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朗,朱良志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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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通史.第5卷,宋金元卷试读：
总序
一中国历史上有极为丰富的美学理论遗产。继承这份遗产，对于我国当代的美学学科建设，对于我国当代的审美教育和审美实践，对于21世纪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意义。近代以来，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学者对这份美学理论遗产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尝试对中国美学的发展历史进行系统地研究，出版了一批中国美学史的著作。我们试图在前辈学者和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一部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中国美学通史，力求勾勒出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呈现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理论魅力和总体风貌。二
我们在《中国美学通史》的写作中注意以下几点：
一、《中国美学通史》是关于中国历史上美学思想的发展史。美学是对审美活动的理论性思考，是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所以这部美学通史不同于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等著作。
二、中国美学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美的核心范畴和命题的发展史。一个时代美学的核心范畴和命题的形成和发展，反映那个时代美学的基本精神和总体风貌。这部通史重视研究各个时期的重要美学概念、范畴和命题，力求通过这样的研究勾勒出一个理论形态的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
三、这部通史注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把握中国美学的内在逻辑线索，不同于孤立地介绍单个的美学家和单本的美学著作。
四、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限于少数学者在书斋中做纯学术的研究，而是与人生紧密结合，与各个门类的艺术实践紧密结合，它渗透到整个民族精神的深处。因此，我们这部通史既注意在哲学、宗教等相关著作中发现有价值的思想，又注意发掘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中所蕴涵的丰富的美学思想，同时还注意到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寻找美学理论与现实人生相互联结的各种材料，以更深一层地显示美学理论的时代特色。
五、这部通史注意新材料的发现，同时力求以研究者独特的眼光去发现和照亮历史材料中的新的意蕴。这部通史的写作还力求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这部通史从上古时期的商代开始一直写到1949年，反映中国美学从上古时代到近现代的全幅波动，但并不意味着把它写成过往时代历史材料的堆积，我们力求使这部通史反映当代的理论关注点，反映当代的美学理论的追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它成为一部闪耀着当代光芒的美学史。三
这部《中国美学通史》是由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由叶朗任主编，朱良志任副主编。全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美学通史共有八卷，分别是先秦卷、汉代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现代卷。
这部书的著者以北京大学的学者为主，同时邀请了国内高校的一批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参加。本书从2007年启动，前后经过六年多时间。全书初稿完成后，又组织几位学者进行统稿。参加统稿的学者为：叶朗、朱良志、彭锋、肖鹰。统稿时对各卷文稿作了若干修改，其中对个别卷作了较大的修改。
这部美学通史被列入教育部文科基地重大项目，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我们对此表示深深的谢意。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相关部门的帮助，很多学者参加过本书从提纲到初稿的讨论，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全书还存在着很多缺点，敬请读者提出批评意见。第一章导言
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其400余年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后期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尤其宋朝（960—1279）是中国古代自唐代之后的一个重要的汉族政权，这一朝代的社会文化有许多独特之处：一方面是民族危机深重，另一方面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一方面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又是学术、思想的相对自由；一方面是性命道德的执着追求，另一方面却是感官享受的全面宣泄。这种社会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理论思维的成熟。在文化哲学和理论思维上，如果说先秦是中华人文的奠基和发端，魏晋南北朝是中华人文的自觉，那么，宋代则是中华传统人文的全面成熟和近世人文的兴起。这个特征同样体现在宋代美学领域，它的理论的思辨性、学派的多样性、学者的群体性，皆有其他时代难以企及之处。而市民阶层的形成、近世人文的兴起、休闲文化的繁荣，又使宋代美学体现出走向近代的特征，中国古代美学由此告别汉唐气象，进入宋元境界。第一节 特殊的社会背景
从历史上看，处于中国封建文明发展史中承前启后的转折点的两宋社会基本结构，具有突出的外强内虚的特征，这种社会背景使当时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审美意识形成了相应的特征。
宋代社会及其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的矛盾是多重性、错综复杂的，可以说没有另外任何一个朝代汇集了有如宋代这样错综复杂而又具有对峙性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就社会基本结构而言，经济文化的空前发达与民族危机的极端深重，即繁荣与忧患的同时并存；就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而言，道德规范的极度强化与生命情感的肆意追求，即伦理和情欲的并驾齐驱（如理学与宋词的双璧生辉、儒学道统与惮悦之风的并行不悖）；就社会审美意识结构而言，审美伦理教化说与审美自由论感受，即功利与超功利的对立并峙，如此等等，都是这种内在矛盾特征的体现。
一、特殊的社会结构
中国历史上没有另外一个朝代像宋代社会这样表现了如此对立复杂的矛盾状态，汇聚了如此交织迭合的内在冲突：一方面是经济文化的空前发达，一方面民族危机也达到很高程度。而靖康之变所造成的宋代社会由鼎盛而式微、由升平而离乱、由荣耀而屈辱的剧变，更使两宋社会呈现了一幅大起大落、大荣大辱的历史场景。对此，哲学史家赵纪彬曾作过这样的概括：“朱熹的时代特征是经济发展下的民生问题的严重及民族危机与文化——尤其是哲学遗学的丰富。”《赵纪彬文集》（一），第283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我们先看看宋代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的这一面情况。由于宋代的封建生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如在土地所有制上，贵族官僚按封建等级世袭占有土地的方式基本瓦解，地主土地私有制逐渐发展；在剥削方式上，“部曲佃客制”逐渐由“租佃制”代替，实物地租逐渐取代了劳役地租；在劳动者地位上，人身的依附束缚相对减轻。以土地的商品性质增强和农民的人身依附地位减轻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关系调整必然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而宋代中央集权下相对宽松与开明的经济政策，又为这种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来自上层建筑的保证；因此，两宋的物质文明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南宋在北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与唐代相比，宋代粮食产量、垦田面积、耕作工具与生产技术及水利事业、农产品商业化诸方面都有显著提高，人口也大大增加，这些反映了宋代农业经济的繁荣状况。宋代经济的发达，更体现于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例如在手工业方面，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生产分工更加细密，产品产量与生产技术明显提高，尤其是造船业、陶瓷业、纺织与印染业等等迅速发展；在商业方面，大都市迅速形成（如唐代十万户的城市仅十一个，北宋则达四十个），城市商业繁荣，市镇与集市贸易及沿海贸易活跃，工商业税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另外已开始推广纸币，据日本学者佐野袈裟美氏研究，当时通行的货币，已有公据、关子、盐砂、茶引、交子、会子等种类。［日］佐野袈裟美：《中国历史教程》刘惠之，刘希宁译，第261—262页，上海：读书出版社，1937年。在社会意识上，已有不少人改变传统的认商为末的看法，认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
［宋］陈耆卿：《嘉定赤诚志》卷三七，《风土门•重本业》，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文明史上更是以其登峰造极的成就而辉映史册。陈寅恪曾以“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之语盛赞赵宋文化，邓广铭也认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一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宋代统治者采取文治靖国的政策，在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前提下，对宋代的士人给予了前朝从未有过的优厚的社会地位、经济待遇和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如宋太祖曾立下誓规“不杀士大夫”，“不以言罪人”和“优待文士”。这种重文优士的政策与发达的社会经济及前代的文化遗产结合为宋代的文化繁荣发达提供了良好的动力与保障，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品位的提升、审美文化的发达，使有宋一代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经史哲学及社会教育各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第169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在科学技术方面，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与使用，新超星的纪录和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图的绘制，杨辉的开方法、秦九韶的三次方程式的运用，以及沈括的《梦溪笔谈》、李诫的《营造法式》、丁度等的《武经总要》等科技著作的出现，无不标志着科技的先进水平和辉煌成就。
在文学艺术方面，宋词以堪与唐诗媲美的姿态异军突起，宋文以唐宋八大家中占六家的风采彪炳史册，而话本小说和戏曲等市民趣味的艺术样式的兴起更使文坛别开生面。还有宋代的山水花鸟、行书狂草……几乎没有一个艺术领域不产生了足与前朝后代争辉的巨观。宋代的绘画书法、美术工艺、园林营造、戏艺杂技等等都达到繁盛的水平，宋代山水画的气势博大与意境隽永，被誉为是代表着中国画的最高艺术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艺术理论和美学论著的大量出现，最令人注目的是诗话的兴起。著名者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叶梦得的《石林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等等。据郭绍虞《宋诗话考》，现存完好的宋人诗话有的四十二种，部分流传或本无其书而由他人撰辑而成的共四十六种，已佚或尚有佚之未及辑者五十种，可见其成果之富。
在经史哲学方面，继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出现了以理学为主干的宋学，理学突破章句训诂之学，以强思辨、精义理、深邃博大而彪炳一代。《新唐书》、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及吕祖谦和浙东史学的出现，以及《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上千卷之巨的大类书的编纂印行，则充分显示了非前朝可及的宋代史学的实绩及集大成的文化意识与文化成就。
在社会教育方面，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讲学之风的盛行，以著名的四大书院为代表的民办学术教育机构的遍地林立，都标志着宋代社会教育事业的空前发展。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
此外，宋代文化发达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文化群体的出现。这首先表现为同一时代涌现出一大批有杰出贡献的文化人物。以著名思想家为例，从生年上考察，北宋之欧阳修（1007年）、李觏（1009年）、邵雍（1015年）、周敦颐（1017年）、司马光（1019年）、张载（1020年）、王安石（1021年）、沈括（1031年）、程颢（1032年）、程颐（1033年）；南宋之朱熹（1130年）、张栻（1133年）、吕祖谦（1137年）、陆九渊（1139年）、陈亮（1143年）、叶适（1150年）等，两大思想家群体的涌现都集中在二三十年之间，这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其次表现为学派群体的形成，《宋元学案》共一百卷，除六卷元儒、两卷元祐、庆元党禁外，其余各卷均为宋儒。每个学案均录学派同人几十人乃至百人以上。两宋期间学派林立，仅理学内部就有濂学、关学、洛学、闽学、陆学、象数学等学术派别。不同学派之间互相交流争论，辨解诘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学术景观。
总之，宋代文化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然而，与经济文化空前发达同时并存的是民族危机和民生问题的极其严重。翻开中国历史的长卷，一个朝代在绵延几百年的时间内，一直不曾统一海内者，也唯独赵宋王朝。赵宋先后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相峙鼎足，至南宋则剩江南半壁江山，并最终为蒙古民族所灭。史学家云：“唐代踔厉向外，宋代则沉潜向内；唐代能征服人，宋代人则被征服于人。”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序，第3页，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宋代在文治勃盛、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国力的虚弱。宋朝疆域远不及汉唐之广，而耗费却数倍于前，这除了用于满足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外，很大部分是被用来维持宋朝苟且偏安的局面。在宋代君王心目中，“外扰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宋太宗语，见《宋史•宋绶传》），而“安内靖国”才是稳固统治的要事。史称宋代治国体制和策略是“重文轻武”，或“重内虚外”，如果说“重文轻武”中的“轻武”未必是史实（因为宋代开国之初就形成了“国倚兵而立”的局势，内扰外患始终不断，宋君岂有自毁长城之理）；那么，“重内虚外”中的“虚外”却的确是件随宋代300多年的现实与危机。朱熹曾指出：“本朝鉴于五代藩镇之弊；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也收了，州郡逐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语类卷一二八）宋代开国之君在鉴于唐末五代武人拥兵自重之患，以及自身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获取政权的史实，深知武将篡夺之祸必须防范，于是采取了皇帝独揽大权、兵将分离、将帅互制的制衡方式，其结果是导致了封建政治机制和军事机制的日益僵硬、呆滞，御边能力的空前虚弱。尤其是自宋太宗自出兵收复失地这一努力成为泡影之后，更是一改汉唐拓土开业之雄风，而沉潜制治于靖内。不仅如此，宋廷上下还染上了难以去除的恐敌症，对外族入侵者一味退让，不惜以输帛纳币，甚至下跪称臣的方式来求得一时之苟安。尽管这一时代不乏抗敌报国之忠勇之将（如岳飞、辛弃疾等），也不乏希求变革、重振国威的有识之士（如范仲淹、王安石等），但大都以无力回天乃至祸及自身的悲剧告终。民族危机之深化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统治者对外屈膝求安，在内则穷奢尽欲，以致“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宋史》卷一七三），造成贫富悬殊、官民对立，致使宋三百年间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整个时代烽火四起，边患不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至南宋更为严重。朱熹曾指出当时社会“内至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发不受病”（《戊申封事》，《文集》卷一一）。于是，民族危机和民生问题自然成了当时许多仁人志士着意思考的主题。从总体来看，这种繁荣与忧患交错并存的局面对宋代美学的特征有深刻的影响。
二、文化心理的复杂性
宋代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存在着复杂性。当人们想寻找最能体现宋代时代特征的文化专名时，首先会想到两个名词，一个是“理学”（或曰宋学），一个则是“宋词”。尽管由于着眼点大小的不同，人们在选择概括名词时会侧重其一，如南宋陈郁指出：“本朝文不如汉，书不如晋，诗不如唐，惟是学大明，自孟子而下，历汉、晋、唐皆未有”（《藏一话腴》甲集卷上）；近人王国维则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各统“一代之胜”（《宋元戏曲考•序》）；前者是着眼于广义的文化范畴来推崇宋代道学（理学）的成就，后者则是着眼于文学艺术这一自成系统的历史文化层面而强调宋词的影响；但他们致力于把握时代特征而刻意寻找体现宋代文化之突出成就的名词这一着眼点却是相同的。参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五章“宋学与北宋其他层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最能典型反映宋代文化心理结构的正是“理学”与“宋词”的双向并峙、情理互补。看起来这两种文化形态形式和旨趣迥异，甚至互相冲突：理学对形上道德本性的追求，体现了社会对个体成员理性的最高规范，而宋词则表达了宋人对形下情感本性的追求，体现了个体对生命存在的感性的最细腻品味；一则主理，一则言情。二者既矛盾冲突，又相辅相成，构成了宋代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
这两种文化形态在其兴起和发展上也具有时间的同步性。一般认为理学肇源于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经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之酝酿，周敦颐之开创，张载之奠基，至二程建其大体，而再至南宋朱熹集于大成。词亦产生于唐朝中朝，宋初转盛，经北宋的发展至南宋而圆熟。就代表人物讲，理学宋初三先生之于词家晏、柳，程颢程颐之于苏轼，朱熹之于辛弃疾在时间上又发生了耦合，这种耦合，具有历史的必然，是宋代社会心理内在的二重性结构的必然体现。
与汉唐的相对开放、相对外倾、相对热烈的文化类型不同，宋代的文化类型是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重内虚外的社会结构使宋人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心态更多地“沉潜向内”，在扩疆拓域建功立业方面，宋人缺少了汉唐那种立马横刀、威凌八荒的民族自信，但在体察天人、品味情理方面，宋人却达到了汉唐人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主体及个体自觉。这种内向的主体自觉朝着两个极端分化，而又奇妙地在社会各个层次乃至具体个人身上混合了起来。这就是一方面，宋代的士大夫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伦理济世精神，在对现实痛心疾首之际，反省人生意义、宇宙社会秩序以及历史文化的发展，理性的思考和伦理的规范成了这一时代有志之士的追求，宋人自己就认为“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议论远过之”（《陆九渊集》卷三四引王顺伯语），这表现了宋人社会理性的自觉。另一方面，宋代士大夫又强烈地表现出一种生命本体意识，表现出对个体存在、人性自由、情感满足等方面的自然而执著的关注和渴念，有人甚至逃遁、退避于现实世界之外，着意于心灵的安适与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这表现了宋人个体感情的自觉。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心理结构，形成了“理学”和“宋词”这一双向对峙的文化形态，而这双向对峙的文化形态，又正好满足了宋代士大夫的心理需要。宋代士大夫可能在社会政治的领域内高喊周孔道德，标榜儒家教义，一本正经地强调仁义道德，而在私人生活领域里却也或沉溺于声色，或浪迹于田园。
参见冯天瑜：《中华文化史》，第63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三、文化心理影响下的审美意识
在宋代审美意识领域，一个突出的矛盾现象是：一方面，伦理教化及政教功能说对审美领域发动了前所未有的紧逼；另一方面，审美领域又出现了对伦理教化说的空前背离。表现在审美意识上，则是功利与超功利、治政与言情、载道与吟味、学思与心悟、质理与情文等等日益明显的对立与交峙，如果说在中国古典美学论史上宋代以提供了最极端的审美教化治政功能论而令人瞩目的话，那就还应该说，宋代也以创造了最彻底的审美自由感受论而同样令人瞩目。
在这一时期，既有大张旗鼓的以古理圣道之政教内容为要旨的古文运动和诗文革新运动，又有阵容庞大的唯句法格律之形式趣味是求的“江西诗派”及其多样变种；既有标榜“宗经复古”、“明道致用”、“文以载道”、“垂教于民”的伦理政治功用主义的艺术哲学观念的空前盛隆，又有倡扬“吟情说性”、“不涉理路”、“高其韵味”、“唯造平淡”，以及“妙语”、“滋味”、“兴趣”等等超功利纯美学思潮的全面崛兴；既有正襟危坐、议论说理、大有教训味道的语录诗，又有直率自然、任情恣性、充满柔情幽意的香奁词。
即便在同一个历史人物身上，也鲜明地表现出这种奇特的内在矛盾现象。如欧阳修就既是一个文学复古革新运动人领袖，又是一个追求“闲和严静”、“趣远之心”的美学家和著名的“女性词作家”；王安石作为一名改革家、“政治诗人”和以“治教政令”为文的实用理论家，却在晚年像西昆诗派一样追随晚唐李商隐专写起空灵明净的绝句小诗来了。反过来像黄庭坚、陈师道等江西派诗人，一方面以其对诗歌格律的创意追求表现出强烈的形式主义美学倾向，另一方面却也高唱“道者，体也”，“不务本而为末者，悖也；有其文而无实者，伪也。”（陈师道《理究》）俨然一付道貌。
张戒作为一个以其《岁寒堂诗话》而著称于世的诗歌理论家，他的诗歌美学理论最为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审美意识的内在分离和对立，他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反对重表意、守格律的“苏黄二体”，强调诗以“言志”为本，以“咏物”为宗，主张诗应“思无邪”，应发挥其“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伦理功能，但另一方面却又大力标榜“意味”、“情味”、“韵味”说，认为诗要达到有味有境界，“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至”，诗的创作应“词婉意微”、“不迫不露”、“含蓄蕴藉”；他既推崇“独得圣人删诗之本旨”的杜甫，又倾心于悠然咏物、超然物外的孟韦。他一会儿是一位急功近利、喋口说教、堪为儒家正统的伦理美学家，一会儿又是一位超尘越俗、闲静淡泊、大有道味禅趣的诗歌理论家。
参见仪平策《论宋代审美文化的双重模态》，《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
宋代美学既体现为政治功利与审美自由的对立，也表现在伦理追求与政治取向的似同工而实异趣；政治家的“文以致用”美学观、道学家的“文道合一”美学观和文艺家的“随物赋形”美学观乃至禅学家的“别材别趣”美学观交织并列，或交互冲突，或互为补充。第二节 人文的成熟与转向
宋代在中国封建文明发展史中，是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中外宋史学家一致肯定了宋代社会处于历史转折点这一特征。如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宫崎市定等认为中国社会自宋代开始进入了近世史，唐宋以来商品经济发达，宋比唐更为发达，已出现资本主义因素；台湾学者钱穆等则从政治上的变化的角度，提出宋代开始了平民社会，而不同于以前的贵族社会（见钱穆《国史大纲》）。此外，更多的学者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欧洲研究宋史的先驱，法国汉学家狄纳•巴拉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图景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大陆许多学者也从宋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证明宋代确是中古代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参关履权《两宋史论》，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
宋代不但是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中华传统人文臻于成熟；而且是中国近世人文的兴起时代，大批城市的崛起，市民阶层的形成，人本追求的凸显，使宋代文化出现了明显的近世特征。宋代的审美文化、理论思维与艺术表现，也体现出承前启后、继旧萌新的特征，审美形态更加丰富多样化。
一、成熟的传统人文形态
宋代因其高度发达的社会与文化，使传统中华人文臻于成熟。上古夏、商、周三代，是古人普遍认为的天下大治、文化灿烂的“圣明时代”，成为后人理想中的楷模。南宋陆游就曾在诗中将本朝与汉、唐联系起来，视为可与前三代媲美的盛世：“商周去不还，盛哉汉唐宋。”（《玉局观拜东坡先生海外画像》）《宋史•太祖本纪》则称：“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李贽亦云：“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虽然史上唐、宋总是并称，但长期以来人们多主张唐代文化高峰说。但也有不同的观点，明代徐有贞就在《重建文正书院记》里认为，宋代人文胜过汉、唐：“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日本学者和田清在50年代出版的《中国史概说》中也认为：“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转引自张邦炜《瞻前顾后看宋代》，《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也许，就文化境象的开阔、气势的轩越，两宋确实不如汉唐；但人文建构的成熟深邃，艺术表现的精致典雅，宋代与唐代相比毫不逊色。
近人对宋代人文的成熟更是推崇有加。王国维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第2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邓广铭则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邓广铭：《关于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还有学者认为宋代“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宋代的文化区域及文化层次等也远比过去扩大和深入。”徐吉军：《中国古代文化造极于宋代论》，《河北学刊》，1990年第4期。中外学者普遍认同这样的结论，即两宋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证明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美］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第103—10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宋代人文的成熟，促进了文化艺术各门类的多样化发展和互融互通，这种发展与融合促进了官吏的文士化、学者化，同时也促进了文人的审美素质全面提升。正如恩格斯曾说文艺复兴是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宋代也出现了一大批多才多艺甚至可称通才全才的杰出人士，如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以及作为理学家的朱熹等人，都既是大诗人、词人、散文家，又兼通艺术。《宋史•丁谓传》评价范仲淹时说到：“喜为诗，至于图画、博弈、音律，无不通晓。”（《宋史》，卷二八三）他们不是以单一的社会角色出现，而是文化的全才、通才。正是各门类艺术之间的融通，促使了文化全才和通才的出现，而文化全才和通才的出现也进一步促进了宋代艺术和美学的多元化、系统化、精致化发展。
宋代艺术在书法、绘画、园林、瓷艺、诗词、话本（小说）、戏曲及舞蹈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宋代成熟的人文形态和独特的文化氛围，对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理学是宋代人文成熟的重要标志。理学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以儒家的道德伦理为本，吸取道家和禅家的思辨因素，通过三教合一，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复杂精深的理论体系，既回应了道家和佛家在理论上的挑战，又弥补了原始儒家哲学本体论的不足，将伦理学与宇宙本体论打通，为中国传统士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了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本体依据。理学对中国后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理学通过道德的自我提升和完善，影响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因而，理学的兴起也可谓是儒家人伦道德学说的重建和提升。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结构与内涵的一大转折与新变，理学对宋元及后代的总体社会思潮及审美意识形态的演进嬗变皆有重要的影响乃至支配作用。如理学对主体心性之学的思考和建构，促进了宋代乃至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自觉，宋元境界不同于汉唐气象的地方，很大程度就取决于宋元士人的主体自觉。审美的观照从外向的自然天地境界，更多地转向内向的主体人格境界，“圣贤气象”、道德人格在新的理论取向中获得了更深刻的审美可能。理学极大地强化了审美的伦理功能（与单纯的政治功能不同），心性论与宇宙论的统一，使理学美学将审美的道德功能内化，“玩味圣贤气象”，“观天地生意”具有了人生的美育意义，人格的道德操守和审美熏育内在关联，人生境界的道德审美比以往更为深沉。与前代相比宋代审美哲学在思辨程度上大大超过前人，这正是宋学尤其是理学的影响所致。
二、文化发展的“近世”化
宋朝已具有近现代社会文化的一些特征，被有些学者视为“近世人文”的肇始。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提出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因此唐代可认为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这就是著名的“内藤假说”或称“唐宋变革论”。“内藤假说”断言了宋代在各方面的对古代中国而言所具有的巨大而深远的变革性。后来和田清也有类似说法：“虽然由于史料等关系，常常简单地把唐和宋称为唐宋时代，但……唐、宋之间，是明显地存在着截然区别的，无论从四周形势来看，还是从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科学、艺术、宗教、思想等各方面来看，五代、宋以后，是与前代显著不同，而与后代相连。这大概是任何人也不能不承认的。”［日］和田清：《中国史概说》，第1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宋代文明“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普及开来，促进了庶民阶级的兴起，根本上改变了从来的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而带来了较强的近代倾向。”同上书，127—128页。
国内学者的看法大体与日本学者接近。如钱穆认为：“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钱穆：《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第7辑，第2页，台北：台湾书局，1974年。还有学者认为：“商业街区的形成、侵占官街河道事件的屡屡出现，以及城墙外附郭草市的增多，改变了宋以前中国传统城市的内部及外部形象，使城市具有近代城市的色彩。”吴晓亮主编：《宋代经济史研究》，第145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甚至有学者认为宋代已有了现代社会的特征：“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行政之重点从传统之抽象原则到脚踏实地，从重农政策到留意商业，从一种被动的形势到争取主动，如是给赵宋王朝产生了一种新观感。”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128页，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以上种种都可以看出宋代文化的近世面貌已见端倪，近代人文精神与旨趣，已经在宋代呈现乃至蔚然成风。
近代人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的世俗化、文化的平民化，教育由贵族通向平民，艺术由殿堂走向民间。士大夫的审美兴趣呈现出多样性、世俗化的特点。两宋文化艺术在臻于精致、典雅的同时，更为平民层所喜闻乐见的俗文化也随之兴起，并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
在文学领域，词成为宋代文学的标志。词以长短句的形式，更适合于细腻委婉情感体验的表达，词的审美视角，相比于诗，更贴近人生的形而下的存在体验。尽管其后如苏轼、辛弃疾、陆游等被称为“豪放派”，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樊篱，凡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诗文惯用的题材，都用词来表达，大大拓宽了词的领域，并在词作中表达了强烈的政治热情和豪爽的英雄本色，体现出豪放旷达的风格；但这并不改变词坛总体仍以“婉约”、“阴柔”为主流，词格仍以沉吟于人生当下体验所传递的“韵味”为基调，宋词中抒发的感情大多都是浅斟低唱的闲情逸趣。
与士人文化切近生活，走向世俗的同时，是更为通俗的民众文化的兴起。宋代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成分庞杂的市民阶层迅速崛起，更加感官化和日常生活化的市民审美需求也随之产生。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这样描述当时汴京的城市文化景观：“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欢，各有观赏……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这是城市大众通俗文化的狂欢盛现。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则在5米多长的画卷上展现了清明时节首都汴京东南城内外的热闹情景，反映了都市形形色色、各行各业人物的劳动和生活，以及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市井文艺场景。市井风情，瓦肆风韵，一一栩栩如生地呈现。宋代的民间戏剧如傀儡戏、滑稽戏、参军戏已十分流行，这些歌舞小戏以滑稽调笑、讽刺揶揄为主，可以随时随地增添一些即兴表演，台下观众大声应和，气氛颇为热烈。而传承而来的话本艺术是“说话”艺人的底本，是民间“说话”伎艺发展的一种文学形式。为了市民的娱乐，各种瓦肆技艺应运而生，瓦肆即瓦舍，是市民文化娱乐的固定场所，每个瓦舍划有专供表演的圈子，称为“勾栏”。在众多勾栏里演出多种形式的文艺节目，如说书、讲史、杂剧、杂技、说诨话、角抵、队舞、皮影等。市井俚俗的下里巴人之调，已与文人士大夫的阳春白雪之曲分庭抗礼，并呈现出酣畅淋漓的市井美学风采。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娼妓业也因宋代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而趋于兴盛，其分工非常明确，大致分为了“官妓”、“声妓”、“艺妓”、“商妓”四类。这些从事娱乐业的女子，大都买艺不买身，一般都才貌双全，有的则琴、棋、书、画、歌、诗、词、曲样样精通，甚至很有造诣，深得官宦文人的青睐。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她们的吸引，文人士大夫也纵身市井风情，肆享瓦肆风韵。所有这些，反映出不同于贵族或传统士人情调的俗文化在宋代的兴起，日常生活的休闲情趣和审美享受，已经成为宋代社会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正如美国学者包弼德所说：“在文化史上，唐代这个由虚无和消极的佛道所支配的宗教化的时代，让位于儒家思想的积极、理性和乐观，精英的宫廷文化让位于通俗的娱乐文化。”［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中国学术》，2000年第3期。中国的休闲文化，也正是在宋代走向繁荣。在美学上的影响是，宋代美学的风尚和意趣，比之汉唐，更多切入了生活的休闲旨趣和境界。甚至反过来可以说，正是宋代休闲氛围的兴盛和休闲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宋代美学的空前发展和成熟，并使其更自觉地切入了生活，融入了人的实际的生存状态。
宋代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开始自觉地走向休闲的社会。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盛录》、《武林旧事》等等大量历史笔记来看，宋代的休闲活动和方式已经蔚然成风。上自宫廷、士大夫阶层，下至一般文人和市井民众，其休闲活动与方式之丰富，为历代所不及。此外，宋人善于理性思辨的特点还使他们对休闲有着理论上的思考和建树。休闲文化的繁荣是宋代人文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对宋代人们的审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本卷后面列专章讨论。第三节 从汉唐气象到宋元境界
宋代社会的转型、理论思维的成熟、主体性情的凸显、市民阶层的兴起、人本需求的张扬、士人心态的世俗化，导致宋元境界与汉唐气象有很大不同。与汉唐美学相比，宋代美学一方面走向理性，走向成熟；另方面走向生活、走向休闲。
在理论形态上，相对而言，汉代美学较为拙实，魏晋美学较为空灵，唐代美学较为感性张扬，宋代美学则更为思辨缜密。总体而言，宋代美学一方面在理学本体思辨的影响下，对美学的本体论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强化艺术和审美的伦理功能，高扬审美的主体品格和人生境界，“理气”、“文道”、“性情”、“胸次”、“气象”、“涵泳”、“自得”等哲学、伦理学范畴被深层地融入美学构架，“文道合一”成了理学家美学的立论之本。在唐代美学的基础上，宋代美学深入考察审美意识的特征，特别突出了审美意识有别于一般理智认识的独特性；受道禅哲学的影响，宋人推崇平淡自然的审美境界，出现了“风行水上”、“随物赋形”、“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理论表述。与此同时，在士大夫审美趣味世俗化、生活化的背景下，宋代文人士大夫美学精神凸显休闲旨趣，追求一种平淡天然的“逸”的境界，一种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闲”的趣味，一种在入仕与出尘之间无可无不可的“适”和“隐”的态度，美学更深度地融入了生活，表现了休闲的旨趣和境界。
一、从唐韵到宋调：审美风尚的转换
中国封建社会在中晚唐发生了变化，转入了中年，从汉唐立马横刀式的向外开拓，转向了庭院踱步式的内敛沉思。宋代的美学也发生了由唐韵向宋调的转变。总的趋势和风貌是：在审美旨趣上，由外向狂放转向了内敛深沉；在审美创造的视角上，由更多地关注和表现情景交融的山水境界，转向更多地关注和抒写性情寄托的人生气象；在美学境界上，由兴象、意境的追求转向逸品、韵味的崇尚，“境生于象”的探讨逐渐转向“味归于淡”的品析。如果说唐代美学的核心范畴是“境”，是“神”，那么宋代美学的核心范畴则是“意”，是“韵”。叶朗提出：“唐代美学中‘境’这个范畴是唐代审美意识的理论结晶，宋代美学中‘韵’这个范畴就是宋代审美意识的理论结晶。”见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李泽厚也认为宋代美学的一个规律性的共同趋向就是“韵味”，见《美学三书》，第159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以史学、理学为核心的宋学关于“宋学”，学术界有三种定义：第一种认为：“宋学”在中国经学史上，是与汉代“汉学”相对的一种学术概念，也可以说是一种经学研究流派，即区别于经文考据的、重于经义阐述的“义理之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总叙》：清初经学“要其归宿，即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第二种认为：宋学就是宋明理学，或谓“宋代新儒家学派”。钱穆在《中国政治得失》一书中称“宋学，又称理学。”第三种观点，提出“新宋学”的概念，陈寅恪从历史文化角度立论，认为“新宋学”包括宋代整个学术文化。对宋代美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着重表现为人文追求的执着、本体思考的凸显、主体意识的自觉、议论风格的流行、史学精神的融贯、忧患意识的深沉。
理学对于宋代美学理论品格的影响最为深刻与直接。理学引导的宋代士人主体意识、本体意识及道德意识的自觉，对宋代美学重视本体论的建构、强化审美的社会功能以及对人生境界的推重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理学通过对佛、道辩证的扬弃与融合，使自身发展成为细密严谨的思辨理论体系，其理性的思维深刻影响着宋代审美思维方式和审美精神。
宋代理学家在求理方法上吸收了释、道的向心内求、内向反省的方法，注重内在修持和自我参悟。与此相应，宋代美学在重写实的基础上，更重内在的涵泳玩味、体认了悟，把外界事物看作是自己主观心境的传达形式，看作是表达内心情感，抒发胸中意气，张扬个性品质的中介。因而，宋代美学主“韵”、尚“意”、重“气象”，追求以神造形、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性情”、“胸次”、“气象”等等与人生境象直接相关的范畴，更多地进入宋代美学家法眼，“圣贤气象”成为宋人普遍崇尚乃至是最高的人生境界。
宋代美学普遍追求“理趣”，诗画书法皆然。在艺术表现中，宋诗尤以“理趣”见长，如钱钟书所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宋代“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历来为批评家诟病，然而我们今天应公允地评价，这是宋诗有别于唐诗的重要特色，各有千秋。宋诗中如程颢《春日》“万物静观皆自得”、王安石《登飞来峰》“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处”、苏轼《饮湖上初晴雨后》“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朱熹《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陆游《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名句，均表现了融一种审美本体情感与宇宙人生哲理为一体的透悟性意会理趣，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有这样的议论：“盖唐诗蕴借，总觉得有一种悠悠倘恍之感，纵令意义有缺少明快者，但风韵是足供玩味的。然宋诗过于通筋露骨，受浅露之诽，即以此也。”然而他接着说：“唐诗犹如管弦之乐，在断想的调和上多少有其妙味；宋诗宛如独奏之曲，在思想贯通上有其快味。而前者典丽婉曲，后者素朴直截，这是时代思潮所使然，趣味是有差异的，而不一定能分别甲乙。总之，其在诗学上是不同的两派。”［日］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说》，隋树森译，第77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年。是为公允之论。缪钺则如是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缪钺：《论宋诗》，见《宋诗鉴赏辞典•代序》，第3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这种着眼于美学风格的论述，揭示了唐宋诗内在本质的差异。相对而言，宋诗中的情感内蕴经过理性的节制，比较温和、内敛，不如唐诗那样热烈、外扬；宋诗的艺术外貌平淡瘦劲，不如唐诗那样色泽丰美；宋诗的长处，不在于情韵而在于思理。它是宋人对生活的深沉思考的文学表现。
诚然，“理趣”一词早多见于佛教典籍，原意是指佛法修证过程中所体悟到的义理旨趣。所以有人说，宋代“理趣”的文化根源主要不是理学，而是佛门的禅机。参见钱钟书《宋诗选注•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此说固有其道理，禅机的悟趣及禅理的语录点拨式表达，确实对宋代士人的审美体悟和理论表达产生重要影响。然而，禅理之“理”与宋人崇尚的理趣之“理”尚有很大差别。前者拒绝理性，后者则渗透着理性。而理学作为三教合一的更深层次的理论形态，一方面吸取和蕴含了佛门的思辨，另方面则凸显了与佛门禅机迥别的理性精神，后者显然对宋人的形上追求和理性精神影响更为深刻和直接。相应，“理趣”被移用到诗学批评乃至整个美学批评领域，用来指作品中呈现的一种审美本体情感与宇宙人生哲理为一体的透悟性意趣，着实是与理学的影响直接相关的。从反向来说，“理趣”之“理”，离不开哲理，乃与“才学”、“议论”相关，这正是理学的特长。而浸禅悦之风“以禅喻诗”的代表人物严羽则旗帜鲜明地反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主张“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强调诗歌表现“不着理路，不落言筌”，这可说明“禅趣”与“理趣”之趣并不对应，更不重合。从正向来说，宋代“理趣”的理论表述，集中体现在词论、画论尤其是诗话之中，虽然这些语录体的流行也受佛门“公案”语体影响，但理学家运用语录体更为广泛，尤以朱子语类为其集大成者。
宋代史学突出地体现了经世致用的现实精神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它对宋代美学的影响是：宋代美学比之唐代更关注现实的民生和民族问题，这使宋代美学带上一种深沉苍凉的基调。宋代的民族危机、社会巨变，都促使士人更加关注现实生存。政治家固然力图使审美与艺术能现实地为世所用，道学家、文学家也异曲同工地关注审美与艺术的社会人生功能。受此影响，政治情结、爱国情怀、民生关切、道德境界、人生意趣成为宋代文学突出的主题，忧患意识、悲凉情绪成为宋代文学抹之不去的基调。在理论思潮中，宋代屡次出现的“复古”与“革新”之风，均与史学精神相关。士人“或则正一时之所失，或则陈仁政之大经，或则斥功利之末术，或则扬贤人之声烈，或则写下民之愤叹，或则陈天人之去就，或则述国家之安危危，必皆临事摭实，有感而作，为论为议，为书疏、歌诗、赞颂、箴铭、解说之类，虽其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孙复《答张洞书》）“苟非美颂时政，则必激扬教义。”（田锡《贻陈季和书》），鉴古论今、以史喻今成为常见的时评，时政之论，忧世之作，构成宋代美学领域释放史学精神和情怀的沉郁顿挫的交响。
三教合流的调适，尤其是禅悦之风的浸染，给宋代士人提供了一种相对进退自如的心理机制，因此，与性理追求和忧患意识的沉重基调相辅的，是宋代的仕隐文化与士人普遍具有的洒落心态。白居易的“中隐”人生哲学受到宋代士人的推崇，苏轼即为其中的代表。苏轼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说：“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他还作有题为《中隐堂》的诗，抒写中隐情怀。可以说，宋人比前人更潇洒地容与在仕与非仕之间、无可与无不可之中，对仕隐文化作了圆融的诠释，并身体力行。苏轼在《灵璧张氏园亭记》如此表白自己的仕隐哲学：“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前代文人在仕、隐两者之间往往不可兼容，甚或冲突，宋人则能更从容与入世与出尘之间，入则为仕，出则同尘，或者无可无不可。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苏轼的“我适物自闲”、“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均是对这种人生哲学的透彻表达。
深入人生和远离人生的矛盾张力在宋代士大夫那里特别地纠结。苏轼与陶渊明在退隐上终有区别，后者是恬淡的真退隐，而前者是无法逃脱又无可奈何的一种排遣。苏轼是进取和隐退矛盾的一个典型，是中晚唐以来士大夫进取与退隐双重矛盾心理最鲜明的人格化身。在苏轼所谓的“澹泊”心境中，渗入了对整个宇宙人生的意义、价值的一种无法解脱的怀疑和感伤。
总体而言，宋代士人的个性不再像唐人那样张扬、狂放，他们的处世态度倾向于睿智、平和、稳健和淡泊，人生得意时并不如李白般大呼“天生我材必有用”“人生得意须尽欢”，事业顺利时也并不像李白那样狂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反之，命运坎坷时也很少像孟郊般悲叹“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宋人虽少了汉唐少年般的野性和青壮年的豪迈，却有着中年人“四十不惑”的睿智、冷静和洞彻。与唐人相比，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参袁行霈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卷第五编绪论第二节，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宋代士人心态对物对己更为圆彻、宽容，人生上表现为入仕出尘的无可无不可，审美上表现在雅与俗、刚与柔兼收并蓄，甚至以俗为雅、以丑为美。
禅宗以内心的顿悟和超越为宗旨，认为禅悟产生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屙屎撒溺处”（释了元《与苏轼书》），深受此风之染的宋代士人领悟到雅俗之辨不在于外在形貌而在于内在心境，因而采取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生活态度。禅学的世俗化带来的是文人审美态度的世俗化。宋人认为艺术中的雅俗之辨不在于审美客体孰雅孰俗，而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与情趣。“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苏轼《超然台记》），“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黄庭坚《题意可诗后》）。审美情趣世俗化的转变使文学观念开始由严于雅俗之辨向以俗为雅转变。这种转变在宋诗中的表现最为明显，具体表现在题材和语言的世俗化上。题材的“以俗为雅”与生活态度和审美态度的世俗化密切相关，宋人拓展了诗歌表现的范围，挖掘出生活中随处而有的诗意，使诗歌题材愈趋日常生活化；语言受禅籍俗语风格的直接启示，采用禅宗语录中常见的俗语词汇，以俚词俗语入诗，仿拟禅宗偈颂的语言风格，从而又开拓了宋诗的语言材料，使诗歌产生谐谑的趣味和陌生化的效果。参袁行霈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卷第五编绪论第二节。只要把苏、黄的送别赠答诗与李、杜的同类作品相对照，或者把范成大、杨万里写农村生活和景物的诗与王、孟的田园诗相对照，就可清楚地看出宋诗对于唐诗的新变。
在艺术表现上，宋代艺术多追求精灵透彻的心境意趣的表现。唐韵的壮美逐渐淡化，代之以宋调的含蓄、和谐、宁静、甚至平淡。然而这种平淡不是贫乏枯淡，而是绚烂归之于平淡，是平静而隽永、淡泊而悠远。宋代的审美追求从推崇李、杜转向崇尚陶渊明，李、杜是入世的，而陶渊明则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很平淡，它成了宋代文人审美的理想风范。宋代美学重视“悟”（“妙悟”、“透彻之悟”）、“趣”（“兴趣”、“理趣”、“别材别趣”）、“韵”（出入之间、有无之间、远近之间）、“味”（平淡、天然、自然）、“逸”（出尘、脩远、逍遥）、“闲”（心闲、身闲、物闲）、“适”（适意、心适物闲）等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透露出宋代的审美倾向性。
在绘画领域，唐代传达的是热烈奔放的气质和精神，如李思训、李道昭父子金碧山水画的雍容华贵、绚丽辉煌，吴道子佛像绘画的“吴带当风”，韩干画马的雄健肥硕。宋代文人画传达的则是淡远幽深的气质和精神，其美学风格进一步由纤秾转向平淡，笔致雅逸、以淡为尚是其主要特征。如文同《墨竹图轴》以水墨之浓淡干枯表现竹之神态、苏轼《枯木怪石图卷》以一石、一株、数叶、数茎勾寥落之状，李成《寒林平野图》以平远构图法表现林野之清旷幽怨。山水画逐渐呈现由以重着色转向重水墨的风格，在简古、平淡的形式外表中，蕴含着超逸、隽永的深意。宋代人物画在题材上将表现范围拓展到平民市井乡村民俗及各种社会生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即为代表之作。自北宋中期苏轼、文同等极力提倡抒情写意、追求神韵的文人画，至元代则将写意文人画推向高峰，并促进了书画的进一步渗透融合。
在书法领域，唐人重法，欧柳禇颜诸家，莫不如此。而宋书以意代法，努力追求能表现自我的意志情趣，形成“尚意”书风。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庭坚的“书画当观韵”，强调“韵胜”，皆是此意。后世评论“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清梁巘《承晋斋积文录•学书记》）。宋代“尚意”书法除了具有“天然”“工夫”外，还需具有“学识”即“书卷气”，同时有意将书法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结合起来，主张“书画同源”，“书中有画、画中有书”。
瓷艺也在宋代达到精致典雅、玲珑透彻的境界。宋代瓷艺既体现儒家崇尚的沉静典雅、简洁素淡之美，又表现道家追求的心与物化之趣，还有禅家倾心的玲珑透澈之境，达到中国瓷艺最高峰。
中国园林艺术自商周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不懈的创新与发展，到宋代别开生面，达到超逸之境。尤其是宋代士人园林的兴起，以其简远、疏朗、雅致、天然的风格和意趣，“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在“壶中天地”中，追求贯通天人、融合宇宙人生的意境，成为满足宋代士大夫在出入之间、仕隐之际独特精神追求的诗意栖居地。宋代士人园林，在园意观念和园境实践两方面精妙地体现了“中隐”的意趣，一种与禅宗“非圣非凡，即圣即凡”的境界同调的“不执”境界。造境手法别出心裁：在叠山理水上以局部代替整体，折射出文人画中以少总多的写意追求，色彩上以白墙青瓦、栗色门窗表现淡雅心境，植物上以莲、梅、竹、兰包含象征意义，由此，园林的意境更为深远。同时，园中赏玩，集置石、叠山、理水、莳花之实境和诗词、书画、琴茶、文玩之雅态为一体，从而赋予更浓郁的诗情画意，“壶中天地”渗透着诗心、词意、乐情、茶韵、书趣、画境，体现了文人容纳万有的胸怀。艺术与生活、审美与休闲，在宋代士人园林融为一体的境界。
二、宋代美学的核心范畴
1.理、气、象“理、气、象”的相互关系体现宋代理学的本体论结构，在朱熹哲学体系中圆成。在朱熹哲学体系中，“理”或“道”是其出发点和归宿，它必须借助于“气”而“造作”，依“气”而“安顿”；“物”是“理”的体现和表象，是“理”借“气”而派生的。从“上推下来”，“理”—“气”—“物”；从“下推上去”，“物”—“气”—“理”；统而言之，则“理”—“气”—“物”—“理”，这就是朱熹的先验世界图式。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第127—12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在朱熹理学美学本体论的逻辑结构中，它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样是“道”或“理”，“文”是“道”或“理”的体现和表象，是“道”或“理”借“气”构成或派生的，在“道”和“文”之间，同样有个“气”的中间环节。因此，从上推下来，“道”—“气”—“文”；从下推上去，“文”—“气”—“道”；统而言之，则为“道”—“气”—“文”—“道”，这就是朱熹的先验的审美客体存在模式或美本体论模式。在这个逻辑结构中，“道”是美的逻辑本原，“气”是美的实性构成，“文”是美的直观表象；它的理想状态则是“文道合一”，也即逻辑本原的充分体现。
作为本体的“理”或“道”是存而不有的虚体，它虽决定一切，派生一切，然却只是一个静阔无为的逻辑本原或推论中的原动力，世界万物的实体构成和具体的凝聚造作，实在是由于“气”的存在和作用，理需借助气的实性来造作世界。气按照理的原型构造成形便表现为“文”，文是理借气构成的感性显现。比如就艺术而言，道或理是艺术的本体，这个本体只是一种逻辑的原型，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所以然，其本身是超越的、先验的、在形迹之先的；艺术实际构成的元素是气，艺术的各种组成元素都属于气的层面；艺术的表现状态则是文，文是诉诸于人之感官的形象画面。
宋代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气象”，与理学有某种程度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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