泼地学习，这样进步自然不会停止。就像时雨春风滋润草木花卉，没有不生机勃发，自然而然地一天天长大的。反之，如果忽视了儿童兴趣的培养，则会压抑儿童学习的积极性，使儿童的学习很难进步，如同遭遇冰霜的花木，“生意萧索，日就枯槁”。

为此王守仁对当时流行的无视儿童兴趣，摧残儿童天性的传统教育方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其结果不仅使学生厌恶学习，憎恨教师与学校，而且会使学生想尽办法蒙骗老师，品德日趋败坏。他认为这种教育不是教人为善，乃是驱人为恶。可见，王守仁提倡顺导儿童性情，鼓舞儿童兴趣的教育方法，是与传统教育方法根本对立的，在当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二）循序渐进，量力而施

王守仁认为，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注意“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在他看来，任何人的认识水平都有一个由婴儿到成人的发展过程。教育者必须根据儿童这种“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的成长过程，循序渐进地进行教育。

循序渐进的原则应用到教学中，必然要求教育者在确定教育内容时，注意量力而施，符合儿童的认识发展水平，他认为，对儿童不能像对成人一样的要求，儿童良知发展到何等水平，教学就只能进行到什么水平。（三）因材施教，各成其材

王守仁认为，教育者对儿童施教，不仅要考虑儿童认识发展水平的共性特征，而且还要注意个体发展水平的差异，针对每个人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就像良医之治病，对症下药。

王守仁认为，因材施教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育者“各成其材”，他说：“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归于善”。他认为每个儿童都有其长处，教育者如能就其长处加以培养，就可以使他们某一方面的才能得到发展。他举例说：譬如有三人习射，“一能步箭，一能马箭，一能远箭，射得到俱谓之有力，中处，仅可谓之巧；但步不能马，马不能远，各有所长，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处”。这是就才能而言。针对儿童性格方面的不同，他也要求教师应根据儿童各自的特性，采取不同方法，分别予以适当的陶冶，各成其长。

王守仁的因材施教，各成其材的思想，承认了发展个性的必要性，对传统教育抹杀儿童个性的存在，以一个模式培养儿童的教育方法可以说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同时也体现了他思想的进步意义。（四）全面诱导，不执一偏

王守仁认为，对儿童进行教育的内容和途径应当是多方面的。他说：“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为此他对教育者提出了通过习礼、歌诗和读书对儿童进行全面诱导的要求，并对习礼、歌诗和读书的教育意义和作用分别做了说明。

为了能够有条理、有步骤地进行多方面的教育，他还在《社学教条》中拟订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日课表，课程安排，除了读书、习礼、歌诗之外还增加了考德和课仿，内容相当全面，同时在顺序上注意到动静交错，张弛结合，也有一定的科学性。此外，王守仁在教学方法方面也有一些创造，如带有比赛性质的教学方法，对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具有积极意义。

王守仁关于儿童教育的论述，是其整个教育思想的精华，它不仅当时在反对传统教育方面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儿童教育的规律，与近代进步的教育学说多有一致的地方。尤其是他的“自然教育论”的提出比西方最早表达自然教育思想的法国卢梭的名著《爱弥儿》的出版时间（1762年）早了200多年，实属难能可贵。

思考与练习

1.评述贾谊的早期教育思想。

2.评述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

3.朱熹的“学眼前事”教育主张对儿童教育有何借鉴意义？

4.试分析王守仁的儿童自然教育思想。

拓展阅读五十年前王守仁，开门即是闭门人（典故）

王阳明（字守仁）在江西为官时到一个庙里去，他看这个庙非常好，但是有个房间锁着；他问和尚，你这个房间为什么锁？和尚说，过去有个老和尚闭关，涅槃了，死在里头，吩咐锁着不准打开。王阳明一听，有问题啊！他觉得这个庙有怪事，要求打开！那和尚说，绝不能打开，我们两三代的祖师都吩咐过，不能打开这间房。王阳明越听越奇怪，非打开不可，马上给我打开！他威严一发，一下命令，和尚没有办法，打开了。打开一看，一个骷髅打坐在那里，前面桌子上有个条子，写着“五十年前王守仁，开门即是闭门人”。哦，原来他就是我！前身在这里涅槃，预知自己转世再来时，会打开这门。第二部分　中国近现代的学前教育第三讲　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产生

本讲提要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渐转型，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了近代社会的种种变革。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在教育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起开始产生了近代的学校，并逐步发展。20世纪初清政府被动地推行了学校教育制度，即“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是当时清政府正式颁布和实施的一个学制，在这个学制中明确规定了学前教育的地位。从此，学前教育在我国教育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开始摆脱过去基本上由家庭进行的封建传统模式，逐步向由社会专门教育机构组织实施的方向发展。一、近代学前教育产生的背景

有组织的学前教育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纵观世界学前教育的发展，诸如幼儿学校（1816年欧文所办）、幼儿园（1837年福禄培尔所办）等学前教育机构都是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才产生的。我国封建社会历时两千多年，封建教育思想和制度在我国根深蒂固，它在学前教育领域的体现是以封建式的家庭教育为基本形式。19世纪中期以来，帝国主义为掠夺我国资源，在我国领土上办工业，开发矿山，清政府的洋务官僚也兴办工业企业，我国工人阶级队伍开始出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民族资本主义逐渐发展，据统计，1900年完全由民族资本家举办的工矿企业，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已有122家，资本总数为2277万元。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又进一步壮大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一些妇女为生活所迫，开始走出家门、走进工厂、走向社会。这样，就使近代学前教育的产生有了客观的需要。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震惊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声浪遍及全国。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士纷纷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企图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西方的教育制度便成了他们重要的学习对象，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效法西洋、倡办西学很快地成为风行一时的潮流。当时，维新运动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在学习、介绍西方教育制度时，都曾注意到了学前教育的问题。如康有为在其所著《大同书》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倡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其中就包括了学前教育阶段。梁启超在《教育政策私议》中介绍日本学制时，也提倡设立两年制的幼稚园，招收5岁以下的幼童。先进思想家们的积极宣传，为近代学前教育的产生做了舆论和思想准备，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发展学前教育的愿望还不可能实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民族危机更为严重，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被迫进行改革。“新政”在教育方面的主要内容，就是废八股、停科举、兴学校、厘定教育宗旨。为此，1902年张百熙奉命草拟了《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但此学制虽经颁布，并未实施。1904年初又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合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中确定了更为详备的近代学制系统，其中包括了蒙养院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近代学前教育才开始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二、蒙养院制度的产生和实施（一）第一个学前教育法规的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颁布实施。学制将整个教育过程划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蒙养院、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三级；第二段为中等教育，只有中学堂一级（5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分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年至4年）和通儒院（5年）三级。

在《奏定学堂章程》中，为学前教育专门制定了《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这是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第一个法规。它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的学前教育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按照这个法规的规定，蒙养院成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明确指出“蒙养通乎圣功，实为国民教育之第一基址。”同时规定设蒙养院作为学前教育的专门机构。有关蒙养院制度的主要内容如下。

1.蒙养院的对象《蒙养院章程》规定：“蒙养院专为保育教导3岁以上至7岁之儿童，每日不得过4点钟。”

2.蒙养院的设置

蒙养院并不单独开设，而是附设在育婴堂和敬节堂内。《蒙养院章程》规定：“凡各省府厅州县以及极大市镇，现在均有育婴堂及敬节堂，兹即于育婴敬节二堂内设蒙养院。”

育婴堂始建于宋代，属于慈善恤孤性质的慈幼机构，以收养被遗弃的小孩。清末，育婴堂在各地普遍兴建起来。这种机构虽然收的都是幼儿，但主要目的在于救济养育孤苦无依的儿童，师资是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节妇。严格说来，育婴堂并不是教育机构。《蒙养院章程》规定，利用育婴堂，开辟蒙养院，于堂内划出一院为蒙养院。

敬节堂本为收养寡妇之所，因为她们能守节，受封建社会“敬慕”，故为之设院。《蒙养院章程》规定堂内划出一院为蒙养院。

3.蒙养院保姆的来源与培训

蒙养院的老师称“保姆”，保姆由乳媪、节妇训练而成。近代学前教育的保教人员，应该出自幼儿师范学校。但清末蒙养院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下出现的畸形儿，《癸卯学制》尚没有女子受教育的地位，认为如果设立女学，则流弊甚多，这是断断不相宜的，因而没有设置幼儿师范学校，形成有幼儿教育，但无幼教师资培养的局面。保姆只得由育婴堂的乳媪（为人哺乳育儿之妇）和敬节院的节妇充任，也可适当招堂外妇人。

训练保姆的方法，是在育婴堂或敬节堂中，选择一识字的妇女当教员，如堂内无识字的，可以请一识字老妇人入堂任教。（二）蒙养院制度的实施

随着第一个近代学制的颁布推行，幼教师资培训机构和中国学前教育机构开始出现。

1.女子师范中保姆的培训

学前教育机构的创立，应该是以有幼教师资为前提的。清朝末年幼教师资的培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首先是教育领域打破“女禁”。

中国第一代幼儿师资，是敬节堂的节妇和育婴堂的乳媪。蒙养院制度，实为从东洋运进来的舶来品，不但没有师资的准备，而且因为不允设女学，师资无法培养，便请来了节妇、乳媪这样的保姆。

中国教育上的“女禁”最初是在洋人的大炮下轰开的。1844年英国女子促进会会员，传教士爱尔德赛（Aldersay）在宁波创办女塾。这是中国土地上第一个女子学堂，它是新生事物，但却带有殖民地性质。

1898年5月31日，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发起创办经正女学，设于上海城南。延请中文教习2人，西文教习1人。招收8—15岁女学生20余人。10月末，经正女学又在城内增设分塾一所，延请中西教习各1人。次年初，学生增至70余人。学校课程分中文、西文两种，中文课如《女孝经》、《女四书》、《幼学须知句解》、《内则衍义》、唐诗、古文等；问日讲习女红、图画、医学；西文课于读书写字之暇，兼习体操、针补、琴学等。因戊戌变法失败，这所女子学校于1900年停办。

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推翻帝制，培养革命人才，也办了一批女子学堂，以实践其男女平权的主张。最有名的是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女学。该校1902年开办于上海。

继爱国女学以后，还出现了其他女子学校。1904年，贵州同盟会在贵阳办光懿女子小学，同年，李钟珏在上海创办女子中西医学校，1905年汤剑娥在上海办女子体操学校。同年，南京旅宁第一女子学堂开学。1906年，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开学。同年，苏州办振华女学，第二年添设简易师范科。这些女学，虽然皆为初创，但女子负笈就学，已成为现实。1905年，湖南派遣女学生20名赴日本，在实践女校学速成师范科，于1906年7月毕业。女子不但走出家门就学，而且走出了国门留学。

打破“女禁”已是大势所趋，1904年慈禧太后批准在中南海内创设女学，学习东西文，并于1906年2月21日，面谕学部，振兴女学。

1907年3月，清政府正式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国女子教育由此正式取得合法地位。《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规定：“女子师范学堂，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教授女师范生，须副女子小学堂、教科蒙养院保育科之旨趣，使适合将来充当教习保姆之用”。

其后，女子师范学堂在各地开始建立。据张宗麟在《中国幼稚教育略史》一文所述，至宣统末年（1911年），全国女学生的数目已经有二三十万。其中也有学幼稚教育的女子。如1907年，吴朱哲女士在上海公立幼稚舍创办保姆讲习所。上海公立幼稚舍，是上海务本女塾于1904年所办。当时务本女塾经理吴馨派吴朱哲女士去日本保姆养成所学习，1907年回国，开办了这所中国第一个私立保姆传习所。规定学习科目有保育法、儿童心理学、教育学、修身学、谈话、乐歌、图画、手工、文法、习字法、理化、博物等。有学生36人。与上海公立幼稚舍创办保姆讲习所同时，北京京师第一蒙养院设立了保姆讲习班，广州也设立了保姆养成所。

2.蒙养院的设立

清末蒙养院可分官办和私办两种。（1）官办蒙养院。

中国最早创办的公立幼儿教育机构，是1903年在武昌创立的幼稚园。当时正值两湖总督张之洞在湖北执掌政务期间。在他的推动下，兴起了倡办新式学校的热潮，先后创办部分军事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等新式学堂。1903年秋，湖北巡抚端方在武昌创办了幼稚园，1904年1月改名为武昌蒙养院，也叫武昌模范小学蒙养院。为了促进幼稚园的发展，在张之洞主持下，附设了女子学堂，招收15—35岁女子，专门学习幼儿师范课程。这是中国幼儿师范教育的萌芽，但不久就停办。湖北幼稚园教员主要由日本人担任。当时聘请了户野美知惠等3名日本保姆。户野美知惠毕业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是日本来华最早的幼教工作者，任湖北幼稚园园长。1904年她拟订了《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按此章程规定，幼稚园“重养不重学”，设园宗旨有三：“（一）保育身体之健旺，体育发达基此；（二）培养天赋之美材，智育发达基此；（三）惯善良之言行，德育发达基此。”保育幼儿包括发展身体，开发智识，培养行为习惯3个方面。就课程来讲，开设行仪、训话、幼稚园语、日语、手技、唱歌、游嬉7项。所学年限招收5至6岁的一年毕业，4岁以下的二年毕业。毕业后升入武昌模范小学。该园为官办，入园幼儿所用服装、图书、保育物品，均属官备，饭费由家庭负担。每日保育时间，以3点钟为度。

同年，北京的京师第一蒙养院也宣告成立，院长是日本保姆师范毕业的，师资、教材也仰给于日本。

不久，湖南蒙养院于1905年（光绪31年）成立，由巡抚端方创办，为官立。聘请日本人春山、佐腾为保姆，招收3岁以上至学龄（6、7岁）的儿童。课程由一位日本保姆制定，注意从德、智、体、美诸方面进行保教活动。课程有谈话、行仪、读方、数方、手技、乐歌、游戏7项，谈话与行仪2项，主要是奠定德育之基。谈话，主要是向儿童传授为人之道，具体的如从二十四孝故事中，摘选幼儿可以接受的部分。行仪，指从日常生活实践中训练一些行为规范。属于知识教育的有读方、数方、手技等课。读方，即识字课。数方，是借用指数器教孩子用各种方法数数。手技一项，采用德国学前教育家福禄培尔创造的“恩物”，包括积木、板排、箸排、镊排、豆细工、纸织、纸折、纸剪、纸刺、缝取、画方等。儿童借用这些“恩物”，可自行组成各种形状的小物件，如积木，是用方长钝锐角形不同的木块（仿佛中国的七巧板）任意组合，来培养儿童心智，初步的几何学寓在其中。此外，有乐歌伴以舞蹈，即培养美感，又涵养性情。配合体操，强健四肢。游戏一项，或在课堂，或在室外，以活泼儿童生趣，调和性情。体育的基础在此。由此看，湖南蒙养院保教内容已超出了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2）私立蒙养院。“癸卯学制”颁布以后，也曾出现过一些私人办的蒙养院。如天津严氏蒙养院。严氏蒙养院，是清末翰林院编修、学部侍郎严修所设。1902年，严修在自己的家中开设严氏女塾，1905年创办严氏女子小学，并设蒙养院和保姆讲习所。蒙养院和保姆讲习所基本采用日本的经验，聘任日本教师，吸收采用日本教材，甚至设备也是由日本购买的。严氏蒙养院保教情况与湖北、湖南官办蒙养院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清末影响比较大的学前教育机构，还有京师第一蒙养院（1903年）、上海公立幼稚舍（1904年）、上海爱国女学1907年附设的蒙养院等。它们星星点点设在几个大城市，发展缓慢。据袁希涛所写50年来《中国之初等教育》记载，至1907年，入蒙养院的幼儿生有2613人，1908年有2610人，1909年有2664人。

除中国人自己办的蒙养院以外，清末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还在中国开办了不少幼儿教育机构，他们并不执行癸卯学制中关于蒙养院的规定办法，由教会办理。

当时的中国幼儿教育，按蒙养院的要求，保育教导儿童，除要“留意儿童之性情及行止仪容，使趋端正”外，还要“发育其身体，渐启其心知”，同时根据儿童身心发展，不使疲劳过度，要“体察幼儿身体气力之所能为，心力知觉之所能及”。蒙养院的保教内容，有游戏、歌谣、谈话、手技4项。游戏分随意游戏，即儿童各自运动；同人游戏，即众多儿童一起运动。歌谣指教幼儿浅易小诗，使他们心情和悦，涵养德性。谈话即选幼儿易了解、有兴味的事讲给他们听，也可与儿童对话，训练他们讲话能力。手技是教儿童用纸、木片、竹签、黏土做各种形状的物件或播种草木花卉，以引导幼儿手眼用于有用之处，以开发其心智和涵养身心。按这些内容，保教幼儿的时间，每日不得超过4个小时。

清末的蒙养院，是幼儿家庭教育向社会教育转化的形式，虽然有了蒙养院的建制，但幼儿教育仍主要在家庭中进行，采取的是“蒙养家教合一”的方针。章程规定：“蒙养家教合一之宗旨，在于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蒙养院的形式，不过是学前教育从家庭教育向社会教育的一种过渡。蒙养院是辅助家庭教育的组织。训练保姆的教材，也要每家散给一本，以供教育孩子使用。家庭也可以雇保姆教养子女。保姆成绩合格，发给保姆教习凭单，听其自营生意，也可受聘于家庭成为家庭保姆。蒙养院，从内容看，保留了浓厚的封建色彩；从形式上看，它是在新学制实施过程中，接受了西方幼儿教育机构的样式开设的。但中国学前教育史终究是前进了一步，幼儿除在家庭受教育以外，产生了社会教育机构，并从制度确定下来。

从清末蒙养院制度的确立和实施不难看出：

第一，学前教育完全由家庭负担的历史结束了，在通向学前教育社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第二，学前社会教育机构在中国产生，既反映了近代大生产的发展，要求学前教育与之适应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它是一种自上而下被动出现的特点，是随着中国的近代学制出现而勉强确定的。这不同于西方很多国家。

第三，蒙养院办院的纲领，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总原则。它既不肯放弃传统儿童教育的核心——封建伦理道德的灌输和行为习惯的训练，又具有了近代社会幼儿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第四，严重抄袭日本。清末蒙养院制度基本上照搬了日本明治三十二年（1900年）《幼稚园保育设备规程》，在实施中，教员从日方聘任，课程、玩具、教法也多参照日本。所以说中国的蒙养院，采用的是日本的一套体制，显示出极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特点。三、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学前教育活动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传教、办学等特权，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先后在中国设立了许多教会学校，这其中主要包括学前教育机构和幼教师资培训机构。这也是旧中国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创办幼稚园

19世纪80年代，外国教会在中国沿海福州、宁波开始办幼儿教育机构，以后教会办的幼稚园逐渐增多。根据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所著《五大洲女塾通考》第十集记载：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外国教会在中国设立的幼教机构“有小孩察物学堂6所，学生194人（男女各半）”，小孩察物学堂即幼稚园。以后，在福州、宁波、上海、北平等地都有外国人办的幼稚园出现。民国初期以后，更有发展。1913年，基督教全国会议议案中又规定，各地教堂都要附设幼稚园。教会幼稚园数目大增。根据1921—1922年中华基督教教育调查团的报告，基督教教会学校在“五四”运动前夕共开设幼稚园139所。据调查，1924年全国有幼稚园190所，其中教会办的156所，占全国总数的80%。张雪门1928年参观了30所幼稚园，其中就有洋教士办的12所，日本式的幼稚园5所，由中国人办的普通式幼稚园只有13所。可见，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幼稚园远远超过了中国人自办的数目。这些幼稚园还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人自办的幼稚园施加影响，造成幼稚教育的“洋化”。

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办教育，其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要培养治华代理人和实施中国基督教化。学前教育的宗旨，自然也离不开这个总目标，尤其重视对幼儿心灵的熏陶，使其接受基督精神，为培养殖民地国民打下根基。欧美国家在中国设立幼稚园，均通过教会来组织，这些幼稚园内宗教色彩浓厚，使儿童从小忠于基督，成人以后便可以服服帖帖地受洋人摆布。牧师梅因就曾颇有把握地讲，如果给他机会训练儿童，一直到7岁，便可以保证使儿童以后对教会一直保持忠诚。

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学前教育机构，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日本式的，一种是宗教式的。日本式的幼稚园兴办于清末民初。清末“癸卯学制”和民国初年“壬子癸丑学制”，主要借鉴于日本。这种日本式的幼稚园很像小学校，也可叫做小学式的幼稚园。教学内容有游戏、谈话、手工、唱歌、识字、算术、图画、排板、检查身体、习字、积木等。把这些都视为功课，像小学校一样，明明白白地把各科规定在逐日的功课表里，不许混杂。保姆就像小学里的教员，高高地坐在讲台上，孩子一排一排整齐地坐在下面，不许乱说乱动。可见，这种教育学龄前儿童的办法，忽视了儿童自身的心理特征。这种幼稚园对我国清末民初的幼儿教育影响很大。由于中国传统礼教的影响，如此呆板的教育形式，很容易被人们接受，蒙养院及蒙养园时期的教育主要仿效这种形式。

另一种是欧美国家在中国办的学前教育机构。它本先于日本在华办的幼稚园，但兴盛时期在日本之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主流教育思想主要受欧美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影响，日本的学前教育影响逐渐减弱。这种学前教育，都由教会掌管，所以也被称为教会式的幼稚园。这些幼稚园一般都有美丽的教室，小巧的桌椅，精致的玩具，孩子在幼稚园的活动要较日本人办的幼稚园自由得多，课程排得也不那么死板。在安排自由活动以后，工作以前，孩子们要闭一会儿眼睛，唱一支祷告的诗曲。早晨相见，放学话别，都要唱出“上帝祝福”诗一样的调子。教会办的幼稚园，保姆都是教徒。他们教孩子的目的是培养新教徒。因此，这种幼稚园，虽然有好的设备，也很难受社会欢迎。由于设备过于奢靡，一般家境的孩子也无法进入。

宗教办的幼稚园活动内容比较丰富。以上海崇德女子中学附属幼稚园为例，这是由美国传教士黎曼顾硕士开办的，建于1920年。根据《大上海教育》杂志第一卷第二期刊载，这所幼稚园作业的情况是这样的：

作业：上午9:00—11:30，下午1:30—3:00

上午：8:30—9:00　入园

9:00—9:10　朝会（清洁检查）

9:10—9:40　作业活动（包括恩物、美术、工艺）

9:40—9:50　批评已成工作

9:50—10:00　解溲

10:00—10:30　户外游戏

10:30—10:45　静息

10:45—11:10　音乐（律动、节奏在内）

11:10—11:20　故事（儿歌、故事表演在内）

11:20—11:30　游戏

下午：1:15—1:30　入园

1:30—1:45　睡觉

1:45—2:10　识字游戏

2:10—2:30　户外游戏

2:30—2:40　点心

2:40—2:50　日记

2:50—3:00　游戏

3:00—3:30　散学

宗教式的幼稚园，实行洋化教育，用外国式的设备，玩外国玩具，唱外国歌曲，孩子不过中国传统节日却过外国的圣诞节，甚至吃点心也要外国货。如此培养，无疑是训练基督教徒。（二）培植师资，兴办幼稚师范

中国人出国接受幼教专业训练的国家，首先是日本。日本从1872年颁布学制后，便开办了女子学校。中国女学生赴日最早在1901年。到1902年，已有留日女学生十余名。最初就学的学校有日本实践女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师范科科目有：教育、心理、理科、历史、算术、体操、唱歌、日语、汉文。工艺科科目有：教育、理科、算术、体操、唱歌、日语、汉文、刺绣、编物、图画等。这所学校，虽分此两科，但均有幼稚园保姆的训练。

1905年，湖南省派20名女生到日本学速成师范科。1907年奉天（今辽宁省）女子师范学堂派21名学生到日本学习，就读于日本实践女学校师范科。江西也派出10名官费女学生赴日留学。到1907年，仅日本东京一地，便有中国女留学生近百名。中国女学生在国外，求学心切，气度不凡，当时日本人曾评价她们说：“此等留学生，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对日本人亦不畏惧，彬彬有礼，为日本妇女所不及。”她们回国后，不少从业于幼儿教育。如1904年上海务本女塾经理吴馨派吴朱哲女士到日本保姆养成所学习。1907年吴女士回国，在上海公立幼稚舍开办了保姆传习所，学生36人，学习内容和管理办法全是日本式的，课程除一般文化课外，有保育法、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等。

除日本以外，欧美国家也积极争取中国留学生。清末，中国留日学生中，革命党人（像邹容、陈天华、秋瑾等）十分活跃，成为反清的一股强大洪流。清朝政府与日本政府结合，由日本文部省于1905年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1906年由清政府颁布留学规则，对赴日留学生严加控制。与此同时，欧美便加紧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活动。1907年出洋考察的清朝大臣端方访美，美国耶鲁大学、康乃尔大学及卫理斯尼（女子）学院，便与端方协商，每年可派免费留学生赴美。1908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派遣留美学生费用。以后其他各国，也仿照美国的办法。中国留学生去西方的逐渐多了起来。中国学前教育，也从仿习日本逐渐向学习欧美转变，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发展。如教育家陶行知，回国后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并在实践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乡村教育、民主教育等方面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著名的儿童教育专家陈鹤琴早年也曾留学美国，他批判地吸收西方教育理论，在探索中国化、科学化的幼儿教育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帝国主义除了为中国培训师资之外，还在华设立幼稚师范学校或女学。1844年，美国女子教育协进会会员、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塾。这是近代外国人在华设立的最早的教会女学，也是中国最初出现的女子学堂。以后各国在中国办的女学逐渐增多。这些女学，很多都兼负培养幼稚园保教人员的任务。

1892年，美国监理公会女传教士海淑德，在上海创办幼稚园师资培训班，每周六下午上课，收学生20名。这是为教会幼稚园培训师资服务的。

中国新学制产生后，英、美教会鉴于当时在中国培养师资的重要性，在各地开设师范学校，部分附设幼稚师范科，如苏州景海女学幼稚师范科（1916年）、厦门怀德幼稚师范学校（1901年为幼稚师范班，1912年正式取校名为怀德幼稚师范学校）、浙江杭州私立弘道女学幼师科（1916年）、北京协和女书院幼稚师范科（1905年）、北京燕京大学幼稚师范专修科。1913年基督教会全国大会议案提出，教会要设立幼稚园，同时也要设立养成幼稚人才的学校，还要收教外学生，以供官立幼稚园用。

这些幼稚师范学校都为教会所办，重视宗教教育与英文教学，有较为完备的教学设备。如景海幼稚师范课程，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适应外国在华办教育的需要，英文占的学分最多，一年级各科总学分为54，英语占20，二年级全年各科总学分为53，英语占10，三年级各科总学分为59，英语占10，在校学习3年，外语几乎占去了总课时的1/4。同时开设宗教学、圣道教法这些课程，直接为资本主义国家传布基督精神，培养顺民服务。第二类是文化课，如国文、体育、生理及卫生、生物学、音乐等。第三类是专业课，如心理学、学校管理法、实习、幼稚教法、启智用具教法等。教会办的这种幼稚师范，一般规模比较小，毕业生人数不多。如杭州弘道女学幼稚师范科历届毕业生人数，少的年份（如1918、1920年）只有1名，多的年份（1931、1933、1935年）也不过10名。从1917—1942年，共有19届毕业生，总计不过108人。（三）任教于中国幼稚园，翻译教材，出版幼儿读物

外国教习在中国官办、私办的学前教育机构中任职，自清末蒙养院诞生起就很盛行，最初多为日本教习。请外国教员（包括日本的和西方的）在中国幼稚园中任教的办法，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前，几乎官办、私办的蒙养院都有日本教习任教，此外还有女学、女子师范学堂，也都要请日本人当教员。这些学校中主要文化课和专业课都由日本教习任教。

学前教育所用书籍，包括幼稚园读本、幼稚师范生教材等也多由外国进口。对此，东、西洋也是十分积极地向中国施加影响，他们很重视利用教材影响中国，认为为中国编辑教科书是传播西方“文明”的极好形式。传教士默多奚说：“把你们所要加于这个国家生命之中的东西，放在学校里，就可以达到目的”、“达到这目的之最有效的办法是把它放进学校教科书里去”。到1937年，翻译的日本书籍中，教育一类的书就有140余种。西洋的教育书籍就更多。

东西方国家还编译和出版了不少儿童图书和期刊，如《儿童故事》、《儿童乐园》、《童男须知》、《童女须知》等，更加广泛深入地影响中国儿童。（四）兴办各种“慈幼机构”

在设立幼稚园和幼稚师范的同时，帝国主义还以兴办“慈善”事业为名，到处设立孤儿院、慈幼院、育婴堂之类慈幼机构。早在19世纪40年代，教会就在湖南衡阳开办了一所慈幼院，此后其他地方的教会也陆续举办了一些这类“慈善”机构。在这些“慈善”机构中，儿童们长年被关在高楼深院里，与世隔绝，生死大权完全掌握在“慈善家”手里，由于饥饿、疾病、体罚不知夺去了多少无辜的中国小生命。据调查，武昌花园山育婴堂、南京圣心儿童院以及广西、西安、芜湖等地的类似机构中儿童的死亡率，少则占60%，多者竟达99%。有的孤儿院还设有剥削和压榨童工的工厂。帝国主义除从肉体上摧残儿童外，还从精神上腐蚀、毒害中国儿童，使之感恩戴德，长大了死心塌地为之传教服务。

帝国主义的卑劣行径，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许多爱国有识之士严正指出育婴堂是杀婴堂，并愤然抗议。如1868年，外国传教士在扬州设立的育婴堂，有不少婴儿因受虐待致死，引起群众极大的愤慨。当时，参加扬州府考的文武生员曾发布揭帖，揭露传教士的罪行，群众也纷纷参加，最后大约有1万人结合起来，捣毁教堂救出婴儿。1870年的天津教案中，群众也愤怒地焚毁了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馆。但是，由于当时和以后的反动政府甘心投靠帝国主义，卖国为奴，致使这种摧残毒害婴幼儿的罪恶行径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最终结束。（五）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办学，从幼稚园至留学教育，从普通教育到师范教育、技术教育、盲聋哑教育等，形成独立的教会学校网。外国在华办的文化教育事业，不受中国政府管辖，不必在中国政府立案，尤其是一些传教士，利用他们办学的合法机构，从事危害中国人民利益的侵略活动和宗教宣传。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并不断地受到中国人民的抵制，蔡元培1917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李大钊也著文论述宗教问题，更有恽代英撰文《打倒教会教育》，反对外国利用宗教办学，破坏中国教育主权，压制学生。1923年爆发了非基督教运动，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吴虞、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在北平发起组织全国“非基督教大同盟”。蔡元培在非宗教同盟第一次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大学不必设神学科；各学校均不得有宗教教义课程，不得举行祈祷式，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

1924年，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首先由广州开始，成立“广州学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当时有影响的全国性教育团体，如中华教育改进社、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等都开会、撰文支持和参加收回教育权的斗争。中华教育改进社要求政府制定注册条例，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学校内不得传播宗教案》、《取缔外国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案》。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达到高潮。许多教会学校学生退学、教员辞职，不少教会学校关闭或改组，数量上大大下降。

在运动的推动下，当时的北洋政府于1925年12月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共6条：“（一）外人捐资设立各学校，遵照教育部所颁布之各等学校法令规程办理者，须依照教育部所颁关于请求认可之各项规则向教育官厅请求认可；（二）学校名称上冠以私立字样；（三）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如校长原系外国人者，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长，即为请求认可时之代表人；（四）学校设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名额之半数；（五）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六）学校课程必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

收回教育权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强夺中国教育主权斗争的成果。此后，凡外国在中国办的幼稚园、幼稚师范学校或幼师培训班，都要向中国政府注册，课程也要大致符合中国教育部所颁发的课程标准的要求。如景海女学幼师科，1927年以后，在中国立案并开始聘中国人为校长，第一任中国校长是江贵云，任校长职务一直到1951年。杭州弘道女学师范科，冠以“私立”二字，全称为“浙江杭州私立弘道女学师范科”，1927年首次由中国人倪雪梅为校长。课程设置与中国教育部的规定也比较接近。如美国传教士费启鸿夫人在上海创办的修德幼稚园，1934年课程设置有：训育、谈话（故事、谜语）、工作、美术、游戏、音乐、识字、计数、卫生、社会、自然、餐点等，与教育部颁发的幼稚园课程相差不多。

20世纪20年代收回教育权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也有不少流于形式，真正收回教育主权只能在收回政治、经济、军事权之后。四、康有为的学前公育思想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清末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后为保皇派首领。（一）生平与教育活动

康有为出身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家族里，早年接受了严格的家学熏陶。17岁时开始接触西学，曾读《瀛环志略》及从日本传入的《地球图》诸书。1879年末，初游香港，进一步确立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1888年，鉴于在中法战争中清政府的无能，他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清政府图强变法，因遭顽固派阻挠，未能上达。这使他认识到：深刻的社会变革必有思想文化运动为其先导。为此，他把从事教育工作当作进行政治维新运动的重要手段。

1890年春，康有为在广州讲学，陈千秋、梁启超先后及门。次年，万木草堂正式于广州长兴里开学，“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1895年，康有为偕梁启超再次进京会试，时值《马关条约》即将签订，康、梁联络在京举子1300余人，联名上书光绪，请求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正式宣布实行维新变法。不久，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瀛台，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康有为也乘英舰仓皇逃至香港，后抵日本。他在流亡期间，曾对欧洲的法、意等11国进行游历考察，希望能从中寻求解救中国的良药。辛亥革命胜利后，康有为结束流亡生活返回祖国，但此时他已堕落为保皇派并参与了张勋复辟帝制的活动。1926年，他曾在上海创办天游学院，自任院长兼主讲，让学生学习中外古今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等方面课程。次年3月31日，康有为猝然病逝于青岛。康有为

康有为一生写下了许多在当时和以后都极有影响的著作。他在“万木草堂”讲学期间所完成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他在《大同书》里，则设计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该书计30卷，共20万字，分为《人世界观众苦》、《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家界为天民》等10个部分。康有为认为如果能实现他在书中指出的各项主张，就可以建立一个既没有阶级，也没有压迫，财产公有，男女平等，天下太平，世界极乐的理想社会。在康有为设计的理想社会中，对儿童从出生前到出生后一律实行公养公育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他是我国儿童公育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二）论儿童公养公育

康有为早在1884年写的《礼运注》中，就提出了“人人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的儿童公育思想。以后，在《大同书》中，他又在《去家界为天民》这一部分更充分地阐发了他的上述思想。首先，他用较大篇幅揭露了封建社会中“家”的种种罪恶和黑暗，认为一家人之间意见不合而强制地生活在一起，不符合平等自由的原则。同时他指出“有家必有私”，并列举“有家之害大碍于太平”的13条罪状，认为有家则人性不能善，人体不能健，人格不能齐，还会产生私狭、奸诈、贪盗等恶行，阻碍社会福利的扩大，影响教育正常地进行。更无从使私产变公产，对世界之人，尤其是贫苦之人实行公养。所以他主张“去家界为天民”，即消灭家庭，解除封建伦常对人们的束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得到自由平等，人人成为大同世界的公民，实现天下为公、太平大同、世界极乐。

至于消灭家庭的方法，他指出应由公立政府办理婚姻、生育、教养、医病、老死诸事。就儿童的教育而言，他认为应当使父母对子女“无鞠养顾复之劬，无教养靡费之事”，完全由公立政府“公养人而公教之”。可见，康有为主张对儿童实行公育，是从实现大同世界必须消灭家庭这一出发点的。尽管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但他反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及主张铲除封建社会最害人的宗法家族制度，毕竟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性。

康有为设计的儿童公育体系，包括儿童在出生前从母亲怀孕时起，在人本院接受胎教，从出生至断奶后入育婴院、慈幼院接受公育，满6岁后进入小学接受公教，直至中学和大学。（三）论胎教

康有为首先论述胎教的重要性。指出“生人之本，皆在胚胎，人道之始，万化之原也”，必须“教之于未成形质之前”，才能“正生人之本，厚人道之原”，从而使人能成为“至善”之人。因此，胎教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人一生教育的成效。他说：“胎教既误，施教无从。”同时，康有为不但将胎教视为教育最基本的一环，还肯定了胎教是“人种改良之计”，这种优生学观点是很有远见的。

其次，为了实施胎教，康有为对专为孕妇设立的人本院的环境、建筑、设备、医疗、卫生、保健、教育、服务等方面提出了40多条要求。他十分强调外感影响的作用，认为人脑“一有所感于外物，终生受之而不忘，迂事逢时，萌芽发扬”。同时他指出“胎孕多感地气”，把一个人的面相、性格、肤色以至人口出生的多寡都归之于受不同地区、不等地势以及不同气候的外界影响而产生的结果。他认为山谷崎岖深阻之地，生人多瘿瘤突额，性情褊狭，热带黑人不仅其貌不扬：黑面银牙、尖腮斜面、脑后颐前，且皮肤黑黄，汗出太多聪明亦减。因此他主张胎教之地一定要选择温冷带间，平原广野，水泉环绕之地。当时，康有为能够注意到环境对胎教的影响，应当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过分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并有种族歧视之意，这是不可取的。

为了保证胎教的正确实施，康有为还要求孕妇入院后，一切衣食住行都应由医生安排、照顾，有专门的女傅为其讲课，使孕妇学习“人类公理”、“育儿之法”等知识，还要为孕妇选取所看之画、所读之书，注意交往的人，使乐音不绝于耳。总之，一切以能使胎儿得到良好的生长发育为前提。

此外，康有为还认为人本院应给孕妇极大的尊重，他指出：“妇女以生人为大任，故公立政府尊崇之、敬养之”，认为“孕妇代天生人，为公产人，盖众人之母也”，且孕妇有生子之苦，故“公众宜为天尊之、为公敬之”。他提出孕妇每生一胎，政府都应奖给“宝星”以使人把为天生子、为公尽职视为神圣光荣的事。

康有为的胎教思想既来源于我国古代及民间的传统，又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因此，他的胎教思想尽管也有不足之处，但与古代的胎教思想相比，又无疑是前进了一步，增加了一定的科学成分。（四）论婴幼儿教养

凡婴儿出生后，满6个月即断奶，产母离开人本院，婴儿则被送到育婴院养育。满3岁后，移入慈幼院或怀幼院教育，如不设慈幼院，则仍在育婴院受教育，直到6岁入学为止。这样就免去了母亲生育孩子后怀抱与抚育孩子的责任，一律由公立政府另请专人负养育之责。康有为非常重视婴幼儿阶段的教育，并提出了17条措施，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对工作人员的任用提出了具体要求，拟订了分工和奖惩制度。如选择德性慈祥、身体强健、资禀敏慧的女子作“女保”。规定2岁以下的幼儿每位女保专抚1人，2岁以上的幼儿则可以每位女保看护2—3人。由于女保负有代母之任，有大公德于公众，应以殊荣异礼对待她们。女保以2年满任，在其满任后可视其表现赠以仁人慈保宝星，宝星愈多则愈光荣。

其次，对院址的选定和院舍的布置做了规定。他特别强调院址“不得在山谷狭隘倾压、粗石荦确、水土旱湿之地”，更不能靠近市场、戏院、坟地、作厂、车场等哗嚣和污秽之处；同时要求院内应楼居少而草地多，爽垲而通风，多植花木，多蓄鱼鸟。

再次，对教育目标、内容也作了明确的规定。他把“养儿体、乐儿魂，教儿知识”作为教育目标。教育的内容有语言、歌谣、常识、手工等，特别重视手工制作对日后谋生或从事管理工作的作用。

此外，他还非常重视婴幼儿的保健工作，规定早晚由医生巡视两遍，穿衣饮食、游戏都要适度。小儿有病，则每日诊视3次，重者则特殊护理。

综上所述，康有为在我国学前教育史上，首次提出了一整套儿童公育思想，设想了从胎教到幼教的完整的学前公共教育体系。他的理想虽然是永远实现不了的空想，却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某些合理因素，对我国近代儿童公育思想的发展以及学前教育机构的产生都起了促进作用和奠基作用。

思考与练习

1.中国学前社会教育机构产生的背景是什么？

2.蒙养院制度怎样随着癸卯学制的产生而实施？

3.蒙养院的保教内容是什么？

4.试分析蒙养院制度的特点。

5.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进行了哪些学前教育活动？

6.简述康有为的学前教育思想。

拓展阅读中华第一园

今日，全国幼儿园课程建设与管理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开幕，全国幼教领域的各路专家云集厦门。在采访厦门幼教事业发展的历史时，记者无意中获悉，中国第一所幼儿园就诞生在鼓浪屿，距今已有108年的历史，被称为“中华第一园”，也是中国幼教事业发展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缩影。

10日，记者踏上鼓浪屿寻访，穿过历史风貌建筑林立的泉州路，拐到永春路83号，年代久远的厦门市日光幼儿园就坐落在这里，老旧的校园正在重修中。园长杨清美说，幼儿园虽然重修过好几次，但园址从未动迁过，大门石阶、围墙和红砖楼仍保留着原来的英式建筑风格。

牧师夫人是创办者

据史料记载，鸦片战争后，鼓浪屿被划为“万国租界”，外国人接踵而来，在这里传教、办医院、办学校。英国基督教长老公会牧师韦玉振到鼓浪屿传教时，他的夫人韦爱莉随同前来，于1898年2月在鼓浪屿鼓新路35号牧师楼创办家庭式幼稚班——“怜儿班”，同年改为幼稚园，招收的幼儿大部分为4岁至6岁的基督徒子女。

1909年，幼稚园迁往安海路4号，改为蒙学堂。英国基督教长老公会又筹集资金，在鼓浪屿内厝沃西路（现永春路83号）建园舍，1911年落成后命名为怀德幼稚园，这就是日光幼儿园的前身。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百年老园经历了风风雨雨，直到1950年，怀德幼稚园由人民政府接办，1957年改名为厦门日光幼儿园，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课程设置丰富多样“因为怀德幼稚园的资金由教会负责，教师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传教自然是幼儿园的中心任务。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幼稚园的宗教功能很快就减退了，保教功能逐渐占据优势。”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老先生说。他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传教士把当时先进的幼教理论引入中国和厦门，客观上也推动了厦门幼教事业的发展。

在传教士时代，采用的是西方流行的福禄培尔和蒙台梭利的教育方法。杨园长说，这些教育思想主张以儿童为本位，强调教育中自由及活动的重要性，至今仍有影响力。

一张张老照片定格了穿着长袍的孩子们学刺绣、做操、学语言时的画面。幼稚园的课程以读经为主，也设置了数学、自然科学、绘画、手工、唱歌等课程，学具主要从英国运入，大型户外玩具均为木制。遗憾的是，这些学具都没有保留下来，不过，从老照片中还能找到孩子们和木制户外玩具的合影。

虽然采用的是英国教材，但由于大部分教员都是中国人，教的又大多是中国孩子，一些本土教材应运而生，传教士将闽南童谣配上《闽南圣诗》中的曲子教给幼儿，世界书局出版的《幼稚读本》也成为教学内容。当年的教材代代相传，至今还有一本保留在幼儿园资料室中，内容非常通俗易懂。

林巧稚等人在这里启蒙

洪卜仁说，创办之初，幼稚园是为了照顾在鼓浪屿的外国人子弟的。由于深受欢迎，幼稚园在极短时间内就面向岛上大多数居民进行招生，在园人数维持在300人左右，使岛上4岁至6岁的孩子基本都能接受到较好的学前教育，这样的入园率在全国是罕见的，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日光幼儿园被一条永春路分成两个园区。杨园长说，其中一边的园区英国基督教长老公会后来开办了怀德幼稚师范学校，为闽南各地蒙学堂培养师资。日光幼儿园的老园长黄雅川、余丽卿都是这所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她们在《厦门文史资料》第19辑中回忆：“幼稚园的教师大部分由在校师范生兼任，半天学习，半天实习，每月每人津贴白银二元。”

较为完善的设施、当时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洪卜仁老先生通过查找资料告诉记者，林巧稚、马约翰、许斐平、殷承宗等人童年时代都曾在这里接受过启蒙教育。（王文静）（资料来源：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0612/12/content_8760025.htm）第四讲　中华民国时期学前教育的演进

本讲提要

20世纪初，以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蔡元培、秋瑾等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以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通过革命宣传和对封建教育制度以及改良主义教育主张的批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非常重视教育，倡导教育平等，主张“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并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确定了蒙养园在学制中的地位。虽然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影响了教育的发展，但是，大力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旧教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另外，这一时期，欧美等地的教育学说也迅速传入中国，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使当时中国的学前教育由学习日本经验，逐渐转向了借鉴欧美的教育学说与流派。同时，北洋政府颁布了“新学制”，统一了幼稚园课程，使中国的学前教育逐渐走向了正轨，并得以迅猛发展。一、学前教育制度的发展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由著名的民主教育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在他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对封建主义教育进行了全面改革。这次全面改革，主要分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新的教育行政机构。辛亥革命后，成立教育部，总管全国教育事务。教育部下设三司一厅，即专门司（下设大学科、专门科、留学科）、普通司（下设师范科、中学科、小学科、实业科）、社会司（下设图书博物科、通俗科）和总务厅（下设统计科、会计科、文书科、庶务科、编审处）。各省或为都督府的教育科，或为省公署的教育司，总理全省教育事务。县教育行政仍沿用1915年教育部颁布的《劝学所规程》所规定的“劝学所”制。直到1917年9月，颁布《教育厅暂时条例》，各省始建独立的教育厅。下设三科：第一科主管会计、庶务、文牍、统计等事务；第二科主管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第三科主管专门教育和留学教育。

发布教育改革令。1912年1月，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中学校为普通教育，文、实不必分科”；“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但是，因文件下达之时，新学期即将开学，新的教科书来不及准备，所以，教育部只得于2月批准书业商会将旧存教科书修正后试用。新成立的中华书局编写的《中华新教科书》赶在春季开学前出版，包括中小学全套课本。

当年9月，商务印书馆按新学制出版了一套中小学教科书及教师用书，称为《新编共和国教科书》。其中，由庄俞等人编写的“国文教科书”，适合于初等小学用的春秋季共8册；适合于高小用的春季本共6册；而由许国英编、蒋维乔校订《国文读本评注》的中学版共计6册；此外，另有供半日制学校使用的，共计6册。这些教材，因其文字浅显，除儿童所见事物之外，颇合小学文化程度识记，使用年限最长，重印次数最多。

随后，教育部又先后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之标准》、《民国教育部官职令》等新法令，以代替旧的规章。

颁布新的教育宗旨。1912年2月到4月，蔡元培先后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的重要文章，他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同年7月，在他的主持下，教育部召开了临时教育会议，讨论通过了新的教育宗旨。同年9月，由教育部颁布实行，史称民国元年教育宗旨或教育方针。其内容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方针。同年9月，教育部将其确定为新的教育宗旨。所谓“注重道德教育”，就是要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教育下一代；“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就是要根据儿童的实际能力，教给其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同时要把体育锻炼作为儿童强身健体的基础；“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就是用音乐、美术等来陶冶儿童的心灵，塑造良好的思想品德。这一教育宗旨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和教育观念，否定了清政府1906年公布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旧教育宗旨，体现了注重儿童体、智、德、美和谐全面发展的理念。

制定学制系统。在1912年7月的临时教育会议上，拟定了一个《学制系统案》。同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学校系统令》，称为“壬子学制”。

自该学制公布至1913年8月，又陆续颁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小学教则及课程表》、《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师范学校规程》、《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公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大学规程》、《实业学校令》等规程，用以补充《学校系统令》，逐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制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壬子癸丑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初等小学校之下设蒙养园，师范教育分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二级，相当于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

改革学校课程。在1912年2月，教育部颁布《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对清朝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对于民间教科书也要勘定。同年，教育部又先后公布《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中学校令施行规则》。1913年，教育部公布《中学校课程标准》，对学校课程进行了大胆改革。

在课程内容改革的同时，还注意了教学原则和方法的改革：强调教学要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要求凡所教授，必适合儿童身心发达程度。在教育方法上，认为学校的校长、教员，在不得已时，可以加儆戒于儿童，但不得用体罚；注意使教育与实际生活结合，以适应生活和生产的需要；要求所授知识技能，宜择生活上所必需者教授之。这次教育改革，可以说是教育体制改革上的一大飞跃。（一）蒙养园制度的建立

南京临时政府在教育制度和学制上的改革，有力推动了学前教育的发展。

1.“壬子癸丑学制”关于蒙养园的规定

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儿童从6岁入学到23、24岁大学毕业，整个学程为17年或18年，分三段四级。小学一段二级，中学大学各一段一级。初小一级，为义务教育，4年，毕业入高小三年或师范、实业学校。中学4年，毕业入大学预科或高等学校、高等实业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大学本科3年或4年”。6岁以下儿童则进入蒙养园，但不计受教育年限。

2.蒙养园制度的基本内容

壬子癸丑学制规定：将蒙养院改为蒙养园，招收未满6岁的儿童。同年，教育部公布的《师范学校令》和《师范学校规程》中规定“女子师范学院于附属小学校外应设蒙养园，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于附属小学校外应设附属女子中学校，并设蒙养园”。它将蒙养园规定为其他教育机构上的附属机构纳入整个学制体系，不再附设于育婴院和敬节堂内，彰显了学前教育的地位。

1915年7月公布，先后于1916年和1920年修正的《〈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第六章对蒙养园作了详细规定：

第七十二条　蒙养园保育三周岁至入国民学校年龄（满六周岁）之幼儿为目的。

第七十三条　保育幼儿，务令其身心健全发达，得良善之习惯，以辅助家庭教育。幼儿之保育，须与其身心发达之度相副，不得授以难解事项及令操过度之业务。幼儿之心情容止，宜常注意使之端正，并示以善良之事例，令其则效。

第七十四条　保育之项目，为游戏、唱歌、谈话、手艺。

第七十五条　保育之时数，由管理人或设立人定之，报经县知事之认可。

第七十六条　蒙养园得置园长。

第七十七条　蒙养园保育幼儿者为保姆。保姆须女子有国民学校正教员或助教员之资格，或经检定合格者充之。前项之检定由国民学校教员检定委员会行之。

第七十八条　蒙养园长及保姆任用惩戒，依国民学校教员之例。区立蒙养园长及保姆之俸额及其他给与诸费，县知事依照国民学校教员之规定，参酌地方情形定之。

第七十九条　蒙养园之幼儿数，须在百人以下；但有特别情事者得增至百六十人。

第八十条　保姆一人所保育之幼儿数，须在三十人以下。

第八十一条　蒙养园应设游戏园、保育室、游戏室及其他必要诸室，室以平屋为宜。恩物、绘画、游戏用具、乐器、黑板、桌椅、钟表、寒暑表、暖房器及其他必要器具，均须齐备。

与清末《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相比，这个法令规定的蒙养园制度承袭了清末蒙养院制度的保育内容，仍然是以日本的幼稚园教育为参考。但是，学制规定蒙养园附设于小学和女子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内，保姆须由国民学校正教员或助教员之资格，或经检定合格者充之，提高了蒙养院的地位。女子师范学校的培养目标把小学教员与蒙养园保姆并列，保姆的俸禄也有具体说明，确立了保姆在师范教育中的地位。

3.蒙养园制度的实施（1）蒙养园保姆培训。

按照“壬子癸丑学制”的规定，蒙养园的教育者称为保姆，保姆由师范学校培养。1912年公布，1916年修改的“师范教育令”规定：“专教女子之师范学校称女子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校教员及蒙养园保姆为目的”、“女子师范学校，并得附设保姆讲习所”。

我们将1912年12月公布、1916年1月修正的师范学校规程摘录如下：师范学校规程（摘录）（1912年12月公布、1916年1月修正）

第一章　教养学生之要旨

第一条　师范学校宜遵师范教育令之本旨，注意下列事项以教养学生。

一、健全之精神宿于健全之身体，故宜使学生谨于摄生，勤于体育。

二、陶冶情性，锻炼童志，为充任教员之要务，故宜使学生富于美感，勇于德行。

三、爱国家、尊法宪，为充任教员之要务，故宜使学生明建国之本原，践国民之职分。四、独立博爱为充任教员者之要务，故宜使学生尊品格而重自治，爱人道而尚大公。

五、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理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为生利之人而勿为分利之人。

六、世界观与人生观为精神教育之奉，故宜使学生究心哲理而具高尚之志趣。

七、教授时常宜注意于教授法，务使学生于受业之际，悟施教之方。

八、教授上一切资料，务切于学生将来之实用，以克副高等小学校令暨国民学校令井其施行规则之旨趣。

九、为学之道，不宜专恃教授，务使学生锐意研究，养成自动之能力。

第三章　讲习科

第六十六条　蒙养园保姆讲习科，为欲任保姆者设之。

第六十七条　讲习科之规程，由省行政长官定之。

第四章　附属高等小学校与国民学校及附属蒙养园

第六十八条　师范学校应设附属高等小学校及国民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并应附属蒙养园。地方长官遇有特别情形，得以公立高等小学校及国民学校代附属高等小学校及国民学校，或以公立私立之蒙养园代附属蒙养园。

第七十二条　附属蒙养园的保育费由校长酌定。

女子师范学校遵循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对小学教员和蒙养园进行训练。《师范教育令》对女子师范学校课程也作了详细的规定。

预科（高小毕业或14岁以上同等学力者）主要开设的科目有：修身、读经、国文、习字、外国语、数学、图画、乐歌、体操、缝纫等。

本科一部（收预科本科生）开设的主要科目有：修身、读经、教育（心理、伦理、哲学、教授法、保育法、教育史、实习）、国文、习字、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家事园艺、缝纫、乐歌、体操、外国语。

本科二部（中学毕业或17岁以上同等学力者）开设的主要科目有：修身、读经、教育、国文、数学、博物、物理化学、图画、手工、缝纫、乐歌、体操。

从女子师范学校的课程设置可以看出，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教育理论科学等新知识的出现，对中国现代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学前教育来说，重视幼儿教师专业理论的培养，提高了教师的教育水平。但是，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以及北洋军阀政府的复辟，曾明令取消学校的读经科教学科目又被恢复。但较清末女子学堂，完全用儒家的为母之道训练学生，已有较大的改变。（2）蒙养园和幼稚师范的建立。

蒙养园和保姆讲习所的产生。“壬子癸丑学制”颁布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蒙养园和保姆讲习所。据记载，这一时期出现的学前教育及培训机构主要有：1912年由唐金玲在上海创办的“游沪广东幼儿园”；同年山东济南创设的“保姆养成所”；1913年张謇在南通新育婴堂设立幼稚园传习所；同年，黑龙江私立奎垣中学附设蒙养园；1915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设立保姆讲习所；1916年杭州弘道女学设立幼稚师范科并附设幼稚园；1917年江苏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开设保姆讲习所，第二年设附属蒙养园；1917年，张雪门在浙江宁波创办星荫幼稚园，并于1920年创办幼稚师范学校；1918年，湖州民德妇女职业学校附属幼儿园成立；1919年陈嘉庚在福建厦门创办集美幼稚园；同年，熊希龄在北京创办香山慈幼院；1920年，山西大同第一女子高小附设蒙养园；同年，山西省立师范附小设幼稚园。这些都说明民国初期学前教育在我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我国学前教育课程的发展才刚刚开始，在课程宗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课程实施方法方面，具有一定的民族性，随着外国先进教育思想的引入，在学前教育课程领域出现一些新思维、新气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学前教育课程的发展。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在有的幼稚园也已经出现了不顾中国实际情况、照抄照搬外国幼儿教育课程的问题，特别是对日本的学前教育课程全盘照搬的现象最为严重。（二）幼稚园制度的确定“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政治民主和科学进步，反对为封建服务的旧传统、旧道德、旧礼教，并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一思想解放运动对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教育领域内掀起了一个空前深入广泛的批判传统封建教育和宣传、介绍西方教育理论、教育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基本教育观点的热潮，从而使各种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得以产生和发展。这一时期，卢梭、斯宾塞、赫尔巴特、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蒙台梭利、爱伦凯、杜威等人的教育思想被陆续引入，形成了平民教育、实业教育、科学教育和实用主义教育等思潮，其核心是教育救国，尊重与发展儿童的天性及才能。当时，对我国学前教育产生广泛影响的教育理论是实用主义和儿童中心论。儿童中心论反对传统的以教师、书本和课堂为中心，主张从儿童的本能、兴趣和需要出发，以儿童自身的活动为教育过程的中心，这些思想都推动了新学制的形成。

1.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教育领域出现了大的变革。1916年5月，教育部撤销了袁世凯颁布的“教育要旨”，同年10月教育部制定“高等小学校令实施细则”，废除读经科，恢复了民国初期的教育宗旨。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三届会议向教育部提出推广女子教育案，要求增设女子高等小学、女子中学。1920年，北京大学首次招收女生，以后各个大学都开始招收女生，一些进步中学也开始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逐渐改变了自古以来男女教育不平等的历史。

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新文化运动中一大亮点。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大力提倡使用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中也开始使用白话文。1920年，教育部规定从一二年级开始使用白话文教材，到1922年止，除语文课本中的文言文课文外，所有的文言文教科书停止使用。白话文的推行，使口语和书面语相一致，减轻了学习阅读和写作的负担。

推广国语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另一大亮点。1917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决议“请教育部速定国语标准，并设法将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区，以为将来小学改国语之预备”。1918年，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国语的推广，方便了全国各地人士的来往和交流。

新文化运动前后，各种教育团体开始建立。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进行为宗旨，是当时推行新教育运动的主要力量之一。众多教育社团的成立，对于推动当时的教育改革，提倡新教育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教育社团和一批教育家的推动下，各级各类学校都进行了改革。如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中小学加强科学教育与职业教育，引进了新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等，改革成果很多都反映在1922年的学制改革中。

2.壬戌学制确立了幼稚园制度

1920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江苏召开，会上提出了改革学制系统案。第二年10月，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把通过的《学制系统草案》向各省区教育会和各高等教育机关征询意见。1922年9月，“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通过《学制改革系统案》，11月颁布《学校系统改革令》，又称“壬戌学制”或称“新学制”。

这个学制受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是根据“七项标准”制定的：①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②发挥平民教育精神；③谋个性之发展；④注意国民经济力；⑤注意生活教育；⑥使教育易于普及；⑦留各地方伸缩余地。

新学制与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不同，它结束了辛亥革命以后教育新旧交叉的混乱状态，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教育改革成果，学制简明、科学，具有鲜明的特点和划时代的意义。

新学制首次将幼稚园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新学制规定：在小学下设幼稚园，收受6岁以下之儿童，改变了以前蒙养院和蒙养园在学制中没有独立地位的状况，确定了学前教育机构在学制系统中作为国民教育第一阶段的重要地位。二、幼稚园课程标准的公布

新学制虽然将幼稚园正式列入学校系统，但对幼稚园的师资培养、幼稚园教育的调查和实验研究、乡村幼稚园的推广、幼稚园课程和教材的审查及编辑问题等问题，还没有一个详细的办法和统一的标准。壬戌学制系统图（本图左行之年龄表示各级学生入学之标准，但实施时仍以其智力与成绩或其他关系分别定之）

1928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教育会议上，陶行知和陈鹤琴提出了“注重幼稚教育案”（由陶行知五个提案和陈鹤琴的两个提案综合而成），其中一项是“审查编辑幼稚园课程及教材案”。会后，受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之聘，由陈鹤琴、郑晓沧、张宗麟、葛鲤庭、甘梦丹、杨宝康等人，依据南京鼓楼幼稚园的课程实验成果、中央大学附属幼稚园以及晓庄乡村幼稚园的经验，负责起草《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并通过《幼稚教育》月刊和各种教育杂志的《幼稚教育专号》进行交流研讨。1929年9月，《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拟定完成，由教育部令各省市作为暂行标准试验推行，并于1932年10月由教育部正式公布，称《幼稚园课程标准》（1936年又予以修正）。这是我国第一个自己制定的统一的幼稚园课程标准。《幼稚园课程标准》分幼稚教育总目标、课程范围、教育方法要点三部分，下面，我们分别予以介绍。（一）幼稚教育总目标

幼稚园教育的总目标是将尊重儿童自身的快乐，竭力追求儿童身心健康和幸福及为人生发展奠基作为重要内容根本，并以以下四个方面作为最终目的，是中国学前教育的一大进步。总目标规定：①增进幼稚儿童身心的健康；②力谋幼稚儿童应有的幸福与快乐；③培养人生基本的优良习惯（包括身体、行为等各方面的习惯）；④协助家庭教养幼稚儿童，并谋家庭教育的改进。（二）课程范围《幼稚园课程标准》规定幼稚园的课程包括音乐、故事和儿歌、游戏、社会和常识、工作、静息、餐点等七项内容。在每一门课程里，都详细规定了授课目标、内容大要和所要达到的最低限度。

我们可以通过“故事和儿歌”、“社会常识”两项课程大体了解幼稚园课程标准的目标和具体内容。

1.故事和儿歌（1）目标（甲）引起对于文学的兴趣。（乙）发展想象。（丙）启发思想。（丁）练习说话、吟唱、增进发表能力。（戊）发展对于故事的创作能力。（2）内容大要（甲）以上各种故事的欣赏演习（如口述、表演、创作等）：（子）童话；（丑）自然故事；（寅）历史故事；（卯）生活故事；（辰）爱国故事；（巳）民间传说；（午）笑话；（未）寓言。（乙）各种故事画片的阅览。（丙）各种有趣而不恶劣的儿童歌谣、谜语的欣赏、吟唱和表演。（3）最低限度（甲）能吟唱四则以上的儿歌、童谣和谜语，而字句很清晰。（乙）能述说四则最简单的故事而意思很明了。（丙）能创作一则最简单的故事而有明显的内容。（丁）能参加表演故事一则。（戊）能做简单明白的应对。（巳）能看图说图中大意。

2.社会和常识（1）目标（甲）引导对于自然环境和人民活动的观察和欣赏。（乙）增进利用自然、满足生活、组织团体等的最初步的经验。（丙）引导对于（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的认识。（丁）养成爱护自然物和卫生、乐群、互助、合作等的好习惯。（2）内容大要（甲）以上各种故事的欣赏演习（如口述、表演、创作等）：（子）童话；（丑）自然故事；（寅）历史故事；（卯）生活故事；（辰）爱国故事；（巳）民间传说；（午）笑话；（未）寓言。（乙）各种故事画片的阅览。（丙）各种有趣而不恶劣的儿童歌谣、谜语的欣赏、吟唱和表演。（3）内容大要（甲）关于食、衣、住、行等生活需要、卫生方法，以及家庭邻里、商铺、邮局、救火组织、公园、交通机关等社会组织的观察研究，与本地名胜古迹的游览。（乙）日常礼仪的演习。（丙）纪念日和节日（如元旦、国庆、总理诞辰日、五九、五卅、儿童节，以及其他节令）的研究举行。（丁）集会的演习（以培养公正、仁爱、和平的态度精神为主）。（戊）党旗、国旗、总理遗像……的认识。（巳）习见的鸟、兽、鱼、花草、树木和日、月、雨、雪、阴、晴、风、云等自然现象的认识和研究。（庚）月日、星期和阴、晴、雨、雪等逐日气候的填记。（辛）附近或本园内动植物的观察采集，并饲养或培植。（壬）身体各部的认识和简易卫生规律（如不吃担上的糖果，不吃杂食，食前必洗手，食后必洗脸，不随地便溺，不随地吐痰，不吃手，不用手挖耳揉眼，早睡早起，爱清洁等）的实践。（癸）健康和清洁的查察。（4）最低限度（甲）认识自己日常生活所用的主要食、衣、住、行等各项物品。（乙）略知家庭、邻里、商铺、工场、农田以及地方公共机关的作用。（丙）知道四肢、五官的机能作用。（丁）认识家禽、家畜及五种以上植物，并太阳、风、雨的作用。（戊）认识总理遗像、党旗、国旗。（巳）对于师长、家长有相当的礼貌。（庚）有爱好清洁的习惯。（三）教育方法要点《幼稚园课程标准》共列了17条教育方法，主要内容是：

1.各项活动在实施时，应该达成一片。做一日或两三日内作业的中心，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这个中心的范围。

2.儿童每天在园时间，全日约六小时，半日约三小时。各种活动不可呆板的分节规定。

3.各种作业，可由儿童各从所好，自由活动。

4.故事、游戏、音乐和自然，大部分都可由教师引导，施行团体作业，工作则大部分由儿童个别活动，由教师个别指导。

5.教师应该充分地准备，以免临时困难。

6.教师须体察儿童的心理，切合儿童的经验。

7.幼稚教育所用的是日常生活可接触至少可想象的实物、事实。

8.幼稚园的设计教学，应从儿童的活动中发现设计的主题，应体察儿童的能力，将不能做的部分省去，设计的材料要以易达目的易达结果为最好。

9.教师是儿童活动中的把舵者，要使儿童跟着他的趋向而进行。

10.教师是最后的裁判者。

11.教师应用奖励，以鼓励儿童对于某种作业的兴趣。

12.技能应该用练习的方法，使儿童纯熟。

13.园中的事务，凡儿童能做的，如扫地、拔草等，应充分的由儿童去做。

14.每半年举行体格检查一次，每月举行身高体重检查一次。

15.教师应做好观察记录，作为研究和施教的资料。

16.教师应和家长尽力联络感情，宣传幼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方法。

17.幼稚园除利用户外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外，要利用废物、天然物和日用品。

教育方法要点特别注意儿童社会化和多方面能力的培养，提出要量力而行、因材施教，并采取奖励机制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使儿童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并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之人。《幼稚园课程标准》是我国第一个由国家颁布的幼稚园课程标准，是由我国的教育专家和学者在总结自己实践基础上，吸收和借鉴西方学前教育思想与教育方法的结晶，建立起的符合我国实际与儿童身心发展需要的课程理论体系，结束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幼儿园课程外国化、宗教化和非科学化的混乱局面，特别是运用团体、分组和个别的方式，组织开展教学活动的方法，无疑是历史的进步。而这一时期进行的各种试验活动是对幼稚园课程标准科学性的检验，有力地推动了《幼稚园课程标准》的修订。三、幼稚园的建立及幼稚园保教人员的培养

伴随幼稚园制度的确立，我国涌现出一大批公立、私立民办性质的幼稚园。据不完全统计，1934年，上海、南京、杭州、天津、北京、青岛、汉口等城市有幼稚园189所，其中公立61所，私立128所，在园儿童6643人，教职员354人。绝大部分幼稚园设在小学或师范学校，并且发展很不平衡，多数在沿海大城市。（一）幼稚园的建立“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新学制颁行以来，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比初创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城市、乡村先后出现了一批影响较大的幼稚园。以陶行知、陈鹤琴等为代表，先后在南京等地创办了燕子矶、晓庄、和平门、新安、迈皋桥乡村幼稚园和具有实验性质的南京鼓楼幼稚园。另外，南京高师附属幼稚园、厦门集美幼稚园、北京香山慈幼院等也相继建立，幼稚园在数量及儿童入园率等方面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1.公立幼稚园杜威院

这一时期的公立幼稚园多附设于大学教育系（科）和师范学校的教学和科研的实习、实验基地等机构。南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下设的幼稚园、浙江大学教育系培育院就是这类幼稚园的代表。（1）南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下设的幼稚园。

该园创建于1919年，园址在校内新建的杜威院内，招收3—6岁的幼儿。薛钟泰先生在《中华教育界》上发表文章，对南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下设的幼稚园的最初情况是这样描述的：

园里边的儿童共有十七个，男孩子十一个，女孩六个。最大的年龄是六岁，最小三岁。这些儿童多半是教员家的子女，园里有三个女教员、一主任、两助教，外有一女工。教室有三个：分别做作业室、音乐游戏室、运动室，均与小学低年级公用。作业室在楼上，音乐游戏室和运动室均在楼下……教室内的设备，有三样东西是每室都有的，就是风琴一架，和质轻易举的长方桌十余张，小椅二十余张。作业室与音乐室的一端更设有低橱数张，内藏教具和儿童图画手工的成绩，儿童可以自行启闭。其他三面的壁腰间均悬挂黑板，令儿童自由绘画，壁上张贴颜色的画图多张备儿童观览；橱上更挂有洒扫的器具，供儿童自己整理地板的用处。运动室设有楼梯形滑板，与其他种种游戏运动的器具和恩物。

由此可见，该幼稚园初期的状况较为简陋。该园在课目和时间的支配上，主张拿生活的全体做主，处处是作业，没有明显的科目区分；不过从每天的教授段落上看起来，可分四节：谈话、游戏、手工、音乐。虽然作了这样的区分，而实际教授起来是因时活动，并不是一定照这呆板的次序的。每天自上午八时三刻起上课，至十一时散学，午后无课。每节以分计算，大约每日上课一百三十五分，每周上课十三小时十五分。……作业的材料，多采取儿童经验界里关系最密切的东西：无论自然界方面社会方面的生活材料，多按时令的顺序进行安排。

由于该幼稚园的入学儿童多是教员家的子女或靠近学校人家的，所以不安排住宿，儿童和教师都是走读性质。在饮食上，要求儿童吃过早饭来上学，要吃中饭时又回去，所以，园里只在十点钟以后给他们一顿点心吃。吃的东西，一般是糖、饼干和茶。每儿约三四块。在卫生上，要求入园儿童的衣服务要干净；吃点心之后，大家都要拿手巾揩手。

该幼稚园比较注重与儿童家庭间的联络，每季都要举行几次恳亲会，和家长交流儿童在幼稚园和家庭的成长情况。因幼稚园是高师附小办的，带有模范和试验的性质，教学水平和质量较之其他幼稚园高，所以收费也相对高，每半年缴大洋二元。（2）浙江大学教育系培育院。

浙江大学教育系培育院，成立于1935年，招收4岁半至5岁的幼儿20人，每半岁一个级段。每级段各有4名儿童，供儿童心理学、儿童训导与心理卫生、儿童心理专题研究等课程观察、研究、实习用。

办院方针：一是儿童训导原则以心理卫生为基础，对儿童常态、变态行为的发展及个别儿童的特殊需要予以适当的多方控制；二是教育应以儿童身心之全部发展为对象，但儿童愈幼小，身体之发育健康愈为先决；三是培育院是学前教育机构，必须生活自由、愉快、家庭化、游戏化，尽量给儿童以自由活动的机会，寓指导于不觉之中。

为便于师生观察又不致使儿童因注意观察者而分散注意力，该院仿效美国耶鲁大学的布置，使观察者从观察室隔着两层黑铁纱能看清活动室内的人物动作，从活动室看观察室则白纱一片，纱后人物，一无所见，观察者可在观察室内安坐记录。这种观察室不仅在当时是一种很有应用价值的创造，即便在当前也还是值得提倡和推广的。

该院着手开展了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一，观察：配合课程每周在观察室实察一小时。其二，训导实习：学生参与院中生活，帮助教师照料儿童。其三，专题研究：四年级学生的有关专题研究在此收集材料。其四，个案研究。

除以上两个公立幼稚园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四川省立成都实验幼稚园。

四川省立成都实验幼稚园创办于1941年。办园的宗旨是在办好本园教育的基础上，还需担负辅导全省公私立幼稚园的责任。幼稚园招收2—6岁幼儿，按年龄长幼，分幼稚部、托儿部、婴儿部；开设唱游、说话、讨论、工作、静息、餐点六项课程；教材由教师根据课程标准，自行编选。到1946年，入园学生达350人，有教员48人，园舍15幢，是一规模较大的学前教育机构。四川省立成都实验幼稚园的保教人员由专人担任，并且规定必须住园，与儿童共同生活。教学方法以生活为中心，采用大单元的设计教学法。幼稚园建立的成绩考核、教师进修等制度在学前教育史上是一大创新。

2.私立幼稚园

私人开办的幼稚园在园数、儿童数、教职员数等方面都明显多于公立的幼稚园，影响较大的有陈嘉庚的集美幼稚园、熊希龄的香山慈幼院、陈鹤琴的鼓楼幼稚园、陶行知的燕子矶幼稚园等。（1）厦门集美幼稚园。

厦门集美幼稚园是1919年2月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在自己的家乡集美兴办的，是一所独立设置的幼稚园，第二年并入集美学校，改称集美学校附属幼稚园。1927年，集美幼稚师范成立，集美幼稚园改为中心幼稚园，后为厦门市集美幼儿园。集美幼稚园

创办人陈嘉庚先生1874年生于福建同安，早年去新加坡经商，后来成为精明强干的实业家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事业家。他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1913年起，在家乡大力普及教育，创办集美小学堂、集美师范及水产、航海、商业等各级各类学校以及图书馆、医院等，将家乡渔村建成规模宏大的学校区——集美学村。后又创建福建省第一所高等学府——厦门大学。为了办学，陈嘉庚将其在南洋所有的不动产全部捐给集美学校，作为永久基金，被人誉为“毁家兴学”。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称赞他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嘉庚一个人了。”毛主席称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陈嘉庚非常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认为教育应从基础抓起。他曾认真思考家庭教育、幼儿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关系，认为三者应相因相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对旧式家庭教育中威吓、利诱、神鬼、棍棒之教育深恶痛绝，指出儿童天真、纯洁、可爱、可塑性极强，“教以齐则齐，教以楚则楚”，贻误即犯罪也，宜当呼吁热爱儿童，倡导儿童教养。他对儿童从小养成正确的姿势和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提出18个方面的要求。

陈嘉庚独资建造的厦门集美幼稚园，是一所既具有西班牙建筑特色，又有我国民族风格的园舍，拥有“葆真楼”、“养正楼”、“煦春楼”、“群乐室”等楼屋。该园把幼稚教育当成立园之根本，教师为儿童的伴侣，教育应以儿童为中心，幼稚园应成为“儿童的乐园”。

建园之初，招收了幼儿一百余名，由陈淑华任主任，另聘两名教员。该园试行以年龄、智力为分级标准。教育内容除了故事，音乐，游戏、自然和社会、工作、餐点、静息外，还增加了识字与计算、家庭联络共九项。在课程实施上，有严格的教学要求，每月底由园主任、指导教师和幼稚师范生共同拟定教学计划。每周有园务会议，决定下周实施教纲要。还要按计划收集教材、布置环境、检查设备。该幼稚园在设备、管理、教学、科学研究和实验方面在当时都是一流的。（2）北京香山慈幼院。

北京香山慈幼院是一所官督民办的综合性教育机构，正式创建于1919年。其前身为“慈幼局”，主要收容因水灾而遭难的孤儿、弃婴和父母无力抚养的儿童，局长是天主教徒英敛之，经费由督办水灾的款项开支。后因水利督办熊希龄不满英敛之对孩子宣传天主教，自己出面，借用北京名胜香山静宜园，将慈幼局迁至该处，改名为香山慈幼院，有“孤苦儿童的幸福乐园”的美称。

熊希龄先生（1870—1937）是湖南凤凰人，中华民国初年曾出任财政部长、国务总理等职，晚年主要办教育和慈善事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曾于1909年在湖南常德创办蒙养院。1917年9月，他受命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他得知受灾区域留下许多无家可归的老人、儿童，于是在各县设留养所，又在北京设立慈幼局，收养儿童千余名。创建香山慈幼院后，他自任院长，但不拿工资。

同时，熊希龄先生本人特别喜欢孩子，对慈幼院的孩子充满了无限的爱，并给予最大的恩惠，正如他的一首诗里所写道：“万树桃花手自栽，庭中犹为看花来。儿童日与花俱长，各自拈花笑一回。”

孩子的成长犹如小树、小花，如果你给他们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和充足的阳光，他们就可能成为参天大树，就可以开出美丽的花朵，到那时，就会因为一时付出的爱，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而会心一笑，也会为国家培养出了合格人才而欣慰，国家也会因为有了合格的人才而逐步走向富强。

北京香山慈幼院分为五部分：第一校是婴儿教保园和幼稚园；第二校是小学；第三校最初是中等教育，包括男小、女中、男子师范、女子师范，后来男中停办，该校改为幼稚师范；第四校是各种为供小学手工艺训练的各种小作坊和小农场；第五校是职工学校。

香山慈幼院对中国学前教育影响非常大，当时有“北张南陈”之说，“北张”指负责香山慈幼院教学和管理并进行大胆尝试的张雪门先生，“南陈”指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的陈鹤琴先生。

香山慈幼院创建后，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

第一，建立了相互衔接的分级学前教育机构。

香山慈幼院建立了从婴儿保教园到幼稚园到小学再到中学教育，相互衔接逐级递进升学，并辅以小作坊和小农场和职工学校，在当时来说是较为先进和科学的。

第二，建立了分级培训保教人员的机制。

①设立婴儿教保园，负责培训保姆。熊希龄的大女儿熊芷是学幼稚教育的。为此，他在慈幼院开展了规模较大的婴幼儿童教养与保教人员训练的实验活动。培训保姆的办法是边干边学，边学边教。教保园所训练的保姆，多是一些寡居、被丈夫遗弃、离婚或大龄未婚女子。她们都是一些生活、工作无出路者。在教保园学习一年，学习期间直接照顾孩子，白天工作，晚上上课，学习儿童卫生、儿童保育等知识。尤其是要细心照顾一两岁孩子的吃、睡、游戏、身体健康等。为了方便他们的学习、实践，教保园孩子数目控制在30人。一岁以内的孩子，每人住一个房间，由一个保姆专门照顾。学习期满，可做托儿所的保育员，也可到有钱人家做家庭保姆。在上海、济南、青岛等都曾有托儿所请过慈幼院训练的这些保育员。

②设幼稚师范学校，专门训练培养幼稚园教师。1930年，幼稚师范学校创建于香山见心斋。这所学校直到抗日战争以前，由著名的幼儿教育专家张雪门主持，进行了一系列教学实验。

其一，规定三年学制，可分年结业。一年级以幼稚师范速成科为标准，二年级以幼稚师范科为标准。前者可任幼稚园的教师或助教，后者可任幼稚园的主任。待三年毕业以后，可兼任小学低年级及婴儿教保园的教师。

其二，课程设置相当完备。开设有国文、教育史、幼稚园组织法等20多门课程。

其三，重视社会实践活动。强调各学科都必须开展各种形式的实习，并将“教、学、做”贯穿于教学的整个过程。实习时间有具体的安排，第一年每周9学时，第二年每周15学时，第三年每周18学时。首先是幼稚园实习：全体学生分成六组，每组轮流到幼稚园实习。实习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参观、有试教。先参观、次参与，最后使实习生自己有支配的能力为止。参与从作业开始，渐至全部活动。1932年又建了一个中心幼稚园，专供幼师学生实习，并定期安排实习和社会实践。其次是家政实习：冬季敲煤生火，平时洒扫缝纫，都由学生个人自己进行。实习时需要完成两件事：①烹饪——全校伙食，每人每月3元5角，举凡食物的支配、经费的预决算，以及购备烹调之责，都由学生负担；②育儿——4岁小女孩，从作息时间的支配、衣食的调护，每月都有学生轮流负责。第三是自然实习：由慈幼院农场拨地两亩，种植玉米、菜、豆等植物，养护兔、蚕、鸡、猪等动物，还须种树育苗等，让学生充分体会。第四是儿童文学实习：学生须搜集整理和创作民间故事，并向幼稚生试教。第五是手工实习：按照幼稚园的需求，学习制作独木车、娃娃睡床、小木兔、小木狗等教具和玩具。第六是游戏实习：凡是幼稚园必需的游戏，学生每实习一次，即记录一次付印，作为该校丛书之一。

其四，在教学方法上大胆尝试。教学上采用道尔顿制（道尔顿制是一种彻底的适应个性的教学方法。此法是要废除班级授课制，指导每个学生各自学习不同的教材，以发展其个性。道尔顿制是美国柏克赫斯特女士于20世纪20年代所创建的教学法），但又较之灵活，可分班教学，尤其是重视学生室外的活动，学校重视实行“教学做”的方法。对学生进行知识、技能、兴趣、习惯和态度等五个方面的考核。

其五，强化为平民服务的意识。从1931年起，先后与求知学校、颂琴幼稚园、艺文幼稚园合办平民幼稚园，师资全部由幼师二年级学生担任，使更多的平民孩子得以入学接受正规教育，也为幼师生参加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平台。

其六，积极开展编译工作。该校注重幼稚教育书报的出版，慈幼院编制并出版了6种丛书，后因经费关系被迫中止。随后，他们与北平各报社联络，对中心幼稚园整理出的实际材料和当时讨论国内所需要的教育宗旨、具体方法以及日用材料的介绍等等分门别类地进行刊登，每周出周刊一次，以资流通。校长张雪门先生亲自编译了很多专业书，如《幼稚园学理与实施》、《幼稚园研究集》、《儿童文学讲义》、《幼稚园组织法》、《儿童心理之发展》、《福禄培尔母亲游戏辑要》、《蒙台梭利与其教育》、《幼稚园唱歌》等。

其七，积极开展教具仿制生产工作。幼师大量仿制独轮车、娃娃床、小木兔、小木狗、小积木和各种放大的恩物等，为幼儿活动和教师教学提供了便利。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后，幼稚师范学校迁到桂林。抗战胜利后因校址问题被迫结束。慈幼院的幼稚师范虽然采用了资产阶级幼稚教育理论，但是它前后培养了相当多的幼稚教师。而且，慈幼院不用帝国主义的津贴，完全由中国人主持经营，拥有相当规模，确实不易。它的婴幼儿童保育办法，对我们现在办幼儿园也有一定参考的价值。南京鼓楼幼稚园（3）南京鼓楼幼稚园。

1923年春，为了学前教育试验的需要，在东南大学教育科的资助下，陈鹤琴在自己家里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幼儿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陈鹤琴被推举为园长，同时聘请东南大学讲师美国人卢爱林女士为指导员、留美回国的甘梦丹女士为教师，当年入园儿童12人。1925年春，陈鹤琴发起组织，由东南大学11名教授组成的董事会，进行募捐，在南京鼓楼地区购地3亩建园。同年东南大学派毕业生张宗麟为研究员，与陈鹤琴一道从事幼稚教育的实验研究。他们希望通过在鼓楼幼稚园的一系列实验研究，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幼儿心理发展特点的中国化、科学化幼儿教育的规律。经过实验研究，到1927年他们总结出15条办幼稚教育的主张。

首先，他们确定了办园主旨：“试验中国化的幼稚教育，利用幼稚园以辅助家庭，并以试验所得最优良最经济之方法，供全国教育界之采用，根据儿童心理、教育原理与社会现状，确定我们的主张。”

其次，他们积极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教学实验活动。

①开展课程研究。开设了音乐、游戏、工作、常识、社会、故事、读法、数法等课程。要求“音乐”应以各种歌词的听唱表演及欣赏、奏演为主。“游戏”要注重个人，兼及团体，在富于游戏精神的环境中，加以适宜的指导。“工作”要在图画、手工、园艺、烹饪、洗涤等方面，每周训练儿童。“常识”就是每星期开展一两次野外教学。“社会”就是随时节风俗的变化，安排如日常礼仪之演习，社会上实事实物之观察及健康清洁的检查。“故事”要由儿童复述故事大意，表演情节等。“读法”要求儿童满4岁，应开设包括单字短句、儿童歌谣、短篇故事的读法课，“数法”要求随机教学，多注意练习。

②开展儿童用餐以及作息问题的研究。“餐点”要求：每天规定在上午十点半钟，进饼干一片，开水一杯，或由儿童自己烹饪适当的食品，养成儿童在饮食时应有的好习惯。“静息”要求：每天上下午，都规定静息的时间。或伏案而卧，或假寐片刻，或静听音乐等。

③开展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学习和做人习惯研究。提出儿童应自觉养成不用手指挖鼻子、嘴、耳朵等15项卫生习惯和准时到幼儿园、不扰乱他人的工作等30项生活习惯。培养习惯的方法，有时须全体训练，有时只要个别的指导。教师遇到偶发事项，就可随机应变，不过用的方法，是多用奖励，少用抑制。同时用图表来表示，使儿童互相比较，互相鼓励。如同清洁表、划到表、习惯表等，由教师逐项记录，在每学期终了，就可以做一种研究或统计。而每月的报告单上，须注明儿童的习惯，有否养成的符号，一方面使家长了解，家庭中也可以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的习惯。

④开展练习儿童自助、游戏、作业等各项技能的研究。提出要培养儿童诸如“会戴帽子”、“会擤鼻涕”等12项生活技能，“会拉鸭子推兔子”、“会做团体游戏”（如猫捉鼠、捉迷藏等）8项游戏技能，“会轮廓涂色”、“会布置小宝宝的家庭”等20项作业技能以及“会唱歌”、“会明白和运用算的经验上用到的名词和符号”等20项课业技能。以上所说的各种技能，大抵作为教学的一种目标，其中难易、深浅，须逐步进行，教师要在教学活动中详细记录并加以研究。

⑤进行儿童一日生活的研究，并要求对于全天的活动安排，要看儿童的兴趣或者偶发的事项，随时进行调整。

⑥对星期、月、学期阶段性的工作计划性研究。

每星期：①全体详细检查整洁3次。②全体出游一次。③表演。④做点心及烹饪。⑤习惯和技能的考查。⑥更换教室里的布置，或装饰等。⑦纪念周。⑧晨间健康检查。⑨矫治儿童身体健康的缺点。⑩轮流到各家去探望。

每月：①检查体格一次。②发儿童生活报告单一次。③家长会例会一次。

每学期：①检查体格健康一次。②种牛痘一次。③举行展览会一两次。④举行恳亲会、家属联欢会、同乐会、欢迎会等一两次。⑤远足游行一次。⑥发儿童成绩报告单一次。

南京鼓楼幼稚园的大量实验，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第一，他们通过读法实验，不仅证明幼稚园可以进行读法（识字）教学，同时根据实验研究指出儿童学识字和学语言相似，读法教学必须采用游戏的方式，读法教学不能要求幼儿死记符号，而是必须适应幼儿的兴趣和需要，而且编订了一份有254字的《幼儿读法字汇表》。

第二，通过对游戏设备的研究，极大地刺激了儿童，使儿童得到反应技能和特种适应技能，编制了幼稚园设备表和最低限度设备表和自行设计并创制了一整套设备，为幼儿游戏和教学活动提供了方便。

第三，对儿童故事的研究。提出故事与儿童的情感有交流作用，离奇的情节能满足儿童的好奇心，能激起儿童的想象力，应充分利用故事作为教育手段，并创编、改编了许多故事。

第四，对课程的自由期、理论探讨以及中心制进行研究。第一个时期，因打破了对儿童的限制，教师只是从儿童兴趣和经验出发，布置环境，从旁指导。结果使课程无计划，教材无系统，儿童进步甚微。第二时期，教师事先编订好课程，也完成了计划，但忽视了儿童的兴趣，儿童处于被动地位，这种注入式的教育不合儿童特点。第三时期，课程内容以大自然、大社会为中心，组成一个个单元，通过常识、故事、音乐、游戏等进行教学，使课程既有整体性、计划性，又有灵活性。其探索的《单元教育课程》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幼教课程模式之一，对课程的实验研究，成为1932年颁布的《幼稚园课程标准》的基础。

在南京鼓楼幼稚园实验研究的基础上，陈鹤琴与陶行知、张宗麟等发起组织幼稚教育研究会，陆续出版了《我们的主张》、《儿童生活写真》、《课程》、《读法》、《设备》、《一年的幼稚园单元教学》、《儿童故事》、《儿童游戏》等一系列书籍。

1929年，经南京市教育局批准，鼓楼幼稚园得到了少量补贴。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幼稚园遭到破坏，实验活动被迫停止，至1945年底开始重新恢复。1952年8月，应陈鹤琴的要求，由南京教育局接办，改名为南京市鼓楼幼儿园。后为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示范性幼儿园。

南京鼓楼幼稚园对于研究和推广适合中国国情的幼儿教育做出了大胆的尝试，陈鹤琴关于幼儿园课程的一系列主张，如课程应为目标服务；课程应以自然和社会为中心；课程应实施“整个教学法”；课程应当采用游戏式、暗示性、小团体式教学法等，不仅指引着鼓楼幼稚园的发展，而且对于中国的幼儿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京燕子矶幼稚园（4）南京燕子矶幼稚园。

南京燕子矶幼稚园，是由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927年11月11日创办的，陈鹤琴、张宗麟、徐世壁、王荆璞都担任过业务指导或教师。这是中国第一个乡村幼稚园，陶行知先生亲自书写了门联：“谁说非学校，就算非学校”、“彼且为婴儿，与之为婴儿”。

南京燕子矶幼稚园办学宗旨为建设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园，使幼儿具有健康的体魄、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为将来成为新时代的创造者打好基础。该园结合农村实际，研究和实验如何办好农村幼稚园的具体办法，以便普及全国农村。

起初，南京燕子矶幼稚园相当简陋，随着幼稚园的发展，幼儿由30人增加到40人，教师4人，通过对幼儿实施健康教育、劳动教育、科学教育、艺术教育、集体教育，将社会生活、自然现象、家乡土产、风土人情都作为教材，积极开展乡村幼教实验活动。

南京燕子矶幼稚园乡村幼教实验活动主要有：

第一，草拟生活纲要。生活纲要分全年、每月、每周和当天4个部分。全年的部分又称为“幼稚生生活历”，要求分节气、气候、动物、植物、农事、儿童玩耍、风俗、儿童卫生等8项进行编制，并以表格的形式来安排幼儿一年中活动的内容和程序。每月的部分，要求定期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下月应做的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和注意事项。每周的部分要求编制详细的周工作大纲，大纲里要对上周工作的情况进行考核总结，然后有针对性地确定本周工作计划和工作步骤以及工作事先准备的事项。当天的部分，要求根据每月和每周的纲要以及儿童昨天提出来的感兴趣的问题，决定当天所要开展的活动，并在具体实施中及时调整，以充分调动儿童的学习积极性，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第二，寻找生活材料作为教具。要求要充分利用和寻找身边、自然界的生活材料，作为教具开展教学。如大豆、面粉、萝卜等土货特产；还有糖果袋、破布片、旧报纸、广告纸等废旧材料；以及松针、芦苇、棉花等的植物和小鸡、鹅、蜜蜂等动物，都可以作为教具进行教学。同时，还可以收集儿童歌谣、儿童故事、儿童谜语等，编制成教材。

第三，开展“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法实验。在教学内容和管理上，做到：①多开展户外教学。根据农村儿童生长特性，结合幼儿周围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开展诸如“捕捉生物”、“作客”“捞鱼”等户外教学，也可以结合发生的月食现象，讲解太阳、地球、月亮的关系等来调动孩子参加户外活动的积极性。②注重读法教学。因为这些劳苦家儿童，到了七八岁就要废学了，要在家里带小弟妹、放牛、烧锅，砍柴，不可能完成小学教育，所以，就特别注意教小孩识字，让这些无机会上学的孩子多认点字。③注重培养良好的生活和行为习惯。要为每个儿童准备一条毛巾，并做了一面大镜子，教儿童自行检查清洁。

第四，注重艺友制的试验。何谓艺友制？陶行知指出：“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艺术或手艺便是艺友制。”艺友制是以“教学做合一”为原则的。即教师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教师和学生做到“共教、共学、共做方为真正之艺友制，亦唯艺制始能彻底实现教学做合一之原则”。1927年秋，陶行知到各地学校参观、考察，亲自看到南京燕子矶小学等学校采用这种制度，帮助其他新办的小学培养了一些合格的教师，深深感到师徒制也可以培养师资人才。1928年1月8日，南京晓庄小学等6所学校开始联合招收艺友。他亲自为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设计的校旗。“旗的中心有一个小圆圈，里面有个‘活’字代表所要培养之生活力。圈外有个等边三角，代表教学做三者合一。三角上有一个‘心’放在当中，表示关心农民甘苦心意。左边有一支笔，右边有把锄头。三角之外有一个圆圈放射光芒，好比是太阳光。四面有一百个金色星布满全旗，代表一百万个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个个乡村都得到光，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光。”

南京燕子矶幼稚园乡村实验活动中，特别重视农事活动，开辟了小农场和小花园，让幼儿亲自动手，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从小培养孩子做学和生活能力。美国教育家克伯屈参观小农场后，十分称赏这种做法。1930年，晓庄事变后，被迫停办。（5）上海劳工幼儿团。

为了彻底解决城市女工抚养教育孩子的后顾之忧问题，1934年，在陶行知领导下，由其学生孙铭勋和戴自俺等人在上海沪西工厂区创办了上海劳工幼儿团。

上海劳工幼儿团是为女工子女创办的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其宗旨是为女工服务，对其子女（自断乳到8岁）实施教育。他们把幼儿园和托儿所打成了一片，彻底革除了传统贵族幼稚园与慈善托儿所的流弊，师资靠女青年会派员协助，经费靠募捐。设备因陋就简，孩子需要住宿者也可住宿。被褥、桌椅及一些玩具都本着勤俭原则，自制或请工人制作。园中玩具、风琴、儿童书画、卫生器具等一应俱全，教育的重点是卫生健康教育，教师经常带孩子到附近公园散步观察，以增长知识、开阔视野。该团存在的时间不长，创办不久即被迫解散，但在当时很有影响。（6）上海大场农村托儿所。

1947年，在得到陈鹤琴及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的赞助后，经国立幼稚师范专修科教授的策划，在上海市近郊大场开办大场农村托儿所。这是专门为农民子女开办的学前教育机构。也是国立幼稚师范专修科学生的实验基地。

大场农村托儿所由陈鹤琴任董事长，李名英、诸葛梅任主持人，董事有袁昂、张文郁、杨明远等。大场农村托儿所共设两所，第一所在孟巷巷南，第二所在杜桥头。每所有教师2人，保姆1人。共招收2—5周岁的儿童84名。

大场农村托儿所开办的宗旨是为充实幼稚教育内容和扩展乡村托儿事业；协助农村妇女改良家庭教育，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家庭教育，普及农民教育，提高农村文化。大场农村托儿所的教导原则是：儿童本位，做中教学，利用环境，创造环境。还为儿童制定了日常生活作息表。包括来所、早会及清洁检查、工作、营养、户外活动、静息、唱歌游戏、回家等。（7）上海大同幼稚院。

1930年3月，由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中国互济会（原名中国济难会）在上海法租界创办了上海大同幼稚院，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为该院题写了院名。该院专门收容与抚育那些被捕入狱以至牺牲，或投身革命无暇抚育的革命人士的子女，负责人为董健吾。

1931年冬，外界开始有人注意大同幼稚院。互济会负责人怕发生意外，影响革命后代，当机立断，于1932年1月解散该院，并将孩子们安全转移。

大同幼稚院从筹办到解散虽只有两年，却收容并抚育了毛泽东、彭湃、恽代英、李立三等革命前辈的子女，是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一只红色摇篮。

众多幼稚院的设立以及所开展的实验活动有其共同的特点，它们都以工农劳动子女为教育对象；办园都采用穷办法，自筹资金与设备，就地取材，勤俭办园，强调将孩子放在大自然大社会中去受教育，在实际生活中培养儿童的创造力，实用主义的教育方法有所反映，采用单元教学，设计教学法、强调“儿童中心”、“做中学”的原则。这些有中国特色的幼儿教育机构在艰苦的条件下也注意学习外国的有用经验，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的“我们一方面在这里干，我们一方面还吸收别人的经验，我们要把英国的、法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美利坚的一切关于幼稚教育的经验都吸收进来，我们来截长补短冶成一炉，来造成一个‘今日之幼稚园’！”可见，陶行知发起的乡村幼儿教育的实验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学前教育迅猛发展，也给中国学前教育带来了质的变化。（二）幼稚园保教人员的培养

1.幼稚师范的建立

新学制颁布后，学前教育的师资培训机构——幼稚师范学校开始出现，尤其是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后，培养幼稚师资的教育机构逐渐增多。这一时期培养幼教师资的机构有：1916年设立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保姆讲习所、1917年设立的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幼稚师范科、1927年设立的福建厦门集美幼稚师范学校、1930年设立的北平幼稚师范学校、1940年设立的江西省立幼稚师范学校、1943年设立的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这些学前师资培训机构为当时幼稚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师资力量，谱写了我国学前教育的新篇章。

2.幼稚师范课程及会考制度的颁定

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受美国的影响，中等教育实行综合中学制度，师范学校虽然也有单独设立的，但很多都成为高中的一个科，削弱了师资的培养。幼稚师范就更不被重视，绝大部分都附设在师范学校或高中成其一科称幼稚师范科。后来经过陶行知、陈鹤琴等大力呼吁，敦促政府重视学前教育，加强了幼教师资的培养。官办幼稚师范虽然发展缓慢，但在规范幼教师资培训方面则有所加强。

下面，我们将1933年4月公布、1935年7月修正的师范学校规程分别摘录如下。师范学校规程（摘录）（1933年4月公布1935年7月修正）

第一章　总纲（17条）

……

第二条　师范学校为严格训练青年身心，养成小学健全师资之场所，依照师范学校法第一条之规定，以实施下列各项之训练：（一）锻炼强健身体；（二）陶冶道德品格；（三）培养民族文化；（四）充实科学知能；（五）养成勤劳习惯；（六）启发研究儿童教育之兴趣；（七）培养终身服务教育之精神。

第三条　师范学校得附设特别师范科及幼稚师范科……

第四条　师范学校修业年限三年，幼稚师范科修业年限三年或二年。

……

第二十八条　三年制幼稚师范科之教学科目为公民体育及游戏、卫生、军事看护、国文、算学、历史、地理、生物、化学、物理、劳作、美术、音乐、伦理学、教育概论、儿童心理、幼稚园教材及教学法、保育法、幼稚园行政、教育测验及统计、及实习。

二年制幼稚师范科之教学科目为公民体育及游戏、卫生、国文，算学、历史、地理、生理、理化、劳作、美术、音乐、教育概论、儿童心理、幼稚园教材及教学法、体育法、幼稚园行政及实习。

第十章　入学转学休学复学退学及毕业

第七十八条　师范学校及幼稚师范科入学资格为初中毕业均须经入学试验及格。师范学校乡村师范学校幼稚师范科入学试验，均应免试外国语。

第十二章　服务

第九十二条　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年限须照其修业年限加倍计算。

第九十三条　师范学校每届毕业生，应由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分配于各地方充任小学校或相当学校教员。

第九十五条　师范学校毕业生在规定服务期内，不得升学或从事教育以外之职务。违者除迫缴学膳费外，如系升学仍由其升入之学校令其退学。

第十四章　附属小学及幼稚园

第一百二十一条　师范学校为便利学生实习及实验初等教育起见，应设附属小学并得附设幼稚园。

第一百二十三条　附属小学及幼稚园应设于师范学校附近。

第十五章　简易师范学校及简易师范科

第一百三十五条　简易师范学校及简易师范科学生毕业后，服务期满成绩优良，可入师范学校及幼稚师范科肄业，但仍须经入学试验及格。

从教育部公布的《师范学校规程》可以看出，一是对两年和三年制幼稚师范科教学科目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二是对学生的实习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实习应有参观、试习、试教三个阶段的内容，每项实习前后，须具预备、报告、讨论三种手续，每次3小时的实习时间。三是对学生每日上课时间和户外运动等事项做了规定：幼稚师范科学生每日上课自习及课外运动总时数规定为10小时，每星期以60小时计算；每日除上课时间外，以1小时为早操及课外运动时间，余为自习时间。学生自习及课外运动时间均须有教员督促指导。四是对幼稚师范科学生的入学、转学、复学、退学及毕业的办法都作了规定。五是对幼稚师范生实行了会考制度。会考由国家命题，会考的科目有公民、国文、算学、历史、地理、生物、物理、化学、教育概论、儿童心理、幼稚园教材及教学法、保育法。会考三科以上不及格，应留级；一或二科不及格，准其暂行工作，但不能有毕业证书，并要求参加补考通过后才能毕业并取得正式工作。

20世纪20、30年代是我国学前教育课程第一个较大发展时期。研究者们比较全面地对课程进行了独立探索，形成了崭新的儿童观，建立了比较适合当时我国国情和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的课程模式——单元教学。特别是《幼稚园课程标准》制定和颁布，幼稚园地位在学制中的确定，大大地促进了幼稚园和幼稚园课程的发展。当然，此期的幼稚园课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教育目标不够全面，如未设美育目标，缺乏层次性；内容比较忽视各种知识的纵向系统性和逻辑性；课程模式单一，只产生了一种课程组织形式即单元教学，再加上教育部用法令的方式向全国推广，整齐划一的做法影响了课程的多样性发展。四、抗战胜利前后的民国学前教育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年代里，我国学前教育事业仍然缓慢地发展着。（一）抗战时期的学前教育方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形势需要，1938年4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纲要》规定了九大方针，十七要点。《纲要》对幼稚教育作了如下规定：“幼稚教育，应使保育与教导并重，增加幼儿身心之健康，使其健全发育，并培养其人生基本的良好习惯。施教对象应推广及于贫苦儿童。”（二）颁布幼稚园规程和幼稚园设置办法

为了加强对幼稚园的管理，1939年12月，教育部颁布了我国学前教育史上又一部重要法规《幼稚园规程》，其所规定的教育目的同《幼稚园课程标准》。1943年，教育部对《幼稚园规程》进行了修正，改称《幼稚园设置办法》，于同年12月颁布实施。《幼稚园设置办法》共三十二条，规定招收4—6岁儿童，必要时招收3岁以下儿童予以保育。同时规定幼稚园的儿童数以120人为限，具体编制应按儿童的年龄智力分组，视儿童多寡，合并或分别保育，但每一教员应保育的儿童数日不得超过20人。“课程应顺应儿童的个性，遵循其身心发展特点实施教育。”但是，由于当时的抗战环境，《幼稚园设置办法》几乎成为一纸空文。（三）幼稚园的发展

抗战时期，我国很多地方的幼稚园被迫停办，从下表的统计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幼稚园的数量还是入园幼儿数都在连年下降，战争结束后才有所回升。（四）幼稚师范教育的发展

为规范幼稚师范、幼稚园教员任用标准，严格师资水平，提高师范教育的程度，1946年11月，教育部公布了《国民学校教员检定办法》。《检定办法》规定，要担任幼稚师范科的教员，必须具备：其一，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即国内外师范学院或师范大学毕业者，国内外大学研究院研究期满得有硕士或博士学位者，国内外大学教育学院或其他各院系毕业曾学习教育学科二十学分以上有证明书者，国内外大学各院系高等师范本科或专科毕业后有一年以上教学经验者。其二，有相当的实际经验或研究成就。如国内外专科学校，专门学校本科毕业后有两年以上教学经验者，曾任师范或者同等学校教员五年以上，经主管教育行政机关考核认为成绩优良并有专门著作发表者，具有精练技术者（如劳作科教员）。其三，考试合格者。如以上两条件都不具备，便要参加儿童心理、保育法，教育测验与统计，幼稚园行政、幼稚园教材及教学法考试，检定合格者才可任教。幼稚师范科教员任用条件的规定，强调了幼稚师范科教师的素质和水平，比起传统意义上的训练保姆的水平已有本质差别。

按当时教育部的规定，小学及幼稚园教员的检定标准，交由省（市）制定。1946年，教育部向全国各省推荐福建省对小学校长、教职员和幼稚园主任，教员的任用办法。

幼稚园主任的条件是：幼稚师范学校幼稚科毕业服务幼稚教育一年以上著有成绩者，具有下列各项资格之一——服务幼稚教育两年以上著有成绩者；师范学校各系科，旧制师范学校本科或高级中学师范科，特别师范科毕业者，乡村师范特科毕业服务国民教育一年以上著有成绩者，乡村师范本科，简易师范科或简易师范学校毕业服务国民学校二年以上著有成绩者。

幼稚园教员的任职条件是：一是幼稚师范学校或幼稚师范科毕业者，二是经笔试、口试或实习各项检定合格者。笔试有公民、国语、算术、本国史地、教育概论、有关各科教材教法等，占70%。口试或实习占30%。一次检定合格期限为四年，三次以上拥有成绩及格证明书者发给长期合格证书。三是具有下列各项资格之一者，并曾任幼稚园教员一年以上之女子：师范学校各科系、旧制师范学校本科、高级中学师范科、特别师范科或乡村师范学校特科毕业者，高等师范学校、专科学校、师范专科学校或大学师范专修科毕业者，国内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科系、师范大学或师范学院毕业者、体育师范学院毕业者，乡村师范学校本科、简易师范学校或简易师范科毕业者。

由此可以看出，幼稚园主任的任职特别注重教育的实践经验，幼稚园教员的任职必须要达到高级中学以上的文化程度，要有教育理论素养和幼稚教育的实践能力。这样训练、聘用、考核幼稚教育的管理员和教员，体现了国家对师范教育的高度重视。由于条件限制，《检定办法》要在城乡真正推行，具有相当大的困难。（五）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成立

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的全面侵略，使许多幼稚园毁于炮火，幼稚园数量急剧下降。大量儿童在敌人的残暴进攻下流离失所。为抢救民族的后代，培育无家可归的难童健康成长，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重视保育事业，抚养革命后代”的学前教育方针。

战时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理事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理事安娥，为了保护战时失去亲人无家可归的孩子。她先后找“共产党的邓大姐、民主人士史良、国民党唐国桢”等，请她们做发起人；请宋美龄出来主持保育会，出任保育会的理事长，以更好地解决难童的教养和经济问题。同时积极同上海、南京、北平等地来到武汉的各界进步妇女人士座谈，商讨如何救助战火中受难儿童问题，促进保育会的建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起人急剧增加到184人之多，从沈钧儒、郭沫若到李德全、郭秀仪等，各界爱国志士，都成为保育会的中坚力量。

1938年3月10日在武汉圣罗一女中举行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大会由李德全任主席，安娥报告筹备经过，由宋美龄等致辞。会上确定了保育会宗旨：以挽救、收养战区难童，培养民族幼小主人为目的。推举李德全、郭秀仪、钟可托、安娥、唐国桢、吕晓道、于汝洲、朱涵珠、曹孟君9人为筹备委员并成立筹备办公室，积极开展了具体工作，成立经济委员会、保育院计划委员会、运输工作委员会、宣传工作委员会、武汉临时保育所委员会、难民儿童服务委员会等，制定工作大纲，规划各省设立保育院、所的地区和数量等工作。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推选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邓颖超等为常务理事，在全国各省市、香港和南洋群岛设分会20多个；在各战区设立儿童保育院53所，如著名的延安第一、第二保育院。总共收容难童3万多名。由于正确的思想理论作指导，抗战期间的学前教育在艰苦的环境下得以维持，并为战后学前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战时儿童保育院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他们追求真理，反抗侵略。特别注重劳作教育，培养儿童的劳动习惯，树立劳动创造世界的观念。在教育方法上，教育与劳动和实践相结合。总的来说，战时儿童保育院对挽救和教育难童、支援抗战作出了贡献。当然，由于特殊的战争环境，保育院和幼稚园的课程设置很不全面，也不细致，有的内容超出幼儿的接受水平，政治性较强。幼稚园课程的发展处于困难时期。

下图为日寇侵华之际，由国共两党妇女领袖宋美龄、邓颖超领导建立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重庆地区的保育会就收养了2000多名难童，这些孩子得必学一门“功课”，即躲避轰炸。保育院的孩子们在练习躲避日机轰炸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对中国学前教育事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进行深入反省并不断改进，使得教育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时能够维持并有一定的发展，这些成绩应归功于抗战时期教育思想理论的正确引领。

思考与练习

1.试析1932年颁布的《幼稚园课程标准》。

2.评述民国时期我国幼稚师范教育的发展。

3.阐述20世纪20、30年代我国幼稚园的实践活动的现实意义。

拓展阅读蔡元培先生教育轶事

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是绍兴人，1868出生，字鹤卿，号孑民。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以其坚定的民主爱国精神，一生致力教育救国、美育救国、科学救国，对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学贯中西，博精群籍，学识宏富，操守高洁，一生桃李满天下，享誉海内外，为中外人士所敬仰。虽辞世达六十五年，蔡先生的情操与风骨，一直为后世称颂，毛主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作为著名的教育家，有很多的教育轶事值得我们今天的教育者思考。下面，有他在任北大校长时的几个小故事供大家学习。

民国初年的北大，多处还保留着清朝京师大学堂的规矩，如学生有事和校长接洽，需递交呈文，经校长批示后，再揭晓于告示牌上，像是一座衙门。蔡元培到任后，立即出了布告：此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当学生对学校有改进建议时，蔡先生就把有关提案及时送往《北大日刊》登载，并择其合理可行者，迅即督促职员实行。

适逢学生毕业，蔡先生精制了一批铜尺赠给北大毕业生作纪念，上刻他亲自撰写的一副对联：各勉日新志，共证岁寒心。上联“日新”语出《礼记·大学》“日日新，又日新”，下联“岁寒”出自《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意在勉励毕业生离校后奋斗不息，不断求新。虽然世道纷乱，社会黑暗，但更须保持松柏坚贞之节。

蔡先生出任校长之前的北京大学，是一座封建保守、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即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学堂中豪富子弟不少，很多学生一年要用上千块银元，有的甚至要花四五千块银元。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把上大学只不过是当作自己晋升之阶而已。教员中也有不少人不学无术，吃饭混日子，讲课更是敷衍塞责。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第一天，校役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脱下礼帽，规规矩矩地向校役们鞠了一躬，然后才神态安详地走进大门。此后，他每天进学校时，都要向站在大门旁边的工友们鞠躬致敬。久而久之，这成了他的习惯。像蔡元培这样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工友行礼，在当时的北大乃至中国都是罕见的现象。蔡元培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开新风气之先，使得这所国立大学焕发生机。

也就在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有次他突然问学生：“5加5是多少？”学生以为校长所问必有奥妙，都不敢贸然作答。好一会，才有一学生说：“5加5等于10。”蔡笑着说：“对！对！”并鼓励说：“青年们切不要崇拜偶像！”第五讲　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学前教育

本讲提要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学前教育，是指土地革命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学前教育，是结合根据地和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战争的客观环境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建立了新的学前教育体制，摸索出一条新民主主义学前教育发展的道路，锻炼了幼儿教师队伍，为新中国成立后学前教育的改造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实施学前社会教育的必然性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学前教育的发展却远远超过经济较发达的国民党统治区。这种状况是和中国共产党“重视保育事业，抚养革命后代”的学前教育方针分不开的。（一）妇女地位提高，参与革命生产活动，建立学前教育机构

妇女广泛参与社会工作，需要有学前教育这样的机构来保育儿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实行男女平等。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其中明确指出：“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男女平等在老解放区得到了充分体现。一是妇女得到了土地。妇女同男子分得同等数量的土地，由妇女独立经营与支配。二是与男子同样享受劳动报酬，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可以得到同男子一样多的报酬。三是与男子一样加入工会等组织，享受同样的权利，履行必要的义务。由于女工自身的特殊性，她们在生产、生活中都得到了特殊照顾。妇女要全身心地参与社会生活实践，就必须把她们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把孩子组织到社会教育机构中去。（二）学前教育的方针、政策

革命根据地人民政权建立以后，党和政府一贯关怀幼儿的成长。1930年江西苏区兴国县总工会提出了要创办妇科院、育婴院、幼稚园等。1931年湘鄂赣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提出，要注意学龄前儿童教育，注意看护小儿的教育。1932年在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学制，把幼稚园列入普通学制的第一类，收3—7岁的儿童，为3岁以前的儿童设保育院。1933年，全苏区教育大会上提出了要在苏区逐步建立一些能够养护、管理未达到入学年龄的儿童的学前教育机构，如幼稚园、托儿所等，以实现增进社会进步和妇女的彻底解放。

1934年2月，苏区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颁布了学前教育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托儿所组织条例》。《条例》规定：“使小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和照顾，在集体的生活中养成共产儿童的生活习惯。”“有选举权的人生下的小孩凡过1个月至5岁（须无传染病）都可以进托儿所。”同时《条例》对托儿所的规模、作息制度、环境设备、保教人员的编制标准、小儿的卫生和健康、管理等作了详细的规定。《托儿所组织条例》的颁布，为老解放区建立完善、规范的学前教育制度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8年初，在武汉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该组织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战时儿童保育会把教育与社会实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儿童培养成追求真理，手脑并用，自觉工作，反抗侵略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同年8月，在延安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以更好地保护、教育、培植新中国的嫩芽为目标。1939年，陕甘宁边区把加强保育儿童的工作，注意儿童的健康使其健全发展列为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1941年，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实行儿童保育”列为中心工作，并且专门作了“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决定要求，在边区民政厅设保育科，各县要添设保育科员1人，区乡政府内也要添设保育员1人。对于如何保护孕妇、产妇及其待遇，婴儿保育、托儿所的建立，保姆的待遇等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保育儿童的决定》是继《托儿所组织条例》之后老区又一重要的学前教育法规文件，它对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学前教育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46年12月，为适应解放战争和土改工作的新形势，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战时教育方案》，号召“各级学校及一切社教组织，亦应立即动员起来，发挥教育上的有生力量，直接或间接地为自卫战争服务”。（三）儿童公育的萌生

革命战争年代军政干部根本无暇顾及家庭和子女，只有实行儿童公育才能解除后顾之忧。根据地实行军事化的供给制，儿童公育能够解决儿童成长需要的经费和场地等条件，儿童公育是战时体制的特殊需要，带有浓重的战时共产主义色彩。

1934年2月，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颁布了《托儿所组织条例》。比较清晰、完整地表达了儿童公育的愿望。1941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实行儿童保育”。同时对孕妇、产妇、婴幼儿的保护、待遇等均作出详细规定。如男子不得与孕妇乳母提出离婚，各机关团体学校不得推卸怀孕或携有婴儿之女工作人员，对于带有婴儿及孕妇之女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不能要求过高，其工作时间每日只有4—6小时，且不妨碍其哺乳时间。孕妇产前休息一个月，产后休息一个半月，孕妇于生产时，发给生活费和营养费，产前产后酌发大米、白面。婴儿未满周岁，每儿每月均发保育费10元；满周岁的婴儿，领取半个成年人的伙食粮费，补发给保育费5元。婴儿衣被均按成人发给，每年发宽面布5丈，棉花3斤。周岁以上的儿童，其衣食按成年人发给，津贴每月2元等等。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儿童公育的物质需要。1945年，边区保育工作规定：一方面，要建立公育制度，凡抗战将士及一切机关工作人员子弟，一概都由政府抚育，以便使家长们能专心致力于抗战建国的事业，更加提高他们的工作热忱和效率；另一方面，要全面推行保育工作，使这个工作真正能普遍地深入到民间去，为边区的儿童谋福利。这个文件，更加具体地规定了孕妇、产妇、保姆、儿童的待遇，奖励儿童集中起来管理与教育，成立保育院、托儿所等，儿童公育制度更加明确起来。

随着形势的发展，至1945年，陕甘宁边区有托幼组织90多个，集中在保育院、托儿所、幼稚园中受公育的儿童有1180余名，分散在各个机关托儿所的儿童有930名。享受公育的孩子，从出生至学龄期，他们的衣、食、住、教育等，均由政府供给。二、托幼机构的主要形式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边区政府先后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学前教育机构。（一）寄宿制的托幼机构

寄宿制的托幼机构，一般由边区政府主办，主要招收前方战士和烈士的子女及后方干部的子女。如陕甘宁边区第一、二保育院及其托儿所等。延安第一保育院，建在延安城北，全院分成乳儿部、婴儿部、幼稚部、小学部。全院教职员30名，女21名，男9名，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受过高等教育的3人、师范教育的19人、中学6人、艺专1人、小学1人。延安第一保育院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条件相对较好。

类似这种幼教机构，在各个解放区都有建立，如1948年6月，在山东菏泽创办的冀鲁豫保育院。该院收2—7岁的儿童，共41人。太行地区各级政府，为增进儿童健康，减轻干部负担，提高工作效率，也设立了托儿所。如在长治成立的太行行署托儿所，在邯郸设立的边区托儿所，收2—6岁的儿童。在这种托儿所，一切费用均由国家负担。（二）日间托儿所

日间托儿所一般由某一机关、工厂、学校、部队等单位自办的托幼机构。一般设在本单位，仅收本单位子女入托，孩子白天入托，晚上接回家。当时的中央党校、中央组织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被服厂、银行等，都办了日间托儿所。如中国女子大学托儿所，仅收女大教职员及一部分学员的子女，每天母亲们上班时将孩子送到婴儿室，由保育员看管。

这种托儿所也有民办公助的形式。如党校三部托儿所，该托儿所成立于1945年10月，招收的孩子大小不一，6个月以内有17人，7个月至一岁半的有34人，一岁半至3岁的有39人，3岁以上的有29人。托儿所分大、中、小班。组织上只帮助解决几名公务员，其他所长、副所长、会计、班主任等由女同志自己推选。托儿所没有固定经费，没有独立预算，由党校给予一定补助，也向救济机关请求一点经费和医药品，既不增加公家和母亲们的负担，又丰富了孩子的营养。（三）母亲变工托儿所、哺乳室

母亲变工托儿所、哺乳室是根据劳动妇女的需要，母亲们自己组织起来，轮流值班或请老人照看幼儿的一种幼教形式。特别像家属队托儿所或者农忙时临时成立的托儿所、哺乳室等这种机构，在江西苏区很普遍，1934年兴国建立的227个托儿所，就是在春耕农忙时建立起来的，管理孩子的母亲专门养护孩子，她们的生产任务由送托孩子的母亲分担，以方便更多的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如晋绥机关托儿所，便是由母亲们实行了变工互助组织起来的，当时，因母亲参加工作，31个孩子专人照管，经常闹病，导致这些母亲不能很好地工作。她们经过反复讨论，采用变工和民主推选的方法，解决保育员、所长、班长、教员、卫生员、伙食委员、会计等问题的同时，把孩子们的抚养费集中起来，再由母亲们生产节约补助一部分解决托儿所的经费问题。托儿所办起来以后，母亲们能够安心工作，孩子入所后，个个活泼健康，收到良好的保育效果。（四）化整为零型的托儿所

化整为零型的托儿所，在晋、冀、鲁、豫根据地最多。它的特点是：当局势稳定时，孩子便集中，由托儿所或幼稚园培养，敌人扫荡时，托儿所化整为零，保教人员与孩子分散在老百姓家中，由群众掩护。如山东托儿所，在敌情严重时，把孩子分成几个小组，分散在老百姓或干部家中，当作他们收养的孩子，或是说亲戚家中的孩子，受群众的保护，以免敌人迫害。托儿所工作人员看望孩子，则化装成货郎卖货或亲戚走访。这些孩子在百姓家中，要交保育费和伙食费。在战争环境下，这类机构管理起来很困难，也有相当的危险性。（五）小学附设幼稚班

小学附设幼稚班是为不满入学年龄儿童兴办的，一般属于半年至一年的学前教育。因为哥哥姐姐上学，就将他们带着上学校设的幼稚班，然后正式入小学一年级。陕甘宁边区绥德、米脂两地的小学就设有类似的幼稚班。如清涧城关完小，1945年附设幼稚班，增加了唱游时间，并利用图画游戏等方法进行教学，幼稚生很感兴趣，人数增到120名，深受孩子和家长的欢迎。

老解放区的幼儿教育机构，大部分属于公办的，也有民办公助，或者纯属劳动妇女自己组织的互助性质的；有寄宿的，有日间的，也有季节性质的。总之，老解放区学前教育机构的形式，因地制宜，灵活多样。不仅解放了成千上万的妇女干部和劳动妇女，使她们能够参加革命工作、生产或学习，而且使孩子们得到更好的养护和教育。同时，各种类型托幼机构的建立，还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高素质的幼教干部队伍。三、学前儿童保教内容和方法

由于时局不稳，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学前教育在内容、原则、方法上难有统一的要求和严格的规定。土地革命时期，《托儿所组织条例》指出：托儿所要使小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与照顾，在集体的生活中养成共产儿童的生活习惯。抗日战争时期，幼儿教育的目的更加明确，如第一保育院提出教育的口号是要在各种课业陶冶中，增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和快乐，培养优良的习惯，使他们成为抗战建国中优良的小国民。解放战争时期，幼儿教育的目的则更加具体，第一保育院提出培养幼儿的总方针是锻炼儿童革命的观点与作风，培养儿童活泼愉快的心情，锻炼健康坚实的体格，陶冶勇敢诚实的个性，增进儿童智力训练，手脑并用，使他们成为未来新中国健全的主人公。因此，保育儿童身体，培养良好习惯，发展儿童智力，便是老解放区各个时期所力求实行的学前保教内容和目标。（一）婴幼儿保教内容

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幼教机构中，由于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幼教机构不仅要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更要以保育儿童身体、培养儿童良好习惯、发展儿童智力为宗旨，即保育为主、教育为辅。

1.保育方面（1）保证儿童的营养需要。

在物质供应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于1942年下达儿童保育费规定，如儿童由出生起至5岁止，均发奶费25元，6个月到一岁的儿童按每日小米4两，1—3岁的小米8两，4—5岁的小米12两等标准分发。规定孩子们的待遇高于一般工作人员和战士，他们享用和伤病员一样的供应量，保证儿童能有白面和肉吃，有鸡汤、牛奶或豆浆喝，保证儿童的营养需要。

保育院根据孩子不同情况，一是制定每星期的食谱。第一保育院就是按幼稚班、婴儿班、乳儿班及慢性消化不良孩子等四种情况，制定出四种不同的食谱。如慢性消化不良的孩子，要食肝泥、白菜泥、稀米汤、干馍片、豆枣水、软蛋、挂面等，幼稚大班可食大葱炒豆腐、回锅肉、白菜、米饭、面条等。二是注意科学调剂食品。例如粮食，大米、小米、豆子，可做成各种面粉，粮食经过加工后做成食品，比直接用原粮做好吃而且更有营养。保育院对蔬菜的供给也经常调剂，在冬季因为蔬菜供应困难，就事先购买和储藏，或者加工成豆芽菜、豆腐、酱油等各种花样的食品。根据儿童年龄、供给标准和当地的产物，由管理员、烹调人员、采购员、医生共同研究制定食谱、菜谱，并定期进行调换，确保了儿童营养的合理搭配。（2）实行严格的生活作息制度。

保教机构制定了儿童生活、作息时间表，培养儿童形成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儿童要按时起床、睡眠，定时吃饭、喝水，勤洗澡、勤换衣，定时学习、游戏，大小便有规律。同时，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阶段和季节，制定春秋季时间表。如夏季午睡增加一小时，睡眠时间推后一小时，起床早半小时，冬季起床要推后一小时。另外根据儿童年龄不同，有针对性地制定不同的规定。如对幼稚班7:00—7:30规定为早操时间，而这个时间幼儿班则规定为“户外活动”的时间。又如关于“按课程活动”一项，幼稚班比幼儿班上、下午各延长半小时，且幼儿班主要是唱歌、游戏的课程。这些都体现出保育院根据儿童的实际年龄和季节等合理安排生活作息，使孩子养成科学作息的良好习惯。（3）重视疾病防治。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一般地处边远地区，卫生条件很差，又极缺医少药，儿童发病率、死亡率都很高，所以在老解放区的托幼工作中，疾病的防治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

在防病治病上，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治疗与护理结合，采取“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早恢复”的措施，保护儿童健康。老解放区托儿所防病的主要做法是：

第一，按时体格检查。凡新入所儿童，必须经过体格检查，了解儿童的健康状况，并判断是否能够入所。儿童被允许入所后，每三个月全身检查一次，以便早期发现疾病。每日由保育员进行晨间卫生检查，身体局部检查每月一次，如眼、耳、鼻、皮肤、牙齿等，若发现儿童有特殊情况，立即采取措施。每次查检后，要对孩子的身高、体重、肠寄生虫、齿龈炎、沙眼等情况进行记录。

第二，隔离。对新收入所儿童，就是当时无病，也要经过两个星期的隔离，没有问题才可与其他儿童共同活动。儿童回家重返托儿所后，按新儿童入所办理，重新隔离。如发现有病或染上虱子、皮肤病，就要及时治疗处理，以防传染其他孩子。儿童生病期间必须隔离，最少3天。病儿由专门保育员照顾，并不得接触健康儿童。将孩子分成病者、可疑者、健康者三种情况分别看护。

第三，定期消毒。托儿所有严格的消毒制度。如规定所内工作人员外出回所后，先要洗脸、漱口、洗手，必要时还要换衣服，然后才可接近儿童。他们要求工作人员少去集市和其他公共场所。家长来看望儿童或参观的人员，要在指定的地方洗手、漱口、戴口罩、穿隔离衣。

第四，防疫注射。老解放区医药缺乏，各种疫苗很难得到，有时来了，但日期已晚。对儿童防病主要靠日常细致艰苦的工作。在边区儿童死亡率极高的环境下，集中抚育儿童，又无医药设备，就是靠保教人员对革命对孩子的高度责任心战胜疾病的。1943年冬，第一保育院半数以上的孩子患了百日咳，靠保教人员的精心护理，无一病儿死亡。（4）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学前教育机构充分利用大自然环境，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锻炼活动，以增强儿童体质。如带儿童到山坡、河边、沙滩玩游戏等，锻炼身体，增强抵御疾病的能力。

2.教育方面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学前教育，实现保教并重。最初强调保重于教，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工作经验的积累，教育内容逐渐丰富，并逐渐形成一套较为稳定的学前教育课程。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学前教育机构注重对幼儿的保育、品德教育和智力教育，使幼儿获得全面发展。通过对儿童进行礼貌的训练、秩序的训练、独立生活能力的训练、为群众服务的训练，培养幼儿良好的行为习惯。

延安第一保育院，1939年以前采用的是不设课程的兴趣教育，教员和孩子一起玩，发现什么就谈什么，孩子想出什么，教员就讲什么。教育与训练无计划，无系统。1940年以后，确定常识、唱歌、游戏、故事、工作（折工、纸工、泥工、涂色）、自由画、体育、卫生、识数、识字、玩玩具、自由发表等科目课程。每节课时间少则10分钟，多则25分钟。如要求2—6岁的儿童识别农作物60种、动物40种、颜色12种、形状12种；会单独表演唱歌，会发表心里的话，会讲简单的故事和担任指挥唱歌；能从1数到100，并能心算3+5=8这样的加法；识字50个，并会写自己的名字；对各种常识发生兴趣，并能简单地知道太阳、月亮、雨、雪等自然现象。

托儿所将整个儿童教育分为幼稚教育、生活教育、卫生教育三大类。按年龄大小分幼稚大班（5—6岁）。幼稚二班（4—5岁）、幼儿大班（3—4）、幼儿二班（2—3）四个班，并分别安排课程。如幼稚大班的课程项目有看图识字、数数目、图画、劳作，游戏、跳舞、故事、体操、自由活动、选举模范、卫生检查、洗澡等项。而最小的幼儿二班便只有卫生检查、表演唱歌、游戏、学讲话或识物、自由玩几项，并且自由玩课程所占的比重很大。

边区政府主张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与训练。要求积极组织儿童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如幼儿园大班的孩子，要自己穿衣、叠被、扫地等。幼儿园还给孩子们开辟一块小农场，叫他们学播种、浇水、拔草、收获等，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劳动教育与训练，做到知道爱护庄稼，能浇水、拔草等，会搬椅子、提壶打水、拾洋芋、摘西红柿、拔萝卜等生产劳动；会用剪刀剪纸、剪指甲、用手揉泥、折纸等。（二）婴幼儿教育的原则、方法

1.婴幼儿教育的原则（1）“一切为革命，一切为儿童”的原则。保教人员以高度革命责任心，精心尽力地抚育着孩子们，自觉地承担着老师兼妈妈的双重任务，以慈母般的心肠抚育着孩子们。延安第二保育院，为了减少烈士及在前方作战人员的子女对亲人的想念，弥补所缺少的母爱，创造了“接孩子”的制度，即由本院保育员代替孩子的妈妈，在星期天把那些没有人看望的孩子接回自己家中，使这些孩子享受“母爱”的幸福。

站在儿童的立场上教育儿童的原则。要求“教育儿童要站在儿童立场。若你肯定儿童是独立的儿童，那么你也得肯定他们有独特的要求和独特的小园地；要发现他们的要求与生活在他们的园地中，才能有方法帮助儿童发展，指导他们前进。因此要有儿童的感情，以及善于站在儿童立场去观察儿童对事物的反映与生活态度。这是一个幼稚教育者必须要有的条件。”本着这个精神，老解放区幼教人员，认真开展对儿童心理的研究，研究儿童感觉、知觉、意志、想象等心理特点，并且把儿童心理学作为培训保教人员的重要内容。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尽量满足孩子的特殊要求和爱好，保证他们游戏与娱乐，因材施教。（2）坚持正面教育，适当运用批评的原则。不少托儿所的孩子们经常进行民主讨论，推选出模范儿童，报告好儿童的事迹，给他们戴上一个写着“模范儿童”的红布条，以鼓励这些孩子。他们坚持表扬为主，批评要适度，禁止体罚，引导孩子争做好儿童。（3）幼儿园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保教人员要经常与家长保持联系，向家长宣传正确教育儿童的方法，向家长了解儿童家庭生活史，以便有针对性地对儿童进行教育。邀请家长参观托儿所、幼稚园，组织母亲会或用其他方式使家长与托幼单位接触，使他们了解教育儿童的方针，观察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

延安第一保育院曾总结了健康第一、真爱儿童、尊重儿童、学着做事、分辨是非、反对威迫、积极鼓励、诱导启发、贯彻一致和保教合一等十条教养原则，这十大原则至今仍不失其意义。

2.婴幼儿教育的教学方法

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教育工作者在长期探索的基础上，逐渐摸索出按年龄分班、采用单元教学、直观教学法、比较教学法以及故事化、游戏化和教学歌曲三化结合等教学组织法，实践证明，这些办法比较适合儿童特点，有利于克服成人化和小学化，提高了幼儿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儿童学习效率。这些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

直观教学法——这种教学法是以实际事物教育儿童，使儿童获得明确观念的一种教学方法。如中心教材为“兔子”，即可让儿童仔细观察兔子的形态，当儿童注意观察兔子时，教师把握时间并简单地指出兔子的特征，如大耳朵、短尾巴和三瓣嘴等，使儿童对兔子的形态获得明确的了解。

比较教学法——这种教学方法能使儿童对所学的东西，认识得更加正确，印象更加深刻，记忆得更加持久。如中心活动为“鸭子”，就可以用鸡和鸭子来做比较。总结出凡是相似的事物，最好采取这种方法。“三化”教学法——教学故事化、教学游戏化和教学歌曲化。保育院利用故事、歌曲和游戏的形式对儿童进行教育，将教育富于孩子的娱乐之中。故事是适合儿童学习心理的，该园根据教学单元，通过故事形式进行教育，激发儿童的情感，引起学习的兴趣。采取游戏方式，教育孩子认字，例如把全班儿童分为两组，教师拿出写好的卡片，给小朋友们看，哪一个组的小朋友读出卡片上面的字，就把卡片给哪一个组，哪一组的卡片多，哪一组就是胜利者。歌曲可以陶冶儿童的性情，调剂儿童的生活，为此将教育内容编为歌曲进行教育，把教育孩子的生活常识放在歌词中去。如为人民服务歌为“吃的人民的米，穿的人民的衣，努力为人民做好事，才不负人民的意”。再如“保育院、我的家……小兄弟、小姐妹，一同玩、一同耍，不骂人、不打架，相亲相爱如一家”。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十分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能够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单元教学法——这种教学法是老解放区的保教人员在吸收国内外学前教育工作者们所创造的经验，并且结合老区的实际的教学方法。如延安完小幼稚园，在延安大学教育系张宗麟的帮助下，采用单元教学法，教室布置也作了改变，教学内容也注意贴近实际，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智力测验与心理测验的尝试。延安第一保育院曾认真做过儿童的智力测验与心理测验，积累了不少儿童心理、生理发展的宝贵资料。将不同年龄儿童心理发育情况的观察实验分为：健康状况、智力测验、心理测验、生活能力、个性习惯等几项。如对6岁左右儿童智力发展方面的统计情况是，能唱儿歌20个以上的占59%，能唱儿歌10首以上的占100%，在众人面前能完全发表自己意见的占78%，能自由画5种东西以上的占86%，能从1数到200的占100%，能做一种以上游戏的占79%，能认自己名字的占96%，听课能接受80%以上的占83%等。

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学前教育不仅有明确而具体的教育目标，而且有适合孩子年龄特点的教育内容、方法和比较稳定的课程科目。坚持为革命战争和生产建设服务的方向，贯彻依靠群众和勤俭办所的原则，实施“保教结合”、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教育及建立了一支“一切为了孩子”的保教队伍。老解放区的学前教育机构不仅培养了孩子健康的体魄，启迪了他们的聪明智慧，而且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撒下了纯真的革命种子，为他们身心健全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教材编写

边区的学前教材缺乏，来源困难，参考书也很少，唱歌、游戏、故事、儿歌、剪贴、观察等教材全靠保教人员自力更生、亲自动手编写。

第一保育院根据孩子们的自发的各种活动，儿童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编出了24个中心活动，即单元教材。如1946年上半年，儿童常识教育中心内容曾进行的中心单元教学主要有：新年、春来了、敬爱师长、手的用处、羊、儿童节、苍蝇和传染病、蜂和蚁、蜘蛛、奇怪的天空、飞机来了等。到1948年时共编写了30个单元教学的题目。这些单元教学的内容上依据学龄前儿童的特点，其中属于生活常识方面的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自然常识，再次是一般科学知识。每个单元的教学内容和进度，对不同年龄儿童有不同要求，每个单元大致进行两三个星期。单元教学，加深了儿童对所学知识的印象和记忆。四、保教队伍的建设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学前教育把“一切为了孩子”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党性觉悟高、专业技能强、甘于和勇于奉献的保教队伍。（一）从提高素质入手，全力培训保教人员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保育员，主要都是些农村妇女，她们绝大多数是文盲。如延安第一保育院，30名保教人员只有三、四名是知识分子，其余都来自农村。她们不仅文化低，而且都不愿意做保育工作，不了解保育工作在学前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因此，全面提高保育人员的思想认识，着力培养保教人员的专业技术素质成为重要工作之一。（1）积极学习，不断提高保教人员的思想认识。为了使她们充分认识学前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激发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安心和服务于保育工作，专门邀请党、政、军领导人定期给保育员作报告。像邓颖超、蔡畅等同志都亲临保育院、托儿所等学前教育机构讲课或做报告，鼓励她们安心保育工作，尽职尽责地把孩子管好。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龙、林伯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亲自过问托儿所、保育院的工作，积极解决她们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努力解除她们的后顾之忧，提高了她们的思想认识，激发了她们爱岗敬业的工作积极性。（2）以“扫盲”工作为重点，努力提高保教人员的文化水平。提高文化水平是老解放区保教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扫盲”，他们有计划地开展看图识字、读课本、学造句、写日记等活动。要求不识字的保教人员，经过一年的学习，必须学会最基础的常用字，要能写信、写日记、读解放区的《解放日报》和《群众日报》。（3）以儿童心理、儿童卫生学为抓手，积极开展学前教育专业技术培训。尽管老解放区条件差，为加强专业技术教育，对保育员进行儿童心理、儿童卫生等专业知识的教育还是必不可少的。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儿童生活管理、一般的卫生常识、急救法、营养学、护病技术、妇婴卫生等。

培训和提高保教人员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当时并没有设立专门培养幼稚师资的学校。由卫生部门或保育委员会兴办的保育训练班比较正规。1941年边区民政厅曾办为期一年的保育训练班，主要教授课医药卫生、接生保育、文化课，政治课等。也有各地方或单位自行组织为期两三个星期的脱产训练班。绝大部分保教人员是在岗位上边学边做边提高的。（二）明确责任，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学前教育机构逐渐建立了科学的管理制度。在保教工作制度中规定：保育员的责任主要是从儿童生活管理上保证儿童的健康，防止疾病，了解儿童健康、生活、智力的发展。幼稚教师的任务主要是从教育中养成儿童生活的良好习惯，开发其心智，采取适当方法教育儿童。医生与护理员的任务是设法为儿童积极防病、治病，经常向保教人员提供预防疾病的方法，关心儿童饮食、卫生等。保育员、幼稚教师和医护人员要互相配合，实行“保教卫合一”。

托儿所、保育院都有严格的干部分工和明确的职责规定。如中共中央党校三部托儿所，是半托的民办公助的机构，它却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系统，规定了正所长、副所长、会计、正班主任、副班主任及教员、班长、保育员的不同职责，对托儿所内的各种制度，如会议制度、儿童健康登记制度，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不得违反。（三）想方设法，为保教工作创造条件

总之，革命老区学前教育积累许多宝贵经验：第一，坚持为革命战争和生产建设服务的方向，这一服务方向主要是通过解放妇女、解除父母的后顾之忧来实现的；第二，贯彻依靠群众和勤俭办学的原则，人民对学前教育的支持主要包括房屋、玩具设备、事务、医疗、人力、师资、掩护等多种不同的方式；第三，实施“保教结合”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教育；第四，建立了一支“一切为了孩子”的保教队伍。

思考与练习

1.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托幼机构的主要形式有哪些，有什么特点？

2.分析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学前教育的方针、政策对学前教育的作用。

3.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婴幼儿保教工作有哪些特点，有何现实意义？

拓展阅读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的教育

延安第一保育院也称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是老解放区的寄宿制幼儿教育机构。该院1938年10月以蓝家坪托儿所为基础，在延安成立，招收抗战前方指战员和革命干部子女。1943年，托儿所提出了明确的教育目的：“增进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快乐，培养其优良的习惯和行动，使成为抗战建国中优良的小国民。”保育院对儿童的营养、健康、卫生、作息制度、托儿所的编班等均有严格的规定。按幼儿实际年龄把幼儿分为：幼儿班（3岁以下）、婴儿班（3—4岁）、幼稚班（4—5岁）、幼稚大班（5—6岁）。

保育院得不到外界的援助，没有现成的教材和参考书。因此保育院的老师们自力更生编写了24个中心活动，即单元教学法之单元教材。教材的内容有唱歌、游戏、讲故事、剪贴、观察等。延安保育院合唱队第六讲　现代教育家的学前教育思想与实践

本讲提要

民国时期，涌现出像陶行知、张雪门、陈鹤琴、张宗麟等一大批教育思想家，他们关于学前教育的思想和一系列实践，不仅开创了我国乡村学前教育的先河，而且继承了中国学前教育思想的精华，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学前教育思想的内容，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学前教育的大发展。一、陶行知

陶行知是“五四”前后中国教育改造的旗手，他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创办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教育。他用毕生精力践行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诺言，矢志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形成了中国生活教育思想体系，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毛泽东主席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一）生平和幼儿教育实践

陶行知，安徽歙县人，1891年10月18日生。他自幼聪明好学，17岁从崇一堂毕业后独自远离家乡，考取了杭州广济医学堂，因不满该校歧视非教徒学生，入学3天后便愤而退学。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后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就读。在校学习期间，担任学报《金陵光》中文版主编。1914年，陶行知在大学校长包文先生的鼓励和亲友的赞助下赴美留学，考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第二年便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15年9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他深信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且他认为第一流的哥伦比亚大学是他攻读教育的最好的学校。他决心将来为祖国教育的改革、发展奉献终身。他认识到“教育苟良，则人民生计必能渐臻满意。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重要之手续”。

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毕业回国，他说：“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教授、教务主任兼教育科主任，主讲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推行平民教育。“五四”运动后，积极从事平民教育运动，1921年，陶行知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筹备工作，改进社成立后，他担任主任干事。1923年夏，他辞去东南大学教授职务，举家迁至北京，专任改进社总干事。8月，他与朱其惠、晏阳初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先后赴河南、浙江推行平民教育运动。在从事平民教育的过程中，他开始注意到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问题。1926年下半年，他到南京附近考察乡村教育，成立乡村教育研究会。

在平民教育处于高潮的时候，陶行知冷静地看到：“中国以农立国，十有八九住乡下，平民教育是向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所以他响亮地提出了“到民间去”、“到乡下去”的口号。1926年1月他提出了“师范教育下乡运动”，并撰文为乡村教育确定了基本任务：“乡村师范学校负有训练乡村教师，改造乡村生活的使命。”他所绘制的蓝图是：“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经过一年的奔波筹备，1927年春，陶行知在南京创办晓庄学校。他要求学生农民化，他带头脱下西装革履，穿起布衣草鞋，住在牛棚柴房。

晓庄师范获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和社会声誉。陶行知在这里进行了平民教育实验，提出了生活教育的理论思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成为他教育思想的核心理论体系。由于晓庄师范有地下党团组织，师生们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陶行知都给予大力支持。国民党气急败坏，1930年4月8日，勒令停办晓庄师范，武力封闭学校，逮捕学生，陶行知以“勾结叛逆、图谋不轨”等罪名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日本。

1931年春回国后，他主张科学要从儿童教起，要使“人人都能享受”科学知识。1932年10月，陶行知根据晓庄师范学校的教育实践经验，在上海宝山大场地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公学团”和“劳工幼儿团”，广泛开展普及教育运动。山海工学团的儿童团员张健经常为农友讲故事，深受欢迎，农友亲切地称他为“小先生”。陶行知对“小先生”这一新事物极为重视，1934年1月正式提出了“小先生制”。并成立“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推行国难教育。1936年，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7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毛泽东主席复信表示支持。接着，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年会，“世界青年大会”，“世界反侵略大会”，当选为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执行委员。为光大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38年8月，陶行知回国路过香港，倡导举办了“中华业余学校”，推动香港同胞共赴国难。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陶行知先生对国民教育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全面战争需要进行全面教育，并提出了全面教育界的内涵。在开展全面教育运动时期，他在许多流离失所的流浪儿中，见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人，因为得不到培养而夭折，他认为这是民族的损失，人类的憾事，于是1939年7月20日便在四川省合川县草街子风凰山的古圣寺创办了育才学校，育才学校吸引了许多著名进步学者、专家、教授来校任教，如艾青、贺绿汀、章泯、陈烟桥、戴爱莲等。周恩来专程到育才学校访问并做了抗战形势报告，题词“一代胜于一代”。

1946年1月15日，陶行知创办了重庆社会大学。他提出的社会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在社会大学任教的有：吴玉章、郭沫若、翦伯赞、邓初民、张友渔、王昆仑、马寅初、许涤新、侯外庐、沙千里、孙起孟、聂绀弩、曹靖华、胡风、田汉、何其芳等。这种壮观的教师阵营在当时国内正规的文科大学也是罕见的。由于社会大学渐渐成为各界进步人士的一面旗帜，所以一直遭到国民党的蓄意破坏，1947年3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立即投入到“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中。昆明“一二·一”流血惨案后，12月19日重庆各界人士举行“涪都公祭‘一二·一’死难烈士会”，陶行知给夫人写了遗嘱信，作好了牺牲的准备，毅然去参加公祭大会。1946年4月18日陶行知到达上海，开始了他在上海最后100天的生命冲刺。他在生命的最后100天中，作了100多次讲演，为推进和平民主运动日夜奔走呼号。有一次在反内战要和平大会上作讲演，特务们上台抢走话筒，高喊反动口号。他在特务们喊口号的间歇时间里，讲完了他要讲的话，坚持宣传真理。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民主战士李公朴和闻一多在昆明遭到国民党暗杀，陶行知非常愤恨，他更加奋不顾身地投入民主运动。当得知自己被国民党特务在暗杀黑名单上列在第三名时，他大义凛然地说：“我是黑榜探花”。7月16日他给育才师生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他一面做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患脑溢血逝世，享年55岁。周恩来、邓颖超同志闻讯后立即赶到，随后，全国各地先后召开追悼会，怀念陶行知先生，社会各界也纷纷送上挽联，追忆先生的为人和伟绩。

陶行知先生的一生，是在人民涂炭、国家多难、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度过的，正如社会各界名人送与他的挽联上所写的一样，不仅是对他人格的褒奖，更是他与劳苦大众休戚与共，与共产党人亲密无间，为人民教育事业、为中华民族解放复兴和民主斗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光辉写照。陶先生著作宏富，论述精当，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二）生活教育理论

生活教育论是陶行知的教育基本理论。它的理论体系奠定于晓庄学校的办学实践中，并在后来的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等一系列试验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就其思想渊源而言，他的生活教育理论脱胎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社会即学校”、“从做中学”的观点，但却是把杜威的学说“翻了半个筋斗”，改造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是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扬弃和超越。

1.生活即教育“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在他看来，首先，生活就是教育。教育与生活原本就是密不可分的，自有人类以来，生活即是教育。到处是生活便到处是教育，生活“范围之广实与教育等”。其次，生活决定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有生活才能有教育，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要想受什么教育，便须过什么生活”，“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不是做作的与人无关的教育”。再次，教育能改造生活。“教育就是生活的改造”。生活教育，就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是教人生活的教育。因生活是社会的生活，改造了生活便是改造了社会。因此，“教育就是社会的改造”。教育只有和生活结合才能成为教育；教育要是脱离了生活，便不是教育。而旧的传统教育的“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是教育与生活相脱离，教育必须与生活相结合，生活是教育的灵魂和生命。

陶行知所说“生活即教育”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健康的生活就是健康的教育，不健康的生活就是不健康的教育；二是劳动的生活就是劳动的教育，不劳动的生活就是不劳动的教育；三是科学的生活就是科学的教育，不科学的生活就是不科学的教育；四是艺术的生活就是艺术的教育；五是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改造社会的教育。也就是说“生活教育”是提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而不是做作的与人无关的教育。

2.社会即学校“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陶行知认为，杜威的“学校即社会”，只是把社会上、生活中的东西搬一点到学校里，学校还是与社会相隔离的“大鸟笼”。他提倡“社会即学校”，就是要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高墙”，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任其自由翱翔，把学校伸张到大自然、社会中去。“整个社会是生活的场所，亦即教育的场所。”在社会这所伟大的学校里，“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先生，人人可以做我们的同学，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以社会做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更多起来，任何人都可以做师生。

陶行知提倡“社会即学校”，其目的是使劳苦大众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要普及大众教育，就必须改造传统的学校，创办一个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的新型学校。这样的学校就需要调动一切社会力量来办。他说：“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要，便是盲目的教育”。“倘使我们认定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就会自然而然地运用社会的力量，以应济社会的需求。”

3.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是晓庄师范学校的校训，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或称之为教育方法论。它来自杜威的“从做中学”理论并加以改造。陶行知指出“教学做合一”是：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学做合一”强调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教与学都是为了“做”。

关于什么是“做”，陶行知认为单纯的劳力只是蛮干，不能算是“做”；单纯的劳心只是空想，也不能算“做”。“真正之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他强调“行”是知识的源泉，“亲知是一切知识的根本”，强调“理论与实践之统一”，其核心就是要求学生“手脑并用”，从生活实践中获得“真知”。（三）论幼稚教育的重要性

陶行知非常重视幼稚教育。1926午10月，他在《新教育评论》上发表了《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更加具体地指出，从福禄培尔创办幼稚园以来，人们渐渐地觉得幼儿教育的重要。从蒙台梭利毕生研究幼儿教育以来，人们渐渐地觉得幼稚园的效力，幼儿教育“实为人生之基础”。

陶行知非常重视儿童教育问题。他认为，儿童6岁以前的教育是人生的基础，这个时期将为一个人打下人格、智力、体格的基础，并且这个基础一旦确定，便不易改变。6岁以前，是儿童求知的好时机，决不可任意放弃了，失掉了这个时机，便减少了很大的人类的造就。

陶行知特别强调幼儿教育的普及问题。他说：“小学教育是建国之根本，幼儿教育尤为根本之根本。小学教育应当普及，幼儿教育也应当普及。”这种普及主张，较一般资产阶级关于强调义务教育和封建社会只有地主贵族阶层才能受教育的特权教育，是一大进步。他从20年代起，便苦心寻求和摸索在中国普及教育的道路。1927年，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成立后，便建立了晓庄小学，不断实践着他的普及小学教育，也要普及幼稚园教育的主张。（四）论幼稚教育的普及方向

陶行知认为，我国幼儿教育机构在清末产生以后，多分布在大城市，为上层社会服务。况且，中国当时的幼稚园十之八九为教会所办，文化侵略从根做起。他指出中国的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幼稚园接触的都是外国货，用外国货花钱就高，费用是小学生的几倍，因此平民子弟进不起，幼稚园成了富贵子弟的专用品。为改革这三种弊病，使幼儿教育为劳动大众服务；他提出幼稚园要中国化、省钱化和平民化的主张。他提倡要建设中国的幼稚园，力求幼儿教育适合中国国情，同时吸取外国有益的经验，打破外国偶像，训练本乡师资，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制造幼童玩具。

陶行知对中国的现状认真进行调研分析后，向社会呼吁建设适应平民需要的平民的幼稚园。他感到有两个地方最需要幼稚园：一个是女工区域。妇女上工厂做工，小孩留在家里，无人照应，最感痛苦。另一个是农村。农忙的时候，农家妇女们忙个不停，小孩子跟前跟后，真是麻烦。他提出为了儿童教育，为了女工和农妇，为了工业生产效率，为了儿童的未来，就必须在工厂附近和农村开办幼稚园。他自己就是捧着一颗与劳苦民众甘苦化的心，毅然决然地放弃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到晓庄、到工厂办起了一个个农村办农民教育、小学教育、幼儿教育，开辟了幼儿教育的新大陆。（五）论“创造的儿童教育”

陶行知认为要帮助儿童发展，一方面要了解儿童的心理和身体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要激发儿童的创造力。他针对传统儿童教育束缚儿童的种种弊病，提出了解开束缚儿童发展，挖掘儿童创造力的具体办法。（1）活跃被禁锢的头脑，给孩子们想象的空间。要发展儿童的创造力，先要把儿童的头脑从迷信、成见、曲解、幻想中解放出来。陶行知认为，束缚和压抑人的“自然的生长力”的有两个东西，一是有形的“裹脚布”，它束缚和压抑人的身体；另一种则是无形的“裹头布”。“自从有了裹头布，中国的儿童、青年成人也是被人今天裹，明天裹，今年裹，明年裹，似乎非把个个人都裹成一个三寸金头不可。”这是最可怕的束缚和压抑，因为它从根本上窒息了一个民族的活力。于是，陶行知大声疾呼：“这种要不得的包头布，要把他一块一块撕下来，如同中国女子勇敢地撕下了裹脚布一样。”“给孩子一个健康、轻松、活泼、富于想象力的大脑，远远胜于一日三餐”。（2）解开被束缚的双手，给小孩子创造空间。手的解放是人类进化的关键环节，传统教育对手的解放之重要意义是毫无认识，它只要学生“规规矩矩”、不准学生“乱说乱动”，把手束缚了起来。如果手没有解放，不能执行头脑的命令，人类的这些进化就无从谈起。他因此呼吁解放学生的双手，使手脑平衡发展，身心平衡发展。希望保育员或先生跟爱迪生的母亲学，让孩子有动手的机会。（3）鼓励孩子们多动口，让他们享受更多的话语权。中国人对物事的认识习惯于沉默，因怕话多必失而三缄其口。把言论自由还给学生，让学生敢讲敢问，力争从通过解答问题增加孩子们的知识。（4）让孩子走出教室，给他们了解社会的机会。社会就是一个大课堂，不要一味地强调书本知识，而是要让小孩子多去接触大自然，多了解大社会中的事物，自由地对宇宙发问，与万物为友。力争通过了解社会，知悉自然，开阔孩子们的视野。（5）留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让他们在快乐游戏中成长。要培养儿童的创造力就是要“不把他的功课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使他有余暇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在游戏中找到快乐，在快乐中健康成长”。（六）论幼儿师资的培养——“艺友制”

陶行知主张运用艺友制来培养幼儿师资，为普及幼儿教育，尤其是向广大农村和工厂培养幼儿教师的有利途径。晓庄学校逐步扩大为晓庄学院、吉祥学院、三元学院、万寿学院、和平学院五个学院。继这些学院后，他又增设了蟠桃学院，即幼稚师范学院，院长为张宗鳞，总指导为陈鹤琴、徐世壁，指导为王荆璞，幼稚学院建立的目的是培养高一级的幼教人才和研究实验幼儿教育科学。后来又成立了“晓庄幼稚教育研究会”，进一步对“儿童卫生”、“心理”、“儿童世界”、“解放儿童”、“未来的儿童教育”、“儿童教育的远景”以及“幼稚教师是一种什么人”、“乡村幼稚导师要怎样做的”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陶行知在《艺友制是补师范教育之不足》一文中指出：“艺友制是什么？艺是艺术，也可作手艺解。友就是朋友。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艺术或手艺便是艺友制。”

陶行知认为艺友要和导师交朋友，在实践中学习当教师，边干边学。这个方法的优点：一是解决师范教育的缺憾；二是边干边学，立见实效，可以改变师范教育中学理与实习二相分离的弊病，他称这种师范教育是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艺友制似木匠、裁缝、漆工等三百六十行中带徒弟的办法，但又不是艺徒制。因一般师傅艺徒，秘诀心得不肯轻传，甚至徒弟要为师傅干很多与学艺毫不相干的苦差。艺友制学生称艺友，与导师的关系是朋友。而不是旧式的师徒。

陶行知认为，“学做教师之途径有二：一是从师，二是访友”。跟随朋友学习比跟随老师学更自然而有效，所以要成为优良的教师，就需要与优良教师成为真正的朋友。艺友制是对传统的师徒制的一种改造，它是新教育方式之一。在学做合一的情况下，艺友是跟着师傅在做上学的徒弟或学生；在教学做合一的情况下，艺友是徒弟又是师傅，是学生同时又是先生。

陶行知办晓庄学校时，各中心幼稚园、福建集美幼稚师范、广西南宁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的幼稚师范特科，北平香山慈幼院幼稚师范所办的平民幼儿园及张雪门、戴自俺主持的北平西郊罗道庄、核桃园所办的幼儿园也采用了艺友制的办法培养了一部分幼儿师资。

领导幼稚师范院的张宗麟曾指出，指导艺友学习的步骤共分为四步：第一期，实际参加幼稚生各种活动，以使他们学做一个儿童领袖为主。第二期，是指示给他们几种简单的方法，例如讲故事的简明点，认方块字的变化法，带小朋友玩时应注意的事项等等。艺友们知道了这些方法，在适当的时候就可以在小朋友中试做。这个时期也开始学习一些基本技能，如唱歌、布置室内工作等。第三个时期，一方面继续做各种基本技能训练，一方面又在幼儿园里实地去做。这时期与第一期不同的是艺友们要独立活动，导师只帮助他们制订计划大纲。另外还组织艺友到其他幼儿园参观，参观前后导师都做指导谈话，指出参观目的、内容，参观后进行讨论，提出对幼稚园工作的建议。第四个时期，是用三个月时间，两个艺友一组，在指导员指导下，独立担任整个幼稚园的工作。这四个时期大约要一年半或两年的时间，然后便可参加工作，经半年或一年考察，合格者发给幼稚教师凭证。

陶行知提倡的这种艺友制师范教育最大的优点，第一是学生在幼儿园中实地学习，克服师范教育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第二，在不可能迅速建起大批幼稚师范学校的情况下，能迅速培养有质量的师资。第三，节省时间，仅用一年半至两年即可结业，缩短正规幼师3年毕业的期限。这种见效快、质量好的幼教师资培养的方法，在当时很有影响。当然，他认为艺友制师范教育并不是培养师资的唯一方法，这种制度应和师范学校“相辅而行”，不是拿来替代师范学校。师范学校不应当废除，而应当根本改造。二、张雪门

张雪门是我国著名的学前教育专家，浙江省宁波人，生于1891年3月10日。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与我国另一位著名的学前教育专家陈鹤琴先生有“南陈北张”之称。（一）生平与教育活动

张雪门幼年时研读四书五经，后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四中学。1912午出任鄞县私立星荫小学首任校长。他在青年时期，就对幼儿教育问题发生了兴趣，他在家乡眼见一些儿童缺少教育，深感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必须从儿童时代起就应有良好的教育。在任小学教师时曾随宁波旧府属的江苏教育参观团到上海、南京、无锡、苏州、南通等地参观。他参观了无锡的竟志女学的蒙养园和苏州的景海幼稚园，看到了这些幼稚园的课程教育有的模拟日本、有的为教会所办抄袭欧美，儿童自幼接受奴化教育。他认为要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达到国富民强，不受列强宰割，儿童教育者的责任非常重大。1918年，他创办了星荫幼稚园，是宁波市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幼稚园。张雪门与北京香山慈幼院的孩子们

1920午4月，张雪门和宁波市教育界知名人士创办了宁波市第一所两年制幼稚师范学校，自任校长，开始了幼儿教师的培训工作。1926年5月，他编译了《福禄培尔母亲游戏辑要》和《福氏积木》译文。他从儿童生活中取材，研究国外幼稚教育，在《新教育评论》上发表“幼稚园第一季度课程”，引起许多关心中国幼稚教育的人士之注意。1928年暑假后，他在孔德开办了幼稚师范，采取半日实习半日授课的措施。为了纪念被北洋军阀绞杀的高仁山先生，他创办了艺文幼稚园，增加了师范生的一个实习场所。

1930年秋，他应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先生的聘任，编辑了“幼稚师范丛书”，在香山见心斋开办了幼稚师范，称北平幼稚师范学校。该校采用半道尔顿制，除讲授书本知识，更重视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与技能态度的培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开始对“行为课程”的研究。1932年，张雪门应民国大学教育系的邀请，讲授《幼稚教育》课程并编写讲义，在天津女师学院讲授《幼稚教育》，又在北平师范大学作《我国幼儿教育的回顾》的讲演。1933年，他参加了北平市社会局起草幼稚园具体课程实施方案。1934年春，他聘请上海山海工学团的戴自俺先生带领幼师三年级师范生与北大农学院合作，在北京阜成门外罗道庄开办了“乡村教育实验区”，区内办有农村幼稚园、儿童工学团、青年工学团、妇女工学团等。

1937午7月上旬，张雪门出席了北平召开的教育学会议及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年会，对中国学龄前时期儿童应否注意民族改造问题进行热烈的辩论。卢沟桥事变后，他只身南下，将幼师迁移桂林。1938年2月，幼稚师范在桂林东华门大街成立，张雪门任校长，戴自俺任教务主任，由于经费困难，无力增聘专任教师，仅有吴汉清、李蟾桂、池宝华、金恒娟和从柳庆师范请了兼任教师数人。1939年至1942年共招生4班，连同桂林迁来两班共为6班。广西九十九县一市均有幼师毕业生服务，不仅对当时广西推广幼儿教育做贡献，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人仍为广西幼教工作骨干。天津女师学院与北平师大合并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后。张雪门应邀到西北师院讲授《儿童保育》课程，并完成了为中华书局编著《幼稚园行政》、《儿童保育》、《实习》的任务。在城固生活一年后，他婉言谢绝了西北师院的续聘，又回到重庆，决定再办幼师。

1944年幼师迁到重庆，借用江北县一所王家祠堂，从事儿童福利制度的实验，适应抗战时期的需要，教育重点在加强幼儿民族意识和爱国观点，培养幼儿吃苦耐劳的习惯。组织师范生辅导委员会，拟定保育员训练规程及幼稚园办法。同年5月招收战时儿童保育院毕业女生，着手保育员训练，7月筹备儿童福利分会，兼任幼稚园理事，9月成立各地幼儿团，作为试验机构。在重庆禹王宫、文昌宫、水口寺、天马山成立了四个幼儿团。当时条件十分简陋，但他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办法来普及推行幼稚教育，更以实际行动为树立保育员们的事业心与责任心做出了榜样。

1946年初，为了恢复北平幼师，他回到北京。此时原校址已改为北京市女三中，为恢复幼师，他日夜奔走，但是到处碰壁。1946年7月，他带其爱女玫玫应台湾民政处电邀赴台办儿童保育院。同年，张雪门在台北开办了儿童保育院，招收战后贫寒儿童入学，1947年，儿童保育院改名为台湾省立育幼院，同年5月台湾省政改制，增设台中育幼院，台湾省育幼院又改名台北育幼院。1948年5月，著名华侨胡文虎及其夫人捐助巨资，建起幼稚部和婴儿部。至此，儿童保育院已具有完整的从婴儿到小学的儿童教育机构。

1952年，他终因工作劳累过度，经过两次眼疾治疗后，不得不离开他为之奋斗了7年之久的育幼院。离别育幼院后，在北平香山慈幼院幼稚师院旅台同学和台湾同学的资助下，在大屯山建房三间，因其就地取石头为材，故名“石室”。同时，他还婉拒北平老友、学生的接济，清贫而坚强地度过晚年生活。同时，他在《中华日报》主办《幼教之友》专栏，任民侨教育函授学校教育科主编，出版了《幼教辅导月刊》。

1960年他因患脑疾而半身不遂，但仍以坚强不屈的顽强意志，在借用放大镜一天只能缓慢地写下几十个字的情况下，坚持创作。他一生从事幼教研究和教学工作，出版了《增订幼稚园行为课程》、《幼稚教育》、《幼稚园教育概论》、《幼稚园课程活动中心》、《幼稚园教材研究》、《幼教师资进修讲话》、《幼儿的发现与创作》、《儿童创作集》、《我的童年》、《从孩提到青年》、《闲情集》、《幼教论丛》、《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等专著，为我国幼儿教育留下了宝贵的理论和经验。

1973年，张雪门脑病复发，抢救无效，于4月18日病逝，享年83岁。（二）论幼稚教育的目的

张雪门在《新幼稚教育》中指出：“要解决我国的幼稚教育，必须认清三点：一是儿童在幼稚园时候心身发展的情形。二是我国社会的现状。三是应如何根据社会现状来谋求民族的改造，同时，根据儿童的需要，谋社会基础的建设。”第一点是幼稚教育的对象，第二点是幼稚教育的目的，第三点是幼稚园的课程、设备以及一切的动作。

1931年，他在《幼稚园教育概论》中指出，幼儿教育要“不背于真正的教育原理，须先明了心身与环境、个人与社会及现在与将来等关系”。他认为：“人类对环境的反映应分三个时期：在第一时期，心身结构尚未完全，无能力适应环境。第二期，心身健全，然而仅是以适应环境。到三期，人类的心身达到最高程度，对于环境不但能适应，且能创造。”

张雪门提出幼稚教育的四个目标，即铲除我民族的劣根性；唤起我民族的自信心；养成劳动与客观的习惯态度；锻炼我民族为争中华之自由平等。总之，张雪门认为幼稚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有健康的体魄，有劳动的习惯，有自治能力。有不畏强暴、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自信心，而又能适应新生活的新国民。（三）论幼稚园的“行为课程”

1.行为课程的含义

张雪门对于幼稚园的课程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在多篇文章中都对幼稚园课程作了论述。《幼稚园的研究》一文中指出：“课程是什么？课程是经验，是人类的经验，用最经济的手段，按有组织的调制。用各种的方法，以引起孩子的反应和活动。幼稚园的课程是什么？这是给三足岁到六足岁的孩子所能做而又欢喜做的经验预备。”后来他进一步概括为：“课程源于人类的经验，只为这些经验对于人生（个人和社会）有绝大的帮助，有特殊的价值，所以人类要想满足自己的需求，充实自己的生活，便不得不想学得这些经验，学得了一些又想学得多些，而且把学得的传给后人”。他提出课程只是知识的一部分，而且它包含了书本上的自然界的一切知识。他强调，“其实课程的范围很大，技能知识、兴趣、道德、体力、风俗、礼节等种种的经验，都包括在课程里。换一句话来说，课程是适应生长的有价值的材料”。

张雪门认为幼稚园的课程来源于“儿童自然的诸般活动”；来源于“儿童与自然界接触而生的活动”；来源于“儿童与人事界接触而生的活动”；来源于“人类聪明所产生的经验而合于儿童的需要者”。

行为课程是张雪门课程理论的核心，他指出幼稚园课程应强调直接经验。行为课程首先应注意的是实际行为，从行动中所得认识，才是真实的知识；从行动中所发生的困难，才是真实的问题；从行动中所获得的胜利，才是真实的驾驭环境的能力。游戏、故事、唱歌等教材虽然也可以表演，然而代表不了实际行为。

张雪门在《中国幼稚园课程研究》一书中，完整表述了组织课程的标准：“课程须和儿童的生活联络。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事前应有准备应估量环境，应有相当的组织，且需有远大的目标。各种动作和材料全须合于儿童的经验能力和兴趣。动作中，须使儿童有自由发展创作的机会。各种知识、技能、兴趣、习惯等全由于儿童直接的经验中获得。”

张雪门对于幼儿园课程的作了深入地研究。他指导幼师实习同学分别拟定了从秋季8月开始，按月逐次排列的十二个表《各月活动估量表》。从《各月活动估量表》可以看出，他充分运用师范生、幼儿园教师的力量从实践中对幼稚教育进行探索，使得课程理论产生于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幼儿园教师要按这个估量表来注意儿童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以进行教学活动，需要有一定的知识修养，才能完成任务。

1966年张雪门出版了《增订幼稚园行为课程》一书，初步完成了他的“行为课程”的理论体系。和一般的课程一样，这份课程包括了工作、游戏、音乐、故事等材料，然而这份课程，完全根据于生活，它从生活而来，从生活而开展，也从生活而结束，不像一般的完全限于教材的活动。

2.行为课程的内容

张雪门认为，幼稚园课程是为幼稚园的儿童所设计和准备的，应能促进儿童健康活泼的发展。因此，幼稚园课程必须适合儿童的年龄特点。他指出幼稚园课程应该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幼稚园的课程是“整个的”。幼稚园的课程不能像中学和大学的课程一样采用分科组织，而是“一种具体的整个活动”。在幼稚园，各种科目都变成儿童生活的一面，不能分而且也不必分。“不独这科与那科不分，有时候甚至一种科目当作儿童自己生活之表现，科目与人都无法分了”。所以幼稚园的课程，不能是学科式的，学科式的课程不适合儿童的生活。

其次，幼稚园的课程是“直接的”。中小学的课程多偏重于间接经验，而幼稚园的课程应注重儿童的直接经验。让儿童通过亲身活动来获得经验，对儿童具有更大的发展价值。

最后，幼稚园的课程是“偏重个体发育的”。中小学时期，课程虽然也注意儿童的生理与心理需要，但不像幼稚园时期所占的分量大。幼稚园时期，儿童正处于6—7岁以下，其身体的发展是个时期中最迅速的，而且儿童的情绪、兴趣、性情等心理的发展，都与这个时期有密切关系。所以幼稚园课程应更多地重视儿童本体，而不是强调社会制约性，同样不能过多地强调间接经验和知识。

根据幼稚园课程的特点，张雪门构建了幼稚园课程结构和相应的教育目标。认为幼稚园课程由游戏、自然、社会、工作与美术、故事和歌谣（言语与文学）、音乐、常识等方面组成。每一方面都包括许多具体的内容：“游戏活动”包括感觉游戏、竞争游戏、社会性游戏、猜测游戏、表演游戏、节拍游戏等；“自然活动”包括饲养小动物、种植植物、观察自然现象、旅游参观、科学小实验等；“社会活动”包括有关家庭的认识活动、参观附近的社会场所和设施、了解各种职业的活动、了解其他社会团体的活动、节日和纪念日活动等；“工作和美术活动”包括参加家庭与学校的工作、模拟成人的职业工作、模仿成人家庭的工作、美术工艺活动等；“言语文学活动”包括自由谈话、特殊谈话、有组织的团体谈话和活动、述说故事（动物故事、神仙故事、浅近的科学故事、笑话、寓言、名人故事、传说）和歌谣（儿歌、民歌、谜语、游戏歌）等；“音乐活动”包括听音乐、辨音、拟音、唱歌、演奏简单的乐器等；“常识活动”包括：关于衣、食、住、行方面的生活活动，关于家庭、邻里、工厂、商店、公共机关和社会团体方面的认识活动，关于节日和纪念日的活动，以及其他自然方面的活动。

3.行为课程的实施

张雪门在出版的《增订幼稚园行为课程》一书中，提出了实施行为课程的原则：“第一，课程固由于自然的行为，却须经过人工的精选。第二，课程固由于劳动行为，却须在劳动上劳心。第三，课程固由于儿童生活中取材，但须有远大的客观标准。”同时，他要求在行为课程的具体实施中要抓好“充分做好课前的准备工作”、“订好课程的目的和计划”、“引起幼儿的兴趣”、“激起活动的动机”、“把握好活动的进程”和“做好结束时的检查工作”这六个环节。（四）论教材与教法

张雪门关于幼儿园教材与教法的思想，是与他的“行为课程”的理论紧紧相连的。他认为，一方面教材的功能在满足儿童的需要，应该在儿童生活里取材。儿童的生活，实际上是以儿童能力及天然的倾向为基础。儿童进幼稚园的时候，感官的作用虽已经具备，但敏锐与联络，还需要练习。儿童注意力散漫，不易集中，常常因为好奇而分散注意力。儿童的想象丰富，模仿和暗示感受性较强。另一方面，教材还要适应社会的生活。他认为，教材是社会群体遗留下来的经验，如果抛弃了这一种经验，便不能适应社会生活。比如言语便是社会的一种宝贵的遗产，如果一个人不会讲话和听话，那么他自己的思想便无从传达，别人的经验也无从接受，生活上便要感到非常的痛苦。又如文字，也是传递社会经验的一种宝贵工具，要了解古人的文化，非文字不可，其余教学工作等也都与社会群体传达下来的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认为，教材是课程的支柱，是课程目标的具体实现手段。教材的功能在于满足儿童的需要，自然应在儿童的生活里选材。教材应该从儿童的直接经验中选择有价值的部分，加以合理的组织。但是仅仅这样，显然还是不够的。真正适合儿童发展的教材，应该适合以下四个条件。（1）教材必须合于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儿童必须学习人类积累下来的经验。但是，由于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人类积累的经验的价值也是变化的。从古代遗传下来的有价值的经验，不一定符合现实生活的需要，有的甚至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而儿童是现实生活中的儿童，他们是要在现实生活中学习和发展的。因此，为儿童选择的经验，应该适合现实生活的需要。（2）教材必须合于社会普遍生活的标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地，从北到南，各地差异比较大，所编写的教材，不能把全国各地的所有情况都照顾到，而各地的情况是时刻在变化的。因此，教材应该符合社会普遍生活的标准，只能注意最大多数的普遍要求。（3）教材必须合于儿童目前生长阶段的需要。进幼稚园的儿童，他们“非动作无以促进生活的健全，也非动作无以满足好奇的欲望……不是动这样，便是动那样。动作是整个的，其流转演变，无痕迹可分，知识技能……仅为动作的结果而已！所以教材要适合儿童生长现阶段中的需要，就得看能不能抛开分类的抽象知识，变成了直接的具体的行动。”（4）教材必须合于儿童目前的学习能力。教材应适合现代儿童的学习能力，诸如摇船、荡秋千等，可以用来联系儿童的平衡感。用抛球可以发展儿童的投准，用堆积木、修铁道、盖楼房、种玉米等，可以培养儿童的合作精神与能力。

根据以上四项标准选择幼儿园的教材，能够充实儿童的生活，培养儿童手脑并用，热爱劳动，有合作互助及有自治能力。

张雪门对于幼儿园的教法，在《幼稚园教育概论》一书中专门列了一条进行论述，他认为“教材和教法是一件事”。他更明确地提出“做学教合一”的方法。他认为，在幼稚园的教学里，“在做上教的是教师，在做上学的是学生。教师能在做上教，拿做来教，做的就是教的，那才是真正的教，学生能在做上学，拿做来学，做的就是学的，那才是真正的学。……我们根据自然生长原则的人，到幼稚园实际去服务，更不能不采用做、学、教合一的方法”。

1960年，他在《幼稚园教材教法》一书中明确提出：“幼稚园教学法所根据的重要原理则只有一条，便是行动。儿童怎样做，就是怎样学，怎样学就应该怎样做。”要解决好幼儿园的教法问题，“只有一条路子，就是和他的生活发生关系”。

从张雪门关于幼稚园行为课程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行为课程的基本思想就是“生活即教育”、“行为即课程”，他强烈反对以教材为中心，反对成人以教材向儿童灌输现成的熟料，主张尊重儿童的特点，必须联系儿童的生活，引导儿童在自然和社会的环境中学习，培养儿童的生活力。他的这个主张与当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相通的，对于学前儿童的教育有积极意义。（五）论幼稚师范的见习和实习

幼稚师范教育思想是幼稚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幼稚师范教育的实践中，张雪门特别重视见习和实习。他在《实习三年》一书中要求，在空间上把师范生实习的场所扩大到整个社会；在时间上冲破一般传统师范教育把实习集中在三年中的最后一个学期进行的办法。他规定，在三年的师范教育中，第一学年每周实习9学时，分三次进行，主要是通过参观幼稚园和进行幼稚园的教学实践，让学生形成对幼儿园的基本概念和教学能力。第二年的实习时间由学生自己支配，从幼稚园的建园到管理都让学生独立完成。第三年全年实习，第二学期全班下乡，开办农村幼稚园，建立为幼稚教育献身的志向。

早在1928年创办孔德幼稚师范时，张雪门就悟出一个道理：“骑马者应从马背上学”，学做幼稚园教师，就应在幼儿园的实际活动中学办幼儿园。因此他在孔德幼师即采半日授课半日实习的办法，让师范生到幼儿园进行半日的实习。在北平幼稚师范，也是以香山慈幼院的蒙养园、幼稚园和小学为实习场所，让学生进行见习和实习。张雪门本着教学做合一的原则，中心幼稚园的老师即是师范生的指导教师。师范生通过中心幼稚园的实践，奠定了学习幼儿教育、从事幼儿教育，热爱幼儿教育事业的基础。

张雪门认为，平民幼稚园是幼稚师范生必须的实习场所。他在北平西郊罗道庄、甸厂等处面向社会开办了农村幼稚园、乡村教育实验区，并进一步提出“有系统组织的实习”。即第一须有步骤，第二须有范围，第三须有相当时间，第四更须有适合的导师与方法。就大体论，实习可以分作四大阶段：

第一是组织参观。时间为一个学期，组织参观幼稚园的建筑等设备，师生的仪表、工作、游戏等教学过程。在这一时期指导的教师，应以担任实习的导师为主，幼稚园教师为副。参观的地点，可选择具有完整的理论与实施经验和条件的中心幼稚园。

第二是引导见习。时间也是一个学期。在这一时期指导的教师，应以幼稚园教师及担任实习的导师为主，而以实习主任及担任教育科的导师为副。见习的地点，也以自己的中心或附属幼稚园为宜。对于参观和见习时期的师范生，要求他们多观察、勤记录、积极参与。

第三是指导试教。时间一个学年。应由二年级的师范生积极参与到幼稚园的招生、编级、选材、组织课程、指导活动以及一切教学上工作上的任务业务，这时，担任实习的导师反退居于顾问地位，只是在某一方面给予适当指导。

第四是积极辅导。时间是一个学年。他认为，三年级的师范生要自己制订工作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达到了解儿童的发展情况，主动展开儿童福利工作，以求达到幼稚教育的合理和普及。这项工作的开展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以儿童为中心，开展家庭访问等活动。另一方面是关注社会因素，加强对社区、营养站、卫生站的实地考察，广泛了解相关信息。这一阶段，实习导师在必要时予以指点。

张雪门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幼儿教育专家，同时，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从“儿童本位”到“行为课程”，对师范生的培养主张“实习”贯穿于三年，实行“教学做合一”等思想，是他在学前教育战线多年耕耘不辍的结晶。三、陈鹤琴

陈鹤琴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名望卓著的儿童心理学、幼儿教育和儿童教育专家，也是我国教育改革家。他长期从事儿童心理学、幼儿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科学研究和实践，为我国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是中国的儿童心理学和幼儿教育学研究的开创者。（一）生平和主要教育活动

1892年，陈鹤琴生于浙江上虞县百官镇。早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14年考取公费留学。他先进霍普金斯大学，广泛研习政治学、市政学、经济学、地质学、生物学等西方国家的科学。1917年，大学毕业取得文学土学位后，他又到康乃尔大学和安拇黑司脱大学兼读，攻读园艺、养蜂、鸟学、汽车学和普通心理学等。同年秋，进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著名教授克伯屈克、孟禄、桑代克，专心研究教育学和心理学。1918年，大学毕业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受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育学和心理学。他认真研究和借鉴了西方学者研究儿童心理学的方法，开始了中国儿童教育科学化的探索。1920年，他以儿子一鸣为研究对象，对孩子的动作、能力、情绪、言语、学习、绘画等各方面的发展，进行了连续的观察和实验，他将研究成果写成《儿童心理之研究》一书。1921年7月，他与廖世承合著《比奈西蒙智力测验法》和《比奈西蒙智力测验材料》，大力推动教育测验运动的开展。同年，他又撰写了《儿童心理及教育儿童的方法》。

1923年，陈鹤琴自任园长，在自己的家里招收12名儿童入园，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并把它作为推行中国化、科学化幼儿教育的一个实验基地，以改变幼儿教育照抄照搬外国的模式的状况。通过实验，他认真研究幼稚园的课程设置，深入研究和精心设计创制了标准桌椅、木马、木偶等玩具和教具。1925年出版《家庭教育》一书，利用对儿童心理研究的科学成果，阐述了家庭教育的意义。1927年，他将鼓楼幼稚园的实验，加以整理写成《我们的主张》发表在《幼稚教育》杂志上，提出了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据儿童心理、教育原理和社会现状的幼稚教育的15条意见。1928年，为普及教育他从90多万字的白话文材料中找出4719个常用字，编成《语体文应用字汇》。同年5月，他与张宗麟合编了《幼稚教育丛刊》。鼓楼幼稚园成为中国最早的幼稚教育实验中心，在教具、教材、教法等方面的试验结果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1932年颁布的《幼稚园课程标准》的基础。

1934年7月至1935年3月，陈鹤琴赴英国、法国等11国考察教育。回国后积极宣传介绍欧洲先进教育经验，编写了《儿童国语课本》、《儿童作文课本》、《小学生应用图表》、《儿童算术练习卡片》、《最新英文读本》、《最新英文字帖》等，对小学教育及教科书进行研究。1937年，上海“八一三”以后，在地下党领导和推动下，各慈善机构设立70多个难民收容所，并成立难民教育协会，陈鹤琴为协会的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容所的难民教育。在对难民及儿童的教育中，他积极推广新文字活动，创办新文字教员训练班。编写了拉丁化新文字《民众课本》二册、新文字和汉字对照连环画15册。同时，积极进行新义字、汉字注音字母的教学比较实验，并写《汉字拉丁化》一文，总结新文字运动经验。

1940年4月，他本着“要做事，不做官”的意愿，婉拒政府委任到江西泰和创办我国第一所公立幼稚师范学校，以实现办中国化的幼稚教育，由中国人自己培养幼稚师资的愿望。10月1日，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正式开学，并创办《活教育》月刊。他主张学生“手脑并用、文武合一”，他亲自为幼师设计了寓意很深的校徽：一只小狮子图案。他填写的校歌歌词体现了“做中学”的教育思想。“……幼师！幼师！前进的幼师，做中教，做中学，随作随习，活教材，活学生，活的教师！大自然大社会是我们的工作室，还有那手脑并用文武合一，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教导我们的小天使。幼师！幼师！前进的幼师。”

1943年春，实验幼师由省立改为国立，同时增设幼稚师范专科，培养幼稚师资和研究人才，在他的努力下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包括专科部、师范部、小学部、幼稚园、婴儿园等五部分。1945年9月，任上海市教育局督导处督学，创办上海市立幼稚师范，继续实验活教育理论，恢复《活教育》月刊。允许学生参加政治运动，支持幼专学生在大场办农忙托儿所、农村托儿所等，推广工厂和农村学前教育。1947年2月，创立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以解决难童教养问题。筹建上海特殊儿童辅导院并担任院长，计划将该院建成盲、聋哑、伤残、低能、问题等特殊儿童的综合性教育机构。

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他支持学生参加示威游行活动，掩护和营救进步教师，担任了进步团体“上海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和“上海市校教师福利促进会”的顾问等一系列爱国行为，两次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经上海五位大学校长联合营救获释。1949年9月，他出席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他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1953年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在主持校务的同时，讲授儿童心理学课，继续研究和探索发展中国幼儿教育事业的道路。1958年，陈鹤琴受到错误的批判，1959年被迫调离教育岗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江苏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等职。

陈鹤琴一生从事教育活动近70年，在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师范教育、特殊教育、文字改革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他是在学前教育上最早运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研究中国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的学者，是中国现代学前教育的开拓者和改革者，创办了多层次的幼儿师范教育。他的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对中国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有直接的影响，至今仍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他留下来的300万字的《陈鹤琴全集》，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教育遗产。（二）论幼稚教育的意义

陈鹤琴非常重视幼稚教育。早在1928年，他就与陶行知联名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注重幼稚教育案》，敦促国家宣布幼稚教育在学制上的正式地位。1947年他在《战后中国的幼稚教育》一文中，批评政府只重视高等教育忽视幼稚教育的政策。解放以后，他多次就发展幼儿教育事业提出提案和议案，以推进幼稚教育的全面发展。

1.幼稚期是人生可塑性最大的时期，需要有适当的环境与优良的养育

陈鹤琴认为人的培养，要从小开始，要“小”字、“早”字当头。他认为儿童期是发展个人的最好的机会。什么言语，什么习惯，什么道德，什么能力，在儿童的时候学习最速，养成最易，发展最快。并指出“环境既然复杂，学的时期当然要长，如果全是先天的遗传，而不加以后天的学习，必不能适应这样复杂的环境”。因此，他得出结论：“儿童期包含这两方面意思：一方面儿童期是发展能力的时期，一方面儿童期具有可以发展的性质，此即所谓可塑性或谓可教性。”于是，他明确提出“幼稚期（自出生至7岁）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2.学前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对各种教育要发生深刻的影响

陈鹤琴认为，幼稚期的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更是一生教育的关键。1947年，他对政府裁并学前教育机构的政策十分不满，公开指出政府要改变教育政策。他强烈要求政府普及幼稚教育和幼稚师范教育在学制体系上的独立地位。1950年颁布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学制，确定了幼儿教育在学制体系中的地位，幼儿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他特别指出：“幼儿教育是一门教育科学，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进一步阐述了学前教育事业在整个国民教育事业中的地位。

3.为了减轻工作妇女对养育子女的负担，迫切需要幼稚教育

陈鹤琴认为，世人总有一种错觉，认为托儿所、幼稚园是为贵妇们减少照养子女的责任而已，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托儿所、幼稚园其真实的意义在于妇女从事更多的工作和社会活动，使她们不致因照顾子女而忽视工作，或者因从事工作而忽视子女。把劳动妇女从养育子女的负担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国改善生产、发展经济、求得进步、摆脱落后状况所必需的条件。解放妇女，就必须发展幼教事业，尤其是举办农村托儿所和工厂托儿所，是刻不容缓的工作。

4.为了特殊儿童能得到社会的养护

陈鹤琴认为，家庭和社会上的一些流浪儿和智障、残疾儿童得不到很好的养护和培育，就需要有社会幼儿教育机构收养和教育。如果不对他们实行早教育、早养护，提高他们的自我生存能力，将来会成为家庭和社会的累赘。所以，普及和发展幼稚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三）论幼稚园要适应国情

陈鹤琴认为旧中国的教育制度，存在严重的模仿外国的倾向，在幼儿教育上尤为突出。1927年，他在总结办南京鼓楼实验幼稚园经验时就提出“幼稚园要适合国情”，他说：“我们的小孩子不是美国的小孩子，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均与美国不同，我们的国情与美国的国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们视为好的东西，在我们用起来未必都是优良的。”

陈鹤琴认为，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就要以中国孩子为对象，总结中国孩子的特点，以中国孩子为中心，吸取外国有用的经验。他认为，中国必须建立本民族的儿童心理科学，就必须打破国界，广泛深入地研究国外儿童心理学已有的成果。他对夸美纽斯的《儿童图画世界》、卢梭的《爱弥儿》、克尔帕屈克的《儿童研究之原理》、桑戴克的《个别差异》等名著都作了深入探讨，仔细研究了裴斯塔洛齐和席格门对自己的孩子出生以后跟踪研究的方法。（四）论儿童心理的特点与幼稚教育

早在1920年，陈鹤琴就把自己的儿子作为实验和研究儿童心理的对象，对其身心发展进行了长达808天的连续观察和文字、摄影纪录。他从这些大量的材料中，具体剖析了孩子身体的发展，动作的发展及模仿、游戏、好奇、言语等各方面的规律。以后又不断地对大量的儿童观察、实验，总结出了儿童的心理特点，这样的总结自然就具有民族性和科学性的特点。他在《儿童的心理》中概括和分析了儿童所具有的心理特点。

1.儿童心理的特点

陈鹤琴认为，对儿童的培养与成人不同，不能给他们成人化的东西，要适应他们的生理、心理特点，要做到儿童化。儿童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合乎儿童的特点，并根据这些特点，施以适当的教育，找到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收到优良的教育效果。他在《儿童心理及教育儿童之方法》一书中指出，把儿童视为“小人”的传统观念是违背儿童心理发展特点的，是不科学的。逼着小孩子一举一动和成年人一样，叫他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不许到户外游戏，甚至叫儿童也和成人一样穿起长衫马褂，他们会感到万分的难受。把儿童当作成年一样看待，去施以教育，是摧残儿童的活泼天性的。他说“儿童不是‘小人’，儿童的心理与成人的心理不同样，儿童的时期不仅作为成人之预备，亦有他的本身的价值，我们应当尊敬儿童的人格，爱护他们的烂漫天真。”儿童不是缩小了的成人，也不是成人的预备，这个时期是儿童发展智力、学习语言最快的时期，是道德习惯养成最容易的时期。幼儿教育就是要抓住这个最佳期，为全人生的发展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陈鹤琴认为儿童具有以下特点。（1）小孩子好游戏。儿童是生来好动的，以游戏为生命。儿童还没有养成自制力，他的行为完全为冲动与疼觉所支配。教师和家长要了解好动是儿童突出的特点。

同样，好动就推进了儿童游戏的天性。要知多运动多强健；多游戏，多快乐；多经验，多学识，多思想。所以做父母的不得不注意小孩子的动作和游戏。一方面，做父母的应有良好的设备使小孩子能够充分的运动；另一方面，做父母的应有适宜的伴侣使小孩子受到优美的影响。在教育上应当给他充分的机会和适当的刺激，让儿童在摆弄物体的过程中，从无知无能发展到有知有能。儿童以游戏为生命，我们应创造适当的环境，使其天真烂漫、活泼好动的特点得到充分的发展，应多采用游戏式的教学法，以提高教育效果。（2）小孩子好模仿。模仿动作，青年老年都有的，不过儿童来得格外充分一些。儿童学习语言、风俗、技能等等，一部分是由模仿别人而来的。他认真研究了克尔帕屈克关于儿童模仿动作的分类的学说，对普莱尔、鲍德温、迪尔博，摩尔关于儿童模仿何时发生的试验进行了比较，又详细地观察记录了小孩模仿的发生，在研究大量的国外学者和自己试验的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指导儿童模仿的科学方法：

第一，应正确了解模仿动作的差异性。如儿童模仿学说话的声音，儿童学写字握笔的位置和姿势，都不会与成人一样，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应特别注意，教师和家长要格外当心，发现错误，要立刻给以校正，千万不可养成错误的习惯。

第二，注意儿童在模仿中的感受性。儿童从模仿中应当感受到两种快乐：一方面是生理的，即从肌肉筋骨以及其他感觉器官所得的快乐的感觉；另一方面是社会的，即他通过模仿，得到别人的称赞、鼓励，从而得到快乐的感受。凡不能发生这两种快感的事情，不要给他模仿；凡能发生这两种快感的事情，便做给他看，叫他模仿。

第三，懂得模仿的阶段性。儿童模仿有一定的时间和阶段性，年龄不同感受的能力就有所不同。比如四、五个月的小孩，不能模仿写字、读书、缝纫等，只能模仿声音。所以，就要科学地分析孩子所处年龄段的模仿能力，不能勉强儿童模仿他的年龄段所不能模仿的东西。

第四，知晓儿童模仿的无善恶性。儿童在模仿事物时是不分善恶美丑的，他不能对周围的环境进行有选择模仿。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就是这个道理。这就需要家长和老师在同孩子的交往中，注意自己的言行，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同时，还要为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生存空间，教会儿童鉴别是非善恶的能力。（3）小孩子好奇心强。儿童的好奇心是随年龄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儿童在未能行走以前，他的主要兴趣在于观察事物的变化和彼此间的联系。会走路以后，他就会更多地参与到事物间的变化和运动中，如靠近物体，用手去抚摸等动作，或者追赶动物等。儿童生而无知，他的好动的能力与模仿的能力逐渐滋长，好奇心也逐渐发展，见了新鲜事物，就要追究，倘使他看见了冰，不好奇，不去玩弄，那他恐不会知道冰是冷的。倘使他看见了外面路上的汽车，不跑出去看看，那他恐不会晓得汽车是什么东西。这样做了，儿童便完成了新知识的不断积累，获得了更多的生存、生活经验。即使他在游戏中弄坏玩具或其他什么东西，都不要责备，而是要悉心指导，科学解答，不可假作聪明，迷惑、禁锢了儿童的思想，泯灭了儿童的天性。（4）小孩子喜欢成功。儿童一有成就，就有自信力；成就愈多，自信心愈强；自信心愈强，愈易成功。学前教育工作者和老师以及家长都应懂得这个道理。（5）小孩子喜欢野外生活。郊游对儿童的身体、知识、行为都有良好的影响，大自然、大社会将为儿童提供丰富的活动课堂，教师应不怕麻烦，多创造外出游玩的良好机会。（6）小孩子喜欢合群。“做父母的正可以利用这种合群的心理教育小孩子。第一，我们要使他得着良好的小朋友；第二，我们应给他训良的动物做他的伴侣；第三，我们再给他小娃娃之类以聊解他的寂寞。凡人都喜欢群居，两岁儿童就愿与同伴游玩，六岁儿童的合群心更强，应使儿童常与小朋友交往，培养其友爱互助、热爱集体的品质，发展其社会性”。（7）小孩子喜欢被称赞。二三岁的孩子喜欢“听好话”，喜欢旁人称赞他。到了四五岁的时候，这种喜欢嘉许的心理更加浓厚。儿童喜欢听好话，表扬、鼓励能增加儿童的兴趣和勇气，所以应多采用积极的鼓励措施。

陈鹤琴认为只有依据儿童这些心理特点施行教育，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他所揭示的儿童心理特点，为幼儿园教育和家庭教育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2.学前儿童发展的阶段与教育

陈鹤琴经过多年观察、试验、研究，对儿童各个不同阶段的心理活动特征做了科学的阐述，感觉运动生活（如听觉）在新生后一个月左右就已发展，情绪生活则在新生一个月至一年左右具有发展的初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