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竭宝峰主编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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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捭合的外交家(3)试读：
前 言
名人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自有许多特别之处。我们在追溯名人的成长历程时可以发现，虽然他们的成长背景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具有影响他们人生的重要事件，成为他们人生发展的重要契机，使他们从此走上追求真正人生的道路，并获得人生的成功。
名人有成功的契机，但他们决不仅仅依靠幸运和机会。机遇只给有所准备的人，这是永远的真理。因此，我们不要抱怨没有幸运和机遇，不要怨天尤人，而要做好思想准备，开始人生的真正行动，这样，才会获得人生的灵感和成功的契机。
我们辑录这些影响名人人生成长的主要事件，就是为了让广大读者知道，名人在他们做好思想准备进行人生不懈追求的进程中，怎么从日常司空见惯的普通小事上，碰出生命的火花，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凡为神奇，获得灵感和启发的，从而获得伟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了较高的人生追求。
影响名人成长的事件虽然不一样，但他们在一生之中所表现出的辛勤奋斗和顽强拼搏精神，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如爱默生所说：“伟大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拥有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的初衷与希望永远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们永远会克服一切障碍，达到他们期望的目的。”
爱默生说：“所有伟大人物都是从艰苦中脱颖而出的。”因此，伟大人物的成长具有其平凡性。吉田兼好说：“天下所有的伟大人物，起初都很幼稚并有严重缺点的，但他们遵守规则，重视规律，不自以为是，因此才成为一代名家而成为人们崇敬的偶像。”这样看来，名人的成长又具有其非凡之处。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培根说：“用伟大人物的事迹激励青少年，远胜于一切教育。”
为此，本书精选荟萃了古今中外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有关名人，其中有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谋略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发明家、探险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等，阅读这些名人的成长故事，能够领略他们的人生追求与思想力量，使我们受到启迪和教益，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把握人生的关健时点，指导我们走好人生道路，取得事业发展。
乔治·克利孟梭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太子斐迪南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爱国青年普林西波刺死，酝酿多年的世界大战终于以此为导火索而爆发。
8月2日，德国向法兰西宣战，德军按照施里芬——毛奇计划，穿过比利时，大规模入侵法国。8月底，德国军队攻到了马恩河，离巴黎仅100余公里。法国政府内外一片混乱，9月2日迁往南方城市波尔多。
时任国会议员的乔治·克利孟梭气得胡子上翘，他在议会中大喊大叫，要求法国以复仇的精神打败德国，为普法战争的失败雪耻。
然而，自马恩河战役后，德法战场形成僵局。虽然法国赢得了凡尔登会战的胜利，但由于损失太大，根本无力转入反攻。1916年结束时，双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克利孟梭再也忍不住了，他在自己办的报纸《囹圄人》上发表文章，矛头直指法国总统彭加勒。1916年5月，尼维尔指挥法军在苏瓦松和兰斯一线出击，五天内损兵折将十万人，战局却毫无进展。5月15日，尼维尔被解职，白里安也不得不引咎辞职，由里博继任总理。
在这种形势下，谁能使失败的情绪一扫而光，使“民族的活力”重新振奋起来呢？彭加勒清楚地知道，这人只有一个，他就是克利孟梭。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彭加勒的“爱国主义”终于战胜了他对克利际梭的个人恩怨，他请克利孟梭出面组阁，克利孟梭又重新踏上宦途。
1917年底，威尔逊总统领导的美国派兵在法国登陆，支援精疲力尽的英法军队对德作战，战局出现了有利于协约国的转变。然而，“一山容不下二虎”，克利孟梭与贝当将军的矛盾又暴露出来。粗暴，这是克利孟梭与贝当的共同性格，但贝当粗暴得近乎冷酷，而克利孟梭的粗暴则近乎狂热。克利孟梭常常火冒三丈地指责他的陆军总司令不向他详细及时地汇报战况，而越是在这种场合，贝当越是一言不发……针锋相对的矛盾使得克利孟梭不得不请出老将福煦元帅，由他担任协约国联军总司令。
1918年11月11日，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历经四年血腥厮杀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消息传到巴黎，77岁的克利孟梭老泪纵横地喊道；“我总算等到了这个复仇的日子！”由于1917年国力重振，法国人把胜利归功于克利孟梭。法国议会一致通过法令，指出：“乔治·克利孟梭作为公民、总理兼陆军部长，为祖国立下了伟大的功勋。”
的确，克利孟梭主阁后很快使法兰西重振了民族活力，扭转了战局，保证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不仅如此，他还在经历战争之后保留了军人应当受文官领导的共和传统，不让赢得胜利的元帅和将军们任意行动。12月1日，克利孟梭来到了战后的英国首都。
就在克利孟梭刚刚到达伦敦之时，12月2日，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决定亲自率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他是自美国建国以来第一位访问欧洲的总统。
1919年1月18日，27个国家的1000余名代表来到了巴黎的凡尔赛宫。“三巨头”的协商内容是绝对保密的。这种做法不但引起其他国家和记者们的惊讶和不满，就连巴黎和会的主持人彭加勒也对于这种把他“挂起来”的做法十分恼火。但是，克利孟梭通过议会信任投票，得到了秘密处理和平条款事宜的权利。“三人会议”上，劳合·乔治最关心的是殖民地问题，威尔逊则言必称应当以“和平公正原则”解决一切事务，要首先讨论国际联盟的盟约问题。而对于克利孟梭来说，法国的首要利益是法德边界和赔偿问题。他们数次开会，总没个结果。
三月的一天，“三巨头”又聚在一起继续谈论他们关心的实质性问题。
克利孟梭毕竟是三人中的长者，“姜还是老的辣”。他看准了威尔逊想当世界领袖，就决定先让他一步，待他转移了注意力之后，再对付劳合·乔治就容易多了。
更何况他又成功地在《凡尔赛条约》第429条中规定：“法国可以在必要时推迟或重新占领该地区。”究竟谁该更高兴，只有上帝才晓得！
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无疑是克利孟梭的杰作。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法国人的普遍赞赏。右派报纸攻击他只会跟着威尔逊屁股后面转；福煦称他的妥协是背叛、是投降；彭加勒骂他是“被国家敬之为神的疯子……”
和约签字的一个多月前，克利孟梭再一次下令向5月1日的游行队伍开枪，这使他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强刚毅性格完全为粗暴残忍的独裁者形象所代替。1919年底，他抱着必胜的信心参加总统竞选，想一举打败彭加勒并取而代之，没想到遭到惨败。于是，他从1920年起退出政坛，离开了巴黎，返回了他离别了数十年的旺代省。
从1920至1929年，这段时间内，克利孟梭几乎被人遗忘了。他除了每日整理花园、看报、写回忆录之外，偶尔也外出旅游、打猎，并在回来后写些散记。
1929年11月24日，克利孟梭在孤独中死于旺代省故居，终年88岁。他的遗嘱是这样写的：“我死后，请将我的遗体葬在我父亲贝雅曼·克利孟梭的墓地旁边。我的遗体应当直接从太平间送到墓地，不进任何教堂，不搞任何有仪式的葬礼。我的坟墓应与我父亲的一样，不立墓碑，只安一圈铁栅栏即可。”
克利孟梭被人遗忘了，在他死后的十年间，没有一个法国政治家曾在公众场合提起他的名字。
穆罕默德·萨达特
穆罕默德·萨达特1918年12月25日生于开罗和亚历山大港之间的米努夫亚省阿布尔科姆村的一簇泥砌的房舍里。他的父亲穆罕默德·伊尔·萨达特是政府职员，家中有13个孩子。他的母亲有苏丹人血统。这在他的皮肤上遗留着明显的痕迹，他比一般埃及人要更黑一些。
1925年，他的父亲被调往开罗，他的全家也搬到首都市郊的一幢小房里，离埃及国王的住处之一库巴宫不远。萨达特初步展示了他后半生一再展示的胆量，他常到皇家果园中偷杏吃。
为了未来在埃及发挥作用，萨达特决定当一名军官。尽管他的家庭没有社会地位，但他设法获准进入皇家军事学院。这所学校原是贵族学校，但后来也开始接纳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子弟。1938年萨达特毕业，被派往首都附近的通讯部队任职。如他后来所说，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成为组建军官组织的活跃人物，他们要发动一次反对英国统治的武装起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萨达特上尉继续把英国视为主要的敌人。德国人曾经让他到伊拉克从事反对英国人的工作，他参与了把一个前参谋长秘密运出国外的计划。由于飞机坠毁，计划失败，萨达特被逮捕。但由于缺乏证据，他后来又被释放了。
未受挫折的萨达特上尉接触了两个纳粹特工，他们常常一同出现在开罗的一家夜总会里。他们挥金如土，因而受到监视，并被逮捕审问。他们暗示同萨达特有过接触。结果，一群英国和埃及侦探及情报军官搜查了萨达特的家。虽然他自制炸弹的地窖未被发现，但他却被捕入狱。在监狱中，他利用充足的时间，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学会了德语。
1950年，他在军队中恢复了原职。由于反叛军官秘密组织自由军官团体的帮助，他不久获得了提升。这个组织在他的一位老朋友纳赛尔的领导下，其规模和权力都有了扩大。1952 年7月22日，纳赛尔召集萨达特少校到开罗开会，说长期等待的起义不久就要开始，起义矛头指向法鲁克国王。有一天晚上，萨达特带领妻子去了影院。他们回家后，发现了纳赛尔留下的字条，说当晚行动已经开始，指示萨达特少校到革命者中去。
1973年，萨达特决定对以作战。他受到了学生和其他一些人，包括一个无能的领导人的批评。他认为打破由于势均力敌而造成的埃以僵局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掌握势态的主动权，那么情况就不会有什么进展，”萨达特在接受访问时说。“已经到了出击的时候了。战斗重新开始是不可避免的。”
在莫斯科赞同埃及人有限度地进攻西奈半岛以及更多的苏联军队到达以后，萨达特于10 月6日下令发起进攻。
1974年1月协议签署以后，接着是基辛格几个月的“穿梭外交”。1975年9月，出现了第二个有限的埃以非正式协定。虽然1977年10月1日苏联和美国就中东问题召开日内瓦会议原则上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为取得一个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而作的努力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叙利亚继续反对召开这样的会议。
到1978年1月，双方陷入僵局，萨达特指责以色列人是顽固脑瓜。直到1978年9月在卡特召开的和谈会议上，萨达特同贝京和卡特会见，相持不下的局面才结束。经过两周的会谈，结果签署了被称为“和平框架”的协议。
在作了进一步努力之后，卡特飞往耶路撒冷，然后于1979年3月13日前往开罗，带着打破另一个僵局的和解建议。在机场会见时，萨达特当即赞同这些建议。在当月的晚些时候，萨达特和贝京签署了和平条约，结束了30年的埃以对抗。萨达特借用《以赛亚预言书》中的话说：“让我们共同合作，直到他们把刀剑打成犁刃，把长矛打成修剪树枝的钩刀的那一天来临。”
1980年初，萨达特同贝京在埃及的阿斯旺举行了非决定性的会谈。以色列军队从西奈半岛的更多地方撤了出去，半岛的三分之二已经撤空了。埃以边界宣布开放，两国互派了大使。1980年3月，被废黜的伊朗国王患病，移居开罗，接受了长期居留的邀请，萨达特为此再次受到国内和一些不友好阿拉伯国家的批评。
80年代开始以后，萨达特总统好像对他的政策很有信心，但是势态似乎发生了某些不利的转变。开罗在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一些地方的孤立状态令人难堪；粮食、武器几乎全部依赖于华盛顿的援助，这导致人们的忧虑。通货膨胀率一年达到30%；镇压现象增多了；以色列在西岸占领区增加移民的政策加重了人们的悲观情绪。
1980年4月，萨达特访问华盛顿，同卡特总统讨论以色列移民问题。在那里，他谴责以色列的政策是“没有根据的、不明智的和非法的”。
在萨达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当他同以色列进行头绪纷繁的有时是很激烈的对话时，国内多次出现了反对他的情况。尽管他拥有广泛的声誉，尽管他继续用政府粮食补贴的手段去平息不满情绪，但是仍然有人在继续反对他。
1981年初，埃及极左的国家联盟进步党公开指责萨达特的对以政策。这个党的声明说：“所谓同以色列敌人的正常化是以牺牲阿拉伯人为代价的，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埃及人的反对。”
8月3日，埃以签署了一项协定，在西奈建立一支2500人的国际维持和平部队，维护它们的和平条约。
1981年9月9日，萨达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讥讽地提及到国内的暴力传统和他统治时期的反对者。他对一名提了一个粗鲁问题的外国记者说：“要是在别的时代，我会枪毙你，但在民主条件下，我确实要像忍受反对党一样忍受这一切。”
也是在9月，萨达特指控十几个前埃及官员同苏联“勾结”，阴谋推翻他的政府。他下令驱逐1000名苏联公民，包括苏联大使普列亚科夫。
埃及官方控制的新闻机构报道，埃及情报部门揭露一起由苏联特务和埃及宗教极端主义者、极左分子、纳赛尔分子、教师和记者以及其他人一起策划的反政府阴谋。
9月末，当时埃及、以色列和美国官员在开罗举行会谈寻求巴勒斯坦自治计划，萨达特政府采取进…步行动，镇压反对者，其中包括加强对大学校园的警戒，颁令对官官进行全面调查。
在一次讲话中，萨达特以一种过于自信的态度断言，国内无秩序状态已经结束了。他在两个小时的电视讲话中说：“各个方面或领域——街道、政府、大学、中学、工厂、国营部门、私营部门——缺乏秩序的状况全都结束了。”
但是在以色列，萨达特的一个长期观察家艾坦谈道，他的事业可能要结束了；这位以色列参谋长、陆军中将坦率地说；“埃及存在着一些问题，萨达特总统将会离去，一切事情都将结束。”
纳尔逊·曼德拉
1918年7月18日，纳尔逊·曼德拉出生在南非最大的一块黑人“保留地”特兰斯凯。他的家族是当地科萨人滕布部落王族中的一支，父亲是滕布人部落的一个酋长，并任滕布人大酋长的首席顾问，纳尔逊是老曼德拉唯一的儿子。12岁时他父亲病逝。此后，滕布人的大酋长达林戴波成为曼德拉的监护人。
曼德拉早年在教会小学和地区师范学校学习，1938年考入当时南非唯一招收黑人学生的大学——黑尔堡大学攻读文学学士学位。
1953年9月，曼德拉在他起草的著名报告———《自由之路无坦途》一文中指出要采取新的斗争方式，要以更高的水平来进行斗争。他提出的具体设想就是实施M计划。当时非国大执委会虽然通过了M计划，但曼德拉的主张并没有立即成为非国大指导思想的主流。非国大的领导人大多习惯于公开号召，对合法斗争抱有幻想，而对于把非国大建成一个中央集权的适合于从事地下斗争的组织很反感。加之非国大长期以来组织松散，权力分散，因此M计划的实行在50年代并不得力。
1962年8月5日，在由纳塔尔省驱车返回约翰内斯堡的路上，由于有人告密，转入地下17个月后的曼德拉被警察逮捕。
1963年10月9日，法庭正式开庭。
对曼德拉等领导人的审判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广大黑人群众行动起来，人们情绪激奋，不允许当局杀害自己的领导人。随着审判接近尾声，还出现了世界范围的抗议活动。1964年6月9日，即最终审判的前3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强烈要求南非停止审判，对被告实行赦免。
在国内群众反抗和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南非当局对处置这些黑人运动的领导人不得不有所顾忌。1964年6月12日，法庭最后宣判，被告所犯罪行实质上是重大叛国罪，但政府决定不以这种形式进行指控，不处极刑，而对所有被告处以终身监禁。
1964年6月，曼德拉被重新关进罗本岛监狱。此后，他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18年。
1989年7月，曼德拉利用与前总统博塔会见的机会，正式提出了通过和平谈判，政治解决南非问题，实现多数人统治的思想。他提议“在非国大和南非政府之间举行会晤，通过谈判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并主张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作出让步”，以达成一致。这一主张随即为非国大采纳，并很快得到南部非洲前线国家和非统组织的认可。
1990年2月11日，打着改革旗号上台的德克勒克政府无条件地释放了曼德拉，曼德拉终于重新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经过27年漫长的铁窗生涯，曼德拉已年过古稀，明显地苍老了，但他却身形挺拔，反应敏捷，依然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尤其令世人惊叹的是，监狱的苦役和折磨并没有摧垮他的意志或使他充满仇恨，相反他态度温和、彬彬有礼，脸上总是带着慈祥的微笑。人们感到，他的身上蕴藏着令人钦佩的智慧。
曼德拉获释后立即来到设在赞比亚的非国大总部，并被推举为党的副主席，实际上代替坦博承担起领导非国大的任务。经过曼德拉的工作，党内领导层对谈判问题上的认识取得了统一，决定把工作转入国内，并选举了以曼德拉为首的代表团与白人政府进行谈判。
1990年5月，以曼德拉为首的非国大代表团与南非政府首次举行会晤，这是南非白人和黑人的政治代表有史以来第一次平等地坐在同一谈判桌前。南非政府同意消除谈判的障碍，释放政治犯，保护流亡的政治犯，与非国大共同努力结束城市的暴力活动。同年8月，非国大同意终止历时30年的武装斗争。1991年6月，南非议会废除了作为种族隔离制度支柱的《集团居住法》、《土地法》和《人口登记法》。
1991年以后相继与保守的黑人政党因卡塔自由党主席兼克瓦祖鲁“黑人家园”首席部长布特莱齐、激进的黑人解放组织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马奎图举行会谈，呼吁停止敌对行动，在政治解决进程中以一个声音说话。这样做不仅大大有助于协调黑人内部的淡判立场，而且促成了1991年10月各主要民主力量的大联合——爱国统一战线的成立，其中包括绝大多数黑人政党和组织，白人民主党和有色人工党等，从而增强了民主力量的谈判地位。1991年12月20—21日，代表不同种族，部族利益的19个主要政党和南非政府召开“民主南非大会”，共同讨论南非的政治前途。这成为南非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93年6月，多党制宪谈判委员会运用“足够多数”的原则，正式确定1994年4月27日为南非历史上首次不分种族的全民大选日。9月9日又取得重大突破，达成了关于在年内成立过渡执行委员会的协议。11月18日，经过2年多的艰苦谈判，多党谈判委员会终于就过渡时期临时宪法达成了协议，它标志着南非已从法律上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同时也宣告南非长达300多年的白人少数对黑人多数统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南非和平进程进入了全民大选活动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曼德拉还不断密切与德克勒克的合作，相互配合，共同解决民主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充分展现了曼德拉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宽广胸怀与高超的斗争艺术，而德克勒克也显示了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的远见卓识。由于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促进种族和解斗争中的突出贡献，他们于1991年、1993年先后被授予联合国“博瓦尼争取和平奖”和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2月16日，非国大对极右势力做出重大让步，曼德拉表示，非国大已经同意考虑起草有关建立一个白人家园的宪法修正案，但仍反对建立在种族基础上。在大选前夕的4 月19日，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又与因卡塔自由党领导人布特莱齐签署了《和解与和平协议备忘录》，因卡塔自由党宣布将参加大选，非国大和南非政府则承认祖鲁国王祖韦利蒂尼为祖鲁族纳塔尔地区的传统君主，并立即为此修改宪法。对右翼势力做出的重要妥协充分反映了曼德拉对于在南非实现最广泛的民族团结所具有的理想与信念。
1994年4月26—28日，所有种族参加的大选如期举行，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在史无前例的全民大选中获总有效票数的62.65%，以压倒优势赢得胜利。5月9日，纳尔逊·曼德拉在南非新大选产生的议会中当选新南非首位总统，他是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诺罗敦·西哈努克
诺罗敦·西哈努克1922年10月31日生于金边，系诺罗敦和西索瓦两大王族的后裔，已故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和哥沙曼·尼亚里丽王后之子。
他早年曾就读于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和法国巴黎，1941年4月被王位委员会推选为国王。1946年至1948年，他在法国索缪尔骑兵军事技术及装甲兵学院接受高等教育。1952年至1953年，他以柬埔寨国王身份向法国提出独立要求，并于1953年11月9日使柬埔寨获得完全独立。
1955年4月，西哈努克将王位让与其父苏拉玛里特后，开始组建“人民社会同盟”，并亲自担任该联盟主席至1970年。
1955年4月，他代表柬埔寨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并宣告柬埔寨为中立国。
1955年至1957年，他3次出任柬埔寨首相兼外交大臣，并于1956年2月至9月任柬埔寨王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1956年，他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共同签署了不结盟运动宣言，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缔造者之一。1958年7月，他再次出任柬埔寨首相。
1960年其父逝世后，西哈努克宣誓就任国家元首。
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发生了历史性的悲剧。1970年3月，美国扩大侵略越南战争，鼓励柬埔寨内阁首相朗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建立亲美叛国的反动政权。在这种情形下，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亲切接待了流亡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同意他及其家属长期留住北京。
在此期间，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波尔布特也秘密来华访问。由于各种原因，他没能同西哈努克会面。周总理在会见波尔布特时表示，柬埔寨共产党应从国家前途出发，共同反对敌人，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回国后，波尔布特马上召开中央会议，并以人民革命党的名义向西哈努克发来信函，表示愿同柬埔寨各派组织进行合作。
在中国的力促下，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最高领导于1970年4月24日在广州举行印支三国四方首脑会议。我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先期到达广州做准备，把会议地点确定在珠江畔的珠岛宾馆。参加会议的有越南总理范文同、南越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阮友寿、老挝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柬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乘专机来到广州，同三国四方领导人进行了重要会谈。他提出五项建议：揭露美国扩大侵略越南的阴谋；印支三国人民要团结一致，争取独立和平，谴责朗诺进行政变，支持西哈努克为首的政权；印支三国要相互尊重，加强团结，和睦相处；呼吁东南亚和世界各国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三国领导人纷纷发言，支持周总理的主张，最后他们达成了《印支三国联合声明》。当晚，周总理在为他们举办的宴会上说，七亿中国人民是印支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也是印支三国的可靠后方！
会议结束后，西哈努克来到北京。那天正逢五一节，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西哈努克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亲切交谈。西哈努克详细介绍了三国四方首脑会议的成绩，并真诚地表达了对中国政府的感激之情。毛主席说：“您不要这样说，我们欢迎你们常住北京，支持你们努力工作，尽可能协助你们的救国事业。我喜欢您的讲话，内容坦率，思想真诚，您好像有共产党党员的资格！”西哈努克哈哈大笑地说道：“毛主席！我真的不是共产党员，也不具备加入共产党的资格。为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我可以同国内共产党联合，共同抗击外国侵略！”
西哈努克提出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和联合政府的方针，得到中国、越南、老挝等国的支持。柬国内各派也十分赞赏，一些重要人物和流亡国外的人士纷纷来到北京。
1970年5月4日，西哈努克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经过多次讨论，通过了民族统一阵线的政治纲领，推举西哈努克担任阵线主席。随后，民族统一阵线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民族团结政府，推举西哈努克继任国家主席，宾努为内阁首相，乔森潘为副首相兼国防部长，通过了12位内阁成员。为了避免外国媒体指责他们是流亡政府，会议决定将团结政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设立在中国北京，负责外交事务，争取外国支援，配合国内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另一部分设在柬国内解放区，负责国内的战略和军事斗争。
柬埔寨在北京成立统一阵线和团结政府后，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给他们选择一处办公地点。最后选择了位于海淀区的友谊宾馆。当年7月，民柬团结政府搬进友谊宾馆，柬埔寨国旗在门前高高升起。在为此举行的仪式上，西哈努克激动地说：“我衷心感谢周总理为我们政府安排了办公楼，这是民柬政府的大厦，面积很大，庄重豪华，比我们金边政府的办公楼还大，我们政府在此工作必然顺利。”周总理表示：中国大力支持柬埔寨在北京成立团结政府，并决定每年向他们提供500万元人民币的捐款，并提供警卫人员和汽车队。
西哈努克及其家属流亡中国以来一直住在钓鱼台宾馆五号楼。但是，当时中国正进行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也在钓鱼台常住，警察密布，戒备森严，使外宾有所不便。为此，周总理要求外交部给他们选择一个新住址。几年前西哈努克访华时，曾住在东交民巷15号宾馆，那是清朝法国驻北京的公使馆。
1970年12月，东交民巷15号修缮一新，西哈努克和夫人等从钓鱼台搬迁到此处。外交部还在东面一座小楼上成立了接待处，协助西哈努克工作。
西哈努克和家人搬进东交民巷后，周总理和夫人到此亲临看望。他向西哈努克表示，这里居住条件不错，是独门独院，建议将此院改名为“柬埔寨元首府”。几天之后，一位西方记者到此宾馆采访西哈努克。记者问：“您是柬埔寨亲王，又是佛教人物，您在中国成立了流亡政府，您也想充当中国的傀儡吗？”西哈努克激动地怒斥那位记者：“你胡说八道！我绝不是中国的俘虏，更不是中国的傀儡。我在中国长期留住的原因是，中国支持我们反抗美国侵略，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另一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是我们尊重的好朋友！”
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后，为支持他们的和平解放，中国政府同民柬团结政府每年都签署无偿军事援助的协议。当时，由于柬埔寨伪军控制着交通要道，中方运输武器准备的惟一通道就是著名的“胡志明小道”。这条道路从越南北方经过老挝南部进入柬埔寨东北部地区，全长1200多公里。周总理得知此项工程，便派方毅赴越南考察。经过多次踏访和会谈，中越双方达成协议。周总理决定，中方要同越方全面合作，进一步改建和扩建“胡志明小道”。随着道路的开通，车辆运输时间从半个月缩减到五天，中国政府派军事人员把武器装备和援助资金运送到柬埔寨。最初运输车辆只有几十部，后来猛增到1974年的1500辆，几年里中国援助柬埔寨的物资总金额达到几亿元人民币。1973年2月至4月，西哈努克曾从北京经过越南河内，经过这条“胡志明小道”回国。
1974年4月17日，民族统一阵线在柬埔寨取得全面胜利后，他就任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1976年4月，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1975年4月17日，朗诺伪政权被打败，首都金边获得了彻底解放。
1975年8月，波尔布特派乔森潘到北京迎接西哈努克元首回归祖国。
毛主席和周总理嘱咐当时的党政主要负责人邓小平、叶剑英为西哈努克及其家人送行。西哈努克十分感谢地说：“中国给我们大量的、慷慨的、兄弟般的、无条件的、多形式的支援，使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我相信，今后中国仍然是我们柬埔寨的头等支持者！”在回国前夕，他特意写了一首歌曲《我亲爱的第二祖国》，歌词中写道：“啊！光荣伟大的中国，我向你致敬，我衷心热爱你，把你当作我的第二祖国！”
1981年3月，他成立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并亲自担任主席至1989年8月27日。
1982年7月9日，他就任民主柬埔寨（1990年2月3日改名为柬埔寨）主席。1991 年7月17日，他被推举为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23日，他率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全体成员出席巴黎会议，并签署了“关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冲突的协定”。11 月14日返回金边后，他被柬埔寨四方一致拥戴为国家元首。
1993年6月14日，柬制宪会议通过决议，完全恢复西哈努克亲王在1970年3月18日违宪政变前的一切权力和地位，并授予他国家元首的所有权力。同年9月24日，柬埔寨颁布新宪法，恢复君主立宪制。同日，王位委员会一致选举西哈努克为国王、终身国家元首。2004年10月6日，西哈努克国王发表告同胞书，宣布由于健康等原因决定退位。
西哈努克国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长期致力于中柬友好事业，并多次访问中国。他曾先后创作了《怀念中国》、《万岁，人民中国；万岁，主席毛泽东》和《啊，中国，我亲爱的第二祖国》等赞颂中柬友好的歌曲。他也曾多次慷慨解囊，向中国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捐款。
1999年4月30日，应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邀请，西哈努克国王在莫尼列王后的陪同下到中国昆明出席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
西哈努克1952年4月与诺罗敦·莫尼列·西哈努克结婚。他们生育了诺罗敦·西哈莫尼国王和诺罗敦·诺林达拉邦王子。
充满传奇色彩、先后两度登上王位的西哈努克尽管年事已高，而且患有多种疾病，但目前的健康状况依然良好。家事、国事、天下事，西哈努克仍事事关心，时常通过宫廷月报和网站对有关国计民生的事情发表意见。在柬国内各政治派别之间明争暗斗出现危机时，也都是西哈努克及时出面调解，打破僵局，并因此被柬埔寨国内誉为“民族和解之父”。
2002年11月，东盟“10＋3”首脑会议在金边举行。热情好客的国王在会议之余在王宫设盛宴招待来访的各国首脑。那一晚的王宫灯火通明，充满了欢歌笑语。西哈努克在舞会上特邀两位女元首——梅加瓦蒂和阿罗约跳起了华尔兹。他舞姿翩翩，舞步轻盈，震惊四座。晚会持续了4个多小时，国王除了微笑着热情招待来宾，还即兴演唱了十几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博得满堂喝彩。云升首相说，“这次东盟首脑会议如此圆满，尊敬的国王功不可没”。
伊扎克·拉宾
伊扎克·拉宾，1922年3月1日出生于耶路撒冷，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犹太人。
1937年，拉宾考入了卡杜里农业学校。聪明好学的拉宾第一学年就得了头等奖学金。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他投笔从戎。
1941年6月，拉宾参加了左翼犹太人组织领导的秘密武装哈加纳的帕尔马契，曾同英军一起转战叙利亚和黎巴嫩。
1945年，拉宾成为帕尔马契第一营的训导主任，他在一次营救关在海法市的200名犹太移民的行动中，表现了出色的军事组织才能。
1948年5月1日，有“以色列之父”称号的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国成立。翌日，阿拉伯联盟5个成员国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的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第一次中东战争遂告爆发。年仅26岁的拉宾被任命为帕尔马契新建的“哈雷尔旅”的上校旅长，在耶路撒冷前线作战，为以色列的新生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拉宾作为以色列军事代表团成员参加在罗得岛与阿拉伯国家举行的停战谈判。此后，拉宾步步高升。
1950年，担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两年后被送到英国坎特伯雷皇家参谋学院深造，为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补上了重要的一课。回国后出任军训部长。
1956年4月又被任命为北方军区司令，军衔晋升为少将，1964年1月拉宾实现了他从一个普通士兵到总司令的愿望，担任了以军总参谋长，荣膺中将军衔。“六五”战争后，拉宾随即退役从政。1968年，总理梅厄夫人任命他为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官位虽不高，但其份量则是实在的不轻。在华盛顿的外交场合中，拉宾开始有些不适应，他尽可能使自己融于优雅大度、文质彬彬的环境中，可美国的政治家们还是觉得这位将军大使过于冷峻和严厉。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拉宾的智慧、魄力对美国政治好奇以及他那外向的妻子的魅力，很快就在华盛顿成为新闻人物。
几年的大使生涯，无疑使拉宾眼界开阔不少，学到了很多枪炮以外的东西。1973年，拉宾被召回国。次年出任劳工部长，很快成为工党的核心人物之一。这时对政治还不是运用自如的拉宾，却在一个偶发事件中“捡”来了一个总理。1974年6月，梅厄政府因“赎罪日”战争（即第四次中东战争）给以色列造成巨大损失而引咎辞职，52岁的拉宾战胜西蒙·佩雷斯，当选为工党领袖并被推上总理宝座，成为以色列最年轻的总理。
1975年8月底，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与埃及总统萨达特进行数小时的谈判后，匆忙赶往以色列，虽然天色已晚，但拉宾总理却坚持要与基辛格会晤，精疲力倦的基辛格在拉宾的办公室同他讨论了一整夜。拉宾的策略使以色列如愿以偿：美国承诺不与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谈判，以色列获得了约20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一个最先进的F—16战斗机中队。
1977年4月辞去工党领袖和总理之职。一个月之后，工党在大选中败北，利库德集团取代工党主宰了以色列政坛。
这次辞职并没有给拉宾的政治生命打上句号，下台后的拉宾不甘寂寞，作为一名议员仍热衷于政治活动，更不忘等待机会有朝一日东山再起。1980年拉宾竞选工党领袖受挫。1984年，工党与利库德集团组成联合政府，拉宾又重操旧业，作为工党第二号人物出任国防部长。其“鹰爪鸽派”之性，再现于众。1985年，他力主对占领区巴勒斯坦人的起义采取断然镇压政策，同时又向政府建议并实施了从黎巴嫩的部分撤军计划。
拉宾尽管年逾六旬，但他希望再度出山的雄心不减，目标先是工党领袖之职。光阴荏苒，已是1993年2月，意志坚强的拉宾又夺回了被西蒙·佩雷斯稳坐16年的工党第一把交椅，准备在同年6月的大选中，同政治对手沙米尔一决高下。
1993年6月24日，以色列大选揭晓，工党领袖拉宾击败执政的利库德集团领袖沙米尔，再度出山，荣登总理宝座。
拉宾领导的工党这次所以能赢得大选，在于其提出一套比较现实的竞选纲领。诸如对内把解决失业问题置于首位，停建犹太人定居点，刺激国内经济发展。对外，拉宾主张同美国密切合作，对中东问题采取现实的灵活的政策，“以土地换和平”，给巴勒斯坦人有限的自治。舆论普遍认为，拉宾也许是以色列和中东获得和平的最大希望。
的确，作为涉足政治多年的政治家，拉宾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作为中东“六五”战争赢家的统帅，拉宾现在却主张把“大以色列”的呼喊搁置一旁。
早在竞选总理期间，这位政治家就许诺在6—9个月内让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实现自治。上任后两个月他就宣布要释放8000巴勒斯坦犯人，为在华盛顿的阿以和谈，创造了一种和解的气氛。1993年1月，以色列议会取消了不准与巴解组织接触的禁令。此后，双方在挪威外交大臣约翰·霍尔斯特的安排下，在奥斯陆秘密会谈。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底盘还是拉宾许诺的“以土地换和平”原则。同年8月底，巴以经过14轮会谈的煎熬，终于达成了“加沙——杰里科实现自治的初步协议”。9月10日，拉宾总理签署了久有深远意义的文件：正式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实现在华盛顿签订“巴以和平协议”，打开了最关键的一道“铁门”。
1994年2月，希布伦清真寺的残案，再一次以血的事实告诉拉宾：对已经草签的“巴以和平协议”要真正付诸实施是何等的艰难，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
西方有些舆论把拉宾称之为中东和解的“总设计师”，此番评论是否贴切，自有后人公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拉宾不但从理论上构筑中东和平的蓝图，而且在实践上不停地为之奔忙。因为，他很清楚：中东和平的历史车轮不可逆转，“和”才是真正的出路，“和”是希望所在。
布特罗斯·加利
1992年1月1日，布特罗斯·加利成为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开始为期五年的任期。1991年12月3日大会任命时，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担任埃及主管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这一职位自1991年5月开始。1977年10月至1991年，他担任外交国务部长。
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作为一位外交家、法学家、学者和著作丰富的作家，长期从事国际事务。他于1987年成为埃及议会议员，并自1980年开始，为国家民主党秘书处成员。在他就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以前，又担任过社会主义国际的副主席。从1979年至1991年，他担任国际法委员会成员，以前曾任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成员。他担任过许多与他的法律、国际事务与政治学等背景有关的专业和学术工作，其中包括以下各机构的成员身份：国际法研究所、国际人权研究所、非洲政治学会和伦理和政治学院（法国科学院，巴黎）。四十多年来，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参加过以下各领域的许多会议：国际法、人权、经济和社会发展、非殖民化、中东问题、国际人道主义法、少数族裔和其它少数人的权利、不结盟、地中海区域发展和非洲—阿拉伯合作。
1978年9月，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出席了戴维营首脑会议，参与谈判埃及与以色列之间1979年签订的《戴维营协议》。他多次率领埃及代表团出席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不结盟国家运动以及法国和非洲国家元首的首脑会议。他又担任过埃及出席大会1979、1982和1990年会议的代表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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