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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泓

出版社：吉林音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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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名人之九试读：

清代卷·导读

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居住在中国东北部的女真族的统治者

努尔哈赤

皇太极

多尔衮

大变动、大激荡的年代，出现了大批叱咤风云的政治军事人才，清初的统治者，如康熙、雍正、

乾隆

清朝统治者在武力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实行了严酷的统治。明末清初，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的历史时期之一，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家，都曾从事抗清活动，并对封建统治有所抨击。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自秦汉以后，凡帝王者皆贼也。”为了加强文化专制，于是清廷大兴文字狱，康、雍、乾三朝大狱达七、八十起之多。

乾隆朝时，开“四库全书馆”，征求遗书，抽、毁、删、改部分著作。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大多都收载进《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它的问世进一步确立了汉学在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对我国古典文献的保存与流传起到了积极作用；它的编定，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规模空前的一项盛事，而作为总纂官之一的纪昀，其功也不可泯没。

清代文学与发展的标志主要表现了在小说领域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作品，对封建社会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无愧为传统的文言小说和通俗小说的集大成者，而其作者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也是本卷所要重点评介的人物。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1559—1626），即清太祖。后金（清）创立者，满族。爱新觉罗氏。先世受明册封。青年时，常到抚顺互市。通汉、蒙文字。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后逐步统一建州各部。

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我国东北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曾被称为肃慎、挹娄（yì lóu）、勿吉、靺鞨，到了五代以后，才被称为女真。女真族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中惟一两度进入中原进行统治的民族，第一次是在公元1127年，女真族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建立的金政权，灭了辽和北宋，在中原地区曾领风骚百余年，然后被南宋和蒙古联合灭亡。第二次则是公元1644年进入中原的清朝，其创建者是清太祖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出生在建州女真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祖先自元朝被封为万户开始，便世代为官。到明朝年间，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贴水儿被明成祖封为建州卫指挥使，并率部落南迁到图们江下游（今朝鲜会宁）定居。女真部落间互相征伐兼并的事情延续不断，到努尔哈赤出生的时候，女真各部之间仍进行着激烈的争斗，努尔哈赤便获得了建功立业的良好时机。

努尔哈赤10岁的时候，母亲喜塔纳刺氏病逝，继母纳刺氏刻薄阴毒。因此，努尔哈赤在15岁那年带着10岁的弟弟舒尔哈齐愤然离家出走，投奔了外祖父王杲（ɡǎo）。

王杲是个汉化较深的女真人，在他的影响下，努尔哈赤也结识了不少汉人，并学会了汉语和汉字。努尔哈赤当时最喜欢看的两本书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看到精彩处，努尔哈赤常常是情不自禁地拍手称赞，对英雄业绩的向往溢于言表。

王杲是建州女真部落中著名的首领之一，凭借着自己雄厚的实力，逐渐与明王朝作对。公元1574年，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兵消灭王杲，王杲及其家属被杀，机智的努尔哈赤当即跪在李成梁的面前痛哭流涕，因而被李成梁收为随从和侍卫。此后，自幼便练习骑射的努尔哈赤因在战斗中奋勇冲杀，屡建战功而深受李成梁的赏识和器重，待努尔哈赤也形同父子。

三年后，对外祖父被李成梁所杀而怀恨在心的努尔哈赤借口回家成亲，离开了李成梁，并在结婚后另立门户，永远离开了那个令他伤心的家。此后的六年时间里，努尔哈赤游历于辽东地区，生活阅历和军事才能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到了25岁时，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在一次明军讨伐女真部落的时候意外被杀。噩耗传来，努尔哈赤悲痛欲绝，愤然责问明朝驻边官吏，为何杀死他一向忠于朝廷的祖父和父亲。那官吏自知理亏，一再抚慰努尔哈赤，并让他袭任祖父之职，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赤强忍心头怒火，接受了明朝的抚慰，从此与明朝结下深仇大恨。

此后，努尔哈赤以13副遗甲起兵，除掉了仇人女真图伦部的尼堪外兰，接着乘胜平定了哲陈部、完颜部。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努尔哈赤相继打败了建州女真界凡、萨尔浒、董嘉、巴尔达四城联军和漠河、章嘉、巴尔达、萨尔济、界凡五城联军，并攻破了安图瓜尔佳、克贝欢和托漠河城。之后，努尔哈赤南征北战，到公元1593年，努尔哈赤完成了建州女真的统一。在这期间，努尔哈赤于公元1587年在烟筒山下建赫图阿拉城称王。

将建州女真收归麾（huī）下后，努尔哈赤的目标又盯上了海西女真。海西女真主要的叶赫、哈达、辉发和扈（hù）伦回等部的首领，对努尔哈赤的强大非常恐惧。其中的叶赫部自恃拥有强大的实力，企图将努尔哈赤的扩张消灭在萌芽状态，顺便自己也征服建州，称雄女真，于是率先与努尔哈赤开战，先后纠集了海西女真、长白山女真和蒙古族等九部共三万人马向建州进攻，结果被努尔哈赤率军击溃，叶赫部的贝勒布斋也在战斗中被杀。

此战过后，努尔哈赤实力大增，征服海西的雄心日益高涨。这时，海西女真中的哈达部和叶赫部发生冲突，哈达部首领便以自己的三个儿子为人质，请求努尔哈赤出兵援助。天赐良机，努尔哈赤求之不得，立即派两千兵马前去救援。没想到，哈达部的首领孟格布禄在叶赫部的威逼利诱下，竟然想反戈一击，努尔哈赤勃然大怒，亲率大军攻陷哈达城，生擒哈达首领孟格布禄。此战受到与哈达关系密切的明王朝的重视，于是命令努尔哈赤恢复哈达部。努尔哈赤深知自己的实力还无法与强大的明朝抗衡，于是恢复了哈达部，但是到了公元1601年，还是将其灭亡。

随后，努尔哈赤于公元1607年派人化装成商人潜入辉发城，里应外合，一举攻灭辉发。公元1611年，努尔哈赤攻灭扈伦回部。并于公元1619年剿灭叶赫部，从而将海西女真收归自己麾下。在此期间，努尔哈赤还使用征伐与招抚两种手段，将东海女真各部统一。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称帝，建立后金。随后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发展后金的社会生产上。

努尔哈赤首先发展的是农业，将游牧的女真各部组织起来，进行屯田，并扩大农耕范围，使建州大片荒芜之地得到开垦。他还非常注重发展手工业，建立了能够炼铁、采矿并制作精良兵器的作坊。在此基础上，努尔哈赤与汉族地区积极展开贸易，以弥补建州经济上的欠缺。

努尔哈赤对女真政权作的重要贡献便是建立八旗制度和创制满文。八旗制度的雏形是女真部落的狩猎组织，后来成为女真贵族发动掠夺战争的工具，但一直都是临时性的组织。努尔哈赤把它改造为常设的社会组织形式，公元1601年，他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为标志，后来随着兵力的不断增加，又增设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色旗，从而建立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一种军民一体、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的实行，提高了女真的战斗力，也促进了满族社会的发展。创制和颁行满文，是满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满文主要是参照蒙文，结合女真语言拼读成句，从而完成了满文的创制。这加强了满族内部和满汉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进一步促进了满族社会的封建化。

后来努尔哈赤与明军作战，占领了辽河流域。努尔哈赤便将都城于公元1625年迁到沈阳，以便巩固对辽河流域的统治，并推行了“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制度，将辽河流域荒废的土地分给后金士兵，并将所有被俘获的汉人奴隶编入田庄，使庄田变为官田。这标志着后金初步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努尔哈赤还与蒙古各部互相交好，对蒙古各部实行以抚为主的政策，为日后统一蒙古诸部奠定了基础。

努尔哈赤与明朝之间的战争是从公元1618年开始的，这一年的春天，努尔哈赤在精心准备后，率领众军民，祭祖告天，宣读了“七大恨”誓词，宣布伐明。这“七大恨”：“一恨是无端杀我父祖；二恨是撕毁盟约，出兵助叶赫；三恨是明军连年入境掠夺，并扣使臣11人，逼我杀10人换取；四恨是将原许配于我的叶赫之女改嫁给蒙古；五恨是发兵驱逐我部所统的三地民众，不让三地民众种田收割；六恨是我奉天征讨叶赫时，明偏信叶赫之言，遣使对我辱骂；七恨是明逼我把所俘虏的哈达人退还，结果被叶赫所掠取。”这“七大恨”之第一恨，只能算是努尔哈赤个人的恩怨，其他六恨尽是些芝麻大小的事情，努尔哈赤只不过是为了伐明而选择一个很好的借口罢了。宣布完誓词后，努尔哈赤又申明军纪，然后率大军南下攻明。

努尔哈赤的目标首先便是明朝的军事要塞和互市的重要场所，位于临浑河边的抚顺城。努尔哈赤智取抚顺，又将前来援救的明军全歼，缴获了大量武器辎重随后又智取清河城，杀死守将和军民万余人。明朝当朝皇帝，昏庸不堪的朱翊（yì）钧坐立不安，派明军10万人分四路进攻赫图阿拉城。明军各路大都行动迟缓，只有明将杜松一路按时赶到了萨尔浒。

在敌我军事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努尔哈赤决定发挥后金军队运动作战能力强的优势，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消灭的战略手段，设计包围并全歼了萨尔浒的明军，明军主将杜松也力战而死。随后又策马北上，歼灭消极防守的北路明军，仅有主将马林及等少数人逃脱。之后，努尔哈赤听说另外两支明军同时从东、南两个方向逼近赫图阿拉，为避免与两支明军同时交战，努尔哈赤又心生一计，将缴获的杜松令箭让明军降卒去催促东路军前来作战。然后将东路军诱进埋伏圈，一举全歼，其主将刘铤也力竭身亡。得知另外三路大军被歼灭的消息，胆小怯弱的南路军统帅李如柏带着士兵落荒而逃。

萨尔浒战役堪称军事史上的又一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尤其可贵的是采用了运动战术，在运动中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军事策略，也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萨尔浒之战后，后金与明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努尔哈赤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随后，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军队于公元1621年春在辽沈之战中取胜，取得了整个辽东地区，后来几经征战又夺取了辽西地区。从此，努尔哈赤将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山海关。

明朝在屡次大败后，明崇祯帝任用了名将袁崇焕，参与对后金的防守。袁崇焕走马上任后，向当时的主帅孙承宗提出了守山海关必须先守宁远的建议，并重建了宁远城，以及锦州、松山、杏山、右屯等城池，分别派兵防守，这样一条以宁远和锦州为中心的防线建成了。

后来，明朝内部党争又起，孙承宗被魏忠贤的同党高第取代。高第上任后，就下令撤走了锦州等地的守军全部退回关内，只有袁崇焕坚持留在宁远。努尔哈赤在完成迁都事宜后，得知明军撤换主帅全线后撤的消息后，决定立即出兵。公元1626年年初，还没有过完新年的努尔哈赤就亲率10余万大军向辽西杀来。后金军队长驱直人，直攻到宁远城下。被连续的胜利冲昏头脑的努尔哈赤认为此战必胜，于是采取了先招降后用兵的战术，结果袁崇焕拒绝了后金的招降，与不到3万的士兵坚守宁远城。努尔哈赤征战多年，第一次败仗就是败在袁崇焕的手下，他以10余万兵力攻打宁远城，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结果是后金士兵死伤无数，努尔哈赤自己也受了伤，但宁远城在袁崇焕的坚守下，依然固若金汤，巍然屹立。

在寒风中，努尔哈赤眺望着暮色中的宁远城，长叹一口气，率领残兵撤回了沈阳。

这次平生未有的失利令努尔哈赤难以接受，撤回沈阳后不久，年近七旬的努尔哈赤一病不起，于公元1626年病逝享年68岁。皇太极

皇太极（1592——1643），即清太宗。努尔哈赤第八子，满族，爱新觉罗氏。天命元年（1616年）封和硕贝勒，在四大贝勒中依序称四贝勒。十一年继位后金汗后，分编满洲贵族所属部分“奴仆”为“民户”。颁布保护农业的法令。积极吸收汉族文化，翻译汉文书籍。仿明官制，设立六部，同时废除四大贝勒共理政务旧制，自掌三旗（正黄、镶黄、正蓝），加强专制统治。天聪十年（1636年），改后金为清，称皇帝，年号崇德。又增编“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继续完成对今黑龙江和吉林东境女真各部的统一，进一步加强对东北边疆各少数民族的统治。为夺取全国政权，曾屡次对明用兵。

皇太极的名字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父亲努尔哈赤的特意取名，竟和汉族皇位继承人的皇太子的音相似，而蒙古人把王位继承人叫做台吉，并习惯于在台吉前面加上黄、红等颜色名称，也与皇太极的音相似。用宿命一点的话来说，皇太极刚一出生，就注定他必然是将来清王朝的第二个皇帝。

皇太极的生母叶赫纳喇氏很受努尔哈赤的恩宠。子以母贵，她所生的儿子也得到了努尔哈赤的疼爱，在努尔哈赤众多儿子中，皇太极是很早就接受教育的一个。以至于在努尔哈赤军中众多的战将几乎都是不识字的文盲，只有皇太极够得上一个粗通文墨的“秀才”。

由于连年烽烟不息，父兄经常出征作战，皇太极7岁以后，努尔哈赤就把大部分家政交给了他。努尔哈赤拥有众多的妻妾、子女、奴仆和财产，并且当时国事和家事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要处理这样繁杂的家政，对皇太极来说是副不轻的担子，也是个极好的锻炼机会。而皇太极根本无须父亲多加指点，就能把繁杂的事务干得井然有序。

公元1612年秋，年方21岁的皇太极第一次跟随父兄出征作战，从此以后逐渐成为父亲麾下一员能征善战的大将。皇太极也在戎马生涯中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军事才干。

努尔哈赤于公元1616年称帝后，命令年青的皇太极和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等四人负责管理国家政务。皇太极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逐渐成为努尔哈赤身边的一位得力助手，努尔哈赤也逐渐将皇太极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着力培养。

等到努尔哈赤死后，深得父亲信任和兄弟爱戴的皇太极顺理成章地于公元1626年继承父亲的帝位，是为清太宗。

皇太极即位以后，首先着手解决的，便是日趋紧张的民族矛盾问题。在努尔哈赤统治后期，由于努尔哈赤坚持执行对敢于抗拒的汉人一律格杀勿论的政策，使女真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到后来，努尔哈赤甚至下令，女真人要出行就必须10人以上结伴同行，不得单身出门，否则要罚银。为此，皇太极上台后，首先把女真族改为满州族，以改变历史上女真人与汉族的对立仇恨。随后又颁布法令，满人、汉人享有同样的政治、经济权利。同时，皇太极还对奴隶制庄园拖克索进行改革，规定每个庄园只能拥有8个农奴，其他汉人都必须解放成为民户。为了进一步笼络统治地区的汉人，皇太极又于公元1631年颁布实施了《离主条例》，规定凡是私逃的农奴一律不追究，这个规定得到了汉人的极大拥护。皇太极还于公元1638年下令解放农奴，为后金的农业生产增加了大量的劳动力。

皇太极还选拔任用了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其中范文程受到皇太极的重用，成为皇太极手下最有名的谋臣。

这些措施的实行，很快消除了统治区域内汉族人民的反抗情绪，使后金政权的统治得以进一步巩固。

皇太极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措施是非常有成效的，他继承并发展了努尔哈赤的经济政策，还加强整顿吏治，使得后金在皇太极统治的短短10余年时间内国力飞速提高，拥有了与明王朝相抗衡的经济实力。

皇太极在继承了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以后，进一步对八旗制度加以完善。他充分利用了蒙、汉归附的充足兵源，建立了与满族八旗大体相同的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惟一不同的是满族八旗的旗主是实行世袭制，而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旗主则由皇太极任命，并可随时撤换。皇太极还将所有兵权收归自己，三大八旗都由皇太极亲自指挥和调遣。

这时的皇太极，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为了加强皇权，他对后金“八王共治”制度进行改革，不断削弱其手中的权力。所谓“八王共治”，即由八旗旗主组成议政会议，也就是国家的决策机构。所有军政大事都必须在议政会议上通过集体定夺，对汗还有废立的权利。皇太极对其进行的第一项改革，便是在八旗中各旗设一名总管旗务的大臣，后来又增设佐管大臣和调遣大臣，分别管理民政、司法和军事事务，分散了八旗旗主的权力。公元1629年，皇太极在议政会议上又宣布免去三大贝勒轮流执政的权力，由此夺走了三大贝勒的特权，也使得“八王共治”的局面瓦解，皇太极顺利地加强了权力。公元1635年，后金在与蒙古的战争中，从蒙古苏泰太后手中得到了传国玉玺，于是皇太极便在群臣的拥戴下，于公元1636年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并仿照明朝官制，初步建立了清王朝的行政机构，清朝由此建立。

皇太极在位期间，在充分研究了当前的军事形势后，确定了对明朝议和，先进攻朝鲜和蒙古，待朝鲜和蒙古被征服后，再挥师南下攻明的策略。实践证明这一策略是非常正确的，皇太极首先征服朝鲜和蒙古，解决了后院起火的问题；并通过征伐取得了大量土地和人口，增强了清朝的实力；而且还通过战争扩大了兵源，锻炼了队伍的作战能力。可谓是一举多得。

皇太极首先征伐的是明朝的忠实盟友朝鲜。公元1627年，皇太极趁朝鲜内乱之机，派大军出征朝鲜。后金军队一路凯歌高奏，不久就攻占了义州、铁山等地，俘虏了朝鲜王妃、王子和宗室大臣，逼迫朝鲜国王出降，成为清的属国，并全歼了明朝派驻朝鲜的守军。通过讨伐朝鲜，皇太极既取得了大量土地和人口，迫使朝鲜纳贡称臣，又去掉了明朝的一个胳膊，将朝鲜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随后，皇太极又挥师西进，与蒙古科尔沁、喀喇沁和敖汉等部。联合出兵征讨漠南蒙古中实力最强的察哈尔部，连续两次击溃察哈尔部，逼使其首领额哲率部归降。从此，皇太极便控制了漠南蒙古。

同时，皇太极还采取招抚与军事相结合的手段，不断向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发展势力。在他恩威并用的策略指导下，当地部落纷纷前来归附，到公元1642年时，东自鄂霍次克海滨、西至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都成为清朝的管辖之地。这样，皇太极完全肃清了后方的异己力量，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明作战中来。

公元1628年，皇太极得知明天启帝死崇祯帝即位的消息后，立即率领大军南下，并绕过袁崇焕所镇守的宁远锦州防线，一举突入到北京城下，逼得崇祯帝不得不下令袁崇焕回师救援。皇太极深知袁崇焕统兵作战的能力，于是巧施离间计，让多疑的崇祯帝剥夺了袁崇焕的兵权，下狱治罪，并在第一年将其凌迟处死。得知袁崇焕的死讯后，皇太极先是拍手叫好，后又扼腕叹息，叫好是因为皇太极不费吹灰之力，便借崇祯之手除掉了皇太极的最大劲敌，叹息的是一代名将竟这样死去。皇太极用离间计除掉袁崇焕后，在北京城下一举击溃前来勤王的各路明军，攻克了永平、遵化、迁安和滦州等城，然后布置好永平等4城的防守后，班师回到沈阳。当时曾有大将劝皇太极乘胜一举攻陷北京城，但皇太极认为当时的明朝国力还比较强盛，并不可能将其消灭，于是他制定了不断骚扰明朝边境，对边境人民大肆屠杀，以削弱明边防军乃至整个明朝的实力，同时也让边境地区百姓产生厌战情绪，然后再战而胜之。

此后，皇太极与明朝时和时战，派小股兵力不断骚扰明朝边境，使得明朝为增加“辽饷”而在国内横征暴敛，并因此而激起了明末农民大起义。这是皇太极始料未及的，得到明朝境内起义此起彼伏的消息后，皇太极竟兴奋得直说：“天佑大清，天佑大清！”于是皇太极又于公元1639年发起了历史上有名的松锦大战。

锦州位于辽西，是关外明军防御体系中的坚强堡垒。明朝在这里驻有大批兵力。以前虽曾放弃，后在袁崇焕取得宁远大捷后，逐步收复。在锦州的周围，拱卫松山、杏山、塔山等城，公元1639年，皇太极开始了与明军长达两年的对峙。清军在强攻松山未果后，于公元1640年修筑义州城，在那里驻兵屯田，作为攻取锦州的前哨阵地。随后又陆续增调人马逼近锦州，将锦州城团团包围起来，逼迫守卫锦州外城的蒙古军队于公元1641年投降，龟缩在内城里的明军面临着十分危急的形势。崇祯帝得到前方求援的消息后，下令蓟辽总督洪承畴率13万大军前来解锦州之围。富有作战经验的洪承畴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缓缓向锦州靠拢，但遭到崇祯的一再督促，洪承畴不得不加快进军速度，率大军抵达松山，并取得了多次胜利，夺回了锦州外城。清军接连失利的战报传到了沈阳，患有重病的皇太极心急如焚，于是决定亲率大军支援前线。

皇太极的御驾亲征大大鼓舞了清军的士气。皇太极在仔细观察了地形和明军的阵势后，首先切断了明军的粮饷供应，把松山城和城外的明军一并包围起来。不久明军团军粮匮乏而军心动摇，许多将领都想突围奔回宁远，洪承畴只得孤注一掷，下令突围，结果遭到早有准备的清军封堵截杀，伤亡惨重，在短短的10天内，明13万大军损失殆尽，被斩杀的就多达5万余人。洪承畴只得率领1万多残兵困守松山城，后来洪承畴因副将夏承德降清，松山城破而被俘虏。经过皇太极千方百计地劝降后，洪承畴投降了清军，锦州守将祖大寿见大势已去也率部投降。历时两年多的松锦之战以皇太极的大获全胜而结束，此后，明朝精兵良将损失殆尽，再加上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在明朝境内的一再折腾，明朝再无力量与清抗衡了，清军入关南下并统一全国已经是水到渠成。

可正当清军为南下灭明作着精心准备的时候，皇太极却因为所宠爱的妃子宸妃去世，悲伤过度，再加上他的精力已经被多年操劳政务和四处征战耗尽，这个清朝实际上的开国皇帝便在清军入关的前一年病逝，享年51岁。多尔衮

多尔衮（ɡǔn，1612—1650），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爱新觉罗氏。天聪九年（1635年）封和硕睿亲王。崇德间，屡次率部攻明。崇德八年（1643年）世祖即位，与济尔哈朗同辅政。后自称摄政王，独揽大权。顺治元年（1644年）统兵入关，大败李自成农民军。进北京后，创建各项制度。二年攻灭南明弘光政权，乘胜南下，击平各地抗清义军。次年进军四川，镇压张献忠农民军。五年进封皇父摄政王，七年病死，死后被追尊为成宗义皇帝。然世祖对他素怀不满，不久即以谋逆罪，追削去爵位。乾隆时恢复睿亲王封号。

天启六年（1626），努尔哈赤去世，女真贵族为争夺权位进行了激烈斗争，多尔衮生母乌拉纳刺氏成为牺牲品，被迫自殉，多尔衮从此成为孤儿。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多尔衮的意志变得坚强，他出色的表现赢得继位的皇太极的青睐。天聪二年（1628），16岁的多尔衮追随皇太极征讨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由于屡立战功被皇太极赐以墨尔根代青（聪明王）的美号。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设立六部，多尔衮受命出掌六部之首的吏部。天聪九年（1635），多尔衮率兵征讨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哲，他兵不血刃的解决了察哈尔部，招降了额哲，并得到元朝的传国王玺（xǐ），又立下了一大功。

多尔衮此后跟随皇太极东征西讨，多次立奇功。

皇太极在天聪十年（1636）登基称帝，多尔衮受封为和睿亲王，同年十二月，皇太极亲征朝鲜。多尔衮和豪格分统左翼满州、蒙古兵，从宽甸入长山口，一路南进，然后乘舟下海，攻下江华岛，俘朝鲜王妃、王子及宗室76人。

崇德三年（1638年），多尔衮作为“奉命大将军”率军从蓟镇青山关进入明境，从京畿（jī）打到山东，攻取城池40余座，俘获人口25万余人，再次大显神威。由于战功卓著、文武双全，深得皇太极恩宠，在八旗诸王中的地位迅速抬高了。

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积劳成疾的皇太极突然病故，清朝的八旗大军一下子失去了统帅。诸王纷争都有政治野心，形势十分严峻。礼亲王代善和郑亲王济尔哈朗由于缺乏即位条件，便扮演起推举者的角色。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两人旗鼓相当，成为最有实力的皇位争夺者。论实力，多尔衮稍占优势，有两位同母兄弟阿济格和多铎（duó）的两白旗做坚强的后盾；论舆论，父死子继的观念已为诸王所接受，豪格因此稍占上风。多尔衮和豪格两人都积极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都期待能早日继承大统。

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们举行会议，商量谁来当皇帝。当天早晨，多尔衮试探两黄旗大臣索尼的态度，索尼明白的说“必须在先帝之子中选立一个”。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两黄旗竟然派精锐护军把会议地点——崇政殿团团包围起来，看来豪格一派已经开始行动了。鲁莽性急的多铎和阿济格一起力劝多尔衮继位，并告诉多尔衮：“你如不同意继位，就应该立我为皇帝。”多尔衮说不行，多铎就说：“既然不立我，那就应立年长的，立努尔哈赤的另一个儿子代善。”

代善是皇太极的哥哥之兄，资历较高。可是他又不敢得罪两黄旗、两白旗的大臣，心中着实犯了难，见多铎提到自己，便说：“睿亲王如果应允，当然最好不过。如果不允，我看肃亲王豪格是先帝长子，可以继承大统，我年纪大了，恐怕难以胜任。”

豪格见提到自己，却没有一个人表态，不免有些丧气，便自嘲说：“我福浅德薄，不能担此大任。”说罢拂袖而去。两黄旗大臣亮出底牌，若不立先帝之子，他们宁愿去死，以从先帝于地下。代善见两黄旗，两白旗拒不相让，场面气氛紧张，就赌气离开了会场。阿济格跟着也走了，会场只剩下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三个人。

多尔衮想：豪格的退出是个机会。肯定不能让他继位；两黄旗的底牌亮出来了，自己当皇帝看来也不太可能；立一个小皇子当皇帝对我来说还是能接受的，这样就可以排除豪格，自己又可以居主动地位……经过权衡利弊，多尔衮最后说：“你们大家说的是正确的，应该立先帝之子。既然肃亲王豪格谦让退出，无即位之意，那么就立先帝的第九子福临为帝吧。只是他年纪尚小，可由郑亲王和我左右辅政，分领八旗军队。等福临长大后，我们就归政于他。

由于这个办法满足了两黄旗立皇太极之子的要求，自己又可借辅政之名掌握大权，所以双方都同意这么做。

多尔衮的这一正确主张，避免了八旗的分裂，使皇太极死后的群龙无首状态，由二王（多尔衮、济尔哈朗）辅政的方式宣告结束。在代善的主持下，诸王、群臣纷纷对天盟誓，表示同心协力，拥立福临为帝。

顺治元年（1644）三月，李自成的农民军快攻到北京了，吴三桂应诏放弃宁远，率兵勤王。三月十六日，得到消息的多尔衮发出动员令：“修整军器，储粮秣（mò）马，等四月初旬，大举进攻明朝。”四月四日，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为：第一，大清虽然一直是与明朝争夺天下，但眼下实际是与流寇（农民军）较量，流寇是主要敌人；第二，要想取得天下，必须“严肃军纪，秋毫勿犯”，取得民心；第三，我军或是直趋燕京，或是相机攻取，要在长城以西“择一坚城”屯兵而守，作为根据地，以利我军往来。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并以此作为清军入主中原的策略。

李自成不久攻入北京，明朝宣告灭亡，消息传来，多尔衮下令：男丁70岁以下、10岁以上全部从军。经过几天的征兵之后，多尔衮以大将军名义率24旗大部分军队，浩浩荡荡地向西南开去。十四日，军队到达翁后（今辽宁阜新），十五日，吴三桂派使者向多尔衮求助发兵助剿农民军。多尔衮将信将疑，留下一名使者做人质，派人同另一使者前往山海关探听消息。同时改变进军路线，命汉军带红夷大炮随大军向山海关进发。四月二十日，吴三桂面临农民军的强大压力，再次向多尔衮请兵。多尔衮指挥大军，一日行军200里。赶到山海关外，派人去吴营侦察情况。二十二日，吴三桂亲自出关，面见多尔衮，才最终打消多尔衮疑虑，接受吴三桂的投降。

多尔衮和吴三桂约定：清兵帮助吴三桂打败李自成后，黄河以北归清，封吴三桂为王；黄河以南归明，立崇祯太子（或诸王）于南京。多尔衮率军不费一兵一卒进入山海关，实现了满洲贵族几十年来没有实现的愿望。

农民军很快就攻向山海关，吴三桂率兵和农民军展开大战，双方打得难分难解，精疲力竭。这时，养好精神的清军突然以精骑从吴三桂的右侧闯入阵中。农民军抵挡不住，被打得大败而逃。多尔衮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命他与多铎、阿济格一起追击李自成。二十三日，吴三桂全军剃发。三十日，李自成离京西撒。清军从山海关一路尾追，直到占领北京城。

当时，北京的明朝遗臣得知清吴协定，一大早在朝阳门外备好法驾、卤簿，准备迎接崇祯太子来京即位。不久，一队人马由远及近向西开来，人们以为是太子到了。人马来到近前。人们不禁瞠（chēnɡ）目结舌，来人不是明朝太子，也不是吴三桂，而大清摄政王多尔衮。事情到了这一步，人们只有无可奈何的将多尔衮等人迎入京城。

多尔衮入住北京后，采纳了范文程等人的意见，采取了一系列收买人心的措施。五月三日，宣布故明官员一概录用。四日，多尔衮下令为崇祯帝发丧三日，谥为怀宗端皇帝。六日，宣布在京各衙门官员与满官一起办公。七月，多尔衮下令，免除明末苛刻的摊派，这些措施收到积极效果，多尔衮很快就控制了黄河以北、山西以东的广大地区。

九月，多尔衮将福临从沈阳接到北京。十月一日福临在群臣的拥戴下于天坛举行祈天大典，即皇帝位，下诏“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的清王朝宣告建立。

以后，多尔衮命令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攻打农民军；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军征江南。五月，多铎兵不血刃占领南京，弘光政权灭亡；六月又攻下苏杭二州。

接着，多尔衮坐镇北京指挥大军分三路继续南进：东路由李成栋率领，进攻江西、广东；中路由孔有德、勒克德浑率领，攻打湖南；西路由豪格、吴三桂率领，继续平定四川。十二月十七日，李成栋攻占广州。不久，孔有德等占领了湖广并进入广西。豪格等人也将张献忠余部逼至云南。

可是没多久，出现了变故，明朝降将金声桓（huán）、李成栋等先后反清。在这个时候，农民军配合南明军队进行反攻，湖广、两广都落入了桂王政权手中。此后，形势再度发生变化，孔有德拿下湖南，最后平定了湖广。顺治六年五月，多尔衮改封孔有德为定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顺治七年（1450）十一月，尚可喜攻破广州；十二月，孔有德攻陷桂林。湖广、两广大部分地区宣告平定。只有云贵、川南、福建沿海等地还有抗清势力没有被消灭。

多尔衮不仅是一个卓越的军事统帅，而且还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为清王朝草创了一整套典章制度，效法明朝典制，利用汉人管理汉人。顺治二年（1645），汉官李若琳请求恢复礼制，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多尔衮命礼部复议，最后定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至于孔子后代，多尔衮准依明制，封为衍圣公。此外，为赢得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多尔衮在定鼎燕京之初即决定重开科举。顺治二年（1645）八月，在全国大多数省区举行了乡试。按例，会试要三年举行一次，但多尔衮为了消弭士人的反清情绪，在摄政的七年里共进行了三次会试，取士1100人，全部任以官制，大大消除了读书人对清朝的反抗情绪。

多尔衮也有失败的一面，由于他出身满族，因此将某些落后的生产方式或习俗强加给汉人，表现出狭隘偏执，一意孤行的一面，主要有剃发、圈地、投充、“逃人法”。

多尔衮刚开始没有在北京站稳脚跟时，曾一度宣布停止剃发。顺治二年多铎拿下南京以后，他又重颁“剃发令”，反映了他作为征服者的独裁和满人政治家的偏狭，重颁“剃发令”推迟了统一天下的时间，让人民又饱受了10多年的战乱之苦。

圈地更是满清贵族对汉人的野蛮掠夺，在多尔衮的授意下，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二年（1645）九月、四年（1646）正月，清政府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顺治四年（1646）三月，多尔衮下令停止圈地，但并没有完全禁止。圈地使许多汉人流离失所，以至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顺治二年（1645）三月，多尔衮向户部下令，允许无衣无食的汉人投到满人家中为奴。此令一下，满人强迫汉人为奴变成合法的行为。此后，汉人降为奴仆，不能随便离开主人。

与投充配套的法律是逃人和“逃人法”。投充的盛行，使许多人沦为奴仆。由于奴仆（包括投充为奴、战争掠夺为奴和买卖为奴等）地位低下，备受压迫，所以纷纷逃亡。多尔衮为维护满人利益，多次实行“逃人法”。早在顺治元年（1644），多尔衮便宣布要严察逃人，隐匿不报者治罪。顺治三年（1646），多尔衮重新修订“逃人法”，规定逃人鞭100，归还本主；窝逃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居、乡邻、甲长各鞭100，流徙边远。“逃人法”的明显特点是严惩窝主，轻惩逃人，目的是维护满族的利益。“逃人法”搞得社会动荡不安，许多逃人无处投靠沦为乞丐。

多尔衮不仅有上面那些错误措施，而且还集大权于一身，专权跋扈，最终招致了死后顺治帝的清算。顺治元年（1644）正月，与多尔衮平起平坐，身为摄政主之一的济尔哈朗，宣布今后百官如有什么事都要先去请示睿亲王。从此，多尔衮作为清最高决策人的身份得到了正式确认，只有他才是大清的实际领袖。

顺治元年（1644）十月一日，多尔衮拥立福临定都燕京，并且诏告天下。十月九日，他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十月十三日，济尔哈朗被封为信义叔王，地位根本无法同多尔衮相比。顺治二年（1645）五月，以御史赵开心言，多尔衮被晋封为皇叔父摄政王。顺治四年（1647）十二月，从满汉大臣之请，免多尔衮对皇上行跪拜礼。顺治五年（1648）十二月，再晋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多尔衮成为坐龙椅的皇帝。

多尔衮的权势稳固以后，他开始残酷地打击政敌，首当其冲的是与己争夺皇位的豪格。顺治五年（1648）三月，多尔衮找个理由将豪格囚禁起来。不长时间，豪格便无缘无故地死了。不久，多尔衮又将豪格的妃子娶入自己府中。就连不和他争权夺利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也没能逃脱厄运。顺治四年（1647），多尔衮罢免了济尔哈朗的辅政之位。顺治五年（1648），济尔哈朗的几个侄子告发他，多尔衮借机将济尔哈朗贬为多罗郡王，使济尔哈朗没有一点实权，而且地位也降低了。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九日，多尔衮由于病魔缠身，病逝于喀喇城（今河北承德市郊）。多尔衮一死，福临便开始亲政。这位小皇帝早就对多尔衮心怀不满，急图报复。朝中元老济尔哈朗更是受够了窝囊气，急欲一吐为快。顺治八年（1651）十二月，福临下诏追夺多尔衮的一切封赏，将其人口、家产没收充公。

大约过了100多年，乾隆皇帝决定为多尔衮平反昭雪。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乾隆命令内务府派人修缮多尔衮墓地、墙屋。乾隆四十三年（1778），他发布诏谕，认为多尔衮有功于大清、忠于皇帝，因而正式宣布为多尔衮平反昭雪、恢复睿亲王封号。几天以后，根据大臣建议，决定让多尔衮的后代承袭王爵。

多尔衮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开创了满清王朝崭新的局面，他的人生经验及得失成败特别值得后人回味。他能在关键时刻，以全局为重，放弃个人私利“尊汗抑王”，是由于多尔衮有谋略，工于心计。多尔衮虚心纳谏，勤于国事，奠定了清朝200多年各项政策的基本格局。可谓清朝开国第一功臣，但他制订的一系列政策中，有一些是不利于当时民族团结的，而且他个人功高震主，贪恋权位是其死后被清算的根由。

孝庄文皇后

那还是在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春天，蒙古科沁部的贝勒寨桑让自己的儿子吴克善把13岁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送到后金国，做了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的新娘。不知是不是这位小新娘的到来带来了好福气，第二年秋天努尔哈赤死后，她的夫君皇太极便继承了汗位。尽管在她的前面还有正宫皇后、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等人，但皇太极还是最喜欢她的新姐姐关雎宫宸（chén）妃和她——永福宫庄妃。因为宸妃贤淑文静，与皇太极最为恩爱，所以皇太极以《诗经》“关关雎鸠”的名句命名她的宫室。而庄妃年轻漂亮，聪明伶俐，特别是在宸妃去世（1641年）后，就更得皇太极的宠爱。甚至她还帮助皇太极处理政事，体现出不同寻常妇女的杰出才能。

但是没过多久，她的地位和才干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突然病逝，死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于是，在清初一直都导致八旗内部纷争的皇位继承矛盾，又再度激化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庄妃几乎绝望了：她所生的福临此时不过5岁多。如果是皇太极之子继位的话，那也应是年长功高的长子肃亲王豪格，轮不到自己的儿子；如以两白旗的代表人物睿亲王多尔衮继位的话，命运可能更坏，因为两白旗与两黄旗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据说庄妃曾在皇太极死后表示愿以身殉，结果被力劝而止。然而斗争的结局却大出她的意料，由于两黄旗贵族剑拔弩张，非要立皇子不可。如果两白旗拒不让步，就必要自相残杀，引起内乱，入关夺取中原的计划亦必成为泡影。这个时候多尔衮顾全大局，权衡利弊，提出立庄妃的儿子福临为帝，自己与郑亲王济尔哈朗任铺政王。这既满足了两黄旗立皇子要求，堵住了他们的嘴，又使自己的危险对手豪格没有话说。而皇帝幼小，自己又能名副其实地独握大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多尔衮必须选择年纪幼小、需要辅政的皇子，又必须选择其母地位较高、为先皇所宠爱者。选来选去，就选到了福临头上，庄妃一下母以子贵，被尊为皇太后。

多尔衮担任辅政王以后，权力越来越大，逐渐由称摄政王到“叔父摄政王”，再由“皇叔父摄政王”到“皇父摄政王”，地位相当于皇帝，这对于10岁出头的顺治小皇帝来说，实在是一种威胁。于是到顺治年间，便有了“太后下嫁”的传说，成为清初的一大疑案。说的是孝庄太后下嫁给多尔衮之事。几百年来，认为有此事者与否认此事者争论不休，一直没有定论。但从清初历史上留有蛛丝马迹来看，此事也是很有可能的。孝庄后为了保住自己儿子的皇位，以此举笼络和控制多尔衮。这是为了自己儿子的利益，采取的一个重大的决策。

顺治七年（1650年）底，多尔衮死，顺治亲政。这时顺治皇帝依然只有13岁，许多事还需母亲指点。孝庄后一方面把降清汉官孔有德之女孔四贞收养在宫中，像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把皇太极之女嫁给另一个降清汉将吴三桂之子，以此来笼络他们，让他们为大清朝镇压如火如茶的反清斗争卖命；另一方面则几次拿出内宫积蓄的银两来赈济因为连年战争和灾荒而受穷的百姓，力图帮助顺治皇帝尽快稳定天下。由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曾给太后治好过病，这以后太后又介绍顺治帝与他结识，以致顺治帝对汤若望十分尊敬，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之意），连生日都要在汤若望的住处过。

但随着顺治皇帝长大成人，与母亲之间就有了裂痕。太后作主为他选定的皇后和妃子，他都不喜欢，甚至废掉了一个皇后；对

康熙

顺治十八年（1661年）初，顺治帝因出天花而死，玄烨8岁继位。这时的孝庄后已成为太皇太后了。虽然当时有人专门上书请她垂帘听政并被她拒绝了，但她在康熙即位前后仍然是主要的决策人。这除了她对大清江山的责任感之外，对爱孙的关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玄烨很小的时候，孝庄后觉得这孩子不错，就亲自教育他，从他学习走路说话时，凡是吃喝、动作、言语等等，太后都按一定的规矩训练他。比如“俨然端坐”一项，是作皇帝的基本功，太后就教他无论行走坐卧，都“不可回顾斜视”。祖母还常给他讲述祖父皇太极跃马扬鞭、奋勇冲杀的故事，使他非常神往。太后还专门让自己的侍女苏麻喇姑帮助照顾幼年康熙，苏麻喇姑是个非常心灵手巧的姑娘，知识也很渊博，康熙小时就跟她学写字，听她讲道理。

到这个时候，太皇太后就安排了4位忠心耿耿的辅政大臣来帮助处理国家大事，但这4位大臣处理事务的意见要向太后汇报。平日里太后还反复告诫他们要同心协力辅佐幼主，可4位辅政大臣中的鳌（áo）拜日益居功自傲，骄横跋扈，妄图独揽大权。他甚至敢于在康熙帝面前伸胳膊持（chí）袖子，大声喧嚷；对康熙帝的谕旨则敢公然违抗，这就引起了孝庄后和康熙帝的警惕。最后康熙帝以青少年组成的善扑营捉拿了鳌拜，清除了他的党羽，从此开始了他真正亲政的时代。

康熙帝正式亲政，孝庄太后便可以松一口气了，可以在轻松的环境里颐养天年。但康熙帝在理政之余，还总是去祖母那里请安，有时还陪祖母出游，利用这些机会向她老人家请教和商讨国事。老祖母也时常对他加以指点，比如让他居安思危，不忘武备；告诫他不要以为顺从自己者就是好人，触犯自己者就是坏人；鼓励他把东北少数民族内迁，等等。甚至在“三藩之乱”爆发之后，北方察哈尔部趁机作乱之时，指点康熙帝任用图海平叛。当时八旗主力都已前去江南，后方空虚，幸而任用图海率数万家奴前去征讨察哈尔部并平定之，否则后果将十分严重。可见在关键时刻，孝庄太后还起着重大“作用。

往事如烟。孝庄太后终于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她心里一定很欣慰，因为她的儿子成为统治整个中国的第一位清朝皇帝，而她那最钟爱的孙儿则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康熙

少年老成 智除权奸

玄烨是顺治皇帝的第三个儿子，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十八日。他的生母叫佟氏。佟氏的父亲修图赖是汉军正蓝旗人，也屡建战功。修佟家族也因此成为八旗汉军中显赫一时的名门大族。顺治皇帝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改变在蒙古贵族中选妃的习俗，开始在汉军中选妃，佟氏被选入清宫。但佟氏不受顺治宠爱，因此，玄烨也遭顺治帝的冷落。

值得庆幸的是，玄烨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对玄烨母子格外钟爱。她派自己的侍女苏麻喇姑协助保姆照看玄烨，教他读书写字。传授他作为皇帝应该掌握的本领。

尽管孝庄皇太后一直在用未来君主的标准培养玄烨，但顺治却一心一意要让宠妃董鄂妃所生的四皇子做太子。但谁曾想，四皇子福薄命浅，才3个月便夭亡了。从此，玄烨的处境才有了好转。玄烨6岁时，同哥哥福全、弟弟常宁一同进宫拜见顺治，向父皇请安完毕，顺治便问儿子们有何志向。常宁年仅3岁，不会回答。福全为庶妃所生，年纪长但地位低，他答道：“愿意做一个贤王。”而玄烨则高声回答，效法皇父，勤政治国。顺治知道这是太后的授意，开始有了由玄烨继承皇位的想法。两年后，年轻的顺治皇帝一病不起，在孝庄皇太后的坚持下，顺治立下了以玄烨为皇太子的遗诏。

孝庄皇太后，出身于蒙古科尔沁部所谓“戚畹（wǎn）贵族”之家，天命十年（1625）嫁给皇太极为妃，崇德二年（1637）生子福临。皇太极死后，她以特有的谋略和胆识，争取了礼亲王代善，使他拥载福临，并与实权在握多尔衮联姻，使他放弃对皇位的争夺。顺治帝逝世后，年幼的孙子玄烨继位，即康熙皇帝。孝庄皇太后以顺治帝遗诏的形式废弃了亲王摄政，改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鳖拜四大臣辅政，从制度上保证了皇权运行的正常。

康熙即位时，还不满8岁。他尽管在祖母悉心培育下大器早成，但担负管理国家的重任还为时过早。好在顺治在遗诏中已作安排，委托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辅政。四大臣在顺治帝的灵位前曾立下誓言：要竭尽忠诚，不谋私利，不结党羽，不受贿赂，忠心仰报皇恩，全力辅佐君主。四大臣中的索尼、鳌拜和遏必隆都是两黄旗人，是跟随清太宗南征北战的元老，后来又拥立年幼的顺治皇帝即位。多尔衮擅权时，由于他们忠于顺治，被视为眼中钉，先后被革职、削爵并籍没家产。直到顺治亲政，他们才复了职，并且进一步受到重用。四大臣中的苏克萨哈里是多尔衮属下的近侍，但他在多尔衮去世后，检举多尔衮殡葬服色违背祖制并企图谋反的罪行，深得顺治帝和太后的信赖。长期以来，他们对顺治和太后忠心耿耿，所以能以异姓臣子的身份位居宗室诸王贝勒之上，担起辅佐幼帝康熙的大任。

辅政之初，四大臣遇事协商，凡欲奏事，一同进谒皇帝或太后，待太后决策后，再由他们以皇帝或太后的名义发布谕旨。辅政大臣虽无决策权，但他们可以票拟代幼帝朱批，后来鳌拜专权乱政就钻了这个空子。

鳌拜野心勃勃，善于玩弄权术，骄横跋扈。身为四朝元老的索尼尽管德高望重，这时已年老体弱，力不从心了。遏必隆为人怯懦，没有主见，所以总是随声附和。苏克哈萨虽然在四大臣中仅居索尼之次，但他资望浅，又与索尼不和，与姻亲鳌拜也时常反目，常常在辅臣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样，协商辅政的局面不久便被打破了，大权逐渐落到了一心独揽朝政的鳌拜手中。他任人唯亲，广置党羽，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噶褚哈、工部尚书济世都是他安插在要害位置的亲信。遇到政事，他们常常私定对策，然后才上奏皇帝。

康熙六年（1666年），鳌拜为了扩大势力，执意调圈已耕作了几十年的旗地，引起土地荒芜和民怨沸腾。户部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柞、巡抚王登联名上书反对，鳌拜大怒，硬逼康熙同意处死三人，但未能得逞后，竟矫旨将三人绞死。

索尼看到鳌拜如此跋扈，深感愧对先帝的重托而又无能为力。因此在康熙14岁时就多次上书要求康熙亲政，以削夺鳌拜的权力。

康熙得到祖母太皇太后的允许，按照祖制遂于康熙六年七月初七举行亲政大典。康熙亲政前，索尼已去世，鳌拜的野心进一步膨胀，想越过苏克萨哈和遏必隆，占据索尼的位置，进而成为宰相，更加大权独揽。于是，他拉拢苏克萨哈推荐他，遭到拒绝，旧恨新仇使鳌拜立意除掉苏克萨哈。苏克萨哈自知斗不过鳌拜一伙，为了免除杀身之祸，欲激流勇退，故上书请求去守候先帝陵寝。康熙不理解苏克萨哈的行动，一面派人去询问原因，一面请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决。鳌拜怕苏克萨哈要求一旦获准，自己也要效仿他交出辅政大权，便给苏克萨哈罗织罪名。议政王大臣会议在鳌拜的操纵下，奏请将苏克萨哈凌迟处死。收到奏章，康熙十分震惊。他认为苏克萨哈是前朝重臣，又勤勤恳恳辅佐七载，怎么处死。他当即召见议政王杰书和鳌拜、遏必隆等人，指出复奏有误。康熙不允鳌拜所请，鳌拜恼羞成怒，瞋目挥臂，连日在金殿上强奏“施威震众，高声喝问”。他的党羽们也为虎作伥．终于威逼年少的康熙下了绞死苏克萨哈的命令。面对鳌拜的步步进逼，康熙已经忍无可忍了。但康熙深知鳌拜党羽众多，势力很大，加上他是武将出身，有一身好武艺，不是轻易能制服的，如果稍有不慎就会祸及自身。于是，康熙每日佯装与一群少年侍卫练习摔跤，嘻戏玩耍，从来不过问朝政。一天，鳌拜仍大摇大摆地走入皇宫时，康熙突然命少年侍卫们捉拿鳌拜，鳌拜大吵大闹，企图挥拳顽抗，结果被摔跤少年们一拥而上、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然后，宣布了鳌拜的30条罪状，把这个老奸巨滑的权臣革职软禁了。一个16岁的少年，利用自己的大智大勇，干净利索地清除了亲政后最大的政治障碍。

康熙还依据罪行轻重惩处了鳖拜的党羽，罪大恶极的济世等人被处死，其余的被革职降级。与此同时，受鳌拜诬陷的苏纳海等人得到了昭雪。苏克萨哈的后人承袭了他的爵位和世职。康熙对各级官员大规模进行了调换，并下达了《圣谕十六条》，意在刷新朝政，彻底清除鳌拜的恶劣影响。

年仅16岁的康熙在战胜鳌拜集团的斗争中，显示出惊人的魄力和才智。从此，他便将朝政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开始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

力平三藩 收复台湾

康熙亲政后，经过一番考虑，将当务之急的治国大事列出，然后亲自书写了“三藩、河务、漕运”的条幅悬挂在宫中柱子上，以随时提醒自己。由此可见解决三藩是康熙朝夕不忘的首要大事。三藩是指明朝降将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三个藩王，他们分别盘据在云南、广东、福建三个省区。三藩王在明末清初先后降清，为清兵入关立下了汗马功劳。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尚可喜和耿仲明也分别被授予平南王和靖南王的封号。三藩分别专制一方，与清廷中央政府的矛盾日益尖锐，因此康熙继位之后，中央即开始逐步削减三藩的权势．做撤藩的准备。

尚可喜因为年老多病，已把藩事交给儿子尚之信主持。在二年（1673）春上书，尚可喜请求回辽东老家养老，请令其子尚之信袭封王爵。早已有撤藩打算的康熙遂命令撤掉尚藩，将其全部兵士划归广东提辖管制。消息传来，吴三桂和已承袭靖南王爵号的耿精忠（耿仲明之孙）都惊恐不安，他们独霸一方的幻想破灭了。他们也上书假意要求撤藩，来试探朝廷的动向。

康熙召集了众臣议定撤藩之事。大部分人持反对意见。他们提出了种种理由：有的认为云南、福建等地匪患未除，不宜撤藩，有的认为撤藩以后兵士需要安排，花费巨大。众说纷纭没有统一意见。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坚决主张撤藩。20岁的康熙皇帝力排众议，做出了最后裁决：“从其所请，将三藩全部迁到山海关外。”他指出，三藩王手中都握有重兵，已形成气候。吴三桂等人怀有野心，蓄谋已久，如果不及早除掉三藩，势必养虎成患，危害天下。于是，康熙派侍郎折尔肯、学士傅达礼赴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史部待郎陈一炳赴福建，催促办理撤藩事宜。

吴三桂当年为报家仇放清军入关屠杀农民起义军，使清兵得以长驱直入。他降清又心怀异志。镇守云南后，吴三桂利用独占一方的特权，招降纳叛，横征暴敛，不断扩充实力，在三藩中势力最大。他的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他以藩府名义任命的官员，吏、兵二部不得干预，他推荐的被称为“西选”的官员遍及天下。凡要害地方，他都千方百计安插进自己的死党。吴三桂属下有53佐领、士兵1.2万多人。每年朝廷向吴藩支付的俸饷就达900多万两白银。吴三桂还自行征税、开矿、铸钱，与西藏互市茶马，聚敛财富，秣马厉兵。诡计多端的吴三桂在加紧准备叛乱的同时怕露出马脚，遂大兴土木，搜罗美女，做出安于享乐、胸无大志的样子，暗中加紧操练军兵，待机而动。

康熙十二年（1673）冬，吴三桂认为时机已到，联合尚、耿二藩以及台湾的郑经武力反清。自封为“兴明讨虏大将军”，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公开叛乱。

吴三桂公开叛乱后，他分布在各地的党羽纷纷响应。各地的告急文书频频传至京城，举朝震惊。原来反对撤藩的人乘机抵毁，认为吴氏叛乱是撤藩引发的。大学士索额图竟要求杀主张撤藩的明珠等人以谢叛逆。年轻的康熙皇帝临危不惧，严厉驳斥了这些护藩的论调。他说：“三藩心怀不鬼，撤亦反，不撤亦反，因此决不仿效汉景帝诛晁错以平七国之乱的做法。”

康熙决定出兵平叛，并为此进行了周密的部署。首先，命先锋都统硕岱率清军兼程前往荆州，进驻常德以遏叛军。时叛军已进湖南，荆州震恐，康熙又派三路大军日夜兼程，赶往荆州。荆州位居天下之中，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康熙派重兵驻守，遏制叛军北进之路，是稳定战局的重大决策。为了能使援兵及时赶到，康熙又在山东兖州、山西太原建立军事基地，集结兵力、秣马以待。下令停撤耿、尚二藩以孤立吴三桂。康熙十三年（1674）二月二十七日，颁布诏书，声讨吴三桂背恩反叛罪行，宣布削其亲王爵位，表示武力平叛的决心。四月十三日。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孙吴世霖处绞，以打击吴三桂。

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耿精忠受吴三桂煽动，据福建反叛。江西地处两叛军集团夹攻之间，形势危急，康熙调兵遣将，力挽危局，命安南将军额附华善守京口（今江苏丹徒），定南将军希尔根赴江西，杨威将军阿密达镇江宁（今南京），平南将军都统赖塔去杭州，平寇将军根特巴鲁援广东，镇东将军喇哈达驻江南以保护东南财赋重地。细致而周密的举措，避免了吴、耿会师江西危局的出现。

康熙十三年（1674）十二月，陕西绿营兵提督王辅臣发动叛乱，此时京师已无兵可调，形势危机。康熙采纳华善的建议，提高绿营兵的地位，授甘肃提督张勇为“靖逆将军”，委以收复王辅臣，总督不得节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最后王辅臣投降，西北局势趋于稳定，为平定三藩之乱提供了保证。

康熙十五年（1676）二月，尚可喜病重，其子尚之信决意投降吴三桂，发兵往围尚可喜住处，接受吴三桂“诏讨大将军”称号，易服改帜、反叛清朝。康熙认为，尚之信内部矛盾重重，实力不强，吴三桂对他只是利用而已，不会真正信任他，只要顺利解决福建问题，广东自会投降。于是加紧招抚耿精忠的活动，早在耿精忠叛乱不久，康熙即派人传谕耿精忠，如能革心投诚则视之如初。时郑经乘机返回大陆，占据耿精忠后方，康熙采取远交近攻策略，默许郑经行为。到这年六月，耿、郑矛盾尖锐起来。在强大的政治和军事的攻势下，十月初四，耿精忠率文武官员出城相迎。康熙命耿精忠仍留靖南王爵，率部随大军征剿郑经，将郑经赶出泉州。福建、浙江相继平定。

是年十月，尚可喜去世，尚之信遇到重重阻力。耿精忠降清，尚之信感触很深，加之吴三桂并不信任他，尚之信主动派人持密书至清简亲王喇布军前请降。到康熙十六年五月，陕西、福建、广东相继平定，康熙开始了对吴三桂的围攻。

曾经嚣张一时的吴三桂在康熙周密的部署和接连打击之下，见大势去，还想垂死挣扎，急急忙忙演出了登基称帝的丑剧。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吴三桂派人在衡阳草草修建了百余间庐舍，用黄漆涂刷房顶权做皇宫。吴三桂匆匆登上了临时搭成的祭坛祭祀天地，改国号为周。此时，清军的攻势更加锐不可挡，吴氏小王朝日益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年已67岁的吴三桂惶惶不可终日，突患中风死去，仅仅做了不到5个月的“皇帝”。吴三桂死后，由儿子吴世璠（fān）继皇位。

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下令清军分三路进军吴三桂的老巢云南，向叛军发起总攻。不久清军攻入云南，将叛军的老巢昆明包围得水泄不通，守军大都投降。吴世璠走投无路，最后只好服毒自杀。康熙二十年（1681），历时八年、祸及大半个中国的三藩之乱终于被平定了。

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康熙决意收复台湾。当时统治台湾的是郑成功12岁的孙子郑克洖。

台湾降将施琅被康熙任命为水军提督，负责收复台湾。三藩基本平定后，康熙接受了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建议，决定乘郑氏集团内乱的时机用武力收复台湾。

施琅走马上任后，立即着手调整兵力，训练水师。为了等待适当的时机，出师时间一拖再拖。转眼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一时群言四起。这期间，施琅与姚启圣又在进剿战术安排上意见相左，施琅三次上书要求授予他专征权，由他统领军队自行进剿。尽管康熙对一再推迟出兵也有不满，但他没有被舆论左右，考虑到海战须避风浪，事先很难猜度，他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他用人不疑，为了确保战斗胜利，同意了施琅的请求，给予他专征大权。

康熙二十二年（1683）七月，施琅率领两万多名官兵，分乘230多艘战船，直捣澎湖。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傍晚，矢石如密集的雨点，炮火遮住了天空。经此一战郑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台湾的门户被打开了。困守孤岛的郑克洖见大势已去，不得不派人向清军送上降表。施琅率领的清军在鼓乐声中登上台湾岛，郑克洖率属下列队恭迎。至此，台湾与大陆重新统一。

康熙为治理台湾，在台湾设立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并向台湾派遣8000名驻兵，向澎湖派遣了2000名驻兵。这样就大大增强了东南海防，并且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激战雅克萨 平定噶尔丹

十七世纪，沙俄将侵略魔爪伸向了东北这块肥沃的上地。沙俄的侵略，是康熙的心腹大患。亲政以后，他便密切注视着沙俄的侵略活动，多次派人了解东北地区的地形、交通及风土人情各方面的情况。但由于当时先是明末农民起义未平，后又有三藩之乱，康熙对沙俄侵略的反击还顾不上。

沙俄趁清政府全力平定三藩收拾残局，收复台湾等用兵之际，扩大了对中国北方领土的侵略。在沙俄无意和谈而且侵略活动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康熙决定进行武装反击，驱逐沙俄侵略者。

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黑龙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沙俄侵略者基本被肃清，只有雅克萨还被沙俄侵略者盘踞着。

在黑龙江地区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清军为收复雅克萨做了大量准备。清军在进攻雅克萨前遵照康熙的谕旨，向沙俄一再表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但沙俄方面置之不理，仍然继续在雅克萨进行战争准备。康熙二十四年（1685）六月，清军兵临雅克萨城下。

打响了第一次雅克萨战役，清军大获全胜，沙俄侵略军狼狈逃窜。

第一次雅克萨战役的战火刚刚平息，托尔布津等残匪又纠集尼布楚的援军卷土重来，窜回雅克萨。消息传到北京，康熙又命令萨布素从水陆两路再次向雅克萨发起猛攻。康熙二十五（1686）年，第二次雅克萨战役打响，托尔布津被击毙。迫于清军强大的攻势，俄方不得不同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清军于是解除了对雅克萨的包围。此后，中俄双方各自派遣代表团举行会谈，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双方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它带来了中俄东部边境100多年的和平，也成为康熙抵御沙俄侵略、维护和平和国家主权的历史记录。

康熙收复雅克萨之后，立即着手平定噶（ɡā）尔丹分裂祖国的叛乱。噶尔丹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头领。康熙十年（1671），噶尔丹用武力并吞了厄鲁特蒙古的其他各部，占领了青海和新疆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此外他还勾结沙俄攻打已经归附清朝的漠北喀尔喀蒙古。

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向喀尔喀蒙古发动了突然袭击。他配合沙俄侵略者攻入内蒙古地区，击溃了土谢尔汗的蒙军，将库伦城化作一片废墟。在追击喀尔喀蒙古的途中，噶尔丹叛军大肆烧杀抢掠，人们丢下帐篷器具、马驼牛羊，昼夜不停地向南逃命，这时沙俄乘机胁迫喀尔喀蒙古的上层人物叛国投俄，遭到了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等人的坚决抵制。在哲布尊巴丹的率领下，喀尔喀蒙古归附了清朝。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蒙古为名，再次发动武装进攻。他带领的两万名叛军自呼伦池南下，叛军的前锋一直打到距离北京仅900里的乌珠穆沁，京师震动。

面对严峻的形势，这年六月，康熙亲临狂风怒号、惊沙扑面的塞北，指挥大军迎战噶尔丹。八月，清军在乌兰布通与叛军交战。噶尔丹依山面水布下“驼城”，用来抵挡清军的攻势。“驼城”是将骆驼捆绑落地，在驼背上堆放箱垛，再裹盖湿布布置而成。叛军认为‘驼城”坚不可摧，易守难攻，可是在清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不仅没有成为堡垒。反而成为叛军逃跑的障碍。由于康熙身患重病，清军只好班师回京。此后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和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又两次率兵亲征，诛杀了噶尔丹，彻底平定了噶尔丹发动的叛乱。

此后，沙俄又扶植策旺阿拉布坦和西藏反动奴隶主叛乱，也被康熙派兵击败了。至此，中国各民族要求统一和安定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中国辽阔的疆域版图就在这个时期基本奠定。

整饬吏治 广揽人才

康熙深知，贪官污吏的勒索和压榨是激起民变的直接原因，为了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他十分重视整饬（chì）吏治。他采纳了“民生安危视吏治，吏治贪廉视督抚”的建议，特别注意处置腐败的高级官吏。

湖广总督蔡毓（yù）荣在平定三藩时任绥远将军。接受攻打吴氏巢穴昆明的命令之后，他按兵不动。等他入攻破城池，他反而大肆抢掠本应充公的吴氏财物，然后对贵戚重臣广行重贿，将他人战功贪为己有，竟然由此升官进爵。蔡毓荣的罪行败露后，被判处绞刑。

在惩治贪官的同时，康熙多方扶持清官廉吏，大加褒扬，以起到移风易俗、扶正抑邪的作用。但在当时贪风盛行的官场上，为政清廉者实属凤毛麟角，因此康熙一朝大树廉吏的榜样。被康熙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就是一个受百姓爱戴的清官。康熙十四年秋天，黄州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于成龙发放的赈济粮救活了几万灾民的性命。后来他离开黄州赴福建按察使任所时，几万黄州百姓送行到九江，哭声与江涛声连成一片。于成龙的廉能勤政，深得康熙赞许。康熙二十年，他特地在懋（mào）勤殿召见于成龙，称他为“当今清官第一”、还赏赐白金、良马、御诗等，勉励他始终如一，保持气节。于成龙自此为政更加勤勉。他善于微服私访，升任两江总督后，属下官吏不敢为非作歹，不久江南风气大为改观。他去世后，遗物只有一袭棉袍和一些盐鼓。康熙感慨不已。为了使廉风发扬光大，康熙特地为于成龙题了“高行清粹”四个大字，心痛地说：“当今像于成龙这样清廉的人恐怕难找一个。”

重农贵粟 兴修水利

在进行统一斗争的同时，康熙还积极谋划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康熙采取了一系列适应当时年代的措施。

1669年，康熙清除鳌拜后下诏停止满族贵族的圈地活动，规定当时所圈土地，立即归还农民。同时又采取了奖励垦荒的措施，对中小地主垦荒成绩大的授予官职。康熙还发布命令，承认部分中小地主和农民对明代废藩土地的所有权。即改为“更名田”，自己开垦的土地归自己所有。康熙还十分注意边远地区的开垦。在康熙奖励垦荒政策的推动下，全国耕地由527万顷增加到851万顷。

康熙恢复发展农业经济的另一项主要措施就是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淮河和运河。康熙任命靳（jìn）辅等为河道总督，用疏通和筑堤相结合的办法治理黄河，恢复黄淮故道，使黄、淮一带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免除了水患的威胁。康熙的6次南巡都以巡视治河工程为重点，对治河是很大的推动。他对治河的具体措施认真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第三次南巡时，他沿途亲自用水平仪进行测量，发现黄河河床高于两岸田地，指出这是产生灾害的根源，要根治水患，必须深挖河道。他提出用木制的立体治河模型代替平面图纸，以便制定更切合实际的治河方案。他乘坐小舟，不避风浪，亲自察看水情。康熙还亲自主持了浑河的修治工程。浑河素有“小黄河”之称，经常改道，危害沿岸百姓的生命安全，有时还直接威胁京城。康熙曾经13次巡视浑河，经过试验确定了治河方案。在康熙的督促下，浑河治理工程于康熙四十年（1701）竣工，浑河遂改名为永定河。治理后的浑河堤岸坚固，两岸是百姓新盖的房屋和茂盛的庄稼，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

康熙身体力行，他亲自调查和研究治河，对治河工程的迅速竣工起了推动作用。

康熙在治河的同时，还实行了轻徭薄赋、减免钱粮、救济灾民的措施。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他宣布全国赋税以康熙五十年为准，以后所增人口不再多征，称为“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康熙末年，在四川、广东等省又实行“摊丁入亩”、“丁随地起”的办法，后来推广到全国。

在恢复发展生产的同时，康熙还采取了惩治贪污、厉行节约的政治措施。在他执政期间，惩治了很多贪官，对操守廉洁的清官则予以奖励和提拔。他本人生活简单朴素，这成为清代诸帝的楷模。他要求政府机构压缩开支，对开支制度实行严格的检查，命令户、工两部所用钱粮“十日一次奏闻”。但对于治河修桥诸事，即使开支数百万两巨资，也从不吝惜。

康熙，为巩固国家的统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能够顺应时代潮流，顺应民意，创造了封建社会后期政治安定统一和经济繁荣昌盛的空前局面，是“康乾盛世”的奠基者。康熙在位61年，建立了丰功伟绩，把清王朝推向了强大和兴盛的局面，他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

雍正

雍正（1678—1735），即清世宗，1722—1735在位，康熙帝第四子。

关于雍正即位的野史传闻也有很多版本，其中最有说服力的版本说的是，康熙本来是把皇位传给十四子胤禔的，但在临死前，雍正与负责收藏康熙传位遗诏的隆科多合谋，先趁机将病入膏育的父亲康熙闷杀，然后将传位遗诏中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因而得以继承皇位。几百年以来，雍正因这个弑父改诏得以即位的故事，遭到很多文人的口诛笔伐，雍正也被他们誉为清朝历史上最为残暴的皇帝。但这个故事本身的疑点就很多，最大的疑点便是改遗诏的事情。清朝的诏书一向是以满文书写，入关之后，随着汉族官吏的增多，才逐渐改为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诏书，而满、汉两种文字是根本不同的。如果按照故事里面改遗诏的方法，即使改得了汉字，也改不了满文，况且用汉字书写的遗诏中，按规定也应该在“十四子”之前加上“皇”字如果真按照这个传闻，且不就成了“传位皇于四子”，除非雍正手握重兵和众多的支持者，其他诸皇子不敢与之争夺皇位，众皇子和王公大臣才不可能看出来。但当时的情况是雍正并没有太多的支持者，也没有手握重兵，当时被封为大将军的十四子倒是拥有重兵和众多的支持者。

看来雍正的皇位来历是很清楚的，并非所谓的弑父篡位，但为什么雍正会在历史上留下这么个印象呢？这只有用雍正即位后所施行的一些措施才能说明。

其实在康熙末年，由于康熙对臣下过于宽仁，使得吏治逐渐腐败，官僚贪污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加上康熙对边疆的多次用兵，造成了国库空虚，钱粮短缺。雍正即位后，为解决这些问题以富民富国，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

首先便是整顿吏治，雍正即位之时，便下令户部全面清查官员积欠国库钱粮的命令。这个命令看起来是非常苛刻的，要求所有拖欠钱粮的官吏必须在三年内还清补齐，清查中即使涉及到高级官员也决不容情，当时就曾出现很多郡王、贝子不得不将家产变卖以赔补亏空的事情。如果官员不能按时还清补齐，雍正就抄他的家，以家产赔补亏空。对地方的清查更是彻底，许多地方官员因亏空被抄家的抄家，革职的革职。当时被革职罢官的地方官员竟多达三分之一，有的还达到一半以上。三年之内，雍正基本上清查了康熙以来的所有积欠，充实了国库，打击了贪官。因此，雍正得个“好抄家”的名声，并得罪了很多官吏。

雍正得罪官吏的第二项措施便是“火耗归公”。“火耗”是指在征收赋税时收上来的是散银，上交国库时要熔铸成银锭，因此要有损耗。这就是“火耗”的来历。为了填补损耗，在征收赋税时便要多征一些。由于当时清朝的俸禄太低，一品官员的俸禄每年才180两银子，七品才45两。这点银子，别说应酬，就连养家糊口都不够。因此地方官便靠征收赋税银两时加收“火耗”，以贴补俸禄，这在雍正以前的清朝已经成了一个惯例。

但后来这“火耗”征收得越来越重，有的地方甚至达到1两加征4、5钱，这就增加了人民的负担，给清朝的统治酿成了隐患。雍正帝在权衡利弊后，毅然决定实行“火耗归公”，规定各地“火耗”必须全部提解到省，再拨出一部分作为养廉银分给官吏，其他则用于地方公费。养廉银的数额很多，如一品官的养廉银就达到每年2万两，七品官的养廉银也达到2000两左右。其实此举只是将“火耗”填补官吏俸禄公开化，并增加了地方公费。虽得到部分清廉官吏的响应，但大多数官员还是因此举减少了很多收入。雍正又一次得罪了官吏。

雍正第三个措施的实行，也得罪了人，这次得罪的范围也扩大了，基本上所有的地主官僚都得罪得一干二净。雍正为了增加国家收入，避免地主官僚逃避赋役，将负担转到农民身上的情况，于公元1725年决定实行“摊丁入亩”制度。规定将丁役摊到土地上，谁的田地多，谁出的力役就多，没有田的就少出役或不出役。这个办法当然是对小农有利的，此后便没有了丁役，小农负担得以减轻，富户遭到压抑，彻底解决了丁役不均，放富差贫的弊端。同时由于丁粮合收，使清政府的丁银收入有了保证，对国家非常有利。所以这次赋税改革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但那些养尊处优的地主老爷们根本不会考虑国家有没有利的问题，自然对这项改革非常抵制，对雍正也恨之入骨。

雍正第四个得罪人的措施便是完善密折制度。清朝官员上呈皇帝的公文主要是由通政司负责送皇帝的，但在送到皇帝之前便已经由内阁看过了，因而公文都是公开的，使得官员不敢公开讲有些事情，皇帝便无从知道。康熙在位期间，为了解下情，便采取了秘密奏折的补救办法。康熙将上秘折的权力只是交给了最信任的心腹大臣，其所奏内容，包括风俗民情、地方治安、官员情况以及气候、粮价、民间琐事等等。这种奏折直接送皇帝，别人不得开启。皇帝看完，批示后发回本人保管。但是康熙时期，能用密折奏事者不多，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密折制度。

雍正即位后，认为密折是了解下情的最好办法，于是扩大了可写密折的人的范围，使各省督抚都有权力上密折。后来又扩大到包括提督、总兵、布政使、按察使和学政官员，就是一些中下级官员，在得到雍正特许后，也有权力上密折。密折制度的建立，使雍正更能对全国上上下下了如指掌，处理各类事情都能洞察秋毫，加强了行政效率。同时又起到了控制官员的作用，使官僚人人自危，密折就像一根无形的鞭子，驱使他们兢兢业业地一心为公。当然在他们兢兢业业一心为公的同时，心里难免对这个苛刻的雍正皇帝心怀怨恨。

雍正实行的另外一个措施，便是设立军机处。在对准噶尔用兵期间，雍正为了更准确、迅速地处理各种军机大事，便于公元1729年在养心殿附近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内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都是由雍正的亲信和心腹大臣组成。雍正每天都定时召见军机大臣，有事随时召见，军机大臣常半夜都不能休息。军机处本来是个临时机构，后来雍正觉得用的顺手，干脆就将其转变为固定机构。用来办理国家所有机密事务，代替内阁成为国家的行政中枢。内阁只能处理一般性事务，这样雍正就把国家一切权力紧握在自己手中。这样一来，内阁那些本来掌握重权但又不是雍正亲信的大臣，就这样失去了手中的权力，能不恨雍正乎？

后来，雍正对边疆地区所采取的措施，又把边疆少数民族贵族统统都给得罪了，这就是对青海、西藏、准噶尔部、西南少数民族土司所采取的措施。对青海，是将青海叛乱的罗布藏丹津剿灭后，便对青海地区加强了统治，设立了青海办事大臣，处理蒙藏民事，使青海直接隶于中央政府，改变了康熙时对青海间接统治的方法。对西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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