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论丛(2017年第1辑/总第15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吉林大学珠海学院,付景川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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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论丛(2017年第1辑/总第15辑)试读：

理论前沿

亚太再平衡与世界再平衡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亚洲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与作用的凸显，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美国加强了对其亚太政策的考量，并最终定格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以下称“再平衡”战略）上。一 “再平衡”战略的提出“再平衡”战略的明确提出，是在2012年6月3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香格里拉对话会闭幕式上，由美国前任国防部部长帕内塔向国际社会宣称。但这并不是奥巴马政府的首创。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号称亚洲“四小龙”或“七小龙”的一系列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现，世界把目光开始转向亚洲，西方国家纷纷调整其亚洲政策。早已深入美欧的日本提出“脱美返亚”“脱欧返亚”，欧盟国家则要进入亚洲，美国也对其亚洲政策重新进行考量，提出要重返亚洲。尽管那时的重返亚洲政策并不像现在这样清晰明确和有力度，但几届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实施了这一政策。“9·11”事件的出现，改变了美国的政策轨迹，使美国不得不把清除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并为此进行了为期十年的两场战争，直到奥巴马政府成立。

2009年1月，奥巴马入主白宫，开始加大政策调整的力度，高调返亚，大有弥补以往政府政策偏误的架势。先是时任国务卿希拉里首次正式出访便前往亚洲，并在曼谷机场高调宣称：美国回来了。她告诉亚洲国家，美国不再专注于伊拉克与阿富汗两场战争，而是要扩大并强化与亚洲国家的伙伴关系。2011年10月，希拉里还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1月号上发表文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反复强调，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太平洋世纪必定是“美国世纪”。

2011年秋天，奥巴马政府发布了一系列声明，宣称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其在亚太地区原来已经具有的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美国将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影响亚太地区“规范和规则”的发展。

2011年11月，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讲时宣称，美国是“太平洋大国”，将留驻亚太。他说：“作为总统，我做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战略决定——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将在塑造该地区及其未来方面发挥更大更持久的作用，坚持核心原则并与我们的盟国和[2]朋友密切合作。”奥巴马还明确宣称：毋庸置疑，21世纪是亚太时代。我们慎重做出决定把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

2012年1月5日，奥巴马在美国国防部“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报告发布会上郑重昭告：美军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将继续为维护全球安全做贡献，但有必要对其关注重点进行再平衡，把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尽管美国要削减国防预算，美军规模也将会缩减，但世界必须知道，美国将维持其武装部队的“军事超强优势”，保持灵活性，准备应对各种紧急事态和威胁。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力量，但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将军事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到2020年，美国60%的战舰要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

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在外交政策上的最大调整，就是加大力度、加快步伐，大肆渲染、极力鼓噪其重返亚洲的战略，并提出了一系列说法。从“美国回来了”，到“重返”亚洲，“转向”亚洲，再到“战略重心东移”，实行“支点战略”，等等。2012年提出“亚太再平衡”，并最终定调在这个说法上。

美国的“再平衡”战略行动既有台前的，也有幕后的。不仅有口头上宣布的，而且也付诸实际行动：对亚太地区加大投入，一系列先进武器装备调往亚洲；明确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扩大日本自卫队对美军的支援范围和力度，强化日美军力的一体化；重申对韩国安全承诺，力争在韩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紧紧拉住韩国，不使韩国接近中国；同菲律宾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并在菲驻军；支持菲律宾、越南将南海问题诉诸国际仲裁，唆使日本向越南提供先进舰船等武器设备；指责中国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和澳大利亚签订驻军协定，搞联合防卫、联合军演，推动澳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此外，还对印度、缅甸、泰国等施加影响，极力拉拢。当时，美国新任防长上任刚满四个月便前往日本、韩国，积极推进、具体落实“再平衡”战略。卡特不仅承诺美国将投资打造新一批远程隐身轰炸机及其他设备，以保障亚太地区的“安全”，更言明美军将把最先进的海空军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以此作为奥巴马政府执政最后一年里增强亚太介入计划的一部分。卡特在一次声明中表示：美军“最新和最具战斗力的武器系统将会首先应用于亚太地区。部署完成[3]后……美国60%的海空军军力将被部署在太平洋-印度洋地区”。卡特还批评中国军费不透明、在南海的行为和黑客活动，这位五角大楼的“值班人”在首次对华公开表态中就摆出强硬姿态，引发“剑指中国”的猜想。日前日本九州大学一名学者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美国防长卡特的亚洲之行，是一次联合盟国的“包围之旅”，目标明显指向中国。美国《华尔街日报》把卡特的亚洲行，称作奥巴马兜售“重返亚太”的最后机会。五角大楼强调，华盛顿正用“全场紧逼”战术推行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特别是，2015年下半年以来，美军舰只不断进入南海，和菲律宾搞联合军演，卡特亲临南海舰只，并访问菲律宾，公开指责中国在南海维护主权的行为，极力搅局南海，实施其“再平衡”战略。二 “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内涵

关于“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内涵，美国政府官员曾经有过一系列的阐释。

2011年10月，希拉里称其工作将遵循六个关键的行动方针：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与新兴大国的工作关系，其中包括中国；参与区域性多边机构；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一种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促进民主和人权。

2012年8月，原任副防长的阿什顿·卡特在一份备忘录中明确阐述：“再平衡必须包括：我们加强该地区安全努力的指导原则；我们的态势、存在和力量结构；联盟和安全伙伴关系；新的能力和技术上[4]的投资；作战概念和战术、技术和程序；我们作战规划的方式。”

2012年11月，美国前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伦阐述了美国“重返”亚洲的五大要素：①加强与亚太地区安全盟友的关系；②强化与新兴力量如印度之间的现有关系；③建立全球与地区机制；④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与建设性的关系；⑤建设地区经济架构。

2013年4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在访华时称：这种再平衡并非表现在行动数量上，而是有三个“更多”：第一是对这个地区投入更多兴趣；第二是在这个地区有更多参与；第三则是高质量的人员以及装备投入。

2013年7月，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表示，“再平衡”战略有三大重点：一是要将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关系现代化并升级；二是积极参与并投资区域组织的活动；三是要同本地区的新兴国家建立更好、更强劲的关系。并列举了奥巴马政府推行“再平衡”战略的具体行动：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泰国和菲律宾五大盟友的关系；加强同亚太地区性组织的联系，积极参与东盟首脑会议及部长级会议、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区域性合作组织的会议；加强同中国等新兴国家的沟通与交流等。

2013年11月，新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发表讲话称，“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石”。其目标是，要强化安全与繁荣、推广民主和促进人的尊严。并再次强调，到2020年把美国60%的军舰部署到西太平洋地区，太平洋司令部将拥有绝大多数最先进的技术力量。

2015年4月，美国新任防长卡特在访问日本和韩国前称，“再平衡”战略将进入“新阶段”，美国推动这一战略“新阶段”的三大手段是：发展高端武器并在亚太部署更多军力；加强与日本等国的盟友关系；扩大在亚太的贸易伙伴。他说，美国将进一步加大亚太地区的海空力量部署。卡特还多次提及TPP。他称，TPP不仅可以加深美国与亚太盟友的合作，并且可以扩大自身的出口，促进经济发展。卡特呼吁国会尽快通过授权，让奥巴马政府达成TPP协议。他预计，未来十年美国出口将因此增长1250亿美元。卡特说，“TPP就如同航母一样重要”。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在“新阶段”中，美国将部署更多的F-22战斗机和B-2、B-52远程轰炸机，增派“宙斯盾”驱逐舰等。此外，美军的电子部队和新式武器也将出现在这一地区。“新阶段”中，美国在发展与现有盟友关系的同时还将继续寻求新的伙伴，特别是在南亚和东南亚。美国宣称以美印关系为例，两国关系是非常具有活力的伙伴关系，两国未来将在海上安全、军事技术等方面扩展合作。

通过美国政府官员的解读、阐发和媒体的报道，以及美国政府推动“再平衡”战略的具体行动，其内涵已基本清晰，主要有以下方面。1.政治内涵

强化同盟，扩大同盟，发展同盟。美国要更深入地加入亚太地区，不仅要全面加强与老盟友、新伙伴的关系，通过双边合作构建军事同盟，掌控亚洲安全局势，还要利用或构建新的经济政治联盟，如东盟、TPP等，积极参与区域内各种多边机构的活动，主导亚洲经济与政治发展。近几年，美国明显拉近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传统盟友的关系，同时也拓展了与印度、新加坡、越南、缅甸以及泰国等国的关系。希拉里还提出了所谓的“向前部署”外交思想，她说，“这意味着继续把我们的各种外交资源——包括我们最高级别的官员、我们的发展专家、我们的跨部门团队和我们的永久资产——分[5]派到亚太地区的每个国家和每个角落。”2.经济内涵

分享亚洲经济发展的红利，把握亚太地区经贸机制安排的主动权。长期以来，美国对其在亚洲提供安全保障要付出巨大代价的状况表示不满，一直想扩展亚洲市场，开拓美国产品的更多出路。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曾提出“出口倍增”计划，力图向亚洲出口更多的产品，以缓解国内就业压力。为此美国批准与韩国的自贸协定；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不包括中国在内的“高质量和具有约束力”的经贸框架，主导亚洲经贸规则制定。多尼伦甚至说，“再平衡”战略的经济内涵，核心就是TPP，“既是经济目标，同时也是战略目标”，它“绝对明确地阐述了美国要在亚太地区长期存在的战略承诺”。3.军事内涵

这是“再平衡”战略的最主要方面。美国政府官员对“再平衡”战略的解释，几乎都包含而且多半都侧重于这方面的内容，一会说到2020年要把60%的战舰部署到亚太地区，一会又说到2020年要把60%的海空力量部署到西太平洋，美国政府声称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要“更广泛、更灵活、更持久”。美国联合韩国和日本，长期对朝鲜保持军事遏制，继而又加强了在东南亚、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向东盟国家极力渲染中国的崛起和威胁，通过培训与演习，提高和增强其与盟友和伙伴国的协同作战能力，同时帮助其盟友和伙伴国增强军事能力。自2011年起，美国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以及关岛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调整和部署，大批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如导弹防御系统、隐形战机、无人侦察机以及濒海战斗舰、核动力潜艇等调往亚洲。进驻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基地的海军陆战队人数增加一倍多。特别是，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军事合作大大加强。2013年以来高层举行安保磋商会晤，加强美军与日本自卫队的防卫合作；2014年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并向日本派驻“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京都府部署第二部X波段雷达，加强情报收集；对日本自卫队加强人员培训和联合演练，还特别突出“夺岛”内容；钓鱼岛问题明显偏袒日本，不仅宣称钓鱼岛的行政权交给了日本，而且宣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其针对中国的企图显而易见。

尽管美国一再表明，“再平衡”战略不是针对谁，特别提到不是针对中国，美国和中国“不是盟友”，但也“不是对手”，并且也提到要加强同中国的合作，但我们看到，其战略目标矛头所指，都是中国。而每当提到中国，又都是作为一个特别的因素单独提出来，显然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三 “再平衡”战略产生的根源“再平衡”战略的提出，有其迫切的现实需要，也有其深远的战略谋划。（一）全球战略的现实需要

自诩为国际社会的领导者，推行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是美国历届政府始终一贯的政策。而“再平衡”战略，正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全球战略在亚太的需要。

早在20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就把中国当成一个调节世界平衡的重要力量，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并认可了当时世界实际存在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后来他又把中国称为“苏醒的巨人”，并预言中国“准备震动世界”。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又把中国和俄罗斯当作15～20年后能够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主要对手。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即使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背景下仍然保持快速增长，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7月，美国的一家民调机构宣称，大多数人相信，中国总有一天会成为世界头号超级大国。这些都使美国领导人十分焦虑和担忧。奥巴马甚至在《国情咨文》中还炮制了新版的“中国威胁论”，他对美国人民警告说，中国的崛起就是美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苏联20世纪50年代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迫使美国奋起直追）。“再平衡”战略就是将亚太地区作为重新聚焦后的中心，以应对中国的崛起。

不仅如此，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力量对比迅速发生变化，亚太地区不仅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也是全球政治的重要驱动力。希拉里看到，这个地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最大的外汇储备、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和日本是世界上GDP排名分列第二、第三的国家，世界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亚太地区。而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重构世界经济政治安全版图，世界政治经济中心正在向亚洲回归。在世界其他力量崛起的同时，美国自身却因国内政治极化保守、经济复苏乏力、就业和债务压力以及财政预算掣肘等，发展势头低迷。经过金融危机后，人们担心美国是否会衰落，甚至有“后美国世界”的声音，这极大地刺激了美国领导人，加剧了其对自身地位的忧虑。

奥巴马政府认为，过去十年，美国打了两场战争（伊拉克、阿富汗），把精力主要放在中东、阿富汗和反恐上，对亚太地区的重视一直不够，总体战略失衡。而如今的亚太已今非昔比，不仅经济上在全球一枝独秀，而且政治上、军事上也是聚焦点。美国必须赶快回来，恢复其独一无二的控制地位，发挥其统领和主导作用。（二）民族私利的迫切要求

希拉里说，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核心。亚洲地区对美国的经济与战略利益至关重要。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后来的欧债危机，更加反衬了亚洲经济的活力。美国之所以要“重返亚洲”，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看到了亚洲强劲的发展现实和深厚的发展潜力，力图分享亚洲经济发展的红利。亚太经济增长占全球增长的70%。目前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而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丰富的资源以及庞大的劳动力储备，也大大强化了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过去的十余年，美国为了摆脱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中东，打了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还捎带打击了利比亚等国，因而错失了分享亚太发展红利的许多良机。“再平衡”战略，就是要重新分享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收益，重振经济，扩大出口，增加就业。美国十个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有六个在亚洲，为美国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亚洲的人口、市场、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巨大，是美国经济复苏、保持增长的支撑与希望。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以及各种国际热点问题在亚洲汇集，让美国判定21世纪最大的机遇与挑战都在亚洲。只有主导亚洲，才能塑造未来。

美国还大肆渲染亚洲地区的安全缺失，一再申明“美国是太平洋国家”，极力显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特别是军事存在，其目的是为了拉拢、控制、发展盟友，威慑对手，以大力推销其军事工业与先进武器装备。亚太地区目前是美国武器的第一大客户。美国在亚太地区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其次数与规模也不断扩大，名为给盟友提供安全保障，实为军火博览会。美国还以“援助”或“销售”的方式，向“友好国家”提供武器装备，不仅获得了保护盟友的名声，也在获取现实的利益。日本、韩国等已经先后向美国签下数额可观的武器购置订单。美国还一改以往的方式，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劳民伤财地建设大型永久性基地，而是通过联合军演、各种训练和培训、开展各种行动以及进行某些合作，确保其对伙伴国港口、机场、军事设施、海陆空自由行驶权的使用，既降低了成本、减少了政治阻力，又笼络了盟友。（三）冷战思维的惯性发展

这是“再平衡”战略的深层原因。美国是一个不能没有敌人的国家。亨廷顿在他《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引用了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的话[6]说：“没有了冷战，作为一个美国人还有什么意义？”他还引用曾经做过戈尔巴乔夫顾问的阿尔巴托夫的话说：“我们正在做真正令你[7]们恐怖的事——我们正在使你们失去一个敌人。”按照亨廷顿的理解：“冷战加强了美国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一种一致性。冷战的结束可[8]能会削弱或至少使这种一致性发生变化。”“由于美国国内存在着强调差异、多样性和多文化的种种力量，存在着民族和种族的分裂，[9]它也许比大多数国家更需要反对别人来维持它的团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先是把社会主义阵营看作它的敌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它又把矛头指向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准备“1999不战而胜”，“9·11”事件冲击了美国的全球战略，使得他不得不正视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尽管把两个国家以及有关国家和地区陷于危乱动荡的变局之中，但对美国的现实威胁暂时消除了。而中国的迅速崛起，经济的强劲发展，政治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军事力量的逐步增强，以及中日钓鱼岛之争、南海主权之争和东盟关系的发展等，引起美国的警觉。中国这个“敌人”分量足够，足以使美国国内矛盾缓和，中国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美国的现实敌人。（四）意识形态的实际践行

希拉里、奥巴马和赖斯先后都强调过，要在全世界“促进民主和人权”，倡导“普世人权”，美国政府“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之一就是，坚持核心价值观，推广民主和促进人的尊严。奥巴马政府在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价值观利益”是美国的一项持久利益，而其重点区域之一便是亚太地区。2014年7月10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与财长雅各布·卢在参加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中、美两国之间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分歧，“美国将继续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念，倡导普世人权以及所有人都应享[10]有的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对稳定与繁荣极其重要”。

在全球推行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始终是美国历届领导人的职责。从当年的“和平演变”战略，到“西方文化优越论”，再到把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作为普世价值观，美国一直致力于所谓的促进民主和人权、推广民主和促进人的尊严。美国把世界各国分为民主国家、专制国家、“流氓国家”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属于民主国家，中国、俄罗斯等属于专制国家，而伊朗、利比亚、朝鲜、前伊拉克、前阿富汗等都属于“流氓国家”。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是先进的，是普世价值观。美国的责任，就是要在全球推行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用美国人的思想观念改变世界。帮助亚太国家，特别是东盟，抵制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的威胁，始终是美国的政治信念。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极格局存在的影响，长期的反华反共宣传的影响，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中曾经出现过的极“左”路线的消极影响，东盟国家一直对中国存有戒心。东盟当初的成立就是为了防范中国等共产党国家。因此，美国以抵制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的威胁为招牌，拉拢东盟国家，挑拨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四 “再平衡”战略将导致的后果和面临的困境（一）“再平衡”战略将导致的后果“再平衡”战略如果得以实施，将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

其一，有可能导致北约、华约对峙局面在亚洲的再现，在亚洲掀起冷战波澜。北约、华约对峙是建立在欧洲分裂的基础上的。那么“再平衡”战略的推行不仅导致东盟分裂，也将导致亚洲分裂。

其二，破坏亚洲经济正在快速发展的势头。“再平衡”战略军事色彩浓厚。事实上，“再平衡”战略一经提出，美国军事部门凭借其特殊优势，行动最快、行动能力最强、投入资源最多，以致使“再平衡”战略实际上被军事工业集团所劫持，出现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军事化，每当人们提到美国的“重返”，首先想到的就是美国的军事“重返”。其结果破坏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也将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

其三，导致新一轮军备竞赛。现在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纷纷购买美日武器装备，加强军事实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将隐藏着安全危机。

其四，破坏了亚洲已有的较为平稳的局面，美国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南亚也加大力度拉拢盟友。印度本来就对我国有领土要求，美国利用这一点，把印度也拉进来，加入对华遏制队伍。

其五，遏制中国必然遭到中国的强烈抗争，特别是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不会妥协，中美冲突风险增大，战略博弈将长期存在。（二）推行“再平衡”战略将面临的困境“再平衡”战略是美国为了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而进行的重大政策调整。然而，其实现预定目标，也面临着诸多困境。

首先，金融危机对美经济实力造成极大冲击，使美国推行“再平衡”战略时感到投入乏力。2008年以来美国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加之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造成的巨大消耗，其结果是：到2011年11月，联邦财政赤字、政府债务均突破历史纪录，分别达到1.4万亿美元和近15万亿美元。这些都导致美国必须大幅度降低外交和军事的财政投入。2011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2011年预算控制法》，安全、军事、国际事务、情报等部分的财政投入都被削减，而且要求国防部在未来十年削减4870亿美元军事开支。美国前防长哈格尔就曾表示，未来十年美国国防部需减支约1万亿美元，这严重影响到了美军处置国际危机的能力与效力。他批评道：“这些减支太快、太多、太突然、太不负责任。”不仅如此，由于经济状况不乐观，美国人对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率也有所降低，这影响到了奥巴马政府推行“再平衡”战略的社会基础，使得“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受到制约。

其次，“9·11”事件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发动反恐战争，打破了中东脆弱的地区平衡，使该地区陷入混乱状态，为此美国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大大耗损了美国国力。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宣称的“负责任地结束伊拉克战争”和撤出阿富汗的策略，导致上述两国局势危乱，前景堪忧。而自2010年底开始的中东变局，即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导致阿拉伯国家几乎全部陷入不同程度的动荡，严重威胁到美国在中东的利益。而美国一心想要整治的所谓“流氓国家”伊朗，反而在中东乱局中处境变得日益有利。“基地”“伊斯兰国”乃至非洲的“博科圣地”等恐怖组织趁火打劫，更加活跃，使美国受到极大的战略牵制。

再次，为推行“再平衡”战略，美国在东亚地区借钓鱼岛、南海主权之争，偏袒、怂恿日本、菲律宾以及越南等国，笼络盟友，甚至借口南海关乎美国利益参与南海纷争，使得上述国家有恃无恐，更加冒险、更大胆地在钓鱼岛和南海采取挑衅行为。中国从来都主张，领土纠纷应该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可是上述国家竟先下手为强，强占中国东海南海岛屿，超越了中国的底线，刺激中国做出强烈反应。如果上述国家与中国发生武力冲突，这也将把美国置于两难境地：不帮助盟友将有损美国的信誉；帮助盟友，又可能与中国交恶。而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交恶，风险极大，后果严重，这也不符合美国目前的战略要求。

最后，“再平衡”战略的推行，还受到美俄关系的牵制。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来，多年来一直处于休克状态。当年美国为了“和平演变”苏联，承诺给予巨额经济支持。然而，当社会主义制度垮台、苏联解体，美国却一直不肯兑现其承诺，使后来的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深受其害。这就是说，美国和西方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的存在，但也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大国俄罗斯和他们平起平坐。而且后来美国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遏制俄罗斯的崛起。不仅如此，由于俄罗斯仍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唯恐俄罗斯东山再起，不断进行北约东扩。作为同苏联阵营华沙条约组织对抗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苏东阵营不复存在的时候，本应自消自灭，但西方国家非但如此，还不断扩大加强，不断向东扩展，把苏联的同盟国东欧国家以及一些苏联国家不断纳入北约阵营，几乎把北约地盘推进到俄罗斯家门口，极大地挤占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使得俄罗斯受到极大的威胁，已经难以容忍。最近几年，俄罗斯经济开始复苏，强大的核武库、常规军事力量得到了经济支持，开始稳定，一些军事领域领先的势头重现，普京称“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灾难”，不再掩饰其大国的雄心。当乌克兰向西方示好，和西方越走越近的时候，俄罗斯开始反击，借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要求独立加入俄罗斯的时机，坚决地接纳了克里米亚，阻止了北约东扩的步伐，导致俄美矛盾升级。接着乌克兰东部也要求独立，加入俄罗斯，并组成了民间武装，与政府军对抗。乌克兰政府军几次征讨，都没能遏制东部的发展势头，政府就把这一责任归结为俄罗斯入侵和其对东部武装组织的支持。马来西亚航班被导弹击落，造成重大伤亡，乌政府和西方又把这个责任推给俄罗斯，导致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急剧恶化。因此，美国投入了较大的战略力量，制裁、打击俄罗斯，这对其“再平衡”战略也是重要的牵制。五 中国的世界再平衡战略

自从美国出台“再平衡”战略以来，中国一直从容应对，巧妙博弈，既不损害重大发展利益和核心利益，又不与其迎头相撞，正面冲突。该合作的合作，该协商的协商，该表态的表态，该拒绝的拒绝，增加定力，主动进取，高瞻远瞩，着眼于未来，积极构筑友善和睦的周边环境，同时又广交世界各国朋友，通过世界再平衡来应对亚太再平衡。（一）以实现“中国梦”作为内外战略的指导原则“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同时也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因此“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就是要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路，这一伟大梦想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是一致的。为了实现“中国梦”，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需要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将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并不会因为美国推行“再平衡”战略而有所动摇和改变。（二）加强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合作

最近两年，中国领导人特别是习近平主席的足迹遍及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五大洲许多国家，用世界未来的战略眼光，真诚友善的心理和态度，共进共赢的合作原则，广结深交世界朋友，构建良好的周边环境。从提出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到推动中国高铁“走出去”；从建立中国—拉共体论坛到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强化、改善与俄罗斯、印度两大邻居的合作关系；发展、平衡与中亚、韩国、东盟国家间关系；推进、巩固与欧盟及欧洲重要国家间的经贸关系；继续扩展、深化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和实体合作；深入拉美这个美国传统“后院”；等等。中国的眼界得到了世界各国朋友的认可，中国的主张得到了世界各国朋友的响应，中国的态度得到了世界各国朋友的欢迎，让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相形见绌，面临窘境。（三）构建与相关地区和国家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的建设，构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倡议。10月，又在印尼国会阐述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这就是所谓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陆海连接，点面结合，从线到片，既传承与弘扬了古代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的精髓，又顺应时代潮流，赋予丝绸之路新的内涵，那就是秉承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联动亚、欧两大市场，让亚欧各国经济联系得更紧密、贸易空间更广阔、民众往来更便利，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造福沿途各国人民。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使相关各国各地区，第一，加强政策沟通，为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创造政策和法律条件；第二，加强道路联通，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第三，加强贸易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巨大，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前景极佳，可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第四，加强货币流通，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在本币结算方面已有良好合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推广，如果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国际竞争力；第五，加强民心相通，上述领域的合作，必须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持，必须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条件和社会基础。“一带一路”倡议表达了中国与周边各国加深国际经济合作的愿望，得到了相关各国和地区的积极回应。

此外，中国还发起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亚投行”不仅得到域内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和参与，一些域外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瑞士、卢森堡、土耳其、巴西、俄罗斯等，也都积极参与，并愿意以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身份加入“亚投行”的建设。迄今为止，提出申请以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身份加入“亚投行”的，已经有56个国家，其中包括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四国，G20成员中的13国，覆盖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五大洲。

和美国为了推行“再平衡”战略，利用矛盾、偏袒一方、绑架盟友、炫耀武力、排斥异己、谋取私利相比，何者更符合时代潮流和国际正义，显而易见。（四）主动引导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

长期以来，美国采取排华、制华、遏华战略，使得中国不得不一直处于守势。中国试图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被看成软弱可欺。只有当美国全球战略需要时，中国这张牌才有价值。但今天局面已经完全不同了，中国不再受制于美国，不仅能够有力应对美国的排华、制华、遏华战略，而且也在主动为中美关系设置议程，引导发展方向，推动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所谓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即中、美两国不走历史上大国冲突老路，摒弃零和思维，强调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共同发展。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与奥巴马会晤时，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做了说明：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地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而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战略，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中国既巧妙应对“再平衡”战略，又坚持继续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向前发展，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在不断的合作与博弈中稳步向前，保持了斗而不破，争而不散。

世界的未来要求中、美两国以负责的态度，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中美关系不能、也不应重复历史上大国零和对抗的老路，只有超越大国必然对抗的历史，创新思路，走互利共赢之路，才能共享未来。一个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有助于东亚秩序的和平转型，有助于管控亚太地区的矛盾和分歧。（五）打铁还需自身硬

应对“再平衡”战略，最根本的是发展自己、增强自己、壮大自己。国际社会有公理和正义，但在重大利益冲突时，弱肉强食，凭实力说话，靠实力解决问题是不二法则。因此，我们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大气魄治党、治国、治军，大智慧应对国际变局乱势，大手笔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大胸襟运筹国内国际战略，改革开放深度发展，依法治国稳步推进，内政外交国防呈现崭新局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迈上新台阶。这些为应对“再平衡”战略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鲜明主题写进了历史坐标。目前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不管“再平衡”战略如何推进和开展，我们办好自己的事情的原则不会改变。同时，不管谁推行什么战略，一旦涉及我们的重大利益、核心利益，我们不会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近年来，一些国家在我国领海蠢蠢欲动，强占我国岛屿，袭击我国渔船，不顾我国一再的严重警告在我国领海进行勘探开发，驻军移民。“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使南海形势更为复杂，我国海洋权益的维护，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为了更有效地推动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权益，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这是中国21世纪的奋斗目标和国家战略。中国有广阔的领海，万里海疆需要有强大的能够进行远洋作战的海空力量。因此，我们将加快实现军队现代化。

关于南海争端问题，王毅外长曾指出：我们愿意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坚持通过平等协商谈判，以和平的方式妥善处理，这一点今后也不会改变。我们绝不会以大压小，但也绝不接受以小取闹。在涉及领土和主权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坚定而明确：不是我们的，一分不要；该是我们的，寸土必保。这就向国际社会郑重昭告了中国的态度。

针对美国近年来出现逐步利用矛盾乘机卷入东海、南海争端，甚至提出“实现航行自由、自由利用亚洲共享海域及在南海维护国际法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论调，中国国防部指出，中国不希望、美国也没有理由成为钓鱼岛、南海问题的第三方。诚然，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其他国家也需要相向而行。

不管美国推行什么样的战略，中国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中国还将日益发展强大，这也是不可改变的趋势。美国人也应该正视时代潮流，不要抱残守缺，以20世纪的思维看待和解决21世纪的问题，一味诉诸武力，一味坚持一家独大，看不得别人的发展和强大。世界大家庭的一切问题，都要大家一起友好协商解决，总想摆布他国，总想领导世界，总想操控一切，总想推行自己的全球战略，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也不再是“沉睡的雄狮”“沉睡的巨人”，中国将日益展现其全球视野，将参与塑造世界，推动国际秩序的转换，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参考文献

〔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

阮宗泽：《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前景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

姜键：《当代中国基本政治遵循与主导价值取向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

〔美〕希拉里·克林顿：《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11月号，转引自新华网，2011年10月18日。《推动重返亚太战略 美日联手组成压制中国“二人组”》，环球网，2015年4月8日。《美防长访日主张“无缝合作”日称防卫合作含南海》，中国青年网，2015年4月9日。《美菲军演地点邻南海争议海域 或致周边局势动荡》，《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4月11日。The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and The World Rebalancing——The Scenes behind Sino-US Strategic GameJiang Jian

Abstract：The “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was put forwar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Asian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global focus on politics，the more complex security situation，especially the rise of China. Its basic connotation is to politically win over allies and expand and develop alliances；to share the interes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sia；to lead the military security situation in Asia. The strategy was put forward with the urgent needs of reality as well as a long-term strategic plan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trategy will have more serious consequences if it is fully implemented. At the same time，it is precisely becau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global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d has been constrained by many factors in many aspects. Faced with this strategy，China should deal with calmly and wisely by counterbalancing the Asia-Pacific with the world rebalancing.

Key words：“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Sino-US Relations；The World Rebalancing

[1] 姜键，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教授。

[2] 《亚洲新兴力量网——亚洲双边安全关系的兴起》，搜狐军事，2013年10月4日。

[3] 《美防长访日韩前对华强硬喊话 向亚太调配最强军力》，环球网，2015年4月7日。

[4] 《美国亚太再平衡遭疑 无法确定是真动作或样子货》，搜狐军事，2014年8月27日。

[5] 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11月号，2011年10月11日。

[6] 塞缪尔·亨廷顿：《美国利益被忽视》，《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1997年9—10月号。

[7] 塞缪尔·亨廷顿：《美国利益被忽视》，《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1997年9—10月号。

[8] 塞缪尔·亨廷顿：《美国利益被忽视》，《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1997年9—10月号。

[9] 塞缪尔·亨廷顿：《美国利益被忽视》，《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1997年9—10月号。

[10] 陈积敏：《冷静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经济导报》2015年2月13日。

大数据时代的决策思维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人类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是人们的决策思维产生巨大的影响。具体来说，大数据对各个领域的决策思维，尤其是对政府的决策思维造成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要适应时代的趋势，对大数据及其时代特征、大数据对决策思维的考验与挑战等相关问题做出全面的分析，进而探索依靠大数据提升决策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由此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 大数据的内涵及特征

要真实地把握大数据问题，我们必须在基础理论的层面对大数据的内涵以及外延、特征等问题做出透彻的分析。

对于什么是大数据，不同的研究者持不同的见解，由此形成若干纷呈的定义，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学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思·库克耶的看法，他们认为，“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大数据还是改变市场、组织机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这启示我们，当用“大数据”来标注这个“时代”特征的时候，需要把握“大数据”的内涵和外延。

从外部着眼，或从日常经验出发来表述什么是大数据时代，人们已经得出若干纷呈的定义，比如《大数据时代》的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思·库克耶关于什么是大数据的说法，就很有利于打开人们的视野：“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2]大数据还是改变市场、组织机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当我们用“大数据”来标注“时代”，就需要既把握内涵，又概括外延。我们认为，至少应当从三个层面来考察这一问题。

第一，传统数据是以数字为载体的信息编码方式，主要具备数值属性和物理属性。所谓大数据，是对数字资源的规模化整合，数据和数据模块之间的关系及运算操作系统化，构成新的、复杂性逻辑结构和价值倍增的信息集成。这种具有多种实用性，甚至精神性的信息形态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数据的属性特征、功能价值和作用范围。第二，数字化高科技催生的数字化工具、手段是大数据时代的基础工程和系统动力。比如《大数据时代》中提出，大数据是超越了“T”（技术）而抵达“I”（信息），但是，两大要素的互融互动共同构成大数据时代的基本特征。第三，数字化高科技的发展和大数据不断产生并不断被传播、应用，逐渐产生了一种“自组织”或“自构”功能（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数字化之道”），反过来影响和推动人们的生活、工作、行为及思维方式的变化，从而在时代精神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具体讲，大数据时代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数据庞大、精细、准确，使传统数据从结构到质量都发生“代际转换”。仅以一组名为“互联网上一天”的数据为例：一天之中，互联网产生的全部内容可以刻满1.68亿张DVD；发出的邮件达2940亿封，相当于美国两年的纸质信件数量；发出的社区帖子达200万个，相当于《时代》杂志770年的文字量。“人类存储信息量的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快4倍，而计算机数据处理能力的增长速度则比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快9倍。难怪人们会抱怨信息量过量，因[3]为每个人都受到了这种极速发展的冲击。”

二是海量数据爆发式涌现。似乎毕达哥拉斯描述的“数学宇宙”“万物皆数”一下子成了弥漫于空气中的分子，以不断增加的浓密度而将人们包围；数据的多元化、多样化、多种并多重运算方式化，令人目不暇接，从数据匮乏时代迅速转换为数据过剩时代，数据体验增强着人脑传感性，难以及时有效地过渡到思维个性，平面化效应渐成趋势。

三是传播速度极快。高信息含量的电子运动以“宇宙速度”穿梭于包括精神世界在内的各个领域，哈贝马斯所说的“主体间性”或沟通性明显强化，精神与物质交织的数据成为信息光速传播中的“以太”，进一步将话语空间“缩小”；企业与市场之间、技术与应用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媒体与受众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领域、国家、地区、行业之间的数字跨越便利、快捷。

四是运算效率极高。作为最高智慧的人类大脑智能至少在大数据处理、运算这一方面显得黯淡无光，在定量，甚至某些定性分析上的某些智能被高效的电子计算所替代。云平台统一处理和管理大数据，同时支持包括视频、数据、语音在内的众多异构通信网络，为用户提供满足特定需要的高效服务。

五是运算智慧以及数据资源大规模的、高效的整合。浪潮云计算构成的巨大网络可以使无数“大脑”共同运作，在一定层面上远远超出一个传统“智库”智力资源的能量；纵向的一定阶段的过去、现在、未来以及横向的不同地域的事物均显现明显的共时性。多元、多重的数据整合，有利于打开人们的视野，有利于立体、发散、广阔的思维观照。

六是数据信息资源的高度分享。空间的广阔与时间共同所搭建的信息分享崭新模式，既有助于分散数据的整合，也有助于重要信息的传播，对于重大决策来说，有助于集中智慧、形成共识，也有助于形成决策之后的贯彻力、执行力和反馈调控。

七是人们感知方式被集中冲击和调动。互联网及多媒体、新媒体以声色图像而传播信息，仅仅Facebook每天就有18亿张照片上传或被传播。当数字演化为“数字化”，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感知方式，枯燥、抽象的数理逻辑可以大量迅速地实现形象化转换，在进入人们大脑中枢之前，已经“先验地”进行了重组和转型，人们通过感官而接受的事物，已不再是事物的直接、表面、孤立的现象，而是经过加工、重组、“再生产”的“半成品”，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品”，人们的“感知增量”和“知识盈余”时刻扩展。

八是诞生“数据新生代”。也就是以往基本无法以数据形式出现的、具有丰富意义内涵或功能含量的立体数据、流动数据、意义数据等数据现象如雨后春笋。例如高德、百度、Google等地图所展现的数据流，代表的已经是一种“数据行为”，而关于人的社会行为、心理偏好、人格倾向等的“人格化数据”已不仅破土而出，而且长势良好。事实上，已经有人从人性化或“精神现象”的意义上研究大数据。“认为当今世界数据非常之多，所以收集数据很简单而且数据价值并不高的想法是绝对错误的——数据才是最核心的部分。要知道原因，就必须考虑到大数据价值链的各个部分，以及它们会如何发展变[4]化。”

九是数据库为信息记载、积累、分类和多种应用创造条件。例如医生拥有大量的病例、病理报告、治愈方案、药物报告等，整理建立各种病菌、病毒、肿瘤细胞数据库，将来还可在基因研究基础上建立基因序列分类数据库。搜索引擎等手段为信息的查询利用提供了便捷。自古以来，如果没有以数字、文字为主要载体的符号工具，人类记忆能力的提升以及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都会严重滞缓，而作为大数据时代重要特征之一的云储存、各种数据库的诞生，将对人类智慧结晶、文明成就的记载、积累、沉淀、创造和发展起到难以估量的推助作用。

十是有助于打破物理、生物、社会、精神之间的界限，同时也就打破了人们通常思维方式之间的藩篱。例如必要测量和重复测量，选择测量和综合评估、平均值和概率计算、数据拟合、统计比较等可以很方便地转换交替，而对于总结概括的综合思维、认识本质规律或特征的抽象思维、认知因果关系的逻辑思维，还有分析利用数据、发掘大数据“增量”价值的各种创造性思维等，大数据创造了交叉、互补、综合运用的条件。数字化手段也更加倚重并激活了形象思维、联想思维、逆向思维、发散思维等充分发挥作用的舞台。二 大数据时代对决策思维的推动

什么是决策思维？决策思维与哲学思维、理论思维、科学思维、宗教思维、艺术思维等均有所不同，“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就一定会有正确的行动吗？哲学上、理论上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规律，就一定会避免失败吗？让我们从简单谈起：古人有两个词，一曰‘原来如此’；一曰‘如此这般’。前一个‘如此’，是‘是如此’，后一个‘如此’则是‘当如此’或‘须如此’”。前一个针对认识而言，后一个针对行动而言。因此便有理论、学说、观念、理想等，又有原则、方针、政策、战略、方案、计划、规范等。两者有联系，有渗透，但决不能互相取代。这是两种相对独立的思维领域，在思维规律和思维特[5]征上，甚至在思维指向和思维功能上，有着重大区别。决策是在掌握、整合、利用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对主客观条件做出研判，根据需要而明确目标，为实现目标而设计战略与实施步骤，进而进行决断的系统性思维过程。可以说，决策过程，本质上是思维过程，思维的质量，直接决定了决策的水平。

决策者基本素质之一，就是对时代精神有所领会。大数据时代对各领域的决策思维，尤其是政府决策思维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而大数据时代信息量的爆发式涌现、社会发展的复杂和瞬息万变、任何决策失误所造成危害的扩增趋势，三者是关联并同步的。能够对大数据时代各种影响要素作用于决策思维的方式和渠道有清醒的意识，对提升决策水平，避免或减少决策失误，有着重要的和迫切的现实意义。（一）政府决策空前需要数字化信息意识

政府决策为什么要科学化、程序化、合理化？这不仅是国内外历史验证的政治现代化要则，也是大数据时代的必然要求。如前所述，大数据作为内涵空前丰富的信息载体，是传统数据跃迁式的升级换代，使定量分析作为决策前提依据的必要性大大提高，因而，决策者传统的“数据意识”需要做出相应的转变。例如，凭经验甚至个人偏好而轻数据观照，重直接数据而轻相关数据和比较数据，重单一数据而轻多元数据和互动数据，以数据作为补充辅助手段，甚至是作秀手段，只是在总结、汇报、申请时善用数据，等等，这样的决策思维惯性，在大数据时代是严重落伍的。同时，统计工作空前重要，但统计工作的根本原则在于提供决策依据，甚至提供决策思维变革的强烈参照，而绝不是为了显示、夸耀政绩服务的。任何数据失真或造假，影响面将会膨胀式扩大。当代或今后数据从采集到分类、从存储到应用，都可以更好地为决策的科学理性提供重要依据，凭长官意志和自以为是而导致决策失误，已经主要不是水平问题而是执政理念问题了。（二）决策思维需要大数据的“参构”意识

依照传统的数据意识，数据毕竟是为思维提供参照的，因而对数据的分析和运用属于“定量分析”，继而决策思维属于“定性分析”，它们基本上是二元的、分裂的，即使强调结合，也是一种“并构”。但是，“数据新生代”的诞生，已经在部分敏感的企业、市场领域展露其“参构”的功能。政府决策，更需要充分洞察和发挥大数据的价值含量和意义含量，让数据动起来、活起来，让数据的“话语权”更具说服力、表征力。特殊与普遍关系、综合关系、概率关系、因果关系、互动关系，以至于波普尔所说的“证伪”关系，等等，都应当纳入决策思维的视野。所谓参构，就应当是双向的渗透融合，“辩证思维形式在这里处于领衔地位。科学思维方式中的逻辑思维、形象思维、顿悟思维，作为辩证思维具体运用形式的反思思维、‘两面神’思维、比较思维等，形成群体整合的家族。……在决策思维方式中，则是根据需要而广泛采用。正像体育代表队，每场比赛重新组合队员。在此，抽象思维不一定总是‘主力队员’，形象思维不一定总是‘后备队员’，各种思维形式都可能一示身手。尤其是控制论思维、逆向思维、发散思维、聚合思维、跨越思维、环绕思维、模拟思维……‘后起之秀’，常受‘教练’的青睐。这就要求决策者素质的提高，决策主体的群体性、决策机制的民主性、决策程序的规范性等，这也是决策思维方式具体的、科学的整合，从而充分发挥其特有的功[6]能”。大数据时代的决策思维，更有条件，也更加需要这样的思维方式的筛选、交叉与转换。（三）决策思维需要进一步提升关联意识、整体意识

美国学者与智囊以“未来新石油”的提法来定义“大数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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