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思勉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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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吕思勉历史作品系列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吕思勉著．—北京：中华书局，2020.1（吕思勉历史作品系列）
ISBN 978－7－101－13592－3
Ⅰ．中… Ⅱ．吕… Ⅲ．中国历史 Ⅳ．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3093号书 名 中国通史著 者 吕思勉丛书名 吕思勉历史作品系列责任编辑 胡正娟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http://www.zhbc.com.cnE-mail:zhbc＠zhbc.com.cn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版 次 2020年1月北京第1版202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印张16½ 插页2 字数410千字印 数 1－5000册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592－3定 价 52.00元出版说明
吕思勉，字诚之，一八八四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九五七年病逝于上海。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长期从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曾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一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一九五一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历史学一级教授。
吕思勉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著作等身，贡献卓著。此次，我们编辑出版了吕思勉的断代史、通史等著作八种，包括《先秦史》《秦汉史》《三国史话》《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吕著中国通史》，名之曰《吕思勉历史作品系列》。这些著作能够反映吕思勉史学研究的基本样貌和学术水准，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其治史的方法路径、史识史观，也可以通过这些著作，对绵亘数千年的中国历史脉络有一个大致的把握。
一九二四年，吕思勉编制了《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出版后，深受好评。但因用文言，且内容略深，后遂编纂《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二月出版上册，八月出版下册。内容分为五编，从绪论、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到结论，一贯而下，全面梳理了自上古时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历史。行文白话，叙述史事力求忠实具体。丰富的史识，流畅的笔调，开启了通史写作的新纪元。《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在当时是销量极佳的一本中国通史教科书，先后印行近二百次，中间亦有修正。目前尚不能确定修正本是否始于一九三七年，但就所见的两个修正本：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第七十九版、一九四八年十月第八十二版，可知七十九版至八十二版皆为修正本。比较初版，修正本第五编《现代史》部分多了六章有关全面抗战、建立新中国以及战时外交与国际合作方面的内容。目前市面上所通行的本子，均为初版，本次中华书局版则是将此修正的六章补排，书名改为《中国通史》，以飨读者。在文字的处理上，除纠正讹误外，尽可能保持原文原貌。中华书局编辑部二〇一九年十月例言
一 民国十三年（1924）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系鄙人所编。出版之后，征诸各方面的评论，似乎以为尚属可用。惟间有嫌其太深的。鄙人自行覆视，似乎过深之处，尚不甚多。惟（1）该书系用文言；（2）叙述力求揭举纲要，其详则留待教师的指示和学生的参考，因此措语较为浑括，而读之遂觉其过深。所以前书的嫌深，在内容一方面，关系尚少；在文字一方面，关系转觉其较多。所以此次编纂，改用白话：叙述亦力求其具体，少作概括之辞。无论教师或学生，使用起来，该都较前书为便利。
一 白话的易于了解，全在其（1）语调和（2）述说的顺序，都较文言为接近。至于名词，倒是无甚关系的。况且名词是万不能译作白话的。所以此篇都一仍其旧。至于语句，似乎可以随便些。然亦有含义繁复，勉强改译，必至失真的，如第三编第六章注中所引《汉刺史所奉六条诏书》是。又有须就其原文加以考释的，第二编中所引经、子，此例特多。此等处若教师能明白讲解，学生能细心体会，原亦无甚难解。况且此等用语，自己读史时，亦总是要遇到的。在高中时期，亦应有相当的训练。所以此编亦一仍其旧。此等皆有删节，无改易。必不得已，宁可再下解释。此外还有一种，是历史中特别精彩，或足以振起精神的文字，间引一二，以助读者的兴味，如第三编第十一章所引《史记·平准书》，第三十六章所引司马光疏语，第四十七章所引《明实录》是。
一 鄙人对于本国史分期的意见，具见前书例言中。此次教育部所定《教材大纲》，分期之法，和鄙意无大出入。故即遵照编纂，以期划一。至于每一时期之中，又可分为数小期，则其意见，具见第一编第四章中，兹不赘述。
一 本书编纂，虽系自古至今，依着时间的顺序排列。然使用之时，即先授第四、五编——近世史、现代史——亦无不可。因为近世和现代的事，和眼前的生活较为切近，学生容易了解，亦容易有兴味。固然，史事系逐步发展，读后世史，必须溯其原于古，乃能真实了解。然必先觉有兴味，乃能引起其探求之心。而读古代史时，得后世史事，以资比较，亦更容易了解——因为古史多是残缺不全的，而带神话、传说等性质亦较多。
一 “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昔人早有此感慨。何况今日，史实愈繁；一因史实的累积，一因观点的不同，而史料增加。中等学生，又非专门研究之家。要在仅少时间中，探原于既往，以说明现在；所举示的，既不能失之繁芜，又不能过于漏略；既不能失之艰深，又不能过于肤浅，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无论何人，编纂起来，恐亦不敢自信，何况如鄙人的浅学。兹编所注重：①为一时代中重要之事，如汉之外戚、宦官，唐之藩镇；②则其事对于现在社会，仍有直接影响的，如明、清两代的制度，叙述均较详。其余则较略。无甚关系之事，或径从删削，以免头绪纷繁之病。其有不能不叙及以备始末的，则存之于注。
一 史事叙述，最宜忠实。有等事，逐细叙来，似嫌琐屑，然一经改作概括之语，便不免于失真。本书于此等处，宁任其稍繁，不敢以意改易。但亦有宜避其过繁以节省学者的脑力的。以最经济的方法，俾学者得最精要的知识，原系教授目的之一。如第三编第二十二章，引《唐书·地理志》所载贾耽所记入四夷之路，其中重要的地名，都用原名而释以今地；其较不重要的，则但以今地名示其路线的概略，即其一例。
一 讲历史是离不开考据的。考据无论如何精确，总只是考据，不能径作为事实，这是原则。但亦有例外。如佛教的输入，断不能将宗教家的传说，即认为事实，后人考据的结果，其势不能不采。第三编第十章，这看似例外，其实此等传说，不能认为事实，亦正是史学上的公例。但鄙人于此等处，必格外谨慎。所采取的，必系前人的成说，大略为众所共认的，绝不羼以自己的意见。且必著明其如何考据而得，俾学者并可略知考据的方法。
一 考据宜避琐碎，这不是对专门家说的话。专门家的考据，正以愈琐碎而愈见其精详。因为有许多大事，系联结小事而成；又有许多大关系，是因小节目而见的，但这亦不是对中学生说的话。教授中学生的材料，若过于琐碎，他不知其在全局中的关系，就不免游骑无归，变为徒费脑力了；而且易入于歧途。此篇于此等考据，概不阑入。所采取的，都是能发明历史上重要事实的真相；或则贯串许多事实，示人以重要概念的。如顾亭林先生的《日知录》、赵瓯北先生的《陔馀丛考》等，所采较多。
一 对于考据问题，一个人的意见，往往前后不同，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此书的编纂，距离编新学制高中教科书时，将近十年了。鄙人的意见，自亦不能全无改变。如汉族由来，鄙人昔日主张西来之说，今则对于此说亦不敢相信。又如伏羲氏，鄙人昔亦认为游牧时代的君主，今则以为黄帝居河北，系游牧之族；羲、农之族居河南，自渔猎径进于耕稼，并未经过游牧的阶级。又如尧、舜、禹的禅让，昔日认为绝无其事，今则对此的意见，较为缓和。此等处，一一都将旧说改正。自信今是而昨非。但亦不知今之果是乎？非乎？惟有仰望大雅弘达的教正而已。
一 编教科书，自不宜羼入议论。但此亦只指空论或偏激穿凿之谈。至于正确的理论，成为读史的常识的，则不徒不在禁例，并宜为相当的输入。又利用历史以激发人民的爱国心，等等，亦为有失忠实之道。但此亦以与史实不合者为限。至于陈古可以鉴今，读了某种史实，自然会感动愤发的，自亦不在此例。又贯串前后，指示史事的原因、结果，及其变迁之所以然的，则看似议论，实系疏通证明的性质，其不能强指为主观，自更无待于言了。本书从表面上看，似乎有发议论之处，实皆谨守此三例，所以自信为尚无亿逞之弊。
一 历史的有年代，犹地理的有经纬线。必一见纪年，即能知其事在时间上的位置，方为有用。准此以谈，旧日用君主年号纪年之法，其不能适用，自然无待于言，前编新学制教科书时，系用民国纪元；辛亥以前，均用逆计。此法，年代的先后，固亦可一见而知；惟逆计太多，亦总觉其不便。此编径用公元，以便用世界史互相对照。中国历史纪年，是否应径用公元，自亦成为一问题。但就目前的情形而论，则似乎此法较为便利，所以本编用之。好在教科书本应时时改良，并不是有永久性质的。
一 历史、地理两科，关系极密。治历史的人，必先明白地文、地理；次则历代的政治区划，亦宜知其大概；然后任举一地名，大略知其在何处，即能知其有何等关系。关于前者，宜在地理科中致力。后者宜时时翻阅历史地图。本书第一编第三章，所举历代政治区划的大概，自信尚属简要。一时固不必强记，如能用作纲领，参考他种书籍，多和读史地图对读几过，似于读史不无裨益。
一 吾国书籍，向分经、史、子、集四部，这原不过大概的分类。何况今日，史学上的观点，和从前不同，一切书籍，都应用平等的眼光，认作史材。编历史的人，所引据的不能限于史部，自更无待于言。兹编引据之例，即系如此。所引的书，自信都较为可信；引据的方法，自信亦尚谨严。教者如能善为启示，并可使学生略知判别书籍及引用书籍的方法。
一 读史地图、年表、系谱，都是读史者当备的书，所以本书中不再附入。偶或附入，则是普通图谱所不具；或则读课文时必须对照的。有时径以此代叙述。改求简明，亦以养成读图谱的能力。第一编 绪论第一章 历史的定义和价值
历史是怎样一种学问？究竟有什么用处？
从前的人，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以为“不知来，视诸往”。前人所做的事情而得，我可奉以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为戒。这话粗听似乎有理，细想却就不然。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决不能和以前的事情一样。病情已变而仍服陈方，岂惟无效，更恐不免加重。我们初和西洋人接触，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败的。
又有人说：历史是“据事直书”，使人知所“歆惧”的。因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坏，就不免“遗臭万年”。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顾惜名誉。强悍的人，就索性连名誉也不顾。况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难知道的。稍微重要的事情，众所共知的，就不过是其表面；其内幕，是永不能与人以共见的。又且事情愈大，则观察愈难。断没有一个人，能周知其全局。若说作史的人，能知其事之真相，而据以直书，那就非愚则诬了；又有一种议论，以为历史是讲褒贬、寓劝惩，以维持社会的正义的，其失亦与此同。
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学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情的法子。把旧话说起来，就是“明体”和“达用”。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什么是社会的真相呢？原来不论什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这决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受过什么教育？共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情？这都与我有关系。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的一个我。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俗；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质，既不同于欧洲；欧洲人的性质，又不同于日本；凡此都决非偶然的事。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须追溯到既往；现在是决不能解释现在的。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
所以从前的人说：“史也者，记事者也。”这话自然不错。然而细想起来，却又有毛病。因为事情多着呢！一天的新闻纸，已经看不胜看了。然而所记的，不过是社会上所有的事的千万分之一。现在的历史，又不过是新闻纸的千万分之一。然则历史能记着什么事情呢？须知道：社会上的事情，固然记不胜记，却也不必尽记。我所以成其为我，自然和从前的事情，是有关系的；从前和我有关系的事情，都是使我成其为我的。我何尝都记得？然而我亦并未自忘其为我。然则社会已往的事情，亦用不着尽记；只须记得“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事情”，就彀了。然则从前的历史，所记的事，能否尽合这个标准呢？
怕不能罢？因为往往有一件事，欲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得了。一事如此，而况社会的全体？然则从前历史的毛病，又是出在哪里呢？
我可一言以蔽之，说：其病，是由于不知社会的重要。惟不知社会的重要，所以专注重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如专描写英雄、记述政治和战役之类。殊不知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上的。有怎样的社会，才发生怎样的事情；而这事情既发生之后，又要影响到社会，而使之政变。特殊的人物和社会的关系，亦是如此。所以不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求其原因于社会，察其对于社会的结果。否则，一切都成空中楼阁了。
从前的人不知道注意于社会，这也无怪其然。因为社会的变迁，是无迹象可见的。正和太阳影子的移动，无一息之停，人却永远不会觉得一样。于是，寻常的人就发生一种误解，以为古今许多大人物，所做的事业不同，而其所根据的社会则一。像演剧一般，剧情屡变，演员屡换，而舞台则总是相同。于是以为现在艰难的时局，只要有古代的某某出来，一定能措置裕如，甚而以为只要用某某的方法，就可以措置裕如，遂至执陈方以药新病，殊不知道舞台是死的，社会是活物。
所以，现在的研究历史，方法和前人不同。现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头变迁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一切可以说明社会变迁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来说明社会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就是进化。所以：“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
历史的定义既明，历史的价值，亦即在此。第二章 我国民族的形成
民族和种族不同。种族论肤色，论骨骼，其同异一望可知，然历时稍久，就可以渐趋混合；民族则论语言，论信仰，论风俗，虽然无形可见，然而其为力甚大。同者虽分而必求合，异者虽合而必求分。所以一个伟大的民族，其形成甚难；而民族的大小，和民族性的坚强与否，可以决定国家的盛衰。
一国的民族，不宜过于单纯，亦不宜过于复杂。过于复杂，则统治为难。过于单纯，则停滞不进。我们中国，过去之中，曾吸合许多异族。因为时时和异族接触，所以能互相淬砺，采人之长，以补我之短；开化虽早，而光景常新。又因固有的文化极其优越，所以其同化力甚大。虽屡经改变，而仍不失其本来。经过极长久的时间，养成极坚强的民族性，而形成极伟大的民族。
各民族的起原发达，以及互相接触、渐次同化，自然要待后文才能详论。现在且先做一个鸟瞰。
中华最初建国的主人翁，自然是汉族。汉族是从什么地方迁徙到(1)中国来的呢？现在还不甚明白。既入中国以后，则是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粤江流域渐次发展的。古代的三苗国，所君临的是九黎之(2)族，而其国君则是姜姓。这大约是汉族开拓长江流域最早的。到春秋时代的楚，而益形进化。同时，沿海一带，有一种断发文身的人，(3)古人称之为越。吴、越的先世，都和此族人杂居。后来秦开广东、(4)广西、福建为郡县，所取的亦是此族人之地。西南一带有濮族。西北一带有氐、羌。西南的开拓，从战国时的楚起，至汉开西南夷而告成。西北一带的开拓，是秦国的功劳。战国时，秦西并羌戎，南取巴、蜀，而现今的甘肃和四川，都大略开辟。
在黄河流域，仍有山戎和狁，和汉族杂居。狁，亦称为胡，就是后世的匈奴。山戎，大约是东胡之祖。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和热、察、绥之地，都已开辟。此两族在塞外的，西为匈奴，东为东胡。(5)东胡为匈奴所破，又分为乌桓和鲜卑。胡、羯、鲜卑、氐、羌，汉时有一部分入居中国。短时间不能同化，遂酿成五胡之乱。经过两晋南北朝，才泯然无迹。
隋、唐以后，北方新兴的民族为突厥。回纥，现在通称为回族。(6)西南方新兴的民族为吐蕃，现在通称为藏族。东北则满族肇兴，金、元、清三代，都是满族的分支。于是现在的蒙古高原，本为回族所据者，变为蒙古人的根据地，回族则转入新疆。西南一带，苗、越、濮诸族的地方，亦日益开辟。
总而言之：中华的立国，是以汉族为中心。或以政治的力量，统治他族；或以文化的力量，感化他族。即或有时，汉族的政治势力不竞，暂为他族所征服，而以其文化程度之高，异族亦必遵从其治法。经过若干时间，即仍与汉族相同化。现在满、蒙、回、藏和西南诸族，虽未能和汉族完全同化，而亦不相冲突。虽然各族都有其语文，而在政治上、社交上通用最广的，自然是汉语和汉文。宗教则佛教盛行于蒙、藏，回教盛行于回族。满族和西南诸族，亦各有其固有的信仰。汉族则最尊崇孔子。孔子之教，注重于人伦日用之间，以至于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不具迷信的色彩。所以数千年来，各种宗教在中国杂然并行，而从没有争教之祸。我国民族的能团结，确不是偶然的。(1) 见第二编第一章。(2) 《书经·尧典》：“窜三苗于三危。”《释文》引马（融）王（肃）云：“国名也。缙云氏之后为诸侯，盖饕餮也。”《吕刑正义》：“韦昭曰：三苗，炎帝之后，诸侯共工也。”《淮南子·修务训》注：“三苗，盖谓帝鸿氏之裔子浑敦，少昊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谓之三苗。”案，三族苗裔之说，似因字面附会。但即如所言，亦仍有缙云氏的苗裔在内，《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贾逵说：“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与韦昭、马融说都合。惟韦昭又谓为共工，似与《书经》的流共工窜三苗分举相背。然《国语·周语》太子晋说：“共之从孙四岳佐禹。”“称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韦昭《注》引贾逵说，亦以共工为炎帝之后，姜姓。则三苗为姜姓之国，是无疑义的。《礼记·缁衣》正义引《吕刑》郑（玄）《注》：“苗民，谓九黎之君也。”黎，后世作俚，亦作里。《后汉书·南蛮传》：“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其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注》：“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3) 就是现在的马来人，参看第十一章。(4) 现在的猓猡。参看第三编第七章。(5) 匈奴的别种。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以为号（在今山西辽县）。(6) 此族人，现在中国通称为回，欧洲人则通称为突厥，即今译的土耳其。见《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七中。其本名实当称丁令，见第三编第二十一章。第三章 中国疆域的沿革
普通人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历史上所谓东洋，系指亚洲而言；西洋，系指欧洲而言。其实河川、湖泊，本不足为地理上的界线。乌拉山虽长而甚低，高加索山虽峻而甚短，亦不能限制人类的交通。所以，历史上东、西洋的界限，是亚洲中央的葱岭，而不是欧、亚两洲的界线。葱岭以东的国家和葱岭以西的国家，在历史上俨然成为两个集团；而中国则是历史上东洋的主人翁。
葱岭以东之地，在地势上可分为四区：（一）中国本部 包有黄河、长江、粤江三大流域。（二）蒙古新疆高原 以阿尔泰山系和昆仑山系的北干和海藏高原、中国本部及西伯利亚分界。中间包一大沙漠。（三）青海西藏高原 是亚洲中央山岭蟠结之地。包括前后藏、青海、西康。（四）关东三省 以昆仑北干延长的内兴安岭和蒙古高原分界。在地理上，实当包括清朝咸丰年间割给俄国之地，而以阿尔泰延长的雅布诺威、斯塔诺威和西伯利亚分界。
四区之中，最先发达的，自然是中国本部。古代疆域的记载，最早的是《禹贡》。《禹贡》所载，是否禹时的情形？颇可研究。即使承认他是的，亦只是当时声教所至，而不是实力所及。论实力所及，则西周以前，汉族的重要根据地大抵在黄河流域。至春秋时，楚与吴、越渐强；战国时，巴、蜀为秦所并，而长江流域始大发达。秦取今两广和安南之地，置桂林、南海、象郡，福建之地置闽中郡，而南岭以南，始入中国版图。
其对北方，则战国时，魏有上郡；赵有云中、雁门、代郡；燕开(1)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而热、察、绥和辽宁省之地，亦入中国版图。其漠北和新疆省，是汉时才征服的。但此等地方，未能拓为郡县，因国威的张弛，而时有赢缩。
青海，汉时为羌人所据，西藏和中国无甚交涉。唐时，吐蕃强盛，而其交涉始繁。元初征服其地，行政上隶属于宣政院。
总而言之：汉、唐盛时，均能包括今之蒙古、新疆。至西藏之属于中国，则系元、清时代之事。但当秦开南越时，我国即已包括后印度半岛的一部。至汉时，并以朝鲜半岛的北部为郡县。唐以后，此两(2)半岛均独立为国，我国迄未能恢复。中国疆域的赢缩，大略如此。
至于政治区划：则据《禹贡》所载，大约今河北、山西，是古代的冀州。山东省分为青、兖二州。江苏、安徽的淮水流域是徐州，江以南为扬州。河南和湖北的一部是豫州。自此南包湖南是荆州。四川是梁州。陕、甘，是雍州。秦时，此等地方和战国时新开之地，分为三十六郡。而桂林、南海、象、闽中四郡在其外。汉时十三部，大略古代的冀州析而为幽、冀、苏三州。关中属司隶校尉。甘肃称凉州。荆、扬、青、徐、兖、豫，疆域略与古同。四川称益州，两广称交州。唐时，今河北省为河北道。山西省为河东道。陕西省为关内道。甘肃、宁夏为陇右道。山东、河南为河南道。江苏、安徽的江以北为淮南道。其江以南及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为江南道。湖北和湖南、四川，陕西的一部分为山南道。四川之大部分为剑南道。两广为岭南道。后来区划又较详，而宋代的分路，大略沿之。元代疆域最广，始创行省之制。现在的河北、山西直隶于中书省。河南、山东及江苏、安徽的北部、湖北省的大部分为河南省。江苏、安徽的南部，和浙江、福建为江浙省。江西和广东为江西省。湖北的一小部分和湖南、广西为湖广省。云南、四川，疆域略和现在相像。陕西包括现在甘肃的大部分，而宁夏和甘肃西北境，别为甘肃省。辽宁为辽阳省。明、清两代的区划略和现代相近。不过明代陕、甘、苏、皖、湘、鄂都不分，所以清代所谓十八省者，在明代只有十五。清代将中国本部分成十八省。新疆和关东三省，则系末年始改省制的。其时共得行省二十二。其西康、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则到民国才改为省制的。(1) 上郡，今陕西绥德县。后入于秦。云中，今山西大同县。雁门，今山西右玉县。代郡，今山西代县。上谷，今河北怀来县。渔阳，今河北密云县。右北平，今河北卢龙县。辽西，今河北抚宁县（汉时的阳乐县。《水经·濡水注》：“阳乐，故燕地，辽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辽东，今辽宁辽阳县。(2) 明成祖曾一恢复安南，宣宗仍弃之。见第三编第四十三章。第四章 本国史时期的划分
历史事实，前后相衔。强欲分之，本如“抽刀断流，不可得断”。但是为明了变迁大势起见，把历史划分做几个时期，也是史家常用的法子。
中国的历史，当分几期，这是显而易见的。三代以前，我国还是个列国并立的世界，当划为一期。自秦以后，便入于统一的时代了。自此，直至近世和欧人接触以前，内部的治化，虽时有变迁；对外的形势，亦时有涨缩；然而大体上，总是保守其闭关独立之旧约。这个当划为一期。从中欧交通以后，至民国成立之前，其间年代，虽远较前两期为短；然这是世运的进行，加我以一个新刺戟，使之脱离闭关自守之策，进而列于世界列国之林的，亦当划为一时期。民国成立，至今不过二十二年，却是我国改良旧治化，适应新环境的开始，一切都有更始的精神，以后无穷的希望，都将于此植其基。其当另划为一期，更不待言。
所以自大体言之，我国的历史，可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四个时期。这是大概的划分。若更求其详，则每一时期中，亦可更分几个小阶段。
在上古期中，巢、燧、羲、农，略见开化的迹象。自黄帝御宇，东征西讨，疆域大拓。自此称为天子的，其世系都有可考。虽然实际还是列国并立，然已有一个众所认为共主的，这是政治情势的一个转变。东周以后，我民族从各方面分歧发展。地丑德齐之国渐多，王朝不复能号令天下。号令之权，移于“狎主齐盟”的霸主。战国时代，霸主的会盟征伐，又不能维系人心了。诸侯各务力征，互相兼并，到底从七国并而为一国。杂居的异族，亦于此竞争激烈之秋，为我所攘斥，所同化。隆古社会的组织，至此时代，亦起剧烈的变迁。学术思想，在这时代，亦大为发达而放万丈的光焰，遂成上古史的末期。
中古史中：秦、汉两代，因内国的统一而转而对外。于是有秦皇、汉武的开边。因封建制度的铲除，而前此层累的等级渐次平夷；而君权亦因此扩张。实际上，则因疆域的广大，而政治日趋于疏阔；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日以增加；而社会亦因此而更无统制。竞争既息，人心渐入于宁静。而学术思想，亦由分裂而入于统一。这是第一期。因两汉的开拓，而有异族入居塞内的结果。因疆域广大，乱民蜂起之时，中央政府不能镇压，而地方政府之权不得不加重，于是有后汉末年的州郡握兵，而成三国的分裂。晋代统一未久，又有五胡乱华之祸。卒致分裂为南北朝。直至隋代统一，而其局面乃被打破。这是第二期。隋、唐之世，从积久战乱之余，骤见统一，民生稍获苏息，国力遂复见充实。对外的武功，回复到秦汉时代的样子。这是第三期。唐中叶以后，军人握权，又入于分裂时代。其结果，则政治上的反动，为宋代的中央集权。而以国力疲敝之政，异族侵入，莫之能御，遂有辽、金、元的相继侵入。明代虽暂告恢复，亦未能十分振作，而清室又相继而来。这是第四期。
近世这一期，是我们现在直接承其余绪而受其影响的。清朝虽亦是异族，然其对于中国的了解，较元朝为深。其治法遵依中国习惯之处，亦较元朝为多。因其能遵依中国的习惯而利用中国的国力，所以当其盛世，武功文治，亦有可观。假使世界而还是中古时期的样子，则我们现在，把这客帝驱除之后，就更无问题了。然而闭关的好梦，已成过去了。欧风美风，相逼而来，再不容我们的鼾睡。自五口通商以后，而门户洞开，而藩属丧失，外人的势力，深入内地。甚至划为势力范围，创作瓜分之论；又继之以均势之说。中国乃处于列强侵略之下，而转冀幸其互相猜忌，维持均势，以偷旦夕之安。经济的侵略，其深刻，既为前此所无；思想的变动，其剧烈，亦非前此所有。于是狂风横雨，日逼于国外，而轩然大波，遂起于国中了。所以近世史可分为两个小期。西力业已东渐，我国还冥然罔觉，政治上、社会上，一切保守其旧样子，为前一期。外力深入，不容我不感觉，不容我不起变化，为后一期。五口通商，就是这前、后两期的界线。
现代史是我们受了刺戟而起反应的时代。时间虽短，亦可以分做两期。革命之初，徒浮慕共和的美名，一切事都不彻底，所以酿成二十年来的扰乱。自孙中山先生，确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我民族奋斗、国家求治的方针。对内则铲除军阀，以求政治的清明；对外则联合被压迫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期国际关系的转变。虽然革命尚未成功，然而曙光已经发现了。所以国民政府的成立，亦当在现代史上，划一个新纪元。
以上只是指示一个大势，以下再举史实以证明之。第二编 上古史第一章 我国民族的起源
我国现在所吸合的民族甚多，而追溯皇古之世，则其为立国之主的，实在是汉族。汉族是从什么地方迁徙到中国来的呢？这个在现在，还是待解决的问题。从前有一派人，相信西来之说。他们说：据《周官·大宗伯》和《典瑞》的郑注，古代的祭地祇，有昆仑之神和神州(1)之神的区别；神州是中国人现居之地，则昆仑必是中国人的故乡了。昆仑在什么地方呢？《史记·大宛列传》说：“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这所指，是现在于阗河上源之山。所以有人说：汉族本居中央亚细亚高原，从现在新疆到甘肃的路，入中国本部的。然而郑注原出纬书。纬书起于西汉之末，不尽可信。河源实出青海，不出新疆。指于阗河源为黄河之源，本系汉使之误；汉武帝乃即仍其误，而以古代黄河上源的山名，为于阗河上源的山名，其说之不足信，实在是显而易见的。汉族由来，诸说之中，西来说较强；各种西来说之中，引昆仑为证的，较为有力；而其不足信如此，其他更不必论了。民族最古的事迹，往往史籍无征。我国开化最早，又无他国的史籍可供参考。掘地考古之业，则现在方始萌芽。所以汉族由来的问题，实在还未到解决的机会。与其武断，毋宁阙疑
(2)了。
现在所能考究的，只是汉族既入中国后的情形。古书所载，类乎神话的史迹很多，现在也还没有深切的研究。其开化迹象，确有可征的，当推三皇五帝。三皇五帝，异说亦颇多。似乎《尚书大传》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3)五帝之说，较为可信。燧人、伏羲皆风姓。神农姜姓。黄帝姬姓。燧人氏，郑注《易纬通卦验》，说他亦称人皇。而《春秋命历序》说：(4)人皇出旸谷，分九河。伏羲氏都陈。神农氏都陈徙鲁。黄帝邑于涿(5)鹿之阿。据地理看来，似乎风姓、姜姓的部落在河南，姬姓则在河北。燧人氏，《韩非子》说他，因“民食果蓏蜯蛤，腥臊多害肠(6)胃”，乃发明钻木取火之法，教民熟食。这明是搜集和渔猎时代的酋长。伏羲氏，亦作庖牺氏。昔人释为“能驯伏牺牲”，又释为“能取牺牲，以充庖厨”，以为是游牧时代的酋长。然而“伏羲”二字，(7)实在是“下伏而化之”之意，见于《尚书大传》。其事迹，则《易·系辞》明言其做网罟而事佃渔。其为渔猎时代的酋长，亦似无疑义。从前的人，都说人类的经济，是从渔猎进而为游牧，游牧进而为耕农。其实亦不尽然。人类经济的进化，实因其所居之地而异。大抵草原之地，多从渔猎进入游牧；山林川泽之地，则从渔猎进为耕农。
神农氏，亦称烈山氏。“烈山”二字，似即《孟子》“益烈山泽而(8)焚之”的烈山，为今人所谓“伐栽农业”。则我国民族居河南的，似乎并没经过游牧的阶级，乃从渔猎径进于耕农。黄帝，《史记》言其“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这确是游牧部落的样子。涿鹿附近，地势亦很平坦，而适宜于游牧的。我国民族居河北的，大约是以游牧为业。游牧之民，强悍善战；农耕之民，则爱尚平和；所以(9)阪泉涿鹿之役，炎族遂非黄族之敌了。
阪泉涿鹿，昔人多以为两役。然《史记·五帝本纪》，多同《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帝系姓》两篇，而《大戴礼记》只有黄帝和炎帝战于阪泉之文，更无与蚩尤战于涿鹿之事。而且蚩尤和三苗，昔人(10)都以为是九黎之君。而三苗和炎帝，同是姜姓。又阪泉、涿鹿，说(11)者多以为一地。所以有人怀疑这两役就是一役；蚩尤、炎帝，亦即一人。这个亦未可断定。然而无论如何，总是姜姓和姬姓的争战。经过此次战役而后，姬姓的部落就大为得势。颛顼、帝喾、尧、舜，称(12)为共主的，莫非黄帝的子孙了。
我国历史，确实的纪年起于共和。共和元年，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七百五十二年，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自此以上，据《汉书·律历志》所推，周代尚有一百九十二年，殷代六百二十九年，夏代四百三十二年。尧、舜两代，据《史记·五帝本纪》，尧九十八年，舜三十九年。如此，唐尧元年，在民国纪元前四千一百四十二年，公元前二千二百三十一年；三皇之世，距今当在五千年左右了。(1) 《史记·孟荀列传》载邹衍之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衍说虽荒唐，然中国名为赤县神州，则其名自非杜撰。《淮南子·地形训》，叙九州之名，其一亦为神州。(2) 论汉族由来的，以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搜采为最博。近人蒙文通所撰《古史甄微》，则立说甚精。如喜研究，可以参看。(3) 三皇异说有四：（一）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人，亦各万八千岁。人皇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原注：“出《河图》及《三五历》。”《河图》纬书。《三五历》乃徐整所著，亦据纬书立说。（二）《白虎通》正说用《尚书大传》。又列或说，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三）《礼记·曲礼》正义引郑玄注《中候敕省图》：引《运斗枢》，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四）《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绾等议帝号，说：“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索隐》说：“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当人皇也。”伏生系秦博士之一。《大传》说：“燧人以火纪，火太阳，故托燧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羲皇于人。神农悉地力，种谷蔬，故托农皇于地。”则第四说与《大传》同。《补三皇本纪》述女娲事，说“当其末年，诸侯有共工氏，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缺，女娲氏乃炼五色石以补天”云云。上言祝融，下言女娲，则祝融、女娲系一人。第二、第三，亦即一说。五帝异说，惟郑玄谓德合五帝座星的，即可称帝，于黄帝、颛顼之间，增入一少昊。见《曲礼正义》。(4) 参看《古史甄微》六。(5) 旸谷见《书·尧典》。古文说以为即今之成山，今文说谓在辽西。可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九河，即后来禹所疏的九河，为黄河下流。陈即春秋时的陈，鲁即春秋时的鲁，见第九章。此等都系以后世的地名述古事的。涿鹿，山名。服虔说在涿郡，就是现在河北的涿县。别一说在上谷，则是汉朝的涿鹿县，今为县，属察哈尔。此说恐因汉朝的县名而附会，不如服虔说的可信。(6) 《五蠹篇》。(7) 羲化两字古同韵。(8) 亦作厉山，厉烈同音，《括地志》以为即春秋时的厉国，地在今湖北随县，恐亦因同音而附会，不甚可信。(9) 《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氏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成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既说神农氏世衰，又说炎帝欲侵陵诸侯，未免矛盾。所以有人疑以蚩尤、炎帝，即是一人。(10) 《书经·吕刑》释文引马融说：“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战国策·秦策》高诱注同。参看第一编第二章。(11) 《史记集解》引皇甫谧，谓阪泉在上谷。又引张晏，谓涿鹿在上谷。《正义》引《晋太康地理志》，又谓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案，以涿鹿为在上谷，固不足信，然诸说都谓涿鹿阪泉，都在一地，则必古说如此，后人乃将汉代涿鹿县附近的水，附会为阪泉。(12) 据《史记·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帝系姓》，五帝的系图如下。其间代数，或不足信，说颛顼以后，都出于黄帝，大约是不诬的。因为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系，都有专记他的史官，即《周官》小史之职。第二章 太古的文化和社会
太古的社会，情形毕竟如何？古书所载，有说得极文明的，亦有(1)说得极野蛮的。说得极野蛮的，如《管子》的《君臣篇》等是。说得极文明的，则如《礼记·礼运篇》孔子论大同之语是。二说果孰是？我说都是也，都有所据。
人类的天性，本来是爱好和平的。惟生活不足，则不能无争。而生活所资，食为尤亟。所以社会生计的舒蹙，可以其取得食物的方法定之。搜集和渔猎时代，食物均苦不足。游牧时代，生活虽稍宽裕，而其人性好杀伐，往往以侵略为事。只有农业时代，生计宽裕；而其所做的事业，又极和平，所以能产生较高的文化。
古代的农业社会，大约是各各独立，彼此之间，不甚相往来的。老子所说：“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所想象的，就是此等社
(2)会。惟其如此，故其内部的组织，极为安和。孔子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所慨慕的，也就是此等社会。内部的组织既然安和如此，其相互之间自然没有斗争。这就是孔子所谓“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这就是所谓“大同”。假使人类的社会都能如此，人口增加了，交通便利了，徐徐地扩大联合起来，再谋合理的组织，岂不是个黄金世界？而无如其不能。有爱平和的，就有爱侵掠的。相遇之时，就免不了战斗。战斗既起，则有征服人的，有被征服于人的。征服者掌握政权，不事生产，成为治人而食于人的阶级；被征服的，则反之而成为食人而治于人的阶级。而前此合理的组织，就渐次破坏了。合理的组织既变，则无复为公众服务，而同时亦即受公众保障的精神。人人各营其私，而贫富亦分等级。自由平等之风，渐成往事了。人与人之间时起冲突，乃不得不靠礼乐、刑政等来调和，来维持。社会风气，遂日趋浇薄了。先秦诸子，所以慨叹末俗，怀想古初，都是以此等变迁，为其背景。然而去古未远，古代的良法美意究竟还破坏未尽。社会的风气也还未十分浇漓。在上者亦未至十分骄侈。虽不能无待于刑政，而刑政也还能修明。这便是孔子所谓小康。大约孔子所慨想的大同之世，总在神农以前；而阶级之治，则起于黄帝以后。《商君书·画策篇》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可见，炎、黄之为治，是迥然不同的。而二者之不同，却给我们以农耕之民好平和，游牧之民好战斗的暗示。
以上所说，是社会组织的变迁。至于物质文明，则总是逐渐进步的。《礼运篇》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
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
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
以炮以燔，以烹以炙。
这是说衣、食、住进化的情形。大约从生食进化到熟食，在燧人之世。我国的房屋，是以土、木二者合成的。土工原于穴居，木工则(3)原于巢居。构木为巢，据《韩非子》说，是在有巢氏之世。其人似尚在黄帝以前。至于能建造栋宇，则大约已在五帝之世。所以《易·系辞传》把“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叙在黄帝、尧、舜之后了。《易·系辞传》又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正义》说：“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言垂衣裳。”这就是《礼运》所说以麻丝易羽皮之事。此外，《易·系辞传》所说后世圣人所做的事，还有：“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远。”“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以及“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各项。这“后世圣人”，或说即蒙上黄帝、尧、舜而言，或说不然，现亦无从断定。但这许多事物的进化，大略都在五帝之世，则似乎可信的。(1) 《君臣篇下》：“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2) 此数语，见《史记·货殖列传》。其见于今《老子书》的，辞小异而意大同。因取简明，故引《史记》。果真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岂有不相往来之理？老子所说，原系想像之谈，但亦有古代的事实，以为之背景。古代此等社会，大抵因交通不便；又其时人口稀少，各部落相去较远，所以不相往来的。《管子·侈靡篇》说：“俈（同喾）尧之时，牛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来（疑当作求）足。”可以和老子之言相证。(3) 亦见《五蠹篇》。第三章 唐虞的政治
孔子删《书》，断自唐虞，所以这时代史料的流传，又较黄帝、颛顼、帝喾三代为详备。(1)
尧、舜都是黄帝之后，其都城则在太原。太原与涿鹿均在冀州之域，可见，其亦系河北民族。但唐虞时代的文化似较黄帝时为高。《尧典》载尧分命羲、和四子，居于四方，观察日月星辰，以定历法，“敬授民时”，可见其时业以农业为重，和黄帝的迁徙往来无常处大不相同了。这时代，有两件大事足资研究。一为尧、舜、禹的禅让，一为禹的治水。
据《尚书》及《史记》，则尧在位七十载，年老倦勤，欲让位于四岳。四岳辞让。尧命博举贵戚知疏远隐匿的人。于是众人共以虞舜告尧。尧乃妻之以二女，以观其内；使九男事之，以观其外。又试以司徒之职。知其贤，乃命其摄政，而卒授之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2)毕，舜避尧之子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讼狱的，都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的，亦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才回到尧的旧都，即天子位。当尧之时，有洪水之患。尧问于众。众共举鲧，尧使鲧治之。九年而功弗成。及舜摄政，乃殛鲧而用其子禹。禹乃先巡行四方，审定高山大川的形势。然后导江、淮、河、济而注之海。百姓乃得安居。九州亦均来贡。当时辅佐舜诸人，以禹之功为最大。舜乃荐禹于天。舜崩之后，禹亦让避舜之子商均。诸侯亦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乃即天子位。儒家所传，尧、舜、禹禅让和禹治水的事，大略如此。
禅让一事，昔人即有怀疑的，如《史通》的《疑古篇》是。此篇所据，尚系《竹书纪年》等不甚可靠之书。然可信的古书，说尧、舜、(3)禹的传授，不免有争夺之嫌的，亦非无有。他家之说，尚不足以服儒家之心。更就儒家所传之说考之。如《孟子》《尚书大传》和《史记》，都说尧使九男事舜。而《吕氏春秋·去私》《求人》两篇，则说尧有十子。《庄子·盗跖篇》，又说尧杀长子。据俞正燮所考证，则尧被杀的长子名奡，就是《论语·宪问篇》所谓荡舟而不得其死，《书经·皋陶谟篇》所谓“朋淫于家，用殄厥世”的。又《书经·尧典》，说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而据宋翔凤所考证，则共工、兜和鲧，在尧时实(4)皆居四岳之职。此等岂不可骇。然此尚不过略举；若要一一列举，其可疑的还不止此。儒家所传的话，几千年来，虽然即认为事实，而近人却要怀疑，亦无怪其然了。然古代的天子，究不如后世的尊严。君位继承之法，亦尚未确定。让国之事，即至东周之世，亦非无之。(5)必执舜、禹之所为和后世的篡夺无异，亦未必遂是。要之读书当各随其时的事实解之，不必执定成见，亦不必强以异时代的事情相比附。尧、舜、禹的禅让，具体的事实如何？因为书缺有间，已难质言。昔人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我们读史，但知道这时代有一种既非父子、亦非兄弟，而限于同族的相袭法就是了。
治水之事，详见于《尚书》的《禹贡篇》。此篇所述，是否当时之事，亦颇可疑。但当时确有水患，而禹有治水之功，则是无可疑的。《尸子》说当时水患的情形，是“龙门未开，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6)上，江淮流通，四海溟涬”。则其患，实遍及于今日的江、河流城。禹的治水，大约以四渎为主。凡小水皆使入大水，而大水则导之入海。未治之前，“草木畅茂，禽兽繁殖”；“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治水成功，则“人得平土而居之”。佐禹的益、稷，又“烈山泽而焚之”“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人民就渐得安居乐业了。(7)(8)
舜所命之官，见于《尚书》的，有司空、后稷、司徒、士、共工、朕虞、秩宗、典乐、纳言等。又有四岳、十二牧。四岳，据《郑注》，是掌四方诸侯的。十二牧，则因当时分天下为十二州，命其各主一州之事。《书经》又述当时巡守之制：则天子五年一巡守。二月东巡守，至于东岳之下，朝见东方的诸侯。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其礼皆同。其间四年，则四方诸侯，分朝京师。此所述，是否当时之事？若当时确有此制，则其所谓四岳者，是否是后世所说的泰山、衡山、华山、恒山，亦都足资研究。但当时，确有天子、诸侯的等级；而尧、舜、禹等为若干诸侯所认为共主，则似无可疑。当时的政治，似颇注重于教化。除契为司徒，是掌教之官外，据《礼记·王制》所述，则有虞氏有上庠、下庠，夏后氏有东胶、西胶；一以养国老，一以养庶老。古人之教，最重孝弟。养老，正是所以孝弟，而化其犷悍之气的。我国的刑法，最古的是五刑，即墨、劓、剕、宫、大辟。据《书经·吕刑》，则(9)其法始于苗民，而尧采用之。而据《尧典》所载，则又以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赎刑。后世所用的刑法，此时都已启其端倪了。(1) 今山西太原县。尧都太原，系汉太原郡晋阳县，见《汉书·地理志》。后人以为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误。(2) 黄河在今山、陕两省之间，古人谓之西河。自此折而东行，谓之南河。更折向东北，则谓之东河。(3) 如《韩非子·外储说》《忠孝》《淮南子·齐俗训》等。(4) 《癸巳类稿·奡证》《尚书略说·四岳》。(5) 较早的，如伯夷、叔齐、吴泰伯。在春秋以后的，如鲁隐公、宋宣公（《春秋》隐公三年），曹公子喜时（同上成公十六年），吴季札（同上襄公二十九年），邾娄叔术（同上昭公三十一年），楚公子启（同上哀公八年）。(6) 龙门山，在今陕西韩城县、山西河津县之间。其脉至山西离石县东北为吕梁山。孟门山，在山西吉县西、陕西宜川县东北。(7) 皆见《孟子·滕文公篇》。(8) 《舜典》。此篇实系《尧典》，今本分其后半，而伪撰篇首二十八字，以为《舜典》。(9) 三苗国君，见第一编第二章。第四章 夏代的政教
夏为三代之一，其治法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世还未全行湮灭。在(1)当时，孔子是用周道，墨子是用夏政的。我们读《墨子》的《天志》《明鬼》，可以想见夏代的迷信较后世为深；读《墨子》的《尚同》，可以想见夏代的专制较后世为甚；读《墨子》的《兼爱》，可知夏代的风气较后世为质朴；读《墨子》的《节用》《节葬》和《非乐》，可知夏代的生活程度较后世为低，而亦较后世为节俭。墨子之学，《汉书·艺文志》谓其出于清庙之守。清庙即明堂，为一切政令所自出，(2)读《礼记·月令》一篇，可以知其大概。盖古代生活程度尚低，全国(3)之内只有一所讲究的房屋，名为明堂。天子即居其中，所以就是后世的宫殿。祭祀祖宗亦于其中，所以就是后世的宗庙。古代的学校，本来带有宗教色彩的；当时天子典学，亦在这一所房屋之内，所以又是学校。一切机关，并未分设，凡百事件，都在此中商量，所以于一切政教，无所不包。明堂行政的要义，在于顺时行令。一年之中，某月当行某令，某月不可行某令，都一一规定，按照办理，像学校中的校历一般。如其当行而不行，不当行而行，则天降灾异以示罚。《月令》诸书的所述，大概如此。此等政治制度和当时的宗教思想，很有连带的关系。我们读《书经》的《洪范》，知道五行之说，是源于夏代的。什么叫作五行呢？便是“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4)五曰土”。盖古人分物质为五类，以为一切物莫非这五种原质所组成。而又将四时的功能比附木、火、金、水四种原质的作用；土则为四时生物之功所凭借。知识幼稚的时代，以为凡事必有一个神以主之。于是造为青、赤、黄、白、黑五帝，以主地上化育之功；而昊天上帝，(5)则居于北辰之中，无所事事。此等思想，现在看起来，固然可笑。然而明堂月令，实在是一个行政的好规模，尤其得重视农业的意思。(6)所以孔子还主张“行夏之时”。
我们看明堂月令，传自夏代；孔子又说：“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7)洫。”可见夏代的农业，已甚发达。然其收税之法，却不甚高明。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又引龙子的话说：“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这就是以数年收获的平均数，定一年收税的标准。如此，丰年可以多取，而仍少取，百姓未必知道储蓄；凶年不能足额，而亦非足额不可，百姓就大吃其苦了。这想是法制初定之时，没有经验，所以未能尽善。
学校制度。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8)皆所以明人伦也。”案，古代的学校，分大学、小学两级。孟子所说的校、序、庠是小学，学是大学。古代的教育，以陶冶德性为主。“序者，射也”，是行乡射礼之地；“庠者，养也”，是行乡饮酒礼之地，都是所以明礼让、示秩序的。然则校之所教，其大致亦可推知了。至(9)于学，则“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颇疑亦和宗教有深切的关系。礼乐都是祀神所用，诗是乐的歌辞，书是教中古典。古代所以尊师重道，极其诚敬，亦因其为教中尊宿之故。(10)
夏代凡传十七主；据后人所推算，共历四百余年，而其事迹可考的很少。《史记》说禹有天下后，荐皋陶于天，拟授之以位，而皋陶卒，乃举益，授之政。禹之子启贤，诸侯不归益而归启，启遂即天子位。《韩非子》又说：禹阳授益以天下，而实以启人为吏。禹崩，(11)启与其人攻益而夺之位。古无信史，诸子百家的话，都不免杂以主观。我们只观于此，而知传子之法，至此时渐次确定罢了。启之子太康，为有穷后羿所篡。《史记》但言其失国，而不言其失之之由。《伪(12)古文尚书》谓由太康好略，殊不足据。据《楚辞》及《墨子》，则(13)由启沉溺于音乐，以致于此。其事实的经过，略见《左氏》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据其说，则太康失国之后，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羿好田猎，又为其臣寒浞所杀。时太康传弟仲康，至仲康之子相，为寒浞所灭。并灭其同姓之国斟灌、斟寻氏。帝相的皇后，名字唤作缗，方娠，逃归其母家有仍。生子，名少康，后来逃到虞国。虞国的国君，封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夏的遗臣靡，从有鬲氏，收斟灌、斟寻的余众，以灭浞而立少康。并灭寒浞的二子于过、(14)戈。与穷石，《杜注》都不言其地。其释寒国，则谓在今山东潍县。斟灌在山东寿光，斟寻亦在潍县。虞在河南虞城。纶但云虞邑。(15)有鬲氏在山东德县。过在山东掖县。戈在宋、郑之间。其释地，似乎不尽可据。案，《左氏》哀公六年引《夏书》，说：“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似指太康失国之事。又定公四年，祝佗说唐叔“封于夏虚”。唐叔所封，是尧的旧都，所以晋国初号为唐而又称之为夏虚，可以见禹之所居，仍系尧之旧都。穷石虽不可考，该距夏都不远，所以能因夏民以代夏政。夏人此时，当退居河南。少康虽灭寒浞，似亦并未迁回河北，所以汤灭(16)桀时，夏之都在阳城了。(1) 墨子学于孔子而不悦，弃周道而用夏政，见《淮南子·要略训》。案，此节所论，可参看拙撰《先秦学术概论》下编第五章。(2) 《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与《月令》略同。(3) 阮元说，见《揅经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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