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云峰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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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鼎昌主政贵州研究试读：
前言
一、选题缘由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应用学科占据学术研究的主要阵地，基础学科研究边缘化的趋势益加明显。功利人士认为基础学科在成果转化较慢，申报课题难之际，纷纷转向应用学科。传统的基础学科历史学近年来一直处在尴尬的边缘徘徊，历史学的研究者们要么转向应用领域，要么在原领域继续原地踏步。贵州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曾经是西南地区历史研究的重镇，在军阀史、思想史、区域史方面成果显著。随着老一辈学者相继退出，历史研究所成为一个弱势研究所，历史所的成就已经是历史。所内的科研工作者多为年轻的博士、硕士毕业生，在缺乏历史方面的领军人物的情况下，各自为阵，几年来，收效甚微，缺乏在相关领域有影响力的成果问世。为加强基础学科研究，培养历史所年轻学者的科研能力，搞好研究团队队伍建设，贵州社会科学院的领导高瞻远瞩，为历史研究所设置院级基础课题——贵州抗战研究，课题为期五年，以研究抗战时期的贵州为主题。该基础研究已经进行了两年。在院领导的关怀下，全所科研人员精诚团结，已取得的成果有：《黔山抗战起烽烟》《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田赋研究》。
仔细查阅贵州近现代史的研究后发现，贵州近现代史研究仍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即使过去颇受关注的政治史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贵州，一直是贫困落后的代名词，但在国家和民族存亡之际，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尤其是在社会动荡时期。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贵州的战略地位日显其重要性。贵州地处大西南东部，深处内地，地理环境复杂，远离一线战场，因而成为沦陷地区难民迁徙和厂矿学校内迁的目的地。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的一部分机关、学校、银行、工厂等纷纷迁入贵州，昔日落后偏僻的山城，逐渐成为人文荟萃、经济繁荣的西南大后方重镇，支撑着抗战后方的经济。作为黔桂、川黔、滇黔、湘黔的交通枢纽，贵州是陪都重庆的南大门及重庆通往东南亚的国际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战略地位。贵州紧临重庆南部，境内崇山峻岭，山高谷深，易守难攻，是陪都的天然地理屏障。卢沟桥事变后，黔川、黔滇公路取代了京滇公路的作用，黔湘、黔桂公路成为战时通往江南的纽带。随着桂越和滇越国际交通线的中断，1938年10月开通的滇缅公路成为西南大后方唯一通往东南亚的国际交通要道，美、苏等国的援华物资绝大部分都要由此路运入我国，贵州成为东南亚由滇入川的捷径。此外，贵州境内河道纵横，乌江、赤水、清水江与都柳江成为战时运输粮食、食盐和军需品等物资的重要内河运输通道。为配合中美空军对日作战和空运物资，贵州还新建和扩建了15个军用机场和迫降备用机场，保证了战时空中运输线的畅通。在抗战期间，贵州重要的战略地位显得特别特别重要，贵州稳定发展的社会环境是抗战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之一。因此，肯定贵州在抗战时期的地位和贡献，能进一步激发贵州各族群众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抗战时期贵州的稳定和发展，与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实行积极的施政方针有密切的关系。贵州自辛亥革命以来，在宛如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替的近代众多贵州主政者之中，政学系的干将吴鼎昌是最为与众不同的一个。吴鼎昌是民国时期主政贵州时间最长的地方负责人，主政近八年，基本上与抗战始末一致，是贵州历史上开发建设项目最多、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时期。吴鼎昌以观察了解，调查访问，阅读资料，召开各界座谈会入手，摸准了贵州省贫困落后的脉搏，掌握了真实的情况，果断地判定影响贵州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滞后的症结，是“贵州人口太少，同时贵州人力也较弱”等。抓住抗战有利于贵州建设的时机，提出了“贵州物质固有待开发，但还有一个更要的先决问题，就是人力的开发。至少人力的开发应与物力的开发同时并进，平衡发展；否则徒言开发物力，收效一定小”的方针政策，作为全省工作的指导原则。吴鼎昌主政期间，贵州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严禁鸦片烟毒害，改革不良社会习惯，以增强人的体质健康水平；教育方面大力发展小学、中学、职业教育，创办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开展成人教育运动，以提高人的文化科学知识程度；大力推行县政建设，开办县行政官员和乡镇保甲长训练班，提高干部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工作能力；调整充实官员队伍，以增强各级政府行政工作效率，推行抗战行政；工业方面，创建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其作为引领贵州经济发展的企业；农业方面，建立农业改进所，发挥专家、学者、教授的作用，使用新的科学技术，革新农业，消灭病虫害，发展农村经济，以解决战时军粮民食问题。抗战期间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显著，尽管这主要是因为抗战建国的大势所趋和省内外人民共同努力所致，但大量的历史事实也表明，吴鼎昌主政的贵州省政府在组织规划、倡导扶持、社会建设等方面的贡献不小。这其中的成绩与失误，经验与教训，十分丰富深刻，值得人们去总结。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日寇大兵压境，举国一致共御外敌以致力于保存中华民族生命线的特殊时期，国民政府的领导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回应活动是互动的、一致的。因此，研究吴鼎昌如何主政贵州不仅能够深入分析和评价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措施，还能够对推进当前贵州经济社会建设，实现贵州与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步提供有益借鉴。二、研究现状
吴鼎昌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是国民党内新政学系的重要成员。1938年1月，吴鼎昌由实业部长改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完成从内阁大员到封疆大吏的转变，是蒋介石当时少有的文人要员。目前，学术界对吴鼎昌的研究薄弱，对吴鼎昌主政贵州时期的研究也有待扩展。迄今为止，研究吴鼎昌的主要成果的论文有：林绪武先生的《吴鼎昌的实业主张与实践》，主要梳理吴鼎昌担任实业部长和贵州省政府主席时的实业主张与实践，对吴鼎昌在推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发展农村金融，促进贵州经济发展方面给予客观的评价和分析；顾劳先生的《吴鼎昌治黔得失论》，对吴鼎昌来黔背景、治理贵州方略、治理贵州得失进行分析，是少有的中肯评价吴鼎昌治理贵州的文章。蔡志新先生的《民国时期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的经济思想》，对吴鼎昌的经济思想进行分析评价，认为吴鼎昌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旨在为中国提供独特的富强道路但又因谬误太多而难以实施的经济发展学说；二是他在主政贵州期间提出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地方经济建设方略；三是他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政策弊病所作的半真半假的批评。莫子刚先生的《吴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1938—1944年）》是研究着力最多的雄文，认为为了推动贵州的抗建工作，以吴鼎昌为首的贵州省国民政府采取了“提前禁种、实行作物替代”“按期清缴鸦片烟土”“严厉禁吸，注重公务员带头示范”以及把“宣传劝导与严刑酷法相结合”等诸多政策措施。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虽然是在民族意识高涨、广大人民的拥护支持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较大成功的，但史实也表明，贵州省政府的禁政，以及吴鼎昌本人的积极倡导、悉心筹划和严格督责等作风也是促成这一结果的重要保证因素。由于吴鼎昌主政贵州时间较长，贵州文史界对吴鼎昌的简单回忆和记叙较多，如刘学洙先生的《吴鼎昌与贵州抗战》，对吴鼎昌主政时期对贵州的物力开发、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性的评价。王鹏先生的《吴鼎昌其人其事》，对吴鼎昌一生进行了叙述。曹如人先生的《吴鼎昌在贵州》，对吴鼎昌主政贵州期间，大力发展贵州经济，不拘一格用人才，开发花溪，战火逼近贵阳期间倾其全力保护贵阳做出的贡献予以肯定性的评价。痴翁先生的《从〈花溪闲笔〉看吴鼎昌其人其事》，以吴鼎昌在贵州期间所著的《花溪闲笔》为史料，对吴鼎昌在贵州期间的为官原则、用人原则、所取得的政绩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价，最终认为吴鼎昌是一个勤政清廉、不求近功、深谋远虑，乐继发扬他人事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良吏。刘学洙先生的《〈花溪闲笔〉与吴鼎昌的主黔策略》，以《花溪闲笔》为史料，就吴鼎昌有关开发贵州的方针和巩固政治社会统治基础两方面内容作一简介与评说。何长凤先生的《抗战时期吴鼎昌创办贵州企业公司的思想与实践》，对吴鼎昌创办贵州企业公司的思想进行分析，并对贵州企业公司在特定历史时期取得的成就进行介绍，肯定了吴鼎昌对贵州企业公司的蓬勃发展及其对抗战的贡献。
专著方面，据笔者有限的检阅范围和能力，目前以吴鼎昌为主题研究的专著仅有何长凤先生的《吴鼎昌与贵州》。何先生就吴鼎昌在贵州主政期间的采取促进贵州人口素质的提高，提高官员的素质和行政效率，创办贵州企业公司，发展农业生产等措施，以及对吴鼎昌的《花溪闲笔》等著作进行研究，充分肯定吴鼎昌对贵州的历史贡献，认为战时期贵州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交通运输的发展与繁荣与吴鼎昌的努力密不可分。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吴鼎昌主政贵州期间的闪耀点，学术界对通过研究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来研究吴鼎昌的成果较多。在专著方面：莫子刚先生的博士论文《贵州企业公司研究》，是学术界研究贵州企业公司的高质量之作。莫先生认为，抗战爆发后贵州战略地位的关键性，国民政府加强了西部地区的开发，经济才干吴鼎昌被派往贵州主政，吴鼎昌根据战时经济形势和贵州财政经济的特点，抓住有利时机开发贵州经济建设，对吴鼎昌在贵州企业公司成立和发展过程中的贡献予以肯定性的评价。何长凤先生著的《抗战时期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吴鼎昌的经济思想和贵州企业公司成立的实践进行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和海峡两岸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民国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史的研究也兴起，学术界开始抛弃过去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史料为依据，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还原历史的真相，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目前，学术界对吴鼎昌主政贵州的研究相对较分散，莫子刚先生主要是从抗战时期贵州企业公司的角度进行研究；何长凤先生《吴鼎昌与贵州》一书，虽然是研究吴鼎昌的第一本专著，但是仅仅就吴鼎昌在贵州时的措施进行研究，研究的方法较传统，没有将战时贵州放在国家层面进行论述和表达，研究的高度还有待提高。
吴鼎昌主政贵州时期，基本上与抗战一致，其间贵州经济社会取得很大的发展，贵州人民为抗战做出巨大的贡献。研究吴鼎昌主政贵州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施政措施和发展情况，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贵州把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方面的政策和措施落实到实地，因此，研究抗战时期贵州的发展状况对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统治方针政策的有力入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吴鼎昌作为国民政府的地方大员，其治理贵州期间，励精图治、兢兢业业，为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连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都对其予以肯定和赞扬，吴鼎昌在贵州施政和效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70多年过去了，在特殊时期获得的发展最终昙花一现，直到今天，贵州依然是全国发展缓慢的省份之一。在党中央倡导西部大开发和国发二号文件出台的大背景下，贵州的发展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在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下，地方领导作为贵州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舵手，借鉴吴鼎昌当年主政贵州时期的经验，让贵州的现代化建设迅速迈向新台阶，改变贵州贫困落后的面貌。三、本研究主要内容
本研究除了前言和结语之外，共六章，具体章节如下。
前言
第一章 吴鼎昌主政前的贵州社会概况
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的贵州经济
第二节 吴鼎昌主政贵州前的经济
第三节 吴鼎昌主政贵州前的教育
第二章 吴鼎昌简介和主政贵州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吴鼎昌生平简略
第二节 吴鼎昌主政贵州前的思想
第三节 吴鼎昌主政贵州的历史背景
第四节 吴鼎昌对贵州的认识
第三章 吴鼎昌主政贵州时的县政建设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县政措施及吴鼎昌的县政主张
第二节 吴鼎昌主政贵州时期的县政建设机构
第三节 吴鼎昌主政时贵州新县制的实施情况
第四节 吴鼎昌主政贵州时期的基层建设
第五节 吴鼎昌对县政建设的评价
第四章 吴鼎昌主政时的贵州经济
第一章 国民政府经济政策
第二节 吴鼎昌主政贵州时期的工业
第三节 吴鼎昌主政期间的贵州农业
第四节 吴鼎昌主政期间的贵州商业
第五章 吴鼎昌主政时的贵州禁政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禁政策略
第二节 吴鼎昌的禁政举措
第三节 吴鼎昌禁政的成效和局限
第六章 吴鼎昌主政贵州时的其他重要事宜
第一节 吴鼎昌主政下的贵州慈善事业
第二节 吴鼎昌主政下的贵州文教事业
第三节 吴鼎昌主政下的贵州基础设施建设
结语四、本研究试图解决的问题及其研究方法
史学研究是一代代的学者相继传承的过程，史学界前辈对吴鼎昌和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的研究给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站在前辈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试图做出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围绕吴鼎昌主政贵州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探讨吴鼎昌主政贵州时期如何在贯彻国民政府服务抗战的主题下，将国民政府发展后方的方针政策贯彻于贵州发展的实践中来，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作为中央和地方联络的中枢，是战争时期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本研究将通过翔实的史料，将吴鼎昌在贵州发展过程中做出的贡献和吴鼎昌主政贵州时期贵州发展的面貌呈现出来，丰富贵州近现代史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为此，本研究试着回答以下问题：①吴鼎昌主政贵州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作为近代知名的报人和政学系人物，没有主政地方事务的经验，国民政府为什么派吴鼎昌主政贵州而不是其他人？②吴鼎昌主政贵州之前，贵州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如何？民国建立后，贵州很快进入军阀混战、政治混乱、经济萎缩、民生凋敝，1935年国民政府控制贵州后，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开始了从薛岳到吴忠性主政贵州时期，这段时期贵州发展情况怎么样？能否为后面吴鼎昌主政贵州提供发展的基础？③吴鼎昌没有主政地方的经验，他是否有主政地方的知识背景？吴鼎昌作为旧式文人，在办报纸期间，其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方面的主张是什么？这样的探讨有利于追溯吴鼎昌主政的思想渊源。④吴鼎昌主政贵州的县政情况怎么样？有什么特点？抗战时期贵州县政建设成效显著，吴鼎昌对贵州县政建设采取哪些措施？具体实施步骤是什么？成效怎么样？⑤吴鼎昌主政贵州时期贵州经济发展情况怎么样？吴鼎昌怎么把国民政府的经济方针用于指导贵州的发展？贵州农业发展状况怎么样？工业经济发展状况怎么样？商业发展状况怎么样？⑥吴鼎昌主政贵州时期贵州禁政怎么样？禁政是抗战时期贵州稳定发展的重中之重，史学界对贵州在抗战时期禁政予以肯定，贵州禁政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吴鼎昌主政时期对禁政采取哪些措施？取得成效怎么样？⑦吴鼎昌主政贵州时期贵州社会事业发展情况怎么样？贵州慈善事业发展怎么样？贵州文教事业发展情况怎么样？贵州交通事业发展情况怎么样？⑧吴鼎昌主政贵州时期，怎么评价吴鼎昌的对贵州发展的贡献等。
在研究方法方面，首先，本书利用现有的档案资料和史料对吴鼎昌主政贵州的历史活动进行分析和研究；运用历史学、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对当时的档案和历史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和分类；按照分类的专题、时间段逐一进行考察研究，力争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历史事件和他的个人行为。其次，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吴鼎昌主政贵州的施政措施放在国民政府抗战的轨道之中，客观地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大气候和他的个人行为及其所起的作用。再次，力求运用社会学方法论（个体与整体的思维理论）观察和认识吴鼎昌对近代贵州发展做出的贡献。五、本研究有关史料介绍
本研究尽可能地使用第一手资料，主要是涉及吴鼎昌主政贵州时期的档案、文集和政府公报等方面的文献内容。关于吴鼎昌主政贵州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档案资料，贵州省档案馆保存得较全面，能够为研究吴鼎昌主政贵州时期提供翔实的数据。由于该馆档案资料浩如烟海，而且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查阅完，只能够依据各卷档案的目录和名称按图索骥，经仔细精选之后，调阅其中一部分。这样查阅档案的方式虽然能够了解吴鼎昌主政贵州时期的大概，但肯定无法全面获取相关信息。
其次，是吴鼎昌主政贵州时期的相关文集和演讲稿。吴鼎昌是文人，并且善于记录。吴鼎昌在主政贵州时期写下《花溪闲笔》，离开后又写了《花溪闲笔续编》，当时贵州省政府秘书处编印了四册《吴主席讲演稿》。这些完整翔实的资料是研究吴鼎昌主政贵州时候的基础资料。
再次，是贵州所辖行政区域各县的一些档案资料和文史资料。档案资料反映了当地在吴鼎昌主政贵州时期的实际情况。文史资料多为一些经历过吴鼎昌主政时期的老先生回忆的文章，虽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的回忆录也有时代的烙印，但是对吴鼎昌主政贵州他们还是给予相对中肯的评价。在研究中，尽量用吴鼎昌主政贵州时期的档案资料、文集和各种文献资料，力图恢复吴鼎昌主政贵州时期各个方面的本来面貌。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接触地方大员主政的区域研究课题时间较短，以及自己天资愚钝，学术根底浅陋，即使自己尽了很大的努力，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收集资料，但研究还存在很多的不足，甚至是错误的结论，因而真诚地恳请学界前辈包容、批评和赐教。第一章吴鼎昌主政前的贵州社会概况处于西南内陆的贵州，既美丽富饶，又十分贫瘠，历来被认为是“贫瘠为各省之冠”的省区。晚清时期，贵州工业有一定的发展，在印刷业、纺织业、火柴、制革业、面粉加工业等方面，陆续开办了若干工厂，但从规模和资金力量来看，都十分有限；就技术而言，大多停留在手工阶段，机器使用甚少；从投资门类上，大多属于传统轻工业，许多亟须发展的新型产业则无人经营。抗战前夕的贵州社会状况，“生产方面，大部分尚赖之血汗”“手工装有机器之工业，规模宏大之商店，迄今尚绝无仅有”“本省各项工业之合乎中央《工厂法》组织之营业工厂，尚未有所闻。辛亥革命后，贵州农业经济处于停滞和衰退状态。农业生产工具、劳动技术和农业经营管理也停留在清末的水平上。粮食产量徘徊不前，许多年份还低于常年水平。商品经济已有所发展，洋纱、洋布等外国商品输入；输出商品则主要为农副产品和矿产品。随着省内外商业贸易的发展，各地形成了一些商品集散地和较为繁华的商业贸易市场。但是贵州商业贸易的发展程度毕竟有限，而且主要分布于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和交通要地，广大偏僻之处，“几乎全部赖于行贾走贩之通。”在清末即已开始传入近代学制，经过民国初年的实践，文化教育已出现近代化萌芽并有所发展。标志贵州近代图书出版开始的贵阳文通书局的开办，新式学堂的出现，近代学制的引入，少量留学生的派遣，宣传新思想报纸杂志的出版等，尽管微弱，但毕竟为闭塞的贵州注入些许新鲜活力。抗战前的贵州，已经出现了近代化的萌芽并缓慢发展。但与其他省地相比，贵州政局动荡，经济、文化教育落后，尤为突出。第一节辛亥革命后的贵州经济
贵州地处我国西南，位于湘、桂、滇、川、渝等省市之间。其范围北起四川盆地，南至南盘江河谷和桂西山地，长约510千米；西起滇东黔西高原，东至湘西丘陵山地，宽约570千米，整个面积达17万多平方千米，占全国总土地面积的1.8%左右，平均海拔1100米。从地形上看，境内群山林立，形成万山耸峙，壁立千仞，连亘万里，即“地无三尺平”“欲求所谓平原旷原者积数十里而不得袤丈”。山地占了全省总面积的97%，平地仅为3%。这种山地多，平地少，海拔高，起伏大，坡陡土薄，以及降水量丰富（年降水量平均在1100～1300毫米）的状况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地力贫瘠，可耕地面积十分有限，极不利于农业生产。
贵州是全国第十三个建省的省份，由于客观地理环境的限制，致使历代中央政府和贵州地方统治者都对其望而生畏，贵州也因此一直难以得到较为有效的开发和治理。加之贵州地处西南蛮夷之邦，年年战乱不已，据刘学洙先生统计，明代276年中，贵州发生大小战事的年份共有145年，占明代一半以上时间。在清代268年的历史上，贵州发生大小战争的年份更长达227年，占清代年份的85%，几乎是连年征战不息。上述总计明清两代543年历史，有战事的年份共372年，占总数的68.5%。由于基础条件较差和战乱不断，自建省以来，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封建社会时期，贵州大部分的开支都需要邻省的协响，如果遇上战争和自然灾害，更需要输入大量的粮食和银两。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但这仅仅限于沿海地带，对处于内陆边缘化的贵州来说，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近代经济的因素异常稀少，人们长期津津乐道的贵州青溪铁厂，虽然轰轰烈烈筹办了五年，但正常生产仅三个月，这个轰动一时的大型钢铁企业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与沿海地区不同的是，贵州处于内陆省份，交通不便，受列强直接侵略的程度相对较轻，但是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的因素在贵州也可以看见。随着西方列强对华经济侵略不断扩大，商品输入不断扩大，在偏远闭塞的贵州，洋纱、洋布、洋货等外国商品在贵州市场上也可以看见，贵州也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辛亥革命后，贵州一直处于军阀混战和割据的局面。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十分落后，农村基本上处于自然经济阶段，偏远的农村集市贸易还存在以物易物的形式，商品经济尚未形成，广大人民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贫困生活。但是在晚清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贵州工业开始了艰难的起步。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外国资本得以合法进入中国，晚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发展。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鼓励兴办实业，许多民族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贵州工业开始了缓慢起步时期。宣统三年，清政府农商部统计，“贵州共有工厂一百二十家，雇用工人一千五百七十八人，平均每家雇工一百三十人以上。其中，织造工厂四十九家，工人六百五十四名，机械及器具工厂四家，工人五十七名；化学工厂四十三家，工人六十六名；饮食工厂二十二家，工人二百零七名；杂工厂二家，工人二十四名”。按照清政府农商部的标准，“一户制造品，有七人以上工作者，均得称工厂”。由此可见，清末贵州的工业极其微弱，主要工业为轻工业，而且大量动力不是依靠现代机器而是靠人力资源，现代工业在贵州属于缓慢发展时期。
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颁布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法令，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的初期，为了获得资产阶级的支持，也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制定和颁布了促使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措施法令，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步较晚和基础异常薄弱的贵州经济，在民国初年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从表1可以看出，民国初年贵州经济主要是轻工业，重工业基本没有，贵州经济的发展空间特别大。表1 1912—1913年贵州工业情况的统计
民国建立后，特别是一战期间（1914—1918年），帝国主义忙于欧洲战场，无暇东顾，放松了对中国经济的侵略，使得我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短暂的春天。与全国整体经济发展一样，贵州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轻工业的发展有质的变化，重工业也开始出现。
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贵州工业得到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轻工业方面发展比较迅速。贵州实业司长黄韩夫自任职以来，大抓农、工、商、矿四业，以“实业为先导”。贵州以前的纺织业“惟仰于外省”，辛亥革命后，“黔南响应，道路梗塞，布价陡涨”，贵州地方商绅邱登实、陈亮曦、薛焕章，“各聘工人，用机器纺织阳逻布及各种布疋”，其质量“匀细、紧密”，购买者“咸啧啧称道”。在1913年贵州工作品展览会上，所有展品分为三个等次，头等品中纺织品有八种，二等品种纺织品有二十种以上。政府大力支持兴办企业。1914年，商民全盛美筹集资金开设瓷器厂，请求给予执照，贵阳县绅商王作孚采办硝磺，请求给予执照。贵州民政长批示：遵章纳税，事属可行……准于立案，发给执照，藉资兴办。地方绅商热心实业，贵阳郭耀先“醉心实业”，从上海购买“机器、药品来黔创办香胰、洋烛等物”，价廉物美，购者有“争先恐后之势”。
纺织业方面，警察厅游民工厂生产军警制服，“全堂批垫、文武帜式、大小官轿、皮疋……各式俱全”。贵阳浚利麻工厂生产的麻布“价廉物美”，较之四川、湖南、广东所出夏布“毫不稍逊”。制革业方面，专门从省外聘请有职业技术的技工，如大同制革店，“由滇省聘来技师十余人，拟仿滇式制造”成立蚕桑总局，为加快贵州蚕桑业的发展，贵州省长刘显四特意关照，在贵州设置蚕桑总局。以“督率各县振兴蚕业”。蚕桑总局布告指出：“振兴桑业，原为国裕民足”。采用机器制造日益增多，麦香村制面厂为了改良面品，特意到上海“采办头等机器，精制各种干湿面品”。贵州交通不便，所需玻璃来自省外，造成“搬运既艰，价值又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贵阳陈某募股筹设一玻璃厂，“股本约千元”，生产师傅“由渝聘请工师熟人铸造各种玻璃”，生产各种玻璃“颇有可观”。
矿产业方面，为了振兴矿业，改变过去贵州矿业条例“限制过严，手续繁重”，改变“热心开采者拘于条例未获批准实行者十居八九”的情况，贵州省政府1918年1月份颁布《贵州矿业暂行章程》，将限制及手续“加以变通……而求矿业之发展”。贵州矿产资源丰富，但是缺乏专业人才。为加快贵州矿业发展，同年3月份，贵州财政厅面向全省招考矿业学生八名，“送日本学习专门矿业”。通过面向全省招考，最后取定“正取八名，其余五名作为备取”。正取八名为张连科等人，备取五名为郝世泽等人。该八名学生于1919年1月启程赴日本求学。贵州的冶汞业，贵州居全国第一位，占全国汞的年产量80%以上，1915年贵州出产汞179吨。
能源方面，归国人士在贵阳开办煤油工厂。八寨王某，留学美国，学习制造煤油之法，回国后在贵阳开设煤油工厂，所生产煤油，“较之外来售卖者，其价最廉，商人多往购之”。
在印刷造纸方面，贵州盐商华之鸿在1908年创办了文通书局。据何长凤教授研究，文通书局仅新式机器设备的购置，厂房的建设等就总计花费资金约生银20万两。为了保证书局印刷用纸，华之鸿1915年创办了贵阳永丰造纸厂。1918年他又派人东渡日本，购买先进造纸“机器多架”，累计耗银60万银元。文通书局在1921年前后印刷业务达到极盛，全年营业额达到30万元，在当时的贵州来说，应该是商界神话。
电力工业，民国初年全国发电机装机容量为1.2万千瓦，1924年增至8万千瓦，1929年增至11.7万千瓦。而在贵州，1917年军阀刘显世从上海购回75千瓦发电机两台。
如表2所示，贵州的工业主要在于轻工业，重工业发展依然缓慢，这也严重制约着贵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表2 1919—1920年贵州工业统计统计来源：《贵州公报》《铎报》；张肖梅《贵州经济》；李德芳，林建曾编《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第一卷），贵州省档案馆全宗60卷。
1911年11月3日，即武昌起义以后不到一个月，贵州自治学社联合宪政派、新军，发动武装起义，迫使贵州巡抚沈瑜庆交出政权，宣布贵州独立，成立大汉军政府。但是，仅仅三个月，即1912年2月2日，旧团练势力、旧官僚的代表人物刘显世、郭重光，在任可澄为代表的宪政派支持下，发动“二·二”兵变，改组军政府，控制了部分权力。3月，应兵变派请求，云南军政府将领唐继尧率军攻占贵阳，“代定黔乱”，出任军政府都督。刘显世、郭重光、任可澄等人出任要职，自治学社骨干成员，新军将士被捕杀净尽，贵州从此进入了军阀统治时期。直到1935年蒋介石借追剿中央红军之机，派中央军入黔，才结束了贵州军阀统治的局面。这期间，贵州地方军人实力派，或为维系既得权力，或为扩大地盘，或为争夺统治权，频繁用兵，争战不已。短短24年中，贵州各派军阀之间较大规模的争战达15次之多，都督、省长、省主席也先后换人15次。
各军实力派，无不是凭借武力取得统治权的，无不是凭借武力维系统治的。在军阀统治下，人民毫无民主可言，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政治荡然无存。唐继尧入主贵州，下令改立法院为咨询性质的议会，撤换不听命的议员。桐梓系军阀周西成主政，重要文武官员均委任桐梓人，以至稍通文墨的桐梓人都拉来做官，又依次安排桐梓人毛光翔、王家烈、汪国璋、犹国才作自己的继承人。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贵州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约1904年起开始组织团体、策划暴动，直至辛亥独立，其间虽屡遭官府镇压、追捕，然未闻牺牲一人。独立以后，建立的军政府掌握了政权，却被刘显世、唐继尧杀戮殆尽。自治学社领导人黄泽霖、钟昌祚，骨干成员许阁书及各府州厅负责人，代都督赵德全，独立时打响第一枪的功臣杨树青，贵州革命元老、东京同盟会总部评议员于德坤，都惨遭杀害。参加起义的新军、巡防营士兵1500人，被集体枪杀。这个自称为中央政府属下的地方政权，对国民党中央派到贵州发展组织的于德坤、胡德明、李鼎、李益之、张道藩等，非杀即关，不容侧卧。这个极为残酷的事实，说明辛亥后贵州政治是何等黑暗、野蛮、残暴，民主根本无从谈起。
贵州地瘠民贫，经济历来落后。连年的战乱，更使贵州经济雪上加霜。军阀统治时期，贵州经济不仅未能保持清末略有发展的势头，反而呈停滞、衰退状态。为了争夺统治权，军阀无不拼命扩大武装。刘显世统治初期，贵州兵员在1万人左右，护国战争结束以后，扩大了1倍。1923年唐继虞主黔，全省滇、黔军增至2～3万人。20世纪30年代，即军阀统治后期，兵员总数达到5～6万人。袁祖铭统治时期，扩军至4军18师，号称“10万大军”。庞大的军队和频繁的战争，消耗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唐继尧率滇军入黔，全省军费开支增至七八十万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一半。1914年，全省军费支出约128万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56.4%，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39.34%。1923年，军费开支激增至约865万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77.85%，而用于文教卫生、经济建设的经费仅分别占1.64%和2.57%。军阀统治时期，全省财政收入从一百多万增加到上千万，可是，增加的收入大多用于军费开支，或落入了大大小小的军阀的腰包，没有多少用于经济建设。
为了支付巨额的军费开支，历届军阀政府无不拼命搜刮民财。1935年，省政府自行清理出来的“不合法税捐”就达到230余种。钱粮不敷开支，就采取“预征”的办法。1930年毛光翔主政，预征了11个年份；1933年王家烈主政，预征了4个年份。1912—1920年，历届军阀政府通过贵州银行发行了400万元纸币。贬值最严重时，1元纸币仅相当于二三角银元。1923年袁祖铭发行100万元纸币，仅用了7天即因下台而成为废纸。军阀使用这些纸币强购军需物品，商民不敢不用。为了筹措军费，富商往往成为勒令捐纳的对象，就是与军阀密切合作的大资本家华之鸿也不能幸免，用于购买机器的巨款被军阀以借用之名抢走。民穷财尽，政府无力投资经济建设，民间同样无力投资经济建设。
不尽的战乱，不尽的搜刮，摧残了农村社会生产力。1913年，全省耕地面积2140多万亩，到1934年，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20多万亩。可耕荒地则从1914年的700多万亩增至1933年的1700多万亩。第二节吴鼎昌主政贵州前的经济一、战前贵州经济的落后与停滞
抗战前的贵州，不为国人所注意。“面积狭小，仅占全国总面积百分之一强，地方贫瘠，生产落后，被古人视为蛮夷之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很少被人认识、利用，“货弃于地，民困于野，各种事业，皆形落后，就其经济形态来说，完全是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是抗战前形容贵州的流行语。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西南各省军阀及贵州各系军阀之间，战争连年不断，社会动荡，经济衰败，百姓颠沛流离。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贵州，国民政府调派大批军队进入贵州围追堵截，趁机剪除了贵州军阀王家烈，改组贵州省政府，委任中央系的吴忠信为省政府主席。至此，贵州军阀统治局面结束。
在贵州军阀统治的20余年中，整个贵州经济几乎处于停滞发展状态，“市场凋敝，农村破产，民不聊生”。无论是“兴义系”还是“桐梓系”军阀统治时期，军阀政府均不惜全省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军事扩张，争雄称霸贵州。长期而频繁的战争，使军费开支的增长超过了财政许可的限度，导致了财政收支平衡的破坏和严重赤字。同时，也给贵州的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的危害，使贵州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痛苦。为了填补财政赤字，满足战争的需要，军阀政府都力图通过重征盐税、开放烟禁、巧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发行各色各样的纸币、铸币等，将战争的重负转嫁到人民头上，以摆脱财政开支的困境。这就使得贵州金融、农业、工业、商业等停滞不前，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更趋恶化。1.金融业的落后
贵州的金融业，在民国以前，仅贵州官钱局一家。1912—1934年止，贵州银行是贵州唯一的金融机构。1912—1934年，贵州银行深受时局动荡的影响，为省政府控制，依附于省财政，实际上只是一个货币的发放机构。其主要业务不是存款、放款、办理汇兑，而是发行地方货币，是变相的官钱管理机构，目的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1929年，财政厅厅长马空凡向省政府报告，计划着手整理财政、金融。他总结了历年来贵州办理银行的经验和教训，主张银行与财政划分，避免附属于政府，并建议当局吸收商股兴办银行。但是由于官方不守信用，商民不愿合作，他的银行体制改革方案终成泡影。直到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贵州，中央银行及中国农业银行开始在贵州设立分行，这种状况才开始改变。2.工业基础薄弱，基本处于手工业时代
贵州近代工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发展缓慢。在军阀统治时期，由于长年战乱，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抗战前所谓工业，只有泥守简陋之手工业，对于现代化之工业从未之见”。工厂不仅数量少、规模小、工业门类单一，而且大都属于手工操作，机械化程度相当低。按照国民政府当时公布的《工厂法》的规定，“凡用发动机机器进行生产，平均雇佣工人30人以上者为工厂”。直到1936年，全省只有文通书局、贵阳电灯厂、永丰造纸厂等几家符合要求。“1937年工厂增至55家，资金总额212.38万元”。在这55家工厂中，平均每厂只有资金3.8万多元，每厂工人不到30人，而且多是小型工场作坊的轻工业，产品少、质量低，绝大多数为老百姓吃、穿、用的商品，且均为手工制品。“印刷业以贵阳文通书局规模最大，有资本10万元，为贵州省各民营工商机关资本最大的工厂。使用男工160人，女工20人。其他工厂资金只有数千元至万元不等，职工大都在百人以下”。贵州工业与邻省相比，特别是与经济发达的沿海、沿江地区比较，差距甚大，非常落后。其主要特征为：资金少、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工业门类单一，且绝大多数又主要集中在贵阳地区。3.农业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甚至衰退状态
军阀统治时期，贵州农业的衰退首先表现为荒地大量增加及人口锐减。据统计：全省可耕荒地在1914年为736.8万亩，到1933年增加到1700万亩。1911年，贵州全省人口为870.3万人，1931年减到了822万人，1933年为690.9万人，比1911年减少了近200万人。1911年，贵州全省无地少地的农民占农村人口的57%, “至1935年，上升到69%”。
贵州农业的停滞、衰退还表现在生产工具、劳动技术和农业经营管理的原始性。就生产工具而言，“耕植完全是建筑于手工劳动之上，百分之百的耕植工具是锄耨……无论种植、耕耘与收获，手和刀是两件不可少的工具”。农家劳力的种类，大都为人力，而辅以畜力。然而，贵州农户有能力饲养牲畜的也不多。据抽样调查统计：农户平均每家“计水牛0.43头，黄牛0.58头。合水牛黄牛两者计之，每家始有牛一头，马则平均每家为0.19匹，即六家始有马一匹”。就生产方式或者技术而言，直到20世纪30年代，全省绝大多数地区仍然处于“刀耕火种”“轮歇丢荒”“广种薄收”的原始型农业生产阶段。农民基本上在原始、粗放、“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中生存。抗战前贵州出现了唯一的科学研究机构，名为贵州省立农事试验场，成立于1905年。1929年一度称为“贵州省立模范农事试验场”，设观测、园艺、蚕桑、作物四部。但成立数年后，由于政局动荡，人、财、物条件均无保障，试验项目多属有始无终。
军阀统治时期，各系军阀竞相以增加烟税和贩卖鸦片作为扩军打仗、争夺地盘的重要经济来源。1930年前后，全省鸦片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2/3，这大大影响了粮食作物的种植。
军阀统治时期，贵州农民既受官僚地主的压榨，又遭兵祸天灾的劫难，生活日益恶化，负债累累。佃户租种地主土地，收获分成，上升到“主六佃四”“主七佃三”甚至“主八佃二”。1925—1926年，全省饿死者在五六十万以上，不到15万人的荔波县，饿死者占全县死亡人数的3/4。4.商业发展极为缓慢，市场狭小
贵州省地处于中国西南边陲，地形复杂、交通闭塞、民族众多，历来统治者对其开发甚少。抗战前，由于贵州工业、交通、农业十分落后，加之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的常年战乱，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贵州商业的发展，使得贵州商业发展极为缓慢，市场狭小、吞吐力弱。贵州的工商业组织，极难分割。因为工业几乎都属于手工与作坊制度，且都自制自贩。而所谓商业，基本属于行贩，资本小，甚至有不满10元者。20世纪20年代中期，贵阳仅有工商业户约300家。到1937年，“商号仅有1420户，资本总额180万元，资本大都在10～20元之间，最高的也不过8万元，最低的只有4元”。除了贵阳及安顺以外，在县城之内的商店略具规模者寥若晨星。
贵州大部分商业行为的构成，大都成就于一定日期、一定地点的市集；而市集的形成，实尚有上古“中日为市，交易而退”之风。这种市集，在贵州称之为“赶场”。全省各县的商业，除了贵阳市市区范围之外，其余地方的商业也是如此。抗战前贵州经济还基本是一种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19世纪二三十年代，贵州军阀混战，灾荒连年。封建军阀为了聚敛钱财，纵容种植、销售烟土，1920—1935年形成了全省性的烟土商业市场。鸦片贸易的盛行，严重制约了正当商业贸易的开展。5.交通落后
战前贵州交通以公路为主，铁路是抗战时期才开始修建。战前贵州公路的修建以贵阳为中心，通往川、桂、湘、滇的四条公路为主要干线，并于战前通车。从1933年至1937年，贵州先后修筑了黔桂路的甘独、独六段，湘黔路的甘鲇段，川黔路的桐崇段，滇黔路的黄盘、盘胜段及修清、贵惠、清平、南龙路。“总长993.83千米，连前共长1693.91千米”。但大多数是在原有的驿道上加宽截直，工程质量极其低劣，路况多不合要求。加之汽车数量不多，机件陈旧，严重影响了运输的效率。1935年全省公私汽车仅99辆。
贵州航空业是在王家烈、吴忠信主政时期缓慢发展起来的。1932年，贵州省政府在平远哨修建机场，这便是贵州最早的机场。1933年又修建了团坡机场。但这两个机场都很小，极易触山，正式航机不能起飞。贵州最早的航空线是渝筑航空线，1932年开辟，由中国和美国联合的中国航空公司探测航行，航线为重庆至贵阳。二、政府西迁与资金、人才、技术、设备的巨大投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短时间内，沿海沿江大片国土沦陷。武汉、广州失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西南成为抗战大后方，贵州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抗战前，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发展很不平衡。整个工业发展和工业布局极不合理，工厂大部分集中于东北和沿海地区。据国民政府经济部1937年的工厂调查，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全国有3935家，创办资本38000万元。这些工厂60%集中在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五大城市。据1936年年初统计：“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上海、天津等省市的工厂共有3178家，占全国已登记工厂的70.75%；资本额为2.78027亿元，占全国资本总额的70.49%；工人有352518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6.99%”。而在西南、西北，实业部统计显示，1937年川、滇、黔、陕、甘、湘、桂7省共有工厂237家，仅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03%；资本1520.4万元，占全国资本总额的4.04%；工人3.3万人，仅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34%。在这些少得可怜的工厂中，有相当部分是作坊式工厂，而较具规模、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厂，“在四川仅有电力厂1、水泥厂1、面粉厂1、机器厂2；陕西有纱厂1、面粉厂2；贵州有纸厂1”。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基地。战争是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交战双方的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和地理因素，是双方制定战略方针的基本依据。中国仅有的现代工业大部分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地区，仅仅依靠西部现有的工业力量，想要支撑整个抗战，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相对于日本的强大和抗战的持久，这样薄弱的支撑有很大的危险性，对于中国的长期抗战极其不利。整个民国时期及至抗战初期，西北、西南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如果仅仅依靠西北、西南的工业，要解决抗战的需要是不可能的。当时中国的对外交通几乎被切断，外援极其有限，坚持抗战的经济来源就必须依靠发展西部地区工业。与此同时，上海及其他沿海地区新式工业集中的区域面临着来自日本侵略的日趋严重的威胁。这就迫使国民政府考虑调整工业生产的布局。为此，国民政府拟定了建设计划，将西南作为工业建设重点地区，并决定将沿海工业迁入内地。1938年蒋介石发出关于拆迁沿海工厂到内地的命令，其中指令以四川、贵州、湘西为内迁工矿厂复工的主要地区。截止1940年，由政府指令并奖助迁到后方的大、中型企业达644家，运送至后方的各类机器设备共12万多吨，由政府出资迁入内地的技术人才达12万多人。与此同时，大批的高等院校也陆续迁入内地，并新建了一批高校和职业技术学校。地处西南的贵州，其地理位置显得越来越重要。贵阳又是陪都重庆的南大门，西南的交通枢纽，是西迁工厂、金融业、商业、学校、机关落户的主要省份之一。仅1938年到1939年，由长沙、汉口、衡阳、桂林、南京、上海等地迁到贵阳地区的工厂就达101家。由于厂矿、学校等的大量内迁，使贵州人口急骤增长。“仅贵阳市就从1937年的12万多人，增加到1945年的28万多人。1938年迁到桐梓的41兵工厂，员工亦达3800人；1938年迁到遵义的42兵工厂，员工亦上千人”。开发贵州资源、发展经济、安定后方、支持抗战已成为了贵州当时刻不容缓的任务，以至向来不受人注意之处，一跃而为朝野经营的对象。大量资金、人才、技术、设备流入贵州，极大地促进了贵州经济的发展，暂时改变了贵州经济落后的面貌，为抗战时期贵州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节吴鼎昌主政贵州前的教育
晚清及民国年间是中国文化的转型期，教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由古代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废科举，兴学堂”就是变革的一大标志，宣告古代教育的终结和近代教育的兴起。民国年间的教育，承前启后，其间的发展演变值得认真研究。抗战前的贵州教育，不仅具有时代演变的特征，而且因为贵州政治、经济、社会诸种原因而呈现区域性的特点。民国前期贵州教育发展的轨迹，起伏很大，清末出现一阵高潮之后进入低谷。经过20多年的缓慢发展，在抗日战争期间又勃然兴起，战后又回落下来。
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教育变革势不可挡。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由此开创的近代教育仍然继续向前发展，不断改变文化教育面貌。贵州人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吹响了教育改革的号角，掀起了兴办学堂的浪潮。1896年贵州学政严修创办的经世学堂，比湖南的时务学堂还早，开启近代教育的先河。在往后的十多年中，贵州办起了843所学堂，其中，小学堂778所，中学堂16所，师范学堂28所，实业学堂11所，高等学堂10所，并有一批女子学堂。这不仅是教育体制变革，而且知识体系也起了很大变化，加进了若干“西学”的内容，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下演变。光绪三十年（1904年），贵州实现了零的突破，派出151人到日本留学。这一时期的贵州教育，基本赶上全国步伐，某些方面还一度领先。
辛亥革命使人心振奋，有志之士努力发展教育，但好景不长，贵州的革命政权仅存在三个月便被颠覆了，从此进入了长达20多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在此期间，政权更迭频繁，长的三年两载，短的只有十多天。政权有时归属北洋政府有时归属南方军政府，都很少关注教育，周西成对教育的发展也只是昙花一现。贵州经济基础薄弱，在战乱中经济更加残破，财政困难，民生疾苦，没有力量发展教育。许多学校都是以寺庙作校舍，办学经费窘迫。虽然学校已经兴起，但主要是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集中在几座城市，广大农村仍然盛行私塾。清末办起的贵州大学堂、贵州高等学堂及几所政法学堂先后撤销，周西成创办的省立贵州大学不到两年便停办了，抗日战争以前贵州基本没有高等教育。几所职业学堂停办，只有农林学堂改为贵州省甲科农业学校保留下来。师范教育只有省立师范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两所，均属中等师范。除省城贵阳外，其他地方的中学多半采取联立中学形式，几个县合办一所中学。1930年全省共有中学26所，在全国排名26位。1930年全省共有小学1935所，全国排名33位。国民政府入主贵州后的两年，主要精力用于政治军事，教育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变。
抗日战争前，贵州由于连年军阀混战，时局动荡不安，民生凋敝，教育不受重视，教育经费极其贫乏，即使有少许拨款，也往往不能兑现。因那时省财库常常空虚，连军政费用尚且不够，更谈不上教育经费。如1933年就是因为教育经费被军费挪用，使得学校无法维持运营。
军阀统治时期的贵州，战乱不断，政权更换频繁，中间虽曾出现过短暂的安定，但很快又发生新的战乱，社会秩序尚未恢复，又出现新的混乱。由于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原来就非常贫穷落后的贵州，人民生活更为贫困。像走马灯似的先后统治贵州的地方军阀，最关心的是扩大自己的势力，争夺贵州的统治权，并不断向邻近的云南、四川、湖南等省扩展。除周西成统治的短暂时期外，没有一届政府对发展教育采取过任何措施。相反，战乱对教育造成的负面影响却很大。
辛亥革命后，贵州政权更换频繁，教育行政机构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严重阻碍贵州教育的发展。从贵州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到1928年十余年的时间里，贵州教育机构的机构设置和名称就经历了学务部、教育司、巡按使下的教育科、贵州教育委员会、教育司、教育厅和贵州教育行政机构的变化伴随着军阀派系的变化而变化，而且主管教育的行政机构级别低，逐渐在行政管理上面边缘化，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贵州的教育事业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时任教育科长的钱瑗，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贵州教育史略》，其中对贵州教育发展情况的评价入木三分，“教育科无非例行公文，无推动力量，无足轻重。”
教育经费少，挪用教育经费的现象层出不穷，致使教师生活无法稳定，教学质量下降。辛亥革命后贵州军阀为了维持自己的地盘和权势，不惜一切代价扩充军备；而对于关系未来发展事业之教育经费，则不断压缩。贵州巡按使龙建章曾经上报教育部，称贵州教育经费之绌，省内县教育经费多者不过3000元，少者仅有300元。在此基础上，何有普及教育之可言？由于经费困难，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十分严重。为解决教育经费困难，1933年省主席王家烈下令，将屠宰税划为教育专款。由于贵州境内派系林立，很多县份都拖欠不交。据当年统计，贵阳公私立学校款竟备拖欠，13万元之多。驻防赤水的桐梓系军阀侯之担，强令防区的绥阳、习水、仁怀、赤水等县将屠宰税解送到赤水军部。后来发生侯之将大宗款项卷逃，在重庆被中央军所扣的事件，更加激起社会各界的公愤。根据《贵州教育史略》的记载：“此时贵州多乱，学校所受影响至钜。第一财政困难，学校薪俸每拖欠至数月，其发也三成、五成，无定额、亦无定期。有时至开学日期，各校因此不能开学，相率至财厅省署坐索。教师生活不能维持，有穷愁抑郁以终者。”1923年9月，省立法政学校等7所省立中等以上学校校长联合向省长辞职，后又写了《因经费无着请明令休课》的报告。报告称：“校长等前因经费支绌，校务难以维持，业经呈请辞职末邀应准。”现在已经“力竭气穷，匪特现状难以维持，债权相迫，行将提请诉讼。”并说当时已经是“四面楚歌”，如果再“隐忍不言，一再因循，土崩瓦解将归谁”？据统计，贵州全省1930年的中等教育经费为345947元，在全国各省区占24位。平均每人负担的中等教育经费全国为0.1048元，贵州仅为0.023元；平均负担教育经费全国0.19元，贵州为0.05元，在全国各省中名列29位。在此背景下，教师和学生无法满足基本的生存之需，教学的质量和作用无从谈起。
社会的动荡，严重干扰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军阀统治时期，战乱不断。战事一起，学校不能保证学生安全，只得放假。由于军队霸占学校驻军，造成学校停办或停课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据1933年贵阳第一中学的《本校大事记》的记载，贵阳一中因战乱被迫停课有以下几次：辛亥革命后，学校虽已复课，但外县学生已经回乡，上课学生不足百人。1912年2月的政变和3月滇军人黔霸占贵阳。省中秩序扰乱，时有风鹤之惊”，学校只得故假，直到“秩序渐复，学政司通令旧日学生回堂”，才开始恢复上课。1920年11月，又因“民九”政变，学生纷纷回籍，由教职员议决，提前散放寒假。1925年，因经费无着，推迟至4月份才开学。1926年，又因经费问题，推迟到5月份才开学。学校的学生宿舍“因滇军驻扎，多数房屋悉被破坏”，直到周西成当政后才修复迁回。1929年夏天，又因政变“学生回籍者颇多，至旧历七月尾，始举行考试”。1932年11月，又因“呻省军事发生，人心惶惶，学校特提前考试，散放寒假”。省立贵阳第一中学是当时全省条件最好的中学，受害尚且如此之深，其他学校的情况更为严重，如松桃县甲种实业学校因校舍被军队占用而停办。据民国《绥阳县志》记载：“民九（1920年）以及1924年城乡悉陷于匪，十四年（1925年）天灾甚重，人类几绝，乡校弦歌，五年掇响。”据《遵义地区教育志》记载：“遵义中学堂校舍常被驻军占据，几度搬迁于山寺、民宅上课，图书仪器散失甚多。”据民国时期出版的《续修安顺府志》记载：安顺女子师范学校“由于壬戌本境战事发生后，军队不时往来驻扎，校中破壁残垣，不堪目睹。”1923年出版的《贵州教育公报》第二期刊登的《清镇县区立学校简明表》（1923年11月填报）记载，该县共有学校26所（其中县立5所，区立21所），因战事停办10所。清镇县位于全省中心地区，距省城贵阳仅20多千米，其情况尚且如此，其他边远地区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200多年的封建统治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于1912年确定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并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并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批判了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对于教育作了重要改革。1915年，袁世凯以大总统命令的形式，公布“七项教育宗旨，即“爱国、尚武、祟实、法孔孟、重自治、成争贪、戒躁进”。同年，袁世凯还颁布《特定教育纲要》《复学校尊孔令》《整饬伦常令》等法令，重新主张尊孔读经，为其复辟帝制服务。资产阶级革命同复古主义教育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袁世凯倒台后，教育总长范源廉表示要“切实实行1917年发表的教育方针，并通令撤销袁世凯须行的《教育纲要》。”接着，他又修正了一些政策法规，再度撒销小学的“读经”课，基本上恢复了革命政府制定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
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发起讨论修改学制。1922年教育部正式公布《新学制系统》即“壬戌学协”，该学制类似美国的“六、三、三”学制，规定全部学校教育时间为16～18年，分三段五级。初等教育6年，分初小4年和高小2年两级；中等教育6年，分初中3年和高中教育3年两级；高等教育4～6年，不分级。此后，学制虽几经修改，但对1922年公布的学制未作大的修改，民国时期一直沿用。“五四”时期，我国教育界曾提出“废除教育宗旨”，因而1922年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方案》中未定教育宗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8年，国民党曾提出“党化教育”的口号，国民党正式提出以“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通过了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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