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玛丽·库比卡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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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对我温柔试读：
海 蒂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她站在富勒顿火车站的站台上，怀里紧紧地搂着一个婴儿。开往林登的紫线特快呼啸而至，她强打着精神托了托胸前的孩子。那天是四月八日，气温8摄氏度，正下着雨。雨水从天上冲刷下来，这儿、那儿，到处都是，狂风肆虐。真是糟糕的一天。
那个女孩穿着一条牛仔裤，有一边膝盖的位置破了；外衣很薄，是尼龙的，军绿色；既没戴帽子也没有打雨伞。她把下巴缩进衣领里，直直地盯着前方，任凭雨水浇灌。她旁边的人蜷缩在各自的雨伞下，对她视而不见。婴儿安安静静的，像一只被塞进育儿袋里的小袋鼠一样。擀毡的粉色绒布边时隐时现，我料定那个婴儿在熟睡，而且是个1女婴。但是那时的我却快要崩溃了——彻骨的寒冷和“L” 线呼啸而过时震耳欲聋的噪声。
她穿着一双系带靴子，脚边立着一个破旧的棕色小皮箱，已经湿透了。
她绝对不会超过十六岁。
她瘦小。我觉得是营养不良，不过也许只是消瘦而已。她的衣服松松垮垮，裤子宽松，外套肥大。
广播通知列车即将进站，一列棕线车驶入站台。早高峰的上班族涌进相对温暖干燥的车厢，可是女孩没动。我犹豫了一下，感觉应该做点儿什么，可我还是登上列车，和那些什么都没做的人一样，把自己埋进座位里，看着窗外。车门关上，我们逃走了，把女孩和她的婴儿留在雨中。
但是她一整天都没有离开我的脑海。
我在卢普区换乘前往亚当斯/沃巴什站的车。我小心翼翼地挪着步子走下台阶。路面上全是积水，角落里弥漫着呛鼻的下水道味儿。一群鸽子在城市上空懒洋洋地兜着圈。垃圾桶旁边靠着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成千上万的都市男女从他们身边走过，马不停蹄地从A点赶往B点。
我利用所有的空闲时间——在“成人识字与普通教育”预备班会议和给一个孟买男子上英语课的间歇——琢磨一个女孩带着一个婴儿把一段好时光浪费在站台上，看着“L”线列车进进出出的事。我编织出各种故事。那是一个喜欢哭闹的孩子，只有在摇晃中才能入睡，而列车进站带来的振动正好满足她。一把女式雨伞——假设是耀眼的红色，还印着金闪闪的雏菊——被一阵狂风卷飞了。因为最近几天雨伞总是被吹得倒翻过来。雨伞、婴儿、手提箱：她两只手拿不了这么多东西。当然，她不能扔下孩子。那么手提箱呢？在这样的天气里，箱子里有什么比雨伞更重要的东西呢？也许她一整天站在那里，在等待。或许她是在等人来而不是要离去。或许棕色线驶出视线之后，她登上了随后而来的红色线。
晚上我到家的时候才不再想这件事。我没有对
克里斯
提起，因为我知道他会说：“谁在意那些事呢？”我在餐桌上辅导佐伊写数学作业。佐伊总说她痛恨数学。这我一点儿也不吃惊。最近她几乎痛恨所有的事。她十二岁了。虽然记不清楚了，但是我知道“我痛恨一切”的阶段应该还要晚一些，大概十六岁或者十七岁吧。不过，如今什么都来得早了。我在幼儿园里玩耍，学会ABC；而她在幼儿园学习，成长为比我更有知识和技能的人。男孩子和女孩子的青春期来得更早了，有的甚至比我们这代人提前两年之久。十岁有手机，七八岁的女孩胸部已经开始发育。
克里斯吃过晚饭就像往常一样钻进工作室，埋头在让人昏昏欲睡的、无聊的电子表格里，总要等到我和佐伊上床睡觉才出来。
第二天，那个女孩仍在那里。天还在下雨。才刚到四月的第二个星期，气象专家已经预报出整月的降水量。他们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湿润的四月。报道说，芝加哥机场昨天的降雨量达到15毫米。城里的雨水开始渗进地下室，并在马路的低洼处汇集。机场的航班不是延误就是取消。 我一边提醒自己，“四月雨浇出五月花” ，一边套上乳白色的防水派克大衣，穿上橡胶雨鞋，奔赴艰苦的上班之路。
她穿着破牛仔裤、军绿色的夹克和那双系带靴子，脚边依然靠着那个老旧的手提箱。她在阴冷的空气里打着寒战，婴儿不安地蠕动着。她上下不停地颠着婴儿，我看出她在说“嘘。嘘。”我听见旁边打着超大的高尔夫雨伞的女人们一边吸着滚烫的咖啡一边说：她真不该带着那孩子出来，尤其是今天这样的天气。她们冷嘲热讽地议论着：那姑娘怎么了？小宝宝的帽子呢？
紫色线呼啸而过；棕色线飞奔而来，停在站台前。什么都没做的人们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鱼贯而入。
我磨蹭着，再一次想要做点儿什么，最好不要显得鲁莽或是冒犯。助人为乐和冒失唐突仅有一线之隔，我不想找麻烦。她可能有一百万个理由抱着孩子、带着箱子、一直站在雨里，但是这一百万个理由中肯定没有悬在我脑子里、搅得我心烦意乱的那一个——她无家可归。
我的工作是面对那些穷困潦倒的人，大部分是移民。芝加哥的识字率统计结果让人心寒：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近乎文盲，意思就是他们不能完整地填写就业申请表；他们看不懂说明，也不知道在“L”线的哪一站下车；他们不能辅导自己孩子的功课。
穷人一脸沮丧：年老的女人蜷缩在公园的长椅上，她们的全部财产就在购物车里推来推去，她们以垃圾为生；男人们在最寒冷的一月里，靠着摩天大厦酣睡，他们迟钝的身体前斜，挡着一块硬纸板，上面写着：“求助。饥饿。上帝保佑。”这些难民住在简易房里，治安混乱；他们在最好的时候也吃不饱，经常挨饿；他们只享有很少的医疗保健，甚至没有接种疫苗；他们的子女只能在入不敷出的学校就读，行为举止多有不轨，暴力事件频发。此外，他们是年轻人中从事色情活动的高危人群。十几岁的女孩生出的孩子通常低于正常体重，缺少医疗保健和不能及时接种疫苗导致幼儿生病，由此恶性循环。
芝加哥的贫困人群集中在黑人和西班牙裔之中，但不能忽视白人女孩受穷的事实。
所有这些想法在我迟疑该怎么做的瞬间飞驰在我的脑海里。帮助这个女孩？上车？帮助这个女孩？上车？帮助这个女孩……
接下来，出乎意料地，女孩上车了。在电子播报“叮咚，车门即将关闭”前的几秒钟，她挤进了车门。我跟上，不知道她们去向哪里。
车厢里人满为患。一个男人慷慨地给女孩让座。女孩一言不发地接受了，她一屁股坐在金属椅上，旁边是一个穿着黑色长外套的生意人，他看孩子的眼神好像是看火星人似的。早班通勤的乘客沉迷在各自的事务之中——他们捧着手机、电脑，或者其他的科技产品读书，或者翻阅早上的简报；他们抿着咖啡，盯着窗外的天际线，迷失在忧郁的天气里。女孩小心翼翼地从她的育儿袋里抱出婴儿，打开粉色的毛毯，婴儿竟然奇迹般的没有淋湿。列车朝着阿米蒂奇站飞奔，咆哮地驶过砖房和三四栋公寓，与民舍擦身而过。我想象着那些房子从“L”线列车经过时左右摇晃的样子，想象着玻璃窗震荡的声音，想象着电视在火车的噪声中沉默的寂静，从早到晚，每隔几分钟重复一次。列车开过林肯公园钻进老城。不知道什么时候婴儿安静下来，在火车的安抚中，她不哭了，只是轻轻地抽泣。
我强迫自己和她们保持距离，在随时到来的晃动中稳定自己。我隔着乘客和公文包看过去——婴儿疯狂地吮吸着安抚奶嘴，鲜嫩的象牙色皮肤带着哭泣的红晕，有着和妈妈一样凹陷的面颊，以及空灵的眼睛。一个路过的女人说：“可爱的孩子。”女孩挤出一个微笑。
她笑得很不自然。我拿她和佐伊比较了一下，她应该大一点儿：一个是她绝望的眼神；一个是她缺少佐伊未经世事的柔弱。当然，还因为这个婴儿（我坚信佐伊一直以为孩子都是鹳衔来的）。坐在商人的旁边，女孩渺小得就像一个孩子。她的发型不对称：一侧是不整齐的短发，另一侧长至肩膀的长发；褐色，像随时间变黄的老照片；有几缕挑染的红色，不是她本来的发色。她画着厚厚的黑色眼妆，在雨水中晕开，长长的刘海儿像一道屏风挡住了她的眼睛。
列车减速进入卢普区，车身倾斜着拐来拐去。我看见她用粉色的毛毯裹好婴儿，重新塞进自己的尼龙外套里，准备下车。州府/范布伦站到了，她先我一步下车，我透过车窗追寻她的身影，生怕她消失在拥挤的人群。
可是，我竭尽全力，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是吞没了她，她不见了。
1“L”来自Elevated Lines，芝加哥人亲切称它为“L”或“el”。所谓“elevated（高架）”就是芝加哥地铁的特色了。铁路总长170.6公里，大部分建在高架上，地下的不足18.3公里，叫“地铁”勉为其难。克里斯
我推开房门，走进家。海蒂问候道：“今天怎么样？”而真正迎接我的是刺鼻的茴香味、客厅电视里的新闻和佐伊要掀翻屋顶的音响声。新闻里正在播报：中西部降雨量已经达到历史新高。门口已经堵着一堆湿乎乎的东西——大衣、雨伞和鞋，我又添进去一些，然后像落水狗那样甩了甩头。走进厨房，我亲了一下海蒂的脸，不像是亲昵，更像是例行公事。
海蒂穿着红色的法兰绒格子睡衣，红褐色的自来卷被雨水打湿贴在头上。她没戴隐形，换了一副眼镜。“佐伊！”她喊着，“晚饭好了。”尽管这一声响彻门厅，但是女儿躲在卧室里听男孩乐队，关着门，开着震耳欲聋的音响，根本听不到。“晚饭吃什么？”我问。“辣酱汤。佐伊！”
我喜欢辣酱汤，但是最近海蒂的辣酱汤全是素汤，只放些黑豆、芸豆和鹰嘴豆（很明显，今天有茴香），还有让人望梅止渴、被她称为“蔬菜肉碎”的东西。她从柜橱里拿出碗，开始分汤。海蒂不是素食主义者，但是，自从两周前佐伊对肉里的脂肪大谈特谈之后，海蒂决定全家戒肉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吃素肉糕、素肉面和素肉酱，总之全没肉。“我去叫她。”我说着走进公寓的小门厅。我敲了敲震颤的屋门，佐伊回应后我推开门，探头进去告诉她晚饭好了，她答应着。她躺在天蓬床上，腿上放着一个黄色的笔记本，正面贴满了她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少女流行音乐明星照。看见我进来，她猛地合上笔记本，摸出身边被冷落的社会学卡片。
我没告诉她晚饭吃肉碎汤，转身去我和海蒂的卧室。我一边走一边解领带，结果被猫绊了一跤。
很快，我们都在餐桌旁坐好，海蒂又问起我今天的工作。“不错，”我说，“你呢？”“我讨厌豆子。”佐伊舀起一勺汤的时候一本正经地说，然后倒回碗里。客厅的电视被调成了静音，我们都把目光转向屏幕，拼命通过唇语读出今天的晚间新闻。佐伊蜷缩在椅子里，拒绝吃饭。她和海蒂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圆脸、卷发、棕色的眼睛，包括像丘比特的弓一样的嘴唇和翘鼻子上的少许雀斑，几乎一模一样。“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海蒂问。我心里很排斥，不想回忆一天的事情，不想听她的故事——寻求庇护的苏丹难民和不识字的成年人——让人感到压抑。我就想安安静静地看唇语新闻。
但是，我还是告诉她，我尽职尽责地给客户打了一个电话，起草了一份购买协议，另外和香港客户有一个早得荒唐的电话会议，凌晨三点。当时，我从我们的卧室爬起来，溜进办公室打电话。电话结束后，我洗了一个澡，然后去单位上班。又过了很久，海蒂和佐伊才起床。“我明早去旧金山。”我提醒她。
她点点头：“知道。多长时间？”“一晚。”
然后我问起她这一天是怎么过的，她讲起一个六个月前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年轻男子。他住在孟买的贫民窟，准确地说是达拉维，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之一。海蒂告诉我，他在自己的家乡每天挣不到两美元。她告诉我他们的厕所有多稀少又有多遥远，所以当地人就在河里解决。她教这个叫阿卡的年轻人语法。这可不容易。她对我强调说：“英语是很难学的。”
我说我懂。
我老婆的心很软。当年求婚的时候，这的确是个值得赞赏的优点，但是结婚十四年后，“移民”和“难民”这两个词总是刺痛我，我坚信比起对我的关心，她更关心他们的幸福。“你呢，佐伊？”海蒂问道。“恶心。”佐伊瘫在椅子里，盯着肉汤，仿佛对着一堆狗屎一样嘟嘟囔囔地回答。我笑出来。至少这是实话。我想重新回答刚才的问题，我这一天也过得很恶心。2“怎么嘬？”海蒂问。她这么说让我心生爱意。这种非常规的用法很有喜剧效果，海蒂只有在提到棒棒糖和吸管的时候才会说“嘬”。接着她问：“你的汤有问题吗？太烫了？”“我告诉过你了，我讨厌豆子。”
如果是五年前，海蒂会给她讲印度、塞拉利昂或者布隆迪的儿童难民。但是，最近想让佐伊吃点东西简直成了一项任务。她要么对什么都没有食欲，要么就嫌脂肪太多，比如说肉类。所以，我们现在吃这种碎“饲料”。
我的公文包放在前门的地板上，最里面传出手机铃声。海蒂和佐伊一起转过头来看我，她们想知道我会不会被电话从饭桌上拉回工作室。我的工作室在家里，当我和海蒂知道我们不会再有孩子的时候，第三间卧室变成了我的工作室。偶尔，她在我的办公室看着那些深色的办公家具——写字台、书架和我最喜欢的皮椅——的时候，我能够从她飘忽的眼神里看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幅景象：一张婴儿床、一张折叠桌、满墙可爱的野生动物。
海蒂一直渴望大家庭。可惜事与愿违。
我们短暂的晚餐时光很少有不被烦人的电话打扰的时候。我接不接电话取决于当晚我的心情，更重要的是海蒂的心情或者白天是否有突发事件。今晚，我喝了一小口肉汤，以此表示拒绝接电话，海蒂温柔地笑了一下，我权当她在说“谢谢”。海蒂的微笑是最甜的，看上去甜甜的，尝起来美美的。她的笑发自内心，不像其他那些长着丘比特弓一样的嘴唇的人流于唇边的假笑。每次她笑的时候，我都会回忆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在城里的慈善舞会上，她穿着一件古典的抹胸纱裙，红色的，和她的口红一个颜色。她就像一件艺术品，一件绝世之作。那时她还是个大学生，在一家现在几乎由她全权负责的公益机构实习。
想当初，熬夜和只睡四个小时对那时的我来说真是小菜一碟。海蒂总埋怨我工作的时间太长。可我认为一周七十个小时的工作实属正常。有时候我深夜两点才回家；有时候我在家，把自己锁在工作室里直到太阳升起才出来。我的电话无论白天黑夜都响个不停，仿佛我是一个随时待命的医生，而不是一个负责企业并购的人。海蒂在非营利性机构工作，我们中只有一个人在挣钱，可是我们必须面对林肯公园里的公寓费、佐伊在私立学校昂贵的学费和她将来上大学的费用。
电话不响了。海蒂转向佐伊，她想更多地听她讲讲一天的生活。
终于，她说七年级的地球学老师彼得斯夫人请假，代课老师完全是一个……佐伊停下来，考虑用一个更得体的词代替那个处于青春期叛逆的孩子被灌输进脑子里的词。啊，完全是一个“碎嘴”。“为什么？”海蒂问。
佐伊避开妈妈的目光，盯着肉汤说：“我不知道。她就是那样。”
海蒂抿了一口水，换上一副双眼圆瞪、一脸好奇的面孔。我提起凌晨三点的电话时，她也是这个样子。“她不友善？”“不全是。”“太严厉？”“不是。”“太……丑？”为了缓解气氛，我插了一句。海蒂的刨根问底有时会造成紧张。她自信地认为做一名参与型的家长（我感觉是过度参与）能让佐伊切实感受到关爱，因为她正在进入海蒂称之为狂躁的青春期。我记得自己在狂躁的青春期的做法是逃离父母。他们越追，我跑得越快。但是，海蒂从图书馆借了很多书:关于儿童发展、父母关爱、幸福家庭的秘籍等心理学书籍。她有义务也有决心做好。
佐伊咯咯地笑起来。她这样笑的时候很少，仿佛回到她六岁时纯洁无暇的样子。“不是。”她回答。“就是……嘴碎吗？一个坏脾气的老碎嘴？”我启发着。我把黑豆推到一边，用勺子捞其他的东西：一块西红柿、玉米、肉汤寻宝……我在逃避那些素肉碎。“对，我想是的。”“还有呢？”海蒂接着问。“啊？”佐伊穿着一件写有桃红色荧光字体“和平”和“爱”的扎染衬衫，扎了一个歪向一边的马尾辫，显得比戴着橘黄色牙套的她本人成熟很多。她把左臂涂得满满当当的：和平的V字形、她自己的名字、一颗心，还有Austin。
Austin？“还有什么？”海蒂又问。
Austin是什么意思？“泰勒吃午饭的时候把牛奶洒了，全洒在我的数学书上了。”“书没事吧？”海蒂想知道。泰勒是佐伊最好的朋友，从四岁开始、一辈子的朋友。她们的项链合在一起可以拼出“最好的朋友”，她们在一起商量每一件事。佐伊的项链是祖母绿的，整天挂在脖子上，从来不摘。泰勒的妈妈詹妮弗是海蒂最好的朋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们应该是在公园里认识的，当时两个小女孩在玩沙箱，两个妈妈坐在同一条长椅上休息。虽然海蒂说那是偶然，但我相信一定是佐伊把沙子扔进了泰勒的眼里，而且最初的几分钟并没有那么和谐。如果不是海蒂拿水瓶冲出泰勒眼里的沙子，如果当时詹妮弗没有陷入离婚的困扰，急不可待地想找人倾诉，那故事很可能是另一个结局。
佐伊回答：“我不知道，我想没事。”“要不要换一本？”
没有答复。“还有什么？有什么好事吗？”
佐伊摇摇头。
简单地说，这就是佐伊说的恶心的一天。
佐伊没喝肉汤，找了一个借口离开饭桌。海蒂说服她吃了几口谷物松饼，喝完杯子里的牛奶，然后送她回房间写作业。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的电话又响了。海蒂腾地站起来，开始收拾桌子，而我犹豫着，不知道是否被原谅了。我拿起几个碗跟在海蒂后面，她把佐伊的剩汤倒进了垃圾处理机。“肉汤不错。”我在撒谎。肉汤一点儿也不好喝。我把该洗的碗摞在水池里。然后，我站到她身后，把手放在红色的法兰绒格子上。“都有谁去旧金山出差？”海蒂问。她关上水龙头，转身看着我。我靠上去，唤醒了只有我和她在一起的感受，一种渗透进我们骨髓里的熟悉感；这是自然的，习惯的，这是第二天性。我几乎一半的生命是和海蒂一起度过的。我能在她开口之前知道她想要说什么，我能读懂她的肢体语言，我了解她在佐伊熟睡以后或者是躺在床上很久之后充满欲望的眼神。现在，她抬起胳膊拉我入怀，双手搂住我的腰，我也知道，这不是爱欲，这只是占有欲。
她现在是用肢体语言宣誓着“你是我的”。“几个同事。”我回答。
她又瞪大好奇的眼睛。她想让我说得具体一些。“汤姆，”我说，“还有亨利·汤姆林。”我停顿了一下，就是这个停顿差点儿害死我，“卡西迪·克努森。”我谨慎地用了全称，就像她不认识卡西迪似的。
听到这个名字，她移开双手，转身对着水池。“这是出差，”我对她解释说，“都是公务。”我一边说一边把脸埋进她的头发里。草莓的味道，香甜、多汁，混合着城市的复杂气味。“她知道吗？”海蒂问。“我保证会告诉她。”我回答。对话结束了，屋内陷入沉默，只听见餐具毫不优雅地跌进洗碗池的声音。我趁机溜走，回卧室收拾行李。
我有一个赏心悦目的同事，这不能算我的错。
2 “恶心”的英语单词Sucked ，也可以表示“嘬，吮”等。
海 蒂
早上，我睡醒的时候克里斯已经走了。廉价木的床柜上放着一杯咖啡，温热，很可能加了太多的榛子奶，但不管怎么说，它是一杯咖啡。我坐起来，端过杯子，拿起遥控器，漫无目的地调换着无聊的电视节目。正巧碰到天气预报：雨。
我懒洋洋地往厨房走。在门厅，我没停下来欣赏佐伊从幼儿园开始到七年级的毕业照，因为我看见她站在厨房里冲牛奶麦片。“早。”我说，她跳起来。“睡得好吗？”我问，然后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她有一点儿僵硬，最近她对这种温情的动作总是很不自然。但是，作为母亲，我觉得有必要表达我的感情；她和克里斯的击掌，或者神秘的握手根本不够，所以我吻她，看着她离开，我知道我的爱会跟随她一整天。
佐伊已经穿好校服：格子图案的百褶裙、海蓝色的开衫，还有她不喜欢的绒面玛丽鞋。“好。”她说着端起碗到餐桌边吃起来。“想来点果汁吗？”“我不渴。”但是我看见她瞟了一眼咖啡机。她刚才掀开了盖子，现在我把它死死地扣上。没有哪个十二岁的孩子需要用兴奋剂叫醒清晨。不过，我让自己的马克杯满到不能再满的程度，又加了奶，走过去坐在她旁边。她面前放着一碗冒尖的葡萄干小麦片。我尝试着和她聊聊今天的计划，听到的答复不是“是”“不是”，就是“我知道了”。然后她匆匆忙忙地跑去刷牙，留下我一个人在寂静的厨房里，听着雨滴打在飘窗上单调的节奏。
当我们穿过大堂，正准备走进湿漉漉的雨里时，碰巧遇到邻居格雷汉姆。他正在鼓捣一块新潮手表上的按钮，不时地响起各种各样的哔哔声。他心满意足地笑着。“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小姐们。” 格雷汉姆像小鸟一样欢快地问候我们，带着我见过的最开怀的笑。他金黄色的头发稍微有点儿长，耷拉在油光锃亮的额头上，要不是抹了太多的啫喱，估计它们会直挺挺地竖起来。他浑身湿透了，也许是雨水，也许是汗水，我真的不知道。
他刚刚从湖边晨跑回来，从头到脚一身耐克，戴着一块价格不菲的能记录距离和步数的手表。他的衣服搭配相当完美，夹克上黄绿色的色带呼应着鞋上的同色彩条。
他是那种可以被称作都市型男的人，但是克里斯觉得远不止这些。“早上好，格雷汉姆，”我说，“跑得怎么样？”
他斜靠在小麦色墙壁的白色护墙板上，狂饮一大口水之后说：“好得难以置信。”他的脸上荡漾着兴奋，这让佐伊感到难为情，她低头盯着自己的鞋，用鞋尖踢另一只鞋上看不见的泥点。
格雷汉姆是个孤儿，大概三十来岁。之所以住在这栋公寓里，是因为很多很多年前，他母亲在临死前把隔壁的单元赠送给了他。他理所当然地继承了妈妈的遗产，一下子就腰缠万贯了。但是，他一点儿一点儿地把钱挥霍在了名表、名酒和奢华的家居用品上。
格雷汉姆本来计划在母亲去世后把房子卖掉，结果自己却搬了进来。搬家公司搬走他母亲所有的遗物和混搭的物品，摆上他那些追赶潮流的家具。那些东西如此奢华时尚，好像全部出自“触手可及设计3公司” ：笔直的线条、利落的拐角和中性的色彩。他是一个简约主义者，要不是零七碎八地扔在地板上的床单和复印纸，这间公寓还算简洁。“同性恋，”我们第一次参观完他的房间之后克里斯这样说，“他是同性恋。”让克里斯大开眼界的不仅仅是房间的摆设，还有衣橱里琳琅满目的衣服，比我的还多。他故意敞开着柜门让我们看到。“记住我的话。走着瞧。”
但是，总有女人频繁来访。那些绝色美人连我都看得目瞪口呆：漂过的金发、夸张的蓝眼睛和芭比娃娃一样的身材。
格雷汉姆是在佐伊蹒跚学步的时候搬过来的。佐伊像果蝇追随熟透的香蕉一样围着他转。他是一名自由撰稿人，时常待在家里，要么两眼发直地盯着电脑，要么喝下过量的咖啡，然后进行自我否定。他不止一次地在佐伊生病而我和克里斯又无暇顾及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他热情地招呼佐伊坐在植绒沙发上，两个人一起看卡通片。当你需要一杯奶油、一块防静电布，或者找人帮忙挡一下门的时候，他总是乐于跑腿。他是写说明文的高手，经常在我和克里斯爱莫能助的时候辅导佐伊的英文作业。他是烹制火鸡的专家，我也学过，但是我在招待亲戚的感恩节晚餐上只能完成不到四分之三的步骤。
总之，格雷汉姆是个不错的朋友。“你们两个应该加入我。”他说的是跑步的事。看见他腰上挂着一排水瓶，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去为妙。“我如果去了，你会难受的。”我说。我看着他揉搓佐伊的头发，佐伊脸红了，不过这次玫瑰色的红晕和格雷汉姆的性别无关。“你呢？”他问佐伊，佐伊耸耸肩。十二岁有十二岁的好处，耸耸肩或者一个羞涩的微笑都可以帮她解脱。“考虑一下。”他说着又飞递出一个谄媚的笑容，他的牙齿洁白无瑕，像学校里行为端正的孩子一样整齐地排成行。佐伊像躲避瘟疫一样回避他新刮过的脸和低垂的双眼。不是不喜欢他，恰恰是因为喜欢。
我们和他道别，钻进雨里。
我陪佐伊走到学校，然后去上班。佐伊在我们附近的学校上学，学校紧挨着一座气派的拜占庭教堂，灰色的砖墙、厚重的木门、神圣的圆顶直达天际。教堂的装饰极尽华丽，接连不断的金色壁画、彩绘的玻璃窗，还有大理石圣坛。学校隐身在教堂后面，中规中矩的砖房和一个操场，大批穿着同样的格子校服的孩子套着五颜六色的雨衣。书包压在他们幼小的身体上显得过于沉重。佐伊不情愿地说了声再见，从我身边逃走。我站在路边看着她和其他七年级的同学会合，注视着他们匆匆忙忙地穿过积水的马路，走向干爽的教室。我躲闪着小家伙们，他们贴在父母的大腿上，哀求着说他们不想去。
我一直看着她进去了才走，我要去富勒顿车站。走着走着，雨突然间变得急促，竟然变成冰雹砸下来。我情不自禁地跑起来，慌不择路地踩进一个一个水坑里，脏水飞溅到我的腿上。
女孩和婴儿闯入我的脑海，我想，她们是不是也在外面的某个地方经受着骤雨的袭击？
我刷卡进站，然后急匆匆地迈上湿滑的楼梯。我想知道是否能看见她们。我很欣慰，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婴儿和她的母亲不在站台上。但是，我的脑子又开始胡思乱想：她们在哪儿？更重要的是她们安全吗？她们被淋湿了吗？她们冷吗？这就是所谓的自寻烦恼吧。我焦急地等待列车进站。车一来我就蹿上去，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车窗外面，期盼着也许她们在某一秒钟出现：军绿色的外套、系带靴子、破旧的皮箱，还有湿乎乎的粉毛毯、露在外面的婴儿乳白的小脑袋、柔软纤细的绒毛和咧开嘴没有牙齿的微笑。
今天，有一队三年级的学生到我们的识字中心参观学习。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们给学生朗读诗歌，然后让他们自己写诗，并且在小组间分享互评，这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到中心来的学生大部分来自社会底层，居住在美国黑人或拉丁美洲人的社区里，在家里讲英语以外的其他语种，西班牙语、波兰语或中文。
这些学生中，很多父母同时工作，如果他们拥有双亲的话；很多孩子是单亲；很多孩子挎着钥匙，独自度过下午和晚上的时间。他们不被重视，因为有更紧迫的事情需要关注，准确地说是食物和安身之地。整个上午，我们不只教他们识字，还培养他们对十四行诗和俳句的兴趣。他们刚刚走进中心大门的时候，疑虑重重（他们轻声抱怨着领到手的任务），几个小时之后，经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和我的同事们一心一意的帮助，他们带着十足的信心离开。
他们一走，女孩和婴儿重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午饭的时候，大雨平静地变成蒙蒙细雨。我穿上雨衣，直奔图书馆去取我借的书，路上我狂吃了几根营养麦棒，代替午餐。我真心地喜欢图书馆，喜欢它洒满阳光的中庭（虽然今天没有），喜欢它奇形怪状的花岗岩滴水嘴，还有数百万的书籍。我喜欢图书馆里的静谧，引领我走近知识，走近法语，走近中世纪历史，走近水利工程和神话传说。阅读书籍是最基本的学习形式，它是通向现代技术的捷径。
一个流浪的女人靠在红砖墙上乞讨，我停下来在她的手里放下几美元。她向我表示感谢，但是嘟嘟囔囔的说什么我听不懂。她冲我笑笑，我看见她的牙齿所剩无几，剩下的都已经变黑，我猜是服用中枢神经兴奋剂造成的。她戴着一顶薄薄的黑色帽子，也许由此获得了些许温暖。
我查到我的书在七层的预留书架上，为了避开保安、小学生参观团、闲逛的流浪汉和女人们在图书馆里过分吵闹的聊天声，我选择坐扶梯。图书馆里温暖宁静，对所有人敞开胸怀。我拐进文学书走廊，想找几本最新的《纽约时报》畅销书。
就在那里，我看见了她们，女孩和她的孩子。她盘腿坐在地板上，婴儿横在她的腿上，她抬高一只膝盖托着孩子的头。皮箱在她的旁边。女孩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她从军绿色的外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塞进乖巧的婴儿嘴里，然后从最下面的书架上拿出一本书。我蹭到最近的架子旁，抽出一本科幻惊悚小说，随手翻到第47页。我听见她温柔地读起《清秀佳人》，我看见她的手抚摸着婴儿的脚心。
婴儿安稳恬静。我隔着铁架子偷偷地观察：她不停地吸吮，直至瓶底只剩下残余的气泡，但是她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慢慢地、慢慢地合在一起，她的身体下沉，随之进入梦乡，除了偶尔无意识地扭动一两下以外，相当平静。她的妈妈还在念，还在用拇指和食指爱抚着她的小脚，而我在窥视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间最私密的交流。
突然一个图书管理员走过来问：“需要我帮忙吗？”我攥着那本科幻惊悚小说跳起来，心生内疚，有些狼狈。我的外衣还在滴水。管理员微笑着，温和且友善。“不用。”我立即轻声回答，生怕吵醒婴儿。我压低嗓音说：“我已经找到了。”然后，迅速地找到扶梯下楼，去登记新找到的这本书。
回家的路上，我在音像店租了一个我和佐伊看的女性电影，买了一盒无脂的微波炉爆米花。克里斯经常出差。这位“这一分钟在这儿，下一分钟在那儿”的父亲给年幼的佐伊造成了负面影响。他旅行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爸爸在家时不能做的乐事：通宵看电影、和朋友在外过夜、编故事，故事里克里斯是时空旅行家（更有趣），而不是投资银行的旅行家（无聊）。
我坐电梯到了我们这一栋老楼的五层。进家以后，我发现屋里一片漆黑，静得吓人。通常，迎接我的是佐伊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但是，今晚出奇地安静。我打开客厅的灯，呼唤佐伊。接着我去敲她卧室的门。门缝里渗出灯光，可是没有回应。我推门进去。
佐伊还穿着格子校服，最近很少见她这样。四肢伸开，躺在硬木地板的乳白色长绒地毯上。她总是一进门就扒掉校服，换上一件有图案的、带亮片的或者有钻钉的衣服。我看到她睡着了，松了一口气。我望着她，她搂着黄色笔记本这样松懈地躺在地上，仿佛突然间不堪重负倒下的样子。她裹着毛毯，枕着一个写着“拥抱和亲吻”的抱枕。加热器的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那是佐伊多次抱怨卧室太冷之后，克里斯买回来的。这屋子像个烤箱，躺在两脚开外的佐伊正在被蒸熟。她双颊通红；毯子没着真是个奇迹。我关掉加热器，屋子还要几个小时才能凉下来。
抓住这个机会，我开始巡视她的房间，如果她没睡着肯定会大喊大叫的。整座公寓里到处是裸露的砖墙，克里斯分析这是佐伊的房间特别冷的原因；带天蓬的床上铺着拼布床单，没有整理过；校园偶像的明星照和热带天堂专辑的海报贴了满墙；她的双肩背书包在地上，东西满得溢出来，上学前我塞到她手里的课后零食原封不动地待在那儿；同学间传递信息的纸团散落在地上；两只猫趴在她旁边，分享这过度的热量。
我用手指理顺她的长发，轻声地唤她，一声、两声。她腾地一下坐起来，眼睛睁得老大，犹如做错事，或者做坏事被当场抓到一样。她跳起来，猫也跟着蹿起来，她把毯子扔到床上。“我累了。”她解释着，然后她的眼睛飞速地扫过房间，想要知道我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出格的东西。快到七点了，太阳已经西沉。克里斯，很可能正在旧金山某家奢侈的餐馆，一边注视着对面的卡西迪·克努森，一边享用奢靡的晚餐。我自己设计着剧情。“我很高兴你睡了一会儿，”我看着她脸上的压痕和她疲惫的棕色眼睛说，“今天怎么样？”“不错。”她说着从地上抄起黄色的笔记本，攥紧，就像小狐猴紧紧抓着妈妈一样。“彼得斯夫人回来了吗？”“没有。”“她一定病得很重，”我说。流感大有在年底暴发的趋势。“还是那个代课老师吗？碎嘴？”
佐伊点头：“对的，是碎嘴。”“我们马上吃晚饭。”我对佐伊说。但是她出乎我意料地说：“我吃过了。”“噢？”“我饿了。放学以后，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好吧，”我说，“你吃了什么？”“奶酪三明治，”她说，然后补充道，“还有一个苹果。”“好。”
我意识到我还穿着雨衣、雨鞋，背着包。我兴奋地把手伸进包里，掏出光碟和爆米花。“今晚想看电影吗？”我问，“只有你和我。”
她没出声，她的表情很冷淡，既没有愉快的微笑，也没有我脸上那种傻傻的笑。我在她说“不”之前早有预感。“因为……”她开始了，“明天有考试，考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
我把光碟扔回包里。这个理由足够了。“那么我帮你复习。”我建议道。“不用了，我做了复习卡。”她展示给我看。
我努力让自己不要太敏感，因为我知道我也有过十二岁——也许十六岁，或者十七岁——宁愿看牙医也不愿意和我妈妈去逛街。
我点点头：“好。”我说着走出去。然后，她像小老鼠似的在我身后轻手轻脚地关上门，并且锁上。
3 创始人是福布斯（Rob Forbes），通过展示一系列自己拍摄的照片来给大家讲解他的观看之道。克里斯
我们坐在酒店的房间里：亨利、汤姆、卡西迪和我。这是我的房间。电视上放着一盒吃了一半的意大利辣香肠比萨（有肉哦！），随处可见打开的苏打水。亨利在厕所，我想他在上大号，因为他在里面很久了。汤姆躲在角落里打电话，一根手指堵着耳朵避开干扰。我的床上铺满了饼形图和柱形图。桌子上、地上，到处是脏纸盘子。卡西迪的盘子放在茶几上，里面整齐地码放着一堆被拣出来的香肠，旁边有一罐无糖苏打水。我捏了一粒扔进嘴里，她看着我，我耸耸肩说：“怎么了？海蒂最近在吃素。我快营养不良了。”“纽约牛排没解馋？”她笑着问。明快的笑容。卡西迪·克努森，快三十岁了，刚刚读完MBA，和我们共事近十个月。她不是那种把“受托人”和“套期保值”一类听起来特别酷的词挂在嘴边的书呆子，而是一个超级天才。“如果我老婆在这儿，我就把她带来了。”
她穿着铅笔裙和两寸多高的高跟鞋，坐在我的床边。她这种身材的女人不需要这么高的高跟鞋，这样显得招摇。她用手捋着顺滑的香槟色波波头对我说：“对极了。”
酒店的厚窗帘敞开着。窗外，旧金山的夜晚一片灯火通明。我恰巧能看见坐落于加利福尼亚大街555号的环美金字塔中心和旧金山湾。现在已经九点多了。隔壁房间的电视音量很大，棒球热身赛隔墙可闻。我从她的盘子里又捏了一粒香肠，听见“巨人队又得一分，现在3比2”。
亨利带着臭味从厕所出来，我们都屏住呼吸。“克里斯，”他伸手递给我他的电话。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洗过手了。我怀疑他上厕所的时候一直在打电话。他不是个讲究人。老实讲，他从厕所走出来的时候裤链没拉上，我本来想告诉他，但是他臭气熏天阻止了我。“亚伦·斯温德勒要和你通话。”我从他的手里接过电话，看着他抓起一角比萨，顿时食欲全无。
我的潜在客户里只有一个斯温德勒。我在这个拥挤的房子里找到一个私密的角落，拿出我最专业的营销语调说道：“斯温德勒先生，巨人队打得怎么样？”其实从隔壁传过来的倒彩声中我就知道，巨人队已经无力回天。
我并不是从小立志要做投资银行家的。六岁的时候，我有各种各样的远大理想：宇航员、职业棒球员、理发师（那时感觉理发像给头发做手术一样高深）。随着年龄的增长，理想和职业的关系越来越远，和收入的关联越来越近。我期望在富人生活的湖滨区拥有一间豪华的顶层公寓、一辆名牌跑车和人们仰视的目光。我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律师、医生和飞行员，但是我对他们都不感兴趣。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对钱的强烈渴望促使我选择了金融专业，因为我觉得那才是正确的选择，和一群娇生惯养的毛孩子坐在一间教室里谈论着钱钱钱，还是钱。
回过头去想一想，当年海蒂让我一见钟情的原因，就是她不像我身边那些人一样眼里只有钱。她的眼里装着穷人，她用“没有”代替了“拥有”，而我只关心“拥有”。谁拥有最多的钱？我怎么拥有更多的钱？
亚伦·斯温德勒一直在东拉西扯，我听见自己的手机响起来，它在房间的另一边，放在卡西迪旁边的条纹围巾上。四十岁的亨利是个单身贵族，正肆无忌惮地盯着她穿着透明丝袜的大腿。我正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一个不能错过的电话，所以我示意卡西迪帮我接听电话，然后我听见她唱歌似的说道：“嗨，海蒂。”
我沮丧至极，像一只活动结束后的热气球。该死！我对卡西迪竖起食指——等一会儿——但是亚伦·斯温德勒没完没了地唠叨那些可恶的闲事，我只能竖起耳朵听卡西迪和我老婆之间拖拖拉拉的对话，飞旧金山的航班、在昂贵的牛排餐厅吃的晚饭，还有恼人的天气。
准确地说，海蒂和卡西迪见过三次。我知道是因为每次她们见过之后，所有到场的人都对我置之不理，好像是我把她招进了我的团队，应该对她的美貌负有责任似的。她们第一次见面是去年夏天公司在植物园郊游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在海蒂面前提起过卡西迪。那时，她才和我们一起工作了六周，那样做既没必要，也不够明智。当卡西迪穿着长长的抹胸连衣裙气定神闲地向我们走来。在32摄氏度高温的天气里，我们躲在枫树的树荫下汗流浃背，无精打采。我看见海蒂穿着牛仔裙和衬衫正挥汗如雨地问路。我看见自信在一点点熔化。“她是谁？” 当完成“很高兴见到你们”的问候，看着卡西迪离开去搅和另一对幸福的夫妇之后，海蒂收起虚伪的微笑，问道，“秘书？”
我不知道海蒂这话是什么意思，如果卡西迪·克努森是我的秘书是更好还是更糟？
后来回到家，我看见海蒂用小镊子拔掉了几根并不显眼的白发。没过多久，梳妆台上摆满了抗皱和防衰老的美容产品。
我把电话塞给亨利的时候不忘特意说了一句：“给你，亨利。”语气坚定，以便家里的海蒂知道我不是和卡西迪单独相处，然后，我拿着自己的电话快步走到走廊。海蒂是个美丽的女人，千万不要误解我，她是极好的。没有人会猜到卡西迪和我的妻子相差了足足十岁。
然而，海蒂知道。“嘿。”我说。“怎么回事？”她问。我想象着她在家里的样子：在床上，穿着睡衣，红色法兰绒那件，或者是佐伊在她生日时送的带圆点的那件；卧室的电视被调到新闻频道，笔记本电脑支在腿上；头发松松垮垮地盘在头上——不挡眼睛——她上网搜集达拉维贫民区或者世界各地贫困地区的资料。谁知道。也许，我不在家的时候，她会看点情啊爱啊之类的东西。我驱赶着这种念头。这不是海蒂，海蒂是有品位的人。也许，她在查素肉汤的做法，或者是找猫食？猫砂？“什么？”我一时无以应对，好像我走神了。走廊里贴着全世界最烂的壁纸，红色的几何图形让我头疼。“卡西迪接了你的电话。”“哦，”我说，“是。”我告诉她我在和亚伦·斯温德勒通电话，然后迅速地转换话题，脱口而出地问起闯入我脑海的第一件事：“回家的时候还下雨吗？”再也没有比谈论天气更安全的话题了。“下雨，一整天都在下。”“这么晚了你在干什么呡？”我问。家里应该已经十一点儿多了。“我睡不着。”她说。“因为你想我了。”我启发她，其实我们都知道不是这么回事。从我们约会开始，我不在的时间总比我在的时间多。她习惯了我的缺席。“距离产生美。”每次我问她是否想我的时候她总是这么回答。我猜她是喜欢一个人独占整张床。她总是趴着睡——抢被子——尤其喜欢斜趴在床上。我们的婚姻生活，对我而言，更像住酒店。“当然，”她说，接着不出所料地说，“距离产生美。”“这句话是谁说的？”我问。“不知道。”我听见她敲击键盘的声音——咔嗒，咔嗒，咔嗒，“进展怎么样？”“还行，”我回答，希望她能停下来。
可是她没有。“仅仅还行？”她试探着。于是我不得不讲述航班因雨延误的消息引发的骚乱和一杯泼洒出来的橙汁；跟客户在渔人码头的午餐，以及不喜欢亚伦·斯温德勒的理由。
但当我问起她一天的生活时，她却谈起佐伊。“她变得怪怪的。”她说。
我轻声一笑。我顺着有几何图案的红色壁纸滑下去，坐在地板上。“她已经十二岁了，海蒂。”我说，“她可以有点儿怪怪的了。”“她睡午觉了。”“因为她累了。”我说。“她十二岁了，克里斯。十二岁的孩子不爱睡午觉。”“她也许病了。流感，你知道，”我说，“到处都是。”“也许吧，”她说，但是又说，“她看起来不像生病。”“我不知道，海蒂。我已经过十二岁很久了。而且，我是男人，我不清楚。也许是快速生长期，也许是青春期。也许就是没睡好。”
我几乎听到海蒂的下巴掉到地上的声音。“你认为佐伊到了青春期？”她问。按照她的想法，佐伊应该一辈子兜着尿布，穿着连脚裤。她没容我回答，就坚定地说：“没有，还没有，她还没来过月经。”
我感到局促不安。我讨厌这个词。“月经”“经期”“经血”，想到我的女儿使用卫生巾——或者我必须听这种事——我就心慌意乱。“和詹妮弗聊聊，”我建议，“问问詹妮弗，是不是泰勒也有……月经”我挣扎着说出那个词。我了解女人，一点点友情足以化解所有事情。如果泰勒也到了青春期，海蒂和詹妮弗就可以互相打电话或者发短信讨论一下阴毛和少女胸罩的事，然后一切都迎刃而解。“我会的 ，”她果断地说，“这个主意不错。我要问问詹妮弗。”她的语气平缓，这段时间以来，这个担忧一直折磨着她。我设想着她关上电脑，把电脑放在我的位置上以此当作夜晚可以依偎的密友。“克里斯。”她说。“哦？”
她犹豫不决：“没事。”“怎么了？”我又问了一遍。一对夫妇手挽手地走进大厅，我把腿缩回来给他们让路。那个女人用非常夸张的语气说：“不好意思，先生。”我点头回敬她。他们到了六十五岁肯定也会手拉手的。我的目光追随着他们配套的斜布裤子和春装外套，想起我和海蒂很少拉手。我们仿佛是车子上的轮胎，协调却永远分开。“没事。”“确定吗？”“嗯，”她说，“等你回来我们再谈吧。”她第一次表示累了。她的声音很疲惫。我仿佛看见她缩进被子里，越裹越紧，即使在冷得要死的冬天，闷热的羽绒被也让我大汗淋漓。我似乎看见卧室的灯灭了，电视关了，海蒂的眼镜在床边的茶几上，一切都一如既往。
我的脑海闪过一幅画面，像出膛的炮弹一样突如其来，我忙不迭地轰赶它：亚伦·斯温德勒睡觉的时候穿什么？“好吧。”我说。有人在敲门，他们在找我。我站起来，同时告诉海蒂我必须挂电话了，她说没问题，我们互道晚安。我告诉她我爱她，她也像往常一样说她也爱我，虽然我们都知道心口不一。这就是我们。
我回到房间的时候，偷窥了卡西迪的铅笔裙和两寸多高的高跟鞋，她还坐在我的床边，我情不自禁地想：丝滑的绸缎，还是皱褶的短袍？海 蒂
我醒来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卡西迪·克努森，我是不是昨晚梦见她了？还是昨晚我们尴尬的交谈之后，她来了，就站在那儿，在晨曦里？她接克里斯电话的声音一遍遍地在我耳边回荡，那个活泼的声音“嗨，海蒂”就像在黑板上钉钉子一样尖锐、刺耳，令人愤怒。
上班的路上，我克制自己不去想女孩和她的孩子，但是谈何容易。在火车上，我尽最大的努力强迫自己专注在借来的那本科幻惊悚小说上，而不是眼巴巴地对着脏车窗，期待着军绿色外套的出现。中午，我约了一个同事共进午餐，没有去图书馆。尽管我特别想去，我想到文学通道里去寻找她。我担心她和她的孩子，不知道她们睡在哪里，吃了什么。我冥思苦想如何帮助她们，是像对待游荡在图书馆旁边的那个黑牙老妇一样给她钱，还是介绍她去一家城里的妇女收容所呢？就这样，我决定了，我要找到她们，然后送她去凯兹路的收容所，她们在那里才是安全的。只有这样，我才能不去想她们。
我准备忙里偷闲把这件事情搞定——结束和同事的午餐——这时电话响起来，是我亲爱的朋友詹妮弗打来的回电。我和同事告别，回自己的办公室。接通电话的时候，我暂时把女孩和婴儿抛到了脑后。“你拯救了我。”我说着“扑通”一声跌坐在椅子上，又硬又凉，一点儿也不符合人体学的设计。“怎么说？”詹妮弗催促着。“厌世嫉俗。”我用法语回答。“你能说英语吗？”“厌世。”我说。
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镜框，里面装着詹妮弗、泰勒、佐伊和我的合影。照片上的她们笑得阳光灿烂，双眼炯炯有神。那是四年前姑娘们八岁的时候，我们在路边的照相亭拍的。那时她们还能接受和妈妈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她们分别坐在我们的腿上，泰勒的眼睛很大但是带着哀怨，微笑的时候有一点儿撇嘴，佐伊在她旁边；我和詹妮弗的头紧紧贴在一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都在照片里。
詹妮弗离婚多年。我没见过她的前夫，不过从她的描述中得知那个男人冥顽不化、脾气暴躁、情绪不稳定，所以他们争吵不断，詹妮弗总要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他的前夫死赖在床上不走）。“泰勒还没到青春期，是不是？”我直言不讳地问她。有知己是件幸福的事。不需要措辞，不需要提炼，怎么想就怎么说。“你什么意思？是指月经吗？”“对。”“还没有，谢天谢地。”她回答，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然而，我爱钻牛角尖的弱点又一次暴露出来，接着问道：“你认为她们是不是该到了？”我在不同的网站查到月经可能提早到八岁，最迟在十三岁，但是同时也查出月经通常比胸部发育晚两年左右。佐伊，十二岁了，胸部还像煎饼一样平展。“她们没有滞后于时间表或者其他什么问题吧，是吧？”
詹妮弗听出了我的焦虑。她是社区医院的营养师。我所有关于医学的问题全都找她解决，就跟她工作的医院授予了她一个免费医疗学位似的。“这不是大事，海蒂。她们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成熟的，没有什么时间表。”她安慰我，然后提醒我说我无法控制佐伊的青春期。“我知道你肯定会做，”接着她刺激我，“因为你一直在做。”只有最好的朋友才有这么直白的表达。我笑出声，我知道她说得对。
然后，我们的话题转到春季足球赛。我们讨论姑娘们对艳粉色队服的看法，纠结“幸运符”是否适合做十二岁女生的队名，还有女孩们对教练的迷恋。教练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男孩，他没把球队命名4为洛约拉 。所有的妈妈都觉得山姆教练好得不得了。我和詹妮弗滔滔不绝地聊着他茂密的棕色头发、漆黑迷幻的双眼、足球运动员练就的力量和敏捷，还有小腿上的肌肉，好像我们从来没见过似的——佐伊青春期的苗头、女孩、婴儿统统被挤出局。我们又聊起男孩，青春期前的男孩，比如奥斯丁·贝尔，所有女孩的偶像。佐伊和泰勒也不例外。詹妮弗诚实地说起泰勒的笔记本上有奥斯丁·贝尔夫人潦草5的签名，而我则想起佐伊苍白的胳膊上粉色的纹身Austin，i 的上方覆盖着一颗心。“我那个时候喜欢布莱恩·拜彻尔，”我坦白地说，我记得他的头发优雅地竖在头上，眼睛一只是蓝色的，一只是绿色的。他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转学到我们中学，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敬佩的事，再加上他会跳舞，无论是简单的摇摆舞，还是煽情的，或是奔放的，他都能跳起来。总之，他是所有男孩嫉妒的对象，所有女孩崇拜的偶像。
我记得当年邀请他作为我的第一个男伴参加聚会，可是他拒绝了。
我想了想佐伊，又想了想泰勒。也许，我们的孩子根本没什么特殊。
有人敲门。我抬起头，是我们优秀的前台接待达纳，她示意我去给一个二十三岁的妇女上辅导课。她最近刚刚获得夹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南亚小国不丹国的庇护。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尼泊尔附近的难民营度过，住在搭在泥地上的竹棚里，依靠配给食物生存。她父亲自杀以后，她到美国寻求庇护。
我捂住电话，低声告诉达纳我马上过去。“工作了。”我对詹妮弗说，然后我们再次确认今晚佐伊去她家和泰勒一起睡。今早，佐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欣喜若狂，她甚至在跑进学校之前才想起来和我说再见。
一天浑浑噩噩，时间慢悠悠的让人难以忍受。外面的雨也变得轻飘飘的，天际线还是灰蒙蒙的，臃肿的云层吞没了摩天大厦的高顶。终于到五点钟，我和同事告别后乘电梯下楼。我几乎没有在五点下过班，但是在这样一个晚上——佐伊出去过夜、克里斯的飞机晚点要到十点才能回来——我要享受一个人在公寓的时光，这样简单的幸福是可遇不可求的。我盼望着能够穿着温暖舒服的睡衣惬意地躺在沙发里，独自一人看一场言情片，还能一边看一边吃掉整袋的爆米花，自始至终只有我一个人（没准，还要加一勺巧克力薄荷冰激凌！）。
头顶的积云开始变薄，太阳艰难地在云缝间完成了美丽的谢幕。空气凉飕飕的，不到4摄氏度，起风了。我戴上皮手套，用围巾裹住头，和晚高峰的人群一起奔向“Ｌ”站台。我挤进拥挤的车厢，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和其他人贴在一起。列车随着高低起伏的轨道咔嚓咔嚓地蜿蜒前行。
我在富勒顿站下车，小心翼翼地走下湿滑的台阶。我旁边的一个家伙点着一根烟，空气中顿时充斥着烟草的气味，这股气味停留在我的记忆里，勾起了我的乡愁。小的时候，我和家人住在克拉夫兰郊外一座20世纪70年代殖民地的房子里，我妈妈最喜欢它贴着海绵的彩色墙壁。我爸爸抽红色万宝路，每天半盒。他在车库里抽烟，从来不在房间里，因为妈妈不允许。他的毛孔里、衣服上、头发里、双手上都散发着烟草的芳香。车库里烟味聚集不散，妈妈总是抱怨烟味从厚重的金属门里渗出来，飘进了那洁白无瑕的厨房——白色的橱柜、白色的灶台、白色的冰箱和一张敦实的餐桌。早上，爸爸起床后，一定会在五分钟之内端着咖啡、拿着红色万宝路溜进车库。他回来的时候，我应该坐在餐桌旁吃可可泡芙，他肯定看着我、带着最迷人的微笑（我知道妈妈嫁给爸爸是抓住了一个好人）告诉我永远不要吸烟，他常说：“一定不要抽烟，海蒂。永远不要。”然后，他洗手，和我坐在一起吃可可泡芙。
下楼梯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爸爸，手情不自禁地摸着挂在脖子上的金色婚戒。手指抚摸着戒指内圈上的刻字：永远的开始。
有那么一刹那，我几乎看见他了，在那儿，在拥挤的人群中，爸爸穿着工装，一手插兜，一手夹着红色万宝路，笑呵呵地看着我。他的裤子上挂着一把锤子，头上戴着棒球帽，上面印着“克利夫兰印第安人”。他总是顶着一头乱蓬蓬的棕色头发，被妈妈催促才去修理一下。“爸爸。”我差一点儿喊出来，但是他消失了，和来时一样让人猝不及防。我晃晃脑袋，清醒了。这一切都不可能。
也许，有可能？
当然不可能，我确定。
于是，我在这熟悉的致癌的气味中深深地吸气，感受它又不想闻到它。突然我听见婴儿的号啕大哭。我的脚刚刚迈上人行横道就被那个声音勾住了脖子，我本能地四处张望，寻找声音的来处。
我看见她在那里，坐在高架桥的下面，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她坐在冰凉潮湿的水泥地上，后背贴着砖墙，身旁是报摊和恶臭的垃圾桶，脚边是深陷的水坑。她摇晃着怀里的婴儿，孩子哭闹不止。她的动作有些急躁，一个伤心欲绝的孩子让母亲有瞬间的疯狂之举。佐伊小时候很爱哭，无休无止地哭闹。我可以想象出女孩眼里的心灰意冷和无力抵挡的心力交瘁；但我不能想象她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春日里出现在黄昏的街头；我无法想象她绝望地向行人伸出湿漉漉的咖啡杯（很可能来自旁边的垃圾桶）乞讨，路人瞥一眼，把零钱扔进她的杯子。二十五美分、一小把硬币，似乎每一分零钱都能拯救这个女孩的命运。有那么一会儿，我感觉无法呼吸。这个女孩就是个孩子，她的孩子还是个婴儿。没有人应该遭受这样的命运，身无分文、无家可归，尤其是一个孩子。我的脑子里迅速浮现出婴儿用品和尿片的巨大开销，我知道如果她买了尿片就绝没有钱留给自己、留给食物、留给住所、留给带着艳丽金色雏菊的雨伞。
我差点儿被从“L”线涌来的人群撞倒。我慌忙闪到一边，避开那些有月薪、赶着回到温暖干爽的家里去做饭吃饭的人。我走不动。我的脚被钉在人行道上，我的心跳加速。婴儿号啕大哭，撕心裂肺、惨不忍闻，完全失去控制。这牵扯着我的神经。我注视着女孩，注视着她歇斯底里的晃动，听见她伸出杯子时有气无力地挤出几个字：“求求你，帮帮忙。”
她在请求，我对自己说。她在请求帮助。
无动于衷的人们继续赶路，冷漠地往她的杯子里扔零钱。那些零钱即使不在这里，也有可能毫无用处地躺在洗车房、柜台或者书架的粉色陶瓷小猪里。
走近她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在颤抖。她抬起头，我们四目相视，可是她随即避开，反而递上手里的杯子。她的眼睛暗淡无神，透着疲惫和悲伤。面对那双眼睛，我有瞬间的迟疑，几乎要停下脚步。冰冷的蓝色，矢车菊般的蓝色，浮肿的眼皮上画着浓浓的眼线，太粗太深。我想逃离。我计划在她的杯子里放下二十美元以后继续走自己的路。二十美元远比一把零钱更货真价实。如果节省地花，二十美元足够她吃一周。我在迟疑的时候这样劝慰着自己。但是，我猛地意识到她很可能会先给婴儿买美赞臣奶粉，而不会满足自己。她瘦得像根麻秆、皮包骨头，佐伊和她比起来像颗菜豆。“我帮你买份晚饭吧。”我唐突地说，但是我的声音轻飘飘的，有些抖，几乎被淹没在城市的喧嚣中：出租车对着富勒顿站台来来往往乱穿马路的行人大肆鸣笛；头顶上方，紧随广播声“乘客们请注意，从卢普区开来的列车即将进站”，棕线列车冲进站台；婴儿啼哭；行来走去的人，对着手机高谈阔论或者笑声朗朗；夜幕降临，被人们淡忘的雷声滚滚而来。“不用，谢谢。”她回答，语气里带着一丝哀怨。对她而言，扔下钱然后转身离开更容易接受。也许，此刻是这样的，但是当她被饥饿掏空、在婴儿的号哭中崩溃的时候就不一定了。她站起来，提起箱子，左右晃动怀里的婴儿。“这样，”我脱口而出，我知道她准备逃走，“有时候可以让他们趴着，像这样。”我用手比画着。“可以缓解肚子疼。”她看着我的手从竖直到水平的变化，点点头。我进一步补充道：“我也是妈妈。”她上下打量我，想知道我为什么不走开，像其他人那样，扔下零钱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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